卷十一 碑铭六：梨洲先生神道碑文（1/2）

译卷三十，记：《浦阳江记》、《东莱大小沽河记》、《宋枢密蒋文穆公端砚记》、《宋婺女倅厅旧本记》（有跋）、《明孝宗御箑记》、《先侍郎府君生辰记》、《钱忠介公降神记》、《钱忠介公画像记》、《蕺山相韩旧塾记》、《涧上徐先生祠堂记》、《访寒厓草堂记》。卷三十一，序一：《古文篆韵题词》、《永嘉张氏古礼序》、《程氏春秋分记序》、《静远阁周礼解序》、《汉隶字源校本序》、《北窗炙輠题词》、《明故太仆思庵沈公诗集序》、《姜贞文先生集序》、《西汉节义传题词》、《梨洲先生思旧录序》。卷三十二，序二：《钱侍御〈东村集〉序》、《董高士〈晓山墨阳集〉序》、《爱日堂〈吟稿〉序》、《宝甈〈集〉序》、《修川〈小集〉题词》、《〈莺脰山房诗集〉序》、《〈藂书楼书目〉序》、《〈愚山施先生谱〉序》、《赠赵东潜校〈水经〉序》、《〈浮山大禹庙山海经塑像诗〉序》、《赠钱公子二池展墓入闽中序》。卷三十三，议：《冬青义士祠祭议》一，与绍守杜君；《冬青义士祠祭议》二，与绍守杜君；《冬青义士祠祭议》三，与绍守杜君；《为明故相胶州高公立祠议》，与绍守杜君；《阿育王寺为蘖庵居士立祠议》，与住持畹荃；《钱忠介公夫人忌日议》；《考正府主广灵庙议》；《废奉化县灵昌庙议》，示奉化令；《大涤山房祀石斋先生议》，与杭守杜君；《改正成化祠祀典议》，示定海令。卷三十四，简帖：《移诘宁守魏某帖子》、《心丧剳子荅鄞令》、《论适孙嗣统帖子荅姚薏田》、《奉荅临川先生序三阳学统源流札子》、《金史第三帖子与堇浦》、《辨吾家启东墓志世系与厉樊榭》、《董征君祠堂志帖子荅钝轩》、《寄谢副使石林札》、《荅樊榭》、《荅山阴令舒树田水道札》、《水经砾溪帖子柬愼甫》、《与同馆某君札》。卷三十五，杂著：《辨大夫种非鄞产》、《辨钱尚书争孟子事》、《公棠辨》、《汉会稽三都尉分部录》、《昆明池考》、《广德湖田租考》、《知广西府杨公传纠缪》、《节愍赵先生传纠缪》、《记范孝子事》、《记李烈妇事》、《周躄堂事辨诬》、《记马惟兴语》、《凯风说示李桐》、《戡黎说荅东潜》、《天妃庙说》、《词科缘起》、《丧主丧孤辨》、《姑姊妹夫丧主辨》、《释堇》、《说鲥》。卷三十六，题跋一：《先太保唐公告身跋》、《先太师越王告身跋》、《先太师徐公告身跋》、《先观察告身跋》、《先太师申王告身跋》、《先少师周公告身跋》、《先太师和王告身跋》、《先少师节度使告身跋》、《先太府承宣告身跋》、《先太尉参政告身跋》、《族祖息耘先生诗卷跋》、《族祖真志先生墓石本跋》、《再跋真志先生志石》、《三跋真志先生墓石》、《先司空公女墓石跋》、《先简讨公告身跋》、《先司空公谕祭章跋》、《先宗伯公谕祭章跋》。卷三十七，题跋二：宋拓《石鼓文》跋，汉荡阴令张迁碑跋，汉司隶鲁峻碑跋，汉昆阳令尹宙碑跋，汉北海相任城景君碑跋，汉史晨祠孔庙奉铭碑跋，汉史晨飨孔庙后碑跋，汉孔庙置百石卒史孔龢碑跋，汉韩勑孔庙二碑跋，汉酸枣令刘熊碑跋，汉郎中郑固碑跋，汉淳于长夏承碑跋，汉西岳华山碑跋，汉泰山都尉孔庙碑跋，汉执金吾烝武荣碑跋，汉宗氏故吏处士碑阴名跋，汉故圉令赵君碑跋，汉鲁灵光殿钓鱼池砖跋，魏公卿上尊号碑跋，魏修孔庙碑跋，晋汲县齐太公望表跋，魏孝文比干碑跋，魏重修中岳庙碑跋，魏鲁郡太守张猛龙碑跋，梁始兴、安成二王碑跋，东魏兴和孔庙碑跋，北齐胡长仁重修郭巨碑跋，隋大业孔庙碑跋，唐贞观孔庙碑跋，唐贞观比干碑跋，唐贞观晋祠碑跋，唐高宗明征君碑跋，唐敬宗皇帝碑跋，唐升仙太子碑跋，唐垂拱少林寺碑跋，唐太原王夫人碑跋，唐开元泰山摩崖拓本跋，唐凉国长公主碑跋，宋广平神道碑跋，元次山墓碑跋，叶歙州神道碑跋，元次山阳华山体石铭跋，唐阳门桥亭碑跋，唐天宝嵩阳观碑跋，唐晋献武王北岳庙题名碑跋，唐李代州墓碑跋，唐福州王审如碑跋，石晋奈何将军碑跋，蜀广政石经残本跋，吴越重修闽忠懿王庙碑跋，杨吴寻阳长公主墓志跋。

译卷三十八，题跋三：宋重修嵩岳中天王庙碑跋，宋重修大相国寺碑跋，南岳梦英师《说文》偏旁字源跋，梦英师篆书《千文》碑跋，梦英十八体篆书碑跋，宋祥符天书摩崖石墨跋，韩魏公定州政绩碑跋，韩魏公北岳庙碑跋，欧公泷冈阡表石本跋，鲜于侁灵岩寺诗石本跋，宋应天府虞城县故迹碑跋，宋重摩唐储潭庙祈雨碑跋，宋登封县免抛科碑跋，宋大观御制五体碑跋，宋龙虎山门道正王道坚牒跋，楼楚公三十六峰赋石碑跋，建中靖国少林寺瑞芝图跋，二蔡达摩石墨跋，大观御制八行碑文跋，游景叔墓志跋，游景叔昭陵图跋，宋元祐党籍碑跋，刘凝之墓记跋，司马温公光州祠堂碑跋，贺秘监逸老堂碑跋，逸老堂碑跋二，开庆己未敕书跋，楼氏昼锦堂碑跋，摄山游默斋题名跋，靳州白龙洞题名跋，党承旨普照寺碑跋，党承旨杏坛二大字跋，雪庭西舍记跋，金沙门福迎墓志跋，程少中墓碑跋，元重修太一广福万寿宫碑跋，元刻司马温公投壶图跋，揭文安公天一池记跋，元大德孔庙碑跋，元哈讨不花祭祀庄田碑跋，庆元路学宫碑跋，石鼓文音训碑跋，元皇姊鲁国长公主文庙金博山炉碑跋，王秋涧神道碑跋，万氏永思堂石刻跋，明宗室青阳子消寒九九图跋，栋塘李翁石刻家传跋，陈后冈题名跋，慈元全节庙碑跋，明开封府学石经碑赞跋，《林泉雅会图》跋一，《林泉雅会图》跋二，《林泉雅会图》跋三。谢山先生《鲒埼亭集》。嘉庆癸亥八月，梦蛟在杭州紫阳书院，从沈松门大令那里得到此书。松门是从杭堇浦编修那里得到的，说这是谢山亲自编定的本子，间或夹有评点，那些评点是堇浦所写。校订先生文集的，是他的高足董小钝、蒋樗庵。小钝撰写年谱，说先生临终时把五十卷文集寄给扬州马氏丛书楼，后来归于堇浦，索求却未能见到。又说先生的文集共一百二十卷，其中第四十卷至第四十九卷是《经史问答》。这个本子虽然出自杭氏，但只有三十八卷；连同《经史问答》比较五十卷，已经缺了两卷。先生还有外集五十卷、诗集十卷，总数也不到一百二十卷，因此怀疑传抄过程中多有散佚缺失。松门突然归道山，无法向他详细询问。先生的文章长久以来被珍藏在家中，想到这个本子出自先生亲自编定，尤其可贵，便急忙交付刊刻，又购得《经史问答》的刻板，合在一起印行，以扩大流传。其中有虫蛀残简和脱字，都仍照旧样，不敢擅自补写。日后若访得樗庵校本，再重新加以审定。外集、诗集目前力量不足以刊刻，这就要寄望于同道诸君了。嘉庆甲子十一月初一日，余姚后学史梦蛟谨慎记述。《全氏世谱》。余姚史梦蛟，字竹房校订。

译全氏出自周代泉府官之后，以官职为姓。后来因同音而通作“全”。据《国语》记载，隗姓分支中也有潞、洛、泉、余、满五氏。然而全氏的来源并不是隗姓。有人说，全氏本来姓王，是汉元后的族属，为躲避新都之乱而改姓，如辅、果等姓；又有人说，殷王高宗之后改姓全。这两种说法都没有依据。旧史中著名的全氏人物，从东汉桂阳太守全柔开始。其子大司马、钱唐侯全琮，凭借功勋在孙吴兴起，并娶公主为妻。于是江左的外戚中，没有比得上全氏的。大司马的兄长之子卫将军、永平侯全尚，因为是王后的舅舅；诸子中，全绪任镇北将军、都亭侯，因为在东关破魏有功；全怿为临湘侯，因为承袭父业；全吴为都乡侯，因为是国舅的外甥。其余如全端、全翩、全缉、全靖、全祎、全仪、全纪、全熙，都以侍郎、都尉等职掌管军队和宫廷宿卫。后来孙琳专权，寿春失去援助，临湘侯与诸弟、诸子投奔魏国。永平侯诛杀权臣未能成功，遭遇灾祸。全氏从此开始衰落。到了刘宋，有光禄大夫、孝宁侯全景文继起；到了陈朝，又有水部郎全援继起。孝宁侯以前，全氏人大多凭功业起家。水部郎全援才开始以经学为业，成为《易》《诗》方面的宗师。临湘侯投奔魏国时，他的弟弟们和儿子们都被封爵，所以河北的全氏不比江左少。后来北齐有黄门侍郎全元起，唐末有雄武节度使、中书令全师朗，他是王蜀的功臣；又有金州防御使全师郁，仕于孟氏，世代都是商洛的豪族。如今全氏旧谱把《北史》中的诸泉，即泉企父子，指为临湘侯之后，说他们改了姓，却不知道是全氏由泉姓改来，而不是泉氏由全姓改来。到了宋代，商洛全氏一族因阻兵而被消灭，江左全氏又兴盛起来。太平兴国年间有名权的人，累官至侍御史，任知青州，因母亲去世服丧而未出任，奉父亲从钱唐迁居鄞县桓溪，这就是谢山先生的始祖。上溯桂阳太守全柔，共有二十七代。侍御史生二子，长子全鼎，次子全俎。全鼎任明州学录，因此侍御史来到鄞地。他去世后，葬在溪上的沙渚。当时侍御史的弟弟全兴也迁居越地东浦，没有儿子，便以全俎为后嗣。过了六代，成为宋理宗的母族；追封曾祖以下，有太保唐公安民，唐公之子为太傅越王全份，越王之子为太师申王全大中，太师徐公全大节，徐公就是《宋史》所称的保长。申王之子为太师和王全昭孙，是宋度宗的舅父。徐公之子为少傅、节度使全周公，字纯夫；少师、节度使全清夫；和王之子为太尉、参政全元坚；周公之子为太府卿全槐卿，而福王的妃子也出自全氏。宋理宗尚未即位、还是潜龙时，曾在余鲁公全天锡家中求学，因而到溪上拜访外家，曾在那里饮食。后来即位，广施恩惠，连同赐予官爵；但桓溪全氏诸人不愿攀附外戚的宠荣来求取恩泽，约定不出面接受朝廷议论。理宗于是从其中选出两人，名叫全汝梅、全汝霖，让他们娶县主，并在碶上树立两座阙门，题名“鹊巢”以作表彰。此后桓溪族姓分为八支：前宅、后宅、东宅、西宅、中宅、田宅，都属于侍御史第五世孙全琚的后代；南宅、北宅，都属于侍御史第五世孙全礼的后代。到如今已经历时八百多年，子孙分为二十六代，而溪上的居处仍未分散，历代都有显达人物。说起我乡的世家，没有比它延续得更久的。至于谢山先生这一支，从全礼以下都有名号，生卒年月可以考查；从全政以下，才开始能详细知道他们的事迹。全礼生全宗显，全宗显生全得信，全得信生全昌世，全昌世生明五府君，明五府君生巳一府君，巳一府君生惟一府君，惟一府君生南十二府君，四代都失去了姓名。南十二府君生全旻，全旻生全干，全干生全伦，全伦生全文瑜。全文瑜迁居城中湖上，这距离迁到桓溪的那一代已有十六代。全文瑜生全政，以笃实好学、品行美善而被称为人师；由明经科出仕，任常熟司教，因儿子全元立官至侍郎而显贵，被封为检讨。侍郎就是谢山先生的六世祖，他凭借高尚的品德和气节在永陵讲筵任职，后来因不肯起草西内青词而外调陪都，又因触怒分宜宰相而请求退休。侍郎生和州同知全少微，以仁慈惠民的政绩著称于南畿，被称为循吏。全少微生应山知县，天资在文学上深厚幽奥，出仕任吏，却还没有等到考核出最优成绩便突然去世。应山知县的长子名大和，字介石，号他山，是国子监生；次子名大程，字襄孙，号式公，是府学生。他山府君没有儿子，便以式公府君的儿子为后嗣，是先生的祖父。名全吾骐，字聿青，号北空。他山兄弟在明朝末年，经钱忠介公推荐，一人被征召为大理寺左评事，一人被征召为太常寺博士，都没有接受。丙戌以后，甬、句、东一带的人远在天边，还烦劳许多士人从多方面加以训诲，成化最晚。在世代享有俸禄的家族子弟中，这种情况尤其严重，而全氏一天之内便有二十四人放弃诸生名籍。他山府君考虑到东钱湖童岙一带万山荒僻、人迹罕至，想在那里避难。当时北空府君十六岁，他山府君问他：“你能断绝在人世间的念头吗？”北空回答：“谨遵您的命令。”于是立即穿上野外服装，跟随两位父亲进入山中，全家共同修习汐社，在努力耕作之余，只以清吟自娱。高武部隐学曾感叹说：“谢皋羽抛下儿子出逃，终身不与他相闻问；郑所南又没有儿子，都不如全氏这样聚居。”北空府君生赠公，名全书，字吟园，以经术、诗词在乡里教授，最精于考证，并重修《全氏世谱》。山阴一支旧时附载在《鄞谱》中，赠公依据《宋史》，纠正了其中官爵的错误。旧谱说，始祖侍御公的父亲在周世宗朝为官，官至中书令；赠公说：“恐怕是吴越的宰相吧？”五代十国战乱，中原与江南阻隔，很少有人越过国界到吴越任官。旧谱又称侍御公出任青州同知，赠公说：“宋代没有同知州事这一官职，大概是知州。”万九沙太史曾问：“孤山遯初子的诗在《月泉吟社》中，那么与先世的远近关系如何？”

译赠公说：“这是我家侍御公的第十世孙。太师申王全大中的侄子，和王全昭孙的兄长，太尉参政全允坚的伯父；宋朝灭亡后寓居孤山，结社终老的人。大概也属于刘道原一类的人物。”因先生显贵，赠公获得与其官职相当的赠官。谢山先生名全祖望，字绍衣，号谢山，是赠公的次子。赠公有两个儿子，长子全祖谦，生来非常聪慧，四岁进入家塾，一年便能大致通晓各经的章句。蒋蓼厓先生感叹说：“这是圣童啊！”一天，他玩耍时用小刀剪纸，割伤了手指，因感受风寒而患病。临危时，他在案上写下“鲤也死”三个大字，并把纸撕破，说：“圣人不能拥有自己的儿子，是圣人的不幸。”当时他六岁。从侍御公到先生，共二十四代。先生亲自编次文集，命人精心缮写，刚刚完成便去世了。董秉纯写信给钱唐杭堇浦先生，请求为文集作序，并请他撰写墓志和行状。堇浦寄信来，命秉纯叙述先生的世系，秉纯于是撰写《全氏世谱》，置于文集卷首。从前胡助撰写《宋氏世谱》冠于《潜溪集》之前，万斯大仿照这种做法，撰写《黄氏世谱》冠于《南雷集》之前；现在也沿用这个先例。门弟子董秉纯恭敬撰述。《年谱》。余姚史梦蛟，字竹房校订。世系和姓名详见《世谱》。康熙四十四年乙酉正月初五日亥时，先生出生于鄞县白坛里月湖西岸。先世宫詹公的故宅。先生有兄长全祖谦，极其聪慧，六岁夭折，太夫人悲哭得很哀痛。忽然睁眼说：“不要悲哀，我还会再来补上这个缺憾。”十年后先生出生，也非常聪慧，所以乳名叫“补”。又有传闻说先生是钱忠介公转生的，详细情况未曾听闻。文集里有《五月十三举子诗》三首，其中第二首说：“释子谈轮回，听到便更加恼怒。有客人妄自附会，说我具有前世根基。琅江老督相，对我来说就是前身。我笑着胡乱答应，燕说之类随便说说罢了。昨天听说正气堂，预先告知将要生子的时辰。在我看来终究不可信，传出去却很惊人。姑且用来助谈，给来吃汤饼的宾客作谈资。”考察先生三十九岁才生儿子昭德，刚刚生下时，钱忠介公后人芍庭先生来道贺，先生说：“怎么知道得这样神？”芍庭说：“昨夜在我家寒陋的影堂中，不知是谁高声说：‘谢山得子，可喜可喜。’所以我来询问罢了。”这也是一件奇事。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先生四岁，开始入塾。祖父吟园先生亲自教他《四子书》和诸经，他很快就能粗略理解章句。吟园先生说：“这孩子虽然比不上他的哥哥，但也算个好孩子。”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先生八岁。除诸经外，还兼读《资治通鉴》《通考》等书。秋社经过楼外，管弦和灯火极其繁盛，他连看也没有看一眼。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先生十四岁。补为博士弟子，跟随乡里的董次欧先生在三余草堂读书。张氏次欧先生最讲究自持和身份，弟子没有谁敢轻易上前，唯独先生与他争论经史。他说：“这是我门中的俊杰，可惜我老了，来不及看到他大成。”先生开始入学游庠，拜谒学宫，到了乡贤、名宦的各处祠堂，看见谢太仆、张军门的牌位，便说：“这是反复无常、出卖主上的乱贼，怎么能玷污宫墙！”于是拿起棍棒将牌位打碎，投入泮池。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先生十五岁。乡里的耆老名士多来同先生谈论文章技艺。一天，慈溪郑南溪先生拜访吟园，说：“我今天特意来访陈群。”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先生十六岁，开始参加乡试。到行省后，拿古文拜见查初白先生。初白对万九沙先生说：“这是刘原父一类的人物。” 康熙六十年辛丑，先生十七岁。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先生十八岁。先生有一位族母，是冰槎尚书的女儿，住在黄岩；这一年回到宁波，已经八十多岁。先生跟随她询问往事，取姚江黄先生的志文、杨征士遴的记文、吴农祥的传文，互相参照考证，增补订正了很多内容。后来终于写成尚书神道第二碑。雍正元年癸卯，先生十九岁。先生曾再次登上天一阁借书，大概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又从天赐园谢氏草庐抄得杨诚斋《易传》，从云在楼陈氏抄得《春秋纂言》，都在这一年。这些都是《通志堂》尚未刊刻的版本，世间极为少见。雍正二年甲辰，先生二十岁。这一年应当迎娶前孺人张氏。自去年再次经过武林后，便结交樊榭、堇浦、芗林、勾山、谷林、意林、薏田、立甫诸先生，讨论经史，考证掌故，饮酒和书信往来几乎没有一天间断。不过，简帖和题跋多不署年月，不敢妄加附会。只有与樊榭讨论苏若兰回文诗的书札，确实属于这一年。雍正三年乙巳，先生二十一岁。这一年应当在童岙授徒。此前先生的曾祖父、祖父都曾在此避兵，先生有所感怀，更加参考旧闻，写成《沧田录》。雍正四年丙午，先生二十二岁。这一年有《荆公鄞女志跋》，《古今通史年表》大约也作于此时。雍正五年丁未，先生二十三岁。武威孙公诏来宁波任职，向万九沙太史访求士人。太史大力推举先生，孙公十分看重他。先生于是上呈《尊经阁祀典议》。等孙公巡察三郡时，先生两次上帖子，请求修缮南宋六陵以及祭祀冬青义士。后来修纂郡志，孙公招先生入局，先生推辞了。总裁是九沙太史，写信来询问遗闻，纠正错误几十条，先生详细答复。孙公将要向朝廷推荐先生，先生上书竭力辞谢。孙公因而想让先生自称门生，先生从此不再前往。后来孙公按察江西，返回后不久去世，先生感念他的高厚情谊，为他撰写诔文，现收在集外。雍正六年戊申，先生二十四岁。督学交河王公将以贤良之名推荐先生，先生因两位尊亲年高，家中只有自己一个儿子能够侍奉，便上书辞谢。后来有关官署以万先生承勋应选。先生是万先生的中表后辈，因而以名实不相称为由，多有规劝。万先生说：“在我之后出生，却先于我闻道的人，就是你。” ○夏天患牙痛，张孺人认为先生性情刚直，常常因事情规劝他，笑着说：“这是你品评人物所得的报应。” 先生作诗解除嘲笑。这一年从陆氏那里得到高隐学先生的《雪交亭集》。雍正七年己酉，先生二十五岁。充任选贡。王公要推荐先生入贡，先生又推辞，王公不答应。太夫人说：“欧阳詹求学有成而归，以此使父母荣耀。只说有所收获，还不过是世俗的荣耀；如果既有所得，又有声誉，那才是我对你的期望。你就去吧。”于是准备行装，第二年春天北上。

译雍正八年庚戌，先生二十六岁，进入京城。春天北上。当时新例允许参加选拔的人登记入籍，到宫阙下面对君主，先生只把文书投到成均馆而已。山东学使罗竹园先生邀请他协助主持文衡，先生便前往。○浙江正在修纂通志，先生认为翁洲六位大忠臣应当立传，于是撰写了武进吴尚书、上海朱尚书、锺祥李尚书三人的行状，以及张相国、刘安洋、董给事三人的志文，移送给通志馆。刚进京，便上书方灵皋先生，讨论《丧礼或问》。灵皋大为惊异，从此先生的声誉迅速传扬。雍正九年辛亥，先生二十七岁。春夏游历山东，秋天南归。从去年秋天到这一年夏天，一直在罗竹园幕中，于是遍游三齐各处名胜，都写有记述、题咏。奉黄昆圃先生之命，为蓬莱王孝子立传。秋七月从历下南归省亲。雍正十年壬子，先生二十八岁，考中北京乡试。春天吟园先生七十寿辰。初夏奉太夫人之命再次北上。八月张孺人生下一女，刚过七天，孺人去世，女儿不久也夭折。先生在北闱乡试中名列第一，刚刚撤去试场荆棘，房考曹公一士径直来到寓所，对他倾倒不已。临川李穆堂先生看到先生的行卷，说：“这是深宁、东发以后第一人。”便邀请他同住。于是与万孺庐先生在紫藤轩唱和，一时间名士都愿意结交先生。但先生心中契合的，除李、万二人之外，只有灵皋先生、坦斋王侍郎、济寰曹给事、谢石林侍御、郑篔谷侍讲几人而已。对于当权宰相的门下，虽然多次招请，他都不去，最终因此被他们深深嫉恨，甚至遭到放逐贬黜。雍正十一年癸丑，先生二十九岁。春闱落第，仍居京师。放榜后才听说张孺人去世，正要回去省亲，却接到词科的任命。工部尚书仁和赵公推荐先生，于是被吏部留住，不能回乡，仍住在紫藤轩。与临川先生讨论陆氏学案，前后共上书四次。雍正十二年甲寅，先生三十岁，在京师续娶曹孺人。迁居藤轩东面。长安米价昂贵，便把行箧中的两万卷书抵押给仁和黄监仓，写有《春明行箧当书记》。雍正十三年乙卯，先生三十一岁，居住京师。与穆堂、孺庐编成《重四之集》，其中有诗，唱和者达到一百多家。当时大科诸公还没有全部聚集，李公询问先生，便为四十多人撰写奏记，分别列出他们的长处。李公感叹说：“假使朝廷恢复前代通榜的做法，您又何必对韩退之感到惭愧呢？”后来这四十多人，李公多方设法推举，使他们登上启事。同时，词科举主以临川、灵皋为首，士人中想拜见二公的，大多借助先生引荐。于是应召者有二百多人，其中大半与先生有交往。先生因此得以尽知这些人的文章和学术，便汇编成《词科摭言》一书；书前先列康熙己未年征士一百八十六人，仿照高允《征士颂》的体例详细记载，接着写当今这一科。又广泛采录同谱诸公的著作收入其中。此书内容十分广博，已经完成大半，恰逢先生被放归，未能完成，只留下前后姓名、举主和试录三卷。乾隆元年丙辰，先生三十二岁，考中进士，进入庶常馆。先生本来因被荐举博学鸿词而留在部中，到这时先考中进士，进入词馆。当时宰相正忌惮先生参加博学鸿词科，于是特意上奏：凡是经过保举而已经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的人，不必再参加鸿博考试。有见识的人已经知道先生不可能长久留在馆中。这一年与临川先生共同借阅《永乐大典》。《大典》共二万二千七百七十七卷，把世上流传的书放在一边；即使是近世已经失传、但不涉及大义的书，也不收录，只选取那些想看却无法得到的书，分为五类：一是经，二是史，三是志乘，四是氏族，五是艺文。每天各读完二十卷，再把所作标记分派给人抄录。但临川先生和先生力量都有限，不能多养抄写人员；到第二年先生突然罢官归乡，于是没有完成。不过先生所抄的《高氏春秋义宗》《荆公周礼新义》《曹放斋诗说》《刘公是文钞》《唐说斋文钞》《史真隐尚书周礼论语解》《二袁先生文钞》（袁正献、袁正肃）、《永乐宁波府志》，都是世间绝无仅见、只有《永乐大典》中保存的书。当时正开设明史馆，先生写了六通书信移送给史馆，其中第一、第二通专门论述艺文一门，可见先生读古人书并不轻率。他又认为，记述本朝的书必须大略涉及本朝大事的梗概，这样才同一代的事故典章有所联系；如此论述的就不只是书目，而是时代风气和世运，这个见解尤其高明。第三、第四两卷专门论述表，而对于外藩属国的变乱，也都了如指掌，真是治理国家的人才。第五、第六两卷专门写隐逸、忠义两类列传，是为了培育世道人心、扶助天地间的元气，并不只是史法精妙而已。初次拜见江阴杨文定公时，杨公称赞他说博学，却勉励他要学习有用之学。先生谦逊地说：“东莱、止斋的学问，朱子尚且议论过它，我哪里敢说自己博学。”杨公说：“只要能想到这些，就已经进步了。” 二年丁巳，先生三十三岁，被降职外调，于是南归。四月，泰陵配享上天的礼仪完成，先生进献《大礼赋》。灵皋先生说：“文章的笔力不及杜公，然而句句以经术为根本，典雅核实而庄重；在这一点上，杜公反而稍有愧于他的杂糅。”五月，散馆考试，先生最终列在下等，被降职外调；先生的舅父蒋季眉先生也一同被黜退。有人说：“当权者厌恶先生，因此连累了蒋公。”先生因为两位尊长年老多病，急于归家，灵皋先生还想推荐他进入三礼馆，他辞谢了，于是灵皋先生推荐吴廷华。九月离开京城，冬天抵达浙江，顺道经过姚江孙忠襄公墓，拜祭并为他撰写墓铭。到家时，正好太公患脚疾，先生竭尽全力为他医治。三年戊午，先生三十四岁，在家侍奉两位尊长。冬天，遭逢太公丧事。先生回家以后，侍奉双亲稍有余暇，便更加广泛地整理枌社掌故，并搜集桑海遗闻，著作日益增多。再次登临天一阁，搜集金石旧拓本，编成《天一阁碑目》，又为它撰写记文。还抄录黄南山《仪礼戴记附注》四卷和王端毅公《石渠意见》，都是天一阁中的秘本，世上仅能见到的书。他又编成曹远思《葬杨氏忠烈录》。到了腊月，太公吟园先生忽然患病不起。四年己未，先生三十五岁，安葬吟园先生；冬天又接连遭逢蒋太夫人丧事。春三月，把吟园先生安葬在光溪木峯之南，所有随身随棺的礼仪都竭力从厚办理。冬天，蒋太夫人去世。这一年开始修撰《全氏宗谱》。

译五年庚申，先生三十六岁，把太夫人与先人合葬在木阜峯墓地。读礼书之余，广泛考订全氏的掌故，撰写了《桓溪全氏祠堂碑》《东浦全氏祠堂碑》《桓溪旧宅碑》《鹊巢碶记》《全氏义田记》《响岩先茔地脉记》《崇让里记》等，总共数十篇。这一年开始迁居到靑石桥胡氏适可轩的后面，就是所谓的双韭山房。六年辛酉，先生三十七岁，秋天到白下，年末回家。听说临川先生主持江南乡试，秋天便到金陵，寄住在承恩寺，遍游朝天宫、报恩寺、燕子矶、旧院等遗迹，都写有诗。自戊午、己未接连遭逢内外丧事，直到再次临近大祥之期，一直没有作诗吟咏，这时才算破戒。因此题名为《祥琴集》，以记下自己的过错。等到撤去考场帷幕而临川先生患病时，他到船中送行，同先生谈论古人出仕与退处的道理。先生呈上绝句五首，其中第二首说：“申辕报国无成，董生又被贬黜，今后还有谁能同汲直为伍？我自认不求五鼎之食，又何妨平等作揖面对大将军。”末章说：“平生只管笑陶彭泽，难道我有出任百里长官的才干吗？黍米还没有酿成酒，自己便早早离去了，何必等督邮前来。”从此以后，先生便再没有出山做官的意思了。回程经过扬州，寄宿在马氏畬经堂，完成《困学纪闻三笺》。万孺庐先生正好见到，认为它超过阎百诗、何义门两家之作。七年壬戌，先生三十八岁，居住在乡里。三月服丧期满，吏部催促他赴选，有关官员也来请求；先生说：“两次丧事接连发生，按礼应服丧五十四个月。如今虽然遵照成例除服，但内心的丧服之情还没有尽，所以辞谢了。”有《心丧剳子答鄞令》。其实先生本来就没有出山做官的意思。四月，他会同同乡陈南皋先生、钱芍庭先生、李甘谷先生、胡君山先生以及先君钝轩先生组成真率社，重新举行重四之会，每十天举行两次饮酒集会。到十月，共作诗三百多首，内容都是枌社掌故，题名为《句余土音》，后来删定为《句余唱和集》。八年癸亥，先生三十九岁。先生生于乙酉年正月五日，而这一年的立春在初十日，按惯例仍应作甲申年庚，所以癸亥年实际上是四十岁。朋友中有人称道祝贺，先生作诗答谢他们，诗集也于是题名为《虬骨》，这是采用苏东坡的话。五月十三日，才举行儿子昭德的周岁礼。九月出游，有《杪秋江行集》。十月到维扬，有《七峯草堂唱和集》。九年甲子，先生四十岁。自己题写诗稿，名为《五甲集》。同年施蘗斋任余姚县令，来邀请我，便前往赴约。恰好杭州的堇浦先生也在县署，便一同游览龙山各处胜景，都写有诗。又一同渡江到湖上。夏天回到宁波。这一年，先君开始带领仲兄秉缊和纯到先生门下学习。先君当时正在修撰本家宗谱，请先生审定凡例，先生为此撰写序文，并撰写先世志传、碑铭、赞文三十多篇。又选定李杲堂先生的《内稿》、 《西汉节义传》以及《昭武先生残集》，都为它们撰写了序文。这时，他有意续编《甬上耆旧诗》，广泛搜集前代诸老的遗集；杨氏《四忠双烈合状》、华氏《忠烈合状》、屠、董二君子的合状、王评事的行状，都在这一年完成。秋天，浮石周氏来访三和尚以及立之石公的各部文集，又得到林评事《朋鹤草堂集》和《正气录》两部书，先生为之狂喜，作诗记下此事。十年乙丑，先生四十一岁，续编《甬上耆旧诗集》。杲堂先生的《耆旧集》收录士大夫直到万历年间，先生续编它，并收入本朝作品，共一百六十卷。分派给同社诸公和门下诸子抄录，并为每个人立传，比杲堂的编纂更加详尽。从这里起，桑海之变的征验、太平时代的雅集，以及乡党所敬重而声名尚未充分显扬的人物，全都得到收录，真是对名教大有功劳。这一年所作的诗，就题名为《钞诗集》。夏天，宁波知府魏某放纵一个奴仆的儿子进入泮宫，还陈列夏楚来威吓廪保。先生十分愤怒，写信责问他。知府发怒，便同巡道叶某一起借小事罗织先生，竭力请求巡抚发动狱讼，并牵连堇浦先生。巡抚常公没有答应，不久又因为接受《宜堂文集》，让鄞县县令请求先生作序，这件事才得到缓解。前任京兆陈句山先生再次写信催促先生出山，先生作诗三首答复，其中有说：“尺寸长短，谁来衡量？北马南辕，我不能担当。” 又说：“如果连自己也不明白苦衷，我哪里敢这样做？又怎敢拿微薄的身躯作一次冒险的尝试？”可见先生对于出仕或退处，早已谋划得十分成熟。诗集中有一首送钱二池到黄蘗山省墓的诗，同文集中的钱氏各种碑版合起来看，便知道《忠介神道第二碑》《葬录年谱》以及侍御、职方、推官诸志，《忠介大全集》《侍御东村集》的各篇序文，画像、降神等各类记文，总共数十种，都完成于这一年。十一年丙寅，先生四十二岁，仍然抄录《耆旧诗》，同时修撰南雷黄氏《宋儒学案》。暮春到湖上，正好堇浦先生以闰月三月三日举行修禊集会，太守鄂钝夫以下到会的共有四十二人，先生也在其中。于是从苕上到吴门，寓居陆氏水木明瑟园，有诗集题为《吴船集》。在船中取出南雷黄氏尚未完成的《宋儒学案》稿本，编排次序目录，重新增补修订。遇到侍郎彭芝庭先生，他说：“我看同馆诸公憔悴得太厉害了，哪里能像谢山这样从容自得。”先生对这番话有所感触，作诗答谢。夏天经过维扬，再次住在马氏畬经堂，编纂《学案》。有《韩江唱和第二集》。十二年丁卯，先生四十三岁。正月，撰写《莱阳姜忠肃公祠堂神弦曲》，这是应象山姜炳璋的请求。二月到湖上，上巳之后再次经过水木明瑟园，商议刻印《宋儒学案》，于是到金陵在湄园拜访灵皋先生。灵皋先生八十七岁，正在研究《仪礼》，告诫先生不应作漫无边际的游历。先生呈诗四章，末章说：“二十年承受您的陶铸，十年珍惜彼此的离别。六年遭逢艰苦忧患，余年又受阻隔饥贫之苦。因为这些，终于惭愧而辜负了您，著书立说遥遥无期。所幸洁白的丝线还在，没有被黑色染料改变。”灵皋先生规劝的恳切和先生的操守，都可以从中看出，真有古人之风。夏天返回武林，修撰《宋儒学案》。秋末，又经过维扬。年末回家。这一年所作的诗有《偷儿弃余集》《吴山消夏集》《漫兴集》。

译十三年戊辰，先生四十四岁。秋天主持蕺山讲席。三月到武林，太守鹿田先生问：“先生不肯出仕，意志为什么这样坚决？”先生作诗回答：“野人家住鄞江之上，只看见山色清冷、水意寒凉。做一任官吏很少有佳趣，十年读书却有许多古人的欢乐。也知道贫穷如同敌寇一样应当抵御，无奈我爱睡觉而不爱做官。何况头颅早已斑白，哪里忍心随着众人争夺金襕官服。”绍兴知府杜公是先生的旧友，前来邀请，于是到了越地，重新校补黄氏遗书。姚总制的孙子姚述祖请求撰写总制神道第二碑。秋天渡过钱塘江，患病；当时正在撰写顾宁人先生神道表，勉强支撑着把它写完。（先生自丁卯年冬天起患有失眠症，医生说这是过度耗费心神所致，应当静养来调治。先生没有听从医生的话，到这时终于大病。中秋才痊愈。己巳年居住杭州时又患病，庚午年大病。）九月，杜知府请求他主持蕺山讲席，他开始在子刘子影堂举行释奠礼，并议定从祀的弟子。起初用经义考课诸生，随后考策问、诗和古文，规条既严，甲乙等第没有丝毫宽贷。越地人起初大为喧哗，后来便服帖了。一个月以后，跟从求学的人云集而来，学舍甚至容纳不下。他又同杜知府商议，把已故太守汤公笃庵的神主立在书院中，因为汤公对越地有大功，而专祠已经废弃很久了。又想依照这个例子为陈卧子先生和明朝故相胶州高公立祠，议论都已经确定，却因先生离去而没有办成。冬天，又商议青义士祠的祭祀事宜，前后同杜公反复商议了三次。这一年所作的诗有《漫兴二集》和《望岁采蕺集》。十四年己巳，先生四十五岁，校订《水经注》。杜知府仍请他主持蕺山讲席，先生坚决辞谢，因为上一年冬天主人稍有失礼。于是萧山、上虞等地的士人争先进入学舍，几乎坐满；连同山会一带，共有五百多人，寄食等候。诸生蔡绍基、沈有声、姚世治率十多人到宁波当面请求，杜知府也暗中恳请，观察使侯公还派车催促，先生最终没有赴任。秋天，诸生请求把去年秋天所出的课文重新修改定稿，先生留在越地三个月，得到文章一百多篇并刊刻。这一年有诗集三部：四月以前的题为《西笑》，因为大金川平定；四月以后到夏天的题为《双韭山房夏课》；九月至年底的题为《帖经余事集》。至于《水经注》一书，是先生晚年耗费精力最多、用功最勤的著作，实际上从这一年夏天才开始。秉纯按：先生自辛酉以后极其贫困，有时连饭食都供应不上，冬天仲月还穿着夹衣，依靠维扬诗社每年送来厨粮勉强维持。然而还典当琴书数件，年纪一天天增长，生活惶惶不安。蕺山讲席的俸禄颇相当于普通人几家的家产，他最终却因为避嫌而不肯赴任。后来山长的品行鄙陋，馈赠贿赂公然流行，羔羊、大雁等礼物堆积满处，先生竭力告诫诸生，即使薏苡这样的微薄礼物也不许带进来。等蔡生到宁波，知道先生是因为杜知府的缘故不去，便请求说：“如今学舍里有五百多人，请先生不要接受太守的馈赠，只要到讲堂来一次，五百人各以六锱作为束脩，千金立刻就能得到，难道这会损害先生的廉洁吗？” 先生斥责他说：“这是什么话！我不去，是因为太守失礼。礼难道是千金可以买到的吗？再拿你家来打比方：太守是你的祖父，祖父不能请来的师友，孙子出来任用他，却说我有私财，不劳烦祖父供给，请他做老师的人最终住进去而毫不疑惑，这样可以吗？不可以！”蔡生唯唯诺诺地退下。纯当时在座，心里完全信服先生的话，却始终忧虑先生的贫困。然而这时吏部的公文每年都来，朋友们乘车频繁催促，先生早已不再因贫穷而动心。区区千金，不过是腐鼠罢了；竟拿它来恐吓先生，这正是蔡君和我的浅陋之处。十五年庚午，先生四十六岁，仍然校订《水经注》。春天病得很重，一只眼睛忽然生翳，舌头之间无缘无故涌出血来，头发酸痛，心气惶惶，仿佛将要耗尽。在这以前，姚薏田先生对先生说：“您的病在于不能善于守持心志，既要理会古人的事情，又要理会今人的事情，怎么能不生病？”（按：先生有《病目集》，应当作于这一年。但其中有《莲宇先生再入政府诗》，以及入吴途中写给芗林的诗，诗中有“天子亲裁锡类诗”之句，则应当在辛未年。大概这两年因多病而不作诗，事迹无从考查。） 十六年辛未，先生四十七岁。《皇雅》完成。天子开始巡幸江浙，浙江的士大夫都到吴门迎接圣驾，许多人获得任用和赏赐，唯独先生和堇浦先生寂然无闻。有人说，是掌管匦函的臣子从未把他们的情况上达。先生写给芗林少师的诗有四首，其中第二首说：“木雁的遭遇，哪里可以排列等次？我以处在有才与无才之间为羞。故人替我关切的地方，不要学琼山去强行推定山。”大概少师想推荐先生，而先生辞谢了。这一年浙江大旱，庄稼一粒也没有收成，先生到维扬求食，年末才回家。自己巳年开始撰写《皇雅》，共四十二篇，屡次修改，到这时才刻成定本。其宏大的钟吕之音，足以同柳仪曹、姜白石相继媲美。十七年壬申，先生四十八岁，前往广东。三月，东粤制府邀请他担任端溪书院山长，于是翻越五岭，五月到端州，释奠礼完成，祭祀白沙以下二十一人，这是从前没有过的典礼。有诗赠示诸生。九月，旧病复发，但病情稍有缓解时，仍必定同诸生讲说学术传承的流派，考订各地的形势和古迹。略游光孝寺、宝月坛，登临阅江楼、七星岩，都写有诗。又为诸生修改定稿课艺一百篇，刊刻流传。还取博陵尹公所刻的《吕语集粹》，作序后在书院中刊印，以扩大它的流传。而他早晚不停用功的，仍是《水经注》，到这时大概已经校订七遍了。十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九岁，从广东回到家中。病情日益加重，决意辞归；但大吏和诸生仍苦苦挽留不止。新会县令张惕庵说：“先生一定不会死，因为您一生积蓄的学问还没有完全显露于世。”于是又留了几个月。访游肇庆故宫、天湖、庆云寺，登白沙冈，访问桄榔亭，都写有诗。又经过{氵畺}川，访问海月先生故居。到江门拜谒陈文恭公祠，访察他遗留下来的服饰、玩物和器具，各自赋诗一首。到七月才回家养病，仍因《水经注》尚未完成，时时翻阅校订。在广东刊刻的诗集题为《度岭集》。十九年甲戌，先生五十岁，居住在扬州。正月病情渐渐痊愈。春末，维扬的旧友写信邀请他前往养病，并说那里有良医，于是前往。仍住在畬经堂，病情也没有明显增减。继续研究《水经注》，同时补订《学案》。十一月才回家。这一年戒除作诗，药物包裹余暇所得的诗只有几十首，尚未删定，不能编成诗集。

译二十年乙亥，先生五十一岁，去世。正月亲自整理文稿，删去其中十分之七，得到五十卷。命纯和同学张炳、卢镐、全藻、蒋学镛抄录，但他当时有病，也没有再增删。到三月，嗣子昭德患病，十天后竟然去世，先生因此大为悲痛，终于支撑不住。写成《哭子诗》十首和埋铭一首，随后搁笔。他又删定诗稿，把辛酉年以前的全部删去，收录辛酉年以后十分之六，得到十卷。诗稿中有衰病潦倒时所作的笔迹，仍有修改涂抹之处。五月，文稿抄录完成，先生已经不能逐篇阅览，便命纯坐在旁边朗声诵读，他听到后，遇有错误仍然指点订正。但病势日重，曹孺人含泪想给他进参，却没有力量。纯于是拿《耆旧诗》稿本向有财力的人作抵押，得到半两参，进给先生服用，精神稍稍振作。于是商议嗣子之事，因为本宗嫡支确实没有人选，便立宫詹公的七世孙孙桐为后嗣，当时孙桐七岁。向祖庙告祭，命纯执笔共同撰写祭文，并立即把继承凭证交给他；先生还勉强扶持着主持祭祀，那是六月初十日。从此卧在床榻上，不再出门。又过了十天，他把纯叫到床前，命他把所有著述全部检查一遍，装进一个大竹箧，回头对纯说：“好好收藏它！” 抄录完成的五十卷文集，命人转交给维扬马氏丛书楼。又过十天，先生再也不能说话，日夜发出像睡眠中的鼾声。又过两天，声音渐渐微弱，于是去世，是七月二日寅时。衣被、棺木和工匠，直到前一天才刚刚备齐。当时正值酷热，便在午后入殓，全由纯办理。然而没有钱偿付费用。又过十天，才派元随赖高携带讣告和遗书前往维扬，而马嶰谷先生恰好在前十天也去世了，幸亏他的弟弟半查念及旧日情谊，告知同社朋友，共同得到一百金作为赙仪。但这只够偿付人参、茯苓和随身殓葬的费用，葬具仍未备齐。不得已，只好把所藏一万多卷书全部拿出，归给族人卢镐，得到白金二百金，于是就在张孺人所葬的高祖和州公大墓旁营造三穴；右边稍后的一穴就是昭德附葬的地方。这些墓穴都先行修治，然后在十一月【日期缺】办理丧礼。接受亲友前来吊唁，在【日期缺】举行祖奠，在【日期缺】奉灵柩入椁；前来送葬的朋友、故旧、亲戚、宗族和弟子还有数百人。第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曹孺人也去世。当时纯正出门前往京师，孙桐年幼，他的生父愿甚，所有丧葬事务大多依靠赖高办理，葬礼结束后赖高离去。不到十年，孙桐的父亲把遗留下来的房屋全部丧失，墓旁仅有的十二亩田地也失去了，寒食节和中元节几乎没有一次祭奠。纯托请堇浦撰写的墓志，最终也没有得到；连遗留下来的马氏文集十册也归了堇浦，纯多次索取，堇浦始终不答应。这真是值得长久痛哭的事！乾隆乙酉年，纯在杭州同万三福谋划刊刻先生文集，请吴鸥亭、马半查两位先生协力，纯又率同乡后辈帮助，先得到《经史问目》十卷，那一年是庚寅年。纯居住在安州，第二年到京师，取出先生遗留的丛残旧稿，按照亲手确定的目录重新抄录。得到大半以后，便根据自己听闻和诗文中可以考见的内容，写成《年谱》一卷。可惜出行行李不能把先生的遗书全部带走，同乡的耆旧又没有一个住在京师，许多地方只能存疑，无法详尽考订，只好暂存下来，等待日后增补。唉，我今年也四十八岁了，距离先生临终之年只有三年；如果不赶快校录考订，一旦填沟壑而死，就辜负了先生要我收藏遗稿的嘱托，将来凭什么在地下见先生呢？而且先生虽然年仅五十，却没有把胸中所蕴含的学问全部显露于世，但千秋不朽的事业确实已经建立。像我这样荒疏无成的人，如果不是依附在先生青云般的声望末端，百年之后也终究会同腐草一起腐朽。那么，这件事可以说是纯没有辜负先生吗？其实只是先生的神光和恩泽在护佑、沾润、灌溉着纯罢了。受业董秉纯编辑。《鲒埼亭集》第一卷，鄞县全祖望绍衣撰，余姚史梦蛟竹房校订。颂。《皇雅》。《圣清戎乐词》十六篇。三祖二宗的丰功伟业，不是笔墨所能完全宣扬的。自古以来，馆阁诸臣大多只随着一时一事加以记述，还没有能够兼顾五朝、全面备述的人。现在把其中较大的纲目列出十六项，概括写成铙歌，用来同唐代柳宗元、宋代谢翱相比，他们都还不足以与此相提并论，所以不敢把它献给太常寺。《长白云志》：记述受命。长白山上云气茫茫，飞越而来连接岱宗，万古以来作为东方的表率。（长白山是由岱山引导而来的源头，这一说法见《圣祖御制文集》；由此可以领悟古人把青州、营州合为一体的意义。）朱果降生的祥瑞，自昊苍深厚地降生圣人；六十三姓依附于他而昌盛。明朝政纲日渐败坏，到了孝大复仇之时，义师何等雄壮。（事情见《太祖实录》。）抚顺一战，城防顿时崩溃；号角声中，桓桓勇将投降。杜、刘二位老将如罴，仍然无法抵挡，终于支撑不住，血流成濠，尸骨成冈。于是每日开拓百里，关门烽火，早晚都忙。中原党争正肆虐，大东、小东的国论又狂乱，谁知帝星光明，原来正在大东荒野。（当时有“大东”“小东”的说法，大东指神庙东宫，小东指东林；不久东边的战事便兴起。）何况自己毁掉长城，前有熊廷弼，后有袁崇焕，都横遭杀害，局势日益溃裂，没有一片完整疆土。圣人顾念民力，想通过和亲媾和来停止战争；可叹明朝仍然自以为是，往复只是虚张声势，想仍执龙虎节而以臣下身份看待兴皇。（事情见《太宗实录》。）命令他不接受，谋划也不善，四次被重重包围，竟使大军长驱直达淮河以南；明朝十八万援兵在晋州旁徘徊。（事情见《明史》。）这才叹服上天所兴起的力量，没有人能抵挡它的锋芒。太史说已经可以了，他却仍然谦让，说还没有余暇；退军到长白山下，等待时机，才开始垂衣而治。《俘插部志》：记述向西略地。（即《实录》中的察哈尔国。）

译那插汉蒙古人，原本因缘际会，躲避俺答，来到蓟州以西居住，明朝对他们实行羁縻，多次劳师剪除，他们却叛服无常，心意屡屡改变。明朝衰败后被他们愚弄，想借助他们的力量来捍卫东部边疆，哪里知道他们根本不可靠，反而使所需越来越多？每次索取玉帛货贿都要用车装载，像饿狼饥豹一样挟势而来，趋近关门叩击索取，纷纷扰扰无法驱逐；吃饱了就扬长而去，何曾奉行过明朝的文书命令？由此才知道，三娘子在末世已经绝无仅有；可笑督抚们竟真把她看作可以拘束的人。（指王尚书象干。）东边的帝王正当盛运，天下的力量没有谁能抵挡。我问那插汉人：“你们插汉究竟想做什么？”他们起初还大言不惭地说：“你们不过是水边打鱼狩猎的部众。”（插汉最初致书太祖，自称拥有四十万众的蒙古国主，称太祖为水边的三万国主；太祖斥责他，见《实录》。）又想争夺广宁，出言恫吓，夸大诬蔑。后来远远保守河西，部众日渐龃龉，于是诡诈地向东归附，却又心怀迟疑，企图反复，任意行动。帝王说：“啊，竟有这种事吗？阴阳向背之间，充满狡猾的谋划。”大军向西出发，抵达兀苏，前方有天矛，后方有天弧；瓦剌各部叩首归顺，插汉震恐逃亡。四十万众像深渊中的鱼、丛林中的雀一样奔赴上都，鵽鸠也回来哺育雏鸟。玉玺震动大地，前来进贡，成为贞正的祥符。（事情见《太宗实录》。按：当时有北察哈尔和南察哈尔，所谓林丹汗是北察哈尔，正统的蒙古大宗；南察哈尔不见于诸书，只见于《太祖实录》，大概是北察哈尔分国为二。） 《宥朝鲜志》：记述东征。朝鲜在父师之后，至今还保有礼教遗风。过去明朝中叶，日本任意侵扰欺凌，神宗任用大军振作国威，以此救恤附庸之国；朝鲜效忠也是理所当然。真人兴起于建州，所到之处都使人凛畏天威。小国不明白时势，不知道早日归顺。区区微弱的力量，想要挽回将落的夕阳。毛镇因此兴起牵制之势，像两只脚被绑住的鸡。天子对此发笑，这又能有什么作为？只是想到卧榻旁边，不能容忍小国偷偷窥伺；起初还只是略微问罪，晓谕它应当选择良木栖息，却始终不悔改。它留恋夕阳的情感依依不舍，于是整顿军队攻下平壤，如山压卵，风卷残灰。国王逃到江边，世子遭到囚禁羁押。应当痛惜李氏覆亡，弹指之间后悔也追不回来。谁料到像上天的仁德那样，反而有讨伐和使其服罪之事。既然愿意放还，你的心也不算完全错误；只愿你侍奉我，也像侍奉明朝那样没有猜疑，我将携带宽宥你的罪过，不毁灭你。（高丽侍奉明朝忠贞耿耿，令人感动，圣祖也曾称赞。）朝鲜臣民感动得流泪，起死回生、恩同再造，这在古代也很少见。大朝保存了我国，我们岂敢不改过自新、完备藩篱？这样也足以报答明朝。皮岛的援助断绝，只能徒然叹息。直到今天，高丽的人参还成车地进贡到宫殿红阶之前。（太祖削平各部，先从哈达、辉发、吴喇、叶赫开始，所谓扈伦四国，就是明朝所说的南关、北关；随后又使各蒙古部落依次臣服。） 到了太宗时期，共十六国、四十九位贝勒全部归顺，然后收服朝鲜，于是塞外没有不臣服的了。这就是用兵的次序。按《太宗实录》，蒙古十六国部落分为四十九位贝勒：科尔沁、札赖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敖汉、奈曼、巴林、土嘿特、札鲁特、察哈尔、阿鲁、翁牛忒、车里克、喀喇沁、吴喇忒；又以察哈尔故太子为首，也算一国。大概当时把察哈尔分成了两个国家。《大讨贼志》：记述攻取北都。天下陷入丧乱，正是要由此开启圣人的时代。不信的话，请看甲申年残明的烈帝：如果不是一个荒唐的君主在位十七年，何至于忧劳成这样？偏偏生逢阳九之厄，五十位内阁大臣中多有贼臣，渐渐使米脂的贼寇把百姓涂炭遍地。百姓有的赤着身子，有的裹着黄巾，终于玷污神器，遭到鬼神嗔怒。先皇赫然震怒，怜悯这云雷屯难的局势，命前军、后军和叔父为我讨贼，肃清乾坤。可笑贼寇因屡次获胜而骄纵，哪里知道天兵如天神？他们望风不战，逃奔封狐，十丈高的城堡也化作游魂。燕地百姓盼望军队，如同盼望救火；一旦雪恨，便提着酒浆夹道出九门，向东迎接天子，却惊见年纪还不到十岁的幼帝。历代创业之事前所未闻，幼帝背负屏风、身穿便服，尊亲皇亲主持大政。第二次翦除商纣，一朝之间便唾手实现志愿，安定九鼎，平定八方。并非上天偏爱我朝，而是因为功德累积、仁厚积累所致。《飞渡江志》：记述平定南国。半壁江山以长江为堑，虽小也足以称王。许多艰苦支撑残局的遗臣，拥立君主并非轻率。晋、宋已有前车之鉴，承担重任实在令人寄予厚望。大朝隆重对待继绝存亡之义，也许还可以请求其提供保障。上天抛弃明朝，如同吝啬的官吏重重克扣；由于昏乱而自取灭亡，终于沦落如虾蟆。自从结绮宫的旧事以来，蝗虫与蝗蛹般的祸乱都从同文之狱而起。三案纷争如同六宫争乱，荒淫放纵而贼人不得讨伐，君主又有谁来安葬？年高德劭的老人纷纷拂袖而去，只听说南斗也转向北方。戾园之狱由奸佞宰相造成，晋阳起兵则由悍将造成。烈皇、恭王等纷纷出现，妖人百余辈从天而降。（当时有自称庄烈帝的，也有自称福恭王的，都是极其怪异的事情。）相传福王世子原来是被黎邱鬼所欺骗，仓促冒充皇族，承担车乘之位实在无理。我应当拯救这一方，怎么可以姑息容忍而酿成动乱？天兵飞渡长江，蒋山王气黯然惆怅。青盖从板矶而来，孝陵的泪水随着江流上涨。吴头楚尾布满战车营帐，贤王接受投降，检阅军队仪仗。《七闽来志》：记述郑芝龙投降。周赧王擒获唐王以后，才开始继承无诸的封号；都希望自保，不能因为这里是偏僻的蛇乡就轻视它。扬越的山河尚且不小，足以称王；而且颇懂文辞，登极时作了三篇文章，亲手写成的诏令还在朝臣之上。许多老臣身穿布衣、头戴布冠而有志气，表现出雄健的才略，可惜天资已经很少；权柄落在盗臣手里，不能把鸱鸮化为凤凰。蒲黄的遗种另有传说；他们生来不知道忠贞可贵，有兵力便长久嬉游，有粮饷便放纵饱食，首鼠两端，几度徘徊。重重关隘的防备，一夜之间便被扫除；王师已经来到，便抛弃君主逃入穷岛。九龙、五指山相隔遥远，究竟死了还是活着，谁又知道？（事情见《明唐王始末》。）你们自己也分崩离析，大小将领都被赐姓，纷纷离散到渺远之地。（郑宏逵有一个儿子称为小赐姓，也跟随郑成功逃走。）天子稍稍宽待降服的蛮人，把他们拘押送到京城，却徒然潦倒。（事情见《世祖实录》。）七闽大地如同振落枯叶一样被平定，大家共同看到扶桑之日早早升起；采摘清人的茶叶，进献到九庙，芬芳地祭享祖先。） 《再平鲁志》：记述张名振逃走。

译鲤鱼飞跃的谶语应验，在鲁地截断吴山；绘制越地浦口六家军的形势，戍鼓声声。（指孙、熊、钱、沈等归附郑氏的六家。）将士各自效忠自己的君主，这个志向也实在艰苦。无奈他们同闽地彼此龃龉，辅车相依的关系破裂，最终又能补救什么？君王更加孱弱困顿，没有武力。马、阮潜伏在军中，不敢让斧刃沾血。正当君王养痈成患时，没有人能够抵御外侮。六月潮水干涸，战马无法阻挡。各营像星星一样散开，仿佛在躲避老虎。（这是丙戌年的事情。）乘木筏前往，连一寸土地也没有。漂泊了三年，得到翁洲。（这是己丑年以后发生的事。）重新依靠黑子，安置军队。水上之民骄横轻视，楼船营垒自称凭借天险，可以姑且安居。但他们只顾内讧而忘记外部防守，忽然遇到逆风和迷雾。螺头门外，听说有人招抚；雷霆般的威势压到门前，急忙扬帆驶入落棠岙。田野空旷肥沃，这才知道皇恩深厚。鲛人、蜑人，全都归入我朝的天府。浙江东部，永远稳固安定。发布檄文给缅甸人，记述孙、李两方互相攻伐而自取灭亡。西边平定了长蛇般的贼寇，巴蜀重见天日。为什么还留下残余势力？逆孽说：“明朝本来还没有灭亡。”便跟随他们请求洗雪罪过。桂王世子在西粤，虽然处于流离之中，颇能顺应时势。瞿、何、章、堵等人竭尽全力扶助危局。湘、澧虽然失陷，滇地的竹帛事业还没有断绝。自从接受投降以后，反而增加了祸患。还没有取得铜马般的功业，先流尽了青犊般的鲜血。秦地兄长、晋地弟弟，力量都相当于旷林中的兵戈，分队出动。谁顺从，谁叛逆？纷纷争衡，终于决裂。坐看两只老鼠在一个洞穴里争斗，牂江、洱海一带都忧愁至极。大军乘机进攻，他们各自瓦解，分裂崩溃。历经劫火，一同消灭。三宣、六慰争相前来归顺，向缅甸人投降求活。上天要废弃的国家，谁能够逃脱？明朝灭亡十七年间，四位君王的兴起也像风中飘忽不定。景炎、祥兴年间尚且没有成功，最终更不能同新朝的天命争胜。只应当戴着黼冔之冠，做周王室的臣子。《三孽除志》：记述各个叛逆势力被诛灭。回溯甲申年的战事，明朝在塞外有臣属；国难已经震动，又因家祸相继发生。叩拜我朝先皇，为此感到酸辛，七日倚墙而立；即使他们并不是完全合适的人，为了扶持大义，难道会吝惜袍泽之情？功劳完成后归来，按带砺之盟策勋，赐给券书，礼遇等同宗王；亲属中有人娶公主，有人侍奉期门。若不是木石，想来怎会不感恩？只盼天狼始终不能驯服，却有人辜负恩义、出卖故主，想盘踞滇海，长久传给子孙。（当时吴三桂采用其固山额真杨坤的计策，发动缅甸之战，详见《南天笔记》。）还嫌蒙、段二部不够，直登衡岳，窥伺汉水；愚蠢的两个裨王跟随他，同行叫嚣。又有叛将从三秦兴起，碧鸡山一旦遭受妖氛，南天如沸，局势再次纷乱。天朝官吏不嗜杀戮，醢杀彭摧、布置兵力，并不是喜爱听闻杀伐；留下叛逆的幼子，还希望你们能够更新改过，于是始终固执不改，便不再赦免。鬼神为证，天兵震动大地而来；祝融山成为犒军之地，乘着战车重创贼军，至死奋战，紫盖山飞沙蔽日，剥夺其魂魄，贼势才日渐窘迫。叛军凭险据守残余营垒，如蛇倒退蜷缩；不让老将雄威伸展而死，难道小人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头足分离，保宁解围；纲革心改志，归顺天命以及苗民。（事情见《圣祖御集》。）两个裨王已经很久如此，辅臣失败，唇亡齿寒而无处完整；五华山宫中祝颂万寿，进贡蒟酱一百瓮给至尊。（吴三桂叛乱时，耿精忠归附他，蒙古察哈尔国响应，后来平凉王辅臣响应，台湾响应，于是尚之信也响应，甚至安南莫氏也响应；此外河北将领蔡禄等人也谋划响应。吴氏势力最难剪除，而耿氏、郑氏合兵造成巨大骚动，王辅臣也是枭雄。如果不是圣朝得到天命，一时之间不能最终平定。） 《六旬克志》：记述歼灭布尔尼。太宗西征时，青吉思部几乎没有留下一个人。（就是插部首领。）太宗很怜惜他的后代，仍让贵主的后嗣承继藩国之位，使其位列四十九贝勒之首，属国中谁能同他相比？（天聪十年，蒙古四十九位贝勒劝进，以察哈尔太子为首。）他又去世了，便再次为绝嗣者延续后代；如此宠赐爵位，这恩德哪里有尽头？哪里料到传了一代便骄纵而不能自持？（指阿布奈。）下诏把他囚禁在北方，暂时立他的儿子为继承人。（当时把他安置在盛京，由布尔尼承袭。）本想等待他改过自新，带砺之盟本来坚固不移，他却又重蹈叛逆旧路，振翅飞向中原。历史上乱臣不过英布、陈豨，他们谁能长久？谁能真正乘时而起？你却不辨是非，乌合之众彼此依附；召他也不来，在辽西反叛作乱。可叹你是亡国的余孽，妄想抗拒天威，辜负恩德，上帝不宽宥，神明也不安抚。堂堂禁军，如虎如罴；六旬之师饮马而至，告知天下清平，渠魁已被歼灭，胁从者一概不治。仍听说朝廷以礼安葬林丹汗，使他在黄泉之下感激而叹息。《长鲸归志》：记述郑氏归入台湾。东宁位于南海深处，是远古以来从未开通之地。到了明朝，成为海盗的巢穴，澎湖就像悬挂着的一张弓。郑氏从这里发迹，得以称为绝海之雄。晚年终于一败涂地，有个儿子郑奡却不肯归顺。他远远奉承天佑，进取的志向很强烈。一次失败后才改变计划，寻找地图来养精蓄锐，派轻兵袭击荷兰人的樵牧地和鸡笼。自以为要等待时机，不肯学虬髯翁那样退处；这个人很难制服，不肯尸居余气，最终还是填塞海疆。虽然没有实现全部志愿，残余部众仍然气势汹汹。恰好乘藩王叛乱之难，妄想收取渔翁之利，行动时还总是借故国之思来迷惑群蒙。天子大一统，荒远的服属之地有什么不能容纳的？得到百姓，难道会使人口增加吗？得到赋税，难道会使府库更加充实吗？所厌恶的是借附名义，窥伺我朝疆域。于是玺书下达制府，限日进剿贼巢。七鲲身地势险要，八桨船自然灵便。时常派兵出没，吹散那些沙虫。沙虫惊惧溃散，长鲸的计谋于是穷尽。天威广大，没有边际；海潮送来长风。郑氏自从辞去延平王爵位，前来朝见未央宫。几千里浩瀚海域，疆界和版图终于彰显天下一统。《画雅库志》：记述征讨俄罗斯。

译雅库特极北，荒漠中冰层深达千尺；经历三伏天，鼢鼠却有千斤之多；穿行于绝谷之间，虎狼纵横；又兼有火器，肆意逞凶作恶。四十年来始终不肯臣服。那索伦人是我们的属部，每年进贡貂皮，以示恭敬肃顺，却反遭他们吞并，这是多么残酷啊！圣明的君主厌恶穷兵黩武，多次写信告诫他们迷途知返，他们却充耳不闻。于是朝廷先派轻兵到桦屋，敌人的援兵从水路而来，乘筏顺流而下，速度达到五百里；他们挥刀飞入江中，滚牌所到之处，敌人的手指都可以捡拾。若不投降，就烧遍其地；官兵各编一束茅草、手持一根木杆，贼兵于是像老鼠一样逃窜，把城郭献出投降。大军戴着大帽凯旋而归，连一支箭头也没有损失。贼人还狡猾地留恋残余势力，几处营寨轮番向前推进；如此倔强，哪里还能保全族类？从今以后，皇帝坐在御座上，声威远播，显赫光明。（当初俄罗斯在顺治十七年入贡，却不知我朝正朔，称为一千一百六十三年。其国火器最为精良，土地广大、军队众多，自称极北之地，距离北极仅二十度，是自古以来从未通使之地。后来俄罗斯在索伦境内筑城，夺取索伦进贡的貂皮，索伦告急，朝廷多次下诏晓谕，俄罗斯不奉诏命。康熙二十四年开始征讨，大将林兴珠另率藤牌兵五百人，在江中击败其援兵。俄罗斯不认识藤牌兵，惊呼：“这是大帽军啊！”） 林兴珠乘胜登陆，准备焚毁俄罗斯的城池，俄罗斯人弃城逃走。军队还师时，仅因疾病损失了五人，被称为奇捷。然而第二年俄罗斯又重新筑城，朝廷下令在黑龙江以北轮番驻兵，逐步逼近。康熙二十七年再次出兵，同时另派使臣张鹏翮等前去晓谕，俄罗斯奉命归还我方被侵占的土地和城池，这才划定雅库特一带的界限并加以防守。此后，俄罗斯便派使者入朝进贡。康熙三十七年厄鲁特叛乱，向俄罗斯求援，俄罗斯拒绝，于是俄罗斯永远成为不叛乱的臣属。（原文“遂永为不叛之臣”主语疑指俄罗斯，按文意译。） 《瀚海清志》：记述平定厄鲁特。皇帝的威势正远播四方，有个酋长忽然迷失方向，在瀚海以外发动战争，残杀我所属的夷人，侵占沙陀的故地，又勾结黄衣教徒。（按：厄鲁特居住在金山，自称那里是古代沙陀的土地。沙陀是唐代的西突厥，原居灵州、盐州边塞之外，李氏父子开始把他们迁到云州、代州之间，而其旧部仍居西部边陲。《辽志》所说阿保机攻破并降服吐谷浑、党项、沙陀诸部，大概就是今天厄鲁特帐幕所在的地方。）他们用计也颇为狡猾，想挑动六军，以为我军会轮番出动，使我们疲于奔命，自己便可乘机放纵私欲。圣人振衣而起，这一行动就是要诛灭穷奇。谁说瀚海遥远？平定它就像在枕席之间一样容易，道路并不险峻，飞龙经过之处，百神都来护佑。旌旗仪仗铺满天空，穹庐之下，黄衣人捧着太阳。大军乘贼人意想不到之时出击，敌人胆碎魂飞。他们想要决战，先前却只顾疯狂奔驰。诸将分道截击，即使让他们突围逃走，他们又能逃到哪里？求援的希望已经断绝，想投降也已经迟了。各部众争相上前辱骂他们，这是违逆上天而自取忧患。敌酋蒙面，最终服毒而死，尸骨投入火中，与灰烬混在一起。边境各地纷纷前来祝贺，争相说圣人与上天一样高明。皇帝辛勤出征三次，使七旗得到安抚。（七旗指喀尔喀部落。起初喀尔喀虽已成为宾客，却还没有完全按照臣属的礼节行事，大概原是察哈尔的部属；到这时将被厄鲁特灭亡，于是前来归附。） 康熙三十五年，圣祖第一次巡幸克鲁伦；这一年冬天，第二次巡幸鄂尔多斯；第二年第三次巡幸狼居胥山，于是西方平定。否则，在这遥远边疆，父老们怎能有幸仰望天子的容貌呢？其中有个老胡公，名叫其人，善于说诙谐话；他弹筝助兴，宴饮盛大时，以手指天嬉笑，感叹皇帝的神武：谁能比得上呢？这就是所谓“大丈夫难道不应当像这样吗？”（语见圣祖北征诏谕。） 《恢喇藏志》：记述安抚黄教。三危之地对于我朝，就像内臣一样，虽然尊奉黄教，却自开国以来就归附，知道圣人的德行。（事见圣祖御集。）滇、黔一带有不守法之徒，朝廷有力量遏制他们，平定狂乱的气氛。（事见《西陲纪略》。）这些年来他们效命朝廷，赤手空拳诛杀妖僧髡贼（指第巴）。贼人于是趁他们疲弱，结成婚姻，一旦突然袭击，便残害其百姓。土伯特像贪婪的土伯一样虎视眈眈，尤其想要肆意鲸吞。先皇顾念亡国之民，向西眺望而忧愁。到了打箭垆前，向六军发誓；大军长驱直进，猛烈攻击，没有丝毫迟疑。谁说瘴气黑暗？一日之间便化为祥瑞的云气。广大的三藏地区，前锋后卫配合有力，如有神助。左边屠灭，右边剪除，一面剿灭，一面安抚，声势如雷震响。招招佛像重新出现，唐代庙宇的面貌也焕然一新。（招招，汉语就是如来。大军到达土伯特境内时，发现唐代公主嫁给突厥时所供奉的招招像仍然存在。）继任的皇帝善于继承先志，派使者从紫宸殿出发，修筑房舍，察看地势，勤劳地寻找清泉；夕阳之下又生出春意，使他们永远成为藩卫，膜拜皇恩以报答恩德。（事情发生在雍正七年。） 《浇河靖志》：记述西宁之战的胜利。固始汗的后裔居住在卑微之地，禾密靠近甘州、凉州，番羌各部落如星罗棋布，环绕汉人的金城。唐代以来，湟中一带自古就是国家的藩屏，明代曾设置四卫，也没有与瓯脱相互杂处。天朝施加特别恩泽，八位兄弟王并立而威严高大，准备以恩义羁縻这些狼子野心之徒。洮河、漓河、湟水、漒水都变成平静的水波，使他们享受皇帝的恩德而重新饮食和平。皇恩浩荡，贼人却乘隙聚集小股兵力，在祁连山扬起战尘，挥鞭渡过浩亹河，在阿干寨下突然纵马。正要经过西王母神祠时，哪里料到天子命令虎臣出塞，奋力挥动雕饰的长戈，指挥军队杀入贼巢。年老的母亲乞求活命，卑微得如虫螺；大军凯旋，数清斩获的首级。后面歌舞，前面歌唱，五彩花毡正好覆盖在明驼身上。（事见世宗《平定青海碑》。） 《疆有苗志》：记述八万古州之战的胜利。有苗部落后来最为反复，各自称为洞主，没有人肯入朝归附。他们的人像猕猴一样，毒害像雾气一样。不要轻视这些小丑，他们颇能跋扈。岑氏、杨氏、奢氏、安氏相继出现，成为明朝的祸害。到了明朝将亡之时，他们把国家赋税托付给中原的大朝廷；几百年来，荒远地区受到恩德广布，礼乐教化所及，使他们洗心革面，认识归往王道的道路。那些蛮人却内心嫉妒，说尧帝的百姓美好得无以复加，不必等到蒙骞和司马相如来招抚，便甘心自行归附，首先交纳赋税。突然有黎平一支昂然独自负隅顽抗。县官命令大军出动，驱遣我方勇猛的军队，剪除狐兔般的敌人。神兵焚烧鬼方，久居荒草中的人都惊恐害怕。这才知道汉人强大，是上天所赐福的。送来投降的旗帜，陈列户籍和账册。猺、獞、狑、犵等各司徒分别向北归降，登记人口数量，铲平边界险阻，使道路变得平坦。三后圣德诗十二篇。我恭敬地阅读实录等书籍，想写出雅颂般的诗歌，描绘皇帝盛大美好的德业；但我的才力浅薄，不足以完全表现它，于是在铙歌之外，选取其中大事的纲目，共十二篇，题为《三后圣德》。诗歌只是民间浅近的言辞，姑且从这里开个头，等待有才能的人再加以推广。《不杀》：记述仁德。（九章。）

译上帝爱惜生命，但有时也会遭逢危难。像明朝衰败的时候，丧乱尤其急迫。各路盗贼横行，合并成两个大贼。两个大贼更加无赖，毒害遍及中原；杀人来吃，杀人来睡。茫茫九州，没有人能洗清这桩冤屈。上帝流泪，认为遗民孤儿值得怜悯，于是命令圣人剪除这些僭越横暴之徒。圣人手持上天的甘露，用来消灭凶恶的火焰。圣人也流泪，恭敬地接受上帝的命令，说：“这是我的罪过，各州都陷在陷阱之中；希望不用血刃，只凭指挥便平定七萃。”大军所到之处，城墙、洞穴纷纷崩毁剥落；以最仁慈的方式不用战争，坐看百恶自行消除。扶桑从东方升起，彗星在夜里坠落；枯杨重新生长，田野里的禾苗自行成熟。（指蜀中之事。）草木欣欣向荣。看到天下已经得到教化，便向上帝报告，焚柴祭告并大赦天下。从前平定天下时，所爱好的就是归降而不杀；如果违背这一原则，便无法建立功业，也无法通达天下。上帝明察一切，难道只是为了进行征伐吗？啊，我的先皇，确实是最慈悲的君主。佛也不能救助的人，他却能够救助，于是持有威权，赐给我们贤能的军队。难道恩泽只及这一代？还要把它种植在世世代代。文王的后代、文孙的后代，都要守护它，不使之废替。君子亲近贤人，小人享受利益。（自古以来受天命的君主，没有像世祖这样仁慈的，所以臣下多怀疑他是佛的后身；他应当很容易就能拱手取得中原。圣祖深得世祖之道，曾说：“我一生从未无故杀过一个人。”） 这话伟大极了，难道正是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的根本吗？《愍亡》：记述厚德。（八章。） 古今兴亡，哪个朝代没有过？上天所抛弃的国家，善人也无法守住。人们用成败评论人物，众口一词地附和。明朝有位英烈的皇帝，亲手铲除凶恶之人，励精图治，认为汉、唐还不够醇厚。四海都盼望治理，为什么最终仍不能振兴？上帝的眷顾正降临东方，然而大厦将倾，反复修补也无法挽救。内有奸臣，外有寇贼，于是国家崩裂倒下。直到临难之时，他仍然是堂堂的国君，为国家而死，在古代也大有光彩。十九位贞臣攀着皇帝的衣发，惶恐徘徊。圣人说：“唉！这个家国遭逢阳九之厄，就志向而言值得同情，就义理而言没有愧疚。如果不为他表彰，拿什么向后人显示呢？”于是追加诔文和谥号，慰藉他的亡魂；降下皇帝亲笔，刻碑于陵园；褒扬忠贞节烈，在国都城门内立庙祭祀。南渡的荒唐君王虽然遭遇上天断绝国运，也有贤能的督抚宰相为国尽力，没有缺失报国之义，于是供养他的年迈母亲。大义光明炽烈，何须再辨明亡国与否？定论高峻如山，谁还会称那些陵墓为废陵？天子所呵斥的言论，遗民感动哭泣，终身不能磨灭。（明思宗碑文出自世祖御制，极力说明他不是亡国之君；又为熹宗张皇后修葬并亲自致祭。已经赐给甲申殉难诸忠臣庙祀，每家又给田七十亩；还赐给史阁部的母亲宅第和俸禄，使她终身有所依靠，这些都是培育国家元气的盛大举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曾有人称故明的陵墓为“废陵”，圣祖斥责说：“他本人是天子，谁能废黜他呢？” 《平赋》：记述革除苛刻的政令。（六章。） 从前明朝增加辽饷，骤然达到八百万，既没有充实边防，反而造成寇患，暂时加重了百姓负担，谁知祸患会滋长蔓延。（“暂累吾民”是明朝末年练饷诏书中的话。）于是有真正的天子应时而生，十三岁便披戎装出征，所向无敌，没有攻不下的坚城。他说：“我知道这是天意，要用它来使疲困的百姓得到休养。”章皇帝进入山海关，把政务交给元辅，首先收取天下图籍，除去这些疾苦。只应当依照旧有的制度，把情况告诉太府。（指范文程，事情见本传。）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这正是王政的首要之务；所以能够承受天命，难道是偶然的吗？宗族和国脉延续百世，又何必重新占卜国运年数？东南地区重重征税，世代相承；自史可法、贾似道以来，像抽丝一样搜刮百姓，造成祸害。英明的宪皇帝大力减免、清理和裁汰，世世代代都有仁君来覆盖保护困苦的百姓。三江五湖之间，草木也都尽情欢娱。历代史书中的《食货志》，像这样仁厚的情形很少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 《驭奄》：记述断绝宦官之祸。（七章。） 东厂、西厂和锦衣卫，是明朝政治的弊病。厂卫侵蚀国家的心腹，卫所又成为它们的羽翼。宫门附近有金虎般的权势，肆意施展大逆。烈帝刚刚临朝，便把他们全部斥退；不久却不能自持，死灰重新燃烧，最终导致失败。谈论时世，至今仍有余痛。天子从东方而来，大力反对并罢除这些弊政。妖鸟的巢穴，必须扫除干净。宫廷和官府廓然清明，上下一体，没有相互争竞。流落的十常侍一党，还有余孽。即使屡次降职，也不以为耻。那位原司礼监曹公（指曹化淳从贼营归来），竟然还想侥幸获得闲职，列身于新朝。你侥幸免于诛灭，难道还不感到惭愧吗？还要喋喋不休地诋毁别人，那又是为什么？连同那些卫所中人，也都像游魂一样一并抛弃。（指骆养性起初被任用为天津巡抚，不久便被罢斥。）听说滇王还受到宠信，王坤却不吸取覆车的教训，反而沿袭旧路，当然应该如此。微弱的火焰不能自行长存，到如今宦官寺人只能勉强充任洒扫之役。即使有巷伯，又怎能不枯槁呢？朝廷殿陛和谐庄严，亲近宦官的日子少了。（世祖怜悯王承恩，圣祖也称赞他慈善而有芳德，因此又不能因人而废其善。） 《大度》：记述宽容有度。（八章。） 伯夷采薇，决定不肯做臣；商容长久离去，皇帝即使前往其乡里致敬，也只是徒劳。成周时代，远方有许多隐逸之士。黄公、绮里季出山，最终仍有惭愧之德；良党入朝，于是遭到弹劾。由此才知道，避开弓箭的鸿雁，大半都在躲避射猎；也有人像谢生那样在燕山拒绝出仕而死，也有人像戴生那样在长干拒绝出仕而死。兴起的新王朝势不可挡，抗拒它就很困难。新朝大定之后，搜罗年高德重之士，名马和素丝遍布空谷。按理说他们应当轻快地追随风云际会，哪里料到有人甘愿隐居于山石之外？有人在阳春时题诗，有人以义熙年号纪年，有人像咸淳年间的老妇一样长声吟哦，有的人还因此被官吏斥责。天子只是微笑，并不强迫他们。贤士各有自己的志向，确实难以强行羁留。我有在野的臣子，也是我所喜爱的。土屋中的李先生，风采节操多么高峻！我举起弓而不出动，命随车的使者下车询问。少微星护佑着他，使他不遭遇悔恨和忧患。他的德行光辉高达千仞，超越蛊卦之上。若不是有如此宽大的气度，谁能成就天下的旷达？上比尧帝，下比许由，千古遥相对望。（开国之初，遗民大多登门陈述政事；不肯出仕的人，也不强迫他们。圣祖再次征召陕西布衣李颙，他没有到；圣祖西巡时，特意赐物慰问。其余事例不能全部列举。） 《孝治》：记述孺子般的仰慕亲爱。（八章。）

译最大的孝是舜，最通达的孝是武王，谁能与他们相匹呢？我说：圣祖怀念至德，不分古今；追溯他继承帝位之时，当时他年纪还小，虽然说是守成，实际事情也同于开创。国家神器艰难得来，他恭敬地承受帝业，有道而行，足以与上天相合。上天的眷顾开始更加深厚，先皇没有完成的事业，他更加发扬光大，以此来安慰圣母。圣母心中欣慰，慈爱的云气明亮，孺子般的仰慕温厚融洽。每天三次到两宫请安，穿着莱衣起舞的孝行竟然能在深宫中实行。四方进献的精美食物，询问膳食；食物已经可口时，他还要巡视所得的驿站进贡物品，必定兼尝，说：“再添一餐吧。”这样的欢乐实在深厚。他又流泪想到臣僚，也想到那些像毛里胡人一样在疆场奔驰的将士，身穿墨色丧服本来不合礼制，于是下令解除他们的官职，以扩大孝道的规范；又开设明堂，以严父配享上天。万国都欢欣喜悦，把祭品献入豆笾。简陋的石碑，哪里足以传扬这样的事？太岁在元枵，甲子年又一次到来，他说：“我怀念先皇，心中忧郁悲痛。唉，这种孺子般的仰慕，将昭示万古。”（康熙六十年，臣下请求举行庆典，圣祖下谕说：“这是皇考升遐之年，不要在此前举行庆典。”又因四川提督何傅的请求，特许武臣服满丧期。） 《却贡》：记述不以奇异物品为贵。（七章。） 圣祖初年，西方的将领进献珍禽，装在雕饰的笼子里，闪闪发光，又用南方黄金装饰，请求悬挂在红色宫阶前，用来表示对皇帝的讨好。珍禽会说话，又有奇异的美色，可以用来排遣闲情，并没有损害盛德。宫门前聚集众人观看，称它为“百鸟之特”。圣上的本性并不好玩弄这些东西；即使从天底下得到它，也必须由师保加以防范。皇帝的严明诏旨，何等凛然！告诉你们这些虎臣：边疆的安危所倚仗的，是你们修治军备的职责，以便消除烽火。朕不以奇异物品为贵，不能用它来酬答你们的心意。百官站在朝列中，听后都惊愕不已。鸾鸟聚集在朝廷，凤凰栖息在楼阁，大家共同预卜太平，万物都将生长。汉文帝返还千里马，史书传扬他的美名；晋武帝焚毁皮裘，后世说他是在矫饰感情。哪里比得上我皇帝在年轻时得到珍禽，却能这样处理呢？从此以后，群臣没有谁敢进献珍奇。国家有固定的主管机构，各地有固定的贡品，六十多年没有打开贪求奇物的通道。（事情发生在康熙二年。后来大西洋国也曾进贡异鸟，皇帝下谕说：“属国夷人远道而来，拒绝他们会违逆其心意，可以把鸟安置在上林苑，并不是崇尚它。”事情见御集；由此可见皇帝整饬自身与怀柔远方并行不悖。） 《观天》：记述神妙的历算。（八章。） 圣明的君主聪慧明达，仿佛得自上天赋予；洞察幽深，明察细微，没有什么不加以研究。至于深奥的历法学问，前后《周髀》《宣夜》诸说自古以来纷杂不一；周公没有留下著作，商高的学说也失传了，于是历法和天象长期仍有错误。中原缺乏人才，只好向海外求取。蚝镜来的外国人，自称掌握历法津梁，端坐在灵台之上，五官官员都向他拜服。偶尔有学者想要综合中西所见，那已经很不容易了；没有几个人能比较三种历法的异同，谁能真正窥见其中门径？圣明的君主说：“唉，这些学问朕已经足以弄清。周公、商高的学说，被西方人窃取并剪裁使用，借去之后却不归还，也没有人去探讨它们。”（古今钟律声韵之学，许多宿儒都不能通晓，圣祖却都有独到见解，其中历法尤其精通。）于是他手持璇玑玉衡和筹算工具，从容地测量圆形，运用割圆术逐步折中。二十八宿仿佛都在朕的胸中，于是有布衣被召到宣室应对，所见与天象相合。他对著述更加喜爱，不使重黎的学术失传；叹息那位布衣老人的遗书将由谁来承受？有个孙子茫然无知。圣明的君主于是说：“朕就把它传授给你。”立即让他侍奉石渠阁。（指今吏部侍郎梅瑴成。瑴成起初不熟悉他祖父梅文鼎的学问，圣祖召他入南书房，一一传授给他。） 《尊经》：记述圣人之学。（九章。） 从前汉代诸儒聚集石渠阁，气势盛大，博士列于朝中，各有师承，还参考纬书和候气之说，但选择取舍并不精审。唐代贞观年间，才开始编纂《正义》，孔颖达、贾公彦主持解释经文，陆德明有时还嫌其不足，专门之学也被删削了很多。北宋天水时期的新学，出自荆公、舒王，以字义强行解释，牵合附会有余；因此被杨时、陈宸等人驳斥剥析，纷乱得像从高处坠落，后来才汇成《大全》。所采集的材料荒疏狭隘，尊崇经书却不得其法，反而加重了祸害。圣学的兴衰，上关乎国运。圣皇在位，奎宿、娄宿降下祥瑞；以周敦颐为祖，以程颢、程颐为宗，以朱熹为主，以张载为辅。对于六经的心得，难道只是表扬而已吗？于是选拔侍臣，大量披阅经部书籍，汇集精华，爬梳错杂。虽然以宋儒为主，但戒备的是固执；既然除去墨守成规，各家便都畅所欲言。遇有不能决定的地方，便拿到皇帝面前，分析疑义、纠正错误。他们的言论纯粹精当。书成之后，斋戒沐浴，恭敬地向北辰祷告，以昭示南车。正统的学问应当遵从，郢人的妄书要放弃，燕人的附会之说要焚毁。这四部宏大的书，连车装载也不能全部运完；它的光芒寒冽，它的色泽端正。但只留下《三礼》，等待后来的圣主完成。（圣祖对朱子的推崇已经到了极点，但在解说经义时也有与朱子不同的地方，世宗同样如此。） 《视河》：记述治河工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章〕 贾谊曾说，治理天下应当爱护百姓，首先要询问沟渠水利。黄河防务近在眼前，时时使人忧虑。即使已经捆住无支祁，疏通水道也恐怕还不够。自宋代以来，水道发生了一次变化，把淮河与黄河相连接，以便利漕运。所关系到的是太仓，用来供给京畿地区的粮食。又考察《明史》说：“宋代有潘大，实在依靠小清河才得以安定。谁能继承他的事业？”春季河水上涨，秋季发生汛情，想到狂暴的洪水使皇帝多次南巡，难道是为了游乐吗？四条大河混合成三条水道，职责所在，不能不思虑其中的危险。朕将要大规模勘察河道，继承大禹的事业。从前我有一位臣子，在这里辅佐宣力，劳绩如三犀般长存不灭，应当用中牢祭祀他。于是勘察地势高低，希望能够遏制狂暴的洪涛。治河大臣小心谨慎，严肃遵守皇帝的诏令。堤坝一道接着一道，不使水泛滥，也不使泥沙淤积。皇帝多次亲临河工，二十多年间，庆幸低洼湿地得到安定。父老感激歌颂神功，哪里像汉武帝背着柴薪匆匆作歌，后来还去探访禹穴观看浙东呢？（河臣是张鹏翮。他们都遵奉圣训，所以能够建功，详细见世宗所作《圣德神功碑》。） 《久道》：记述德政长久纯厚。（八章。） 三百零一位帝王中，享有国运的谁最为长久？所担忧的是历年久远，有的人从头到尾因年老而荒废，始终保持一德的，只有仁皇帝。我说六十年来，他忧劳勤政如同一日；体察天元已经很久，安逸休息从来没有听说过。尚书说“不要贪图安逸”，是说开始勤勉而最终懈怠，功业可能因差最后一篑而亏损；鸿大事业所系，安逸游乐会带来危险，精力容易耗尽，不能超过时机而衰败。又说他仍然兢兢业业，不知老年将至；前途的筹划、后世的寄托，全都明明白白地放在心中，把上天的命令看得最为重要。又说《易经》遯卦六爻都没有涉及：大君这才知道乘龙飞升者终身焦劳，死后才把肩上的担子交给后世休息，这是古来没有听说过的事。（前三章都组合了御制《七询》中的话，这一章则取自遗诏。）抬头遥望桥山，仿佛看见遗弓，圣明的谋略浩荡无边，读来更加悲伤；可以料想皇帝的精魂光明显赫，往来于天地之间。《综核》：记述整饬法令。（八章。）

译本朝宏大的功业，三代相继更加隆盛；章皇帝奠定了它，仁皇帝充实了它，丰足亨通、安乐盛大，天下共同享有。然而祸患常在极盛时萌发，敦厚富裕的余裕渐渐也会变成弊病。治道在于适时更张，因时建立政令；只张弛而不放松，不能长久维持；只放松而不振作，就会逐步衰败。一张一弛，是文武之道。泰陵说：“好好整顿我的国家法令，潜伏的毒蛇、暗中的蛀虫，我全都看见了。若姑息容忍它们，终将造成内部腐烂。以前代为鉴，难道我也会有所偏私吗？”用殷代的严肃来补济周代的宽厚，如同水火相互作用，在其间彼此补救。欺骗虚妄的行为被铲除，奸邪罪恶之徒感到恐惧，门路、请托和贿赂也逐渐消失了。泰陵说：“好，应该进一步施加雨露恩泽了。”只有君主能够施福，只有君主能够施威；威严所督察之处，福泽就随之而来。百姓也说：“我们今天才知道政令已经协调。”得到《易经》震卦的道理之后，天下已经澄清，心怀诚信而不必再问。圣人安乐和悦，弹琴以解除忧愤。《息兵》：记述平定戎乱。（九章。） 从前我朝兴灭国、继绝祀，偶尔加以剪除，却仍容留余孽，因此噶酋还得以保全。他的侄子定谓声称已经改过自新，前来朝贡，愿意奉天子为王，哪里料到换了一代之后，又重新张牙舞爪，侵扰我方番藏，窥伺甘州、凉州。皇帝于是亲自出征，用来安定边疆，难道是喜好战争吗？实在是不得已。四十九座台站负责秋季防务，所倚仗的是归化之战的胜利，已经使胡人的魂魄丧失。威武的额驸，是我方的虎臣，正等待后续命令，驻扎在北门。诸将接连上奏，请求犁平胡人营寨，说冒顿可以斩首，曩霄可以捉拿。劳师征战了十二年，铲除他们并无害处。皇帝的心意忽然改变，认为胡人也是我的百姓；如果大举出兵把他们全部消灭，实在不是一视同仁的仁道。想乘他们困窘之时，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先前是奉天命讨伐违抗命令的人，如今则是顺应天意宽宥改邪归正的人。朕没有预先设定的成见，那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事情见今上所作《泰陵圣德神功碑》。）西方酋长请求归附，于是狼烟平息。阳关大道宽广，玉门关内外平坦。胡人的马不再嘶鸣，吃饱草料安睡。第二年元旦，胡人使者前来祝贺，手持盾牌跳舞，气势盛大；叩头谢罪，像犬羊一样惭愧，不知道天子的广大。《置恪》：记述确立典礼。（六章。） 三统之礼出自古代遗经，用来保存三微之义，其中道理最为精深。何况还涉及前代谱系所敬奉承继的正统。圣祖晚年闲居时，曾忧叹说：“明朝还没有确立后代。”大典有所欠缺，怎能获得贤者来继承呢？朕心中十分欣悦。只见十三座陵墓在昌平遥遥可望。皇族宗支有十万人，已经沦为街巷平民，亳社的神灵由谁主持祭祀？宪皇帝体察此事，急忙颁发命圭，询问礼官，选定宗室支派，赐下玺书以示宠爱。故国的光辉，国家所封的五等爵位，都是凭借功勋门第取得；他们在礼制上属于不必称臣的贵族，谁能与侯爵相比？征求文献、访问旧闻，希望它们不要湮没。仪态肃穆的白鹭，品行贞洁而心胸清白；诸侯应当敬慎啊！要恭敬接受嘉命，用来报答天子，安慰祖先的心。《科尔沁国诸王归命篇》（以下为藩部乐词。） 元朝初年，完全平定漠北，连同西夏也都归入疆域。于是命令宗室诸王分割土地、驻扎帐幕，颇像封建列侯。中原虽已失去，诸番部落仍然自守自立，根基盘曲、枝叶遍布，没有谁能把它们剪除。他们说成吉思皇帝把世代守护这些土地的责任交给了我，我将窥伺中原，图谋恢复从前的所有领地。明文皇帝看到了这一点，三次出征也毫不推辞；然而直到土木堡之变，祸患仍然滋长。此后以来，控弦之士列阵对峙，四野茫茫，任意像猛虎一样吞噬。圣朝开拓疆土、建立基业之初，东方各部首先仰慕仁义，执辔跟随，认为这是真正的君主，愿意献出死力。四十九位酋长共同归于一德，于是平定辽阳、沈阳，随后护送皇帝入关，又平定东南，远至八蛮之地；沙漠无边，都归入我朝的武功疆域。于是颁发命圭，列入封爵。皇帝说：“好啊！故国遗民之中，谁能像元朝那样伟大？”但他们全都归顺于我，功劳记载在册，恩宠与赏赐也一并给予，永远结为舅甥，以充当屏障和藩翰。《时巡篇》。兴安山控制着北方门户，各藩部都仰望都府。常听说我朝皇帝轻装出行，前来避暑。（此地处于四十八部道路中央，是古代的瓯脱；圣祖每年都在这里驻跸。）难道只是为了避暑？还因为这是巡视地方的大事。各部听说皇帝车驾将近，便踊跃争相前来。天子巍巍，被称为天可汗；我们不了解天子的仪容，不知道他对我们来说，是否像丈人那样亲近？怎敢忽视牧养牲畜的事务，又拿什么来进献？帐幕中备有酒和黄羊，贵主亲自献上奶酪，皇帝一一含笑品尝。拿什么来充当洁净的供品呢？还有花朵，姿态奇异，名字叫长十八。父老请求皇帝作诗，又拿什么来奉献本地的声音？敕勒歌嘹亮高亢，用来配备骑兵的吹奏乐，声音十分激壮。皇帝下诏命令大规模合围，仿效远祖搜捕苗民，和风护卫着豹尾旗。上天也因此显得高远，广大的白龙堆上，牛羊遍布川谷，正好用来夸耀富强。也就在这里促成万物繁育。暑气退去，皇帝准备回銮，各藩部依恋不舍。天子说：“你们回去吧，朕还会再来这里。” 《来朝篇》。荒远藩服之地如同靠近京畿，这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每当前来朝见，便约定分路从各个关口进入。（古北口、独石口、喜峰口、张家口，都是必经之路。）理藩院有大臣，早已命令接待人员沿途设置供给和休息处，一直安排到芦沟河边。皇帝崇尚节俭，不需要各地的珍奇物品。元狐皮稍微可以算贵重，黑貂皮有时送来数件。皇帝下令：“皇室宗亲中有许多与你们通婚的亲属，应当让他们作为主人设宴私会，以彰显亲近厚爱。”又下令：“功勋侍臣中也有你们的同族，应当让你们寻访宗族盟友，彼此往来酬答。”在朝廷观看威仪，在上林苑观看台阁池苑；太常寺奏起各种音乐，依次观看百戏。有时在郊外关塞集合，大规模阅兵，展示我朝武力；这才知道禁军雄壮有力，全都像猛虎。各藩部叩头行礼，离开时多么庆幸能够见到长安。长安仿佛离太阳很近，祝愿天子万年长寿。《大护法篇》。各藩部的风俗以黄教最为尊贵。活佛降生，连咳嗽吐痰都被视为珍贵。天子顺从他们的习俗，也称自己为护法，借此教化他们，使残暴消除、杀戮停止。活佛说：“文殊菩萨降世，成为我朝天子，仁德遍及四方。唉，你们各藩，是国家的门户，更应当一心一意，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历来想见文殊都很困难，哪里料到今天他竟高坐在九重关门之上？活佛又说：“从前我的本师早已知道大朝的天命将要降临，如今果然应验；我们相约千年，长久承受天子的声威，在四海弘扬教法。”兴州以东，佛寺高耸险峻；各藩诵经说：“广施仁德，也有汇聚各部的宗旨；年年赐给衣裓，各藩奉行它，因而风调雨顺、和谐会聚。”（溥仁寺是各藩建造用来祝颂圣祖的；汇宗寺是圣祖建造用来集合各藩的。）有善行一定记录，所以达赖受到褒奖；有罪过一定诛罚，所以喇藏能够消灭第巴。（按：第巴就是谛巴。）活佛教导人忠于皇帝，以此报答天子；这才知道法王的功绩可以载入佛教史册。《河套诸酋归命篇》。

译五原建置以来一直由当地自行主持，秦、汉两代沿袭它，终于成为肥沃的土地。三座城池的营建，开始于韩公；到了唐代，仍然推重它们作为保障。自五代以来，强盛势力逐渐割裂，但仍属于中原。手持旄节振兴武备时，天德地区属于沙陀；拓跋氏向西分据银州、夏州，也设置了许多明堡。东胜所得的故城只有三分之一（就是西受降城的旧地），不久便弃置不守。筹划边防实在拙劣，堂堂的余与王，当时号称虎臣。余与王的祖先叶盛曾说应把居民内迁到榆林，结果一朝弃地二千里，坐失险要疆土，祸乱由此开始。捣毁巢穴、搜捕河套，从此使关中劳苦，年年成为骚扰。自从夏言、曾铣的建议被驳回，天险便成为各酋长的巢穴。晚年畏惧插汉部，稍稍重新归附；余与王很想报国，却无奈国运已经不能振作。（李自成进入榆林，河套酋长想要勤王，却没有成功。）圣朝使万国按时朝贡，火筛、吉囊、俺答的孙子都跟随出征。古禄王长期受封为藩王，六掌撒都恭敬虔诚；东征西讨，驯服地献上忠诚，每月领取俸钱，与各镇相同。在花马池边从容游牧。（河套酋长的部落分为六掌撤，二十分部，犹如六营。） 《大佛牙曲》（以下为各曲。） 大佛牙收藏在盘山，是僧人所珍重的东西，长久以来用来增添禅门的光彩。天子听说后，大笑说：“朕不迷信这种腐朽的遗骨。钟离道上的骨头，装满一车，四匹马拉到门外，也实在奇怪。说百姓本来就有不祥之气流传，已经是诬妄。从前听说孔子所重视的，并不是眉毛胡须，恐怕只是拿这东西去向侏儒夸耀罢了。遥想万机之余，有时也不废弃阅读佛经；对于闲情，早已悟知真如。究竟说到治理天下，朕嫌它虚无，何况这种荒诞之物，夸张吹嘘，哪里值得收藏取笑？那唐朝皇帝大概愚蠢到了极点，竟到凤翔迎请佛骨，把它同璠玙美玉相提并论，以为可以获得福报，难道真有这种事吗？”皇帝的言论大力扶助圣教，刻在三盘山顶，万古都足以发扬光明。（御制《讲筵绪论》说：“释教、道教的书籍，我都曾浏览，深知其虚幻，对政治没有益处。”又说：“释、道二教所说的生生之理本来就是绝对的，而且会使天地人三才有时陷于穷困。”） 《蒋山曲》。神烈山遗留下的胡须长久寂寥，守卫陵寝的官员老死了，守卫陵户也凋零了。曲阿的王气黯然消散，衣冠人物即使出游，也只有秋风在呼号。常常听说降下新的诏令，禁止各处牧民前来。山顶上是谁如此凶恶荒谬？幸亏有像希温韬那样贤能的太守，一剑斩下想要盗陵者的头，保全了珠襦玉匣，使它们幸免于动摇。（当时有人倡议开采煤矿，意在窥探陵墓；太守林公厌恶此事，将其杀死，见蜀人李长祥文集。）哪里料到故国遗民反而容许豺狼突入，任意焚烧。高皇帝震怒，他们跳起来逃走。（己亥年海军到达江宁，陵墓的树木被砍伐一空，见魏禧文集。）皇帝驾着六龙车驾来到中天，神光迎接旌旗仪仗。盛大的德行在这里表现为谦让，皇帝亲自从旁边行九次顿首礼，也不怕劳苦。眷顾这片埋葬弓剑的土地，碑上刻着皇帝亲笔的文字，为什么不昭示于世？皇帝说：“这是一位贤明的君主，是朕所自豪的。”三百年的国运不是无故获得的，怎么忍心让薪木使它惭愧而萧条？责问史臣不要凭借深文曲解来嘲讽。（熊相国进献自己所撰的史书，其中有贬斥高皇帝的词句，圣祖认为不对。）中山王感叹，开平王哭泣。不只是秣陵父老告诫人们不要砍柴，唉，圣德高得像天一样。《热河汤泉曲》。皇帝在行宫避暑，并不只是为了避暑，还借此讲习武事，同时巡视边疆。祥瑞的符命应时而来，醴泉从地下涌出。天心地灵，阴气与阳气在一气之间舒展，火热与冰寒交替调节。宣告说：“凉的地方就使它凉，暖的地方就使它暖。太平的根本变化，遍及八方。能够使寒冷山谷忘记寒冷，何况皇帝所坐的御座正处于这里。”金沙腾腾蒸发，玉液水波涟涟，用来调养和气，消除烦恼。风从中生起，云在旁护卫，仿佛有神灵周旋。（热河初建行宫时，圣祖试饮温泉，说“如果再暖和一点就好了”，不久泉水果然变暖，实在是奇异之事，详见御集。）这泉水处在绝塞之地，从前这里兵戈纷乱、声音喧闹；如今清流像沸水一样奔涌，震动得人不能安眠。时局平定后，内外成为一家，于是这里成为名胜，和骊山、华盖相媲美。临近它就能通达高远玄妙之境，天子安闲宴坐，每天沐浴在德泽之中，思虑深远高明，吟诵《汤盘》篇。《射虎曲》。皇帝合围射猎，发出大黄弩，箭一发出便射穿雕鸟，老虎也全部中箭毙命。在林边六天，射死三只老虎。藩属夷人相互告诉说：“多么神武啊！昨天西巡时在射虎川射虎，把名字赐给晋地，替百姓除害，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皇帝说：“唉！一个人的勇力，不足以称道；偶然获得射中的机会，朕并不自夸。从前朕刚登基时，白额虎般的凶徒声势汹汹，带着鬼卒横行，又有豺狼相助，挡在道路上横行于吴地，耿精忠、郑经、吴三桂都狰狞凶恶。朕挥动神臂，一个个把他们扫清。那些伏藏在草莽中的人哪里还敢惊动？我的心愿一向在于爱护生命。即使五只母猪、五只小猪繁殖得很旺盛，我所希望的仍是驺虞出现作为祥瑞。愿万物都受到慈爱，归于和平。六十年后，终于教化成功，驯服的老虎前来朝见，列入四灵之中。” 《海运曲》。天子的六府八政正处于丰足亨通之时，箕风毕雨，年年庆祝庄稼成熟。东方的国家忽然告急，平壤各道前来请求借粮。盛世一视同仁，便不惜派出星帆船只驶向析津。太仓的粮食正好已经红腐，用来救济阻塞饥荒，又何必拘泥于古代的海运？世间相传海运可以用来防备灾害，预先谋划未然。明朝末年也曾采用此法，崇明的奏议被收入旧史。（见《明史·沈廷扬传》。）这些都只是匆忙补救，哪里比得上今天还能把力量施加到海外的属国？丸都城下风势无阻，浿水、梁水、辽水的路程都可以计算。九个津口送别归去的船橹。（水名见《册府元龟》，就是陈寿记载中的梁口；误把“过”字读作“遏”字，实际上就是经过之意。）朝鲜王宰牛祭祀父师，天子赐给我们洁白的祭米；子子孙孙，世世代代报答这宏大的恩慈。《永定河闸户曲》。桑干河七道水轮承接天池，和朝那相比较，同样神奇。它从遥远的太原发源，经过马邑、云中、代郡，各条山谷的水都汇入其中。在黄瓜阜北面观看夕阳，漯水前来会合，水波多么涟漪。飞狐关下清流美好，潜龙从水浦中出来，称为祁夷。笥沟向东流下，与沽水汇合；风雨调和，环绕帝都。水流湍急迅猛，实在可怕。如果堵塞而溃决，绝不是适宜之事。国家定都燕、蓟，黄河、淮河最能作为漕运的凭借。桑干河靠近京城，疏通治理怎能不劳烦皇帝的慈心？先皇大力规划河工，日夜把河堤放在心上；时常分担黄河、淮河的忧患，以奠定治理桑干河的基础。六龙车驾所指示的地方，足以成为秦冰；梁豹治理河水，贵在使河身深而且直。这些话千古不应改变。（这是永定河水工方面的圣谕。）近郊已经筑起柳坌险要，上游又设置了石景祠。（事情见世宗御集。）这里的百姓年年感谢河神，哪里知道天子勤劳于沟渠水利，一道堤坝、一道闸门，无不体现皇帝的仁德。《跳神曲》。

译跳神，是东部国家的风俗，史书没有记载。旧礼经虽然不是祠部掌管的主要内容，却也关系到考察古礼。它有力量消除灾气，关键在于敬畏神灵。因此主持祭祀的人选择日期、处理事务时，必定竭尽诚意。庄严的白虎神在半夜降临，庭中陈设一尊汤子酒，酒色清澈，胜过黄酒。黑阿峯的飞石粢饵有美好的名称。（这是黏米糕，拌入豆粉，再蘸蜂蜜，像黄玉一样，名字很新奇，见山阴杨宾《柳边纪略》。）女巫从宗妇中选出，跳跃击鼓，同时摇动铃铛。希望吃祭祀后的余食以求饱足，就让她们吃饱。明洁的馨香礼仪从天子传达到下方，天子也亲自割牲。礼成后回来拜谢，赐下福胙，丰厚充盈，深厚的福祉惠及宫廷和官府。余下的恩泽遍及公、孤、卿等大臣。（每次宫中跳神，必召三品以上大臣上殿陪坐；吃完肉食后，赐给钱币和果品，然后退下。） 《鲒埼亭集》卷第二，鄞县全祖望绍衣撰；余姚史梦蛟竹房校订。赋。《皇舆图赋》（有序）。成周时期，大司徒掌管绘制国家土地的地图，全面了解九州岛广大与狭长的数目，辨别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等名称和物产，以及按土地制定会计、物宜的方法。大司寇属官中的职方掌管天下地图，辨别四夷八蛮之人的类别和九州岛各国，使它们使用同样的贡赋制度。大宗伯属官中的保章氏依据星土辨别九州岛各地所封的区域。大司马属官中的司险掌管绘制九州岛地图，全面了解山林川泽的险阻，使道路通达。大宰属官中的司书，又通过地图了解山川的数目。考察四野的学问见于官礼的记载，竟有这样多；然而仍未追溯到它的源头。上古时风后接受河图，方州的疆域才开始确定，大概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无法传述。至于圣人作《易》，仰观天象，因吉凶而取得卦象；俯察大地，即依据图书制定法则。所谓“图”，就是山川险易、星土分合的图；所谓“书”，就是记载贡赋多少和九等差别的书。图系于河，书系于洛，是因为天地的中央实在河洛之间，其中南北高深的缘故，是圣人所取法的；正如吉凶的卦象是圣人所效法的。大概这与《周官》的记载最为接近。汉人把纬书、候书杂糅进来，于是把马毛的旋纹、龟甲文字的裂纹，以及浮出黄河、溯行洛水的东西当作河图洛书。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吉凶的显示也应当是陨石之类，之后才可以摹拟着纳入《易》吗？正因为河图洛书是典籍中最重要的东西，所以《顾命》和《大训》并列陈述。东序的宋人年代越远，失误也越多，竟把《系辞》中五行生成的数列当作图，把九宫的数列当作书，难怪穷究经书的人纷纷争辩。况且图书历来都有源流，周穆王在黄山大朝会时，曾披览图书、察看典籍；萧何得到秦朝的图书，因而全面了解天下的要务；孔安国任博士时，全面见到图书，用来注释失传的经书；即使汉武帝也依据图书来了解黄河源头；班固也以图书为根据，撰成地理志。这些大概都是河洛旧有的本子。晋武帝司马炎以后，周秦的秘藏图书已经断绝，司空裴秀依据汉人所搜集的各种地理杂图，粗略具备了形貌，却不够精密审慎，于是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它的体例有六项：一是分率，二是准望，三是道里，四是高下，五是方邪，六是迂直。地图学的大概情形大致具备于此，并且规定二寸代表千里。唐代贾耽作《海内华夷图》，图幅纵三丈三尺、横三丈，比例是一寸折合百里。宋代祥符年间，李宗谔也曾经作图；后来税安礼也作《地域指掌像》……素则临川道。士朱思本作舆地图，参考梵人帝师的秘图，又与宋代旧图相互参译而成。他大概用功十年，自称没有遗憾。今天世上保存的，只有这一部本子，但也多被明人辗转增删改窜，冒名说成是自己的图；只有计算里程、绘制方格的方法，还遵循旧制。明代嘉靖年间，山阴周继志所作的地图，最为世人称道，纵八尺、横二丈，每格方圆百里；如今已经很少有完整本子了。三代古图书的精义，谁能够继承呢？况且地图学本来就难，其中以星辰的分合来确定地域尤其困难。自古学术失传，郑康成说，堪舆书所记载的，都不是《周礼》的方法。自《汉书·地理志》以后，有把十二分野配十二国的，有把二十八宿配各国的，有把二十八宿配十二州的，有把北斗七星配七国的，有把二十八宿配《禹贡》二十八山的，也有从邶、鄘等国以下一一配属的。这些说法支离荒诞，无法究诘。明朝初年也有《清类天文分野》一类的书，不过只是把旧说牵强附会罢了。哪里比得上圣祖皇帝鄙弃术数的荒诞，传成囊括华夏的完整谱系呢？向上参照那一万五千里范围内的升降，向下综合一千八百国的广大与狭长。大概先圣先王关于河洛的传承，正由此代代兴起。依臣所见，赋咏这幅图的人，大多只是夸张地铺陈版图的四面广大；至于著作的精义，却没有人能够替它发扬。因此臣拜手稽首，作了这篇辞赋。

译我曾听说，大禹治理土地，功业完成于四方，因而有了宏大的图籍。竖亥徒步测量八方极远之地，自古以来天地的广大，即使上圣也不能凭空测量；如果不是亲眼勘验，就无法载入史官的典籍。然而那些考察土地、观察天象的人，犹如剖分芋块、分割瓜瓣，既要求把天下海内的总括全部合拢，又要求细微处毫无遗漏。这样即使足迹遍及各处，有时也不能穷尽疆界的划分。古人离今已远，精微义理难以详考；分辨星辰的位置遥远，分野的划分也渺茫。祝融、颛顼的遗墟，只能略知大概；台骀、阏伯的记载也渐渐亡佚。禆灶、梓愼的言论无法穷究；费直、刘向的学说，究竟谁更高明？更何况要穷究邹衍所谓的瀛海，申明郭璞所说的大荒呢？所以南方人就会惊讶于盩厔，北方客人就会不了解浦阳。此后有作者，大多疲于奔走而最终困顿。圣明之人挺生于世，包罗符瑞而光耀；苍精孕育灵气，黄牙揭示幽奥，上与昊穹相契合，下与大地相协调。九野三辰，抚胸即可明察；六狄五戎，也都可以通过梯航抵达。汉代典籍、唐代经书，显得微不足道，于是凭借睿智的谋略成就宏大的裁制。依据《周髀》微妙的言论，沟通泰西的隔阂。方田、方程之术，虽然相距平方、立方的义理还没有晦暗，《九章算术》可以运用，《六觚》也不妨碍。举一隅便可以反推出另外三隅，五曹之术已经具备。历法的数理既像肉贯串成串，舆地图也像连珠串入琲中。隶首运筹，商高划定疆界；桑钦、郭璞测探源流，阚骃、郦道元分别辨明支派；婆罗门沟通传递，利玛窦考察其会通之处。张骞探寻河源，元奘记载大略。（用中西会通的算法计算地里，所以即使偏僻乡村也没有差错，这是自古未有的；至于扫除前人关于分野的说法，只依照度数推求，则尤其不可更改。）谁说星辰遥远就可以计算而无法完备？谁说渡口遥远就可以测算而不能到达？测量天空，则天上的垣次可以立即确定；丈量大地，则疆域地理不会错乱。既已完全扫除苍帝、赤帝、白帝、黑帝各自支分的说法，于是遍历深土、升土、成土、信土而行进。中间用来作车舆，四边用来作车盖。于是更加相信，天是乘风浮行的，地是凭水承载的。如今阳光明暗的程度最不相同，山川原隰的区域也多有隔绝。内衡、中衡、外衡的路程，各自分出南洲、中洲、北洲的形势，彼此交错变换；有的顺畅舒展，有的逆行逼仄。左边寒冷而右边凉爽，是天空虚空之处；右边炎热而左边温暖，是大地受阻之处。两处遥远而一处接近，广大就无法裁定；两处接近而一处遥远，周长就无法增加。这些都是优秀制图者展开图卷、用心经营的地方。于是方形、圆形都肖似各地的区域，面积的盈缩符合其度数，纵横符合其路程，施展与承受合乎其形势。三百六十度成为大圆，三十二篇成为分注；分开来看，像碎金各自呈现精华，合起来则像完整的玉璧共同构成整体；一乡一亭没有遗漏，一关一隘都有依据，不必琐碎拘泥于五洲的细节，也不必局促计较于两戌三条山脉而遗漏九丘的文字。遇到……（三十二幅图合起来可以成为一幅图，分开来即使一府也可以成为一幅图；细密得如同蚕丝，真是神工之作。）天门之外再没有可以寻觅的上方，地户之外再没有可以窥伺的旁侧。这真是超越千古而无人同类，还是要等到百王之后才会有人具备呢？况且世人又哪里知道先皇观察事物的神明智慧呢？从前先皇在万机之暇，游心于经籍苑囿，在石渠阁安闲听政，裁断经书讹误。太乙神人持藜杖，荣光高远；汝、羲、朕、虞各自执掌彩笔，宣说的言语成为常道训诫。这里姑且选举一两例：天惊地动，尧典把天下分为十二州，而辽海却被羁管在东方，青越以海为边界，百姓无法称说。又到后世，分州称为营州；周代合并幽州而同称幽州；两汉以后，分州称为平州，其中属于度数的缘故，始终无法明白。又哪里知道导山有其源头，天地一气烟雾氤氲？长白山的峰脉，是岱宗所由承接的；它盘旋于旧都一带，斜向析津，随后飞越金复之岛和胶莱海滨。帝王出于震方，人生于寅位；正因为泰山是大宗山脉所由出，所以成为六岳之君。这种神妙的领悟，谁能铺陈说明？（太山发脉于长白山，这正是上古青州统辖三韩的缘故。榕村李氏想申明圣谕，却没有找到正确解释；不知道《舜典》中本来就有此义，“出震生寅”也是御制东岳庙对句。）长江的源头旧称岷山，有人对此怀疑，却没有把它与黄河源头相配，只凭臆测指向金沙江诸水；那里荒远偏僻，哪里能亲自观察呢？不知道长江源头在黄河源头以西，远在诸番之地，金沙江诸水依次汇入其中。至于险要关塞，就在黄胜关（即岷山）。大概自从西方军队报告胜利，使节络绎不绝，古人从未到过的地方一直到极边，之后考察探索才没有不清楚的。三危苗裔的各种说法纷纭，昆明、居延各有各的说法；不知道它们出于甘肃，直接连接滇地和云南，瓜州、沙州在西面耸立，缅甸在南面分布。当年吐蕃设置节度，铁桥驻军，三藏鼎足相邻，这就是三危所在而过去没有听闻的情形。（三危就是今天西域的三藏番僧，确实是苗民的后裔；圣谕还从佛经中取证，可见其博大。）至于遥远隔绝的俄罗，也奉行我国王道，开始进献舆地图，这是古人从未见过的；它距离北极不过二十度，于是还辨识了鼢鼠。这正是格物学的助益：借助会同之际的闲谈，参照边远荒服地区的掌故，开拓千古以来的见闻，纠正前人的讹误。这幅图对于远古鸿蒙初开、土地分裂，由神禹治理至今，以及海内清平、圣明君主光大发扬的情形，都有深刻而精练的表现，实在是一部宝贵的典籍。天地永远安定，自古以来所有的制作，都把完善之处贡献于此。聚米可以观察地形，画沙可以践履推演；只是可怜我这个小臣展开图卷便容易眼花，俯身观察也不能合上卷子，因而再三感叹。应当把它收藏在清庙，陈列于明堂，颁给太史，诏示职方。又何必借助马毛？又何必借助龟文？把它悬示于河洛，上可照耀苍天；与这种括地之图相比，推度吉凶的占验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本来应当为自己絮絮叨叨的小言而惭愧。《国书赋》（有序） 国书的创制，超越前代女真、蒙古等族的文字，是因为它完全符合等韵的古法，这实在是神妙的天籁。然而如果不读圣祖御制的音韵诸论，也就不了解这一点。同馆中有许多人学习这种文字，于是相约作赋；只是惭愧自己的文章不足以称道它。

译阴阳建立天道，刚柔建立地道，一开一合，依照律而生成；一唱一和，依照吕而相应。有的旋转发出而立即收束，有的先开启而后闭合；这就是化育万物的神妙机理，每天流行而不滞塞。因此声音有七种，声调有四类；声调作为经，声音作为纬，经纵向运行，纬横向连接；字母与子字相互权衡，各随其类。然而众生愚昧，谁来开启其中的秘密？文字一开始由史皇创制，后来仓帝再次创制，天降谷物、云气相扶，灵异征兆都可记载，谁能为文字制定规范？别传所记的职志说：“梵字有卢字，有长有短；语言近似而不合经，事情也不是自身产生的。”但它的创始，确实已经分立门类和体例：有右旋、左旋，分岔其趋向；有下行、旁行，区别其形势；有的借用声，有的直接取音。依靠声，字数多了才能开始通达；依靠音，字数虽少也可以会通。有的使正、错相杂而成文，有的使偏、缠相连而立体。文字在点画上极尽变化繁多，字体在曲折上分别比拟，各自擅长专门技艺，一同达到精微境界。哪里知道婆罗门的传承日益分歧，竟使许叔重一类人有所不及？试观察三十六字的规律，于是归属于一十四部而没有废弃；因此切韵的流行，最终成为象类的精髓。这就是耳根、目根所具有的功德，有时不能不参考西竺文字，来举明它的大概；博学通儒如夹漈一类的人，也都对此留意。然而属国的风土各不相同，所以文字也不一致。你没见鸿胪所掌管的、翰林所主管的，铎衮、信宁共同创作的，谷神、合刺分别铺陈的，八思巴专门创制的，畏兀儿兼而施行的，勃海通用隶书的，夏州另行流传的，像驴唇的，像莲叶的，像符篆的，仿佛半隶书的；它们的种类交错出现，形状纷繁披离。试着查找旧籍和残碑，大概与《王会图》中各种变化的形态相比，也勉强可以比拟其奇异。用古法衡量，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只是它们达到的程度有合有离。（外蕃的各种书体偶尔也有与古韵相合的，世人多不知道。）知道元符所钟爱的东西，必定有待于昌盛时代；到我国国书出现，才终于得到应验。从前风云初起，文字创制堂堂而兴，红色文章、绿色文字交相进献祥瑞；只有两种文字的成就，不亚于朱襄。（一种叫达海，一种叫额尔德宜，都是创制榜式文字的人。）有的创作，有的述作，接连登场，各擅胜场；治理官府、观察百姓，王廷借此宣扬，直追上古初始，精微意旨浑厚深远，像虫形、鸟形一样，以发扬天光。当时长白山高耸，鸭绿江浩荡，彼此高峻而声势铿锵，仿佛借神力相助而呈现寒光。广泛探讨一合、二合、三合、四合的义旨，上参二体、六体、八体、十体的长处，使汗流的次仲徒然自傲，秦始皇的双翼也仓促逃遁，不知逃往何方。它的纲领有三十条可以举出，它的细目有二百条可以铺陈。于是布列于九垓，直到遥远的邦国。用它书写诏诰，也兼用来摹写印章；推而至于奏疏、旗帜、符信，没有一样不完善。于是命令词臣分部编次，务必精良；编纂日讲、史书，则紫阳又有文鉴和石渠的收藏。设置科目选取士人，上可比拟汉唐。即使是《说文》《字林》，也不敢有错误遗漏。馆阁中的新进之士，也同样没有荒疏。然而其中深奥的论说，本想使家家户户都明白，却还没有来得及。等到天语亲自指示，才直接打破元妙的关隘。天语说，喉音最初的五个字，实际上是声气的本源；各部之间相互生成，都从这里开始。四声与此相谐，大概也是至尊之物，不能有所违犯。各韵的切法，不敢在此之外增加。把它比作不受其他律管役使的黄钟，正可以用它来确定音管而毫不困难。千年以来的疑惑，于是像连环一样解开了滞结。（就是支、齐、微七韵无头的说法。）又把连音连接起来进行纽切，也足以确定等第而不可更改。听说详列等第而略说韵部的，是宋代康节的谱；详列韵部而略说等第的，是近人亭林的编著。它们的功夫虽精密，方法却仍偏于一端。哪里比得上国书独擅其美，把二者兼收而都完整呢？清楚得如同掌中之物、隔墙可见。《三苍》《尔雅》未曾阐发的，《三菩提》未曾宣说的，它都包含了。万种声音都能举出，万种音节都可以穷尽。鲍卿那种杂乱的目录，实在只是渺小地抱残守缺。由此才知道，天下的声音出于喉，以喉开启声音的钥匙；也收束于喉，以喉掌握声音的关节。怎样确定声母？就取能够生成本音的字，使它自身相叶。怎样确定韵部？就选择能够收束本韵的字，使它没有差错。缓慢读时成为两个字，可以相互概括；快速读时成为一个音，便清楚明白。清声的字，由本韵的影母统摄；浊声的字，由本韵的喻母甄别。这就是合声的方法，所以能够和谐而不乖戾，简约而不繁复。然而如果不是天赋神明之才，一一揭示它的渊源，谁能向秩宗说明并大大发明其中微言？（这里说的是尚书徐文靖公；他的文字学是继两位文成公之后的第一人，详见他所辑的《音韵阐微》。）可叹那些幼稚蒙昧的人，没有掌握雅正的旧典，为求禄位而惭愧，署名又失于措置。既然根部有所缺失，随后便差错如《杕杜》。马字少了一个部件，就丧失完整；虎字多出六画，就违背字数。两个首部、六个字身尚且不能贯通，一束、两缝更无法解释。舟字有两个间隔便失去偏旁，门字加五日有时就迷失推步。真是像不识绯衣的小儿，惊讶于黄绢幼妇。柳、卯虽然相同，乌字却容易误认。重叠韵的问题尚未解释，卑栖双声又造成疑惑，彼此相互掩护。龙龛之镜尚未通晓，蜡顶之话，谁能追溯那位孤独识字者的名号？这对同文之盛又有什么补益？正当舌桥目眩之时，安定居然又分立部类。哪里知道其中的精华能够不朽，远远超过先民的旧制？好古的人不会疑问，奇异之处也能使人略有领悟，难道仅仅像拓跋氏把解释附在史书篇章中那样吗？它完全足以使扬雄的才力在油素之间穷尽。《五六天地之中合赋》（有序并跋）。官府以敬慎之心授民以农时，这是圣人最先重视的事情；这是押韵的题目。

译“五六天地之中合”大概是古语，《汉书·五行志》和《唐书·历志》都引用过它，但解释各不相同，也各有缺失。《汉书·五行志》既然认为天数五、地数六，各自居于中央而相合，又引用《左传》所说的六气五味，并以《国语》“天六地五”的文字作证明；它的意思就是把“天五地六”看作“中”，把“天六地五”看作“中”的合，因而把“中合”二字拆成两层。但考察“天六地五”这个数目见于《素问》，而《素问》在《七略》中没有著录，很令人怀疑它是后出的，不知道是否就是《国语》所指。若按照《素问》所说的六气五运，那么水、火、金、土各占一项，只有火兼有两项，所以称为六气；这与《左传》所说的阴、阳、风、雨、晦、明不同。总之，两部书所说的都是另外的义理，与“五六中合”的宗旨没有关系。天道本来就是向下交合而端正的，不必把它的数目偶然与地数相合来解释；地道本来就是向上运行而端正的，也不必把它的数目偶然与天数相合来解释。《汉书·五行志》强行附会，看似巧妙，实际上支离。深宁王氏《困学纪闻》竟说《左传》的说法就是《素问》的说法，也是因《汉书·五行志》而误解。唐代《历志》专门主张大衍之数，直接把五六之中的“中”看作合，完全删去了《汉书·五行志》那些枝蔓的话，这个见解是正确的。但它又使用六日七分的术数，说一月之中五卦就是天策，六候就是地策，这同样是错误的。总而言之，五六中合本来属于大衍生成之数；五生音，六生律，历法家由此产生，不能再牵扯其他说法。我因为词科考试出了这个题目，准备写成进呈的试卷，先依据《唐志》纠正《汉志》，又代替《汉志》回答《唐志》，写成两首，并以序文置于前面。我听说，成就功绩在于抚循天时、授予民时，必须先保持恭敬，顺应九纪来窥察造化，审察七衡来探求元命。天显示它的光景，地显示它的回响，机理发动而道理可以推求；天流布它的包容，地流布它的符验，法象昭著而数目可以确定。一先一后，阳气布施恩德而乘权；有屈有伸，阴气含藏光明而听从命令。二始，是历法根本由此产生；二终，是闰余由此剩余；二微，尚且蕴含在蒙昧之中；二章，则渐渐趋向盛大。但归根结底，从一到九，谁是它的枢纽？从二到十，谁是它的权柄？因此三两完备而五位由此确立，阴阳交错运行、两两兼合而六爻由此互相感应。大概十一包含奇偶之数，六十则参伍之机完成。你若要推求天元、确定蔀数，首先五十五位的作用可以遵循，四十九根蓍草的策数可以授予。纵观宏大处，细剖微茫处，五与五相守而声音得以区分，六与六相同而律得以成就。音治理阳律，也治理阴律；五与六各自专掌其职。音掌管日，律掌管时辰；五与六各自寻求配偶。中宫就是八十一分的积数，穷尽极细微处；黄钟包含三寸九分，包容一切万物。以音来求律，没有不是历数的周遍分配；以律来审察音，就是历法家的统一本源。阏逢处在天干的位置，甲又兼有壬；星纪居于坤方，子又处在丑位。由此可见，五六的作用确实贯穿始终，也缠绕左方而拂过右方。由此知道，以三为纲纪而变为七的数，圆融而神妙，只有五处在正中；以四为纲纪而变为八的数，方正而明智，只有六是枢纽。五藏纳过去，探究其奥妙，是以两种变化化为一；六神明察未来，穷尽其变化，是以虚十而盈九。虽然音与律是有常的作用，总不外乎下减而上增；日与时辰是极其运动的机理，也有时前面盈满、后面收缩。大概最令人疑惑的是积数容易出差错，确定时刻难以拘定。总要依靠这里浑然一体的中德，才能常常看见它与永恒相合。考察古代史籍，历代都有先民说，律与历同源的秘密，实际上就是乾坤成就化育的门户。悬挂三次而揲取四次，从开始到中段，以相合而完备；蓍数为七而悬挂为八，从中段到终点，以相合而神妙。建立它作为尺度，执持它作为权衡。律与《易》相通，所以宫声遍及十二辟卦；历与《易》相通，所以策数遍及三百六旬。天地的心意在这里显现，人神的极致在这里分明。因此，以天中的策数来求卦，以地中的策数来定时。卦周遍于六十四卦，如同棋子布列；时运行于七十二候，如同车轮奔驰。内卦的策数为贞，外卦的策数为悔；一贞一悔，节候便确定。中气以前增加，中气以后减少；一增一减，秒数的根本便齐备。卦数以十乘六，四为余数，于是分至启闭成为关键；时数加倍五次，二为寄数，于是东西南北补足四维。大概把两种策数合起来平均为六百，就是使全部策数贯通而与当时相协调。如今运行的度数显现在天上，幽微赞助的功劳归于圣人；将要驾驭大中的权衡、应合春和的号令，那么审察音律要达到和谐，治理历法要使各项端正，这些都是太史所掌管的责任，四方邻国应当听取戒命。有的把天数与地数相合，以六日辨别而使岁差齐整；有的把地数与天数相合，以五夜分划而使刻漏终尽。三统以后，争相比较长短、角逐高下；五纪以来，也彼此负胜、更迭争胜。这都是没有掌握五六之宫来求其中合的并合，所以朓朒容易混淆，运行快慢难以平定。至于天有时以六为制，地有时以五为均；气运行到六期而完备，运运行满五年而一巡。这只是《素问》所说气数变迁、行度运行的次序，不是《大易》所说生成相得的理论。至于把六气发散而形成五味的氤氲，那又只是《左传》偶然记载的内容，并非轩皇所陈述的道理。它对于阴阳化育的功效，确实各有征验而可以相信；但对于律历循环的缘故，未免稍显疏远而不切近。那些人只看见数目适相符合，便认为其中的说法可以沿用，又哪里知道两家的错误见解，原本与“中合”互文的真实含义毫无关系？所以我认为《汉志》的说法稍显穿凿，不如《唐志》的议论有条理。它取法长历而加以折衷，尚且没有拘泥死守。如今那些历法家，正值当今皇上面南而立、承继离位，安定北辰而居中；五事协调，化育便通畅；六气顺遂，灾异蛰伏便杜绝。反商、下征都以元气为本，鼓舞文明；小素、大林都合于中声，用来消除怠惰卑劣。借此勤勉民生所宜，借此厚重上天的福佑。相风之乌和鸣，跳辰之龙驯服，正要追踪姚、姒，接续羲、轩，参悟先天、中天、后天的心画，会通交朔、交望、交率的真实传承。掌握五弦遗留下来的徽声，以声音神妙运行；布列六觚的奇妙算法，心意在于效法先贤。哪里还会有径围不合的说法，以及中西尚未确定的编次呢？右篇赋依据《唐志》纠正《汉志》。

译追溯精气凝结而成为三辰，星辰运行的度数显明而形成七政；道理乘着气象运行，数目都是至道纷纭的表现。岁以时为纪，律与历本来同出于一元的合并。参照天、两仪配地，四象的策数由此产生；十图、九书，八卦的爻由此确定。一、三、七、九主管奇数，以五为主，作为宫；二、四、八、十主管偶数，以六为主，作为柄。神明运行的有五，鬼神运行的也有五；五个位次彼此相得，于是清浊分明。雄声鸣叫的有六，雌声鸣叫的也有六；六管相互承接，于是唱和盛行。音产生于甲，六十调交替运用刚柔；律产生于辰，十二均相互体现动静。既然如此，凡遇到时令，谁敢不恭敬？凡告诫上天的人，更应迅速用敬。轩辕的时代已经遥远，冷伦的书由谁传授？但在河内检验葭灰，节气便可以当场推定；在羊头山校量秬黍，法度便可以建立而完成。五兼二变成为七，下宫上宫没有差错；六以三分而得八，正声、变声依次演奏。至于五音各有加倍与减损，清声的第一声使用九的开端，所以虚置六；律各有相同而增加，准弦的第一声归入奇数的扐，所以加以辅助。因此，审察音的人也就是审察运行的人，五德各自交替而表现亏盈；以分野来划分时辰，六辟共同征验吉凶。太阳以十五日运行一周，是五乘三；时辰以二十四刻完成，是六乘四。大概天中就譬如璇玑玉衡，七宿不会偏向东边或西边；地中就譬如瀍水、涧水，三涂不必占卜向左还是向右。这本来就是极其长远的元、会、运、世，也并不遥远；即使拿度量衡来验证，也不会有差错。如今一元作为开始，十日形成一旬；前锋以生数相接，后劲以成数相邻。五在生数中已经屈曲，六在成数中才开始伸展。生成已经周遍，还要依靠整治材料的力量；成就刚刚开始，也没有离开孕育产生的根由。一减一增，忽然成为同一位置；或前进或后退，彼此成为根本。当两仪收聚时，一片混沌氤氲；交错运行各有道路，彼此交换各有门户。下降的并不是故意自我贬低，上升的也不是妄自尊大。它们或张目而视，或低首而行；回旋曲折。苍精显现在九道，黄牙遍布八方。贤哲的君王有所创制，充分向百姓显示。确定为音的用来贯通天干，成为律的用来流布地气。始于一，终于九，积累起来就是重五所产生的数；始于二，终于十，积累起来就是重六所分布的数。于是把这些合起来求取，五行实际上兼有六府，六事都运行于五辰。取法于天，则二十五根丝各自协调；取法于地，则三十六宫都呈现春意。这就是日晷、历象由此兴起并记录元年的缘故；章法、蔀法之所以神妙，也正在这里。所以观察形象，就取其最明显的；完备数目，就取其最整齐的。产生于东方而终于冬季，吹律必定要求次序顺畅；明亮的是孟，幽暗的是幼，推求策数尤其要消除它们的参差。划分七十二候来形成周期，昏中、旦中都有一定度数；贯通十九章而设置闰月，大余、小余都有一定时限。如果稍微增加牵强补凑，就不免支离。何况五六之数本来相互调和，中合的关键没有偏胜。五土安定大地，与天相合没有差错；六幕周流于天，与地相合全部应验。所以气应于日而盈满，在五数上稍有超过却不是多余；朔应于月而虚亏，在六数上稍有不足却不是不竞。以真宰的运行作为根本，所以向上与太虚相协调；把它显著规定为世人的准则，所以仰承上圣的至理。不必从旁处寻求，不劳烦曲折的证明。至于六日七分的术数、一月五卦的文字，是京房首先列出计算，扬雄于是错杂陈述。卦以五而周遍，已经难以避免纷杂错乱；候以六而分别，实际上难以解释清楚。这样看来，《唐志》取法大衍而作折衷，虽然已经符合举正的宗旨，但它标明中策的地方，仍未见具体说明。《易》的醇厚之旨，大概来自七纬遗留下来的言论；这些言论流传而无法辨别，渐渐与四圣的深奥旨意混杂在一起，被当作同一种说法。中孚卦居首，漫然归附于大易；可笑的是有人改写《月令》原本，竟又刻石于成均。这是八能之士尚未完全探究、九术之客尚未完全辨析的地方。至于那些相互更易五六说法的人，总之没有见到中合的真实意义。那些掌管历法的人牵强附会，难道不会给后人留下错误吗？只有我皇上知道尊崇礼制、谦下守位，周密地规画、折中地制矩，通晓八十四声的奥妙，却不超越五节的顺序；圆融会合五十二家的遗说，以推求六物的龃龉。我仍然严格安定内心，勤勉于事务，举行迎寒、迎暑、迎日、迎月的祭祀，上合六气温凉的变化；调和膏、芗、膻、臊、鱻等味道，下以协调五味的饮食。斗杓颜色端正，玉烛光芒清寒；衡量出于内心，预先调济浊长清短；枢机掌握在手中，哪里还会使月后日先而纷乱？皇极之时万事顺遂，泰阶之符全部显现，所以理应鄙弃六甲的四十二轨，斥退五子的十八篇。右篇赋代替《汉志》回答《唐志》。我写成两篇赋已经过了一年，偶然记起《汉史·翼奉传》中有把五性、六情配合律历的说法，于是考察它。它说六情配六合，五性配五行；观察五性以考察历，观察六情以考察律。又说：“阳使用它的精，阴使用它的形，所以五藏、六体分别象征天地。”翼奉属于齐诗学派，这其实是辕固的说法。然而它也没有把《左传》《素问》和卦气的说法参杂进来，于是更加知道汉、唐二志的牵强拼合，而我所说的并没有错误。《五性六情》见于古本《礼运》。《鲒埼亭集》卷第三。鄞县全祖望绍衣撰，余姚史梦蛟竹房校。赋。《国子监石鼓赋》（有序并跋）。

译石鼓在唐代以前没有显著著录；认为它是宣王时期之物，始于张怀瓘。但张氏认为它是讽刺宣王而作，并没有认为是赞美宣王。如果它果真是讽刺之作，恐怕不应刻在石上。韦应物认为它是文王的诗，而由宣王刻成。诗中说“天子曰王”，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受命改元的说法就可信了；但这又是极其荒诞妄诞的说法。韩愈以下的人都认为它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无论说是赞美还是讽刺，都不应当与《车攻》篇雷同。董彦远、程泰之认为是成王时期之作，这是因为根据《左传》《国语》搜寻岐地的案件而附会出来的。只有孙汉公不采用此鼓，却没有办法畅述自己的理由。欧阳兖公对此表示怀疑，又因为唐人的说法而没有作出决定。南渡以后，郑夹漈因为它与秦代的斤、权相合，认为它产生于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巩仲至又认为它产生于献公之前、襄公之后。但读它的诗文，也不像秦地的声音。马荠堂认为是北周制造的，《研北杂志》又对此加以辨析。大概没有人能够作出折衷判断。杨用修起初也认为它是伪作，只因为它的文字像小篆；后来反而伪造东坡本，说还保存着完整文字，这难道是年老昏聩了吗？明朝末年，韩寄庵才开始极力诋毁它。他所作《石鼓歌》中说：“古人制定文字有六种方法，形、声、象、意并非徒然。等到观看这面石鼓，却完全不是这样。文字繁多，意义晦涩，只是徒然支离骈列。”这些都认为秦始皇、汉武帝时期古籍焚灭成寒烟，错误的书籍、伪造的器物纷纷出现，后人误信而受到牵制；可以说是独自扫除一切说法。顾亭林也认为它的文辞浅近，不像《二雅》，只有铺张而没有意味。万季埜辨析得尤其有力；由此可以确切知道它不是三代后三位君主之物，而我还有进一步的意见。古代天子、诸侯可以打猎而不可以捕鱼，观看捕鱼不是可以歌咏的事情；这一点尤其是不攻自破的。万氏赞同马荠堂的说法，我认为石鼓既然是伪作，就不必再深究它究竟是谁、哪个时代所作，姑且为它作一篇赋。我来到日下，恭敬地拜谒成均，于是从戟门旁边得以窥见石鼓上的文字。曾经听说前人歌咏它，认为它是石墨中的奇珍：有人把它比作彩虹般的绅带交结成络，有人把它比作纷然交错的琼树，有人赞叹它像折断的金钗、覆置的宝釜，有人欣赏它像切玉成形、钩银成纹。精气向旁边充盈，臼穴也不能毁坏它；寒冷的光芒夜里明亮，济水、黄河也不能使它沉沦。它上应黄姑星宿，不必推算记里鼓车。它排列在三雍之中，仍是灵鼍鼓遗留下来的制度。用它面对众多士人，不需要依赖梧桐木来广闻博识。它是尼父编定《诗经》时遗漏未载的，也是熹平年间刻石时没有辨定的。填以兼金以显示珍贵，登列内府而高峻不平。四百九十多个字，佛龛中还留有它的遗迹；两千七百多年，使文艺界不断增添关于它的传闻。然而我私下仍有疑问，不敢随意断言。我曾抚摩残断的简册，沉潜考释残缺的觚器；不只是文字令人惊讶其不相合，事情也令人责怪其不相符。它所叙述的是将帅率领军队、像华美车辆充满道路、丛生荆棘被清除：左骖右骖，君王采用三面驱赶的围猎法，这叫大搜，正应当驾着我的车。至于鲂鱼、鲤鱼密集相继，杨柳曲折绵延；泛舟于新水之上，寻求美鱼，烹煮鲜鱼作为供品，大量陈列菹菜，这叫作遂事。由打猎到捕鱼，先要丈量车轨、测量尺度然后办理事务，先彰明物产，然后取用材料。一步一趋，都是史臣所记载的；凡是不合正道、不合礼制的事，大君都不存于心。因此，三年一次整治军备，军需军实都按数目核验；四时讲习武事，不妨碍农事。为了修治三种礼器所需的资用，豆、笾等祭器都要齐备；为了振作六军的气势，步伐必须协调。这就是狩猎不至于流于沉溺禽兽之乐，也是夏官之职必然要包括的内容。山林川泽所需的物资，交给下级官吏办理；斧斤、网罟等器具，交给舆台等下役使用。价值百金的材料，虽可张网取来；万乘之君的车驾，却不可屈辱地让它来到这里。这本来属于不应举行之事，也只是泽地之民可以自行裁决的。如今水陆并进，禽鸟和鱼类交相践踏，取材唯恐不多，充满厨庖唯恐不丰厚。最终，乘马涉水而行，水涨便令人担忧；并船归去，路途又很遥远。几乎因贪好逸乐而荒废政事，及至流连忘返，留下君子深深的讥刺，违背先王的法典。那次略经土地而观看捕鱼，鲁隐公尚且以为惭愧；臧孙在朝廷上抗言直谏，太史又把此事大书在竹简上。等到泗水深渊偶然泛滥，里革的直言也难免被提起。冬季荐献的时节已经过去，夏季枯槁之令还未施行。曾经在滈池游乐的那位贤明君王，竟然纵情游逸。季冬时节还去射鱼，使天王劳顿翠辇；这正是《淮南子》关于时令的训诫之所以被驳斥、被认为错乱的地方。禽兽捕尽而中途停止，竟又触犯深渊；这就是扬雄《羽猎赋》讽谏写得曲折委婉的原因。却说连尹佚、史籀这类人也还作声诗，并把它刻在贝碝上。我因此认为，若说这是传下来的鴈鼎铭文，谁会相信？若说是景锺上的文字，何况《二雅》都还存在，大篆也可以追考。拿它同《车攻》《吉日》的作品相比，简直只是巴人《下里》一类的歌词。至于史籀遗留下来的字法，竟然低劣得接近李斯、赵高质朴的秦权文字，只是偶然字形相合罢了。按《秦风》来考察，读音又不相同。这便是明显昭著的讹谬，也是繁多滋生的缺失。进退都失去依据，凿柄也不相配，这些早已见于前代儒者的论说，不必等我再来怀疑。至于把五只羊缝合成皮衣、聚集千只狐狸做成腋裘，既可笑其取材杂乱，也鄙陋其文章割裂。《诗经》“在水一方”取自《蒹葭》一章，说的是三十里；《噫嘻》一什中所见的“翦伐勿加”，就是甘棠遗爱之思；“小大具来”，就是泮宫中的排列。彤弓彤矢用来赏赐公侯，没有听说用于宴饮游乐；观察阴阳来卜定都邑，没有听说用于捕鱼狩猎。像这样的例子，即使更换仆役轮番讲述也说不完，并不只是抄袭东都朝会一类作品。如今神禹岣嵝山的遗迹，奇特诡异；周穆王坛山留下的字迹，奇特而零散。司徒南仲的鼎、延陵季子的铭文，纷纷流传到后世，其中大半其实没有凭证。然而凡是见于金石著录的，人们想断然斥为伪物，却又不能完全做到。这既是嗜好奇异的积习，也是深厚的好古之情。何况这面鼓寄托在失传诗歌的篇帙中，又以古文的名义相承，经历唐、宋直到今天，大概历经多次灰劫，竟到海枯而水不止，仍然完整而峥嵘。那些访求三钟而叹息、思念九鼎而惶惑的人，本来就应该面对它而珍爱它，禁不住抚摩这龙纹莓蚀、剥落残缺的遗迹了。

译宋代张芸叟说，石鼓就是《车攻》诗；“我车既攻，我马既同”是圣人所取的，至于“其鱼维何”以下则不是圣人所取的。胡致堂引用这话，就是欧阳公所说孔子对于《诗经》有的删去篇章、有的删去句子的说法。圣人当然不会这样武断；但假如真如这话所说，那么《车攻》诗剩下的部分又从哪里来？难道就是十面鼓中已经剥落的那些文字吗？那么为什么圣人删掉的反而保存得多，而圣人取用的反而剥落得多呢？还是另外选取别的诗来补足它呢？这些也不必深究辨析了。《哈密瓜赋》（有序） 哈密，是唐代伊州、沙州、瓜州一带的土地。宋白说：“肃州西南到瓜州五百二十六里，再向西二百八十里到沙州，再向西北九百里到伊州。”然而《春秋》所说的瓜州，就是唐代的沙州。它的旧名因瓜而得名。我考察瓜渎、成川、瓜洲、成村、瓜田、成姓等名称，瓜登载于图谱的实在很多。总而言之，没有比这种瓜更古老、也更遥远的了。前代曾把它列为贡物，所以有“御瓜”的名称。后来中止进贡，如今才重新进贡。于是作此赋。登上三危这座古山啊，绵延不断地生长着瓜。它的名称见于《春秋》的记载啊，这里旧日是戎子驹支居住的地方。黑水从南方流来而入海啊，这就是震动大地的流沙。北面连接伊吾的大沙漠啊，龙勒山高高耸立，山势参差险峻。汇聚成蒲昌的巨大水泽啊，有神马的洞窟，名叫渥洼。大概冬日里能听到雷声啊，肥沃的土地隆隆作响，仿佛车轮轰鸣。又在六月里下雪啊，水土浸润，于是生成这种天上的奇葩。可叹敦煌的实录已经不存啊，谁能厘清匈奴、月支旧日的疆界？汉武帝在昆仑设置屏障啊，东汉又承接其地种植禾谷。尉其时轮番派遣戍卒啊，有人到了瓜熟之时便得到替代。凉武昭王所兴建的地方啊，也是十六国时期的都会。宇文氏把会稽设置为侨郡啊，很多是我们乡里的寓居官员往来经过。往事茫茫啊，姑且吃瓜来记其大概。有唐代设置州治啊，实在是陇右的雄藩。到了天宝年间日渐局促啊，于是像匏瓜一样悬系在吐蕃手中。张氏、曹氏所恢复的地方啊，最终又蔓延残败于西夏荒凉之地。是谁传说回纥把这种瓜带来啊，难道在萧翰以前就已有了吗？岁运流转啊，后来又改称哈密。卫所则兼有安定、曲先，错落分布啊，部族则合有刺灰、畏兀，纷纷争斗。那忠顺王朝历代相承啊，为什么会被土鲁番吞并？这里只是最逼近陕甘啊，因此更加需要依靠防御长城。并且各道前来朝拜啊，都是出入往来的必经之地。实在不是因为这种瓜啊，才无端记述穷兵黩武。圣朝威德广大而统一啊，声威无远弗及。何况属于蕃部的近邻啊，本来就与内地疆域没有不同。按照戎人的规则啊，对边地官吏实行羁縻。如此遥远的时令物产啊，怎敢稍有懈怠？说起来这里以前本来曾经进贡啊，如今为什么美好的瓜反而沉滞不进？于是每年都来朝贡啊，姑且足以彰明他们的诚意。于是靠近芋头地开辟田畴，在辰月播下柔芳的瓜种。煮羊尾来慰劳耕作者，磨利新犁，试验砺铁。野田成熟便抽出参药，胡桐经雨便吐出新枝。转眼间就到了秋天，抚视中田，瓜蔓结成累累小瓜。速檀斋宿特别令人背负贡物，骑着明驼来到这里。经过天阙、玉门关、阳关，使车曲折前行，远远望见嘉峪关上高悬的斗柄。至于它具备职方官所代表的隆重仪式，内中保存着前代史书的遗文。车辐相接、车毂相连，也不能把它们全部记述完。晋昌的草鼓，鼓声清澈；野马的皮革，是射侯所用的材料。寿昌的石棋，棋局平整如砥石，这些都是先朝的方物。如今玉重六十斤有余，马奔驰一千里也不停歇。然而没有什么比这种瓜更好：瓜瓤颗粒分明，试着抓开中间，汁液便流出，这正是《食经》所说的。倘若用泑泽之盐腌成瓜脯，便是远行所依赖的食物。我听各种书中描述瓜，说瓜蒂有的像盘曲的龙，瓜柄有的像蹲踞的虎，瓜梗有的像羊头，有的像兔子，有的像桂枝，有的像蜜露。味热的称为{耒瓜}、{妥瓜}，味甘的称为瓢、瓠。拿这种瓜来看，没有一样不具备。王瓜比不上它甜，木瓜又嫌它酸。它硕大到一车都装不下，引诱贪吃的狐狸像飞奔一样深入其中，贪恋甘甜而不肯出来，终于浸湿了头也不顾。它大概是穹隆降下的精华、西池厚重的福佑，不用经历四劫便能长成，足以充作九重宫廷的赋税。仙童培育它，神女护佑它，确实是合乎义理的良材，也是河西的典故。于是太常颁下命令，把它分赐给臣子；像副、像华，必定考核典礼，拜受后带回去。既多又美，不必再到酒泉去，臣的心已经醉了。又听说长安上苑中，葡萄果实累累；移植苜蓿，满眼都是，都是奢侈之心所造成的。万物各有其所产之地，迁到别处便可能失去本味。哪里比得上按照土地所宜进贡，使玉食自然送到宫廷丹墀？也愿各部酋长茂盛培育它，永远成为世代守护的藩篱。我采录古代图经中的旧事，参照今日绝域的土产，提笔写成这篇赋，只惭愧还没有完全写尽王会图中珍奇瑰丽的景象。《淡巴菰赋》（有序） 如今淡巴菰流行遍天下，却没有人能考察它最初产自哪里；由于它兴起得迅速，也没有什么旧事可以查考。姚旅认为它来自吕宋。考察“淡巴”这个名称，原本是吕宋附近小国的国名。王圻说，明初它曾经入贡，有城郭、宫室和市场贸易，君臣之间也有礼法。但淡巴菰的种子传入中原，最初传播它的人又是谁，也没有人知道。黎士宏说始于日本，传到漳州石马（石马属于海澄），但同样不能得到详细情况。于是作此赋来记载这件事，或许有博雅君子能够补足我的缺漏。

译将要用来排解忧愁，就有酒；将要用来消除口渴，就有茶。三足鼎立的第三者是谁？菰材最为优良。酒最早酿成，茶稍晚出现，至于这种菰，则直到近代才开始出现。凡是各种物产形成，都应该在千古之后追报其功。酒户尊杜康为祖，茶仙奉陆羽为宗。我想考察最早的菰来议定礼仪，却茫然不知那个人是谁。可笑文献有所缺失，若要举行泛祭，又因何而起？考察雕菰的起源，记载在《曲礼》中：接受种子称为茭，结穗成为米，紫色箨叶用来包裹，绿色茎节用来围护。用它来做饭，是世上极少见的事。在《尔雅》中，它又名水蒋，属于芦草一类，是其中的首领。这样看来，菰实并不是这种植物的种子吗？有人说，它就是《说文》所谓的“烟”，或者《广韵》所谓的“蔫”。古人曾经记载它，如今只是扩大流传。譬如屈原《离骚》中的兰花，到了今天已经不再振作，争芳斗艳的植物却又兴起了。遥远的淡巴菰，不在我国境内，偏居荒僻海域，隔世而来却与我们相同。为什么这种嘉美的植物不用长脚便能奔走，普天之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拥有它？那河西的焉支、夜郎的邛竹，当年引得举国争夺，实在是因为换了土地便不能生长；而这种菰即使在肥沃或贫瘠的土地上，也到处都能生长。装满竹篓便能收获，种下便一定有成。不因形体变化，而因气息融合；不以滋味使人满足，而以香气相通。它刚传来时，人们还觉得有许多奇怪之处；那些习惯品尝它的人，大半在塞外，因此思陵颁布了严厉禁令。市场主管所到之处，凡有触犯者必定惩罚，而且琅琦督相把它看作野葛（我乡钱忠介公最厌恶它）；梁溪明府说它是旱魃（见《南北略》）；黄山征君甚至明令不得让火污染它（歙人宗谊的事）。令人欣赏的地方还少，知己也还孤单。哪里知道金丝般的香气足以供人清赏，神奇功效所在，没有什么比得上驱寒？至于消除烦闷，那就像灵草谖草的流通；疏导神气，则仙茅可以与它相类；槟榔能消除瘴气，橄榄能驱除毒气。它的用途广泛，菰也比不上。并且通达人和奇士用它来抒写情怀，翰林文士用它来辅助幽冥。于是有人取湘君的竹子，有人用贝子的铜，各自制作器具而崇尚象征意义，并且尽力穷尽姿态，做到极其精巧。有时吐云如龙，吐雾如豹，呼吸之间，清空幽妙。还有人从旧制之外另出裁制，构思巧妙而独自发挥。有人贬低火攻为下策，夸赞如鲸吸水般在共川饮用。壶用玉做，匙用金制，比起佩戴雕镂之物，足以慰藉我心。因此茂苑尚书雅好三种嗜好，到了不得不舍弃一两种的时候，独独喜爱这种菰，长久陪伴研席；王、马、和、钱，又因此增加了一种癖好。风流雅事可以接近，看到物品便兴起思绪，谁来修建菰祭，让公担任尸？（长洲韩慕庐尚书嗜好饮酒和下棋，有人问他如果三者必须舍弃一种怎么办；他起初说去掉棋，后来又说去掉酒，当时人把这件事传为佳话。）清醒可以变醉，醉了也可以清醒，这本来是酒户所适宜的；饥饿可以变饱，饱了也可以变饿，这又是胃神所凭依的；闲暇可以变忙，忙碌也可以变闲暇，这又是日常生活相互资助的状态。然而有人担心它耗尽地力、损耗土壤肥力，想长期把它完全禁绝，甚至把它投弃到不毛之地；这不能说不是替三农作长远考虑，只是无法改变众人的爱好。观察它被称为“仁草”，便知道它在世间流行还不会衰退。我听说淡巴菰很像乐土，盗贼踪迹潜藏，威仪整肃，只是史传记载中缺少它的记录，姑且凭借片言残文来补足残缺的篇章。《葛仙来赋》（有序） 这种东西产在五岭以南，自古以来没有人为它作赋，所以掌故资料非常少。我东归告别时，因而写下几句话给诸位学生看。稚川子啊，是列仙中的儒者；把这种佳美的植物留在罗浮山一隅。当年丹砂还没有炼成啊，闲暇时还种植它来开辟田地。比起龚令的薤更加洁白啊，看陶令的秫米，肥美又胜过它。于是不能前往勾漏啊，借这座山来抒写清雅的娱乐。推演郑隐秘密传授的法术啊，引导邓岳以仙草为食。还有高足弟子徐升啊，一一记录他的秘籍。遗留下来的种子于是传遍五岭啊，间或还在南方各地旁生。它与水田耕作、火烧除草相配啊，其时令参照纳甲之法。若以乘除推求其中深意，幽深而难以穷究啊，远远通达京房的术数（葛稚川五行纳甲之法不同于京房）。道侣吃它吃到忘记用餐啊，遗留下来的部分也成为寡妇的粮食。唯独惊讶著录没有涉及它啊，反而打开《抱朴子》的篇册，却发现其中缺失。它竟不能在青精、黄独一类中分出高下啊，有时反而沦落而困顿。我耕种砚田却不能供给生活啊，诸位学生把我请到扶胥。说羚羊峡的沃土啊，可以比拟上等农田而有余。三菁、二韭也不必羡慕啊，这种东西足以使山泽中的瘦弱之人吃饱。再用带草和它调和啊，也繁茂而可以食用。倘若从此得到导引之术啊，何必不能翩然逃入虚无？无奈凡俗材料没有承受灵气啊，只能叹息南方不可以长久居住。瘴气之云乘势而来，使人郁闷啊，长久向《金匮》祈求灵验却不能舒解。知道稚川的道术力量不能扶助我啊，即使有粮食，我难道能得到它来吃吗？越过台岭而说要归去啊，访问故园中砍柴、割草的人。回忆我乡的美好胜景啊，也有石臼山的丹灶。哪里不是稚川留下的遗迹啊，难道没有一块田地可以耕作？带着这种种子把它播下啊，也许可以慰藉我的饥饿劳苦。何况我们同党的年轻人啊，不开花、不结果，纷纷昂首等待。怎能把他们弃置在五千里之外啊，不赶快作赋说归去呢？恭敬地想仁祖博物多识啊，考察搜求不遗漏草木中的储藏。嵇含《南方草木状》所没有详述的啊，竟以不知道一物为耻。才知道蛮荒角落的滋味啊，曾经登上玉食之厨（见《几暇格物编》）。一百十六篇补足它的遗缺啊，三百一十卷贯通其中的繁杂。向远处探究仙灵的奥妙法术啊，近处则成为菽粟一类的笺注疏解。诸位学生阅读《峤雅》并旁征博引啊，或许也正是博闻多识所需要的。《鲒酱赋》（有序并跋） 我乡贡物中最古老的，没有什么比得上鲒酱。近来人们把它当作普通供品，因而不再喜爱，也一并忘记它是掌故中的一种物产。于是作此赋。

译这种介类动物极其奇异，禀受太阴的精髓；母体像蚌一样形成外筐，子体像蟹一样居住其中。它名叫璅鲒，生长在悬埼的水洲；山因它而得姓，亭也因它而留下遗址。《说文》引用汉代律令来作笺注，《江赋》援引《越志》来补充史书。班固的记载很详细，《抱朴子》也有记录，陶山、鄂州的说法已经很完备了。大概追溯前代，它载于《周礼》“庖人蟹胥”之中，说青州所产最美。到了中途衰落，浙东兴起，这本来就是勾余的名产，却为什么被认识物性的人所轻视呢？现在这种鲒，长不过几寸，宽不满一分，然而吞吐呼吸，上可旁通清天；朔、晦、弦、望的变化，又彼此相合如烟气，所以淮王有“胎蟹”的称呼，《埤雅》夸赞珠蚌的珍贵（《淮南子》所说随月变化的胎蟹就是鲒；蚌珠多出于鲒中较大的种类）。每逢三五日屈伏，三五日伸展，别字写作“月蛣”，大概并非没有原因。两体合在一起，像榆荚共同生长，几乎让人怀疑是孪生的人。会行动的求取食物，会居住的栖身；动的一方接近智慧，静的一方接近仁德；于是凭借阴阳二气互为根本，因两体而变化，因一体而显神。它深藏而高蹈，绝类离群；有的在山脚，有的在水边。这样的风味，本来就应当深厚醇美；至于其他同类，还难以一一说尽。有的依附在牡蛎壳房中，有的寄居在螺壳门内；与这种相比都稍差，不敢把它们当作同类。于是东部都尉命令海客到来，深入江边村落，把它们取来制成肉酱。蚌肉洁白而被剖开，蟹黄流转起伏；把它们酿在一起，汁液汩汩流动，又加入紫蚢一类，投入淡菜之属。取其脂膏的滑润，撒入材料使其均匀；天然的五味，不必借助调和，斟酌调制便恰到好处，于是进贡太官，奉献给至尊。即使四方珍贵食物纷纷聚集，也没有像这三斗酱独自陈列这样出众。从此以后，滨海物产纷纷记载进食经，水族都有簿籍，亥市上所卖的只有腥鲜。四腮鲈鱼，是吴地鱼脍中的特产；三月的鮆鱼，是晋地鱼鲊中的精美之物。石首鱼有鱼脑，鳇鱼有鱼骨；章鱼的触足像钉子，王余鱼洁白，社日所食的鱼呈淡青色；琵琶螺的螺带做成披帔，鹦鹉螺制成酒觥。鯯鱼虽须炎热时节也可以取得，蛤蜊遇酒便能解酒。梅花时节有牡蛎，桃花时节有蛏子；车螯吐出光晕，海月生出明光。戴上高高的惠文冠，附着成双；枕着新妇的手臂，沉沉入睡。蚕三眠时虾鲊成熟，稻子收割两次时蚶车上市。河豚用芦芽作伴，江鳐与荔枝齐名。然而什么能像这种酱一样，在南方烹饪中居于首位？它制作方法最简，品格最清，来历最远，没有什么能与它相比。那江南国主为了供奉明洁的馨香，可惜在制作方法上还有不够精细、{渐酉}{任酉}的弊病，因此战战兢兢（见李后主《蚌酱帖》）。唉！正因为距离遥远所以艰难，正因为数量稀少所以珍贵。那四十万种海产，唐代政治荒乱时，怎么能同五斤鱼骨相比？宋代德政崇尚俭约，难道可以延续到今天这酱吗？不再能够陈列鼎中实物，最终降而同于虀盐的滋味。不是失于奢侈，就是受了蒙昧之害。姑且挥笔铺陈辞藻，希望不要使它的产地和资质湮没。陈藏器记载：“寄居虫，是一只蟹和一只螺，就是蟹附着在螺上的东西。”这与段成式的说法相合。粤东人说，如今万州还有这种东西。《海物异名记》所说的“蛎奴”，则是蟹附着在牡蛎上的东西。我在海上亲眼见过。至于《南越志》称“蟹子合体共生”，则是大蟹体内包着小蟹，与《北户录》的说法相合，这些都属于鲒的不同种类。鄂州把“蛎奴”直接当作鲒，却不知道蚌和牡蛎并不相同，所以还不能确定。《十二雷茶灶赋》（有序） 我乡十二雷所产的茶，名叫区茶，又叫白茶。最早见于景迂先生的诗，后来深宁居士记述了它。但它过去从未入贡，元代才开始进贡。王元恭说：“它产于慈溪车厩岙中三女山资国寺旁，称为绝品；冈山开寿寺旁所产的次之。一定要用化安山中的瀑布泉蒸制。即使考察阳羡、武夷的茶，也不能超过它。”只是诸位先生都说区茶精美，却不知道它早已见于陆羽的《茶经》。按陆羽说：“浙东以越中为上品，生长在余姚瀑布泉岭，名叫仙茗。”大概其实就是明州三女山所产的茶，只是因为用余姚瀑布泉制作，才误称为余姚所产罢了。只是十二雷茶很难得到，近来的山民也没有认识它的。这样美好的植物沉沦不彰，实在令人叹息。我从京师归来，闲居无事，便在这座山的石门修建一所小屋，题名为“十二雷茶灶”，准备等到春日亲自深入探究它的奥妙来制作。于是谋求茶具，准备得很齐全。《茶经》说：“这种茶有两种，大的尤其奇异。它是不是三女山的品种呢？”我于是向茶神祈求，希望得到大的那一种，先为它作赋。

译四明山四面啊，都是神灵的宫殿。其中特别是翠碧的山峰啊，格外清幽高远。大阑山巍峨高大啊，称得上最险峻。蜀冈在旁边耸立啊，分出半座山峰。中间剡湖在西啊，蓝溪在东。山峰回转，溪流曲折啊，仿佛不是人间。酿成嫩雪般的景色啊，草木茸茸。百七日过去啊，寒食已经结束。二十四番花信啊，花期已经终结。二百八十座山峰啊，土壤肥力开始发动。一万八千丈的高山啊，云气浓厚。此时小草啊，颗颗如珠。长条的草木啊，洁白如玉。双韭啊，挺拔生长。三菁啊，秀美突出。青棂啊，吐出红花。白附啊，结出果实。珑松相间插立啊，仿佛竹竿；藤萝缠绕垂挂啊，像门阙上的缨络。那些避世的奇异之人，各自分成群体登高远眺。大概已经吃得饱足有余，轻视烟火之食而不谈论。于是有茶仙经营茶灶，喜爱这茶山幽深美好的烟岚。进入精篮啊，躺下休息。登上古墓啊，徘徊不前（史嵩之墓在西天峰开寿寺，即赐院）。寻访旧日文章啊，只见断裂的石碑。凭吊高僧啊，寻找遗书（三峰寺在资国寺南十里，有曹公放斋碑；所谓高僧，是梦堂曾居住在开寿寺）。那些人和时代啊，已经相隔很远。惆怅地看着宿草啊，古迹已经成为废墟。只有新芽啊，正在萌发。几乎满眼都是啊，山中人家。于是采摘它，拾取它，吹拂它，嘘气使它干燥，蒸制它，焙烤它，剖析它，筛滤它。都篮一类的器具，就用来储存它。靠近山的瀑布泉水，要推举化安为最优。即使雪窦的飞瀑急流，也要在锦镜瀑布面前甘拜下风。陆羽传说中的讹误，因此得到孙因之说的印证而令人欣喜（化安瀑泉胜过雪窦，见孙因《越问》）。带来良材制作茶叶，以慰藉幽居的兴致。它的形状弯曲、盘曲，如同鱼钩；它的颜色洁白明亮、峻峭清纯，连绀、緅色也被它比下去。它的数目合于六律六同，正好满一周。太白、补陀的茶不敢与它相比，大小晦茶坑也要逊色十筹。从前茶户有编籍，茶场有使臣。幸亏徐公施恩于民，免除茶叶专卖租税，世代享受祭祀。为什么降臣却固守宠幸，开放贡茶使者，留下祸患？自元初开始经营（范文虎），历经明代，一直没有解除。奇怪近世很少遇到它，口渴又能依靠什么？既然尘世羁绊可以除去，我暗自立志隐居山中。一本《茶经》，几件茶寮器具。邻里和睦相处，哪里需要黄羊？活眼泉水盈满茶瓯。让司命神亲自品尝，讨好它也不算羞辱；用火炙烤也没有妨碍，只要稍微保存本色，再用老姜和它调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卷〕 《金峨山晚杨梅赋》（有序） 司马相如《上林赋》、任彦升的传记、江文通的颂、李太白的诗，都是杨梅因此著名的原因。图经评定杨梅最优的产地，没有比绍兴萧然山中更好的，而我乡的杨梅可以次于它。不知我乡所产的杨梅，若出自金峨山南面，实在还超过它。我曾在六月亲自到各座山峰，红的、紫的像火云，白的像雪，一眼望去果实低垂，真是奇观。当地人有的按姓氏为品种命名，有邵家坞、金家坞、许家坞；有的按形状命名，叫大荔枝；有的按味道命名，叫酪蜜。又有一种叫韩家晚，成熟最迟，品质也最好。淳祐年间的大儒袁正献公，曾因广平舒公子的馈赠而喜爱它的名称，引用陈文节公的诗，用晚成的道理勉励舒公子。深宁王礼部在篇末题跋，认为前辈立言，即使面对一枚果实，也不忘规劝箴戒，正是如此。如今它被载入《至正志》，这就是我乡杨梅的佳话，也是各地品评物产的谱录中所没有的。于是再次申述其意而作赋。我听说南阳的韩氏以桐木为酒尊盖，桐是一代的嘉树，不是普通花草可以相比的，奇怪啊！它为什么忽然又把杨梅的一个品种传扬开来？它不争先恐后地求取销售，反而晚熟而更加醇厚。它娇艳地保持自己的芳美姿态，几乎要回头退避、徘徊等待同类先尽，才独自压在最后出场。世间时令物产被荐举，大多以早早陈列为贵；人情习惯于屡屡见到，本来就喜欢求新。为什么这种果实却自负珍贵，凭借后来居上而空群独出？难道是大器果然不同，晚成并不妨碍积薪居后？或者昔日词客品评它，把它比作星郎驾云（见《贵耳集》）；等到谢生欣赏，又把它比作美人（谢在杭）。它难道不担心年老色衰，甘愿退居在后尘吗？还是想把自己寄托在十年未嫁的处境中，等待时机而得到伸展？有格物君子三次致意，说这种微小的东西足以资助激励；自古以来毅氏的枣、张公的梨、江家的荔枝，都因好事者流连艳羡而称颂，竞相登载在记述中。然而它们只充作佳话，并不关系大道理。那鲜红的果实累累啊，禀受炎阳精气最为丰厚；酿赤水成为浆液，居住在丹山作为园囿。谁来接近它呢？是鹑鸟的嘴。正当暑气湿热时果实成熟，洗涤郁积的暑热，吃起来很可口。即使有时变色而成为白色，也终究不能夺去它内心所守持的本性。过于刚强，就担心容易折断；急于求进，反而恰好招致过失，这也是事物常有的道理。因此让它孕育得久一些，便更加完美；用耐心涵养它，便不会苟且求成，希望逐渐达到和平境界，尚且留给人们可接受的结果。至于求学到老年便担心疲倦，守节到老年便防备衰退，难道没有见过年轻人意气昂扬，却有的不能持久而渐渐违背初衷吗？哪里比得上这种果实，像姜、桂的性质越老越烈，桑榆晚年的志向也不改变。这正是开始积蓄力量，正为了后来成就材能。从前我先正的微言足以垂范，所以作歌警戒众人。采风之人听到它，可以把它当作《橘颂》。至于韩家晚杨梅，也还可以因此更加被看重。《鲒埼亭集》第四卷，鄞县全祖望绍衣撰，余姚史梦蛟竹房校订。语 《湖语》谢山先生闲居在湖上，有客人来访并问道：“甬勾东的佳美胜景，把双湖当作洞府，曾听说前人把它列入图谱，但七观却没有涉及，大概是深宁尚书的疏漏。旧日文章和遗留下来的文献一天比一天荒芜，先生如今隐居园林，留心乡里社群，希望您谈谈它的大概，来补足著作者的不足。”

译先生说：凡是清丽景色的融聚形成，都必须追溯它的源头。这座湖最初发源的地方，是四明洞天郁积盘绕之处。东面七十座山峰共同汇聚，大概形成惊涛骇浪般的景观；又兼有奔牛诸峰从西面而来、蹲羊诸峰从南面而来的水流，相距一百二十里，喷涌绵延，急湍飞瀑，汇成大小溪流的清冽泉水（四明山四面有七十峰，东面山势如惊涛，是鄞江的源头；西面奔牛诸峰的水从姚江来汇合，南面蹲羊诸峰则是梨洲洞水汇合的通道）。支山的水从大雷流出，奔向桃源；在此以前有广德湖作为蓄水之地，仲夏堰作为关口，大概想要朝宗汇流而未能做到。自从湖道淤塞、堰坝撤去，水便来到山溪之间汇合（桃源的水来此汇合，另一股泉水从仲夏流出，叫作沙渚）。于是经由秋浦、镜川、栎社，迢递回旋（秋浦就是戚浦），顺流弥漫，经过四十里到达城中。城西的水也在这里汇聚（也是桃源的水从林村流来）。水色湛然，双湖清澈，于是沿城向右流去，使我的眼睛豁然开朗。水环绕四座桥，分列南北，周围长三百七十丈有余。作为水面，远望浩荡，靠近则清冷；曲折回旋成为水湾，水土隆起成为沙洲；长空绵邈，寒烟不时升起；水面平铺如鸭绿，澹澹荡漾如水晶。用它烹制十二雷茶，茶的嫩色环绕茶铛（四明十二雷茶又叫区茶，很难得到）。这就是所谓西湖。古今评论水色的人很多，但崇尚红色的，我大概从未听说过。唯独剡源五曲忽然孕育出丹霞的古文，急流声如雷鸣，流到三石村，水色娇艳，几乎让人怀疑流动的火焰可以触摸。又有远处石壁相互映照，俨然像宰羊留下的痕迹（杀羊岩下有石壁，就是所说的小赤壁）。这也是天地造化的奇异之处，不能用通常的道理解释，只是离湖稍远（剡源九曲的第五曲叫丹山赤水，就是今天的三石村；绝顶有朱书“丹霞”二字，水流呈红色，声如雷）。谁料沿城向左行，忽然又遇见它，有鲜红的流水与焉支相和，光彩绮丽，无法估量。我听说水流伏行时能够潜藏流动，悄悄迁移，这南湖细细的水流，莫非也像金庭洞口两股并流的水支吗（金庭丹池，有人说是剡源的伏流，南湖也是如此）？这样看来，一叶小舟渡去，水面渺小如衣带，却独自开出新景，显现种种变化，鸿沟的划分足以作为证明。这种狡诡变化就是它的神明之处，应该去问真正主宰。回答说：“确实如此，它真是胜地。希望您再多陈说一些它的光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日〕 先生说：“追溯此湖的源头，大概始于唐代王大令君照所开创的事业，只是那件事已经缺失记载。近代可以考察的，应从吴越建立东府的右方屏藩说起，把旄钺授予皇亲，于是大规模疏浚重湖，洲上的鸟也因此四散飞去。康宪所经营的湖区，大概还约略留有痕迹（钱康宪的宅第，就是今天广盈仓的地基）。当宋代正隆、庆历年间，天降嘉瑞于嘉祐年间，贤能的太守彭籛对湖泊尤其厚爱（集贤钱公辅修筑偃月堤）。偃月形的长堤，载沙筑成，很快完工，像截断又像环抱，莲花香气满袖（红莲阁是章郇公修筑的，下面就是堤，王益柔诗中所说的“湖光如截、天如抱”正指此处）。众乐新亭，廊腰排列如锦绣，虹形桥梁影影绰绰，夹在两岸左右（西边的憧憧桥就是今天的尚书桥，东边的憧憧桥就是今天的馆驿桥）。湖心水面浩荡，用来祝愿圣上长寿；鱼在水中自在游动，也承蒙神灵护佑（广生堤）。当时又有温公、荆公等人牵引名流题诗，恐怕后来过了三十多年，才进一步扩展原有规模，把广洲建成十二洲，刘氏绘制了图（刘户部淑开始创设十洲，后来由刘户部珵完成）。烟花摇曳，雪月清虚；池塘春水，芳草平铺；柳树三眠，刚刚醉倒；五粒松长得肥茂；葛陂水长而丰腴；竹实成为丹凤的居所；落英森森，拒霜花与它相伴；雄风四面合拢，彩虹横空舒展。当时又有陈王一类的人在这里唱和（陈忠肃陈瓘与王亘、舒亶都写有唱和诗）。从此以后，沧洲有高阁直入云霄（刺史赵伯珪所建）；涵虚有深馆隐藏在雾中（魏王恺所建）；每家都迎入清风，家家面对平远的原野；城墙高耸入天，镇山彼此相接（就是李刺史夷庚治理的镇明岭）。烟水空蒙分成两处，三月风光妩媚（楼宣献《湖上诗》）。直抵城南，同流而异浦，又另有奇观。请和您一起在小江乡考察地望，在勾章的土地上纠正讹误（别称小江湖，大概因为城中安东乡一带叫小江里而得名；有时却与勾章乡的小江湖混淆，所以清容加以辨正）。寻访前人的遗迹，探求两位豪杰旧日的居所（所谓黄钟、二家竞渡湖）。那水分开清洞向左旋转，像捧花的娇女；引导修长水渠斜斜流过，面向夕阳久久伫立（从长春门进入是清洞桥，向东行就是南湖，也叫捧花桥）。所捧的是什么花？是从容盛开的荷花；其中有莲心岛，清香一缕；翠绿的荷盖亭亭而立，迎接红色花雨（湖南水道取象于莲花，以延庆寺为莲心岛）。哪里来的细湖，另自形成遥远的水边？逆流汇合，像藕尾一样水流下注。谁说不能划船？迎风而上，凌空飞举（南湖中有细湖，又称小湖，大概就是采莲桥一带。舒中丞竟把西湖的别名细湖当作本名，近人又只把南湖称为细湖，都是错误。只有胡制使《宝庆志》的记载没有错。细湖西面有一条港，叫藕尾）。那平远的泉流，忽然有时与周髀之形相合。一股一勾，终于参合成三角而鼎立，而且极其神奇巧妙。又像南箕星不相合，当它忽然伸展时，仿佛云气可以接续（三角湾旧名龙舌）。更惊异于它姿态丰盈美好，为什么有时又显得消瘦？腰围如蜂，水带下垂如绣带；潺潺湲湲，曲折回旋，宛如小蛮与我相逢（就是今天所称的腰带湖，大概是古代竹湖的地方）。寻奇已经完毕，便放舟到湖心。水月苍茫，可以求得大圆之境（水月桥）。城上传来乌鸦啼叫，声音格磔而钩辀；城下草色碧绿，芳草翻动而柔美。听韩愈所说的冷泉，面对远天的碧色。城外江流，大概早潮晚汐，纷纷扬起黄沙扰人，鱼盐之业遍布四方。哪里像这里清闲萧散，独自隔在玉几山以东、锦溪以西（吴志《淳湖上诗》）。因此祥瑞显应到来，从五台来的观音长久留在这处胜迹（所谓五台开元寺中的瑞应观音）。回答说：“确实如此，它清幽绝美。” 前辈们留下的遗迹很多。虽然说已经改朝换代，但其中的掌故还有可以谈论的吗？

译先生说：湖边的高门大宅，楼阁高耸，离天不过尺五，碧瓦朱甍，连着数都数不清。最早的有给事中故宅，如今还传作仙坞（今惠济鲍王庙，古称甬水邨，乃是晋代杨给事的宅第）；漕使的遗居后来成为佛寺（旧宝云寺在均奢桥东，原是顾漕使的宅第），我不能全部说完。还有前王后楼，是昼锦之府，双阙相连，成为诸公的祖宅（楼楚公的昼锦堂，原是王司封周的旧址；四明守乡郡的人，以王周为始）。余光明亮，环桥如彩带（昼锦坊在西湖之南端，东面有锦照堂，就是竹洲；堂与桥相隔很远，成化《府志》却把竹洲的桥当作此桥，没有考察延祐《府志》）。登封阁中，可以抚览嵩山、洛水（楚公任登封令时，带少室山石归来；南渡以后，宣献公思念中原，筑阁收藏此石，匾额题为“登封”）。攻媿的东楼，门户高入云霄；萧疏的梅麓，在湖边（攻媿的族孙扶筑梅麓，在湖东）。稍稍转向北面，有友恭堂，花萼相接、枝叶相连；其中有二汪所作《野处记》，文章雄伟光耀（汪少师思温兄弟居住的地方）。是谁把洞天移来，跨湖造成园囿？只有史氏十处中占了九处，招来四明的山灵，使它们归聚到门窗之间；兼有上天的巧工和人工，笑愚公又能有什么作为？那位从孙在霞屿摹画补陀洞天，其中的方法大概有所承受；御赐的墨迹有收藏，遗尘的画像有遗存，惠济王有祠庙，四者环绕相向（史忠定的宅第在湖东，他把竹洲的真隐观作为洞天，在其中摹刻四明九题，于是建立谢遗尘庙；御赐的“四明洞天”四字收藏在宸奎阁中，又建立惠济王祠祭祀他。忠定的从孙史岩在东湖霞屿摹画补陀洞天，确实是以此为祖本；如今史氏子孙误以为霞屿是忠献所开凿）。直到今天，花果之神仍居住在那里，像灵光殿一样安然无恙；他们嘲笑《图经》的错误，竟说那是建炎年间的杜将军（如今花果园庙也属于史氏别业中的建筑，嘉靖《府志》说是祭祀建炎将军杜恺，实属妄说）。忠宣在北，鸿禧在东；绣衣长桥，碧沚芳丛；报慈禅窟，是忠献所打通的（钱康宪的宅舍后来成为观音禅寺，初名报慈寺，史忠献请求得到它作为别墅；成化《府志》说是赐给忠定的，错了）。四代宅第绵延相接，万间屋宇争奇斗胜；招来了陆游一类的人物，彩笔如虹；又有石窗王孙，居于山泽之间，清瘦如鹤，从括苍归来，小小地卜居于幽虚之境（史使君文乡筑有山泽居，大概就是石室）。因此自号石窗山樵，住在碧沚之南。何家的锦里，也同样山势嶙峋。天水上公，实在是宗室亲属。光彩与墨庄相映，都是乡郡所尊崇的地方（赵阁学彦逾的锦里，正与墨庄楼氏隔岸相望，也以守乡郡而表彰门闾）。释褐坊，是宣大参的宏大宅第（从均奢桥直抵灵应坊为止，都是宣少师的赐第；宣少师是释褐状元）。旌勋门，是冯制使遗留的楼榭（从均奢桥向北直抵柴巷为止，都是冯制使的宅第）。至于龙图的懒堂（舒中丞亶的寓所）、周氏四休居士的别业（周南雄锷）、侍郎的息斋（高宪敏闶），也彼此相连、上下相望。南边的蓝氏，则有了翁尊尧的著作问世，更使精舍增光。高丽使馆（也是楼楚公所建，后来成为史氏的宝奎精舍），是宋人贡使所经由的道路。阳源的义烈祠（宋忠臣袁公祠在湖心寺内）、日本宣慰使凶死之祠（王积翁招谕日本时死去，诏令把他在湖西的行营改为祠庙），虽然祭祀的对象不同，也都是宋元史事中应当知道的。冯氏的万金楼，则是施舍义举（冯氏在万金楼施药，四休居士有诗）。青翠的椽木、彩绘的帘幕，东西相望，像云彩一样繁盛，用来作为湖上的屏障。下至小户寒门，几乎没有能够依傍的地方。从这里向南，旧日楼榭遥远绵延，其中以蒋园最为有名。至于水阁的疏朗开阔（赵侍郎所筑）、竹墅的幽静清雅（高使君衍孙所居），以及丞相、少师、学士、辂院等人的园林盛况，仿佛一座座城池排列其间（魏丞相、陈文定公、史忠宣公、楼辂院都在湖上有园林）。有一片竹林，是王氏昼锦之都厅（深宁先生受封鄞县伯，所以旧居也称锦里；竹林是他的别业）。同巷还有尚书拙逸亭（袁尚书似道，是清容的祖父）。芝山的老梅，是天下罕见之物。同一山岭上的老梅，有的横卧在它山堤坝，有的飞入镜水祠中；至于湖上的栽种，世人却不知道。大概清河精舍原是供经师居住的地方，环绕着草带般疏落的树影和交错的枝条；南山大儒在此插笔吟诗，这难道不是湖曲的掌故吗（鄞江张氏有式艮老梅书屋，南山先生曾为它作记并赋诗，但《府志》失载，反而误以为是王鄞江祠）？然而这些还只是小事。追溯穆陵皇帝养晦之处，大横山虽然已有预兆，沂王府却尚未建立；之珪未裂，仿佛隐居荒野，寻找蛰龙幽深的洞窟。只有这里的流泉，大概曾经三次沐浴过。那是咸池的太阳（理宗从越中来，在湖上余鲁公家中的学馆求学）。在他之后四十多年，表彰接连不断，学术传统一天天昌明，经学之道难道不是在这里开始奠基的吗？可叹文献沦亡流散，导致《图经》残缺失传，后世只把达蓬山之游、勾章之戍夸张铺陈，实在浅陋啊！有人回答说：“宅第里巷的情况我已经听说了，那么这里的物产怎么样呢？”

译先生说：湖上的物产充足丰盛，城角背靠城墙形成闹市，聚集百货，车辆都装载不下（宋代的湖市在观音禅寺后面，即今仓基背）。游人脚步所到之处，随时都能买到需要的东西：有菱角、芡实、莼菜、菰米，青翠茂盛，用来准备早晨的蔬菜（宋代湖滨居民各自种植菱、莼一类，见《懒堂西湖记》，如今已经没有了）。还有青白色的鲫鱼，纯白的虾；鱼肉柔嫩如脂，虾长达一尺。那些住在山岙底的渔人，鱼片和腌鱼多得满处都是（湖上的渔人都住在岙底），但这些还不足以穷尽沃土所产之物。南面有大坂，土地肥沃深厚，不必轮换耕种，每年可收获千钟。布谷鸟在原野上鸣叫，黄云般的麦浪朦胧；牛鞭刚刚挥动，祭坛和土台受到尊崇（周南雄《湖上诗》）。刺史乘熊轼车，时常经过这里，来检验一年的农功（前代曾在这里举行耕籍礼）。一边读书一边耕作，于是便有各种丰收（宋代大坂田是丰氏所有，大概他们的宅第正好在灵顺宫北面）。北面有酿泉，甘甜如蜜，当时酒务就设在这里；运曲的车沉重满载，双鱼酒最为清冽（双鱼酒见《懒堂集》）。把酒进贡给天子，陈列在御用酒樽中（南渡以后，贡酒名为十洲春）。泗水潜夫记载了酒的种类，拿它来祭祀明神，这大概是贺公所感到怡悦的事（贺公祠正对着酒务）。当船歌群相应和，插秧歌间或响起，酒店张起帘子，渔户四处往来；新月升起，斜阳落下，泛舟中流，听着各种评论和闲谈，披览地方物产，实在没有什么不好；品尝新鲜滋味，商人因物价低廉而欢喜，这难道不是赏心乐事吗？至于吴地绫绢的七重经纬，记载在地方物产中；纺丝巷里，半夜仍勤劳不息。把它同蜀江绫相比，便是文君绢帛交梭之名，也要百匹绢才换得一匹。夏日所需，还有轻纱；比起薄罗来，微微清凉，足以夸耀。前代所说的冰纨、方空縠、纶吹絮，也没有什么可过分称道的；这才是女工织造的精美之处。有人回答说：这不过是日常生活的需要罢了；那湖的作用，难道只有这些吗？先生说：“西南一带的水利，依赖它山堰，其中王长官的功劳最大。他平截江河，裁割大地，检验水势，用三个水瓢般的闸口鼎足设置堤坝。试着到行春积渎、乌金之角去看，站在这里便可以想见当初规划经营的宏大匠心。城南阡陌相连，正是依靠它来隔开蕙江潮汐的界限；如果没有这个湖，城中的流泉也不知道流向何处（北宋时城中停船的地方在红莲阁下，南宋才迁到平桥）。自从有牧守以来，贤能的如钱公、刘浚，治理从不停止；填高低洼，培厚薄土，都是百姓性命所依赖的。他们修饰洲岛，不过是余力所为，并不是为了游观而恣意奢靡。年景有时大旱，便凿井相互供给（虞大宁），使收成不被遮蔽，使养民之利没有穷尽。曾听说建中年间，进贡的船只被阻，唐监（意）治理湖水，彷徨无所凭仗，向长官之神叩首，确实暗中得到神助（舒中丞有《引水记》）。南渡以来，桥梁广阔通达，像张制使（津）这样的官员也留心湖上水利。旧有三道水喉向东泄水，另有两个池塘用来防备北面的旱灾（水喉、食喉、气喉三闸，都是穿过城墙泄出双湖之水，向东流入江中；蛟池、蜃池，则是用来防备城北旱年的）。这就像人体的荣卫之气，周遍流通而不受阻碍。自从低洼地逐渐淤塞，终于有暴涨成灾的忧虑。保丰碶由陈守重新设置（陈垲），遥遥分开横流以削弱水势（它山水向北泄，行春林村水向北泄，保丰碶也向北泄）。总而言之，竭尽诚心、穷尽思虑的，没有谁能超过吴公。筑成洪水坝来治理泛滥，开通新河来消除积滞（洪水三坝功劳最大，吴公自己说他留心水利，到了洪水工程才全部实现；新河则是吴公认为能使四明产生文人的工程）。其他修复、兴举废弃失修之处，也无不安排工役完成。于是水势得以平定，亭子得以崇建，刻记篙长以标志水位（见《水则碑》）；早晚车骑经过，触目便警醒于心，或蓄水，或泄水，从容斟酌，所以湖水不会枯竭，湖利长久充足。政事成功，百姓欢悦，头发一半已经斑白一半仍黑，心中却总在忧虑晴雨。在湖中饮酒吟咏（即吴公《湖上诗》），甘棠树枝叶繁茂，谁能同享这春日呢？猿与秋鹤，本应是祭祀所尊奉的神灵；为什么《清容集》的作志却诋毁大贤，蒙蔽众人，说是因为忌惮我乡里公卿太多，才迁徙始兴的堰来断绝地气流通呢？这真是诬妄的私言，最终又有谁会相信、谁会听从（清容对吴公有遗憾，所以作志时完全掩盖他的善政，反而提出迁堰之说；迁堰之说是错误的）！唉！” 吴公的明德流传已久。五百年以来，水道却淤塞在成排屋舍之间，时亭长满茂草，三道水喉不能开启，两个池塘也空置在那里。那些到这里任职的人，谁曾超过吴公来建立功业？至于南湖水色深湛，更是神物的庭院，难道没有长髯如戟、白衣如荼的神灵，呼吸直通重霄，占有这片幽深之地，早晨游于海上，晚上返回城角吗？谁能跟随它们呢？一条蜃龙、一条蛟龙（指北郭的蛟池、蜃池）；大尉的旌节，在洪波中时隐时现而依托于此，白马扬起潮头（白龙庙旁有张大尉祠，奉使时加封，死后葬在庙中，于是同社神一起祭祀）。谁竟根据里巷流传，说这是山阴王氏兄弟招来的神灵呢（铜盆浦的龙相传就是南湖迁来的，以神灵为山阴王氏兄弟，这种说法不合情理）？可叹啊！古人营建的设施，总不是小小的补益；后人废弃它们，过失实在粗疏。因此当河渠完好、三道水喉没有阻塞、江水可以引入、地脉清楚时，神龙出没，本来没有什么冲突（气喉正对鄞江门下，是南湖湖尾，离龙湫不到半里）。等到大泽堵塞淤积，水流闭塞，谁能吹气使枯竭复苏、宣泄滞水？神灵英爽也无法再谋划迁移之地。然而即使迁到新丰，仍然思念旧日的绛地。穿城泄水的道路，万人也无法堵塞；有时听见风云之声，仿佛神灵来往升降（如今城下仍有洞穴泄水入江，用尽力量也不能堵塞，由此可知鄞江门不可废弃）。况且客人难道没有听说中山使者出行的故事吗？海波微微扬起，神灵仿佛就在身旁；它们的荫佑还遍及域外，何况是这个湖，怎么肯忘记施加恩赐呢（铜盆浦陈少卿陈侃出使琉球时，曾在空中看见神龙护卫他）？水利对于百姓，关系极其重大。假如修复旧有渠道，招回芳踪，我知道逝去的水流可以重新返回，堵塞的水道也可以重新贯通。至于天封塔，是佛教徒所建的建筑，也只是略微参照选择吉日、测量日影的适宜；至于命名的意义，佛经中已有记载，把它附会到梁、唐年号纪年上，是妄说。有人回答说：这些确实如此，那么这里的人物怎么样呢？”

译先生说：这里是仙人和僧侣聚集的地方。洞天福地有四处（四明列在洞天第九；梨洲、大隐山、茭湖被认为是四明的支山，一并列入福地）。佛地有三处（育王舍利、岳林弥勒和戒香喑尼为三佛地）。湖上值得说的，有宝云、片石、义通、传教、延庆诸寺，尊者在这里传布法脉（见《四明尊者教行录》）。戒香喑尼，是维卫佛显现身形的地方；元祐党人瞿然下拜（指周南雄）。观音遗像曾在建炎年间托梦显现，完颜人的兵火也不能损害它（就是钱康宪舍宅所建之寺，见《延祐志》）。至于牧庵、普庵，是沩山的杰出僧人（崇教寺僧）；处真，是大智的弟子（湖心寺僧）；圆觉，是能仁寺的优秀僧人（观音寺僧）；都足以壮大天竺佛国的声势。又有妙莲，持戒修行更加醇厚，苦心孤诣，不用空话来装饰自己。他曾在广陵、曲江观看八月狂涛，巨浪几乎横冲海门；都城将要被水淹没的形势，逼近城门，却不需要强弩射击，只是安坐长啸便使纷乱平息，这全是禅力所主宰，以冥冥中的运化使神力加倍（妙莲也是湖心寺僧，事见《至正志》）。即使神禹再世，也一定会召请他来制服无支祁；辅佐治水的功劳，不是后世那些平庸治水者所能相比的。至于风雅余事，开元寺六院梵宫中受到尊崇的，有位阇黎绘画技艺超群；天男、天女、天王、天神、维摩诘问疾，仿佛都能听见呻吟声；霓裳羽衣曲的调律也全都和谐，又能诵读它山的题诗，声音清亮新奇（开元寺僧元亮）。广利书法上达宫禁，画龙也奇特，仿佛石头碎裂、波涛翻涌（开元寺僧竺光）。三惠弹琴，和声烟霭氤氲（祥符寺僧从信）。至于讲宗大为兴盛，法智是其中最高者；他开权显实，十三科遗书于是成为天台宗的北斗。杨大年、刘子仪、钱希白的雄文抒发文采，赵阅道、陈了翁的崇高声望输诚相助，曾鲁公、史越王父子这样的显贵家门振扬声名。荷花池、菜园如锦如镜，十六观景象沉静、空明、寂静。弟子中从其他寺院出来的，有神照，降伏虎的声名传遍白莲寺（东掖寺僧本如）；三学兼修而节操刚劲，朗公称许他（开元寺僧则全）；浮石和尚亲授如意心印，神情洒脱（衢州本业寺僧崇矩，都是礼公的高足）。寺中的广智、明智、圆照、圆辨、定慧、觉云、柏庭等人，也都振兴了宗门风气。大师传授沙泉、醮月、松帚、唫云诸人；流传的风范虽然久远，美好的谈论仍然存在。至于鲍郎再生以及尸解，则是列仙中的奇事。有人回答说：佛、道二家的说法，是先生平时不谈的；只是偶尔因文献而涉及，请说说其中纯正的部分吧。

译先生说：湖水宁静深沉，足以洗涤求道者的心；湖水澄澈洁净，足以砥砺清白的节操；湖水细雨般飘洒，足以使人悟知天机。因此，湖上的理学传承、文章汇聚、为官的箴言和乡里的德行，彼此修养、共同施行，充实有力，绵延不绝，都具有古人的规矩。庆历年间有五位师儒，楼氏居其一；楼氏实从剡源来这里施教，是丰氏、袁氏学术源流的汇聚之处啊（楼正议公来到城南，学者称他为西湖先生；他的高足有丰尚书、袁光禄，其中丰尚书最为突出）。光明磊落的尚书，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士；借荷花寄托兴致，使奸邪之徒退避；以严正神色立于朝廷，田产不满一条田陌，与清献公相比，确实毫不逊色（丰清敏公）。羡慕急流而勇于退隐，沉醉于荷花、月色和苹风；做文正公的女婿、忠肃公的岳父，也毫不惭愧啊（史忠定《蕖月苹风赞》是为周银青师厚所作，但“蕖月”“苹风”实际是银青次子承奉所作，陈忠肃曾和作，不知忠定为何把它归给银青；如今志书又误把忠定之赞改说为南雄所作，未考《鄮峰真隐漫录》）。南雄的大节，如同同一山岭般高盛，在党籍中最为突出，没有人能与之并列；何况他的贤弟也争相胜过他（元祐党籍中，范忠宣、左丞、待制兄弟三人，南雄的母舅；胡右丞宗愈、王学士觌是他第二位妻子的岳父；忠肃是他的妹夫；忠宣与正平是他的中表兄弟；邓考功忠臣是胡氏的连襟；忠肃的妹妹嫁给西山先生李深；亲表十人一同登上高第，当时称为异事）。把义看得像璧玉，把金钱看得如泥土，征君的高尚风范足以流传千古（见了翁所作《陈征士志》）。越公八行俱全，无愧于《笙诗·白华》；至于冀公侍奉母亲的事，不知道竟成了传家的美德（史冀公简任明州从事，奉母极孝，公务之余便备酒食游览十洲；大吏和俗人恼怒他不禀告而侮辱他，冀公忧愤而死。其子越公诏发奋读书，既被征召便奉母隐入大田山中。《延祐志》说冀公因用杖轻微触犯大吏而死，并不正确，应考察忠定公所作《五世祖德招魂词》）。建炎年间仓促混乱，广陵失守出逃；监仓这个微末臣子发誓死守孤城，路旁哇哇啼哭的孩子，后来仍被传为节孝之后（丰仓监在扬州守节而死，他的儿子谊甫才三岁，被遗弃在路旁，见到的人怜悯并收养了他；后来高宗特意赐予褒奖抚恤，四明志却失载此事，我从始兴志中得到它）。显谟正直敢言，毫不屈服于众人。阳江岸边留下的遗爱，百世之后仍如甘棠（汪少师思温）。经历丧乱之后，仍不怠慢民政，以耕织为务，情意深厚如《豳风》（楼安抚璹）。宪敏公淳厚深沉，以伊洛之学为宗师；在甬上，他最先传播正学，以刚强骨气抵拒昏暗，直言如在半空回响；五峰有这样的诤友，不怕彼此攻错，阐明《春秋》获麟以来的一篇正学，尤其成为弟子所受的美善影响，因此窦桂坊中兄弟登第，彼此如埙篪相和（高宪敏公闶兄弟五人都登第）。旧学甘盘，年少而有潞国公风范；他所著《尚书》《周礼》《论语》三经笺释，成为儒学界的典范；而中兴以来的大儒，也都承蒙他举荐（史忠定相，孝宗亲书“旧学”二字赐给他；当时有异僧称他为“黑头潞公”。他所著《尚书》《周礼》《论语》义理简明恰当，尤其有功的是：中兴大儒朱子、陆子以下，大半都是他所推荐；晚年出山时对人说：“这次出仕本来可以停止了，只是朱元晦还没有被召用罢了。”） 他爱惜贤才到了这种程度，不能因为梅溪的纠弹，最终就抹杀他的善政。宰相功业的伟大，关系到国家命脉；舅甥之间有学士的文集，乡里之间有祭酒的聚会，庄靖公的明德尤其突出（汪尚书大猷）。把尘世的轩冕看作浮云，删定父子相传的遗风，徽真公的操守卓然超群（史删定涓不接受忠定推恩授予的爵位，后来把爵位授给他的儿子弥林；弥林也承继父意，不肯接受，见《剡源集》）。桐乡东来说诗才雄健，灊山妙句和顺如清风；自称信天，讥笑徒然绘画的无用（朱舍人翌，灊山诗最精工，有《信天缘堂记》）。宜之为人正直，难于进取而容易退处；含香入朝接受诏命，百官都敬畏他；又做定城一任官，仁慈惠民，如古代循吏，实在无愧（吏部郎丰谊及其弟定城令谟）。四位先生的讲堂都在湖上；竹洲一曲，是端宪公幽静的居所。白天观看妻子儿女，夜晚反省梦寐；书带草长满台阶。季子品行皎洁，长卧丘林，享受道义之乐，长久冲淡闲适（沈端宪公因史忠定分割宅第而居于竹洲；他的弟弟季文风节最高，也住在史氏宅中，兄弟都居住在湖上）。馆阁中元老，足为干、淳年间的师表；名德宏大，宣献公最为尊崇，哲宗之弟也贤能，听讼有声望；哀毁过度而死，孝心更加纯厚（楼宣献公及其兄楼锡）。槐堂高足中，还有吏部公，多次掌管大藩，思图恢复国运；死后家境萧条，更令人怜惜其贞操，只把嫁出孤女看作微不足道的小事（丰吏部之子有俊，也任吏部；他与象山讲学问答最多，大概沈端宪公是他的妹夫。他持节淮上，竭力排斥和议，见刘后村挽诗。旧志只列他嫁孤女这一件事，实在把他的独行高节写得太浅陋了）。辛阳的碧梧翠竹，宗衮也不能使之屈服；讲学的功绩，在这里最为卓越（史忠宣不向其兄屈服，鸿禧不向其叔屈服，都跟从慈湖先生讲学，成为湖上的高足）。[疑误文字]守袁，过着鱼釜尘甑的贫困生活，却被列入循吏，受到西山先生称道（楼氏安抚以下诸公，足以洗雪墨庄废湖之耻，为正议公振兴家声；史氏则有忠宣诸公）。

译足以洗雪鲁公、永公的耻辱；赵氏有袁州，足以洗雪其父遭受党祸的耻辱。世家子弟，应当努力啊！疏寮气节刚正，足以追配范仲淹、陆游；苦吟之余，还精通三略；晚年稍有遗憾，是到平原入幕（高学士似孙，诗最精工，又有《纬略》《骚略》《蟹略》，晚年居于姚江）。友林的诗笔清瘦萧瑟，承袭东夫的诗风，这一脉在这里还没有断绝（史春坊弥宁，学习萧东夫的诗，有文集）。饶州雅士，以经术治理地方，退居晴湖，喜爱听闻渔人的生计（史使君定之，著有《太极图论》《蓍说》《乡饮酒仪》《月湖老渔文集》《鄱阳诸志》）。侍郎风姿翩翩，梦中吞下三爻；又有丛书，足以比拟青瑶；掌管财计时有所失误，谈论经学却豪迈不凡（赵侍郎汝楳因是史氏爱婿而居湖上，他的易学著作如今还在，丛书已不传，可惜因理财而被进用）。屯田郎的学问很像他的父亲，中原的师友共同仰望他为宗师（楼屯田淳）。测量天象、推算日影，追慕洛下风范；长久贫穷如同贫士，忙于筹算而无暇顾及其他（楼处士傪精通历学，终日手持筹算，所以极其贫困，却表现得像富有之人，见《清容集》）。德祐年间的孤忠，只有太平公；全家共同赴难，无愧于世卿（楼使君存芳）。诸应氏人物隐约可见，洁身自好而不出仕；卫公的学问仍然保存，职志也没有改变（应处士本仁，是参政卫公的宗族，居住在今王家墩前）。蒋生英秀，学术传统一归于他；可惜早死，如玉摧兰折（蒋教授宗简，学舍在湖心寺内）。至于城西义庄，厚待并赈济乡里，实在是湖上三位老人的纲纪所在，不只是救济贫困，也是为了培养廉耻之心（史忠定、汪庄靖、沈端宪三位老人，详见旧志）。楼氏、应氏都能体恤族人，和范氏并驾齐驱，以修睦亲之道（楼安抚、应处士都置办义田来赡养族人）。还有义塾，也是应氏所设置；古老的栾树至今没有衰败。藏书丰富的，有南楼、北史（宣献东楼、鸿禧碧沚，最为有名）；宛委山的藏书也不过如此罢了，这些都是西湖著名的人物和遗迹。假如问南湖的士族，有蒋氏这样世代相承、人才不绝的家族，真是伟大啊！金紫公以高义结交丰公门下，共同借助朋友的声誉，竭力排斥新法，惩治荆舒党徒，幸而免于远谪，这是缙云所争取的结果。了翁来到这里，双方更加推诚相待，同心如兰，香气共同芬芳。中奉公兄弟共同守护师承，尊尧传播正学，接连登科。正因为如此，宣奉公终于违忤蔡京（蒋氏是鄞县士族中最早兴盛的家族之一。金紫光禄大夫蒋浚明，是丰清敏推荐的人才，多次任官，做到尚书金部员外郎，竭力争论新法；被贬将要远行时，因为母亲年老，丰清敏尽力营救他而获免。陈忠肃来到鄞县，浚明首先派儿子去侍奉他。中奉大夫蒋璇、宣奉大夫蒋珫就是其中人物。忠肃书写“连桂”二字来表彰他们的坊门。宣奉违忤蔡京，见《清容集》）。太学生很早便觉悟，听到歌咏清明之道；慈湖兄弟确实都敬服他（太学生蒋存诚，是金紫公之孙，详见慈湖所作墓志）。谏议公气节孤高，端平年间晚节尤为可观；有什么值得铭记的，仍然流传着“四勿”（阁学蒋岘在奉宣后初年，因议论方大琛、刘克庄等事而获罪；济邸之事不为时论所认可，许多人把他指为史氏党人）。晚年穆陵皇帝身体不安，有人图谋叛逆，阁学平息变乱的功劳很大；又竭力排斥史嵩之，这些都应当表彰他的晚节。将作公博闻多识，文辞清绝；义熙以后，按甲子编成文集（将作主簿蒋晓）。《三径联珠》的吟咏、七世记载幽微的文章，士大夫至今还在传述（昭先是将作公之子，蒋氏曾编《三径联珠集》来收录先世文章，楼攻媿为它作序；又有续集，王晋卿为它作序）。把孝悌视作美味珍肴，喜爱瑞堂的和乐；五亩世传产业，具有《二南》的宗风；一门之内著述相继，彼此争奇斗胜（薛氏瑞堂为楼宣献公所书，原在张村，其城内宅第在湖上。“二南”之句见薛朝议《唐田闲集》；朝议的孙子中有文集传世的共二十六人）。四明五老中，衡州最有名；退居浮石，以义成就风俗；承继靖康旧德，少师与他齐名（汪少师思温、薛衡州朋龟是五老会的首领。浮石在城西，是衡州的别业；四明敦厚朴实的风俗，从汪、薛二公开始）。安抚公持节治政，政绩蔚然；有《汴京老妓》诗，写尽故国大夫的悲哽（安抚居实有《汴京老妓》诗，最为悲痛）。刑部郎中修撰的《图经》流传下来，七闽漳浦的人都感念他保障地方的恩德，这种爱戴仍充满城门以内（郎中杨祖）。即便是颜真卿、柳公权那样的家风，比起他来又有什么值得惭愧的呢？至于南渡以后，谁是巨擘？我想到两位公卿出使金国而折冲其间（指魏文节公杞、陈文定公槐，他们都出使金国而不屈，世人只知道魏公的事）。焦山丞相参与机密政务，确实辅佐中兴，可惜没有完成他的功业。晚年喜爱诗友雪窗的精妙文笔（文节公在科举场中认识雪窗张武子之文，晚年便与他成为诗友）。峥嵘的少师出自清正门第，党论正兴之时，抗章申辩揭发；他的骨鲠由来已久，没有辜负遗留下来的笏板（文定公曾营救吕祖泰，使其免遭党祸，当时人认为他有文介公的风范）。节使安于贫困，声名上达帝室；看不见他的金带，是因为终身都拿它作抵押，直到去世才从邻家赎回寝丘之田，足以彰显他的高洁（理宗亲书“安贫乐道”四字赐给赵清敏公；他曾把金带抵押在邻家，临终大敛时才赎回；事情上奏后，皇帝赐田养其家）。五部书内容综博，直追籀、佚；高冠长剑，足为前代典范（高使君衍，是孙疏察的弟弟，精通韵学，也擅长绘画；清容称赞他衣佩古雅，是嘉定年间故老中的冠首）。十年穷困，出处始终如一；宣献公的风流，在汀州独一无二（汪使君之林，是楼攻媿的弟子，不向贾氏屈服，居家十年）。至于嘉泰年间的大魁，名字列在经学科第一，又是科举人物中的雄杰，是兄长参与三杰之一（傅状元行简，居住在湖上，嘉靖《府志》误把他迁到鉴桥）。名德盛大，还有浚仪王氏；抗直便违忤乡里权贵而避位，文章则追随塾师升堂入室（王直阁撝，向学于文迂斋，因为违忤史氏而仕途不达）。汲取古学而传承忠义，御书光辉灿烂（理宗所赐）。堂堂深宁先生，以正学为宗，汇集宏丽文辞，和三洪并驾；贯通六经百氏，旁推交通；以孤忠起草诏书，使三军都为之动容。

译大命既已离去，便裹着头巾隐迹潜行，如偓佺，如列子，以保全美好结局。默斋也很优秀，不愧为难兄难弟；丽泽讲学位列科第第三，辅佐编修《图经》（太常应凤）。尚书有个儿子，隐迹柴门，却不忘父亲，不肯辱没自身；在父亲庭训中有所传承，这就是遂初先生的文孙（静学先生昌世承继父亲遗志，不出仕，在家教导儿子厚；他的孙子世称遂初先生）。四明累代的文献，没有人能够相比。日湖樵唱，成为词家领袖；在桑海变迁中闭门自守，晚年节操尤其可嘉。可惜用晦公才华如天花般绽放（陈参议允平）。昌国大参以锦乐表彰门闾，爱惜他的至性，年老仍兄弟友爱（余鲁公天锡与弟尚书天任关系极亲厚）。京兆公还置办义田，承继他们的余风；不幸在阆州任上去世，失去了美好的声誉（京兆尹余晦，详见《宋史》）。太府公恭谨温厚，品德如兰芽般肥美，恰如两位父辈，孝义始终不改（太府尚宾，是鲁公之子）。这就是在貂蝉冠带极盛之中，也不能掩盖其美德的人。又有贤哲来此作寓公，每日抄录一部书，成为儒林中的箕裘传人（东发黄先生，宋朝灭亡前寓居湖上）。侍讲有孙子讲经不止（曹侍讲放斋的曾孙泰宇，在蒋园授徒）。天台三老学问博大精深（胡身之、舒阆风、刘正仲都避乱居于湖上；其中身之在此重新注释《资治通鉴》）。高雅文章和老成笔力来自剡中（剡源先生侨居五台寺旁）。后来又有才士晚出，称为袁学士；追问他的门第源流，原来祖先是枢使（指他的曾祖越公韶）。集贤公仿佛再生，八次进入翰苑；学问深厚如清容，大力振兴剡源遗老的旗帜（如今学士桥是袁氏的产业）。王氏的牙签藏书，也与之并峙；那些传承学问的人，大概不是仓促之间便能达到的。露气蒸腾，龙从中出；云层裂开，鹤飞归来。令人羡慕远天的清澈，追溯前辈的风范，这些是否足以征验旧日的德行呢？至于有明一代，时代相隔还近，姑且不谈。有人回答说：这里已经极其兴盛了！双湖在四明只占一隅，如今先生所说的丰富程度，足以与深宁先生并驾齐驱，为什么不把它刻在贞石上，光耀我们的乡里，不要让残烟衰柳徒然成为晋卿所叹息的对象呢？《鲒埼亭集》第五卷，鄞县全祖望绍衣撰写，余姚史梦蛟竹房校订。辞。《剡源九曲辞》（有序并跋）。奉化县向西六十里有山夹着溪水而出，水气蓊郁，林木深茂，名叫剡源，大概是剡水的源头。六朝以来，人们艳称剡中之美；但追寻它的源头，却在我们鄞县。这里的水叫臼溪，曲折缓慢地向南流，归入鄞江，称为南源，这就是梨洲洞口出江的水道。溪水中分为九曲，其中只有第三曲名为小盘谷，见称于谢遗尘；第五曲名为三石，见称于《道藏》；其余各曲都没有著录。直到王元恭《至正志》才详细列出各曲名称，陈基、高启又依次为它们作赋，也只是举其大概罢了，还不足以完备地保存文献中的胜迹。于是我为每一曲各作一篇辞，以保存仙原福地的掌故。第一曲称作：六诏，另有别名。左溪有王右军庙。考察王右军的宅第在金庭，金庭距离六诏很近，所以他的别业建在这里。山中有一方石砚，相传是王右军遗留下来的。有一方石砚啊，颜色比油还碧；追溯司马氏晋朝啊，风流人物。六诏的高名啊，百世流传；寂寞啊，荒村紧闭；空灵啊，庙门幽深。不如兰亭啊，世人都欣赏；哪里知道地处偏远啊，反而心境高远？这是洞天啊，首选之地；清泉流淌啊，白石转动。我看王右军啊，才华高绝；想要施用于世啊，却不能如愿；于是归去啊，隐身于蒿莱。试着为谢万说说辞别殷浩的话，料想世事啊，几番筹算都能洞察；世人却不知道啊，这正是高尚的隐逸。笑史官啊，不明白雅正的本性，说王怀祖啊，是出于嫉妒，致使自己晚年受伤。希望分封越州啊，却失去了言辞；忽然对着墓发誓啊，将要怎样安顿自己？假如确实如此啊，为什么这样狭隘嫉妒？那位乐天知命的人啊，对浮华荣宠何必争逐？是谁传播这些话啊，竟是从道听途说而来？喜爱清幽景色啊，苍茫无际；用白鹅交换啊，白鹅便成行。谢安的鹤书啊，有什么可悲伤？思念这个人啊，却再也不能使他复生。采摘溪边的水草啊，献给飞瀑；砥砺百世啊，振拔污浊。第二曲称作：这里有吴越钱忠懿王停驾的祠庙，来访陈殿中曾到过这里。姚江黄氏说：大概忠懿王尚未即位时，出任台州镇守，顺路经过此地。可惜陈殿中的姓名没有流传下来。五代的昏乱时期啊，谁能爱惜贤才？临安的王子啊，何等翩翩风雅？美好的传说流传下来啊，祠宇还停留着车驾的遗迹。余光啊，照耀七百年。赠送良马啊，还兼有白丝。留宿在我山中啊，以紫芝供饭。剡中的清风啊，飒飒吹来，一洗腥尘；云气护卫着它。殿中啊，究竟是什么人竟能高卧绝尘？旌旗啊，来临停驻。呼唤老鹤啊，迎到门前。我考察欧阳修、薛居正旧史中的记载啊，叹息其已有缺佚。姓氏无从查考啊，实在令人长叹。高尚的风节啊，直达天际，遍及江东。岩峰山岫啊，生出碧绿的色彩。等到继承封爵啊，登上帝位，料想征车相望，彼此相接。为什么不惠然肯来啊，辅佐我贤哲的君王？山中人老了啊，仍眷恋洞天。宁可让君王面前啊，没有士人侍立。芳名被埋没啊，千古只留下空名。祠祀啊，作为后世贤人的榜样。溪流写出碧玉般的颜色，蜿蜒流出山麓。山溪两岸蒙蒙，如同含泪的眼睛；遗留下的声音还在空谷中回荡。第三曲说：小盘谷，又名两湖，也叫桃花坑。石头上有像桃花一样的纹理，有人竟因此把它说成桃花，实在错了。这里大概是谢遗尘《九题》中所说的云南高士竺汝舟居住的地方。元代有孤峰庵，所谓“翰林松”，就是戴洵遗留下来的。你的儿子打算建祠祭祀谢公、竺公两位先生，以等待后世好事者来完成。二十里云气啊，浩渺无边；南面的石磴啊，还保存着。山势转折啊，水随之回旋；水已经凝滞啊，山又仿佛可触摸。坑前的石壁啊，棱角分明；涧底的游鱼啊，一尾接一尾。洞口的碧萝啊，纷披繁茂；莫非盘谷已经迁移了所在？平坦的田地啊，居于中央；四面的山岭啊，环绕耸立。山灵吐纳云气啊，鼓动秀色；泽地像元都一样，春天来到。或深或浅，或隐或现，或红或白，转眼间又变成碧色。谢公高尚脱俗，和皮日休、陆龟蒙相同。竺公是长者，占据这座神宫。谁来继承他呢？也有孤峰，五色灵禽不时传来美妙的声音。竺公有后代，后来在儒林中蔚然成家。老松直插云天，遗留下的爱护之情仍可寻见。树林深啊，道路幽远；地方偏僻啊，人迹稀少。买下这座山总会有一天，若舍弃这里，又能归向哪里？第四曲说：臼溪就是榆林，那里有净慈寺，是戴帅初居住的地方。当地人至今仍称戴帅初为“剡源夫子”。我认为戴帅初因为俸禄微薄，最终接受了教授之官，应该受到黄万二位公的贬责。当时流寓榆林的还有舒阆风、刘正仲，他们的高尚节操足以为人师法。戴帅初对此应当惭愧。应当建祠祭祀舒、刘二位先生，而暂且把戴帅初放在一边。

译莲峰高百尺，臼溪深百里。榆林处在其中，这就是石穴藏神髓之地。它低洼而深邃，挺拔而秀美。南方来的两座山峰倒映在我的衣襟袖口之间，忽然钟声在云外震响，震动了下界群聋。谁是仁王而来膜拜？抚摸遗留的石碑，记下气概（这是沈端宪公撰写的寺记）。山前的高阁啊，穹隆高耸；有元代文伯戴公，丈五高的旗帜凌驾长空，彩笔落处贯通流虹。可惜这个人啊，操守没有坚持到底；走出山林的泉水啊，失去了原来的步伐。不如舒、刘二人啊，保守这种贞洁本色；五百年来啊，人们反复商议，敬献瓣香。并不是敢于刻意责备谁啊，大义光明盛大；所关涉的是风俗教化啊，不只是文章。第五曲说：三石就是丹山赤水洞天。曹放斋居住在那里。放斋拜李庄简公为师，后来又成了他的女婿。庄简拜元城为师，从而承接了涑水一脉的学术传授。大儒的学术传承所在，却被道家夺取了。又过了不久，又被永固寺三教流转，日益失去正宗。旧时有祠祭祀放斋，于是又提到他的儿子在楚州殉节之事，并把泰宇附祀其中。如今这些都没有了。这是九曲中第一等的大事，怎么可以不恢复呢？危峻的岩石啊，参差耸立；三阴洞啊，兼有两洞。赤色文字啊，像古代篆书；摩崖石刻啊，高达百丈。作者莫非是王次仲，或者是飞来的蔡少霞？岩间流水像龙在吼叫，红云承载着怒气，形成天上的奇葩。可以料知金庭本来同出一气，地下伏流往往含有丹砂。风洞啊，狂风呼啸，像大军行进一样，实在值得游览。向南箕张大嘴啊，酷暑顿时消散；什么好事之人竟深入其中而受到惊吓？水窟中传来隆隆声，神龙扬起鬣毛，呵斥着突然而来的侵犯。这是洞天中的中宫，所以奇瑰景物更加集中。喜爱这里一尘不染，使我流连忘返，心神陶醉。那放斋到了晚年啊，从蛟海迁居而来。听说他讲经，铿锵有声，见识似乎比“读易老人”还要早。楚州的啼鹃归来啊，又加上泰宇的野外哭声。如今这一切都消失归于乌有了，谁来重新凭吊那些高大的树木？山光寂寞而萧条，只见永固寺的老僧。这样郁结的情怀向谁诉说啊？听到鱼鼓声，惶恐不安。第六曲说：茅渚，是陈本堂的故居。那里有上乘寺。陈氏子孙夸耀自己的先世，历数三位尚书的名望和德行，但《宋史》中没有记载，实在令人深感可疑。我根据袁学士的文集，断定陈氏有著述的人始于本堂，那么三位尚书的事还要等待进一步考察。另见我的《双韭山房答问录》。茅渚这个地方，只应当建祠祭祀本堂。更加迂回地向前走啊，渡过石桥，便到了茅渚。水波淡荡啊，林中烟雾蒙蒙笼罩着村邑。牧人互相交谈，玩月的老农在耕作后归来，庆幸下了好雨。有狗吠叫啊，像豹子在深林中回应；鸟儿也在鸣唱。探访仙尉的文孙啊，数说华贵的后裔，世代相连。我考察古迹却没有凭据啊，姑且把疑问记在闲中编录里（见《闲中古今录》）。我爱本堂，他私淑于博学的慈湖，并且有所传承。携带梅涧的文孙啊（指天台胡世佐，梅涧的孙子〔此处原文缺字〕），延续了历朝的统纪。何必遥遥列举甲第啊？把茅土说成隆盛国家的根据，竟成了妄言（制造这套世系的人，是学士桱；如今他的后人居住在白下）。日色昏暗了啊，哪一家可以留宿？看山岚的影子啊，纷纷追逐。第七曲说：班鸡有报应。本寺旧志，除了寺院本身以外，其他一切古迹都没有记载。考察《本堂集》，才知道班溪的故家属于董氏。隐士董声仲的祖先亲手种植了一株桧树，年代非常久远。声仲修筑延清堂来表彰此事，足以补足诸位先贤的遗缺。剡溪啊，水流绵延；早晨潮来，晚上汐归。溯流寻源啊，左边是溪水，多少支流啊，彼此不隔。又有班溪从东方流来，与一泓澄碧的水相合。荷花开放啊，如同云朵；菱花开放啊，如同织锦。渔郎四处划桨唱歌啊，留住挑担戴笠的行客。试着听那如玉如雪般琤琮的水声啊，它的声调合于无射。高耸的灵光啊，可以比拟窦桂和韩桐。古桧树和延清堂啊，难道能以名位彼此增益吗？雄盛的佛火相互辉映啊，这就是正思寺的梵宫。那里的土地肥沃，所产的物品最为优良。鸭脚菜的嫩绿啊，和燕尾笋一起作为食粮，大概十倍胜过莼菜菰米。高人吃得津津有味。那鼎中的肉又有什么值得留恋？老来的江乡生活啊，实在永远不会厌弃。第八曲说：高岙就是雪窦。此山也是到了宋代才开始著名，如今在九曲中最为兴盛。台建在峰顶，亭建在突出的山峰上。是谁驾着风车，运来这飞舞的白雪？白色的水练横过汉水渡口，织机上的丝线在月夜起舞。乳峰的水流潺潺，像油脂凝成的珠子；树林中山势奔腾，不停不息。莫尚书真是懂得山水的人，打开锦镜般清澈寒冽的水面。下方的潭水更加幽深，上方的石窦成双而奇绝。昭陵曾梦游而来到这里，思陵赐下砚台使这里更加增光。穆陵的御墨屡次增添光彩，山斋至今还带着寒冷的光芒。惊怪群峰高耸啊，争相拱立，如同前来朝拜。谁把郢人的书信解释给燕人听啊，说常通之事值得怀疑？难道是遗世独立的灵府，非同类之物可以妄自栖息？于是沿着石磴下行，寻访宋代仙人的炼丹灶，稍作休息。溪水泉流汩汩齐鸣，迎着玉蝀一同流淌。第九曲叫“公塘”，王氏志书误写成“公棠”。姚江黄氏对此表示怀疑，认为既然有“梨洲”，又有“公棠”，“梨”就是“棠”；曾经是一位兴公，却在百里之内分别占据两座山，这种说法是对的。然而他不知道“公棠”本来是“公塘”。我考察《开庆志》后才豁然明白，另有考证。舒广平的墓在山中。贤人所经过的地方，必然会引起争论。孙郎留下的恩泽为什么如此模糊？红棠和白杜相互混淆，一件事却说成两座山，各自夸耀它的荫蔽。哪里知道年代久远，文字容易讹误？为什么不在古代渡口考察遗迹？我反而更加惋惜这座山白白失去了孙郎，否则它本应成为王羲之的邻近之地。实在值得喜爱，更徘徊四望啊，看见了广平的旧墓地。岳麓的薪火可以追溯，槐堂的流派还没有断绝。经历到今天，哪里还有这样的人呢？所以榆林应当遥遥追想他。它的源流来自晦溪，与泉溪汇合，距离很近。洞天的神灵含笑，人们游览并记录下来，难道可以默默无言吗？姑且宣扬并振兴这些旧闻，山猿溪鸟想来也不会鄙弃。

译剡源的山川实在奇美，但其中最为绝胜的地方不可胜数，并不只有九曲。它的要害交会处，一处在小盘谷与榆林交界，就是谢遗尘所说的云南；一处在雪窦，就是谢遗尘所说的云北。所以明朝初年那些谋求避难的士大夫，都在这两个地方。我想增建一些祠宇，使它们和宋、元时期的古迹相互辉映；如果有好事者，一定不会认为我的话是妄言。一处叫小万竹山居，是故少参罗公梦章避难的地方。少参是蜀人，曾任司李于我的家乡，确实辅佐钱忠介公起兵。战乱平定后，蜀地道路仍然阻塞，无处可以归去，于是居住在山中。少参虽然已经解官，但对于往来山中的士大夫，仍有能力在紧急时帮助他们，应当就在他的山房建祠，并配祀故鄞县令袁公州佐，因为他有保卫东钱湖的功劳。一处叫榧树湾草瓢，用来祭祀故顺德令、贞靖周公齐曾，那是他逃禅的地方。与贞靖同心的人，有故太常王公玉书、故监军周公元初，应当合祀于祠。一处叫莲峰茅庵，用来祭祀故观察、节介陆公宇〔原文作“宇{火鼎}”，末字有疑〕，那里是他招募兵士的地方。舒广平的后人中有一人叫舒坤翁，字方叔，与他同居。方叔是奇特之士，王太常曾为他作传，他死在山中。节介为他写挽诗说：“呜呼，方叔没有死去的是心，死去的是身体；有魂魄奔向东海，轻快地去朝见旧日君王。”应当把他配祀在节介之旁。一处叫高岙听瀑草堂，是故广文张公廷宾逃禅的地方。与他同心的人叫邵公得鲁，详细情况见我的《姚江三哀诗》。两位公都是姚江人，应当合祀。其余类似的地方还很多，只是我这几年来疾病缠身，昏聩健忘，不能详述了。不过只要举出这四座祠，其他的也可以依此类推。这四祠中三处在云南，一处在云北。有人说：山川本来就很美，为什么要编写这样的鬼神名册呢？亡友史雪汀喜爱我的《湖语》和这篇文章，曾经说：“将来一定要各自抄写一份，刻在山中庭院和湖边别墅。”临死前，他还向各位弟子嘱咐，让他们来索取稿本，始终不肯放下。我已经把它丢弃十年了。张生炳整理我的文章，再次拿来给我看；我感念故人，心中怦怦跳动，便把它抄录下来。《射龙将军扬波辞》濒临海边的桃渚上，有一座射龙将军庙。将军的神灵，是前明宁波卫指挥万文公。将军在永乐十五年率领水师追击倭寇，在桃渚交战，大获全胜。第二年在象山锯门下哨，昏暗的夜里看见两盏灯从远处而来，熊熊闪烁，以为是倭寇，立即发射强弩，射落其中一盏。黑风随着弓弦声骤然刮起，全军覆没。这才知道那是龙。将军当时二十二岁。在此之前，万氏从将军的祖父万斌起，因为辅佐皇帝而死于滁阳，获得世袭爵位；他的父亲万锺因不事新朝而死，他的兄长万武死于交趾。三代人都因勤于国事而尸骨不得归葬，只能招魂葬在西山。到这时又把将军的衣冠附葬在那里，就是所谓四忠之墓。桃渚居民因此称将军为射龙将军，并为他建庙。我读《宝庆图经》，知道这座山中的龙有五条，如今世间流传的却只有一条。龙这种东西极其灵异，它吐气成云、降下雨水，天地创造万物的元气都凭借它。然而它的形质既出自血肉精华，尚未脱离物类，于是人可以豢养它，甚至可以把它剁碎制成肉酱；它掀天揭地的能力，也有时会受到困厄。我听海上居民说，龙既然眼睛受伤，忽然变成人形，前去求医；医生给它敷药，病稍有好转，正好医生的女儿从门缝里偷看，看到的却是鳞虫的影子。她大为惊恐，呼喊父亲，但这个人已经不见了，从此再也没有来过，眼睛最终也没有治好。又有人说，龙眼睛患病后，曾经直入东钱湖深处养病，这些说法都荒诞无稽，没有人相信。然而天地造化的变化无所不有。世间传说苏门的孙登曾为龙治疗疽病，大概也是古已有之的说法，姑且保存下来而不加论说罢了。既然如此，将军享受庙祀，怎样才能安抚这条龙呢？回答说：不是这样。龙镇守这片海域，天帝将要让它弹压鲸鲵，以使海外安宁。将军误中龙，也是为了百姓的缘故。龙虽然伤势巨大、疼痛深重，事情平息之后，必定能够体谅将军保卫百姓的心，并无其他私意。将军死后成为明神，随从和车马来往自有；他可以同龙消解旧日嫌怨，并援引蔺相如、廉颇、贾谊、韩信等彼此化解嫌隙的先例，以公义相互调和，共同扶助、保护东海。我的这些话，是依据道理作出的判断，并非妄说。古代善于射击的，有射日的、射潮的、射石的；将军能射龙，他的技艺也真是神奇啊！将军的后代孙子翰林经请求我写一篇《扬波辞》来祭祀神灵，辞文说：天帝啊，高高在上；下诏给神龙啊，使海上风波平息。双眼像火炬一样明亮啊，谁敢责问呵斥？将军啊，年纪轻轻；一箭射出啊，没有射不到的地方。夜里瞄准双眼啊，竟把它当作贼寇侦哨；神光骤然消失，龙鞭打海水而起立，狂澜冲击之处，鱼腹都被卷起。忽然听见天帝驾临白色宫殿，召见海若告诫神龙：将军保卫百姓啊，天帝已经明察他的赤诚；你自己疏忽防备啊，才遭到弓箭射击。幸好没有遇到豫且那样的人，免于被剖杀；眼睛稍微失明啊，不值得惋惜。将军叩关啊，拜见天帝，说臣下的志愿还没有实现，海上的妖气仍然猛烈；神龙从中作梗啊，使臣下胸中气闷。天帝下令啊，将军不要发怒；我让海若做调解人。将军率领这些为国而死的英灵啊，永远安定海滨；神龙奉行教令啊，岂敢怀有旧恨？收束自己的部众啊，表示顺服；愿意共同努力啊，这是臣下的本分。早潮啊，晚汐；驱逐鲸鲵啊，使它们销声匿迹。结交友好啊，宣扬天帝的力量。遗留的庙宇啊，深沉寂静；古树啊，萧瑟森然。哪里一定要等西山大招魂之后，才肯降临？《海若白事小史解嘲》罗存斋《尔雅翼》引用《古今注》说：“把墨鱼称为海若、白事小史，这个名称很有意味。”于是我开玩笑写了一首《解嘲》。

译墨乡先生在蛎滩游玩，有人来拜见说：“我是海若白事小史，惭愧地把身体寄托在尾闾，混迹于低级官吏之中。私下听说您高坐文坛，受奎星光芒庇护，余光所沾染之处广大无边。希望能够瞻仰您的清光，参加斗墨的游戏。”墨乡先生怒斥说：“嘿，你到前面来！你本来就是百谷之王身边的人，研磨神膏来侍奉香案，大概也有多年了。王的使者虽然地位卑微，但江汉前来朝拜时，也把你看作蓬瀛仙人，把你比作传达诏令的使者，早晚传宣。过去你也曾有知礼的称誉，哪里想到身居近侍却干起了奸邪之事？你没听说远古时代吗？结绳记事的政令延续久了，难以继续，于是制作了文字契券，世世代代不可废弃，用来考察万民，治理百官。如果有舞文弄墨的人，必定触犯严厉的罪过。如今你的职责在水曹，却施展欺诈诡谲的手段，淡墨徒然描画，枯墨容易干涸，谎称是延安的石液和鸡足山的松烟，最终随着脉望虫一同消失；顷刻之间，不仅青黄等颜色容易幻变，而且黑白也茫然混乱。这样一来，即使决开东海的波涛，你的罪过也无法洗清。你还敢凭借鸔乌残余的汁液，流出匹鸟残留的涎水，想用来润饰嘴唇、讨好自己吗？我恐怕天网也不会宽恕你。” 小史回答说：“您的义理确实严峻。即便如此，也请允许我把话说完。我们这些处在深渊中的下吏，历代朝廷都依靠我们的才力，协助阿衡搜集四方的美味，供制酰酱之用（见《王会》）；《元丰九域经》又收取我们的骨头，作为有益之物进贡（墨鱼骨进贡给宋朝）。至于偶尔游戏，被人捞取，用来填补文书左券，忽然抹去痕迹，这不过是长卿轻慢世俗、想向人显示不可测之处，偶尔做一次罢了，您何必责怪得这样深呢？况且世上暗中玩弄笔墨的人，谁没有可惭愧的品德呢？朝廷元老掌管诏令，五色云气间的笔，究竟写出了什么？馆阁中的老臣清贵出众，照着葫芦画瓢，便算作雄文。台省官员像鸿鹄一样站立，却听不到白简弹劾，谁来批答诏敕？不过是人云亦云。科举考场的士子，东涂西抹，谬误流传，侥幸脱去布衣，谁能算儒林中人？经史荒疏，谁能算文苑中人？用朱笔黄墨剽窃割裂，拿这些人的文章来对照本官，哪一样值得称述？可怜墨之精华日益消灭。凭他们那样的人，等到挥动猩红笔毫、铺开茧纸时，五鬛之精、百和之髓，各自都极其精良，自以为可以相比；哪里知道胸中还没有储存点漆般的学问，白白劳烦十笏墨使它们发挥作用，隃糜墨也黯然丧气，几乎想死。” 还有更狡黠的人，笔札放纵，砚池狂乱；他们能使河流改道，能遮蔽高天。每个人说法不同，互相诋毁谩骂，偏邪淫乱、诡诈逃遁，没有人能够抵挡；玷污我的芳墨，用起来毫无章法。唉，唉！”这些下吏正想用鲛宫的水泽遍布墨林，使这些东西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留一点痕迹。不必等秦人纵火，它们就会自行熄灭；也不必等杜侯投渊，它们就会自行沉没。清除荒秽，或许可以让人心中痛快。到那时，天帝还将为下吏策划奇功，增加福祉；赐姓就叫墨胎，命名就叫墨子；授给玉，就让墨宝成为玉圭；赏赐龟，就让墨兆具备龟形。乾卦的征兆出现，就让墨云呈祥；坤卦的符瑞出现，就让墨浪倾覆否塞。明正刑罚时用墨刑，记载功劳时登上墨史。至于奚、耿、潘、盛这些人，追随在即墨大夫之后，也不过充当胥吏罢了。由此才知道，不朽本来就难，迅速改变自己也并不容易。您何必责怪得这样深呢？”墨乡先生笑着说：“善于辩解啊，小史！你想靠口舌逃避责备。我听说六朝时考试士子不合程序，就罚他喝一斗墨水，使他内心惭愧。我现在要把你的墨水给那些不学习的人喝，反过来羞辱你，或许能稍稍减轻你的罪过吧？” 小史神色凄然，请求说：“下吏的力量足以治疗捧心的丑女（也见《尔雅翼》），却不能救治面墙而立的愚人。即便受辱又有什么补益？不如请求离开，这才是更好的办法。”于是它在江流中乘潮而去，又变成了花枝（闽人称墨鱼为花枝）。《鲒埼亭集》第六卷，鄞县全祖望绍衣撰写，余姚史梦蛟竹房校订。碑铭 明四川道监察御史、再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谥忠贞、今谥恭洁陈公神道碑

译世祖章皇帝追悼抚恤甲申年十九位忠臣，鄞县陈公是其中之一。陈公的抚恤典礼在前朝已经举行，后来又得到新朝的恩命，但墓道碑文一直没有写成。大概因为陈公没有后代，继嗣两次又两次断绝，所以拖延到今天。乾隆改元后，陈氏诸人请我为他撰写碑文。我考察了〔缺字〕所作的陈公传〔缺字〕大略，而家传又多有不实，于是考证高都御史所作的志铭以及林都御史的文集，另外写成一通交给他们。考察陈公名良谟，原名天工，字士亮，另一字宾日，是宋文介公陈禾的后代。崇祯辛未年进士，入仕后任云南大理府推官。滇中道路遥远、土地贫瘠，初任官职的人大多畏惧那里。等到陈公参加选官，铨选机构只有大理一个缺额，有人说：“为什么不稍微等一等？”陈公说：“选择地方才做官，不是忠贞之臣。”于是慨然请求前往。到任后，他依法清理浪穹百姓因屯田积欠而造成的困苦，免除灾年粮赋。东晋湖是赵州七村所依赖的水源，汉邑也依靠湖水开闸闭闸，双方常常争夺。陈公在湖上设置两道斗门闸，调节蓄水和泄水，使水利均衡；又免除湖中新增加的夏税，训练军队抵御盗寇。任职六年，以考核最优被召回。召对时，思宗正讲习敬天之学，传谕一切章奏笺表不得轻慢使用“天”字，于是亲笔替他改名，升任四川道监察御史，巡按川中。陈公为人质朴木讷，不随便说笑。每当在大庭广众之中，众人纷纷争辩，只有他默然不语。他做官安守本分、尽职尽责，不与当时的风气和权势相调和，对世间所谓党争、门户、品流之说也不懂。当时流寇气焰嚣张，天子倚重督师杨嗣昌平定贼寇，赐剑出征。杨嗣昌起初也很有时望，等到受到重用以后，日益错乱；自从任用熊文灿为总督，国事大坏，不得不亲自出征。杨嗣昌原是楚地人，不愿流寇蹂躏乡里，想放他们进入四川再慢慢谋划。陈公刚到任时，在朝廷中并不十分了解杨嗣昌的心迹，仍因过去的声望而认为他的才干可以倚仗。到了四川，也不知道杨嗣昌打算把四川当作祸患的承受地，于是亲自巡视关隘，整顿文武官员，筹划堵截围剿。起初陈公奉诏专门负责守城，保卫蜀王；后来又奉命担任监军，军中的功过无不参与处理，但具体剿抚进退的机宜听从巡抚、镇守，巡抚、镇守又受督师节制。四川巡抚邵捷春也是贤良之吏，只是杨嗣昌不喜欢他，想误其军务、陷害他。陈公常常调拨兵员和粮饷来帮助邵捷春。贼寇拖延着向东而去，又从巴、巫进入楚地。杨嗣昌始终想招抚贼寇，陈公认为邵捷春应当仍旧调兵，会合东北两镇堵截贼寇；又说四川中间道路很多，应当防备诡诈的偏师；还极力说明贼寇不可招抚。邵捷春受杨嗣昌牵制，不能完全实行陈公的意见，贼寇果然乘虚从巴、巫渡过开新。陈公担心他们逼近成都，昼夜研究守御办法。贼寇侦知已有防备，便不再前来。杨嗣昌把开新的过错推给邵捷春，诏令逮捕审问，并罢免陈公的职务，命令他杀贼赎罪。陈公接任时，曾上奏说督师真心办贼，功业可以成就。了解他的人知道他朴实诚厚，料定他将被杨嗣昌出卖，到这时果然应验。等到秦兵报告泸州大捷，斩首一千三百余级，杨嗣昌夸称大捷；陈公复查此事，上一道《泸州殉难官民无首疏》，极力指出秦将的欺骗夸大（当时把官民死难者的首级取来冒充贼首）。这才知道杨嗣昌误国，而贼寇已经从四川进入楚地。襄王遇害，杨嗣昌听到消息后自杀。天子为此废寝忘食，命陈公留在四川处理后续事务。又过了两年才代任回京，因请求休假探亲而归乡。陈公回乡时，同乡林大行茧庵迎接并当面问他：“听说您以前上过奖誉武陵的奏疏，是这样吗？”陈公叹息说：“确实有这件事，没想到他的内心竟到了这种地步。”大行笑说：“您从西台出来，难道不知道他排挤黄石斋、杀害卢九台、陷害杨机部、害死孙白谷、引荐陈新甲、熊文灿吗？您还相信他吗？”陈公道歉说：“这是我的罪过。”陈公的淳厚竟到了如此程度。回朝复命后，他补任原官，任职太仓时，国事已经不可挽回；京师在职官员都争相请求南下避祸。陈公临行前，独自叫画师为自己画像，然后才出发。有人问他：“这是献身离去的日子，还能希望生还吗？”甲申年三月十九日，京城陷落。陈公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太孺人，一封给承继宗祧的儿子久枢；又写下绝命词给他的门客李芳泰看。陈公的小妾时氏是燕地人，当时十八岁，已经怀孕。陈公想让仆从护送她南行，她不肯；想送她回娘家，她也不肯。她请求先于陈公而死，但手腕柔弱，结成绳套却不能立即成功。陈公帮助她，叹息说：“一个妇人竟能这样！”时氏断气后，陈公才自缢。当时他五十六岁。义仆周明把陈公和时氏的棺柩运回故乡。鄞县人相继焚香迎拜，哭悼他们。南都追赠陈公为太仆寺卿，谥号恭愍；江东加赠右副都御史，谥号忠贞。世祖章皇帝赐谥恭洁，命有关部门拨给七十亩土地祭祀他。户部董守谕曾说：“三代以后，没有不好名声的人。宾日不爱虚名，他舍生取义，所以格外真实。” 至于陈公与杨嗣昌的始末，我从年轻时就知道。人们以此为鉴，不足以替陈公隐讳。颜鲁公尚且被贺兰进明欺骗，何况其他人呢？陈氏家传却说陈公早已起草奏疏，想弹劾杨嗣昌；有人以黄石斋的祸事来危害陈公，因此他才中止。这种说法本想替陈公回护识人之明，反而诬蔑陈公是见义不为的懦夫，又因他没有察觉而责怪他，实在是不明白。按照家传的说法，这是无勇；不知情的过失，则像日食月食一样，不久就会复明。这正是陈公最终揭露杨嗣昌在泸州欺骗的原因。没有勇气的过失，就是贪恋俸禄、结交权势，从而参与误国之罪，这是小人的归宿。他们出于爱护陈公而诬陷陈公，不是很愚蠢吗？又说陈公在杨嗣昌死后弹劾他，于是追夺了他的官爵。考察史实，杨嗣昌死后并没有被褫夺官爵。各位没有审察清楚，竟把这种说法写入志书，可说是疏忽了。此事不能不加以辨明。陈公的墓在城南蒋监桥，他的祠在城北娑罗园。于是又为他作铭说：陈公的大节，足以感动并取信于人；五百多年以前，他的魂梦早已相通。即使在武陵一事上有所失误，也不损害他的忠诚；他的心迹纯粹无瑕，如同天日昭明。那些为他隐讳的人，反而正好显出自己的愚昧。我为陈公墓作铭，据事实斟酌评断。明代直隶宁国知府玉尘钱公神道表

译明万历年间，临江知府钱若赓在礼部任职，因为选妃之事得罪神宗。神宗想找机会杀掉他。钱若赓出任临江知府后，主持会同勘察，原任御史刘公被江陵陷害的情形也牵涉其中。江西原任巡抚因此获罪，被发配戍边。支持江西巡抚的诸位贵人很愤怒，便以钱若赓严刑捕盗为由，把他列作酷吏，并把严厉的言辞上奏。神宗大怒，下诏判处死刑。三法司各位官员营救，也不能成功；台省官员营救，也不能成功。临江士民连续多年赴京请愿营救，人数达一千多人，最终仍未获准。阁臣申文定公等人心知钱若赓冤枉，于是与司法官秘密商议，连续多年请求暂缓执行，改为长期监禁，慢慢设法营救。长期监禁三十七年，最终也没有出来。万历四十七年己未，临江钱氏三子敬忠考中进士。临江三位儿子都是在狱中接受父亲传授经学的。钱敬忠的父亲被捕入狱时，他只有一岁。到这时，他没有参加大对策，便回到家乡，写下《誓墓文》，带着全家到狱中探望父亲。回到京城后，他穿囚服向朝廷诉冤。当时熹宗刚即位，还没有改元。他的奏疏说：“臣钱敬忠冒死上言。臣恭敬地看到恩诏中的一项规定：内外现今监禁、应当处决的重犯，情节和罪行有值得怜悯、疑问之处的，准许辨明，予以宽免。” 这是圣上历代相承的仁慈、爱惜生命的恩德，是对罪行有疑问便从轻处理的至诚之心。臣父钱若赓历任官职，后来任临江知府。临江是盗贼聚集之地。臣父专心剪除盗贼，刑罚严明不屈，执法刚强，多次违逆当权者，渐渐导致巡抚、巡按弹劾，说他杖毙了许多人。请求下令罢免，奉旨提审。巡抚、巡按起初审问，按囚禁时间过长、囚犯过多，拟定杖刑后发为民。后来因圣旨严厉责备，便把监狱账册中病死的囚犯一概算作杖毙，按酷刑罪拟判发遣。又奉严旨要求从重定罪。法司坚持称为酷吏，法律只应判为民，增援旧例充军，这已经是从重处理；有的还要求再加发往边远烟瘴之地。除此之外再没有可引用的律例，只有‘怀挟私仇，故意监禁平民致死’这一条似乎可以比照适用。钱若赓供词中说因杖刑、监禁而死的人，尚未详细列明所犯事由，其中必定有无罪平民。但按照怀挟私仇这一条来比照，又似乎有差别，臣等不敢轻率拟罪，请皇上裁决。最后奉圣旨，监禁候决。所谓‘必定有’、‘似乎可以’，实际上都是凭空臆测的话。不久，巡按御史朱鸿谟查明，供词中所说在监狱病死的人，都是强盗、窃盗，并没有无罪平民。而且其中有的在狱外病亡，有的已经发配，有的从未到官，有的当时已经省释发遣，不应一概称为在监病死。” 查勘结果已有案可据，那么法司所谓‘必定有无罪平民’，并非真实查出的事实，只是姑且杂引律文来完成从重定罪罢了。”严厉的圣旨大概就是如此。后来恤刑员外袁一虬上疏说：钱若赓的情节和罪行可以原谅。江西各郡之中，只有临江盗贼特别多，被称为难治。钱若赓想保全善良百姓，就应当先制服凶恶顽徒，稍微加强威严，多用鞭笞。后来又因监狱拘禁而导致多人死亡，他的过错在于求治太急、憎恶坏人太深，并不是想用残酷手段满足贪欲，故意残忍；从这个角度说，他的情节值得怜悯。按照法律中‘故意监禁’的条款，原是针对官吏怀挟私仇，故意把无罪平民关押而导致死亡的情形。如今查钱若赓供词中列出的狱中死亡人数，如盗贼杨班九等，都是应该拷讯的人；又如应受杖刑的罪犯彭亮等，也都确实犯了罪，属于官府应当处理的人，与平民不同。官府因案件依法处置，也不同于怀有私仇而故意监禁；即使偶然导致死亡，按律也应不予追究。这正是他的罪行值得怀疑之处。大理卿曾同亨又上疏说：四品官员因狱囚之事获罪，竟把盗贼判处死罪，这是国家二百年来未有之事。曾同亨是名臣，也是臣父治理的江右人；这不仅说明执法公平，也出于确切的见闻。刑部主事黄道瞻又上疏说：钱若赓之狱，巡按认为应当发配，法司也认为应当发配，唯独陛下命令从重判处死刑。钱若赓年少时任郡守，打击盗贼过于严厉，至于操守行事，都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所以如今即使身陷狱中，百姓仍共同为他惋惜，不避斧钺，赴京申诉，完全是出于公正的人心。工科给事中唐尧钦又上疏说：钱若赓的本意在于憎恶坏人，守法严厉如同吞冰；江右百姓多次替钱若赓申诉冤屈，何止一千人。这一千多人，难道能够用威势声色驱使着一同行动吗？户部员外闻道立又上疏说：刑法不可使轻重失当。钱若赓所犯与被逮捕的知州方复干情形相同，方复干依照新例充军，钱若赓却被判死刑，同样的罪行却有不同的刑罚，请扩大钦恤范围，使法纪统一。臣只略举这些奏疏，它们全都认为臣父依法不应判死。至于临江全郡百姓每年向各衙门申诉，以及各衙门勘察审理所陈列的案卷，堆满案几、充满栋宇，臣不敢一一列举，以免烦扰圣听。只因严格审讯盗贼，便说成酷刑，已经是冤枉；原先参奏说杖毙多人，却把监狱中病死的罪囚一概充作杖毙，又是一层冤枉；至于把现在仍活着的人诬指为监狱中病死的人数，更是冤上加冤。” 即便按酷吏论罪，法律也只判为民，成例也只判发配戍边；如今却把盗贼当作平民，把应当监禁的人当作已死的囚犯，援引律条判处死刑。由判为民而发配戍边，由发配戍边而发往烟瘴之地充军，由烟瘴充军而判处死刑。因为一时的圣怒，附会牵强，层层加罪。深深幽暗的监狱中，惶惶然已经三十七年；如今已经七十九岁。每年热审，因为远离天子万里，不能得到释放；五年一次的钦恤，又因为害怕触犯天威而不敢释放。即如万历四十二年的恩诏，情节、罪行值得怜悯而有疑问，不合律例，以及七十岁以上、年老衰弱、残废有病的人，允许有关衙门上奏请求辨明处理。臣兄弟向巡抚、巡按号哭申诉，巡抚、巡按明知臣父的罪行情节、年老和疾病都符合诏书条文，只是害怕圣怒不可测，不敢上奏请求释放，于是使光天化日之下竟有这种偏枯冤屈的人。恭逢皇上登临宝位，大庆广施恩泽，一年两次颁布怜悯疑罪的诏书，使没有死罪的人都得到生路。像臣父幽禁四十年，已经年近八十；初次供词不相符合，两次上呈廷尉平反的奏章，皇帝特旨处分，又多次劳烦大小臣工上疏进谏。如今他痿痹、中风、残废已经七年，也符合笃疾减死的条例。臣刚从母腹出生，就看见父亲陷入牢狱；稍微懂事便想用自己的余年，代替尚未死去的父亲伏法，只是叩击宫门也没有办法，真是愧对缇萦。”

译幸而承蒙国家培养，惭愧地考中南宫，正要到朝廷接受皇帝亲自策问，忽然听说父亲病危，于是脚上重茧也顾不得，星夜奔驰，希望能在狱中与父亲诀别。父亲见我来不及参加廷试，便匍匐着前来探望，悲喜交集，昏死后又苏醒，哪里想到自己竟还延续着八十一岁残余的生命。幸逢三朝大赦的盛典，又有神祖遗诏规定：废黜者起用，禁锢者释放，因牵连误陷者予以昭雪并恢复原职，这都是皇恩极其深厚。回想神祖当初禁锢我父亲时，虽然雷霆之怒没有一天停止，我还是斗胆含泪把事情始末说完。家父任京官时，因愚直刚愎得罪了权贵，权贵另造谣言，传到神祖耳中，因而触怒天威。所以道瞻的谏疏中说：‘如果要衡量罪犯的轻重，正应当从平民的言论中加以考察，以作为处分的依据；可是非但不听，反而因此治罪。’事情以虚心听取，就可以宽恕；以成见听取，就会令人发怒。臣愿陛下除去成见，扩大虚心，以天下的法律审理天下的案件，全都归于公平宽恕而止。当时神祖诘问责备道瞻，使他受到降职处分，给谏官出面救他，也不过削夺俸禄；假如道瞻等还在世，神祖的遗诏尚且会任用他们，何况释放一个长期被禁锢的受累之臣呢？伏乞下令法司，查考我父亲定为死罪时抚按的原始供词和刑部的原拟判决，其中都没有应判死罪的法律依据；朝廷大臣的奏牍、官府的案卷，也都说是冤枉。如今监禁已经四纪，年老、废疾而且病重，又符合应当怜悯疑罪的律例，何况正逢遗诏施恩；趁我父亲尚未死去，把原来所拟的罪名重新核定，或者怜悯他将死之身，一概从宽释放，那么国法就公平，皇恩就普遍施及，臣也就获得新生。臣愿世世碎身丧首来报答陛下使臣再生的恩德，只是陛下必定不会答应。臣请求愿意代父亲入狱，使父亲幸而得以寿终，臣也稍稍表达反哺之情，这就同蒙受使父亲获得完整生命的恩德一样，实在无以为报。臣实在不忍看见父亲死在狱中，而自己独自苟活于世，玷污贤良的名册，污损圣明的时代。皇帝下旨命群臣会集议论，但部院拖延，尚未顾得上办理。公再次上疏说，我父亲的罪不至于死，法司却以法律之外的死罪判处他。即使如此，朝廷大臣有奏牍，官府有案卷，朝野士民也有公论。臣并不敢凭一个儿子偏私的说法，希望洗雪我父亲数十年来的冤屈；只是因为父亲早晨还活着，晚上便可能死去，臣生不如死的痛苦，所以一再向圣朝申诉。父亲入狱时，年纪还不到四十岁，我刚满一岁，什么也不懂。祖父祖母都年过六十，看到父亲入狱，在两年之中相继悲痛而死。不久，嫡母张氏年纪还不到五十，也因忧惧而死。父亲有两个妾生的孩子，一时之间各自改嫁，母子生离。两个弟弟因为思念母亲，五岁便夭折；两个姐姐既然失去了嫡母，又没有别的亲人，日夜号哭，忧伤成病，未嫁便夭亡。其余我们兄弟三人都已经断奶，不久便相依着住进了牢狱。父亲靠着刀俎之间残余的一口气，实际上兼任了母亲和老师的职责。父子四人共同住在粪秽污浊之中，推开干燥处让给我们，自己就湿处而卧；抱着我们喂养、温暖、濡润。每当洒血研墨、含着酸楚教我们读书时，他没有一次不把神宗皇帝宽缓死刑、长期监禁的恩德说给我们听，也没有一天不以臣子当死忠、儿子当死孝的道理呜咽着勉励我们。他满心希望我们长大后能够懂得忠孝二字，或许可以弥补祖先的过失、遮盖父亲的罪愆，在覆盆之下仍有重见天日的一天。臣从一岁到如今三十八岁，在刑具、囚笼之间，在低湿臭秽的地方，踩着自己的影子，忧心吊胆，鼻酸骨痛。父亲从壮年到老年，从耆年到耄年，如今将近耋年。每隔十天半月，尤其到了深冬天光昏暗之时，他的生命危如朝露，有时三天不进食等待死亡，有时仰天扼住喉咙求死。古人说，被拘禁在牢狱中的人把日子看得很长，临刑于市的人却觉得日子太短。父亲三十七年间把这两种痛苦都尝遍了，只是拖延一死，而冤屈痛苦、穷困压抑，实在超过死亡本身。即使是真正的酷吏遭受这样的报应，也足以惩罚了。臣年幼时不忍一次次看见这些情景，常常用头撞击牢墙，想要自刎而死。父亲极力安慰我说：‘你现在即使死了，对父亲也没有益处，这还不是你死的时候。’ 臣那时没有办法使自己宽解，也只有收住眼泪接受父亲的教诲，希望自己稍稍能够站立起来，不至于父子一同死在牢门之内。臣厚着脸皮苟且活着，求取功名，完全是为了救父亲。如今臣惭愧地考中万历四十七年会试，正要到朝廷接受皇帝亲自策问；可是臣内心腐烂、咬破手指，深深想到取得仕籍的那一天，正是报效国家的开始。假如没有父亲，哪里还有我的自身？臣尚且不能把自身看作自己的，又有什么自身可以献给国家？退下来已经不能做一个人子，进身又怎么可以做一个人臣？又忽然听说父亲病危，于是脚上重茧也顾不得，星夜奔驰，宁可耽误廷试日期，也不忍不在狱中与父亲诀别。父亲在神志恍惚、困顿疲惫之中，见我幸而考中南宫，便匍匐着前来探望；不到半个月，我就到达西江。父亲看到我辛苦悲楚、瘦骨嶙峋，悲喜交集，昏死后又苏醒。而且他幽禁日久，气血全都衰败；监房低湿，蒸积成郁毒，脓血淋漓，四肢肿胀，满身疮疡，又患脚癅，行走站立全都不能。耳朵已经听不见，眼睛已经看不见，手不能转动，脚不能行走，喉中还稍有一口气，只能说还没有死，实际上与死亡只隔一线。如今死在狱中，和死在窗下，也不过是早晚之间的事罢了。但是臣身为人子，年纪已经长大，身列衣冠，自幼便不忍看父亲受苦，如今又怎么能睁着两眼看父亲死在牢中？

译又怎么能亲手捧着父亲的尸体，独自活着走出狱门？臣到那时必然逃不过一死，但那时死去究竟有什么益处？活着是行尸走肉，死后是含冤的鬼魂。臣不自量力，冒死侥幸请求：愿以臣剩余的年寿和父亲尚未死去的时日，代父亲伏法，使我的两个兄长能够包裹父亲的残躯，抬到祖父母墓前，洒血长号，一尽终身的悲痛，也使父亲免受拖尸示众的恶名。臣即使身首异处，死后也有余荣，含笑入地。如今三朝大赦，草木都向着春日繁荣；内外现有被监禁的死罪重囚，能够因应当怜悯、存在疑问而复审，免死充军的，何止成百上千？父亲虽然被列入死刑，却不过是牵强地按照‘必有’二字比附进去的，并不是真正犯了死罪、因而不在恤审范围之内的人。抚按的原始供词、法司的原拟判决，都只是充军，并没有死罪；这也不同于普通的疑罪，尚且还需要复审。倘若能够援引怜悯疑罪而免罪的诏令，援用老年疾病即可释放的条文，使过去因比附而定罪的人如今也能因比附而释放，这才是真正圣朝哀怜老者、为罪人流泪的宏大仁德。但臣迫切至极的真实感情，也不敢一定凭此向圣明时代侥求恩典。只愿以臣的死换取父亲的死，以臣死在父亲之后的死，反过来变成死在父亲之前的死；臣或许可以稍稍舒解皮肉深处流出的血泪，仰报父亲在狱中舔犊般的慈爱，使为人子者都有亲自尽孝的愿望，使人人明白一体相连、不可分割的痛苦，而不只是臣一人如此。父子无论生死，都将刻骨铭记皇恩。而我皇上无穷的孝心，与我皇祖不可测的威严，同时施行而不相冲突，新政就更加光明了。臣听说太祖高皇帝时，犯死罪的人，家属多请求代为受刑，大多蒙受宽宥。后来接连有人请求，太祖便一概允许，而且很多人因此获准。比如黄岩陈叔宏因贪赃被判死刑，他的儿子陈圭请求代父受刑，太祖高兴，想要赦免他。刑部尚书来济认为国法有常，不应扰乱法律、开启侥幸之路，于是仍依法判决。议论此事的人惋惜陈圭的死，却不知道陈圭当时的志愿，本来就不希望自己活下来。又如苏州戴用代父受刑，王敬代兄受刑，大多都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不能一一列举。这样既杜绝了人们的奸诈欺骗，又成全了人们的孝悌。圣明的举动，远远超出寻常，祖先的法度可以继承，美好的规范并不遥远，所以臣敢于沥血写成这篇奏疏，伏乞皇上怜悯乌鸟反哺的私情，体恤投兔无路的困迫，赐臣一死，宽免父亲残余的生命。如今时令正当春暖，也许还没有立即行刑，乞请先命法司把臣收进狱中；趁父亲尚未死去，放他回归乡里；趁臣尚有一息，能看见父亲出狱，那么臣高兴地奔赴地狱，真正不亚于登仙。而臣一个卑微的儒生，也可以同那些得到移封、移赠的文武官员一样，仰报无边的恩德，共同沾受推恩及亲族的仁德。我父亲究竟冤不冤，臣不敢深入辨说；但臣的心早已死灰、骨头早已决裂，再不敢希望重生来辜负皇上了。奏疏呈上后，通政司认为此案已经发交议论，不必再烦渎请求，而且其中言辞过于严厉，不敢代为上呈。当初公入京时，已经起草了代父受死的奏疏，先把它呈给蒲州韩公。韩公说，代父受死这种事很久没有发生了，恐怕得不到皇帝答允，不如详细叙述事情始末，辨明冤屈，自然可以求得宽大的恩典。即使不能辨明，再请求死刑也不晚。于是公改写为申诉冤屈的奏疏上呈，但久等不到法司的议论，便再次上了这篇奏疏。可是最终被掌管匦函的官员阻止。公在第三篇奏疏中说：臣蒙受皇上好生之恩，准许把我父亲的罪案发交廷臣集议；臣等候命令数月，却没有形成议论。想到父亲已经八十岁，早晨还活着，晚上便可能死去，情势危急，愿意代父受死以解除父亲的罪名。掌管匦函的官员不肯代为上呈，臣请求说明这位匦臣的意思，是想等廷臣议论。廷臣果真议论，那么父亲或许可以获得宽大的恩典，也就不必用不祥的话妄自叩击宫门。如今廷臣寂然无声，这是否意味着要把父亲看作神宗皇帝不曾赦免的死罪，万无容身之地？虽然有皇上网开一面的恩命，命令集议，臣终究也盼不到覆盆得以昭雪。这就是臣不得不以不祥的话请求代父受死的原因。可是匦臣最终还是阻止了它，臣还能够希望什么？这就是臣走投无路、始终没有申诉之门的处境。臣想，我父亲本来亲自任官，事情的始末还有可以原谅之处。但臣起初申诉冤屈时，不敢说父亲没有酷虐之罪，只说父亲所犯的、由酷吏加重的罪不至于死；后来请求以自身代父受死，也不敢说父亲的罪可以不死，只是请求代父亲去死。臣卑微的诚意已经到了极点。人有痛痒疾病，便呼唤父母；呼唤父母而得不到回应，便呼唤上天。皇上是天下人的父亲，尊贵如同上天，难道能坐视臣疯狂呼喊，直到生命将尽而不替臣昭雪吗？况且臣蒙受国家培养，得到宏大的恩泽，登名于天府，和普通百姓已有不同。普通百姓有了灾难，皇上尚且会体察他的实情，不忍让任何一个事物不得其所，这正是中和之气使天地万物各得其位、各遂其生的功效。臣的处境比普通百姓似乎还高一等，何况臣有幸参加神宗皇帝大行前一年的选拔，虽然只是草野下民，也妄想把自己附着于鼎湖弓剑之后；又有幸参加皇上即位时的恩科，虽然还没有释褐，也妄想把自己列入向阳草木一流。因此才敢冒犯万死，把自己的真情倾诉出来。如今不仅为父亲求生不得，甚至为自己求死也不得，实在令人悲伤。听古人说：‘死，贵在死得其所。’臣现在总归只有一死，但死得其所却很难。倘蒙准许代父而死，臣虽死犹生，将含笑而死；倘若请求不能获准，最终与父亲一起死去，臣即使死了也不能瞑目。神宗皇帝以及皇上的恩泽遍及天下，若使臣被迫惨死，恐怕也是满朝人所不忍看见的。伏乞皇上取出匦臣收下的臣此前奏疏，亲自阅览，破格准许臣的请求。臣度日如年，等待赐死的命令。公又担心通政司阻拦，于是穿着囚服跪在午门前，泣血请求阁部诸臣替他转达。江右籍贯、当时在京的徐公良彦、姜公曰广、吴公士元、徐公天衢、王公振奇，也出具联名公揭，为他申请。公的同年姚公希孟、孔公开运、陈公子壮、倪公启祚、丁公干学，极力向当权者说明此事应当办理。倪公又和李公廷森在部中谋划此事。还有陕西人陆宗本替他奔走，而邹公元标当时正在刑部，便催促法司议论此案。议案呈入后得到圣旨：‘钱敬忠为父申诉冤屈，请求以身代死，情形可怜；你不辜负父亲，将来一定不会辜负朕。准许将钱若赓免死，放回乡里。’

译公从京城出发前往江西，把父亲带回浙江。公跪伏宫阙请求时，又写了一篇向上天发誓的文章，发誓一定以死相报，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志愿。于是到壬戌年补行接受皇帝亲自策问的礼仪。选授刑部主事，遭逢母丧，服丧期满。宦官的祸乱正盛，便居家不出。公成为进士时，出自涿鹿冯铨门下。到这时，涿鹿正与宦官亲近，权势通达内外，而公似乎将要被他玷污。戊辰年，南京御史沈希韶上疏说：‘敬忠在长安道上泣血，三年便把父亲救出狱，精诚上达帝座。冯铨权势炙手可热，敬忠却不肯稍稍低头，像水一样不被风吹起波澜，应当赶快提拔任用他，以此重视学使选拔铨衡人才的选择。’于是诏令起用公原来的官职，浙江巡按御史郭必昌也推荐公说：‘孝顺而不忘父母，忠诚而甘愿离开国家，应当予以重用。’但公因为生母田氏病势严重，想到嫡兄二人都在，不能援引终养母亲的条例，于是请求退休奉养母亲，前后将近二十年；后来重新补任原官，出任宁国守，最终罢官归乡。甲申之难发生时，公又脚上生茧赶赴南京。福王称制，公在六月初一上疏说：‘皇上亲自遭逢的灾难，与三月十九日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过的巨变，只要一想到它，便会局促不安、顶天立地而无所容身，像行尸走肉一样，不知不觉魂魄已经离散，活着还不如死去。’ 只是想到国家破灭、君主死亡，即使陵寝震动、钟簴也已非旧物，仍然还依靠东南半壁江山，哪里只是一个城池、一支军队而已？既然皇上像鱼跃深渊、龙飞上天一样登极，依然有君主，那么从五月四日监国以来，直到五月十五日登基以后，皇上的一件大事因缘、朝野共同的一个正经题目，除了讨伐贼人、报仇雪恨这一紧要事项之外，再没有其他可以列为第二等的事情。贼人一天没有讨伐，一天便没有君主，一天便没有父亲；既不能做臣，也不能做子。如今看满朝诸臣，似乎还没有把三月十九日的事情看作天翻地覆、千古未有的奇变。假如认为这是奇变，就一定应当有一番洗心革面、刮肠剖腹般痛切的措施。可是两个月以来，建立纲纪、设置官职，也已经人才济济、文采彬彬；奏章充满公车，言论充满朝廷，却没有听说有人痛哭流涕地替皇上决意讨贼复仇，也没有看见有人单肩赤背地替皇上赶紧谋划。天下没有没有父亲的国家，普通人都有必定报仇的仇恨，不知诸臣的忠心和爱戴，究竟要替皇上谋划什么？说到这里，臣不敢深说，也不忍深说。百年以来，功名利禄的毒害深入骨髓，已经病入膏肓，于是有人书读破万卷，官做到一品，却不知道君父二字，才造成今天的局面。还说什么呢？按照今天的世道和人心，恢复国家的大事，诸臣已经不足以依靠，唯有皇上与贼人不共戴天，只要这一念果真能够贯通天地，扭转风向、挽回太阳，就决不会忧愁。万灵不加护佑，只是因为群力没有聚集起来。滕文公想实行三年之丧，父兄百官都不愿意。孟子勉励他说：‘这件事不能从别人那里求得。’世子于是奋然说道：‘这确实在我自己。’臣如今也要以此为皇上决然发动复仇的契机。皇上乘着不共戴天的船，把‘这确实在我’作为舵；驾驭不共戴天的马，把‘这确实在我’作为鞭。不仅应当轰轰烈烈，发誓不与贼人共同生存；更应当急迫惶忙，唯恐贼人过早死去。倘若贼人罪恶贯满，自遭上天诛戮，如安禄山、史思明那样的逆贼自相反噬，这是上天的惩罚。有罪人或许可以使全国百姓同仇敌忾的愿望得到快意，却还不足以完成皇上亲自实现复仇的诚意，那么也还不能算是光明伟大的事业。臣冒死请求我皇上不要再烦劳筹划，不要等到天明，推想那种惊然起身、失去座位的悲愤之情，挺身跃起，仿效身穿素服到郊外哭祭的事情，洒泪誓师，把诏书悬挂在国门，布告天下，亲自率领敢死之士，一往无前，今天早晨就消灭这个贼人。四海之内，凡是以义自称臣子的人，都应当减少自己的资财，鼓足勇气来辅助军队；现任官职的人，到处都应当训练军队、转运粮饷来接济。不要料理其他万事，只管单刀直入。即使有人说，天子的孝行不同于普通人，孤注一掷的危险不是万全之策；他们的议论即使很高明，我只想到自己的父亲，不能再顾及别的。如今残破的地方暂且不论，尚未遭受兵火的地方，除南直隶十多个郡以外，江、浙、闽、广都是强大的藩镇。如果早早训练军队、转运粮饷，专门把这些责任交给统帅，十几万子弟兵、数百万粮草，哪里还忧虑不能首尾相应？只要掀翻旧的格套，使{食匊}郁全部舒展开来，给予便宜行事的权力，使胆识才智全部发挥出来，或许真正的人才就能替我们效力。如果仍然一瓢众人共同舀水，十个人放牧九个人管，大家只是一起睁大眼睛忧虑，既没有军队也没有粮饷，真像在饭箩旁边发愁饿死一样。况且用兵靠的是士气，士气第一次振作，第二次衰退，第三次就竭尽了。不只是士民的气势早晨充盈、晚上枯竭，即使皇上自身的气势，难道没有朝夕变化吗？如今圣上怀着孺慕父母的感情，正处在悲惨凄怆之中，舆论也正当郁积勃发、充盈满溢的时候。趁着这股锋锐使用它，还可以有所作为。岁月拖延，一天一天过去，痛痒相通的一脉亲情尚且会使哀愤渐渐平息；而悲惨与舒畅隔在身体两处的人，能够保证肝胆之情还和从前一样吗？伍员想要报父仇，夜间行走、白天潜伏，从未片刻忘记郢都。有一天听说楚平王死了，便夜坐在室中哭泣，痛恨仇人没有等到自己，认为将来鞭打尸体、挖出眼睛，还不如亲手抓住仇人刺入他的胸膛来得痛快。何况用兵日久就会发生变化，时间越久，贼人越老练、越狡猾；军队越老，越骄纵、越疲惫。文武将相之间，统帅、军队和百姓之中，还会有彼此排挤、互相残杀的事情，只能使逆贼得到鹬蚌相争的好处，哪里还能指望鲸鲵立即被诛杀？当事诸臣一定会骂臣是腐儒、不懂时务，不是说祖宗社稷最重要，就是说轻率行动、躁动冒进会带来灾祸。臣又怎敢不说他们有道理？只是痛恨功名利禄的毒害，自我禁锢又禁锢他人；听他们说得洋洋洒洒、仿佛全是至理，扪心自问，也许那并不是他们内心真正的想法。从来误害人家和国家、遗羞千年的事情，哪一次不是占据某一方面的道理？臣只愿皇上保持把自己看作破鞋草芥的谦卑之心，不要延缓披发缨冠、立即行动的举措；思考伍员夜间哭泣的悲痛，早日决定枕戈待旦的计划，除掉凶逆、洗雪耻辱，远远追踪康王、宣王的功业；同时也应当担心乱臣贼子扶持纲常、端正人心、平息邪说，否则君父全无，不知最终会走向哪里。

译得到圣旨说：‘钱敬忠有什么别的谋划吗？可以充实兵员和粮食，以便恢复、讨伐，着令他再上奏。’公再次上疏说：臣取得仕籍已经二十多年，实际任官还不到两年，从未掌管过军队和粮饷，只是认为皇上刚刚产生亲自出征的意愿，世界和人心立刻就会发生变化，这就是中兴的气象。皇上没有亲自出征的意愿，任由诸臣悠闲地布置铺陈，恐怕将来想求得偏安，最终也不能得到。从来开创基业、实现中兴，很少有不亲自参与军事行动、只坐在后方派遣将领的。何况我皇上这一次是为君父报仇，义理上应当与贼人不共戴天；又不同于汉光武、昭烈帝只是想为一个姓氏谋求再兴，成败利钝可以交给上天。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平民尚且有一定要报父仇的志愿，鬼神还会保佑他，何况天子肯发出不共戴天之心呢？假如因为不能万全而有所忧患，那么世间就再也没有君父二字了。古人有拿出三日粮食向士卒表示必死决心、没有一个人想要回头的，尚且还担心粮食多，哪里会忧虑粮食少？信陵君救赵，命令晋鄙的军队，让军中没有兄弟的独生子回去奉养父母。勾践讨伐吴国，凡有父母年老而没有兄弟的人，都加以慰问，遣返回家，尚且还担心兵多，哪里会忧虑兵少？从未听说要限定多少兵力、一定等到人数足额之后才出兵，好像王翦攻破楚国，非要六十万人不可那样。何况如今四镇的军队分布在淮河流域，左镇的军队雄踞上海，少则以万计，多则以数十万计，这难道不是我们的军队吗？不催促他们讨伐贼人，反而坐着豢养这些人，让他们捕猎我们的百姓吗？从前运送粮饷十分艰难，三千锺粮食才能运到一石，还说粮饷不足。如今漕运船只数以万计，从那里取来输送到这里，像左手交给右手一样容易，却还说粮饷不足；既然如此，士兵吃饱、战马腾跃，究竟要等到哪一天才可以行动？况且孔子有粮食充足、兵力充足的说法，随即又有宁可去掉粮食、去掉兵力的说法。今天为君父报仇，正是所谓‘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即使去掉兵、去掉粮，也不可以停止，何况兵粮并不担忧不足呢？皇上如果真正赫然发怒、奋发图强，应当立即命令当事诸臣筹划部署：现有兵马确实有多少，征发还可以得到多少；现有粮草可以供给多久，接济粮草限在什么时候完成。督令阁臣中兼具将相才干、素来熟悉军旅的史可法、马士英、王铎三人，分别统领五路大军，击鼓前进。皇上亲自率领禁军精锐作为中军，又从督抚中选择数名一向有才干的人，督令直省州郡训练军队、积储粮食，陆续填补接济，作为后续力量。这三位大臣中如果有人愿意负责留守，也不妨留下一人，和文武大臣中才干足以镇压局势的人一起镇守南京，承担萧何在关中转运粮饷、补充军队的职责。那些士绅儒生、豪侠，以及乡里勇悍之士，愿意率领子弟、亲兵和忠义勇士，自备粮草护送皇帝西征的，应当登记姓名，听任他们争先建功，以此自行图谋报效。名义既然端正，精神面貌就会焕然一新；声势可以先发制人，营垒旌旗也会为之变色。像秦襄王西征为祖先报仇，妇女也知道勇敢赴敌一样，拿今天和古代相比，本来就应当胜过它。那些将领中即使有人平素心怀跋扈，难道敢不慑服于名义，接受我们的鞭笞吗？如果不趁时机果断奋起，万一有人扬言要替我们报仇、消灭闯贼，却想自行取得土地，到那时即使有智巧的人也无从下手，最终将会是什么结局呢？臣又不忍心说下去了。得到圣旨说：‘知道了。’公在第三篇奏疏中说：陈恒弑杀齐简公，孔子沐浴后请求讨伐；当时从两国的形势来说，鲁国长期弱于齐国；就鲁国一国来说，征伐之权也早已出自大夫。然而假使鲁哀公利用孔子的一次进言，亲自率领三桓的三家军队抵抗齐国，那么三家一定没有理由抗拒鲁君；一次行动就能使弱小的鲁国变成强大的鲁国。今天天下大势的关键所在，淮徐的四镇以及荆襄的左镇、闽粤的郑氏，无疑都是极其重要的力量。朝廷中的老臣并没有张良的智慧、裴度的忠诚、李德裕的才干和见识，不过是凭借制定策略而掌握国家权柄罢了。要求大臣督促各镇，和命令孔子去告诫三桓有什么不同？要求各镇讨伐元凶，和告诫三桓去讨伐陈恒有什么不同？大势的轻重已经可以验证了。幸好还有一个把轻势转为重势的契机，全靠讨贼复仇的精诚。从前楚汉相争，天下形势的重心在楚，不在汉。三老董公拦住刘邦进言，于是义帝之丧一经发动，天下大势便全部转重到刘邦一方。楚汉之间轻重的形势，就是当日齐鲁之间轻重的形势，也就是今天我方与贼方轻重的形势，以及廷臣与各镇轻重的形势。汉高祖能够及早掌握这个契机，成就帝业；这是今天我们君臣共同应当想到的。从前晋国栾氏、郤氏弑杀晋厉公，拥立十四岁的晋悼公，晋国形势的重心在栾氏、郤氏，不在悼公。悼公召集群臣发誓说：‘人们寻求君主，是为了让他发布命令；发布命令却没有人听从，要君主有什么用？诸位今天是否使用我，也就在今天决定。’于是众大夫纷纷叩头，唯命是从，晋国的大势便全都转重到悼公一方。悼公与栾氏、郤氏之间轻重的形势，就是孔子当日所处的鲁哀公与三家之间轻重的形势，也就是今天我皇上与诸大臣、各镇臣之间轻重的形势。而悼公能够及早掌握这个契机，从而实现中兴；这又是今天我皇上应当独自思考的。既然如此，舍弃这一着，还谈什么宗庙社稷？即使只想替皇上谋划一身的安全，百年之后也没有办法；还谈什么恢复统一？即使只想替皇上保住半壁江山，也没有办法。因为皇上一旦错过这个契机，渐渐就会转移到掌权大臣手中，再渐渐落到强镇手中，最终还会反过来交给贼人。如今登莱等地还没有看到诏书，仍然替我大明坚守，百姓思念汉室，由此可以知道；而山东道路上土贼多聚集如蚁，也只是因为不知道共同的君主，竞相想要跳梁作乱。如果亲征的诏书一下，到处都会相互鼓动，忠义之士更加坚定地拥戴皇上，聚集作乱的人也会准备被驱除。天兵所到之处，就像热水浇在雪上。皇上试着把两种情形对照来看，那么皇上一身轻重形势转变的关键，便清楚可见了。可是当事诸臣左顾右盼、犹豫不决，动辄忧虑兵粮，还战战兢兢地讲求奇谋异计，借这些计策来筹划；这些全都是推托、解脱的言辞。这个契机一旦错过，形势便无法挽回，天下的事情还不知道最终在哪里停驻，连偏安也不能得到。臣从此不敢再开口妄言了。掌管匦函的官员因为公的奏疏屡次烦渎而不肯上呈。公接连上了三篇奏疏，等候命令；一个多月过去，朝廷置若罔闻。公失意不满，于是回到硖石的寓亭，自称崇祯遗臣，卧病在床，不再出门。

译公接连上三篇奏疏时，预先担忧朋党互相排挤、四镇彼此残杀的祸患，后来文武诸臣果然都走上了这条路。他又预料流贼不能长久占据京师，一定会有人驱逐他们并夺回京师；不久大军入关，他又大声疾呼，认为一旦错过这个契机，权势就会转移到掌权大臣和各镇手中。不久晋阳的军队兴起；他每天早晚阅读邸报，从来没有一次不是拍着胸口痛哭，自叹自己不幸而多言。第二年公病势已经很重，听说大军已经渡江，便停止服药，在六月十五日以后的一天去世。公一生喜欢聚集书籍，整天用朱笔、黄笔批阅而不知疲倦，亲手批注的书多达数千卷；只是他不太精通吏事，案牍纷繁，并不是他的长处。他年轻时与李侍郎橒同居，关系友善，后来却有了嫌隙。侍郎晚年遭受‘金盆’的诬陷，公在刑部极力为他辩白。公一生的大节，作为孝子，作为忠臣，以及家国方面的事情，都应当到古人中去寻找相应的典范。明史没有为公立传，百年以来，知道他的人很少。公起初寓居禾中，所以停柩安葬在硖石的审山。查职方继佐曾经替他撰写墓铭，后来迁葬到皋前的青山，墓上的文字还没有完成。公的三从孙中盛来请求我写文章，于是我节略前后奏疏，写成文章，刻在墓上。我读《宋史》，最嫌其中所载奏疏冗长，使人生气，不想仿效它；但公的几篇奏疏似乎又不能埋没，于是破例把它们录下。公名敬忠，字孝直，一字玉尘，是浙江宁波府鄞县城东芍药沚人。是明初任侍郎、掌管广西布政使事务的奂的五世孙，是江西信丰县知县昆的曾孙，是封礼部主事凤午的孙子，是临江知府若赓的儿子。生于万历辛巳年五月初四日，娶杨氏为妻。著有《偶存集》，儿子光绣、昭绣，都能作诗，光绣尤其有名。他的铭文说：孝道已经得到申明，忠节却还没有实现。墓门前的流水，潸潸流淌的正是眼泪；故国的山河，也同样破碎。请试着读我的这篇文章，寒冷的光芒不会坠落。○明代淮扬监军道佥事鄞县王公神道碑铭 乙酉年，王师南下，扬州失守。阁部史公死去时，有人传说他已经渡江向东逃去，所以后来英山、霍山的寨子还冒用他的名义。有人说他突围出城，死在野外的寺院里，没有人能够弄清真相。幕府监军王公的死也一样。当时仆从四散，有人传说他已经从城上缒绳逃往淮北，所以那时家中还盼望他回来。从他的姻亲董户部德偁的诗中可以看出，阁部死在南城，是因为史德威亲眼看见，后来才相信；王公的死，则是因为应参军廷吉从军中回来，寄来他的遗言，后来才相信。唉！士君子砍头为国而死，而事情却还处在明暗不明之间，使人半信半疑，很久以后才知道真相，难道不可悲吗？公名缵爵，字佑申，是鄞县工部尚书庄简公佐的孙子。父亲某，属荫生。公也因为庄简公身后的恩典而得到官职。甲申年考授溧水知县，后来补任应天府通判。当时赧王刚刚登基，马士英、阮大铖张狂掌权，公没有得到任用，所以请求到阁部军前效力，于是担任扬州府同知、监军。而阁部在内受到谗言困扰，在外又有各镇不听命，已经准备等死；不久晋升公为按察佥事，持有使节。阁部怜悯公，有一天对他说：‘时局已经可以看清了，您白白死在这里，有什么益处？我应当送您回留都，以便日后谋划。’公说：‘下官世代承受国家恩典，愿意跟随明公去死，不愿跟随马士英、阮大铖苟且偷生。’阁部改变脸色，向他致谢。当时江都县知县周公志畏也是鄞县人，与公发誓共同赴死，登上城墙分守，城破后死于兵乱。唉！公既然立志为气节而死，留都又何尝不能死？即使从容死在海岸，也足以为孝陵的弓剑增光，正不必说一定要跟随马士英、阮大铖偷生。但公之所以不肯离开，是因为不愿辜负阁部。不辜负阁部，难道肯辜负国家吗？这就是他不愧为庄简公的孙子、并为故国乔木增光的地方，难道还不更加重要吗？圣祖仁皇帝修《明史》时，已经在阁部的传记中为公立附传，只是仍称公原来的官职。我参照应廷吉所说的事情，再根据嘉禾高氏的《忠节录》，才知道公已经做到了监司。公的大节，难道在于官阶高低吗？但确实的史实不可以因为荒乱朝廷的任命而被埋没。公有一个女儿嫁给董户部德偁的儿子允珂，贤良孝顺，通晓翰墨。在公生死讹传的日子里，她早晚泣血，盼望父亲而死。公有一个儿子兆豸，具有非凡的才华，因为公殉难于扬州，便不忍心在家吃祖先留下的田产，终身在蜀冈、邗沟一带徘徊，最终死在野外。君子们都为他悲哀。兆豸的诗尤其精工，乡里的钱退山、董晓山，关中的孙豹人，都推重他。我到扬州访求他的诗作，竟没有流传下来的。公的从孙丙请求我为公撰写墓铭，所以我特意连带记述在这里。铭文说：感叹那石头城，还不如广陵。愿意跟随明公去死，不愿跟随马士英、阮大铖偷生。先公若能复生，当会护佑这份家声。《鲒埼亭集》第七卷，鄞县全祖望绍衣撰，余姚史梦蛟竹房校订。碑铭 ○明代故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太保吏部尚书、谥忠介钱公神道第二碑铭

译世祖章皇帝定鼎二年五月，江南归附；六月，浙江归附。闰月，明代故刑部员外郎钱公肃乐在鄞县起兵。清军攻下浙江。宁波府同知朱之葵、通判孔闻语迎接投降。贝勒立即命朱之葵掌管府事，命孔闻语任同知府事。公当时正在东吴丙舍中守丧，听到消息后咯血，痛哭绝食，发誓以死相抗。几个弟弟已经替他办理身后之事。鄞县贡生董公志宁首先倡议谋划义举，把诸生聚集在学宫。王公家勤、张公梦锡、华公夏、陆公宇{火鼎}、毛公聚奎响应他。又遍访各乡的老人，却没有人敢响应。这就是所谓的六狂生。初十日，朱之葵把粮食输送给贝勒，到了姚江。姚江原九江道佥事孙公嘉绩、原吏科都给事中熊公汝霖已经起兵。朱之葵因为道路被阻断，返回鄞县。公于是连夜坐轿带病赶到城东观望事变。当天，孙公写信来到鄞县，约定让他的门下士、原吏科都给事中林公时对作为后继。第二天，林公与各位乡老商议，最终仍没有人敢响应。六狂生惶惶不安，计无所出。陆公宇{火鼎}过去曾与公同窗读书，关系亲善。途中听说钱公已经到了，非常高兴，便拉着他进城。途中遇到董志宁，于是定下计策，派使者约定在十二日召集士绅到城隍庙。各乡老相继聚集，董之葵听到消息也赶来了。当时众人都还没有定见，便离席下阶迎接钱公、董之葵二人，钱公却突然撕碎名刺，拂袖起身。聚集观看的百姓有几千人，喧声震动大地。有个叫戴尔惠的人，是平民，大声说：“为什么不干脆拥戴钱公起事呢？”围观者齐声响应，举手互相招呼拥护，钱公进入巡按署。不一会儿，海防道的两营兵和守城士兵都没有戒备便赶到，于是钱公穿着墨色丧服视察军队。董之葵向百姓求情，百姓替他请求，钱公才释放了他。原总兵王之仁在定海，已经接受清廷招降，获得贝勒命令，仍任原职。鄞县原太仆谢三宾家产富可敌国，正向西去拜见贝勒，回来后憎恨钱公的举动，便写信给王之仁，说：“这些喧嚣诋毁的话，出自六个庸妄狂生，而一个幼稚士绅又附和他们。将军带领所属部队前来，杀掉这七个人，事情立刻就平定了。我当以千金为寿礼。”钱公当时不到四十岁，所以有“稚绅”的讥讽。适逢钱公也派门客倪懋熹写信告诉王之仁，劝他归顺。王之仁两次回信，约定十五日到鄞县，却暗中告诉倪懋熹准备酒宴犒劳谢三宾，谢三宾对此并不知道。他正以为钱公转眼就会被杀，到了约定日期，王之仁抵达城东，请各位乡老在演武场大会。坐定后，王之仁拿出谢三宾的书信，在靴子里当众朗声诵读。谢三宾突然起身想夺信，王之仁变了脸色，便问钱公：“这个人应当杀掉来祭旗吗？”话还没说完，长刀已经夹着谢三宾把他押下去。谢三宾哀号着跪在台阶下，请求拿出万金充作军饷，王之仁才释放了他。于是沈宸荃、冯元飗也在慈溪起兵，鄞县、慈溪合兵，声势相互呼应。王之仁已经带着关内镇的军队到来，关外的黄斌卿也派将领率翁洲镇军队到来，张名振也率石浦镇军队到来；慈溪县知县王玉藻、定海县知县朱懋华、奉化县知县顾之俊、新任鄞县知县袁州佐、象山县知县姜圻，都带着军队和军饷前来会合。宁波守城缺少人手，便由通判罗梦章代理守城事务，太常庄元辰公也帮助登城防守。钱公在本月十八日奉上笺表，请鲁王监国；二十八日再次奉笺劝鲁王即位。七月十一日，在西兴会师，鲁王在途中加授钱公太仆寺少卿。到达后，又加授右佥都御史，分巡瓜沥。钱公四次上疏推辞新任命，同时极力说明爵位赏赐应当谨慎，不可重蹈赧王覆辙，滥授名位和官器，因此坚持请求仍按原职衔署理事务，并辞去几个弟弟、侄子因从军而获得的爵位。十月，枢辅张国维公约定各军从初八日开始连续作战十天，钱公和各军斩杀敌人都有功劳，其中第七战尤其大捷。这一战中，前锋锺鼎新采用火攻，首先攻击并杀死一名穿绯衣的大将；各将领吕宗忠等分别斩杀数十人，俞国荣等直抵张湾，夺取敌军器械后返回。当时浙西各府州都起兵响应，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列营数百，而浙东又在杭州建立政权，孤悬而危险至极。朝廷因兵情紧急攻打平湖，平湖的主将是屠翰林象美，他是书生，不懂军事；钱公请求从海道迅速援救平湖，未被采纳。有人说，监国初起于江上，正好有浙西首尾相应的形势；如果采用钱公的意见，那么大军进退可以兼顾，杭州便无法守住，可以径直渡过三吴，窥伺白下，却会坐失这个机会；这足以看出圣朝确实得到天命。不久，划分地盘、分配军饷的议论兴起。原总兵方国安从浙西而来，军力最盛，王之仁次之，号称正兵，各路义兵都依附他们；但他们都没有长远谋略，方国安尤其暴横。于是有人议定取用浙东的正额钱粮供给正兵，义兵则靠富户乐意输纳的钱粮供给，称为义饷。有见识的人已经知道这种办法不能成功，争论也无法改变。没过多久，正兵另行夺取义饷，义兵便无处取得供给，掌管军饷的人也无法应付。钱公所派征收鄞县、奉化两县义饷，方国安却下檄文命令两县不必交纳，大概是为了替王之仁争取地盘。于是钱公屡次上疏报告，鲁王无法责问方国安，只让阁臣张国维公叙述钱公十次战功，再加授右副都御史。钱公上疏说：“我的郡县，因为我起兵，乡里的民脂民膏都耗尽了，却没有得到救济。如今给我升官，明天又给我加级，这是说我没有恻隐之心。沈宸荃、陈潜夫的才略机谋，方端士的勇气，官阶都在我之下，而我反而受到奖赏，这是说我没有羞恶之心。我的部将锺鼎新等斩敌、俘囚的功劳，全都出自他们的力量；我因为没有攻取杭州，不愿替他们请求封赏，结果反而越级授官，而奖赏由我自己接受，这是说我没有辞让之心。我年轻时读史书，看到冒领荣誉、苟且求禄的人，厌恶他们如同仇敌；如今我自己却重蹈其迹，这是说我没有是非之心。”又说：“近来我同时从十路进军，希望能够收复杭州；听说主上亲自出行在中军，盼望捷报，不能安坐，而我最终却不能截断江流渡过去。”

译“如今我不能进入杭州，发誓不再接受任何官职。”鲁王不准许，但闽中的颁诏问题又兴起了。当时唐王在闽中即位，派诏书前来。张国维公、熊汝霖公认为唐、鲁二王都是宗藩，不应有亲疏之分；共同起兵，也不应有先后之别。如今谁成功谁就是皇帝，如果向唐王称臣，恐怕江上的各位将领都必须听命于闽中，鲁王的号令便不能施行，因此商议拒绝。朱大典公和钱公商议说：“大敌当前，同姓之人却先争论，怎么能成就中兴大业？权宜地称皇太侄以回复诏命，也未尝不可。如果我军渡过浙江进向金陵，皇帝的名号不是闽中所能夺取的。”于是双方意见大不相同。推究各位公卿的议论，各有见地，都不能说错，只应当同心协力以求平衡。然而方国安、王之仁等将帅忌恨朱大典和钱公，便说钱公不接受右副都御史的任命，是对闽中怀有二心。钱公不得已，忧闷地接受了官职，但军饷仍然不到。鲁王让内臣客凤仪、李国辅兼管军饷，钱公极力指出宦官不能任管外部事务。于是各藩王已经憎恶钱公，内臣又从中阻挠。钱公的军队四十天没有军饷，但感念钱公的忠义，彼此依靠而没有离散，甚至沿路乞讨，最终也没有一个叛变的人。于是钱公连续上疏请求军饷，几十次上奏，军饷最终仍未送到。太仆寺卿陈潜夫公起兵时，拿家产供养军队，直到钱财耗尽，还向掌管军饷的官员支取四百金军饷，却没有得到。钱公说：“陈潜夫毁家纾难报国，如今却任凭他的军队饿死。”对此不加怜恤，凭什么鼓舞各营？于是替陈潜夫请求军饷，并极力说明军费应当平均分配。鲁王认为钱公说得对，却又敌不过方国安、王之仁，能怎么办呢？钱公上疏说：国家有十件事灭亡而没有一件保存，百姓有十条路死亡而没有一条生路。派遣使者四处征召，却没有一个响应命令，这是第一件。宪臣刘宗周之死，关系极为重大；谥号、赠官、荫恤没有符合舆论，命令有关部门改正，却迟迟没有上报，这是第二件。张国俊凭借外戚身份依附强藩，权势与君主相等，这是第三件。各位大臣因为张国俊的缘故相继进言，主上却认为没有必要，几乎到了堵塞言路的地步，这是第四件。新进用人鼓唇摇舌，不懂朝廷体统，这是第五件。反复无常的人借推戴之名求取出身，观望的人冒充被荐举而进入幕府，这是第六件。楚藩在江边发布诏书，想要平息同姓之间的争端，李长祥当面加以斥辱，凌辱轻蔑到了这种程度，这是第七件。江水近在咫尺，烽烟不息，而穿宽衣、束大带的人满眼都是太平景象，在漏船中宴饮谈笑，在将要焚毁的栋梁下盘旋，这是第八件。所托付的国家大臣，半数以上是弘光朝的旧臣，像鸱鸮一样的声音丝毫未改，这是第九件。这还只是枝叶，请再说根本。七月雨水失时，房屋成千上万被水冲毁，百姓因水灾而死；卤潮冲入西成，收成落空，百姓因饥饿而死；强壮的人死于刀箭，弱小的人疲于转运，因战争而死；绛色票据和红纸文书，天天供应不暇，百姓因供给而死；东南是水乡，百姓靠船维生，如今士卒争夺船只，小民束手无策，因无计可施而死；军队进入乡里抢掠，鸡犬都不留下，百姓因财产被夺而死；富民即使表示愿意交纳，并没有得罪官府，却仍被拘禁，有人甘愿自缢，因刑罚而死；沿门征索供给，淫污横行，百姓因受辱而死；恶劣的士绅和恶棍罗织乡里，以此为生，百姓因忧愁而死。如今，榨尽小民的膏血，也不足以供藩镇吸取一次；接着，集合藩镇的兵马，也不足以保护小民一根头发；真是令人战栗，百姓将要因一根头发而死。把前面九件亡国之事合起来就是十件，我不知道还能到哪里安身。当时张国俊对外依仗方国安，对内又和内臣李国辅相互勾结，马士英、阮大铖在方国安军中，遥相呼应。他们看到钱公的奏疏都非常怨恨，张国俊于是收受厚重的黄金，荐引谢三宾以礼部尚书兼直东阁，彼此共同排挤钱公。鲁王加授钱公兵部右侍郎，钱公再次上疏竭力辞谢，不肯接受。适逢传闻闽中派大学士黄鸣骏到浙江，想把八府的粮食全部征走；闽中原来并没有这样的举措。原来是马士英、阮大铖互相构造两国争端的说法，钱公写信给黄鸣骏，以公义打动他；仅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钱公从未对闽中存有私心，但各将帅的诽谤仍未停止。孙嘉绩公督师向西出兵，准备从龛山渡江，却声称要从江口渡过。林公当时在方国安军中任监军，便把此事与钱公商议，钱公回复书信说，应当防备阴平那样的诡道，不应只防守江口；而且孙公的军营似乎也不应设在盛岭、瓜沥、龙塘等地。当时钱公担心马士英、阮大铖成为祸患。于是钱公因没有军饷，与孙嘉绩公联名，请求把军队交给开远伯吴凯统领，未获准许。不久因间谍报告说清军将从海道来，便调钱公驻守沥海。钱公始终没有得到军饷，便上疏说：“我的军队不得不解散，但我是因倡导义兵而来，大仇未报，终究不敢回去安居守墓。军队解散之日，希望带领几名家丁随军效力。”鲁王用温和的诏旨慰留他，但各将领更加散布流言，说钱公将要抛弃军队逃入闽中。在此以前，闽中诏书颁布到浙江时，还一并赐给倡义诸臣敕命，加授官爵。钱公曾上表称谢，于是成为各将帅攻击他的口实。甚至有人下令让壮士劫取钱公的首级。钱公于是弃军，拜表后立即离去，说：“我从今以后披散头发入山，永远与世人辞别。”他请求主上加以追踪，自己决不进入闽中，以免遭到灭亡。于是前往温州躲避。鲁王得到奏疏后大为震惊，知道钱公不能留在身边，便下旨命他前往海上，与藩臣黄斌卿、镇臣张名振共同取道崇明，以收复三吴。当时正有从舟山窥伺吴地的计划。黄斌卿派船迎接钱公进入翁洲，鲁王加授钱公吏部尚书兼理户部事务，钱公辞谢不接受。这是丙戌年五月的事。不到三十天，江上军队便失败了，钱公也解散了军队。闽中有使者召他，钱公因为江上的嫌疑没有前往。江上失败后，钱公从海道进入闽中，请求立即率兵出关，不可退入广东，并陈述越中的十项弊病作为警戒。闽中下优厚诏旨答复，任命右副都御史召钱公。钱公上疏为原大学士孙嘉绩公的忠节请求恤典；但闽中又告失败，钱公到福清避难，辗转于文石、海坛之间。他和几个弟弟没有米就吃麦，没有麦就吃薯，后来连薯也没有了，就吃薯的枯干；拾取青草当柴烧，常常在夜里涉过绝谷，双脚都裂开了。

译于是他剃发以免被人辨认追捕。但他题在墙上的诗说：“一旦猛然想到，身世不知在何处；在几声钟磬声中，归途原来还在这边。”有见识的人认为他并不是普通僧人。后来渐渐有人跟随他求学，钱公靠他们送来的束脩维持生活。不久听说郑彩护送监国到达鹭门，在各岛之间往来，举行禡牙仪式起兵。丁亥年六月，鲁王到达琅江，钱公入朝觐见，鲁王非常高兴。当时在鲁王身边的文臣只有熊汝霖公，孙嘉绩公的儿子孙延龄年纪还小；马思理公虽然职位在熊汝霖之上，却不是越中旧日的随从。郑彩推举马思理。钱公和熊汝霖公只在直阁任职，钱公署理兵部。钱公到任后，鲁王让他代替自己。钱公哭泣陈说自己没有功劳，请求以侍郎身份署理兵部事务，鲁王不准。钱公上疏说：设置兵部，是为了统辖管理各位将帅，把权力归于朝廷。如今虽然还不能完全恢复旧制，但应当申明约束，使臣下能够实行法令，彼此不凌辱，可以吗？国家多难，大将往往把失败掩饰成胜利，以致形势日益败坏。江边王之仁报捷的各封书信，就是这种旧习。臣希望海上的诸位臣下以“不欺”二字侍奉主上，可以吗？臣在化南时有所感触，愿意携带财物来投奔、效忠的臣民有一些；愿意夺取降臣家产来充作军饷的人，也聚集了几百名。臣也不敢私自把他们留下来保卫自己。藩臣入关时，应当驱使臣的军队充当前锋；只希望各位将领稍微顾念兵部臣属的体统，凡是争夺士兵、船只的事情，都不要互相侵夺，以免使朝廷蒙羞，可以吗？叙功时，往往只涉及官员而不涉及士兵，谁肯拼死作战？臣请求凡是士兵能够斩获敌级、夺取战马的，都直接授予守把等官，可以吗？又说：近来承奉明旨，江上的军队的弊病在于不能统一。如今应当以建国公郑彩为元帅，登坛授命；平夷、闽安、荡湖各镇，都是建国公的左右手。命他选择偏将和副将，有的担当前锋，有的负责殿后，把各军合为一体，不要使他们意见不同，像邺下九节度使的军队那样。其次应编定什伍，不要让军队杂乱地前进、杂乱地后退，轻率冒险作战；这些意见都获得了圣旨准许实行。又上疏说：主上既已同意臣前一封奏疏，委任建国公，军队便统一了。又命建国公从各营挑选士兵，选出健壮者；请从今以后暂时停止一切封爵授官，特别悬挂一枚印章，对众人宣布：“有人能作为建国公挑选的士兵充当前锋立功，不论原来是守把等官，都直接授予挂印官职。”这样奇异杰出的人才就会到来。有人说，各藩王用私钱养自己的私兵，谁肯让建国公挑走他们？那就命令各藩王自行挑选敢死善战的士兵，各自编成一营，各自悬挂一枚印章，并宣布：“有人能率领本营挑选出的士兵立功，就直接授予挂印官职。”这样可以吗？不可以吗？鲁王认为可行。于是军威顿时振作，接连攻下兴化、福清、连江、长乐、罗源等三十多座城。侍郎林汝翥、都御史林垐也起兵。郭三才率大军援助闽中，也前来投降，于是包围福州；浙东的山寨也各自起兵，从远处响应。在此以前，六狂生中居家者谋划攻取宁波、绍兴、台州各府，与钱公的军队形成犄角之势，又被谢三宾告发而死。钱公又上疏推荐原太仆寺卿刘沂春；他起初在苕中任职时没有接受招降，后来回到闽中。□□广东粮道吴锺峦一向忠义方正，请求特别下敕召用，得到旨意，刘沂春授右副都御史，吴锺峦授通政使。二人仍不肯出仕，钱公写信以君臣父子的大义感动他们，二人才突然改变主意上路赴任。于是闽中的遗臣无不出仕。又因福州失败，请求抚恤宗臣统{金睿}等以及诸将叶仪等，以鼓励忠义，鲁王认为此议正确。鲁王刚到闽中时，招讨郑成功以寄托公卿的礼节接待他，却不称臣，仍称隆武三年，大概是为了发泄浙江颁诏时的怨恨。到这时，钱公颁布明年戊子、监国三年的历书到海上，于是海上出现了两个朔日。但钱公曾写信给郑成功，赞扬他的忠义，勉励他恢复故国，所以郑成功没有因此恼怒。于是鲁王大为惭愧叹息，才知道钱公先前在江上的议论是出于公心，并不是对闽中怀有二心。他曾对钱公说：“先生上奏的奏疏，我都收藏起来，常常在灯下阅读。”第二年，鲁王驻军闽安，钱公请求设置史官记录时事，不久晋升钱公为大学士；钱公四次上疏辞谢，三次当面辞谢，鲁王始终不准。郑彩攻下各城邑时，自以为八闽可以指日平定。当时各将领中称为大营的有六支：郑彩以下有平夷侯周鹤芝、同安伯杨耿、闽安伯周瑞、义兴侯郑遵谦、荡湖伯阮进、定远伯郑联；他们的兵力也没有大大超过彼此，都憎恶郑彩的专擅，但郑彩更加蛮横，直到杀害熊汝霖、郑二位公，叛逆的节操才充分暴露。因此钱公极力辞去宰相之位，既然请求不得，便每天把小船系在御舟旁，批拟奏章，就在船中接见宾客，批拟后封好进呈，随后牵船离开，独自端坐读书。他所批拟的也不过是上疏请求授官、请有关部门复核等小事，大事则由郑彩主持，即使鲁王也无法过问。钱公每次入朝觐见，就不停地流泪，说：“穿朝服擦眼泪，是前人所讥讽的事，臣却无法控制。”鲁王也为之潸然泪下。郑彩起初和钱公关系颇为和睦，自从熊汝霖公死后，也开始怀疑钱公。当时督相刘中藻公在福安起兵，攻打福宁城，城将要陷落，总兵涂登华想投降却没有决定，对人说：“难道海上的天子没有御舟吗？钱公给将军写信说，难道将军没有听说宋朝末年吗？二王不在海上，文天祥、陆秀夫不在舟中吗？后世最终仍把宋朝的国运归于他们，何况我们不能成为宋末那样的人吗？”涂登华于是到郑彩处投降。郑彩想派自己的亲信守城，刘中藻公不同意，郑彩便掠夺当地。钱公写信给刘中藻公，信中没有直接指责郑彩，但书信被郑彩的侦察人员得到，郑彩十分怨恨，认为钱公在树立外援图谋对付他。早朝相见时，郑彩故意背诵钱公信中的话来刺激钱公，钱公忧愁愤怒交集；从此郑彩也知道受到各藩王憎恶，不再共同努力，只在海上逍遥。钱公听说连江失守，便以头撞枕头，祈求一死，吐血的旧病大为发作，于是绝食。鲁王赐给他药，他也不再服用。六月初五，钱公死于琅江。遗言要求以原任员外郎的服色入殓。讣告传来，鲁王震惊悲悼，停止朝会三日，赐祭九坛。

译鲁王亲自撰文祭奠他，追赠太保、吏部尚书，谥号忠介，荫封一子为尚宝司丞。钱公生于万历丁未年正月十五日，享年四十二岁。夫人董氏于同年四月去世。儿子名兆恭，任尚宝司丞；翘恭，早亡。钱公的嫂子陈氏、侄子克恭，也都死在岛上，葬在琅琦。钱公入海后，他的家产被籍没，夫人的父亲光远倾家为钱公输送军饷、参与幕府事务。钱公入海后，光远自缢而死。钱公死后，第四弟御史肃图、第五弟检讨肃范带着兆恭到福宁依附刘中藻公。城陷时，肃范为此而死。肃图带兆恭逃到翁洲。庚寅年六月，兆恭也去世，钱公于是绝后。又过七年，第九弟推官肃典也因守义在鄞县死去。又过一年，第七弟职方肃遴逃亡并装疯，死在昆山。父子兄弟翁婿相继为国而死，实在令人悲痛。从前所说的六狂生中，董志宁、王家勤、华夏在戊子年谋划翻城响应翁洲，未能成功。王家勤、华夏因此死去，董志宁逃入翁洲；辛卯年城陷时也死去。张梦锡公在山寨中，庚寅年山寨被攻破时死去。陆宇{火鼎}公在癸卯年谋划响应海上，因而被捕，至死不屈。只有毛聚奎公也多次被捕，逃亡后得以免死。钱公名肃乐，字虞孙，另字希声，学者称他为止亭先生，是浙江宁波府鄞县芍药沚人。钱氏在鄞县是显姓。七世祖钱奂以侍郎身份掌管广西布政使司，最有名望。曾祖凤午，封礼部主事；祖父若赓，任临江府知府，是万历年间的直臣，因触犯张居正几乎被害死；父亲益忠，任瑞安训导，追赠副都御史。嫡母杨氏，继母傅氏。临江若赓公在狱中时，钱公九岁，寄去自己所作的帖括文。临江高兴地说：“扬虞翁有孙子了。”所以给他取字虞孙。钱公于崇祯丁丑年考中进士，授官后任太仓州知州。曾对人说：“我不敢得罪天地，自己估量，回到家中，只求按人口煮饭，量身置屋，如此而已。”州中有母亲控告儿子，钱公打了儿子。母亲请求判他死刑，钱公说：“你只有一个儿子，杀了他将来就要把别人当儿子，未必胜过亲生的，而且你一定会后悔。”话还没说完，母子抱头痛哭着出去了。有兄弟相互诉讼，钱公说：“你们因为小小的怨恨伤害天性，我若打其中一人，你们就会结怨，而且终身不能消除。” 你们可以退回去思考三天，到了期限再来。期限到时，兄弟二人惭愧地来请罪。吴中一向难以治理，一群不法之徒结社聚众，又有赌棍相助；盐枭横行无忌，还多依仗有势力的门户作为护身符，而奸猾的吏员在其中暗中操纵。凶徒结党杀人，焚烧尸体，有时还把尸体诬陷为放在别人的家中，以陷害他人。钱公严厉惩治他们，这种风气于是平息。推官周之夔迎合乌程，因太仓折色之事制造事端，想借此牵连钱公而发动党祸；因为钱公在任，周之夔最终无法为难他。钱公常常命令各乡让乡老和保长会同，把善恶列册登记；善人用朱榜表彰奖赏，恶人用白榜缉捕惩责。他常想着推行义仓法，庚辰年收成好，便向大吏建议，命百姓每亩缴纳一升米，共得数万石。第二年大旱，就登记这些粮食用来赈济。这一年又遭蝗灾，便用剩余的米奖赏捕蝗的百姓。他平素患咯血，因旱灾徒步在烈日中祈祷，面色黧黑，瘦得骨头突出；百姓围着哭说：“侯爷病得太重了，请暂且回去吧。”钱公说：“如果年成不好，百姓就要灭绝，又哪里用得着我和你们相对哭泣呢？”众人都失声痛哭。这次祈祷使钱公病得几乎不能起身。他的相貌最为文弱，见到他的人容易轻视他，但大义所在时，他守持得非常刚强。常熟有位□侍郎□□居家，广泛招揽天下士人，许多人都归附门下；听到钱公的名声，便想尽办法招致他，钱公最终没有前往。□□晚年行为猖狂，才知道钱公早有先见之明。太仓有个豪门大族的儿子获罪，知道不能以私情求钱公，便请武进吴锺峦公代为说情，因为吴锺峦是钱公的房考官；钱公终究不肯，最后还是依法治罪。钱公初到任时，不太同荐绅交往，大概早已知道吴中荐绅多靠馈赠贿赂把持官府，所以荐绅因此怨恨他。后来他们才知道钱公公正。钱公代理昆山时，正逢大旱，昆山百姓揭竿抢粮，包围朱太守大受的宅第，太仓也报告发生变乱。钱公立即带兵诛杀首领，并严令有粮却闭仓不卖的豪门，不到三天，两地都安定下来。钱公代理崇明时，带兵击杀三名海盗首领，擒获两人，人们这才知道他的才略。钱公善于招揽人才，归庄、宋龙、陆世仪、盛敬等都归附他，后来都在改朝换代之际以名节建立声望。因考核成绩优异升任刑部员外郎，遭逢瑞安丧事，居家守制；国家危难已经十分紧迫，他常常从邸报中为时事悲愤，虽身在倚庐，每顿饭也没有忘记国事，许多都表现在诗中。钱公年轻时曾梦见太阳落到自己手里，他用手托住太阳，太阳渐渐上升，却终于支撑不住。太阳逐渐变小，渐渐昏暗，最后随着手臂一起坠落。他心中暗暗觉得奇怪，私下把梦告诉岳父董光远。后来在海上，传说唐王在大帽山。一天，钱公梦见四五个兄弟，大哭尽哀。醒来后感到疑惑，不久就传来北方赧王的讣告。大概钱公的忠义出自天性，所以神明与上天相通，在梦醒之间预先把征兆显示给他。甲申之难时，他听说紫荆关总兵丁孟荣死去，闯贼替他立传；又听说醴陵尉邱继武死去，献贼写信给湖广，命大吏表彰他。福州陷落时，听说齐巽起兵，便赋诗自我安慰；他流露出的节操和刚烈，简直像从口中直接吐出。唉！钱公在江上时，受困于方国安、王之仁；钱公离开江上不久，各处戍军便崩溃，方国安、王之仁也同归于尽。钱公在海上时，受困于郑氏；钱公死在海上，还没有办完哭祭，闽地便全部丧失，郑彩也被延平王郑成功摧毁，至于死亡，祸害已经太严重了。这正是庸妄之人损害国家，也损害自身。虽然如此，浙东各郡纷纷起兵，事情件件失败以后，只有我的家乡山寨和海上船只相继不断。各位义士甘愿承受灭族的灾祸，敢于违逆天命而不顾，最终延续了翁洲的国祚。直到辛亥年才被斩杀，可见钱公感动人心之深。

译钱公的灵柩停放在琅江六年，福清叶文忠公的孙子尚宝进晟谋划为他安葬。海宁原职方姚翼明当时在海上剃发为僧，也极力相助。于是向黄檗山僧隆琦请求墓地，并修筑墓道。平夷侯周鹤芝、定西侯张名振，以及各位义士、原仪部纪许国等，都参与协助。原大学士长乐刘沂春公为他撰写碑文，都御史华亭徐孚远公为他撰写诔文。各位义士为他置办墓田，另有葬录记载此事。后来总督陈经征从海道出巡，经过墓下时亲自前往祭奠，人们把这件事比作锺会祭祀诸葛亮的墓。隆琦也是一位奇异的僧人。安葬以后，钱公放弃中原居处，住在日本。钱公著有《正气堂集》《越中集》《南征集》，共若干卷，战乱后残缺不全，现存的只有十分之五。我编排成二十卷。钱公死后将近三十年，二弟肃图才生下儿子，作为钱公的后嗣，名叫浚恭。只是钱公乙酉年以后的事情，碑文、诔文中所见都有遗漏和错误。圣祖修撰《明史》时，史臣为钱公立传，依据各家说法，也不详细。又过九十五年，浚恭已经七十岁，想在黄檗山修整祖墓，于是请求我详细节录钱公文集中的各种事迹，结合侍御所作家传，以及各部野史的异同，互相参证考核，写成钱公神道的第二篇碑铭。碑铭说：真人统治天下啊，六方宇内停止战争。孤独的忠臣空怀故国啊，最终又能成就什么？浙江有方王啊，福建有郑氏。上天降下魔君啊，没有人能够与之抗争。公的魂魄向西而去啊，归于钱江；公的魂魄向南而去啊，归于琅江。回来归于旧日宅第啊，归于甬江。以义旗为引导啊，何等堂堂。前面是扬起的波涛啊，后面是重重的水域。看那寒冷的光芒啊，正对箕星尾星。可怜孤儿已经七十岁啊，于是吟诵《大招》。公啊，请回来听我为你写的诔文。附上旧日寄给万编修九沙的书信。关于忠介公事迹的详细程度，应该没有比他弟弟退山先生的文章更好的了。然而其中也有遗漏和错误。例如《急援平湖义兵疏》，是江上时期第一篇优秀的奏疏，当时没能实行，到了第二年夏天以前，就知道它无法施行了。各篇传记都没有记载，连退山也遗漏了。江上颁诏的争论，张国维、熊汝霖和朱大典、钱肃乐分成两派，而忠介公因此成为强横将帅攻击的口实，这是最有关系的一件事。各篇传记都没有记载，连退山也遗漏了。江上曾有授兵部侍郎的命令，钱公两次辞谢而不接受；到了翁洲，又有授吏部、户部两部尚书的命令，退山也都遗漏了。至于在闽中剃发，刘氏神道碑和林太常传中都有记载，而退山似乎避讳了这件事，其实没有必要避讳。鹭门确实是郑彩先起兵，随后以戎政召钱公；退山却认为郑彩是因钱公的话才起兵。如今我详细考察各家野史、刘氏碑文和徐氏诔文，予以订正。又如钱公入阁时，马思理公还在世，退山却认为马思理死后钱公才继任，这是错误的。尊长您吩咐我广泛考察，以订正前人的错误，我又怎么敢敷衍？这篇文章在参证考核方面相当详细审慎。《鲒埼亭集》第八卷，鄞县全祖望绍衣撰写，余姚史梦蛟竹房校订。碑铭。

译○明代兵科都给事中董公神道表。董公名志宁，字幼安，是浙江宁波府鄞县人。远祖董之邵，居住在奉化。宋建炎年间，他与李修、任戬起义兵抗拒金军，聚集了一千多人。在泉口与金军交战三次，金军无法进入，只得退去。当时明州已经残破，唯独奉化保全。事情平定后，董之邵从不谈论功劳。后来蔡文懿公幼学把这件事告诉朝廷，朝廷追赠三人官职，都授修武郎，三家的子孙也都兴盛起来。董之邵的孙子仁声、仁泽、仁霖，先后考中进士；仁声官至殿学。传了三代成为恭礼。明洪武辛未年考中进士，因为奉养母亲而隐居在黄杨岙中。董公这一支到了明世祖时，曾祖是鏸，祖父是宰，父亲是僎。董公是万历丁酉科举人的副榜。后来凭诸生身份领取廪饩，贡入太学，年轻时就以名节自我砥砺。乙酉年六月，清军长驱进入浙江。董公遍访同乡荐绅，劝他们起兵。听到的人都笑他，认为他狂妄。只有刑部员外郎钱公赞同他，但事情始终无法集合力量。闰六月初八日，余姚起兵；第二天，会稽也响应；又过一天，鄞县人才开始商议，但仍互相观望，没有人敢于主持。最后钱公强忍疾病赶来，请求独自承担此事。然而原太仆卿谢三宾家产富可敌国，刚从江上迎降归来，厌恶听到起兵之事。定海总兵王之仁，也是因为迎接投降而得以继续任原职的人。谢三宾私下写信给他说：“那些喧嚣诋毁、想把头颅抛出去孤注一掷而肆意妄为的人，全都是庸妄之徒口中的话。将军带领部队前来，杀掉六个狂生，事情就解决了。我愿拿出千金为寿礼。”所谓六狂生，就是陆宇{火鼎}、张梦锡、华夏、王家勤、毛聚奎，而董志宁公是其中的首领。适逢王之仁中途后悔，写信给钱公，请求亲自效力。第二天，王之仁率部到达，在演武场大会鄞县人。谢三宾不知道这件事，得意洋洋地前来赴会，以为杀死六个狂生只在片刻之间。坐定后，王之仁从袖中拿出他的书信，当众朗读并斥责他。谢三宾指手画脚地上前夺信，王之仁发怒，命令士兵砍下他的首级祭旗。谢三宾叩头求饶，请求拿出家产充作军饷，王之仁才停止。一军将士都吓得两腿发抖。监国驻跸会稽，授予董公大理寺评事，巡视瓜沥军队。谢三宾也到了会稽，用财物结交外戚张氏，从散官骤然升入东阁；又借劝募义饷的名义，侵吞乡里的军需。董公憎恶他，弃官归乡。刚过一年，江上军队失败。谢三宾再次投降。又过一年，发生五君子之祸。当时浙江全境都归入清朝版图，只有舟山、石浦尚未攻下。清军也把它们搁置一边，并不在意。然而海上军队抵达长垣，接连攻陷闽海各州县，并且逼近福州。于是清军中负责防守浙江的部队抽调了不少去防备福建。残明遗老才逐渐在浙东山中结寨抗命，而李长祥公、王翊公的两支军队是主盟。董公和华公、王公等商议，计划先让王翊公的军队攻下宁波，再翻城响应；随后联合李长祥公的军队攻下绍兴，监国原有的疆土就可以恢复。华公、王公等都很高兴。冯京第公听说后，请求率舟山军队前来会合。出兵日期和部署已经确定，却又被谢三宾的间谍探知，告发了这件事。清军四处搜捕，五位君子都遭到杀害。只有董公逃往舟山，得以脱身。唉！大明朝受到天命眷顾，江南半壁尚且不能支撑，何况浙东？浙东一路尚且不能支撑，何况宁波？各位公卿执着于未能收复之地，虽说是感念故国故君，又怎能违背天意？然而考察古代往事，终究不能不把他们比作厓山一带的人物。何况他们又出身于祭酒、平民，这就是事情更加艰难的原因。监国到达舟山后，升任董公为兵科都给事中；董公常常奉命进入内地，联络山寨各军，作为海上军队的策应。山寨也感念他的孤忠，粮食、军需和鞋子等物资不待戒令便自动聚集起来。辛卯年舟山失守，董公自刎而死。当时与鄞县人一同殉难的，还有吏部杨思任、工部戴仲谋。监国政权起于绍兴，终于舟山；后来漂泊海上，再也无法有所作为。董公因为倡导义兵而首倡此事，最终以一死报答它，可以说是与鲁王的政权同生共死。遗骸留在海上，陆宇{火鼎}公捐出金钱招募人把遗骸运回来，按礼葬在城北马公桥下。下葬前一天，陆宇{火鼎}梦见董公说：“我的一只脚被削去了，怎么办？”打开棺看，果然少了右脚趾，大为惊异，便用蒲草捆扎补好。有人说这就像文山梦见头发绳的故事。董公最初娶徐氏，后来娶罗氏，有两个儿子：士骏、士骧。董公刚进入舟山时，清廷逮捕他的妻子儿女，有个义仆文周把他们藏起来。文周赴官府受刑拷打，濒死也不说出他们的下落，因此他们得以免难。华公在狱中作《泗水鼎乐府》，记载共同受难的事情，篇首褒扬文周。后来罗孺人听到董公赴死的消息，服药而死；士骏兄弟由高宇泰公家抚养，长大后终于继承父亲遗志，投海而死，再没有回来。文周哀悼董公，祭祀他，终身断绝婚娶，穿丧服、吃蔬食。一家人节烈如此兴盛，实在是古今所罕见。我的先曾祖王的兄弟与董公最为交厚，曾说董公相貌挺拔显露，术士说他必定会担任掌管监察刑法的官员，却不知道他其实是忠臣的相貌。太常王水功公说：“幼安是以正命终结于翁洲。”于是他得以与张太傅、吴少保等元老并列，这还有什么荣耀能比得上呢？雍正庚戌年，董公的从孙清越请求我为他撰写墓表，我于是拜了两拜，编次并阐述他的事迹。那时距离董公去世已经八十年，铭文说：凭六狂生中的特殊才节而没有死啊，是上天保佑他倡导江上的各路军队；凭五君子一类人的操守而没有死啊，是上天使他成为海上孤独的忠臣。最终在九死之后以正命而死啊，是上天允许他成为炎兴时代完整的完人。唉！给事中啊，这就是建炎义士的后代。○明代锦衣卫徐公墓柱铭。

译公姓徐，名启睿，字圣思，是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曾祖某，祖父某，父亲某，娶某氏为妻。公年轻时才华出众，任性使气，喜欢做侠义刚烈之事；眉毛像棱角，眼睛像沟堑，尤其嗜好击剑，起居常佩着剑。他还通晓琴、书、篆刻、陆博等技艺，其中篆刻最为精妙，却不肯凭技艺成名。补为诸生后，多次在布政司参加考试都未能中选，常常对着酒高歌，便叹道：“上天生下我徐公，为什么竟让他老死在草野之间，还使敌寇相互争斗呢？”于是拔剑起舞，辱骂座上的显贵，甚至以剑指向他们；显贵们都屈膝伏席，不敢违抗，有的跳起逃走。从此他们便相互告诫，要远离公。然而每当规劝别人过错时，他总是苦口婆心，甚至流泪；他的方正又是如此。过了很久，公心情郁闷。一天忽然把旧日佩剑埋了，捶破酒床，撕裂琴套，削发出家，拜径山和尚雪峤为师。于是又变得闲静少言，谦谨得像真正的修道者。释门法名洪节，字近公，闭关住在延庆寺中，把门封死，饮食都从小孔送入。他的妻子也接受了佛法。甲申之难时，他哭了七天七夜，声音不断。后来他说：“江南还有半壁，是我高皇帝龙兴的地方，重建武业仍然可以希望。” 于是他又像从前一样闭关。过了一年，南都再次陷落，他便破关而出，挖出从前埋下的剑，左右各夹一柄斧，戴鹖冠，穿绿色锦衣，声如雷鸣，奔向钱督师的军营。路过周太守元懋家时，恰逢元懋的忌日，公横刀作长揖，说：“披甲执兵的人，不再向尊敬的先人行拜礼，只请给我喝酒！”酒送来后，他连续喝了三斗，径直离去。督师过去与公同属一个社团，急忙把他引见给监国，监国便问他需要担任什么官职才觉得合适。公回答：“臣请求以布衣身份留在肃乐幕府，入则参与军机，出则捍卫军旅，不必授官。”监国认为他奇异，授他锦衣卫指挥使，他不肯受拜，自称“白衣参军”。当时江上的各营首鼠两端，互相观望，公便骂道：“今天烧掉船只向前进，或许还可以一展身手，难道要逍遥地坐等老死、自困于此吗？”每当江上举行耀武示威时，他总是出营站在箭石之间，走在众人前面。各营都斜眼嘲笑他。一天早晨，他起身后佩剑召集部下，命百夫长杀牛犒劳他们，把大义讲给他们听；百夫长也连声答应并流泪。公便径直从东岸渡江，直逼西岸。清军以为只是游骑，并不在意，只派一名偏将抵御；公奋剑直冲，掩袭杀死了一半以上敌军。城上的清军于是急忙派出精锐部队接应，并且告诫说：“看他们的主帅非常奇异，一定要活捉他。”于是清军蜂拥而来，长围四面合拢，连续战斗到天亮，公忽然陷入泥淖之中，终于被擒。清军劝他投降，他却破口大骂。清军大怒，剖开他的腹部，填入草，悬尸于江上。监国听说后震惊悲悼，下令按原官职追赠都督，让他的儿子世袭指挥之职，并招魂为他安葬。百夫长见公战死，也没有人投降。公出发时，督师极力阻止他说：“军队出动却没有后援，只是白白进入虎口，没有益处。”公回答：“信陵君想要率宾客奔赴秦军，难道真能把秦军怎样吗？不过也是各自表达志向罢了。我将触斗而死，以使各营因赋予我的期望而感到惭愧。”清军到来后，督师作诗哭悼他说：“唉，果然只见他出发，却没有见他回来。”起初，公听说辽沈局势日益紧迫，两河内部溃败，叹息认为国家必定灭亡，于是亲自刻了一枚私印，印文是“复明”。到这时，他果然战死；而雪峤在径山开堂说法时，跟随者有三千人，却一直没有找到可以传法的人。最后找到江西黄公端伯，说：“可以了。”便把法传给了他。此后又寂静下来。等公的灵魂到来，请求说：“我或许也可以做端伯的继承者。” 雪峤与他相对而笑，也把法传给了他。当时人们称为“双瓣香”。评论者赞叹雪峤具有辨识人才的明鉴。唉，公的志向确实壮烈。然而我看督师文集中有一首和作《圣思军中思亲诗》，可见当时公的双亲尚在。君主与父亲确实很难兼顾，但公不过是住在环堵之中的读书人，从未接受国家的官职恩命，却一定要抛下父母去追随君主，这也不能说没有小小的过失。当时像彤庵、簟溪、苍水、嘿农、楚石以及管江诸杜，都是因为有年老笃厚的父母在，而在抗节时有所顾虑。按照圣贤处理这种情形的原则，未必会这样做。这是评论历史的人应当知道的。然而像诸公这样的大节，终究不可磨灭。公死后将近百年，同乡万君承勋感念公的气节，为他刻石，并向我征求文章，于是我为他作铭。铭辞说：申包胥般的忠诚，夸父般的愚直，兼有这两种品格，所以舍身赴死。古人所说的触斗，往往只是空话；把它践行在自己身上，死也不接受怜悯。直到今天江门一带，云气澄澈如白绢；不时有白车经过，空中飞闪着电光。明处士四岑张先生墓幢文

译同乡张之佑拿着他曾叔祖殉难的事迹，请我撰文表彰墓地，并拿杲堂先生所作的墓志作为依据。我年轻时听说过这位处士的事，却不详细；等到之佑来请，推迟此事又过了十年，我哪里敢推辞？处士名槤，字子隆，号四岑，是浙江宁波府鄞县人。甬上的张氏是四大姓之一，其中最著名的是文定公一支，其次是君子堂一支，即历任都御史张楷的宗族；还有从慈水迁来的张氏。处士这一支的名望地位稍逊，但以孝友著称乡里，称为雍睦堂。张氏曾祖某，祖父某，父亲某。处士七岁就能写大字，稍长后擅长写文章。他为人恭谨温和，与人相处从不抵触。家境贫寒，同胞兄长张楩已经分家居住，处士每逢彼此有急难，总要互相救济，有时送几升米，有时送一捆柴，大约十天之内反复往来，换班的仆人也难以计算。但他喜欢喝酒，即使囊中十分困窘也不停止；醉了就安然躺下。客人常来找他谈话，见他正醉着，便坐等很久而他仍未醒，有时直到一天过去；他的坦率就是如此。适逢国家发生变故，他整日忧愤不平，不久又有改变衣冠服色的命令。他闭门坐在室内，取床头的酒独自饮用；已经微醉，便绕床奔走，又索取酒来喝，连续举杯一百多次，自己抚摸着头顶叹道：“那些弯腰曲背的人，怎么可以用武力对付他们呢？” 于是他到灶下取来满瓮的炭，和木屑混在一起，放在床下点燃，投身其上，再盖上几层厚被。当时正值盛暑，不一会儿酒力完全发作，他便断气了。家人抬出尸体时，遗骸已经呈深青色。唉！改变衣冠服色，是新朝的制度。违背制度而甘愿被视为逆天，甚至因此杀身，从义理上说是过分的；但他的志向可以得到原谅。在这些人中，或许还有为求名而死的；像处士这样的死，难道更没有这种成分吗？他大概就是谢翱所说的独行之士吧？我乡里以开口直斥而死的赵秀才天生最为著名，但世间流传的天生死难始末多有错误，我才开始考察并加以订正。至于处士，竟然很少有人知道，真是可悲！处士生于明万历某年某月某日，于顺治丙戌六月二十日殉难。娶某氏为妻，生子某，葬在城南祖关大墓旁。如今已经没有后代，张之佑为他修整祭祀。铭说：这大好的酒糟山，就是你的死所；一醉而死，定然没有痛苦。用火自焚虽是下策，也算有所补益。赤胆丹心、赤红面容，照耀千古。花厅深沉，旧日门户仍存。雍睦堂张氏的高门，光耀于世代家谱之中。（雍睦张氏所居之处，原是元代方平章的花厅，至今还保留着这个名称。） 明建宁兵备道佥事鄞倪公坟版文。

译倪氏从宋代起就居住在鄞县，只是并不十分显达。到元末，凭借资财在当时称雄，因此被方国珍牵连，参与他的军事。进入明朝三百年仍未显达。等到钱忠介公起兵时，倪氏子弟跟随他的有两人：一人是懋熹，字仲晦，就是佥事；另一人是元楷，字端卿，就是后来担任评事的人。佥事在闽中殉难，评事也有大节。然而一百年来，文献因避讳而残缺散佚，即使他的后人也不太清楚这些事。佥事的曾孙海，拿同乡董孙符所作的墓志来请求我撰文表墓，我怎么敢推辞？乙酉年夏天，浙东归附清朝，定海总兵王之仁缴获清廷的敕印和贝勒名号，命令他仍任原职。恰逢鄞人拥戴忠介公起事，降臣谢三宾对此憎恨，送给王之仁千两黄金，叫他发兵杀死各位首事者。忠介也想给王之仁写信，却苦于找不到使者，佥事请求前往，于是带着忠介的信出发。刚到那里，定海人群情汹汹地说：‘昨天有个陈秀才给大将军上笺，斥责他投降，大将军把他杀了。’听到的人都两腿发抖。不久谢三宾的使者也到了，公的神色却没有改变。过了一会儿，王之仁召见公，说：‘你这次来，胆子很大。’ 公说：‘大将军世代承受国恩，您的兄长常侍攀髯殉国，是天下人共同仰望的人物。志士都知道您是在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如今人心思念汉室，东海的锁钥掌握在大将军手中；其次还有翁洲黄将军、石浦张将军，左右相助，必须有一个盟主。这正是大将军的责任。’王之仁立即摆手说：‘好好办理这件事，但暂且不要泄露。’于是命他的儿子鸣谦在东阁设宴招待公，又另外召见谢三宾的使者，接待方式大致相同，也写了一封回信，只说：‘请于十五日到鄞县共同商议。’谢使出去后，王之仁便派公回去。王之仁说：‘告诉钱公，应当准备犒劳军队的礼物。’公出来后高兴地说：‘我们的事情成功了。’有人问：‘你怎么知道？’公说：‘一定会成功。’第二天，王之仁到来，果然逼迫谢三宾出兵，并送给忠介公军饷万金。忠介慰劳公说：‘这是李抱真招降王武俊的旧事，而你凭三寸之舌促成了它，功劳超过古人。’后来划江防守确定下来，任公为职方参；瓜洲一带军队唐鲁争论颁诏的礼仪。越地使者陈谦进入福建后死去，福建使者陆清源进入浙江后也死去。于是商议招募一个能干的人，便派公前往，果然符合旨意。闽中把他留下，命他以佥事身份分守建宁。当时郑芝龙把闽中的军饷全部运回东石驻军的道标，因此原有的一千名士兵到这时已经全都离散。公捐出俸禄作为军饷，用来招募士兵。清军攻打建宁，公出城奋战，但力量不支，全军覆没；他的随从十八人中，只有一人逃脱。这是丙戌年八月十一日的事。公生于万历戊申四月十二日，享年三十九岁。事情平定后，他的家人用衣冠在某乡某原安葬了公。评事与公同时在江上起兵，事败后回到家中，不肯剃发，于是被仇家告发，判处死刑。评事慷慨地坐在囚中，与华公过宜、李公昭武、高歌木公不屈魔鬼一曲，歌声震动狱墙。当时评事的母亲还在世，他用奇计让人把酒送进监狱，使评事喝得大醉熟睡，趁机把他的头发全部剃掉。醒来后发现已经秃了，他痛哭并想自杀，旁人以母亲的命令劝止，才得以免死。他叹道：‘我竟不能和仲晦一起白头到老、同归一处了。’大约公死后四十年评事才去世；他的艰苦、痛苦和坚贞，也足以与公相称。如今评事已经没有后代，我把这些事附写在公的墓志中，是因为他们一个以布衣身份报国，虽然生死不同，但志向相同。佥事另一个字是煜；曾祖父景晋，任连江县丞；祖父正宪，是贡生；父亲忠相，任佥事。娶陈氏，续娶舒氏。生五子、七孙、八曾孙。著有《易说》。唉！倪氏在明朝虽然世代为官、文雅有声望，但比起杨、张、屠、陆诸家，已经逊色很多。到了国家灭亡以后，他们家竟有两人被列入文山幕府的传记，这足以提高家族的声望。海的妻子是我的族姐，也是先侍御公的外孙女，家境非常贫困。我对她说：‘忠节之家，虽然贫穷也值得欣慰；希望你千万不要玷辱这家的家风。’愿你努力吧。明翰林院简讨兼兵科给事中箕仲钱公些词

译欧阳公撰写《唐宰相世系表》，确实是因为宰辅之家与宗庙社稷相互关联，所以特别详尽。然而整个唐代屡遭大难，直到天复、天祐年间改朝换代之际，宰相的子孙殉国者也寥寥无几。宋朝有文信国那样的忠臣，却不能在他的弟弟身上看到同样的忠节，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可见大节是很难强求的。明朝灭亡时，昆山顾文康公家有咸正、咸建、咸受；咸正有儿子天遴、天逵。铅山费文宪公家有曾谋。华亭徐文贞公家有念祖、孚。远江陵张文忠公家有允修、同敞。太仓王文肃公家有湛、淳。秀水朱文恪公家有大定。东阿于文定公家有元煜。姚江孙文恭公家有嘉绩。乌程温氏有璜。嘉善钱氏有棅、柟。长洲文文肃公家有震亨、秉。其余如高阳的孙氏、江夏的贺氏，全家相继赴死的还不在其中。长山刘氏有孔和。宜城邱氏有之陶。这些还在其次，也可以说盛极一时了。我的乡里钱忠介公受命承担国事，离开之后抱着遗志殉国；他的弟弟中又有三人相继为国而死，难道不是接续世族先辈、争辉并行的人吗？怎么可以不为他们著述呢？据家传，简讨名肃范，字锡九，另字箕仲，是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曾为宁波府学生。曾祖父凤午，明朝追封礼部主事；祖父若赓，任临江知府；父亲益忠，任瑞安训导，追赠副都御史。钱忠介公是他的五哥。他向忠介公学习经学，尤其擅长书法。忠介起兵后，任用跟随出征的几个弟弟，并授予他们监纪职务；忠介推辞不接受。江边失守后，兄弟们都跟随忠介渡海南行。当时监国所需的诰敕文书多有缺漏，忠介常把这件事交给简讨办理。不久忠介请求设置史官记录起居，马阁学思理便推荐他入馆。忠介去世时，因为阁部刘中藻与郑彩相争，忠介调解而未能成功，郑彩反而因此怀恨。忠介忧愤成疾，于是拒绝服药进食而死。诸子弟服丧后，有的去了瑞安，有的去了翁洲；即使没有离开的人，也避居在秦川、长水之间。这是忠介的命令，唯独简讨和二哥侍御徘徊未去。有人问他们，回答说：‘留下是为了报国，离开是为了保全宗族，并不相违背。’当时刘中藻正守福安，派人来迎接；清军已经平定福建大部，只剩福安、宁德两城，眼看就要接受清军攻击。宾客朋友都劝简讨不要去，他却毅然前往。刘中藻上奏任命他兼任兵科给事中。不久，侍御也出城招募士兵。但清军四面包围，简讨协助守城，共守了六个月。他多次与清军交战，总是获胜，但援军断绝，道路阻塞。清军于是驻扎在郊外，不再逼近城池，只等待城中粮食耗尽。侍御派人用绳子缒下城墙进城相见，简讨回信说：‘我们的军队仍然锐利，足以打一仗；但空着肚子枕戈而卧，形势怎么能够长久？城中盼望援军，一刻就像一年。向南望去，草木飞动、尘土扬起，便以为援军来了；听到风声鹤唳，也以为援军来了。这样已经过了好些日子，最终却寂然无声。我只有以一死等待罢了。’城陷后，他望着百辟山，叹道：‘这里就是宋少帝入海的地方。’写下绝命辞，便投环自尽。清军赶到，将他擒获，他始终不屈。他的仆人张贵，年仅二十岁，也跟随他。唉！披着马革随兄长而死，可以说各自实现了志愿。福安陷落时，全城的人四散奔逃，没有人能够说明情况。简讨死去的地方，正是后来忠介葬在黄蘗山的地方。刘大学士沂春、徐都御史孚远撰写碑文和诔文，都没有写到简讨的事。不久有个叫焦甲的人说，他亲眼见过围城中的情况，因而把简讨的死说得十分详细。于是林太常时对、高兵部宇泰才开始为他作传，并附在忠介传之后。简讨生于天启辛酉三月初三日，于顺治己丑四月十三日殉难，享年二十九岁。妻子忻孺人先去世，没有儿子。过了三十七年，有个游方僧人来到鄞县，冒充简讨，直接回到钱家。他的亲属盘问他，发现言语对不上，骗局败露后便逃走。侍御撰文辨明此事。于是忠介的嗣子浚恭已经举行招魂礼，又把简讨与忻孺人合葬在一起，因而请求我撰文表墓，并说：‘实在担心因为假和尚的缘故，使仲父的大节因此蒙受遮蔽。’唉！简讨的浩然正气充塞云汉，并不需要等到李翰为他作传才显明；这正如许远曾遭受的诬陷。他的事姑且可以作为考订《明史·世表》的资料，也未必没有补益。铭说：甬江东岸，高大的树木迎来春天；邓林的枝条，同一元气、同一根源。只有忠介公有这样的弟弟，只有明朝有这样的臣子；故国与故家，因而光耀清白之门。哪里来的唐子，竟是荒谬的妖僧，妄称可以混淆世系表，妄想依附于贤哲兄长；幸而杞宋的文献仍有保存。茫茫闽海，归来的魂魄相隔遥远。明朝已故张侍御哀辞

译残明六狂生之一，名叫张梦锡，字云生，原是茂才弟子。乙酉之难时，六狂生谋划起兵，几乎被降臣谢三宾杀害，幸而得以逃脱；后来以布衣身份进入幕府，授任司务，不久升为侍御。丙戌年逃入结山寨，又过了五年，到庚寅年十月终于战死。六狂生起事时，董华等诸公都负责掌管文书檄文，在其中奔走；但顾文弱并不擅长军事，而侍御对于弓、箭、矛、戟都精通，所以曾经身处战斗之中。当时在钱忠介公身边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张公苍水，侍御次于他；军中称为“大张君”“小张君”，用来区别二人。江上失守后，山寨大举兴起。先后建立营寨的，有称作冯家军的，就是簟溪；称作王家军的，就是笃庵；称作李家军的，就是研斋。其余草莽盗贼聚众而起的，数不胜数。苍水也在平冈驻军，与侍御大皎的军队相望，各营称他们为“大张军”“小张军”。当时天下大势已经确定，海边偏远山地并非真有恢复的希望，只是故君还在岛上，大家资助粮食、鞋袜，姑且彼此呼应；虽然再次给桑梓乡里增加了负担，但这一线喘息也不能说毫无帮助。庚寅年清军扫荡山地、进入海边，苍水渡海前去卫护，研斋也离去，冯、王二公相继战死或离散。侍御军中不过五百多人，但他平素待士卒以恩义相结，士卒发誓相随而不离去。清军突然到来，侍御手持长矛出战，双方伤亡大致相等，但敌众我寡，他终于战死。五百多人全都战死，没有一个投降，其中突围逃走的有三人。第二天，有人背着侍御的尸体，把他葬在大皎山南麓；那就是此前突围逃走的三个人。当时清军以团练作为前导，因此与山寨士卒多有旧交，三人得以取得尸体而没有被追问。后来各地遗民中有认识这三个人的，事情平定后一起找到了墓地，立石表彰。又过了一百年，我经过那里，在墓下凭吊，便叫山中父老询问侍御的姓名，但没有人知道。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于是我为他作哀辞。唉，周朝的顽民都是商朝的义士，田横的门客甚至敢以鬼伯之名辱骂汉朝；换个处境来看，道理是一样的。那么像侍御诸公这样的人，被称为狂生，本来就是很恰当的。哀辞说：信公、越公尚且不能扶助宋朝，何况只有一支孤军？却还想着妄自行动，肝脑涂地，违背天意，实在令人痛惜。那五百人，死得更加奇壮。空山之中抛下遗骨，黄泉之下彼此相随。为国殉难者的刚烈魂魄，至今仍使人屡屡叹息。死者如果能够复生，活着的人就应感到惭愧。死者为军队殉难，活着的人只能埋葬他们的遗蜕。我写下这篇诔文，气愤得连唾壶都想击碎。明管江杜秀才窆石志 秀才姓杜，名懋俊，字英侯，是浙江鄞县人。世代居住在县城东面的管江。嘉靖年间有一位官至山东按察副使、名叫思的人，是他的族祖。他自称出自杜甫次子宗武之后，所以又称管江为花溪。杜氏世代富裕，家中有百口人口，而秀才尤其以仗义闻名于当时。鄞江从钱湖向东，背靠大海；韩岭、邹溪、尖埼等道路，与管江彼此交错。这里群山环绕，深沟如壕，拥有鱼盐、竹木的利益，居民富足，同时也因山岩险峻而形成强悍的风气。宋元时期曾在大嵩设置巡司，以防察此地。明初汤信公巡视海防，认为仍不足以防守，于是在大嵩筑城设兵，控制扼守并隶属定海卫，设置烽堠、储存仓粮，管江一带才开始成为安定的土地。明朝末年流寇纷起，中原和海边那些不得志的人也乘机起兵，秀才为此忧虑，便与叔父兆苮商议，请求有关官府颁行乡土团练的办法，于是按照兵法编组族人，分队巡望野外，夜间击柝巡逻，乡里因此安定；沿海各村没有不仿效实行的。丙戌年，浙东失守，各地遗民惊慌逃入山泽之间，还想着再次起兵。秀才慨然叹道：‘国家养育士人三百年，如今反而改变立场、变换气节的人，大半都是戴着进贤冠的士大夫。我们这些草野读书人，怎么能把军队和国土托付给他们，只能为此痛哭一场！’于是秀才忽然像患了癫痫一样，独自坐在楼上，提笔不停，有时高声吟诵，有时大笑，有时痛哭，整日整夜不止。家人惊骇万分，从墙缝中偷偷窥看，只见桌上没有别的东西，只有陶庵黄进士关于以忠诚侍奉君主、以义守节一类的朱批文字，密密麻麻连续不断。施宗炌公子是旧都督翰的儿子，他的祖先也居住在管江。当时正逢五君子之难，公子参与其中，拿出家财招募死士。秀才听说后大为高兴，便召集姜山一带的人前来帮助，人数将近三千。公子邀请王评事家勤进入管江，约定日期起事，约定冯御史京第的军队到达城东时，由秀才率军接应。金峨山中有个卖炭的赵老翁，有人说他精通星象、熟悉兵法，秀才便亲自前往请来，把他安置在军中，奉为主帅。距约定日期还有三天时，评事前来奔告，说事情已经泄露；城中的巡逻者也接踵而至。秀才砍下巡逻者的首级，占据山地建立营寨，鸣鼓起事，并急忙派评事先进入海上。秀才认为城中虽然已有防备，但估计海军早晚一定会逼近城池；那时敌军势力不能分散，所以暂且部署士卒，准备入海。城中的军队果然没有出动，但定海镇将常得功预先派遣水师扼守海口，分兵直抵管江。评事在途中被擒，山寨的道路很狭窄险阻，便据险作战。三天之内箭石如雨，士卒几乎全被杀伤，山寨陷落。秀才仍率家丁奋力作战，头目们中箭，像刺猬一样；秀才身负重伤，倚墙而死，尸体挺立不倒，过了几天仍然如此。公子放火自焚，兆苮被捆绑起来，头部被砍了十二刀才倒下。事情平定后，管江的鲜血流得像沟渠。那个卖炭的赵老翁，有人看见他从烟火中飞走。当时秀才的父亲还在世，官府登记了他的家产和家属。山中人怜悯他们的义举，便把他的亲属藏起来，没有上报。不久秀才的父亲去世，妻子也去世；他的两个儿子宪琦、宪堇被陆高士宇燝收养，像亲生儿子一样抚育。董高士晓山教他们读书，范孝子洪震替他们办理葬事，置办墓田来供养祭祀。宪琦很有志向和品行，认为父亲死于国难，便穿白色丧服，不接近酒肉；已经有妻子却不肯成婚。宇燝等人以大义责备他，他才举行婚礼。不久因病去世。宪堇早早夭亡，秀才于是没有后代。兆苮字承芝，宗炌字仲茂，当时被称为管江三烈士。至于赵老翁，在辛卯、壬辰年间仍凭他的术数往来海上，后来也死了。唉，我曾经经过杜氏的居处，流连观看当年的战场；当地居民果然强悍勇猛，一声呼喊便云集而来，自视天下无敌。然而这只是山泽之间形成的习气，也不只是湖东如此。秀才读书很多，却只因感念宗庙社稷，突然忘记自己的力量不足，依靠这些人挥舞鲁阳公的战戈，难道不是愚蠢吗？或者也只是姑且孤注一掷罢了？杜氏在管江的宗族至今仍很兴盛，但竟没有人知道为秀才表彰立传。陆高士的儿子经旦多次请我为秀才记录遗事，所以我没有推辞，为他作铭。铭辞说：

译从管江向东，是童谷，这里是我家先人第二代避居之地。对于秀才的事，大概亲眼见过当年的情形，因而不胜唏嘘。唉，云崩瀑裂，仿佛听见英魂在徘徊。平陵的黄犊，只剩下这片残破的废墟。雪窦山人坟版文 雪窦山人魏耕，原名璧，字楚白，甲申之后改名，又另名苏，是慈溪人。他出身世代仕宦之家，但年少时家道中落，便在苕上学习做衣服；然而他能读书，有个富家子弟惊异于他的才华，招他作客，不久又让他入赘居住，因此成为诸生。明朝灭亡后，他离弃而去。先生交往的都是当时的贤豪义侠，有志于谋划大事；他参加了苕上起兵的行动，事情失败后逃亡江湖，妻子儿女全被关入牢狱，他也不顾。过了很久，事情得到解决，他便与归安的钱缵曾居住在苕溪，闭门作诗，非常喜爱李供奉；长洲陈三岛尤其与他心意相投。后来向东归来游览会稽，有个张近道，喜欢黄老、管商一类的学术，以王霸自命；见到诗人就吐唾沫说：‘不过是雕虫小技之徒。’而他的同乡朱士稚与先生谈论诗歌，极为倾倒；近道见了也总是痛骂不止。然而三人彼此相得，因此也都与钱缵曾交往。陈三岛称先生为莫逆之交；先生又因此与祁忠敏公的儿子理孙、班孙兄弟交好，得以把淡生堂收藏的书籍全部读遍，诗艺日益精进。但先生沉溺于酒色，一天之中，不喝酒就觉得不甘，不有妓女陪伴就不能入睡，守礼法的人十分厌恶他。只有祁氏兄弟竭力资助他；每当先生到来，总替他置酒召妓，朱氏、张氏几个人也在身边照料。过了很久，先生又派遣死士送信给延平王，说海道很容易走，借助南风三天就可以直抵京口。己亥年，延平王依照他的话行动，几乎攻下金陵，后来撤军。先生又在路上拦住张尚书，请求进入焦湖以图再次起兵，但没有成功。这次行动使江南半壁震动。后来听说谋划出自先生，于是巡逻搜捕更加急迫。钱缵曾用重金贿赂官吏，事情才稍有缓解。癸卯年，孔孟文从延平军中来，有求于钱缵曾而未满足，又怨恨先生，便因为先生的蜡书而告发他。先生当时住在祁氏家中，巡捕突然到来，把他押到钱塘；他与钱缵曾都不屈服而死，妻子儿女全部被没收。班孙也因此被发配戍边。起初诸人破产招募门客时，士稚首先因此倾家荡产；近道救他，使他得以出狱，但近道最终也因这件事渡江时遇盗而死。己亥年那次行动中，陈三岛也因忧愤而死，真可说是白头到老、同归于尽了。唉，诸人都怀有非凡的志向，却遭逢丧乱，相继不得善终，这真是百六之厄。先生死后，山阴李达、杨迁极力经营他的丧事，也因此被发配戍边。后来钱塘孙治终于买得先生的遗骨，把他葬在南屏；之后又改葬在灵隐石人峰下，墓题改作‘长白山人之墓’。鄞人的墓，在湖上的有杨职方文琮；他也在这一年去世，第二年张尚书苍水又葬在那里，当时人称为‘三忠之墓’。先生居住在苕上时，那里是晋代二沈高士的故山，所以有息贤堂，因而把他的文集命名为《息贤堂集》。他自称前身是刘公干。粤地有一人□□□，自视高人一等，唯独对先生的诗折服，曾说：‘我平生的梁雪窦，是最懂我的知音；自从此人死后，三年都不再弹琴。’□□大概曾两次跟随先生寓居鄞县，二人的风格颇为相近。杨职方的墓在孤山。《鲒埼亭集》第九卷，鄞县全祖望绍衣撰，余姚史梦蛟竹房校订。碑铭 明故权兵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鄞张公神道碑铭。

译世祖章皇帝南下江南时，浙东抗拒命令，虽然一年之内就平定了，但山海之间不断告急的地方还持续了多年。我们宁波首先起事的人是钱、沈二公；其中相继殉节的有四十多人，最后战死的是尚书张公。钱忠介公召集军队时，发檄文会集各乡老，众人都还没有到，唯独张公先到。忠介见到他，又高兴又流泪。起事后，立即派公到天台迎接监国鲁王。鲁王授公为行人；公到会稽后，赐进士出身，加授翰林院编修，原有官职仍兼任，入朝掌管制诰文书，出外筹划军旅。公虽然与忠介共事，但所持意见并不完全相同。闽中颁诏的使者到来后，众人商议宣读诏书的礼仪；张国维公与熊汝霖公是一种意见，朱大典公与忠介是另一种意见。公出示奏揭，认为应当依照张公的意见，于是请求亲自充任报使前往福建，以消除两国之间的嫌隙。鲁王同意了。公从福建回来后，多次提出建议，却没有被采用。江边失守后，公渡海进入翁洲，途中遇到富平将军张名振，护送鲁王进入福建，公便跟随他。到达后，招讨使郑成功借此前颁诏时的嫌隙，向鲁王修行寓公之礼，却没有得到任用。公劝张名振返回石浦，招集流亡者谋划再次起兵，于是与他一同返回。鲁王加授公为右佥都御史。当时威卤侯黄斌卿守卫翁洲，张名振以石浦的军队与他形成犄角之势。第二年，松江提督吴胜兆请求率领部下归附；黄斌卿心中不愿前往，而故都御史沈廷扬公、御史冯京第公和公一起劝张名振答应，于是监督这支军队出发。到了崇明，大风掀翻船只，沈公死难，公与张名振等都被擒。有一名百夫长认识公，引导他逃走，才得以脱身。公从前壬午年乡试的房考官是诸暨县钱氏，公在七天内通过小路重新回到翁洲。当时忠介已经奉鲁王之命在福建出师，浙东山寨也纷纷起兵遥相响应。公于是聚集义士，在上虞平冈起兵。山寨兴起时，起初向百姓征粮，百姓因为把他们看作故国之军，便共同供给；后来他们渐渐进行抄掠，百姓深受其苦。不以横暴牵累百姓的，只有李长祥公的东山寨、王翊大公的兰山寨和公的军队三处；他们按田亩交纳赋税，此外没有扰民之事。庚寅年，福建军队溃败，诸将拥护鲁王保守翁洲，张名振主持国事，召公率部入卫，加授公为兵部右侍郎，原有官职仍兼任。辛卯年，浙江提督田雄、总兵张炢、海道王尔禄都写信招降公，公用严厉的言辞拒绝。这年秋天，清军攻下翁洲。张名振护送鲁王亲自攻打吴淞，以牵制舟山的清军，带着公一同前往。翁洲陷落后，公护送鲁王再次进入福建，驻扎在鹭门。当时郑成功的军队十分强盛，他既不肯奉鲁王为主，其他藩镇也畏惧他，不敢奉鲁王；唯独公以张名振的军队护卫鲁王，并时时激励各藩，使他们为鲁王进贡。然而公极力推许郑成功的忠诚，曾说：‘招讨使始终是唐朝真正纯粹的臣子。’郑成功听到后也说：‘侍郎始终奉鲁王，难道与我的志向不同吗？’所以郑成功与公奉戴的君主虽不同，交情却十分融洽。癸巳年冬天，公又从小路进入吴淞，不久在天台招募军队，驻扎翁洲。第二年，军队驻扎吴淞；适逢张名振的军队进入长江，进军丹阳，劫掠丹徒，登上金山，远望石头城，遥祭孝陵，三军痛哭失声。烽火一直烧到江宁；当时上游原有约定，但援军失期未到，只好退驻崇明。甲午年再次进入长江，劫掠瓜洲，进犯仪真，到达燕子矶，但约定的援军最终仍未到，于是又向东退驻翁洲。这次战役中，故诚意伯刘孔昭也率军会合。有人问：‘孔昭是南都之乱臣，公为什么不与他断绝关系？’ 公说：‘孔昭的罪过与马士英、阮大铖相同，但马、阮再次出卖浙东，而孔昭以操江亲兵的身份多年滞留海上，那么他的内心还有可以原谅之处。如果过分憎恨他，使他成为马、阮出卖浙东的后继者，又有什么补益呢？’听到的人都佩服他。这一年张名振去世，临终遗言把所属部队交给公。公自平冈入卫以后，部下不满三百人，到这时才逐渐壮大。乙未年，郑成功写信给公，谋划大举进攻。丙申年，公驻军天台；这年冬天，驻军福建秦川。丁酉年，清军迁移翁洲百姓，公把军队撤回翁洲。当时鲁王已经不再使用监国名号，向滇中递送表章。戊戌年，滇中派使者加授公为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江督郎廷佐写信招降公，公用严厉言辞拒绝。这年七月，郑成功率军与公会合北上，仍推举公为监军。船停泊在羊山，羊山上羊很多，见到人也温顺安静、不躲避；但羊不能杀，杀了就会立即风涛大作。到这时士兵不相信这件事，杀羊煮食，刚煮熟灾祸便发生了，船只碎毁一百多条，义阳王也溺死。于是又退回翁洲整治船只。第二年五月，郑成功在天台与公会合，率全军出发；游军到达鄞县东部边界，军队驻扎在崇沙。公说：‘崇沙是江海的门户，有悬洲可以守卫，不如先把它平定下来作为长期据点；万一有疏忽，进退都有依靠。’郑成功没有听从。公请求率领所部作为前军，向瓜洲进发。当时清军在金山、焦山之间用铁索横断长江，这就是所谓的滚江龙。谭家洲的岸边都在西面。西洋大炮轰鸣如雷，而公率孤军在炮火之间进出；郑成功派水师提督罗蕴章率部援助公，又命善于泅水的人割断滚江龙，同时派偏军进攻夺取谭家洲的炮台。双方约定，滚江龙一旦被割断，公就立即前进，占据上游，夺取清军的木城，形成夹击。滚江龙虽然被割断，但许多船只被炮火击中沉没，不能前进。公登上舵楼焚香祝天，飞来的火焰夹着船只坠落，于是凭借十七艘船终于渡过江去。公渡江后，谭家洲守炮台的清军也逃走，木城全部溃败，操江都御史朱衣祚被擒。第二天郑成功才到达，城中清军出战不利，提督管效忠逃走，军队攻城并攻克。商议下一步进军方向时，郑成功想直取江宁，公请求先攻取镇江；郑成功担心江宁的援军到来。公说：‘我们只派偏师从水路逼近观音门，他们将自顾防守不暇，哪里还谈得上援助？’郑成功于是请公先行。军队距仪真还有五十里时，士民便迎接并投降。

译六月二十七日，成功来报告镇江获胜的消息，公兼程昼夜赶路，第二天抵达观音门，并写信给成功，请他让步兵从陆路赶赴白下。当时江督郎廷佐非常害怕，没想到成功最终从水路而来；征讨黔地的大军凯旋，听到消息后也加倍赶来，请求共同守城，于是防守设施已经齐备。七月初一，公派出的七名哨兵乘虚进入江浦。初四日，成功的水师才到，第二天，公派出的副将带着芜湖投降的文书到来。成功认为芜湖是江、楚往来的通道，请公前往扼守。公很担心成功年轻气盛、恃勇轻进，想把军队留在自己身边，与他共同攻下江宁，然后再出发，但辞谢不得，只好到芜湖察看地势。一军出溧阳窥伺广德，一军镇守池州以阻截上游援军，一军攻取和州以图谋采石，一军进入宁国以逼近东道的休宁、歙县等城。大江南北相继归附，已经攻下的有徽州、宁国、太平、池州四府，广德、和州、无为三州，以及当涂、芜湖、繁昌、宣城、宁国、南宁、南陵、太平、旌德、贵池、铜陵、东流、建德、青阳、石埭、泾县、巢县、含山、舒城、庐江、高淳、溧水、溧阳、建平二十四县。起初公到达芜湖时，军队不到一千人，船不到一百只，只是用大义感召人心。公的军队所到之处禁止抢掠，父老争相出来拿着牛肉和酒慰劳军队；他们扶杖出来，点香远望公的仪仗，眼泪交错流下，认为这是十五年来从未见过的景象。沿江小船载着果蔬前来贸易的络绎不绝，公的军人用船板把他们拉上江岸，因此把船板称作“船板”。张公的军队以及公所到之处，城邑都入谒先圣；遗臣和故老前来拜见的，戴着角巾与公行平等礼，公对他们慰问抚恤，情意十分恳切。守令则穿青衣待罪，考察他们的政绩后决定留任或罢免。远方豪杰前来请教谋略，公勉励他们共同仇敌，许多人约定出兵日期后离去，公每天都忙得没有空闲。此时徽州的投降使者刚来拜见，江宁战败的消息也传到了。起初，公写信给成功，说军队长期疲劳，容易发生其他变故，应该派诸将分头攻取句容、丹阳等城邑。若白下出兵救援，就从前后夹击；若白下自行固守，就坚守营垒等待。倘若四面都能收复，军队每天到达白下，白下便在掌握之中了。成功因为连连获胜，又听说江北势如破竹，认为城池早晚可以攻下。虽然曾奉命派水师提督罗蕴章招抚吴会，但尚未出发，只命八十三营连片屯驻，设置云梯、地雷，并建造木栅。苏松总兵梁化凤等率领马步兵相继到来，浙江的驻防军也前来援助，长驱直入城中，没有人能够阻挡。前锋将领余新年轻而锐气轻浮，士卒四处砍柴取水，营垒空虚。梁化凤侦察得知这一情况，便率轻骑袭破前屯，擒住余新离去。成功仓促转移营帐，天刚亮时军灶尚未做成，大军倾城出击，各营随即瓦解。成功的良将甘辉也因马失前蹄被擒，部队于是大溃。起初商议攻取崇沙时，甘辉的意见与公相合；后来商议阻截苏州、常州援兵，甘辉的意见也与公相合，但成功都不采纳，因而导致失败。公听到消息时，认为即使战败，成功也未必立即登船；即使登船，也未必马上扬帆；即使扬帆，也一定会进入镇江谋求再次起兵。因此公镇抚各城，秘密不让诸将知道，又写信给成功，说胜败是军人常有之事，请求增加一百只船来相助。没想到成功连镇江的军队也撤走，竟然入海而去。此前镇江获胜时，漕督率军援助江宁，中途溺死。松江总兵马逢知秘密写信请求投降，他以下的巡抚等都想逃走，所以公劝成功坚持下去，观察形势变化。这个请求没有得到同意后，江督郎廷佐等又写信招降公，公用严厉的言辞拒绝了。郎廷佐于是派水师阻截公的归路，决心一定要擒获公才罢休。公与诸将商议，认为下游已经被阻断，而九江一带还不知道我军战败；自己部下已经有一万多人，此前前来拜见的豪杰又有许多已经约定，不如直接前往鄱阳，招集原杨万诸家子弟，以此号召江、楚。八月初七驻军铜陵，遇到前往援救白下的大军，公奋力攻击，击败他们，击沉四艘船。这天晚上，大军因失利向东撤退。炮声轰鸣，公的军队误以为敌军来劫营，于是溃散。有人劝公进入焦湖，慈溪义士魏耕在路上拦住公劝说，认为焦湖入冬后水会干涸，不能驻军，而英山、霍山的山寨中还有许多营寨，魏耕都认识其中的首领，请公进去游说，使他们迎接公。于是公焚烧船只登岸，愿意跟从的士卒还有几百人。十七日进入霍山寨，那里已经接受招抚，不肯接纳公，于是驻扎在英山。刚翻过东溪岭，追兵就赶到，士卒纷纷逃散，彼此依靠停留。公与一名童仆、一名士卒迷了路，便用钱贿赂当地人作向导，换上衣服连夜行走。天亮后追踪的人增多，向导脱身逃走。公又用钱使那些追踪者散去，但仍茫然不知该往哪里去。想到有故人在安庆高河卖药，便再次贿赂一个当地人带路前往。到了那里，故人恰好外出，他的朋友中有认识公的人；此人也是为了观察形势，从江上来到安庆的。于是他带公从枞阳出江，渡过黄湓，到达东流的张滩，再从陆路走建德、祁门山中。公当时正患疟疾，勉强支撑着行进到休宁，买船驶入严陵。又担心浙江人中认识他的人太多，便改走山路，从东阳、义乌出天台。公在途中时，海上人还不知道他的去向。有人说他在安庆守节而死，有人说他死在英山、霍山的山寨中，有人说他已经做了和尚。许多父老向北哭泣，等听说公到来，妇女都举手加额，拿着酒浆迎接他。人们说，这次行动与文丞相逃出空坑相比，危险超过十倍；而他的归来，则像郭令公再次到达河中。于是公驻节天台，树起军旗，吹响号角，旧部逐渐聚集。成功听说公回来，也很高兴，派兵来援助公。公巡视天台海边，那里有个长亭乡，田地很多却深受潮水之苦，于是招募义民筑堤防潮，直到今天人们仍蒙受其利。公又派人把战败的消息报告滇中，并且自我承担责任。滇中赐给公专门的诏书慰问，加官尚书，原有兼官仍旧保留。第二年，公把军队移到林门，不久又在桃渚招集军队。当时大军分两路入海讨伐成功，都遭到失败。

译成功在战败余波中，虽然取得过桑榆之捷，却不足以振作自己，于是想攻取台湾让士卒休整。公听说后很不高兴。辛丑年率军进入福建，驻扎在沙关。成功已经抵达澎湖，公派幕客罗子木带信劝阻成功，说军队只能前进一寸，不能后退一尺；如今进入台湾，将来恐怕两个岛都无法守住，这是使天下的希望陷于孤立。成功不听。成功虽然向东而去，大军仍然忌惮他，害怕他招揽煽动沿海百姓，于是发生了迁界之役。沿海百姓不愿迁徙，大军用威势逼迫他们，他们仍迟疑拖延，不肯出发。公跺脚叹息说：“难道要抛弃这十万生灵，却去争夺红夷吗？”于是又写信招呼成功，认为可以乘此机会攻取闽南。成功最终不能采用，公只好留下书信而去。侍郎王公忠孝、都御史沈公荃、期徐公孚远、监军曹公从龙，都劝成功努力挽救局势，但最终没有成功。公率孤军在两岛之间徘徊，怀有刘琨、祖逖那样的志向，从未有一天忘记。可是滇中局势危急，公又派罗子木进入台湾，苦口婆心地责备成功出兵。成功刚得到台湾，无法出兵，公便派职方郎中吴鉏，携带帛书从小路进入郧阳山中，想劝十三家军队出兵，使他们扰乱楚地来救滇中。十三家已经衰败困顿，不敢出兵。壬寅年，滇中终于陷落，成功也死在台湾。公哭着说：“完了，我没有希望了！”又把军队撤回林门，会合闽南各位遗老，因成功已死，商议再次拥立鲁王监国，并写信来商量。公又很高兴，立即写信约请原尚书卢公若腾以下诸人，劝他们大举起兵。又拟写诏书一通，并写信约请成功的儿子经，劝他继承亚夫以锦囊三矢报仇的事业。于是公磨利兵器、收束行装，等待闽中的消息。这一年，浙江总督赵公廷臣和朝廷派来的安抚使分别写信招降公。公回复安抚使，大意说：“我之所以百折不回，是上想匡扶宗社，下想保卫乡土。可是由于国事不得安宁，百姓生活更加困窘。十多年来，海上的草料、粮食供应，楼船、战舰的费用，已经敲骨吸髓，实在令人警惕。何况又加上迁徙，最终导致流离失所。可怜我们的百姓，也已经劳苦不堪了！如今执事既然以保全军队、休养百姓为言，那么不如全部让沿海百姓恢复故土，立即把沿海赋税交给我。对贵朝来说，这是舍弃土地以收揽人心；对我来说，也可以暂时停止争端，等待天命。” 我们应当与执事从容建立羊祜、陆抗那样的交往，另在十洲三岛之间寻找生聚教训的地方，同时让沿海百姓借助我方外援来抵御其他盗贼。珠崖虽已放弃，休养生息是理所当然；朝鲜仍自行保持艰苦坚贞的局面。只是恐怕执事会疑虑畏惧，那么请与幕府约定：只要让残存的百姓早晨返回故土，我当天晚上就挂起高帆，不再使这一方百姓陷于困苦。”公又写信给督府说：“执事是新朝的辅佐功臣，我是明室的孤臣，区区诚意，话已经全部说尽了。”闽南的消息既然断绝，郑经却偷安海外，公一天比一天忧郁。壬寅年冬十一月，鲁王死在台湾。公哭着说：“孤臣奔波不安地等待，不过是徒然苦了那些依附我、不肯离去的部下，因为他们把我当作主上。如今又还有什么可等待的呢？”癸卯年，公派使者祭告鲁王。甲辰年六月，公于是解散军队，居住在南田的悬岙。悬岙在海中，荒凉贫瘠，没有人居住。山南有岔港，可以通行船只；北面是峭壁，公就在这里结茅而居。跟随他的只有旧参军罗子木、门生王居敬、侍者杨冠玉、几名将士和一名船夫。起初公航海时，仓促之间不能带全家同行，有司拘系他的家属，想借此报告朝廷。世祖因为公还有父亲，没有籍没公的家产，便命公的父亲写信劝公。公回信说：“愿大人有一个像李通那样的儿子，不要成为徐庶那样的儿子的父亲；将来我不怕效法赵苞，以死来赎罪。”公的父亲也暗中托人传话说：“你不要把我放在心上。”壬辰年，公的父亲因享尽天年去世，鄞人李邺继承办理他的后事。大吏又强迫公的夫人和儿子写信招公，公不拆信，直接把信烧掉。已亥年才籍没公的家产，但仍命镇江将军善待公的夫人和儿子，不把他们囚禁。唉！世祖这样对待公，大概也是历来亡国大夫从未有过的待遇；而公至死不改，志愿没有实现便不停止，这也真是悲壮啊！这时浙江提督张炢害怕公最终成为祸患，决心一定要擒获公才罢休。公的诸将孔元章、符瑞源等都向清廷内部归附。不久，有人招募到公过去的部下，让他住在翁洲的补陀寺做和尚，以便窥伺公。恰逢公买粮的船到达，因为认为他是旧部且已经做了和尚，公没有防备。此人拔刀威胁公，公的部将准备投水而死，他又砍杀了几个人。最后一个被劫持的人才告诉他说：“即使这样，也不可能擒到公。”公养了两只猿猴观察动静，船在十里之外时，猿猴就在树梢鸣叫，公便能有所防备。那名旧部于是半夜从山后出发，攀着藤蔓进入，趁黑暗擒住公以及罗子木、杨冠玉、船夫三人，时间是七月十七日。十九日，公到达宁杰，张炢用轿子迎接他。公戴方巾、穿葛衣进入，到了公署，叹息说：“这是沈文恭过去的宅第，如今却成了马厩吗？”张炢以宾客之礼邀请他，举酒祝他说：“等候您很久了。”公说：“父亲死了不能安葬，国家亡了不能挽救，今天这一举动，不过是加速死亡罢了。”几天后，公被送往杭州，出了宁城门，他拜了两拜，叹息说：“我没有才能，辜负了故乡父老二十年来的期望。”张炢派官员护送。守船卒史丙坐在公船头，半夜忽然唱起苏子卿牧羊曲来感动公。公披衣起身说：“你也是有良心的人啊！”不过，我的志向已经决定了，你不必忧虑。”公叩击船舷和唱，声音朗朗。唱完后，公斟酒慰劳他。公渡江时，在船中得到一首无名氏的诗，其中有句说：“此行莫作黄冠想，静听先生正气歌。”公笑着说：“这是王炎午的后身啊。”浙江总督赵公把公关押在狱中，却给他安排了很优厚的供帐。允许公过去归附清廷的部下前来慰问；有官吏想见公，也不禁止。公终日面向南坐着，拱手不起身。见到他的人都认为他像天神。

译杭州人争相贿赂守卫以求入见，有人请求公写字，公也答应。唉！总督张洪范的贤能还在张洪范之上。然而如果不是仁祖像上天一样宽大的气度，褒奖忠臣的礼仪也不敢施行；如果不是公的忠诚，也没有办法得到仁祖恳切的优待。九月初七，公赴刑场，远望凤凰山一带，说：“山色真好！”于是作绝命词，挺立着接受刑罚。罗子木等三人也殉死。公名煌言，字元箸，别号苍水，是浙江宁波府鄞县西北厢人。父亲是刑部员外郎圭章，祖父应斗，曾祖父尹忠。太夫人赵氏因感应异梦而生下公。公天生骨相清瘦、刚劲挺拔，小时候放荡不羁，喜欢呼卢赌博，没钱偿还赌债，进而私下斥卖家产。刑部大怒，先宗伯公的中孙穆翁素来有鉴识人才的眼光，说：“这是奇异的人。”于是卖掉自己的田产，得到三百两银子，替公还清债务，并劝他收敛志行读书。思陵因为天下多故，命诸生考完经义后再考射箭。诸生中参加的，没有人能够射中。公拿起弓抽出箭，三发三中。崇祯壬午年考中乡试。公因感愤国事，多次想请缨出征，最终也因此而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日〕 公当初因为争论颁发诏书的事情，与同乡杨侍御文瓒不合，从此不再见面。到了戊子年，侍御一家为守节而死，公痛哭说：“我辜负了我的良友！”亲近的人中有失节者，公从海上写信给他说：“你好好保护自己，不要以为鞭长莫及就能逃脱我；我将用飞剑斩你。”公最初入海时，曾遇大风失去缆绳，漂到荒岛，断绝粮食。梦见一名金甲神告诉他：“赠给你一头千年鹿，十九年后再还给我。”第二天早晨果然得到一头鹿，苍色的鹿肉人吃了一片，连续多日不感到饥饿。等到公被捕，又梦见金甲神来招他，大概正好十九年。公一向精通壬遁之学。己亥年渡东溪时，占得四课空陷，正大为惊恐，追兵就到了；买粮的船还没有回来，便又根据金甲神托梦占得大凶，刚喊王居敬告诉他，追兵就到了。公生于万历庚申年六月初九日，享年四十五岁。娶董氏，儿子万祺，与公相隔三天在镇江被杀。女儿一人，嫁给我族祖穆翁的儿子，是我的族母。当初杭州有个举人朱璧，慷慨陈词，写保状以全家百口担保万祺母子；如今万祺又以再从子鸿福承继公为后。公未死时，曾作诗想把湖上岳忠武王迁葬在忠肃公两座墓之间。于是鄞人原御史纪五昌捐出钱财，让公的外甥朱相玉购买公的首级；杭州人张文嘉、沈横书等为他入殓。朱锡九、锡兰、锡旗、锡昌兄弟预先替公买好墓地并料理后事，鄞人万斯大等把公安葬在南屏山北麓，以实现公的遗愿。姚江黄公宗羲为公撰写墓铭，罗子木等三人附葬其旁。直到今天七十多年，每逢春秋佳日，游人多带烤鸡和棉絮包裹的酒，在公墓下祭奠；我们乡里也在公的忌日祭祀他。罗子木，名纶，以字行世，是溧阳人。己亥年公在江上时，子木带着策论前来拜见，公认为他年少而意气非凡，有“清河李萼”那样的评价，想留在幕府中，但子木以父亲年老辞谢。等公到了芜关，子木的族叔罗蕴章当时正在成功军中，便引荐他拜见成功。江宁战败时，子木流泪叩头，坚决请求成功不要仓促离开，却未能说服成功；成功于是强令子木奉父亲泛海而去。子木到了海上，不想参与成功的军务，不久便奉父亲北行，准备前往公的军营，最终与大军相遇，发生格斗。子木掉入水中，被救起，而他的父亲却被捆绑带走。子木辗转到闽南，想出奇计救父，过了很久仍得不到消息，吐血几乎死去，后来又前往公的军营。公勉励他立功就是报仇，于是他便一直跟随公，没有离开，直到为公而死，杨冠玉也是如此。鄞人制府因为他年轻，想设法释放他；他却坚决请求跟随公同死。王居敬，字畏斋，一字采薇，是黄岩人。公被捕后，居敬设法逃脱，后来做了和尚，法名超遯，很能讲述公的遗事，也没有辜负公。此前诱捕公的那名旧部，因功授官千户，奉大帅命巡察海岛，突然遇到公的旧将。旧将痛恨他害死公，便将他擒住杀掉。我曾说，公如果解散军队后便停止行动，把悬岙作为首阳山安身之处，若不是张杰生为了邀功生事，公似乎本来可以不死。然而当时公还不到五十岁，并不是甘愿戴黄冠终老的人。假如把公留到十年以后，三藩之乱发生时，公决不会安坐旁观；那么中原之人难道会对公无动于衷吗？这就是文山不能得到梦炎保护的原因。况且天下没有贪生怕死的忠臣，剖肝裂腹，正是为了保全归宿。公丙戌年以前的文章都已不存，如今保存下来的有《奇零草》，是甲辰年六月以前的作品；《水槎集》，是他的杂文；《北征录》《己亥纪事》，是编录之作；《采薇吟》是解散军队以后的作品，另附遭难时所作的诗，共八卷。公既然敬重守船卒史丙的义气，便每天叫他来交谈，因此得以藏下公的文集。宜兴人徐尧章从史丙那里购买文集，说：“这是公的真迹，我早晚都要焚香礼拜，不能交给你。”徐尧章于是抄写后带回去。唉！我们乡里为国死难的诸公，公是最后一位，而成就也最伟大。然而世人只知道夸赞公的忠诚，我更加佩服公的经略才能。公奔走于山海之间，一面耕作，一面屯田，百姓乐于缴纳赋税；招抚江北三十多座城，市场也没有改变原有的行业。公在缑城暂住，兴修陂塘的利益流传无穷。正因为他以深厚的仁爱成就了遗留的恩泽，所以即使在古人中，诸葛孔明在渭南用兵也不过如此。诸葛孔明凭借荆州、益州的基础，才能成就三分天下的事业；公却毫无凭借，最终带着未酬的志向而死，这就是天意。曾有盗贼偷公的衣服，部下把他擒来献上。公说：“衣服在我这里是给我取暖，在你那里是给你取暖，所取的暖是一样的。”立即把衣服赐给了他，他的气度就是这样宽大。姚江黄公的墓志，叙述公北征之事稍微详细一些，但前后仍遗漏很多。至于公的官阶，最终是尚书；浙江总督赵公曾把他的印信上报，而高氏《雪交亭集》认为他是阁学，黄氏墓志认为他是侍郎，都不相合。

译《翁洲新志》又说公在己丑年已经官至尚书，也不相合。至于杭州人吴农祥所作的公传，更加荒诞不实，不值得相信。我于是考察公文集中的各种事迹，参合野史的记载，又从先族母口中得到传闻，另外写成一篇碑铭。有人说，公的儿子万祺当时在镇江，所以过去曾有侍婢生下一个儿子，守军怜悯公的忠嗣，私下替他抚养；但如今已经无法考证了。铭文说：天柱不是一根木头能够支撑的，地维也不是一根丝能够托举的。难道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吗？只是姑且抒发赤诚之心，也算勉强支撑。十九年中，杜鹃啼血，归向南屏。他年修补史书的人，请看看我的这篇碑铭。附：旧日寄给万编修九沙的书信。黄先生撰写《苍翁志》，只是以《北征录》为蓝本，大多疏漏，远不止把尚书误作侍郎这一点。例如江上争论颁发诏书一案，是苍翁始终维护王室的脉络；中间又能调解郑氏，使他们化解旧日嫌隙而共同出力，这是苍翁最大的作用。晚年他想再次奉鲁王起事，等到力量实在不够，才解散军队，这是苍翁始终为王室奋斗的结果。这是十九年中的三大关键事项，而黄先生都没有涉及。答王安抚的信，前半像谢叠山拒绝征聘，后半像陈参政文龙请求以漳、泉三府保存宋朝祭祀的用意，都不应不加收录。王的去世在壬寅年冬十一月，可以据此考正[口口]，另有考证。承蒙您吩咐让我另撰一篇碑文，我的文章哪里敢接续黄先生之后；但考证遗事是我不敢推辞的，谨此呈上。《鲒埼亭集》卷第十，鄞县全祖望绍衣撰，余姚史梦蛟竹房校订。碑铭。明太傅、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华亭张公神道碑铭。顺治八年辛卯九月，大军攻破翁洲。太傅、阁部留守华亭张公全家自杀殉国。大军进入他家，到了所谓雪交亭下，看见遗骸二十七具，有的悬挂在梁间，有的绳索断裂坠落。其中戴貂冠、束带、佩玉的，是公；廊下还有衣冠整齐的人，是公的门下仪部吴江苏君兆人。那些因兵战而死的，是各部将领。还有尸体漂浮在水面上，大军为之惊愕退步，叹息徘徊后退去，下令关闭大门。鄞县诸生闻性道当时在随征府副官乔钵的幕中，听说后急忙前往查看，想替公收殓安葬，但全城喧乱，找不到棺材。公的旧将汝都督应元已经在补陀出家为僧，公此前曾把遗孤托付给他。第二天应元入城拜见帅府，请求安葬故主。各位大将都愤怒地说：“你的主子长久违抗天命，拒绝天兵，你也是他的余党；如今自身逃窜躲藏还来不及，竟敢来安葬这些尸骨吗？”命令把他驱逐出去斩首。应元说：“山僧本来就是顶着脑袋来的，能够安葬故主之后，我自然回去受刑，只求暂借一天性命。”提督金砺怜悯他，于是说：“这是出家人，姑且赦免他。” 于是应元抬着公的尸体出城，闻性道与定之诸生谢归昌、补陀僧心莲等人，招募乡民抬出公的家属、宾客和随从等尸体。但最终仍找不到棺材，只好用火化，装入三个大瓮。其中一瓮存放公的骨骸，一瓮存放公四位姬妾、一位妻子、一位孙女以及各婢女的骨骸，另一瓮存放仪部以下人员的骨骸，一同葬在补陀的茶山。茶山是应元修筑宝称庵、用来躲避世人的地方。当时公还有一个孙子茂滋，公留下遗命叫他不要死，以保全宗族祭祀；他被俘带到鄞县，第二年十月才获释回家。茂滋准备背着公的骨骸回去，应元因道路阻塞，叫他先把木主运回去，附葬在祖坟，随后再等待时机。不久茂滋也去世了，公没有后代，应元于是再也没有把公的骨骸运回去，而是亲自住在宝称庵供奉公墓。不久应元也死了，宝称庵倒塌，公墓遂埋没在丛生的荆棘荒草中。雍正丙午年，我游览补陀，僧人带我游览旧迹，我大概都没有前往，却

译先登上茶山，寻找公埋骨的地方，那里还存有一块石头，题着“张相国墓”。隐秀庵的僧人百成是我的族人，他对我说：“您既然已经恭敬地拜过公墓，为什么不撰文记述它呢？” 那块刻有祭祀牲礼文字的石碑，我将设法筹办，使它成为山中的重要遗物。唉，荒山野坟，既没有石麒麟、辟邪和翁仲那样的仪仗，也没有墓田、丙舍可供守墓；既然如此，百成对这件事的恳切，也就更加值得重视了。我深受感动，于是广泛考察唐王、鲁王的野史，参照《明史》，再根据茂滋的叙述，辨析考定其中的异同，写成公的碑文。考据公名肯堂，字载宁，别号鲵渊，是南直隶松江府华亭人。天启乙丑年中进士，除去平民身份后任大名浚县知县。当时流寇正充斥河南、彰德等府，烽火相望，与大名只隔着一条河。公训练民兵，沿河修筑堡垒，编组甲士抵御盗寇；盗寇到来就举炮轰击，没有人敢渡河。大名守卢公象升认为他有才能，命令沿河各县都仿效，于是把这套办法全部推行到京畿南部，后来所谓天雄军就是由此而来。因为考核成绩优异，升任御史。崇祯八年，流贼攻陷凤阳，皇陵受到震惊，公上疏弹劾阁臣，并分条提出五项消灭流贼的方略。不久出任福建巡按，当时巡抚沈公犹龙也是松江出身的良吏，公与他同心剿抚海寇，福建局势稍稍安定；公竭力推荐廉洁的徐公世明，徐公最终被任为安抚使。回朝后掌管河南道，上疏说：监司之间营求争逐，纷乱不堪，凡是自己想去的地方就长期保留，凡是自己想避开的任所就调换地方，借用人才。今年在燕、秦，明年又到闽、粤，道路往返动辄数千里，期限和耽搁往往超过数月，所以一次调动，必然多造成一次扰害。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崇祯十二年，他上疏说：裁减、训练军队的方法，应当以充实屯田、训练屯军为基础。若想求得训练总兵、训练备兵等官员，先从卫所世袭武官中选取，再让他们负责清查核实本屯事务。若想得到士兵，应当立即从卫所官军的余子中选取，再让他们补足长期空缺的军伍。若想筹措军饷，应当彻底查明各卫所军产，恢复原有数额，再责成他们开垦。举荐一个训练官，就可以恢复一个屯职；选拔一个新兵，就可以补回一份旧饷。河北、山东土地相连，只要一方奏效，其余地方便可迎刃而解。奏章下交有关部门议处。当时亡国的弊政，没有比训练和军饷更严重的；屯田虽然有两位巡抚负责，却不过是空话。假如能够按照公的意见切实实行，便可以挽救弊端，但当时已经太晚，最终未能采用。杨嗣昌出任督师，逮捕熊文灿，公知道杨嗣昌一定仍然会采用招抚，便上疏说：熊文灿丧师辱国，如今辅臣出任督师，又一定会用招抚乞求怜悯、伺机行动，请把这种做法明定为禁例。从今以后，凡有人提出招抚之议，若由编入民籍的人和军伍中提出，就按奸细反间罪论处；若由道员、将领、士绅提出，就按通敌罪论处；若由督抚、镇帅提出，就按误国罪论处。奏章送入后，杨嗣昌果然大为恼怒，奉旨责问。崇祯十四年，公说杨嗣昌任事将近两年，贼势日益猖獗，应当解除他的权力。诏书尚未答复，杨嗣昌已经死去。这年冬天，公说如今讨贼的人很多，巡抚之外还有抚治，总督之上又有督师，名位虽然不同，事权却没有区别。如今楚地自行报捷，河南自行报败，甚至南阳失守，灾祸牵连宗藩，督师的职责究竟在哪里？请问如今的督师，是居中调度，把发号施令当作功劳吗？还是分头剿贼，把焦头烂额当作职责吗？如今担任秦、保两地总督的人，是要兼领辖境，彼此形成犄角之势吗？还是遇到贼寇便出兵，只管把军队派出境外吗？如今担任巡抚

译的人，是要一切听从督师命令，进退都由他指挥吗？还是要兼顾贼情缓急，自行选择有利时机吗？所有这些关键问题，都由中枢昏暗地作出决定，诸臣糊里糊涂地承担，直到失地丧师，中枢便责问督抚来替自己开脱，督抚又相互推诿来谢罪，边疆局势于是不可收拾。

译奏章下交有关部门详细议论。当时天子忧劳极甚，逐渐形成急躁苛刻的政治风气，大吏稍微不合意，便把他交司法部门治罪；而荒残地区拖欠赋税达数十万，征收输纳更加急迫，流亡百姓更加多。恰逢大灾荒，二京、山东东西部、河南、陕西等地发生人吃人的惨事。大吏因为军饷匮乏，仍命有关官员照旧催征赋税。公上疏说：“天灾可怕，应当实行宽大政策。”如今任用严酷的官吏，去追求根本不可能征足的粮食，弱者转死沟壑，强者聚集山林，这就是把他们逼成盗贼。长官一概依法办理，监狱挤满了人，盗贼却不能消灭；那些没有做盗贼的人也都因饥饿而奄奄一息，靠什么抵御盗贼？应当颁布大赦条令，免除拖欠，招回流亡，赦免过错，允许改过自新，也许可以挽回上天的意志。恰逢召旧辅周延儒入京，公当面陈述要务，周延儒采纳了公的意见，免除粮税五百多万，清理冤狱数以千计，这些都是公的力量。崇祯十六年，公上疏请求召回并休养诸臣。过去上疏言事的诸臣，有人说群臣任意陈述，罪过不过是形成狂妄愚昧；在圣明之世，稍微从轻降罚，法律姑且使他们困顿受挫。然而考察诸臣所说，有的主张征求财物应当放缓，有的陈述刑狱应当宽大，有的纠正军中功罪混淆，有的争论朝廷名节的重要，有的在大奸臣气焰正盛时揭露他，有的在近侍企图窃取威权时斥责他们，满腔忠心和爱国之情都在天日照鉴之下，偶然受到摧折，便成为被放逐的臣子。即使太平盛世本来没有弃置不用的人，什么官职不能使他们施展才干？然而让他们在低位徘徊，哪里比得上干脆下诏召回？皇帝下旨同意，于是原先被贬的科臣李清等都得到召用。自公掌管河南道以来，凡是陈述政事，都没有陷入当时党争门户的偏激习气，而且都能见诸实行。这一年升任大理寺丞，不久以都御史身份巡抚福建时，调福建军队前往登州，需要军饷七万。公在辞行入朝时当面奏报，说恐怕力量难以突然承担。于是大学士黄公景昉帮助公，请求把其中一半分给广东。刚到任，就平定漳南大盗。总兵郑芝龙过去曾在海上作乱，接受招抚后官至大将，却很依仗巢穴势力而跋扈。郑芝龙招来五十多个大盗，报请交给公任用。公说：“剿灭盗贼是元帅的职责。没有朝廷命令就擅自接受投降，不能只用奏疏报告朝廷。”朝廷下达严旨，把这些人全部斩杀。郑芝龙因此怨恨公。南中拥立皇帝后，派部将周蕃率军协助防守，皇帝用玺书奖谕公。汀州贼人阎王、猪婆营盘踞帘子洞，南赣巡抚李永茂告急，公亲自征讨，招抚数百人，命宁化知县于华玉率领他们勤王。诏令重新起用闽督学郭之奇为翰林，并且破格提拔。公极力陈述这样做不对，事情才停止。南中失守后，郑芝龙的弟弟鸿逵奉唐王前来，公准备奏启迎接。唐王回信说，两京沦陷，陵寝暴露，自己怀有持戈复仇的志向，却没有立足之地，流离海上，几乎成为水中的臣民；只有天南这一片土地，还要依靠先生保障它，以等待中兴。高皇帝在天之灵，实在会护佑这件事。书信送到后，公立即写信约请漳浦黄尚书道周。尚书原先从浙江进入福建，迅速赶到。郑芝龙心中颇为犹豫，但因为是他的弟弟鸿逵迎来的，勉强接受约定。六月监国，七月称制，晋升公为副枢，又晋升为总宪。公当面陈述恢复大业的计划，趁机说江边的祸乱都由罪臣马士英造成，他又加上弃主逃跑之罪。如今听说他在浙江，法律不应赦免。因此唐王登极的诏书中立即宣布他的罪行。马士英叩关自陈，连续七道奏疏都没有被接受，而郑芝龙极力替他请求。诏令说等他收复杭州后才为他申雪。于是马士英最终不能进入，郑芝龙更加怨恨。唐王锐意中兴，只是王后曾氏懂得书籍，又曾与唐王一同被囚在高墙之中，生活清淡、刻苦攻读，彼此怜惜，因此颇多参与外事。唐王临朝时，王后垂帘，在座后共同听政。公上疏说：“本朝高皇后、文皇后，都有圣明善良的德行，帮助成就王业，但都是在宫闱之中默默辅助。” 至于垂帘听政的制度，不是圣明时代所应有的，不可以向远方之人显示。奏疏送入后，曾后十分恼怒，唐王于是疏远公。议论者说，唐王在烈庙时期有英明敏察的声誉，却这样沉溺于内廷宠爱，由此可以知道他不能成就大业。郑芝龙无意恢复，也厌恶公每天劝王亲征，唐王便想贬黜公。但仍因为前次拥立和辅佐有功，晋升公为太子少师，任命为冢宰，仍兼任宪长；同时任用自己的亲信做巡抚，夺去公的兵权，又命公总理留守事务、制造器械、转运粮饷。八月，又派公监临秋试，大概是有意疏远他。不久诏令公以冢宰专掌都察院事务，把铨选事务交给曾公樱。丙戌年正月，公多次上疏请求军队，诏令加公少保兼户部、工部尚书，总制北征。虽然奉旨赐剑，允许抚镇以下官员便宜行事，但终究不过是空话。当时公的孙子茂滋在家，公正派汝应元回去探望他，吴淞军队却起兵，夏文忠公允彝、陈公子龙是首领。汝应元是个雄健俊逸的人，奉公命令带茂滋变卖家产资助军队。福建方面授予应元御旗牌总兵官。后来军队战败，徐公孚远渡海来见公，茂滋也与应元一同到来。他们对公说，吴淞虽然起兵没有成功，但败兵仍然聚集观望；倘若有人招抚他们，只要一声号召，就可以聚集起来。公于是请求让王亲自出征，只从浙东出发，率水师由海路抵达吴淞，招集各军形成犄角之势，这就是所谓水师出征的建议。曹文忠公曹学佺极力赞成，认为求得上天眷顾就在此一举，于是捐出一万饷银催促出发，并说应当乘风迅速启程。公请求让徐公孚远、朱公永佑、赵公玉成参与统领军队，他们都是原吴淞各军的首领。周公之夔原是苏州推官，过去同东林党有嫌隙，到这时居家起兵报国，十分勇敢，而且熟悉海路，所以公也任用他；又以平海将军周鹤芝为前军，定洋将军辛一根为中军，楼船将军林习为后军。诏书晋升公为大学士，出发的日期已经确定。郑芝龙秘密上疏阻止此事，让郭必昌率步兵先于公出发，却命公在岛上等待命令。郭必昌接受命令后，竟一步也没有走出三关，而公只率几艘船入海，在岛上徘徊了半年，朝廷的消息再也听不到，邮递也完全隔绝。六月，朝廷再次下达督师的命令，军需、器械以及三万饷银，都已经被郑芝龙取走。公自己招募到六千人。七月，听说王亲自出兵到延平，并将临幸赣州，正伸长脖子等待消息，郑芝龙却率大军进入，追上了王。

译公悲痛哭泣，发誓不想活下去。当时公驻军鹭门，旁边就是东石，正是郑芝龙居住的地方。适逢周鹤芝的军队到来，劝公说，作为守卫疆土的大臣，疆土失守就应当为之而死；如今公奉的是北伐命令，并不是守疆大臣，不如整顿军队，以便日后再图。公于是加入他的军队。周鹤芝也是从海上起兵的盗首，后来做到大将，但此人忠诚顺从，不是郑芝龙可比，所以公出兵时想让他担任先锋。当时周鹤芝受到杨耿弹劾，公请求宽赦并任用他。郑芝龙投降后，写信招周鹤芝商议事情。周鹤芝在赴约途中遇到公，公阻止他前往。周鹤芝不相信，到了以后，知道郑芝龙决意投降，于是和公谋划出兵，攻破海口各城。大军声势强盛，周鹤芝估计无法抵抗，便由福建进入浙江。有个叫周洪益的人，是荡湖伯阮进的部将，在路上劫持了公。公仓促进入翁洲。翁洲总兵官黄斌卿没有长远谋略，虽然表面上以隆重礼节接待，把公安置在参将旧署中，但公所说的意见都没有被采用。他只是谋求牢固占据翁洲，自我经营以求在海外苟安。周鹤芝商议请求日本出兵，已有成约，大概因为他过去同日本国王交好。黄斌卿从中阻挠，周鹤芝发怒，进入福建。黄斌卿于是自行派他的弟弟孝卿作为安昌王的副使出行。日本没有见到周鹤芝的军队，最终没有出兵。公没有实现志愿，便在园圃中栽花种竹，写作《寓生居记》来表达自己的志向。文中说：“张子因为视察军队的差事，渡海投奔黄侯，在翁侯的馆舍中暂居；我住在参戎旧署，那里有一座旧池台。张子把它修葺治理，经过两个春秋，渐渐有了规模。忽然责问自己说：‘我是什么人？如今是什么时候？不培养运甓的精神，反而亲自做灌园的事情，我大概是得了狂病吧？’偶然读《本草》，看到寓生这种树，另一个名称叫续断，于是又怅然叹息说：‘有这样的事吗？这种树木的类别，岂不就是我吗！这种树栽植时根本不在土中，却能滋长，很像大丈夫立志于四方；它附着在物体上，不靠胶却牢固，很像君子的交往。有这样的事吗？这种树木的类别，正是我啊。’虽然这是这种树木借以自托，但它的生命极其微小，而有利于天下万物的生长却十分广大。我哪里能同这种树相比呢？我一生处世少有合意之处，姓名又常常被人指点，因此不能成为有用之用，像楩、楠、栝、柏那样在当世显赫；又不能成为无用之用，像臃肿弯曲的树木那样以奇异的形态掩盖短处，以至于戴鳌三次倾覆，檠曦两次西斜，孤独地支撑着而群起摇撼，蝥虫先爬上来而从下面射击。渐渐地，朝廷之上长满荆棘，我便成为被沟渠截断的树木；渐渐地，被抛弃之后又有风波兴起，我便成为随水漂流的枯木；渐渐地，遇到出兵征战的命令，必须赴汤蹈火，我便成为漂浮水上的木筏。这时身体像浮萍，身世像飞絮，命运像落叶，忧愁如山，干脆把这七尺之躯交付出去，姑且希望死得其所，我的事情也就完了。哪里还会计较海上有岛、岛中有屋、屋旁有园圃，又有黄侯这样的主人，把我安置在公堂下的幼童榻上呢？既然恰好遇到这种处境，也就恰好寄居于此罢了。听说在桑树下住宿三夜，是竺干氏所呵斥的；而郭林宗在旅舍住一夜，却不妨碍焚扫。我曾考察其中的意思，总认为竺干先生像伯夷，大概把天下没有寄居之处都看作牵累，而想在这里除去这种牵累；郭先生像柳下惠，大概把天下没有寄居之处都看作不适，而想在这里求得安适。如今我将排除无生之累，以求有道之安，那么文山牵船停岸，同易京、郿坞相比，哪一个更险，哪一个更平安呢？它们同在相同气味的根上共享荣枯，却在独自生长的树干上保持坚贞，也不过如此罢了。至于死而不是白死，必定要对纲常有所补益；活着而不是白活，必定要对名教有所帮助。若能像这种树木辅助俞跗、扁鹊，使膏肓之病得以起死回生，那么我正以此自我期许，世人也以此要求我，这就不是这篇文字所能概括的了。然而这些感慨始终萦绕于心。又写信给姚江黄都御史黄宗羲说：“铜盘之战，我哪里敢回头顾惜自己？像漂流的枯木随水而去，哪里还需要借助黄鹄的一根羽毛？这些话都是指黄斌卿擅自发号施令，不肯同各军协力，却想凭据弹丸之地苟延岁月。没过多久，张名振等奉鲁王到来，公竭力劝黄斌卿迎接奉承，黄斌卿不听。各军向翁洲的黄斌卿问罪，他屡战屡败，于是向公求救。公替他上疏请罪，请求让他改变态度、侍奉君王。张名振等人不同意，黄斌卿于是死去。王进入翁洲，任命公为大学士辅政。公腾出自己的府邸作为王宫。当时随王而来的有太保沈阁部沈宸荃，他因为公年高德劭、素有声望，推让公担任首辅。沈宸荃因病请求退休，公独自任宰相，并加太傅。张名振杀死王朝先时，公竭力为之解救却没能成功，国事全部归张名振掌管，公也无法参与其中。每次寄发书信、派遣使者，十九次都不合心意，于是愤恨得不吃饭，整天口中念念有词。然而公老成持正，朝廷内外都倚重他。翁洲有人想把女儿嫁给王，公听说她曾经已经许配给别人，便上疏劝谏，王立即拒绝了这门婚事。在府邸中修筑雪交亭，两旁各栽一株梅树和一株梨树，花开时两端相接。” 公曾叹息着对苏兆人、汝应元说：“这就是我的止水。”兆人回答说：“公若死，兆人一定不独活。”公抚摸着他的孙子茂滋，回头对汝应元说：“我把身后一线希望托付给你，可以吗？”应元说：“好。”于是应元披上黑衣前往补陀，而兆人始终跟随公。又过了两年，大军到来，张名振奉王攻打吴淞，想以此牵制大军，并让公留守。公派荡湖伯阮进在大洋迎击，风向反转，军队覆灭。大军直抵城下，安洋将军刘世勋坚守，力量耗尽，城池陷落。前一天夜里，少保、礼部尚书吴公稚山到来，作《永诀词》说：‘虚名二十年，耽误了尘世；晚年徒然忧愁，想学圃中闲居；难以写出像陶靖节那样的归来之歌，姑且歌咏正气。’续写文山先生君恩未报，只是徒然增长遗恨。臣子的节操没有亏损，能克服艰难，把它留给千秋青史之笔。‘衣冠’二字，不要轻易删去。于是召集家属说：‘不要让人侮辱我们直到天明。’各位姬妾方氏、周氏、毕氏，以及长媳沈氏——她就是茂滋的母亲——和孙女茂漪，都先行上吊。姜氏姬妾投水，毕姬先跳下去。姜姬阻止她说：‘即使死，也应当有先后次序，不要匆忙。’

译公说：“好。”于是按次序先后上吊，连同各位仆妇、婢女中跟随殉死的人。公对茂滋说：“你不能死，赶快离开。但能否保全性命，也不是我能保证的。”公上吊后，屋梁上的尘土刚刚震动，家人就来报告说苏仪部已经在廊下上吊了。公急忙呼喊取酒，前去祭奠他说：“你稍等一会儿，我随后也再上吊。”这是九月初二日。茂滋狂喊着想一同赴死，中军将林志灿、林桂扶着他。他刚走出门，乱兵便聚集过来。茂滋逃脱，林志灿、林桂等人战斗而死。守备吴士俊，以及家人张俊、彭欢，都割断脖子而死。茂滋不久被捕，他能够活下来，是依靠汝应元以及鄞县诸生陆宇燝、前户部董守谕、董德偁、崇明诸生宋龙、大名府前乡贡进士萧伯闇、福建刘凤翥、定海诸生范兆芝等人营救才得以免死，详细情况见茂滋所著《余生录》。自从天兵南下以来，所到之处几乎没有经过血战；以一郡抗命的有赣州、金华，以一县抗命的有江阴，至于翁洲不过是像黑痣一样的孤岛，却竟然相互支撑抵抗，造成许多杀伤，使各位将领都认为这是南下以来前所未有的战事，在两京面前几乎也称得上光彩。这样看来，元老公报效国家的行为，确实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了。唉！公凭借经世济民的才干，任地方官就是循吏，进入台省就是著名的谏臣，统领军队就是贤能的节度使，可是这些任职都没有持续多久，未能施展才用，竟遭逢丧乱。他最初在闽中辅佐拥戴君王，事情还或许可以有所作为；后来受困于强悍的将帅，以及己丑以后，不过是在延续残余的气息罢了。在肃鲁、定西、平西、荡湖、虎等势力争斗之时，公卿大臣处境危如朝露，幸亏凭借公极其真诚的品德和长期积累的声望从中调护。试读《寓生亭记》，使人黯然神伤，孤苦惶恐的情形仿佛就在眼前。他所说的‘死而不白死’，就是止水先前的忏悔。补陀是大士的道场，虽然儒者未必相信这些说法，却能安葬公的遗骨，海岛也因此有了光彩。制府听说公有《绝命词》的手迹，悬赏征求，有一名老兵得到后献上，制府要赏赐他，他不接受，说：‘只是为了安慰公昭示忠心的意愿，并不是贪图公的金钱。’听到这件事的人都认为他贤德。公一生以经世致用为学，不以辞章自我表现；到了萧寥岛上，才开始稍稍写作，用来排遣日子，却高雅而有承平时代遗留下来的风致。可惜兵乱之后，保存下来的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而雪交亭自从战乱以后，公所栽的一株梅、一株梨，唯独没有受损。浙东各位遗民，如黄公宗羲在姚江承接这一传统，高公宇泰在甬上承接这一传统。直到今天，两个郡也都各有一座雪交亭。铭文说：小白华峰上睡香花轻盈飘动啊，海印池边玉盘盂大得像船啊；穿着白衣、插着素簪，足以享受清雅的欢乐啊；远远望见雪交亭，南枝团团相拥啊；公啊，乘着箕星，在这里遨游啊；百年之后经过这里的人会说：‘这是唐代宰相鲁公的墓道啊。’ ○《明太傅大学士张公神道碑侧记》。唐代颜太师撰写《宰相宋广平公神道碑》，另有《神道碑侧记》，大概就是碑阴的一种文字，用来补充碑文中没有写到的内容。我写完《张太傅碑》后，隐秀庵僧人百城说，苏仪部跟随公而死，虽然此事已经见于碑文，但还没有写出详情，请我另作记述。于是我援用宋广平神道碑的体例，略写一篇，附在碑侧。苏仪部名兆人，字寅侯，是南直隶苏州府吴江县人。为诸生，年轻时就拜太傅为师。江南失守后，逃亡到海上。太傅在翁洲任相时，推荐他授任中书舍人，不久晋升为仪部主事。他曾对太傅说：‘先生将来一定会为国事而死，兆人应当做先锋。’当时江阴黄公介子殉节，有人传出他在狱中的诗。到了翁洲，太傅和作一诗说：‘人生死如蜉蝣，一瞬即过；到如今，头顶和脚底都正好受到磨砺。三年碧血酿成千秋之血，方寸丹心排除万丈妖魔。临近安眠才知道亲近日月，骑鲸而去仍觉得劫后风波。六十年已经过去，姑且顺应变化，何必徒然叹息年老呢？’仪部也和作说：‘人生如寄，容易过去。忠孝是家传旧业，长期揣摩；不改变衣冠，便可以做士人。’ ‘错误地改变头面，立即就会成为魔鬼。浮云从我身边经过，空去一切境界；止水般澄澈内心，平定众多波涛。’从容就义，是古人所崇尚的；浩然正气离去之后又将怎样呢？吴尚书稚山以下的人都作诗唱和。当时海上各位大臣早晚聚集，只以相约一死为念。等到翁洲陷落，太傅作《绝命词》说：‘保全头发，严守〔缺字〕；扶持大明，以一死求生。孤忠只自我期许，义重而此身轻。’ 他把这首诗写在衣服上，先向太傅拜别，说：“兆人要走了。” 随即在雪交亭下上吊。太傅拜谢并哭泣，洒酒祭奠后也上吊了。鄞县户部郎董守谕作《翁洲七哀诗》，第一首写太傅，第七首就是写仪部。唉！太傅在甲申以前已经做到开府，肩负天下重望，如果不死，就没有办法面对鲁、卫之士。仪部刚在荒乱的朝廷中受了一项任命，便唯恐舍生落后；他给师门增添的光彩，不是很大吗？况且太傅绝无不死的道理，而仪部却像唯恐他不能决断一样，以自己的身体先行，比起为文山活着祭奠的人，更为悲苦。洛伽山水清丽美好，仪部将长久跟随太傅在其中遨游。从前文山幕府中，像赵时赏、杜浒一类人，同室同穴、生死相随的人很少。这可以说是太傅师弟之间师承渊源的一件乐事了。《鲒埼亭集》卷第十一，鄞县全祖望绍衣撰，余姚史梦蛟竹房校。碑铭 ○《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译康熙三十四年，岁在乙亥，七月初三日，姚江黄公去世。他的儿子百家为他写了行略，想请门生郑高州梁撰写墓道文章，却没有写成。后来又托付给朱检讨彝尊，也没有完成。直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仍没有墓碑。然而我读行略，其中本来就有许多内容写得很少、没有穷尽，大概当时仍不免有所忌讳。公的理学和文章，圣祖仁皇帝已经知道，本来应当光耀百世。只是公一生的事实非常繁多，世人称说他，不过说他早年成为党锢之人，后来成为遗逸；而其中经历的世事变迁、起兵请援、参与逃亡等大案，有些是史官没有详细记载的。如今已经再过两代，又有幸遇到圣明天子荡然扫除文字之禁忌，如果不赶紧为他表彰，这些事还会日渐湮没。于是因为公孙千人的请求，搜集公的遗书，参照行略，写成一篇文章，让他带回去刻在墓碑上，也作为送交史馆修史的基础。公去世后，门生私下给他定谥号为‘文孝’。我认为私谥不是古制，况且这是温公不愿加给横渠的谥号，恐怕不合公的本意，所以不采用。但公历任南明的官职，也不必隐瞒。近来看到《明史》记载乙酉以后各位大臣，未尝不援引炎兴年间的先例，大书特书。公名宗羲，字太冲，天下人称为梨洲先生，是浙江绍兴府余姚县黄竹浦人。忠端公黄尊素的长子，母亲是姚氏；其祖父以上的世系，详见《忠端公墓铭》。公还在童年读书时，就不琐碎拘守章句。十四岁时补为诸生，随父亲到京城官邸求学。忠端公让他学习科举业，公并不十分留意。每到深夜仍秉烛读书，不读经艺。忠端公是杨涟、左光斗的同道，魏忠贤的势力日益扩张，诸位士人早晚来往，屏退左右谈论时事；有时密封的紧急文书送到，只有公在父亲身旁，因此更加完全了解朝廷中清流与浊流的区别。忠端公死于诏狱，家门危急，而公奉养祖父，以孝顺闻名。他夜间读完书后呜呜哭泣，却不让母亲知道。庄烈帝即位时，公十九岁，袖中藏着长锥，起草奏疏进京为父申冤。到了京城，魏忠贤已经被磔刑，有诏书规定，死于宦官祸乱的人，追赠三品官；其子按所赠官品级获得荫封，祖父也按该官品级祭葬。公谢恩之后，立即上疏请求诛杀曹钦程、李实。忠端公被削籍，是曹钦程奉魏忠贤旨意弹劾所致；李实则是造成丙寅之祸的人。皇帝下旨后，刑部赶快审讯。五月会审时，许显纯、崔应元同公对簿，公取出袖中长锥，刺许显纯，锥刺得显纯全身血流不止。显纯自己辩称，他是孝定皇后的外甥，法律中有议亲的条款。公说，显纯同宦官结党作乱，忠良都死在他手里，应当同谋反罪一样论处。谋反之罪，连亲王高煦尚且不能免于诛杀，何况皇后的外戚；最终判二人斩刑（行略误作判二人立即处决、不必等候时日，今据《逆案》）。妻子儿女流放迁徙。公又殴打崔应元的胸部，拔他的胡须，回去后在忠端公的神主前祭告，又同吴江周延祚、光山夏承一起用锥刺狱卒叶咨、颜文仲、应时，直到他们死去。当时曹钦程已经列入逆案。六月，李实辩解说原奏并不是自己写的，原来是魏忠贤取来他的印信和空白奏本，命李永贞填写，所以墨迹写在朱批之上。李实又暗中送给公三千金，请求不要质问他。公立即上奏揭发，说李实到了今天还能够贿赂公行，那么他的辩解哪里值得相信？又在对簿时用锥刺他。然而丙寅之祸确实是李永贞填写空白奏本造成的，所以李永贞判死罪，而李实最终得到减刑。案件结束后，公和一同遭难者的子弟在诏狱门中设祭，哭声如雷，传到宫禁之内。庄烈帝知道后叹息说：‘忠臣的孤儿，实在使朕心中悲伤。’公回去料理完忠端公的葬事，便尽力钻研学问。忠端公被逮捕时曾对公说：‘学者不能不通晓史事，可以读《献征录》。’ 公于是从明代十三朝实录读起，上溯二十一史，没有不专心研究的，最后归结到各部经典。研究经学之后，又旁求九流百家；对于各种书，没有不浏览的。他对科举之学禁锢人的一生感到愤慨，思考改变这种状况的方法。家藏的书全部翻出来，读不完就抄录。乡里世代治学的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以及〔缺字〕氏，多年搜求典籍；他所到之处，走遍大街小巷，搜寻购买旧书。傍晚让一个童子肩挑书籍回来，连夜用丹砂、铅粉校读，第二天又出门搜书，通常都如此。当时山阴刘忠介公在蕺山倡导学术，忠端公遗命让公跟随他游学；而越中承袭海门周氏遗绪，把儒学引入佛学，石梁陶氏奭龄是其中领袖，传承其学的有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王朝式等人，鼓动狂澜，翁然成群，公也跟随他们。姚江学术的传统到这时大为败坏，忠介为之忧虑，却没有办法谋划对策。公当时门下年纪还小，却奋然起身说：‘这是什么话？’于是约集吴越两地六十多名才学出众的学生，一同侍奉讲席，竭力摧破他们的学说，使那些恶言不能传到耳中。所以蕺山弟子如祁章等诸公，都以声名和德行受到尊重，而在帮助老师抵御侮辱这件事上，没有谁比得上公。蕺山的学说专门谈论心性，而漳浦黄忠烈公兼谈象数。当时有人把他同程、邵两家相比，公说：‘这是开创事物、成就事务的学问。’于是拿出自己研究的律历诸家著作，互相疏证，很多地方不约而同地相合。一时间，听说公名声的老前辈争相邀请他来讨论裁定。经学方面有何太仆、天玉，史学方面有〔缺字〕侍郎〔缺字〕，无不倾倒书箧而来，又满载而归。于是公在南雷建立续抄堂，想承接东发的学术传统。阁学文文肃公曾看过公的行卷，说：‘这个人将来应当以伟大的著作闻名于世。’都御史方公孩未也说：‘这是真正的古文种子。’公有弟弟宗炎，字晦木；宗会，字泽望；二人都具有非凡才华，公亲自教导他们，没几年便都声名大振。于是儒林中有‘东浙三黄’的称呼。魏忠贤党羽禁锢东林时，东林的声势又兴盛起来。慈溪冯都御史元扬兄弟，是浙东的领袖。每月评议人物，等待公来作定论。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宦官又掌权，于是逆案中的人纷纷戴冠出仕，共同期待复起。朝廷中那些死灰复燃的臣子，有的推荐霍维华，有的推荐吕纯如，有的请求恢复涿州冠带。阳羡从山中出仕，已经特别起用马士英为凤阳督师，把他作为援助。

译阮大铖逐渐成为东林党人，常熟人也因退闲已久，想要互相依附唱和。唯独南京太学诸生，竟然以东都的清议自持，出面困阻他。于是针对阮大铖在南京观望，作了《南都防乱》揭。宜兴陈公子贞慧、宁国沈征君寿民、贵池吴秀才应箕、芜湖沈上舍士柱，共同商议推举东林子弟中无锡顾端文公的孙子顾杲为首，天启年间遭难的各家则推举公为首，其余依次列名。阮大铖对他们恨之入骨。这是戊寅年秋七月的事。荐绅方面则由金坛周仪部镳实际主持。有人说，庄烈帝十七年间的善政，没有比坚持确定逆案更大的；而太学的清议也足以使奸人的胆寒，使君主听到这些意见后，对防范限制更加坚定，那么这份揭帖的功劳不能说不大。壬午年入京，阳羡想推荐公任中书舍人，公竭力推辞没有就任。一天在市中游览，听见铃铎声，说：‘不是吉祥的声音。’便立即南下。不久大军果然进入。甲申年祸乱发生，阮大铖在南京突然得势，于是追究揭帖中的一百四十个姓氏，想把他们全部杀掉。当时公正要前往南京，在宫阙下上书，灾祸便发生了。公的乡里中有个宦官党羽首先弹劾刘忠介公，并牵连他的三位大弟子，即祁都御史彪佳、章给事正宸和公。祁、章二人还列在仕籍中，而公因为上朝不入坐、宴饮不参与，名声却被挂在弹劾案中，听到的人都感到震惊。接着乡里的宦党徐大化有个做光禄丞的侄子，又上疏弹劾，公于是同顾杲一起被逮捕。太夫人叹息说：‘章妻滂母，竟然都集中到我一人身上了吗？’陈贞慧也被逮捕到案。周镳判死刑，沈寿民应诏，吴应箕、沈士柱逃亡。桐城左氏兄弟加入宁南军，晋阳之战中，马良玉虽然是为躲避流寇而行动，但阮大铖却认为这是揭帖中人物所为。公等人惴惴不安，尚未发出逮捕文书，大军已经到来，因而得以免祸。南京归降后，公踉跄回到浙东，而刘公已经殉节，门下弟子也有许多人殉死。孙公嘉绩、熊公汝霖则率一旅之师划江而守。公召集黄竹浦子弟数百人，跟随各军在江上作战。江上的人称他的部队为‘世忠营’。公请求援引李泌以布衣入幕的旧例，想以布衣身份参军，未获允许。授予职方郎中，不久因柯公夏卿与孙公等交相荐举，改任监察御史，仍兼任职方郎中。当时王骄横跋扈，各处乱兵也因此滋生。总兵陈梧从嘉兴乍浦渡海到余姚大肆掠夺，王职方正中当时正在代理县事，便集合民兵将他击杀。乱兵大为喧闹，有人想罢免正中以安抚各营。公说：‘借丧乱来满足私欲，招致众人愤怒，这是贼人。正中守卫土地，本来就应当为国家保护百姓，有什么罪？’监国认为他说得对，不久把公所撰《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颁行浙东。马士英在方国安军营中，想入朝，朝臣都说应当杀他。熊公汝霖担心他挟持方国安为患，也委婉地说：‘现在还不是杀马士英的时候，应当让他立功自赎。’公说：‘各位大臣只是力量不能杀他罢了。《春秋》中的孔子，难道能够加罪于陈恒吗？但不能说陈恒不应当被杀。’熊公向他道谢。公又写信给王之仁说：‘诸位为什么不沉舟决战，从赭山直奔浙西，却每天在江上放船鸣鼓，去攻打已经有防备的地方？大概是存心自守。区区三个府，要供养十万军队，北兵即使一箭不发，一年以后恐怕也难以支撑，这样守着有什么用？’又说：‘崇明是江海的门户，为什么不派兵扰乱那里？也足以分散江上的兵力。’ 听到的人都认为公说得对，却不能采用。张国柱渡海到来时，各营大为震动。朝廷商议想封他为伯，公对孙公嘉绩说：‘这样一来他会更加横行，将来怎么办？’于是请求署任他为将军，朝廷采纳了。公在仓促纷乱之际，坚持议论，声势严正，强悍的将帅也被道义震慑，不敢加害于他。自从公竭力陈说西渡的策略，只有熊公曾两次率所部西行，攻下海盐，但军力薄弱，不能继续前进而返回。到这时，孙公嘉绩把所部的火攻营士卒全部交给公，公同王正中合军，共得三千人。王正中是王之仁的侄子。他以忠义激励自己，公深深同他结交，使王之仁不因个人私意妨碍军务。所以孙、熊、钱、沈各位督师都得不到军饷，唯独王正中和公的两营不缺粮食。查职方继佐因军中发生变乱，披头散发逃到公的营中，躲在床下。公召来他的士兵斥责并使事情平定。于是替继佐整治船只，让他一同西行；军队渡海扎营于潭山，烽火遍布浙西。太仆寺卿陈潜夫率军同行，尚宝司卿朱大定、兵部主事吴乃武等也都来会师。商议从海宁夺取海盐，随后进入太湖，招募吴中豪杰；百里以内，牛肉和酒每天送来，军容十分整齐，直抵乍浦。公约定让崇德义士孙奭等人作为内应，恰逢大军已经严密布防，不能前进，于是又商议再次出兵。而江上的军队已经溃败（按：这次战役中，王正中实际上是战败而归，公为王正中作墓表时不免有夸饰，我考订后加以订正，不敢失去事实）。公立即返回，进入四明山结寨自守，愿意跟随的余部还有五百多人。公驻军杖锡寺，换上便服偷偷出行，想探听监国的消息，为护卫随从作准备，并告诫部下同山民友好相处。部下不能完全遵守军纪，山民害怕惹祸，暗中焚毁营寨，部将茅翰、汪涵为此战死。公无处可归，于是姚江一带到处搜捕他，檄文接连下达。公带着子弟逃入剡中。己丑年听说监国在海上，便同都御史方端士前往，晋升为左佥都御史，又晋升为左副都御史。当时朝廷正派使者授予各山寨军队官爵，公说各营之中势力没有超过王翊的，他一心忠于王室也没有超过王翊的。各营文臣动辄自称都御史、侍郎，武臣自称都督；不自我夸大的也没有超过王翊，应当优厚授予他的爵位，让他总领各营，保卫海上。朝臣都认为他说得对。定西侯张名振却不高兴。不久大军包围健跳，城中危急万分，公准备好靴刀等待命运，荡湖伯赶来救援，才得以免难。

译当时各位将帅比方国安、王之仁更加凶悍，文臣稍有不同意见，立即就会招来祸患；如熊公汝霖因非正常原因而死，刘公中藻因失去援助而死，钱公肃乐因忧愤而死。公失去军队后，每天同尚书吴公锺峦坐在船中，整肃衣襟讲论学问，闲暇时只给《时泰西回回三历》作注授读而已。公跟随君王逃亡时，太夫人还住在故乡，而朝廷下诏说，对于前朝遗臣中不顺从命令的人，要登记其家属上报。公听后叹息说：‘主上因为我是忠臣之后才倚仗我，我之所以奔波不忍离去，正是这个缘故。如今心绪已经乱了，我不能做姜伯约了。’于是向监国陈述情况，请求改换姓名，秘密取道回家。公回乡时，吴公摇着三板船送他到二十里之外，涛声中传来呜咽之声。这一年，监国从健跳到翁洲，又召公副同冯公京第一起请求日本出兵，到达长崎却未获准许，公作《式微》诗章来感动将士（这是冯公第二次请求日本出兵）。公从桑海变乱中归来后，闭门隐居，东迁西徙，没有安定居所。当时大帅治理浙东，凡是得到名册、同海上有联系的人，立即加以剪除。公在海上的地位列于卿位，江湖侠客多来投奔寄居；冯侍郎京第等人在杜岙结寨，都是公的旧部，但风波震荡，互相倾轧每天不断。当权者把冯、王两位侍郎和公的姓名一同悬挂在象魏之上，又有人向大帅告发，称公为首要人物，而公仍然带着帛书，想招降婺中镇将，使其从南面援助。此时正在搜剿沿海各山寨中潜伏、同海上势力相互呼应的人，山寨中的诸位公卿相继死去。公的弟弟宗炎首先因为有证据显示同冯侍郎交往而被捆绑，刑期已经确定。公秘密到鄞县，用计谋把他救出。辛卯年夏秋之交，公派间谍进入海上报告警情，命令对方作好防备，但未能成功。甲午年，定西侯的间使到来，在天台被捕，于是又牵连逮捕公。丙申年，慈水寨主沈尔绪的祸事发生，也把公列为首犯。公之所以能够不死，都是上天的幸运，但公并没有因此恐惧。熊公汝霖的夫人将被逮捕押往燕地，公替她周旋保护，使她得以逃脱。后来海上的战事完全消歇，公再无希望，于是奉太夫人回到故乡。此后才竭尽全力著述，四方来求学的人也逐渐到来。公曾自称，他在蕺山受业时，很喜欢成为气节严峻的一流人物，又不免受到科举习气牵累，所得还很浅薄。经历患难之后，才有了更多深造，于是胸中的阻塞全都消释了，并追悔自己过去所学的是不合时宜的学问。大概公并不以年轻时的成就自满。来求学问的人已经很多，丁未年又在越中重新举行证人书院的会讲，以延续蕺山的学术传统。不久，东面的鄞县、西面的海宁，都请公主持讲学，大江南北的追随者成群聚集，地方长官也有时参加会讲。后来抚军张公以下的人都请公公开讲学，公不得已答应了，但这并非他的志愿。公说，明代人的讲学承袭语录的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本，把书束之高阁，只从事于游谈，所以向他求学的人必须先彻底研究经书。经学是用来治理世事的，这样才不会成为迂腐儒生的学问；因此又兼令他们读史。他还说，读书不多，就无法验证这些道理的变化；读得多却不在心中求证，就会成为俗学。所以凡是接受公教导的人，都不会陷入讲学的弊病。公以濂洛学统为基础，会通各家：横渠的礼教，康节的数学，东莱的文献，艮斋、止斋的经制，水心的文章，无不旁推互通、珠联璧合，这是历来儒林中从未有过的。康熙戊午年，诏令征召博学鸿儒，掌院学士叶公方蔼先作诗寄给公，劝他启程赴召。公依韵作诗，勉励他继承庄渠、魏氏失传的学问，并告诉他自己不愿出仕的心意。叶公向公的门人陈庶常锡嘏商量说：‘这是要让先生成为叠山、九灵那样以身殉道的人啊。’ 但叶公已经当面向御前奏报此事，锡嘏听说后大为惊慌，再次前往辞谢，叶公才作罢。不久，又有诏令让叶公和同院学士徐公元文监修《明史》。徐公认为公不是能够召来参加考试的人，但或许可以聘请他修史，于是同前大理评事兴化李公〔缺字〕一起奉征召诏书，督抚按礼节敦促送行。公以母亲已经年老、自己也年老多病为理由推辞。叶公知道必定不能招致公前来，便请求下诏给浙江督抚，把公所著涉及史事的书抄录送入京城。徐公延请公的儿子百家参与史局，又征召鄞县万处士斯同、万明经言一同修史，他们都是公的门人。公写信回答徐公，开玩笑说：‘从前听说首阳山的两位老人，把孤儿托付给尚父，于是得以吃三年薇菜而面色不变。如今我把儿子派去跟随您，您就可以安置我了。’当时圣祖仁皇帝专心于纯正学术，表彰儒学，不遗余力。大臣中也有许多亲身实行君子之道的人，朝堂之上钟声和吕声相互应和，只是都以不能招致公为遗憾。左都御史魏公象枢说：‘我一生想见而没有见到的有三个人：夏峯、梨洲、二曲。’工部尚书汤公斌说：‘黄先生论学如同大禹疏导洪水，导引山脉，脉络分明，是我们这一学派的斗杓。’ 刑部侍郎郑公重说：‘如今向南望有姚江，向西望有二曲，足以昭示道术的兴盛。’兵部侍郎许公三礼曾任海宁知县，跟随公学习三易、洞玑；后来在京城做官，仍然每年写信请教。庚午年，刑部尚书徐公干学值班时，向皇上谈到遗民遗献，又推荐公，并说：‘我弟弟元文曾经上奏推荐过他，他年老不能来，除此之外再没有同类人物。’皇上说：‘可以召他进京，我不授予他职事；如果他想回去，就派官员送他回去。’徐公以公年老笃实作答，担心他没有前来的意思。皇上于是感叹，像这样得到人才真是困难。唉！公是前朝遗臣，大概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最终以大儒高龄受到皇帝知遇，又始终保全节操，不能说不是贞元之治在护佑他。公在戊辰年冬，已经亲自营造生圹，在忠端公墓旁修建墓穴，中间放置石床，不使用棺椁，子弟对此感到疑惑。公作《葬制或问》一篇，援引赵邠卿、陈希夷的事例，告诫身后不得违背自己的命令。公自认为亲身遭逢国家变故，只希望身体迅速腐朽，却不愿明说其中缘故。公即使年过八十，仍不停著书。乙亥年秋天，卧病数日后去世，遗命只用一床一被，立即以他平时所穿的角巾深衣入殓，享年八十六岁，于是不置棺木而安葬。

译妻子叶氏，封为淑人，是广西按察使宪祖的女儿。三个儿子：长子百药，娶李氏，继娶柳氏；次子正谊，娶孙氏，孙氏是阁部忠襄公嘉绩的孙女、户部尚书延龄的女儿，后来又娶虞氏；次子百家，聘王氏，王氏是侍郎翊的女儿，未及成年便殉节，后来娶孙氏。百药、正谊都先于先公去世。三个女儿：长女嫁朱朴，次女嫁刘忠介公的孙子茂林；忠端被逮捕时，忠介前去送行，二人当时已经预先订下婚姻；三女嫁朱沈。孙子六人，千人是最小的。孙女四人。公所著《有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是有明三百年儒林的渊薮。经学著作有《易学象数论》六卷，极力辨明河洛方位图说的错误，并遍论各家学说：其中依附于《易》、似是而非的列为内编，明显违背《易》而仿造其说的列为外编。《授书随笔》一卷，是淮安征君阎若璩向公询问《尚书》、公回答他的问题。《春秋日食历》一卷，辨析卫朴所说的谬误。《律吕新义》二卷，是公年轻时曾取余杭竹管，选择管壁厚薄和内径均匀的，截成十二律及四清声来试验，因而推广论述所得。又因为蕺山有《论语》《大学》《中庸》等解说，唯独缺少《孟子》，于是疏解成《孟子师说》四卷。史学方面，公曾想重新修撰《宋史》而未能完成，只留下《丛目补遗》三卷；辑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有赣州失事》一卷、《绍武争立纪》一卷、《四明山寨纪》一卷、《海外恸哭纪》一卷、《日本乞师纪》一卷、《舟山兴废》一卷、《沙定洲纪乱》一卷、《赐姓本末》一卷；又有《汰存录》一卷，是纠正夏考功《幸存录》的著作。历法方面，公年轻时便有神妙的领悟；在海岛时，面对古松流水，布算筹声簌簌，曾说勾股之术本是周公、商高的遗传，后人失传，使西方人得以窃取其传。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假如》一卷、《西历回历假如》各一卷，此外还有《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圜要义》等书，共若干卷。（行略中还说有《元珠密语》，其实不是公所作。）后来梅征君文鼎依据《周髀》论历法，世人惊叹为失传的秘术，却不知道实际上是公首先开创的。文集方面，有《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子刘子行状》二卷、《诗历》四卷、《忠端祠中神弦曲》一卷。后来又分编为《南雷文定》，共五集；晚年又定为《南雷文约》，如今合计共有四十卷。《明夷待访录》二卷、《留书》一卷，都是辅助君王的谋略。昆山顾先生炎武读后感叹说：“三代的政治可以恢复了。”《思旧录》二卷，追述山阳旧日朋友，其中有许多考订史事的文章。公又选取明代三百年的文章编成《明文案》，后来扩充为《明文海》，共四百八十二卷；公自己说，其中有许多地方与十朝国史相互驳正、参订，另请李隐君邺嗣编《明诗案》。隐君的书尚未完成便去世了。晚年除《明儒学案》外，又辑《宋儒学案》《元儒学案》，以记录七百年来儒学界的流派。除《明文案》外，又辑《续宋文鉴》《元文抄》，用来补足吕、苏两家的缺漏，尚未编成便去世了。又因为蔡正甫的著作失传，作《今水经》。其余还有《四明山志》《台宕纪游》《匡庐游录》《姚江逸诗》《姚江文略》《姚江琐事》《补唐诗人传》《病榻随笔》《黄氏宗谱》《黄氏丧制》以及自著年谱等书，共若干卷。公论文章，认为唐代以前句子短，唐代以后句子长；唐代以前用字华美，唐代以后用字质朴；唐代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代以后如平原旷野。因此唐代以后是一个大变化，但文章的美丑并不由此决定。变化的只是词语，不可变化的东西，即使千古以来也始终如一。这足以扫除近人刻意摹仿字句的陋习。所以公的文章不拘一家。晚年忽然喜爱谢皋羽的文章，是因为他所处的境遇相同。公虽然不接受征召，史局遇到重大案件却必定向他咨询。本纪删去了诚意伯撒座的说法，因为太祖实际上是奉韩氏的。历志出自吴检讨任臣之手，总裁千里写信请公审订，之后才定稿。公认为《宋史》另立道学传，是元代儒者的陋见，《明史》不应沿袭这一做法。当时朱检讨彝尊正有此议。汤公斌拿出公的书给众人看，于是删去了道学传。公为讲学诸公辨明：康斋没有与弟弟争讼田产的事，白沙没有张盖出都的事，一洗前人的诬陷。关于党祸，他认为郑鄤杖打母亲的说法并不真实；关于寇乱，他认为洪承畴杀贼数量极多的说法很荒诞。至于忠贞而死者的记载，尤其多有确切考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例如宦官之难中，丁干学因被关在窗下而死；甲申之变中，陈纯德被俘后遭杀害而死；南方的灾难中，张捷、杨维垣因逃窜而死。史局依据这些材料来删削编纂史书。地志也多采用公的材料。《今水经》则是考证之作。大概自汉、唐以来的大儒，只有刘向的著述大半被收入班固的史书：如《三统历》收入《历志》，《洪范传》收入《五行志》，《七略》收入《艺文志》，他续写《史记》的内容也散见于各传。《列女传》虽然没有直接收录，也被范晔的史书所取法。公在两千年后兴起，继承了这一传统。公写了许多碑版文章，对于表彰遭遇国难的诸公尤其尽力。至于那些遗老手持军持、隐晦自处的人，过了很久有的竟然传法登堂。公说：“这些人是不甘心做异姓的臣子，却反而甘心做异姓的儿子。”所以公所赞许的，只有我们乡里的周囊云一人。公的弟弟宗会晚年也喜好佛教，公反复劝说他不可这样。公对于异端之学，即使对那些借此托身逃避的人，也仍不肯稍加宽容。公当初在南京时，社友归德侯朝宗每次吃饭都必定让歌妓陪侍。公说：“朝宗的父亲尚书还在狱中，竟然还能宴饮享乐到这种地步吗？我们这些朋友如果不劝说，就是损友。”有人说：“朝宗天性不能忍受寂寞。”

译公说：“一个人如果不能忍受寂寞，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当时众人都赞叹这是名言。后来选编《明文》时，有人说朝宗不应再列入其中。公说：“姚孝锡曾经做过金朝的官，元遗山最终还是收录了他；南冠的例子并不把他看作金人，是因为要推究他的内心。朝宗也是这样。”由此可知，公评论人物虽然严格，却从来没有不宽恕。绍兴知府李铎以乡饮大宾的名义来邀请，公说：“我以老病为由辞却圣天子的召见，难道还能贪图奉养而去做宾客吗？”最终推辞不去。公晚年更加喜爱聚集书籍，所抄书籍来自鄞县的天一阁、范氏，歙县的丛桂堂、郑氏，禾中的倦圃、曹氏，最后还有吴地的传是楼、徐氏。但他曾告诫学者说：“应当用书籍来明白自己的心，不要玩弄外物而丧失志向。”对于参与听讲的当政者，他说：“诸位爱护百姓、尽心任职，这就是应当时时学习的学问。”公死后，故居遭遇一场水灾和一场火灾，遗书荡然无存，几个孙辈仅靠耕田读书维持生活。乾隆丙辰年，千人来到京师，谈及先人的遗泽，久久怅然。如今的大理寺卿、休宁人汪公漋，是郑高州的门生。他在浙江督学时，为公置办祭田，以守护他的墓地。高州的儿子性，又在家中建立祠堂，每年春秋仲丁举行祭祀，用少牢祭祀，并把公的遗书收藏在祠中。于是嘱托我说：“先人已经去世，了解黄氏学说的人，只有您了。”我于是为他写铭文说：鲁国尚且只有一位儒者，何况他还是甘陵党人中的一员、籍贯厓海的孤臣；寒冷的光芒熠熠闪耀，在南雷的村庄里，经过亿万年，我所作的铭文也不会磨灭。公有《日本乞师纪》，但只记载冯侍郎奉命出使的始末，对于公自己没有涉及。各家也没有说公曾经东行，只有《避地赋》中写道：“经过长埼和萨斯玛啊，正要粉饰太平。招来商人用书籍装满船只啊，七曜沿着东京运行。我既厌恶这种奢侈啊，占卜者也说皇帝将被杀。青龙返回旌旗向西行啊，为什么反而陷在泥中？”由此看来，公曾经和冯侍郎一同前往日本，后来却隐讳不提。只是在赋中略微显露了这件事。我拿这件事询问公的孙子千人，他也惊愕地说不知道。事情经过一百年，才考证出来。《鲒埼亭集》卷第十二，鄞县全祖望绍衣撰，余姚史梦蛟竹房校订。碑铭 亭林先生神道表

译顾氏世代是江东四大姓之一，五代时从吴郡迁到徐州，南宋时迁到海门，不久又回到吴地，于是成为昆山县花浦村人。顾氏显达的人，始于明正德年间：有工科给事中、广东按察使司佥事溱，刑科给事中济，刑科给事中济的儿子、兵部侍郎章，章的儿子、侍郎志，志的儿子、左赞善绍芳，以及国子生绍芾。赞善绍芳的儿子是官荫生同应，同应的次子名绛，就是先生。绍芾生同吉，早年去世，已经聘娶王氏；王氏未婚守节，便以先生作为绍芾的后嗣。先生字宁人，乙酉年改名炎武，有时也自署蒋山佣，学者称他为亭林先生。年轻时卓异不凡，胸怀大志，不肯随便附和别人，刚正不阿而超脱世俗。他的两眼瞳仁中间白、边缘黑，看见的人都觉得奇异。他最与乡里的归庄友善，二人一同参加复社，世人传说有“归奇顾怪”的称誉。他博览群书，尤其用心于经世致用之学。当时天下多有忧患，他感叹天下缺乏人才，以至于局势败坏。自崇祯己卯以后，他遍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及公文、邸报等，只要有关民生利害的，就随手记录下来，旁征博引、互相考证，务求符合今天能够实行的原则，而不拘泥于古代空泛的言论，名为《天下郡国利病书》。然而，他仍不敢相信自己已经做到。此后，他在西北各地奔走将近二十年，走遍边塞的亭、障等处，没有一处不亲自了解，这才编成另一部书，名为《肇域志》。这部书是在考察各地利弊之后，汇合图经编成的。我考察宋代乾道、淳熙年间诸位老先生，至于以经世自任的人，没有谁比得上薛艮斋；王道夫、倪石林接续其后，叶水心尤其精明强干。然而当时南北分裂，他们多是听闻而得知，亲见的却少。至于陈同甫，则全是欺人而没有实际内容的大话。因此，永嘉、永康之学都还不十分纯粹，没有像先生这样探究本源、推究终始，每句话都可以见诸施行，又一概取法于王道而不多夹杂功利之说的人。先生最精通音韵学，能够依据古代遗存的经典来纠正六朝、唐人的错误，又依据唐人的成果来纠正宋人的错误；他想追溯恢复三代以来的音律，划分韵部、校正篇帙，并探究古今音学所以不同的原因，以了解古今音学的变化。自吴才老以下，在这方面都显得空疏，这便有《音学五书》。先生生性爱好金石文字，所到之处立即搜集访求，认为汉唐以前的金石文字，足以同古代经书相互参证；唐代以后者，也足以同各朝史书相互证明。大概自欧阳修、赵明诚、洪适、王国维以后，还没有像先生这样精深的，于是又有《金石文字记》。晚年更加专心于六经。他认为，古今哪里能另外有所谓理学呢？经学就是理学。自从有人舍弃经学来谈理学，邪说便由此兴起。他们不知道，舍弃经学后所谓的理学，其实就是禅学。因此，他以朱子的学说为根本，又参照慈溪黄东发的《日抄》，所以归罪于上蔡、横浦、象山，比同时代的其他诸公严厉得多。虽然他推重百泉、二曲的苦节，以经世之学推重梨洲，但在学术见解上却都不认同。他的书名叫《下学指南》。有人怀疑他的话说得太过分，这当然不是我们敢于立即断定的；然而他说“经学就是理学”，确实是精当的名言。《日知录》三十卷，尤其是先生一生学问中最精深的著作，其中经书、史书的精要言论都集中在里面。先生的著作还很多，我不能一一详述，只详细说说他一生学业中最看重的事情。首先是太安人王氏守节一事。她把先生养育在襁褓之中。太安人最为孝顺，曾经割断手指来医治婆母的疾病。崇祯九年，直指王一鹗向朝廷请求为她旌表，朝廷答复准许。乙酉年夏天，太安人六十岁，她到常熟郊外躲避战乱，对先生说：“我虽然是妇人，但已经承受了国家的恩典。如果真的发生大变故，我就为此而死。”这时，先生正在接受昆山县令杨永言的征召。他与嘉定诸生吴其沆、归庄共同起兵，拥奉故郧抚王永祚，跟随夏文忠公在吴江起事。后来，东面授予夏公兵部司务的职务。事情最终没有成功，杨永言出走逃亡，吴其沆为此而死，先生与归庄幸而得以逃脱。于是太安人绝食而死，临终遗言告诫后人不要侍奉两个不同的朝廷。第二年，闽中的使者来到，以职方郎的职位征召先生；先生想和族父、延安推官顾咸正一同前往，但想到太安人还没有安葬，最终没有成行。第二年，他差点遭遇吴胜兆之祸，又想前往海上，但道路阻塞，没能前进。先生虽然世代籍贯在江南，但他的相貌禀赋颇不像吴会一带的人，因此不受乡里人喜爱；先生自己也很厌恶那些穿裙着木屐、追逐浮华的习气。他曾说：“古代使众人疑惑的人，作伪却很坚实；今天使众人疑惑的人，作伪却很脆弱，完全不值得依靠。”既然怀抱故国覆亡的悲痛，像焦原的烈火、毒浪一样，日日没有安宁的时候，庚寅年有仇家想陷害他，于是他改换衣冠，装扮成商人，游历京口；又游历禾中。第二年，他到旧都拜谒孝陵；癸巳年再次拜谒；这年冬天又去拜谒，并且绘图记录。第二年，他便寄居在神烈山下，遍游沿江一带，来观览旧都京畿的胜景。顾氏有一个侍奉了三代的仆人，名叫陆恩；他见先生每天外出游览、家中日益衰落，便背叛顾氏，投靠乡里的豪强。丁酉年，先生第四次拜谒孝陵。归来后，追捕他的行动更加紧急，于是有人想要告发先生。通海先生急忙前去捉拿那名仆人，数说他的罪状，把他沉入水中淹死。那个仆人的女婿又投靠乡里的豪强，用千金贿赂太守，请求杀死先生。太守不把先生交给讼曹审理，反而立即把他拘系在那名仆人的家中，形势十分危险。案件日益紧迫，有人替先生向“口口”求救；“口口”要求先生自称是他的门下，然后才答应救助。那个人知道先生一定不会这样做，又害怕失去“口口”的援助，于是私下写了一张名刺给他。先生听说后，急忙索要名刺，但没有拿回来，便把事情写成揭帖张贴在大街上，以表明真相。“口口”也笑着说：“宁人真是善于辩说啊。”曲周路舍人泽溥，是故相文贞公路振飞的儿子，寄居在洞庭东山；他认识兵备使者，于是替先生申诉，这才得以把案件移送松江审理，事情也因此得到解决。于是先生产生了强烈的出走志向，第五次拜谒孝陵后，才向东行进，在章邱长白山下开垦田地，以此自给。戊戌年，他遍游北都周围各处，直达山海关外，来考察大东地区。回来走到昌平时，拜谒长陵以下诸陵，绘图并加以记述。第二年再次拜谒，后来想到江南山水还有没有游尽的地方，便又回去。第六次拜谒孝陵后，向东游历，直到会稽。

译第二年，他又向北去拜谒思陵，经过太原、大同进入关中，直达榆林。这一年，浙中发生史氏之祸，先生的故友吴、潘二人因此而死，先生又侥幸逃脱。甲辰年，他第四次拜谒思陵，事情办完后，在雁门以北、五台以东开垦田地。起初，先生居住在东方时，因为那里地势潮湿，不想长久留居，常说马伏波、田畴都曾在塞上建立事业，自己想居住在代北；他还曾说：“假使我的泽中有一千头牛羊，那么江南就不值得我怀念了。”然而他又苦于那里气候寒冷，于是只经营创办开垦事业的开端，让门人们负责管理，自己则外出游历。丁未年，他到了淮上；第二年，从山东进入京师。莱州黄氏有一个奴仆告发主人所作的诗，牵连了许多人，自以为立了功，便把吴人陈济生所辑的《忠义录》指称为先生所作，并以先生为首犯。书中列有姓名的人在三百人以上。先生在京师听说此事，立即赶赴山东，自请审查案件，被拘系了半年。富平李因笃从京师替他申诉，急忙向有权势的人求助，并亲自到历下为他解脱此案，案件才得以昭雪。先生又进入京师，第五次拜谒思陵。从此以后，他往来于河北各地边塞，达几十年。丁巳年，第六次拜谒思陵，才开始在陕地华阴选择居处。起初，先生遍游天下各地，心中始终耿耿，不能安定。他认为秦地人仰慕经学，尊重处士，维护清议，这些正是其他地方所少有的；而华阴处在关河交通的要冲，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接触天下人物、听闻天下事情，一旦发生警报，进入山中据险防守，不过十里之遥。如果志在四方，那么一旦出关，也有居高临下、势如倒水的便利，于是决定定居在那里。王征君山史修筑书斋邀请他居住。先生在华山下置办五十亩田，供早晚生活；东西两边开垦的田地，收入另行储存，用来准备有事之需。他又吃沙苑的蒺藜，反而以此为甘美，说：“长期吃这个，不吃肉、不喝茶也可以。”先生每次出游，都用两匹马、两头骡子驮着书随行。到了险要关塞，就叫来老兵、退伍士卒，询问其中的曲折情况。如果与平日听闻的不相符合，就立即在店铺中取出书来相互核对。有时经过平原旷野，没有什么值得停留注意的，便在马鞍上默诵各经的注疏。偶然有遗忘的地方，就立即在店铺中取书熟读复习。大学士孝感熊公主持史事时，曾写信招先生来协助。先生回答说：“我愿以一死来报答您，最坏也不过逃到世外去。”孝感害怕了，于是作罢。戊午年大科诏令下达，诸公又争着想招致先生。先生预先命令在京的各位门人推辞说：“刀和绳都已经准备好了，不要促使我去死。”第二年大规模修撰《明史》，诸公又想特别推荐他。先生写信给叶学士讱庵，请求以身殉道，因而得以免除。有人说：“先生为什么不也听从别人推荐一次？推荐了却不出名，声望反而更高。”先生笑着说：“这就是所谓的钓取名声。”如今，妇人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便一生守节，至死不改心志，难道是想让别人知道吗？如果说：“为什么不也让别人强行来下聘礼，然后用力拒绝，以此彰明节操？”那么这种做法我是没有听说过的。华山下的诸生请求讲学，先生推辞说：“近来的二曲先生，也只是因为讲学而获得名声，结果招来逼迫，几乎遭到杀害。虽然可以说是威武不能屈服，但名声成为负累已经太严重了。何况东林党覆灭的前车之鉴，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结果吗？”有人请求他写文章，他告诉对方：“文章如果不关系到经术和政理的大事，就不值得写。”韩文公振兴八代衰微的文风，假如他只写《原道》《谏佛骨表》《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等文章，而一概不写阿谀墓主的文章，难道不是真正的高山北斗吗？如今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他谈到治学时说：“诸位都是关学的余绪；横渠在蓝田的教诲，以礼为先。孔子曾说‘用文献广博地启发我，再用礼来约束我’，刘康公也说：‘人民禀受天地的中和之气而出生，这就是所谓的天命。’因此，人的举止必须有礼义威仪的准则，才能安定天命。既然如此，君子治学，离开礼还凭什么入手？近来的讲学老师，专门把聚集门徒、树立旗帜作为用心所在，而他们的教导并不严肃，正忙着赋写《茅鸱》还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其他事情？”不久，乙未年春天出关，观察伊水、洛水一带，经过嵩山、少室山，说：“五岳我已经游历四座了。”恰逢年成不好，不想久留，渡过黄河到代北，又返回华山下。先生既然怀抱经世致用的谋略，却没有机会完全施展，因此到达各地后常常稍加试验；他开垦田地、测量地势，屡次积累到千金，所以无论寄居在哪里都能富足。徐尚书是干学的兄长，也是他的外甥。徐尚书兄弟尚未显达时，先生曾救济他们的困乏。到这时徐氏兄弟已经显贵，成为东南士人的宗主，各地来归附的人如云。徐氏兄弟多次写信迎接先生南归，愿意让他住在别业，还要替他买田供养，但先生都没有前往。有人追问原因，他回答说：“往年我孤身飘摇于风雨之中，如今亲族姻亲都已腾达云霄；若想着回去依附孔子的车驾，恐怕反而接近伯鸾的灶台。况且上天仍然昏昧，世道仍然纷乱，我还不如做一个没有见到君子的士大夫，在渭水边徘徊以终余年罢了。” 庚申年，他的安人去世于昆山，先生只寄诗哀悼她。第二年，先生在华阴去世，没有儿子。徐尚书为他立从孙洪慎承继祭祀，先生享年六十九岁。门人把灵柩送回昆山，在干墪安葬。高足弟子吴江人潘耒收集他的遗书，为之作序并刊行。又另行辑成《亭林诗文集》十卷，而《日知录》流传最广。年代渐渐久远，读先生之书的人虽然很多，但能够说出他大节的人已经很少；还有人不了解事实便妄自为他立传，把先生说成长洲人，实在可笑。徐尚书的长孙涵出任粤中使者，从几千里外寄信来，请我为先生作表，因而嘱托我。我沉思了很久，后来读到王高士不庵的话：“宁人身负深重的痛苦，想要把父母的志向大大彰明于天下，于是奔走流离，到老仍无子。他内心的隐情没有得到发扬，几十年无法申诉的痛苦，始终没有痛快地吐露一次，却让后来的年轻人只把他推尊为见闻广博、学问深厚的人，这种侮辱已经太深了。他怎么能不回头看着故乡，甘心客死他乡呢？”唉，真令人悲痛啊！这番话足以用来表彰先生的墓了。于是铭文说：先生专心致志于辅佐君王的学问，运筹经纶如云雷，却在屯难中受到束缚。高远的风范渺然，如同寥廓天空中的一只鹤。死后在黄泉之下拜见母亲，或许可以没有愧疚。二曲先生窆石文

译慈溪郑义门向西游历，拜谒二曲先生的墓说：“我没有能够登门拜见他啊。”于是愿意为他在墓上立碑，并请我作文。我说：“难道不是还有丰川诸位高足弟子所作的文章吗？”义门说：“我认为那些文章还没有写尽，将来国史一定会取来考证，你还是另外写一篇吧。”我哪里足以了解先生的学问，但义门这样恳切，确实合乎古人的心意，我不敢推辞。考察先生姓李，名容，字中孚，另署二曲土室病夫，学者因此称他为二曲先生。他是西安府盩厔县人。他的祖先世代没有显达之人。父亲可从，字信吾，是一位烈士；他凭借勇武从军，担任材官。崇祯壬午年，督师汪公乔年讨伐贼寇，信吾跟随监纪孙兆禄出征。当时贼势已经大盛，官军屡次失败。信吾临出发时，拔下一颗牙齿交给妻子彭孺人说：“此战危险，如果事情不能成功，我当把尸骨留在战场，你要好好教育孩子。”途中三次寄信，都以先生为念。当时先生刚满十六岁，家中非常贫困。督师最终战败而死，监纪也战死，信吾保护监纪未能成功，也战死了，五十多人全部覆没。彭孺人听到消息，想要以身殉夫。先生哭着说：“母亲为父亲殉死固然合宜，但儿子也一定会随母亲而死；如果这样，父亲就要绝后了。” 彭孺人强忍眼泪安抚他，但母子没有办法维持生活。亲族对孺人说：“可以让孩子去做佣工，挣得工钱来奉养你。”有人说：“让他到县衙供职。”孺人都不同意，只让先生拜师求学；但连束脩也拿不出来，老师都谢绝了他。彭孺人说：“经书本来就在这里，又何必一定要老师？”当时先生已经粗略懂得文字，孺人又能讲说忠孝节义来督促他。母子相依为命，有时一天吃不上两顿饭，有时连续几天不能生火做饭，却安然处之。只是听说她这样教育先生，远近里巷的人都嘲笑她；后来先生果然能够从流俗中自我振拔，以昌明关学为己任。家中没有书，就都向别人借来，从经史子集直到佛、道二氏的书，没有不阅读的。但他并不是为了增加博览，而是从中自有所得，不拘滞于训诂和文义，豁然看见各种学说会通之处。他论学说：天下最大的根本，只是人心；天下最大的关键，只是唤醒天下人的人心。因此天下的治乱，取决于人心的邪正；人心的邪正，取决于学术的晦明。他曾说，古今著名儒者倡导道理，有的以主敬穷理为宗旨，有的以先立大本为宗旨，有的以心的精神为宗旨，有的以自然为宗旨，有的以复性为宗旨，有的以致良知为宗旨，有的以随处体认为宗旨，有的以正心修身为宗旨。我则以悔过自新为宗旨。下愚之人与圣人本来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被气质遮蔽、被物欲推诿，日积月累形成过错；所以修道的关键在于悔过，知道悔过就必须改正，改正就必须彻底。彻底改过之后，我的本原就已经恢复；本原恢复了，就成为圣人。为什么说自新？就是恢复自己的本原。悔过不只是在行为上，而是在内心；从内心悔过，就必须从念头发动之处寻找原因，所以《易》说“知道事物开始的细微征兆，便接近神明”，孔子认为颜回近于道，正是因为他有不善就一定知道，知道后就一定改正。颜回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内心斋戒，静到极点而明澈，于是能够知过。上等资质的人面对过错，知道过错都由自己的内心产生，便直接从根源上铲除，所以用力较为容易；中等资质的人稍难一些，但总要以静坐观察内心作为入手处。静坐才能知过，知过才能悔过，悔过才能改过而自新。他论朱、陆两家的学说：学者应先阅读象山、慈湖、阳明、白沙的著作，阐明心性，直指本初。熟读这些书，就可以洞察此道的大本源；然后再取二程、朱子以及康斋、敬轩、泾野、整庵的著作，反复玩味探索，以完成践履功夫，收摄心神、保持本性，通过功夫来契合本体，由下学而上达，使内外、本末贯通为一。至于各位儒者的学说，有的醇厚，有的驳杂，应当舍弃其短处、汇集其长处，善于阅读。如果不是这样，醇厚的人缺乏通达智慧，聪颖领悟的人又夹杂佛学；不论是朱学还是陆学，都不能真正有所得于道。于是关中的士子争相向先生求学。关学自横渠以后，经过三原、泾野、少墟，几度兴起又几度衰落，到先生时又重新兴盛。当权者仰慕先生的名声，登门求见；先生极力推辞而无法避免，便只见一次，最终也不回访，说：“平民不可以进入官府。”对方再次来访，他便不再接见。有人赠送礼物，即使往返十次也不接受。有人说：“交往应当合乎礼节，孟子尚且不拒绝，先生这样做恐怕太过分了。”他回答说：“我们这些人一百件事也未必能学到孟子，唯独这一件稍微不守孟子的规矩，也没有什么妨害。”当权者请他主持关中讲院，先生当时正谋划为冯恭定公建立祭祀，勉强接受了此事，不久便后悔说：“把六州的铁全部熔化，也不够铸成这个错误。”于是立即离开。陕西巡抚白君想推荐他，他哀求而得以免除。陕西学政许君想进呈他的著作，也被拒绝。然而凡是有关关中民生利害的事情，他从来没有不向当权者极力陈说的。少墟的高足弟子中那些隐没不为世人所知的，他都向当权者说明，并为他们表彰墓碑，使其流传。当初，彭孺人把信吾的一颗牙齿埋葬，称为齿冢，等待日后合葬。先生多次想去襄城招魂，但因为彭孺人年老，不敢远行，又怕伤她的心。乙巳年彭孺人去世，先生守丧三年。庚戌年，才徒步前往襄城，绕城遍寻父亲的遗骸而没有找到，于是写文章向社神祈祷，穿着斩衰丧服，昼夜哭泣，哭干了眼泪便继之以血。襄城县知县张允中听说后，出城迎接并安排住处，先生不肯接受；张允中于是也为先生向社神祈祷，最终仍未找到。先生设招魂祭祀，狂呼痛哭。张允中商议为信吾建立祠堂，并在原战场修筑坟墓，以安慰孝子的心。常州知府骆钟麟曾任盩厔县令，拜先生为师，此时听说此事，便来到襄城，说祠堂的事不能很快完成，请先生南下拜谒道南书院，发掘顾、高诸公遗书，并讲学以慰藉东林学者的期望。先生于是前往，前来听讲的人云集。先生在无锡、江阴、靖江、宜兴开讲，昼夜不得休息。忽然在静坐中泪如雨下，捶胸又悔恨又责骂自己说：“唉，不孝的你这次出行是为了什么，竟在这里喋喋不休，你还算有人心吗？即使能够看到顾、高诸公的书，又有什么用？”

译第二天早晨便没有睡觉，立即告辞上路。毗陵的学者极力挽留，也没能留住他。当时祠堂的事情将要完成，他赶忙返回襄城，住在祠堂下面。到了半夜，鬼哭声大作，大概是先生在父亲祠堂中祈祷，希望把五千名为国而死者的魂魄一同带回关中，所以才有此事。听到的人都觉得奇异。张允中于是为先生设祭，上面祭祀督师汪公、监纪孙公，并以信吾配享；下面设置长席，遍祭同时战死的人。先生伏地大哭，旁观者也都哭了。于是立碑称为义林，供奉招魂的牌位，取坟土向西带回，告祭于母亲墓前，把父亲附葬在齿冢中，又重新像初丧时一样服丧。癸丑年，陕西总督鄂君最终以隐逸之士的名义推荐先生，并写信给他说：“我年少时失去求学机会，又没有其他才能，只是怀抱皋鱼那样的至痛，哪里敢希望达到和靖先生的芳踪呢？古人学问真实、行为笃实，轻易出仕尚且受到当时人的诽谤，使自身陷于困辱，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却要让我到朝廷应对。明公这次举荐，必定应当替我委婉地促成。如果最终不能得到您的请求，我就应当以死相继，决不吝惜这条余生，以免辱没国家的大典。”推荐文书送入朝廷时，先生正以疾病作为托辞，皇帝下旨，等他病愈后敦促他进京。从此以后，地方大吏年年派人问候起居，想准备车马送他入朝觐见天子。先生于是自称残废有病，长期躺卧不起。戊午年，部臣以天下真正的儒者推荐他，又得到皇帝召见的诏旨。当时词科的荐章遍及天下，唯独先生以昌明绝学的名义受到朝廷重视，朝廷一定要招致他，并将要重用他。地方大吏催促得更加急迫，还下令属吏看守他。先生坚持说病势严重，被抬着床送到行省。大吏亲自到床前劝说，先生于是绝食，六天不进水浆；大吏仍想强迫他，先生拔刀刺向自己。陕西官属大为惊骇，这才准许他请假治病。先生叹息说：“将来如果不停地强迫我，不到我死就不停止，那就是所谓生我之名反而杀我之身。不幸得到这样的名声，都是我平生学道不纯、洗心不密、不能自我隐藏造成的。”他告诫儿子说：“我每天都怀抱隐痛，早已打算永远住在墓室里；我一生的心迹，大半记在《垩室录感》一书中。今后万一被逼迫而死，就用粗衣、白棺收殓，把《垩室录感》放在怀中，作为口中含饭，暂且安葬在垩室三年，之后才可以附葬到母亲墓旁。千万不要接受吊唁，以免我在黄泉之下更加抱憾。”当权者也知道他一定不肯出仕，便不再逼迫。从此以后，他把柴门反锁，再也不与人交往，即使旧日学生也很少能见到他。只有吴中顾宁人来访时，他才热情接待。不久天子西巡，想见先生，便命令陕西总督传达圣旨。先生又惊恐哭泣说：“我大概要死了！”以残疾为由推辞不去。天子特赐“关中大儒”四字以宠异他，大吏命他上表谢恩，先生说：“我一向不熟悉朝廷的文章，怎么能强迫我写呢？”于是勉强上了一篇表文，文辞粗陋拙劣，大吏讥笑说：“这恐怕不能拿去玷污皇帝的御览。”便把它搁置了。（当时有位宰相，自负通晓学问，竟以文采不足来讥讽先生，君子都嘲笑他。）先生四十岁以前，曾经著有《十三经纠缪》《二十一史纠缪》等书，象数之学也无不有所论述。他的学问极其博大，后来认为这些接近只凭耳听口说的学问，对身心没有益处，便不再拿给别人看。他每到一处讲学，门人都记录他的言语，但先生说：“传授学问的精微不在书本上，关键在于自己有所体会。”所以他箱中收藏的书，只取《反身录》给学者看。晚年迁居富平，四方士人不远千里前来；但有的人才名远播、著作堆满家中，先生却关门不接待，来者积了几天失望而去。有的人出身市井下层，却有志于自我修养，先生察觉其内心纯正，便引导提携他。当时北方有孙先生夏峰，南方有黄先生梨洲，西方有先生，时论认为他们是三位大儒。然而夏峰先生从明代起就已经和杨、左诸公被称为坚固的交情，后来高阳相国降低身份表示敬意，改朝换代之后声名更加显赫；梨洲是忠端公的儿子，是证人书院的高足弟子，后来又跟随故国流亡海上。因此他曾自言，平生没有被沈某责难的遗恨，也没有经过泗水时的惭愧，大概因为他们的资历本来就高。先生则出身孤立无援，接续关学六百年的传统，在贫寒饥饿、清苦困顿之中守道更加严谨，而光明磊落的气节从四面显露出来，没有任何凭借，拔地倚天，尤其无人能及。先生有两个儿子，慎言、慎行。慎言虽然因继承门户而出仕，补为诸生，但始终没有参加科举。后来陕西学政选拔他为贡生送入太学，他也没有赴任。兄弟二人都能够守住父亲的志向。唉，先生终身不出仕，大概是因为怀抱父母双亲的悲痛。然而襄城有他的父亲祠，盩厔有他的母亲祠；立身扬名，使他的道德更加尊崇，这可以称为大孝了。于是我再次为他作铭，以回复义门。铭文说：挽救时局的关键，在于讲明学问。当今世上听到这句话的人，有的或许会大笑，又哪里知道世道正在衰败，维系社会的四种纲纪将托付于何处？勉强支撑、拖延时日，逐渐就要崩溃剥落；一旦支撑不住，就会像启发蒙昧、振落枯叶一样迅速崩塌。这比洪水猛兽的灾害更加严重，难道能不惊心失魄吗？先生崛起于世，哀悯这些后来的觉悟者，苦心修身，笃实行道，振响那教化众人的木铎。恳切不倦的格言，能够感化顽固之人，敦厚轻薄之士。可叹江河日益下流，渺小的一只壶又难以停泊。谁将向西归去？先民或许还能复生。试看墓门，寒光高峻而闪耀。应潜斋先生神道碑

译应先生去世六十年后，他的遗著已经湮没，门徒也逐渐凋零，甚至同乡后辈中几乎没有人知道他言行的详细情况。我每次经过杭州，没有一次不为此三声叹息。近年来，杭堇浦稍稍访求、修辑他的遗著，交给关系亲近的人家子弟赵一淸。戊辰年，赵一淸便请我撰写先生墓文，说：“若不是您老，谁能详知诸位老先生的逸事呢？”我怎敢推辞。应先生名撝谦，字嗣寅，学者称他为潜斋先生，是杭州仁和县人。他的父亲尙伦，过去以孝著称。先生出生时，手上有文理，像八卦一样；左眼重耳，右眼重瞳。他年少时就把实行圣贤之道视为自己的责任，过二十岁后写《君子贵自勉论》，又和志同道合的虞畯民、张伏生、蒋与恒结成狷社，取“不有所不为”之意。当时长江以南结社之风极盛，杭州人所谓读书社、小筑社、登楼社，不过以文辞相互争胜；先生稍晚加入，而狷社彼此砥砺的内容却另有所在。他的母亲生病，他服侍勤劳了几年。母亲怜惜他说：“我替你娶妻来帮助你。”先生始终不肯进入内室。母亲去世后，他服丧期满，才举行婚礼。他为人坦白，内外表里都清澈明白。对于古代经书，他全都亲自实践、努力实行，从不拾取剽窃来的说法。无论一席宴饮还是一席坐处，都没有不整齐严肃的。他疲倦休息时，就端坐闭目；醒来起身时，就漫步休息、缓缓行走，整天没有疾言厉色或急迫的神情。他住的房子仅够遮蔽风雨，箪瓢屡屡空空，却安然自若。他一生不研究术数之学。一天看见白蛇坠地，说：“这是战争的征兆。”便奉着母亲逃到山中。遭遇丧乱之后，他自认为是故国的诸生，断绝了求取功名的念头，叹息说：“如今只有端正人心、维系世教，才大概不辜负我的出生。”于是更加尽力著书。戊午年，阁学合肥李公天馥、同乡项公景襄以大科荐举他，先生坐在轿床上向官府说明：“我撝谦并不是敢于拒绝征聘，实在是病得不能出行。”不久范公承谟又来想荐举他，先生于是自称残废。大概是因为他平和自守、潜藏才华，深深害怕世人所谓的声名过高。海宁令许酉山请他主持讲席，两次到他家拜访，都没有见到；两次写信邀请，他也没有赴约。后来他想：“这并不是君子中庸之道。”于是乘小船到海宁县登门拜访。许县令大喜说：“应先生大概肯答应我了吧！”先生迟疑着回答：“使君学习圣道，只要致力于爱人就够了；那些口头上的谈论，恰恰只会助长浮夸之气。” 许县令默然不悦。先生出门后解开缆绳，急速离开。弟子问：“使君已经命令车马，并且马上就要到了，您为什么这样漠然呢？”先生笑着说：“使君喜欢做事，我虽然不去讲席，他一定会带着束帛来；拒绝它，就会加重他的恼怒；接受它，又不是我内心安适的事。走吧，不要再耽搁了。”另一天，杭州太守嵇叔子以修志机构之事请他，他推辞后，嵇叔子说：“希望先生暂时下榻郡斋几天，让我请教请教。”先生只去回拜了一次。大概他不肯用翻墙凿墙的方式故意显得与众不同，但最终也没有人能改变他的志向。同乡姜御史图南巡视盐务归来，对故旧都有馈赠，曾两次送给先生，先生都不接受。一天在路上遇见先生，正值盛暑，先生穿着木棉衣，憔悴迟疑。御史回去后，把两端越葛布投给他，说：“我一向知道先生不肯接受别人一丝一线，但这点东西只是姑且用来消暑，而且不是从盗跖那里偷来的，希望您不要拒绝。”先生谢绝说：“我箱子里还有粗葛布，昨天偶然受寒，想用它来使身体温暖发汗。感谢您的情意实在深厚，但我确实用不着。”最终还是还给了他。先生弟子很多，便以楼上、楼下分等，如同马融当年的例子。乡里有个少年嗜酒闹事，忽然敲门来请求听讲。同门想拒绝他，先生却独自答应说：“来者不拒，去者不追，这是孟子的教导。” 那人听了三天，忍受不了拘束和辛苦，不再来了，嗜酒闹事也一如往常。一天，那人醉后手持刀在路上想砍人，气势汹汹，没人能够阻止。忽然有人说：“应先生来了。”那人顿时魂飞魄散，扔下刀垂着双手，汗水浸透了脊背。先生走到他面前抚慰他说：“一时的愤怒，何至于此？为什么不回家去呢！”那人低头认错道歉后离开。晚年，他更加感到义理无穷而岁月有限，心中常常歉然不足。康熙二十六年病情加重时，他还亲手编纂《周忠毅公传》，未完成便去世了。享年六十九岁。有两个儿子。先生不喜欢陆王之学，著书二十八种，其中较重要的有：《周易集解》《诗传翼》《书传拾遗》《春秋传考》《礼乐彚编》《古乐书》《论孟拾遗》《学庸本义》《孝经辨定》《性理大中》《幼学蒙养编》《朱子集要》《敎养全录》《潜斋集》，共若干卷。《无闷先生传》则是他自述的。一淸正准备编次抄录并流传这些书。姚江黄丈晦木曾说：“太好了，潜斋可以说是人中的凤凰；可惜他的论述不能做到博学而详细说明，有时固守成说也太过了。”但他足以成为末世的师表，大概并不在这些方面。从这个角度看，古人有的讥讽伊川，说他应当到山中读《通典》十年；有的讥讽象山，说他应当赐给一部监本书；有的讥讽鲁斋，说他只是个学究，这些都是言过其实的诋毁。至于晦木的话，不能说不是先生的好朋友。近来那些只会随声附和地谈论学问的人，更应当把这句话当作治病救命的良药。然而先生的深入造诣和独立心得，当然不是随声附和者所能相比的。世人只知道先生不喜欢陆王之学，却不知道他和朱子之学也不完全相同。例如谈论《易》时，他说孔子得到的是《易》的乾，老子得到的是《易》的坤；这未必一定正确，但其中自有值得思考的名理，善于学习的人应当能够理解。总的说来，先生实践笃实，涵养深厚而和平，是做人的老师；至于作为经学老师的品格，则还在其次。何况他阐明经书大义，本来已经很多了。先生的门人有凌嘉印文衡、沈士则志可，都能够传承他的学问；有姚洪任敬恒，行为笃厚。先生葬在龙井山下，如今两个儿子都没有后代。这一抔坟土，确实是私下向先生学习的人所应当挂念的。铭文说：避世而居却没有忧闷，隐居在简陋的蓬门之中。他的人格越发高尚，他的道德越发尊崇。苍茫的劫运，剪除了他的后代。能够不朽的是他的学问，像春天的树木一样长久萌发。《鲒埼亭集》第十三卷，鄞县全祖望绍衣撰写，余姚史梦蛟竹房校订。碑铭 沈甸华先生墓碣铭

译沈先生名兰先，字甸华，后来改名为昀，字朗思，是浙江仁和人。曾祖、祖父、父亲的姓名不详，世代都是学官弟子。十六岁时，受到提学黎元寛的赏识。当时蕺山刘忠正公在越中讲学，先生渡江前去听讲。过去杭州士人有读书社、小筑社、登楼社，都以词章之业为崇尚，先生也参加其中。到这时，他才开始致力于正学，并以此自任。潜斋先生应撝谦与他相和。甲申之变时，先生二十七岁，便放弃诸生身份。他以诚敬为根本，以刻苦清峻自守。推而至于复杂的事物、天地古今的变化，则以适合世间实用为主。他的话没有一句不切合人心。他极力排斥佛、老，说：“其中精微的部分还接近我儒家的学说，至于不同的部分，一天也不能容纳。”听说四方士人中有贤者，便写下他们的姓名放在夹袋里，希望有机会见到。然而他不肯在取舍交往上随意与人往来，尤其耿介。靠授徒维持生活，常常三十天中只有九顿饭。他有时连续几天断粮，便采摘台阶前的马兰草来吃。有人听说后送来几斗米，先生不接受。那人再三请求，他仍坚决推辞。当时先生饿得厉害，婉转辞谢而越发困顿，终于倒在地上。那人惊恐万分地离去。先生过了很久才苏醒，笑着说：“他的情意值得感动，但反而使老夫更加困窘了。”他曾去凭吊蕺山墓，徒步往返于西陵。从此乡里子弟都熟知先生的清廉节操，也有好事者极力想为他接济粮食、肉食，却没有人敢上前，因为知道先生一定不会接受。潜斋叹息说：“我一生对于辞受这一原则，自以为不苟且；但和沈先生相比，仍然惭愧。”因为末世丧礼无人讲习，他重新辑录《士丧礼说》，汇集先儒的言论，确定其中可以实行的部分，交给弟子陆寅。又修辑《四子略》《五子要言》《家法论》《升降编》《言行录》《居求编》，文字疏通简要，不涉及明末讲学的习气。蕺山死后，弟子争论他的宗旨，各自有许多烦琐的言辞。先生说：“道在亲身实行，只会夸夸其谈，并不是师门对我们的期望。”病危时，门人问：“先生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先生说：“心中什么也没有，只知道诚敬罢了。”半夜去世，享年六十三岁。没有钱办理殓葬，潜斋替他料理丧事，却不知道费用从哪里出，哭泣得不吃饭。有人问他，他说：“我不敢轻易接受别人送来的赙金和襚礼，以免玷污先生。” 潜斋的弟子姚敬恒快步上前问：“像我这样的人，可以替沈先生入殓吗？”潜斋说：“你行为笃厚，是沈先生早年所认可的人，大概可以。”于是姚生便为先生入殓，将他葬在湖边某处高地。先生有两个儿子：毅中、纯中。他们都继承了家学。沈先生和潜斋先生，都凭借淳厚的内心和笃实行持成为人伦师表，而沈先生的风节尤其卓异绝伦。只是世上有人知道潜斋，沈先生却更加湮没。一百年来，寻找他的遗书，竟然无法得到。万编修九沙对我说：“沈先生墓上的石碑还没有立起来，杭州懂得学问的人很少，这是您的责任。”于是我根据前辈所听闻的事迹，加以编排叙述，附在墓铭之后。铭文说：宁可像伯夷、叔齐那样吃薇菜三年而饿死，也不后悔；胡奴送来的米，挥手让它丢在门外。是蕺山的高足弟子，内心传承师道而无愧。千秋之后的坟树，将庇护这条书带草。蜃园先生神道表

译蜃园先生去世后七十多年，世上流传的遗文又断绝散失。他的从曾孙锡桢才开始搜集残存的作品，合编成几卷，请我为当世表彰。只是先生的大节，天下无人不知；但他一生的始末，却没有人详细叙述。将来国史撰写《隐逸传》，又凭什么考察呢？于是我略为搜集材料，撰写一篇文章，用来表彰他的墓。先生名天植，字因仲，是浙江平湖乍浦人。曾祖、祖父、父亲姓名不详。父亲有隐德。先生年少时疏放不拘，对世间事务淡泊漠然。他曾说：“没有欲望，内心就清明；内心清明，见识就明朗；见识明朗，力量就坚定。没有欲望，内心就真实；内心真实，感情就真挚；感情真挚，气质就敦厚。”他时常用这些话教导求学者，也颇为沉溺于清谈。崇祯癸酉年考中乡试推荐，浦上因科名起家的人，从先生开始。三次上公车应试。癸未年，他的儿子诸生观去世，先生认为自己一定有隐秘的过错，痛苦地责备自己，于是断绝了做官进取的念头，改名确，字潜夫。彭仲谋作先生传，认为他是在国难后才改名，这是不对的。后来接连遭逢丧乱，他遣散妾婢几乎尽数，只剩四十多亩田、一处住宅以及全部家具，分给继承他的儿子震和女儿；又剃去头发，离开妻子，径直进入陈山。从此他足不踏入城市，靠教山中的孩子来维持生活。他自题名号为“村学究老头陀”。住在山中十年后，陈山的僧人开堂说法，先生为了避开喧闹才返回。蜃园重新和妻子居住在一起，靠卖文章换取食物；不足时，就和妻子做棕鞋、竹筥来补助生活。当时有好事者约定每月供给先生粮米，他极力辞谢，不肯接受。官府仰慕他的高尚，前来拜访，他便翻墙躲避。他所赋的诗，都是悼念甲申以来殉节的人。蜃园是乍浦的胜地，可以望见海市，因此得名。又过了十年，先生更加困窘，不能再保有蜃园，于是又把妻子托付给女婿家，自己寄食在僧寺中。亲戚朋友怜悯他，共同赎回蜃园还给他。于是先生又和妻子住在一起，那时年纪已经七十岁了。继子震也接受先生的教诲，放弃诸生身份，只是为了谋生奔走四方。两个老人相对而坐，常常断粮，叹息说：“我本来想作长久离世的打算，只是既不能穿着蜡屐乘木筏远行，也没有活到今天，后悔也来不及了，只有等死罢了。”有人送来食物，如果不是合适的人，他终究不接受。有人问他死后的事，他说：“杨王孙那样安葬，何必要棺材呢？”又过了十年，蜃园只剩两间房屋；先生双耳失聪，又苦于下坠之疾，整天仰面躺着。客人来了，他便用粉板互相问答。魏凝叔从江西来拜访他的住所，两人相对而泣。临别时，魏凝叔送给他五钱银子，先生五次推辞不受；魏凝叔坚持请求说：“这不是盗跖的东西。”先生才收下。魏凝叔于是请曹侍郎倦圃召集同道，重新发起接济粮食的活动，并且谋划先生死后的事。徐昭法听说后说：“李先生不吃别人供养的食物，就让他饿死好了。”不久使者回来，说先生果然坚决拒绝不接受。魏凝叔叹息说：“我对于做大丈夫的道理，认识得太浅了！”唉，魏凝叔的浅薄确实如此！他只知道替先生谋求食物，却不知道替先生谋求供给食物的人。倦圃是新朝的显贵，先生如果肯吃他的食物，又何必等待魏凝叔去谋划呢？所以徐昭法在吴中时，能够供养先生的只有退翁禅师一人，其他人都做不到。昭法听说魏凝叔的举动，便料定先生一定不会吃，这可以说是以心相知了。没过几个月，先生去世。当时有个郑婴垣，也是乍浦人，孤独而超脱世俗，和先生被称为金石般坚固的交情。他几年前在雪中冻死，先生也终于因饥饿而死。仲谋又说，先生能够预先知道自己的死日，作诗后去世，意思是认为这是禅定功夫的结果。我认为先生虽然披上缁衣，却从未谈论空寂；大概是他的心极其安静而明澈，何必要从葱岭一带得到佛法力量呢？先生生于万歴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卒于康熙十一年二月初九日，享年八十二岁。娶黄氏，葬在牛桥以西。他所著《蜃园集》，自从震去世、后嗣稀少后，十之只存其一；只有续修《乍浦九山志》一书，世间还有流传。铭文说：饿死是小事，失去节操才是大事。程正叔的话，先生没有愧对。百年之后的坟树，将护卫这具遗留下来的形骸。鹧鸪先生神道表

译姚江黄忠端公有五个儿子，其中有三个曾在蕺山刘忠正公门下受业。长子就是梨洲先生，次子就是所称的鹧鸪先生，三子称石田先生。梨洲学问最为宏大，鹧鸪先生稍微喜好奇异，石田先生尤其耿介。天下人把他们称为“三黄子”。鹧鸪先生名宗炎，字晦木，另有字立溪。崇祯年间以明经贡入太学，他的学术大体和长兄相同，但高傲刚直几乎超过长兄。己卯年秋试未中，便和三弟约定闭门读尽天下书，然后再出仕问世。画江之役时，先生兄弟全都率领家丁手执兵器冲在前面，妇女们做饭供给他们，徒步到蒿坝迎接监国。长兄向西到海昌，先生留在龛山办理军需辎重，这就是所谓的世忠营。事情失败后，先生狂奔逃走，不久进入四明山的道岩，参加冯侍郎京第的军事，在各寨之间奔走。庚寅年，侍郎的军队被歼灭，先生也被捕。侍郎的嫂子是先生的岳母，把他藏在自己家里；后来又被查找到，便在牢房中等待处死。长兄向东到鄞县，谋划用计救活他。故交冯道济是尚书冯邺仙的儿子，慨然独自承担此事。高旦中等人替他筹划办法，方僧木也想挺身到官府为他请命。冯道济说：“暂且慢一点，定有办法使他不死。”到了行刑那天，临近傍晚才把先生押出，暗中把死囚装载在后面跟随。到了法场，忽然熄灭火把，黑暗中有人冲出来背着先生离去，不知是什么人。等火把重新点燃，便用死囚代替先生；他们在黑暗中走了十里才停下歇肩，忽然进入一间屋子，原来是万户部履安的白云庄。背他的人就是户部之子斯程。鄞地各位遗民全都赶到，为先生解开捆绑，置酒安慰他受惊的心神。先生陶然大醉，隔岸听见弦管声，便划小船前去听，随后自己取过乐器调弄，说：“《广陵散》幸好还没有失传吧！”不久，侍郎旧部又重新聚集，先生再次和他们共同做事。慈湖寨主沈尔绪又把钱财寄给他。长兄、三弟两人交相阻拦，没能成功。丙申年又遭到通缉，长兄叹息说：“这次死定了。”故交朱湛侯、诸雅六将他救出，使他免死。于是他所有资财都丧失了，便带着药箱在海昌、石门之间游走谋生；生活仍不够，就用古篆字为人镌刻花乳印石；还不够，就按照李思训、赵伯驹两家的画法替人作画；再不够，就替人制作砚台。他所收的价钱都有定数，世上流传的“卖艺文”就是指这种事。他的言论多有玩世不恭的意味，但壬寅年高元发之难发生时，浙东震动，先生为此筹划保护，竭尽全力，并不因从前的事情而恐惧，大概是因为他喜好奇异之学。像先生兄弟这样的人，对于象纬、律吕、轨革、壬遁等学问，都得到过秘密传授。先生既然放任自我，便撰写《忧患学易》来保存失传的经义，撰写《六书会通》来匡正小学。他一向不喜欢先天太极的说法。他辨析先天八卦方位说：“邵子引用‘天地定位’一章，创立先天八卦方位，说‘天地定位’，就是乾在南、坤在北；‘山泽通气’，就是艮在西北、兑在东南；‘雷风相薄’，就是震在东北、巽在西南；‘水火不相射’，就是离在东、坎在西。所谓‘定位’，就是天尊地卑、乾坤由此确定的意思。怎么能看出它是南北呢？山能蓄水灌泽而形成河川，泽能蒸发山中的水气而形成云，这就叫作通气。怎么能看出它是西北、东南呢？雷宣发阳气，风荡动阴气，二者相互逼迫而更加旺盛。怎么能看出它是东北、西南呢？水与火在燥湿性质上相互违背，但又有调和配合的作用，所以说‘不相射’。怎么能看出它是东西呢？邵氏所说的乾南坤北，实际上是养生家的大旨，说人的身体本来具备天地之理，只因水润火炎而失去本体，所以损去乾卦中间的一画成为离，填塞坤卦中间的一画成为坎，这才是后天。” 如今有“取坎填离”的方法，把坎水中阴阳相间的一画之奇吸取过来，归入离火一画之偶，正如所谓“炼精化气，炼气化神”，这是增加它原本没有的东西，使离重新返为乾；又如所谓“五色、五声、五味，凿窍丧魄”，损减它原本多余的东西，使坎重新返为坤，这才是先天。养生所重视的，专在水火；把水火比作天地，既然把乾坤安置在南北，就不得不把坎离移到东西，也因为日月运行的方位在东西。“火中木，水中金”的说法，大概就是取义于此。然而东南的兑、西北的艮、西南的巽、东北的震，实在没有可供安排的根据，只是勉强设置罢了。因为这四卦在丹鼎之学中只是备用之物，并不是要道。怎么能凭这些说法来凌驾于三位圣人的《易》之上呢？”他辨析横图说：“八卦既已确立，因而两两重叠，得到三画便成为六画，得到八卦便成为六十四卦。哪里曾有所谓四画、五画、十六卦、三十二卦呢？四画、五画能构成什么法象？十六卦、三十二卦能构成什么贞悔之体？为什么不直接以三乘三、以八加八，既简捷又神速呢？” 焦氏的《易》只传授筮数而不传授义理；他分为四千九十六卦，实际上是统摄于六十四卦之中，是说一卦具备六十四卦的占法，并不是另有四千九十六卦的卦画。天地之间的气化，本来就有盈缩，阴阳也有时彼此多少不同。事物各不相同，正是事物的本性；造化的参差不齐，正是义理赖以建立的原因。像邵子这样的，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易》，而不是可以不拘定法、灵活通变的《易》。所以说：邵子是想成为焦京那样的人，却还没有达到。关于圆图，他辨析说：邵子把乾一、兑二、离三、震四作为已经生成的卦数，往回顺着天道向左旋转；把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作为尚未生成的卦，预知未来，逆着天道向右旋转。这是凭空立说，使卦序背离。数的次序本应从一往下作为顺，现在反而把四、三、二、一作为顺；本应从八往上作为逆，现在反而把五、六、七、八作为逆。他又说：“《易》的数是由逆推而成的，正如逆向推知四时。”如果这样，那么震、巽、兑、乾便都与《易》无关，成了多余的成员。《易》的道理并不是专为历法而设，历法也本来不取卦气到冬至闭关这一点，只是偶然举出象数的一节罢了。现在如果一定要把六十四卦配入二十四节气，那么也必须使一个节气得到两卦有余，然后才能平均。”

译从冬至以后，经过颐、屯、益、震直到临，共十七卦才得到二阳，这时已经是卯时中段、春分了。又经过损、节、中孚直到泰，共八卦才得到三阳，这时已经是巳时初、立夏了。从这里再经过大畜、需、小畜而成为四阳的大壮，这时已经是巳时中段、小满了。接着经过大有便成为五阳的夬，这是午时初、芒种；再连到六阳的乾，这是午时中段、夏至。六阴也是这样，为什么会如此不均匀呢？邵子大概想取长男代父、长女代母的意思，把震、巽放在中间。震顺着天道向左运行，从复到乾三十二卦，遇到姤便停止；巽逆着天道向右运行，从姤到坤三十二卦，遇到复便停止。天地之间的气运循环，它的到来不是突然到来，而是在它离去之时，已经预先显示了它将离去；它的离去也不是骤然离去，而是在它到来之时，离去的迹象已经潜伏其中，却要这样划分疆界、区别界限。关于方图，他辨析说：方图的说法是：“天地定位，否泰反类；山泽通气，咸损见意；雷风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济未济。”所谓十六件事，只是取老、长、中、少四种阴阳正相对的关系，稍微与各图相比较，便可看出。” 然而，为什么不确实遵守乾坤一、二、三次交互取爻的次序来推演，反而采用这种方法呢？况且把乾放在西北、坤放在东南，又与先天卦位大不相同，这是为什么？他辨析《皇极经世》说：邵子所说的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寒、暑、昼夜、风雨、露、电、性、情、形、体、草、木、飞、走、耳、目、口、鼻、声、色、臭、味、元、会、运、世、岁、月、日、辰，以及皇、帝、王、霸，《易》《诗》《书》《春秋》，似乎比《校说卦》详细；然而不知道越是详细，遗漏和疏漏反而越严重。他辨析《太极图说》说：“河上公创作《无极图》，魏伯阳得到它，因而撰写《参同契》。图从下往上看，第一层叫作元牝之门，就是《太极图》的第五层；第二层叫作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就是《太极图》的第四层；第三层叫作五气朝元，就是《太极图》的第三层；第四层叫作取坎填离，就是《太极图》的第二层；第五层叫作炼神还虚、复归无极，就是《太极图》的第一层。”方士的秘密在于逆行而炼成丹，所以从下往上；周子则顺行而使人成就，所以从上往下。老子、庄子以虚无为宗旨，以静笃为功用，如今方士的术法又是老庄学说的旁门。周子的图穷究根本而返回老庄，可以说是捡拾瓦砾却获得精华的人了。但竟然把它认为是《易》的太极，那就不可以了。自从先天太极图出现以来，儒林中怀疑它的人也很多；然而最终因为它出自大贤，不敢标新立异，即使有所议论，也只是含蓄少量地说说，没有人敢把话说尽。到了先生，才把这些说法全部排斥。世人虽然还不能深信他的说法，却也没有人能够驳倒他。先生酷爱古玩，癸未年游历金陵，一天买了数百方汉唐铜印，市上的店铺因此被买空。战乱后这些东西几乎全都散失，只剩下一方端石红云砚和一只宣铜乳炉。后来又得到一支黄玉笛，但最终因为贫困而不能保有。他感叹说：“夺走我稀世珍宝的天然真趣，扼住我……进入它的房室，陶制酒尊和瓦制器皿也都有古色。”不久以后，他更加穷困，却更加坚决地守护这些东西。他曾翻阅澹归的《遍行堂集》，笑着说：“这个老人的衰老真厉害啊！不做雪庵的门徒，却甘愿自己堕落到沿门托钵的堂头。”又把这些话全写在集子中，作为供状，以留下不可磨灭的羞辱。门人有来请教学习的人，先生说：“诸位只要收拾自己的聪明才智，使它归向有用的一途，就足够了。” 他曾解释《易》离卦的第三爻说：“人到了太阳偏西的时候，任性旷达的人把感情寄托在尘世之外，便自以为有观赏万物变化的乐趣，所以击缶而歌；否则就会忧虑生命、感叹衰老，忧愁不乐，不是这一种，便是那一种。人世间只有这两类人，都是凶险之道。”君子肩负重任，路途遥远，直到死后才停止，这正是卫武公贤明的地方。他一生作诗几万首，沉郁的冤屈和凄凉的情怀凝结其中，使人不能读完一卷。晚年更加颓唐，很像诚斋。性情极为孤僻，即使他的长子有时有不合他心意的地方，他也曾说：“我从束发起结交贤豪长者，不能说不多；下至屠狗之徒，也有人把心血倾尽来给我看。”即便如此，也只有陆文虎、万履安二人真正理解我。先生虽然喜爱奇僻文字，但他论说小学时认为，杨雄只是懂得奇字，却不懂得常字；不知道常字正是奇字的根源。他多次强调《六书会通》，于是赞叹它奇异而不违背六书法则。先生生于万历四十四年某月某日，卒于康熙二十五年某月某日。前孺人徐氏，后孺人冯氏。有两个儿子，葬在化安山先兆旁。先生《忧患学易》一书，其目录为：《周易象词》十九卷、《寻门余论》二卷、《图学辨惑》一卷。自从故居被火烧毁、不复存在以来，《六书会通》和《二晦山栖》等集子也一同毁失。孙辈千人因为我为他的祖父梨洲先生墓作铭文，认为我能够充分表达先生一生的志向，请我再为先生墓上作表。只是先生的遗书既已无法见到，年高的老人也相继凋零，更没有人能够讲述他的奇异节操；于是我大略叙述事情的始末，并详细记载他论《易》的各篇中幸而没有磨灭的部分，交给千人，让他刻在墓上。有人说：先生晚年曾制作一只石函，把自己的著述封藏在里面，悬挂在房梁上，并对他的儿子说：“如果有紧急情况，就把它埋在化安山丙舍。”先生死后果然有人来搜求遗书，他的儿子于是把它埋藏起来；如今他的儿子也死了，却始终不知道埋在什么地方，并不是被火烧掉的。我于是让千人向先生的英灵祈祷，求它显现所在。唉！先生喜爱奇异之物，难道唯独不能使遗书重新出现，来安慰我吗？铭文说：逃离剑锋而亡命啊，保全黄箭余下的生命。吞食将近一尺长的野葛啊，仍然能够凭坐虎皮讲学，铿锵有力。我经过剡上啊，仿佛听见黄王笛子的哀鸣。叹惜石函最终究竟去了哪里啊，白白使人惆怅不安、徘徊难决。施石农先生墓志铭

译石农先生姓施，名相，字赞伯，是杭州仁和湖墅人。他原是明朝的诸生，乙酉年以后放弃儒生身份，成为遗民。杭州有一处幽静优美的地方叫河渚，四面都是水，就是所谓的西溪。法华诸山临近这里，数万株古梅夹着山峰彼此相望；开花时乘船从梅树下经过，在幽暗的香气和稀疏的花影中，时常听到欸乃的橹歌声。宋代时，这里是洞霄宫车驾经过的道路，却没有听说有名人居住在这里。明嘉靖年间，甬上万都督鹿园的丙舍建在这里，因此万氏子孙多在此守墓。后来又有邹氏草堂，这就是邹孝直避世居住的地方。他召集各位老者，在这里饮酒吟咏，河渚的名声才开始显著。孝直死后，草堂宾客散去；先生游览此地，喜爱它，便修筑豳居，从城北迁来居住。徐先生狷石，原是先生求学时的同伴，来投奔先生共同居住；万先生公择也从甬上来到丙舍。三人相处十分欢乐，于是溪边便成为讲学之所。公择首先为先生的豳居创作二十四首绝句，同道张止庵、秦开地等人都作诗唱和，这就是世人所称的《豳居唱和诗》。公择曾说：“石农虽然谢绝人事，但他内心耿耿于怀，未尝不因曹、桧之流不振作而悲伤，遥望西都的……，他的思虑深远啊，绝不是田园诗的声调。” 先生论学不依傍门户，也不标榜宗旨。公择的学问出自姚江，狷石以应潜斋为友，各自都有源流；然而先生对他们都不依附追溯，只凭自己的见解独立形成自己的正确主张。狷石性情孤傲刚直，直言不讳，常常有所否定；对潜斋也间或加以纠正责问，但唯独推重先生，所以四十年间彼此依靠，始终如一。先生有个儿子叫云蒸，也很贤能，闭门奉养父亲，把狷石当作父亲侍奉；只是家境日益贫困。先生于是拉着狷石返回他的故居，父子轮流出门谋生来供养狷石。不久狷石去世，先生父子恰好都出门了，便怀疑应当把灵柩停殡在哪里。云蒸的妻子说：“徐先生遭逢大故，怎么能不把灵柩停在正寝？”于是把自己的簪钗耳饰全都拿出来办理丧礼。先生回来后高兴地说：“没有愧对我的妻子。”不久先生也去世了，没有钱办理丧事；旧友中有人做禾中守，有人做苕中令，各自带着百金前来送上襚礼。云蒸拜了两拜，谢绝他们说：“这不是我先人的意思。”使者感叹了很久才离去。唉，只从先生的儿子和儿媳来看，也大概可以看出先生平日立身行事的情形。先生去世已经两代之后，我托金观察江声访求他的遗书，已经得到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观察的家中没有防备火灾，先生的文集也遭遇了这场灾祸，只剩下一卷遗诗。近年来豳居又几次易主，万氏丙舍只剩下一间屋子，连同开地的暂栖阁，也都成为陈迹。河渚的木铎声几乎完全沉寂。我每次经过溪上，总是因此神伤很久。我的朋友王瞿居住在湖墅，我让他访求先生的逸闻，过了很久仍没有得到回报，于是根据自己所知写成文章，让人收入先生墓中。王瞿对于杭州的文献事务有所作为，像先生这样的人，难道可以任凭他的事迹散失而不流传吗？醇厚的儒者和高尚的士人，无论应当如何定位，我姑且用这篇文章来充作豳居的掌故。铭文说：不是风声，却令人凄恻；下泉之水，发出骚骚声。志士梦见周公，也终究只是徒劳。花坞中花木繁盛，柳泉之水滔滔。我唱这一曲，权且当作《大招》。祁六公子墓碣铭

译顺治二年，江南归附后，贝勒派遣将领东渡，驻扎在萧然山下，派使者带着貂皮、人参，聘请遗老，共有六人。其中一人是已故大学士胶州高文忠公，当时正寄居山阴；一人是已故左都御史刘忠正公；一人是已故右佥都御史、巡抚苏松的祁忠敏公，这三人都为节义而死；一人是已故大理寺丞章公，求死而不得，于是起兵，不久便逃走了。另有两人最终投降，也始终没有得到任用，于是另外合称为“四忠”。祁六公子名班孙，字奕喜，小字季郎，是忠敏的第二个儿子。他的哥哥名理孙，字奕庆，因为兄弟按功劳排列次序，所以世人都称他们为祁五、祁六两位公子。当初，忠敏夫人商氏曾梦见老和尚进入内室，后来生下公子。公子容貌秀美，肤色白得像葫芦，双脚却长着很厚的老茧，体格颇为粗壮恶劣，每天能够行走数百里；又常常喜欢盘腿打坐。公子娶朱氏为妻，朱氏是故少师、滇黔制府忠定公爕元的外孙女，也是都督后府都事兆宣的女儿。忠敏死后不到二十天，东江军队起兵；朝廷抚恤各位忠臣，追赠忠敏为兵部尚书，赐予理孙任职，使他成为祁氏同族子弟中的长者。鸿孙曾经和忠敏一起在蕺山讲学，到这时率领军队驻在江上，想要申明忠敏的志向；公子兄弟便拿出全部家产资助他的行动。公子的岳父告诫他说：“不要再去焦原做事了。”他不听。祁氏自夷度先生以来，藏书在长江以南首屈一指；他的几个儿子尤其豪爽，喜欢结交宾客，讲求饮食之道，四方的士绅都把他们看作极其富贵的人，人才不用招呼便纷纷聚集。等到公子兄弟把守护故国的乔木视为己任时，屠户、酒徒、商贩等各色人也一概收容接纳。他们家住山阴梅墅，园亭在寓山，乘柳车接连而来的宾客，登上厅堂，经过夹墙大隧，没有人能够追问清楚。慈溪布衣魏耕四处狂奔，希望找到一个机会，为复明事业作最后的贡献。公子兄弟便和他指天发誓，结为莫逆之交。魏耕谈论军事有奇特的癖好，不喝酒便不痛快，不接近歌妓便不饮酒，守礼法的人都不赞同。公子兄弟却因为他的忠义而委曲顺从他。每当他到来，便盛备越酒，召来若耶溪的歌女侍奉他；又拿出淡生堂关于壬遁、剑术的书给他看；还遍邀同乡遗民，如朱士稚、张宗道等人，用疏远的方式依附他。壬寅年，有人向浙江幕府告发变乱，四处刊发文书缉捕魏耕。告发者中有一人来自苕上，那里是他妻子的娘家；而山阴的梅墅又是他的死党聚集啸聚之地。大帅立即发兵，果然将他捕获，并捆绑了公子的哥哥。弟弟已经被审判，兄弟二人争着承受罪责。祁氏的门客谋划说：“两个人一起赴死，不是更加惨吗？”于是便纳赂，使他的兄长获释，公子被发遣戍守辽东。后来，理孙终于因为痛惜弟弟而郁郁死去，祁氏也因此衰败破落。然而君子说：“这本来就是忠敏公的儿子啊。”当时禁网还比较宽松，宁古塔将军收了贿赂，便放松了约束。丁巳年，公子脱身逃回。后来乡里社中渐渐查访他的踪迹，他便在吴地尧峰剃发出家，不久主持毗陵马鞍山寺。这就是人们所称的咒林明大师。士绅先生们都相互传说：“这是什么和尚？只是喜欢谈论古今，却不谈佛法。每当谈到前朝，就掩面哭泣。”但始终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曾偶然在曲盝座上抚摸自己的脚叹道：“使我困在这里的，就是你啊。”癸丑年十一月十一日，他忽然沐浴，拄杖绕堂行走，说：“我要向西方归去了。”傍晚入坐，盘腿而坐，低垂双眉很久；随后又睁眼看了很久，这才去世。打开他的箱子，发现所著有《东行风俗记》《紫芝轩集》，并且找到他的遗嘱，想把他送回故乡合葬，这才知道他是山阴祁公子从关外归来的，于是得以归葬。公子一生最终仍喜好奇异之事；他东归时，还留下一名妾在当地。到剃发出家时，他也多次东游。东方人有的同他谈禅，接受他的佛法，称他为师父。公子曾说：“宁古塔的蘑菇足以称为天下第一，我的妾住处篱笆下长出的蘑菇，又是宁古塔第一。”令人想起这件事便不能忘怀。当地人直到今天还传诵他的风流韵事。孺人朱氏，擅长作诗。她嫁来以后，同君姑商夫人、姒张氏、小姑湘君时时相互唱和。商夫人为长媳题字楚纕，为次媳题字赵璧，以此记载闺门的盛况。公子遭难时，孺人还年轻，朱氏怜悯她孤苦无依，便带着侄女跟随她，收养为女。孤灯缁帐，历经几十年，她从未走出厅堂屏门一步。她所抚养的女儿后来嫁给杭州赵氏，就是我朋友谷林征士的母亲。谷林兄弟聚藏书籍之精，渊源很大一部分来自外家。谷林的儿子一清常对我说：“公子的大节，足以光耀于忠敏公了。”而骆丞行遁的踪迹，世人多不知道，请我写文章来表彰他，我姑且根据所听闻的记载下来，使人刻在墓前。唉！自从公子兄弟死于淡生堂以后，书籍四处散失，哪里只是梅墅一门的衰败，也同样是江东文献的大厄运啊。他的铭文说：唉！这是邓林的墓石，不会磨损，也不会剥落。杜鹃经过这里，哪里还有嘴来啼鸣呢？它们吃了我所歌咏的《大招》，以此来表彰这座幽静的住宅。《鲒埼亭集》卷第十四，鄞县全祖望绍衣撰，余姚史梦蛟竹房校订。碑铭 中条陆先生墓表

译明代中叶以后，京城的风雅文坛逐渐有了主领，而我的家乡总是同它相互呼应。嘉靖、隆庆年间交替之际，张尚书东沙是其中最突出的人物。神宗时有屠仪部长卿，天启、崇祯以后，有王涪州右仲、杨尚宝齐庄、陆舍人敬身，都在诗坛负有盛名。王、杨二人遭逢改朝换代的灾难，年老发白，不久便去世了；而陆舍人又以一己之身承担起风雅文坛的寄托，达二十年之久。然而如果只把舍人看作诗人，那还只是知道他的浅层。百年以来，他幽深的光辉一直没有显露，即使像我这样与他邻近并有世交的人，也直到今天才知道。因此，故国有这样一位忠贞之臣，却仅仅把他列在诗人之中；如果不赶快替他表彰，岂不是乡里后来活着的人之过吗？先生名宝，字敬身，另字青霞，学者称为中条先生，是鄞县白檀里人。陆氏是甬上四大姓之一，家宅在细湖西岸，门前所立的棨戟相望不绝。鄞人又按各房分别称呼他们为尚书房、副使房、都御史房、布政房、榜眼房、翰林房、大廷尉房、给谏房，这是因为先生尊长曾任大参，而先生所居有两株桂树，都是藤本植物，先生让工匠环绕编结，使它们形状像井的纹络，所以鄞人又称他家为桂井。陆氏先生是贵公子，他的田园宅第在甬上首屈一指，年少时便喜爱作诗。屠仪部和沈尚宝云将组织诗社集会，把他引荐为小友。先生原本跟随王涪州学习作诗的方法，很快便出来同他齐名，当时称为“王陆”。先生退让不居其名，于是又同杨尚宝并称“杨陆”。他以太学成绩优等被授为舍人，掌管诰敕。当时京城的诗人葛震甫、汪遗民、林茂之等人每天唱和不绝。先生的高远志向在于经世致用，已巳年因边疆事务请求出征效力，思宗下诏褒奖答复。刘侍郎之纶出兵时，先生告诫他不要轻率作战，侍郎认为他说得对，最终却没能采用，因而战败。不久先生以母亲年老请求奉养，便不再出仕。当时杨尚宝也居家，于是召集乡里的诗人李封若、周农半，共同编成《甬东诗括》。三百年来的风雅诗文，才第一次有所汇集。后来杲堂以此为基础编成《甬上耆旧集》，在当时盛行，《诗括》于是被它掩盖了。然而如果没有《诗括》先替它综合搜罗，杲堂也没有蓝本可取。先生有两处别业，一处在仲夏，一处在夏禹王庙前，北里的宅第和南馆之间，他完全不把家事放在心上。恰逢国难发生，他倾尽家产输送军饷，各位督师都援引他入朝，他却不肯赴任。事情过去后，他逃入仲夏，以城中的居所维持生计。来大将军占据那里，马奶和羊酪杂乱堆积其间。先生隐匿行迹，五年不曾回来，幸而大将军离去，他才得以归返。等到举行乡饮礼时，有关官员想请他到宾席就坐，他坚决推辞，不肯应邀。年过八十，诗作超过一万首。他宰羊祭祀三百篇以来的诗人，把同社诗人全都召集起来。诗人们吃祭祀后的余肉，说：“我再也不愧为放翁之后了。”第二年去世。先生的才名，很大程度上被他的富有掩盖了。即使只看他的诗，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根底。即便知道，也不过知道他的诗；而先生的志向和气节，又被诗名遮蔽了。先生的初集叫《霜镜》，第二集叫《辟尘》，第三集叫《悟香》，其他作品另行编成小集，还有几十种。只有《霜镜》当时流传很盛，《辟尘》也稍有流传，而《悟香》虽然已经刻版，却从未拿给世人看。我读《霜镜》中的诗，发现它出入于中唐诗风之间，但还没有完全摆脱竟陵派的习气，不是先生最高的作品。《辟尘》中的诗已经进步，放笔直陈，所说的都有现实关涉。至于《悟香》，则是在诗风改变以后所作，其中对国事和君父之仇，魂梦萦绕于邓林，心中的事情和颂辞都直言不讳，所以严密封藏，世人始终不能一见。近来先生的后人丧失了家业，青毡等祖传旧物，于是没有一草一木能够保存。这样一来，枣木、梨木刻本等物都流了出来，我才得以看见。于是我同老友陈南皋为此流泪阅读，读完后长久悲恸。唉，这也算是从枯井中保存下来的藏品了。先生藏书最为丰富，其中有许多善本。我们乡里以藏书闻名的人家，天一阁范氏居首，四香居陈氏次之，再次就是先生南轩的藏书。三十年来这些书也四处散失，我在它们飘零之后搜集拾取，尚得到先生的宋刻《开庆宝庆四明二志》和《草庐春秋纂言》，都是世间绝无仅有的书。唉，先生的志向气节到了今天才得以昭明。然而评论先生，不应当只看他的诗；而先生之所以到了今天能够昭明，最终也依赖他的诗。司空表圣虽然忠贞，如果不读《一鸣集》，便无法知道；韩致光虽然忠贞，如果不读《翰林集》，也无法知道。这就是著述立言的功劳，它之所以列入三不朽之一，正在于此。先生的墓在夏禹王庙前，游人都称为陆紫薇坟，如今连墓前的华表、翁仲也都无从查考了，不只是丙舍荒废而已。我于是就在他墓上的梅园取一片石头刻下这篇志文，希望将来有人看见它而感到悲伤，并因此替它加以保护、时时省视吗？这就是我对有心人的深切期望。忍辱道人些词

译道人姓朱，名金芝，字汉生，明亡之后另号道人，是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朱氏世代因为好古而治家，城南所称的五岳轩书画库，鼎彝、金石等无不齐备，而道人尤其喜爱讲学。漳浦黄公在大涤洞天授徒，道人跟随他交游。漳浦之学兼综名理、象数诸家，他所说的《三易洞玑》尤其深奥。因此道人学问极为广博，同时又以《易》学作为专门。复社诸公争相引荐推重他。至于挥洒翰墨，则只是先世传下来的余技。甲申年，道人正在北都，遭逢大难，剃发向南逃亡，滞留陪都，又遇兵乱；在截江之役中，道人因隔绝而未能参加，于是往来于英山、霍山各山寨以及太湖军中，几乎数次死去。当时故乡诸公正在竭力扶助海上残存的疆土，道人并不知道。推官董若思是他的亲家，道人写信邀请他，让他游历吴楚之间，以观察时局；推官却回答海上的局势，劝道人回乡参加共同抗敌。道人这才回到家门，刚到家，推官便死于告发变乱之人的手中。道人没有因此恐惧，反而更加积极地做事。不久也受到牵连被捕，逃亡深山很久。他长叹一声，收拾行装远行。有人问他要到哪里去，他说：“我要排开天门，所以先去拜访三闾大夫。”从此他的踪迹便断绝了。他的兄弟寻找他，音信渺然。有人说道人一直到了辰州、沅州，寄身于中湘王幕府，湘王殉节后，不知最终下落。有人说他曾进入云南，在艰险道路上护卫随从，最后死于王事。有人说他投身郧阳山中做道士，详细追问也无法得到确切情况。唉！漳浦门下为国死难的人，如刘太仆振之、姚太仆奇允、华职方夏、王评事家勤，都是我们浙江人；跟随殉死于南方的赵职方士超、赖中书惟谨、蔡秀才春溶，则都是福建人；毛通判玉洁、吴训导士绣，则都是楚地人。以困守遗民的气节至死不改的彭观察士望、涂上舍仲吉，也都是楚地人；叶侍郎廷秀是福建人；董户部守谕、何秀才瑞图、吕秀才叔伦，则都是浙江人。还有一些人，是我所听闻见到的材料尚未完备的。道人耿耿不忘故国，他大概也如谢皋父所说：“死后没有什么可以拿来让信公见到，难道就这样决绝地离去吗？是死于兵乱吗？是死于饥饿吗？还是死于僧道之中吗？” 总之，他没有愧对师门，他和老师一样，都有仁德。道人所著有《竹溪小记》《赈荒议》《湘帆集》《练川倡和集》《登楼集》《汝南怀古集》《玉笙篇》《弹铗》。此外还有《篇许可篇》《素心艹》《瀫溪留别草》《八音艹》等；其中同大节有关的，有《恸余吟》，是他在北方所作；有《闻变诗》，记载乙酉、丙戌年间的事情；有《哭冯诗》，是悼念簟溪侍郎所作。我还见到《捣衣》《落叶》《闻砧》等诗笺，共二十多种，大多已经散失不传。道人没有儿子，孺人某氏因贫困而死。他的堂弟名廷试、名釴，都有高尚节操，便制作道人的衣冠葬之，又把孺人附葬在旁。如今五岳轩已经衰败倒塌，图书散失，朱氏子孙没有能够讲述道人大节的人。唉！茫茫沧海桑田，像季汉那样为人物作月表的文字没有出现，志士的事迹被湮没，大概也很多了。我根据其族孙德言的请求，为他作这篇志文。其《大招》词说：南方的天空遥远漫长，孤独的魂魄渺茫啊。滇王、竹侯，都已零落不存啊。汨罗江悲愤不平，只能徒然吐纳江水啊。只剩下江蓠，还映照着芳草的根茎啊。杜鹃悲哀啼鸣，催促羁旅之人啊。瘴气之云黑如墨，无法分辨清晨和黄昏啊。故乡的欢乐，怎么能够说起、值得怀念啊。湖山深沉清澈，洗净尘雾阴霾啊。墓堂洁净修治，两座阙门高大巍峨啊。墓旁的树木枝叶纷披，具备百般木材啊。墓域中的莱妇，隔着幽冥长夜望断双眼啊。我把这篇词洒酒祭奠您，倘若您能归来啊。明故兵部员外郎蘖庵高公墓石表。

译高公名宇，字泰初，后来改字虞尊，别字隐学，晚年自署宫山，后来又署蘖庵，是浙江宁波府鄞县人。陕西巡抚兼制川北副都御史斗枢的儿子，光禄寺署丞{惠羽}的孙子，广东肇庆知府萃的曾孙，也是宋代儒者万竹先生元的后裔。都御史凭孤军守卫郧阳，三次抵御闯贼，事迹见于姚江黄公所作的志铭。高公是都御史的长子，负有才名，性情尤其忠厚醇正。乙酉年六月之役，都御史还在军中，而高公辅佐钱忠介公在鄞县起兵，监国亲自下谕嘉奖他，认为他不愧为江东乔木，于是以版授方式任兵部郎，掌管武选。不久他奉使经过家门，而江上已经陷落；当时都御史进入陕西，陕西已经归附，返回郧阳，郧阳也已归附，进退惶惑，无所归依。光禄公还在家中，取间道回来，而海上诸公正打算挥动鲁阳公的戈来挽回落日，句余遗老也呼吸相应，高公父子便参与其中。丙戌年冬天，密信从海上送来，被侦探获得，高公首先被捕。戊子年夏天，华王的事情泄露，高公又随都御史一同被囚禁。辛卯年差一点又被株连，仅仅得以逃脱。壬寅年的逮捕尤其震动人心，虽然幸而保住性命，但家产已经破败。都御史的弟弟斗权，字辰四，后来改名允权；斗魁，字旦中，都是守节苦撑的遗民，当时和高公并称为“四高”。高公虽然屡遭困厄挫折，对故国的感情却没有稍稍衰减。他曾自序说：“从前辛、壬年间，乡里各位名士在南湖大会，华王是其中的领袖，我也因为受到卧子先生的赞许而冒充其间。国难以来，华王能够追随范、倪诸老游于虞渊，而我却厚着脸皮苟且活着；即使闭门谢客、隔绝人事，以求不辜负当初的期许，但同亡友相比，仍然可耻。志趣不相同，荣枯也随之变化，从前同社的人已经有一半出山，来往奔走的样子十分纷乱。能够守住咸淳年间面貌的人也很少了，难道不可悲吗！”于是他刻印《梓乡耆会》，入选者极为严格，王水功、林荔堂、徐霜皋之类，只有九人。他曾说：“谢皋羽已经不是容易赶上的人了，然而《月泉吟社集》收录的人为什么这样滥？莫非其中有不该参加的人吗？可惜不能起身去问他。”壬寅年他被捕时，整天弹琴。有一位仁和县令，也是个通达事理的人，因审理囚犯而进入，听到琴声感到奇怪；等看见墙上所题的诗，都是激烈直言，便叹道：“先生完了！” 他回头对身边人说：“替我准备酒食来。”酒食送到后，便拉着高公到风波亭上饮酒。高公坚决推辞，县令说：“不要紧。”这天两人于是痛饮到更漏已深，互相作诗告别。此后县令隔一天必定前来，等高公的事情解决后，高公派人向他致谢，却始终没有前去拜访。高公著有《雪交亭集》。“雪交亭”是张公肯堂翁洲所居住的地方，那里种着一株梅树和一株梨树，东西相接，高公喜爱它们，便取来为集子命名。大概从甲申年以后，他为十九位死节诸公分年立传，并把诗文附在末尾。还有《敬止录》，是甬上的旧闻，考证最为广博。例如把黄公林误作黄姑林，把大禹庙误作谢女庙，后来闻性道所作的订正，都是依据此书。高公还有《肘柳集》，是他所作诗文的总集。高公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宜人某氏，葬在某乡某原，儿子某，孙子某。他的《雪交集》手稿，我从陆披云先生的书库中得到；《肘柳集》也还保存于家中，只有《敬止录》残缺断佚，不再流传。高公的母亲黄氏，是前侍郎的外孙女，因此高氏同我家是重表亲；而先赠公兄弟也因为都是遗民，尤其彼此和睦。高公去世时，墓上的文字还没有完备，到这时我才为他撰写铭文。铭文说：墓上的树木低垂，枝条指向南方，朱鸟栖集其上，啼声喃喃。有书早已从枯竭的书函中流出，有铭文姑且用来彰明幽暗之中的人。李驾部墓志铭

译李驾部文缵，字昭武，另字梦公，是鄞县人。学者称他为礐樵先生。年轻时凭诗和古文辞受到前辈名宿赏识。天启丁卯年，他二十一岁，为叔父封若先生作《寒香阁赋》。杨高唐、南仲看见后惊叹说：“已经超过齐梁，直达其上了。”他又擅长书法绘画，当时称为三绝。钱忠介公起兵时，最先跟随他的诸生就是先生。先生被授为驾部郎，在奏疏中奔走效力。不久事情失败，他内心的郁结最终无法消解。丁亥年夏天，他从天台旧道进入翁洲，准备谋划跟随王室到福建。翁洲诸公正倚重先生处理中原事务，劝他回去。于是他接连卷入五君子之难。灾难刚开始时，官府拿出缴获的帛书，中人都断定自己必死。降臣夫已氏也想把他们一网打尽。幸亏华公经过宜兴，独自承担了这件事，乡里的义士又筹集大量金帛营救，因此五君子之外多数人得以免死。然而诸公接受廷讯时，不能不说些退让的话来求免，唯独先生强硬正直，始终不屈。华公叹道：“你本来只是一个文弱的诸生，没想到骨力竟这样刚强。”先生在狱中，每天同一同遇难的杨公圆石分作《雁字诗》，一个月内便写成一卷。不久，掌管监狱的人把各囚犯全都带走，分别关押到别处，只留下华公一人。相传大官将要单独杀死华公而释放其余人，先生却主动请求留下陪伴他。狱吏大为惊骇，便吓他说：“你不怕死吗？”先生笑道：“白头一起归去，我还有什么遗憾？”恰好评事倪公端木也因留发被捕入狱，三人共住一间牢房，一起唱传奇中的《木公不肯屈》《魔鬼锦缠道》等曲子，以此取笑作乐。听到的人更加惊异，于是先生陪伴华公过冬。第二年再审，先生再次受拷打，始终不屈；华公竭力为他辩解，先生才被释放回家。先生叹道：“过宜救了我，这是过宜的义，而我却感到惭愧。即便如此，我并不求活命，过宜也自会成就他的义。”唉，过宜哪里曾经死去，是我白白活着啊。不久杨公圆石也死了，先生便让自己的儿子骝娶杨公的女儿，于是把她收养起来，以兑现狱中所许的诺言。已亥年，苍水在长江起兵，先生从间道回到天台，在途中遇见他。当时关隘渡口戒备森严，先生以死士护送他，才得以重新进入林门。战乱平定后，先生游历四方直到老去，都仿照谢翱作《游录》。临终时，他的儿子询问遗言，他命人取来纸笔，只题写道：“众人都醒着，唯独我不是这样。” 他瞪着眼睛去世。先生学问极其广博，一生抄录编纂，亲手记录的书达到三千多卷。上至星象、纬书、律历、地理、礼乐、名物，下至诗话丛谈，没有不具备的，隐约有宋代儒者王厚斋的风范。成公宝慈以戍守之职来到鄞县后，先生跟随他讲学，学问更加深造而有所自得；又私下接受高忠宪公的学术传授。遭难后进入秦地，尤其同李中孚意气相投。晚年还写小楷，汇集各位儒者的言论。他关于三礼的著作有《注疏诠集》，关于《易》有《舌存》，关于《春秋》有《鲁书》，都不肯苟同宋人的学说。他的诗、古文辞有《殖阁草》《跪石吟》《赐隐楼集》；所编纂的各类书有《三嵕听雪》《石臼闲课》《鹿溪新语》《井中录》，如今都已散佚，稍有流传的只有《鹿溪新语》。先生的墓在城东，他的曾孙某请求我作铭，于是写道：这是五君子遗留下来的人，慷慨面对审讯而不发出屈服的声音；天网恢恢，用来护佑周朝遗留下来的百姓。天多老人墓石志 天多老人姓杨，名秉纮，字祁牧，是浙江宁波府鄞县人，太仆卿益美的曾孙。明代杨氏自文懿公、康简公以来，住宅声望一直是鄞县第一。老人在推官瑶仲兄弟中属于父辈，国难时共同在江上从军。老人看出事情已经不可为，便不接受官职。等到推官兄弟、姊妹、妻妾六人仗持节义而死，老人便以遗民身份尽力扶助汐社，成为杨氏宗族的长老。老人学问最多，读书不拘泥于古人的成见，尤其精于考据。乡里后辈远远看见老人拄杖走来，便纷纷迎接，听他滔滔不绝地讲述故国旧事，把它们当作奇闻。先公曾转述老人说：当初听说项仲昭错误抹杀艾千子的文章，不但不惭愧，反而陷害他使其停科；又压制陈大士而提拔李青，妄称李青为杨维斗；后来又向嘉定伯行贿，再次入闱求雪前耻，结果所得的又是陈名夏，便总想着唾他的脸。后来项仲昭逃亡到慈水，藏在冯氏园中，慈水人揪住他的头发把他投入水里，又把他提出来审问：“投降贼人的就是你吗？”这样反复三次，他才死去，这是他一生中最痛快的一件事。老人又说，阎古古曾劝史道邻清除君主身边的奸邪；但是看他所说的军事事务，还不足以同辛幼安相比，即使任用他，也未必能够扶持危急的疆土，只是他的壮志确实百死不折。当时，老人熟读阎古古的奏札，像河水注入大海一样流畅。他又说，近来听说澹归晚年稍有委曲周旋，各位先生可以替我查明。如果果真如此，那么这个人就可以断绝交往；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要妄加议论。先公从老人那里听到的事情很多，晚年所记下的只有这些，但都足以作为考订史实的帮助。老人自丙戌年以后颓然自放，所著书很多，其中《浙江水利考》尤其有益于实用。不过他早年丧失儿子文麟，有孙子如童，名乌年，十四岁便夭折，因此精神恍惚，不能自得。过了八十岁又遭遇大火，所著书全被烧毁，他和老妻一起匍匐在烈焰中，仅仅逃生，叹道：“我已经没有国、没有家，如今又没有书了，这是上天太多地折磨我啊。”于是自号天多老人。然而他的精神并未衰退，常说：“如果能有容膝之地，衣食勉强足以自给，我一生的著述还可以一一记写出来。”恰好有人请他去教授孩子，老人认为正合心愿，欣然前往。到了馆舍，主人在绛帐中设下高席，老人含着酒杯还没有饮下便去世了。唉，老人的困穷竟到了这种地步，于是没有片言只字留在人间。那么，郑所南把书沉入井中，难道也是看到了这种情况而预先裁定的吗？谢皋羽殉葬于宋陵，难道是幸免于生前灾祸，最终却又担忧遗著不能保存吗？这真是上天造化的残酷。有些事情实在无法解释。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娶某氏，葬于某乡某原。如今杨氏宗族已经衰落得非常厉害，我替老人作这篇志，大概也是遵循先公的意思。铭文说：世人所稀少的，天却偏多；书籍可以焚烧，铭文不可磨灭。钱东庐征君墓表

译郑高州寒村去世时，对他的儿子说：“我有两件未完成的事：一件是姚江黄先生的墓文，另一件是老友东庐钱丈的墓文。”丙辰年，我替黄先生撰写神道碑，东庐先生的次子际盛看见后高兴地说：“这足以完成高州的一桩遗憾了。只是我先父的墓志，还请您一并替高州完成它。”我说：“好。”恰逢接连遭遇父母之丧，来不及撰写，而际盛也去世了。然而他在病中还一直把这件事郑重托付给我。服丧期满后，先生的长子中盛又带着他亡弟的话来催促我，哪里敢推辞。先生名廉，字稚廉，别号东庐，是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明代山东提学副使启忠的儿子。副使因为讲学闻名天下，就是世人所称的清溪先生。先生幼年丧父，副使去世时他才三岁，国家发生灾难时他才四岁。当时，先生的堂兄太保忠介公起兵举义，后来航海离去，家产被查抄；太恭人带着先生到武林避兵，依靠外家，于是跟从外家的姓改姓高，事情平定后才恢复钱姓。长大后他励志读书，以名节自任，不屑做乡里拘谨迂曲的儒生。副使的讲学，在明代儒者中属于蔡云怡、黄海岸、朱震青这一派，并且颇参用了宗门之旨。姚江黄先生在鄞县讲学时，阐明蕺山一派的传承，钱氏子弟多跟随他交游。而先生才气横溢，想研究王霸之术和有用于世的学问，以便施展于世，所以对于象数、兵法、地势险要等无不推究，远承陈同甫、辛稼轩一类人的传统。他对于家学固然是转手承接，对于黄门之学却又自成一派。聊城师相傅公曾想推荐他为中书舍人，他没有接受。耿藩之乱时，和硕康亲王率军来到浙江，邺园李公任总督；邺园本来出自副使门下，便请先生来询问计策。先生传授给他秘密的火攻方法，全部按照壬遁和支干来实施，军队于是取得功绩。王命令叙录先生随征的功劳，授给他官职，先生以母亲年老坚决推辞不赴任，邺园也想推荐他，先生却在半夜逃走。先生性情豁达刚爽，重视朋友情谊，所以郑高州寒村说：“管夷吾称鲍叔牙把财物推让给我，是因为认为我贫困；我在东庐身上见到了这种情谊。”他性情耿介独立，姚江黄先生去世时，先生乘素车前往吊唁，直接到墓前哭祭，不见丧主便返回，真是契合深厚的世交。儿子万承勋才华出众，后来忽然有不可斥责的严重过失，而承勋因此更加感念先生的情意。有个姐姐嫁给杭州许观察文岐，成为他的儿媳；观察死于国难，姐姐守寡无子，先生便接来奉养她终身。副使有一名妾叶氏，随任在江西，后来出家为尼。先生死后归葬，并附葬于祖墓。大概自明代万历以后，东皋钱氏一门奇特的节操和伟大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具备的。先生在丧乱之后能够追溯这种遗风，独自成为其中的表率；只是可惜他有经世致用的才干，却不肯出仕施展，隐居东庐直到老去。先生生于明崇祯庚辰年六月十二日，卒于康熙戊寅年五月初八日。原配陈氏，是副使绍英的女儿；继娶翁氏，是知县叔朗的女儿；再娶陈氏，是经师同亮先生的妹妹。葬在太白山吴公岙。儿子三人：中盛、际盛、德盛，都能继承他的家风。际盛先去世。女儿两个：一人嫁给编修万经，一人嫁给户部黄廷铭。孙子十人，孙女四人。所著有《东庐集》若干卷，又编有钱氏诗文若干卷，都是记载钱氏自钱惟善以来的文献。我对于高州的文章没有能够出力，但凭世交家族子弟的情谊，很了解先生的学术和气节，因此作此墓表。南岳和尚退翁第二碑

译南岳和尚退翁，名洪储，字继起，是扬州兴化县人。他姓李，早年出家，拜三峰为师，是三峰的高足。后来先后主持十座道场，其中在苏州灵岩寺最久。退翁的父亲嘉兆，是一位志士。甲申年事变后，他写信给儿子说：“我们的始祖皋陶曾任理官，子孙于是以理为姓；后来因为读音相同，也有人以李为姓。如今先皇帝为社稷而死，贼人却姓李，我难道能同贼人姓一样吗？我的子孙还应当恢复理姓。”此前中州有李鬯和寒石，因为以与贼人同姓为耻，上书请求改姓理。嘉兆并不知道这件事，却恰好同他意见相合，天下于是传为‘二理’。退翁虽然出家，但感念父亲的大节，时时思考如何继承父亲。丙戌年以后，东南志士在焦原遭受灭顶之灾，接连不断，而吴中受冲击最严重。退翁都同他们结交联络，跟随他的人像市集一样多。退翁才性深厚稳重而不轻易泄露，他替人排解大难最多，世人却没有完全知道。辛卯年终于受到牵连，各位义士争相营救，过了很久才得以脱身；他仍然像往常一样积极行事。有人拿以前的事情劝诫他，他说：“只要我反省自己没有惭愧，即使有意外风波，时间久了自然会平定。” 他又说：“修道之人，正应当在不如意中寻找力量。”又说：“如果能使忧患处置得当，那么即使身在汤火之中，也如同处在快乐的国度。”吴中高士徐枋感叹说：“这真是把忠孝当作佛事来做的人啊。”徐枋居住的涧上草堂正在灵岩山脚下，一生很少有肯接受的东西，宁愿忍受寒冷饥饿，也不肯接受别人一丝一粒的馈赠；唯独同退翁有深厚交契，自称为白衣弟子。退翁有时救济他的急难，他没有不接受的。徐枋曾说：“退翁就是竺国所谓的大人。”因此仪部郎周之玙也是吴地的好人，临终时脱然谈笑而死。退翁独自沉吟说：“这恐怕不是故国遗臣所应当听到的。”于是惊惧不安。禾人吴鉏素有大志，一见退翁便叹道：“军持中有这样一位老人，我们这些人难道不应该惭愧至死吗？”一天退翁登堂说法，忽然发问：“今天的山河大地，又经历了一次变化吗？”众人没有人敢回答。退翁悲伤落泪。退翁长久居住吴地，思慕明朝的心老而不衰，于是在尧峰修建报慈堂祭祀他的父亲，同道推尊他为上座，私下谥为孝敏。晚年应南岳的邀请，主持福严寺，吴地人唯恐失去他，又迎接他回来。壬子年，他在灵岩去世，享年六十九岁。他出家四十年，著有《灵岩树泉集》《孝经笺说》。退翁身在佛门，弘扬宗门风气，笃爱人物，很像三峰，海内都能谈论他的事迹；但徐枋说：“这还不是退翁真正的地方。”他的内心深处，只要看他每年三月十九日穿素服焚香，面向北方流泪，二十八年如一日，便知道他为何如此。近年来灵岩寺香火日渐衰微，我的朋友长洲陆锡畴常常为此向我叹息，于是请我重新为他立碑，以表彰他的墓塔。文献散失，不能详细叙述，但大略说出他的大节，琐碎之事可以置之不论。改朝换代之际，许多遗民隐身佛门，他不肯把自己仅仅当作僧人看待，这是理所当然的。退翁本是国难以前的佛门中人，却耿耿然另有至性，终于成为佛门中的遗民，来收拾残山剩水的局面，难道不奇特吗？所以我写这篇文章，不谈退翁的禅法，而谈他的大节，仍把他附在诸遗民之后，认为这样就足够了。比起宋代的杲公来，大概差不多吧。退翁的法嗣遍布天下，其中最贤能的，是故大学士嘉鱼熊公开元。他跟随国事逃亡而未能成功，从南方蛮地回来，听到退翁的名声，便前来依附他，替他烧火做饭。退翁一见他说：“这不是寻常人。”不久有认识他的人说：“这是熊公。”后来他居住华山，法号正志。另有故监司宣城沈公寿岳的儿子沈子麟，父亲任监司时死于节义，他深深怀抱王裒那样的哀痛，依附退翁听法；后来居住姚江，法名大瓠。又有归安故诸生董说，经学极其广博，隐居浔溪。辛卯年发生灾难时，寺中众人四散逃离，只有董说带着书、拄着杖进山，因此尤其受到当时人的推重。后来他居住尧峰，法名南潜。《鲒埼亭集》卷第十五，鄞县全祖望绍衣撰，余姚史梦蛟竹房校订。碑铭 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福建、世袭轻车都尉、会稽姚公神道第二碑铭。

译康熙二十二年六月，福建总督姚公用秘密计策授意水师提督施琅进攻台湾，七天便攻克台湾。皇帝下诏封施琅为靖海侯，而姚公自己陈说没有功劳，因此赏赐也没有涉及他。这年十一月，姚公背上毒疮发作而去世，归葬于越地。唉！蔿子替楚国谋划平定舒地的策略，等到他死后，屈建完成了这件事，却说：“这是先大夫蔿子的功劳。”把封邑归给他的儿子羊叔子；羊叔子替晋国谋划平定吴国的策略，等到他死后，杜预、王浚完成了这件事，而武帝说：“这是羊太傅的功劳。”并把这些话告祭于他的庙中。古人关于旗常功勋的公论，竟然这样核实公允。唐代裴晋公平定淮西，李凉公终究免不了有惭愧之处。然而李凉公在碑文上有所遗憾，并不是不敢让裴晋公显扬，而只是想使颜允古、李通的功劳更为显赫罢了。况且所争的也不过是文字，而论功行赏的典礼，自裴晋公以下，颜允古、李通本来没有一人达不到。如今姚公凭借航海数千里的筹谋，封堵滨海数百座城池所遭受的巨大祸患，扫除三世不肯归顺的余孽，多年筹划运输，一旦之间便廓清全局，这又不是蔿子、羊叔子两人未能亲身看到成功的情形所能相比的。然而象征功勋的彤弓、信圭，却转授给了别的将领；姚公忽然长逝，连秬鬯、黄肠这样的丧葬恩典也没有蒙受。即使身为劳苦功高、报效国家的臣子，哪里敢有所怨言？可是那些安然接受五等封爵的人，我真不知道他们凭什么能够心安。台湾自有人类以来，就没有同中原往来。前明崇祯年间，郑芝龙做海盗，曾经屯聚在那里。芝龙接受招抚的命令后便放弃了台湾。丙戌年，芝龙向世祖投降，他的儿子郑成功不肯跟从，聚集旧部，占据厦门、金门二岛，侵扰我中原。己亥年，他大举窥伺江宁，战败退走，这才夺取台湾，将它定为老巢，并往来于二岛之间，图谋伺机挑衅。壬寅年，郑成功去世，他的部将如施琅、黄梧等，早已向我投降。到这时，我军用兵平定二岛；他的儿子郑经逃入台湾，兵力不到一万人，船只不满一百，势力稍稍衰弱。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乱发生，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建反叛；第二年才向郑氏请求援兵，台湾人非常高兴，立即渡海西进。闽中人过去都受过郑氏恩惠，耿精忠的海澄总兵赵得胜首先约同副将刘国轩等人，都归附郑经。耿精忠开始害怕，郑经派人劝说耿精忠，请借漳、泉二府来整治军队，耿精忠对此感到为难。郑经发怒，立即夺取泉州，又向南夺取广东潮州，第二年再夺取漳州，耿精忠大为恐惧。吴三桂多次替耿精忠请求划定枫亭为界并据守那里，但始终没有成功。第二年，吴三桂命尚之信割让惠州给郑经作为财物，重新申明盟约。然而郑经的军队很快又攻取汀州，郑氏的声势再次大振。当时和硕康亲王讨伐耿精忠，从浙江进入福建；姚公以前任香山县知县而被罢官，过去同康亲王有交情，于是命长子姚仪招募军队，率领他们赶赴康亲王军中，请求效力。康亲王很高兴，立即任命姚公以知诸暨县事的身份随军征讨，进攻并击破紫狼山贼；又攻击枫桥贼，也将其击破。温州人中谋划响应耿精忠的，也都被杀死。康亲王就在军中升迁姚公为温处分巡道佥事，驻扎吹台；姚公进一步招募军队，自成一军，进攻并攻破石塘，夺取杨梅冈。耿精忠的骁将曾养性来到温州，姚公派姚仪迎击，大败曾养性。耿精忠正被郑氏攻逼汀州而震动，而大军已经夺取仙霞关进入福建；姚公任前锋，便派人劝他说：“郑氏造成的祸害一天比一天深，延平、建宁又已失守，进退两难，谁还会同你一起守下去？为什么不束身归顺天子以求活命，反而要把自己送给郑氏擒获呢？”耿精忠狐疑不决，姚公便单骑到他的军营劝说。耿精忠设宴款待姚公，宾客都列队侍立；姚公吃喝到酒足饭饱，指点军务，神情豪迈爽直。宴饮结束后，姚公长揖告辞，径直走出去，说：“大王自己裁决吧。”耿精忠说：“这大概是李抱真一类的人，肯定不会欺骗我。”于是投降。论定功劳后，立即任命姚公为福建布政司，仍随军征讨郑氏。耿精忠投降后，他的部将多因害怕获罪而归附郑经，郑经便乘虚攻取兴化郡。吴三桂有一名骁将韩大任，世人称他为“小淮阴”。他替吴三桂翻越山岭攻取吉安，被围困很久，援兵又接应不上，突围后由赣州进入汀州，将要同郑经会合。姚公说：“这是一个勇武之士，不可丢弃而资助贼人。”又单骑来到他的军营劝降，挑选他的士兵，得到三千名敢死之士，优厚供养他们，立即编为亲军。汀州平定后，韩大任投降，姚公的威名更加显盛。康熙十六年，姚公随康亲王收复邵武，又收复兴化，不久将漳州、泉州一带全部收复。郑经逃入厦门，姚公又带着韩大任兵临潮州，劝说守将刘进忠也投降。郑氏放弃惠州离去。七府已经平定，有人说：“南方荒乱大概又要平息了。”姚公说：“二岛还没有平定，不能高枕而卧。”第二年，郑氏果然再次出兵，二月间接连攻下玉洲、三汊河、福河、下浒等堡寨，夺取石马，进入镇门，又攻陷湾腰、树马洲、丹洲、壁炉等堡寨。郑氏的骁将有刘国轩、吴淑、何佑，其中刘国轩尤其强悍。当时总督郎廷相、嗣海澄公黄芳世、副都统胡克率军驻扎漳州准备进攻刘国轩，又传檄宁海将军喇哈达、都督伯穆黑林的军队在福州会合，传檄平南将军赖塔的军队在潮州会合。提督段应举的军队在泉州齐集，姚公率所部在壁炉击败台湾军。不久黄芳世、穆黑林在湾腰、树马一带遭遇敌军而战败，胡克在镇北山麓截击敌军，又败。姚仪从三汊河前来救援，也战败。段应举在祖山交战，大败后逃入海澄。刘国轩攻下平和，返回围攻海澄，挖断壕沟、环列木桩，飞鸟也不能越过。沿海的无赖之徒像云一样跟随他。于是天子震怒，将要逮捕总督，谕令康亲王寻找能够代替他的人。康亲王及以下将领一致推荐姚公。六月，天子就在军中破格任命姚公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福建总督，并令他节制各军，迅速援救海澄；同时任命按察司使吴公兴祚为巡抚，协助姚公。姚公奔驰督率各军到葛布山，谋划解围，但海澄已经粮尽陷落。段应举上吊而死，总兵黄蓝巷战死；官兵陷没三万多人，马匹一万多匹。

译刘国轩攻下漳平、长泰、同安，又从旁夺取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等县邑。七月，围攻泉州，号称十万人，实际上有六万人。姚公分兵救援泉州，立即命各将扼守险要，广泛储备粮草，并修缮各座城堡；同时秘密向天子陈奏说：“贼军之所以像野猪一样冲突而无人能挡，大概是因为有福建人替他们效力。福建人自郑成功以来，长期受到胁迫，所以郑氏余孽一来，他们便纷纷顺从。福建人势力受挫，台湾人便强盛起来。如今一定要设法壮大福建人的势力，首先必须设法稳固福建人的人心，然后才能击退贼军；还必须使用奇计，使台湾人反过来为我所用，然后才能消灭贼军。这本来就不只是争一时胜负而已。”天子认为他说得对，降下诏书褒奖慰劳，把军事事务全部交给他，并对内阁诸公说：“福建总督如今用对了人，贼军将要平定了。”姚公于是大规模部署方略，命平南将军以下各军分道出击牵制敌军，用轻兵抄袭敌军粮道，乘机收复平和、漳平；总兵林贤等又在定海击败敌军水军。九月，刘国轩才解除泉州之围，集中兵力进攻漳州，聚集二十八镇的军队组成十九座营寨，烽火台一座接一座相望。刘国轩率十七镇精兵三万人驻扎在西面，吴淑、何佑率十一镇精兵两万人驻扎在南面，请求在龙虎山、蜈蚣山之间同大军决战。姚公五次传檄泉州军队，但援军尚未到达，城中只有平南将军的军队和耿精忠归正的士兵，漳州人都忧惧不安。姚公说：“贼军依仗胜利而骄傲，以为我军弱小，不敢出战。如果出其不意奋力攻击他们，他们必定失败；一旦失败，就再也不能组织军队，平定海疆就在这一战了。”他每天从容饮酒，谈笑自若；胡都统骑马到来后，合计也只有八千人。姚公立即让胡都统担任前军，自己率所部继后，又把赖塔、耿精忠的军队分作后面两军。前军接战不利，中军接替后也不利；耿军接战后稍占优势，赖军又出击。刘国轩无法支撑，前军、中军回师攻击他，连续攻破十六座营寨，斩杀其将领郑英、刘正玺、吴潜等，生擒一千二百多人，斩首四千级，溺死者以万计。刘国轩泅水逃走，奔往海澄。官军乘胜又收复长泰、同安。这年冬天，姚公派客籍中书舍人张雄进入厦门，抚慰劝降郑经，郑经不肯。康熙十八年，姚公考虑到海澄凭借险要，又同厦门、金门、海坛彼此呼应，不可能突然攻下，于是请求重新设置水师提督，并在漳州大规模修建修来馆；不吝惜官爵、资财和珍玩，凡是说自己从郑氏那里来的人，都招请来厚待，使他们乘华车、穿鲜衣在漳州、泉州郊外炫耀，并任凭他们提出各种供给要求。漳州、泉州的人争相喧传此事。姚公当时捋着胡须笑说：“古人捐出金钱施行离间，即使像信陵君那样亲近的人，以及像廉颇、李牧那样的武将，亚夫、龙且、钟离昧、周殷那样刚直的将领，也都可以坐着逐一收服，何况一个小子的游魂呢！”于是不到一年，郑氏五镇大将廖琠、黄靖、赖祖、金福、廖兴率所部投降。郑奇烈、陈士恺等接着投降，林翰、许毅等人也都被任用。郑氏上下开始彼此猜疑，阻止并筛选各降将的士卒，仓促扩充水师，一下增加了两万多人。于是命巡抚吴公和水师提督万正色进攻二岛。第二年正月，官兵逼近海坛，郑氏戈船将朱天贵原先接受过姚公的约定，率所部五艘楼船、三百名士兵首先投降，于是收复海坛。姚公厚待朱天贵，任命他为亲将，最终利用他的军队，全部攻破十九座营寨。刘国轩茫然失去依靠，放弃海澄进入厦门。万正色进兵逼近，刘国轩又放弃厦门、金门，护送郑经进入台湾。当时郑成功的妻子董氏还在世，郑经几次提到她，说：“你父亲的事业已经衰败了，你们这些子弟真是不成器。我听说姚公是天人，他大概不会再有进攻台湾的行动了。”福建已经平定，吏部、兵部列奏姚公功劳，应当加授的官阶有四百多级。天子晋升姚公为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世袭轻车都尉；任命姚公之子姚仪为都督佥事、总兵，世袭骑都尉。当初，在郑成功时代，福建人对内缴纳官府赋税，对外又偷偷响应郑成功的军饷，以求免遭劫掠；奸民趁机滋事，天天制造事端，百姓供应军需也困苦不堪。于是提出迁界的建议，划定沿海界线，把居民迁出界外。凡是越过界线进入内地的人都处死；郑成功虽然因军饷不接济而不能再横行，但被迁居民流离失所，也完全失去了海上捕捞鱼、蜃的利益，福建因而更加贫困。等到耿精忠到来后，他封锁山林、圈占土地，没有人敢裁减或限制，百姓的财力又日益耗尽。不久耿氏、郑氏之乱相继发生，所到之处杀人抢掠，根本不知道是哪一方的军队。福建境内驻有一位亲王、一位贝子、一位公爵、一位伯爵，将军、都统以下各自设置幕府，所率都是禁军。他们没有住处，就住进百姓房屋；没有器械，就拿房屋中的器械供自己使用；没有差役，就直接驱使房屋里的百姓。军人肆意淫辱百姓妻女，拘系老人孩子，沉默着或大声呵斥，稍不如意便横施鞭打刑罚，每天都有百姓死亡。再加上饥荒，能够存活的百姓已经很少了。姚公进入福建后，看到这些惨状，内心悲痛，谋划拯救困苦百姓，想尽了一切办法。例如除去口卒，革除排夫、铺甲，减少刍役，并且时时同强悍的将领和骄横的士兵全力抗争。等到郑氏逃入海澄，姚公对康亲王说：“现在陆地上已经没有贼人，材官和蹶张弩手必定不能喂饱战马、驱马到波涛之间去作战，那么重要的就是船只，而不是马具。”当时军需匮乏，禁军所养的马将近三万匹，每匹马每天要耗粮一斗六升；计算下来，一匹马的粮食可以供十个人吃。这样撤掉马匹的一份粮食，就足以养活水师三十万人，这不只是为了百姓，实际上也是为了国家。况且禁军长期在外暴露劳顿，为什么不奏请让他们休息呢？”康亲王说：“我极其清楚你说得对，但如今耿精忠还在军中，名义上仍然是靖南王。如果耿精忠不肯回京，那该怎么办？”因此姚公连续上了三道奏疏，朝臣没有人敢支持。厦门平定后，姚公请求更加用力，并让门客婉转劝说耿精忠入朝，天子才同意姚公的奏请，康亲王撤军回师，只留下吴、喇两位将领善后。不久又把他们全部撤走，但禁军将要驱赶两万多男女离开。姚公流着泪向康亲王极力请求，命令军中若有私自携带良民者一律处死、不得赦免；姚公自己则用金钱赎回这些百姓，临行时全部把他们带回交还给民家。

译禁军得到金钱，也都欣然返回。于是姚公开始请求开放海禁和迁界地区。姚公说：“南海一带都有险要的城寨，可以驻军防守；也都有田地可以耕种，而鱼、盐、蜃、蛤的利益尤其丰厚。如果分区屯驻、设置卫所，命令百姓开垦，使他们同海上居民、疍户交错居住，这就是安定内地而抵御外敌的办法。从福清向南，臣已经考察规划，清清楚楚可以施行。将要开放商市，发给牛和种子，为国家救恤流亡百姓，同时收取瓯脱地区自然产生的利益，保证不会有后患。”天子派一名侍郎前去勘察，也不敢主持此事。姚公连续上章承担责任，于是天子回复准许。自从撤兵，福建人走出汤火般的困境，重新开放迁界禁区；福建人获得耕种、捕鱼和维持衣食的资财，大家狂呼欢跃说：“姚公救活了我们！”姚公于是大规模制造八桨船、艆船、双篷船，并请求招募红夷夹板船，以谋划收复台湾。当初，郑经有个宠幸的亲信叫施亥，姚公秘密招徕他，命他擒住郑经归降。施亥答应了姚公，但事情泄露，恰逢郑经去世，他的继承人郑克塽年幼。姚公又结交郑氏使者傅为霖，准备利用我朝旧臣续顺公沈瑞来覆灭郑氏。续顺公的先祖是明将沈志祥，从辽东立即归降我朝；当时已经有恭顺王、怀顺王、智顺王，都是投降的将领，所以以‘续顺’为名。后来沈瑞出镇福建，不久调往广东；耿逆反叛时，连同他的军队一起迁往饶平。郑氏攻打饶平并俘获了他，于是把他带入台湾。到这时，姚公秘密同他约定，纠合十一镇兵，定下日期准备发动；事情泄露，沈瑞等人被杀。姚公又收买敢死之士进入台湾，两次命人捆缚刘国轩，虽然都没有成功，但郑氏因此更加崩溃削弱，不知该如何应付。当初施琅背叛郑成功而归附时，世祖立即任命他为水师提督，驻扎海澄。郑成功去世后，施琅以平定台湾自任，出兵却没有成功，朝廷很怀疑他有二心，召他入京，不再任用，水师也因此撤罢。姚公以布政使身份奏陈军事时，立即推荐任用施琅，但没有得到回复。等到姚公担任总督，才任命万正色为水师提督。到这时，姚公请求改任万正色为陆路将领，仍任用施琅统领水师，并说：“臣愿意用百口之家担保施琅一定没有二心。”天子这才派施琅出任，施琅到任后，朝廷给他丰厚的资助。这时福建人都知道郑氏灭亡就在顷刻之间，姚公进入台湾不过是躺在枕席上就能完成的事。姚公一定要任用施琅，只是因为他是郑成功的旧将，想借他作为前导，却没有料到施琅竟立即打算独占功劳。施琅到任后，立即秘密上疏，请求让姚公驻守厦门，而自己单独率军进兵。当时姚公已经率军出海，看见施琅的奏疏很不高兴，便自己陈奏请求出征；天子下诏召姚公返回厦门。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姚公准备从铜山出兵攻取澎湖，主张乘北风，在十月进攻台湾北部；施琅主张乘南风，及时进攻台湾南部。姚公说：“澎湖以南可以停泊船只的地方只有娘妈宫。如果贼人固守那里，不能突然攻下，我军进退都将失去依托。若向北进攻，北澳很多，进退都有可以依靠的地方。澎湖一旦攻下，台湾就会溃败。而且盛夏多有飓风，尤其应该选择有利的地方。”大将吴英、林承、林贤、陈龙等都说：“姚公的话是对的。”施琅虽然答应了，却很不以为然。这一年没有果然出兵。第二年六月乙亥，施琅竟率军出发。姚公又像先前一样告诫他，施琅却最终向南进军，刘国轩果然守住娘妈宫，使我军无法进入。丁丑年，飓风和潮水一同发生，把我军冲散，前锋全被急流漂开。刘国轩率两万精兵从牛心湾出兵，他的将领林升率一万精兵从鸡笼屿出兵，两面夹攻我军。乱箭集中射向施琅的眼睛，施琅害怕了。当时官兵停泊在罩一带，形势非常恶劣。姚公派使者责备他说：“不听我的话，结果怎么样了？不过，胜败是军人的常事，飓风也应当停止。我先前约定的那些贼将，一定有会来投降的人，你赶快去接应他们。” 施琅得到书信，又惭愧又高兴；而贼将吕韬等人暗中派来的使者果然到了。施琅再次进攻澎湖，海水也突然上涨。癸未日，朱天贵率先出战，大败刘国轩的军队，敌军纷纷投降，朱天贵也战死了。刘国轩则从吼门逃走。姚公派吏卒用大型战船运送金帛、货物和米粮，络绎不绝地送到军中，并且告诉施琅：“凡是投降的士卒，都要给他们丰厚赏赐，遣送他们回去，以收拢台湾人的人心。”施琅依照他的话办理。此前，漳浦道士黄性震从台湾来投降，姚公任命他为千户。黄性震自己说能够取得刘国轩的要害，姚公便派他前往。刘国轩曾经写信秘密报告姚公的事情，但仍不肯立即投降。到这时，黄性震故意把这件事泄露出去，于是刘国轩君臣彼此猜疑。战败后，刘国轩想再次出战，他的部下却没有人愿意听从。大军于是从鹿耳门平稳地行进进入台湾。七月甲午日，刘国轩代表郑氏投降，交出郑成功遗留下来的延平郡王、漳国公、招讨大将军、忠孝伯、御营都督等印信，清理道路出城迎接。八月癸亥日，大军前面歌唱、后面舞蹈，全部进入台湾。自姚公以布政使身份随军征讨以来，军队的膳食、兵器和军需从不动用国库；此外，他在漳州修建修来馆捐出招抚金三四十万，赎回难民所捐的金钱也有这么多。到这时论功行赏，获得的厚赏又有十多万；而且姚公从来没有从百姓那里拿过一丝一毫，没有人知道他筹办这些费用是从哪里来的。姚公笑说：“台湾已经平定了，但也像烧掉了一大锅金子啊。”这时北风正顺，施琅便派他的子弟从海路由天津先去报捷，然后才向姚公上报捷文。姚公报捷时，使者从驿道出发，等到抵达时，已经比施琅晚了二十多天。天子先得到施琅的奏疏，大为高兴，把施琅的功劳排在平定云南诸功之上，却责怪姚公的奏疏来得太晚。那些在京城做官的福建士人，也都先接受了施琅的说法，没有人为姚公说明其中缘故。于是天子因首功封赏施琅，准备依次再封姚公。姚公上疏说：“这些都是朝廷谋划、上天安排的，微臣没有力量。”天子怀疑他是在表达怨恨。不久有召姚公掌管中枢事务的命令，但姚公已经卧病不起。前明故太仆沈公光文，是鄞县人，随明朝遗臣流亡海上，从浙江到广东、福建二十年，后来在台湾避难。他依附郑氏，也有二十年。郑成功死后，太仆认为郑经不能承担大事，颇有讽刺，差点被郑经杀死，于是削发做了头陀。到这时他已经老了，姚公派人首先前去问候，说：“管宁还平安吗？我将准备鞋子送他回来。”

译使者回来后，姚公去世了。太仆最终也客死在台湾。郑氏刚兴起时，厦门有一块浮石，有人看它上面的文字说：“生女灭鸡，十亿相倚。”丁庚年间人们稍有兴盛，却没有人能够解释。到这时才知道，“十亿”就是“兆”，“兆”旁边依着“女”字就是“姚”，“酉”代表鸡，而郑成功赐姓郑，郑氏的兴亡大概早已由天命决定了。虽然如此，姚公的功业早在六十年后改朝换代之前就已经预先显现，却不能在平定台湾的当天得到昭雪。姚公的才能，足以使海外的穷奇、贰负改过自新、归顺王化，却不能使共同做事的同僚不忘恩负德。姚公的才智，能够预先判断大海风向和军队出行顺逆的日期，却不能料到捷报反而落在别人之后，这又哪一样不是上天的困厄呢？姑且不论平定台湾的谋略全都出自姚公，即使平定台湾的军器、军饷、军装也全都出自姚公，而施琅不过只贡献了一个将领的力量，并且差一点因为违抗命令、违反制度而误了军机。最终拼死作战、击败敌人的，全都是姚公部下的士兵。即使命令最终出自施琅，那么想用百口担保施琅的人又是谁呢？姚公也理应得到魏无知那样的赏识了。这样看来，施琅的嫉妒就太严重了。然而姚公去世时，百座城池都震惊哀悼，众人聚集在都亭哭泣，舂米也不再互相应答，最终还有人私下为他服丧。漳州、泉州两府的百姓争相请求用姚公遗留下来的衣冠代葬；他的家乡福州百姓请求把他的衣冠留葬在城外东山，申请没有获准后，百姓穿着麻衣、手执绋绳，号哭送葬，直到越过仙霞关；回来后又各自拿出私钱为他建祠，甚至有的人家塑造姚公的形象来祭祀。直到今天将近七十年过去，福建人谈到姚公，没有不叹息的，都认为他的功劳没有得到酬报；他们并不因为姚公是乡里人就偏袒他，这也足以看出公论所在。我又听说姚公患毒疽，开始于平定厦门那一年。当时鼓山有一位奇异的僧人很会医治，便请他来。僧人到后说：“这病不值得忧虑。上天生下姚公，是要让他为福建疆域奏报平定；如今事情还需要等待，姚公不会死。”病果然不久就痊愈了。等到台湾平定后，毒疽又复发，再请那位僧人，他却推辞说：“这病已经不能治了。福建疆域全部平定，姚公也将死去。我这个老僧即使前去，也没有益处。”唉！谁能料到上天竟因姚公完成福建大事，便立即削减他的寿命；上天又能把这说成什么呢？姚公名启圣，字熙止，晚年字忧庵，世代都是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三代都因姚公的显贵而获赠官职。姚公官居何等品级，他的三代也相应获得同样的赠阶；母亲也依照相应品级追赠。最初娶何氏，后来续娶的两位都姓沈。姚公享年六十岁。他生来臂力过人，额头宽阔，长着长胡须，眼中光芒四射，像闪电一样逼人。他曾到松江守赵君的官署游玩，中午睡觉时鼾声很大，童仆偷看，原来是一只雕刻的老虎，大吃一惊。姚公性情豪放不羁，把金钱看得像泥沙一样。刚成年时，以诸生身份游学通州，竟然获得代理知州之职。到任后，立即杖杀当地豪强。不久弃官离去，回乡后在萧山郊外游历。有两个强壮的士卒佩刀押送两个女子同行，一个老人跟在后面哭泣，原来是她们的父亲。姚公假装呼唤两个士卒同他们交谈，并劝他们稍微给老人一些钱，士卒答应了。姚公出其不意夺下他们的刀，接连杀死两个士卒，对老人说：“赶快带着你的女儿离开。”然而他所杀的是口外来的士兵，追捕很急，于是改名换姓，逃亡于江湖之间。无可奈何之下，他编入奉天镶红旗。康熙二年，姚公上疏请求八旗开科考试选拔士人，圣祖说：“可以。”姚公以第一名被推荐，于是任命为香山县知县。刚一到任，澳门贼人霍侣成非常猖獗，督抚都不能制服。姚公用计擒住他，不久霍侣成逃走，姚公又率兵在澳门将他捆捕。事情平定后，论功本应得到最高赏赐，督抚却厌恶他，反而诬陷他私通海盗，并且准备置他于死地。姚公夜里拜见平南王尚可喜，向他申诉。尚可喜上疏说明他的冤屈，督抚都因此自杀，而姚公也被罢官，客居广东，没有生活来源。当时姚公五十岁，见到他的人多为他的失意而叹息，但姚公的志气仍然浩大。军事兴起五年后，他建立军府、执掌节钺；又过五年，便建立平定海疆的特殊功勋。他幕下的士人，从上客、亲随到壮士、走卒，因他的提拔而取得高官的前后相接，也真是盛大啊！等到他去世，家中冷落，没有积蓄，几个儿子卖田安葬他，家境仍然贫困如故。我却认为，姚公死后仍值得后人关注，正在于另有原因，并不在于赏赐有无。古人功成之后辞去爵位，姚公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反而因为愿望未能实现而闷闷不乐，他自己会同意这样吗？只是姚公从疏远卑微之中脱颖而出，突然得到任用，大小六十多次战事，他都亲自到场，最终以中枢大臣身份持节督军。按功劳计算，他足以向上报答国家，却始终没有机会进入长安面见天子。荷兰那一片土地，是他日夜魂牵梦绕、筹谋经营的地方；平定后已经有牛酒夹道迎接，远远望见元老的容貌，却始终没有能够踏上那片土地，亲眼看看当地人是否同样接受教化。多年来身经战事，他想在解甲归田之后，向天子叩首请求赐归剡湖，却最终死在任上。这就是劳苦功臣心中耿耿不平的地方。当初，何夫人的力气极大，不只是能够举起石臼而已。姚公听说后认为奇异，便娶了她。她生下长子姚仪。姚仪身高七尺，雄伟高大，千人见了都退避。他曾经赶着四匹马拉的快车，从车后用力拽住，马匹踉跄前后退却，不能自由奔跑。他能拉开四钧的弓，在百步之外射穿数层铠甲。他蓄养了张黑子、钟宝、王三痴等十名壮士，常置于身边，命他们招募并训练士兵。酒兴浓时让他们比武角斗，没有一个不是一人抵挡百人。福建人看到先锋，便说：“那是姚公子的旗帜。”姚仪因随军征讨被授为知县，尚未赴任，就再次晋升品级；后来历任刑部尚书郎，改任河南开封府知府。天子下诏准备让他以京堂官任用，姚仪认为自己年轻，长期在军中，请求效力从军，天子准许。不久破格授为江南狼山总兵官，后来改任湖广辰沅总兵官，最终任云南鹤庆总兵官。平定台湾之战时，姚仪已经离开福建；评论者认为如果他同施琅一同出行，一定能够有所制约施琅，可惜姚公没有采取这个谋划。姚公的旁支儿子有三人：一人任江南庐州府知府，一人没有做官，一人任四川石泉县知县。他们后来出继给别人。儿子中有一人叫陶，历任直隶分巡霸昌副使，实际是姚公的第二十四子；他们都跟随姚公编入旗籍，而姚陶出继给别人，所以留居会稽。

译姚陶也是能干的官吏，任淮安知府时得罪了淮安的权贵，最终被对方暗中陷害而罢官。如今任胶州知州，姚述祖就是他的儿子。姚述祖性情豪爽，称得上姚家的子弟，和我是同年出生。正当我编次姚公的奏疏、公文，准备写成《平海录》若干卷，同时请求把姚公列入国家祭祀的祠典，获得准许。姚公归葬越地时，礼仪文书一概没有完备；又过了二十多年，萧山毛检讨毛奇龄才为他的墓道石碑撰写铭文。然而其中仍有遗漏；后来考察北平王孝廉王源所作的传记，稍微详细一些，但对史实也多有错乱。像姚公这样光明显赫的人物，正是国史应当取证记载的对象，为什么反而记载不完备呢？于是因姚述祖的请求，又写成一篇文章送给他。将来后世天子讨论前代功臣，以彰明典礼时，一定会有人把姚公的事迹上报天子，我这篇文章或许也可以被采纳。铭文说：有妫姓后裔，河岳降下精气；他的气息化为风，他的唾沫化作雷霆。东宁这个小小的顽敌，化作吞噬一切的长鲸，借故国之名为借口，希望横行海上。狂涛翻涌，毒雾弥漫，祝融也厌恶那血腥；敌人远远逃窜却没有灭亡，终于等到我军前来。姚公笑着起身，不震惊，也不慌乱；挥动黄钺指挥，用朱缨系住军旗。舵楼悠闲高耸，风帆饱满舒展。佽飞勇猛威武，水犀战船轰鸣而进。秘密使者往来不绝，投降的旗帜接连不断。所战胜的是智慧，哪里只是凭武力征讨？天时、地利都没有差错，神明也没有失算，谁能违抗？姚公的话几乎使军旗丧失，险要关隘失去屏障；一夜之间潮水平息。甲螺叩首，百余批人前来朝廷（甲螺，是红夷首领的名字）。在那南极之地设祭，浮石早已预示；功业成就，而自身陨没。君子不争，能够不朽的有三件事。受降城在宛委山头，仿佛可以想见姚公的英灵。《鲒埼亭集》卷第十六，鄞县全祖望绍衣撰，余姚史梦蛟竹房校。碑铭 翰林院编修湛园姜先生墓表。湛园姜先生去世四十年后，他的家族衰败零落，恰好朝廷下诏修撰国史。临川李先生说：“四明能够一同列入文苑传记的，难道不是姜先生吗？不能没有他的品行事实来送入史馆。”于是我搜集所听闻的材料，加以编次。郑义门又说：“先生墓前的石表还没有完成，何不就把这篇文章作为墓表，并把副本送到史局？”我听从了他。先生名宸英，字西溟，学者称为湛园先生，是浙江宁波府慈溪县人。他年轻时擅长诗歌和古文辞，谈论文章时认为，周、秦之间的文章没有比《左传》更衰弱的，却在《战国策》中达到盛况；听到的人惊骇而不相信。等到看见他的作品，浩浩荡荡、挥洒自如，随意写出而无不合乎法度，众人才都心悦诚服。宁都魏叔子说：“侯朝宗纵肆而不醇厚，汪苕文醇厚而不纵肆，只有姜先生的文章兼有醇厚和纵肆二者。”这确实是如实的评价。他作诗以杜少陵为宗旨，又参用苏氏的风格来穷尽变化。当时圣祖仁皇帝润饰宏大功业，留心文学，姜先生的名声于是传到天子耳中。有一天，圣祖对侍臣说：“听说江南还有三位布衣尚未做官吗？”这三位布衣，就是秀水朱先生朱竹垞、无锡严先生严藕渔，以及姜先生。圣祖又曾直呼先生的字说：“姜西溟的古文是当今的作者。”于是京城中来求文的人常常挤满门外。适逢征召博学鸿儒，东南士人的愿望首先想到姜先生。掌院学士昆山叶公同长洲韩公约定联名推荐，然而叶公恰好因宣召进入禁中，整整一个月后才出来，那时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三位布衣中取用了两位，姜先生没有被选中。翰林新城王公叹息说：“这大概是命运吧！”后来叶公总裁修撰《明史》，推荐姜先生进入史局，以翰林院纂修官身份领取七品俸禄，仍准许他参加考试，不久又兼任《一统志》的编修事务。凡是姜先生入场担任同考官，人人都急切希望录取姜先生；但他有时侥幸录取，有时又落选，而且

译姜先生性情疏放不拘，多次因为醉酒后违反科场规定而被斥退。他又曾在谢恩表中使用李商隐诗句改动《尧典》《舜典》两句话，受卷官看见后问：“这句话很粗俗，难道有出处吗？”先生说：“你没有读过李商隐的诗吗？”受卷官大怒，把他的试卷搁置在高阁，不再发下誊录。然而先生仕途困顿的原因并不只有这些。常熟翁尚书是先生的旧友，最器重先生。当时权臣正在排挤睢州汤文正公，而翁尚书任国子监祭酒，接受权臣旨意弹劾睢州为伪学；权臣于是提拔他为副詹事以逼迫睢州，因为睢州的缘故又兼任詹事。先生用文章当面责骂他，一天之内，这篇文章便传遍了京城，翁尚书非常痛恨先生。但权臣有个长子，才华出众，向先生求学。权臣因此很想援引先生入朝做官。权臣得势时，他的仆人说：“安三权势倾动京城，内外官员多受其影响。”像旧史中的萼山先生那样，希望先生稍微借助权臣，却没有得到同意。权臣的儿子趁机对先生说：“家父待先生很厚，可是最终仍不能给先生太大的帮助。我身为父子之间的人，也不能出力，为什么呢？”原来有人认为，只要先生稍微给些面子，事情就可以立即办成。权臣之子也知道这话不该对先生说，但想到先生年老，应该稍微降低心意。先生扔下酒杯站起来说：“我本来把你当作好孩子，没料到你竟无耻到这种地步，从此绝不再同你往来。”于是权臣之子百般向先生请罪，始终守礼。安三知道后，非常怨恨。权臣于是同翁尚书一起阻挠先生。昆山徐尚书被罢官后，仍主持《一统志》的编修，在家中设置史局，先生跟随他南归。当时构陷昆山徐尚书的权贵也厌恶先生。然而昆山虽然退居，势力和声望仍然很强，始终热心替先生通报、推荐，最终也没有厌倦，这也算是古人的遗风。康熙丁丑年，先生已经七十岁。他参加会试，又因答卷违反格式而被受卷官发现，受卷官叹息说：“这个老人今年考不中，就要绝望地回去了。”于是替他改正，先生终于成为进士。等到奉召参加廷对，圣祖认出他的笔迹，特意拔擢为第三名，赐予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先生凭借雄奇文章和博大才学，困顿一生；他的姓名被天子知晓已有二十年。直到圣祖能够鉴别他的墨迹，虽然有人嫉妒他，也有大臣不遗余力地为他吹嘘，他才在年老时考中进士。他的遭遇如此奇特，大概是世间罕见的。进入翰林院后，他的精神才智尚未衰退，评论者认为他应当承担朝廷重要的著作任务，使他的文章发扬光大。然而刚过两年，因己卯年科场事务，他的同僚没有整饬祭器和礼仪，姜先生受到牵连，被交给司法官吏审理。满朝臣僚都知道姜先生无罪，只是因为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各有说法，本应让他自己辩白，却没有料到姜先生突然病死。新城王公当时任刑部官员，叹息说：“我在刑部任职，却让湛园先生因无罪死在狱中，惭愧又该如何呢！”唉，晚年虽然来得迟，晚霞仍足以映红满天；但奇祸降临，这就是命运深重地困厄他。先生居家孝顺友爱，品行纯厚没有瑕疵；同人交往诚恳坦率，从不设防；谈论文章时娓娓不倦；书法尤其神妙，直追唐代以前的风格。他一生没有丝毫失德之处，所以死后人们惋惜他，并不只是因为他的文章。他著有《湛园未定稿》《苇间集》，都流传于世。先生最著名的文章是《明史稿》《刑法志》，极力陈述明朝中叶厂卫制度的祸害，写得淋漓痛切，认为可以作为后世君王的借鉴。《一统志》中的各种论、序，也都是有益于治理国家的文章。他晚年尤其喜爱经学，开始大量撰写解说经书的作品，还没有来得及编入文集，便去世了。我晚年没有来得及亲自登门拜访先生，但世人所知道的只是先生的文章，对于他的大节却茫然无知。哪里知道，常熟那件事，就如同欧阳修对待高若讷一样，已经不足为奇；权臣那件事，则陈少南对秦桧几乎还不如他。至于他始终

译没有辜负昆山徐尚书，这反而是其中较小的一件事。难道仅仅因为他的文章就够了吗？铭文说：

译我鄮地的文章雄杰楼宣献公，谁能继承他的事业？剡源清容易世而起，又有湛园老人，白头才中进士，也已经困顿迟滞。究竟对上天有什么罪过，最终竟以凶祸而死？茫茫黄土，冥冥太空。大理寺悔庐陈公神道碑铭 陈公姓陈，名汝咸，字莘学，别字悔庐，是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曾祖某，祖父某，父亲是翰林怡亭先生陈锡嘏。翰林是黄梨洲的高足弟子，但他关于格物之学的观点同黄梨洲不很相合，所以黄梨洲撰写翰林墓铭时略有微词。然而黄梨洲每次屈指列举门下弟子，必定首先推重翰林的笃实行持。陈公年少时跟随父亲在证人社讲学，内心领会，神明悟解，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心得。黄梨洲曾对人说：“他是程门的杨迪、朱门的蔡沈。”他目光不斜视，耳朵不妄听，性情平和端正诚谨，对于星纬、律历、方舆等学说没有不研究的，尤其在慎独的旨趣上用力最深，并在修养自身、治理他人之间验证其功效。然而陈公从来不以道学家自居。康熙辛未年考中进士，改授庶常。座主安溪相公当时正以讲学招引后进，同年进士江阴杨文定公杨时最先敬服他的学问，招陈公一同前往。陈公说：“黄梨洲先生教人，广泛涉及诸家，似乎有些泛滥，但他的意思在于博学而详说，以汇集各家的成就，最终归结到蕺山慎独的旨趣。初听似乎驳杂，其实未尝不醇正。安溪相公步步追随朱子，言论纯粹，但不知道他亲身实行得怎么样。” 江阴因此大为惊惧。出任漳浦县知县。漳浦最爱打官司，胥吏往往凭一场诉讼就能使中等人家破产。公到任后制定法令：凡是户婚、田土纠纷，都交给家长、宗亲、地保商议，商议有了结果，便在官府之外止息诉讼。较大的案件，则斟酌土地距离远近而确定期限；应当拘拿的被告，立即交给原告传呼；被告听到被控告，立即写具诉状，诉状送到便立即审讯，不让案件拖延时日，使胥吏无法施展奸计。县民轻视生命，常常因为一点小怨恨就服食断肠草以及各种毒物自杀，奸人便借此煽动诉讼。公严加禁止，于是仿照古法下令：有罪的人进献这种草来赎罪；又捐出钱财，招募百姓采送这种草，以断绝它的种源。当地风俗崇尚巫术，百姓生病便抬到妖巫那里，狂妄祈求、错误祝祷，花费不可计数，连饮食用药也都要占卜；占卜说吉利的食物，吃了却死去，便说是神不保佑。公公开陈述道理加以晓谕，巫术之风因此平息，他为漳浦建立了百世的利益。尤其是在编审户籍一事上，旧例中，世家有拥有数千亩田地而登记为一户的，下等人家有数十亩田地而登记为一户的；每个宗族设置户长，依据地丁册籍征收钱粮，强者排在前、弱者排在后，小的奸顽、大的狡黠。公于是规定三百亩为一户，命百姓亲自申报实际产业；粮额多的人充任户长，按次序轮流雇用，丁役也同样办理。催征钱粮从此不再扰民。由于城乡百姓编入保甲时，分保大小不一，奸人盗匪容易藏匿；而公务分配又不均，于是规定二百家为一保，不得有所偏颇。福建的丁口，以明初户籍为依据，有的人迁居已经一百年，原籍的丁粮却还没有注销，官吏之间相互关移，百姓十分困苦。公援引国家制度，规定入籍二十年以上的予以收录，迁入别籍二十年以上的予以注销，各县都认为便利。又把屯田产业、寺院产业以及盐法全部清理整顿。漳浦每年的盐课额数有六百多；旧例中，食盐和晒盐的人都可以承担盐课，不完全归商人经营。后来实行分派盐引、配额销售，全部归商人，于是增设四场、十六馆，巡丁四处出动，连一颗一粒都要征收；给价低于定额，颁发盐引也常常误期。公请求恢复旧例，并提出彻底由商人销引的主张，但大吏认为难以实行。公说：法令如果确实不可更改，也没有什么难以实行的；只要在法令中施行仁政，即革除场差，免除认保，禁止包纳，放宽对余盐的禁令。漳浦农商积累的弊病，都因此肃然一清。公是温恭文弱的儒者，体气非常羸弱，要看准日影才行走，选择地方才落脚。然而他任职海上，谋略却四处施展，命令各乡训练乡兵，白天瞭望，夜间巡逻。壬午年夏天，有数百名贼党潜伏在县里的七星洞，公急忙发布檄文调官兵攻打，他们逃走了。不久又聚集在丹灶山中，公调发乡兵攻打，他们再次逃走。不久又聚集在平和山中，公用计擒获首领曾睦，贼徒才开始散去。不久又用计擒获海上大盗徐容，他是六大头目之一。公详细审讯他，于是得知另外五处贼巢以及剿灭、招抚的办法，便向督府请示，愿意亲自负责此事。督府认为公只是书生，不敢立即把军队交给他，只把这件事秘密上报。于是圣祖派大臣从福建进入广东，立即带着徐容一同前往。五名贼首中，后来被剿灭或招抚的四人，都是公发掘并安排的功劳，但公没有得到赏赐。自从郑氏骚扰海上以后，那里不再知道有学术。公到任后，见学宫里有佛寺祠堂，大为惊骇，立即下令拆毁。东岳行祠中淫祀香火十分旺盛，他焚毁神像，每月初一、十五为诸生讲明经史。追溯漳州的学术，除推尊高公、东溪陈公、剰夫周公、翠渠外，尤其表彰黄公石斋的学说，认为它把义理、象数贯通为一体，如同武库中无所不备。于是重修铜山的朱子祠，并以石斋配享。石斋旧有明诚书院，被佛寺僧人占据，公便依法治理，将他们驱逐出去。又修缮云霄的朱子祠，和铜山的朱子祠一样，都用祭祀田供给祭祀费用。东溪至石斋诸位先生的著作，全部辑录起来。何公元子精通经学，公买来他的著作给学者看。莆田郑奚仲精通《易》，公也把他的书刊刻出来。当时安溪以朱子后继第一人自居，想让所有学者都尊奉他的学说，不得称许其他老师。公却认为诸儒亲身实行的学问，各有宗旨传承，应当广泛搜求、远承先贤，不能只作雷同的口头附和。县中有无为教，又有天主教，公到任后全部驱逐。又在学宫中崇祀明代殉难忠臣都御史陈公士奇、巡道陈公璸，以及高尚的遗臣御史张公若化、长史张公若仲。鄞县故大学士钱忠介公的墓在古田黄檗山，公清查整顿被人侵占的墓田，绘图送给他的后人。不到几年，漳浦便形成了邹鲁般的风俗。公任漳浦知县六年，督抚已经交章荐举他，却总被吏部的议论阻拦。等到又过了十二年，仍未调任。大概公既因讲学而不很合于安溪，安溪的子弟又在家乡通过请托，使关系遍及福建各地。公曾任安溪主考，录取的士人中有安溪子弟，他们更加纷纷前来活动。

译公写信给安溪，说您正凭借讲学而处在执掌辅政的地位，应当防范约束子弟。安溪因此大为恼怒。公既没有宰相家的援助，选郎又索取公的贿赂而不可得，于是众人共同阻挠他。恰逢南靖山贼横行，大吏因为公在漳浦任职而境内没有盗贼，便把他调往南靖。父老们相继到宪府请求挽留，未能获准，便一起搬来锄头、铁锹、桔槔、柴木，横放在县门口堵塞道路，早晚守在那里。不久公收拾行装出来，父老们蜂拥上前，夺过轿夫的杠子，抬着公返回县署。公于是徒步出来，欺骗父老说：我今天要到李秀才家饮酒，还没有离开。半夜时他换了衣服，叫守城士卒开门离去。父老们到天亮才知道，追送他数十里，哭泣着告别。于是把公在县任职时发布的告示、约束和晓谕条文搜集起来，移录编辑成《漳浦政略》一书，刊刻流传。又修建月湖书院来祭祀公，月湖正是公居住的地方。公治理南靖像治理漳浦一样，招降欧山逃亡的盗贼；有人投降后又反叛，便用计擒获。大力兴修境内河渠，不到期限，便奉召入京任刑部福建司主事，贬黜玩弄文法的官吏，以整肃法纪。不久升任广西道监察御史，巡视西城，驱逐道观中的白莲教徒。不久上疏说，台湾白糖的利益远及三江、两浙，沿海居民多有前往那里的人，日子久了不能保证没有奸人混入。各县发给路照，不能辨别持照者是否奸人；泉州厅在出口处再检验，也更无从辨别。我在海上任职时，从未轻易发给一张路照，原因就在这里。应当严格实行防范盘诘的办法。又说，驻防营伍按例使用内地士兵轮番更换，如今已到了换防期，却有人私下相互冒名顶替，名义存在而实际已经空虚，恐怕士兵年老而渐渐骄横，应当杜绝顶替的习惯。第二年，听说海贼突然烧毁营汛船只，便上疏说：坏船出海，不是悬挂号旗就能查明的，反而徒增危害。海上的坏人，起初都是乘小船偷渡出去，后来夺取大船航行；这样一来，大船的关牌、县照都已经归他们所有，原本就不必再挂号。商船适宜驶入大洋，大洋中没有礁屿阻隔，风急帆快，坏船难以拦截抢劫。如今因为挂号的缘故，不得不沿着海澳绕行在礁屿之间，坏船便乘机劫掠，因此挂号反而成了商船的负担。又说：巡哨船应当以南北风向为准；春夏多南风，哨船各自聚集在本汛的南面；秋冬多北风，就各自聚集在本汛的北面。船只聚集，兵力就强；风向顺利，船行就便利。如果分散到各个海澳巡逻，力量既然分散，风势又可能受阻，即使看见商船被劫，也不能及时前往。又说：海贼虽然终年在海上漂荡，入冬必定返回家中，所以他们已经出海实施抢掠，应由巡哨官弁负责；至于尚未出海时的踪迹，应由本籍县令负责。只要确实能够推行各澳的保甲制度，哪里会有不能穷究查办的呢？奏疏呈上后，圣祖嘉许采纳，温和地下旨赏赐食物，开始有了重用公的意图，于是沿海便废除了挂号的旧例。商船直到今天仍感念他的恩德。这一年，海贼陈尚义请求投降；尚义就是过去盗贼徐容等六人之一。先前招抚时，唯独尚义没有前来，在海上横行多年。公说：应当趁他前来立即接纳，于是自己请求前往，并推荐江西举人阮蔡文。皇帝下旨，准许他带阮蔡文等前往金州卫铁山的隍城岛招抚。辞行时，圣祖对公说：你是近侍之臣，不可下海，风涛不可预测，这正是应当害怕的事。只让蔡文前往就够了。又说：山海关外道路崎岖，你不善骑马，应当乘肩舆前往。公感动流泪，拜谢皇恩。蔡文乘海船入海，船果然损坏，换乘副船继续前行，最终招抚了尚义等人，回来复命。圣祖又对公说：你如果一同进入海中，难道不会受惊吗？公于是叩头，感动流泪拜谢。因而替皇帝上言：隍城岛在登州金山之中，应调拨登州汛兵驻守那里；筒子沟、天桥厂也应设置巡哨。又说，金州的荒地适宜开垦并迁民开拓。通政司参议恰逢有福建的裨将请求改变商船制度，公竭力争辩，认为不可。安溪虽然不喜欢公，但也不能不支持公的意见。不久奉命出使湖广，祭告各陵墓，同时赏赐驻防士卒。湖北的险峻之处，没有比施州卫、竹溪、竹山等地更甚的；湖南则没有比九溪更险的。永定、辰州等地，有人认为可以调官员代为统领、代为发给俸饷，公认为不可。从九溪的镇筸经过凤凰营到干州，进入山箐岔口，再到枫木坪，都是红苗的地界。公仔细观察形势，筹划安抚苗民、使地方长久安定的策略。在施州登上天楼山绝顶，追寻当年伏莽的遗址。猺洞长官有人出来迎接，唱着当地的歌，公作了《竹枝词》，宣扬太平盛世威德兴盛的情状，使他们学习传唱后回去复命。升任鸿胪寺卿，第二年升任大理寺副职。后来陕西、甘肃以灾荒告急，他又奉命出使。公治学以万物一体为根本，同时对每件事情都周密详尽，以求达到其中安妥的状态。但他平素患有喘息、泄泻之病，不能承受劳苦疲惫，却连续多年跋涉万里，竭力图报国恩，不肯稍微给自己留下安逸的时间。他向西行进时，圣祖对他说：边远地方恐怕没有食物，那里出产肉苁蓉、土参，朕也曾尝过，味道颇美，可以食用。公叩头谢恩。进入灾区后，看到野外有饿死的人，便不再享用酒肉。山路非常难走，他下马徒步，一天翻越九道山岭；沿途抚慰饥民，眼泪流下沾湿衣襟。刚到固原，疾病发作，他却不在意，仍然每天奔驰百里，过了五天便去世了。那地方叫海喇都，棺木和殓衾都很简陋。饥民聚集起来哭悼他。当时圣祖正想任用公为甘肃巡抚，而公却去世了。公的讣告传到福建，漳浦人聚集哭悼；南靖书院的人也聚集在社中哭悼。到了京城，在京的鄞县人聚集在城西都亭哭悼。漳浦的农民和商人置办祭田来奉祀公。他生于顺治十五年八月初五日，卒于康熙五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娶张氏，赠恭人。儿子本醇，荫生。公在家庭中的孝顺谨慎、在乡里的任事救济，都没有非议。尤其是对待堂弟汝登，情谊深厚。他曾对汝登说：古人有功劳便共同分财，我还在和弟弟共同分财的范围内。

译我所担心的是世代更替后情分衰减；我的儿子和你的儿子，虽然功服会逐渐减轻，但共同分财的期限可以延长。又约定等做官有成之后，买宅共同居住。汝登有时介绍后辈来拜见公，公便把对弟弟的爱推及他们而爱护他们。直到如今二十多年过去，汝登也老了；每当谈到公，没有一次不掩面哭泣。当公否定安溪的学说时，有人怀疑他只是因为师承不同，才不肯随便接受传授。等到当湖陆清献公稼书的著作刊行，公立即喜爱并刊刻它。陆当湖同梨洲也有相同和不同之处，由此可知公并不是固守一端。公的学问还没有显现出它的全部成就，而流传于世的，也只是略微试行其中一二，这实在令人长叹。著作有《心斋集》〔此处原文疑有标点或脱误〕。公去世时，蔡文勤公世远为他撰写墓志。汝登和公的儿子本醇，又命我为刻有牲礼图案的墓石作铭文，我怎么敢推辞？铭文说：南雷门下的诸位弟子，大多早早去世；传到第二代有了公，才看见他的行事，但他也没有长寿，只来得及略微施展抱负。他往来东西万里，不辞劳苦竭尽心力；事业尚未完成，实在令人长久叹息。但还有棠树的荫泽，遮蔽着福建的疆土。《提督贵州学政、翰林院编修九沙万公神道碑铭》。乾隆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前任提督贵阳学政、翰林院编修九沙万公在家中去世。此前公曾亲自编修年谱，谦称身后不必寻求撰写墓志、表文的人。到了这时，公的妻弟钱君中盛说终究不能废弃此事。长子承天请我为之作序编次。我与公是十代世交家的子弟，年少时曾陪随他的杖履，又忝列馆阁后进，何况我平生对知己之感极其深重，怎么敢推辞？但考察如今墓道礼制，五品以上使用碑，五品以下使用碣，这是唐宋以来的旧制，没有改变。而馆阁诸臣自明代以来资历声望最为隆盛，五品以上的仪制比照尚书，五品以下的仪制比照侍郎。如今各省学政的仪制比照督抚，称为三院，那么他可以使用碑就没有疑问了。因此我为公刻立墓碑，特意按照五品以上的仪制办理。考察公名经，字授一，别号九沙。祖先世代是凤阳府定远县人，是明初从龙功臣斌的后代。斌的儿子锺，因为世袭官职，开始成为宁波卫人。锺的儿子武，武的弟弟文，相继世袭指挥之职，死于王事，世人称为四忠。又过了四代，出了中府都督同知、淮安总兵；他以儒将身份私下学习新建之学，世人称为鹿园先生。又过了两代，出了左府都督佥事、福建总兵邦孚，这就是公的曾祖。邦孚生户部主事泰，这就是公的祖父；从此开始失去世袭官职，成为宁波府鄞县人。户部主事有八个儿子，都很有名，其中尤其出众的有三人：一位是公择先生斯选，一位是充宗先生斯大，一位是季野先生斯同。公是充宗先生的儿子。起初，鹿园先生的第二代葬在杭州西溪；到充宗先生在杭州开讲后，便为了守墓而定居于此，所以公在杭州长大，小时候跟随几位伯叔父读书。南雷黄宗羲迁移证人书院到鄞县，申明蕺山学说。公择先生兄弟最受尊崇，公背着剑侍立在席末，预先听到关于格物、传心的教诲。几位伯叔父著书满屋，公不必向外求取，耳濡目染，已经成为学问渊博之人，一切世俗的八股文章都无法进入他的视野。此前这些学问本来不是下等人家的小生所能企望的。于是，他从充宗先生那里接受数十万言的《三礼》学说和数十万言的《春秋》学说；从季野先生那里接受数十万言的《三礼》学说；从世父正符先生斯祯那里接受数十万言的《易》学；从堂兄言那里接受数千言的《尚书》学说；又从公择先生那里接受数万言的辟佛学说。这就是先生的经学。他从季野先生那里接受《明史》纪传三百卷以及历代史表数十种，从堂兄言

译那里接受《明史纲目》和《崇祯长编》，这就是他的史学。此外，公又向应征士嗣寅请教性理之学，向郑君谷口探求汉隶的源流，参考阎征士百诗的《通鉴地里笺释》，学问既博大又精深。公在康熙癸未年考中进士，选入翰林；这一年，公的高足、今天的大学士海宁陈公也一同参加会试，并且同在馆阁任职，世人以为盛事。不久授任编修。此前，侍郎桐城方公因株连之祸被拘禁，没有人敢保释他，公奋然把状词送到西曹，于是方公获释；这是他在朋友危难时急相救助的义气。不久主持山西考试事务，今天的尚书太原孙公嘉淦向公请教，公一见便推许提携，他最终成为杰出的儒者；这是他识人的能力。不久巡视黔中学政，俸禄稍微优厚，便在九宗五族之中按能力分施给他们；这是他的仁德。等到任满回到京城，被嫉妒他的人陷害，于是有了通州修城之役；这是他不依附权势取暖，因而招致祸患。公回乡时，家产已经耗尽，萧然如同平民，靠出售所写的隶书来供给日常生活。于是增补充宗先生的《礼记集解》数万言，《春秋》中的定公、哀公二公部分尚未完成，又续写编纂数万言；年轻时曾取堂兄的《尚书》学说辑成一编，到这时又加以整理，完成了万氏经学。堂兄的《明史举要》尚未完成，公续编了二十多卷；又重新修订季野先生的《列代纪年》，完成了万氏史学；还辑录《九沙分隶偶存》。这些就是他晚年的著述。公虽然穿布衣、吃粗饭，但遇到合乎义理的事一定去做，从未稍有衰减。苍水张公的墓道将要毁坏，公竭力修缮；苍水本来就是充宗先生安葬的人，公在上巳、重阳一定为他设祭。这是他继承先志的孝心。雪窦山人的文集被人得到后，冒充作自己先人的著作，公买来加以订正，并且寻访他埋骨于南屏的地方；这是他表彰前贤的苦心。唉，公立身处世的始末就是这样，而我读年谱所载，却看到他谦退拘谨，不肯把这些事情全部写出；如果不是我替他表彰出来，还有谁能替他表彰出来呢？公享年七十八岁；他的同年、户部侍郎仁和赵公殿最想以公的名义应征辞科，但被部议阻止。不过公本来就无意出仕。不久三礼局开设，宫詹临川李公又想荐举公，使他完成父亲未竟的著述；我知道公一定不能前往，便代他加以阻止。可是想到公怀着遗憾去世，我便更加悲痛。公虽然年老，但精神清明爽健，步履康强，饮酒还可以喝几斗，仍时时替人书写隶字。从去年冬天家中遭遇大火以后，家里没有剩下任何遗物，充宗先生未刊刻的书，如《礼记集解》《春秋明辨》，也都烧毁了；其他珍藏的抄本更是无法数计。公从此整天流泪，睡眠和饮食都减少，自认为有负于先人，把这比作夷伯震，逐渐发展成重病，再也不能起身。他生于顺治十六年正月十三日，享年八十三岁。娶钱氏，封安人，是明代山东学政启忠的孙女。儿子承天，选拔贡生，任山西盂县知县；承式，举人，任四川万县知县；承烈还年幼。孙六人，曾孙三人。葬在西溪祖墓旁。公为人从容大雅，不偏激，也不随俗，尤其喜欢提携后辈。他考察杭州人物时，认为当时还在童年时期的编修杭世骏是郑渔仲一类的人才；像我这样荒疏的人，公却把我当作忘却身份、忘却年龄的朋友，极力吹嘘推荐，简直不遗余力。晚年大火以后，家中没有一担粮食，而故友沈峙公去世，贫穷得无钱收殓，公便向有能力的人逐一报知，请他们捐助丧葬费。他的古道热肠就是如此。唉，老成之人凋零，乡里黯然失色，难道仅仅是为哭悼个人私交吗？铭文说：

译西溪的水洲边，生长着许多古老的梅树。从前我跟随公在秦亭徘徊；今年哭悼公，古梅也同我悲哀。邹、施、秦、许几家，已有一半化为荒草蒿莱〔都是西溪的耆老〕。先祖坟茔传了八代，世代恩泽还没有衰减。暗香和疏影，都是旧日德行所培植。《鲒埼亭集》第十七卷，鄞县全祖望绍衣撰写，余姚史梦蛟竹房校订。碑铭。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铭。古今的大儒，有的精通经术却未必兼擅文章，有的擅长文章却未必以经术为根本。因此，毛氏、服氏、郑氏之学对于司马迁、班固，各有各的沟渠。经术与文章兼备本来就很难，而用它们来成为当世和百姓的重大依靠，则更是难上加难。前侍郎桐城方公差不多可以无愧于这一点。然而世人称赞公的文章，众口一词；至于他的经术，却只停留在表面认识。至于他为当世和百姓尽心尽力，却始终不能实现自己的志愿，世人不仅没有真正了解他，反而跟着诋毁攻击他，这也太可悲了。公中进士七年后，因为奉养母亲还没有脱去布衣，已经有了盛名，恰逢遭遇奇祸，被判死刑。安溪当时非常推重公，竭力营救；幸亏蒙圣祖如天般的仁慈，免去死罪，将他编入旗籍，让他以白衣身份在禁廷值班，共同校勘书籍，并命他与诸皇子交游。自和硕诚亲王以下，都称他为先生。这件事实在突破常格，公自然再没有出仕为世所用的希望了。然而公虽然早朝不入座、宴会不参加，朝廷机密政务却多能听闻。当时安溪在内阁，徐文靖公元梦以总宪兼任院长，公常常把自己的见解陈述给他们，说某事应当实行、某事有害于百姓应当废止，他的意见多被施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即使有些意见不能全部得到老臣们采纳，他们也能容纳他，所以公苦口婆心的劝说多得数不清，连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有人想推荐公，他便说：我本来是获罪之臣，能够不死已经是非分之望，您不必再说；只是我有所见解，一定替您说明，如果能够施行，您给我的恩惠就已经很多了。世宗即位，首先免除公的旗籍，不久想任命公为司业，公以年老多病坚决推辞。雍正九年，终于任命他为中允，并允许他扶杖上殿以示优待；再次升任侍读学士。孙公嘉淦以刑部侍郎兼任京兆尹、祭酒，刚劲正直，不受和硕果亲王喜爱。有门客从朱邸来传达亲王的意思，授意公紧急上奏弹劾孙公，说立即可以用公代替他。公拒绝，认为不可；那人以灾祸恐吓他，公以死力辞。不几天，果然有人应召上疏弹劾，孙公下狱。公对大学士鄂公说：孙侍郎若因无罪而死，您还有什么脸面坐在中书省呢？于是孙公最终得以获免。人们多替公担忧，而亲王也没有因此加害公。不久公升任内阁学士，以不胜任日常行走为由推辞，诏令准许他免于入值，有重大议论可以立即在家上奏。公感激流泪，认为这是非同寻常的恩典，应当思考怎样报答这非同寻常的恩典。然而公与众人的关系日益不协调。当今皇帝即位后，有意重用公；当时正议论实行三年之丧，礼部尚书魏公廷珍是公的知交，便向公咨询。公平日最讲究丧礼，认为这是人伦的根本；丧礼不能实行，世道人心便会日益趋于苟且简慢。他曾恳切地向学者说明这一点。当时皇帝极为孝顺，正想恢复古礼，公便想恢复古人按照次序变更丧服、随时间逐渐减杀的制度，制定等级，以确定内外臣工各自分等除服的期限〔这个说法本于桴亭陆氏，最有见地〕。魏公把它上奏，听到的人大为惊骇，共同阻止这项议论。魏公也因此不能安居原位，不久升任礼部侍郎。公又推辞诏命，获准数日到部一次，评议裁决重大事务。公虽然不常到礼部，但有时奉召单独回答皇帝的问题，一切重大任命和重要政务往往都征询公的意见；公暗中陈述了许多意见，满朝官员都侧目于他。起初公曾主持蒙养斋，河道总督高君当时正在斋中，公很称赞他必定显贵，所以河督最倾慕公。后来河督违背众议，开设毛城铺，满朝争论而不能改变，外地督抚争论也不能改变，台省两位官员因此下狱。公向徐公元梦进言，请他替皇帝上奏，徐公不答应。皇帝因谏官进言获罪，当天就把他们放出。于是公独自上疏，竭力陈述河督的刚愎，皇帝内心颇为动摇。河督自己请求入朝面见皇帝，皇帝因为他平日一向仰慕公，便把奏疏给他看；河督大为怨恨，也想倾陷公。礼部共同议论，推荐一名捐纳出身的官员进入礼部，和硕履亲王主持礼部时已经答应了。公依据旧例说礼部必须任用甲科出身者，不肯共同署名。亲王也发怒。恰逢新任命泰安为辅臣，又召河间魏尚书为总宪，朝廷中争相告诫说：这些都是方侍郎造成的，如果不一起排斥他，我们这些人将无处容身。从此凡是公的奏疏送到礼部，九卿都闭口阻挠；即使睢州汤文正公，是天下人都认为应当从祀孔庙的人，只因这项建议出自公，他们也必定阻止。公曾陈述《酒诰》的戒酒之意，想禁酒并恢复古人大规模饮酒的制度，以此节省百姓费用；又说淡巴菰产自外国，近来中原遍地种植，耗费肥沃土地来供养无益的作物，应当禁止。他的言论颇近迂阔，越发成为九卿攻击他的口实。于是河督说公在河工处有门生，曾经写信托付他办事，皇帝因此稍稍不认为公正确。礼部中于是有人挺身而出，为公辩难。公自知孤立无援，秘密陈述自己的处境，并以疾病请求退职，获准以原官致仕，仍主持书局。众人认为皇帝的心意还没有放弃公，恰逢庶常馆散馆，又有人揭发公有所偏私，于是公被削夺官职，仍在书局任职。荆溪人吴绂是公扶植进入书局的，到这时却与公抗争，把公所撰述的内容全部删改，极力排斥诋毁，听到的人都惊骇不已。然而皇帝始终念及公。有一天吏部推举祭酒，皇帝沉吟说：这个职位应当让方苞担任，才称得上适合其职。旁边没有人响应。唉，司马光退居仍保留台官职，神宗正要改变官制时，认为御史大夫一职非司马光不可，这也是古今相同的感慨。于是公自己因精力大为衰退，请求解除书局职务，皇帝准许，特意赐给侍讲的官衔，让他回乡，闭门不接待宾客。江督尹公登门求见，来了三次，公都以疾病推辞。乾隆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公名苞，字灵皋，学者称他为望溪先生，是江南安庆桐城人。桐城方氏是当地望族，自明初先断事公以逊志为高足，参与革除之难，三百年间世代相承，延续了这种美德。明末的密之先生尤其以博学著称。

译近来方氏族人多居住在江宁，公也在那里安家。公的三代祖先都因公的显贵而追赠阁学官衔。公考中进士时，族人方孝标曾任翰林而失职，游历滇中，陷入贼中后归来，怨愤不平的言语很多，十分不恭敬。乡人戴名世的日记大量采录了这些话，只写姓而不写名字。事情败露后，官吏便以为是公所说。审讯后知道是方孝标，官吏议论说他已经死去，便准备把他的五服以内宗族亲属拘来，实行房诛之刑。公被长期拘押等待处置，幸亏安溪营救才免遭灾祸。因此公常说自己平素已经断绝做官的心意，并非有意追求仕进。每次得到一次升迁推举，都一定坚决推辞；但他在三朝所受的遭遇实在特殊，不能不寻求报答称颂。哪里知道形势有时并非人力所能改变呢？长兄方舟才华很高却不长寿，公为他悲伤，推恩于他的儿子道永，使他得到顺天府通判的官职；道永被罢官时又颇遭罗织，也因为公的缘故。公又曾与故相同榜，公的儿子道章也得罪了故相的儿子，所以屡次上计入京，最终始终没有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公年轻时读书，能够见到大处；到京城游学时，我乡万征君季野最为惊异，便告诫他说：不要读无益的书，不要写无益的文章。公终身背诵，把这当作名言。从此专心研究经学，对于通志堂徐氏刻印的九经，前后三次删削整理，取其精粹的言论并加以会通。公不喜欢看杂书，认为那只是白白耗费眼力、玩物丧志，最终一无所得。他的文章尤其峻拔纯洁。尚未中进士时，我乡姜编修湛园读到他的文章说：这个人是我们这一辈应当让他高出一头的人。然而公评论文章，最不喜欢班固史书和柳宗元文集，曾逐条列举它们的缺点，极力诋毁。世人有的认为他过分，但公更加坚定地坚持自己的说法。诸经之中，他尤其精通三礼；晚年七次研究《仪礼》，已经登上八十岁，仍天天坐在城北湄园中，专心不懈。其次是《春秋》，都有成书。间或阅读诸子，对荀子、管子两家另有删定本，都流行于世。他在京城时，后辈士人带着温习旧作前来求见，门外的鞋子从早到晚总是满的。然而公一定要追问他们研究哪部经书、得到什么见解、学习哪位人的文章；有些人虚名极盛，经过问答后却舌头僵硬、口不能言，汗水布满面颊，一句话也答不出。公总是面色忧愁而不高兴，告诫门徒不要只从事奔竞驰逐。因此不只是同僚憎恨公，馆阁中的年轻人以及科场中的人，大多也不能得到公的认可，众口诽谤他。这正是古道不能在今日实行的原因。公很早便享有声名，很晚才在朝廷任职；平生心意相知的朋友，自徐文靖公以后，有江阴杨文定公、漳浦蔡文勤公、西林鄂文端公、河间魏公、当今宰相海宁陈公、前任直隶总督临川李公、当今总宪宣城梅公、当今河督顾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他与临川常常因为意见不合而争论，但退下来以后，从未不彼此称许。公一向称赞太原孙尚书，说：他大概是当今世上第一流的人物。等到太原升任首辅大臣，公却稍稍怀疑他，曾叹息说：了解人实在困难，真是这样啊。履亲王府虽然厌恶公，却未尝不深知公。有一天鄂文端公陪坐，谈论近世人物，文端叹息说：像陈尚书这样贤能的人，从福建巡抚入京时，听说他进献羡余银六万两。人本来就不容易了解。亲王说：是那个方侍郎吗？他强行絮叨，令人厌烦；但他希望尧舜般的君主治理百姓的志向，确实很值得谅解。而此前竭力阻止睢州从祀的那位尚书，临死时后悔不已，认为这是自己心中的罪过。唉，长江以南近来老成之人日渐凋谢，经术文章方面的声望，公与临川实在承担着；即使高卧江乡，仍然是天下所仰望的人。去年公去世，今年临川也接着去世，大概再没有值得挽留的遗老了，难道不悲哀吗？我得到公的知遇，就像公得到万、姜二位先生的知遇一样。后来我又与道章同年中进士，并且又结成婚姻亲家。我被罢官时，公预先看见了征兆，劝我早日离去；等我归乡，公又为此惋惜，想挽留我，却不知道公自己也从此受到震动。公的密奏和秘牍，世人没有见过，只有道章知道。道章又先于公去世，所以我也不能举出其中十分之一。西州之痛，我不敢把话说成私情，也不敢隐讳，怎能不借铭文来表达呢？铭文说：经学著述装在竹筒中，文章编稿收藏在箱笥里。虽然登上九卿之列，仍然怀抱志愿而不得施展。强行絮叨进言，又能对事情有什么补益？反而招来众多非议，终于造成这样的颠沛困顿。可以预知他忠贞耿耿，百年之后仍将长久被人瞻望。老成之人凋零，继承他的儿子又去世。谁真正了解公呢？只有青蝇般的小人来到墓前。墓门前只有一方石碑，立在秦淮水边。翰林院编修、赠学士长洲何公墓碑铭。

译国家初建时，有许多考究古典、学识渊博的士人；到了康熙中叶，这种风气衰落了。士人不愿靠八股帖括来结束一生的，稍微扩展一下，也不过成为词章之学罢了。要寻求那些从根本上探究学问、确有取舍标准并形成自己心得的人，却一个也没有。长洲何公生长在三吴文士交游的环境中，却独独专心于学问。他读书像抽丝剥茧、牛毛般细密，旁征博引而融会贯通，必定审查、核实。凡是提出的论断，都会考察前代正人君子，没有一句没有依据。吴地有许多书商，公便向他们访求购买宋元旧刻本和故家抄本，细细校勘订正，一卷书有时反复校读几十遍，朱笔黄笔密密批点；到这时才知道近世书籍脱漏讹误很多，读者沉迷其中一生，却始终不能明白。公年轻时曾选定坊间社学的时文刊行于世，因此天下各地，即使五尺高的童子也都谈论它，却不知道其中的作者属于刘道原、洪野庐一类的人。到了晚年，他更加认识到儒者学问的根本，曾感叹王厚斋虽然是魁首宿儒，仍没有完全洗除词科的习气，实在可惜；同时深深自谦，认为自己只是个不贤者、见识浅小的人。但公所得的学问从此更加深远，世人本来就不可能完全了解。只是公一生遭遇的困顿，却是人世间极少见的。公的天性最为耿介，取舍尤其廉正；如果心中认为不可接受，即使千金也不屑一顾。早晨没有饭吃，他也不在意。他常常当面斥责别人的过错，后来一生困顿，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起初公受到昆山徐尚书赏识，昆山门下被天下人视为通向青云的凭借，徐尚书对公的待遇非常优厚；后来公被嫉妒者陷害，失去了徐尚书的欢心。戊辰年校文时，甚至被告到大府，于是有人落井下石，想置他于死地。昆山说何生是狂士，不过想稍微惩罚他罢了，何至于这样严重；事情于是得到解决。常熟翁尚书也曾延请他，翁尚书的儿子是个狂妄之人，公又触犯了他，被他大肆困窘。等到尚书接受权贵的指使，弹劾睢州汤文正公，满朝都愤怒，却没有人敢公开指责他的罪过；只有慈溪姜征君西溟发文讥刺他，公又上书请求削除师生名籍，天下人都感到痛快。然而公最终因此在科场中潦倒，不能得到一次荐举，最后才被安溪李相赏识。李相与他共同阐明大义，去除枝叶，学问醇正无杂。于是圣祖仁皇帝听到他的姓名，召见他到南书房值班，不久特赐他以甲乙科出身进入翰林，并兼任皇八子府中的侍直。但嫉妒他的人更多了，三年散馆时把他列为下等而斥退，天下人都对此惊骇。不久得到恩旨，留在庶常馆中沉浮，又连续经历内外的丧服之制，过了十年才重新起用；因安溪推荐，才被召回授予编修。可是他不再入直南书房，忌恨他的人始终没有停止。当时箕、斗二宿交相构陷，他几乎陷入大祸，幸亏依靠圣祖如天的仁慈，加上圣祖知人之明，才得以始终曲加保全，但处境也实在危急。事情正紧迫时，校尉把公捆在马上，奔驰押送入狱，家人惊恐万分。公进了监狱，睡觉吃饭一切如常。等到有关官署把他府中的书籍全部查抄进呈，圣祖在深夜阅览后说：“这本来就是读书种子啊。”而这些书中竟没有一句失职、怨望的话；又看到他的草稿中有一封辞谢吴县令馈赠金钱的书信，觉得惊异，于是把他的书全都还给他，罪责只到解除官职，仍让他参与书局工作。公出狱后，立即像从前一样到书局校书。当时诸王都崇尚文教，朱邸中聚集的书籍很多，公便为他们校订。世宗宪皇帝还在潜邸时，也曾把《困学纪闻》交给公作笺疏。康熙六十一年六月九日，公因病去世。当时圣祖正有任用他的打算，听到死讯后十分悲痛，特意越过坊局各级官阶，赠为侍读学士。公去世二十多年后，他的门人陆君锡畴对我说：“我老师一生遭遇的详情，您已经很熟悉了；可是他身后的困厄，您知道吗？” 我说：“没有听说过。”他说：“我老师最为谨慎，不肯轻易著书；只要有所心得，就反复详加审定，认为可以保存了，便用简约的语言记录下来，积久遂成《道古录》若干卷，大概也是厚斋《困学纪闻》一类的书。可是同门中有人曾受我老师吹拂提携之力，晚年却背叛他，偷走了他的书，因而据为己有，如今终于再也找不到了，这是第一件遗憾。近年来颇有爱好我老师学问的人，拿双倍价钱购买他校阅过的经史诸本，吴地下的书商多冒充他的笔迹来求售，于是出现了何氏伪书，却没有人怀疑，这是第二件遗憾。我老师去世时，正值诸王中许多人获罪，在风波之中，刻碑纪念他的墓石还没有制成；近来幸亏得到常熟陶穉中、太常许来办理此事，但太常很快又去世了，这是第三件遗憾。您能替他补上太常留下的这件遗憾吗？”我说：“可以。”于是综合叙述他的门人沈彤所作的行状，为他写了这篇序。公名焯，字屺瞻，晚年改字茶仙，是江南苏州府长洲县人。先世曾因义门受到旌表，学者因此称他为义门先生。康熙癸未年进士。曾祖思佐，祖父应登，父亲栋，都是诸生。娶王氏，享年六十二岁；有一个儿子名寿，其余也是诸生。葬在某乡某原。他所著的书，只有《困学纪闻笺》流传于世，而书法尤其为当时人所传称。公与桐城方侍郎望溪在文章观点上不太相合。望溪最厌恶“[口口]”之文，而公却颇为推重，认为自“[口口]”以后便再没有这样的人了。大概公年轻时曾向邵僧弥学习，僧弥出自“[口口]”，所以才有这种看法。望溪极力与他争辩。然而望溪每有文章，一定要问朋友：“义门看过了吗？如果他有什么话，请告诉我。”义门能够指出我文章的缺点。唉！前辈那种正直坦诚的风气，已经相去很远了。他的铭文说：天子知道他，宰相也知道他，可他最终还是困顿失意，受到时势的阻抑；穹窿山上，只剩下丝丝缕缕的带草。阁学临川李公神道碑铭

译乾隆十五年，阁学临川李公在家中去世。公因病退职已经十年，但海内士大夫仍时时探问他的起居，把他看作圣贤之道的重要人物。公一死，东南的老成宿德就全都凋零了。唉！公历仕三朝，负有重望四十多年；若说他没有受到际遇，他也曾蒙受皇帝特别而显著的知遇，承受非同寻常的恩宠，在朝廷内任宰辅，在外任节度使，前后两三次，都是一般臣僚不敢奢望的；若说他受到际遇，却又刚刚被提拔便骤然退却，刚刚契合便立即分离，磨蝎、苍蝇般的灾厄交相侵袭他。造物主为什么要把这个人颠倒折磨到这种地步呢！他屡次跌倒又屡次起用，最终不能遂志，直到困顿孤直地死去，这真是令人痛心的事了。公以己丑年进士进入词馆，授编修，立即受到圣祖破格提拔，越过五级升为庶子，这是词馆历来未有的事。他先后主持滇中、浙中的考试，经过多次升迁而至阁学，代理吏部侍郎兼副都御史，眼看就要受到重用。辛丑年校士时被弹劾罢官，奉命督视永定河工程，大概还不到一年便被黜免。世宗还在潜邸时就很了解公，继位后召他回来，恢复他的全部官职，时时赐他单独召对，让他参与重大政务，有时还参与机密事务；两位重臣之外，礼遇超过百官。亲王也降低身份向他表示敬意，而公只作平等的揖礼。重臣说公天性刚愎，难以共事，于是解除他阁部两职，只让他任副都御史；不久又任兵部侍郎，入直讲筵。他督视漕运回来后，因符合皇帝旨意，很快命他充任广西巡抚。重臣始终内心嫉恨他，于是写了《四巡抚论》，对四人都极尽诬蔑，称他们是扰乱政事的罪魁。四位巡抚中，江抚杨文定公当时任滇抚；如今的大学士海宁陈公当时任东抚；其中一人就是公；蔡尚书当时任川抚，也牵涉其中。重臣又让自己的亲信诬陷公贪赃，最终没有得逞。不到两年，世宗又想起公，召他任直隶总督，对他的宠信更加隆厚。公极力陈说河东总督田文镜祸害百姓，已经当面奏报，夜漏三下仍未退朝，又接连上章弹劾他。河督也反过来弹劾公结党，袒护那些出身科举的属吏，并且举止乖张。世宗起初很认为公的话正确，准备斥退河督，后来渐渐犹豫起来；于是密奏接连送达，公虽与河督各有依据，却终究争不过他。当时世宗正在严厉惩治朝廷结党相互依附的风气。蔡尚书一向自负才干而专断，却唯独对公倾心相交；正逢他失去皇帝宠信，嫉恨公的人便趁机进谗，说蔡尚书把公当作至死不渝的朋友，并逐一指出他的行迹。” 公更加受挫，被召入朝任工部侍郎；他任直隶总督才九个月。新任直隶总督和广东巡抚又联名上章弹劾公。当初公任广东巡抚时，曾安置一名获罪的苗民；此时那人逃走，新任巡抚不肯自行承担责任，反而追究公从前安置不当。皇帝下诏命公只身前往捕捉逃犯，以此赎罪，不许带广东的一名官吏或士卒。人人都替他担心。公到达后，叛逃的苗民却捆缚自己前来投降。有关官员审问他，他说：“我不能辜负李公。”这件事于是得到解决。当时公已经被削夺官爵，回京后交刑部审讯。大臣议定公应判绞刑的罪名有十七项，应判斩刑的有六项，合计应处死罪二十四项；凡属吏在官款上有亏空的，都让公代为赔偿，查抄他的家产，取出他夫人的簪钏，拿来一看全都是铜器。案件办成后，世人更加替公担忧，但公处之泰然，在狱中每天读书，白天吃得饱，夜里睡得熟，好像不知道有忧患一样。当时原任甘肃巡抚的胡期恒也因事被关押，感叹说：“真是铁汉！”内外群臣正全力罗织罪名，必欲置公于死地；世宗始终惦念公，只是认为他性情刚强，想先狠狠挫折他，然后为他洗雪罪名，再重新任用，于是召集廷臣，也召公入朝，亲自诘问责备。公神色严正，毫不屈服，只说：“臣的罪过应当诛杀，请立即依法处死我，以作为人臣不忠的警戒。”没有一句求怜的话。这一天皇威非常严厉，近臣都惊惧得汗流浃背，恐怕会有重大的处分，而公却神色自若（郑侍讲篔谷当时在班列中，把此事最详细地告诉了我）。不久奉诏赦免公，命他纂修八旗志书。他乘破车、骑瘦马，当天便赴书局，闭门不接宾客，重新修订平生所著的书，像这样过了八年。今上即位后召见他，告谕说：“先帝本来就想任用你。”当天授予他户部三库侍郎，不久改任左侍郎。当时颇有人阻挠公复出，但没有成功；然而不到一年，竟降为詹事。公一生把推行圣贤之道、救济时世看得最急迫，用世之心最为殷切，所以三次被黜而志向从未稍减，浩然之气也从未稍衰。然而霜雪般的岁月不断侵袭，精力日渐衰落，精神华采也渐渐耗损。恰逢因母亲丁太夫人之忧归乡，服丧期满后，又降为光禄寺卿，不久升为阁学。当时正主持江宁乡试，忽然一日大病，精神气力于是支离，与人说话健忘，一顿饭的工夫便把说过的话重复一遍又一遍，絮絮叨叨数十次仍不停。他扶病回朝，皇帝下诏让他在京调养，最终也没有痊愈。皇帝准许他以原官致仕，并赐诗为他的行程增宠。回乡后病情稍有好转，便优游于乡里，曾经到过一次黄山。大概公的先世，从祖父以上都是休宁人。但他已经不再有从前那样强健豪壮了。唉！公从初入仕时起，新城王尚书就称赞他有万人之才；到了中年，经过百般锤炼，光芒才华更加显露。谁知血肉之躯终究不是金石，竟因此憔悴将尽；至于他内心耿耿、抱志而终，这一点世人也未必完全知道。世人评论公，认为他一生在仕途际遇上实在坎坷，但也颇怪罪他不能善于运用自己的才干。公凭借博闻强记的学问，朝廷章程和国家掌故像肉串上的肉一样连贯熟悉，拍掌谈论起来，如同决堤之水向东奔流；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已经望见风采便不敢靠近，而公却昂然如山，左顾右盼，使千人都为之失色，从不肯稍稍以温和的话语接待他们。因此不只是同僚厌恶他，即使同列官员中也有许多人畏惧他。曾有中州一位显贵，自负能够阐明朱子之学，一天对公说：“陆氏之学并非不高峻，只是返求于我心，却有许多地方总感到不安。由此可知它与圣人之道并不相合。”公说：“您现在总督仓场而进献羡余，不知内心是否安宁？这在陆氏门下连五尺童子都会唾弃。”

译那人变了脸色离去，终身不再同公交往。但实际上，公虚心谦下，从未把自己的见解当作绝对正确。我是晚辈，承蒙公大力奖掖；在讲席上，我常常各持一说，与公极力争辩，有时公最终还舍弃自己的说法来听从我；即使最后仍不能相合，也说：“各自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就可以了。”所以他多次对客人说，赞赏我不阿附他。然而世人正把紧闭眉眼、含糊应答、窥伺朝廷意旨、随声附和当作不可传人的秘诀，那么公的道路走到哪里都必然困穷了。公在九卿之列时，同事有年大将军羹尧、隆太保科多、桐城和常熟两位相公；后来任直隶总督，参与营田事务时，有和硕怡亲王。这些人公都没有丝毫依附，最终却困于河督。但他最后能够保全性命，还是因为圣明天子加以呵护。到了晚年，仍遭人侧目，真可悲啊。公喜爱士人出于天性，所以主持考试便遭受关说请托的诽谤，考察官吏又遭到结党营私的诬陷；然而在主持词科考试时，公正待罪于书局，仍然谆谆询问我天下才俊的情况，把各人的长处分别取录在册。因此丙辰年又受到荐举过多的处罚。他偶然取放翁的诗题在楹柱上：“远闻佳士辄心许，老见异书犹眼明。”这确实是他的写照。我被罢官时，徐相国向朝廷说：“今天李詹事一定会大肆作恶。”有人问原因，张尚书在旁边回答：“这不过是具体而微的李詹事罢了。”唉，我又哪里配得上仰望公，却辱没了诸位推举我的厚意呢？他的经学都足以经世济务，所到之处一经处理，便迎刃而解。他曾经出任一次漕运督察，立即清除了运丁积年累月的弊害，至今仍遵照执行。可惜他所到之处，都没有任满三年。他一生学习圣贤之道，宗旨在于先树立根本，这是陆子的教诲。他间或对我说：“我只要内省而无愧，生死尚且不足以动摇我的心，何况祸福呢；祸福尚且不足以动摇我的心，何况得失呢！”按照这个道理处世就不难了。我向诸生讲学时，常常把公这番话讲给他们听，于是泰山巍然的气象仿佛就在眼前。一想到这些话，就足以使贪婪者知廉、懦弱者立志。如今老成之士相继去世，后学将到哪里去依归呢！公名绂，字巨来，学者称为穆堂先生。他的家族居住在临川只有两代，年轻时十分贫困，读书能五行并下，落笔洋洋洒洒就是数千言。但没有谋生的办法，他曾经从家里徒步背着包袱到徽州，又前往吴地。吴地有人惊异于他的才华，却未能使他振作起来。有人把他推荐给江抚郎君，江抚一见便说：“这不是寻常人。”于是开始资助他，他便在同辈中考取第一。三代人都因公而显贵，屡次追赠为户部侍郎。娶某氏，封为夫人。有四个儿子：孝源、孝泳、孝游、孝洋，都考中乡荐；孝源任县令。孙子友棠是进士，曾任翰林，现改任御史。公享年七十八岁，葬于某山某原。他所著有《穆堂类稿》五十卷、《续稿》五十卷、《别稿》五十卷、《春秋一是》二十卷、《陆子学谱》二十卷、《朱子晚年全论》二十卷、《阳明学录》若干卷、《八旗志书》若干卷，都流传于世。公在雍正癸丑年冬天看到我的文章，表示赞许，于是招我与他同住。当时万学士孺庐也寄居在那里，紫藤轩下没有一天不承受公的明白教诲，他谆谆告诫我们义利之辨。公因丁忧回乡，我也因罢官回乡，学士也因丁忧回乡；此后我在江宁见到公时，公已经病得很重，却仍然殷切地挂念我的出处进退。回乡以后，便不再互通音问了。公历任官职的事迹不能全部叙述，而且也有些事情属于机密，不能直说；但如果我不说，世人将没有人知道，于是只简略陈述其大概，却终究连百分之一也没有写全。我曾说，公一生尽得江西各位先贤的学术陶冶：学术方面像文达、文安；经学方面像旴江；博物方面像道原、原父；爱贤礼士方面像兖公。文章写得高妙处逼近南丰，低处也不失为道园。以尧舜为君、以尧舜之道治理百姓的志向，不在荆公之下；刚直的内心和强劲的气概，很像杨文节。所谓大而不夸张，我这话正是如此。他的铭文说：受到任用，就大有作为；否则便收敛退藏。说是亨通，说是困厄，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可惜的是，他有经世之才，却困顿而死，这是有志之士所悲哀的。名山大川，将千古明亮回旋；英灵的气概，长久表彰于券台之上。《鲒埼亭集》第十八卷，鄞县全祖望绍衣撰，余姚史梦蛟竹房校。碑铭 工部尚书仁和赵公神道碑铭

译乾隆四年，工部尚书仁和赵公因为太庙祭祀庆成灯的制作不合皇帝旨意，按规定左迁应降的官阶，仍得在宗正、奉常之间辗转任职，以等待日后起复。但公没有告诉同僚，也没有同亲友商议，只骑一头跛驴，终于走出京城。公卿听说后追赶送行，却没有人赶得上。到了浙西，便乘小船一直向湖上而去，拜谒祖墓，随后住进墓旁的丙舍，不进城。子弟们再三请求，他只到影堂一次，绝不与当权的显贵交往。有人来拜访，他一概以有病推辞。后来竟入山幽居，五年后去世。遗命不采用报丧的文状，也不置办仪仗器物。听到这件事的人都认为是近世大臣中从未有过的事。公的几位堂弟与我是文字交，关系最为深厚。公曾推荐我参加词科，算是他的门下。几位堂弟以墓道文字相托，我不敢推辞。公中康熙癸未进士，授礼部膳曹郎，升仪曹郎，再升刑部郎，三次升迁为刑科给事中，四次升迁为湖南按察使，五次升迁为少詹事，六次升迁而至内阁学士。他掌管刑科时，奉命出使盛京、宁古塔，督察船厂；任詹尹时，奉命出使四川打箭炉的噶达，督察庙宇工程，兼巡视东西水路，车马行程达万里，口中从不说劳苦。向东巡行时，他弹劾驻防勋卫中危害士卒的人，把多年盘根错节的巨大蛀虫一举拔除，三军都像裹上了丝绵一样温暖。向西巡行时，他直截了当地陈述巡抚徇私、包庇私人以及阻挠兴建工程的过失，后来大工程因此得以完成，各番部族也因此大为和睦。于是世宗宪皇帝开始有意重用公，先任工部副职，又升任户部副职。当时政事还重在综合考核，和硕果亲王尤其威严不可侵犯，百官习惯于严厉急切的作风。公以朴实忠诚自我要求，安守本分，恪守职务，在同列中谨慎诚恳，不求显赫声名；又孤立无援，退朝后闭门自守，偶尔从容面对一杯酒，自己斟酌。即使那些趋炎附势的人，也无法来到他面前，或许因此不能没有怨望。唯独世宗宪皇帝深深了解他。曾有人推荐公足以担任铨选官员的职务，皇帝说：“三司是重要职位，朕正要倚重他。”一天之内三次召见，恩宠日益深厚。然而公自守清淡如常。有一天皇帝闲暇召见，九卿陪坐，争相谈论禅理。世宗回头问公：“你也懂这些吗？”公回答：“臣没有学过。”世宗笑道：“为什么不试一试？”便随口拈出一句禅语，公用儒家道理回答。世宗回头对群臣说：“真是钝根。” 临川李公早年显贵，并不十分了解公的为人。后来今上特意起用他，使他与公同官，便问我：“右农是怎样的人？”我说：“这个人厚重，像汉代的丙吉、唐代的娄师德、宋代的杜衍，大概可以比得上他们。”临川惊讶地说：“真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没过几天，他对我说：“你的话是对的。”第二年，公由吏部侍郎主持工部。按照旧例，内务府有营造工程，通常从工部领取经费；可是内务府官员滥支冒销，已经成为惯例，工部无人敢过问。唯独公神色严正地裁减抑制他们。恰逢重修郊坛驰道，公筹办材料、核定工程，把内务府官员估算的经费削减了“十九”，工程却办成了。内务府诸郎聚集谋划排挤公，先拿庆成灯之事来责罚，又把旧尚书牵连误入的案件加到公身上并案论罪，因此工部大小官员都被议处，唯独解除了公的职务。公正受宠信时，皇帝曾问他的年龄，他回答七十岁。公的牙齿头发很丰盛而有光泽，看上去精神饱满，甚至有人以为他还没有到衰老的时候；皇帝也猜想他是为了逃避事务而故意虚报年龄，希望借此享受官员年老退休的恩典。于是嫉恨他的人便抓住机会陷害他。有人劝公向皇帝申辩，公说：“七十岁的老人，又还有什么可求的呢？” 我回去就是了。况且我从前任湖广按察使时，总督徐聚伦想尽办法排挤我，却没有成功；任户部官时，也多次被长沙陈侍郎困厄，却都平安无事，这是命。今天被罢官，也是命。我的辞色中从来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怨意。”我虽然同公的几位弟弟友善，但在京时从未前去拜谒。到了词科考试之事，公却亲自乘车马来访，我惶恐地道谢说：“从前伊川进入汴京，吕申公任中丞，先去拜访他。伊川回信认为这是后世绝无仅有的礼节。只是我这个后学不足以充当伊川洒扫门庭的仆役，又凭什么来承受公如此盛大的厚意呢？”公说：“士人有因举主而获得声望的，举主也有因士人而获得声望的，你为什么要推辞呢？”这使我惶恐不安了很久。然而我天性疏懒怠慢，虽然铭记公知遇我的感激，来往仍很少。后来我免官回到甬上，更不能经常通候问安，但公对我的深切关怀却从未间断。唉！这种冲淡的胸襟和高雅的气度，哪里是一般人能够赶得上的呢！公任官的详细事迹很多，行状和墓志中已经详载，不能全部抄录，这里只取其中大的写入篇中。公名殿最，字奏公，一字铁岩。先世本是宋朝宗室后裔，居住在绍兴上虞，迁居杭州仁和已有三代。曾祖、祖父、父亲都因公显贵，屡次追赠为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吏部侍郎。他们三代的祖母和母亲，也都按相应官阶追赠为夫人。公丧偶大约三十年，身边没有妾侍，这是他的天性清静。他曾渡过钱塘江去扫墓，乘小肩舆走在萧山路上，遇到县尉。县尉呵斥让他避让，随从很生气，公却立即下轿避开，很像魏文靖公的旧事。儿子两个：长子清，国子生；次子世玉，丁酉举人。孙子六个，长孙复元，因任子恩补授工部主事。公生于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于乾隆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七岁。葬在西湖五老峰南面。所著诗集若干卷，奏议若干卷。他的铭文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卷〕 三朝的完人，历经考验的劳臣；知足知止，轻快地引退自身。将来国史修成时，请以我这篇文字为鉴。刑部侍郎、兼管礼部侍郎事坦斋王公神道碑铭

译公名兰生，字振声，别字坦斋，是直隶河间府交河县人。安溪相国主持畿辅学政时，公正参加童子试；安溪一见便惊异，选拔他为同辈第一。安溪教他穷究经书，后来文贞以吏部尚书兼任直隶总督，发文召公进入保阳书院任都讲。等到安溪进入宰辅之列，便召公入京。安溪的学问留心律吕、历算、音韵，在这些方面有发明前人未曾达到的地方，公都继承了他的传授。当时朝廷正开设书局，广泛征求贤哲。圣祖仁皇帝天资神明，自六经以外，对诸子百家都能深入探究其奥秘，疏通解决其中的障碍，而安溪的学问恰好与之相合。但因为阁务繁多，不能亲自承担编纂工作，于是推荐三人：一人是如今的礼部尚书景州魏公；一人就是公；一人是如今的顺天府丞宁国梅公。三人一同入直，皇帝白天一天之内多次召见，以承担顾问之职，于是常常接受圣上的指示，校审《周易折衷》，直到编纂《律吕正义》《数理精蕴》《卜筮精蕴》《音韵阐微》等书，又编纂《朱子遗书》，公都参与其中。其中律吕、音韵两项，公出力尤其多。公在律吕方面很早就有领悟，安溪曾说朱子《琴律图说》的雕版本流传中错误很多，便命公加以订正。公为此发掘材料、加以证明，于是其说便可以推求依据。后来又承受圣祖传授的御制律管、风琴诸解，便以明道程子的学说为本，用人的中和之声来确定黄钟管的长度，以黍粒累积来验证，辗转推演出十二律，都与古法相合。又到郊坛亲自验证乐器，才知道管乐器的音管有长短、大小的差别，所以有的黄钟管长度是八倍，有的是四倍，而匏笙的管反而有黄钟管八分之一那么长；至于损篪的数目，也都以黄钟管的实际长度加减而得到相应的音声。弦乐的音调则只争论长短，有的用两倍，有的用一半，声音便已经相应了。大概立方体使用的是体积，平方使用的是面积，二者有所不同。他的学说并不完全符合朱熹、蔡元定，却与《管子》《淮南子》相合。至于音韵，公从安溪学说中得到的，大略与昆山顾氏相同而更加精密；又承受圣祖的教诲，知道国书与古法相合，外蕃各国的韵书也有相合之处。如今人们都疑惑歌、麻、支、齐、微、鱼、虞七韵没有韵头，却不知道七韵正是声气的根元，能够产生各韵部，把各韵部切分出来，却不是由各韵部产生；所切的音应当位居韵部之首，也就是国书第一组头喉音的五个字。等韵容易出错，都是由于不分清音、浊音；于是就直接以国书五个字头作为声音的根元来确定韵，又采用连音作纽切的方法来确定等。《皇极经世韵图》详于等而略于韵，顾氏详于韵而略于等，彼此各有异同。这部书一出，条理清楚得如同排列眉毛，万种音声都被列举出来了。当时翰林和詹事府的宿老中，也有人没有完全通晓其中的意义；公以布衣诸生的身份，亲自承接君主和宰相的绪言，披剖幽微、疏通关键，整理成一代石渠阁式的大制作，实在是遭逢盛遇的极致。圣祖在癸巳年秋天，特赐公参加礼部会试，不久公遭父丧，准许他带着所编纂的书随身服丧。辛丑年春天，特赐公参加殿试，改授翰林院庶吉士。世宗宪皇帝继位后，授编修。乙巳年升司业，丙午年主持广东秋试，回京后，皇帝下诏让他督学浙江。浙江一向以人才多著称，公从未稍微迎合舆论，而才高的生员都列入甲等选取。在浙江三次升迁至侍读学士，调任安徽学政，所得人才同浙江一样。晋升阁学，这年秋天立即主持江南考试，以学政身份主持乡试，也是此前从未有过的事。又调任陕西学政，所得人才仍同从前一样。恰逢所贡举的士子牵涉吏部议处，连累公被降职，等待代理吏部尚书推举翰林、詹事府诸官入见。世宗端详了很久，说：“恐怕这些人都不能继承旧学臣的事业。”于是留下公等待任期届满，而让少詹事主持事务。今上继位后，仍晋升公为阁学，召回京城。公认为浙江铜政极其败坏，任事的长吏总是因此困顿，请求变通旧例。陕西一带过去都让当地人供养流民，公认为应当命有关官署另行安置，这些都是仁心仁术。恰逢皇帝下诏修纂三礼，命公共同总理书局。这年冬天升刑部侍郎，不久调任兼管礼部。公办事缜密周详，事情只要有丝毫没有完成，便不敢安心，渐渐因积劳成疾；但顾念所受恩遇深重，不敢说出来。世宗的梓宫起灵时，公随从出行至涿州行次，随从在前面有事禀报，公正襟危坐在肩舆中便去世了。皇帝听到后悲痛悼念，赏赐帑银五百两，命督臣为他办理丧事，赐祭一坛。评论者惋惜他没有完全施展才用。公生于康熙十八年正月初六日，卒于乾隆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八岁。曾祖、祖父、父亲都因公显贵而追赠为阁学。娶何氏，封淑人。没有儿子，以族子諴为后嗣。获荫入学的女儿三人。我曾追随公在幕下，公对我的陶冶培育极其深厚。等我入京后，又因住处相近，能够时常见面。如今再也只能叹息，想扶杖追随他也没有机会了。諴在这一年十月把公正式安葬在东原，并请我写墓道文字，我又怎么敢推辞呢？铭文说：扶风马融推演历法，康成郑玄登楼讲学；建安时代制定律法，季通蔡元定尤其精通。巍巍先生，独自探求，清正自守，于是登上白虎观，辅佐校订群书。又以冰一般的心操持玉镜，衡量人物，掌握文章的命运；又以清正卿士的身份辅佐新政，早晚恭敬勤勉，典章礼制由此确定。桥山在望，已经发出弓声，表示皇帝驾崩。凡属百官，谁不悲痛？为什么公刚刚出仕，便突然告终。八尺高的丰碑，长久守护着幽深的墓宫。故甘肃巡抚复翁胡公墓碑铭

译复翁到了参加秋赋的年纪，我才出生；等到他从甘肃巡抚任上罢官，因宽赦出狱时，我们才相识。虽然辈分相差很远，却十分契合，于是结成忘年交。临川李公不太轻易许可别人，谈到复翁时却说：“这正是督抚的合适人选。”桐城方公也说：“是有办事才干的人。”然而世上那些不太了解他始末的人，总认为他是年大将军的党羽而怀疑他。复翁去世五年，老成之士日渐凋零，还有谁来为他揭发沉冤呢？江都闵君因旧日诗社之交，请我为他作铭，我哪里敢推辞？复翁是湖广武陵人，先迁居无锡，又迁居江都；他是前院长侍郎统虞的孙子、江苏布政使献征的儿子。家世显贵，而方伯从前又与年都宪遐龄结为异姓兄弟，所以复翁年轻时便与大将军亲近。复翁的才干也非常卓绝，他通晓朝廷章程、国家掌故，熟悉官场人物品流；这是豪门子弟特别擅长和看重的事情，不足为怪。至于应酬处理世事，像整理蚕丝一样不使它纷乱，像挽住决堤的河水而不使它奔流，这却是天赋的奇能，是我眼中不容易遇到的。大将军本来才高而少有人合意，却唯独赏识复翁。起初，复翁困顿于举人身份，滞留在翰林典籍的职位上，憔悴不堪。海宁陈文简公任院长时，复翁作为属吏奔走在庭下，便投赠诗句：“有舂容绛帐横经日，辛苦青衫执简时。”听到的人都为他悲伤。恰逢大将军出任四川巡抚，复翁也因任职年久而外放，出任夔州通判，刚过半年升为重庆知府，过了一年又分守川东。大将军兼任陕西总督，把他调到分守陕东；又过了一年，升为布政使，不久便升任甘肃巡抚。算起来，复翁在西部边地一路升迁，每个任所的坐席都还没有暖热。大将军用人一向挥霍随意，不免把自己喜欢的人骤然提拔，而当时幕府中的人才也没有能与复翁抗衡的，难怪他越来越倾心于复翁了。然而一旦失势，又怎么能凭借朋党关系为自己解脱呢？不过，复翁在大将军的僚属宾客中，确有不可磨灭的地方。大将军倚仗权贵而骄傲，又才干足以凌厉压人，所以见到他的人往往吓得胆寒；复翁却处之坦然，常常用简约的话挽救他的过失。大将军的豪奴曾在车驾前侮辱咸阳县令，复翁任巡道时，曾当面斥责并杖打他。奴才哭诉给大将军，大将军却不予追究。从此诸奴渐渐畏惧复翁，守令也靠他支持而能够自我振作整顿。他又曾隐约劝大将军保持盈满之势，不要骄纵；假使大将军能采用他的话，便可以免除祸患，只是无奈大将军日益亢盛，不能回头。然而复翁在其中周旋，本来就不是那些只会唯唯诺诺、靠陪笑附和的人所能同日而语的。等到大将军事败，门下的人像刺猬竖起尖刺一样纷纷出来攻击他，以求免祸。世宗宪皇帝还没有立即罢免复翁，秘密下令多次询问情况，而复翁只是接连上章引咎，自愿承担责任。等到审讯这件事时，更可以看出他没有辜负旧日朋友，这是末世风俗中很难做到的。今上登极后，复翁得以归乡，并且命令发还他的田地房宅，使他逍遥乡里，与我们这些人成为吟诗伙伴。过了十年才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复翁承受世宗宠信时，皇帝常常命他荐举人才，供翰林院选用。当时蔡文勤公在家居住，大力推荐复翁，于是他得以被召用。复翁以旧日甘盘辅导帝王的学问，成就了今上继承大统的盛业。这功劳关系天下，却没有人知道。我若不说，岂不是让它湮没？于是按次序加以叙述，以此回应闵君；我不敢有一句偏袒私情的话。复翁名期恒，字元方，一字复斋，历任甘肃巡抚、侍郎、都御史。夫人汪氏，没有儿子，以他的侄子为后嗣。复翁曾说：“谢山是有用的人才，如今把他放在荒僻江边寂寞之地，而他也终于不肯出来任职，不能不替国家感到可惜。”每逢有熟人在浙江任官，他必定对他们说：“谢山实在太穷困了，诸位幸勿把他弃置不顾。” 唉，这就是复翁对我值得感念的地方。他的铭文说：我同您忘却年岁差别，却能够彼此知心。斟酒祭奠您，唱一曲楚辞，这是故国的声音。翰林院学士南昌万公墓碑铭

译雍正癸丑年春天，我参加会试落第，收拾行装准备回去，前侍郎临川李公坚决挽留我，让我参加词科考试。当时侍郎住在宣武门南边从前合肥李相国的宅邸中，宅西有紫藤轩，分出一部分给他居住。万公孺庐又分出东边的一部分给我居住。每天太阳西斜时，我们一定聚在一室，有时讲学，有时考订历史事实，有时分韵赋诗，喝葱汤、吃麦饭，彼此轮流作主人和宾客。临川曾说：这就是杨诚斋所说的“三三径”。只是二位公都是宿老，按辈分是我的长辈，却稍稍同我这个晚辈交往，我暗自感到惭愧。临川性情刚毅，他所坚持辨析的道理，即使万人围攻，也不能使他屈服。他曾经过分推重陆文安公的学说，于是对朱子也有苛刻的批评。万公平生也主张陆学，但他的论述戒惧而不过分偏重，常常从容地替临川解开层层纠结。临川落笔就是千言，睥睨一时，少有合乎他心意的人；万公的诗文一出，临川却没有不从心底折服的。我曾说，江西的文章传统，自欧阳兖公以后，如平园、邵庵、东里，都以和平、典雅、洁净继承这一脉香火，而万公正是这一传统当代的继承者。临川认为这话说得对。临川最爱惜士人，士人投奔他，如同百川归海；门户既大，难免有些巧饰欺诈的人钻营而入，所以人物甲乙的品评，必定要等万公来裁定。大概二位公交好，是因为道义相同、志向相同；偶尔有像输攻墨守那样的争辩不合，不一会儿便终于水乳交融。临川承受三朝特别显著的知遇，却因刚直不容于人，屡次跌倒又屡次起用；计算他所任九卿等重要职位，任职长的不到两年，有的只停留数月。万公则在词馆中沉浮，屡遭忧患，到了老年才因文章受到知遇，得到特殊升迁，却始终不能有所施展和舒展，这是多么困穷啊！考察公名承苍，字宇光，是江西南昌府东埂人。刑部侍郎虞恺的六世孙，光禄卿汝言的五世孙；往上两代都在阳明念庵门下讲学，被称为硕儒。祖父象师，父亲兴主，往上两代都追赠为翰林。太宜人李氏，是贤明的母亲；当她怀公时，常常默默在影堂祈祷说：“不愿意生儿子做高官，只愿他承担先世的学术传承。”所以公年轻时便喜爱阅读宋儒讲学的书，评论者认为这是胎教的结果。公在康熙癸巳年中进士进入翰林，更加同临川讲学，相互砥砺。临川骤然显贵，左右权要害怕他的锋芒，想尽办法排挤他；因为公受到临川厚待，他们担心公会援助临川，于是也一并对公侧目。临川因辛丑年主持考试而被贬时，朝廷流言纷纷牵连到公，说梁肃有韩愈，二人所取的榜上士子都是他们私下交通的人；众口一词，公几乎无法申辩，最后才得以免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世宗即位后，向来了解公的才学，而临川也获得赐环复职的恩典，正要荐举公时，还没来得及实行，临川便已经出任广西巡抚，忽然奉到严厉的诏旨，追究辛丑年流言一事来治公的罪，罢免公的官职，并贬谪他的弟弟。大概当权者都是因为临川的缘故。可是临川只是因为学术而厚待公，公实际上从未借此求取进身；等到因此获罪被贬，也安然接受了。于是公回来闭门，更加专心讲学，再没有出山任职的想法。世宗后来逐渐察知公受到诬陷，特意召他入京，恢复原官。我曾与他同在一馆任职，旅途中相见，看见他的须发全白了，说：‘你老了，可是终究没有得到任用。’今上即位后，有人推荐公，稍稍任用他掌管制诰，安排他进入讲筵。又过了七年，临川已经因病废居，公才越级晋升五阶，任学士。当时三馆的诸位臣僚，只要凭文章博取皇帝宠爱，大都能获得破格提拔，很快便进入宰辅之列，天下人争相替公高兴，认为公足以报效国家的地方不仅在文章，或许从此可以得到大的任用。可是还不到三年，公就去世了。生于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于乾隆某年某月某日。四个儿子，都以乡贡进士的身份被推荐。葬在某乡某原。著有《万学士易传》，其中论述互体最为精妙，自汉儒荀虞以来，没有比这样考核精审的了，并且一扫宋、元林吴诸家论述互体的谬误。又有《万学士集》若干卷。我与公分别时，是丁巳年。临川和公先后因奔丧回乡，我也因罢官回乡，正处在服丧期间。辛酉年临川主持江南乡试完毕，病得很重，从水路回京，经过扬州时，我恰好也在扬州，而公正是因为临川的病情来到这里，我们相对而坐，皱眉忧虑。过了一年，公获擢升为学士；又过了一年，公主持闽中的乡试回来。故友中有在杭州、苏州、扬州见到公的人，都说公一直挂念我。不久公寄信给我说：‘穆堂已经回到乡里，你又不来，老朽孤单冷落，近来怎么样了！’哪里料到这封信竟成了死别，紫藤花下旧日朋友再也没有重聚的机会了，这是多么令人悲痛啊！诸位公子拿着临川所作的墓志来请我写葬石之文，我流着泪为他作序。铭文说：可叹承明馆的老前辈，从此再也不能留下了。何况我是平生知己，除了公还能有谁？上为斯文的凋零而悲痛，下为私交的断绝而哭泣。郑侍读篔谷先生墓碑铭

译篔谷先生姓郑，名江，字玑尺，是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康熙戊戌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授官检讨，参与编修《明史》，又两次参与一统志局的事务，升任赞善，提督江安学政，升为侍读，因脚病请求解除官职。先生读书务求独到的心得，不从事于辞藻华美、外表修饰，也不喜欢讲究威仪，远远看去并没有什么足以动人的地方。然而他胸襟纯粹淳厚，不设防心，待人忠诚信实；别人有一点长处，他喜爱起来就像那长处出自自己一样。三馆是储备人才的地方，很多人依附当权者以求迅速发达。先生淡泊无求，在书局任职二十年，从未在言辞神色间流露出没有得到递补升迁的遗憾。门巷冷落，客人来了，也不过煮茶相对而已。和硕果亲王曾想延请宾客，同僚中求托的人多得像云。桐城方学士望溪推荐先生，先生却竭力推辞不去。等到奉命持节到江南任职回来，方将得到进用，却因脚病不能行走。韩大夫因坠车而得病，大概都是命数吧。起初先生在京师任官时，曾想编纂《春秋》的注释，到这时终于完成了，勤勉不懈。那时他扶杖出门，与各位故人组成诗社，互相唱和，盛况极盛，没想到他竟就此去世。先生平日自视很低，在同辈中好像不善言谈，所以从不轻易向人谈论学问。然而真正懂得学问的人没有比先生更深的了；他也从不轻易向人拿出自己的诗、古文和辞赋。可是，真正懂得诗、古文和辞赋的人，也没有比先生更深的。先生曾私下与我谈论诸儒的学问，说康节的学问实际上出自老子、庄子的余绪，只是用焦京一派的术数加以装饰；世人特别因为二程推重他，便把他列入六先生之中，宋史还把他列入道学传，这实在可笑。又说陆九渊、王守仁的宗旨，哪里可以随意诋毁？世上那些拥护朱子的人才攻击他们罢了。吕祖谦尚且不敢斥责陆九渊，王艮不是王守仁一派的人，却未尝不从王守仁那里有所取法；蚍蜉想撼动大树，又有什么用呢？没想到顾亭林也沿袭了这种习气。又说蔡虚斋固然是个善人，可惜他的学问浅陋。通过文章来发现道，已经很肤浅空泛了，哪里有通过八股文和讲章来发现道的？假使当今那些横目两足的人，拿着兔园册来谈论学问，那么蔡氏就会以此为戒了。先生过去曾跟随义门何公游学。义门是墨守朱学的人，我原以为他不会越出老师传授的范围，没想到他竟如此刚正，绝不肯苟且附和。先生所作的诗、古文、辞赋，都是情感真切而自然流露，任凭时俗和众势起落，坚定地保持本色，没有什么能够混淆它。然而细读这些作品，实在没有轻易下一个字，大体很像宋代范正献公淳夫，而那些崇尚险僻词句、冷僻文字的人是不会知道的。临川学士穆堂曾对我说：‘如今馆阁中的人物寥落，像篔谷这样的人，真是正始遗风的传人，这个评价是确切的。’我在先生身边执杖随行，前后将近二十年，承蒙他以忘年之交相待；我曾一天去拜访他数次，把他当作令我敬畏的朋友。等我居乡时，他寄信告诉我，约我在辛酉年秋天一起参与《春秋》的编纂。我到了杭州，设酒叙旧，从此却再也没有见到他。生于康熙某年月日，卒于乾隆某年月日。曾祖某，祖某，父某，累赠赞善，母亲某氏获赠宜人。两个儿子，长子为乡贡进士。著有《篔谷诗集》，已经流传于世。葬在西湖某峰。我写这篇文章，是把我独自了解的先生事迹写出来。逝者如果能够复生，他会认可我吗？铭文说：我同馆前辈中的交游，有方、李、谢、万以及先生；可是五年来彼此隔绝，其中大半已经年老多病，山河阻隔，道路难通，活着的人不能相见，死去的人已经永远离去了。我心中郁结，又能同谁倾诉呢？吏部侍郎兼翰林掌院学士、巡抚江苏思蓼邵公神道碑铭

译同乡吏部侍郎邵公的家与我家只隔一湖水，他赠给公的兄弟以及我父亲的兄弟们文章，彼此结成文字交。我十四岁成为秀才时，还赶得上跟随公行走。没过多久，公显贵了。丙辰年会试时，公是我的座主，但公仍以旧日故人的礼节待我。起初，公曾想荐举我进入词馆，不久却被当今太傅相国福公抢先，于是作罢。后来有人在太傅面前说我的坏话，公赶紧告诉我，让我解释那些言论。我最终没有自行申辩，太傅也从未相信那些谗言，而公对我的帮助已经尽到了。这一年，公立即出任江苏巡抚，任期还未满便去世了。公的儿子铎在举行大葬时，请我写墓道之文；我因为正在服丧而停止写作，请他等我除服后再写，可公子又去世了，这真令人悲痛啊。公于康熙辛丑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授编修；又改任御史，巡视京西；再次入朝任御史，改任给事中；侍直皇子书房，兼任副鸿胪；于是参与匦司事务，改任祭酒，侍奉经筵；仍兼任副匦司，再升任副都御史；侍直南书房，任少宰兼院长，多次主持文章方面的职务。公一向小心谨慎，向来不喜欢追逐声名气势；等到出入禁廷，更加凛然戒惧，以宫中温室树的故事为忌讳。可是世上趋附公的人接连不断地到门下，却都被公拒绝，因此遭到众人的怨恨。即使有人谅解公，也不过认为他属于汉代石建那一类人罢了。等到公奉命持节出任巡抚，上奏直言三次，毅然正气流露于神色，即使古代所称的骨鲠之臣也不能超过他，可见识人是多么困难。公将要赴任江苏时，辖区正遭灾祸，于是有人提出乐善好施的捐纳办法，公竭力争辩，认为天下正在传颂皇上的新政，首先就应废除捐纳条例；如今所请求的，不过是把免除捐纳改换名称罢了。这个条例一旦开了头，废除捐纳就会成为空话。《周官》所说的十二种荒政，也从没听说要依靠捐纳得官的人来救济灾民。皇上惊悟，认为他说得对，立即下令停止；但负责财政的大臣很不以为然，于是又恢复施行。我私下叹息，认为公从此失去了朝中的援助。河道总督提议开挖毛城铺以泄水，淮扬地区在京任官的士大夫，公上疏争辩，未被采纳。台省官员争辩，也没有成功；下至各司官员和九卿中，也有人争辩，同样没有成功。最后直隶总督、彭城人李敏达公竭力争辩，几乎获胜，却又被压下。公入朝辞行时，皇帝下诏命他与江督、漕督共同察看，议定后上报。江督等人都赞同河督的意见，只有公认为不可。江南的高级官员于是没有一个能与公和谐相处。恰逢苏州知府白嵘已经被交付司法审理，河督反而请求释放并任用他，公因此更加不得意。公又说苏州的风俗奢侈过度，请求禁止。对于那些宣扬淫秽的伶人，不应让他们的作品流传到京城，世人都认为这太迂腐，没有人赞同。公自认为多年侍直，向来得到列入皇帝亲信之臣的待遇，应该实心报效，却不知道事情的艰难，任职不久，竟奉到严厉的诏旨，罪名是他所推荐的官吏不是同年就是同乡，因而有阿私之嫌。公平日因为不肯徇护故旧而得罪于人，天下没有不知道的。等到已经成为大府的属员，各地城守、知县接连而来，不能掩盖同年同乡中确有贤能之人的事实，也是形势使然；可是公竟因此获罪，他也不敢申辩。公一向体弱，到这时因积劳成疾。天子始终眷顾公，派遣太医驰往诊视，并命公子回南侍奉病父，但公已经不起，遗奏送到京城，皇帝依制度赐予恤典，并下旨令江南高级官员协助办理丧事。公在苏州任职时间很短，又受到同僚牵制，进退两难，心存戒惧，所以实际施行的政务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前人评论姚崇，认为他不过是积谷作米、把缆放船的人。唉，这是不懂得任事艰苦的人说的话。公显达时，妻子不穿丝绸，身边没有姬妾，客人来了，只有鱼和豆类，家中冷落简陋，许多人都把他比作这样的清贫之士。三公穿布衣的旧习，等到皇帝派遣谕祭使者到来，门窄巷小，连肩舆都无法容纳，便步行进去；矮屋不足以容纳宽大的筵席，便在屋檐滴水之下完成祭奠，人们这才相信传闻属实。公的儿子也没有长寿，留下孤单的一个孙子，王夫人亲自抱养他。夫人从前催促我尽快写文，我答应她不敢有夸大的言辞，也不敢隐没事实。公名基，字学址，世代是浙江宁波府鄞县南社坛人。生于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于乾隆某年某月某日。曾祖某，祖某，父某，三代都因公显贵，按公的官职追赠。娶王氏，封为夫人。儿子铎，与我是同年出生，任翰林院检讨。孙某，葬于西山某峰。铭文说：曾经是鲁国的男子，却被三个人视为登徒子；一张嘴就能把市场上的老虎说成真的，这并不是诬陷。我写下这篇文章，足以慰藉地下的亡魂。〔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太常晚闻陶公神道碑铭

译乾隆四年，工部尚书、景州人魏公被罢免官职。不久天旱。四月十二日，新授太常寺卿陶公入朝谢恩，皇帝特意召见，问他当时的政事是否有缺失，应当陈述出来，作为皇帝修身省察的帮助，不要有所避讳。公仓促之间来不及陈述，皇帝说：‘你还保有直率的气节，试着据实说来。’公说：‘近来各项政务都得到整治和兴办，只有魏廷珍虽辜负清望，却没有大的过错，近来已经放归，皇上的言辞又严厉，不是优待老臣的办法，希望还能按照尊重旧臣的礼节再考虑。’皇上脸色和缓下来听他说，并且说：‘你是朕特别选拔的人，还应当得到进用。’公辞谢退出。相隔二十天，忽然奉到严厉的诏旨申斥，交给有关部门议处。部议决定降职，公于是南归，贫困至极，无以为生，便靠教书授徒自给。在此以前，皇上治公的罪时，曾特别重申先前的话：‘朕正想任用正靖，作为侍郎、学士的人选，没料到他竟说出这样妄言。’世人这才知道公所受皇帝的恩宠还没有衰减，劝他入京补官，公只是笑笑，没有回答。过了六年，公因病去世，他的家人还来不及通知我。又过一年，我到吴地，才知道此事，为他哭泣。再过一年，他的故友、长洲人陆君茶坞请我写表彰墓阙的文章。又过了一年，我才得以整理编次他的事迹。唉，我曾为公的父亲、兄弟作序，如今又加倍悲痛他的去世。公的父亲元淳，是学者所称的紫笥先生，以古文在吴地称雄，当时舆论把他比作范蔚宗。昆山徐尚书一向器重他，请他到书局任职。后来他因为性情傲岸而失去欢心，又受到同乡翁尚书尤其猛烈的排挤。等到考中进士，不能进入词馆，任广东昌化县知县，孤独困守在穷僻海岛，最后死在任上。公的哥哥正一，也以古文继承家学，考中进士，成为翰林，但孤高冷落，不为世人所知，始终未能升迁一级。公年老后承继父兄的传统，晚年考中进士，在中书省沉浮八年，改任御史；因为进呈经史讲义符合皇帝旨意，得到再次召对；不到一年，连续升任左佥都御史，改任掌管太常寺的官职。然而公一生平坦，天性不屑于随时俗奔逐，又疏于修饰、不讲究威仪，保持着古人的心性和相貌，大概是父兄遗留下来的风气。当权者向来不喜欢他，但事情出乎意料，忽然受到皇帝的青睐，也无可奈何。公曾上疏说：‘学校和科举的败坏，是当今世道和人心所系的大事。首先，在上位的官员已经没有昌明正道的心志；在下位的人于是也没有磨炼自己、约束自己的志向。时俗和众势不过是把侥幸求取功名当作谋求富贵利达的途径，这种情况令人忧虑的地方很多，急需有所振兴。’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他又说：‘近来朝廷中的各位臣子，表面上像是宽厚从容，实际上却放纵；处理事务似乎详密，实际上不关乎根本；到了喜欢因循苟安、害怕变更的地步，这尤其是病入膏肓。比如一切条奏交给有关部门议处时，如果意见处在可行与不可行之间，实行没有益处，不实行也没有什么害处，而一纸空文就可以敷衍塞责，那么就姑且议定实行，以满足皇上求言的心意，表示不拒绝人们进言的态度；如果稍有难以实行的地方，就搁置不办。事情只应论是非，哪里能论难易？如今这种便于写成文书应付的做法，正是朱子所说的“架漏牵补过日子”。’皇上把公的话传给内阁大臣，让他们知道。这番议论发表后，听到的人都认为切中了时弊。公不能安居其位，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他又曾说：‘设置的官职太多，案牍文书每天都更加繁琐，足以消磨任事者的志气，不只是俸禄难以周全供给的问题。应当详细合并裁减。’他又曾起草劝阻开捐的奏疏，竭力指出：捐纳得官的人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用钱买官的地位，怎么能够洁身自好来报效君主？下边拿钱投献，上边收钱授官，称美为乐善好施的名义，实际上却是怀利相交。其弊端甚至发展到有人借贷，承诺以加倍的利息偿还，等到赴任时归还，这种人的心是什么样的心？这种风俗是什么样的风俗？难道可以因为汉代有张释之、卜式，就随便想来替它解嘲吗？恰逢公离开京城，奏疏未能上呈，但最终还是让他的门生上奏了。唉，以公历任官职，虽然也曾升至三品，陪侍皇帝独坐，署理柏台事务，得到类似次对、校书郎父兄的待遇，似乎足以稍稍吐出骏马困于盐车的郁气，哪里知道他竟不能稍有施展，抱憾而死？这本来就是因为有太多这样的升迁经历造成的。公名正靖，字穉中，另字晚闻，是江南苏州府常熟县人。生于康熙某年月日，卒于乾隆某年月日，享年六十四岁。娶某氏，葬于某乡某原。四个儿子。著有《晚闻集》若干卷。公在经学方面，最喜欢谈论《诗经》，其中独到之处，范逸斋、严华谷也不能超过他。古文平淡简洁而有法度，尤其熟悉《明史》。我起初同公交往，是因为彼此欣赏文章辞采；后来又因为公的疏放简略与我有相近之处，于是成为莫逆之交。可是我离开京城十年，最终没有再见面的机会，想来在黄泉之下，他也会同样感到惆怅吧。只有茶坞是对故友无论生死都忠诚不忘的人。铭文说：我近来接到东狩行宫传来的邸报，天子下诏恢复魏公的官职。生前所说的话终于在身后得到实行，孤独的臣子在九泉之下必定欣慰。海虞的山色苍苍，用来标志这座留下正直遗风的墓道。《鲒埼亭集》卷第十九，鄞县全祖望绍衣撰，余姚史梦蛟竹房校。碑铭 郑芷畦窆石志

译我年轻时曾在万编修九沙的座上见过芷畦，后来又在萧山毛西河的文集中看到他极力称赞芷畦研究经学；又看到秀水朱竹垞所作的《石柱记笺序》，同时知道他博通事物，因此更加想见到他。可是芷畦因为贫困而游走于幕府之间，居家时间很少。后来他得了风病回家，从此不再出门。而我奔走南北，最终也没能实现向他请教的愿望。不久芷畦就去世了。我向他的族孙振铨索求遗书，得知他的儿子已经先亡，留下寡妇和弱小的孙子，实在令人怜念。过了三年，才得到他的《礼记缉注》，大概是为了续成卫正叔的著作。《四礼参同》则是汇集杨信斋学术余绪的作品。《湖录》则是记载苕中地方文献的著作。于是感叹芷畦的学问达到如此程度，却一生困顿艰难，把微薄的生计寄托在权势显赫的官府之间，和所谓掌管刑名钱谷的人一起进退，靠教书糊口，代替耕作；看看当世位列高官的人，不过凭几篇科举文章猎取功名，坐在高处发表危言，安然自以为是千佛名经中的尊宿，实在值得痛哭。我偶然曾与临川李侍郎谈及此事并为之叹息，侍郎说：‘是啊，我在前二十年曾认识这个人，知道他的学问，只可惜他没有再次入京。’ 等到诏令征求博学大科的人才，侍郎总是叹息说：‘像郑君这样博通事物，真是合适的人选。’可是他不幸已经去世。不久，又有诏令开设礼局，侍郎又叹息说：‘像郑君这样研究经学，真是合适的人选。’可是他不幸已经去世。但我听说在这以前，中州的张清恪公也一向器重芷畦，想推荐他却没能做到；于是又叹息，士人生活在天地之间，要寻求一两个知己并不容易，而所谓知己，未必都有引荐援助的力量；即使有这种力量，也未必能遇到合适的时机。已经遇到时机，而这个人有时又来不及等待，这就是为什么有才之士只能伏在盐车下，在天晚路远之时长声悲鸣，却没有地方申诉。振铨于是说他的墓将要下葬，请我写墓穴志。我正想请有力量的人为雕刻君的书出资，却还没能立即把窆石之文作为募资疏文，不知道最终能不能实现我的愿望。芷畦一生的著述还有《行水金鉴》，被主管河道的傅君刊刻后广泛流行，只是很少有人知道它出自芷畦，也一并附载在志中。诗文集若干卷，藏在家中。芷畦名元庆，是湖州归安人。铭文说：康成的深邃精密，渔仲的瑰丽奇特；有这样的人才，却只能卑微地寄身于刀笔之吏，谁来掌管他的命运？唉！可叹啊！周穆门墓志铭 穆门凭诗名满天下五十多年，平生曾遍历秦、齐、晋、楚的旧地，所到之处，显贵的大官都为他倒屣相迎、回头拜访；最终却困顿失意、怀才不遇而死。他为人深沉澄澈，没有人能窥见他的深浅；浑厚充沛的元气积聚在眉宇之间，大概是古代黄叔度、陈仲弓一类的人物。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说：‘周先生是位长者。’可是他的内心有确实不可动摇的操守，却不以外在行迹显露出来。大科考试时，姚侍郎三辰推荐他，穆门竭力推辞不得，只好应召来到京城，在公交车门下徘徊了几天，借口有病，最终不参加考试而回去，谁也无法测度他的心思。后来人们才开始佩服他的高尚。杭州的诗人结社聚会，群贤荟萃，把穆门奉为诗社的宗旨。诗作完成后，穆门用长笺抄写，醉后挥毫，墨迹淋漓，姿态情趣疏放，有时还在卷首写上几句话，得到的人都把它当作珍宝。湖社的风流雅集，百年以来在这时最为盛大，都是穆门鼓动形成的。他尤其笃厚于人伦情谊。他娶的妻子贤惠，却很不得婆母喜欢，穆门告诫她说：‘黄涪翁的姐姐文城君受困于洪氏，虽然有三个好儿子，也没有人能为她申辩，你要好好侍奉婆母。’妻子最终因为这件事困顿憔悴而死。穆门侍奉母亲更加孝顺，不敢在脸色上显露出一丝一毫的不满；但他私下怜惜妻子，终身不再娶妻，以此报答她。有个弟弟已经分家，却趁穆门出游时把他的住宅卖掉，穆门回来后重新租屋居住，一句话也没有提这件事。故友王、袁、许三人的女儿在父亲死后都流落无依，穆门把她们赎回家，连同自己两个堂侄女一起抚养，都像女儿一样，择婿嫁出；因此晚年更加贫困，但他敦厚地奉行古道也更加真挚。穆门原本是鄞县人，是前明右副都御史莓崖先生的后代；他迁居杭州已经五代。副都与我先祖司空公是知交，副都的孙子观察又是我先祖宗伯的姻亲，所以我尤其喜爱穆门。近来，副都的后代居住在鄞县的已经衰微得难以查考，穆门挂念大宗，连在梦中也会想到。我曾对穆门说：‘莓崖的墓在太白山上，二十年来墓道荒芜，石马埋没在草中，寒食节的麦饭恐怕没有人祭祀。’穆门流泪说：‘我一定东归购买墓田，再设置守墓户。’此后年年相见，他必定提到这件事；然而最终因力量不足，始终未能做到。晚年他另署名为东双桥居士；东双桥是副都居住的鄞城北坊宅第。去年我在杭州生病，几乎死去，穆门早晚来探视；我稍能进食后，穆门还多次带着食盒来看我。第二年我在越中，穆门在吴淞去世的讣告传来了。穆门死后，诗社众人仿佛失去了依靠，由此可以想见他的为人。穆门姓周，名京，字西穆，另字少穆。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三岁。葬在湖上某山。儿子宸望，是秀才。穆门去世时，我的朋友杭堇浦为他作传序，记述得很详细。厉樊榭、施竹田评定他的诗，山阴县令舒堃畆为他刊刻。宸望又请我写墓志之文，这实在不能推辞。于是再为他作铭说：重重湖水黯然失色，失去了我的祭酒。白云将他封藏其中，而他的骨骸不会朽坏。沈东甫墓志铭

译世宗宪皇帝开设词科时，前后应召来到京城的有二百多人，我都得以同他们修好同谱之谊，因此对这些人的学术文章，大致有所了解。其中著书最多的，没有比归安沈东甫更多的。归安沈氏，是我们浙江西部世代显贵的第一等世家；从明代的恭靖、襄敏父子两位尚书，都是著名的卿相；近来则有阁学、宫坊中的兄弟、父子、祖孙，都是著名的侍从官；尤其以风雅领袖东南。读他们的书，足以想见这个家族的才俊。东甫兄弟三人，正是其中的碧梧翠竹。东甫专心研究古学，终年著书。他最精到的著作，有《新旧唐书合抄》共二百六十卷，对两部史书的异同折中考订；其中尤其擅长订正《宰相世系表》的讹误，补列《方镇表》中官员的任免、罢黜、承袭等各项内容。这些都是我读《唐书》时有意要做却没有做到的。我曾对东甫说：‘可以援引王氏《汉书艺文志》考证的先例，作为一部独立流传于世的著作。’《九经辨字》是小学方面的精华，《读史四谱》是“三通”的辅翼；其余还有《唐诗金粉》等书，也算是诗人的鼓吹之作。《增默斋集》收录的是古今体诗，我都曾接受并读过，感叹它不但广博，而且精深。然而他一生的志向和精力都疲惫于考据之中，古朴的相貌和心性又不为时俗和众势所喜；他所著的书只适合自己欣赏，最终不能在科举考试中施展，又不善于询问家人的生计和寿命，往日还遭遇丧失亲人的事情，却仍然落落自得。大科开设后，东甫和弟弟幼牧一同上奏请求应试，希望能够继承盘洲、厚斋兄弟的风范。我拿东甫的各部著作呈给户部侍郎临川李公，临川惊喜地说：‘没想到近世还有这样的人，赶快想办法推举援引他。’但临川被贬，没能完成他的愿望，东甫兄弟也一同被遣返回乡。他回到家后还寄书给我，不到一年便突然去世，实在出乎意料。东甫去世六年后，嘉善钱侍郎在陈群举行次对时，把东甫的《唐书》上奏给天子，皇帝下诏交给书局；当时史馆正奉命校勘《唐书》，各位大臣得到它后非常高兴，把其中内容全部采入书中。唉，东甫生前不能依附刘向、荀勖一类的人，审定《七略》中经部的典籍；死后却还能凭借被采录的余泽，和应劭、如淳、薛瓒并列，著录于四部之中，俯视窦苹、董冲一类人，他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稍稍瞑目了。我南归时，在路上听说东甫去世，厉樊榭写了一首挽诗给我看，并且说：‘你也应当写一篇文章来传述他。’我替他略作草稿，检查时却还没有完成。又过了十二年，我向他的叔弟绎旃索求他注释的《水经》。绎旃注释《水经》，也是东甫曾经着手做过，后来传授给他的。到这时，绎旃带着书在钱塘与我相见；我因而读了他所作的《东甫行略》，为之流泪。绎旃再次请我写墓志记事，我又怎么敢推辞？东甫名炳震，字寅驭，世代居住在归安竹墩，以明经贡入太学，是襄敏公的五世孙。曾祖锺元，以明经入籍，任知县，尚未赴任便去世。祖父角，是秀才。父亲雍，任平阳教谕，娶姚氏。七个儿子，十四个孙子，两个曾孙。生于康熙己未年正月十四日，卒于乾隆丁巳年十二月初三日，享年五十九岁，葬于某乡某原。绎旃又拿《双溪倡和续集》请我评定，我因病未能及时完成。先写这篇墓志回复他。铭文说：‘太乙星的寒光护卫着这座墓宫，墓中穿凿的石头也同样熊熊发光。东林东老蜕变后的文章笔墨封藏于此。’ 前甘泉县令明水龚君墓志铭

译前甘泉县令龚君名鉴，字龄上，又字硕果，另字明水，是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康熙末年，杭州才俊最为兴盛，其中杭州二堇浦与君最为杰出。堇浦气概奇伟，奋发凌厉，文思奔放；君沉着坚毅，精审笃实，各自都有成就。我当时刚开始同这些才俊交游，大家都彼此友善，但我最为知心的也没有超过这两个人。然而不到十年，交友们先后接连考中进士，进入三馆，而君以拔萃科进入成均，为了奉养俸禄，加入候选官员的名册。世宗宪皇帝见到他，认为他有才。当时刚把扬州的江都县析分为甘泉县，便任命君为县令。邗沟原本是肥厚富庶之地，很少有官吏能凭操守自持；君到任后卓然自我约束。过去有位侍郎的儿子曾在京城把君请到家中居住，到这时以同乡身份来拜见并有所请托，君拒绝了他。又有同城的一位官员受到总督亲近，命令他伺察属吏；那人正要借此相挟请托，君又拒绝了他。又有大户人家请他赴宴，事先从都转运使、太守以下的官员都坚决邀请君同往，君又拒绝了。于是长江南北盛传甘泉县令不近人情，而君更加刻苦自守，终年没有一丝一粒可称为多余的财物。县中有邵伯埭，承受高邮、宝应各湖的水，地势低洼。君认为应当在农闲时运土筑高堤埂，沿堤修筑防护，以后再慢慢商议沟渠水道；堤上还应种桑，以兴办养蚕业。西部边界地势较高，十多天不下雨，田地就会龟裂，应当每一里挖一个水塘来蓄水；这样一来，境内高处低处的田地都没有水旱之患。大吏认为他说得对，却不能实行。邵伯埭下游还有芒稻河闸，泄水尤其重要。雍正癸丑年发生大水泛滥，君冒雨亲自到那里，叫闸官开闸泄水。闸官以盐运漕运为理由推辞，说不能开。恰逢河道总督嵇公巡视河道来到，君直截了当地陈述此事，厉声呵斥闸官；嵇公立刻变了脸色，打开闸门，并斥责闸官失职，当场将他逐走。又采用君的意见，规定盐船、漕船过湖所需水深不得超过六尺，超过六尺就开闸，不得以盐漕为借口，实际是多蓄水给民田造成祸患。从此闸水疏通了，但君始终遗憾筑堤埂、开水塘两件事没有得以实行，希望后来的大吏能够做到。他一直把这件事耿耿于怀地告诉我。自君到任后，每年年末，江都的鳏寡孤独大多来到甘泉县衙，因为君能够抚恤他们。世宗晚年信奉禅悦，僧人们颇因此放纵肆意。杭州西湖圣因寺有个僧人叫明慧，先前在内廷法会上受到的恩宠仅次于元信；等到出京住在湖上，便在长江南北到处求取财物。一日，他带着书信和财物，托人向君请托，君用杖打他的使者，将他驱逐。当时的总督也是一位君子，只是突然听到这件事，不免惊愕，很责怪君；过了很久却叹息说：‘刚强不屈的县令就应当这样，我反而惭愧。’这件事最终传到了皇帝耳中。世宗召明慧回京，禁锢他，不许他再出京。当时甘泉县令的吏治声名震动天下。凡君任官之处，都以实心施行实政，事例很多，直到今天甘泉人还能说起。我不全部叙述，只叙述其中大的方面。于是考核政绩列为最优，入京。今上召见他，想长期考验他，又让他回任；前后共六年，因父母丧事离任。中州巡抚尹君，过去任扬州知府，向来同君友善，听说君没有钱办理葬事，便招请他，想让他主持大梁书院事务，以所得束脩帮助办理丧葬。君心中不安，突然发心疾，想回家却不能成行。君当时四十六岁，而且平素精神强健，没想到竟因此病逝。起初，君丧妻后没有再娶；等到因服丧回乡时，在灵柩宫前说：‘本来就是贫寒之士，典当破旧的皮衣，又有什么妨碍？有些像枯禅之人，挑尽残灯独自熬过长夜；斋厨寂静，旅馆萧条，口袋里连一文钱也没有，坟墓还没有封土三板高。幽冥之间若有感应，愿它明白我并非没有其他千般困窘，也只是把原有的困苦归还罢了。’我听到这些话，感到十分悲哀。君在经学方面最为深湛，能够指出前代儒者的错误，只是都没有写成完整的著作。他完成的著作有《毛诗疏说》八卷，是在处理公文的空暇写成的。他考核政绩入京时，曾拿给我看，说：‘我还不至于因为做了风尘中的官吏而被君取笑，依靠的就是这部书。’他请我为书作序，我迟疑未能及时完成，君却去世了。他的古文卓然可传，只是大多散失，幸存的称为《龚甘泉集》，特别只剩十分之一。君去世时，两个儿子都还年幼，因此墓志文章来不及完备。他的堂弟铎替他写了一篇行略。又过了十年，他的两个儿子先后成为秀才，才流着泪请堇浦和我各自写文章来表彰他。壬寅、癸卯年间，我住在杭州，离君的住所不远，早晚互相往来；每当谈论经学意见不合，便大声争辩，惊动邻舍，孩子们有时也为我们喝彩，有时又笑得前仰后合。我们一起凑了一百几十文钱，买鱼买酒取乐。如今君墓上的树已经粗大到两手合抱，我的头发也已经斑白稀疏了。曾祖父以庭，祖父煜，父亲茂增，娶汪氏；有两个儿子，长子谦，次子邃；一个女儿，女婿柴景高；葬于某乡某原。铭文说：他的学问、他的仕途，都没有完成自己的志愿，却突然去世了。墓上宿草将近十年，才得以在墓道上刻铭，这是我的过错。前杭州海防草塘通判辛浦鲍君墓志铭

译乾隆十三年闰七月十八日，我在杭州病得很重，有个送急信的人把辛浦的书信送到。我展开读它，原来是临终留言。信中说：‘近来一场病竟然已经病入膏肓，从此将化为异物，永远辞别您左右，实在令人叹息。一生困顿失意，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只是操守行为还可以自信，吟咏诗文姑且用来自我娱乐。而今一切都完了，身后寂寞，幸好只有先生怜惜我、挂念我。’我伏在枕上悲哀祈告，流着泪写到这里便停笔。当时我正在服药，忍不住放声哭泣，连日病情因此加重，后来稍稍好转。想到友朋临死前的托付，不能因为疾病推辞，使他的心愿仍然在地下抱憾，于是稍微取其大略加以编次。辛浦姓鲍，名鉁，字西冈，祖籍云中，如今是奉天正红旗人，是佐命大学士承先的曾孙。他的家族三代事迹都见于国史，有人列入功臣名籍。辛浦二十岁时就任浙江长兴县知县，任职几十年后因病离官，不久又任长兴知县，也任职几十年。他考核政绩优异的次数很多，却不能升迁。最后大府酌情提拔他为盐运嘉松分司通判，部议又加以阻拦。于是他第三次担任长兴知县。大概他开始做官是在圣祖仁皇帝四十六年，经历三代直到今上七年，仍然在长兴任职。大府中的官员都替他叫屈，于是稍稍调任他为嘉兴知县，后来又调任海宁知县。不久提拔为草塘通判；草塘是浙江中部各倅厅中最贫困的一个，因此辛浦终于得到这个职位。辛浦做官，不曾占有一文钱，却从不喧嚷着以廉洁自我标榜。他处理事务尤其精密，却从不凭借才能压过别人。他待人平和，没有人不满，但内心有一种不可夺取的操守。因此，他一生官场失意，终身不能得到有势力者的庇护，辛浦却从未怨恨。彭城李敏达公督理浙江中部时，治理崇尚综合考核，百城都畏惧他，而辛浦的癖好却在作诗。每天升堂审理讼狱完毕，众胥吏看见他搓手注目，神采仿佛有所收获，便私下相互说道：“老头子的诗魔来了。”不一会儿，他就把旧案牍的末尾几乎题遍了。因此他一生没有一天不作诗。彭城有一天对湖州太守说：“长兴县令每天作诗，我将要把这件事列入弹劾奏章了。”湖守摘下帽子谢罪，说自己督率不谨慎，并说：“应当让他改过，也就宽恕他吧。”退下后，他告诫辛浦说：“难道不替全家百口考虑吗？”于是辛浦勉强收起笔、搁置砚台三天，对他的门客说：“下官忍受不了再忍了。” 可是大吏用来责罪他的事，他仍照旧作诗。然而辛浦各项事务都办理得很妥当，辖区百姓一向称颂他。彭城徐徐察看了他的作为，便不再发怒。漕运使常侍郎履坦改任浙江中部巡抚，向天门唐内翰赤子问道：“浙江的属吏中，有足以谈论风雅的吗？”唐赤子说：“没有超过长兴县令的。而且这个人不只是辞章之士而已。”所以辛浦虽然只是属吏，常侍郎见到他时，礼遇特别超过众吏，有时还留他交谈很久。但辛浦孤高淡泊，从未因此与他亲近自得。他屡次以才智不足以胜任繁重事务为辞。常侍郎曾对他说：“稍微等待一下，我将推荐你做方面大员。”辛浦始终淡然，每次入谒，所谈都不超出诗文。后来常侍郎办理进奉之事，属吏们争着承担，因此终于招来物议。天子派大臣办理此案，属吏中因株连而获罪的接连不断，只有辛浦高枕无忧、神态自如，这时大家才共同感叹他的境界不可企及。他尤其爱护士人。长兴诸生王豫，通晓经学，擅长诗和古文辞，家境极其贫困；辛浦虽然自己刻苦，也时时接济他。王豫因被牵连入祸而被逮捕押往京城，辛浦替他料理家事；王豫死后，又替他刊刻文集。大概辛浦虽然交游遍天下，但真正知心相契的人很少；一旦与人交心，便一定笃守始终如一的情谊，大多就是这样。辛浦的诗以新城为宗法，内容丰厚，风格流丽，自然合乎法度；诗稿随手写成，便亲自誊写交给刻工。有人说：“难道不再等待评论确定吗？”辛浦笑着叹道：“我老了，又没有儿子，随便作作，也随便保存罢了。”有人说：“这样确实可以免除长吉中表之累。”他所著诗集四十卷，另有《道腴堂文稿》《亚谷丛书》等集子，都流行于世。他病发后，立即向大府上笺请求退休，大府不准；他明白知道自己必死，安排身后之事没有一件不整齐周密。就连送给我诀别的书信，也已经概括了自己的一生，我的文章无法再有所增益。唉！古人所谓清真淡荡的品格，像我辛浦这样的人，大概可以称得上吧？辛浦把信送给我的第二天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九岁。安人某氏以他的侄子某为后嗣。当初辛浦在世时，想在杭州南山选择墓地，说：“将来湖社诸君雅集时，可以到我的墓前洒酒祭奠。”如今顺从他的高雅心愿，把他葬在灵隐，于是把遗集收藏在寺中，我替他作铭，铭辞说：叹息秋天到来，我沉郁困顿，想要收定心神，断绝与文字的缘分。为什么还要勉强支撑病体而破戒作铭，使精神因这块息壤上的言辞而悲伤？为故人作铭，没有惭愧的言辞；愿长久护持您的魂魄，绵延不绝。○赵谷林诔

译世宗宪皇帝整修征车的旧例，下诏开设大科，用来充任三馆的选拔。那时临川李公正退居闲散，对我说：“大江南北的人才，大多是你熟悉的，试着替我数说一下。”我于是提笔写奏记，列举四十多人，各自写明所长：甲精通经学，乙通晓史学，丙擅长古文，有的长于诗，有的长于骈偶文。临川感叹说：“假使朝廷恢复前代通榜的次序，你难道也会对不起韩愈吗！”一天他经过我的书斋，看到一卷别集，问：“是谁写的？”我说：“就是先前所说的仁和赵君。”临川把玩了很久，便把书卷放在袖中带回去了。不到一个月，当今皇上特意起用谷林为户部三库侍郎。他对于我所称许的四十多人，多有辗转推荐和引导；至于谷林，则是他亲自荐举的。不久，谷林的弟弟意林又被选中，一时人们认为这是盘洲、厚斋两家的家风。临川被降职后，谷林兄弟被召入朝廷考试，结果未被录取，我也离开了官职。临川仍想挽留谷林共同修纂三礼，谷林想到母亲年高，便辞谢归去。然而我私下认为，以谷林的才华，一定还会有机会使他施展胸中蓄积的志气；没想到他困顿十年，最终竟因病去世。谷林的母亲朱太孺人，是山阴忠定公爕元的曾孙女；她的生母，是祁氏忠敏公的外孙女。壬寅、癸卯年间，忠敏公的儿子班孙因故国之事被谪居沈阳，还是少妇的朱氏留在家中侍奉她，便把朱氏抚养为女。谷林的父亲东白先生亲自到梅里迎娶朱氏，还来得及看见旷园东书堂的签轴；等谷林兄弟出生后，他常常用外家高雅风流的传统勉励他们。不到二十年，谷林搜罗抄录、冒雪访求图书，小山堂藏书插架之盛，于是与时代一同兴盛起来，成为浙江河东西一带文献的主要汇聚之处。同学之士像雨一样聚集，戴着斗笠披星戴月，在他家中接续灯火读书。谷林解衣推食，尽力鼓舞他们。我近来屡次遭受艰苦，饥饿之火交相逼迫，学业日益荒废，最近又加上健忘的疾病。曾经对朋友们说，愿意自己改掉汝南月旦评式的品评眼光，退居九等之下。在这期间，谷林对他的长兄一清说，朋友中应当严肃事奉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堇浦。他又对我说：“吕伯恭已经死了，谁来了解我？”我起初为哭悼谷林作诗，说他内在品行醇厚完备，学问深博美善，却深深悲痛于他的遭遇困厄。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交情。然而即使只论我们二人的交情，又哪里是世俗之人可以同日而语的呢？山阴人金小郯是诗人，穷困年老而没有儿子。慈水老友郑义门对他说：“你愿意生时由我奉养，死后由我安葬吗？”小郯已经答应了，不久却辞别远行。谷林在江上遇见他，问他要到哪里去。他说：“去楚地。”谷林说：“你是八十岁的老人，盛暑之中还要走二千里，这不合情理。”于是把他留下，让他在自己家住了半年。小郯生病，谷林替他请医、用药；死后替他入殓，叫来他的侄子，把灵柩送回去安葬。义门听说小郯死了，为他悲痛；等听说谷林替他办完了后事，又流下眼泪。谷林名昱，二十字功千；“谷林”大概是他的五十字。先世是宋代宗室，居住在绍兴上处，迁居杭州已经五代。曾祖父燮，祖父鹤，都因堂兄为尚书显贵，屡次加赠至吏部侍郎。父亲汝旭，官任象山教谕，就是所谓东白先生。妻子陈氏，生有二子：一清、式清；一清能够发扬您的学问。女五人，孙七人。葬于某乡某原，享年五十九岁。著有《爱日堂集》十六卷。一清请我为他的墓作诔，我按道义没有理由推辞。近年来临川年老多病，不知还能不能像水心为滕珦那样，写文章使他流传下去。于是作诔说：唉！谷林的学问超越群伦，才华足以光耀国家，实在是上天造成的；只是他的命运不顺。有儿子使他不至于死后断绝，有文章使他不朽，这些都在你身上。浮云般旷达，还有什么值得我思念旧日闻笛之事？南华堂下何等苍凉，却不减山阳的三十六只鸥鸟；它们自来自去，招魂之声却再也唤不回你。故人久久伫立。（三十六鸥是谷林亭的名称，取自姜白石诗中的语句。） ○右为赞善峚山宋君墓志铭

译我与峚山分别已有十年。丙寅年冬天，我暂住长洲，游览灵岩，便进入天平山麓。老朋友陆茶坞邀请我到他的园中，听说峚山的馆舍在木渎，村落彼此相近，于是前去拜访。峚山一见我便大喜，留我吃饭；饭后又一同经过我的茶坞水木明瑟园，那里清幽胜绝，为吴中第一。峚山回望而欣赏它，与茶坞倾心交谈，仿佛旧日相识。在古藤架下烹鱼买酒，纵情谈论古今。那夜清辉如同白昼，峚山对我说：“你不做官，真好啊！我本来就知道你不是尘俗中人。不过你不做官也真奇怪！我始终怀疑你并不是那种槁项黄馘的人。”我们一起大笑，直到四更，想留他住宿却不肯，他终于离去。相约第二年春天再在这座园中相会，一同游洞庭西山。到了约定之期，我没有到，君也回去了。不到几个月，他便因病去世。峚山为人坦率正直，但精神清朗洒脱，另有一种超凡脱俗的韵致，受到扰乱也不会混浊。他任庶常时，有一天院长召集同僚告诉他们：“诸位生活很清苦，有谁厌倦了承明庐的生活吗？天子正寻求可以镇守襄阳的人，我将把他列名上报。”峚山捂住耳朵跑开，说：“这种话为什么要说到我这里来呢！” 院长只是笑笑，并没有责怪他。后来在殿中校书，他辰时入内、酉时出来，孤高自得，不到权要之门求助。不久受到宫坊的提拔，而且渐渐将被任用。他想到父亲年事已高，于是请求回乡奉养。回乡后却没有办法供养父亲，便在长洲授徒。当时下江抚军陈可斋，是他过去的同年、同馆同事。峚山一次也没有去拜访他；抚军听说他来了，派人表示殷勤。峚山谢绝说：“我的馆舍离城三十里，等有进城的机会，再去拜谒。”但他最终也没有进城。吴地人都感叹这是一般人无法企及的。峚山虽因供给甘美食物奉养父亲的缘故，不得不出门授徒，但他早晚思念父亲，连梦寐中也表现出来。他教导孩子，每天授以经史学问，空闲时便让他们练习书法，不让他们学习科举应试的功课。因此孩子将近二十岁还没有参加考试，他说：“我等他学业有成，到那时这种小技巧自然容易得很；不要让心识田中先种下稗草的种子。”他评论诗文最为严格，所以矜持谨慎，不肯草率写作；作品完成后，必定有高远的意味，不可轻慢看待，但也不轻易拿给别人看。只是对我却有偏爱。峚山姓宋，名楠，字丹林，是浙江严州府建德县人。雍正癸丑年进士，累官至右春坊右赞善。曾祖某，祖某，父某，敕封翰林院检讨。娶某氏。峚山生于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于乾隆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五十二岁。儿子某。峚山死时，他的儿子悲哀过度而形容憔悴，吞金几乎死去，幸而苏醒。他的父亲于是狂号悲痛，患病而死。唉！峚山难道有罪吗？上天啊！我知道他没有罪。那么上天为什么要给他这样残酷的祸患呢？于是写文章哭悼他并为他作铭。铭辞说：辞去自身的事情来奉养父亲，却来不及让父亲终享天年；离开经学来教导儿子，最终又来不及把薪火传承完毕。可叹三重命运的苦毒啊，抱着沉埋九地的冤屈。即使询问梁父、亢父，也只能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却偏偏这样发生。《鲒埼亭集》卷第二十，鄞县全祖望绍衣撰，余姚史梦蛟竹房校。碑铭 ○王立甫圹志铭 立甫姓王，名豫，字敬所，是浙江长兴县人。娶姚氏，她是我朋友薏田的姐姐。立甫天生禀赋奇异，骨相瘦削，后来与姚氏成婚。薏田与立甫同岁，才华相当，时常以诗歌唱和互相为难。薏田的姐姐能够背诵十七史中的全部内容，也很想针砭丈夫；立甫出门遇到强敌，回家又怕被妻子窘迫，于是更加沉浸于学问，大力发挥自己的文辞。古文起初学习柳州，后来归于半山；诗则纯正地具有唐音。然而立甫患有深入膏肓的疾病，没有比好名更严重的；因为好名，所以不慎重选择交游，终于遭受牵连之祸，被逮捕押往京师。立甫本来就孱弱瘦削，精神魂魄和体力不足以承受大难，何况家中极其贫困，戴着刑具上路，身无分文，长期拘押五年。他的妻子因盼望丈夫而死，等到事情解脱、他得以出狱时，锐气已经摧折、困顿到极点，无法再振作。癸丑年夏天，他买船南下，经过我这里，躺在床上惆怅地说：“我已经一天天消沉下去，不敢再同诸位争论宋、虢两国谁更长久，只愿从今以后，静坐深山，穷究经书，研究历史，在学问上略有所得。早年失去机会，或许还可以借此让您看见我的成就。” 我说：“好。”船到了任丘，老朋友替他留宿，他还写信给我，说志气奄奄一息，几乎无法收拾约束；托人向我的朋友传话，希望得到良好的规劝来针治心病，那样就成全我了。不久他回到家中，便不再与我通问。薏田写信来，说他在山居中颇觉适意，没想到死得这样突然。立甫锐意著书，他出狱时，杭州的堇浦正经过我这里，立甫也到了。堇浦问他：“患难之中写了多少著作？”立甫说：“没有。”堇浦生气地说：“古人遭逢患难，正可以立言，为什么这样匆忙放弃呢？”立甫向他道歉。唉，哪里知道立甫的雄心已经被苦难消磨殆尽，竟然连五年也没有等到！立甫起初哭悼妻子时，对我说：“我辜负了我的妻子，这是无法挽回的了。薏田自然应当有文章为他的姐姐传名，但我还希望得到您的文章来彰显她。”我迟疑未能履行约定，如今却只能以这篇志文记载立甫和他的妻子，难道不令人悲痛吗？遗文有《孔堂小稿》，长兴县令鲍辛浦替他刊刻流传于世。立甫最擅长征求考订文献。我要赴秋试的前一夜，立甫来探望我，偶然同我谈起张尚书冰槎文集中的考证，他侧耳倾听，兴味盎然。蜡烛烧尽后，他取出考场中储备的桦烛点燃，直到鸡叫三遍，童仆全都起床，席间的灯火还在闪烁。立甫于是说：“是我错了，你该不会因为入考场而困倦吧。”立甫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享年四十一岁。曾祖某，祖某，父某。没有儿子。葬于某山某原。铭曰：兰花被摧折，美玉被折断，想要问天，天又有什么话可说？苕溪水啊，与你一同呜咽；有这些文章在，或许就不会灭亡。○姚薏田圹志铭

译通晓经书、学习古人的士人，上天总是把困厄贫穷加在他们身上。有人说，这是用困穷来琢磨玉石，使它成器。果真如此吗？那么所谓困厄贫穷，不过是项脖枯槁、面色憔悴，一生三旬只有九餐，也已经足够了；可是上天又加重疾病，加深患难，最后使他孤独无依，到了这种地步还说是用困穷来琢磨使之成器，谁也不会相信！上天如果对这个人没有用意，为什么偏偏在孤根薄植之中，屈曲降下沆瀣之精来使他的才华深厚？上天如果对这个人有用意，那么所谓琢磨他的方式，却恰好足以摧残伤害他，以至于死亡；这样看来，掌管命运者的权衡究竟在哪里！归安姚薏田、长兴王敬所，都是当世仅有的人才。他们二人是郎舅，读书能够深入探求、神会心通，真正见到古代圣贤的心意；所作诗歌和古文辞清新俊逸、高洁脱俗，可以平视千古，一时被推许为国家栋梁。然而二人都贫困得一无所有，不能养活自己。薏田尤其疲弱羸瘦，长年困顿，药包不离手，寒暑风雨之时，仿佛总有鬼伯来折磨他；敬所遭逢奇祸，被逮捕关押在西曹五年。薏田又因为姐姐的缘故，更处在多凶多惧之中，终日流泪。敬所逃脱罗网回家，不到几年便死了。薏田如同只剩一辆车、孤单的一只翅膀，茫然无所归向；痼疾越来越严重，长期沉重缠绵，又过了十年终于去世。二人都没有儿子。唉，这是多么可悲啊！薏田的操行，比敬所更加醇厚。敬所去世时，我替他写墓铭，没有避讳他生平的缺点。薏田含泪读完，随后面对着我，号哭到失声。长兴县令鲍辛浦也在座，眼泪纵横而起身。如今我为薏田的墓作铭，辛浦去世也将近三年了，还有谁会读我的文章呢！薏田姓姚，名世钰，字玉裁。曾祖某，江苏按察使司；祖某，明经；父某，诸生。娶某氏。薏田为诸生时，王提学兰生、唐太守绍祖都了解他，想替他谋求出路，最终却没有成功。不久薏田也因病废弃学业，再无意于人世。晚年更加删削枝叶，所得精粹纯一，便在江都授徒，终于在那里去世。我的朋友马曰管、曰璐、张四科替他料理身后事，周济他的家人，又替他收集整理遗文，将要刊刻流传。这可以说是实行古人之道的人了。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五十五岁。以侄子某为后嗣，葬于某乡某原。著有《莲花庄集》四卷。莲花庄原是松雪王孙的居所。铭辞说：薏田的学问，私下师法义门；义门的弟子，没有谁能超过他。有人也说，墨守成规未免太过坚固。薏田不相信，面对外来侮辱仍巍然不动。每逢不同的旗帜相遇，彼此便有争端；说得口唇焦裂、面颊疲敝，各自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而今一切都结束了，墓上宿草、地下陈根，写下凄怆哀伤的词句，权且用来招魂。（薏田曾转述义门的话，认为厚斋没有脱离词科中人的习气。我开玩笑说：义门也没有脱离纸尾之学的习气。薏田大为恼怒。） ○沈果堂墓版文 义门先生的学问，称得上高第弟子的，有陈季方、陈少章。近年来两人都已去世，而吴江沈君果堂，是继他们而起的后劲。果堂为人醇厚笃实，完全洗去了中吴名士的习气，读书把穷究经书作为事业，贯通古人学说的异同，探求其中最正确的道理。他写文章，不追求辞藻华美，只抒发自己的心得；只是默默淡泊地自我修养，世上没有人了解他，而果堂也不很求取世人的知名。大科考试时，有人推荐他，才进京城。方侍郎望溪、李侍郎穆堂都称许他，我也是通过二位侍郎认识他的。君一生有所著述，最为谨慎，不轻易下笔，几乎有含笔到笔锋腐烂的风范。我认为他不是适合科场的人才，而他果然因应试奏赋直到半夜，来不及完成诗作便离场，于是南归，专心著书。他评论文章的能力足以同二陈相抗衡，穷究经学则二陈有所不及。我往来江淮之间，经过中吴时一定拜访他；他也一定拿出著作，倾心来同我交流，互相印证。天子寻求通晓经学的人才，我认为果堂足以符合选拔标准，然而最终没有人推荐他到待诏公车门下，始终守着寒冷的毡席，淡然自处。辛未年冬天，君写成《周官禄田考》，正要来见我，从邗上归来。吴地的老朋友沈颕谷、陆茶坞、迮耕石争着挽留我，说：“果堂正盼望你，想同你讨论推究《周官禄田考》。”我迫于年末，害怕被诸公以诗酒留连而耽误归船，当夜便解缆离去，只托人对茶坞说：“明年春天一定和果堂同床夜谈，并共同阅读他新写的书。”没想到到了春天，我却要出行岭外，彼此如参星商星般相隔，音信也无法相通。李生师稷南来告诉我：“沈先生已经归道山了。”唉！大江南北相隔二千多里，高才之士并不少；然而能够彼此心知，分析疑义、互相切磋，而不是只在春花般的年华中相互追逐的，除了果堂以外，我没有见过。假如早知道君将要死，我应当抛下一切事情跟随他，又怎么忍心掉头不顾，造成这样的辜负？这才是最令人痛心的地方。君名彤，字冠云，是苏州吴江县人，世代出身高门；在明朝中叶，有两位光禄卿被称为直臣。甲申以后，又有兄弟二人为国难殉身。曾祖父某，祖父某，父亲某。君以吴江学诸生的身份应征，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没有儿子，以侄子为后嗣，享年六十四岁，葬于吴江某原。曾经编纂《吴江震泽二县志》；震泽原是吴江县分出的县。君在编纂这两部县志时，对分合、经纬各有法则，可以作为天下分县修志者的样式。唉！交游日渐凋零，我年年写哀挽、撰志铭，老泪都因此枯竭了。我也日益衰老多病，今年在岭外几乎死去，年末归来，第一次哭悼樊榭，第二次哭悼果堂，还拿什么来承受这种感情？于是又作些词说：您对于官礼之学深思而有精深造诣，等我评论定稿后，才可以拿去问世。过去我曾说过，幸好可以防止输攻墨守之争；如果争论发生，恐怕难以抵挡锋芒。感念您的情意，惭愧我违背了约定，于是为您的书作序，以此忏悔先前的承诺。○厉樊榭墓碣铭

译我从束发成年起便与天下士人交往，凡是所谓擅长文章的人，大概没有不认识的；至于有韵的文章，没有人能超过樊榭。樊榭年少丧父，家境贫寒，他的哥哥以卖淡巴菰叶为业来养活他，准备把他寄放到僧舍，樊榭不肯。他读了几年书，便开始学作诗，写出了佳句；从此以后，书籍无所不读，所得都用来作诗。因此他的诗中常有别人不知道的奇闻轶事，尤其擅长游山诗篇，深入探求事物形象，流连山水光景，清新玄妙、超群出众，而且很善于抒写感情。所以他最擅长的是词，深得南宋诸家词作的优长。然而他为人孤僻瘦削、枯寒清苦，对世事完全不熟悉，又性情急躁，不能顺从别人曲折周旋，任意而行，一生以寻觅佳句为自得。他还是诸生时，李穆堂阁学主持考试，在考场中看见他的谢表，感到惊异，说：“这一定是诗人。”于是录取了他。计车北上，汤侍郎西崖非常赏识他的诗，恰逢发榜落选，侍郎派人表达心意，想请他入馆；樊榭却卷起行李悄悄离开京城，第二天侍郎迎接他时，他已经走了。从此不再进入长安。后来以词科被推荐，同人勉强他才出面，穆堂阁学想替他谋求出路，又一次落选，而樊榭也已经老了。后来他忽然产生做官的心思，恰逢选部考试日期将近，便前往应试。同人都说：“您不是处理文书事务的人才，为什么这样冒失地想孤注一掷？”樊榭说：“我是想用微薄的俸禄奉养母亲。”然而樊榭最终到了天津，兴致尽了便返回。我开玩笑说：“这是一条不上竿的鱼。”唉，以樊榭的性情，固然不适合做官；但凭他的清雅才华，如果让他在荒江寂寞之间吟咏至死，难道能说不是上天的安排吗！我同樊榭交往三十年，祁门马嶰谷兄弟请樊榭住在馆舍中，我每隔几年一定去看望；嶰谷诗社把樊榭作为宗旨，连床夜坐、剪烛谈诗，从没有不相互唱和的。后来钱塘也接续成立诗社，我也参加其中。近年来，两个诗社的人相继死亡，樊榭每每同我长叹。今年我要到广东游历，槐塘写信告诉我樊榭病重，没想到他竟突然不起。唉，风雅之道已经衰散，正要依靠樊榭来主持；从今以后，江淮的诗歌之事要衰落了。樊榭姓厉，名鹗，字太鸿，本是我乡慈溪县人，如今为钱塘县人。康熙庚子年举人。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二岁。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没有儿子，以弟弟的儿子为后嗣。葬于湖上某峰。著有《宋诗纪事》一百卷、《樊榭山房集》二十卷，已经刊行于世；又有《辽史拾遗》十卷。樊榭因为求子，多次买妾却始终没有生育；最后得到一个很宠爱的妾，她却不能安居其室而离去，樊榭于是郁郁失意而死。这就是词人不通晓道理的过错。而且王适不惜欺骗岳父来取得一个妻子，樊榭却竟不能使自己的妾安居，他才智的短处也实在可叹。唉，樊榭嘱托我为他的《宋诗纪事》《辽史拾遗》二书作序，匆匆已经十年。那番承诺犹在彼处，如今我却流泪为他表彰墓碑，可悲啊！铭辞说：像白居易那样冲淡恬静，却仍有不能忘情的吟咏。人情中不能割舍的东西，即使贤哲本来也难以禁止。只应当寻找碧湖旧日的船桨，再同你握手相对、援琴而弹。（这是樊榭在苕上的旧妾。） ○张南漪墓志铭 南漪读书极其广博，他解释经书都有根据，一定折中归于最正确的道理；尤其熟悉史学，考订史书时特别精通地理志，几乎足以同国初的胡、阎、黄、顾诸位老先生并列。他的古文最喜欢罗存斋，对近人则喜欢顾亭林；这就是他一生学术的大略。浙江有个狂妄男子，客居京师，他的文章全都制造险僻语句和奇异字词来欺骗人，内里其实空空如也。有人问他，他便拿出汉唐以来的亡佚书籍，说：“这是出自某本书。”作诗则把用尽韵部中的字当作高明。当时我在京师，极力向人说明他的荒谬，因此那个狂妄男子最恨我。我回乡后，狂妄男子才更加猖狂，而我的朋友中喜欢猎奇的人，也多被他蛊惑，没有人纠正他。南漪进京，见到他便唾弃说：“啊！这种文章连给樊绍述、刘几作舆台都不配，怎么竟放肆到这种程度！”恰逢狂妄男子正在讲说经义，南漪投递名帖，拿几十条经义诘问他；狂妄男子闭口不能回答，拖延躲避而去。南漪不喜欢作科场文章，所以科举屡次失利。甲子年，王侍郎晋川见到他的对策，认为奇异，置于副榜。丁卯年，终于把他推荐给天子，诏令寻求通晓经学的人才。梁尚书芗林又同侍郎一同上奏推荐，因此南漪长久留在京师。恰逢召见对答的日期在第二年，南漪便前往金溪。船到三衢时突然得病，只好掉头返回，抵家五天便去世。南漪的学问本来还没有达到终点，即使只看他已经达到的程度，也完全足以流传后世。而他平日写文章最为谨慎，不肯草率下笔；死后整理他的箱箧，文章不到几十篇，而且都不是他学问底蕴的所在。只有《读史举正》一书，也没有达到原作的十分之五，草稿散乱在旧纸中。我按科目分门、逐件编排，缺少那些无法辨认的文字，整理次序后得到四卷，让他的儿子抄录流传；否则南漪几乎免不了寂寞千秋的遗憾，这实在可悲。南漪嗜酒，却容易醉。他家与我的寓所只隔一条巷子，曾经和施慎甫在我的书斋饮酒，正喝得畅快，谈论文章到了极点。慎甫侧耳听着，忽然两眼直视上方，惶惑地四处张望，大骂不知骂的是谁。我命奚奴扶他回去，南漪下台阶时跌倒在草间，慎甫去救他，也跌倒了，嘴里的骂声仍喃喃不停，旁观者大笑。如今想来，这件事不异于山阳闻笛。南漪姓张，名熷，字曦亮，是杭州仁和县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享年四十七岁，葬于湖上。儿子三人：埏、阶、塽；埏为诸生，托请我作铭。铭辞说：文章如同鄂州，寿命也与之相等。小泉翁为您记载墓穴之事，私下赠给您谥号“醉侯”。○万循初墓志铭

译循初在乾隆改元那年进京，接受词科推荐，年纪刚满二十岁。当时人们极力称赞他的诗，但我不过把他看作擅长辞章的人。又过了十年，我在淮上遇到齐次风，次风对我说：“循初的学问日益精进，近世之人没有能同他相比的。”我这才在心中重视他，但最终仍不了解他的底蕴。今年循初去世，我惋惜叹息了好几天。不久汪生孟鋗来访，拿出循初临终寄来的书信。信中说病已不可医治，把遗书托付给我；他一生最敬仰的是双韭的文章，而双韭了解我还不深，希望您替我谋划此事。我惊然说：“过去我确实不太了解循初，但我哪里足以看重循初呢？而循初把身后的文章托付给我，我又怎么能辜负他！”于是取出他的遗书阅读，叹道：“这才是当今真正有学问的人。他贯通钻研六艺，排比百家，像把肉串在串签上；尤其卓然独绝的，是周髀之学。自古以来这门学问失传废绝，西方人独自擅长其长处，中原反而奉他们为宗。唐荆川、顾箬溪、邢云路想把它们贯通起来，却还没有做到。姚江黄梨洲出现后，才说周公、商高的术数，是中原失传而被西方人窃取。试着按他的书去寻求，汶阳的田地就可以收归了。” 梨洲的弟子遍布江南，而得到其传授的，是海宁陈言扬。将要复兴的绝学，同时有杭州人吴志伊、苏州人王寅旭、宣城人梅定九鼎足而出。三位先生从未同姚江讨论过此事，但见解恰好相合；不过姚江刚刚出现时，正处在异军突起之际，他的说法还略显疏简，到了诸家便更加严密，定九尤其集大成。定九晚年一直忧心忡忡地想得到高才学生来传授他的学问，最终却没有这样的人。我的朋友中不乏好古之士，但很少有精通这门学术的。姚江邵子晸也是词科同年，唯独精通此学。子晸曾想请我为他的书作序，我答应了却没有完成。子晸去世后，我想立即到他家抄录那部书，也没有能够做到。如今终于从循初这里得到它：上自注疏，旁及各史，直到明代的三种历法，呵斥龎、喝利，布算清楚明白，是多么神奇啊！循初的各种著述，都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即使只凭这部书流传，也已经足够了。大概我直到现在才真正了解循初，难道还能只说他是辞章之士吗？梁少师芗林续修《通考》，聘请循初主持此事。少师为人醇厚谨慎，很少有真正欣赏的对象，却唯独对循初极为倾心。循初病时，少师步行到秦侍郎树峰的宅邸，商量他的药物；等循初去世，少师就像失去了左右手。恰逢随从南下，我在杭州见到他，谈到循初，长久地唏嘘感叹。循初姓万，名光泰，另字柘坡，是嘉兴秀水县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曹氏。生于康熙壬辰年某月某日，卒于乾隆庚午年某月某日。乾隆丙辰年举人，享年三十九岁，没有儿子，他所受的苦难太深重了。葬于某乡某原，遗书都收藏在汪氏家中。铭辞说：死后仍然注视着人世，还请求我写文章。我的文章写得不够好，你怎么能够瞑目？您一生竟遭遇这样的命运，天道难道还值得谈论吗？○河南禹州牧蘗斋施君墓志铭 蘗斋以拔萃身份进入成均，奉行大对，世宗宪皇帝命他前往广东扬历，任紧县知县；因考核成绩最优而得到召见。当今皇上知道他有母亲，便调任他到浙江；前后又考察任用两个大县，共十五年，才由德清调任河南禹州，尚未赴任，就被前任县尉诬告，只得解除官职听候审查。蘗斋平生自爱，突然遭到恶毒伤害，无法承受这种愤怒；大吏很了解他，深加慰藉，想赶快为他洗清案件，但蘗斋已经病重无法救治，于是在杭州寓所去世。君子都为他悲哀。蘗斋是愚山先生的曾孙，学问有家学传承，没有辱没他的家声。粤中有个巨豪之子，凭借他的势力和依托，大吏也不能把他怎样；君却将他杖责并禁锢。浙江东部的奸民煽动闹事，大吏想出兵剿灭，君用安静镇抚的办法使他们自行平息。他的才智有超过常人的地方；任新会县令时，曾修葺白沙先生祠，又曾在旅舍遇到庄定山的后人而周济他。姚江为黄忠端公赎回祭田，这些事都不是当今世俗官吏所能做到的。愚山先生的诗集，过去由张尚书伯行、曹通政寅开始刊刻却没有完成；蘗斋才把他的文章全部付梓刊行，又为他编写年谱，请我作文章，纠正志书和行状中的讹误，补充其中的脱漏。先世中明先生，是罗文恭的高足弟子。蘗斋不远千里把《学录》寄给我，请我撰文表彰，催促得非常急。愚山先生和蔡士美编修宣城前辈诗歌，名为《宛雅》，蘗斋又续编了它。我说，应当称作《宛陵群雅》，不应称作《宛雅》。蘗斋问：“为什么？”我说：“恐怕无法同南阳的宛和宛丘区别开来。”蘗斋说：“我的儿子真是我先父的功臣，竟能这样虚心。”他所到之处都聚集书籍，即使在官署中也不停止考察古事；曾经翻阅书籍直到半夜，风吹灭他的灯火，火星烧到长须和左脸，脸颊也被烧焦。第二天我恰好经过他的官署，我们相视而笑。按常理说，以蘗斋的勤勉、谨慎、平和，爱护百姓、礼敬士人，身上聚集了这样的善气，不应以凶祸终结；然而他竟横遭忧患，年仅四十多岁便死去，又没有儿子。他刊刻《年谱》将成时，病已经很重，读我的序文只读了一遍，最终来不及再复阅。死后上级官员追究这件事，结果什么也没有查出；他的尉官反而因牵连获罪离任。然而他回乡时行装萧然，只得贬卖书卷；平日的宾客朋友没有一个到来，只有我的朋友杭堇浦始终不改变岁寒之交。到家后，太宜人也随即因哭子而死，人伦惨祸至此全都具备了。第二年，他的兄长来请求我撰写墓铭。唉！蘗斋曾经请我为他的赠公随村先生写墓表，说了多年，却奇怪我的行状文章迟迟没有写成。我问他原因，他说：“家境淡泊，住在简陋的门户中，而我却把先父墓文的事托付给您，难道可以没有什么来表达心意吗？只是家中锅里的鱼已经干枯，蒙尘的甑子也没有粮食，尚且还有所等待。”这些话还在耳边，蘗斋的墓却已经高高隆起了。蘗斋姓施，名念曾，字得仍，是宁国宣城县人，世系见《愚山先生年谱》。生于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于乾隆某年某月某日，享年四十二岁。雍正己酉年选为贡生，又因词科被荐，这些经历都与我同列于谱。娶梅氏，过继某人为子，是他的后代。葬在某乡某原，墓铭说：国家的恶狗如今已经受到惩罚，可是近来死去的人又怎能复活？敬亭山将埋葬您的遗骨。○方定思墓志铭

译定思姓方，名道章，字用安，是江南桐城县人，现为上元县人；他是已故侍郎望溪先生的长子。他的家世见我所撰写的望溪先生神道碑。定思出生在大儒之家，却从小就遭受祸患。望溪先生因受牵连而编入旗籍，定思于是补为八旗博士弟子。先生后来得以改回原籍，定思才进入太学，参加乡试。他性情疏放孤傲，不太讨人喜欢；如果事情不合他的心意，便默然相对，使人感到沮丧。但他唯独亲近我所说的话，常常与我意见相合，我也不知道其中是什么缘故。我承蒙望溪先生最深厚的爱护，但侍坐谈论经学时，有时意见与先生不完全相合，便同他争辩。定思在旁边默不作声，退下后却私下对我说：‘您的话是对的。’望溪先生奉持古道，因此有时被那些装饰外表的少年人欺骗。定思每当因此来问我时，便皱眉说：‘我本来就知道他不可信。’先生每有行动，也从来没有不与定思商量的；有时意见不合，定思一定来告诉我，让我再去向先生转达劝说。大概定思在家庭中，并不只是能够继承学业而已。然而先生既因直言得罪权贵而不能安居其位，定思也同样耿直刚强，被诸公所畏惧忌恨，所以他们都特别厌恶他。于是他以一名等待考试的孝廉身份参加公车试，最终没有考中进士。先生被放归以后，定思憔悴地住在乡里，家中人口很多，终日忙于米盐生计，直到死去。定思写古文，颇有家法，却从不轻易拿给别人看。望溪先生八十岁时，我经过白下，定思在湄园设宴请我。不几天，我匆忙向东归去。第二年定思去世，再过一年先生才去世。唉！凭定思的骨力，他不肯随时俯仰，这样的人近世已经没有了；可是他一生毫无施展便死去。他所写的古文词，因为不肯苟且求存，竟没有一篇流传下来。上等不能比于原父的仲冯，次等也不能比于道原的羲仲，终于将要湮没，怎能不令人悲痛！定思从不轻易认可别人，别人也没有谁了解他，只是广泛传说并讥笑他不近人情。了解他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我，怎么能不为他作铭？定思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享年四十六岁。娶某氏，有八个儿子，长子已经考中贤书，第六子是我的女婿。当我在潭上同望溪先生告别时，先生对我说：‘我年老了，未必还能在人世多久；箱子里没有刊出的文章十篇中有九篇，希望将来你同我的儿子一起整理它们。’ 哪里料到定思先去世，先生也随之离开人世，而我奔走在五千里之外，没有履行这个约定。这是我有愧的地方。他的铭文说：望溪的学问徒有盛名，实际上没有人真正了解。坎坷一生，您承继家学，同样刚正耿介，本来就应当受到众人的憎恶。只怪您独自清醒，而世道日益衰败，江河向东流去。可怜的赤鲤，只能成为菜瓮中的惊叹。故人中有我这样知晓您心志的人，作下这篇铭文，弹奏素琴为您送行。○陆茶坞墓志铭 茶坞姓陆，名锡畴，字我田，是吴地人，研北先生的儿子。吴中楼台亭榭甲于天下，其中以水木明瑟园为最，竹垞先生曾为它作赋。园址在灵岩山上，最初由徐高士介白经营，后来归于陆氏。竹垞同研北最为友善，每次游吴，必定住在这座园中。因此茶坞年少时受到各位前辈名宿的教诲，长大后又师从义门先生。他为人刚强爽直，轻视一切人。义门的学问缜密，从事考据最为精深；茶坞却不求深究，只在老师门下略看大意，算是转手传授，但义门很赞许他。他性情刚烈，凡是认为不对的，便直斥为狗。可是读他的诗，又见他柔情丽句，渊源出自西昆。我曾开玩笑说：‘您做人不像样，写诗却性情嗜好宾客，尤其豪饮，又最讲究饮食。经过吴中，正好拿饮食来向四方夸耀。’研北先生已经很有名声，到了茶坞这里名声更盛。每次厨师听说席上有茶坞，便吓得魂不附体，因为他很少有能少吃多剩的时候。他住在家中没有一天不召集宾客，一旦入席便从白天直到夜晚，即使勾着脖子相对也不感到厌倦。我在酒量方面，也颇被朋友推许，但深深害怕茶坞挽留，不到五天就会生病，往往解开船缆逃走。茶坞讥笑我说：‘这就是所谓相隔六千里却害怕别人留住的人。’因为这件事，他后来以好客的嗜好败落了家产，家产越衰败，好客越厉害。近年以来世事艰难，吴地富人多闭门谢绝应酬，再没有往日繁华的盛况，只有茶坞独自竭尽力量维持这种风气。然而这还只是茶坞的小事。他一生笃厚于师友之谊，义门死后遗书散失各处，茶坞一谈到这件事，必定痛心。他请求我为义门写墓表时，流着眼泪。读到墓表，陶太常穉中是茶坞的知心朋友，也流着眼泪请我为他写墓志。朋友有急难，没有一个不湿透头颈、淹没脚趾般竭力相助；只是因为力量不能实现朋友的志愿，他常常仰面对屋叹息，最终也因这件事憔悴而死。我同茶坞结交，是经祁门马嶰谷介绍的，一见面就彼此倾倒。他曾说：‘谢山没有终老山林的道理。’没想到他的话竟没有应验。我游历岭外时，一场病几乎死去，病中梦见经过水木明瑟园，和您坐在紫藤花下吃莼羹，您又用酒把我灌醉。我说：‘这是伏波将军在壶头山拖着病脚的时候，我再不能同您抗饮了。’醒来后觉得奇异，以为自己有幸活着回来；哪里知道要亲眼重现这个情景时，茶坞已经抛下我离去了呢？茶坞死时，他的儿子还年幼，我担心明瑟园的小路会蒙尘，竹林旁的酒炉也将倾圮。茶坞享年六十四岁，娶某氏，生一子。茶坞去世时，扬州的嶰谷替他承担后事，后来葬在某乡某原，他的铭文说：在四海之内评论交游，我没有愧对孔融；座上的宾客常常坐满，酒樽中的酒从不空竭。一天忽然离去，谁还能同我共享蒿里之中的欢乐？《鲒埼享集》卷第二十一。鄞县全祖望绍衣撰。余姚史梦蛟竹房校。碑铭 ○五岳游人墓中柱文

译南雷黄氏讲学时，他的高足弟子都在我们鄞地；传了两代以后，遗留下来的言论逐渐消歇，证人书院中的子弟再也不能振兴他们过去的德业。要寻找像北山对于朱子、蒙斋、融堂、和仲对于陆九渊那样有光彩的人，我还没有见到。慈水郑先生南溪，大概差不多吧。先生对于黄氏之学，不遗余力地加以表彰。南雷经历一水一火之后，书籍散乱、散失，他便重新整理并刊刻；故城贾氏颠倒《明儒学案》的次序，他便纠正错误后重新刊行。在此以前，尊府君高州想在家中建祠祭祀南雷而没有成功，先生完成了他的志愿，在居所东面建二老阁，祭祀南雷和祖父秦川观察，每年春秋仲丁用少牢祭祀；黄氏后代以及同社弟子都邀请来参加祭祀，使人知道香火并没有断绝。他又向提学休宁汪公说明此事，谋求南雷的墓地。起初南雷死时，把墓志文章托付给高州而没有完成；到这时先生把这件事托付给我。四方学者有的访求南雷之学，不到黄氏家中而到鹳浦去；即使黄氏后代访求簿录，也反过来把先生看作大宗，大概是因为他报答本源勤勉而且深厚。不过，有人怀疑先生的学问没有完全符合南雷，认为南雷当年虽然同二氏往来很多，但在学问上却严厉批评他们；如今先生喜爱禅学，几乎到了决堤洪流、倒卷波澜而再没有堤岸界限的地步。南雷最反对潘氏用微的学说，曾写信为万征君季野驳斥它，足有数千字；而先生对于用微“求仁”的宗旨，却认为是另有独到见解。南雷所作《汰存录》，凡谈论明史的人都奉为宗旨；先生却说其中门户之见还没有完全消除。我认为先生的宿根，实在同葱岭相近，所以虽然说儒家之言、行儒家之行，但头戴圆顶帽、身披箬笠，俨然有竺先生的气象。我也曾反复同他讨论其中的异同，但他最终固守己见而不能改变；这就是明代近溪、复所、海岸一类人的特点。用微的学说，我也曾指出其中的瑕疵同他商讨，先生不认为我说错，反而说近世士人不喜好学问，像此人这样苦心求学，正不可磨灭。这确实是平心静气的评论。至于他怀疑南雷的门户之见还未消除，这一点最足以切中明末诸公的弊病。总之，先生讲学，广泛采纳各家，不免有超出黄氏范围之外的地方；但他孤高的操守、笃实的行为、持守力量的严谨，仍旧是师门嫡传。先生把朋友看作性命，然而无论诗酒往来，还是书信来往，没有一件不归结到学问上。万编修九沙七十寿辰，同人一起为他祝寿，先生举杯上前说：‘我祝愿您年老而更加勤勉，不知老年将至；对上可以承续鹿园先生的学统，近处可以承续充宗先生的学统，仅此而已，其他的我就顾不上了。’ 他祝贺陈南皋，也用怡庭先生的薪火来勉励他。曾经劝李东门讲学，东门戏谑讥笑他说：‘现在世上讲学的人，不过是欺骗世人来盗取名声罢了，我不屑于做这种事。’东门死后，先生痛哭，说：‘眼看着您放浪于山水之间，最终一无所得，这是我的罪过。’万磁州西郭被征召时，先生对他说：‘按照古人出仕与退处的道义，应当辞谢。’西郭没有听从，中途传话说：‘我后悔没有听从好友的话。’我在京师时，先生每年必传话说：‘长安是声名利禄的场所，陷溺人心的事情很多，应当时时提醒自己。’他向西行访求李二曲的高弟，便结交王丰川；向北行访求颜习斋的高弟，便结交李恕谷；在浙江访求明招、丽泽的传承，便结交王鹤潭。他尤其信服二曲反身的教诲，每次同我相见，没有一次不反复郑重地说明这一点。唉，先生的学问如此，哪里是葱岭一派所能收拾的呢！家中祭祀全都依照古礼，不掺杂世俗的俎豆；查看牲畜、告祭、洗涤，没有不亲自办理的，从未见他稍有疲倦；巫师不得进入他的家门，家人有以非鬼神为对象而举行祭祀的，他都把祭品拿起来倒在厕所西边。成全了八家，使三族都得到恩惠；竭尽欢心、尽忠尽力而不以为厌，大概有几十家依靠他才能举火做饭。有租户拖欠租税来询问，得知他是慈湖先生的后代，便全部免除了。郡守县令有希望见他的，他谢绝不去。以明经贡入太学，按规定应当到选部登记，他也没有赴任。先生本来是治理世务的人才，他综理各种事务，干练精悍；但对于权势地位，却淡泊自如。自己题署为‘五岳游人’，五岳已经走过其中四座，唯独衡山还没有到过，他说：‘把这件事留作余下、没有用尽的精神，以后穿着草鞋去完成也可以。’今年春天他对我说：‘明年是我八十岁，终究要南行来完成这个志愿。’不久先生就去世了。先生名性，字义门，别号南溪，是浙江慈溪县鹳浦人。以已故按察副使溱为祖父，就是世人所称的秦川先生；以已故高州府知府梁为父亲，就是世人所称的寒村先生。生于康熙乙巳十一月二十六日，卒于乾隆癸亥七月十日，享年七十九岁。娶仇氏，生二子，大节、中节，都为国子生。先生为尊亲办理丧事，从来没有采用世俗所谓七七的期限；到先生去世时，两个儿子仍遵守他的家法。这种说法，是韩、李两位文公提出的，用来排斥佛教，而先生遵循了它。既然如此，确实不是葱岭一派所能收拾的了。著作有《南溪偶存》。葬在高州墓旁。从今以后，南雷黄氏的遗绪恐怕更加衰微了。他的铭文说：孔、耶、释三家都探取明珠，把鸿沟混合成一个区域。学成之后纵游五岳，任意所之；最重要的是，他醇厚的操行到老也不改变。归根复命在于我们儒家，我为您铭刻墓中之文，并不是为了奉承。○知平凉府蒋公墓表

译太史公撰写《史记》，特意设立《循吏列传》。循吏的品格并不是一个“廉”字所能概括的，但一定以廉洁为根本。《周官》所谓六计，大概就是看到了这一点。世风日益衰败，能够不被盗泉之水玷污的人，恐怕也非常难得。我的同乡、平凉太守蒋公，是真正的循吏，而且他的廉洁尤其突出。如今公去世不久，子孙贫困得不能自立。廉吏果真值得做吗？天子正在修国史，像公这样的人，是一朝牧守中的楷模，因此我为他撰写墓表，作为史局为他立传的根本。公名兆龙，字御六，是浙江宁波府鄞县人。康熙辛未年进士，初任云南浪穹县知县，升任直隶保安州知州，调任湖广归州知州，又升任刑部员外郎、陕西平凉府知府，后来罢官。公是宋代宣和阁学猷的后代，从丹阳迁到鄞县。明嘉靖年间，提举洲以书生身份受到胡默林尚书征辟，招降汪直，立下大功，却被忌妒者压制而罢职，是公的族祖。公四岁时父亲去世，依靠外家长大成人。刚入私塾便循循守规，刻意严谨地实行，非礼不说，非礼不做。放荡的人见了，认为他迂腐。他曾在会稽授徒，主人是豪富之家，成百的娈童来往交错，几乎没有什么防闲，而公却正襟危坐，从不斜视。侍女感叹说：‘真是圣人吗？’又曾在钱湖授徒，和主人相处得非常欢乐；一天却包好被褥径直回去。询问原因，他不肯说，过了很久才知道，是因为主人奔逐女色。他处理政务时，以讲求治道、爱护百姓为先。百姓因争讼而来，他便叫到阁前，用礼义开导，用情理劝说，絮絮叮嘱如同家人相互告诫，诉讼者多内心惭愧，请求不再追究。他在保安时，曾有奸吏见公慈善温厚，以为容易对付，夜里带着两锭黄金来请求放出罪犯，公立即给他杖刑并剥夺官职。于是胥吏们惊讶地相互谈论，以为使君只是温和容易接近，却没料到竟这样难以侵犯。巡视南疆溪峒时，那里溪蛮杂处；调任京畿以后，又有勋贵庄田遍布各处，公都用至诚安抚他们，没有不顺服的。刑部尤其重视百姓性命，每逢审讯期限，公总是反复详审；关说请托之路已经断绝，便有人拿钱向公的儿子请求，也没有人敢答应，而公的官署一年到头都像水洗过一样清白。他只得典当衣物买酒，写信求米，挨冻挨饿的叫声没有一天停止。当时朝廷长久施行教化，政教已经成熟，上下共同形成了宽博的风气，贿赂禁令并不十分严厉；京师游手之徒争相求取机会替内外官僚服役，认为可以得到余润，唯独相互约定不去侍奉蒋大夫。登上公的厅堂，不过见到几个长头奴和一个赤脚婢女；他们面容憔悴，彼此讥笑，认为做官做到这样只是白白苦了我们这些人，而公却油然而生，自得其乐。公到达平凉西部边境时，正逢用兵，军需运输纷至沓来，每天忙得没有空闲，公都尽心应付。恰逢大将军经过平凉，公供应简朴清淡，于是因买马不合要求而被弹劾。平凉百姓向总督叩头，请求留下公，最终不能如愿，百姓哭泣着为他送行。公免职归乡后，仍被命令偿还马价，最终无力偿付，只能每天给诸子讲《易》。去世时，家中没有钱办理丧事，听闻的人都为他悲哀。公一生从未留心术数之学，却颇能预先确定临终日期，结果丝毫不差，乡里人都认为奇怪。我认为这是因为他的心气清明，可以预知未来罢了。伊川说董山人也没有什么神秘的学问，只是能够在一年以前预知伊川将来拜访，大概是他的精神虚灵有以达到这一点，公也是如此。公一生也从未作诗，临终时却口占一首，端坐而逝。唉！自从官箴已经败坏，近来那些以清廉操守自守的人，就像从淤泥中长出的莲花，越发增加了芳香。康熙年间的诸位老臣，如广海陈清端公、河南张清恪公、湖湘陈恪勤公，稍后出现的钱塘沈端恪公，都因此得到重用；唯独公在低级官吏中辗转，声名不能上达天子，一蹶不振，这难道不是命运吗？公在戊戌礼闱中的际遇也确实如此。桐城张相国、钱唐徐尚书都是出自他的门下，人们并不认为他徇私。族侄落第，人们也不认为他是在矫饰，大概是因为他一向的品行得到人们信任。公居家时常乘肩舆出入街巷，恰好有个赀郎得罪了诸生，诸生误认公的轿子，以为是赀郎的轿子，围上来把它打破。公急忙下来询问缘故，诸生惶恐地爬到门前请罪。公笑着说：‘孔子的相貌像阳虎，匡人包围他，是把他当作阳虎了，并不是孔子本人；诸位何必怪罪呢！’于是作揖请他们升堂喝茶交谈后告别。他的雅量就是这样。公做官没有显赫的名声，遗闻轶事大多散失，唯独清廉的声望，即使五尺童子也能说出。唉！吴广州一类的人，和阳道州一类的人，难道不正是如此吗？○李东门墓表

译太学李暾，字寅伯，一字东门，鄞县人，是杲堂先生的儿子。杲堂很难得子，四十岁以后才生下太学。太学刚出生时，脸上有几十个像小耳朵一样的东西，替他系去。稍稍长大后，右脸有一块瘢痕，呈乌青色。有相面的人见了说：‘这是海外阿罗汉的化身。’他才气很高，颇有狂放侠义之气。杲堂读书严守规矩，不肯稍有疏略；太学却不耐烦章句之学，只通晓大意而已。杲堂的文章简练，组织严密合乎法度；太学则挥笔即成。成年以后，梨洲黄先生读到他的诗说：‘这是能够独自开创新面貌的人。’郑丈寒村尤其喜欢他。郑南溪、谢北溟、万西郭合称四子，太学是其中的首领。他性喜游览，春天渡过钱塘江，探访河渚，进入姑苏，游览邓尉，直到花信轮番结束才回来；秋天观看曲江潮，徘徊在桐庐一带，坐等霜叶全部脱落才离去。至于四明二百八十峰，则是他每天早晚所登临的地方。他的游记每一年足以编成一集，座上的宾客常常坐满。他很不善于饮酒，却喜欢召集宾客。从监司、牧守、镇将、乡绅、先生、诗人、游客，直到剑侠、术士、僧人、道士，各色人物纷纷往来，无法一一究问。四方士人来到鄞地，没有不登门拜访李家；太学倾尽箱笼来接待他们，各种礼数都恰到好处，没有差错。百封书信同时发来，他看过一面便不会忘记，从早到晚也不觉得疲倦。他善于准备食物，出门时也一定带着宾客。带客出门，食物要连车兼船地运送；生的、熟的、炙的、酺的、酱制的、腌制的、醋制的、蜜制的，早晨的鸭子、夜里的鲤鱼，春天的韭菜、秋天的菘菜，没有一样不充足。大概自从太学去世，我乡的游人便骤然减少，风流顿时消尽。万西郭说：‘东门本来是治理世务的人才，只是生逢时运不济，因而落拓江湖，放弃了诗酒；然而他的潇洒跌宕，足以自我豪迈了。’他尤其留心鄞地水利，常常向当道官员陈说。卒年七十五岁。著有《松梧阁集》，其中佳作有时同寒村相近。年轻时曾预先参加证人社，但不喜欢讲学。有人劝他，他说：‘现在世上做这种事的人，不过是迎合世俗来盗取名声罢了，我不屑于做。’话虽放诞，却也确实切中近世讲学者的弊病。三个儿子：长子世兼，次子世法，次子世言。其中世法尤其同我友善，能够继承父亲的志向，刊刻两代尚未刊行的文集，使之流传于世；又凭十代通家之谊，托我撰写墓表。惭愧我的文章荒疏草率。○陈丈孔塘圹志铭 先君诸位亲密朋友中，最为心折、认为足以追比古人的，莫过于同乡二陈：磊落英发而有志于孟子、荀子正学传统，才力也足以与志向相称的，是裕斋先生；醇厚深沉、严密谨慎，极力抵制邪说淫辞，笃信所学而不改变的，是孔塘先生。可是二位先生都因困穷而死。难道古学连累人，因而受到造物主压抑，不能不憔悴到几乎耗尽，这确实是事实吗？唉，我无从知道了。先生名昌泗，字鲁水，别号孔塘，是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曾祖某、祖某、父某。裕斋年轻时同先生一起读书，他的志向归宿在洛学、闽学，奋然想要继承它们的传统。裕斋才高，先生心思细密，二人互相讨论而有所成就。他们在城西桃源书院读书，目光高远，步履阔达，非礼不做，常常用正论扶助衰败的风俗，乡里的老师们认为奇怪。只是先生极其贫困，束修收入不足以供八口人的衣食，于是凭《京房易传》卖卜，往往巧妙发问，神奇地应验。至于他立论，就像蜀庄一样，必定归结到孝、弟、忠、信，并不只用祸福吉凶来打动人。他垂帘焚香，闲暇时便作诗自娱。多次参加行省考试，都没有被录取，于是世人更加讥笑他迂腐。朋友宴集时，裕斋总在酒后抚着先生的背叹息说：‘如果不是老兄，我岂不是更加茫然孤单了吗？’可是没有多久裕斋就去世了。先生困顿得只剩一辆破车，闭门固守，穿鹑衣，吃藿食，有时甚至供应不上，便用岐黄医术补助生计；他放声高歌，声音如金石，以忘记自己的贫困。他一生的学问力量根本在于一个“诚”字，因此造诣敦厚笃实而纯粹完备，没有一样不是从亲身体验中得来的；言语合乎规范，行为合乎法则，即使仓促之间也不苟且，大概是明代康斋、庄渠一流人物。晚年我把所作说经文章给他看，他喜笑颜开地说：‘这是深宁、东发一类的文章，将来哪里能测量他的成就呢？’只是遗憾没有让裕斋见到它。先生对我似乎很投合，因而成为偏爱我的好友；每次见到我的一页文章，必定连连击节称赏，又用期望的话勉励我。哪里料到我三十年来竟荒废到这个地步！先生生于顺治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雍正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四岁。娶鲍氏，生一子某；先生去世后不久，儿子也死了，留下两个孙子，都还年幼。先生古文学习朱子，诗也近似朱子。有《孔塘集》。葬在某乡某原。墓铭说：‘先生告诉我科举的祸害，六百多年，谁开启了这条祸根？直到今天，昏乱困厄，势头滔天；摧毁人才，极难挽回；耻辱不能洗刷。因此作铭。’ 士人以谈论羡慕为耻。于是完成这篇铭文。唉！先生不曾看见，世上卖艺的人喧闹不绝，只要得到富贵便足以自我夸耀，门第显赫；而您却与妻子儿女老死在一起，穷困饥饿，终身颠沛。那一抔坟土中，考察古学的力量已经埋没，只剩荒草茂盛。○董次欧先生墓版文

译先师董先生名正国，字次欧，别署南冈，是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明代翰林，改补四川监司，是樾的元孙、诸生光临的曾孙、高士非能先生士相的孙子、湖上社老晓山先生剑锷的侄子、徙山先生德镳的儿子。非能先生在国难之后，父子兄弟彼此以遗民的节操相约束，详细情况见我所作的晓山墓文。先生家世有旧日德业，读书有根基条理，但不从事经生的事业。他父亲的朋友钱侍郎退山、宗征君正庵、舒学博后村，都赏识他，认为他的诗和古文词足以名扬后世。二十岁时，他见同辈有人写制举文，便向父亲请求说：‘我也可以从事这个吗？’父亲笑着回答：‘姑且试着做做。’先生提笔写成文章，洋洋洒洒四五千字，其中有像《檀弓》的，有像《庄子》《列子》的，有像《离骚》的，完全不懂制举文的格律，但笔力远远高出常人。满堂人见了都惊异，于是他取来世人所作的制举文学习，才逐渐合乎规矩，终于凭此在世上称雄。但先生精力所专注的并不在这里，所以终身在科场不得意。他的古文高处像韩愈，其次也不逊于欧阳修。篱落诗风格清瘦，洗尽铅华；至于他治经的长处，尤其在六书方面，大概是苦心孤诣、深入钻研而自有所得，并不是世俗的学问。他穷困到老，始终只是诸生；讲学所到之处，门户鞋履总是满的，但不过是传授经生的学业，没有人能够发扬先生的光彩气概。于是他颓然自放，著述也日渐散漫，不再整理。晚年尤其困顿憔悴，雍正某年某月某日死于家中，享年七十二岁。董氏同我家世代交好，先宫詹公在翰林时看重他，因而结成婚姻。先生想把女儿嫁给我，日期已经定下，恰逢我身患重病，婚事没有成功。不久我便侍讲席，年轻时少有约束检点，酒后放言四出，常常获罪于长者；先生最为严肃自持，但我总是妄自上前同他争论经史，先生唯独宽容我，说：‘我是我门下的俊杰，只可惜我老了，来不及看到他大成。’先生爱护我，就是如此。如今先生去世已经二十年，家门衰落，几个孤儿又软弱无能，遗文只剩百分之一。当年后堂绛帐之中，如今还有谁能在彭宣、卢植之间呢？而我奔走于风尘之中，没有办法报答他的陶冶造就之恩，惭愧又惭愧！先生娶某氏，继娶某氏，生三子，葬在某乡某原。○陈裕斋先生墓版文 唉！从前王深甫去世，荆公为他作铭，说深甫的书足以表达他的言论，言论足以实现他的志向，志向以圣人的道为己任，大概不到生命终结便不会停止。既然天生人才如此艰难，哪里料到他的道不能得到上天任用，他的德行不能得到世人酬报，却忽然死去？我认为对于陈裕斋先生，可以把荆公哀悼深甫的感情移来哀悼他。先生读书，胸怀磊落、气势峥嵘，直接取其大义精微之处，超拔于一切流俗之上。对于圣贤的话，他一一都想取来付诸实行，绝不是腐儒空谈性命、狭隘空疏的那一类。他年轻时侍奉父母，凡礼经所说的，都按照它作为尺度实行，并且出于至诚。他居丧时，所谓面容的忧戚、哭泣的悲哀、除服变礼的节度，没有一样不合乎礼。三年服丧期满，孩子般的思慕仍未改变，所以即使里巷门户，也都收敛容色称赞他，认为是真正的孝子。朋友聚集时，先生严肃得像严师，丝毫不宽假；他的严厉言辞和忠实劝告，听到的人虽然未必都能完全听从，却无不惊惧警醒。等到讲求宗法，他便毅然想要实行，确定大宗、小宗，改变世俗所称的宗长制度来举行祭礼，他的族人大为喧哗，最终阻止了他。至于随意写作古文、时文，落笔时纵横激厉、气势如风发，文章中都有至理和精气运行；他看待近世作者，简直不屑一顾。唉！在当今时代，想以孟子、韩愈一类人物自任，想贯通道与文而使二者合一的人，这是绝无仅有的。先生竟以此自期，并且发挥自己的才力；虽然未必能够进入那种境界而从容做到，也一定大有可观之处。如此看来，先生得到上天赋予的才性，难道是偶然的吗？哪里料到他却困厄潦倒，三十七岁就死了！当时先生在汝阳授馆，疾病发作，急忙回去，死在旅舍中，随从买来棺材为他殓葬。可悲啊！先生名士良，字宗献，裕斋是他的别署。浙江宁波府鄞县人。他的高伯祖是副使槐，明代正德年间镇守抚州，因讨伐宁藩有功。曾祖篁，是诸生；祖父邦训，是通判；父亲登，是诸生。妻张氏，继娶黄氏，是我的中表姑母。生于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先生曾在桃源书院读书，院中有一尊佛像，手指掉到地上后不停跳动，见到的人都吓得魂不附体。先生拿起它踩在脚下，踏碎后扔进茶炉。从此村落中传说，认为陈秀才是了不起的人物。如今不但先生的学问还没有看到止境，他的言论也没有来得及在身后树立起来，遗文草草，仅有几十篇。假如我不为他作传，后世之人谁还会知道先生志向的远大和才华的高超？于是为他作铭说：高高昂首，阔步而行，前无古人；鬼神嫉害，把您埋在秋日的坟墓中。白杨在凄风中摇动，助长我的酸楚悲辛。○翰林蓼厓蒋先生墓中柱文

译先舅蓼厓先生姓蒋，名拭之，字季眉，是浙江宁波府鄞县人。蒋氏在宁波有三支：一支是宋代金紫光禄大夫浚明的后代，从天台迁到奉化，又迁到鄞县；一支是宋代尚书学士猷的后代，从丹阳迁来；一支是宋元祐党人之奇诸子的后代，就是如今慈水鸣鹤场的蒋氏。先生这一支出自诸暨，是宋代给事中邦彦的后代，明初才迁到鄞县。外曾祖父名维卫，外祖父名芬，都因先生显贵而获赠与本人相应的官职。先生家世清白，世代读书修德，以此作为学子典范；只是几代人的隐德没有显扬。外曾祖父以国子监祭酒有名，却早年去世；先生只有四岁，先太孺人只有两岁，家中没有近郊田产。外祖母靠女红，上奉年老的舅父，下抚年幼的孤儿，前后十五年，等到先生学业品行有所成就，先太孺人也被称为贤淑之人，人们都认为这是苦节得到的报偿。吏部侍郎沧柱仇公一见先生，便以敬畏的朋友相待。先生年轻时学习举子业，所到之处总是名列第一；又曾开玩笑替三人代写文章，三人都得第一，其中一人得第二，因此获罪于学使曲阜颜公。不过颜公爱惜他的才华，虽然按法令剥夺他的生员身份，第二年又召他考试，他再次名列第一。先生也因此更加有名，十户的小邑、五尺的孩童，没有不知道并传诵他的制举文章，把它当作通往功名的桥梁。然而先生真正擅长的并不在此，只是兔园中的文章以此抬高先生罢了。先生的诗极像香山太傅，查田先生一见便心折；古文颇近张文潜，骈俪文也得到涪溪一派的家法。但先生都不肯轻易写作，于是困顿于科场，年近五十才由布政司荐为贡生；多次参加会试又没有考中。有位显贵大臣当时掌握考试权，召先生去见，想用关说之法授予他名次，先生谢绝不去，说：‘世上难道没有张文隐公、余文敏公那样的人吗？这两位都是前明嘉靖年间暗中搜求震川文章的考官。’又过了十多年，先生才考中礼部试，选入内廷秘书机构。过了一年，诏令他回选司补任外官，但先生已经无意于功名，便浩然归家。居家三年后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初娶柴氏，再娶裘氏，晚年娶董氏，生四子、四女、三个孙女，葬在城西浮石。先生为人坦率和易，不树立标榜，不设置城府；但凡有不合意的事，从不虚伪顺从。分巡宁绍台道王某，是个市井之人；曾请先生教授他的儿子，先生极力推辞而不能脱身，只好勉强前往；解馆之后，便再也没有去过。先生天性最为孝顺，外祖母生病，从药物饮食到便器，无不亲自照料。寡居的婶母没有子女，他侍奉她同亲生母亲一样。堂兄弟们彼此友爱，朋友有患难，他便拿出全部束修收入帮助他们。所以他授徒将近五十年，学生送来的束脩和礼物很多，却随手全都用尽。去世那天，几个儿子没有钱为他殓葬，实在可悲。我年轻时最受先生喜欢，稍长以后性情倔强，不很听从教诲，先生心中颇有不快。曾经同先太孺人稍微谈到这件事，先太孺人笑着说：‘黄山谷的外甥，没有一个不承受他的诗法，只有徐师川不这样认为。他在水滨、濠上的应答，可以说是狂妄了。山谷的诗，哪里是师川能够比得上的？然而师川也自有可以流传之处。’李空同晚年居家，大受他的外甥曹仲礼困扰，也不能因此损害空同的名声。兄长还是宽解吧！先生为此斟满酒一饮而去。等到我随从三馆任职时，又同先生一起被贬。有人说当权者憎恶我，因此牵连到先生。可是我回乡才一年，接连遭遇父母丧事，正要依靠先生；先生把我看作亲生子，或许还要怜悯我的艰苦，而先生却又去世了。我这个服丧的人形容憔悴，又凭什么自我存活呢？中表诸弟以墓中柱文来征求文章，于是我拜了两拜，写下这篇志文。○端孝李先生窆石铭 端孝先生姓李，名景濂，字亦周，是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曾祖父某、祖父某、父亲某。孝子四岁时母亲去世，过了一年，他的父亲续娶何氏，但父亲又去世了，家境本来就贫困。何氏十九岁，想守节不嫁，可媒人们却想强迫她改嫁。孝子听说后，暗中在路上侦察那个人，用锥子刺他，然后跑回母亲面前，一边叩拜一边哭泣，说明事情的缘故。母亲非常悲痛，母子一起把父亲的栗木牌位供奉在庭中，发誓终身相依为命。那个被刺的人也内心惭愧，不敢再来。孝子从此刻苦自励，努力行善，侍奉母亲务求使她欢心。他性情严肃，稍有不快，就总是长跪哭泣，请求母亲责打。母亲喜欢吃奶酪，孝子每天到市场上寻找，双手端捧回来，像鸟儿急着归巢一样。市场上的人觉得奇怪，后来探知缘故，便纷纷给他让路。母亲生病，孝子出门就奔走各处神祠祈祷，进门就亲自洗涤母亲的内衣和便器，七年如一日。母亲的娘家也贫困，孝子便把舅舅接来奉养。乡里有人死亡，他就替人办理殡葬。母亲去世时，孝子已经六十岁，他在墓旁结庐守墓三年，仍然呜呜地像小孩一样哭泣。因此乡里没有不称赞他孝顺的。在此以前，他母亲曾发誓至死守节，于是毁坏容貌、弄脏脸面，连亲近的家人也没有人能看见她的真容。到了把母亲葬入墓穴的时候，他背土时的哭声震动了林木。墓穴筑成后，他母亲终于因守节而获得旌表。到这时，孝子也获得了旌表。议论的人说，孝子一定不愿意把年轻时的事情宣扬出来，以免掩盖母亲的节操，这件事应当避讳。我说：不是孝子，就不能以自己的孝行成全母亲的节操；不是他的母亲，也不能以节操慰藉儿子的孝心，这就是所谓彼此成就、相互彰显。因此我写了《凯风说》来说明这件事，议论的人才停止了争论。孝子从二十岁起就放弃儒业，学习行医。乡里人都称他为孝子和良医。后来我与孝子的儿子桐交游，看见孝子的诗写得很好，就问他说：“尊敬的先父为什么放弃儒业？”桐不肯说，我再三追问，他才叹息说：“先父放弃儒业是在丙戌年以后。当时先父虽然年轻，突然遭逢改朝换代，不知道《易经》所谓‘已日乃孚，其命维新’的道理，却很深地把故国之感横亘在胸中，只想委屈自己侍奉母亲罢了。那时有位孙先生，字斐公，原是诸生，对先父说：‘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卖药来奉养母亲呢？’先父欣然跟从了他。后来先父年满八十，谈到这件事时，没有一次不流泪。”唉！孝子的孝行，不只是我们乡里人知道，大吏知道，天子也知道。可是，难道竟没有一个人知道孝子并不止于孝行吗？过去我曾为范孝子洪震作《纪事》，感叹他的大节隐秘而未能流传，如今又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孝子何其难得啊！我乡的淳厚风俗，竟能达到这样的地步吗？孝子生于明天启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康熙某年某月某日，享年八十六岁。娶高氏为妻，续娶顾氏。葬在某乡某原，儿子四人：梓、柏、松、桐。桐是府学诸生，积累学问、敦厚行谊，很有父亲的遗风。他与我交好。端孝先生，是家父为他拟定的私谥。于是我为他作诗，诗如下：

译和煦的南风、清冷的泉水，实在使我的心劳苦。有一位圣明善良的母亲，就不必苦苦吟咏。贞洁的树木，生长在我堂屋的门边。（第一首）恰逢丧乱时代，药笼之中的才华自我隐藏。登上那南边的台阶，灌溉白华。志向清洁、品行芳香，即使身穿布衣也无妨。（第二首）巍峨的宫门，乌头之荣延续两代。有母亲得到旌表，儿子怎么会有过失？有儿子得到旌表，母亲又还有什么要求？（第三首）看不见墓门，只见葱郁的祥瑞之气。上面有灵异的鸟，在那里停留休息；下面有紫芝，环绕着这墓前的台阶。（第四首） ○知永昌府董公墓表 永昌董使君的次子名宖，幼子名宿，都是我吟社中的好友。他们请求我为使君撰写墓表，已经五年了，我一直拖延没有答应。等到续修《甬上耆旧诗》时，我已经为使君立传，详细叙述他在郧阳不肯胡乱招募、开垦荒地，以及在滇中争取矿务管理权的事情，认为古代的循吏也没有超过他的。录下他的传记告诉两个儿子说：‘文字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增改的了。从前温公为《道原十国纪年》作序，便不再另写墓志，让羲仲直接把序刻在石上放入墓中，这是有先例的。不过你们二人多年仍请求我不要这样做，只是金石文字通常还应具备的内容，如世系、生卒、子孙的详细情况，是其他文章无法完备的，那么我就依照他的年谱写下来，以此回复你们。’董氏本来出自东汉孝子董黯的后代，几经迁徙后又成为鄞县人。明代时家族仕宦最盛，有人做御史、给事中、翰林，也有人做兵部侍郎。使君的祖父应遵，以富裕著称；乙酉年闰六月，他拿起武器跟随太保钱忠介公，在瓜里幕府效力，毁家纾国，官府大事办完后，离开尘世隐居大梅山，拜法幢为师，和桐城方授等人成为世外朋友。使君的父亲德魏，品行敦厚、始终不懈，对乡里普遍亲爱周济。梨洲先生曾经为他作墓志，说他善于教育子女。因此使君年少时便向万八征君季野讲习经史，向范太守笔山学习文章，又从岳父谢公子莘野那里得到诗学传授，都是有源流可考的。使君入仕时，家门仍很兴盛，田园连绵不断，奴婢超过一百人。后来他在南北奔波三十年，先世留下的富贵产业日益削减，用来资助微薄的官职，灶下甚至断了粮食，逃亡接连发生，死后无力修治祖坟，几个儿子只能寄居他人门下谋生。若以世俗人情来看，廉吏几乎就无法做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鲒埼亭集》卷第二十二，鄞县全祖望绍衣撰，余姚史梦蛟竹房校订。碑铭 ○磁州牧西郭万君墓表 万氏在明代世代担任将领，自鹿园先生以后，又能够讲学，使讲学成为家传。乙酉年以后，失去了世代承袭的将领职位，却更加专心讲学。他跟随梨洲黄先生游学，是当时著名大儒所称赞的人物。公择、充宗、季野三位先生，都是这样的人。三位先生有个侄子名言，以古文著称，世人所称的管村先生，就是西郭的父亲。西郭家门本已显盛，又娶梨洲先生的外孙女为妻，与诸位老先生并肩交游，受到问学熏陶，耳闻目睹的全不是平凡浅近之事。因此西郭年轻时，进取时想做学者，退处时也想做文人，儒林和文苑都认为他与前辈相当，可以有所成就，却不知道他遭遇困厄。管村自行修撰《明史》，触犯权贵，被外放为五河县令，后来罢官并被论罪处死。于是西郭狂奔数千里，向父亲的各位老友告急，筹得金钱赎父；又被恶少骗走了钱，重新多次筹集，才赎出父亲带他回来。在江湖之间，于是有了‘万孝子’的称号。然而他一生自我期许很高，现实却荒废了：家中没有一亩田产，奔波谋食尚且不能自给，年过五十，困顿不堪。恰逢有荐举的例子，浙江大吏便把他充作荐举人选。他的老友郑义门劝阻他说：‘西郭想要推行自己的道术吗？’ 恐怕在今天这个世道很难说得通。若只是为了求得优厚俸禄，又会有愧于他的家声。何况西郭一生饱受艰苦，曾经得到有权势者不少资助，一旦做官却不报答，就会辜负恩情；想报答，能力又一定不能胜任。进退都失去依据，不仅无法报效国家，’于是西郭辞谢征召也不获准，最终进京，忽然受到特别恩宠，被任命为直隶磁州牧。他感激得流泪，想在晚年稍作补救，作为循吏略微施展自己的志向和力量。然而他年近六十，精力已经衰退了。任职三年，大吏考核政绩列为最优，入朝觐见天子，天子将任用他为方面大员，西郭坚决推辞，于是命他回任。以前的故人来索取欠债，他没能一一满足，众人纷纷叹息怨恨；他的儿子死了，孙子又死了，妻子黄宜人也死了。告丧的声音接连不断，西郭也终于灰心丧气，郁郁不得志地去世。他刊刻的《管村文集》还没有完成。唉！当西郭闭门读书、自负才学时，他并不逊于古人；凭他的才气，也本来可以有所成就，谁知最终百事难成，在患难中困顿，消磨了壮盛的意气。晚年得到一个官职，也许可以稍微显露自己的才能，却又接连遭逢死亡，这实在是上天对他的困厄太深了。西郭名承勋，字开远，生于康熙庚戌年某月某日，卒于雍正某年某月某日。儿子敷先于他去世，于是以侄孙在兹承继后嗣。有《冰雪诗集》六卷。西郭尚未取得仕籍时，查田先生盛赞他的诗，说：‘这是孟郊一类的诗。’西郭以自己被限定为诗人而感到羞耻，转过头去不回答。晚年他自我嘲笑说：‘我已经不能再唱《渭城曲》了。’又过了十年，他的女婿张生之祜请求我为他撰写墓表。西郭年长于我，而且年长将近一倍，又以中表亲、世交兄弟的情谊，极力推重我。他甚至曾说：‘生在我之后，却比我先闻道的人，就是你。’唉！我潦倒无成，惭愧辜负了西郭对我的期望，反而更为西郭白白求取一个官职、抱负未酬而长逝感到惋惜。我曾把这些话告诉义门，说到流泪。因此这篇身后文字不写避讳之词，也不写溢美之语，谨作墓表。○黄丈肖堂墓版文

译我家和黄家是世交，共有八代。起初致斋宗伯在乡里讲授阳明之学，先司空公与他往来最为密切。后来宗伯的侄子观察又与我家联姻，所以随州成为司空家的女婿。从此以后，两家的后人世代往来，友好不曾断绝。甬上每年节令最重视祭拜先世影堂的礼仪。每年春天开始，黄家人一定到我家，拜祭先司空以下数代的影堂。我家也前往回拜，于是借机割韭菜设宴聚会。三十年来，甬上的大户人家几乎全部衰落，两家也废止了这一礼仪。仍然实行的，我家只有先父，黄家只有肖堂先生。先父去世七年后，肖堂也随之去世。黄家的世交从此断绝了。先生年轻时就凭借高才自负，下笔写诗和古文辞，抛弃一切成规，放任自己的见解，畅快地发表出来。不明白他的人听到他的议论，便捂住耳朵逃走。他大概就是古人所谓的狂者。他读书时朱笔黄笔反复校阅，直抒己见，绝不随声附和。他年轻时与先父同学，先父把他当作亲弟弟看待。等我长大后，先生也非常爱护我。他有了作品，总是拿来给我看，说：‘等着你们贤父子来评定。’然而先生驳斥古人时往往过于严厉；而且他的苦处在于不能遍读天下之书，所以有时古人早已说过的观点，先生却以为是自己独创的；有时古人的行事另有始末，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平反，却急着把它写入判词；也有时古人尚未定论的说法，先生却错误地据此立论。我有幸得到先生不拘身份、不论年龄的交谊，时常指出这些问题。先生起初有时惊愕，不能立即相信，后来却没有一次不豁然开朗、与我心意相通。然而先生见解达到的地方，本来就不可磨灭。他曾与我一起读《明夷待访录》，说：‘这是经世致用的文章。’但他仍有所遗憾。箕子接受周武王的询问，是不得已才回答的，哪里会有一个身处艰难守正、遭受苦难的人，心里还存着等待被访求的念头呢？如果这样，麦秀之痛就荒谬了。作者也偶尔有照察不到的地方。我惊然起身拜谢说：‘这番话，是南雷作为忠臣的见识，也是天下后世纲常所寄托的地方。’先生的直言足以针砭古人，竟能达到如此地步。先生名之，字传，号筑隐，又一字肖堂。在随州是元孙，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生于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于乾隆某年某月某日。年老而没有儿子，因而迷信堪舆之说，迁改祖先的墓地来求子。我劝阻他却没有成功，晚年生了一个儿子，又夭折了，可以说困穷到了极点。族人把他葬在祖坟旁边。想到先生在世时，乡里那些只知应付夏课的学生尚且不了解先生，更何况他死后呢？从今以后，不仅肖堂的遗书再也无法请教，连从致斋以来的学术传承也会一旦坠地；那些在巢梁间飞翔的燕子、登堂听讲的学生，都会相继消沉，怎能不流下眼泪呢？○郭芥子墓志铭 甬上过去有许多内心醇厚、品德高尚的士人。根据我从前辈那里听来的零星传闻，其中有汪先生泡园；后来又有林先生西明、邵先生云客，大概都是东汉黄叔度一流的人物。然而我都因为出道晚而没有见到他们。近来才有郭先生芥子，差不多可以与汪、林二先生相提并论。只是先生在乡里教书五六十年，世人只把他当作科举文章的老师，却不知道他是真正以人格教育人的老师。这大概是因为从他门下受教的人辜负了他的教诲，实在太严重了。先生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请求我写墓志，我又怎敢推辞。先生名永麟，字芥子，祖先原是滁州人，因军功世袭的名籍而迁居鄞县，于是成为宁波卫人。到崇祯年间，先生的祖父振培才以孝廉身份起家。乙酉、丙戌年间，曾以监察御史身份任职福建，死于战乱，从此便成为鄞县人。先生精通理学，贯通儒家先贤的言论，却始终闭口不曾讲学。他对古今诗人、古文家，都能辨明其源流和门派，却从不下笔与人争才，谦抑得像什么也不会，所以门外的鞋子总是摆满了，而人们不知道他内在的学问深藏，无法穷尽其奥妙。每次登上讲席，他没有一次不启发学生，但那些夏课学生不仅不能从中领悟要旨，甚至连举一反三也很少做到，这正是科举时文使人陷溺太深的缘故。不过，先生还有尤其令人不能企及之处。同乡史雪汀，是个刚直偏狭的人。先生与他交情深厚，适逢雪汀结婚，却因无罪被锁押，案件牵连到官府，先生代他承受罪责，被吏员拘禁了十天，事情解决后才离开。然而雪汀性情倔强，容易与朋友发生冲突，最终因为疑心像弓影杯蛇一样的事情，与先生断绝关系，从此在路上相见也不再行礼。先生的弟子非常愤怒，先生却安然处之，毫不介意。因此先生与雪汀居所只隔一湖水，却三十年互不通问。有人提到这件事，先生总是用别的话岔开。后来雪汀临死也自己后悔，等先生去世时，便扶杖前去吊丧，抚着棺材大哭一场才离去。唉！交友之道自古就难，关系恶化、嫌隙至老，实在不容易妥善处理。先生不动声色，以太和之气消解对方的乖戾，最终使双方的倔强都融化了。这就像在旷野中竖起大戈，不战而使对方屈服，然后才知道道德足以胜过意气。先生对我来说是前辈，但与我有忘年之交，曾对人说：‘谢山就是今天的行秘监，一代文献的传承，恐怕就在他身上吧？’贺季真的祠堂落成时，我随意在柱子上题写几句话，先生来见我，逐一询问这些话的出处，记下后放入袖中离去，他的好学就是这样。他向来没有做官的心思，因此以公车身份等待诏命到南宫任职，只去过一次，后来不再前往。他一向相信堪舆之学，隆冬在雪霰中奔走，盛夏在烈日下戴着褦襶，去探寻所谓流泉夕阳的地理学说。我曾引用张宣公、吕成公等人的论说，说明这种说法不对，并且说朱子所作所为也有不能作为后世准则的地方。先生只是笑笑，没有回答。他享年八十三岁，生于康熙辛亥年三月二十日，卒于乾隆癸酉年九月二十三日。娶章氏、王氏，葬于桓溪布兰山南麓。儿子二人：长子景行，是举人；次子景兆，是诸生。铭文如下：这就是有道先生的幽宫；亲手栽下的墓树，也已经长得郁郁葱葱。○陈南皋墓志铭

译梨洲先生在甬上讲学时，几位高足都率领自己的子弟前来跟随。这就是汉人所谓的门生。相隔七十多年，几位高足已经全都不在了，连他们的门生一辈也凋零殆尽，只剩下郑南溪、陈南皋二人。如今二人也相继去世，证人书院的老辈已经无法再见。近来后生少年渐渐不知道高祖、曾祖辈的规矩，都是渊源失传造成的，实在可怕。南皋名汝登，字山学，他的先世出自后冈先生。南皋是太史怡庭先生的堂侄，是大理心斋先生的堂弟。他为人纯粹坦荡，一看便知道是君子。他生下来就受到怡庭的喜爱，所以心斋待他如同亲兄弟。心斋显贵以后，竭力实践古人共同财物、大公无私的道义，一切任凭南皋取用，不问多少。而南皋重视朋友情谊，见到有高才而无力养活自己的人，便倾尽箱柜资助，甚至辗转借贷来满足他们。因此，士人要投奔心斋，必先投奔南皋。南皋却屡遭坎坷、没有得到机遇，心斋死后，南皋突然陷入贫困。过去那些曾依靠南皋的力量来奉养父母、养育妻子儿女、度过患难的故人，后来晚年做官显达，却任凭南皋每月只有三十天吃九顿饭，冷漠得像路人一样。这正是我最为愤怒、最想指责的事情，而南皋却从未把它表现在言语和脸色上。我与南皋有忘年之交，南皋对我说：“我的朋友很多，其中足以接续前辈、而不感到惭愧的，没有谁比得上你。只是可惜像东海诸公那样的前辈没有见到你，却使你为衣食奔波，不能完成学业。”我罢官归来后，南皋日益衰老，也日益贫困，我时时替他设法，有能力的人稍微资助他日常的需要。然而世路艰难，我也不能完全满足他的要求。南皋对人说：“我老年结交谢山，以为六十年中从未有过如此值得敬畏的朋友。哪里知道他对待我的情谊，也是六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呢？”我续编《甬上耆旧诗》，南皋不惜用衰老的眼睛替我校勘，专心致志，还替心斋撰成墓碑，欣然道谢说：“我终于有办法报答我的兄长了。”我偶尔写了什么作品，南皋没有不知道的。我援引遗山所说“溪南诗老”的例子来推重南皋，他谦让不敢当，这大概是他的谦逊。今年春天，他病得难以支撑，我恰好有邗上的差事，乘船绕道去看他，然后才出城。南皋握着我的手哭泣说：“我料想不能再见到你了，然而我不是死在你居乡之日，而是死在你客游之日，这大概是命吧。” 我为此流泪，到了吴地后，接到他去世的消息。南皋在闺门之内最为温厚，家中一向有许多欢乐之事；即使画纸、敲针，直到老年也一如往常。他尤其善于主持酒宴，酒尽灯残时，白发苍苍，颓然坐着，但精神并未衰退。所以虽然晚年潦倒，有些处境是别人不能忍受的，他往日的风流情致却仍然和当初一样。南皋在黄氏门下听讲，有《证人讲义》；后来又在万季野先生门下听讲，有《续证人讲录》。另有《竹湖日知录》和《二山老人集》。生于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于乾隆某年某月某日。三次娶妻都姓李。儿子本天，葬在某乡某原。他的儿子捧着遗书来请求我写墓志，我的文章浅薄，只能姑且补充素车白马送葬时的悲伤罢了。于是作铭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他因义气使家业衰落，却以道义享受天性之乐；具有古人的心志，笃实践履，不愧为证人书院的高足嫡传。○史雪汀墓版文

译雪汀年轻时就喜欢写诗。当时鄞县的细湖一带有许多诗人，大多出自宗正庵门下。宗正庵的诗本来师法竟陵，只是稍微改变了面貌，却没有洗去旧有的习气。雪汀渐渐觉察到它的不是，于是改学山谷；后来又稍嫌山谷诗生涩，再一变而学玉川。晚年才凭兴落笔，不再刻意经营，于是转为诚斋，但实际上是学习诚斋却没有学好。雪汀的诗总共四次变化，而遭遇却越来越困窘，才力也越来越衰退，真可悲啊。雪汀天性狷介，但有时失之怪僻。早年他傲视一切，善于书法，又善于用篆书在花乳印石上雕刻，矜持自贵得过分。乡里黄户部又堂、张河内蕚山登门求他的篆书和擘窠大字，雪汀却冷淡地不予答应；但对于他所认可的人，又倾心接受差遣而不厌烦，甚至厕所之间也替人题写匾额，下至童仆也为他们雕刻。因此雪汀不轻易到别人家吃一顿饭，却也有人与他整日往来、尽兴盘桓，连这些人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能得到雪汀这样的待遇。他最任性使气，一句话不合就与人冲突，日益憔悴，三次陷入无罪被拘禁的境地，也因此失去了诸生资格。他平生的老朋友大半不得善终，他又主动割席自守，孤独得厉害。后来他忽然把交情托付给年轻人，只要有人登门，他就没有不极力称赞的。乡里那些从前少有可取之处的年轻人，因为雪汀的缘故，忽然变得容易相处了。于是雪汀门下骤然兴盛，众人一唱十和，早晚不停地校阅文章，他欣赏得淋漓尽致，真觉得所遇之人都是作者。于是登门的人便说，人不必学习，诗、古文、词也不必尊奉传统，人物品流也不必裁量，方言俗语都可以作为诗歌材料。雪汀埋头亲手抄录，编成《同声集》四十卷。我们乡里的吟社久已衰败，到这时却忽然争相传播雪汀的诗派，而雪汀自己的风格也突然衰落了。虽然如此，雪汀一生实在有值得悲伤的地方。雪汀一向精通小学，喜欢阅读注疏，不肯唯唯诺诺地接受先儒之说。他熟读十七史和《文选》，那种直言少所赞许的性格本来就是他的真性情；虽然一生困顿，却终究不失为一个奇异之士。至于晚年衰颓，完全抛弃自己的学问，实在不是他的本意。只有我能够理解这一点。雪汀很担心我非议他，所以多年少有到我门下来的时候，间或有人传说他背后议论我。然而我客游归来，有时去探望他，雪汀往往握着我的手相对，抽泣而无言。唉，谁能说雪汀竟会在垂老时丧失志向呢！雪汀所著有《李长吉诗注》，几乎有三尺多高，其中他最自负的部分，我却不十分赞许。《风雅遗音》用来订正《毛诗》的古韵，已经刊行于世。连同他的《竹东集》，都曾请求我作序，我没有答应，因此雪汀对我不满，开玩笑说：‘评论定论大概还要等待吧。’等我从粤地归来，雪汀已经去世，于是我为他写了墓志。同甫请水心为自己作铭时说过：‘有一句话考证不实，我就要在虚空中打你。’现在读水心的墓志以及他为《龙川集》所作的序，使人极其悲痛，但他正是不避讳同甫的缺点。我的文章哪里能望水心之项背，雪汀也不能与同甫相比；然而东平、西靡的树木，未必不需要这篇文章才能瞑目。若九泉之下可以复生，他还会倚着几案听我说。雪汀姓史，名荣，又一名阙文，字汉桓，世代是鄞县人，是忠宣公的后裔。曾祖某、祖父某、父亲某。娶某氏。儿子某，是诸生，先于他去世；孙子某。葬于某乡某原。享年七十九岁。铭文如下：鸾鸟的翅膀不能振飞，狼疮之疾也无法治愈。故友弹奏中正之声，为您洗去胸中块垒、勃窣不平的牢愁。○尚书职方郎陈公墓碣铭

译我的祖父赠公自丙戌年以后，同乡来往的人只剩一两个遗老。陈六息先生年长于祖父，祖父把他当作兄长来敬事，是他的朋友。六息先生有四个儿子，职方排行第三。我的父亲也严肃地侍奉他。职方的几个儿子中，他的二儿子、三儿子尤其与我友善，却不幸早死。职方去世二十年后，他的女婿董生政请求我写墓道文字，我为此久久流泪。职方名时临，字二咸，又字责庵。年轻时继承家学，又拜陈编修怡庭为师，得以听闻证人书院的教诲。甲寅年三藩之乱时，周总制有德了解他的才干，征召他置于幕府，立有功劳。杨抚军雍建推荐他，按功劳授予湖南城步县知县。属下有红苗，是最难安抚的族群，职方便委曲求全地安定招抚他们。因六息先生去世，他奉棺归葬，在墓旁结庐守墓三年。服丧期满后，任河南汝阳县知县。职方做官，平和敦厚，简明宽易而得到百姓拥护，深深鄙视世俗中逞强严酷的人。汝阳经历丧乱之后，风俗大坏，百姓不知道丧礼，职方斟酌古今，制定可以通行的办法，于是穿丧服聚饮的风气停止了。杨埠有一条支河长期淤塞，职方疏通了它。庚寅年河北发生大水，职方立即便宜行事打开粮仓赈济百姓，之后才上报朝廷，当时人称赞他有汲长孺的风范。河北各地都吃芦盐，只有汝宁吃淮盐。芦盐商人想争取把汝宁也并入自己的销区。职方说：‘芦盐按人口发给，不问百姓所需多少，只按定额供应，这是在虐害百姓。我不能为河北完全革除芦盐的弊害，难道反而要顺从芦盐商人的欲望来伤害本境吗？’他竭力争辩，汝宁各县都受到他的庇护。当时徐文敬公潮任河南巡抚，极力称赞他。于是前后任巡抚、布政使等大吏都认为他是循吏，应当让他长久任职；他多次因考核政绩最优而被留任，终于在汝阳二十多年。职方的儿子谅与百姓相安无事，也二十多年如同一日。朱静轩是柳堂先生的儿子。职方因为世代讲学的关系，把簿书钱谷之务全交给他，每年赠给他千金。静轩原有太平时代公子孙辈的习气，寄身依附他人并非他的志向；每当见到秋风渐急，就想起妻子准备行装回家。到了过年、过寒食节，仍迟迟不肯出门。职方派人来再三催促，他才不得已前往。算起来他在幕府中不过半年。职方对于他荒废职务、自己承担繁重冗杂的事务，一概不以为忤。等静轩到了，他每天只高兴浇花作诗，否则就斗叶子牌，一直等到更漏已深才挑灯稍微处理公文。职方勉强端坐在那里等待他。左右的人多次气愤地认为不可，却始终不厌弃这个主客。静轩遇到不正当的事情时，职方没有一次不苦口婆心地劝告。有一天听说静轩回乡后，竟和乡间轻薄邪僻之徒饮酒赌博，便从千里之外寄信规劝他。静轩作长歌道歉，并用它表达感激。先父曾听说此事，感叹道：‘责庵的官位还没有达到奇章的地步，静轩的才华也逊于杜牧，然而他们的交友之道却无愧于人。’职方曾买了一个秦地女子作妾，女子到来后询问，才知道她已经有丈夫，于是发文到陕西，召她的丈夫前来。她的丈夫来了，因为没有钱偿还身价，叩头请求免除。职方说：‘我不向你索取身价，还将替你办妥婚姻之事，并赠给你路上的费用，你回去吧。’戎大令心源进京时，应当偿还数千钱的公费，便向职方告急。职方拿出多年俸禄粮饷的余款全部帮助他。职方自从开始做官以来，所得俸禄每年都拿来接济宗族亲友中的贫困者；无论死亡、丧葬、婚嫁，凡是来汝阳求助的，他都按情况差等周济。因此他后来入朝任枢曹时，官宦行囊空空。临行那天，百姓扶老携幼相送数十里。过了一年，他因病请求退休，于是归乡。归乡后家境日益衰落，不久四壁空空，但他仍不改变自己的快乐。有一天太守来通报拜访，他突然无法准备可以更换的衣服，只好谢绝。太守有事要禀报，径直登上他的厅堂。职方派人四处借取更换的衣服，很久以后才得以出来相见。唉！自从亲亲相爱、互相扶助的教诲衰微以后，有人即使对骨肉至亲也不肯照顾。职方显达时，靠他的接济而能够生火做饭的家庭有几十家；到了老年，他却不能为自己谋得衣帛和肉食，以至于有人私下议论，说他从前的勤于施舍已经过分，这真是值得长叹的事。职方归乡后，接连失去了两个才华出众的儿子，也就是他的二子、三子。于是晚年更加憔悴。雍正六年十月十八日去世，生于顺治三年十二月九日，享年八十三岁。曾祖某、祖父某、父亲六息先生某，赠予相当于公的官职。配偶某氏，赠安人；续娶某氏。儿子四人，孙子八人，女儿一人，就是嫁给董生的那位，葬于某山某原。我十四岁成为诸生时，职方刚从京师归来，十分奖掖赞许我；后来我因奔波谋食，不能常到他的床前行弟子礼拜见他。他去世时，陈南皋曾托我作铭，我犹豫拖延而未能及时完成。如今重新整理旧闻、编次成篇，不禁因我们三代人的交情而多次叹息流泪。铭文说：以仁心为根本，成就良好的政绩。晚年困顿坎坷，令人惊叹天道竟如此昏暗混沌。只要能够流传后世，又有什么值得忧患的呢？○钱芍庭诔

译甬上最看重门第深厚的家族，世代交游往来，如果不是世代讲学的关系，便不相互混杂。城东钱氏的名位虽稍次于杨氏、张氏，但世代德行足以与他们并列。自大方伯以后，十代绵延不绝；到了乙酉、丙戌年以后，忠介兄弟四人同时殉难，完全无愧于世代臣子的声望，诸位遗老继承其后，更成为汐社的光彩。我曾评论他们的家世，认为忠孝是根本，风骚是花叶，这并不是虚话。等退山先生去世，钱氏的老辈几乎告尽，家族风流渐渐衰落，支撑其间的只有东庐先生一人。东庐又去世后，钱氏更加衰败，家门的寄托落在两个儿子身上，这就是芍庭兄弟。不久，芍庭的弟弟春圃也去世，于是芍庭成了孤独的一人，独自承担先世的文献事业，却没有可以依靠、扶助他的兄长；但他刻苦努力，不愧为清白的家族。我续录《甬上耆旧诗》时，芍庭说：‘过去那些名门世家中，只要替我访求到一部诗集，价值就不亚于拱璧。即使得不到整部诗集，只要片言只句足以入选，使这个人不朽，那么大暑里冒着烈日奔走，隆冬中顶着风雪前行，即使脚上磨出重重老茧也不在意。’我约同道为冰槎尚书举行祭祀，每年用一只鸡作供品，芍庭对这件事最为虔诚。我罢官以来，很是致力于搜集枌社各位先贤的金石文字，芍庭用衰老的眼睛和秃笔替我亲手抄录，专心致志地编成书；其中有关钱氏的，又独自编成一集，珍藏在箱笼中，逢伏日、腊日便陈列在影堂，焚香祭奠他的先祖。我为忠介作墓碑，详细叙述降臣夫巳氏的叛逆情状，芍庭捧着墓碑哭泣说：‘这足以在身后诛责那些留王之徒，也足以洗雪虞渊之恨了。’唉！我家的子孙又将用什么来报答您呢？春圃的两个女儿尚未出嫁，芍庭精选士族子弟为她们配婚，不因世俗的门第观念而动摇内心。芍庭对于高祖、曾祖以来的规矩，可以说是谨慎守护它的人了。我到岭外游历，芍庭通过遥远的邮路寄信给我，十分挂念我。等我抱病归来，芍庭听说后大喜，立即来探望我；看见我的病很重，便忧虑起来，在床席之间来回徘徊。我见芍庭也有病容，对他说：‘你也休息吧，姑且回去调养，等稍有空闲再来看我。’芍庭回去后就病倒了，不能再起床，拖延数十日，病重时还喃喃说：‘我竟然不能再到双韭山房问候一次了。’唉！芍庭去世了，从此城东的踪迹大概要断绝，而钱氏的恩泽恐怕也会从此中断。芍庭名中盛，字又起，是提学清溪先生的孙子、东庐先生的儿子。太学生，娶倪氏为妻，生于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于乾隆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三岁。著有《小集》一卷，由我评定。葬在东庐先生墓旁。他的诔文说：只顾讲述典故却忘了祖先，是古人所忧虑的；如今恭敬地继承先人的遗业，一定能够使后代昌盛。○陈卜年志 同乡万征君管村在史馆任职时，性情耿直，不肯顺从请托。当时故国辅相家族的子弟大多用贿赂进京，请求史馆各位总裁减轻他们先人的传记罪责，而管村恰好主持《崇祯长编》，竭力阻止，因此获罪，被外放为五河县知县。史馆中的人对他怨恨不止，又让大吏借事治他的罪，判处死刑。案件紧急，管村的儿子承勋前往营救父亲。当时陕西实行赎罪的条例，管村的故友筹集五千金交给承勋，管村得以赎罪免死。但承勋年轻，陕西的吏胥欺骗他，虽然报上五千的数目，实际上侵吞了一半，没有上缴。管村归来后，陕西巡抚发公文给浙江巡抚，追缴不足的赎金，承勋非常窘迫，想不出办法。他的朋友陈卜年奋然说：‘人伦的大道有五种，君臣、父子占了其中两种。如今管村有君臣之厄，承勋有父子之厄，只因没有朋友相助，竟使两种大伦都将毁灭，我应当和他一起去。’然而卜年也非常贫困，穿着麻鞋布袜，当天就收拾行装，带着承勋出发。途中又因盗贼而丧失全部行装，便一路向熟人乞食，终于到达陕西；又进入京城，再次向管村的故友告急。众人都赞赏卜年的义举，又筹得三千金，终于办成事情，带着管村回来。卜年在路上时，承勋稍有过错，他就流着泪打他说：‘你的父亲正遭逢危难，你怎么敢这样？’但在保护承勋免受寒暑、饥渴方面，却比对待婴儿还要周到。大理卿陈公汝咸一向不认识卜年，因他的堂弟汝登得知这件事，便说：‘如今世上还有这样的人吗？’当时大理卿正任漳浦知县，便热情招待卜年，厚厚地赠送财物，并且向熟人广泛宣传他的名声。卜年在漳浦见到石斋先生的遗书，非常高兴，更加奋发钻研王佐之学。不久却因病去世，享年四十六岁，君子们都为他惋惜。卜年名坊，世代是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曾祖某、祖父某、父亲某，都以儒生为业维持家族。卜年为人慷慨磊落，具有侠义之气，轻视同辈；家中没有十亩田地，早晨甚至接不上炊烟，他却安然处之，毫不在意。先父曾说：‘我读前代史书，心中喜爱东西两汉的人物，他们重视诺言，视生死如一，朋友有急难时彼此深厚相助，这是多么淳厚啊！到了唐代已经衰落，只在柳宗元与刘禹锡的事情中勉强见到。如今竟然又遇到了这样的人。’卜年虽然如此，然而卜年以布衣身份死在窗下，他的声名又怎么能够树立？将来恐怕默默无闻地与无名之人等同，这实在令人悲伤。我听先父说起这件事，为此感到凄然。正好卜年族弟世培拿着他的志稿来请我撰写，我欣然答应了。当时卜年带着承勋离去，两家的妇女孩子都没有了依靠。给他们粮食、替他们接济炊事和仓廪，倾尽十亩田地的收入来供养他们的，就是陈君汝登。他也是一位侠士，并不逊于卜年。卜年娶某氏为妻，生有一个儿子却夭折了，于是没有后代。唉！这又是所谓天道无知的说法中，不能不令人长叹的一件事了。李次行墓版文

译次行姓李，名世法，字甘谷，是鄞县人。鄞县砌街李氏是世代显贵的家族，尤其以文雅风流传承于家族。自宾父、子年诸位老先生之后，有封若先生、大之先生相继兴起；不久，昭武先生又继之而起。他的兄弟如内火、戒庵诸位老先生，也都相继主持文坛盟会，而杲堂先生则集其大成。次行是杲堂先生的孙子、东门先生的次子。东门先生在诗歌上另成一家，并不拘守杲堂先生的传统。次行也从东门先生入手，以抒发性灵的方式从事苦吟。我乡世家子弟近百年来日益衰败，不能守住先代的风流传统，只有次行独自保持旧有的德行，能够遵守高祖、曾祖传下的规矩。花晨月夕，他一定同我们这些人往来相聚，并时时整理叙述先人的文献，以使明德不被遗忘。因此，在通家兄弟之中，我唯独喜爱次行。次行却很容易生病，有一个儿子已经成年而死了。此后他不再生育，怏怏然失去了志气。他的病每隔几年发作一次，每次发作都要耗费参、术等药材，花费达到千金。因此，次行的田园本来很丰足，等到大病发作三次，家境便衰落了。他正想刊刻杲堂先生尚未刊出的遗书，却因力量不够来不及完成，次行就去世了。唉！次行一死，我这些通家兄弟中再也没有一同携双柑、带斗酒游乐的欢会了，杲堂、东门两家的门庭也一下子衰败，其可悲之处真是如此。孺人张氏，是韫山先生的女儿。她先于次行去世，葬在东门先生墓旁。墓铭说：杲堂先生是鄞县诗人所共同尊崇的对象，百世之后也不撤去祭祀，以报答他的功绩。东门先生与他相配，也能够使这份事业世代相传。传到次行，只剩一线维系。而如今他又死了，家业顿时荡然无存，只应等待日后在诗坛的祭祀中与诸贤配享。范冲一穿中柱文 冲一生性聪慧，十五岁便补为诸生。但他自视很高，在世人中找不到合乎自己心意的人。他刚来拜见我时，我很想设法考察裁量他。冲一知道我的用意，立即改变态度，更加努力钻研古学。过了很久，他托朋友向我表达心意，好像唯恐不能同我结交。于是我赶紧邀请他来，他的学问已经大有长进，而容貌、言辞、气度都谦退自持，已经完全不是从前的样子了。从此，他早晚都到我家来同我讨论。甬上的师友源流自古以来在吴越一带首屈一指，近年来老成宿儒相继凋零，再也没有高祖、曾祖那样的规矩。经书、史籍的学问都成了断流的沟渠，偶尔有人专门学习声韵，也不过是把街谈巷语当作技艺，内容空疏，却妄自夸大。其余的人则把科场文章奉为至宝，辗转相互师法，放眼望去，只要像茅苇一样成片蔓生便自以为满足。这些人全都是原伯鲁那类的世家子弟。冲一在乡里寻求朋友，城东小江里的卢生配京，比冲一大七八岁，才资器度不相上下。两人互相砥砺，得到一本书就轮流阅读，遇到疑难便拿来向我折中请教。学术传承的分合，经术的醇厚与浅薄，史事记载的异同，文章的盛衰、正变，没有一样不明白。配京精明强干，冲一以缜密周全来辅助他，两人都能一目五行，一天可以读完几卷书。乡里的书不够他们广泛搜读，便请我向淮东马氏小玲珑山馆、浙西赵氏小山堂借书。他们终年勤苦钻研。依我所见，通家子弟中，甬上最缺乏人才；像江淮一带后起的俊秀，颇有不少奇异出众之人，然而在嗜学的深度上，很少有人足以同这两个人抗衡。我当时私下暗自高兴，认为甬上的前代正人确实在护佑启发他们，以振兴乡里的积弱。即使我年老多病、学业荒疏，也或许能够借助他们的力量，得到后辈的帮助。哪里料到冲一刚满二十三岁，竟一病而死。我一向担忧冲一，是因为冲一的年纪正像出水芙蓉一样清新，而他所作的诗却时时有衰败芦苇、枯杨的感受。我切切告诫他说：“这是不祥的征兆，应当痛下决心改掉。”冲一认为我的话对，却不能克制自己。有时他披散着头发坐着，我看见他的头发稀疏得像一个秃老翁，便更加为他担忧。然而没想到他竟然连五年也没有活到。今年春天，翠华南巡，我抱病到吴下迎接，冲一也到了杭州来看我。他咯血咯得很厉害，忧愁地说：“如今东南文献的重任在先生身上，但近几年渐渐觉得身体衰退，希望您一定要深加调养，不要过度劳累而伤害生命。”当时杭堇浦正因为《汉书》疏证请我复核审定，冲一每次见到我所议定的文字，都认为已经超过刘氏。原父吴斗南到吴下送驾之后，冲一在河边同我告别，黯然向东返回。唉！冲一正担忧我的死亡，反而把身后的文章托累给我。河边握手，终于成了永诀。想到这里，我怎能不长久悲痛！古代才华很高却不能长寿的人很多，以冲一相比，他大概属于王逢原一流的人物，邢敦夫之辈还不能赶得上。王、邢二人虽然得到上天的幸运，依靠有力量者的言论才得以流传；冲一死后，又有谁来传述他呢？冲一尤其重视朋友情谊，朋友有急难时总是殷勤相助，不惜竭尽力量来救济别人。假如上天多给他一些寿命，难道不是一个有用的人才吗？我从邗上回来，经过那里，前往哭吊他。他的父亲在堂上哭，他的母亲在门内哭，悲惨得几乎要断气。而配京也向着我流泪，流露出如同只剩一轮车、一只孤鸟般的恐惧。唉！谁能料到这个人竟会如此早夭！冲一姓范，名鹏，一字冬斋，世代是鄞县白檀里人。五世祖亿，以及高伯祖洪震，都曾因孝子而受到旌表。曾祖某，祖某，父某，都是诸生。冲一娶孙氏为妻，孙氏先于冲一去世，没有儿子，便以再从子某为后嗣。冲一生于某年某月某日，死于某年某月某日，葬在某乡的某原。冲一向我求取《楼宣献公集》《开庆四明志》和《宛溪读史方舆纪要》等书，已经很久了。今年才从小玲珑山馆带来这些书，可是冲一已经先去世了。因此我让配京把书陈列在灵柩前祭奠他，又为他写了墓铭。铭文说：两个贤能的弟子相继出众，稍稍可以慰藉我的寂寥；又失去了一个，使我魂魄消散。想到这座草堂，正是你讲学读书的地方。年终归来，再也听不到你的脚步声。你将要远行万里，出门时车轴却折断了。哪里只是双亲为你痛哭，我也同样悲痛。韭儿埋铭

译孩子起初名叫昭德，字晁斋，后来改名树德，字昭子。他肺病困顿得非常厉害，想请我替他改字，我替他题署为“谢郎”，又给他取字“小韭”，又取字“崧窗”；崧窗是先宗伯公的别业。孩子很喜欢雕刻，病中还勉强支撑着用力，拿花笺来试刻，不到十天便去世了。先父七十岁以后，盼望孙子盼得眼睛都要望穿，却始终不能得到，于是为我诵读柳州的文章来记下悲痛。张孺人没有生育，曹孺人嫁给我以后，接连遭遇大变故，又过了五年才生下孩子。只是孩子一出生便患大病，勉强得以活下来，于是我妄想着他一定能够长寿。孩子出生时，城东钱氏住处距离我家将近十里，他们还不知道这件事。忽然听见影堂中有人说：“谢山得了儿子，可喜可贺。”二池兄弟走进影堂，寻找说话的人却没有找到，惊异万分，赶快来到我家，而孩子已经出生了。两人相互惊叹，认为大概是忠介公的神灵前来报信。孩子病愈以后，始终体弱清瘦，而星命家说他的五行都合乎格局，不会有妨害。六岁入学，我因为他身体孱弱，没有严加督责；孩子也因此倚仗宠爱，稍稍放纵自己，但他的嗜好仍不失为王谢世家子弟的本色。砚台一定要用端溪印石，墨一定要用花乳墨，必定要用方程；他尤其喜欢谈论史学，听起来兴致盎然。他所跟从学习的范冲一、张瑶晖、黄回澜，都是我的通家之交，待孩子不像普通弟子那样。可是孩子在老师面前十分恭谨，同长者周旋交往时，身旁没有一点失礼之处，俨然已经是成年人了。他尤其和蔼地表现出孝悌的美德。有一次他随我为张孺人扫墓，在松树和楸树之间徘徊，我故意问他：“你是谁？”他回答说：“我是孩子的母亲。”我说：“不是。”孩子正色道：“这是什么话？爷爷是在逗我呢。”我因此惊讶不已。我家从先侍御公到现在已经二十四世，谱系散乱，孩子亲手抄录成一册，能够说清楚各代昭穆；我随意拿来考问他，他都没有答错。遇到祭祀时，他能仔细询问礼仪的曲折，并且牢牢记住。因此我很认为孩子笃厚于根本，断定他一定会有所成就，哪里料到他竟只活到中殇之年呢？孩子很怕我，每次我责骂他，他就长跪不起；我不命令他起来，他不敢起身，但他心里知道我是爱他的。曾有人问他：“家里最爱你的人是谁？莫非是曹孺人吗？”孩子摇头说：“不是。爱我的人，除了罢罢，就没有别人了。”罢罢，是关东人对父亲的称呼。超过十岁以后，他渐渐更加接近成熟稳重，尤其深厚于爱亲敬长。我在岭外病得几乎要死，写信把情况告诉曹孺人，孩子因此徘徊忧虑，流着泪，连东西也咽不下去。等我回来，孩子看到我憔悴的样子，勉强装出笑容说话，却私下对曹孺人说：“爷爷没想到竟然会到了……” 曹孺人忍住眼泪，取出人参给他看，说：“你不要担心，参还剩下不少。”孩子说：“如果真是这样，应当分给我们两个人一起用。”立夏前两天，医生说孩子已经无法救治了，他还向我索要高安朱氏校定的《孝经》，因为那部书兼备古今各本并刊误；又索要西洋黄玻璃淡巴菰瓶，我都给了他。到早晨，他叫侍者准备汤沐，沐浴完便去世了。唉！我作为受辱获罪之人，生前不能使先父得到安慰，死后也不能使他得到安慰。桓溪墓道距离这里六十里，孩子跟随我去扫墓只有两次。今年孩子病中流泪，深以不能随我祭扫为遗憾。这些全都是由于我的罪过，触怒鬼神，以至于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孩子生于乾隆癸亥五月十三日，死于乙亥三月二十四日，享年一十三岁，葬在张孺人墓旁。凡是孩子所学习的经史、图籍、碑版，以及玩赏之物，都用来随葬。墓铭说：美玉般的树木凋零残败，芬芳的兰花过早凋谢，这罪过应归于谁？是祖父的罪孽。暮雨绵绵，杜鹃啼血。《鲒埼亭集》卷第二十三，鄞县全祖望绍衣撰，余姚史梦蛟竹房校。碑铭 贺公逸老堂碑铭

译唐代秘书监贺公在鄞城西湖有旧迹。宋绍兴年间，莫尚书准备建祠祭祀他。自胡制使榘以后，屡次修缮。起初与李白合祀，不久又增加黄公，后来终于专门祭祀秘书监，旧碑记载得很详细。祠址在元代废为驿馆，祠堂迁到驿馆东面；明代人又改迁到驿馆西面，那里是乡人唐氏的居所，院中有两株柏树，大概是洪武以来留下的东西。柏树苍黛的颜色直上云天，是游人喜爱观赏的景物，也是湖上的佳胜。秘书监的籍贯所属，长期以来会稽人和鄞人争论不休。会稽方面所依据的是新、旧《唐书》；我乡所依据的，不仅有李白、杜甫二公的诗，还有莫氏的碑。会稽方面所依据的是遗墓，我乡所依据的是故居。这件事究竟应当以什么来考定呢？我考察秘书监的先世，本来居住在会稽。《吴志·贺齐列传》说，浙东贺氏本来姓庆，因为避汉代的讳才改姓贺。方回详细说明了其中原委，说是因庆湖而得姓。但考察起来，庆氏乃是《仪礼》先师庆普的后代，祖籍沛地而迁居越地，并不是因会稽的庆湖而得姓。然而，庆氏作为会稽的望族，已经有七百多年了。从六朝到唐代，学士大夫即使迁居，也一定写明旧籍；晋、隋诸史没有不是这样的。刘昫、宋祁把秘书监列为永兴人，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秘书监出生在甬上，确实是在城南的马湖。有一个村子叫贺家湾，有一口池子叫洗马池，都是因秘书监的族祖德仁而得名。马湖稍向北是响岩，秘书监的钓台就在这里。有一片水泽叫高尚，莫将据此确定秘书监是鄞县人，大概也是因为这个缘故。秘书监晚年又居住在会稽，是在得到剡川之后；他把周官湖作为放生池，把千秋观作为道场。因此他的嗣子曾子就以兼任两郡的身份奉养他，而他的墓也在那里。徐渭把秘书监列为寄居会稽的寓公，大概也是因为这个缘故。这样看来，就没有必要像后人那样喋喋不休地争论了。虽然如此，秘书监至今大概已经有一千多年，而仍能使浙东人彼此争相引为前辈，唯恐失去对他的归属，这种风流遗韵也就可以想见了。秘书监在朝廷时，未曾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但唐人谈到他时，无不极力推崇。考察史书，不过说他颓然自放、清狂而已。这大概只是他的外在行迹，而不是他内心所蕴含的东西。秘书监的神明之处，史书没能传达出来。祠堂自康熙末年起日益倾颓，已经将近二十年。我从京师回来后，准备重新修建它，又打算在城南钓台之上再建一座祠堂。于是编纂这篇碑文，并在后面附上铭文。铭文说：此人的清俊气概，为世人所尊崇。故宅中的荷花，如今还留存着。十洲的水，清澈而深远。双鱼酒已酿熟，香气充满酒樽。活着时是遨游仙境的人，死后成为神灵。越地的人争相尊奉贺公，也已经很勤勉了。萧然的毛氏，尤其反复诚恳。拉扯贤哲的旧事，徒然纷纭繁杂。我参阅群书，综合旧闻，用吴地的语言来侑祭贺公，您或许不会怪罪吧。遐追山二庙碑 欧阳公认为五代少有保持节操的士人，深感叹息遗憾；推究其中原因，他说自从白马清流之祸以后，士人的气节丧失，人心败坏。我认为当时天下崩裂，文献散失，大概也可能有这样的人，只是世人竟然全然不知。比如唐朝，除司空图、韩偓、梁震、罗隐之外，还有许儒不向梁称臣，王居岩不向吴称臣，朱葆光、颜萒、李涛不向楚称臣，孙合不向吴越称臣，黄岳不向闽称臣，张鸿、梁炅不向汉称臣；这些人都不愧为唐代的贞节之士，只是史臣没有记载。我曾想把他们合编成一卷，以补偿欧阳公的遗憾。况且汉这个短命的政权中，刘昌嗣还能在衡山脚下保全声名，那么等待表彰的志士，哪里数得尽呢？天地之间的正气，假如有一天稍稍停息，人道也就几乎断绝了。所以即使在荆棘、蒿艾一望无际的地方，也必定有一两株芳草生长其间，支撑着正道。然而他们能否得到流传，又必定要看本人上天的幸运如何。我乡慈溪县东三十里有遐追山，东西两峰相对而立，山上各有一座庙。年代久远以后，苍色的鼯鼠、白色的老鼠在屋柱和椽木间纵横出没，即使山中人也没有谁能说清神灵的来历始末。考察明成化年间杨氏《府志》，其中引用宋乾道年间张氏《图经》说：“五代末年有鲍侍郎约，辅佐钱氏；宋朝初年劝钱氏献出国土，胡毅、刘韔都说不可以。钱氏已经作出决定，胡、刘二人逃到海上，钱氏派人追赶却没有追上，于是他们隐居在这座山中直到终老。”当时钱氏作诗怀念他们说：“东边遐追啊西边遐追，鲍约怎么样，不如停止约定回来吧；海上人把他们建庙祭祀。”我由此知道这座山所以得名，大概就是因为这两个人。张氏《图经》如今还保存着，但残缺断裂、不完整，幸好杨氏《府志》还记载了它。只是同时代南山黄氏所作的志书，却竟然误认为这里祭祀的是鲍约。看东西两座庙，神灵是胡、刘二人无疑。第一，鲍约的计策已经施行，何必还要逃窜；第二，胡、刘的高尚节操应当成为明神；第三，黄氏大概是错误理解了钱王诗中的话。唉！真人出现，天下归于一统；偏安于小国的人不得不听命，这是形势所决定的。但士人各自效忠自己的君主，内心耿耿不忘替自己的君王保全宗庙社稷，这一点皇天后土都在鉴察，即使兴起的君王也不能强行改变。所以评论者把他们比作夸父追赶太阳。钱氏归顺朝廷以后，他的子弟文雅有才，记载本国的事情，以备收藏在东观；唯独不把这两人的姓氏列入其中，难道是受到避讳之类的限制而删去的吗？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路振等人的缺失也是如此。星移物换，如今我乡乡社中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寄居之臣的高尚节操，反而把他们改说成识时务的人。仅仅在空旷山谷中的荒祠里，追溯考察才得以发现这些事迹，这也实在太可惜了。景迂先生船场祠堂碑铭

译景迂先生在大观庚寅年被贬，居住在甬上的船场。七十多年以后，监官王季和为他建立祠堂。年代久了，居民称它为“滨江侯庙”，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称呼。这个名称不合经典，我于是改换匾额，重新题写。关于这座祠堂，放翁的记文已经记载得很完备了。先生的经学深奥广博，不肯苟且附和笺注疏解，自成一家，确实如放翁所说。但放翁说诸经都成于甬上，这并不正确。先生的经说都很早就写成了，晚年的《易元星纪谱》则是在船场完成的。先生最受温公影响，所以取用温公的《太元历》和康节的《太元准易图》，合在一起编成谱，说杨氏以首来准拟卦象，都是有星候作为机括，并非出于私意；于是又逐一考辨各家谈论《太元》的错误，这也是一部奇特的著作。先生亲自在书尾题跋说：“今年才开始见到刚说明州，使人的意气格外振作。”先生在经历百般挫折之后，风骨节操仍如此高峻，本来就不是一般在穷愁中著书的人所能相比的。当时甬上的经学还不兴盛，先生首先把正学的传承带到这里，以博闻精深的学问倡导教化。于是陈文介公有《诸经说》，王茂刚作为处士喜爱谈论《易》，许多有文采的人纷纷兴起；他对我乡的功劳实在非常大。先生在船场时，写有《江上晚望》《独坐》等作品，自以为老来得到了江山之乐。他甚至把这种乐趣比作陶隐居接受五戒、留恋白蟹青虾；离去以后仍然思念这里，桃花渡也不能忘怀。水仙、木犀时时出现在他的歌咏中，吕忠公大愚说其中的妙句直追“惊鸿”。他对我乡的深情如此专一。几百年来，池塘杨柳虽然不能恢复，但残霞新月、骑鲸跨鲤的踪迹随着潮水来去，也难怪他的神灵至今仍然显赫。明代时祠址曾遭大火，神灵先在梦中显现，遗像预先迁出，这就是已经应验的征兆。先生曾因面对漕使而受到“无船无木”的讥笑，由此可以想见当时船场事务萧条，空无所有，所以他才能铺布卦象、吞纳爻辞，分列时辰，安排推算。他有空闲时便终日饮一杯酒，只在超然亭旁吟诗而已。如今海船大通，各种木材纷纷运来，商人、工匠在祠前往来不绝，西风一起便尘土飞扬；我恐怕先生如果有知，几乎要掩面躲避而无暇顾及，这并不是使他清静胸襟得到安顿的办法。于是我告诉祝史，让他们在祠前修筑篱墙，不要让经过的人擅自进入；还要时时洒扫修治，希望他的遗迹保持清幽通达，随着岁月流逝，不至于尘埃满袖，像忠公所叹息的那样。于是续写这篇碑文，并在后面附上铭文。铭文说：甬上的东方啊，赤水清平；桃花开放啊，春浪横陈；开阔处有树荫啊，临着江岸；弹奏玉瑶柱啊，拨动玉筝。距离今天已经遥远七百年啊，仿佛还能听到他的声音。穿着芒鞋离去啊，旅途生出遗恨；思念寓居的斋舍啊，内心怦怦跳动；进献椒浆啊，一……。谁来寻访遗址啊，重修旧亭；乘着云车啊，带来芳香。陈忠肃公祠堂碑铭 四明的州牧、郡守，得到祠祀的很多，但宋代陈忠肃公曾任本州通判，唯独没有祠堂。忠肃公在合浦写成《尊尧集》，用来驳斥新学，仍不觉得满意；等到在四明写成之后，才认为没有遗憾，那么四明本应有他的祠堂。忠肃公任通判时，居住在南湖以南的蓝地，而西湖十洲题咏最多，因此湖上尤其适合建祠。我二十岁时就想仿照城东船场祭祀晁公的先例，祭祀忠肃公，只是力量做不到，于是在逸老堂东面找到一间小厅来祭祀他。南蓝，就是南湖延庆讲寺所说的十六观之一。碧波绿野，游人认为它是城中寺院之冠，忠肃公来到这里寄居。史越公说，当时忠肃公非常贫困，皮衣、葛衣都不足以遮体，箪、瓢中的食物也不足以填饱肚子，但他温和而盛德的仪容毫无含怒之色，谈笑舒畅愉快，独居其中却十分快乐。我读忠肃公题咏十洲的作品，越公的话确实可信。唉！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大丈夫吗？为什么要把他同周大夫锷合并祭祀呢？回答说：忠肃公居住在湖上时，依靠的是周氏。起初，忠肃公丧妻，京师的名人争相想把女儿嫁给他，但忠肃公心意都不在这些人身上，陆陶山尤其殷切，忠肃公也拒绝了他。周大夫本来是忠肃公的同年，此时任户曹。忠肃公因为他全家都喜好善行，特意向他求取妹妹，并在家书中详细叙述这件事，朱子还曾为此作跋。周大夫是范文正公的外孙，从小就受到忠宣、右丞、待制三位舅氏的教诲。他第一次娶妻时，岳父是胡右丞宗愈；第二次娶妻时，岳父是王学士觌。胡氏的同僚女婿中，有邓考功忠臣及端礼门立碑；范氏一族则有忠宣兄弟三人以及忠宣之子正平，实际都属于党人群体。无论胡氏还是王氏，都是其中的骨干人物，周大夫和考功也都参与其中。忠肃公则因《尊尧集》成为党魁，他的妹婿、西山先生李深也参与其中。古今以来，亲戚姻亲固然很多，志趣相近的人也很多，但要寻找像这样珠联璧合的关系却不可得，大概是元祐党人中的一段佳话。杨文元公作《叶元吉志》，因为忠肃公曾经做过叶氏的女婿，便认为这是叶氏门庭的荣耀，何况还有像周氏这样的关系呢？周大夫世代居住在西湖，归田之后，乘着竹舆、载着野游之具，在十洲间徜徉；忠肃公恰好来到，于是把他安置在南蓝，两人一起悲愤，极力议论时事，痛哭、流泪、长叹，于是《尊尧集》便产生了。那么，南蓝建立这座祠堂，并把周大夫配享其中，难道不是文献记载恰好相合、典礼制度也恰当合宜吗？蒋中奉璇兄弟是忠肃公的弟子，也按礼应当得到配祀。陈文介公的儿子与忠肃公一同遭难，见于《宋史》，也应当祭祀。唉！当新经施行之时，我乡没有人研究他的学说；忠肃公尊崇尧道的功劳很大，于是再为他歌咏铭辞说：忠肃公一生，惩治荆舒之学；有力的文章，归属于我四明；又有旧日门人，合在一起配享，气势峥嵘；仿佛听见击掌之声，共同斥骂新经。碧溪魏文节公祠堂碑铭

译四明东部洞天七十二峰的水，从樟材山流下来的叫桓溪，就是所谓的大溪；桓溪下游叫光溪，就是所谓的小溪。光溪的支流，从石臼山流下来的叫碧溪。石臼山空灵清旷、萧瑟幽静，南面连接长锡千峰的秀色，向西越过建墺一带；溪水清越无边，游览之余，令人渺然产生遗世独立的想法，这里就是宋代丞相魏文节公居住的地方。文节公本来是焦山人，因为向赵公学习经书，后来庇护百姓而来到鄞县，定居在溪边。退休以后，东阁中的宾客最多，像张武子、王季彝的诗作，葛天民的怪异，柴张甫的侠义人物，无不汇集于此。溪上的风流盛况在这里达到极点。他园林亭台的胜景共有十八处：梦庵、勤斋、妙用寮、玉照池、山房、喜老堂、禅窟、宴嘿居、隐仙岩、月林、碧溪庵、众香堂、驻屐、积翠屏、霞外观、澄漪、醉宜径、听松楼。当时酬唱极多，直到今天，在史直翁《鄮峰集》中还保存着一些。又有《野庵分咏诗》一卷，但人世代代更替，志书乘籍散失，搜求文献也渐渐无从查考。游人经过这里，放眼望去只见树林荒草，成片的废墟坟墓横陈其间，芋田、瓜畦交错杂乱。偶尔拉住田夫野老，询问十八景的旧址，却没有人能知道其中一两处。只有碧溪庵还剩下几间屋子，破败得不成样子；庵中的僧人出来迎接，问他是谁家的遗迹，他也不知道。唉！这也实在是掌故方面的耻辱了。文节公在孝宗皇帝时最受推重，是重要大臣；他出使金国时不屈服，最终使国书得到纠正，维护了敌国之间应有的体面，这项功劳尤其大。他在西府执掌政务，可惜没有看到他的才能得到充分任用。详细事迹见于《宋史》。后来他退居溪上，对时事闭口不谈，飘然置身尘世之外，极力奖掖风流人物；他不仅是我乡十八位宰执中的杰出人物。如今他的后裔已经衰落，但故迹还没有毁坏，难道可以任其荒废而毫不在意吗？于是我同溪上的诸位老人商议，把这座庵前的正屋改为文节祠，仍然让僧人看守，并让魏氏子孙每年来祭祀；又略置田产来供给祭祀。即使郑公的住宅已经不存在，这也算留下了五亩田地的遗迹。碑文写成后，又附上诗。诗说：十八处景致啊，如今成了丘墟；山房的藏书啊，都喂饱了蠹鱼；抚看平泉啊，不禁唏嘘；幸好佛前灯火啊，还没有熄灭；面对溪流啊，清澄碧绿；抚摸先人的田地啊，思念旧日的德行；丞相的神灵啊，请来游览；驾着鸾车啊，乘着虬龙；喜爱清幽景色啊，长久留驻；汲取瀑布泉水啊，献上祭品；保存一瓣香火啊，如同一线延续；追溯前人的风流啊，仍然令人深深怀念。大愚吕忠公祠堂碑文 忠公任司庾时，我乡的学术盛况达到极盛。他在淳熙壬寅年离任，到丁未年共六年。当时各位先生大多居住在乡里：慈湖在碧沚讲学，沈端宪公在竹洲讲学，絜斋则在城南楼氏精舍讲学。只有舒文靖公因出仕在外。忠公来到这里后，没有一天不去各个讲院拜会。甬上学者于是用忠公代替文靖公，也称为四先生。滕德粹任鄞县县尉时，朱文公对他说：“那里有杨、袁、沈、吕四位先生，可以同他们谈论学问。”可见忠公和我乡诸位先生志同道合、德行相合到了这种程度。忠公的官职是司庾，所以没有机会施展政事，只流传下他革除仓中淫祀一事，见于《深宁志》的《四明七观》。当时正是甬上奎娄星光聚集、正学大为昌盛的时候。忠公凭借明招山中父兄所传承的中原文献，在其中加以辅佐；他的功劳在官守事务中没有显现，却在讲学方面显现出来。忠公的文集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仍散见于《永乐大典》中。我想抄录他同诸位先生讨论学问的文章，却没有得到。可是读忠公写的我乡诗篇，凭吊景迂先生的祠堂，瞻望清敏公的故里，寻找了翁先生寓斋的遗迹，便能想见他一往情深的心意。然而从元代直到明代，再到今天，竟然没有人用溪边的水草作为祭品来祭祀忠公。这正是甬上文献衰落，值得长久叹息的地方。按照释奠礼的制度，必须在本乡寻找先师；如果本乡没有合适的人选，就要合祀。所谓合祀，是说本乡没有足以配享先师的人，便同邻近而可以追溯的他乡先贤合祀。如今甬上的先师杨、袁、舒、沈诸公，可以说人才极盛。我认为应当把忠公同他们合祀，因为他同时在鄞县讲学很久，与他们并列在先师座位上，并无不相称。忠公的儿子乔年，是端宪公的女婿，也是贤者，能够守护家学，应当得到从祀。于是诸生在四先生祠堂东面商议，另建忠公祠堂，并请我把这件事记在碑石上。蒋金紫园庙碑

译城南举行竞渡时，湖的支流叫小湖；小湖西面是竹湖，那里有一座庙。它原本是宋代金紫光禄大夫蒋公浚明园林中的园神，后来便成为乡里的祭祀对象。因此那条巷子叫蒋金紫巷，那条水道叫蒋家带，那座桥叫蒋家桥。它东面有一座牌坊叫连桂，也是蒋氏的遗物。我乡乡社中的神祠，很多都出自前代大族的宅第园亭，年代久了便享受居民的祭祀。例如握兰坊庙，是赵公善湘宅第中所奉的坊神；宝奎庙，是史公守之宸奎阁中的阁神；梅园庙，是楼氏园中梅麓的园神。这样的例子多得无法指算。历经昆明之劫，文献散失，于是出现了妄传；蒋园被讹传成茹园，是因为字形相近；茹园又被讹传成殳园，是因为读音相同。大概从南山、东沙两部志书开始，距离古代还不算远，就已经有了这种错误。于是桥名改成殳家桥，庙名则叫茹园庙。人们不知道我乡的世家，自宋代以来都有清楚可考的记载，其中根本没有茹氏、殳氏。幸好蒋金紫巷、蒋家带这些名称还没有泯灭。到了明代中叶以后，才开始称为聚福。乾隆戊午年，湖上的贤者葛君木人留心考察古迹，我便依据旧闻把情况告诉他。唉！故国的世代大臣，像苍苍乔木一样长存；蒋氏使这个乡里增重的地方很多，而乡里的人却不知道，这是从前图志记载错误造成的。蒋氏自唐代起本来由天台迁来居住在奉化，不久又迁到湖上。金紫公是丰清敏公所推荐的，官至尚书金部员外郎；他上疏抗议、排斥新法，被斥责将要贬往远州，因为母亲年老，清敏公极力争取才免于远贬。金紫公的儿子中奉大夫璇、宣奉大夫珫最有名。当时陈忠肃公来到鄞县，金紫公便派两个儿子侍奉他。不久两人考中进士，忠肃公书写“连桂”二字来表彰他们的牌坊。中奉公任江阴知县，归乡后还来得及同潘公良贵在三江亭上唱和，他们的诗至今还保存着。宣奉公因为触犯蔡京，自己上表请求离职，师法并传承家学，两人都没有辜负所学。大概蒋园之所以受到乡里重视，正是因为这些事，不只是因为它占据了重湖的优美景色。此后，太学存诚成为慈湖先生讲学的朋友，听到歌声便有所省悟，德性清明；他是金紫公幼子琚的后代。尚书岘作为馆阁重臣侍奉穆陵皇帝，有平息变乱的大功，虽然年轻时不免有一些议论，但晚年操守值得称道；他是宣奉公的后代。将作主簿晓鸿博学多才，宋朝灭亡后守住柴桑之节，闭门不出，是尚书岘的侄孙。其余考中甲科、列入仕籍的人，前后相望。因而清容说，我乡士族中最早兴盛的有四家，蒋氏就是其中之一。有《三径联珠集》，又有《续三径联珠集》。七世以来记述幽隐事迹的文章，全都出自名公巨卿之手，那么当年园中交游往来的盛况，也就可以想见了。然而蒋氏先世籍贯在奉化，他们科举登第的籍贯一直沿用而没有更改，所以图志也都把他们列入奉化，却不知道他们是湖上的望族。我读慈湖所作《太学墓志》和清容所作《将作墓志》，才知道蒋氏世代居住在湖上，因此他们的牌坊、巷子、园林都在那里。园林的修建大概在金紫公归田以后，所以舒信道《懒堂集》中已经有诗歌；有人认为始建于将作公，这是错误的。湖上的甲第园亭，如赵侍郎的水阁、高使君的竹墅、陈少师的楼辂院等各家，当时哪一家不是屋檐相连、楼瓦接续，仿佛离天只有五尺？如今都几乎消失殆尽，只有蒋氏还保存着一椽，巍然如同鲁灵光殿，安然无恙。七百年的旧德，实在有神明鉴察守护，怎么可以轻视它呢？可是为什么又把它归到不知是谁家的名下呢？木人说：“好。” 明年应当重新修建这座庙。您为什么不撰文记述此事，以表彰前代贤人的遗迹呢？”我认为，像金紫公这样的明德之士，是乡里的典范。古人制定礼制，一定要追溯其由来，以免忘记开始。假如在庙中另设一室祭祀金紫公，也是不应缺少的礼意。再过数百世，就不会再有讹传的忧患了。况且这种礼制推行开来，难道只适用于蒋园庙吗？于是我立即整理记录了他的话，写下这篇文章答复他。宋忠臣袁公祠堂碑铭

译我年轻时从天一阁范氏那里看到袁尚宝公所刻的《先进士忠义录》，其中有蒋教授景高所作的传记，比旧志记载得详细。等我从京师回来，再向范氏求这部书，却已经没有了。近来忽然从董氏那里得到它，真是又惊又喜。唉！袁公之死，大概是被赵孟传、谢昌元出卖的；而清容撰写志文时，却没有为袁公立传。我起初以为，这是仿照《五代史》不为韩通立传的例子，是出于避嫌讳；欧阳公尚且如此，又有什么可怪清容的呢？后来看到他竟然为赵、谢两个降臣作了很好的传记，才知道他是站在投降元朝的人一边的。原来清容的父亲处州也曾降元，所以清容记述前代友人时，凡是降元的人都多加称誉；而且还作《哀幽兰操》来悼念崖山投降的将领吴浚，这可以说是违背本心的话了。唉！抗元的人没有传记，或许还可以原谅；投降元朝的人反而为他们立传，难道不是结党吗？他所作的诗援引陶潜，却称许嵇绍，也令人叹息。著书而把颠倒是非当作职责，难道以为只手就能遮住天下人的眼睛吗？我读清容的文章，没有一次不喜爱他的才华，但心里却暗暗轻视他。我又查考黄佥事的《南山集》，其中说清容同袁公有通谱未成的仇怨，林学士絅斋对此表示怀疑。考察甬上三袁氏，三家鼎足而立、同样兴盛，不必采信他们依附南山的说法，也未必确实如此。我看宋朝将要灭亡时，四明经历贾氏摧残之后，很少有人参与军队、师旅和州县的重任，所以殉难者寥寥无几；然而仍有几个人：临海县知县孙璹，是前侍郎愿质的儿子，离任奉养老母，道路阻塞，遭逢危难而死；宪司知事杨恕，数日不进食，投水沉入菱塘；诗人皇甫明子，假装癫狂作诗，投海而死。这几个人，清容的志文中都没有记载。孙临海的传记补入《至正志》，杨知事的传记补入《成化志》，皇甫明子见于《谷音》。又有林泽，字坚叔，一字梅逸，是诗人，著有《瓦釜雷鸣集》十卷、《和陶诗》一卷。他喜欢救济别人的急难，曾经修筑惠生道院，给人施药。元军到来时，因为祖父的墓在青山，距离城池只有一舍，便前往守墓。游骑兵来到那里，把他捉住并威胁他；他大骂不屈而死。他的儿子公辅，因父亲为节义而死十分悲痛，把家产交给弟弟，自己做道士守护父亲的坟墓直到终身（这件事出自哪部书，我忘记了）。还有丰太平、存芳，都是清敏的后裔，一家十八人同时死难，见于《缙云世谱》。丹心碧血，虽然艰难却没有泯灭，这难道不是危险吗？难道这些人都是因为有通谱未成的仇怨，才被清容隐没的吗？还是他一向以正人为羞耻，只是借口为亲人避讳呢？唉！千古不变的清议，难道是一时的记载所能维持的吗？清容实在太愚蠢了。我们湖上有广福寺，就是北宋的寿圣院。过去这里是袁公祠，大概因为袁氏从高祖尚书公子诚起，有两个女儿曾经施舍三顷多田地给寺院，用来供养放生道场。所以寺僧世世代代奉袁氏为施主，也在这里建了袁公祠。明朝初年，柳庄太常以辅佐开国之功被起用，祠祀列入太常寺；振张尚书东沙占据寺院作为住宅，祠堂才迁到城西。到天启年间，有司把河房的税收作为公费来祭祀。又过了一百年，我才为它撰写碑文，并把它附在《忠义录》后面。铭文说：可怜这石头城，宁可为袁粲而死，也不愿像褚渊那样苟且偷生。谁来为袁粲作传？沈约沉吟不决，颜面上也流下了汗。○观察半湖陈公祠堂第二碑铭。

译半湖陈公名槐，是鄞县人，弘治乙丑年中进士，逐步升任湖广按察副使。他家住在莺脰湖边，曾经极力为湖民请求减免租税，湖民感念他的恩德，便建立祠堂祭祀他。我认为，陈公对明朝有大功，应当在国家享受祭祀，不仅仅是因为他给湖田百姓留下的一点恩惠。即使当时世人称述他的功劳，也只是说他勤王的举动，哪里知道他应当享受报偿的功绩，远不止这些呢？陈公因宁藩叛乱献俘时，武宗正留在南京，下令浙江、直隶进献地图，常州的惠山、苏州的太湖和虎丘、徽州的黄山、杭州的西湖、绍兴的兰亭、宁波的补陀，都准备前往巡幸。这大概是江彬一伙引导武宗，以便沿途索取贿赂的计策。陈公从容地对张永说：“听说圣上的身体已经违和，而这些人还没有停止准备出行，皇上的车驾轻率奔驰，岂不是危险吗？”张永惊惧地说：“公说到这一点，是国家的幸运。”于是赶紧把这件事告诉刘夫人，才决定返回京城。不然，宁藩之祸刚刚平息，武宗却在途中病危，而江彬的叛逆，也几乎会发展到无法预料的地步。即使有大明宗社的神灵，实际上也是暗中辅佐了陈公的话；只是随行的诸位大臣，都羞愧得无地自容了。不久武宗抵达京城，驾崩了，杨阁学石斋想把留在四方的边军留在京城，弹压皇城，朝廷各部也准备听从他的意见。张永把这件事问陈公，陈公说：“这些人都是江彬的羽翼，赶快驱逐他们还怕来不及，怎么反而把他们安置在卧榻旁边呢？”张永于是立即禀告太后，命令边卫迅速返回。石斋听说后也醒悟过来，当天就遣散了他们。过了五天，江彬便被擒获了。假如边军没有离开，那么在擒获江彬的那一天，哪里能安安静静、平安无事呢？即使能够迅速把他们驱除，也终究不可能没有损伤。唉，这些都称得上是安定社稷的功劳。古代主持国政的大臣有这样作为的，也足以把名字刻在旌旗和常法上，世世代代享受封爵；而陈公作为奉命出使的远方臣子，借此先见之明，使天下处于泰山般安稳的境地，并不一定要把功名归于自己，难道不是伟大吗？可惜明朝没有最终充分任用他。当初陈公从武昌调任抚州时，极力对抚军孙公说：“宁藩肆意逞威，欺凌大臣，应当预先谋划对付它。”孙公答复说，八月中旬出巡时，应当相见并秘密谋划，没想到还没有到八月，事情就已经发生了。陈公又请求命令各府选练士兵，集中操练；巡道许公执行得不够秘密，被宁藩察觉并阻止了。防患于未然，陈公早已作了预防。事情爆发以后，陈公因为平时已有储备，前哨部队刚到，城池就已经攻下；统兵官都是没有纪律的儒将，城中的战火熊熊燃烧，将军和中尉的府第也都不能幸免。陈公立即斩杀部下中违反禁令的前哨七人，事情才开始收敛。陈公勤王的战功虽然比不上伍公、戴公诸位，但他保护百姓的功劳却是第一。王公前来迎驾，陈公随行；张永在路上拦住他，传达圣旨索取俘虏。陈公认为应当交给张永，便骑着轻骑朝行在而去。费阁学鹅湖也赞同陈公的意见。王公不肯听从，于是张忠等人的谗言流传开来，王公最终没能献上俘虏。陈公料事的精确就是如此。陈公既然谋划遣返边兵，杨阁学认为他很有才略，便命他起草遗诏事宜。陈公拟定十条上奏，其中有联合勋卫和宦官的内容。石斋不能采用，御史杨材又因为是陈公旧日的下属而怀有怨恨，于是诬陷弹劾他。桂阁学从中主持此事。陈公戴着角巾回到府第，口中不谈自己的功劳。他死时，只留下三十多亩田地而已。雍正甲辰年，我在崇德祠下拜谒，读到东沙尚书的碑文，其中关于湖田的事情已经记载得很完备，但陈公更大的功劳仍未涉及。陈氏的后代环绕祠堂而居，把陈公在半湖所作的《日录》给我看，又请求我撰写第二篇碑文。我不敢推辞，铭文说：从前明朝中叶，吴濞不能安分，江南、楚地危急万分。使君出任守臣，周密筹划，守护门户。迅速整治军旅，率领军队勤王，遏制这场暴乱和杀戮。他的功劳浩大，可惜穆满志意荒疏，扶病而又狂妄。是谁催促他收拾行装？叛逆的宦官倚仗权势，等待机会逞凶。是谁制止了必死的命运？满朝大臣闭口不言。于是依靠使君，不动声色，以朝廷谋略立定根基，使天下安稳如磐石。功劳很高却遭受诽谤，归来居住在湖上。世间得失如浮云，句余的乡社，重新征召又有什么可感谢的？在这里歇息便足以借此安身。湖民报答陈公，击鼓敲钟，世世代代不懈怠。可叹如此伟大的功烈，本应铭刻在石室中，为何竟被遗忘？城西以南，山高水长，神旗猎猎，英魂和神采依然存在，保佑这些湖民以及他们的后代。再说：有安定社稷的大臣，却把他置于疏远之地；不只是疏远他，又进一步贬抑他。是谁掌握国家大权？真令人长叹不已。○象山姜忠肃公祠堂碑文。

译姜忠肃公为什么在象山有祠堂呢？原因是：忠肃公有四个儿子，长子圻，通晓经学，后来在江东做官，任象山县知县；次子采，中进士，任礼科给事中，后来在江东被召任兵部侍郎；次子垓，中进士，任行人，后来在江东任考功郎；次子坡，是诸生，与父亲一同殉于癸未之难，后来追赠翰林院待诏。莱阳失守时，忠肃公为国而死；侍郎方上奏二十四气的疏文，思宗震怒，把他下诏狱，性命几乎不保。考功郎具疏请求暂时释放兄长，让他奔赴父亲丧事，不获准许；又请求代兄入狱，暂时释放兄长奔丧，仍不获准许。等到为忠肃公请求赠谥、立祠祭祀时，也没有得到答复。考功郎再无计可施，泣血回到东边。莱阳城破时，姜家只有长子身受重创而没有死，他从尸骸堆中背着父亲的尸体逃走，到这时才进京查问狱中之事。甲申年，侍郎奉命戍边，才得以暂时回来，却突然发生了三月十九日的变故。他哭祭父亲完毕，踉跄奔赴南都。礼部大臣正在商议追赠抚恤诸位臣子，忠肃公获赠光禄寺卿，赐予谥号，并在莱阳建立祠堂；又让待诏陪祀姜氏家中一同殉难的妇女。象山妻王氏、考功妻孙氏、待诏妻左氏以及忠肃公的次女，都得以附祀在祠堂的偏室。但莱阳道路阻塞，南都也陷落，划江而守的计划失败，姜氏兄弟到天台躲避兵乱。侍郎再次接到皇帝亲自下发的诏书，专使敦促他出任；他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最终没有起身。考功郎应召参与江上的军政事务，入朝掌管铨选，方国安厌恶他，想杀掉他，于是他借奉使之名出行；长子此时正任象山县令。因此礼部大臣商议，暂时在象山境内为忠肃公建立祠堂，赐予祭祀，并特意派大理寺右评事王家勤主持此事。侍郎、考功郎都来到祠堂，许多遗民也陪同祭祀，面向北方痛哭。事情发生在丙戌年四月中旬，不到一年，越中又沦陷了。先太常公的诗说：‘鬼魂也没有可以接受抚恤的故乡，活人只是从万死中侥幸偷生。’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姜公任象山县令时，滋阳王、阳信王都驻扎在那里。当时江上乱兵纷纷兴起，遇到人就杀，二王也惶恐不安，百姓更是无法安生。姜公对上奉事藩府，保卫他们的牧地；对下安抚疲敝的百姓，像对待父子一样，在各个强悍将领之间委婉周旋。虽然仓促间只任职一年，但已经耗尽了心血。时局已经无法挽回，他解下官印闲行，形体精神都已疲惫不堪，只能抵达莱阳，最终因病不起，这已经是己丑年了。遗民们因为感念他在当地留下的恩泽，便私下把他附祀在祠堂中。唉！思陵实在太刚愎了。侍郎即使有罪，他的父亲能够以全家报国，似乎也可以用来赎免他的罪；即使不足以赎罪，也不应连他父亲的抚恤典礼一并阻止，这是多么残忍啊！等到铜驼已经陷没，才在荒乱的朝廷中得到一个追赠，不是很可悲吗？一百年来，文献将要全部消失，而象山又偏远地处海角，先贤的祠堂和祭祀都已零落，几乎没有保存下来的。只有忠肃公祠幸而保存了下来，但后生晚辈不知道它当初建立的详细情况，近来甚至把它当作广文的寄居房舍。姜氏后代远在吴下，也不知道江东有祖先的祠堂。我于是把这些情况告诉象山的诸位君子，商议重新修缮祠堂，并把侍郎、考功郎一并配祀其中，因为二公都曾有爱护寄居官员的恩德。我又把这些告诉居住在吴下的姜氏后人，让他们来祠堂省视，并告诉他们说：‘如今吴下本来就有忠肃公祠，是抚军商丘宋公所建立的。海边偏远荒僻之地，当然不敢希望有吴下宫墙那样的盛况。然而在亡国遗迹中考察典章礼制，这里毕竟仍是先朝敕赐的祠堂。我认为忠肃公父子的魂魄应当眷恋这里，更何况象山在危急边疆尽命效劳，抱着未竟的志向而死，他的大节不愧于姜氏家门，只是后人知道得很少。常熟某某的《志》记载忠肃公的事，说思陵在位时已经赠给他光禄官职，并让他的儿子承袭官职；这大概是想避讳他的抚恤典礼出自赧王，却不知道这是诬蔑妄说。萧山毛奇龄撰写《吴下祠堂记》，竟说长公在癸未年围城时受伤，不久就死了，这个错误更加严重。这些事情不能不表彰并公布出来，因此又为他撰写铭文。铭文说：天下动荡之时，仍然崇尚忠贞节义。东齐与中原隔绝，寄居在东越。羁留的鬼魂承受恩典，游荡的魂魄含泪泣血。孤臣和孤儿，穿着黑色丧服列于祠中。水流遍地，想来没有到不了的地方，何况堂堂王命就在这几间屋子中，是支撑汉鼎的力量。我为神灵谱写祭祀的弦歌，也兼记下百姓对公的追思。《鲒埼亭集》卷二十四，鄞县全祖望绍衣撰写，余姚史梦蛟竹房校订。碑铭。○明太保倪文正公祠堂碑铭。

译尚书、赠太保倪文正公本是上虞人，却居住在会稽。如今有司举行祭祀，都就近在会稽主持，而上虞反而缺少祭祀。然而会稽也从来没有专门的祠堂。乾隆戊辰年，扬州人知府杜君认为应当在上虞建祠，却苦于没有经费。那时我正主持越中的讲席，便告诉杜君：上虞过去本来有书院，为什么不就在其中重新修建两间屋子来祭祀倪公呢？古代释奠礼，一定在本国先师之处举行，倪公难道不是上虞的先师吗？这很合乎礼意。杜君说：‘好。’于是捐出俸禄，召集工匠，专门制作栗木神主牌位送入祠中，并嘱托我为之撰写铭文。在国家衰亡之际，天下所称的大儒有蕺山刘公、漳海黄公，而倪公实际上也参与其中。蕺山与倪公是同乡，但起初人们还没有完全了解他的学说。倪公同他交谈后感叹说：‘刘先生是当今的朱元晦啊。’每当见到求学的人，就常对他们说：‘不要白白错过这位大儒。’所以年谱也追溯考证证人之学，得到了倪公的推重才显扬起来。漳海与倪公同年中进士，在三馆任职时最为相互倾倒。甲申之难时，漳海哭着说：‘鸿宝死了，天下就没有人能够尊奉我了。’蕺山的学说与漳海并不十分契合，但倪公对蕺山却从不说一句离间的话，还让弟弟朗斋跟随证人学派学习，长子无功又拜黄氏为师；取长补短而不专师一人，这大概就是他成为大儒的原因吧？倪公的学问尤其精深于《易》，但流传下来的《儿易内仪》还不是完整的书，只是其中一种体例。所谓《易以》，取自《彖传》中‘曰’字所表示的内容；所谓《易之》，取的是变卦。然而另外还有篇目，叫作《易像》《云易崇》《云易迭》《云易知》《云易趋》《云易成》《云易定》《云易历》《云易律》《云易见》《云易统》《云易序》《云易配》，像《内仪》一样分别列出。这些书都已经起草并删改过草稿，却没有来得及完成。我曾到他家寻访，得到《易之》二卷手稿，残缺不全，因而深深叹息。倪公讲说《易》，大多在义理与象数之间，天门地户等深奥义理，不是浅学之人所能窥见门径的。倪公在朝廷上的直节、天地间的精忠，不仅《明史》记载了，连五尺高的儿童也都能讲述。只是如今苹蘩蕴藻的祭祀设在讲堂，所以应当讲述的，正是倪公的学问。而且倪公的学问，正是他刚直节操和精忠之心的根源。诸位生员能够读倪公的书，推演发扬他失传的学说，领会他没有传下来的旨意，并在实际践行中表现出来吗？这就是倪公的期望。至于蕺山，做总宪时清贫刻苦，即使平民也难以忍受；漳海也是如此，而倪公却很尽情地享受园亭池榭的美景，衣云阁的风流，当时人人艳羡称道。这大概是因为倪公的祖先本来就是富贵人家，尊长四次任二千石之官，他也只是按照家世素来如此而已。试试看他们立朝任官、以死报国时，哪里有不同？这样之后才知道三位先生所走的道路其实是一致的。如今天下士人的习气污浊到了极点，诸位生员游览倪公祠堂，我请你们诵读倪公《易之》中的学说，彼此勉励。《易之》中有这样的话：‘兑卦的朋友讲习，是乾道。乾卦自我警惕直到夜晚，志向潜藏在日常习气中，奋发之气显现在讲习中，志气交相激发，文明也日益显现。’所以，结交朋友、寻求同道，是天子的事情。以五爻见二爻，于是说每日有利于见大人；所谓有利于见的大人，就是这样的朋友。人具有大人的德行，就可以与天子交友；天子不敢凌驾于大人之上，而臣下所接受的教诲，正是飞龙没有悔恨的原因，乾卦的同人卦也就是二爻变化而成的。这种说法，自孟子以来还没有人说得这样透彻。这样高明的议论，大概正是在倪公担任讲官时说的吧？不过倪公的话是讽谏天子，而我引用它，是用来勉励求学的人。一定要具备大人的德行，然后才可以谈这些道理；诸位也应当知道从哪里奋发振作，日日夜夜讲习，自我摆脱犬马、草芥般卑下的境地，以洗刷江河日下的耻辱。啊，倪公的弟弟元瓒就是朗斋，曾经在闽中任太子宾客；他的儿子会鼎就是无功，曾任职方参军，参与漳海的军队事务。他们后来都成为遗民，具有高尚节操，应当得到附祀。我在倪公神主入祠时，已经为他写了迎神、送神的曲子；到这时又为他撰写铭文，以答复杜君。铭文说：从前元公晚年迁居庐山，也有朱子不能返回新安故乡；愿香火永远延续，永不忘怀。大儒诞生之地，足以使山川增重。始宁的山岩峰峦，颜色端正而寒光凛然。三种菁华仙草，足以代替苹蘩供祭。文正公骑鲸而去，仍往来于此间。诸位生员要恭敬啊，玩味这些精微的言语。○子刘子祠堂配享碑。

译子刘子去世已经一百多年，有祭祀典礼，却没有专门的祠堂。大府宜田君到浙江任职后，提出了这件事。当时我正主持蕺山讲席，认为这里本来就是子刘子的学舍。他生前曾自称为蕺山长，那么建祠祭祀没有比这里更合适的地方了，而且也符合古代祭祀先师的礼制。于是重新修整厅堂，供奉栗木神主。祠堂建成后，我率领诸生举行释菜礼。接着商议将各位高弟子配享其中，但遗书中见到的弟子很多。明末讲学本来就常被利用为结交声气的凭藉，其中未必都是真正的儒者，因此不敢滥列。至于他们后人所称为弟子的人，又有许多并不确实。例如刘公理顺、熊公汝霖，都不是正式受业者，却被滥列其中。于是仔细确定学问品行不愧于师门的弟子三十五人，另有再传弟子一人，其中有的人反而不太为世人所知。祠堂建成才三个月，我就离开了。此前宜田君想让我校定子刘子的各种遗书，因此我又一并撰写《蕺山讲堂小志》。后来没有完成，竟因为我离开，擅自删去了其中几个人。诸生引以为遗憾，请我把这些事刻在碑石上保存下来。于是仿照《孔子家语》记载弟子品行的体例，撮取大略写成一篇文章，保存于祠中，以记载师承和知见相传的系统。三十五人中，有海盐吴先生麟征，字磊斋，是甲申殉难的忠臣，详情见《明史》。起初磊斋还不认识子刘子，有一天夜里梦中听到有人诵读文信公‘山河破碎’的诗句，醒来后感到惊异。后来见到子刘子在都城讲学，便前去请教。磊斋死后，国中的弟子私下说：‘这个妖梦莫非要应验在先生身上吗？何不请先生为他撰写墓志来禳解？’子刘子流泪说：‘本来就应该应验在他身上，有什么可禳解的？’不到一年，灾难果然发生。有顺天金先生铉，字伯玉，是甲申殉难的忠臣，详情见《明史》。伯玉的学问很接近禅宗，虽然多次同子刘子讨论学问，却不太相合；但子刘子因为他为人高雅厚重而尊重他。有山阴祁先生彪佳，字虎子，是乙酉殉难的忠臣，详情见《明史》。祁氏世代是巨族，藏书在浙江首屈一指，寓山园林亭台之盛在越中也是第一。虎子年轻时是豪杰之士，自从子刘子那里折节学习心性之学。乙酉年，子刘子绝食，恰逢名王征聘六位遗臣，子刘子和虎子都在其中。虎子死时，子刘子已经困顿得不能说话，听到消息后睁眼点头。有海盐彭先生期生，字观我，是丙戌年在赣州殉难的忠臣。有会稽章先生正宸，字格庵，详情见《明史》。他是子刘子夫人的外甥，最先跟随子刘子学习蕺山之学。格庵崇尚气节；至于不重视讲学、不努力实践，则不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六遗臣被征聘时，格庵也在其中，后来逃走。起兵失败后，他出行隐遁，做了和尚。有润州叶先生庭秀，字润山，详情见《明史》。子刘子在京城任职时，叶先生正任推官，于是向他请教。丙戌年他在闽中任官，升至侍郎；事情失败后做了和尚，因忧愤而死。有山阴何先生宏仁，字书台，在证人讲社中造诣最深。我如今寻求他的著作，还没有见到。丙戌以后，他像格庵一样出行隐遁，实际上是善终；江右魏禧记述这件事，却认为他是死于节义，这是错误的。书台以原任侍御的身份进入桃源，保全节操而终老，难道一定要死才算尊贵吗？我另有文章辨析此事。有关西董先生标，是冯恭定公的弟子，晚年任兵马司使，后来才跟随子刘子受业，读他的问答，醇厚自然。甲申以前去世。以上八位先生都行弟子礼，而子刘子只把他们当作同辈朋友对待，如蔡季通的先例，所以有人误以为祁虎子、章格庵不是正式受业的弟子。有山阴陈先生尧年，字敬伯。有会稽章先生明德，字晋侯；有山阴朱先生昌祚，字绵之。他们在子刘子门下服侍勤学的时间最长。敬伯住在石家池，在蕺山右侧，子刘子开讲最初就在他的私塾。党祸最严重时，子刘子的儿子贞孝君汋还年轻，子刘子把他托付给敬伯，说：‘他是我的王成。’明德参加了格庵各位同族在白马山房举行的聚会，陶石梁的弟子有许多不同说法，明德大力驳斥他们。绵之住处就在蕺山脚下，他的解吟轩就是子刘子的讲堂，早晚不离师长的杖履，学问造诣很深。如今解吟轩被比丘尼占据，我为此感到悲伤，想把它赎回归入书院，却没有成功。有余姚王先生业洵，字士美，是阳明先生学派的宗主。梨洲黄氏曾经说，子刘子在石梁开讲时，石梁一派的人三次来到我们门下，想动摇我们的学说；在师席左右协助的，除了士美、元趾和我，只有几个人，因此士美也是证人学派的功臣。以上四位先生都在甲申以前去世。有海宁祝先生渊，字开美，是乙酉殉难的义士，详情见《明史》。开美受业后回去便死于国难，追赠检讨。有会稽王先生毓蓍，字符趾，是乙酉殉难的义士，详情见《明史》，追赠检讨。元趾先前曾向倪文正公学习。有山阴潘先生集，字子翔，是乙酉殉难的义士。有诸暨傅先生日烱，字中黄，是丙戌殉难的义士。有武进恽先生日初，字逊庵，曾经上书为子刘子申诉救援，他的风骨气节接近开美。丙戌以后，他多次到山阴哭祭子刘子，为他撰写行状，几乎有几十万字。只是对于子刘子所说‘意就是心之所存’这一观点，他认为并不正确，所以在行状中略去了。曾经为此诘难梨洲黄氏，晚年削发为僧，因为继承灵隐寺法统而受到世人讥议，但他终究属于有志节的人。有西安叶先生敦艮，字静远，是笃实修行的君子。我曾经说，三衢学者徐逸平称杨龟山的高足弟子是程学，徐径畈称汤晦静的高足弟子是陆学，而静远则是子刘子的大弟子，三者可以鼎足而立。静远放弃诸生身份后，能够在乡里的学校昌明子刘子的教诲。有慈溪刘先生应期，字瑞当，子刘子称赞他沉静严密，丙戌以后因愤懑而死。有山阴张先生应鳌，字奠夫，是在子刘子门下服侍勤学时间最长的人。南都局势仓促，宵小之徒仍然显赫，官邸里还摆出太平景象，只有子刘子的署舍冷落萧条，奠夫一人陪侍他。

译他是一个笃实自我修养的读书人。在南都时写成《中兴金鉴》，想要上奏，却没有成功。丙戌以后，他曾在山中继续讲学。有会稽董先生玚，字无休，原是倪文正公的弟子，品行高尚，晚年削发为僧，但他是有所寄托后才隐遁，和恽逊庵略有不同。他年老长寿，亲手编纂子刘子的遗书。有山阴戴先生易，字南枝，是遗民中的奇士；吴人徐枋为他撰写葬事，最为世人称道，但没有人知道他是子刘子的门人。我晚年才知道，于是把这件事表彰出来。有鄞县华先生夏，字吉甫；有王先生家勤，字卣一，他们都是由敬伯引荐到讲堂听讲，回去后修建鹤山讲舍，以发扬子刘子的教诲。吉甫通晓乐律，卣一精通礼学，都卓然不凡，不肯苟同前代儒者。乙酉年起兵，参与江上的军务。戊子年两位先生谋划再次起兵没有成功，便一同死难。有余姚张先生应煜，乙酉年夏天，子刘子绝食，应煜劝他拥护诸藩起兵，子刘子以事情不能成功为理由谢绝。应煜说：‘既然这样，那么这座投降的城池也不是先生该死的地方。’子刘子惊醒地说：‘你说得对。’立即出城。我经过姚江，寻访所谓张先生的后人，没有人知道他；然而仅凭这一句话，也不愧为子刘子的弟子。有会稽赵先生甸，字禹功，年轻时极其贫困，靠刺绣来奉养父母，手艺在当时极为精湛，被称为赵孝子。长大后游学于子刘子门下，学到了他的学问。丙戌以后有高尚节操，隐居为僧，时常卖画自给，世人所称的壁林高士画，就是指他。晚年在蕺山讲学，那里是子刘子少年读书的地方。有慈溪张先生成义，字能信，天资奇异，丙戌以后起兵未成，终身出行隐遁，再未回来，没有人知道他的结局。有萧山徐先生芳馨，字徽之，通晓兵法；他谈论学问时，也稍稍在师门学说上有所转变。有仁和沈先生昀，字甸华，是独行自守的人。有海宁陈先生确，字干初，是不拘常格的奇士，讲说经义尤其直言不讳。详情见梨洲黄氏所作的墓志。有山阴周先生之璇，字敬可，世代有勋籍，参加证人学派的聚会；有人因为敬可是勋臣子弟，属于右班官员，便轻视他，却不知道他的苦节远超常人。子刘子殉节后，敬可背着他的遗书，和贞孝一同躲避兵乱，途中多次受到巡逻者的刁难。敬可流离迁徙，对贞孝说：‘如果死，就一起死，不能辜负我的老师。’因为活着，贞孝还没有剃发，敬可说：‘事情紧急了，我们假装同贞孝一起在兴福寺削发为僧。’ 事情平定后回到家里，田地房屋全被别人夺走，最终连一间房也没有。有人劝他到官府打官司，敬可说：‘我既不忠又不孝，投身死在异乡，还有什么脸面再到官府兴讼，和那些恶少一起对簿公堂？’于是寄食在贞孝家中。直到死也没有儿子。有诸暨陈先生洪绶，字章侯，他以画著名，又以沉溺酒色来掩饰自己，但内心有卓然不凡之处。子刘子很了解他。蕺山弟子元趾和章侯都是最为奇特的人，不肯驯服地遵守世俗绳墨。元趾死了，章侯没有死，但他的重大节操从来没有愧对元趾。因此我在确定配享弟子时，其他有盛名却不能参与配享，唯独章侯有所取。详情见我所作的传记。以上二十三位先生，都是卓然可传于后世的人。至于余姚三位黄先生宗羲、宗炎、宗会同，受业于子刘子门下，他们的造诣各不相同，其中长兄梨洲的成就最大。我为他所作墓碑记载得很详细。次兄晦木，我也有墓表。泽望的事迹见于我所作的《缩斋集序》。梨洲的弟子中有鄞县万先生斯选，字公择，他的父亲是户部郎泰，过去曾经游学于子刘子门下。公择兄弟都跟随黄氏学习，自称是私淑弟子。他对整理子刘子遗书最有功，和梨洲一起从旁辅助、扶持遗书流传；公择为人纯厚笃实，学问深沉缜密。所以我没有遍举子刘子的所有再传弟子，只单独举出公择，是因为他对遗书有功。至于子刘子的儿子遯斋，就是所谓贞孝君，梨洲所作墓志已经记载得很完备了。即使如此，各位高足弟子去世还不到六十年，山中的讲堂里，还有谁在讲求诚意三关的学问呢？恐怕已经没有了吧。诸位生员登临他的讲堂，难道能不汗流浃背吗？○舟山宫井碑文。

译舟山为什么有宫？大概是明朝灭亡以后，监国鲁王曾在这里驻居一支军队，所以自称为‘宫’。宫中的井为什么值得传记？因为这是监国元妃陈氏殉节的地方。宫因井而清冽，井也因宫而尊贵。我考察甲申年北都的灾难，熹宗、烈宗两位皇后都为国而死；当时文武官员中殉难的各家，属新乐侯刘公的家属最多，而刘文正公、马文忠公、汪文烈公、陈忠愍公、成金两位忠毅公的母亲、妻子、妾室，也都有殉死的人。他们居住在家乡，听到消息后自杀，至于王节愍公的妻子，议论者都认为是中宫暗中教导、隆重鼓励所造成的。然而那还只是山涧、盘曲道路和葛藤汇聚之处，舟山不过是弹丸大小的一块地方。辛卯之役，元妃为此而死；文武官员中殉难的各家，也有像定西侯张公家属最多的，而阁部张公、尚书李公、朱公、兵曹李公、都阃吴公家中，也有多人死难。他们居家听到消息后自杀，至于给事董公的妻子，哪一个不是受到妇女最高节操的感召呢？为什么前后又如此相合，如同符节一样？元妃是我们宁波鄞县人，世代居住在郑丞相府大池的北面，她的姐姐嫁给了我们家佥事府君。监国驻在会稽时，张妃主持宫中事务，而元妃在丙戌年春天入宫。恰逢西陵失守，监国从江中入海，保定伯毛有伦护送宫中眷属从蛟关出发，约定在舟山会合。途中遇到张国柱的乱兵，他们杀掠一番，把张妃劫走。元妃在另一艘船中，急忙命令船夫用力划桨冲到前面，追兵来不及赶上；她们在荒岛上躲了几天，漂泊到舟山。监国已经进入福建，她们惶恐不安、无处可归，吏部尚书张肯堂派人保护她们，使她们到达长垣。监国见到她，流着泪，才册立她为元妃。她在海上漂泊了三年，风帆浪船，无法配得上山河的威仪。己丑年黄斌卿伏法后，她才重新进入舟山。此前张妃在会稽时，她的父亲张国俊很参与政事，元妃叹息说：‘这是什么国家？这是什么勋戚？还想这样做吗？’到这时凡有亲族来访，她都全部遣送回去。辛卯年，大军分三路入海，监国因蛟关不能立即渡过，亲自率军攻打松江，以牵制敌军势力。荡湖伯阮进留守，战败而死，大军直抵城下。安洋将军刘世勋提议分兵先护送宫中眷属，然后背城决战。元妃传谕拒绝说：‘将军的心意确实深厚，但在蛎滩鲸背之间，恐怕会被奸人出卖，那就会成为张妃的后继。愿意死在这片清净土地上，请不要再这样做。’ 城池陷落后，元妃整理好簪饰和衣服，面向北方拜谢，投井而死。义阳王妃杜氏、宫女张氏也跟随她投井。锦衣指挥王相、内臣刘朝共同掌管宫中事务，叹息说：‘这是真正的国母，怎么能让她的遗骸被乱兵窥伺？’于是两人一起抬来巨石填平水井，随即在井旁一同自刎而死。董户部守谕为她们作《宫井篇》哭悼。乙未年，英义伯阮骏再次攻下舟山，查访得知元妃的死状，便把井封闭，立碑祭祀，并向监国表奏此事，加谥为贞妃。丙申年，舟山又陷落，碑也被推倒。唉！天下的善恶道理都是一致的。景阳之辱，高颎在青溪依法处死，不能认为是暴虐；那么舟山元妃的刚烈，即使经历改朝换代，也应当表彰，不能因为时代不同而有所顾忌。元妃未死之前，曾派遣秘密使者到中原，给她的姐姐寄信问候，详细叙述蛟关被掠、长垣受困、琅琦溃败、健跳被围等事。她拿着一尺长的丝带等待命运，不知有多少次；以鬼火代替庭院的灯火，以黄蘖充作葛藤，听猿啼龙吟来代替晨鸡，苟延残喘，苦苦熬过六年。然而到最后终究决定一死，以保全洁白无瑕的身体。她的节操本来就这样坚定。假如当时史局的诸位臣子把这些事传达到兴王面前，哪里会有不变色惊叹、把她附入二位皇后的传记中的呢？为什么连这样一块不食之地也要使它湮没，恐怕再晚就无法保存呢？这都是因为不知道圣朝表彰激励幽冥之中忠烈的盛德。唉！翁洲就是前宋的厓山，何况元妃又是鄞县所生，这尤其是我们家乡最有光彩的事情。宫可以毁灭，井却不能湮没。于是商议刻石，并附上董户部的诗，作为祭告之辞。○黄太傅庙碑阴。我们家乡和义门的左边有唐太傅、刺史黄公晟的庙，甬上祭祀太傅的地方有三处，这是其中之一。庙旁有报德观，也属于黄氏。太傅的子孙居住在鄞县，极为兴盛；自明朝以来，官做到列卿、监司、曹郎的，不止一人，所以他的香火尤其兴旺。我读深宁的《困学纪闻》，很不满其中对太傅的评价；因此他记载我们家乡的五次动乱时，把太傅据守之事同袁晁、栗锽、王郢放在一起，又讥刺四明七观，说此前的志书和乘史有曲笔。堇山李侍郎认为祖先这样做对吗？他的议论正直而严厉。即便如此，我私下仍曾平心而论：历代动乱之际，乘时而起、各处都有这样的人，关键要看他晚年的操守如何；这也是评论衰世人物时不得不采取的办法。李克用起兵时，也是极其不守道义的人，但后来忠诚显著，君子便加以肯定。太傅守郡以后，保卫巩固乡里，不跟随董昌作乱；又修筑君子营，让避兵的士人居住，修建城墙，设置浮桥；临终时封闭上仓库，不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守卫之职。他对这片土地确实有深厚的仁德和恩泽。虽然不敢指望他有李克用那样的宏大谋略，但哪里是袁晁之辈能够同日而语的呢？这样说来，深宁先生的论断本来确实得到了《春秋》的旨意，而我们乡里的庙食，也并不是过分的举动；其中固然有详加审察后才认为恰当的地方，并不是调停之人的说法。至于程积斋所记载的太傅事迹，却有荒诞无稽之处。和义门有蛟池，在庙的东面；又有蜃池，有人说蛟池就是蜃池。大概前人是用它来蓄水的：我们乡里以江为险固，西南两道有塘河的水流入城中，东面有三条水道把水注入江中，而北面堵塞，所以用池来蓄水。当年池址很宽广，后来逐渐淤塞，各种志书记载得很详细。有人说从前曾有蛟来到池中居住，这只是燕地人的传说，不值得相信。积斋于是说太傅早年曾手持宝剑入江斩蛟除害，这大概是妄人因为《吕氏春秋》中荆佽非的事，又因太傅曾任佽非之官，便把两者牵强附会在一起；甚至庙上的匾额竟写成“荆佽非”，那就错误得太厉害了。积斋是博学之人，竟也跟着把这件事坐实，实在奇怪。事情以符合事实为可信；太傅在郡中的功劳足以享受祭祀，想借斩蛟之事来增加它的分量，反而显出自己的愚昧。关于斩蛟的诬说，堇山已经先我说过了，只是没有详细说明造成这一诬说的缘由，所以我在这篇碑文中申述其说，使黄氏子孙知道。

译佽飞这一官职始于汉代。《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少府的属官有左弋，汉武帝太初元年改名为佽飞。汉宣帝神爵元年，征发佽飞射士讨伐西羌。元帝时的记载说，佽非所掌管的是外池。应劭说：“佽飞配备矰和缴，用来射取野鸭，供祭祀使用，所以设置池。”佽飞，是荆地入水斩蛟的勇士，因此以此命名。至于官职，汉代的佽飞官本来确实取意于《吕氏春秋》的说法，又因为其中有射士，所以有时征发他们充军。到了晋代，佽飞遂成为军队的名称，不再有少府掌管池苑的遗意。总之，佽飞掌管池苑的旧事，可以用来证明汉、唐设置官职的由来，却绝不能把它附会到这座庙的池上。“佽飞”本来写作“兹非”，后来“兹”变成“佽”，“非”又与“飞”通用。碧沚龙神庙碑铭 《明道先生行状》说：“上元县的茅山有龙池，池中的龙像蜥蜴，身有五色。祥符年间，皇帝命中使取来两条龙；途中中使上奏说，一条龙飞到空中离去了。”自古以来人们严肃奉祀，把龙当作神物；明道先生曾捕捉龙并把它制成肉干，使人不再迷惑。后来朱文公的高弟滕达道任鄞县县尉，朱文公曾询问他天井山五龙灵迹究竟是否真实；朱文公也有所怀疑，却不敢立即斥为虚妄。吕忠公来到鄞地后，极力斥责阿育王山龙井的荒诞，大概这是大程子遗留下来的说法。我考察唐代白香山新乐府《黑龙潭》诗，其中极力说明祭祀龙的荒谬，已经早于大程子。虽然如此，龙具有灵性，显而易见；它在经典中见于《易》，在传记中见于《春秋繁露》等书。龙兴云降雨，不能说是虚妄。而造物主的变化，也有不能全部用儒家言论加以斥责的，这就是其中一类。阴阳失调、时伏时亢便造成旱灾，阴阳调和便形成云雨；按照常理推究，原因都在于二气。如此微小的万物，怎么能操持这种权力？然而诗人感叹旱灾时，却把罪过归于魃。魃究竟是什么东西，竟然能够造成旱灾？等到考察图谱，确实有所谓魃，并不是虚假的说法。如果说魃尚且能够造成旱灾，而龙却不能造成云雨，那当然是说不通的。感应上天的和气、体恤百姓的疾苦，如果真有像成汤那样的人，难道还会害怕魃吗？难道还要借助龙吗？然而若有使天地中和、万物各得其养的功德，就能尽人的本性而尽物的本性；不祥的魃会退避听命，至灵的龙也会效力，这正不必说它不存在。否则，古人祈雨的礼仪都可以废除，《诗经》所说“没有哪个神灵不被举荐祭祀”，不也就成了荒谬的话吗？只是愚民迷惑于此，妄想借此求福，便有如白居易所讥讽的情形。有人说：“既然这样，那么能够捕来制成肉干，又是怎么回事呢？”我说：“天下没有不灵的龙，却从来没有不被人豢养的龙，所以也从来没有不被人制成肉酱的龙。古代就有这种事。然而因此便说龙没有灵性，却是不可以的。就拿我们乡里天井山的龙来说，有人向山中祈求，有时得到蛇，有时得到蜥蜴，有时得到青蛙，都能应验。只是前明太守林梦官祈求得到青蛙却没有下雨，便亲手杀了它，雨就下了，这大概就是改变社稷祭祀对象之类的说法。但究竟既然得到了雨，也不能说龙对于旱涝毫无关系。”碧沚龙祠，就是阿育王龙神的行馆，佛教徒说它是护塔之神，这是妄说。至于它的灵验显著、足以庇护百姓，旧碑中记载得很多。只是我家在祠堂右边，每次进入祠中，看见座位中央所设的衣冠人像，实在觉得毫无根据。难道真有龙而又是人的形状吗？于是我同乡里的诸位士绅商议，用木主来代替它，并为它作铭。铭文说：南湖白龙轻轻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啊，西湖灵蟃浩荡而来啊；寄居此地的神灵莅临，城中便有了光明啊；育王寺的金沙，时时携带着它们前来啊；五龙轮番降临神幢啊，兴云降雨，所施的恩惠怎敢忘啊；击鼓撞钟，声传十洲苍茫啊。南湖白龙轻轻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啊，何不归来一同翱翔啊；看不见深渊中的神灵，香火却永远不断啊。宋兰亭石柱铭 姚江黄先生说：古兰亭在崇山下，距离今天的兰亭约二里远，那里都被农人开垦成了田地，只是流觞曲水的遗迹还隐约存在。明万历年间，徐贞明立石柱作为标志。我因黄先生的话感叹道：这座亭子迁徙过很多次。《水经注》所记载的兰亭，最初在湖口，后来移到水中，不久又移到天柱山上。天柱山在湖南，百年之中三次改变地点；从刘宋到赵宋，它的兴废又不知经历了多少次，只是已经无法考证了。如果按照天柱山的道路考察，它距离今天的兰亭三十里；而唐人的《兰亭联句》诗已经明确说那里不是旧址，那么这根石柱所标志的宋兰亭，就不是古兰亭。大概自天水诸位君子爱好翰墨以来，才有天章寺来保护这座亭子。开庆以后，我家三代连续与戚畹结亲（一位是慈宪夫人，一位是福王妃，最后一位是仁安皇后）；先太师徐公去世后，朝廷赐葬于此，所以承蒙恩命，把天章寺旁的土地全部赐给先少师，大概也曾把亭子包在其中而占有它。至元甲午年，东平王俣巡视越地，认为这里就是永和年间修禊的地方，却反而空缺无物，想在这里建祠祭祀王羲之。当时先少师以哑疾闭门已经很久，王俣写信来，先少师便命他的儿子把亭址交给官府，于是设置书院，设立山长，招收诸生。河南人狄甲继承王俣来到这里，他所塑的王羲之像恰好在三月上旬的上巳日完成，于是修复曲水流觞的旧事，让人各自探取一韵赋诗。剡源戴氏就是为此作《游兰亭序》的人。后来楚人汤垕任山长，又修缮兰亭祠，并疏通山麓淤塞的水道，重新摹刻《兰亭序》的石本置于墙上，又疏浚墨池。剡源戴氏就是为此作《临池亭记》的人。大概当时也都误以为这里是古兰亭。此后一直到明代嘉靖年间，差不多二百年，宋兰亭又被迁移；这一次迁得比过去近，而崇山的旧址已经荒芜成了蔓草丛生的地方，斜阳荒烟之中，砍柴放牧的人在其间徘徊，只有这根石柱孤独地挺立着，毫无损伤。可见消沉泯灭的古迹实在太多了。又听说宋朝最初灭亡时，戊寅年六陵遭难，遗民如同鬼魂交战，泉水呜咽；在这座寺中，曾护送两部经书到天竺。那时先泉翁还没有迁居杭州，本来是唐林诸公的吟诗同伴；冬青树的主人就在我家，而如今这些事全都无法考证了（泉翁是少师的堂弟）。这样看来，经过这根石柱时，不知情的人只会惶恐叹息，追念王羲之的高尚风范而不忍离去；而我又加上了对祖先旧业的感怀。这件事不能不记述下来。于是把铭文刻在石柱上，又作诗来系述此事。铭文说：永和年间暮春时节，山南的三月初九日，在深深的水潭边举行祓禊，彼此一同呜咽。白日尚且会腐朽消散，我的铭文却不会磨灭。

译宁波府儒学进士题名碑 宁波府学宫重修的这一年，观察使西凉孙公详细考察历科进士，准备题写姓名，以彰显甲科的盛大事业，将使前来观览的人受到激励，振奋志气。我已经遍览其中的姓名，起身说道：近世取士的方法赶不上古代，而士人也忘记了自己所应珍视的东西。把朱子《建昌军进士题名记》反复读上三遍，实在令人长叹。因此琴山傅氏曾经参加大廷策试，葛郕公预期他会中首选，却没有实现。琴山说：“在考场中的得失、困穷和显达，与我无关；一生的困穷显达和贤能与否，也与我无关。”郕公感叹这是名言。我们乡里从南宋直到今天，考中状元或高科第一名的人并非没有；但流传久了，即使他们的子孙有时也不知道祖先是怎样的人，后辈更已经有人连他们的姓氏都不清楚。他们生前荣耀晋升的阶梯，几乎就像风中飞鸟经过一样，虽然想凭借这点荣耀来窥望九品官阶的高下，或许也未必能够。然而七百多年以来，唯独广微先生长久存在于人们的耳目之间，即使三家村的老学究，也没有不收敛容色、肃然下拜的，都认为他是淳熙时期正学的宗师、嘉定时期的士人师表。自从有进士这一科以来，以理学大儒身份考中此科的，有横浦、玉川和广微三人；三人巍然相望于三江千里之间，而我们乡里有幸占其中之一，这就是乡里的美谈。至于省元，有习庵；词科，则有厚斋，差不多可以鼎足而立。我读东发的《两朝政要》，其中有些内容是《宋史》没有完备记载的，说广微最受理宗的宠遇，而当时前后任宰相的又都是他的乡人，他却始终没有一句阿谀偏私的话。对于史弥远，他说史弥远年老时应当把政权交还给郑清之；对于史嵩之，他说他踏量田亩、侵害百姓；还说史弥远不可以任宰相。他曾因边境紧急而分条陈述时务，没有不切实恰当的。李宗勉推荐他，说可以大用，理宗正想任用他为相，恰好他因病去世。习庵与广微同朝，也受史氏排挤；厚斋则更加不逢其时。然而人的成就并不由困穷显达决定，何况科举功名又能增加什么呢？广微年轻时受到父亲庭训，在年少求学、背负书剑的时候，已经领会了本心之旨。等到他考中进士，慈湖还因他年轻而惊惧，告诫他要以千里之内百姓的生计为己任。这说明父兄的教诲能够先行，必定不至于被时俗和众势所局限。像朱子所说的这种人，也是有志于追随前代正人君子风范的人应当留意的。总之，士人如果没有听闻大道，就免不了被浮名打动。所以宋人津津乐道于中第的荣耀，认为即使率领十万军队，收复幽蓟，凯旋劳军，向太庙献捷，也没有什么能超过它；而陈同甫晚年竟不惜委曲正道来求得合意。又哪里知道，高科大第本来就有因人的品德而受到尊重的呢？观察使说：“这种话，是今天世上很少听到的。”这也难道不是我们这些担任主考官的人应当共同明白的吗？为什么不把它写下来记载呢？我将把它刻在石头上，于是编次这些话呈给您看。《鲒埼亭集》第二十五卷，鄞县全祖望绍衣撰，余姚史梦蛟竹房校。行状略 工科给事中、前翰林院编修济寰曹公行状。曾祖六龙，诸生，皇帝追赠浙江遂安县知县。祖父垂云，诸生，皇帝追赠山东道监察御史。父亲泰，曾于康熙戊午年中举，任福建莆田县知县，皇帝追赠工科给事中。本籍是松江府上海县人，属青浦县籍，享年五十九岁。

译公姓曹，讳一士，字谔廷，济寰是他的别字。家世本是宋代枢相武惠王之后，明成化年间才迁居上海。五世祖曹诚有隐逸的德行，姓名载入《明史·孝义传》。公十五岁补为诸生，年轻时便留心于十四经、二十一史，贯通经史，并不只是拘泥章句。他尤其潜心研读洛学、闽学诸书，广泛搜集旁证曲证，来求得融会贯通。每当作诗、古文、词，温润雅洁，见到的人无不折服。有时利用闲暇选编坊社的经艺文章，也因此流行天下。公对经学的造诣深厚，综合考核儒家先贤的学说；对于科举文章来说，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余技罢了。然而海内穷乡僻壤的兔园学究，正因为这些文章，无不知道有曹先生这个人。可是他的命运不佳，困顿于诸生身份将近四十年。每逢三年一次的大比，持节来到江左，主持考试的人无不想得到公，以此增重声望。庚子年，今礼部尚书、景州魏公主持江南试榜，后来在鹿鸣宴中三次叹息，以没有得到公为遗憾。河道总督湘潭陈恪勤公对天门唐南轩说：“曹君困顿太久了，我将资送他进入太学。”公因为母亲太宜人年老，不愿前往。适逢左副都御史、侯官郑公以督学身份来到这里，便采用拔萃贡明经的办法。丙午年开始参加顺天乡试，第二年春天参加会试，没有考中。按照新例选取贡士，挑选其中最优秀的授予教职，于是公被授予江南直隶通州如皋县学教谕。到任后修订并阐明苏湖的旧例，讲习经学和治国之道，创作诗文来表彰节操和孝行。不到一年，参加上计考核，于是考中进士。大学士海宁陈文简公、礼部侍郎华亭王公共同向朝廷推荐他，改任翰林院庶吉士。公凭文章驰名天下已经很久，到了老年才脱去布衣身份，主持考试的各位公卿都自以为是龙湖得到了震川。不久充任顺天壬子乡试同考官，选拔士子二十多人。如今的礼部尚书溧阳任公担任主考，赞赏他为选得人才中的第一名。癸丑年散馆后授任编修，世宗召见他，询问他的年龄。他奏事完毕，皇上两次称赞他明白事理。当时大学士桐城张公宣示皇上的意思，说山西太原府知府职位需要人，将从翰林官中选补；但公坚决推辞，希望留在馆阁。刑部侍郎奉天王公推荐他充任《一统志》馆纂修官，分任撰写广东一省以及湖南各府州的部分，揭发旧志中的错误很多。甲寅年主管内翻书房事务，乙卯年充任《文颖馆》纂修官。五月改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八月，今上继承皇位，一个月之间，纯王施行的善政多得数不清。公既感念世宗的知遇之恩，又正值重华继承光明之时，更加想着奋发努力来报答皇恩。于是有诏令群臣轮班奏对，朝廷内外都欣喜不已，共同盼望听到正直的言论。公首先说：“督抚，是守令的表率。但督抚之中都有贤能之人，也有有才干之人，贤能兼备的是上等；有德行而才干不足的次之；才干有余而德行不足的又次之。督抚是否贤能，从他们所推荐的人就可以看清。如今督抚保举题荐守令，大约有几种说法：有的说年富力强，有的说办事勤勉谨慎，有的说不回避嫌疑和怨恨。至于实际政绩，大致说是钱粮没有拖欠、开垦有多种办法、善于捕捉盗贼。如果果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确实可以称为能吏。然而不久以后，有的人因贪赃污秽而显露，有的人因残酷苛刻而闻名；通常所说的贪吏、酷吏，没有一个不是出自所谓能吏之中。那些贤能的官吏，不过是诚恳质朴而不事华饰，不过是恻隐怜悯、爱护百姓，不过是侍奉上司时不作诡诈逢迎而已，不过是官吏和百姓异口同声说他不烦扰百姓而已。考察当今世上，这样的人并不少，但督抚的荐举名单却从未涉及这些人，难道不是反而把贤吏看作无能吗？还是也把能吏就看作贤吏吗？” 臣担心所谓的能吏，并不是真正有才干的人。把奔走办事便利说成有才干，那么老成持重的人就会被认为迟钝；把应答敏捷、能言善辩说成有才干，那么木讷寡言的人就会被认为迂腐疏拙；把炫耀才能、喜欢生事说成有才干，那么镇静沉着的人就会被认为懈怠迟缓；把勇武强健、严厉残酷、不顾他人议论说成有才干，那么那些勤劳于安抚养育百姓、拙于罗织罪名的人，就会被说成沽名钓誉、才能力量不足，进而被搜罗琐碎过失加以罢黜。至于所选用的人一旦溃败失职，就说：‘臣不该先前错误地举荐了他，一切听凭有关部门议处而已。’既然有错误的举荐，就必然有错误的弹劾。错误举荐尚且如此，那么错误弹劾又将如何处理？错误举荐的人还可以议论他的罪责，错误弹劾的人又将从何处追究呢？臣认为，如今的督抚，多有明察整肃、追求功绩的意图，而少有敦厚宽大、使政事成就并且富裕百姓的道理；多有损害下属和百姓、增益上级的做法，而少有损上益下的道义。这关系到治理国家的根本。皇上对于丈量土地、开垦荒地、分割州县、改调牧令等一切纷更扰民的举措，都实行罢除改革，那么担任督抚的人，想来没有不承接皇上的恩泽、宣扬皇上的教化了。所担心的是，他们有的或许固执于原来的成见，于是掩饰错误来保护自己；有的或许存心迎合，又将姑息敷衍以求苟且安逸。臣冒昧请求皇上特意颁发谕旨，加以剖析开导，使他们在精明严肃的同时，施行从容宽大的政令，让有才干的人努力趋向贤德，让贤德的人更加勉励自己增长才干。” 如果有人受到谕示仍不醒悟，就请皇上断然下令罢免斥退他们；这样督抚没有不洗心革面、清除杂念的，守令也没有不能把情况上达朝廷的忧患。这就是：能够识人的明哲，正是安定百姓的恩惠。奏疏呈入后，皇上立即向各省宣布；他又请求放宽牵连妖言的案件，以及挟持仇怨诬告诗文的案件，以便停止这种恶习。他说，古代太史采集诗歌来观察民风，借此了解各国政治的得失、风俗崇尚的美恶；这就是《虞书》所说通过治乱来采纳、发布五言诗的意思，使下情能够上达。到了周朝末年，子产还不禁止乡校中的议论。只有那些行为邪僻而固执、言语虚伪而善于辩说的人，即使是闻名之士，圣人也必定会处以两观之诛，实在是因为憎恶他们惑乱众人。从前有人编造言语，明显有背逆的迹象，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圣祖、世宗因为他们自己犯下大逆之罪而诛杀他们，并不是出于不得已。至于作诗作文，言语涉及疑似之处，如陈鹏年任苏州府知府时游览虎丘作诗，有人密奏说他大逆不道；圣祖明白告示九卿，认为自古以来诬陷善类，大多就是这样。圣祖的明察洞见幽隐，可以作为万世法则。近年以来，小人不明白两朝诛杀大恶之人的缘故，往往挟着个人的怨恨，借助捕风捉影的话，攻击诗书，挑剔字句。

译有司看见事情风声四起，便多方追究审问，有时牵连师生，株连亲友，弄得家破人亡、逃亡避祸，实在令人怜悯。臣愚见认为，井田、封建不过是迂腐儒生的常谈，不能据此治生；如今反古述怀、咏史之作，不过是文人的习惯姿态，不能把它们当作援引古事讥刺今事。即使序跋中偶然遗漏纪年，也可能只是草野文人一时疏忽，并不一定果真怀有悖逆之心。臣敢于把这些意见明确写出。如果把这类文字全部比附为妖言，罪至不赦，就会使天下告发检举不止，士子以作文为戒，这实在不是国家以义端正法律、以仁宽容蒙昧的本意。臣恭敬地读到皇上的谕旨，凡奏疏中从前需要避忌的事情，一概扫除禁忌，由此仰见圣明胸襟开阔、气度宏大，这正是古代广泛进奏、采纳民风的盛况。臣私下认为，朝廷的章奏尚且不再避讳，那么在野人士的书信文章，又何必吹毛求疵？请下令各省大员查明从前有没有这类案件；如果现在不准援引赦令的条例，请把情况上报，等待皇上明确裁定。今后凡有检举文字的人，如果没有确凿迹象，就以被告发者所犯的罪反过来治告发者之罪，作为挟仇诬告者的警戒，这样或许可以减除文字所带来的祸害，平息告讦的风气。皇上也依照公的请求办理；公在对班中所上的五道折子，大多被皇上采纳记录。旧例规定，十三道御史按次序转任六科给事中，比较资历和俸禄的深浅；公进入御史台仅六个月，便特意转任工科给事中。公陈奏封事，即使是旧日交游、门生故吏，也没有人能够探知其中的头绪，所以他所说的事情，除非是皇上发出，总理诸臣共同阅览以及交由各部议论，否则都无人知道。后来他弹劾原任河东督臣王士俊，奏疏上呈后，外面有人私下听闻，没人能猜测消息从何而来；皇上听说后不高兴，认为是公自己泄露的，于是命令有关部门议处。部议决定降职，皇上最终仍眷顾公，从宽留任。公从未因此稍稍挫折敢于进言的气概，仍然像起初一样侃侃直言。不久他又陈奏工料价格有定额，而官吏克扣却没有定数；查得雍正十年刊行过《内廷现行则例及物料价值》一书，大小事项全部载入，成法井然有序。只是各省兴建工程，有时要根据当地情况估量材料，有时要根据时令安排劳役，应当等各督抚题报到达后核议，再请皇上裁旨，以求价格公平、货物优良、储备相称、工程坚固。圣朝把明确的政令寄寓于考核工程之中，小民也就会像子弟归附父母一样前来出力谋生。后来有的因浮冒虚报被弹劾，有的根本没有列出工料数目，只笼统开列而被有关部门驳回，有的被驳问后才编册申报，仍与部定条例不符，被勒令追缴赔偿；有的随着弹劾追究侵冒，随即责令重新修建；有的工程确实难以重修，只好暂时沿用旧状，略加弥补遮掩。所有这些，大体都是虚耗国帑、耽误工程、使百姓困苦、使劳役受害的情形。事后被纠察弹劾的事情已经不少，那么事前的防范就应当周密。臣私下担心，不符合部定条例而虚报销账的容易查知，符合部定条例而虚报销账的却难以察觉。各省在工程尚未开工前，确实估算后报送有关部门；工程竣工后，再派委员勘察核实，这是通常的规例。然而九卿所制定的条例、各项工程估算的数目，各省官吏都能知道，而列市商贾、出力的工匠却不知道。既然不知道工程材料应得的数目，物价高的就压低到低价，工价、人工数目多的就压减到少数；说这是国家的定例如此，于是节省的名声归于官员，侵吞牟利的好处却落入私人手中。至于州县偶尔有疏浚修筑工程，一定要按照保甲编制发票，催促签押拘集民夫，才能开始服役。假如真的符合部定条例，穷苦百姓都足以维持生活，为什么不踊跃赴工，却要烦劳官府催逼？这都是官吏隐瞒既定数额，任意伸缩、出没作弊造成的。臣认为，物料应当得到相当的价格，劳役应当得到相称的报酬；国家统筹劳作、节省费用的功业，岂能成为臣下少报支出、多取入囊的资本？工程先经过核减数额，又不能全部发给，如果没有克扣，哪里来的虚报销账？不能只等事后被人参劾，姑且用来塞责。伏请下令各省督抚：凡一切营造、开浚所需的物料和工匠，都依照部定条例估定数额，一面题报，一面立即命令有关府州县刊刻榜文，悬挂在施工地点，使公平正大的价格让众人都能看见、听见，稍有任意伸缩、隐瞒出没，人人都可以指证。即使有不肖官吏包揽工匠头目，驱使他们公然胡作非为，使他们都抱有‘人多我少’的恐惧，哪里还会有事前笼统申报、事后侵吞追赔的祸患呢？他又陈奏各州县官员审理案件时，书吏上下其手、改窜供词的弊端，这些意见都得到皇帝旨意，交有关部门办理。公担任言官不过一个任期，但所提出的建议都对世道民生有益，朝野传诵，期待他的风采，认为他将要受到重用。然而七月中忽然患哽噎症，从八月到十月时发时愈；又过了一个多月病情加重，于是于二十一日去世。他生于康熙戊午年十月十六日，享年五十九岁。起初娶宜人张氏，是泰安州知州锡怿的孙女；继娶陆氏，是广东潮惠道振芬的孙女，两位都没有儿子；又娶刘氏，生子锡端，作为长兄的后嗣；妾室朱氏，生子锡图，女儿三人：长女嫁给叶承，叶承是雍正丁未进士，任池州府贵池县教谕；次女嫁给陆秉笏，陆秉笏是诸生；另一女还年幼。公在同辈中属于晚达，但他立朝的大节光明磊落、清楚可考；虽然没有活到施展全部抱负便去世，他所树立的品格已经不愧于古人。二哥年老后才考中，干乡公计算他将要到来，亲自到芦沟桥迎接他，夜里住在旅舍，有时同床谈话直到早晚，饮食也亲自侍奉他。二哥回去时，两人流泪告别；过了一年二哥去世，公穿丧服、吃素整整一个月。他一生听到别人的善行，便不吝开口称道，尤其爱护、奖掖和引荐士人，鼓励帮助无微不至；他所成就的人非常多，却不肯为了满足别人的请求而苟且徇私。壬子科场中，他多次对同考的诸位君子说：大江南北专心治经的士人有若干，学识广博的士人有若干，文章雄健的士人有若干，希望各位留意。听到的人把这看作通榜取士的习气。后来同乡姚生年轻时出于公门下，正是公供给饮食、教诲培养而成才的。榜单发布时，姚生没有中选，人们因此佩服公的无私。每当谈到国事，他尤其忧勤恳切，不能自已。吏部侍郎鄞江邵公出任江苏巡抚时，公已经患病，仍亲手草拟数十张纸，都是地方利害的大事；他在病床上勉强起身写成，送给邵公。

译公虽然在京城任官七年，但靠近城郭的田地仍只是年轻时的旧业，家属还在南方，正准备派人去迎接，尚未来得及便发病了；他没有一句话提到家事。年幼的孤儿体弱无依，刚刚不到十岁，赶来奔丧很困难。整理残破的箱笼，只得到几捆图书。俸禄和粮俸的余款，不足以备办丧事。他一生的著述，大多还没有编成书，于是从散稿中一一收拾出来，将与门下同年的诸生徐氏慢慢编纂，以便流传于世。现在先把他的生平言行大略记述下来，作为将来国史、家乘的底本。谨作此状。通判、知山东堂邑县事张府君行状。曾祖父大治，诸生，皇帝追赠文林郎。祖父万机，国子生，皇帝追赠文林郎。父亲之纪，任河南孟县知县。本籍是浙江宁波府鄞县人，张华山人，享年七十二岁。君讳兴宗，字肯堂，先世是宋景炎年间太傅越公文天祥之后。越公从临安发出抗战的议论，背城一战没有成功，便率领部下向东渡海，驻扎在庆元定海的巾子山，任观察使。元朝使者的降将卞彪计谋劝降他，越公将卞彪擒来，在山下处以磔刑。适逢陈丞相等人起兵拥立端宗，越公于是渡海前往归附，辗转于闽、粤之间，最终在崖门殉国。庆元的遗民为越公在巾子山上立祠。公的长子从百死中逃出，因庆元遗民多半感念越公，便逃亡来到鄞县张华山隐居，聚族居住了四百年，潜藏的德行没有显扬。自君的祖父凭才智游历江湖以来，国初有功勋的大臣多次聘请他入幕；他曾长期侨居山东以及松江，后来回到宁乡，到了孟县。君开始取得仕籍后，以清廉能干的官吏著称。君是孟县长子，以卓越才华列于国子弟之中。当时张氏家门正盛，甲第田园富足兴盛；而孟县内心醇厚、行为笃实，显贵而不骄傲，富裕而不奢侈，努力敦厚孝友，勤于施惠族人乡党，远承古人义田的遗风，设置家塾来教导族中子弟。各种事情，全都由君负责督理。君能够仰体父亲的心意，把自己置于诸弟之前，清除世俗富贵子弟骑马穿裘的习气。我们乡里的士人舆论一致认为，他像汉代万石君那样不多言而亲身实行，孟县很像他；而能够继承发扬家风，则君大概是郎中令一类的人。君既亲自统理家政，对自己没有丝毫私心，几个弟弟也受到他的诚心感化，彼此推让梨枣，和睦快乐。只是君胸怀坦荡地待人，不猜疑、不臆测，于是因此被人辜负；接连遭遇困厄，突然耗损损失达三千金，而家门的负担更加沉重。又屡次遭逢死亡丧事，维持生计更加困难，因此家道逐渐衰落。按君的资格本来也应当早日得官，却中途沉滞，又遭遇母亲去世的变故。到雍正己酉年，才得以进入京城列入候选官员名册；那时君已经萧条困顿，成了穷人。第二年，皇帝在殿中召见他，认为他有才干，于是派往东省试用，主持此事的是如今的都御史唐峨村。唐公当时正任东臬，一见便认识到他的才能，命他查办赈灾事务；但一同办理赈济的官员大多想节省赈粮，体恤饥民的却很少。东臬亲自外出查验，又被请求赈济饥民的人不断搅扰，颇为激怒君。君婉转调停，核实确有虚报冒领的便裁汰，其余的都疏通户口并增加赈给。东臬大为高兴，认为君善于体会并贯彻他的意图，而且弥补了他的过失。事情办完后，东臬把这件事告诉署理巡抚王、刘二位侍郎，试授君为堂邑县知县。君到任办事后，首先进入监狱，看见里面另有几间房，便问：“这是什么人住的？”狱吏说：“这是前任县令沈某离任后，为监追亏欠而建的。”君惊惧地说：“要引以为戒啊！”君做县令，确实有超过常人的地方。他刚接受任命时，看见征收的钱粮都凭户房书吏编造的赤历流水簿办理，而幕友只核对大概，求得没有错误罢了，从来没有逐一查对。凡是摘拿大户、勾销流水账目，都出自书吏之手，因此他们得以舞弊。一丝一毫稍微增加便成为厘，厘稍微增加便成为分，逐渐积累起来就很多。书吏因此可以把已经由各户漏缴的钱粮，或者私自收取大户所交的钱，拿来肥己，再用民间多出的部分抵补。如果剩余很多，不肖官员和不肖幕友便分食其利。这本来就是天下普遍的弊病。君另令幕友中精于会计的人，逐户查对赤历，核实清楚；勾销和摘拿都从内部发出，不让主管书吏预先参与。书吏渐渐感到害怕。年终仍剩余二百七十多金，书吏也故意想借此试探君。君想到剩余的钱无法逐户退还，便仍把所拘捕的逃户和有粮无地的赔粮户中情况最严重的找出来，免除他们二百七十多金的征收。贫民受到恩惠，却不知道恩惠从何而来；主管书吏内心也感到惭愧，不敢有所怨恨。第二年，便命令赤历以毫为止，差役和杂费不得增加一毫。然而年终仍剩余一百五十多金，书吏便用旧年平均摊派的钱抵补给贫民。因此原任县令的亲属有的故意拖延不完，以图蒙受恩惠，君一定要断绝这种做法。到了第二年，赤历以忽为止，书吏渐渐无计可施。年终不过剩余十多金，君命令把它存入库中备用。此后浮征逐渐绝迹。君因而感叹，主管征收的官员治理赋税很难；不肖官员和书吏共同作奸，不熟悉吏事的人听任他们办理收支，所以应当让大员在每个州县提取赤历来稽核，人人都可以依法治罪。君又想到此前查办赈灾，都是由于保甲制度执行得不好。如果保甲果真严密，哪里会有贪婪狡猾之徒混入其中、老弱人口遗漏的祸患？于是他用心实行，周密详尽、审慎细致；详见君所著《清厘堂邑户口记》，其中办法最为完备，可以推广到天下实行。后来堂邑多次遭遇水旱灾害而接受赈济，唯独堂邑最容易办理；治理盗贼也因此逐渐减少，这些都是成效明显的地方。最终除正常赋税之外，还有剩余的税款，上级布政使按十三成征取，而主管官员多有从中润私。君把所得全数缴出，一点也没有留下。当初君居乡时，曾感叹近来主管地方的官员审理诉讼有失，不论大小事情，动辄经过数月，甚至搁置数年不能结案。抄录状词要花钱，出票要花钱，拘捕犯人要花钱，挂牌听取口供要花钱，传到堂上审问又要花钱。大概从六房、两班差役直到执行杖刑的人，没有一个不要钱；尤其令人惊讶的是，还有所谓“赏纸”的惯例，一张票发出，差役便争相谋求领取。以赏给差役为名，其实是引导他们索取费用，难道还有人心吗？所以一件诉讼结案，便能耗尽中等人家的财产。等到君任职后，凡符合受理条件的呈词，规定在三日内出票；抄录状词、出票、拘犯的费用一概免除。签发传讯牌时，估量路程远近，亲笔限定某日带人来接受讯问；逾期便责罚，挂牌费用也免除。到了期限，不论早晚，立即讯问并销案。若有需要复讯的，多在第二天办理；有时事情特别复杂，就当面告知日期后遣回，迁延守候、侦探指撞的费用也一概免除。差役畏惧君的严明，求情请托的事情断绝，索取费用的现象也减少。然而君说：“这些人像鬼魅和害虫一样，说能够使他们一切都变得清白，我还不敢相信会这样。只是尽我的心力，实行我的法令，希望不至于决堤的水冲倒堤岸吧？”

译听到的人认为这是至理名言。堂邑人被判处死刑的案件很多，君对于复验尸体尤其谨慎，保全性命、申诉昭雪的人很多，事情繁多，不能全部记载。乾隆二年，东州再次歉收，大府授予以工代赈的办法，题奏开挖武城、临清、夏津一带的运河。君当时署理临清知州，所辖役夫二千三百多人，共估算土方三万三千七百多。白天就在河岸步行查看，一刻也没有停歇；晚上则拿着算盘计算工程。可是拨发的帑银，在君管辖的境内只有二千七百两，不足以供应百姓的口粮，而督促又非常急迫。君为此十分忧虑，叹息说：“以工代赈，是《周官》中的美政；但在今天实行，却有很大使百姓受累的地方，而且没有办法上达。大型工程一旦兴起，人口增多，米价就更加昂贵；老幼不能赴工的人，先要受这种影响。难道说壮年人去做工就能养活全家吗？那么工钱有多少？何况筑城筑堤，可以只按土方计算工数；如今开河必定还要兼做水工。这次河道需要开挖二丈四尺，刚开始在平地开挖，一个人一天可以挖土一方，所得工钱还算宽裕。等挖到七尺多，地势高低悬殊，两个人忙一整天也只能挖土一方，那么所得工钱连挖到一丈五尺以上都不够；三个人忙一整天也只能挖土一方，而水已经横流四溢，又另外需要人来运水。” 这种运土必须先修筑桩、坝，使用水车，然后才能运土；而运土的人来回要走八十多步，劳累更加严重。挖深到二丈以后，三个人忙一整天还运不满一方土，但所得工钱又不增加，这怎么能救济饥民呢？于是人们早晚不断逃亡，形势已经无法控制。大吏起初只按原先的计划办理，但涉及土方工程，既然受成数限制，想稍作变通，土还没挖到一半，库银已经用尽，必然耽误工程。主管官员的资力又非常有限，即使捐出自己的钱来应急，终究也不够，即使拿自己的性命来承担，又有什么用？不得已，只好自己先捐钱，又对那些略有余粮的富民苦苦劝说、委曲求全，请他们帮助供给工匠饭食，这才勉强筹集起来。假使当初估算时，预先分别计算水工、土工和人工的费用，那么官民都不受拖累，工程也容易完成；同时再另行设法赈济那些老弱家属，事情就不会受阻。然而大吏一定不肯周详考虑到这些，以免增加费用，所以替百姓办事的人往往反而给百姓增加负担。这些只有您亲身经历过才知道，而我准备详尽叙述、并不厌烦，正是认为足以使天下后世临事的人以此为鉴，从而触动他们的良知。不过这项工程结束后，您终于因为积劳成疾，右脚被污水泥泞所伤，屈伸不得，不能恢复如初。您代理政务满一年后正式授官，考核列为最优。制府平越王侍郎将要推荐您，恰逢他离任，因而没有成功。北平黄藩司也想推荐您，同样没有实现。后来您先后代理临清、高唐、馆陶，都很有声誉。您在馆陶时，山东按察使白映棠正以严酷手段对待下属，有个属吏曲意奉承他，最终却遭到辱骂，被勒令离职。有一天，他因一件事情把您交来辨明是非，双方意见极不相合，唯独您据理抗争。他非常愤怒，但最终因为您理直，无法再加以处置。有个富人拿八百金在深夜为他祝寿，您拒绝了，而且从未把这件事告诉别人；那富人却把此事告诉亲近的人，于是这件事才广泛流传。其余有益于百姓的善政，不能一一列举并逐条联系起来，但从其中大的方面来看，也可以见到您十二年做官的大概情形。您因脚疾想请求退休，同城的同僚和下属中有厌恶您坚持正直的人，许多请托都不能如愿，于是他们向大吏进谗言，您终于因此离职。堂邑百姓哗然，攀住车辕、堵塞道路，无法阻止。天子也念及您的劳绩，再次召见您，说您还可以任用，准备让您到直隶任职；可是您奏对完毕，疾病发作，伏地不能起身，于是天子下令让您归乡。这样看来，您年轻时承受先人的遗产，生活富足优裕；中年丧失资财，几乎耗尽；晚年得到一个官职，却坚持古人的节操，家中贫困，锅中无鱼、甑上积尘，解下官印南归，家里没有多余财物，僵卧在一间屋子里，处境有些是清寒之士也难以忍受的。虽然枯荣得失也有命运因素，但您能够无愧于古人，正在于此。您一生所做的事无不归于忠厚。前任堂邑令朱君死在任上，欠官府库银二千金，您委婉设法替他偿还，才勉强解决。后来太守把一千金的亏空交给您办理，但再也没有办法谋划，您便用自己的养廉银偿还，又拿二百金作为路费赠给他的家属，让他们回去。乡里管生有了儿子，但他本人替孩子纳了妾，如今终于有了后代。一生中遇到许多意外和横逆之事，纷纷而来，您总是委曲婉转地退让，从不计较；尤其一直想扩充先人的义田，却始终没能办成。晚年困顿得厉害，但仍时时不能忘怀。您的操守行为醇厚笃实，从来没有大的过失；偶尔有一两件小事，自己认为做得不恰当，到了老年还向子弟说起，作为悔恨，希望子弟以此为戒。这大概也接近慈湖所说的反省自讼之学。您生于康熙己未三月二日，卒于乾隆庚午正月五日。死后几乎没有钱财可以办理殓葬。娶胡氏，是杭州府临安县训导德裕的女儿；继娶陈氏，是大理寺少卿紫芝的女儿；三娶项氏，是戊子举人垍的女儿；四娶邱氏，是诸生正恂的女儿。儿子五人：长子嗣镜，国子生，先去世；次子嗣铎，国子生；次子嗣锡；嗣铨。女儿四人。孙子三人，孙女四人。几个儿子准备在卒哭之后，把您与先夫人合葬在她的墓地，于是请求我为您写行状。我自庚戌年与您在京城寓所分别以后，后来虽然音信往来不很频繁，但从东方士大夫那里听说您的政绩和声望非常好。我曾写信，想捐出您的清廉俸禄，修建太傅越公巾子山的祠堂。您回信很高兴，希望请我稍稍等待，等您有力量时再办，但最终没能实现。您归乡时，脚病已经发作，闭门不出；我也整年奔走，不能及时见您。然而我能够知道您居家和做官时的心迹，足以替您向世人表明真相。可惜您的命运困厄，最终没有人能够援助振兴您，以致困穷抱负未酬而死；而还想凭文字之力，稍稍替您在身后申明沉冤和委屈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我。这就是这篇行状。《鲒埼亭集》卷第二十六，鄞县全祖望绍衣撰，余姚史梦蛟竹房校订。行状略文。○明代浙江巡抚、右佥都御史、前分巡宁绍台道金坛于公事略。

译于公名颍，字颍长，另一字九瀛，是南直隶金坛县人。崇祯辛未年进士，历任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隶顺德府知府，又任陕西西安府知府，因事罢官。不久重新起用为尚书工部郎，任绍兴府知府。越地最重视水利，此前以贤能太守著称的，有东莞彭公谊、浮梁戴公琥、富顺汤公绍恩。后来汤公修筑三江应宿闸来泄水，越地的水患才得到大力治理。但三江闸在下游，只能泄水，不能引水；只能防洪，却无法应对旱灾。崇祯末年，正好遭遇旱灾，左都御史刘公宗周居家，认为只有疏通麻溪坝，再在坝的上游疏通茅山闸，才能引潮水、排咸水、蓄淡水，这样即使年年干旱，也不至于成为灾害。遇到洪水时，就把闸关闭。这些办法都是依据浮梁戴公原有的规划。乡绅余公煌、姜公一洪认为这是好计策，但萧山愚民依凭风水家的说法阻挠此事，许多人极力辱骂刘公。当时奉命巡察浙东的是余公鹍翔，他向于公咨询，于公说：“总宪的意见是正确的，下官应当竭力承担。”于是逮捕萧山阻挠工程的首领，杖打并上枷，事情才得以办成。工程完成后，接连几年即使大旱也没有成为灾害，百姓于是异口同声地更加称颂于公。于公虽然是太守，但每件事都必定向刘公请教，像弟子对待老师一样。乙酉年，升任分巡宁绍台道。马士英陪太后来到浙江，刘公哭着对他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不斩杀马士英，就无法收拾已经溃散的人心。”于公于是两次上疏请求诛杀马士英，没有得到答复。刘公又说：“明府如果最终能向天下申明大义，也就可以了。”于公认为自己是外臣，不可以擅自杀宰相，因而没有实行；于是与刘公向东归去，谋划联合姚地的熊公汝霖共同起兵，但清军已经进入杭州。刘公绝食，于公也进入云门山中观察形势。通守张愫献城投降贝勒，清廷立即命他任绍兴府知府。恰逢义兴伯以苍头军起兵，斩杀张愫，派百姓迎接于公。于公骑马赶到望城，城中人哭着说：“于公来了，我们的事情有救了。”起初，于公秘密派遣前指挥朱寿宜、朱兆宪等人招募军队；这一天，各路人马纷纷率军到来：前副将刘穆招募五百人到达，前参将郭惟翰、都司金裕各招募五百人到达，前守备许耀祖带五百名官兵到达，前指挥武经国招募六百人到达，前太仆来方炜、前职方来集之也各自带兵到达。于公于是乘小船，带着一个矮小童子向西而去。萧山新任县令陈瀛出来拜见，于公把他抓住；贝勒的使者拿着榜文到来，于公又把他抓住并烧掉榜文。榜文击鼓示众，众人在都亭会集盟誓。这是闰六月十三日。于公于是带五百人连夜赶赴固陵。此前派出的诸生庄则敬等，带着一百多艘江船到达。清军在西岸，却没有察觉。于公的军队没有铠甲，于是向固陵百姓各借一件棉衣，迎着潮水径直渡江。萧山人沈振东为他们带路，把西岸的船全部赶到东岸；船到江中时，清军才知道，但已经没有船可用。于公的军队登上东岸，大声呐喊，于是沿江布防：一军扼守潭头，一军扼守桥司，一军扼守海门，一军扼守七条沙。清军于是把内河的一百多艘船拖到江边，又扎木排填土，准备渡到东岸。于公再次派敢死之士陈胜等人，凿沉了清军的船。恰逢大风刮起，木排漂向东岸各营，被他们钩住并拿来使用。当时人们认为这是神灵相助。于公对诸将说：“杭州已经有重兵把守，攻取不容易。不如在下游从桥司进入海宁，出兵海盐，以沟通震泽；在上游从潭头进入富阳，通向余杭，以扼守独松关。昨天听说海宁已经起兵，而富阳还被口将郎斗金占据，不能坐视不管。” 于是派刘穆连夜袭击，终于打通了通往余杭的道路。原余杭县令邱若浚和瓶窑前副将姚志卓前来会合。刘穆驻军清风亭，作为援军。清军突然到来，又进入富阳；义士刘肇勷等战死。王宗茂、阮维新等奋力作战。于公从渔浦渡江前去救援，富阳于是重新安定下来。这样，方国安得以驻守七条沙；江边各处之所以使清军不能立即渡江，是因为于公攻取了富阳。（有人认为这是张公国维的功劳，是不对的。）监国来到越地，晋升于公为按察使，代理巡抚事务。不久又晋升为右佥都御史，负责督师。于公自成一营，守卫渔浦。当时正兵是方、王两家，义兵是孙、熊、章、郑、钱、沈六家；杭州人陈公潜夫等率领客兵，另成数家，于公夹在他们之间调处。然而内外交相争斗，争夺兵力和粮饷，于公作为守土之臣，竭尽全力支撑，因此比诸公更加辛苦。王之仁尤其憎恨于公。有一天在潭头会面，谈话间王之仁拔剑指向于公，马士英用身体遮挡于公，于公才得以免难。不久听说清军将从海路到来，于是调于公驻守三江口。于公此前已经三次上疏辞官，都没有获准。到这时连续上章说明危急形势，但方国安的军队逃走，各处守军溃败。于公没有赶上护送监国的队伍，便从海路返回京口。他戴着黄冠闭门不出，这是于公保全自身的明智之处，也有别人无法做到的地方。己亥年，清军水师进入长江，京口失守。荐绅以及诸生都聚集到他的营中，于公独自认为局势还无法确定，于是躲避到山中。等清军从京口退去，士大夫遭受的祸害最为严重，而于公高卧山中，最终安然无恙。于公离开越地已经超过一百年，地方志因为避讳，没有为于公作传。我们乡里的林都御史时对曾经记述于公，如今也无法看到那篇文字。能够讲述于公事迹的人已经很少了。萧山愚民于是关闭麻溪、茅山两处水口，不再疏通。陈先猷等遗民竭力争取，也不能恢复，真是可叹。我在蕺山掌教时，曾想就在精舍中为于公谋划一席祭祀，因为辞职归去而没有实现。于是搜集各类野史，写成这一篇事略：上面用来彰显于公的大节，下面用来记载越中水利所涉及的事情。后世考察古事的人，一定会从这篇文章中得到启发。○明太常寺卿、晋秩右副都御史茧庵林公逸事状。

译柳先生作《段太尉逸事状》，大概是为了补充前一篇行状中没有记载的内容。陈了斋作《丰尚书状》，只是叙述历任官职而不涉及一件具体事情，又另成一种体例。前太常寺卿茧庵林公去世后，他的行状大概采用了了斋的体例。如今时代相隔渐远，遗漏的事迹不只是像段太尉那样而已。我考虑到林公的名望和德行，是新旧两朝共同看重的，所以搜集残余资料，粗略补足首尾，只好题名为“逸事”。唉，经历桑田沧海变故的诸位先生，凭借治世之才却憔悴消瘦、抱负未酬而死；那些庸碌浅陋、见识短浅的人，谁来替他们收拾遗事呢，实在太多了！林公名时对，字殿扬，学者称为茧庵先生，是浙江宁波府鄞县人，为宋代名臣特进保之后。曾祖某，祖某，父某。林公在崇祯己卯、庚辰年连续被荐举，成为进士，时年十八岁，授行人司行人。过了一年出使淮藩，又过一年入任制科；再过两年，北都灭亡。赧王在南方即位，以吏科都给事中的身份召用；又过一年，南都灭亡，他仓促回乡，参加江边军队，屡次升迁为太常寺卿，晋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又过一年，政事败坏，他闭门不出；又过了十八年去世。林公年轻时，长兄荔堂先生喜欢谈论名节，林公与他共同讨论，荔堂把他当作令人敬畏的朋友。林公在倪文正公门下执经受学，成进士后，施忠介公、徐忠襄公都很器重他，给了他许多指点。常熟口侍郎口口听说林公的名声，招请他，林公没有前往。与他同任官职的人中，他和刘公中藻、陆公培、沈公宸荃最为亲近。有人问他：“冷清的闲官生活寂寞，靠什么自我排遣？”林公说：“如果不爱钱，本来就没有什么炙手可热的地方。”当时人们赞叹这是名言。他任制科官职后回乡，陈恭愍公、钱忠介公一见到他也与他相契。后来任职科道时，时局正放纵其昏乱狂妄，林公因轮值应对而上三道奏折：他说史可法督师的军队在江北，是屏障江南的力量，不应让人掣肘；至于进攻、作战、退守，应当授予他临机处置的权力。左都御史刘宗周是四朝老臣，天下仰望如山斗，应当置于左右。翰林检讨方以智出身忠孝世家，辗转艰难来到南方，不应把传闻之说强加给他，并且应将奏疏留中，不下发。当时台省官员混乱，邪党超过一半，唯有掌科熊公汝霖、掌道章公正宸声望清正、敢于直言，都把林公引为助力。阮大铖非常憎恨他，于是唆使方国安以东林余党之罪名弹劾他，林公便和同乡沈公履祥一起离职。截江之战时，孙公嘉绩是林公庚辰年的房师，所以挽留他共同办事。熊公、章公、钱公、沈公联名上章推荐他，朝廷起用他辅佐孙公幕府。他经常上密封奏疏，多次遭到阻挠。中枢余公煌叹息着对他说，不能竭力坚持是自己的惭愧。前御史姜公采兄弟避居天台，林公凭借声望请求召用他们；御史没有来，他的弟弟投奔军队，林公竭力主张渡江。熊公进军海宁，实际是林公从旁协助。自从天下丧乱以来，林公的事迹可以记载的只有这些。各方局势刚刚安定，亳社最终成为废墟，而林公年纪还不到四十一岁，满腔热血无处寄托，只得辗转山海之间。等他回家时，家门已经破败，于是广泛访求国难中的事情，从上至显贵大臣、元老人物，下至老兵退卒，随听随见，斟酌考订而加以论定。在夕阳映照的荒江边，他借此消解胸中的郁结。不久征召士人，林公的名字也在其中，他因病极力推辞。有同年人来探问他的出处，他回答说：“这种事情难道容得南方那些人插手吗？我的志向已经决定了，替您谋划的事，难道会因您是同年而有所不同吗？”来人惭愧于他的话，便不再说了。林公评论人物很少宽假。同乡钱光绣曾在石斋黄公门下讲学，他曾拜翰林张溥、仪部周镳为师，又向口口公学习诗歌。林公说：“娄东只是早晨的花朵，金沙则是羊的本质披着虎皮，都不值得作为老师。”口口到了晚年仍是这样，又怎么能拜石斋先生为老师，却另说自己还有其他老师呢？钱光绣向他道歉。不久，咸淳诸老几乎凋零殆尽，唯独林公年过八十，头戴幅巾，身穿深衣，蹒跚行走、一路吟咏，再也没有人可以交谈。于是他的忧郁更加深重，便让小吏抬着篮舆，走遍街坊市集；遇到有戏台演戏，就停下车观看。林公每次到来，五尺高的孩童都为他让路。有一天到了湖上圣功寺巷中，林公眼睛已经昏花，分辨不出戏台上演的是什么，只看见前面有戴冕旒的人。有人说：“这是流贼攻破京城。”林公立即狂呼，从篮舆中撞身跌落在地，昏厥过去，满脸流血，伶人也一同流泪，观众四散，这一天戏也因此停演。从此以后，林公不再出门，只是闭门叹息而已。去世时遗命用柳木棺材、穿布衣入殓，不许请人撰写行状和墓志，所以这些文字都缺失了。先父曾说：“我十五岁时，跟随你的祖父到林公床前拜见；从此曾整理衣襟向他请教，间或询问漳海黄公的遗事。”林公所举出的资料，除了东厓所作行状以外，还有别传、哀诔、挽诗、祭文以及杂录中的各种遗事，几乎有几百家；其余我听到的最少的，也不下几十家。遗憾的是我不能全部强记下来。先父又告诉我，野史中难以相信的有两种：彭仲谋的《流寇志》错误十分之五，出于传闻，这是君子的过失；邹流漪则是有意混淆黑白，这是小人的过失。其余的也可以依此类推。先父问：“既然如此，那么林公为什么不亲自写成一家之言，以保存可信的史实呢？”林公笑而不答。大概当时林公正在有所著述，只是对此加以隐讳。然而林公去世后，所谓《茧庵逸史》的书稿已经残缺不全。他的诗史合为四卷，如今归我所有。林公娶某氏，生子四人，葬在天井山南面，谨作此行状。○阳曲傅先生事略。

译朱衣道人，就是阳曲傅山先生。起初字青竹，不久改字青主，有时另署名公之它，也称石道人，又字啬庐。他家世代凭学问和品行成为晋中人的师表。先生六岁时就吃黄精，不喜欢吃谷物，家人强迫他才重新吃饭。年轻时读书，读上几遍就能背诵。然而他任侠好义，看见天下将要陷入丧乱，许多号称荐绅先生的人却大多腐败邪恶，不值得称道，便对此十分愤怒，于是坚苦自守，保持气节，不肯稍稍向时俗低头逢迎。提学袁公继咸被巡按张孙振诬陷；张孙振原是宦官党羽。先生约同学曹公良直等人，到匦使处三次上书为袁公申诉，不能送达，于是到宫阙前伏地陈情。当时巡抚吴公甡也认为袁公无罪，袁公最终得以洗清冤屈，先生也因此名闻天下。马文忠公世奇替他作传，认为他是裴瑜、魏劭重新出现。后来曹公任职兵科，写信给他说：谏官应当议论天下第一等的大事，不能辜负故人的期望。曹公惊悟，立即上疏弹劾首辅宜兴以及锦衣卫骆养性，直声大震。先生从小在晋中长大，得到那里山川雄伟深厚之气，想以救济世事来显示自己，不屑于空谈。于是蔡忠襄公巡抚山西，当时贼寇已经十分猖獗，他在三立书院讲学，也讲到军政、军器等事情。先生前去听讲，说：“蔡公的话迂阔啊，不是可以立即起而实行的。” 甲申年，先生梦见天帝赐给他黄冠，于是穿朱衣，居住在土洞中奉养母亲。第二年，袁公从九江被拘押在燕京住所，把危难中的诗送给先生说：“晋地士人中，只有您最深知我。我离入棺已经不远，绝不敢辜负知己，使将来羞于称您为朋友。”先生得到信后痛哭说：“袁公啊，我又怎么敢辜负您呢！”甲午年，先生因牵连而遭受刑罚，抗词不屈，绝食九日，几乎死去；门人有人用奇计救他，才得以免死。然而先生深深自责悔恨，认为不如赶快死去更好；但他仰视天空、俯画土地的行为，却从未有一天停止。这样过了二十年，天下大局已经确定，从此他才以黄冠身份放任自适，渐渐走出土洞，与客人交往。可是偶尔有人向他请教学问，他便告诉对方：“老夫所学的是庄子、列子；对于当今这些仁义事实，我羞于谈论，即使勉强谈论，也说不好。”他一向也不喜欢欧阳修以后的文章，说：“这就是所谓江南的文章。”平定人张际也是遗民，因为不谨慎得病去世，先生抚摸他的尸体哭道：“当今世上以醇酒和妇人求得必死的人，有几个呢？唉，张生这样的人，正与战场上死难的悲痛相等啊！” 他又感叹说：“有弯强跃骏的骨力，却拿来从事科举文章，把它腐朽掉了；这就是埋葬我的鲜血，即使千年之后它变成碧玉，也不能磨灭。”有人勉强拿宋代诸儒的学问来劝他，他说：“如果实在不得已，我取法同甫先生。”他擅长书法，从大小篆、隶书以下无不精通，也兼擅绘画。他曾经评论自己的书法说：“我二十岁时学习晋唐人的楷书法，都不能形似；后来得到松雪、香山的墨迹，喜爱它圆转流丽，稍加临摹，竟然真假难辨了。”后来他又惭愧地说：“这就像学习正人君子，总觉得他们棱角分明、难以亲近；降低身份同匪类交游，却不知不觉觉得他们日益亲近。松雪哪里不是学习右军？但最终浅俗，甚至像驹王一样没有骨力，这是心术败坏而手也随之败坏的缘故。”于是又学习颜太师，并对人讲学习书法的方法：宁可拙，不可巧；宁可丑，不可媚；宁可支离，不可轻滑；宁可真率，不可安排。君子认为先生说的不只是书法。先生既然断绝世俗事务，而家中旧有祖传秘方，于是靠它来维持生活。他的儿子名眉，字寿髦，能够守养父亲的志趣。每天在山中砍柴，把书放在担子上；休息时就取书阅读。中州有位吏部郎，原是名士，来拜访先生，见面后问：“郎君到哪里去了？” 先生回答：“请稍等他一会儿，他就要回来了。”不久，有个背柴回来的人，先生喊道：“孩子，来这里恭敬地接待客人。”吏部郎很惊讶。到了傍晚，先生让儿子陪客人睡下，自己便同他谈论中州的文献，滔滔不绝，吏部郎有时也不能全部回答。第二天早晨，吏部郎向先生道谢说：“我很惭愧，竟不如令郎。”先生一向喜欢苦酒，自称老蘗禅，眉便自称小蘗禅。有时出游，眉和儿子一起拉车，晚上住在旅店，仍然点灯督促他们读经史和《骚》《选》等书；第二天早晨一定要背诵出来，背不出就要挨杖打。因此先生家的家学，在大河以北没有人能窥见其门径。先生曾批评欧阳修的《集古录》说：“我如今才知道这个老头儿真是不读书。”戊午年，天子下令举行大科考试，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推荐先生。当时先生七十四岁，眉却因病先去世，先生坚决推辞；有关官员不允许，先生便称病，有司于是命役夫抬着他的床上路，两个孙子侍奉随行。到了距京师三十里处，先生以死相拒，不肯进城。于是益都冯公首先来拜访他，公卿全都到来；先生躺在床上，不行迎送礼节。蔚州魏公便把他年老多病的情况上奏，诏令免除考试，允许他回山。当时被征召的士人中，有些因年老而停止考试，朝廷恩赐官职。益都冯公秘密请求把先生和杜征君紫峰也列入其中，虽然二人都没有参加考试，但都是人望所归，于是也特别加授中书舍人以示荣宠。益都于是到先生那里说：“这道恩命出于常格之外，您虽然有病，也请为我勉强进城谢恩一次。”先生不答应。益都让一百多位宾客劝说他，先生便说自己病重，后来只好让人抬着他进去，在午门前看见泪水不断流下。益都强行扶着他行谢恩礼，他便倒在地上。蔚州魏公说：“停下，停下，这就算谢恩了。”第二天先生立即归去，大学士以下官员都出城为他送行。先生感叹说：“从今以后，我终于可以彻底摆脱牵累了。”不久又说：“如果后世有人妄自把我比作刘因一类的贤人，我死了也不会瞑目。”听到的人都咋舌。去世时，用朱衣黄冠入殓。他流传下来的著述只有《霜红龛集》十二卷，眉的诗也附在其中。眉的诗集名为《我诗集》，同邑张君在宜兴刻印。先生曾到平定山中替人看病，失足从崩塌的山崖跌下，仆人惊哭说：“死了！”先生惶恐地环顾四周，看见一个风洞山谷非常深，里面通着天光，一百二十六根石柱林立，原来是高齐所书写的佛经。

译先生抚摸观看，直到一天结束才出来，高兴得忘了吃饭，可见他就是这样嗜好奇异事物。只有顾亭林称赞先生说：“超然于万物之外，自得于天然的机趣。”我却认为，这只是先生晚年的行迹，还不是他的真正本性所在。卓尔堪说：“青主大概时时怀有翟义那样的志向。”可以说是真正了解先生的人。我的朋友周君景柱任太原知府，请我根据先生的行状写作，于是我写成一篇事略交给他，使他上报史馆。我本来知道先生不是以静坐修养来委屈自己的人，他应当不会唾弃这篇文章；但惭愧的是，这篇文章终究免不了成为江南的文章。○陆丽京先生事略。讲山先生陆圻，字丽京，是杭州钱塘人。他是知吉水县陆运昌的儿子。兄弟五人，先生排行最长；他和弟弟大行陆培都有盛名。吉水曾说：“陆圻温和善良，陆培刚强坚毅，将来一定各有所成。”大行考中庚辰进士。当时先生兄弟和朋友组成登楼社，世人称为西陵体。先生性情喜欢成就别人，门人后辈，直到仆役，只要有一点长处，他就称赞不绝口。一生从不说别人的过错；有人谈到这些，他总说：“我和你只管自己反省，不要胡乱议论别人。”乙酉年发生变乱，大行居乡，自缢而死。先生藏身海滨，不久到了越中，又到了福州，剃发为僧。母亲写信催促他回去，当时先生还在兵乱中跋涉，想着等得到一个适当的时机便离开，于是返回。先生一向精通医术，便靠行医奉养母亲，治验很多。有个人病得很急，梦中神人告诉他说：“你的病在肠胃，得到九十六两泥土就能活。”第二天他把梦告诉朋友，朋友沉默很久，说：“唉，这一定是陆圻先生。圻字拆开是斤和土，陆字为六，合起来就是九十六两土。”于是把先生请来，服药后立即痊愈。从此吴越之间争相请讲山先生治病，门外鞋子多得数不清。适逢庄鑨史案发生，刑部判定为大逆之罪，供词牵连到先生和查继佐、范骧三人。实际上先生与此案没有关系，只因庄氏认为他的名声高，所以把他的名字列在卷首。先生被戴上刑具，关押在按察司监狱，过了很久事情才查清，诏令释放他。出狱后，他感叹说：“我本来认定自己必死，幸而保住了头颅，宗族也全都保全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利用余生学习道术呢？”他写信给朋友，封还《月旦》，不知去了哪里。有人说他在黄山，儿子寅听说后徒步进山，长跪号哭，请他回去。先生说：“从前之所以回去，是因为你的大母还在。如今大母已经去世，我还回到哪里去呢？”寅请求让他回去祭墓，先生才跟他回来。恰逢弟弟陆阶心痛病发作，其他医生越治越严重，不得已先生留下来治疗八个多月，和弟弟同室而卧，却始终不进入内室。弟弟痊愈后，先生便前往广东丹霞山，一天夜里逃走，从此没人能够追踪到他的行迹。寅往来万里，背着简单行李寻找了好几年，最终没有找到，竟因此忧郁而死。当时人们称赞他的孝行。先生著有《威凤堂集》《诗礼二编》《陆生口谱》《灵兰堂墨守》，都收藏在家中。当初先生兄弟同时崭露头角时，大行最为意气凌人、难以侵犯，曾经与同乡陈太仆潜夫用檄文互相攻击，而先生在他们之间置身事外。国家遭遇危难时，大行在乙酉年殉难，太仆到江东起兵，驻营下庄，先生也来到越地，与他共同做事。第二年太仆去世，先生最终以远离尘世的方式度过一生。评论者认为，他在兄弟和朋友之间都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地方。我曾在姚江黄公家看到先生封还《月旦》的信，他深深责备自己，认为受辱并接受审讯，从此不敢再列入汐社。唉，这也实在令人悲哀啊！○邵得鲁先生事略。

译先生姓邵，名以贯，字得鲁，是浙江余姚县人。邵氏在姚江望族中，属于孙、谢、王、陈以下的家族，人才最为兴盛。先生年轻时与兄长以发齐名，而先生尤其清高自守。当时陶文觉公、石梁之学在余姚盛行，沈求如、史子虚、苏存方是他们的高弟。只是他们的学说夹杂密云悟之禅，先生也跟随他们交游，却独自注重躬行实践，讲求有用的学问。当时遭逢饥荒，先生与同乡郑奠维等人创办义仓，乡里人都感念他们。不久国家发生大难，先生想以死殉国，因为母亲还在，不能实现，于是削发为头陀，狂奔进入雪窦山。妙高台僧人道岩，原是鄞县教官张廷宾，也是余姚人，曾参加沈、史讲会。先生依附他，刻苦自持，不与人交接。鄞县原都御史高公斗枢访求到他，说：“这是奇人。”便派自己的两个弟弟与他交游。周公囊云也穿僧服住在白坑，常常来往。不久先生因为省视母亲，返回潭上园居住。黄忠端公的第三子泽望，志向节操一向与先生相近，到这时来与先生同住园中，两人夜里一起读谢皋羽的游记，羡慕他的行为，说：“如今豺狼虎豹遍布天下，游遍五岳的愿望已经不能实现了。四明山二百八十座山峰就在卧榻附近，应当让每一座山峰都留下我们两人的脚印。”于是他们开始遍游山中。然而山寨正不安宁，各处又有许多巡逻士卒；两人衣冠奇异古朴，行走其间，频频遭受盘问，却并不以此为苦。有一天忽然进入一处绝谷，不知道去向，正茫然寻找旧路却无法找到，忽然山峰回转、道路转折，只见松树、梧桐、竹子十分茂盛，传来鸡犬声，便赶过去。只有一家人，其中一个头戴幅巾的人出来说：“客人从哪里来？”两人把自己的乡里告诉他，他笑着说：“我也是姚地人，避世住在这里，没想到你们竟走到了我的地方。”于是两人留宿。那人告诉他们：“这里是石屋山。我原是孙公硕肤、监军陈从之的部下。孙公战死海上，我无所依靠，来到这座山中，从未与世上的人交往。”于是三人相互感叹说：“这才是真正的桃花源啊。”泽望曾说：“得鲁自甲申年以后，两颊之间没有一天没有泪痕；他稍稍开口笑的时候，便是游山的时候。”不久泽望去世，先生孤单一人无所归向，从此性情更加偏狭，于是舍弃家室，投身四明山中的杨庵。先生当时还有一个妾，不忍心离开先生，也在庵中做了尼姑。一天之中，早晚各自上堂礼佛，除此之外，连茶和粥也不相通。过了很久，两人都死在庵中。先生所作诗文极多，可是死后散失，没有一篇保存下来。先生的兄长以发年老长寿，但对于先生的大节，却绝口不提，仿佛有所避讳。即使族人邵廷采写《明遗民所知传》，也不提先生一句，真是令人惊怪，无法理解。唉！先生曾经与我的祖父赠公谈到陈从之的事情，情形非常像桃花源，却担心没有人替他们流传。像先生这样的大节，难道比不上所南、圣予吗？可是身后竟然寂寂无闻，更何况陈从之呢？因此我叙述先生的事迹，也一并记及陈从之，先生或许会在九泉之下笑一笑吧。○姚敬恒先生事略。李二曲在文集中另行辑录前代讲学的诸位先生，其中有些出身于农、工、商、贾之家，合成一卷，用来勉励求学者。根据我近来听到的情况，近代应潜斋的高弟中有凌嘉印、沈文则、姚敬恒，他们都从孤苦无依的处境中脱颖而出，成为儒者。凌、沈二人的名声尤其大，见于沈端恪公所作的传记。姚敬恒躬行实践与他们并列，只是还没有人知道。敬恒名宏任，别字思诚，是杭州钱塘人。姚氏原是杭州的右姓。敬恒幼年丧父，他的母亲是一位贤德妇人。敬恒不参加科举，隐居市井，稍微经营取十分之一的利息来养家。有一天，他的母亲看见敬恒做生意时把丝换成成色低劣的银子，非常生气地说：“你也做这种坏事吗？我对你没有希望了。”敬恒惶恐地长跪道歉，愿意改过自新，于是拜应先生潜斋为师。每天朗诵《大学》一遍。潜斋很喜爱他，他的一言一行都遵奉老师的学说，淡泊自守、默默自晦，做任何事都归于厚道。沈甸华去世时，潜斋两天不吃饭。敬恒问：“朋友去世就这样，难道不是过分了吗？”潜斋叹息说：“是因为没有钱来办理丧事。”敬恒说：“请允许我替先生承担。” 殡葬的一切事情都由敬恒办理。潜斋不肯轻易接受别人的财物，唯独不拒绝敬恒的馈赠，说：“我知道这些东西不是从不义之处得来的。”然而敬恒也不敢一次送得太多，只在老师缺乏时及时送去，一直到终身都不厌倦。潜斋去世后，敬恒按照古代师弟子的礼节服丧。姚江黄先生晦木很少有人能合他的心意，唯独见到敬恒便认可他，说：“这是独行传中的人物。”敬恒曾游历福建，福建巡抚姚公盛情款待他，向他询问海上的事情。敬恒回答：“游魂不久就会平定，只是福建百姓的财力已经耗尽了，您将用什么来培育恢复它呢？”福建巡抚肃然点头。然而敬恒因为专心学习道学，所经营的十分之一利息没有多少增加，而勤于施舍又渐渐无法支撑，家产因此败落。晚年他因无罪被关进监狱，宪使巡视囚犯进入狱中时，敬恒正在朗诵《大学》。宪使感到惊异，进入他的牢房，看见案上全是程颐、程颢、张载、朱熹等人的书，便叫他出来坐下交谈，大为惊异，当天就释放了他。然而敬恒最终还是因贫困而死。他一生只注重亲身实践，不著书立说，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我已经在潜斋墓表中附带记述过他，又搜集他的事迹为他作传，使他与凌、沈二人相配，也留待后世出现像二曲那样的人来评定。可惜寻访他的母亲姓什么，最终也没有查到。○明代辽东总督熊襄愍公轶事略。

译始宁的倪安世曾经告诉我：他的父亲曾随乡里的仓桥陈氏见过陈家先世所作的《秋曹日录》一书。那位先人处在明熹宗时，担任狱官。凡是魏忠贤所杀的君子中，不送东厂而送刑部审理的，狱中经过都记载得十分详细。其中熊襄愍公的事情最为奇异。书中说：“襄愍入狱以后，每一饮一食，魏忠贤都命狱官用帖子报告。可是襄愍也没有什么事。他睡觉用一只藤枕，不分寒暑，从来不离身。每天夜深人静时，他焚香两拜，向北辰行礼，然后取出这只藤枕供奉，谁也不能知道他的意思。”有人把这件事问襄愍，他只是笑而不答。不久到了行刑的日期，襄愍神色不变，亲手写下遗疏，仍向皇上陈说边疆事务，又作了绝命词。他的遗疏被刑部西曹郎拦住，说：“囚犯怎么能上书？”襄愍说：“这是赵高的话。”【缺字】圣明的朝廷，怎么会有这种事？于是安然赴死。当时朝廷有把首级传示九边的旨意，西曹郎不久登记了他的首级，却发现法场中空无一物，只有一只藤枕。他们大为惊骇，互相告诫不要泄露，急忙秘密报告魏忠贤。魏忠贤于是命人把熊氏的子弟、家人拷问一遍，大肆搜查，最终什么也没有找到。魏忠贤无计可施，只好把这件事秘密压下，不向外宣布。而传送到九边的首级，大概并不是真正的襄愍头颅。魏忠贤败亡以后，熊公的儿子兆璧接连上疏，请求把首级送回蒲州安葬；他竭力向烈庙陈说，终于得到允许。他也明知那不是父亲的真正首级，只是借此了结这桩冤案罢了。倪安世所述就是这样。我立即叫他向陈氏索取这本书，得到一册短册，里面的记载果然相合。考察起来，这种说法在明代野史中都没有提到。我读李公映碧的《三垣笔记》，其中极力描述襄愍临刑时的惨状，和这件事不相符合。然而陈氏是亲眼见过的人，事情一定不会是假的，所以我把它记下来，用来和张中丞在嵩山显灵的故事相称，对于补益旧史也不能说毫无帮助。古人多有兵解的说法，大概出自神仙家，荒诞而不可信；然而天地造化广大，没有什么不存在，所以也不敢断然说它绝对没有。颜鲁公是其中最著名的人。鲁公一生喜好神仙之术，襄愍却从未听说有这种爱好。况且凭他的刚正性情，本来不应预涉此道，却不知道他在深夜默默做了这件事，到了临刑那天，反而忽然显露出奇异之处，使嵇中散的琴也显得逊色了。最后只留下空鞋，双剑也化去，足以夺走奸人的魂魄，使他们丧失气势，这难道还不神奇吗！英雄人物本来就不可测度，难道这确实是真的吗？长夏时我咯血，于是口授给诸生，让他们记录下来。《鲒埼亭集》卷第二十七，鄞县全祖望绍衣撰，余姚史梦蛟竹房校订。传 庄太常传

译庄太常元辰，字起贞，晚年改字顽庵，是鄞县人。学者称他为汉晓先生。他居住在城南长沙田中。长沙田位于四明洞天，所谓大韭山、小韭山都在那里。当地人把“韭”讹作“皎”，又把“皎”讹作“晓”。庄公另署“晓山樵”，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庄公气质严正，性情刚直，不肯随人唯唯诺诺。他下笔能写千言，也倔强自持，傲视一切。崇祯丁丑年考中进士。他第二次考试时，出自汪文毅公、马文忠公门下。授官后任南太常博士，八年没有升迁。他处在清冷而有清望的闲曹中，淡然自守。甲申之变时，庄公一天之内七次到中枢史公家中，催促他勤王。赧王即位后，朝廷商议选任科臣；总宪刘公、掌科章公都把庄公列为首选。但马士英势力正盛，想把朝臣全都招致门下，便派私人来暗示说：“博士为什么不拿着门生名帖拜见相公？掌科一职一定不会另属他人。”庄公严词拒绝。当时即使是东林宿老，如【缺字】侍郎【缺字】，也低头在马士英、阮大铖门下自称门生；而考选诸臣中能够抗拒他们的，只有庄公一人。（按庄公家传说，沈行人宸荃和庄公都曾违逆士英。沈公由科道改任道员，庄公则由科臣被压抑而改任部官。） 据《南渡录》记载，沈公在总宪拟定的原职本来就是道员而不是科臣，如今改正。于是士英发怒，有人告发他说：“这是刘公、章公的私党。”于是传下宫中旨意，只授给他刑部主事一职，负责江南恤刑。舆论都替他感到不平。不久士英日益横暴，又因为阮大铖的缘故，想兴起“同文之狱”，把复社诸公全部杀掉。庄公说：“灾祸将要猛烈发生了。”立即离开京城，并借用板荡时期诗人的意思，作《招归诗》十章，以寄托感慨。不到几个月，留都就陷落了。钱忠介起兵时，乡中老人里最同心协力的，没有谁比得上庄公。他倾尽家产，输送军饷。起初降臣谢三宾想阻挠军队，却受到王之仁胁迫，只好用军饷赎免自己。等到忠介和王之仁准备奔赴江上时，谢三宾暗中在翠山招募兵士，众人都怀疑他。王明经家勤对忠介说：“您等竟然要向西行吗？这也太疏忽了。”忠介惊问：“计策将从哪里想出？”家勤说：“浙东沿海各处都可以用水师抵达盐官。五代时钱氏曾经由此道会合黄晟的军队，如果他们乘风渡河北上，捣毁敌巢，沿线城池就会立即溃败。因此不能不分兵留守。”忠介说：“这件事没有谁比庄公更合适了。” 于是大家共同推举庄公负责守城事务，分拨一千名士兵归他统率，以四明驿作为幕府。庄公请求让家勤以及林明经祚隆、王明经玉书、林明经时跃等人担任参军事，忠介于是向西进发。庄公每天耀武扬威，巡视各处城堞，乡里人称他所部为“城门之军”。这场战事中，危城人心惶惶，幸赖庄公镇守，谢三宾才不敢行动。后来庄公率翠山的军队到天台迎接鲁王，从七月到十月，鄞地才解除戒严。鲁王召庄公入朝，晋升为吏科都给事中，不久升太常少卿，再升太常正卿，仍像原来一样兼任吏科。庄公上疏说：“殿下的大仇还没有报，自从起兵以来，将士在外面辛劳宣力，冒着炎热严寒，冒雨披风；编户百姓在内地耗尽积蓄，受到敲骨吸髓般的搜括。又加上往年秋季水灾，今年严重旱灾，连卧薪尝胆都来不及，然而几个月以来却颇为安逸享乐，如同釜中之鱼、幕上之燕，面对这些事情反而更加忧虑。那么，贪图安逸怎么可以怀恋呢？敌人就在门庭之外，早晨还不知道晚上会怎样；如果深宫中存在贪图安养的心思，哪里还会有皇帝召见臣下、借助谋臣筹策的事情？那么，蒙蔽怎么能越来越严重呢？天下安危把性命托付给将相，如今左右近臣只要能够在宫中迎合皇帝的喜怒，事情的大权怎么可以转移给他们呢？五等爵位的尊封就像从囊中取物一样容易，其中还有从前辅佐皇帝建立功业的元老都未能得到的封赏，那么恩赏怎么可以滥用呢？” “陛下试着想一想两都毁灭的惨状，想一想禾黍麦秀的悲哀，那么居处一定不能安宁；试着想一想孝陵、长陵被铜驼荆棘包围的惨景，那么面对祖先神灵也一定不能安宁；试着想一想青宫二王所受的羞辱，那么抚慰王子时怎能有真情；试着想一想江边将士、各地百姓的困苦，那么衣食都可以暂且顾不上。”奏疏呈上去，皇帝只答复“知道了”而已。庄公又说，凭宫中传出的旨意任用人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是赧王的弊政；臣身居科长，决不敢随声附和、奉行诏令。赧王不能采纳，从此庄公多次封还、驳正诏令。那些已经结交内侍的人竭力阻止他，马士英又来了。王佥事思任等人发檄文拒绝他，又在朝廷上争辩，仍未能阻止。庄公说：“马士英不杀，国事一定无法挽救。”于是庄公写信给同僚林公时对说：“眼前这副衰败气象，好像唯恐它不能迅速灭亡。我个人的忧愤，无论遇到什么事都痛心疾首，以至于咳嗽缠绵不止，形容憔悴，瘦得只剩骨头。希望能够借微小的罪名退居山野；如果不先自污，恐怕一定不能脱身。”满朝官员共同挽留他，但庄公决意离去。不久，大军向东南进发，庄公奔走于各处深山之中，早晚在荒野哭泣。庄公原来须眉俊美，顾盼洒落；到这时面目全非，头巾衣服像僧人，却又稍有不同。他一天之内多次迁徙，没有人知道他停留在哪里。山里人也不再认得他。忽然有一位老妇认出他，说：“这不是二十四郎吗？”二十四郎是庄公的小字。庄公叹道：“我隐藏踪迹还不够深。丁亥年背上生了疽，没有用药。我对侍者说：‘我死得已经晚了，但现在死还不算晚。’”当时门生林奕隆在旁边，说：“请让我替老师作一篇《大还词》，用送行的方式招回您的魂魄，可以吗？”庄公说：“试着为我诵读。”林奕隆诵道：“唉！【缺字】，竟到了这种地步吗？雄蛇雌蝮，蚂蚁的洞穴、蜜蜂的巢窟，气势汹汹的天狼，缓缓逼近的野狐，追逐行人奔驰不止，白昼竟如幽冥之都；敦厚的胸脯、染血的大拇指，肝胆横遭屠戮，把人悬起来戏弄，如同把盗跖制成肉干；【缺字】。唉！【缺字】，竟到了这种地步吗？六千名君子同白日一道消亡，五千副铠甲兵器同东流之水一起枯竭，【缺字】。我也不再是我，东方不能居住，南方不能居住，西方不能居住，北方不能居住，难道还有谁能到达呢？皋某在呼喊，想让游魂返回，却承受了这种极大的污辱！宋玉真是荒谬，给他谥号为‘至愚’。唉！”

译“【缺字】，竟到了这种地步吗？去吧，浩然之气，逃入太虚；既已离开火宅，毒害苦痛就可以消除；野葛不会再缠绕，郁髯帝的居所里，帝王还将赐给庄公九光五铢。小子我歌唱这首歌，聊以代替送行曲。”庄公点了三次头便去世了。林公时对曾说：“我在同乡前代贤人中最为倾倒的有三人：一位是陈忠贞公，一位是钱忠介公，另一位就是太常。虽然他们生死不同，却可以称为三位仁人。”庄公著有《因园集》《山樵编》《信水亭吟》，如今都已失传。周思南传 在朝代更替、万物变迁之际，逃往西方佛国的人很多。然而他们刚开始时，往往无处容身，是受到刺激才逃走的；等到时间久了，渐渐忘却初衷，登堂讲法，也逐渐失去原来的志向。我的老师梨洲先生说过：“不甘心做异姓的臣子，却甘心做异姓的儿子。”唯独我们乡里的浮石周氏，剃发为僧的有三人：通城以佯狂而死，就是所谓的颠和尚；思南沉溺于酒而死，就是所谓的醉和尚；顺德苦修自持，不进入城市而死，就是所谓的野和尚。这三位先生，才是真正有所寄托而逃亡的人吗？他们在和尚中，应当算是唐子一类的人；然而并没有愧对孤臣的身份。他们志向节操的奇特，尤其没有人比得上思南。按思南名元懋，字柱础，一字德林，是文穆公应宾的侄子。凭文穆公的恩荫，屡次升任南京右军都事、屯部郎中，又监督杨关税务，奉命出使蜀中，回来后任贵州思南知府。遭逢母丧，未能赴国难。先生年轻时意气纵横、以自得为乐，本来想凭文章置身馆阁，等到受到门荫的恩宠，却发现那并不是他的志趣。都御史廖大亨安慰他说：“门荫哪里足以使人屈服？只是人自己辱没自己罢了。李卫公不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吗？” “唐朝中期的宰相，没有一个能够与他抗衡，这是很明白的。郎君应当努力啊。”先生非常高兴。东江建立政权时，先生服丧还没有期满，钱忠介公招募他，旧友徐锦衣启睿也招募他；先生坚决推辞不出仕，却倾尽家产输送军饷，一点也不吝惜。丙戌年六月，家人从江上来报告失守，先生悲痛哭泣，投水自尽以求救国，获救苏醒后，便剃发进入灌顶山中。先生原本善饮酒，到这时更加天天饮酒。不久又不喜欢独饮，便呼唤山僧，不问对方会不会喝，强行给他们斟酒，整夜直到天亮。山僧苦于酒宴，于是躲藏起来；先生便呼唤樵夫强行给他们斟酒。樵夫到了傍晚长跪请求离去，先生没有人陪饮，就给侍者斟酒。后来侍者醉倒，先生便呼月亮来祭酒；月落了，又呼唤云朵来祭酒。灌顶山离先生家将近百里，酒不能按时送到，又因深山难以找到酒伴，他才开始返回城西的枝隐轩。每天早晨起床，他就呼唤子弟来斟酒；子弟离开后就再找别人。若那人外出，他便携酒追到对方所在之处斟酒；遇不到人，就拉住路人斟酒。于是浮石方圆十里之内，只要看见先生的人，都纷纷躲藏起来；不得已时，他才独自饮酒。先生长期饮酒而且生病，劝他戒酒的人不计其数，大多以他尚未有继承儿子为理由劝说；先生总是呵斥他们，让他们离开，否则就瞪大眼睛不回答。先太常公曾规劝他：“郎君难道不想保养身体以等待时机吗？”先生听后惊醒，于是三天不饮酒。出门以后，连续三天又像从前一样纵情饮酒。先生虽然被酒所困，但江湖上的侠客有事来投奔他时，即使醉得很厉害，也总会突然起身接待，接待两次都没有差错；他把所有财物都拿出来资助他们，只怕给得还不够，因此把家产全部耗尽。庚寅年呕血不止，最终去世，享年四十岁。他的妻子俞氏也因过度哀毁相继去世。前太常博士王公玉书哭他说：“德林在酒曲之间倔强狂放，箕踞而坐，大声呼号，把白天当作黑夜，几乎不知道自身之外还有什么天地、是什么世界；离开这种状态，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把身体安置在什么地方。古人的诗说：‘酒无通夜力，事满五更心。’这话说得真有道理！德林之所以长久沉醉，是希望永远不再醒来，以此保全自己。”族侄齐曾说：“唉！叔父的心中悲愤呕成了血，应当同嵇绍、王琳的一腔热血一起埋在酿酒人身旁，全部化为水，酿成美酒，浇灌天下不义之男子。否则，不能安慰他的心。”同社高士韩国祚为他作诔文说：“知道什么是雄强，却守住雌柔，成为天下的溪流；知道什么是光明，却守住昏暗，成为天下的山谷。德林没有这样做，竟以身殉志。可悲啊！” “唉！先生没有死在丙戌年，却死在庚寅年；没有死于水，却死于酒。在这四年中，他巧妙地自我残害、残酷地折磨自己，以此作为自我解脱。他大概是宋代皇甫东生一类的人，也是我们所说的三和尚中最为痛苦的一个。” 陈光禄传

译陈光禄士京，字齐莫，一字佛庄。他的先世本是奉化朱氏，明初迁到鄞县，改姓陈。观察使陈大年，是陈氏宗族中显达的人。西皋陈氏有三十六族，难以区别，所以称庄公这一家为乌楼陈氏。庄公年轻时就有游历四方的志向，家事不能牵累他的心。天启、崇祯年间，天下多事，他于是带着书策漫游湖海，向北到燕云，向南到黔、粤。他在云南停留尤其久，希望得到一次机会施展奇才，但身为布衣辗转求进，最终没有遇到机会。有一天，他忽然惊醒说：“我的堂上还有老母亲，非常希望抱孙子，我怎么能因为远游而使她失望呢？”当天就收拾行装回家。不久连续生了四个男孩，他高兴地说：“从今以后就可以了。”当时溪上的两位冯先生，一位掌管中枢，一位巡抚京畿，深受天下人所寄托的人望。庄公想去追随他们，但甲申之祸发生，南渡政局昏乱，庄公更加忧郁，不肯出仕。画江起兵时，熊公汝霖推荐他，授任职方郎。庄公原来与三衢总兵陈谦交好，陈谦请求让他监督自己的军队。正好朝廷派他出使闽中，于是和陈谦同行；当时唐王、鲁王正在争夺颁诏之事，陈谦因失策而死。庄公逃到海上。郑芝龙听说他的名声，命他与自己的儿子郑成功交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丈〕 郑芝龙有反叛的意图，最终向闽地投降。郑成功不肯跟从父亲，另率一支由苍头组成的军队突然起兵，庄公实际上参与谋划和支持了这件事。不久熊公带着鲁王到来，当时郑成功正在整顿颁诏之事留下的空隙，不肯奉鲁王为主。列营奉王的人中，军力没有比郑成功更强的，因此大家都感到不安。庄公劝郑成功应当把公义放在首位。郑成功虽然没有正式称臣，却始终尊奉鲁王，并以寓公的礼节敬重庄公。当时会稽旧臣中，能够笼络郑成功并加以任用的，也只有张公苍水和庄公两人。楼船能够向南进发而不必顾虑后方，庄公的功劳很大。戌子年鲁王迁徙，庄公任光禄寺卿。（家传认为这不是粤中所授的官职。）鲁王向粤中上表时，沉吟很久，说：“没有人比庄公更合适。”郑成功也想向粤中上奏，庄公于是出发；但惠州、潮州的道路中断了。郝尚久一伙人暗中观望，时而拥护、时而反对，使使者不敢从那里通过。庄公改道沿海才得以抵达，盘缠全部用尽，只得靠卖卜为生。粤中见到他后惊喜不已。路公振飞也从海岛送来密信推荐他，朝廷加授庄公为都御史。庄公坚决推辞不接受，只特别赐给他三品敕命。他三次上疏陈述军务，并且说应当打通闽、粤之间的道路。粤中人想挽留他，但没有成功。己丑年，他得以回到闽中。鲁王进入浙江后，把庄公留在福建，让他同郑成功结交，以便为将来谋划。郑成功以恢复故国为己任，按照宾客之礼接待明朝遗臣。于是海上士大夫云集，但郑成功对他们不过以幕客相待；其中最受敬重的，是前尚书卢公若腾、侍郎王公忠孝、都御史章公朝荐、沈公荃期、郭公贞一、徐公孚远，庄公次于他们。至于仪部纪公，因为郑成功待礼不周，连面也不敢见。时间久了，庄公见海上军队作战无功，粤中的局势也日益败坏，便在鼓浪屿中筑起鹿石山房，引泉水、种花木，感物赋诗，用来自我排遣，另署名“海年渔长”。又在旁边修筑生圹，题名为“逋庵之墓”。丙申年，庄公的母亲在鄞县去世，讣告传到海岛，诸公前来吊唁，他哭着说：“这一生再也没有雪恨的日子了。”己亥年，郑成功进入长江，推举庄公参与海岛上的留守事务；庄公因病去世。临终时对侍者说：“我幸而能够保全身体，回到这片土地。”齐公价人为他的墓作铭，享年六十五岁。鲁王当时在南澳，听说后震惊哀悼，亲自撰文祭奠。庄公喜欢作诗，下笔清峻挺拔，不寄身于王维、孟浩然门下。到了海岛上，徐公孚远编有《海外几社》诗集，庄公也参与其中；虽然心情憔悴，却不时写出“鹏鶱海怒”这样的句子，抒发胸中的锋芒。徐公曾说：“这真是变商调为征调的声音。”庄公著有《束书后》诗一卷、《喟寓》七卷、《巵言》一卷、《海年集》一卷、《海年诗内集》一卷、《海年谱》一卷。庄公下葬后，儿子式登守墓三年，带着家人回去了。沈太仆传

译沈太仆光文，字文开，一字斯庵，是鄞县人。有人认为他是文恭公的后代，不对；有人说他是布政司沈九畴的后代，凭明经贡入太学。乙酉年，他参与画江军队的行动，被授为太常博士。丙戌年，他渡海到长垣，再次参与琅江一带的军事行动，升任工部郎中。戊子年，闽军溃败北撤，他没能跟随护驾；听说粤中正起兵，于是奔赴肇庆，屡次升任太仆寺卿。辛卯年，他从潮阳渡海到金门。当时闽督李率泰正在招徕故国遗臣，秘密派使者带着书信和财物招降他。沈公烧掉书信，退还财物。当时粤中的局势已经难以支撑，沈公于是留在闽地，打算在泉州海口择地居住，带着家人乘船经过围头洋，忽然飓风大作，船夫失去缆索，漂泊到了台湾。当时郑成功还没有到台湾，而台湾被荷兰人占据。沈公跟随他们，接受一处房屋居住，遭受旅人的极大困苦，也不以为意。从此与中原隔绝，海上音信断绝，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生死。辛丑年，郑成功攻克台湾，知道沈公在那里，非常高兴，以宾客之礼接见他。当时海上许多明朝遗老都依附郑成功进入台湾，也因能够见到沈公而高兴，与他握手慰问。郑成功命部下送来粮食，并用田地、房屋供养沈公。沈公的生活稍有好转。不久郑成功去世，儿子郑经继位，颇多改变父亲任用臣下的方式和施政，军力也日益削弱。沈公作赋加以讽谏，因此被人诬陷，几乎遭遇不测。沈公改换服装做和尚，逃到台湾北部边远地区，在罗汉门山中结茅居住。有人用好话替他向郑经解释，才得以免祸。山旁有个叫加溜湾的地方，是番社。沈公在那里教授学生，生活不足时就用行医所得补贴。沈公叹道：“我在孤岛上漂泊了二十年，抛弃祖坟而不顾，不过是想保全头发，到地下去见先皇帝，可是最终不能实现这个愿望啊！”不久郑经去世，郑氏家族恢复礼遇，沈公仍旧如此生活。癸丑年，大军攻下台湾，明朝遗臣都相继去世，沈公也已经老了。闽督姚启圣招请他，他推辞不去。姚启圣写信问候说：“管宁还安好吗？”并答应派人送他回鄞县。沈公也很有思念故乡之情。恰逢姚启圣去世，这件事没有实现。诸罗县令李麟光是贤者，替沈公接济肉食和粮食，每十天到门下问候一次。当时年高的遗老已经很少，而寄居台湾的士人渐渐聚集，于是沈公同宛陵韩文琦、关中赵行可、无锡华衮、郑延桂、榕城林奕丹、吴蕖、轮山阳宗城、螺阳王际慧结社，这就是所谓《福台新咏》。不久，沈公在诸罗去世，葬在县城善化里东堡。沈公居住台湾三十多年，亲眼见到延平王三代的兴衰；在此以前，诸位遗民的著作多因战火而散失，唯独沈公得以在战乱之后的太平时代保全性命，因此海东文献把他推为开创者。所著有《花木杂记》《台湾赋》《东海赋》《檨赋》《桐花赋》《芳草赋》以及古今体诗，现在记载台湾的著作都从中取材。唉！沈公自己认为不幸，不能早早死去，又看见沧海变成桑田；但我却认为，这正是不幸中的幸运。咸淳年间的人物，大概是上天要留下他来开启边远地区的文明，所以强大的藩镇和凶悍的将帅都不能伤害他。假如沈公像蔡子英那样身在漠北，始终依恋故国，那么死时确实可以瞑目。然而凭蔡子英的才华，难道没有著述吗？他的才华被丢弃在毡帐皮裘之间，也未尝不使后人深深痛惜。沈公卓然不死，能够凭自己的文集重新见于世，为台湾人开辟荒芜，这也足以稍稍安慰他对故国沦亡的遗恨了。沈公的后代于是居住在诸罗，如今繁衍成为一族。恰逢有鄞县人游历台湾，我让他寻找沈公的文集，最终找到了并带回来，共十卷，于是收入《甬上耆旧诗》。贞愍李先生传

译贞愍先生李桐，字封若，是鄞县人。学者称他为侗庵先生，是光禄监德继的儿子。他三岁时父亲去世，侍奉嫡母董孺人和生母王孺人，都极为孝顺，对嫡母尤其更加注重礼节。嫡母去世后，他侍奉生母也同样如此。当时人都佩服他懂得礼法。他读书能够通晓大义，不屑于逐行读墨迹文字，而是极力研习诗歌、古文和辞章，尤其想通晓当代的事务，讲明忠孝节义的行为，直言敢谏，不避忌讳，一时受到许多人的非难和嘲笑。然而前辈董文敏公元宰、曹文忠公石仓，以及徐兴公、林六长、何无咎、陈仲醇等名士，都非常器重他。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发生变乱，先生在大临面前直言，认为不能不报答国恩，请求发动义军，驻扎在江边，等待巡抚大臣勤王。监司卢公牧舟赞同他的意见，却未能响应。先生于是每天在马前对当权者号哭，并且责问各位乡老，因此遭到他们愤怒，还有人想除掉他。尚书邺僊冯公说：“诸位如果自称力量微薄，不能报国仇，为什么反而要杀义士？”于是邀请先生到自己的宅邸保护他。牧丹也慰问安抚先生，因此得以免祸。南都政局昏乱，先生忧郁不得志，逃入白鸥庄，向上天呼喊，流泪哭泣，作《悲愤诗》，于是积成重病。一年以后发生五月十一日的变乱，先生从早到晚呼告祝祷，宗族中有人有所请求，病势于是加重。适逢浙东起兵，钱忠介公登坛叹息说：“应当赶快让侗庵主持此事。”派使者把这话告诉先生，先生病中立即精神振作起来，渐渐增加饮食，于是派长子文昹参军。忠介上疏授他为兵部主事。自江边建立政权以后，侗庵的病稍有好转；不久局势渐渐不能支撑，侗庵又重申先前的请求，病情再次加重。六月初一日发生变乱，侗庵说：“我现在一定要死了。”果然在这月十九日去世。有人认为他是祈求死亡而得以死亡，享年四十九岁。忠介当时在翁洲，悲痛哭悼。门人私下给他谥号为“贞愍”。文昹哭着对弟弟文昱说：“你知道父亲为什么死吗？”安葬完毕，兄弟二人一起穿着黑色丧服奔赴海上，艰苦参与军事活动。文昱也被授为户部主事。辛亥年，翁洲失守，兄弟随王出逃；九月二十六日，兄弟二人同一天船覆，溺死海中。小儿子文暹说：“我现在不能轻率出走，要闭门奉养母亲。”他的纯孝完全承继了先生的家法。唉！沧海桑田之际，我们乡里号称节义之区，但所称的六狂生、五君子，大多出自学校中的平民士子，出身士绅而出来与他们共同担当的，只有钱、庄、沈、冯几个人罢了。近年来文献散佚残缺。即使有奇特的节义，也不能在忌讳和沉沦之下自行显扬，于是同亳社的声名一样归于寂灭。我每每替故乡前辈搜罗散佚的事迹，逐渐加以表彰；追溯他们的先导，先生是第一人。何况文昹兄弟以忠诚实现孝道，文暹屈己守节奉养母亲，这些都是先生的教导。然而我向李氏诸人询问，却没有人知道这些事，也实在令人痛心。先生曾与杨尚宝南仲、陈御史平若、陆舍人敬身共同编次同乡前辈的作品，名为《甬东诗括》；又亲手辑录先世诗文，名为《衣德集》；自己的著作名为《侗庵集》。后来，先生的族侄邺嗣因《甬东诗括》而编成《甬上耆旧诗》，因《衣德集》而编成《砌里文献录》，这都是先生开创之功。先生有三个儿子，只有文昱有儿子允锡，过继给他的叔父，娶了妻子，但最终因为没有儿子而断了祭祀。先生居住的长松馆，自文昹兄弟为国而死后，两位儿媳入道，便捐出改作佛寺，就是所谓的薜萝庵。我每次经过那里都为之伤感。周监军传

译周监军元初，字自一，一字立之，是鄞县人。学者称他为栖烟先生。他是文穆公应宾的侄子。文穆公没有儿子，便把先生收养为子。后来朝廷推恩授官，先生把机会让给同祖的兄弟：一个就是刑部郎元登，一个就是思南太守元懋。当时人都认为他贤德。国难发生后，刑部郎元登随国出亡于海上，思南元懋剃发纵酒而死，而先生则从军持节，因此评论者有“三珠树”的称誉。先生年轻时就有远大的谋略，交好的人有华毅烈公嘿农、王忠洁公石雁、陆节介公周明、王太常水功、徐兵部我庸。族中朋友则只有囊云等几人。他们相约以忠孝相守，对世俗中贵族子弟绫罗绸缎的习气十分蔑视。东江建立政权时，先生和弟弟石公先生元越一起前往。钱忠介上疏授他为明经，又援引文穆公遗留下来的恩荫，授他为郎署官，先生不接受，于是穿白头巾参与军事谋划。凶悍的将帅从中阻挠，先生无法施展志向。等到国亡，他脚上磨出了重重厚茧，进入榆林。当时许多避兵的人都在那里，先生并不与所有人交往；而周明、水功和囊云也在那里，他十分高兴。四个人没有一天不相互来往，偶尔一天没有来访，便如坐针毡。他们之间唱和的诗，务求构思冷僻、句子艰涩，不像世间人所作。写成草稿后还要惨淡经营，有时竟是在屋顶倾斜处、树梢之间得到的。他间或也同高僧解开斋戒、参禅论道，机锋横溢。榆林处在万山之中，先生每天在山间奔走，双脚因此跛了，也不顾家中的负担；请求回故居，又不获允许。一年中只有两次能够到文穆公以及生母的墓道祭扫，每次到祠堂住一夜便离开。先生原来带着文穆公遗留下来的财产，把它输送给忠介的幕府，耗去了十五成中的一成五。戊子年又尽力救援华王二公的危难，再耗去其中三成。到这时即使已经退隐，仍然参与支援荒岛上的抗争，于是把财产全部耗尽，但先生的操行反而更加严厉。吃粗米拌黄菜，穿麻衣、着草鞋，遭受人世间未有的困苦，却正自得其乐。他曾作《捉鬼者传》寄托愤懑，说：世上有以善于画鬼闻名的人，我认为并不完全如此。他画出的鬼形像鬼吗？鬼不能被看见，凭什么能够画得像？如果说鬼形像人，那么人的形状比鬼更凶厉；人每天都在作祟，而人自己不知道，人自身陷在祟害之中，鬼也不知道。即使每天请来巫师、史官，拿着猪狗羊豕作为祭品，替它们设尸、祝祷，随着日子接近、关系亲密，祸害也会一天比一天厉害。那些画鬼的人凭什么能画得像呢？不过是画得像牛头马面、怒目露齿、夜叉罗刹罢了，却不能画出它们张狂险恶、挖人眼睛、杀人的整副心肠。唉，我的先世有掌握捉鬼术的人。每当有病人请他到家，发现病人是被邪魅侵害，就捋着胡须，手持宝剑，挺立凝视，画符对付它。有时像吹气，有时像吸气，有时像吐纳，有时像感召；有时像风雨奔赴、雷电奔驰；有时像坐在战车上，排布铠甲帷帐，献上俘虏的耳鼻；有时像给鬼套上囊头、加上三木刑具，拔着头发审问罪状；然后把鬼带进瓮中，仍用符镇压；严重的竟放进锅中煮，否则就把它囚禁起来，让人听到它呼号痛苦的声音，而病人便痊愈了。唉！可惜世上画鬼的人没有机会接受这种法术；如果接受了这种法术，就没有不像的了。不仅如此，假如这个人活在今天，一定不会让世上的鬼在夜间行走、白天显形而毫无顾忌，竟然达到这种地步。可是，我所忧虑的是，鬼的形态越来越多，鬼的法术越来越巧；能够医治无形之鬼的人，未必能够医治有形之鬼；即使能医治，难道能够走遍天下，把它们全都捉来煮掉吗？何况不知道，鬼所看到的那个人，即使是无形之鬼，也可能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吧？” 不过，怎么知道这个人如果活在今天，他的法术不会更加精妙呢？先生的文章，大多都是这种风格。晚年，周明为王事而死，囊云也去世，水功返回城中居住，先生于是往来于郊外和城中之间，高武部九子所结的诗社，先生也参加其中。不久，诸位朋友相继去世，先生虽然离群索居，但雄心还没有消失，画《扪虱图》来表明志向。画成后，叹道：“如今的江左，连桓元子那样的人又哪里还能找到？”年过八十，死于家中。毛户部传

译毛户部聚奎，字象来，一字文垣，是鄞县人，都给事中毛宏的后代。他为人慷慨正直，刚强果断，有气节。年轻时与弟弟聚璧都很有声望，当时称为“西皋双凤”。乙酉年，他参加六狂生的行列，几乎被降臣谢三宾杀害，幸而没有死。行营将士争相来请求认识所谓的六狂生，先生笑着对他们说：“所谓狂，就是不自量力。能够衡量力量，就会爱惜自身；爱惜自身，那么君父的事情就不值得谈了。那些已经结交内侍的人就是如此。”不久，他参与瓜里幕府，凭明经授户部郎，负责军饷事务，奔走于山海之间，多次遭到公开缉捕，逃亡而得以免难，他的家产也因此败落。晚年才归乡。起初先生在庚寅、辛卯年间，曾与吴于蕃、管道复、汪伯征、倪端木、邗上周雪山结社；后来这些人逃亡，等到先生归来时，他们或死亡，或离散，最终都在沉寂中去世。著有《吞月子集》。六狂生中幸而能够终老家中的，只有先生一人，但他也没有后代，君子为之哀伤。先生的诗、古文和辞章都奇崛不凡，只是家人不能替他收集整理。我竭力搜求，最终也没能得到；只有先祖父赠公曾抄录他的几篇文章，如今保存于传中。他所作《方石铭》说：赤城有座方山，因为山峰是方的；取石来敲击，石头也是方的；取石来打碎，即使碎成粟粒、豆粒，也仍然是方的。有人把这块石头送给汪伯征，汪先生珍爱收藏，礼拜它，超过礼拜官服和笏板。《吞月子》说：世人厌恶方正而喜爱圆滑，只有汪先生独自喜爱方正。不过，汪先生喜欢方正，只是因为恰好有方石；假如山中石头随便怎么碎都变成圆的，我恐怕汪先生的爱好仍会如此。我希望汪先生坚定自己的爱好。古人有厌恶圆形的，终身不抬头看天，说：“我厌恶天是圆的。”有人告诉他天未必是圆的，他说：“天即使不是圆的，只要人们说它是圆的，我也厌恶它。”唉，天又怎么能不被说成圆的呢？草木中有芝兰，也有蒿草葛藤；树木中有楩楠，也有荆棘；鸟类中有鸾凰，也有鸱鸮；兽类中有麒麟，也有豺虎。而所谓蒿草葛藤、荆棘、鸱鸮、豺虎，常常数量多而且占优势；所谓芝兰、楩楠、鸾凤，常常数量少而且处于劣势。上天也只能任凭它们如此而无可奈何，唉，上天又怎么能不被说成圆滑呢？君子所可贵之处，在于树立自己的原则，有如这块石头，任人击打、取走、打碎，直到碎成粟粒、豆粒，也不失去方正；所以值得喜爱。我希望汪先生坚定地守住它。汪先生不要说这很奇怪，因为吞月子正是由于方正，才最终不被世俗所容。活在世上，却又用他的术法欺骗我，于是我为他作铭说：“在于行义吗，是你；在于保全道义吗，是你；顺从心意而行却不越过规矩吗，也是你。宁可正直地做皂隶，也不要圆滑地做美玉。”孔子观象而叹道：“恒久不变的大概就是君子立身不改其方正吧。”又作《舆人皂人丐人传》说：“舆人，是南都武定桥人，不知他的姓氏。乙酉之变时，夫妻二人在同一天上吊而死。我的朋友吴于蕃亲眼见到这件事，写文祭吊他们。皂人，姓于，江阴人。乙酉之变时，听说新县官到了，便像往常一样前去服役；他仔细看了很久，叹道：‘□□□□人，我不能给他服役。’于是回家上吊而死。当时的新县官，是湖州的李某。丐人，姓氏和乡里都不详。闯贼攻陷北都，他在养济院题诗后上吊而死。吞月子说：‘舆人、皂人、丐人，像这样急切地奔赴大义，难道不是奇事吗？’唉，并不奇怪。舆人、皂人、丐人，是社会地位卑微的人，然而也是人。既然是人，就以义作为自己的本性；那么，难道也有人不是舆人、皂人、丐人吗？做人却不是舆人、皂人、丐人的人很多；不是舆人、皂人、丐人而真正像人的人，我却很少屡屡见到。” 我为这三个人立传，原拟题为《舆公皂公丐公三先生传》。后来一想，如今所谓称人为“公”、称人为“先生”的，都是那些不是舆人、皂人、丐人的人；把舆人、皂人、丐人也称为公、称为先生，便是不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所以我顺着这个意思，把他们称作人，就是要承认他们是人；称他们为人，也正是为了反对那种认为不是舆人、皂人、丐人便不算人的看法。看似不加区别，其实正是用来显示区别。他作《周乘六自序》卷跋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我说诸位死了却没有死，亡了却没有亡，只有我早早自我放逐、废弃，以附会于‘无所不归’的义理。”末尾说：“我不过是一个草野臣民，敢于申诉自己无罪。”唉，只说自己微薄罢了，难道又怎么能说无罪呢？即使如此，先皇帝在位十七年，他所处置的三百人，有多少？二十七人、九人、三人，又有多少？家中博士弟子躲避灾祸，不过像九牛一毛，和蝼蚁混在一起，傲然背负太行山而奔走；这只是智慧用尽、才能穷竭，再也想不出办法罢了，并不是借口像鸿雁飞入高空而自命清高。有人说：“黍不成为黍，稷不成为稷；即使是矮小、嚣妄、喑哑的人，也甘心成为官长和老师认为没有才能的人。” 古人捧着檄书赴任，说的是什么呢？难道要等到严寒之后才知道松柏吗？普通人仰慕大义，哪里不能勉励自己呢？难道敢说只有我是君主的臣子吗？迂腐儒生的区区才智，对于国家有什么用？皇帝用优厚的俸禄在学宫供养他们，那已经是把他们当作国士来对待了。中山君出逃，得到两个愿意为他而死的人，是过去得到一壶饭食留下的恩德。难道他们在皇家领取二十年廪食，却可以把这恩德置之不顾吗？有人说：“□□□□有君吗？”唉！诵读周公、孔子的书，奉行仁义的学说，在文章和帖括中发挥出来；我的道就在这里，我所学习、所实行的也在这里。一天之内，却把它□□□□于不知是什么人的□，还表现得神色自若、和平常一样，那么我就不知道它了。自从制科兴起以来，老师用它来教，弟子用它来学；上面的人把它作为目标，下面的人把它作为趋向。众人都说：“这足以求取君主的知遇，使他拿出金玉锦绣来使我富贵。”又说：“使我富贵的人，我称他为君主；那么，不能再使我富贵的人，我就称他为路人罢了。”我的道在这里，我所学习和实行的果真也在这里吗？唉！凝碧池大会时，雷海青投入乐器，悲痛哭泣。那些优伶又懂得什么呢？舞象瞪着眼睛不下拜。那些禽兽又懂得什么呢？那么，《周乘六》把被弃置的选贡看作破旧鞋子一样吗？” 难道敢发表高论，来追随龚、薛、陶、张、图、偓这些人吗？只要使后世不要说“不如优伶、禽兽”，或许就差不多了。这些都是先生文章中幸存下来的部分。先生曾亲自题写他的文集说：“我不能见到他的行事，不得不把它寄托在空言上。”唉！哪里知道连这些空言也几乎不能使他的事迹流传下去呢？○周布衣传

译周布衣，西字方人，学者称他为劲草先生，是定海卫人，居住在芦江。他年轻时喜欢读书，父母怜惜他身体孱弱，稍稍加以节制。先生暗中藏起火种，等父母在书房熟睡后，重新点灯默默识读。又怕灯影泄露到外面，便用被子蒙住灯，不到鸡叫三遍不停止。久而久之，被子黑得像墨。邻居有个姓艾的妇人，背着丈夫勾引先生；每当先生来，她必整衣梳妆上前，有时亲手送茶果。先生徘徊退避，后来那妇人用暧昧的话挑逗他，先生立即起身，不再前往。妇人生气说：‘真是个傻孩子。’先生虽然清正自守，对人却非常和善平易，说话温和。内戍年间二十六岁时，他叹道：‘杨铁崖称老寡妇，如今正是我的时候了。’于是放弃科举学业，以教授为业奉养母亲。当时他常往来于鄞县宝林，许多人跟随他交游。已亥年，海盗大肆劫掠鄞县东部，先生奉母逃到深山，突然遇到盗贼。盗贼见先生的母亲体态肥硕，以为是富家姬妾，便用火熏她，逼索金钱。先生抱着母亲悲痛大哭，扑灭火焰，愿意用自己代替母亲，随即挥戈砍断了盗贼右边将领的手指，几乎使他毙命。旁边一个士卒说：‘这是孝子，请放过他。’先生因此得以活命。从此以后，他写作十分辛苦。先生长期住在宝林，带着家人依附众多学生；有时出游，也常常耿介不合群。他曾说：‘我在宝林，魂魄还悬悬不安。’先生对于经书，编有《易》《书》《诗》《礼》《春秋》《孟子》的图解；对于史书，则有《史记》《汉书》的论说；对于文集，则把唐宋时期杜甫、韩愈等诸大家的作品都作了抄录。这些都被称为《劲草亭》诸编。他一生的心志寄托，尤其在《防秋谱》一篇上。他曾说：‘死后应当把我所著的全部取来，放在石匣中藏入墓里；只有这篇，可以同郑所南的《心史》相比。’《防秋谱》是世俗斗牙牌的游戏。其中有一种称作“至尊”的牌，其他各品都不能抗衡。先生增加了牌的名目，从天地之外、帝王、将相、四民，一直到盗贼、草窃之徒，无不列入；又另以□□□□为至尊。有时世事纷繁，天地、帝王都不能支撑，只有我这个处士来收拾残局，独自能够成为中流砥柱。先生亲自为此写说明，文章十分奇特。周鄮山见到后说：‘这就是胡文定的《春秋传》啊。’镇上的人请先生修地方志，书成后请他署名，他坚决拒绝。他所著诗、古文、词，名为《痛定集》。晚年居住在鄞城中，戊辰年六十八岁，因病去世。他在宝林最得意的弟子是方伊蒿，曾想把遗书交给他，未及交付便去世了，遗书存放在长兄家中。不久长兄也病危，便写信给伊蒿，让他把书取走。伊蒿到了长兄家，长兄的儿子又去世了，家人不肯交给他，后来把书卖给了别人。他想尽各种办法寻找，终于再也找不到了。我搜集诗歌时，寻求先生的文集，到处访查，却没有人知道，只得从先生各位弟子所收藏的旧信札和旧文牍中取材，让李生昌昱汇成一卷，因而编次其中可以保存的作品。先生在各经之中最得意的，没有超过《春秋》。他的自序说：‘我年老将死，忽然觉得自己对于《春秋》大有所得，察觉唐、宋、明诸儒的学说都没有合乎圣人的旨意；先前还在梦中，到了今天才恍然明白。只是我的书已经写成四十二卷，而定公、哀公两部分还没有完成，临死仍以此为遗憾。’如今这些书全都散佚了。先生给周乘六写信说：‘我西自闭门居于深山，不愿同随波浮沉的人交往；一件蓑衣、一顶斗笠，只愿偶然与麋鹿相伴。不了解我的人不把这当作笑话，便把它当作诅咒。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至于先生清正高尚的节操，本来足以流传千古；可是他却对鄙人西如此情意深重，认为今天绝不可以承受，难道是妄想把自己冒充成义士来欺骗自己吗？” 哪里有土地不是我朝的土地，哪里有人不是我朝的百姓，又哪里有仓廪不是我朝的粮食？不必说自己是首阳山顽民一类的话来标榜自己与众不同。所谓义士，应当像蹈海而死的鲁仲连、反抗暴秦而奋臂争帝的陈涉、突然起兵发难并为报仇而行动的张良、讨伐贼臣的翟义、起草讨贼檄文的骆宾王、拒绝元朝征聘而死的谢枋得。否则，就应像陈咸闭门不出，梅福逃到吴门做市卒，陶潜终身做晋朝的征士；这些人虽然在当时不得志，后世也应当知道尊重他们，而西都没有做到。像我蛟川的薛白瑜、陈鸿宾、艾仲可、郑调甫诸先生，撕裂冠帽、毁坏衣裳，逃名隐居于空谷，像疾风中的劲草，年老而气节更加壮盛，差不多可以比拟古人；而西却只是以他们为老师，还没有达到他们的境界。哪里敢夸谈义士呢？既然如此，像西这样的人，不过如恒河沙、九牛一毛、深秋的落叶，不足以影响世人的轻重，却甘愿在先生面前自我放弃。这封信大概是先生的自述。《鲒埼亭集》卷第二十八，鄞县全祖望绍衣撰，余姚史梦蛟竹房校订。传 ○陆桴亭先生传

译把理学、心学分成两派，难道不是像邓潜谷那样根基不牢吗？理与心，难道可以分歧开来谈吗？这实在是多么荒谬啊！明朝初年，宗奉朱熹的约占八成，宗奉陆九渊的约占两成，师承相传，各自守护自己的学说，门户之争还不十分张扬。敬轩出现，形成薛氏之学；康斋出现，传给敬斋，形成胡氏之学，这是许平仲以后儒学的一次兴盛。白沙出现，形成陈氏之学；阳明出现，形成王氏之学，这是陈静明、赵宝峰以后儒学的又一次兴盛。不久，王学不胫而走，不仅薛、胡两家被它折服，陈氏之学也被遮蔽，影响波及海门，王学的流弊已经很严重。敬庵出现在甘泉之后，随即批评王学，陈氏之学才开始得到薛、胡两家的声援。东林以及顾、高二位先生出现，重新阐发格物穷理的旧说，以挽救王学的偏颇，于是薛、胡两家又一次兴盛。蕺山出现在敬庵之后，竭力主张慎独，以挽救王学的偏颇，于是陈氏又一次兴盛。当时晋、楚两地的学者几乎交相出现。总而言之，追溯源流而加以折中，白沙并非没有出自康斋，阳明也未曾最终被泾阳排斥；这正是朱子取长补短的宗旨。道听途说的学者动辄诋毁陈氏、王氏为异端之学，仿佛是在报复过去诋毁薛氏、胡氏为俗学的人；他们也不知道各位儒者学说的醇厚与驳杂究竟在哪里，所以说起来全无分寸。桴亭陆先生是不喜欢陈氏、王氏之学的人，但他却能洞察其中得失的缘由，平心静气地评论；如果不是学问深造而有自己的心得，怎么能做到这样？先生评论白沙说：‘世人多把白沙看作禅宗，不对。白沙是曾点一类的人，他的主旨在于洒脱旷达、以此自得，不屑于苦苦思索、竭力探求，所以平日也多作诗写字来自我排遣，便与禅思接近。有人强行追问他的心传，他便回答说：“有学还是无学，有觉还是无觉。”这说明他未曾真正从禅学中有所获得。’因此，白沙所谓‘在静中培养出端倪’的说法，《中庸》中已有这种意思；但他不说戒惧、慎独，只用歌咏舞蹈来涵养它，便近于‘手持足行，无不是真道妙理’的意思。不说所见所闻及其显著表现，只专门追求端倪，便近于‘不要测度金针’的意思。他谈养气，以‘不忘记，也不助长’为要旨；但养气必须先积累义理，这就是所谓‘必有事焉’。白沙只把‘不忘记、不助长’作为要旨，失去了最高的一层。不过白沙原来和敬斋一同在吴氏门下学习，都以居敬为主。白沙和此日不再得诗说：‘我的道有宗主，千秋万代是朱紫阳。’他不离口地谈敬，向我显示进入道德境界的方法。后来他自成一家，才以自然为宗旨；而敬斋终身没有改变，所以有狂者、狷者的区别。其实白沙所说的自然，就是诚。稍有一丝不诚，便是粉饰造作，也就不是自然。有人却把草率放纵、旷达任性当作自然，这是不对的。他评论阳明说：‘阳明的学问原本来自穷理读书，否则在龙场一悟之后，怎么会觉得六经都能彼此贯通？只是他批评朱子格物不对，说自己曾拿庭前的竹子来验证，七天便病倒了。这是禅家参究竹篦的方法，原本不是朱子所说的格物，阳明自己误会了。阳明年轻时确实曾经学习禅宗，而正统学问的功夫还少。起初在京师做官时，虽然和甘泉讲论道学，也没有深造。居住南中三年后，才觉得有所领悟；但他的才气过高，立即提出致良知的学说，自立一派。此后终身忙于军旅之间，虽然到处讲学，但终究是聪明才智在起作用，年轻时熟悉的禅学也难以忘怀，不免流露出来。’ 这就是阳明的定论。总之，致良知固然可以进入圣人的境界，但千万不可打破‘敬’字，否则便是损坏良知。实行致良知，难道也能废弃穷理读书吗？然而阳明的用意在于简易直接，以挽救学问支离破碎的弊病，所以聪明人喜欢跟从他。一听到简易直接的说法，就常常厌恶穷理读书的繁复，动不动说一切都放下、当下承当；心气粗疏、胆量过大，只会断送一个‘敬’字。他们不知道，正是这一念所谓简易直接，已经放松了立足之处。因此，阳明属于圣门中狂者一流，只是门人不明白他的苦心，反而辜负了他。他评论整庵说：‘阳明在正德甲戌、乙亥年间讲学，整庵的《困知记》写于嘉靖戊子、己丑年间。整庵自己说将近四十岁才立志求学，正是在阳明讲学的时候。后来致良知的学说传遍天下，整庵的书才出现。那么，如果没有阳明讲学，整庵将会以一个善人终其一生，这部书也不会写成。朋友之间切磋的功效，难道可以轻视吗？整庵四十岁立志求道，八十多岁去世，四十多年体察认识深切，所以造诣精纯。但他谈理气时，也不懂得理先于气的旨意，反而认为朱子仍隔着一层膜，这就是他的未达之处。’ 阳明在功夫上不及整庵的一半，整庵在才气上不及阳明的一半。对于整庵，我遗憾他比阳明聪明才智少；对于阳明，我又遗憾他聪明才智太多。他评论白沙的弟子说：‘甘泉随时随地体认天理，就是所谓随事精察；阳明却认为这是向外求取，这是阳明的错误。’但是我读甘泉的文集，没有见到他体认天理而取得实际功力的地方。不过，学术门户的兴盛确实是从甘泉开始的。在此以前，儒者大多质朴胜过文采，实践胜过言论，气象彼此相似。敬轩以后，二泉、虚斋、泾野、庄渠等人无不如此。甘泉开始拥有众多书院门生，游谈奔走，荒废诗书，于是开启了阳明一派。东林继承其统绪，想挽救这种弊病，却终于不能成功；不遵循书院门生的习气，反而招致祸患。这是有明一代学术盛衰的关键。庄渠的学问很纯粹，却没有听说他替别人建立门户，因为他不树立门户。可是与书院门生的盛况相比，如果反而因门户而败坏老师的学统，就不如专务实际而不追求名声的人。因此，从方山不肯依附讲学这件事，可以看出当时讲学风气一天比一天衰落了。

译他评论阳明的弟子说：‘姚江的弟子，我一定把绪山看作其中的巨擘。’他为《传习录》作序说：‘我的老师用致知的宗旨启示后学，学习者亲身修习、默默体悟，不敢以知识见解来承当，而只求用实际践履来获得它。’如今老师去世还不到三十年，精微的格言和深奥的旨意却一天天湮没不明，难道不是因为我们这些人亲身实践不够，而多言反而造成损害吗？这大概是针对龙溪而发的，对纠正王学末流的作用很大。绪山当日虽然在天泉会上被龙溪压倒，但没有辜负阳明的人，是绪山；最终背弃阳明教诲的人，是龙溪。他又曾对学者说：‘世上有大儒，绝不会另立一套宗旨。譬如高明的医生，没有哪一科不精通，没有哪一种方剂不完备，没有哪一种药不使用；难道会执着于一张海上方，沾沾自喜地对人说：“除了这个，再没有别的科、别的方、别的药了。”近来谈宗旨的人，全都是海上方。’先生《思辨录》中所论述的，上自周、汉诸儒，直到今天；上仰观天象、纬书、音律、历法，下至礼乐、政事的异同，旁及异端学说；他疏证分析，约有数百万字，无不精粹醇正。我不能全部列举。其中最足以废除各家纷争之说、即使百世之后等待圣人也不会改变的，是他对明代儒者的评论。可是《明史·儒林传》从未采纳这些材料。因此我在这篇传记中撮取其大略。桴亭先生姓陆，名世仪，字道威，是明代南直隶苏州府太仓人。他年轻时曾学习养生之术而很喜欢，也有所收获。后来突然醒悟说：‘这种方法对于思考、呼吸、动作都有禁忌，严重时连流泪、吐痰、言语、笑声都有禁忌，一切都是为了秘密珍惜这点精神。这样便成了一个废人，即使长寿又有什么用？’于是立即放弃它，作《格致编》来自我考察，说：‘敬畏上天，就是敬畏我的心；像敬畏上天一样敬畏我的心，天与人就可以合而为一。因此敬天是进入道德境界的门径。’等到读薛敬轩《语录》中说：‘敬天应当从敬心开始。’他叹道：‘先得到了我的心意啊！’他自称研究性理之学很久以后才融会贯通，最初在丙子、丁丑年间看见大意，到丙午、丁未年以后才彻底明白，大概是经过多次挫折才有所得。世上那些稍稍有所见的人，恐怕会把这件事说得太容易。当初，四明钱忠介公任太仓知州，一见他就惊异地说：‘将来一定会以魁儒著称。’张受先对他说：‘讲学的诸位先生已经很少了，蕺山大概是今天硕果仅存的人吧？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去拜访他呢？’先生带着斗笠跟随他前往，受先最终没有成行，终身引以为恨。于是他与志同道合的陈言夏反复陈述意见，精兵流寇造成的祸患日益严重。先生说：‘平定贼寇在于有良将，尤其在于有贤能的地方官。应当大破旧有成规，凡进士、举人、贡生、监生和诸生，不论资历、籍贯，只要有文武才干谋略，就立即给予便宜行事的权力，委托他们办理训练军队、积聚粮食、守卫城池等事务；有功便任命为当地的牧守或县令。这样，将领和士兵所到之处都会得到呼应。如今受到吏部法令的拘束，又加上贿赂，使人充数，这是出卖封疆。’当时不能被采纳，国家便灭亡了。他曾上书南都，未被采用；又曾参与军事事务，解职后，挖池塘，宽约十亩，在池中筑亭，不接待宾客，“桴亭”的名称由此而来。风波平定后，他到四明哭祭钱忠介公，回到家中，才答应诸生的请求。庚子年在东林讲学，后来又在毗陵讲学，再回乡里讲学。当政者多次想推荐他，他坚决推辞，不肯出仕。诸生曾问知与行先后的次序，他说：‘有人的认识达到了而实践没有达到，认识是真实的；有人的实践达到了而认识没有达到，行为是贤善的。因此不能一概而论。等到达到最高境界，真正的认识就是实践，真正的实践才是认识，又不能把两者分开来说。’听到的人无不叹服。浙西安吉的叶静远，是蕺山的高足弟子，千里寄信来讨论学问。先生高兴地说：‘证人的学说还有绪余，我可以藉此慰藉未能见到他的遗憾了！’我认为明朝初年的儒者中，孙夏峰、黄梨洲、李二曲最有名，而知道桴亭先生的人很少。等我读到他的书，才感叹他的学问深邃。于是仿照司马温公为中子作传的体例，采录他的精粹言论写成一篇传记，以作为日后国史的底本。○万贞文先生传

译贞文先生万斯同，字季野，学者称他为石园先生，是鄞县人。他是户部郎万泰的第八个儿子。年轻时不驯顺，不肯安安分分地跟随几位兄长所学，常常贬抑兄长们，兄长们也忽视他。户部想把他寄放在寺院，后来因他顽劣，把他关在空房里。先生偷偷看见书架上有几十册明史资料，读起来非常喜欢，几天便读完了。又看见一些经学书籍，也全部读完。出来以后，便时时跟在兄长们身后听他们谈论学问。一天，长兄斯年在家中授课，先生想参加。长兄笑道：‘你懂什么？’先生回答：‘看几位兄长的造诣，也容易赶上。’长兄突然听到这话大惊，说：‘既然如此，我来试试你。’于是杂取经义题目考问他，他洋洋洒洒写了一千多字，不一会儿便完成了。长兄大为惊异，拿着文章哭泣，把这件事告诉户部说：‘差点失去了我的弟弟。’户部也惊愕地说：‘差点失去了我的儿子。’当天开始给先生做新衣新鞋，送他入塾读书。过了一年，派人请他向梨洲先生求学，梨洲便把他安置在绛帐中，让他坐在上位。先生读书能一眼看五行，如同决开海堤一样迅疾。他曾遵守先儒的告诫，认为没有益处的书不必看，没有益处的文章不必写。所以他没有什么书不读，却能认识其中的大要。康熙戊午年，朝廷下诏征召博学鸿儒，浙江巡道许鸿勋推荐先生，他坚决推辞，得以免除。第二年开设史局修撰《明史》，昆山徐学士元文邀请先生前往。当时史局征召的人许以七品俸禄，称为翰林院纂修官，学士想援引这个成例授予他官职。先生请求以布衣身份参与史局，不署官衔，也不领取俸禄，总裁答应了他。各位纂修官把稿件送来，都交给先生复审。先生看完后，对侍从说：‘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件事应当补入；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件事应当参照校订。’侍从按他说的取来，没有一处不对。《明史稿》五百卷，都是先生亲手审定的。虽然后来没有全部沿用先生的旧稿，但总的说来，它的底本足以独立成书。先生最初到京城时，当时人都以为他的专长在史学。等昆山徐侍郎干学居丧，先生和他谈论丧礼，侍郎于是请先生编纂《读礼通考》一书，上自国家丧礼，下至家庭礼制，十四经的笺疏、二十一史的志传、汉唐宋诸儒的文集和说部，没有遗漏。又用其余材料编成《丧礼辨疑》四卷、《庙制折衷》二卷。由此才知道先生在经学方面造诣很深。侍郎于是请先生全面编成五礼之书二百余卷。当时京城才俊如云，各自以所长表现自己，只有先生最为朴素淡泊。上至王公，下至士人，无不称他为“万先生”。先生同人交往时，署名只写“布衣万斯同”，从未使用其他称号。安溪李厚庵最少许可别人，说：‘我一生所见不过几个人，顾宁人、万季野、阎百诗，这才真正足以列入石渠阁顾问的人选。’先生为人平和高雅，内心却刚正坚定。因此，督师的姻亲当时身居要津，请求史馆对督师稍微宽容假借，先生便历数他的罪状告诉对方。有一名运粮官丢弃粮运逃走，死在路上，他的孙子想用贿赂把他列入死事之臣的名单，先生斥责并把他赶走。钱忠介公的嗣子十分困顿，先生多次替他谋求一个衿生名额，最终没有办成，但先生从未厌倦。父亲的朋友冯侍郎跻仲的几个儿子被没入勋卫之家，先生把他们赎回。不夸耀意气，不经营声势援助，尤其喜欢奖掖引导后进，唯恐在讲会中失去他们，总是恳切地多次表达心意。他大概是亲身实践的君子。去世后，门人私谥为“贞文”。著作有《补历代史表》六十四卷、《纪元会考》四卷、《宋季忠义录》十六卷、《南宋六陵遗事》二卷、《庚申君遗事》一卷、《河源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鼓文考》四卷、《文集》八卷；此外，《明史稿》五百卷、《读礼通考》一百六十卷，另行成书。如今他的后代衰微，许多著作散佚不存。先生住在京城寓所时，带有数十万卷书；去世时，身旁没有亲属。钱翰林名世因为是弟子，穿着丧服主持丧事，取走了他的书，议论者对此很鄙薄。我进入京城时，侍郎灵皋对我说：‘万先生真是古人。我所见的前辈中，谆谆教人学习有用之学的，只有万先生。’自先生去世后，蕺山证人的学统再也不能振兴；而我乡五百多年攻媿、厚斋文献的传承，也又一次中断，这实在令人长叹。关于先生的志传，姚地的黄百家、闽地的刘坊、吴地的杨无咎都写过。黄氏的志传最为核实，后来方侍郎为他作表，却更加缺少考据。至于说先生死在浙东——这句话不见于本表，却见于梅定九的墓文——那么侍郎当时身在京师，竟不知道先生死于王尚书的史局中，还说想吊祭却没有办法；这话实在十分奇怪。侍郎一生对于别人的乡里、居处、世系多不留心，自以为司马迁、韩愈的传记也都是这样，正是非常疏忽的地方。又说先生与梅定九同时，却惋惜先生不像定九那样得到日月之光照耀而不至于湮没，这就更加荒谬。先生两次辞绝征召，东海徐尚书也专门上启，想让他以翰林院纂修官的身份主持史局，他却以死相辞。大概先生想以遗民自处，同时又以承担故国史事来报答故国；与遗山相比，他的心意相同，而用来洁身自守的地方，却不是遗山所能及，更何况梅定九呢？侍郎自称了解先生，却说出这样的话，实在太疏忽了。（先生曾说，遗山进入元朝后不能坚持苦节，是令人惋惜的。） ○刘继庄传

译刘继庄，名献廷，字君贤，是顺天府大兴县人。他的祖先本是吴地人，因为担任太医，便在顺天定居。继庄十九岁时，又寓居吴中；后来住在吴江三十年，晚年又游历楚地，不久重新来到吴地，直到年老才北归，最终又回到吴地去世。昆山徐尚书善于礼遇士人，又收藏了很多书籍，大江南北的老宿都争相投奔他。继庄游学其间，独有心得，与众不同。万隐君季野没有什么书不读，却最为继庄折服，推荐他参与《明史》馆的事务。顾隐君景范、黄隐君子鸿长于地理，也推荐继庄参与《一统志》的编纂。继庄认为诸位先生考究古事有余，却还不够切合实际应用。等他归去时，万先生尤其惋惜。我私下怀疑，继庄出身于改朝换代以后，遇到了昆山兄弟，却终老而死仍是布衣；又长期奔波于吴楚之间，对故乡几乎没有眷恋，这恐怕接近逃避世人、亡命天涯之人的作为，不能没有考据；可是最终没有人能考证。并且诸位先生的著述都流传天下，唯独继庄的书不很流传；我因此寻找了近二十年，也没有得到，最近才在杭州赵氏家中看到他的《广阳杂记》，大概属于薛季宣、王道甫一类的著作。唉！这样的人才，姓名将要沉沦在狐貉口中，难道不可畏惧吗？继庄的学问以经世致用为主，从天象、纬书、音律、历法，到边塞关隘要地、财赋、军器等方面，旁及岐黄医术和释道之言，无不留心，深深厌恶雕琢辞藻的技巧。他平生自称对于声音之道另有所得，足以穷尽造化的奥秘，经历百世也不会迷惑。他曾作《新韵谱》，其领悟从《华严》字母入手，又参照天竺陀罗尼、泰西蜡顶话、小西天梵书，以及天方、蒙古、女直等语音，又用辽人林益长的说法来验证，因此更加自信。当时吴修龄自称是仓颉以后第一人，继庄却说：‘他对于天竺以下的书都没有通晓，只是大略看到了《华严》字母的旨意罢了。’继庄的方法，先立两个鼻音，以鼻音作为韵的根本；分开口、合口，各自转换阴、阳、上、去、入五音。阴阳就是上下两个平声，共十声；而不经过喉、腭、舌、齿、唇七个发音部位，所以只有横向转换，没有直向送气，等韵重复的弊病便消除了。其次确定四个喉音，作为各韵的根本；此后才知道泰西蜡顶话、女直国书、梵音中还有不精确之处。他把四个音作为正喉音，由此得到半音、转音、伏音、送音、变喉音，又加上两个鼻音。把其中一个分配为东北韵，把宗一分配为西南韵；宗八韵建立后，四海的语音便可以统一。于是将喉音彼此相合，共得到十七个音；喉音与鼻音彼此相合，共得到十个音；又把有余而未尽的三者相合，共得到五个音；总共三十二个音作为韵。父而韵历二十二个位置作为韵母，横向转换各有五个分支，万种不齐的声音都可以归摄其中。他曾听说康甲夫家有红毛文字，可惜不能看到，以便与泰西蜡顶语比较异同。又想把四方土音编成韵谱，以穷尽宇宙元音的变化，于是以《新韵谱》为主，填入四方土音，遇到人便可以请他校正。继庄这部书，大多得自大荒以外，包罗宏博，学者突然读到它，也许还不能通晓。他评论历来方舆之书，大多详于人事，而天地运行的道理几乎从未涉及。他认为应当在疆域之前另加若干条目，先以各地北极出地的高度为依据，确定简平仪的度制，制定正切线表；那么节气之后，日食的分秒、五星的陵犯和占验，都可以推算了。各地七十二候各不相同，例如岭南的梅花十月已经开放，桃李腊月已经开放；而吴地梅花在惊蛰开放，桃李在清明开放，相差竟有这样大。如今世上流传的七十二候本于《月令》，那是战国七国时期中原的气候；如今的中原已经与七国时期的中原不同，因而历法也产生了偏差。现在如果详细考察南北各地的气候，选取其中确实可靠的，详细记载为一条，流传给后世，那么天地相应的变迁就可以探求其细微之处。燕京、吴地的水都向东南流，所以一定要有东南风之后才下雨；衡山、湘水一带的水向北流，所以一定要有北风之后才下雨。各地山水的朝向、背向、分流、合流，都应当查考文籍而分别列出；风土的刚柔以及阴阳、燥湿的征象，也可以依次考察出来。各地有土音，又有俚音，大概是五行气运宣泄方式不同所造成的，应当分别谱成一条；再与各地土产相合，那么各地人民性情风俗的细微差异，都可以推求而显现出来。这当然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但只要揭示大纲，分头观察其成就，实在也是古今未有的奇事。他谈到水利，认为西北是二帝三王的旧都，两千多年没有听说需要仰赖东南供给粮食，为什么呢？因为沟渠开通，水利得到整治。自刘渊、石勒扰乱以来，直到金、元，千余年间，人们都草率偷生，没有闲暇作长远打算，习惯成风，不知道水利是什么，因此西北并非没有水，而是有水却不能利用；水利不能造福百姓，反而成为百姓的祸害。干旱时赤地千里，水涝时漂没民居；没有地方可以蓄水，也没有道路可以让人通行，既然如此，人固然无法对付水，水也无法顺从人的安排。虞学士开始奋然提出这件事，郭太史开始毅然实行。不久终于废止，三百年来没有人过问。有圣人出现，治理天下，必定从西北水利开始。水利兴盛，然后粮食充足，教化才可以施行。西北水利，没有比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得更详细的；虽然时代变了、形势变了，其中十成还可以得到六七成。郦氏对于东南记载简略，世人因此轻视他，却不知道水道正应当详细考察的，恰恰在西北。想要取二十一史中关于水利、农田、战守的记载，分别详细考察其原委，附上诸家的学说，写成疏证，作为日后施行时的考据。又说朱子的《纲目》不是他亲自撰写，所以多迂曲而不切实，反而遗漏了关系重大的事情，应当另作一部纪年书。凡是继庄所撰写的著作，其规模都不是一个人在一时之间能够完成的，所以虽然谈得十分恳切，却难以最终完成；这也是他好大贪多的缺点。他又说圣王治理天下，必须从宗法开始；没有宗法，天下便无法治理，应当专门写一部书来阐明它。这是儒者最重要的言论，可惜他的书也没有完成。

译我认识继庄，是通过先父；先父认识继庄，是通过万氏。等我出游于世时，继庄的同道梁质人、王昆绳都已先去世，不能相见；即使他的高足弟子黄宗夏，我也没有见到。因此不只是继庄的书无从追寻，遇到人询问他的生平始末，也茫然没有知道的人。于是想到当时安溪李阁学最留心音韵之学，自称已经穷尽幽深、探究精微，却闭口不谈继庄和修龄，实在是咄咄怪事，完全无法理解。何况如今距离那时已经六七十年，□□□□连同他的出处和经历始末都没有人能详知，更加令人悲伤。近来吴江征士沈彤独自为继庄立传，大概因为继庄寄居吴江寿圣院的时间最长，沈氏诸人都曾跟随他游学；等他的儿子死后没有后代，便以沈氏子弟作为继嗣，但这个嗣子如今也去世了，所以沈彤所作的传记也不很详细。至于他说继庄四十八岁去世，恐怕也不对。继庄二十岁时居住吴地三十年，又到过楚地、燕地，最终死在吴地；如果是在壬申年以后，那么年龄已经很大了。大概此人的踪迹不是一般游士所能经历的，所以似乎有所隐讳，不愿让人知道。沈彤大概是从家中老人那里听来的传说，便把他归入博物之流。我不知道这个人的具体情况，虽然我猜想他不是寻常之人，却始终不能完全了解他的生平事迹。于是便依据《广阳杂记》中出自宗夏辑录的材料，略略考求到一些他读书、著书的概况，因此搜集片段为他作传，以等待日后听到更多事情，再续写这篇序。我又曾听说：万先生和继庄一同住在徐尚书府中。万先生整天端坐读书，有时闭目静坐；继庄喜欢游历，每天必定外出，有时连续二十多天不回来。回来后便把所经历的事告诉万先生，万先生也用自己读过的书来加以印证。谈完后又出游。因此京城中求见这两个人的，大多能够侍奉万先生，而继庄因为出游，极少有人能接触到他。当时万先生和继庄各自把馆脯所得的钱，用来抄录史馆的秘藏书籍，屋宇相连，书架相接。尚书离职后，继庄也回到吴地；万先生却被《明史馆》留下。继庄对他说：“不如同我回去，一起完成想要著作的书。”万先生答应了，但最终没有成行。继庄回吴不久便去世了，他的书也散失殆尽。到万先生在京城去世时，他的书也没有保存下来。继庄平生讲学的朋友中，他最敬重的，是梁溪顾畇滋、衡山王而农；而尤其心悦诚服的是彭躬庵。在我看来，躬庵还算平实，而继庄的恢宏开张，几乎超过了他。可惜不能把他的书全部读到，以此了解这个人。再过二三十年，就会完全湮没了。世上如果有像晁子止、陈直卿那样的人，假如把他的《新韵谱》目录附带保存下来，再把我所叙述的关于他的书的大意写在后面，也还可以稍稍慰藉继庄于身后。继庄书中所记述的《大兵征俄罗斯》和《王辅臣反平凉》两篇文章，都非常值得欣赏。继庄的才华已经极为出众，但有一件大惑不解的事：他一生极力称许金圣叹，所以吴地人并不很了解继庄；偶尔有了解他的，便把继庄和圣叹并称，这也是咄咄怪事。圣叹不过是小才，学问没有根基，继庄究竟看中了什么，竟如此称许他？如果说万季野尚有不能使继庄满意之处，而继庄却心悦诚服于圣叹，那我就无法理解了。不过，继庄终究不是圣叹一类的人，我不能不把两者区别清楚。蓬莱王孝子传 山东学使罗竹园先生把蓬莱王孝子的事迹给我看，说：“士人中竟有这样伟大、这样至极的孝行！先生为什么不写文章宣扬它呢？请作《王孝子传》。”

译王恩荣，字仁庵，是山东登州府蓬莱县人。他为人质朴诚厚而深沉挺拔，身材修长，骨骼高耸，仓促之间不能用文章表达自己。蓬莱县小吏尹奇强，性情阴险狡猾，很凭巫医之术得到官府宠信。恩荣的父亲王永泰因为置办产业与人争吵，被打中要害，当场死亡。当时恩荣刚九岁，祖母刘氏年事已高，家门软弱，向官府申诉也未能得到公正，只得到十两埋葬银。祖母内心悲痛，自缢而死。恩荣的母亲刘氏是个健壮的妇人，便把婆婆埋葬，把永泰的棺材暂厝在市场旁，租房住在棺材旁边，并大书道：“杀死你父亲的那个小子是谁？”她哭泣流血泪达三年，病重时把恩荣叫到床前，将官府给的银子交给他，说：“你家用三条人命换来了这些银子，即使海枯石烂，也不能忘记保存这份志向和仇恨。那个小子，你记住！”恩荣接连遭遇大难，家业完全败落，便依靠舅舅生活，刻苦立志读书。稍稍长大后补为诸生，在父亲棺前发誓要寻仇，并随身带着斧头。他的舅舅为此忧虑，诱骗他住到长山岛中，禁止他出岛，并劝他说：“那个小子的仇当然应当报，但杀人者要偿命，这是国法。你父亲的鬼魂已经饿着了。”恩荣流着眼泪听从了舅舅。恩荣白天取出《史记》中伍子胥、白公的列传朗读，读完便痛哭；夜深安静时焚香长跪向天诉说，絮絮叨叨直到天明。有时困倦而打盹，便连续说梦话，大声喊道：“仇家就在这里。”二十八岁时考中举人，向舅舅辞行说：“可以了。”于是出发。过了一个月，忽然在路上遇到奇强，便挥斧猛击；奇强稍远些而没有被砍中，恩荣便把石头掷过去，将他打倒在路上，路旁的人争相抱住恩荣，他才得以被阻止。奇强隐瞒此事不敢声张，缠足养伤，不敢出门。一天他偶然独自站在门口，又被恩荣看见，恩荣直冲上去砍中他的头。由于帽子厚，斧刃偏向一边，只砍到耳朵附近，奇强扶着伤处逃走。他的家人奔赴官府控诉。当时事情已经过去多年，吏员的案卷大都没有可以查证的依据。恩荣拿出母亲当年收藏的银子，陈列在公堂上，朱笔批语已经模糊破烂，旁边还盖有血书印记。县令叹息说：“这是天性至孝的人，为什么偏偏遭遇这种不幸？我若阻止你，就会伤害你终身的仇恨；我若准许你，又违背累次赦免的法令。《周礼》关于调解人的法律明明在这里，大家不过都在设法趋利避害罢了。”恩荣于是放声大哭，县令也哭了，堂屋内外观看的人全都哭了。恩荣后来再次举发仍未成功，奇强也远逃了，两人在栖霞相隔八年。正好蓬莱县有人患病，极力请奇强祈祷医治，奇强也因为事情过去久了，心情稍稍安定。奇强进城经过一条小巷，四下看不见人，正在徘徊之间，恩荣突然冲出来扼住他。奇强惊慌窘迫，伏在地上哀求，恩荣对他说：“我父亲等你已经很久了！”随即劈开他的脑袋，脑浆裂开，又用脚连续踢他的心口，当场把他踢死。看见的人惊骇万分，纷纷上前拥住恩荣。恩荣笑着说：“难道有白天杀人却害怕死的吗？”于是自己绑住自己到县衙投案。恰逢奇强家人控诉，说当年永泰本来是自己上吊，并非被殴打致死。县令想开棺验尸，恩荣请求道：“小人已经有了儿子，宁愿抵罪而死，也不忍心再次暴露父亲的尸骨，使他遭受毁坏。”他叩头叩得流血，县令很是哀怜，便广泛询问中间人。众人都说：“恩荣说得对。”于是直接把案情详报给法司。法司议论说：“古代法律没有复仇的条文，但查考现行法律，杀死擅自行凶的人，判杖六十；如果当场杀死，则不论情形，这其实未尝不是在允许人复仇。恩荣父亲死时，他还没有成年，后来又多次行刺未遂，虽然不是当场杀死，也等于当场杀死了。何况他把死看得像吃甜食一样，激烈刚勇的气概很值得嘉许。因此应当特予释放，恢复他的诸生身份，并把原来存放的十两埋葬银退还给尹氏，以表彰他的孝行，同时准备具文上报，请求旌表。” 恩荣的舅舅听说此事后，去见有关官员说：“这个小子只是想见到他的父母罢了。人遭遇这样的奇祸，却因此得到旌表门庭、荣耀乡里的荣誉，又有什么忍心不答应的呢？”法司叹息说：“你也是贤者。”于是停止追究，并在祠堂中祭祀他的母亲。当时是康熙四十八年。那时参与办理恩荣案件的，巡抚是中吴蒋陈锡，提学是北平黄侍讲叔琳和滇南李观察发甲。全祖望说：“恩荣年过六十，仍然只是诸生。他因为眼睛有疾，向竹园先生请求退休，这大概就是当年哭泣流血时落下的病。东边人写作的恩荣诗文，多得厉害，却大都杂乱难读，反而不如法司的判词简洁明白而令人欣赏。我因此另写了一篇，赠送给他。” 董永昌传

译董永昌，字雱，号山云，又字复斋，是诸生董应遵的孙子。他由太学生出任房县知县，历任官职至永昌府知府，后来退休。他的儿子贫穷，曾请求我为他的墓表作记。我私下感叹，他历任官职所到之处，都有古代循吏的风范。但他不仅仕进未能实现，反而因此被罢官；不仅天下人没有知道他的，连我们乡里的人也不知道。世上没有孙可、何易于一类的人，他当然应当沉埋屈抑。现在抄录《隐学书屋诗》，把他的大节摘录如下：永昌任房县知县时，房县在郧地万山之中，十三家余民刚安集不久，井灶一片萧条。在这以前，房县的田地分为三等，赋税也按等级征收。战乱以后田地荒芜，官府招募百姓开垦。当时百姓所开垦的是上等、 中等田地，申报的却是下等赋税。地方长官的心意在于招徕安抚百姓，所以没有加以追问。后来皇帝下诏命令长官招募百姓开垦荒地，能够充分发挥土地生产力的，便可记为上等考绩。荆襄、郧、郢之间，官员们都踊跃办理，唯独房县悄无声息。地方长官对此疑惑，便询问永昌。永昌回答说：“小民贪图一时利益，不顾后来祸患。如今房县没有开垦的，都是下等的贫瘠石田，开垦所得很少，而它的赋额在藩司那里却都按上等田征收。而且将来还会入不敷出。下官已经召集年长者，告诫他们不要妄自行动。”孟子把开垦荒地视为有罪的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地方长官不以为然，笑着说：“我们做官不过住在驿舍一样暂时任职，只要得到上等考绩后离任就行了，何必这样忧虑过度呢？”永昌始终竭力坚持，终于使此事停止。唉！从那以后过了三十年，看看持节开府的大臣河东王士俊、广西金鉷所做的事，境内沙砾地上到处都是耕锄，他们强迫百姓耕种土地，就像驱赶他们出兵一样，最终成为中州、南方的大患。一个百姓申报开垦，就要耗尽原有田地的收入来缴纳新田赋税，仍然不够；而新田最终又长不出庄稼，这才知道永昌的见识早已正确。可惜他只能在小小的地方坚持此事，不能把这个道理上达皇帝。荆门的大盗诬陷房县百姓参与谋划，暗中查访后才知道，荆门的吏役私自命令他们牵连许多人，作为罗织罪名的办法，房县百姓其实并未参与。但事情已经被宪司听闻，不是房县所能抗拒的，于是派房县的吏员护送他们出行。出了境后，他们灌醉荆门的吏员，把人送走；那人于是带着十多口家人进入蜀地避祸。像这样出于仁心、施行惠政而超出成例的事，还有很多。他任永昌府同知时，遮放、猛卯两个土司争夺边界，制府下令让他前往审讯。当时瘴气正盛，即使当地的吏员也都请求稍稍缓行，土官也以为使者必定不能立即到达。永昌认为事情拖久了或许会发生变故，王阳能够成为孝子，王尊能够成为忠臣，自己也不能因形势可怕而退缩，于是慨然前往，最终也平安无事，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事。他任莱州府同知时，昌邑一向深受水灾困扰，便疏浚河道，又捐资在县城南面修筑长堤防洪，于是水患断绝。他离任时，莱州百姓无论老幼，沿路祭奠送行，络绎不绝。他任永昌知府时，只过了七个月便解下官印。这时制府商议开采孟乃银山，向永昌府下达檄令。永昌认为孟乃是土司之地，如果开山，势必派遣大批人众；既然派遣大批人众，势必凌辱蛮民，而有金银的地方，汉人与蛮民必然会发生互相偷抢之事，并且形成动乱的开端，于是写信竭力争辩。制府很不高兴。恰逢六月市场米价突然上涨，许多百姓死亡，金齿的公文送到行省，往返需要六十天。永昌叹息说：“我不能再等了，请让我先行办理。”于是便便宜行事，开仓平价售粮，又借用施甸的谷物供给百姓，同时派快马向制府请罪，说自己擅自行动，果然遭到严厉斥责。然而找不出他的过错，便以他年近七十、年老为由，使他未能等到正常任满便离官，大概还是因为先前开矿之议的缘故。后来制府也逐渐知道孟乃不可轻易进入，稍稍感到后悔，事情得以中止，并且深深叹息惭愧。皇帝也下令恢复他的原官并让他退休。议论者说，当时的制府本来是贤能的人，并不是完全属于时风影响下那种卑劣龌龊之徒。开矿是明神宗时期的苛刻政策，在中原都不能实行，何况番部呢？至于便宜行事施行赈济，正是汲长孺因此被武皇帝赏识的事情，如今却因此获罪，难道不值得长叹吗？然而永昌虽然因此离官，最终却使制府有所觉悟，阻止了开矿之议并使它没有实行；这样看来，他本人虽然离职，意见却得到采用，也可以没有遗憾了。永昌年轻时曾跟随万征君季野游学，得以听闻证人的教诲；所谓儒者真正得到力量，大概就在这里吧？他的诗不刻意修饰，只是抒发真情。次子董宖，幼子董宿，都和我友善。永昌去世距今还不到十多年，他的几个儿子却已经十分贫困，由此也可以知道他的清操了。《鲒埼亭集》卷第二十九，鄞县全祖望绍衣撰，余姚史梦蛟竹房校。论 孙武子论

译眉山苏轼说：“孙武用兵不能保证取胜，这和他书中所说的相距很远。吴起谈论用兵，轻视法制，草率简略而没有统属纲纪，不如孙武之书言辞简约而意思完备。然而吴起被鲁国任用，替魏国击破齐国，制服秦军进入楚国；结果楚国称霸，而孙武的作为却是这样，那么他的书不足以完全相信，确实很明显了。”全祖望说：“苏轼的话，可以说是独具评论时世的见识，但我还惋惜他的话没有说尽。孙武又哪里懂得用兵呢？如今世人共同称道他的，没有比用军令斩杀吴王宠姬一事更著名的了。却不知道这只是战国七国之人传闻的故事，而太史公误信了它。我又凭什么知道他斩杀宠姬是诬传呢？大概只要从吴军攻入郢都的战事便可以知道。当吴国大举出兵时，楚国前来抵抗的是子常。这个人像猴子戴帽子一样徒具外表，而且又因疲于奔命而精疲力竭，遇到一支常胜之师，尚未交战胆气就已经丧失，难道还能说是善于作战吗？这本来就是人人都知道的。至于孙武所统率的军队和军纪，却看不出有什么值得依靠的地方。当夫概王擅自出兵时，很像晋国河曲之战中的赵穿；如果他孤注一掷，事情本来还难以预料。然而即使侥幸取胜，军纪已经混乱，吴王的贵弟便产生了洋洋自得之心，后来在秦军面前首先溃败，也是从夫概擅自回国、自立为王的祸患开始的。” 起初是夫概擅自发兵，而孙武不能制止；接着又擅自回国，而孙武来不及知道。古人所说大将统率军队，进军如风，停止如山，并不是这个样子。鸡泽会盟，不过是以玉帛相见而已。扬干在曲梁扰乱军队，魏绛便杀了他的仆人，虽然触怒晋悼公，也不加顾惜；晋国因此能够继续称霸。何况两军对垒之际，军法竟然如此，我不知道孙武斩杀宠姬的刀究竟在哪里。况且倾尽全国兵力出战，却没有防备越国乘虚而入，是贪图向前推进而忘记后患。又决开漳水灌溉纪南，决开赤湖水灌入郢都，牺牲百姓来求得一日胜利，不过是猪突猛进之徒。唐侯在军中时，国家已经被秦国灭亡，为什么应对策略如此疏忽？子期焚烧军营却不能避开，可见营垒毫无法度。子蒲、子虎在当时并不是名将，孙武遇到他们，却总是屡屡败北。这样看来，先前五战的威势，只是因为子常的缘故。从来成败很难简单评说，失败者未必没有好的谋略，或许只是坐失时机；成功者未必全靠朝廷谋算，或许只是恰逢其时。那位左司马请求从首尾两面夹击，才是真正的兵法。假如当面抵抗吴军的人中有子期兄弟一人，吴国恐怕就危险了。” 《左氏春秋》的内传、外传记载吴国的事情，也相当详细，却完全没有提到孙武。即使《越绝》等书出于汉代，也不大提及孙武。因此叶适怀疑吴国原本未曾有过这个人，而他的书和事迹都是纵横家伪造的，这可以补足《七略》的遗漏，破除千古的疑惑。至于《孙子》十三篇的言论，本来应当出自懂得兵法的人之手，不能据此责怪孙武本人没有取得战果。平原君论 平原君接受冯亭献出的城邑，导致长平之战失去军队。太史公认为他因贪图利益而使头脑昏乱，看不见大局。全祖望说：“这是根据成败来评论人的说法。自古以来，土地有必争之处；兴起王业、奠定霸业，必先占据地势险要、足以制胜的地区。太行山是天下的脊梁，而上党最为险要，精锐兵力从那里出动。杜牧说，上党像用肘压迫京洛、用脚踏住蒲津，倚靠太原而跨据河朔；秦、晋相争，这就是不得不称王、不得不称霸的地方。而且它距邯郸不到百里，对赵国尤其紧要。所以苏厉曾说：‘上党归入秦国，那么勾注山以南、羊肠坂以西，都不再属于赵国。’樊余也说：‘韩国凭借上党逼临赵国，连羊肠坂以北都处在危险之中，何况韩国自身的危急呢？’信陵君曾极力向魏国进言，认为应当把上党与共宁连通，以此为三晋谋划。既然魏国尚且知道这一点，何况与上党相邻的赵国呢？秦国之所以一定要得到上党才甘心，也是因为要囊括三晋，整个战略枢纽都系于此，并不只是争一时胜负。如此重要的唇齿之地，正处于国家存亡的关头，敌人倾全国之力来争夺，我们却拱手让给它，即使最愚蠢的人也不会甘心。况且秦国如同虎狼，又有什么能够满足它的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即使赵国人闭关不出，坐视秦军收取十七座城邑，秦人窥知赵国无能为力，便借战胜后的余威，肆意发挥席卷天下的全部势力，早晨从上党出发，晚上便逼近邯郸。在这种时候，怎么能不被冯亭讥笑呢？何况当时赵国经过蔺相如、廉颇振作国势之后，兵力还不弱，天下人的希望仍在赵国；凭借大义来安抚归附的百姓，这正是霸主所应做的事。赵国之所以几乎亡国而不能再振兴，不在于接受冯亭献上的上党，而在于任用赵括。但这本来并不是平原君的过错。平原君在渑池会盟时，根据白起头小额窄，判断他果断；根据他的黑白分明的眼睛，判断他明察；根据他目光注视而不转移，判断他坚强，可以同他相持长久，却难以同他争夺一时胜负。哪里知道白起的深浅呢？他又说廉颇为人勇猛凶悍而爱护士卒，知道困难而能忍受耻辱，野外作战不是他的长处，但持久作战足以抵挡敌人。哪里知道廉颇的深浅呢？这样看来，应侯的反间计，大概就是探知平原君的这些话后加以扰乱。假使赵王能够堵住谗言的口，从始至终不改变主意，统率四十多万军队，坚守营垒、清除野外粮草，以逸待劳，即使秦国有善于攻城的器械，又怎么能攻破这种坚守不出的防御呢？军队停滞不前而深入敌境，是军事家最为忌讳的事：想前进却不能，想退却也不得，实情显露、形势屈服，破绽就显现出来了。这一战如果赵军取胜而秦人受挫，六国合纵的声势就会一时响应。这样，应当可以再次看到赵武灵王当年的雄风了。冯亭把上党交给赵国，是因为守不住，力量实在不足；即使如此，他仍然以守义为重，不肯向秦投降；等到失败以后，又以自己的生命殉守此义。这样的人，也算是有志之士了。有人认为冯亭是在嫁祸于赵国，那么他既然对赵国没有什么仇怨，又为什么一定要误害赵国呢？况且假使赵国不更换将领，又有什么祸患呢？平原君清楚地看见两位将领的才能，仿佛把它们放在手掌中一样明白。他识人的本领，并不在信陵君之下；不能因为他没有采纳毛公、薛公的意见，就仓促地评论他。至于兼金已经送出，反间计于是成功，那么他任用赵括，不仅大大违背了平原君的本意，也一定是平原君极力争辩却未能改变的。那些平阳一带的人，战战兢兢，只把退缩当作要务，哪里知道谋划天下本来就不是懦夫所能懂得的呢？如今反而把他们的话当成正确，这就是所谓用耳朵看、用眼睛听。后世的人，也有人知道长平之败是由于更换将领，但至于上党必不可弃，却没有人看出这一点。难道没有考察唐朝末年吗？并州、汴州像虎一样对峙，每年都在崤山以东争战不休，所争夺的不过是泽潞而已。所以，李存孝叛乱后晋阳孤立，丁会投降后河中受阻。

译四皓论。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时，对于商山四皓，只采用“劝说建成侯吕泽”的说法，并认为其他见于史书的记载都是虚构。朱子认为不是这样。全祖望说：“司马光的看法是对的。汉高祖在位时，每天都忙得无暇顾及其他，他下诏求贤，不过说：‘天下的贤士大夫，有能跟随我交游的，我就能尊崇显贵他们而已。’这话说得很浅陋，而且没有真正求贤的意思。至于他说‘我寻求你们几年来，你们却躲避我’，本来就是替处士们夸大的说辞，实在不必追问。况且留侯既然知道这四个人足以安定太子，那么高祖讨伐黥布时，就应当对张良说：‘你即使有病，也请勉强躺着为我辅导太子。’这时四人已经在东宫，留侯为什么不干脆对高祖说：‘太子尊重贤者、礼遇士人，天下人都归向他的仁德。像陛下这样不能招致的四个人，尚且来跟随太子。陛下把保傅的职责交给他们，他们一定能够调护太子，安定关中。’这样一来，太子的地位自然安稳，又何必等到高祖击破黥布回来、更加想要更换太子之后，才让他看见这四个人呢？这岂不是太迟钝、太笨拙了吗？四人既然为了太子而出山，商山的灵芝也不过和小草相似；不到一年高祖就去世了，吕太后毒死赵王，弄哑戚姬，惠帝于是沉溺于淫乐，不理政事，汉朝的事业因此衰落。” 那么当时四个人在哪里呢？如果四人不是贤人，那还可以解释；但四人既然是贤人，哪有国家的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却没有一个人说一句匡正的话？假如说惠帝已经确定即位，四人便立即离去，那么他们看到了什么才离去呢？四人如果想始终坚守自己的操守，那么惠帝并不是非同寻常、不可出世的君主，他们本来就不必来；既然已经来了，惠帝也不是一个不能侍奉的君主，他们本来就不必离去。这样看来，他们的出仕和退隐都没有依据。所以说，这四个人不过是东宫中随众进退的宾客，偶然有一段劝说建成侯的事情，后人便跟着把它夸大了。我听说当时有个淮阳人应曜，被征召却独自不肯出仕，当时人因此说：‘南山四皓，还不如淮阳一个老人。’这话确实有道理。况且即使按照他们劝说建成侯的那件事来看，也只是中等才智以下的见识。四人不敢让太子监领军队，是因为吸取了申生遭祸的教训。当时太子的处境，本来就和申生不同。申生在晋国时，骊姬的毒计已经形成，无功也必死，有功也必死。高祖想更换太子，本来固然受到母亲疼爱儿子的私情牵动，但也颇因为太子柔弱，担心他难以承担大事，所以有意改立像赵王那样的人。戚氏的妖媚，不如骊姬；高祖的明察，难道能和晋献公相比吗？” 四人如果果真有非同寻常的才能，辅佐太子向东进发，率领灌婴、樊哙之类的将领，一战就收服黥布，那么太子哪里还会有失去帝位的忧惧呢？可是他们内心却害怕诸将不接受节制，甚至担心导致军队溃败，非要高祖抱病亲自领兵不可，这实际上是在明白显示太子懦弱、不能担当大任。四人的才能也不过如此。总而言之，高祖是雄才大略的君主，区区吕后过去穿着粗衣、经历艰苦的情分，不足以阻止他的心意；但无奈从留侯以下的大臣都把心完全交给太子，这才真正是所谓太子的羽翼。所以高祖任命周昌为赵王的相国时，大局就已经确定了。汉廷所有将相，都不足以辅佐太子，却一定要等到这四个人，实在太愚蠢了。杨维桢说：四人怎么会如此容易就出山呢？大概是留侯拿雁来欺骗高祖，使高祖格外重视这四个人；但如果说留侯和太子竟敢以此欺骗自己的君主和父亲，那么留侯就该诛杀，太子也确实很可以更换了。刘向、扬雄优劣论。《晋史·范乔列传》记载，范乔曾同人谈论刘向、扬雄才学的优劣，认为刘向厘定一代典籍，校正群书；如果让扬雄承担此事，本来就不是他的长处。我认为刘向优于扬雄，当然是事实。但范乔据此判定两人的高下，却没有考虑到扬雄在承明、未央两殿任待诏时，从未奉命校定秘书，因此不能凭空推测他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何况刘向胜过扬雄的地方，在于他的忠贞大节，而不在于区区著述。按照范乔所说的标准，不仅刘向能够做到，刘歆也能做到。既然可以说刘向优于扬雄，也就可以说刘歆优于扬雄。谯周通晓五经，难道能和只认识几个字的王平相比吗？假使刘向一生只是校正群书，那么他胜过扬雄的地方也就很有限了。后世评论刘向，大体有三种说法，其实都不足以损害刘向的声誉：有人说他曾因研习淮南王《鸿宝》一类的方术而获罪吗？这只是刘向年轻时信奉道术还不坚定的过错。后世的大儒也有人曾经泛泛涉猎异端，后来却忽然醒悟，知道转变方向，怎么能唯独因为这件事就概括刘向的一生呢？至于他把《洪范》传授的五行之说写入著作，《尚书大传》的五行说本来就多有错杂悖谬之处，但汉代的大儒如董仲舒，也时常谈论它。” 大概伏生一派的说法虽然不纯正，但其用意是希望君主建立皇极来抚育万民，使灾异不再发生、祥瑞也可以消弭，借此作为朝廷的鉴戒，这同纬书、候气之类谈论天道的说法有根本不同。夏侯胜曾经用《洪范》劝谏海昏侯，霍光因此变了脸色；这本来就是匡正君主的人所不能抛弃的学说。刘向仕于成帝、哀帝昏乱的时代，文母造成的祸患已经形成，高祖庙的衣冠几乎将要无人守护，三朝宗室急切地想承担辅卫王室的责任，却又没有力量挽救局势，于是想用传经的学问感动、启发君主，实在已经很艰苦了。后来出生的人却拿固定的旧说来苛责他，见识多么拘泥啊！所以我曾经说，《洪范》的说法是根据事情进谏规劝，其志向在于弥补缺失、匡正挽救；这同孟子对齐王谈《诗》，断章取义而顺势引导、扶助君主向善，实际上是相同的。又有人说，刘向所著《新序》《说苑》记事有很多不足凭信之处，这确实如此；但这只是秦火之后旧籍无从稽考，只能依据传闻中的异说写成书，并不是学术上的缺陷。这三点既然都不足以损害刘向，那么刘向所学的学术非常正当，所持的操守非常伟大；西汉的儒者除了董仲舒以外，没有人能赶得上他。他的宏通、博雅，不过是额外的优点罢了。况且刘向因为新都侯王莽的祸乱发生，撰写《五行传》；又因为王氏、赵氏、丁氏、傅氏所造成的祸乱，撰写《列女传》；这些都是所谓用经术来治理现实事务。扬雄却用艰深的文辞来掩饰自己的浅陋。他还把自己比作周公、孔子，实际上只是模仿司马相如却没有做到，可以说是狂妄了。可是世上的评论者反而推尊扬雄为最醇正的人，更有甚者把他比作箕子的《明夷》，却反过来对刘向喋喋不休地加以贬斥，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范乔能够知道刘向优于扬雄，却不知道他为什么优越，实在太过分了。评论并确定九等人物，要做到是非不违背圣人的标准，真是困难啊。龚壮论。

译晋代巴西处士龚壮的父亲和叔父都被李特杀害，龚壮发誓在服丧期满之前不脱丧服，以期报仇；最终，他使李寿把李特的支属全部杀尽，并劝李寿向晋称藩。李寿起初答应了他，后来却背弃约定，不肯照办，于是龚壮便自称耳聋，双手不能拿取东西，终身不再到成都去。全祖望说：“龚壮的行为多么伟大啊！自古以来忠和孝很难同时完备，龚壮能够尽孝而又兼尽忠，这是难以做到的。虽然如此，我私下仍为他感到惋惜。君子遭遇人伦方面的灾难，不能用一种混乱去助成另一种混乱。李特兄弟扰乱西土，窃据岷山、峨眉山的险要之地，想要建立帝号，上天厌恶他们的暴虐，使他们一家自相残杀。不过，龚壮要实现自己的志愿，不应当借李寿之手。龚壮想报父亲、叔父的仇，却让李寿毁灭人伦纲纪，把李特同祖父一辈的骨肉全部杀尽来成全此事，这就成了只有龚壮自己有父叔之仇，而其他人不必有这种仇恨。龚壮想替晋朝收复岷山、峨眉山一带的土地，却让李寿篡夺自己的君主来成全此事，这就成了只有龚壮自己有君主，而其他人不必有君主。这样一来，天下的祸乱将没有停止的时候。即使事情的发展有时不能没有权宜行事、挽救变局的时候，但陷害他人使其作恶来成全自己的志愿，是不可以的。龚壮作为晋室的忠臣、龚氏的孝子，两方面都没有什么可惭愧的。” 但对于李氏来说，龚壮虽然没有出仕侍奉李寿，却已经参与了他篡夺、杀害君主的谋划；用圣贤的义理来衡量，终究有令人不安之处。当时班期越过李寿，汉朝的世业如同下棋，略阳的宗庙社稷从此衰败；而晋朝的庾亮兄弟正拥强兵驻守荆州、襄阳一带，有志于恢复旧土。凉州的张氏一心向着王室，凭龚壮的才能，怎么会没有办法成事呢？为什么不联合国内豪杰作为内应，直接前往建康，详细陈述李氏内部崩溃离析的情形，请求得到一支军队作为前锋；另外派人约定西凉按日期大举进攻，那么汉国的灭亡就不必等到桓温出兵了。然后把李特、李骧的子孙全部擒获，亲手杀掉以报仇；功成以后辞去爵位，回到三巴养老，岂不是堂堂正正的大丈夫吗？况且寄希望于一时的上天侥幸来成就不可预料的功业，这是危险的道路。假如当日李寿的事情没有成功，那么龚壮必然会死；即使死了，又或者牵连到龚壮，那么他就要背负逆党之名，再也无法洗清，后世还有谁会体谅他的本心呢？这不只是家国大事不能成功的问题；即便说龚壮的才能足以使自己处在神明也无法测度的境地，不担心事情不能成功，但诱导别人不孝来成全自己的孝，诱导别人不忠来成全自己的忠，恐怕也不能作为后世的准则。唉！六朝动荡不安，像龚壮这样的人有几个呢？而在蜀地，继谯登之后就再没有见到这样的人了。[原文“吾言其亦责。备贤者之意而已”疑有脱讹，语义不明。]“帝在房州”的史书书写原则。

译唐代沈既济驳议吴兢所修史书，认为唐中宗被废以后，每年都应当记作“帝在房州”。范淳夫采用了这个例子，说这是《春秋》中“公在干侯”的同类。朱徽公说，范淳夫是从伊川那里接受这一说法的，却不知道孙之翰已经比他更早这样说了。况且不只是孙之翰，宋元宪公的《纪年通谱》也比他更早。程沙随说：“为什么不按照敬王的例子记作‘居’，却要援引诸侯寄居他国的例子呢？这大概是考察《春秋》却还没有熟悉它的人吧？”程沙随和朱徽公同时代，所以朱徽公没有机会听到他的说法。王厚斋认为程沙随说得对。近人何义门尤其认为这种说法精密审慎，我却认为沈既济固然不同于程沙随，但程沙随的说法也没有考核周全。敬王和子朝争夺王位，敬王本来应当即位，只是不能取胜而居住在翟泉；这本来不是有人废黜敬王并把他囚禁起来，不能和中宗的情形相比。即使鲁昭公被季氏驱逐，季氏也从来不敢公开说废掉他，同样不能和中宗相比。因为敬王虽然出居在外，仍然是周王；昭公虽然被驱逐，仍然是鲁公。《春秋》根据事实来称呼他们。至于中宗，则已经被降黜了；各家不过因为他后来复位，便又称他为皇帝，这是用成败来评论人物。也有人不以成败来评论。宋元宪公把王莽十八年系在孺子婴和更始帝之间，近人于是沿袭他的说法，认为这十八年中每一年都应当记作“帝在定安”。这种议论更加奇怪，却不知道其中有绝对不可行的地方。既然已经把王莽的年号归给孺子婴，等到更始帝即位，又把年号归给更始帝，那么废黜孺子婴的就不是王莽，而是宋元宪公；拥立更始帝的也不是新市、平林的诸将，而是宋元宪公。这是误解了《春秋》的宗旨，竟要取前代帝王而掌握他们废立的权力，是造成大乱的道路。这一义理不明，所以谈到后羿、寒浞篡夺夏朝，少康刚出生便把纪年系在少康名下，认为削去后羿、寒浞的纪年足以让人痛快（这是康节《皇极经世》的说法），却不知道史书是用来记载事实的，不合事实的就不是史书。如今乱臣贼子抛弃正当的时序而窃据权位，是天地所无法改变的事情。《春秋》的宗旨，可以声讨他们，却不能把他们从纪年中删去；只有依据事实，才可以声讨他们。如果删去他们，那就是天地做不到的事，读书人却能做到，没有这样的道理。有人问：‘那么应当怎样记载？’我说：‘我只是按照事实来记载罢了。’中宗被废时，就记作‘皇太后废皇帝为庐陵王’；武则天临朝称制时，就记作‘皇太后自称皇帝’。此后每年就记作‘庐陵王居房州’，暗中寄托敬王居于翟泉、昭公居于干侯的意义，同时仍不抹去他被降封的事实，这样才可以称为信史。况且对于中宗这个人，我甚至遗憾他没有早早死在房陵。他即位一个月，便低头束手，被自己的母后废掉，这本来就是唐朝的罪人。被废黜幽禁在房陵时，他私下同妻子盟誓，答应复位以后任由她去做，这真是罪人中的罪魁了。五王的功劳，他几乎全部毁掉，以至于空占帝位，最后死于鸩毒，这是更增加了罪行，多得拔尽头发也数不清。只是因为他被废时，继承帝位不久，大臣们也不知道他竟然愚昧荒谬到这种地步，所以我还反复为他说情。假如当时确实知道他的本性，那么狄仁杰、王方庆、朱敬则以及五王这些人，也一定不会拥护他，必然会共同拥立睿宗，以安定唐朝的社稷。睿宗虽然才质中等，却不是中宗所能相比的。难道只有这一点吗？中宗的作为既然如此，即使没有武后，他最终也一定会丧失天下。大臣中如果有霍光一类的人，早就应当废掉他，共同拥立睿宗，以安定唐朝社稷。既然如此，各家在中宗已经被废、尚未复位的时候，却跟着称他为皇帝，以此自附于《春秋》的宗旨，实在太昏昧了。（何义门说：嗣圣年号仅使用一个月，如今从甲申到甲辰，共二十年都冠以嗣圣，这是采纳孙氏西斋的偏僻说法，把没有的事情说成有；圣人修《春秋》，一定不会这样。） 这话是对的。既然这样推论，那么记作“帝在房州”固然不对；即使记作“帝居房州”，也不对。因为这些都不符合事实，只是何义门偶然没有想到这一点罢了。（篇名）李克用论

译李克用凭借盖世的才能，如虎踞于并州、汾州之间，最终却困败于朱全忠。评论者都责怪他喜好勇武、轻率用兵：近处来说，他在河朔三镇停兵，使汴人坐收兼并中原之利；远处来说，他劳师远征，去援救鞭长莫及的兖、郓，反而同魏人结成敌国；错误地任用刘仁恭而失去幽燕，不善于使用李存孝而失去邢、洺，于是使自己的形势日益紧迫，每天退缩百里，几乎成为逃亡到云州的俘虏，眼看着虎狼般的人物改移唐朝国运，岂不可惜！全子说：这当然是事实。然而李克用有匡救天下的心志，却缺乏经营天下的谋略，所以当时有三次可以乘势而进的机会，他都擦肩而过，白白失去了。李克用起初最好的策略，莫过于夺取河阳，以沟通伊水、洛水流域。伊、洛是唐朝东都所在，而汴人正处在它的卧榻之旁。伊、洛一旦畅通，东方诸侯便会彼此呼应，汴人的势力就会孤立。李罕之占据河阳、张全义占据洛阳，都曾归附李克用。李克用为什么不把边地的小镇分给两人，让他们领有以满足其志，而自己从上党直到东都，都派亲信将领驻扎重兵呢？这样，太行山以东就会一呼百应，朱瑄兄弟、时溥之类的人，也不至于被汴人吞并。不仅不会被吞并，反而足以联合起来困厄汴人，使他不敢轻举妄动。李克用没有采取这个谋划，最终使李罕之等人彼此残杀，而朱全忠坐收渔翁之利，这是第一次失策。其次，莫过于从河中打通通往邠宁的道路。河中是李克用用来沟通朝廷贡奉的道路，邠宁则是捍卫三辅的屏障。李克用与王珂是甥舅关系，他不肯夺取王珂的地盘，本来是很明白的；然而王珂的法令变动纷乱如麻，一旦遇到朱全忠，便束手投降，这个人实在是庸才。李克用想保全王珂，就应当为他妥善谋划；替王珂谋划，也就是替自己谋划。李克用攻破邠宁那天，竭力请求苏文建前往镇守，以表明自己没有兼并的意图，这本来已经很难做到了；如果从长远考虑，那么为什么不向朝廷请求，留下部下的良将李嗣昭、周德威等人镇守那里，对内保卫京师，对外捍卫河中，彼此形成率然之蛇那样首尾相应的形势？这样，李茂贞等人哪里敢跋扈，朱全忠又怎能发动劫持迁都之事，也不至于连同爱女一家都落入仇人手中。即使不夺取邠宁，李嗣昭戍守河中的军队也不应撤走；如今把邠宁托付给乳臭未干的王珂，漫不经心地把国家交给他，等于听任它灭亡。错过这两次机会以后，李克用已经形成了必定不能抗拒朱全忠的势势；然而汴人虽然屡次挫败晋军，内心仍然畏惧晋军，所以我说还有一条奇策，可以出其不意地扶助唐室，那就是凤翔之战。李克用派各将领带领轻兵深入河中去援助李茂贞，却不足以击退朱全忠的军队，是因为距离太远。太原的军队固然不能越过河中赶往凤翔，但可以取道慈州、隰州到达鄜州、坊州。李克用如果率精锐渡河，从鄜州衔枚疾行，直接出兵于兴平、武功之间，趁势会合李茂勋的部众，在城下决战，岐人知道有沙陀援军，必然踊跃响应；即使朱全忠也会认为这是从天而降的援军，他的包围必定解除。然后奉天子返回京师，向天下传檄，进军讨伐朱全忠。那时东方有淄青，南方有襄阳、邓州，都不依附汴人；若分路会集，便可以一举振作屡次失败的士气。可惜李克用所谓勤王，不仅不足以缓解危难，反而到了被包围的地步。假如采用我所说的河阳之策，汴人就不能任意施行蚕食之毒；采用我所说的河中之策，汴人即使势力强大，军队也不能向西推进；采用我所说的凤翔之策，汴人即将完成的事业便会毁于一旦。至于李匡威、王镕之流，只须严密防备境内来抵御他们；否则就用好话和厚重的财物来牵制他们。即使刘仁恭辜负恩义，也暂且放在一边不管，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天下的大势并不在他那一边。我既然已经扼住了天下的咽喉，他们还要到哪里去呢！杨文公论 真宗一朝的名臣很多，但在寇莱公雄视一时的时候，却唯独殷切地想引荐杨文公同他共事。我起初认为文公只是擅长词章的文士，为什么能得到寇莱公这样的看重？等我反复考察他的遗事，这才知道文公的坚贞气节，少有人能与他相比。文公当时在馆阁之间历任职务，最受皇帝宠爱眷顾，最终却没有升入中书、枢密二府，大概是因为他百折不回、傲然自立，所以群小竭力排挤他。真宗时的群小，没有比王钦若、丁谓更突出的。文公曾与王钦若一同编修《册府元龟》，每次到馆中，从未与王钦若并席而坐。王钦若离开朝廷，百官都作诗为他送行，唯独文公没有。王钦若请求作诗，真宗传旨索取，文公竟然不作。丁谓也派人来求婚，文公严厉拒绝。这可以说是浩然之气，正直之气不断自我涵养而不受损害了。因此，大事方面，例如当初起草明肃皇后的诏书，文公竭力辞谢说：“这样的富贵，我不愿意。”小事方面，例如起草诏制偶然遭到被讥为污秽之物的责难，便立即辞去官职。宋初的词臣，前有王学士元之，同时有刘学士子仪，都是以风采节操自我表现，而文公尤其铮铮有声。至于澶渊之战，百官震恐，只有寇莱公与文公饮酒博弈，神色自若，可见他们平日的修养深厚。朱子却讥讽他沉溺于佛教，所以在寇莱公遭祸时，宣召文公到中书省，他竟当场小便污地，把这件事作为文公没有听闻圣贤之道的警戒；这话说得多么过分啊！文公信奉佛教，只是学术上的瑕疵，并不妨害他的气节。至于小便污地的说法，这是当时小人对他的诽谤；五鬼之祸不过是用华美言辞罗织罪名，株连之祸不过是借渡海一事牵连，而这些与澶渊形势的危急相比又算什么呢？况且以文公那样倔强的性格，足以得罪的人很多，何况他此前的气节表现得那样突出？说他到了晚年便丧失气节，百炼成刚忽然变成柔软的绕指之物，这是没有道理的。苏东坡说，人所依仗的是气；正气所依仗的，不是威势武力所能屈服。因此，他由李太白不向高力士行礼，便推知李太白一定会被永王胁迫，又相信他具有辅佐君王的才略，可以说是很会评论人物。我评论文公，也是这个意思。陈同甫论

译自从陈同甫提出义与利并行、王道与霸道杂用的主张，世上那些信奉建安学派的人无不大声排斥他；但我认为，这还不足以贬低同甫。像同甫所说的那样，固然说明他的学问还不够醇正，却仍不失为汉代以后的人物。诸葛孔明有辅佐君王的才能，学问却落入刑名家的范围；总的说来，他仍是汉代一位豪杰。至于同甫，当他壮年时，原不过是发表大言来鼓动众人，即使真的任用他，也未必能有所成就；等到一次投掷不中，便垂头丧气，仿佛失去了什么，于是显露出不能自我持守的趋势。唉，同甫当初上书时，把一个官职看得如破鞋一般丢弃，甚至有翻墙来拒绝曾觌的勇气；可是到晚年应对策问时，却迎合宋光宗嫌忌重华宫的旨意，说不只是每月四次朝见足以成为京城的美观，这是多么荒谬啊！大概是他屡次困顿之后，急于求得一次施展，于是不惜用不合常规的手段求取成功。我的朋友长兴人王敬所曾对我说：以同甫的才气，怎么会因为考取一个状元而惊喜，甚至回答弟弟时感动哭泣，相约穿着命服一同在地下拜见先人？这大概正是他暮年衰惫之气已经显露的证明，哪里有内心如此浅薄而又能竭力成事的人呢？我回答说：同甫临死前的征兆，从他那次对策已经显现出来了，不只是这几句话而已。所以即使同甫没有死，天子显赫地任用他，他也一定不能掩饰自己的言论。（长洲何学士义门说：同甫的议论多像唐代的朱朴；假使让他得到任用，也不过是另一个朱朴罢了。这可以说是懂得评论人物的话。）同甫评论李赞皇的才干，认为他还只是一个积谷做米、系缆开船的人，大概说明他仍有不满意之处。同甫的过失，正是因为急于求米却不等粮谷，急于渡水却不准备缆绳，结果米没有得到，连船也失去了。叶适对同甫感到惋惜，责怪他当初急切地呼喊、献纳意见，认为他立身处世有所遗憾；又说假使他始终一次也没有得到际遇，免不了会发出像狼一样急躁的叹息。这可以说是含蓄而委婉了。永嘉经制之学，在汉、唐之间出入，大体与同甫相同。然而止斋进退出处的节操，却远远不是同甫所能相比的。即使只拿争论过宫一事来说，同甫也不能没有惭愧之心，真可说是时而像龙、时而像蛇。我所以说，学问见识的疏略不足以贬低同甫。至于反过来事奉两个姓氏的方回，竟然还用苛刻的言辞诋毁同甫，说他登第以后因为贪恋女色而非正常死亡，这就不可信了。同甫虽有可以贬责之处，却不容许从方回口中说出，何况还要拾取流俗之人的传闻来为他周全呢！明庄烈帝论 庄烈帝自己说他不是亡国之君；我恭敬地读世祖御制碑文，碑文也这样说。然而修史时，圣祖也多次提到这一点，由此可以看出对亡国者的怜悯深厚、辨析亡国责任公允，庄烈帝大概足以瞑目于九泉之下了。虽然如此，庄烈帝明察而又勤于政事，固然不能说他就是亡国之君；但他性情刚愎、专断自用，又固守先前的做法一意孤行，也有不能推辞亡国罪责的一面。庄烈帝招致祸患，在内是排斥宦官却没有坚持到底，在外是吝于议和。我恭敬地读《太宗实录》，其中与明朝议和的书信多得数不清：曾向督抚说明，向镇守太监说明，又亲自写信给皇帝说明，还命朵颜三卫上疏说明；最后攻破济南、擒获德王，又命德王上疏说明，而庄烈帝都傲然不肯答应。起初他想让我们去掉“大号”，太宗也降低姿态顺从他，不称帝而称汗，并且命明人制作宝印交给他，这件事几乎可以实行了；但庄烈帝仍不答应，拘泥于“龙虎将军”的称号，想仍旧用臣下的礼节对待我们，这在形势上本来就绝不可能，他为什么这样固执呢？考察宋、辽议和，不过是双方地位相等，只称南朝为兄长罢了。如今太宗在国书礼仪上，将明朝降低一等，推尊明朝为中原一统的共主，这比对待辽人还要谦下。再想想当时我们东方的朝廷，有什么可畏惧明朝的，却要向明朝求和呢？明人在百战百败之后，仍然如此意气用事，如此不自量力，这正是自求灭亡的道路。我读汉文帝给外族的各封书信，言语温和而态度谦逊，并不难放低自己的尊严，以取得保全国家、使国家日益强大的利益；宋真宗对曹利用说：“如果实在不得已，岁币即使一百万也可以。”这一切都是为了百姓。假如说东方本来是属国，不能同汉、宋相比，那么假如不是属国，为什么又要把对方降为一等呢？庄烈帝轻视唐文皇，他怎么能比得上这两位君主？可是他的结局竟成了梁末帝、金哀宗，真可悲啊！况且明朝之所以灭亡，并不只是因为流寇，而是力量在东方被压制，所以祸患蔓延到西方。假使当时东方修好，能够专心对付草莽盗贼，那么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三人，都是已经取得平贼成效的人。把他们用在东方，力量尚且不足；用来西征却绰绰有余。再给他们几年时间，西方就会安定，李自成、张献忠的首级也会被斩下。明朝没有采用这个谋划，东方边患频频报警，便撤调西部藩镇的军队前去救援；卢象升因战败而死，洪承畴战败投降，孙传庭因战败被斥责，能征善战的大臣已经耗尽，府库也枯竭了。即使流寇没有攻陷京师，王师再次来到，又拿什么来应对呢？也一定会灭亡罢了。这难道不是庄烈帝的过错，又该归咎于谁呢？然而到了南渡之后，明朝派使者去见高相国，还想取得尊贵的称号，把我朝称为可汗，这同样是迂腐而不通达时务。有人说：“那么，杨嗣昌、陈新甲主张议和，难道是对的吗？”回答说：“也不是这样。议和本来是不得已，所以对庄烈帝来说可以，对杨嗣昌、陈新甲来说却不可以。杨、陈二人是中枢大臣，中枢大臣不能举措边防，却要议和，那么还要这样的中枢大臣做什么？况且杨、陈议和时，杀害卢九台，陷害孙白谷，以求实现他们的谋划，这样一来，他们的罪行简直上通于天了。因此，这些事情也不能一概而论。” 庄定山论

译庄定山以行人身份回乡后，不再出山做官。琼山阁学对人说：“率领天下士大夫背弃朝廷的，就是这类人。难道他们没有读过《祖训》吗？《祖训》明明规定不出仕要受刑。”定山不得已进京补任官职，白沙听说后很不高兴，寄诗给他说：“想归去却不归去，为什么这样迟迟？这不是孤臣托病的时候。”这是定山最高明的地方，江门渔父却能够看出其中含有讽刺。白沙又对人说：“定山难道是因为久病而昏乱了自己的出仕与退处吗？平生的大原则，怎么能让儿女辈来决定可不可以呢？”后来梨洲黄氏说，定山二十年不出仕，是被利害关系吓住了。定山很不喜欢孤峰峭壁般的人，却不知道在这种时候，正需要这样的人。两位先生的话都很高明；那么，定山出仕，难道竟成为晚节的污点吗？全子说：恐怕不是这样。孝宗在位时，并不是不能出仕的时代，定山也不是终身不肯出仕的人。一定要说以不出仕为高，圣贤所遵循的中庸之道并非如此。琼山本意在于任用他，只是心胸过于偏狭，所以用危厉的话吓唬他。定山曲折地出山，并不一定真是害怕不出仕之刑；既然催促逼迫得这样厉害，那么出仕一次来满足君主的命令，也是可以的。在这种时候，即使圣人处在这个位置，我也知道他一定会出仕。即使他确实没有做官的心情，出仕后立即归还，也未尝不是两全其美的办法。这个道理不明白，于是有人妄自夸耀不出仕为高，这种流弊不能不知道。琼山身为宰相，不能容纳三原，又哪里能容纳定山呢？他强迫定山一定出仕，正是在驱使他离去；这样一来，他已经有愧于定山了。《鲒埼亭集》卷第三十，鄞县全祖望绍衣撰，余姚史梦蛟竹房校。记 浦阳江记 浦阳江发源于义乌，在诸暨分流，成为曹娥江、钱清江两条江。那条从义乌山南面流出的水道，经由蒿坝，就是所谓东小江，下游便是曹娥江；那条从山北流出的水道，经由义桥，就是所谓西小江，下游便是钱清江。曹娥江的水从诸暨曲折向东，流到嵊州、余姚，已经转向北方，起初到达上虞，随后由会稽入海。钱清江的水从诸暨一直向西流下，到萧山后又转向东方，从山阴入海。一条曲折、一条直行，源流各不相同。然而六朝时都概称为浦阳江。我曾考察“浦阳”这个名称，汉代还没有，所以《汉书·地理志》没有记载。但《汉书·地理志》记载浦阳东道的水，称为柯水，并归属于上虞，就是曹娥江；西道的水称为潘水，并归属于余暨，就是钱清江。《续汉书》有潘水，却遗漏柯水。以浦阳作为江名，最早见于韦昭。然而《续汉书》成书时韦昭已经出现，却还没有把它列入目录，可见当时并不显著。浦阳这个名称，到宋、齐之间才大为显著。当时曹娥、钱清两水合称，都叫浦阳。谢康乐《山居赋》中所说的浦阳，都指曹娥江。李善沿用了这种说法。可是《南史》所记载的浦阳江征战之事，却都指钱清江。历来考察唐人所作《十道志》《元和志》，都没有这两条江的名称。《元丰九域志》中，曹娥江以镇隶属会稽，钱清江以镇隶属山阴，还没有把它们称作江。把它们称为江，是从南宋开始的。我读郦道元《水经注》，其中记载的浦阳水，本来都属于曹娥江；到末尾才引到萧山的潘水，那是钱清江的上游。郦道元疏理分析得不精确，不知道水流已经分为两条，反而认为它们合为一条。所以他说：“上虞江水向东流到永兴，与浙江汇合；这就是太康湖、浦{疑字}浦、渔浦的水，能够到达义桥的麻溪而入海。”把东方的水道移到西方，错误太严重了。大概郦道元未曾亲自到过江南，所以有这样的失误。又或者六朝时堤坝还不完备，东小江的水尚能向西流出，那么东道的水可以流到永兴，也未必不能这样判断。这并不是为郦道元回护，因为考察当时的情形确实如此。可是施宿辨析此事却不审慎，近来越地人便说浦阳不是曹娥江，而只是钱清江，并用此来纠正郦道元。即使黄汝亨《今水经》也有这种说法，却同样不对。郦道元把浦阳江当作曹娥江，是依据康乐《山居赋》的说法；康乐本人就居住在那个地方，哪里会把百里以外的江名误加到自己居所附近的江上呢？这一点本来无需辨析便可明白。何况《南史》所说的浦阳江，南、北两津各有一座堰坝，专门负责稽察。楳磵说：“南津堰就是今天的梁湖堰，北津堰就是今天的曹娥堰。”它和西陵堰、柳浦堰，实际上在六朝并称为“四堰”。这样看来，浦阳江最终以东道的曹娥水为主干，而西道汇入钱清江的水只是支流。六朝的官制记载清清楚楚，完全可以用来和水道相互证明，怎么反倒拿它来纠正郦道元呢？这就是所谓考证古事不详尽，随意产生疑论。浦阳江向东流的水道，在堤堰尚未兴建的时候，从余姚通达句章境内，几处{山虖}浦、{山兆}浦、渔浦、剡溪、簟溪全都汇入其中；水流由柯水向东，直达勾章的渠水才停止。它并不像今天所说的曹娥江，郦道元的说法是可以考察的。这正是它成为吴越三江之一的原因。如果只把钱清江看作它的缠绕汇流之处，范围就太狭窄了，怎么反而要疏通曹娥江而截断它呢？郦道元把上虞江称为曹娥江，却不把钱清江称为曹娥江，由此可知曹娥江就是浦阳江的主干流，毫无疑问。至于《汉书·地理志》说上虞的柯水就是曹娥江，而张元忭认为它是山阴柯桥的水，那就更加荒谬了。假如从钱清江的下游说起，或许还可以把它引到柯桥；但又怎么能把它归到曹娥江以东呢？山阴县令舒树田和我同船经过梁湖时谈到这件事，所以把它记下来。东莱大小沽河记。

译《汉书·地理志》说，太山郡南武阳县的冠石山是治水的发源地，向南流到下邳注入泗水，这就是应劭所说的武水。东莱郡曲成县的阳邱山也是治水的发源地，向南流到临沂入海，这又是一条治水。《说文解字》记有曲成的治水，却略去了武阳的治水；这样看来，曲成的治水名望似乎比武阳的更大。郦道元在《水经注·泗水篇》中把治水写作泇水，认为就是武水；这只是字义相近，不足为怪。但他既没有说泇水发源于哪里，对于临沂的治水又不说它发源于曲成的阳邱山，反而认为它发源于武阳的冠石山；同时也不说它入海，而说它注入沂水。这样一来，临沂的治水，其发源地既与《汉书·地理志》相违，入流处又与《汉书·地理志》相违，而且还引用应劭的话说它就是武水：同一条武水，忽而成了泇水而注入泗水，忽而又成了治水而注入沂水，实在令人无法理解。顾宛溪说：“泇河有两条，东泇河注入沂水，西泇河注入泗水，大概因为泗、沂二水交会之处，所以有这种错误。”这样看来，连临沂的治水也是泇水，而发源于曲成的治水究竟应当归属哪里呢？考察西泇河，它发源于峄县的君山，就在峄县境内，与东泇河汇合后向南流入宿迁境内；现在是运河水道，水流十分盛大。东泇河则发源于费县山中，有人说发源于榜山，大概就是今天的芙蓉湖，河道稍短。武水也发源于峄山，注入泗水。这样看来，西泇河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说的冠石山之水，毫无疑问；至于东泇河，根本不发源于冠石山。如今郦道元没有说明西泇河的源头，却在东泇河的源流中增添了冠石山、东蒙山、颛臾，直到费县，这就是他的错误。至于《汉书·地理志》和《说文解字》，也有错误：东莱的治水本应在胶水、潍水之间入海，不应曲折行进二千里到达临沂，经过河水、济水、淮水三条大河再入海。何况从《续汉书》以及晋、魏诸志，到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九域志》，都没有“曲成治水”这一条，更加令人怀疑。我反复考证，又亲自到东莱访察古迹，才知道《汉书·地理志》所说曲成的治水其实是沽水，并不是治水。《左传》不是说“姑尤以西”吗？杜预说，姑水就是大沽水，尤水就是小沽水。魏收《地形志》说，长广郡长广县有沽水；乐史说，沽水就在齐国境内。汉代的曲成县在今天的掖县，小沽水从那里发源；它的东面是黄县，大沽水从那里发源；大沽水经过福山、招远、莱阳，流到平 度、即墨之间，二水汇合后，流程三百余里，由东向南，直奔胶州的麻湾口。这正是明代议论海运的人所说的水道。因此当时有人主张把沽河向东引导。至于《汉书·地理志》所说的“向南流到临沂”，并不是临沂，而是计斤。汉代的计斤在今天胶州、即墨一带，大概都是因为字形相近而发生了讹误。我曾考察东莱的水道，没有比沽水更古老的，也没有比沽水更大的；其次就是清阳水。它不应当在史书中被遗漏，哪里知道原来是把“沽水”讹写成了“治水”呢？二千年来的疑团因此全部解开，于是感叹《说文解字》尚且不能完全相信，何况其他书呢？所幸大小沽河至今没有变化，我得以亲自走到那里才考察清楚这件事。于是写成《大小沽河记》。宋枢密蒋文穆公端砚记。山阴蔡生绍基的父亲曾游历各幕府，得到一方蒋端砚。砚质细密滋润，泛出青色；砚背有鸜鹆眼十对，雕成星辰形状，旁边都雕作云气环护，雕刻工艺精美，后世无法相比。砚面有两个砚眼，中间的作蕉叶色，旁边用小楷刻着题记：“曾大父魏公在禁林任职时，把这方砚赐给从祖待制；后来过了六十六年，芾蒙恩在禁中值班，季父又把它归还给芾。子子孙孙要世代珍藏它。”乾道改元二月八日，芾又在砚背用草书题写道：“在玉堂挥笔，颖书写此砚而不自知。”这里所说的芾是谁？所说的曾大父魏公是谁？所说的颖又是谁？我住在长蕺山时，蔡生带着这方砚来向我询问。我说：“这是元祐年间枢密蒋文穆公的珍奇之物。文穆公受封于魏，他的曾孙就是丞相芾。文穆公在熙宁、元祐、崇宁年间，被推许为博闻强记的儒者，曾在禁林中记录各种典章文物的旧事，名为《逸史》，多达数百卷，后来在兵火中全部遗失。丞相搜集遗稿，只得到二十卷，准备上奏进呈，并把副本交给太史，还要刊板流行，后来却没有实现。洪文敏公记载了这件事，马竹村《通考》中还保存着它的目录。这方砚正是蒋氏家族世代在禁林值班时使用的器物；当年宫中花砖映照着景物，蒋文穆公挥动如椽大笔，前人的光辉和后人的声誉，这方砚也预先发挥了作用。靖康之变时，汴都的珍宝、弓箭和刀兵，已经连同文穆公的著作一起无法再考察；但这方砚还保存在他家中。德祐之变以后，到如今几乎已经像蓬莱仙山经历三次沧海变为桑田一样久远；丞相的著作已无法再考察，而这方砚却还得以流落人间，难道不是幸运吗？那题记中所说的“颖”，大概是工部尚书章公，他和丞相是同时代人。文穆公的名字列在元祐党籍中，章公的名字也列在庆元党籍中，他们二人都足以增加这方砚的分量。砚旁另有题记：“天籁阁真赏”“墨林家藏”“项氏子京秘用”，由此可知它明代时在禾中，大概是墨林所藏的天下第一名物，而如今也已所剩无几。蔡生应当好好珍藏它。文穆公在北宋本来就是名臣，可惜他受到欧阳公的知遇，却没有始终保持友谊，最终竟到了弹劾欧阳公的地步。读到“荐祢之墨，射羿之弓”这样的事情，至今仍令人感到余痛。这就是文穆公一生中的一大污点。苏东坡说，褚文忠公的书法因大节而受到尊重，却惋惜他有刘洎那一件事；我对文穆公也有同样的看法。所幸的是，他晚年反对新法，最终使自己的风节流传七百多年。如今抚摩这件古物，还不免谈到这位君子的一生，这难道能不谨慎吗？我的朋友中吴宝砚居士沈君李岩，平素特别嗜好砚台，尤其酷爱古砚；他的收藏最为丰富，可惜我不能和他共同鉴赏，于是把这篇记寄给他。宋代婺女倅厅旧本记（有跋）。

译宋人所刻的婺女《兰亭序》本有三种。桑泽卿说：其中一种在倅厅，从第十三行到末尾横向裂开，另外又从第二十八行的直裂处裂开五行。询问当地老人，他们说这块石碑碎裂已经一百年了。王自牧家有一部尚未磨损残缺的本子，大概可以作为定武本的典范。另一种在南涧家，南涧是韩公无咎、东莱先生的岳父。还有一种是贞观八年褚文忠公的摹本，序文开头没有“永”字，虽然古老，却不精善。去年我的朋友、仁和赵君谷林的儿子小林从京师回来，得到一部婺女本，是明代已故晋藩所收藏的。考察它横裂、直裂所在的行数，既与桑泽卿所说相符，而原来的跋文又说是从婺州倅厅平赵健处得到的，那么它无疑就是倅厅的旧物。旁边有赵孟林的私印。我考察宋理宗《兰亭十集》，其中丁集也有一部婺女本，但那是府治中收藏的，大概就是褚文忠公摹刻的本子，不是倅厅的本子。按照桑泽卿的说法，府治本的书法在倅厅本之下；倅厅的刻本在桑泽卿那个时代已经碎裂一百年，那么到元丰、元祐年间就已经不完整了。再追溯它刻上石头的年代，虽然无法考查，大概应在真宗、仁宗时期，也就是用定武本刚出现时的本子刻石，因此桑泽卿认为王自牧家的完整本最为接近原貌。距离今天又过了六百多年，即使是孟林本残损的遗存，又哪里能够多次见到呢？何况它还是宋理宗《兰亭十集》中没有收录的本子。理宗的《兰亭》分为十集，贾秋壑收藏的多达八百匣，而每匣又分为甲、乙等各类册帙，可以想见当时从天子到群臣，都以拥有这些东西来夸耀自己的风雅。考察天水孟氏诸人的收藏：孟吁有王顺伯本，后来又归了孟俯；孟坚有落水本，后来归了贾秋壑，这些都是没有损坏的本子。孟俯后来有陈直斋本，和这部本子一样都是残损本；只有孟林本经历多次劫难后仍然完整，又归于小山，作为天水孟氏的传家重器，真是幸运。婺女本还有东莱先生族弟祖志摹刻的一通，是定武肥本，也属于残损本。它的前面盖有申国后裔的私印，我曾经见过，这又是桑泽卿没有涉及的情况。谷林父子请我为此作记，于是按次序叙述下来。穆陵《兰亭十集》中有旧梅花本、新梅花本，又有婺州倅厅本。起初我以为它们各是一个不同的版本；如今这部帖的原跋却把倅厅本直接称为梅花本，所以李太常等人都对此表示怀疑。我此前作记时，也无法找到证据。后来我重读刘潜夫集，其中说婺州倅厅本起初裂成三块，后来裂成五块，又称为梅花本；我这才明白，旧梅花本就是最初裂开的本子，新梅花本就是后来裂开的本子。之所以称为梅花本，大概是因为裂纹的形状像梅花，这个疑团一下子就可以解释了。不过，这部帖正是旧梅花本。二十年前，刘潜夫的二百卷文集，我还能够把它的本末全部说清；如今未到老年便衰弱，因为健忘而昏聩，这也实在令人叹息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明孝宗御箑记。同乡杨碧川太宰在明孝宗时期任职时，曾在直庐陪侍皇帝，得到皇帝所赐的御扇。扇面画着空山老树，扇背画着水藻游鱼，绘画极其精工；在疏朗的景物之间，竟自然形成包罗一切的气象。明朝历代皇帝中，没有比孝宗更贤明的了。当时朝廷中的大臣、声望最高而德行深厚的人，如刘健公、韩文公、刘大夏公、戴珊公，受到皇帝亲密的倚重和眷顾，君臣同心一体，也没有比那时更好的了。当时君臣关系最为融洽，相传群臣被召见时，可以随时奏对；有空便观看《永乐大典》，以增长见闻，至于挥笔作画，不过是余事罢了。太平时代的贤明君主以玩赏事物来怡情，清贵的侍从官在闲暇时唱和作诗，宛然是盛世中天的气象，三百年间仅仅见过这样一次。太宰去世后，这把扇子归了他的外甥陆少石督学；陆少石在扇上题写了一首古诗作跋，到今天仍由他家珍藏。我乡前代的著姓，都推重杨、陆两家。杨氏自文懿公以后，父子兄弟做到九卿的人有四个，任两司长官的有两个。陆氏则以观察为父亲，以中丞方伯为兄长，而督学是他的弟弟。太宰的女儿嫁给观察，生了三个儿子，正如她的外家一样，父子兄弟连枝接叶而显达，这是士大夫家族中的盛事。太宰以一甲第二名考中进士，进入翰林；督学的科举名次恰好也与他相合，外甥的成就，更有非同寻常之处。那么，这把扇子归还陆家的事，就像是衣钵传承，冥冥中已经为此作了预兆，大概不能忽视。即使如此，门第高低还只是小事。太宰在朝廷上坚持大节，卓绝不凡，曾经触犯新都；近来又被同乡的冢臣所忌恨，直到死后仍遭受打击，连应有的谥号都没有获得。而督学也因为争论大礼被调出京城任外官，他的风范操守同样没有辱没家声。这把扇子从太宰在世时一直保存到明朝灭亡，共一百四十年；改朝换代以来，又过了一百年。九重宫门的荣光、五彩祥云般的御笔，都遥远地寄托在一把扇子上，而它经历多次劫难仍然保存下来，难道不是极其难得吗？我乡的文献中，只有宋高宗曾经亲笔题写《象山红木犀扇》赐给群臣，可以和这把扇子一同流传为掌故。再说，孝宗的绘画，世人从来没有知道的，这又可以补充画苑遗留下来的缺失。先侍郎府君生辰记。

译宏治十年戊午闰十月三十日，是先侍郎府君的生日。闰月已经很少在年末出现，而闰月的最后一天又更加少见，所以遇到这种日期非常困难。到府君五十八岁时，是嘉靖乙卯年，这一年在十月置闰，而且没有闰晦。又过两年，到丁巳年，府君正好六十岁，恰逢生日，奉下掌院学士的命令，九卿和翰林同馆官员在柯亭为府君庆贺，作诗二卷，名为《玉堂倡和集》。又过八年，到己丑年，府君六十八岁去世。又过九年是隆庆甲戌年，这一年在十月置闰，也没有闰晦。长公宗正府君、次公赠宫詹府君、少公和州府君，追和柯亭原来的韵脚，以记下对府君深切的哀痛。又过九年是万历癸未年，这一年在十月置闰，也没有闰晦。宗正府君兄弟再次作和诗。又过十年是万历癸巳年，这一年在十月置闰，也没有闰晦。宗正府君兄弟第三次作和诗。又过十九年是万历壬子年，大概经过一百一十五年，甲子循环将近两周，才又遇到闰月并且遇到闰晦的时日。宗正府君在家中于影堂举行庆祝，和州府君在江上官舍举行庆祝，都作有追和诗。赠宫詹府君已经先去世，宫詹府君便在翰林院设位于柯亭，也作有追和诗。在家的各位侄孙也都作诗相和，编成《续玉堂倡和集》。又过十九年是崇祯辛未年，这一年在十月置闰，也没有闰晦。当时宗正、和州两位老人还健在，但玉牒之子都事府君、和州之子应山府君，口口口口，宫詹之子中翰府君都已经去世。国运将要衰落，世代为卿的家族也随之衰败。两位老人感伤今昔，这种情绪悄然流露在追和诗篇中。又过十一年是崇祯壬午年，又过八年是顺治庚寅年，这两年都在十月置闰而没有闰晦。然而由于丧乱匆忙，诗篇全部散失，已经无法寻求。和州府君曾说：“古代礼制不祭祀生辰，如今世人祭祀生辰是不对的。因此我家祭祀历代祖先，都不涉及生辰。只是府君的生日，在生前尚且难以遇到；那么以后如果偶然遇上，子孙能不永远思慕吗？所以如果遇到闰月而没有遇到闰晦，就进献一只特羊；如果闰月和闰晦同时遇到，就进献一头猪，作为少牢。世世代代都不得有所遗漏，以此符合侍奉生者、祭祀存者的意义。这是和州府君的命令。”从洪治戊午年到顺治庚寅年，共一百五十三年，遇到闰月九次，遇到闰晦两次。从顺治辛卯年到今年乾隆癸亥年，共九十三年，竟然一次也没有遇到，这难道不是置闰安排有误吗？只是哪里能够找到师旷等精通甲子推算的人，来考证“二首六身”的道理，以纠正历法学上的疏漏呢？历法既然有失误，日期也就会有时疏、有时密。今后一定会有几十年中频繁遇到这种日期的时候，我每天都在盼望它。钱忠介公降神记。城隍的祭祀始于六朝，唐代以后遍及天下，详细情况见宋代赵氏《宾退录》。然而，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确实存在的人来作为城隍神，我始终不敢相信。并且相传神明也有更替，就像世上的官职迁转一样，这果真如此吗？前代忠贞节烈的大臣，例如靖难时期的周观察，嘉靖年间的杨员外，被魏忠贤杀害的官员，以及前后七子中的李、黄两位御史，都是世人所指名的人。唉！日月星辰高悬于天，山河大地存在于世，忠臣节士的魂魄发扬光明，哪里不能到达？又何必要靠帝王冠冕和香火祭祀来增加分量呢？只是活着时成为明圣之人，死后成为光明之神，百姓爱戴敬仰到了极点，便形成神灵之气，这才是至理凝结而成的，并不能当作愚夫愚妇的说法。鄞江城隍之神，乡里人都说不出他究竟是哪一姓氏。我考察《开庆四明志》，其中认为他是汉初的纪将军。即使这样，我也不明白纪将军为什么会在我的家乡受到祭祀。他大概如同奉国军谯楼祭祀唐代睢阳六忠的事例，是宋高宗航海时为了崇尚忠节、激励臣节而加以祭祀的吧？近来忽然传说已故太保、阁学、忠介钱公接任了城隍之职，一时遗民都作诗歌来记载这件事。我听说，江右建宁的城隍，是明朝故总督侍郎揭公重熙；广右桂林的城隍，是明朝故总督侍郎张公同敞，也属于这种例子。唉！忠介公最初倡导义举时，六位狂生拥护着他出面，平民戴少峰奋臂一呼，众人便云集于这座庙中。我每次在神像的字旁徘徊，惶惑而追想当日，他抱病勉力誓师，穿着墨衰指挥军队；若那情景仿佛还能遇见，那么他的神灵降临于此，也就合乎情理了。太保钱忠介公画像记

译钱忠介公参加乡试考选时，出自武进吴公穉山门下。忠介任职江南太仓时，有一位豪门公子获罪，各方设法营救都未能成功，便用厚重的财物请吴公替他求情，但忠介最终也不肯答应。吴公叹道：“我看钱止亭的相貌像处女一样柔弱，没料到他竟这样刚强。这就是太史公为什么怀疑留侯的原因了。”不到十年，忠介果然起兵随明室抗敌，死在海上，正好同留侯为韩国报仇的事相合。虽然如此，如果在谋略方面寻找忠介，他不像留侯；如果在相貌方面寻找忠介，他也不像留侯。 我读忠介的文集，他在江上、海上的奏疏，两制代拟的诏敕，以及和文山的《六歌》《沁园春》《唐多令》等词，慷慨激昂、淋漓尽致，仿佛风雷为之变色；像在易水边，戴着白衣白冠高唱变徵之歌；又像在鸿门宴上大口吃彘肩，眼眶都几乎裂开，由此可以想见他的为人。但当我瞻仰他的须眉和棱角浑然一体的面貌时，却又如同龙德潜藏、豹隐云雾，几乎不能一眼看透。古往今来那些振拔奇伟的人物，或许有时确实隐藏在高峻的剑佩仪表之外吧？忠介从浙江进入福建时，福州也不久便陷落了，他隐遁在龙峰，剃发出家，打算成为方外之人，但这并非他的志愿。恰逢监国来到，他便毅然起身跟随监国。这样过了两年，最终因竭尽劳瘁而死。一家六口共有六口棺材，停留在海上六年，义士姚兴公等人把他们葬在黄檗山，并置办祭田供奉香火，直到今天仍然兴盛。所以忠介的画像保存在黄檗山的还有好几幅，不只是甬东的影堂有。忠介临死时感念国难，深深以事业未成责备自己，遗言仍说要穿着部郎的章服入殓；画像中有用五品官服饰来装扮的，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也有画成披缁相貌的，那是他在龙峰时所作的画像。他在影堂中的画像，是吴中任牧时所画的一幅小轴，后来留给相州盛氏；他的弟弟退山待御得到后带回来的。厓山的文天祥、陆秀夫诸公，后世史臣没有不称述他们的爵位的；忠介想要自行贬抑身份，其实过分了，然而也更加令人悲痛。军持只是偶然寄托于此的幻影罢了。我在京师时，有一位福清李生，把他家中所藏的忠介画像寄来，请我为之作记，就是前面所说用五品服饰装扮的那一幅。我已经答应过他的请求。回乡以后，忠介的嗣子浚恭摹绘影堂中的画像，制成大轴，又把原本交给我，请我将先前答应李生所作的记题写上去。我嫌旧文失于繁冗，于是重新删节、修订后录下。蕺山相韩旧塾记 我已经主持蕺山的讲席，诸生请我为他们的书斋题名，我便题作“相韩旧塾”。诸生问：“这是什么意思？”我说：“如今蕺山之名闻于天下，是因为念台少师。然而，你们也曾知道‘先河后海’的意义吗？这座山的学术传承，自宋代干道年间起，始于韩氏。建炎年间南渡，忠献公的后裔散居四方，其中向东来到这里的，是文定公韩忠彦的儿子韩治的后代。韩治任和州知州，他的儿子韩肤胄任两浙提刑，次子韩膺胄任直秘阁，于是开始居住在越地。提刑的孙子叫韩冠卿，任饶州知州，就是所谓贯道先生。他在清江刘公于澄门下受业；清江的学问，同晦翁、南轩、东莱的学问如水乳交融。清江教导贯道，着重一个‘实’字，大概就是司马公用‘诚’字教导元城的学说。饶州的儿子名‘爕’，字仲和，任滁州知州，能够传承他的学说。秘阁的孙子叫韩埜卿，任瑞昌令；他的儿子韩境，字仲容，任史馆秘阁，也能够传承清江的学说，和滁州并称‘二仲’。饶州的弟弟韩宜卿，有个儿子叫韩度，字百洪，隐居讲学，同时参取慈湖的学说，风操节概尤其高尚，世人因此称他为蕺山先生。” 当时，韩氏凭借外戚身份显贵兴盛，而这四位先生都竭力以承担弘扬正学为己任。再传一代，到了韩翼甫，字恂斋，任大理簿，是庆源辅氏的弟子；他的儿子就是庄节先生。庄节和他的哥哥韩忼，字义行，都很有名，而庄节尤其著名。韩忼任婺州学录，大概是安阳之后，在山中讲学的已有五代；到了后来，文献散佚，遗言全都失传，连慈湖所作的饶州墓志也不可复得。因此，饶州父子兄弟只在吴礼部师道的文集中出现过一次，义行只在徐大年的文集中出现过一次。不但山中的祭祀无人过问，他们的姓氏也将要沦为狐貉之口；即使追问他们的后人，也茫然无从得知。少师建立尹和靖祠，以乡里四位先贤配享，只涉及庄节而已。即使庄节的文集，我也只从《永乐大典》中见到过，世上已经没有流传本。我续修《南雷宋儒学案》，广泛搜求，毫不遗余力，其中有六百年来儒林未能知晓、而由我表彰发掘出来的人，韩氏也是其中之一。诸生虽然不能看到他的遗书，但苍然挺立的是古老乔木，森然繁茂的是墓旁草木，难道可以不知道这些吗？追溯其源流，也正是少师让庄节配享尹氏的用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四人〕 诸生问：“既然如此，为什么称作‘相韩’呢？”我说：“宋代有两支韩氏都很兴盛：一支是南阳桐木的韩氏，持国父子兄弟就是这一支；另一支是相韩，忠献父子就是这一支。‘相韩’因地而称，‘桐木’因树而称，都是各自按照声望来称呼的。桐木韩氏传到南涧先生，也以讲学闻名于信州。” 涧上徐先生祠堂记

译俟斋先生遭逢国难，乙酉年避居汾湖，后来迁到芦区。丁亥、戊子年住在金墅，癸巳年以后往来于灵岩、支硎之间。己亥年居住在积翠，等到决定在涧上择地定居，便在那里终老。先生原本就不进城，老年住在涧上后，也不进集市，常年闭门不出。只有达官贵人来访时，他才避开，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他死后，门人立即把草堂改作祠堂。涧上位于天平山麓，地势平坦开阔，清幽秀美，灵岩一带都在视野之内。我的朋友陆茶坞的明瑟园，隔着一条水就到了。我经过明瑟园时，没有一次不恭敬地拜谒先生的祠堂。茶坞于是请我作记。先生的高尚风操，诸家志书、传记中都已详载，不必等待我的文章才显著。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我认为古人处在这样的境遇，即使陶公也应当拜倒在先生之下，这并不过分。如今吴地爱好贤人的有识之士，正在商议筹集资金重修祠堂，并购买祭田，以延续春兰秋菊般的祭祀恩泽，他们的用意非常好。不过我私下还想增置栗主，使能够与先生合祀的共有三人：一位是南岳大师储公，一位是山阴戴先生南枝，一位是嘉善吴先生稽田。大概先生能够安居于涧上，都是储公的力量。先生死后的一切，则都是南枝的力量。当时，凭开府汤文正公的贤能，想给先生送去一丝一粟尚且不可得，唯独储公能够供养他。凭漫堂宋公的风雅，送来助丧的财物，先生的儿子因为遵从先生遗命而没有接受，唯独南枝能够替他办理殡葬。这样看来，两位先生对先生的真挚情谊，也已经非常深厚了。储公的贤德，先生在文集中屡屡说到，唯独没有提及南枝。因此我想把二人并列，使他们一同享用一堂祭祀，这也是旧史的做法。至于稽田，他一生的行迹很像与先生相反，实际上却是同样的德操。原来两位先生是郎舅关系。稽田怀有刘琨、祖逖那样的志向，又想洗雪王褒式的耻辱，所以终身奔走在外，始终没有返回故园；而先生终身不走出庭院门户，他们的道路彼此成就。因此先生最初在汾湖、芦区避难时，依靠稽田；到了金墅，则是稽田依靠先生，于是共同往来于灵岩、支硎之间。后来又一同居住在积翠，直到定居涧上。稽田每次从北方来，只经过先生那里，却不进入他的家。先生文集中称为‘远公’的，都是指稽田。稽田一生每天奔走于中原之间，不能稍稍施展自己的志向，死后葬在胶东，以表明他投海般的愤懑，也昭示他不愿死后归葬故乡的遗恨。这不是大招、广招所能招致的。我的看法是，先生的祠堂依然是一片如首阳山般的净土，可以让他的魂魄归来。如果让先生起而听我说明，他一定会认为是这样的。并且由此可知，先生的高蹈远引，并不是石隐一类的人。茶坞说：“你的话说得好啊！我应当和志同道合的诸位朋友一起把这件事办起来。”于是我立即整理记录这些话，并题写在墙上。访寒厓草堂记 寒厓草堂在鄞县南湖上，就是所谓小江里，原是故职方骆先生的精舍。这个地方大概已经多次更换主人。乾隆辛未年，诸生卢镐在这里借馆授徒。我感叹道：‘三十年来，想寻找职方的子孙来访求他的遗闻而不可得；想寻找他的诗文而不可得；想寻找他的坟墓来为之表彰，也同样不可得。年岁流逝，乡里知道职方的人越来越少。如今经过他的草堂，怎么能默然而过呢？况且石栏花圃仍在，风流遗韵依稀可见，这本来就是东篱的遗迹啊。’于是为此作记。职方名国挺，字天植，寒厓是他的五十岁字号，所以是诸暨人。骆氏居住在鄞县才两代，便已有非凡才能。当时，他的东邻李氏正显贵兴盛，忠毅公镇守三藩，一门子弟多是俊才；而职方以诸生身份崛起，名声很盛，乡人把他和李氏并论，说：‘李、骆两家并不以势位分高下。’鄞地士人崇尚节义，职方所交往的知心朋友有华公夏、王公家勤、陆公宇{火鼎}、高公宇泰，风采品格彼此相当。东江事件发生后，他们跟随钱忠介公破家输饷，于是成为六狂生的后继者。投降的绅士夫巳氏想杀害他，也把他同六狂生等人一起牵连进去。忠介在戊子年渡海后，又发生了五君子之难。夫巳氏想株连先生，但帛书中没有他的名字，于是散布流言，说等攻陷城池以后，要把那些被荐举的绅士之家全部抄没，用来赏赐军队，大概是想激起众怒来害他。华公听说后叹道：‘如果这样，那么国人都会说他该杀了；天植的肉难道够人吃吗？’先生最终被逮捕审讯，过了很久才获释，而家道于是衰落。从此柴门土室，不接待一个客人，憔悴了三十多年而死。然而每年五月初二日，他一定在石伞山房致祭，是祭祀华公，并以杨、屠、董诸公配享；六月二十日，在石雁山房致祭，是祭祀王公，并以施、杜诸公配享。西台、东台之间，呜咽哭声相接，巡逻船经过也不害怕。他曾夜宿草堂，悲痛哭泣，惊动四邻，门人都起来了，先生还没有醒。天亮后问他，他说：‘梦见苍水在荒亭树梢之间同我说话，不觉失声哭了。’于是作《寒厓纪梦诗》。著有《寒厓草堂集》。骆氏本来从诸暨迁来，没有族属；一个儿子传给一个孙子，孙子把他的文集秘藏起来不肯拿出来，因为其中有许多需要避讳的内容。没过多久，他的儿子死了，孙子也死了，骆氏于是绝后，他的文集最终也不知流落到哪里。唉，真令人痛惜啊！职方如此深切地怀念华公、王公等人，如今又有谁会想到职方呢？百年以来，诸位先生有的死了，有的活着，未必完全相同，但他们所趋向的道路却是一致的。我们乡里于是形成了邹鲁般的风俗，他们的功劳大极了。这不是世俗之人所能理解的。这就是我经过草堂时低回流连、不能自已的原因。《鲒埼亭集》卷三十一，鄞县全祖望绍衣撰，余姚史梦蛟竹房校。序 古文篆韵题词

译夏英公的文集，我曾经在《永乐大典》中见过。至于《古文篆韵》，只在晁子止的《读书志》中见到过，后来著录书家都没有记载，有意认为它已经亡佚了。范氏天一阁藏有此书，于是借来抄录。根据晋陵许端夫所作的序，大概在绍兴乙丑年，僧人宝达在齐安郡学重新刊刻此书；许端夫任郡守，因而为它作序。宝达是刘景文的孙子。刘景文与苏东坡友善，而宝达精通古文篆书，亲自摹写，大概也是南岳梦英一流的人物。至于北宋所刻的版本，本来应当有前序，如今已经失传。然而我看这部书所引用的八十八家遗文，用来校对郭氏《汗简》，没有增加一条材料；实际上就是取《汗简》按韵部分录出，并没有其他长处。大概《汗简》的部类编排本于《说文》，而此书本于《广韵》；既然与《汗简》完全没有增减和异同，那么此书即使不作也可以。但考察《宋史·经籍志》和《玉海》，当时有宗室善继参与汴京石经工程，也曾进献一部《古文篆韵》，不知道它与夏英公所作的关系如何，可惜如今已无法考察。范氏又记载有吾衍的《续古文篆韵》一卷，我取来观看，实际上不过是周、秦古篆的遗字，并不是续补韵书。永嘉张氏古礼序 《古礼》十七卷、《释文》一卷、《释误》三卷，是永嘉张忠甫先生张淳所校定的。朱子说《仪礼》很少有人阅读，所以善本难得；除郑玄注、贾公彦疏外，先儒的旧说大多不再能见到。陆氏《释文》也很疏略，没有比忠甫这部书更精密的。不过其中也不能没有错误。例如他说高堂生所得的是《士礼》，而如今这部书兼有天子、诸侯、卿大夫的礼，于是怀疑它不是高堂生所传，只是篇数偶然相同罢了。他不知道所谓《士礼》，只是举第一篇来命名。书中说‘推而致之天子’，大概专指冠礼、婚礼、丧礼、祭礼而言，并不是说朝聘、燕享也可以如此推衍。他对于冠礼中的元端也有错误，但同其他版本校勘，最终仍以此本为最好。他说汉初还没有《仪礼》这个名称，大概是后来的学者看到十七篇中既有‘仪’又有‘礼’，于是合起来命名；先儒最赞同他的说法。目录一卷，详细记载大小戴、刘向所列篇目的异同，并以古监本、申箱本、杭细本、严本校定。干道年间，太守章贡曾逮仲躬刊刻流行。《宋中兴艺文志》说《仪礼》已经废弃，学者几乎不再知道有这部书，忠甫首先辨明其中的错误；那么这部经书在宋代，应当把忠甫列为首要功臣。所谓能够亲自在礼仪过程中揖让进退，仿佛亲眼看见礼仪的人，其成就并不在后苍、大小戴、庆普之下。只是世上没有韩愈这样的人，谁来爱护并阅读它呢？难怪这部书一天比一天难以遇到了。永嘉自九位先生以后，伊川的学术传承仍在那里，人才极其兴盛。《宋史》没有为忠甫立传，所以他的生平事迹残缺不全，只有陈止斋所作的墓志中可以见到。由此才知道他与薛士龙、郑景望齐名，确实是干道、淳熙年间的一位大儒。他五次参加礼部试都没有中，授予特奏名官，后来辞去官职奉养母亲。有人把他荐举入朝任职，让他担任监岳。忠甫认为这样只是白白耗费县官俸禄，历任三职都不领取俸禄，也不记考绩。母亲服丧期间，他的一切做法都符合士人丧礼；偶尔替宗族姻亲办理丧事，也严格遵守古制。他有时作文、撰铭为人作墓志，有讽谏也有劝勉，从不虚饰文辞；凭借自己的学问，刻苦忍贫，直到去世。他为人庄重严肃、深沉博学，善于忍耐处事、镇定应对，极有才智，却抑制着不让才智外露。陈止斋所记述的就是这样。攻媿也曾转述他的话说：‘如今做官的人，都不是出自古代的正道。’有人问他：‘初到任便入朝拜见，遇到国家忌日便请僧道荐祭上天之灵，这些古代有吗？’ 因此他即使贫穷，也不愿领取俸禄。唉！忠甫这句话，可以说是领会了礼的精髓，并且能够用它来约束自己。难道只是考究礼数制度末节的文字罢了？这部书是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于是我重新为它作序。程氏《春秋分记》序

译南轩先生在湘中讲学，蜀地人多跟随他，其中范文叔、宇文正甫最为著名。眉山人程克斋兄弟都在宇文正甫门下游学，而克斋的《春秋》学问最为醇正。克斋所著有《春秋分记》九十卷、《左氏始终》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事》十卷，又编纂诸儒学说为《春秋精义》，尚未完成便去世了。另有《诗古文词》二十卷、《语录》二卷、《士训》一卷、《程氏大宗谱》十二卷，但没有全部流传下来。唯独《分记》由他的弟弟沧洲阁学曾经进献给秘府，又在宜春开雕刊行，所以流传于世。我起初寻求《分记》而没有见到，后来读草庐先生的《纂言》，其中多次引用它的说法，便更加寻求它，超过二十年后，仁和赵兄谷林得到了这部书。它大概是原明文渊阁的藏本，后来进入兰溪赵少师的书库。当时我正从江都回来，大雪阻隔，不能向东渡江，便坐在谷林的西楼中，拨开寒灰取火读书，经过十天十夜才读完。这部书的体例仿照太史公《史记》，有年表、世谱、书志、世本，间或附录诸儒的学说。它用功已经精审，取材又很广博。在此以前，诸儒也有仿照《史记》来编修这部经书的：邓名世从事年表、世谱之学，郑渔仲从事列传之学，沈存中兼有这些方面，但都不能像克斋这样精密。克斋任邛州教授，正在编写此书时，尚未完成学业，听说吴曦在蜀地叛乱，便毁掉车马，抛弃衣冠，抱着经书逃回家乡，奉着父亲入山。当时他的弟弟仲逊也任益昌教授，发誓不向贼人屈服；克斋忧愤更甚，于是病倒。病中赶紧完成所著之书，幸而编成后才去世，年纪还不到四十岁。临终时对儿子说：‘我编写这部书，上起成周，下至肃慎。肃慎这个名称，是人们口中自己说出的。读这部书的人，不要忘记它。’唉，真令人悲痛。我读《宋史》读到吴曦时，蜀中士大夫忠义之士很多，却唯独漏掉克斋的姓名没有记载，大概是史书的遗漏。克斋这部书，游忠公的儿子毅堂和沧洲都为它作了序。至于刘文节公的墓铭，说克斋是青城山人的后身，临死时神志清楚，后来又托梦给堂弟，这略微失于荒诞。克斋是儒者，他弃官而死于乡野，具有大节，精神不灭，本来应该如此；但不至于像两位先生所说的那样。南轩门下并没有这种学说。卷首有这样的文字：‘大德十一年，中书省札付行省，下令浙江提举司印送国子监修撰书籍。’后面列出官吏等人的姓名，因此我感叹元代中书省还能够留心搜访文献，以辅助成均的文治。如今这部书在世间已经极少见了，幸亏谷林父子想尽办法购得它；哪里能找到有力量的人重新雕版刊行呢？静远阁《周礼解》序 我曾遍考历代艺文志，其中以守节死义之士在经学领域著述的人不少。大略看来，唐代林慎思的《孟子》流传到今天，但也不是卓然成家的著作。宋代有郭兼山、吕圭叔，元代有郑师山、余青阳，这些人都可以说是忠节之士兼为经学老师。明朝末年，有蕺山、鸿宝、石斋，尤其著名。在日月昏暗、文武之道坠地的时代，还有没有坠落的东西保存着，不能说不是圣学的大幸。我们乡里的华职方默农、王评事石雁，都凭借瑰奇不羁的才质，在启祯年间意气自负，曾经登门拜在蕺山门下。他们一生的行迹大致同趋。职方精通音乐，曾说自己得到不传之妙；他身处危难时，还把自己编定的操缦安弦谱寄给高中丞元若，请他在身后传布。中丞父子死后，遗书全部散失，无法查考。评事精通礼学，对于三部经书都有论述编纂；他的子孙衰微，许多著作也散佚不存，唯独《周礼》归于同乡吕生的书架中，我狂喜而阅读。评事说：‘《周礼》的五官篇并不是残缺，只是不知道的人以为残缺；’ 考工篇也不是后人补入，只是不知道的人误以为是补入的。五官篇的文字直截而端正，考工篇的文字曲折而奇特，看起来好像出自两个人之手，其实不知道它们同出一手。虽然出自一人之手，却各自成为一部书。五官篇固然不是圣人所作，考工篇也不是汉人所能写成的，大概是战国六国时期仿古写成的，所以它的书体很像内政之书。它说《周礼》的‘周’不是成周之周，大概是从五德循环、周流不息的意义来说的。论及六虚，是说天在西北倾斜，所以形成不周风；因此此书以天官开始，又把冬藏于冬归于地，用来象征坎卦邻近乾卦；把不周当作周，所以五官的官员已经齐备，剩下的奇零部分归入考工篇，并不是把考工篇当作冬官。考工篇作为记，就如同《仪礼》丧服篇有记一样。怎么知道它是六国时代人的书呢？试从地官所列官员说起，它的数目多到一万多人，这当然一定无法实行；而大宗伯一官谈论鬼神的内容占大半，秋官的职掌甚至涉及草木虫蚁之类，无不有消磨、厌胜的法术，这显然不是圣人之书。然而它的作者也不是汉代以后的人所能比。朱子笃信好古，却不能从心中领悟；他解释《易》浅薄而不切当，说《诗》又轻易改动古序，把《周礼》割裂开来附会《仪礼》《礼记》，尤其没有必要。大体上，他所说的主旨就是这样，这是历来经学家从未有过的见解；虽然还不能奉为定论，但也很奇特了。书中多次经过删改，常常把纸片割裂后牵连粘贴，朱笔墨笔交杂，锋芒光彩依然存在。苌弘的血藏了三年还能化为碧玉，何况这是他一生精力凝结而成的著作呢？曾南丰为孔司户作序，追溯孔氏贯通易学的根柢，以证明他的成就是有根由的，并非一时偶然。这样看来，只说书籍应当因为作者而受到重视，见识还没有穷尽。吕生应当珍藏它！如今三馆正在修撰《明史》，搜集典籍，不一定全都是《四库全书》著录的书；那么蕺山诸公所撰之书，正可以一同列入甲部的记载。因此记下大略，或许能使那些要扩充《七略》见闻的人，从我的话中得到考证。《汉隶字原》校本序

译《汉隶字原》校本，是淮地张函斋先生亲手订定的。先生深通文字学，能够贯通篆书到隶书、隶书到楷书的变化，懂得它们逐渐变异、逐渐省略的原因，也详细说明讹误产生的缘由。因此他说：‘隶书由篆书变化而趋于简省，碑版中各家可以随意增减笔画、改换偏旁，追求奇异、崇尚新奇，贻误后来的学者。现在谨依《说文》，在《汉隶字原》每个字中选取一个正体，用朱笔标出。有些是破体但不违背正体的，也标出；有些虽不合于正体但接近正体的，也点出；完全讹误的，则依据《说文》驳正，希望可以加以鉴别，知道哪些可信从。有些原碑没有错误，却因《字原》抄写变化而造成错误的，也一并校正。’这项工作始于康熙甲子年冬天，到庚午年春天才完成。春日清晨、冬夜之间，逐字考定，用功也真勤奋啊！我读这部书，感叹这个人识别文字的艰难。先生的学说都分列在各部中，每一折一曲都有意义。我不能全部叙述，试略举那些长期混淆而世人不懂的例子：由此才知道，今天通行的六经三史，都受到汉人隶书的误导，不只是碑版如此。而这部书所涉及的关系十分重大。汉隶的错误，大多是把几个字合并成一个字；偶尔也有把一个字分成两个字的，例如“盘”与“盘”、“号”与“噩”、“干”与“干”，但分开的很少，远不能抵消合并的多数。又有舍弃本字而采用别字的，严重的甚至用俗字替代，沿袭久了，没人知道其中原因。先生论“辞”字说：“‘辞’是辞讼的‘辞’；如果是辞受的‘辞’，就应从‘受’；至于文词的‘词’，又是另一个字。” 论“怀”字说：“‘怀’是怀想的‘怀’；如果是怀抱的‘褱’，就不从‘心’；而衣褢的‘褢’又是另一个字。” 把这些字混用，是错误的。论“麟”字说：“麟，是雌性的麋鹿，并不是西狩时捕获的那只；作为四灵之一的字，应当写作‘麐’。”论“氤氲”二字说：“按篆书写法应作{壹-一+十}{壹-一-口+凶}，而隶书中没有{壹-一-口+凶}字，所以借用它写作‘烟煴’，又借‘煴’写作‘缊’。‘氤氲’是俗字，‘絪’也是俗字。”论“雕”字说：“‘雕’写作‘鵰’，就像‘鸡’写作‘鸡’一样，本来是一个字；但‘雕’又有雕琢之义。如今反而把‘雕’和‘鵰’分成两个字，却把‘雕’归在另一个‘雕’下合为一字，是错误中的错误。” 论“和”字说：“唱和应当用‘咊’或‘龢’，平和应当用‘龢’。” 论“段”字说：“‘段’字读断音，‘叚’字读贾音，通用它们是错误的。”论“华”字说：“古代写作{蕐-艹}，通用作‘蕐’；宋、齐以前绝没有‘花’字，北朝魏、齐交替之际才开始出现。”论“强”字说：“‘强’是弓有力；‘强’则是虫名，不能写作‘强’。”论“忧”字说：“‘忧’是行走和谐之意；{页心}才是忧愁，不能写作‘忧’。”论“累”字说：“系累的‘累’，省写为‘累’，不是积累的‘絫’。”论“序”字说：“‘序’是庠序的‘序’，是学校的名称，不是次序的‘叙’。”论“艹”字说：“‘艹’字是象形兼会意；‘草’则是斗栎实，另为一字。”论“寑”字说：“‘寑’是寝庙的‘寑’，而寝疾的‘寝’又是另一个字，不可以混淆。”论“气”字说：“凡天气、地气的‘气’都写作‘气’；加上‘米’的是气廪的‘氣’，如今妄把‘气’写作‘气’，又加食字旁写作‘饩’，都是多余的文字。”论“俊”字说：“有千人之才叫‘俊’；‘隽’则是肥肉，{隽-隹}是弓的横体，引弓射隹，所以说‘得隽’，不是‘俊’。如今在‘隽’旁加人而通写成‘俊’，是错误中的错误。” 论“朢”字说：“朔望的‘朢’，省写为思望的‘望’，不能混淆。”论“倡”字说：“‘倡’是乐，‘唱’是引导；后世反过来使用，现在甚至接近于把二字合为一字。”论“捄”字说：“把土盛在梩中叫作‘捄’，读作鸠，也写作‘求’；它本来的读音是拘，不是救。”论“黻”字说：“‘黻’是黑色和青色相间的纹饰；‘市’是上古遮蔽身前的皮革，字形是象形字，‘市’的重文写作‘韨’，不是‘黻’。后世在‘市’上加草字头写成‘芾’，不对；又把‘韦’改作绞丝旁写成‘绂’，也不对。这些都只是‘韨’的变化，不是‘黻’的变化。汉人不明白，妄自混用，导致宋代米元章名‘芾’，而通行书写作‘黻’，这就是错误。”论“悳”字说：“从外界得到于人，从内心得之于己，叫作‘悳’，这是悳行的‘悳’；‘德’则是登升之意，不是‘悳’。”先生所校正订定的，大致就是这些。（此书所校“雝”“廱”“雍”三字的异同，我仍有疑问，详见另纸。）世人听说这些，有的或许认为奇怪；哪里知道这是召集一群盲人来共同证明大明，有些道理不是口舌所能使人明白的呢！唉，自古以来学术已经断绝，考订文字的学问无法恢复；唐朝三百年，除李阳冰外没有后继之人，张参一类的人也不能与他相提并论。宋朝将要兴起时，先有吴地的徐铉兄弟、蜀地的林罕、楚地的梦英、中州的郭忠恕。他们的学问虽有深浅不同，但能够从事《说文》之学以端正文字根本，这一点是相同的。此后直到宋朝末年，张谦仲、虞仲房、李巽岩等人相继兴起而不绝；元代还有吾衍。自汉代以后，《说文》之学十分兴盛；明代士人专事科举文章，士习愈加浅陋，三百年来，才力足以继承诸位先贤的人，竟没有听说。先生差不多可以同徐、郭、张、虞一流；假如能够进入朝廷，考定石经，也足以光大文明盛世。可是他终身隐约无闻，自顾亭林去世以后，知道他的人也很少了，怎能不令人叹息！这部书曾归王吏部箬林所有，后来归我的朋友施慎甫所有，如今归我，于是作序，并让诸生分头抄写，以扩大它的流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北窗炙輠》题词

译持正先生的生平梗概，在竹垞检讨的跋中略有记载，但还不足以阐发这部书的内涵。这部书中的杂说和丛谈，看起来像是不经意写成的，其实他搜集、整理了伊洛二程再传弟子的精微言论很多，读者不能把它只当作小说类书籍。比如周正夫，是谢上蔡的弟子，他的姓名只在横浦的文集中出现过一次，但这部书记载他的言论非常丰富，都能够阐明正学。陈长方是王信伯的弟子，在王信伯语录中附带提到的并不多，但这部书所引用的材料足以与之互相疏通、证明。陆子正是尹和靖的弟子、林艾轩的老师，他的学说在红泉、双井之间另有传承，百年以后仍有薪火相传；可是《宋史》在艾轩传中只记他的字而漏掉姓名，查找和靖的文集也没有，若不是这部书，吴地学术的源流将从哪里追溯呢？其他如樊侍御光远，是龟山的弟子；施庭先也是信伯的弟子，他们的学说都在此书中略可见到端绪。我续修《宋儒学案》，引用这部书的地方尤其多，因此感叹持正如果不是因病废弃学业，他的成就一定不止于此。持正与横浦是心意相投的朋友，但横浦陷入妙喜之学，只有持正独自不染其流弊，这就尤其卓然不凡了。明故太仆斯庵沈公诗集序 太仆居住海外四十多年，最终死在海岛上。我们乡里知道他的人已经很少，何况还有谁会寻求他的诗呢？我的朋友张侍御柳渔奉命出使东宁，回来时告诉我：太仆的后人颇为兴盛，他的诗集完整无损。我于是有意寻求。恰逢乡里李生昌潮客居东宁，便托他寻找太仆诗集，果然抄录带回。我非常高兴，向南酹酒祭奠太仆的英灵。唉！陈宜中、蔡子英的遗文，尚且有流传到中原的吗？这不能不说是意外的珍宝。太仆的诗任情而发，不屑于在词句之间刻意求工，但总的说来以忠孝为根本；他所看重的本来就不只在诗歌。即使只从诗歌来说，也有许多可以补考旧史的地方。如今《明史·鲁王传》说：‘鲁王不受郑成功礼遇，渐渐不能平心，恰逢将要前往南澳，郑成功派人把他沉入海中。’这句话，杨陆荣等人从前曾记载在野史中，我却暗自怀疑。因为郑成功死于壬寅年，张苍水有一封给卢牧舟的信，说郑成功已经死了，海上诸臣商议重新奉鲁王监国；这说明郑成功死在鲁王之前。郑成功死后，两个海岛被大军攻取，南澳道路断绝，那么鲁王不可能死在南澳，已经很清楚了。阮夕阳的文集却说鲁王死于金门，年份是庚子，更属于传闻中的错误。庚子年是郑成功从江宁返回的第二年，第二年才进入东宁，又过一年郑成功才去世；以苍水的文集为证，庚子年的说法错误明显。等到太仆的文集传来，事情才清楚。太仆有一首挽鲁王的诗，序中说：‘鲁王死于壬寅年冬十一月。’这说明他死在郑成功之后，确实无疑。郑成功死后，诸臣想奉鲁王监国，而鲁王也很快去世，所以卢牧舟等人的举动未能实现。诗中说鲁王墓前有大湖，大概鲁王原本与郑成功一同进入东宁，所以就葬在那里；这不但说明他死于哪年哪月，也说明葬在何地，怎么可以歪曲呢？我再加以考证，苍水集中还有一篇祭鲁王的文章，其中有‘十九年旄节’的话。从乙酉年起兵算到癸卯年，正好十九年。大概鲁王死于壬寅年冬，苍水当时在浙江，到第二年才派人祭祀，正好符合十九年的说法。考察郑成功对鲁王的态度，因为修订唐王、鲁王颁发诏书的事情产生间隙，所以不肯按臣下之礼相待，大概确有此事。后来苍水与太仆诸公在中间调停，使双方重归于好；所以虽然不称臣，却恢复了对寓居之君的敬意。读太仆文集可知，鲁王在东宁时有很多唱和诗；作为宗室藩王，宁靖王安然无恙；作为明朝遗臣，太仆只是没有再行监国礼仪而已，因此可以保全自身。中原的传闻，因为郑成功先前有差错，便把罪责加到鲁王身上，这件事岂不是太冤枉了吗？大军进入东宁后，宁王的儿子随众投降，被安置在中原。如果鲁王是被人用非正常手段杀死的，那么覆巢之下不可能有完卵，不会还留下后裔。然而若不是太仆的文集，又从哪里能够考证这些详情呢？这就是诗歌史料之所以可贵。我的确已经把太仆的诗收入《续甬上耆旧录》，现在又为它作序。姜贞文先生集序

译莱阳二姜先生的文集，贞毅所著的，早已刊刻流传于世；虽然不是足本，但仅就《敬亭一集》而言，也能看出大概。贞文所著的书，他家曾经召集工匠刊刻，只因避讳而未能成功，埋没至今已经九十多年。乾隆丙寅年，我到姑苏寻找此书，他的孙子本渭欣然说：“这是先人未完成的心愿。”便把所藏全部拿出来，请我加以考订编定。我编次得到诗七百多首，分为八卷，另附文章一卷、年谱和墓志等一卷。如今本渭抄写成编，我得到了一部副本。我对于前辈中那些具有大节的人，乐于阅读他们遗留下来的文章，大概是想从他们的语言中想见其生平，从其风格中想见其为人；我所听说的二姜先生，正是这样。贞毅敦厚庄重、朴实诚笃，严肃凝重而不苟且，他交游的人也很少而且多有所得，更多体现北方刚毅之气；贞文则才情横溢，少年时放达不羁，文史知识遍及白下、吴下，曾同孙武子、方密之等人来往，常在坊院之间纵情娱乐。贞毅沉静深沉，淡泊而思想深邃；贞文却极爱热闹，把那些闭眉合眼的人看得像是将要玷污自己。大概他们的性情一静一动，才资一朴实一敏捷；即使读他们留下的文章，也仿佛当面相遇。因此，贞毅自甲申年以后颓然不再参与世事，江东曾两次以兵部侍郎的手诏起用他，他最终都没有赴任；贞文却应召出仕，奔走于姚江相公幕中，几乎被方国安杀死。贞毅自戊子年以后更加沉潜幽闭，而贞文还时时探听五岭一带的消息，见到相关事情便作歌或痛哭。总的说来，他们根本上都忠孝，即使仓促之间遭逢颠沛，历经百折也不改志，以此来保全自己的清白，这一点是相同的。贞毅的文章胜过诗歌，他所作的奏疏、记、序，笔力极高；若不从东京以后的人物着手，尤其喜爱他所写的《沈给事传》，即使班固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的。贞文的诗胜过文章，信笔写来，如怒蛟、如渴骥，不再是绳墨所能约束的；等到协和声调、按合音律时，又没有不符合古人的地方。我曾读林都御史茧庵哭贞文的诗，其中说：“子犯归黄土，重耳未还时。”唉！读这部集子的人，难道能不潸然流泪吗？贞文在世时，评定其诗的人有杜茶村、张稚恭、余淡心、彭大宾、叶圣野。本渭很认为这些评论还不够全面，所以又把这件事托付给我，并让我为文集作序。我想，二姜先生避居我们乡里时，先太常公父子确实早晚同他们往来；而且东丹山有先生尊父忠肃公的祠堂，因为当时贤哲兄弟在这里任职，是江东奉诏修建的。我正打算议定重新修缮这座祠堂，并让先生兄弟配享，同时把他们在我们乡里的诗刻在石上，于是把这些附记在序文末尾。《西汉节义传》题词

译从前我们乡里的宋代大儒深宁王公，曾认为《班史》没有叙述那些杀身成仁的美德，想补写《西汉节义传》，却没有完成，只把大略发抒在《困学纪闻》中。近世长洲何氏义门却很替《班史》中的佞臣辩护，反而说史官是否表彰节义，并不在于是否为他们立传。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史官应当为哪些人立传呢？我们乡里的杲堂李先生从其中取出四十二人，编为十五传；又附列二十二人，编为五传，每传都写一篇评论，感情纵横充沛而悲痛，足以使百代以后的人睁眼注目。赤符的残余火焰，也不觉因此增添了光彩。他在《龚胜传》末尾记载父老的话，这是不懂得志士的寿命本来就足以流传千古，并不在于像木石一样长寿。《翟义传》末尾记载《黄鹄词》来彰明天道，这难道是史官忍心写下的吗？现在把它改为《黄犊之谣》，放在《孔子建传》中，大书先圣累世子孙的高尚节操，不使他们因为《褒成侯传》中的郭钦、蒋诩而受辱，也必定按照他们各自的类属，不使他们因为《纪唐传》一类人而受辱。这样的正直议论，即使让班固复生，也无法再申辩他那三寸之舌。如果说到东郡那些同义之士，庆幸他们潜逃而没有全部落入虎口；期门那些同义之士，可惜他们的姓名没有流传，更尤其为公孙禄晚年的节操而叹息，难道这只是替西汉人发议论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唉！评论他们所处的时代，以推求他们的志向，这正是令人长叹流泪的地方。先生的仲孙世法刊刻了这部书，我为它写题词。不过，还有人认为这部书可以进一步补充：既然以王章为首，并把极力申诉王章冤屈的梅福附在一起列为一传；又依次把刘向、朱云各列为一传，那么接下来还应把抛弃三公之位以躲避王莽的彭宣、王崇合为一传；然后是拒不依附王莽而被杀的何武、鲍宣、王安、辛氏兄弟父子及族属，并把彭伟、杜公子、许绀附在其中；还有与他们一同死难的渔阳太守彭宏，但难以见到其子彭宠的传记，应当合为一传。何武、鲍宣、王安、辛氏一族的灾祸起因于吴章；吴章想以灾异威胁王莽，事情虽然没有办好，志向却是忠诚的，所以应当接着列吴章，并把吕宽附在一起列为一传；然后是躲避王莽、为节义而死的龚胜，并把龚舍、邴汉合为一传；当时还有年少而不依附王莽的母将隆，应当列为一传；又有不歌颂王莽功德而被斥退的孙宝，应当列为一传；然后是不向王莽进献祥瑞而被杀的公孙闳，并把班穉附在一起列为一传；然后是不事王莽的孔休，列为一传；然后是讨伐王莽、躲避王莽的安众侯刘崇兄弟，并把张绍合在一起；此外还有宗室刘礼，见于他的儿子刘隆传，应当合为一传。然后应当列讨伐王莽的严乡侯刘信兄弟父子，并把翟义合在一起，再把刘宇、陈丰、王孙庆、苏隆、皋丹、王翁附为一传。又接着把赵萌、霍鸿合为一传。当时宗室中讨伐王莽的，还有陵乡侯曾、扶恩侯贲，见于王莽的诏书，应当与徐乡侯快合为一传。然后是讨伐王莽的张充；此外还有刘都、马适、求应，应合为一传。然后是不出仕王莽的郭钦、蒋诩、薛方、逢萌，把向平、禽庆、栗融、苏章、曹竟、周党附在其中；此外还有王君公、李子云、徐房、谭贤、殷谟，也应合为一传。然后把孔子建列为一传。然后是陈咸、杨宝、蔡勋、戴遵；此外还有高容，见于他的儿子高诩传，郭坚、郭游君，见于他的孙子郭贺传，胡刚，见于他的六世孙胡广传，这些应合为一传。然后是不事王莽而为节义死难的李业、谯元、王嘉、王皓，并把任永、冯信、费贻附为一传。这样以龙邱苌结尾。不知先生为什么对彭宣、王崇、孙宝、吴章、刘都这些人略去而没有收入？这部书本来就是可以与日月争辉的文章。我出仕较晚，没能在当时侍立于先生足下，参与商议订正，这是令人遗憾的事。因此把这些意见连带写出，并一并载入《困学纪闻》的注中，希望能够完成深宁王公的遗志。这部书只依据班、范二史，没有旁采其他资料。如果再加以搜求，例如郦道元《水经注》记载豫章太守贾萌讨伐王莽而死，陈留《风俗传》记载淮阳高固不依附王莽而死，令狐德棻《北周书》和《唐史·宰相世系表》记载建威将军令狐迈参与东郡之难而死，这些都可以附入书中。《梨洲先生思旧录》序

译我曾说，文章这件事，不只是借助山川的滋养，也依靠一时的人物来共同成就。蔡侍郎梁村因为儿子的缘故而得到这种际遇，古人中享有这种际遇的，没有谁比得上欧阳兖公。大概他正处在有宋极盛时期，经历扬历真、仁、英、神四朝，当时的名流全都是九等人物中最杰出的，而兖公把他们全部收录在文章之中；这不只是韩愈、柳宗元所没有的，即使东城、南丰也稍逊于他。梨洲先生生于明朝气数将尽之际，平生所遭遇的磨难和困厄，有些是世人所不能忍受的；而他在百年间所阅历的人物，比兖公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又是一件奇事。先生以忠端公为父，以蕺山先生为师；幼年时所追随、称为父执的人，无不是膺滂蕃武一类的人物。稍长以后游学于证人书院，私下承受洛学、闽学的教诲，得到杨、袁一派学者的赏识；有人把中原文献的传承告诉他，有人向他讲述历朝经制的大略，耳濡目染，始终没有落入第二流的品第。恰逢朝廷兴起绍述之论，祭酒和诸生都被列入党人的名籍；父亲不肯事奉皇帝，儿子不肯事奉王莽，把禁锢党人的碑刻当作通家谱牒。假如有范温、陆棠一类毁坏家世、丧失师传的人，他们远远望见便自行逃避，不敢再上前。先生的学问和气节，得之于天资的地方固然不同；但追溯其渊源，大体各占一半。至于时代更替、随从故国出亡而未能成功的，有邓光荐；投身军旅而未能成功的，有王炎午。在蛎滩、鳌背之间，呼唤文天祥、陆秀夫，拜谒张世杰、陈宜中，彼此忍声含泪、悲痛欲绝，那又是一个时代。风波平定后，居家奉养老母，曾经靠讲经维持生活；东维则靠讲论文章为生。灵光巍然独存，先生长期谢绝朝廷征召；河汾一带的弟子多出来成为朝廷栋梁，而先生也已经老了。先生所撰写的碑版、传状文字最多；至于《思旧录》，则是他追怀朋友故交、杂录所见所闻之作，在甘陵之地肝肠寸断，在漳水岸边神情悲伤，把缠绵悲怆的情怀寄托在酒后闲谈和小品文章中流传下来。若从先生的著述来说，学案、文案多如山河，这部录只是其中渺小的一部分。然而先生阅历百年，取材精粹而运用宏富，在此书中也可以约略看出。换作别人，其中任取先生的一端，都足以与欧阳兖公相比。欧阳兖公处于盛世，所以作品像春天一样繁盛；先生处于衰世，所以作品像秋天一样发出叹息。世上若有人读先生的书，便会相信我的话并非夸张。《鲒埼亭集》第三十二卷，鄞县全祖望绍衣撰，余姚史梦蛟竹房校。序 《钱侍御东村集》序 钱浚恭捧着他的生父退山侍御的《东村全集》，请求我为其墓作铭并写序。我仰望钱氏世代的德业，就像仰望半空中的峨眉山一样。过去曾因为相公墓前的碑石出自菊潭刘公之手，内容未能完备，便为他作了神道第二碑铭；又曾编次相公前后各集并为之作序；又曾记述他的画像；还曾为检讨、枢曹、推官三位公作墓志。百年来，钱氏通家子弟中能够谈论钱氏文献的，我不敢多让于人。那么侍御对于国家的大节，难道可以默然不说吗？只是司马温文正公没有来得及为刘道原作墓志，却把《十国纪年》的序交给刘家刻在石上。如今就把《东村集》序放入墓中，遵循大儒的成例，也未尝不可。因此我参考野史，结合侍御所作的自传，写成一篇序交还给他。唉！侍御刚成为诸生，就跟随相公倡议拥立监国，相公授予他推官之职，但相公坚决推辞不受。到了入闽以后，百官缺少职任，才因为诸公的推荐授予他台员之职。风帆浪楫之间，悍将专权，侍御无法施展他的风采和操守，终于在困顿劳苦中病倒。他替相公招募义勇，联络山海各处营寨。相公去世后，侍御还和检讨一同进入福安城的围困之中，过了很久才离开。检讨战死后，侍御与枢曹以下的弟侄们一同跟随亡命者逃往翁洲。相公的儿子尚宝又死于翁洲，枢曹、推官也相继死去。侍御从此开始筹划宗族祭祀，而家门已经荡然无存。戒惧之心始终没有消失，只能在逃亡生活中消磨岁月。大概这十年来，他本来无暇写诗作文，也不忍心写诗作文；偶尔有所写作，也都湮没在波涛和战火之中，无法保存。等到惊魂稍稍安定，便修葺三间草庐作为东村农舍，想要与人世断绝往来；但因为衣食所迫，不得不出门寻求交游。他在曲折退藏之中收敛锋芒，以晦藏来保持光明，保全自己不投降、不受辱的面目。于是到了五十九岁，又生了三个儿子，以长子继承相公的祭祀，这个长子就是浚恭。于是他提笔写家传，以补充史书的缺漏；闲暇时寄托情怀，有时哭泣，有时歌唱。因此，侍御的一生，比古来遗民更为苦难；而他精神中蕴积凝结、足以扶持宇宙元气、历经劫难也不可磨灭的东西，也正是在这些苦难中得到的。唉！相公盛大的忠义，集中体现于一家之中。几个弟弟像鼎足般支撑、各自挺立，前人发扬光大，后人继承辉煌；虽然生死道路不同，但他们的趋向是一致的。作为故国的世代臣子，哪里还会有第二家？浚恭，如果你把我的文章放入墓中，不仅侍御会认为足以尽述他一生，即使相公的诸位兄弟听到，也一定会含笑点头。《董高士晓山墨阳集》序

译我们乡里故国遗民的作品，大多都有内集、外集两种。内集是不肯秘密拿给别人看的，转眼百年，往往消磨在老鼠啃咬、鱼腹吞食之中；即使外集也有十分之九没有流传下来，更何况内集呢？董先生晓山，是湖上七子之一。七子之后人大多流落异乡，不再能够列身清流；唯独先生家三代以来，门第中诗书的恩泽没有断绝。我寻得他的《墨阳集》，为之编次评说。然而内集也已经无法见到了。我读周即墨证山的序说：“君子读书，明白古今的缘故，遭逢时局而被斥退，一无所表现，只能困穷到老。他所凭借来显现心意的，只有诗和文章；而且不过是戴着破帽、穿着芒鞋，在舟车风雨之中，与一两个憔悴的读书人往来赠答，观看山川的遗迹、风物的变幻，悄然沉思，放怀赋诗，而一生的心意本来并不在这些事情上。这也只是得到他的粗略一面罢了。如今世上尚且没有了解他的人，又怎能指望后世读到他的书而体谅他没有说出的心意呢？”即便如此，晓山也只是自行保存他的心意罢了，本来未曾求后世了解他。假如他求后世了解，那么这种求知又是晓山所不取的。即墨的文章，可以说善于说明先生的心意。我本来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只就他的话加以推演，便知道即墨虽然同先生最为契合，但当时似乎也没有读到内集。假如他能够看到内集，那种《黍离》《麦秀》般的声音，足以感动天地、使鬼神落泪，我知道并不是这篇序能够完全表达的。唉！志士的精魂永远不朽，却没有人珍重保存，使它在太虚中幽暗地运行而世人无法看见，这是后死者的遗憾。当时，我们乡里的诗人极为兴盛，评论者说，鄮山以才华胜人、气力雄健，杲堂以学问胜人、文辞丰富，又把巽子列入其中，认为他们是诸家之首。林都御史茧庵独自沉吟说：“巽子还在踏省门，不属于遗民之列，还不足以同二家并论。”过了很久又说：“晓山以韵味取胜、格调超拔，时人认为这是知人之言。”这也由此可见我们乡里前辈评论人物的严格。先生的大节在我所作的墓志中已有详细说明，所以这里不再全部叙述。世上有人以不能看到先生的内集为遗憾吗？只要看看我的墓志和这篇序，也就可以想象并大略得到它了。《爱日堂吟稿》序 我与谷林订交将近二十年，江湖间的书信往来，京城洛阳的追随寻访，在家园中留宿，分题作诗、刻烛计时，实在很多。我自以为妄不自量，大概处在才德相近的朋友之间。等他去世后，我才把他的诗集全部取来阅读，只觉得气息穆然清澄，精神油然明莹，取材浩瀚无穷，构思和别裁也各具特色，实在不能用一家一师来概括。于是我感慨而自惭，认为从前只是管中窥豹，没想到他的造诣竟达到这样的境界。从前评论诗歌的人，梅圣俞以勤奋为主，吕居仁以悟性为主，杨廷秀以变化为主。若不勤奋，怎么能够有所领悟；若没有领悟，怎么能够变化？归根到底是一回事。这三家的话可以概括诗歌之道。不过我还想再推进一步：诗本来就是《三百篇》的遗教；如果它与人伦之旨毫无关系，那么即使百般求工，也不过是世俗之诗。谷林的为人，侍奉父母很孝顺，对兄弟友爱恭敬，管理下属慈爱宽厚，对朋友亲戚厚道，可以说深得温柔敦厚之教。只是时运和命运不合，奉诏出行，不能在承明、未央宫廷等待诏命。临川詹事准备安排他在三礼书局任职，谷林眷恋家门，便拂袖而归。陆游说过：“外物不能动摇，才是求学的人。”谷林就是这样的人。晚年稍稍受到宾客拖累，家事渐渐困窘，但他怡然自得，不把这些挂在心上；每天更加勤奋地聚书读书，可以说达到了和平心境的极致。他所居住的小山堂，池馆景色之美，冠绝钱唐；整天在其中游息，山岩沟壑的水流和停聚，花草的茂盛与凋零，都清明地观察、默默地体察，不必远行到穷尽脚力，天地化育的机理已经完全具备在胸中。既然如此，谷林的诗日益进步提高，当然是有原因的；至于他聚集材料的丰富、淘汰取舍的严格、学术源流的深厚，以及那些老先生所夸称的秘传，反而只是末节罢了。我又哪里足以仰望他呢？于是为他的诗稿写下这篇序的开头。《宝甈集》序

译竹町居士陈授衣，以诗名闻大江南北，近三十年却一直没有得到知遇；他的际遇越是困厄，诗却越写得精工。不过，竹町的诗越精工，他内心越感到有所不足。我认为，他内心感到不足，正是他的诗之所以精工的原因。请让我说说竹町的为人：有古人的心志而且笃实行事，方正严肃、醇厚高雅，仓促之间也不苟且，具有儒者的气象。因此他写诗也绝没有险僻邪曲的习气、夸张荒诞靡丽柔媚的声调、狭隘浅陋的心胸和支离破碎的句子，而总是以和平温厚出之。取材从汉魏直到宋元，没有不到的地方，最后归宿于中唐。年过五十，手不停地翻阅书籍，含毫沉思，心会之处自然而深远。我猜想他胸中的造诣，大概是从学道中有所获得，所以他的诗才这样精工。但竹町谦逊推辞说：“我还没有达到。”我每次客居扬州，住在马嶰谷斋中，便同竹町朝夕相处。竹町住在东头，我住在西头。我当时正在编修《宋儒学案》，而竹町整天苦心吟诗，时常彼此呈示各自的所得。于是想到世上那些持论的人，常说学者不能进入诗派，诗人不能进入学派。我的朋友杭堇浦也极力主张这种说法。我独自认为，这种话大概是针对宋人说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张芸叟的学问出自横渠，晁景迂的学问出自洓水，汪青溪、谢无逸的学问出自荥阳；吕侍讲以及山谷的学问出自孙莘老，内心折服于范正献公醇夫。这些是由诗人进入学派的人。杨尹门下有吕紫薇的诗，胡文定公门下有曾茶山的诗，湍石门下有尤遂初的诗，清节先生门下有杨诚斋的诗。这些是由学者进入诗派的人。章泉、涧泉的老师是清江，栗斋的老师是东莱，西麓的老师是慈湖，这是诗派兼入学派的人。陆游、千岩从茶山那里得到传授，永嘉四灵从叶忠定公那里得到传授，这是水心学派中分出诗派的人。怎么能因为后世诗歌分歧，便把诗与学分成两途，使《三百篇》的遗教自行排除在儒林之外呢？写诗日益精工，离道却日益遥远。古人用来规劝后山的话，说他沉溺于诗，并不是说诗本身有害于道。竹町的诗已经精工，而他胸中的造诣又接近于道；他不自满足，大概将会继续进步，达到更加精纯的境界。曾氏的琴瑟之学还没有达到希声的境地，但颜子的卓然自立已经显现了。我知道他不会仅仅以诗人的身份终其一生。竹町托我作序，已经有十年了。今年冬天又在扬江话别，空对岁暮、暮云、落叶，满眼都是诗的材料。而我还在絮絮谈论道术的分合，难道不会被人笑作迂腐吗？《修川小集》题词 我的朋友杭堇浦在海昌主持修志，得到绝句一百首，请我为它作引。我本来不需要再说堇浦诗歌的精工，但我对海昌很有感念，正好借堇浦的诗提及一二。海昌本来就是文献荟萃之地。堇浦拜谒无垢的祠堂，经过持正的里坊，搜集查职方、罪维等人的篇章，难道只是骚人游览的记录吗？侍御史樊光远，是杨文靖公的高足弟子，也是无垢最敬重的朋友。他的学录没有流传，微妙的言论在哪里？还有没有人认识他的讲堂，荐献溪中水草来祭祀他？职方东江的逸事，已经渐渐消散；姚监军昺庵抛弃家业远行，以黄蘖为西台，化身为精卫鸟，还有人谈说他的姓名吗？又听说安阳许侍郎任海昌令时，邀请姚江黄先生设帐讲学，招纳高才学生，举行雅歌释奠。中吴徐侍郎果亭乘小船渡江而来，询问证人之学；安阳则传授《三易洞玑》的旨趣，难道没有留下薪火相传的东西，足以使乡里兴起吗？这些都是群贤雅士的材料所应涉及的。堇浦，请你再替我访求这些事迹。《莺脰山房诗集》序 本朝诸位老诗人中，阮亭以风调神韵在北方称雄，竹垞以才华文采和气魄力量在南方独步；他们同处一时代而各具特色，巍然如两座山峰。可是我心醉的诗人，没有谁比得上宛陵施侍讲。宛陵性情真挚、感情深厚，才华文采在他那里都化为无形；他独自前行，始终如一，找不到可以寻索的风调。这就是所谓超出酸咸之外，另有领会。评论者把莱阳宋观察同他并称，实在不是同一等级。从前都官的笔力，确实使欧阳修、苏轼等巨子也低头下拜，难道这是天地气运所钟，世间偶尔才有的吗？近来海内谈诗的人，不是推崇齐风，就是讲究浙调，兼有两者的人如同装满两辆车，彼此仿佛已有约定；而宛陵一唱三叹的声调，却搁置已久。我虽然大声称道，世人却没有听见。中吴王君梅沜独自深信我的话。梅沜的诗，取材精细，讲究格律，清和温润，独具匠心，大概兼有前人的长处，又另有一种闲适逸宕的情致流露于笔墨之外，从不屑于琐碎模仿。正如震川所说，是得到了西施的神韵，而不只是模仿她的皱眉。他的为人也像他的诗，清雅淡洁，生活简朴而超脱世俗。所到之处便焚香煮茶，抱卷长吟；五月还披着羊皮裘，三冬却穿着黑色粗布衣。梅沜并不把这些放在心上，仍然整理装饰象牙书签，检查砚台和书案；长笺短札，每一枚标签题字都不苟且。偶尔有粗俗之人冒犯其间，他便皱眉，好像受到玷污一样。可是他漂泊失意，胸中的名刺已经模糊，置身东华门冠盖云集的场所，却处处失意、满怀愁苦。不明白的人以为他是元代的尚白，明白的人则认为他如瑟而不是竽。自庚戌年秋天起，我读《莺脰山房集》，心中便与他相契。去年再次到白下，偶然谈到宛陵诗的评论，不觉促膝相近，彼此欣赏、声调相合；又转而感叹他嗜好菖歜，难怪会被时俗排斥。梅沜托我作序，已经多次了。岁月迁延，尘事缠身，一直没有来得及写答。秋风淫雨，心境更加萧索寥落。如今随笔写下这些话，姑且用来申明平日酒席间细谈诗论的意思。《丛书楼书目》序

译乾隆戊午年，我为韩江马氏兄弟作《丛书楼记》，到现在大概已经六年了。如今书目编成，他们请我再为之作序。马氏藏书丰富，已经在我的记文中详尽写过。吴越地区爱好古籍的君子经过这座楼，都说自明代中叶以来，韩江葛氏聚书最盛；能够遮过葛氏、超过他们的，大概就在这里吧？我认为这还只是浅层的成就。藏书本来就应当以读书为目的；但所谓读书，是仅仅把它当作搜罗材料的资本吗？还是要深入探究而有所自得呢？确实能够精研学问、找到归宿，然后才不辜负读书。请就韩江的先贤来说：唐代时，曹氏、李氏包罗四部典籍，被称为博物之雄，也是选学的大宗。选学衰落之后，士人以经史文章相互推重；逢原与人抗衡，曾氏、王闲、太虚、豫，列于苏门六学士之中，也是八家文统的功臣。文章尚且只是小技，至于孙氏的《春秋》，出自安定先生的传授；竹西王氏的《周礼》，出自龟山先生的传授，他们极力排斥异说，学术蔚然醇厚。明代海陵一派格物致知的宗旨，辅翼新建之学，也是传承古代经学的后裔。韩江先贤的家学传统，渊源久远而端绪分明，当然不能仅仅用声名利禄的场所来衡量。马氏兄弟承袭高祖、曾祖的旧德，沉浸深造，摒绝世俗剽窃浅陋的习气；又旁搜远绍，汇集儒林文苑的典籍，居于百家九流之间，如同观看王会图，来探求其根本趋向，不断进步。他们作文便成为雄健之文，治学便成为正统之学，这岂是仅仅闭门不看的藏书人所能相比的？又岂是玩弄物品、丧失志向的读书人所能比拟的？韩江先贤确实可以凭借他们，难道只是在聚书方面同葛氏争高下吗？如今有所谓书目之学的人，只记载作者时代、书籍分卷的簿册，反而用来供给口头谈资；即使他们从中有所收获，也不过是拿来摘取零碎材料、作獭祭之用。《丛书楼书目》刊出以后，一定会有人把它当作珍贵的鸿宝。哪里知道主人早已把其中的精华喝尽、把渣滓喂给别人了呢？听到我这些话的人，或许应当想想怎样把这份学问转手传下去。年谱之学另成一家，主要因为名公大儒的事迹繁多，上至国史，下至家传，墓志文章都不免有错谬，所以要借助年谱来订正。宣城施愚山先生的曾孙念曾，编次先生年谱二卷，请我在卷首作序。先生的墓志出自西河之手，文章极为精工；然而其中叙述马太宜人的事情，实际发生在先生参加乡试、取得贤书时，墓志却说是在历任官职而得到覃恩以后。西河依附先生幕府的时间最长、关系也最亲密，不知为什么会有这个错误。这件事关系到人伦，日后国史一定会采入先生传记，不能忽略。先生分守江西时，政绩声誉极为显著，公论都认为不久应当晋升为开府，忽然遭到搁置，大概是安邱相公在先生持节山东时曾有所请托而未获满足，到这时便报复旧怨。西河或许有所忌讳，所以没有写出。但年谱不必再替他写委婉的说辞，因为这正是先生不畏强权的大节，不可以埋没。先生的家学根本出自祖父中明先生，实际承接新建、盱江一派的传授；又曾跟随沈公耕岩学习漳浦之学，所以能够调和斟酌，不拘守一家，这正是先生学术源流所在，国史应当采入传中，而墓志还没有叙述详尽。年谱之学另成一家，主要是因为巨公魁儒的事迹很多，大到国史，小到家传以及墓志文字，都难免有错讹，借助年谱可以加以订正。宣城施愚山先生的曾孙施念曾，编次先生年谱二卷，嘱托我为它撰写序文。先生的墓志出自西河之笔，文章极为工整；然而其中叙述马太宜人的事情，实际发生在举贤书时，墓志却说是在历任官职并得到覃恩之后。西河长期且亲密地依附于先生幕府，不知为何会有这样的错误。这件事关系到人伦，日后国史必定会采入先生的传记之中，不可忽略。先生任江西分守时，政绩声誉极为显著，公议认为他不久就应当晋升为开府，却忽然被搁置了，大概是安邱相公在先生持节山左时曾有所请求而未能如愿，到这时便借机报复。西河或许有所忌讳，所以没有写出来。但年谱不必再替此事写委婉之词，因为这正是先生不畏惧强暴权势的重大节操，不可以埋没。先生的家学根本源自祖父中明先生，实际上是新建盱江一脉的传承；他又曾跟随沈公耕岩，听闻漳浦之学，因此能够融会、调和并加以斟酌，不专属于某一家，这正是先生学术源流的所在，国史应当采入他的传记，而墓志对此还没有详尽说明。这些都应当在年谱中详细说明。先生的造诣，同蔚州魏敏果公、睢州汤文正公、平湖陆清献公同道同德，不相上下。魏、汤二位尚书虽然没有完全施展抱负，却还曾历任显要官职，得到充分发挥；陆清献则因遭受挫折而更加显明；先生在他们之中最为沉寂，又因为擅长诗歌和古文辞章，世人反而以此遮蔽了他学问的根本。倘若有像李巽岩、李文简公那样的人，合写韩愈、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等六位公卿的年谱，那么他一定会把先生与他们并列看待。《赠赵东潜校〈水经〉》序

译安定的《水经注》，虽然不能把《禹贡》所记的旧河道一一追溯清楚，但汉、晋以后河流的源流沿革都考察得十分详尽，尤其详细记载陂塘、堤堰一类，确实是有用的书。只是因为过分喜爱奇闻，引用繁多广博，反而显得庞杂，使读者眼花缭乱。总的说来，其脉络缠绕，却并非没有条理可考。令人苦恼的是，唐代以后没有完整的传本；据《崇文总目》，馆阁所藏的本子也只有三十五卷；据元祐年间无名氏的跋语，蜀本甚至只有三十卷。因此欧阳兖公还没有见到四十卷本的著录。等到何圣从的版本幸而恢复旧貌，却已经说篇卷不免有小的缺失；再用《太平寰宇记》等书校对，则今本中没有保存的逸文不下数百条。有人认为原本应当有弱水、黑水、泾水、洛水、虖沱水等篇，如今却已经无法看到了。这难道只是小的缺失吗？然而即使是侥幸保存下来的部分，也有脱文错字，辗转沿袭而损坏。蔡正甫所说蜀刻本迁就草率的弊病，令人抚卷茫然，难以找到入手之处。即使有柳大宗、谢耳伯、赵清常、朱郁仪、孙潜夫这些好学之人，多次校勘订正，也不过改正十分之三；像盘洲、石柱等处的疑难，对其中重大的问题仍然不能解决。近百年来，才出现了专门研究此书的学问。顾亭林、顾宛溪、黄子鸿、胡东樵、阎百诗五位君子，慨叹蔡正甫补辑亡文已经无法看到，于是汇合群书加以疏通，购买旧刻本互相校勘，竭尽精力思考审定，这部书才渐渐重见天日。同时刘继庄从燕中来，也是地理学方面的巨擘，想借彼此讲学切磋的好处，汇集众说为这部书作疏，只可惜没有完成。各家所订定的意见，有的把洮水当作浇水（东樵），有的把荥水当作灉水（宛溪），有的认为漯水有两条（百诗），有的指出砾溪有南北两条水道（东樵），有的指九江在洞庭湖而托言于许慎的说法（东樵、宛溪），他们的错误实在不少。这足以说明考察古事的困难。杭州有位赵君东潜，是我朋友谷林征士的儿子。他收藏数十万卷书，在东南首屈一指；承受家庭的秘传，读书专门从事探究根本的学问，一时的词章之士没有谁能与他抗衡。如今他作了笺释，拾取遗文、纠正错误，旁通推求，汇集成一部宏大的编著。五位君子和刘继庄的学术薪火，欣喜地有了后继者；各家那些琐碎、片面的议论，也都低头自愧不如。安定到这时才有了功臣，而正甫的书即使说没有亡佚，也可以了。我家从先司空公、先宗伯公到先赠公，三代都拥有这部书的校本；所以我二十岁以后便很有志于此书，只是起初为衣食奔走，近来又衰病渐深，双韭山房手校的本子一再校改，最终仍未能完成。想到世间的学问，不胜惭愧。东潜夺得学术的旗帜而登高，却还把我当作耳朵低垂的劣马，不嫌弃我的缰绳羁绊，哪里知道你所用的羽毛、牙齿、皮革，也不过是我留下的余物呢？我姑且把先世遗留下来的见闻略举出来以帮助你，希望或许能够做到。浮山大禹庙《山海经》塑像诗序 江都城南的外城有浮山，大概也是石纽一带山脉的支流。旁边是大禹庙的遗址，庙门前塑有《山海经》中的各类神怪像。乾隆癸亥年初冬，同人一同前往观看，于是相互约定作排句诗，以补地方志和史乘的缺漏。应命唱和的有若干首。假如这部经书果真完全可信，那么它出自伯益之手，难道不足以附入《禹贡》，列入百篇之中吗？然而只考察它所记载的禹事，崇伯的父亲明明有世代谱系，却说是白马，这与《世本》不合；崇伯在羽渊化身，又在墠渚化身，这与《左传》不合；共工已经被放逐，却说除恶未尽，还有臣子相繇作乱，这与《孟子》不合；帝启把三位嫔妃献给上天，又偷取九辨、九歌、九招的乐曲，这些内容虽也见于《天问》，却与《尚书》的九歌不合。所记的禹事已经如此，其余内容大概可以想见。又何况上甲征伐殷商，是杂糅了王亥事迹的说法。若说这部经完全没有根据，那么毕方、贰负等事证，历来见于汉人的记述，郭氏已经在题词中加以著录。明代末年，〔OCR：{禺鸟}鸟〕出现在南昌佛寺，朱中尉谋〔OCR：{土韦}〕记载了它；精卫的遗种出现在海上，林太常时对它作了记载；鴸鸟出现在杭州城东，陈高士廷会作了记载；刑天起舞，则西方边远地区常有人见到，当然不能把这些全都视为虚妄。唉！洪荒蒙昧的时代，天地大概有许多混杂之处，而禹的明德最为神异，所以关于他的传说尤其奇异。认为《洪范》九畴还不够，于是有了宛委、龙威之书；认为祝融、营丘的图籍还不够，于是有了遁甲之纪；认为后稷、伯益一类贤臣还不够，于是有了狂章四子分掌职事；认为元龟还不足以显示灵异，于是有黄牛、青犬、双龙、九马来显示神灵；认为《禹贡》还不够，于是有《禹本纪》《有禹大传》；认为征伐有苗还不够，于是有防风氏被埋葬之事；认为八年三次经过家门还不够，于是有石阙；认为连山易还不够，于是有开筮；至于剖背而生、跛脚而行、在宫中嬉戏、侯人的诗等，旁见于其他书中的故事，都出自三代衰微之时，实际上不过是这部经书的异文。其流传后来便成为穆满的宴会、见西王母、祖龙见神人等故事，几乎无法穷究。太史公认为这是士大夫难以言说的事情。至于八方荒远之外，万物的种类确实无所不有，这部经书还没有能够全部记载。如今同人却想把这些内容一次收拾到诗中，取材时避开雷同，主旨归于雅正，包罗熔铸，这不是已经大加删汰了吗？因此把大略叙述如上。《赠钱公子二池展墓闽中》序

译前太保督相钱忠介公的嗣子二池，明年就七十岁了，却还想着带着干粮、穿着草鞋走遍闽中，为的是到忠介公墓前展拜，并请我为他撰写神道上的第二通碑铭，将把它刻在黄檗山，这大概就是他的孝心吧。二池的儿子懿蕖，便谋划在今年预先为父亲祝寿，却又担心这并非父亲的本意，也来向我求言，认为只要我肯作序，二池一定不会拒绝；这可以说是很能继承父亲孝心的人了。于是二池果然来告诉我说：“古代没有庆祝整寿的礼仪，何况像我这样孤苦的遗民，更不可以承受这种祝贺。虽然如此，如果您能替我写一写孤苦遗民的情状，用长歌代替一次痛哭，再把它送给我作为此行的赠礼，我就应当拜谢接受。”我说：“好。”唉！太保在琅琦殉难时，父子、夫妻相继一同赴死；又过了一年，他的第五弟检讨在福建殉难；又过了七年，第九弟推官在鄞地殉难；再过一年，第七弟职方逃亡后装疯，最终死在昆山。一家人前后为国而死，实在令人悲伤！而且在此以前，太保还有一个儿子尚宝，已经夭折在翁州；四位忠臣都没有留下后代，更是令人痛心。又过了二十多年，第三弟侍御才生下二池，赶紧举行告祭之礼，使忠介后代上天所留的那一线血脉得以延续，也使忠介遗留下来的恩泽在二池身上更加深厚，这难道不是极其重要的事吗？然而世事如桑田沧海，家门已经荡然无存；侍御困守皋羽所坚持的气节，以教书耕笔养活二池，三十天吃不了九顿饭，十年也置办不起一顶帽子。故国公卿宰相家的子弟，哪里敢奢望穿绣衣、吃肉食，只能孤苦伶仃、饥寒交迫，出门便处处受阻，不得不在尘俗之中委曲周旋，在污浊中保持清白，在醉态中保持清醒。皇天后土，都可以体谅他艰苦而坚贞的志向。从前竹垞先生评论独漉山人，认为他虽然降志辱身，最终仍应把他列入逸民之中；我曾反复读他的这句话，因而感到悲伤。独漉的门第、资历、声望与二池没有不同，但独漉的声名才华和力量不是二池所能相比的，所以在遭难后余生中，二池比独漉还要困苦。二池年纪已经老了，却每天抄录忠介遗集，校正其中的讹误；还常到我家查找野史中记载忠介的事迹，以补充家传所没有涉及的内容，每顿饭都不忘他的先人。我既撰写了忠介神道上的第二通碑铭，又受托撰写忠介遗集序，修订年谱、记述画像；又受托撰写侍御墓文和《东村集序》；还广泛搜求检讨、职方、推官三人的诔文碑铭，以及从父蛰庵征士流散在别人手中的遗集，二池都买回来。检讨以下三位公都没有后代，二池每逢年节都修治他们的祭祀，以一人兼承几位伯叔父的后事，这难道不能称为孝吗？而懿蕖善于承继父亲的志愿，内心淳厚，行为笃实，努力耕作来供养父亲。这样，二池总算有了儿子，忠介兄弟总算有了孙子，故国故家也总算有了光彩和荣耀。那一线延续的遗泽，还没有穷尽。二池就要出发了。七十岁的孤儿，拄着杖，脚步仍然安稳，还能含着悲哀跋涉千里，到墓下拜省松柏坟茔，也足以慰藉先公的期望了。请替我问问隐元、独耀、碧居等诸位长老，他们留下的文章还有保存下来的吗？《鲒埼亭集》卷第三十三，鄞地全祖望绍衣撰，余姚史梦蛟竹房校订。议 ○关于冬青义士祠祭祀的议论，给绍兴太守杜君。关于六陵的事情，还有可以商议之处。唐林的旧祠在攒宫旁边，季彭山认为还应当有王修竹；他依据张孟兼的说法，于是多出一人。黄梨洲认为还应当有郑朴翁，谢皋羽又多出两人。万季野继续考察，认为还应当有《癸幸杂志》中所说的陵使罗铣，于是又多出一人。罗铣的事迹虽然似乎没有同唐林预先谋划，但他们的义举相同，不能说不是一体。况且公谨说罗铣在孟后下葬时，一位老翁得到孟后的簪子，皋羽明明有《古钗叹》记载此事，那么他们本来就不是没有相互谋划。这确实是前人没有来得及发现的证据，所以应当合在一起称作六义士祠。至于章祖程引用《崖山志》，认为还应有余则亮，那是没有根据的话。余则亮是政和人，即余应。明洪武年间曾任留守司知事，就是作《皇宋第十六飞龙》来记述庚申君遗事的人。他在政和时，大概被称为宿儒；图经中有传记可以查考。但相隔八十多年，隔绝了三个朝代，当时他又没有同唐林交往，所以对六陵之事必定没有参与。况且祖程以《崖山志》为依据，这部书我家有，但其中根本没有这句话，因此更可见这是诬妄。如今执事只增入王修竹以下三人，却没有涉及陵使，我仍认为这是缺漏。当时共同参与此事的人本来还有很多，从赵东山的话也可以想见。如今这些幸而流传于世的人，不应当遗漏。若祠址既然已经不在攒宫，我认为可以把它迁到天章。天章的冬青遗迹也已经湮没很久，寺僧十分浅陋，几乎没有人知道那里是凤巢龙穴所在，所以应当立一通高大的碑来表彰它，并在寺中祭祀六义士，以保存这一处遗迹，不应把祠建在城内。听说执事想把六陵的祭祀典礼迁到天章，却受到大吏阻止；这件事黄耒史本来早就这样说过，但大吏也不能说是错误。因为国家规定祭祀，只依据正史，不能因稗官野史的话而改动，这是固定的制度。何况穆陵的遗颅，是明祖送回攒宫的，本来就不能改变安置之处。所以不如迁移六义士祠，这样两方面都能顾全。其中还有一件应当考定的事：宋代的兰亭在天章，王厚斋的话可以作为依据。今天的兰亭也在天章，然而宋代兰亭不是今天的兰亭，两地相距将近二里；这样看来，今天的天章也不是宋代的天章。大概天章在元末被火焚毁，明永乐六年浮屠智谦才重新建造，迁移地点应当就在这个时候；那么在此以前唐林举行义举时，所在的就是旧址。这一点毫无疑问，所以祠堂或许不得已只能寄托在今天的天章；若立碑，则应当立在旧址。姚江黄耒史到今天的天章去寻找冬青，却因浮屠僧削平其遗迹而痛心。这种主张，甬上万西郭也赞同，真可以说是刻舟求剑了。○关于冬青义士祠祭祀的第二篇议论，给绍兴太守杜君。

译冬青之役，王修竹、郑朴翁确实是共同立功的人，罗陵使也一定不能遗漏。至于说谢皋羽有暗中迁移冥运、促成此事的功劳，那是杨廉夫凭空臆造的说法。我起初也误信了它，如今才知道是妄言。要考察皋羽是否共同参与此事，首先应当确定发掘陵墓的年份。罗云卿作《唐雷门传》，认为是在戊寅；周公谨记载为乙酉；宋景濂沿用公谨的说法，却又在《元史》中提前一年说是甲申，这已经自相矛盾。所以续《纲目》采用云卿的说法。若把皋羽的诗合起来考察，其中说“知君种年星在尾”，那么云卿的说法是对的。近人邵廷采疑心戊寅是少帝元年，认为蒙古不应当竟然毫无顾忌，于是改说是乙酉；至于冬青引文无法解释，只好暂且缺载。他不知道南渡初年，汴陵已经自身难保，何况崖山不过弹丸之地，难道还会令敌人畏惧吗？这真是迂腐儒生的话，不值得辨析。既然发陵是在戊寅年，当时文丞相还没有死，皋羽刚在前一年辞别他向东归去。《西台恸哭记》中所说“别公章水湄”，就是这件事。祥兴初年，皋羽大概还在岭峤间徘徊，又怎么能从闽地到浙江，深入东越，预先参加冬青之役呢？这一点即使不加辨析，也可以知道它不对。宋朝灭亡以后，按照韶父所说，皋羽在瓯、括之间避居了四年，此后到癸未年才进入吴地，到丙戌年才进入越地，就是记中所说“哭文公夫差之台”和“越台”的地方。这时他才开始听说有冬青之事，因而感慨作诗；所以读他的文章，也可知那是局外人的记事，又是追溯往事的话。“知君种年星在尾”这句，已经可以知道他没有预先参与，也可以知道这是追述之辞。当时霁山已经回到东嘉，所以皋羽频频作诗寄给他。这就是从皋羽自己的话来考察皋羽，便可以清楚确定的。杨廉夫的话是妄说。况且皋羽因为儿子麤达已经能够处理世务，才抛下家人出游，终身没有回来。癸未年皋羽三十五岁，推算起来，他的儿子应当已经到了可以成婚的年龄，他才出游；戊寅年并不是这个时候。以梨洲的精密考证，尚且被这种说法迷惑；野公为皋羽编年谱，本来就知道他不能辨明这一点。那么，皋羽配享之位应当撤去吗？回答说：这又不对。皋羽的大节，在宋末最为卓著，即使他身穿白衣而在灵禽之下行礼，也足以流芳千古；把他附祀在唐林之后，并非不可。但不应把他当作共同办事的人，因为按他的年龄和年份考察，二者不相合。天章的古迹既然已经完全消失，那么今天立碑的举动就尤其不可行。暂缓此事，恐怕也是雷门诸位先生深切的愿望。○关于冬青义士祠祭祀的第三篇议论，给绍兴太守杜君。我以前作《宋兰亭石柱铭》，其中说度宗曾经把天章寺的土地赐给我家，改朝换代以后才把它作为书院；事情发生在至元甲午年。这件事只见于我家的世谱，史书和地方志确实没有记载。然而剡源游览兰亭，为书院建成写序，说是用全氏的房舍建造的，可见这个说法并非没有根据。天章从宋代起就属于我家，到至元甲午年才交给官府，也就是说，宋亡的第二年，唐林举行义举时，如果说我家没有共同承担此事，是不可能的。先泉翁本来就是遗民，他和王修竹是志同道合的人，所以这次行动不在别处，而在我家。我曾私下说过：王修竹是谋划者，罗陵使是攒宫的地主，泉翁是山南的地主，唐林、郑朴翁亲自主持其事，而皋羽只是听闻此事后作诗歌咏、加以发扬的人。攒宫没有地主，事情就会泄露；山南没有地主，也就没有办法安置七战中惊恐的魂魄。这件事必定是聚集众人的力量才能成功，但每个人又各自心怀忌讳，所以即使唐林、郑朴翁二人彼此传闻尚且不合，何况其他人呢？我不是敢于替先世强行附会此事，只是按我所考索到的材料，本来就不能把事实掩盖起来。然而我私下认为，六义士应当尊崇祭祀，而泉翁却可以不必如此，这又是为什么呢？我家本来就是宋室的世代姻亲，三王四公，家中接连有佩重玉、系官印的人，先太尉的地位已经在二府之中了。国家灭亡、事业丧失，不能挽救，这是我家心中的愧疚，哪里敢把这件事当作功劳，指望后世报答呢？况且这里的天章，本来就是先太师徐公墓道所在的地方；因为墓地而把寺院作为供奉香火的院落，本来就是宋室所赐给我家的。一抔土而已，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如果反而因为害怕祸患而面露难色，那就连厉害的人都不如了。所以泉翁共同承担此事并不奇怪，只是这块土地属于谁，却不能不说明。先泉翁名璧，字君复，是太尉永坚的堂叔父。宋代曾任秘阁官，晚年迁居杭州城东，就是所称孤山社遯初子的人，世人也称他为城东处士。他的诗见于皋羽的《月泉吟社》，尤其同剡源交好。唉！故国的文献逐渐沉没，各种说法接连出现，五百年来旁搜广考，才大略具备首尾，真令人悲伤。○为明朝故相胶州高公建立祠堂的议论，给绍兴太守杜君。

译执事修葺念台先生的精舍，祭祀寓山先生的影堂，这些都是近世庸俗官吏所不肯做的事，您对风俗教化的功劳很大。然而越中有一项典礼，已经一百年没有举行，那就是为胶州高文忠公建立祠堂。我刚到越地时，曾向诸生询问胶州公寄居的房舍，却没有人能回答。始宁倪生安世，是太保文正公的后代，他忧惧地回答说：“相传在野寺之中，但如今也没有人确切知道所在了。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唯独胶州公没有在越地得到祠祀，这是我们这个小地方的耻辱。”我说：“回答得好！若不是文正公的后人，不能说出这样的话；然而现在又没有可以告诉的人。如今幸逢执事守越，讲明废缺的礼典，振兴忠孝之道，胶州公的祠堂应当就在今天建立。胶州公寄居此地，却没有子孙能够向当权者请求；倘若能建立祠堂，这尤其是天理人心公正的表现，也能使文献增光。”胶州公与贵阳的冲突，详情已经载于《明史》。据李公映碧《三垣笔记》说，在他尚未离开时，贵阳还受到牵制；自他离开以后，小人更加没有顾忌。胶州公家本来富裕，战乱以后连一件东西也没有留下，只带着一个小儿子，想住在常熟，却没有成功，于是寄居长洲，过了很久才进入越地。他居住在越地时，每天只有一顿饭，向神明祈求死亡，不接见任何客人。芜湖战败的消息传到念台那里时，他还和熊公雨殷匍匐赶往杭州，商议奉潞王出面，调发罗木营的军队来抵抗守卫；但胶州公没有前往，叹息说：“上天要使国家灭亡，就算让穑夫白白苦累江东父老，又有什么用？我的谋划已经考虑成熟了。”于是绝食。贝勒派人带着貂皮和人参写信聘请六公，胶州公让盲人使者来到门前，家人只让他把答复送到灵柩前，使者叹息着离去。当时胶州公已经把儿子托付给门客海宁谈迁，带着他渡江，大概早已预料浙东将要发生变故。适逢画江的军队兴起，诏令追赠他为太师，谥号文忠；诏书由我的同乡林评事时跃起草，其中说：“即使躲避兵乱到了净土，也要建造环绕祭祀的墙垣。”可见当时本来已有赐祠的旨意，只是战事匆忙，没有实行。这些事都是《明史》和各家野史没有涉及的。王六相在大兴死于邗上，胶州公死于越中，最后新建公死于金王之难；否则，南都的内阁真会成为污秽之地了。而胶州公在首山采薇，恰好就在这里；箕星尾星的寒冷光芒至今仍照临此地，难道能让空山中的杜鹃徒然怨恨人吗？谨此立即派倪生带着短笺同执事商议此事，倘若得到您的批准，我不成材的文章就可以采入刻有牲礼铭文的碑石中，也未必没有一点帮助。○关于阿育王寺为檗庵居士建立祠堂的议论，给住持畹荃。育王寺向来有王、苏二公的祠堂。荆国公的祠堂，因为他任鄞县县令时曾多次到寺中，作诗留连，诗见于他的文集，本来是有道理的。苏东坡又有什么关系，竟要为他建祠呢？难道认为他作《大觉宸奎碑》的文章，就完全足以符合祭祀的法则吗？这可以说是极其不学无术了。还有应当祭祀却没有祭祀的人，那就是李布衣檗庵。檗庵本是江都人，名璜，字德邵。年轻时就以才华自负，性情奇特放达，什么书都读，却不肯参加进士考试。有人便责备他，他说：“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怕夺了你们的魁首罢了。”听者讥笑他，他又说：“你们不信，那就让我替你们试一试。”他一参加考试，果然中了第一名。建炎年间的战乱中，他寄居四明，太守仇愈、周纲、潘良贵都很敬重他，郡县学校的许多文章都出自他的手笔。当时信安郡王是昭慈孟太后的弟弟，正处于显贵得势之时，听说檗庵有才，想把女儿嫁给他。有人告诉檗庵说：“这不只是能得到丰厚嫁妆，还可以得到官职。”檗庵笑着说：“老夫将要逃到人世之外，哪里还会做这种事！”最终谢绝，终身不娶。后来他来到育王寺，和宏智禅师交游，大有省悟。他为自己的画像题词说：“分明就是庞居士，只是又没有人来卖罩篱。” 当时人认为这是见道之言。他在甬上诸公中同王侍御最为友善。王侍御伯庠，是参政次翁的儿子。檗庵病重时，侍御去看望他，问他平日所悟：“如今还看见什么？”檗庵说：“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精神气力渐渐消散罢了。”他把遗稿托付给侍御，侍御还开玩笑说：“不要偷走我的诗文，因为那是属于你的。”不久檗庵去世，侍御让门客戴权为他编纂遗稿；但檗庵生前的文章已经有很多残缺断裂，最后只得到可以收录的二百篇，分为十二卷。他的白文《公年谱》，有楼参政攻媿的序，于是把它附在《长庆集》中。起初，檗庵喜爱育王寺施田百亩，把它作为自己死后供给伊蒲塞斋饭的资财，并把自己的画像留在裓堂。如今年代久远，已经无法查问了。但在宋代，只有攻媿称赞过他；后来王尚书厚斋也曾称赞他，而清容、南山等记述四明人物的诸公，都没有把他列为寄居四明的人，这已经是遗漏。就连育王寺的志书也没有提到他，难道不是文献上的失误吗？我看檗庵是个奇异之士，大概不只是文学上有长处。他终身不娶，虽然不合于儒家的道理；但他掉头拒绝信安郡王的婚事，也不是凡人所能做到的。即使只从文学方面说，他也很雄奇。所以想在今天的寺中，或在娑罗阁，或在拾翠楼，设一席位来祭祀他，这未必不是玉几、金沙一类的佳话。我平生对于佛门的香火从不参与末议，如今却为檗庵破例说这些话，是为了同过去那些妄自祭祀苏东坡的人加以区别罢了，姑且一笑。育王寺应当祭祀的人有四位：陶隐居、张横浦、檗庵以及杨孝子。然而陶隐居、张横浦并不依赖育王寺的祠堂来祭祀，杨孝子在甬上自有祠堂，只有檗庵的祠堂不可缺少。○关于钱忠介公夫人忌日的议论。

译忌日为什么还要加以议论？大概是出于孝子慈孙的困窘。从前明正统年间的谏臣刘忠愍公、天启年间的党人缪文贞公，都死在诏狱中。凡是诏狱杀人，按惯例，第一天由禁子报告囚犯生病，第二天由厂官供应医药，第三天再报告说已经不起。其实在报告生病的当天，人已经被列入鬼籍，所谓供应医药只是虚文。因此忠愍公家把报告生病后三天作为忌日，文贞公家则干脆把报告生病的当天作为忌日。常熟钱尚书曾说：“同样是确定忌日，刘家是推测，缪家是按意思判断，到底谁对谁错？无论怎样都足以痛哭了。”钱忠介公的夫人董氏死于戊子年四月，但因丧乱而失去了具体日期。嗣子浚恭为祭祀礼典无法举行而悲伤，来询问我。我说：“忠介公的挽诗说，四月二十七日夫人服用了异方药，病情稍微好转，但最终仍未能救活，那么忌日显然在二十七日以后。而且二十七日病情稍好，也未必第二天就突然去世。若实在无法确定，参照刘、缪两家的例子，干脆把晦日定为忌日，可以吗？”唉！桑海之后，诸位公侯的祭祀被忽略的，大概十家中有九家。唯独忠介公有后人这样恳切地追念先人，那么礼制虽已亡失，而其礼尚存，也算是不幸中的幸事吧。○考订府主广灵庙的议论。三礼所规定的祭祀中，地祇方面只有社稷最为明确。后世祭祀城隍，属于社稷这一类。社本来是五土之神，稷本来是五谷之神；配享的人，社配勾龙和禹，稷配柱和后稷。这是因为人鬼可以同地祇相通。如今祭祀城隍，都用具体的人来充当神位，这也是古礼的遗意。我们乡里所说的广灵庙，把广灵奉为府主，那么也属于地祇。既然已有社稷，又有城隍，又有府主，不是重复了吗？况且所传的神是鲍盖，没听说他有什么忠孝正直的节操，只听说一些诡异荒诞、不合常理的事，实在无法理解。况且天神地祇列在三礼之中，而神仙则出自异端的说法。因此神祇列于坛庙，没有什么可疑；神仙却只能列在宫观之中，没听说可以把坛庙与宫观混杂。神仙只在宫观，正如古代佛只在伽蓝，不能混为一谈。这正是因为不通经术，后来才有这种违背礼制的举动。不过此前的大儒，如丰清敏公、楼宣献公、袁正肃公，都曾替它请求朝廷加封、加敕，这已经是受迷惑了。圣人不谈怪异之事；像广灵王这样的，难道不是怪异中尤其严重的吗？至于历代朝廷都奉祀它，而我却突然起来非难它，我当然知道人们很难相信和听从。然而神祇不能用神仙之说来证明，这也是人人都知道的，哪里需要我再反复说明呢？有人说：既然这样，那么鲍神究竟有什么依据可考？我说：我私下怀疑所谓广灵，其实是鲍全，不是鲍盖。四明《丹山图咏》的注文说，鲍全有圣德，董黯有孝行，都把他们看作甬上的地仙。想来鲍全一定是隐居而不显耀，不夸说而亲身实行，足以追踪古代逸民的旧德，只是后世失去记载，没有留下详情。《丹山图咏》中所记载的事情，也出自道家之口，我并不十分相信；但它把鲍全和董黯并列称说，说明比拟人物必定依据同类。既然董黯的事迹值得相信，鲍全的情况也可以由此推知。所以我说：广灵就是鲍全，不是鲍盖。鲍全的事迹既然流传不多，而《图咏》本来又有地仙的说法，于是后来讹传为他配龙女、尸解、飞升，都是借鲍全的名声加以附会，由此可知庸俗妄人的愚昧，不值得奇怪。地祇而一定要找一个人来充当神位，本来就是极其穿凿的事。如今不担心这个人是否确实配得上这种祭祀，反而公然拾取庸夫俗子的言语，写进文章里，如危素所作《广灵王传》，真可以让人发出大笑。○关于废除奉化县灵昌庙的议论，示奉化县令。奉化县以南五十里有灵昌庙，祭祀吴越内统军胡进思。我起初不明白进思为什么会在奉化受祭，后来查阅旧志，才知道进思的次子庆曾从湖州迁居到那里。唉！竟然祭祀胡进思吗？于是作《废灵昌庙议》。

译胡进思地位卑贱时，以屠牛为业。吴越建国后，他参军并得到官职。文穆王钱元瓘曾带着宣州军队作为人质到田氏那里，进思随行。文穆王继承国位后，因为进思是旧日随从，便任命他为大将。忠献王钱宏佐即位时，上统军阚璠强横暴戾，进思依附于他。忠献王想杀阚璠，派人对进思说：“现在准备把您和阚璠分别任命为本州岛使，阚璠不会怀疑，反而会慢慢留下您。”进思答应了，于是任命阚璠为明州使、进思为湖州使。阚璠果然恼怒进思说：“一个老兵能做大州的长官已经是幸运了，为什么还不赴任？”阚璠奉命最终留下了进思，却杀死了阚璠。当时国人认为进思厚重少言，以为他愚笨，所以保全了他；忠献王也厚待他。废王钱宏倧即位后，渐渐对他失礼。进思倚仗拥立之功，干预政事。废王斥责他，想授给他一个州让他离开，进思更加怨恨。有一天废王问起他从前杀牛的事，进思以为废王明知此事却故意侮辱他，却不知道废王其实并无恶意。他常常在家中设立忠献王的牌位，披头散发痛哭。他先前曾接受福州将领李达的贿赂，帮助李达返回藩镇；李达回去后叛乱，废王责问进思。进思害怕废王策划驱逐他的事情泄露，于是发动叛乱，囚禁废王，拥立忠懿王钱宏俶。忠懿王即位后，进思劝他杀掉废王，忠懿王不答应。进思于是派人去杀害废王；守卫已经接受忠懿王的密令，出击将刺客杀死，废王得以平安。此后进思忧惧不安。忠懿王表面上任用他，实际上并不使用。不久他背上生疽而死。他的党羽钭滔谋反，供词牵连到丞相宏亿。忠懿王把案件搁置不办，却任命宏亿为明州。进思的本来面目并不是这样，然而读他的庙碑却说：“宏倧暴戾荒淫，公迎接他的弟弟而拥立他。”进思叹息说：“老臣若不离开，全族将被诛灭。”于是称病不出。忠懿王多次到他的宅第，想扶他起来任事，也没有成功。他分别派遣几个儿子渡江，次子于是得到奉化石楼、蓬莱的胜景。进思回去后，又因为钱氏内部互相谋害，不得已再次回到杭州；此时已经病变发作，最终死去。碑文所说完全没有根据。庙碑托名于龚参政茂良。参政是正直的人，不应当连《资治通鉴》都没有看到，却写下这样荒谬的文字。碑文所说的“称病不出”，正是指谋杀废王没有成功以后；所说的“内部互相谋害”，就是指宏亿；这些大概都是歪曲事实的话。恐怕是胡氏子孙自己编造的。奉化也有不少文献，竟然祭祀这个弑逆之人而不知道，还把这块碑载入志书，实在奇怪。考察成化年间的《宁波府志》，只列有灵昌庙，却没有说祭祀的是谁。后来才开始伪造碑文和志书来给它落实神主。淫祀竟有像这样的事吗？幸望明府赶快斥责并废除它，也许可以整顿礼典中的重大原则。○关于在大涤山房为石斋先生建立祠堂的议论，给杭州太守杜君。执事任绍兴太守时，已经为蕺山先生及其弟子新建祠堂；如今任杭州太守，而漳海讲学的地方恰好在禹航，不能没有一瓣香来祭祀。上天赐予的缘分，足以同蕺山的祭祀并称佳偶。从前漳海最爱大涤山川的胜景，曾说：“大涤山就是我的墓田。”那么他的魂魄本来应该眷恋这里，这是很明显的。竹垞只以杂博自矜，遍考宋代洞霄观的诸位人物，认为这些人的名位虽重，但宋代宫观中的人从未到过此山，与洞天没有关系。况且竹垞所记也不完备；如果要求完备，那么章子厚曾任此宫提举，为什么把他排除在外，却从杨文靖公开始呢？漳海是大儒，他的寒光可以同日月星辰相比，反而不祭祀他，却琐屑地考论那些提举诸君，又是为什么呢？（翟参政以资政身份任提举，见于晁氏《读书志》，竹垞误说成显谟，也是考查失误；其余还有许多。）这件事大概有待于执事来完成。我曾考察大涤的高足弟子：何先生羲兆，名瑞图，是禹航所产；吕先生[“汉{常心}”字样疑为讹误]，名叔伦，是越地人，为故相吕文安的后人。漳海临终时让门人四散，这两位先生抱着他的遗书，居住在山房，终身不出，以遗民身份终老，他们的气节最高，而世人很少知道。如果祭祀漳海，他的配享者一定要选择曾经到过大涤的人。论通达事理，没有比陈公卧子更合适的；论经学学术，则有朱公康流；论风节，则就是因为这两位公能够守护遗书。再配上金陵殉难的四位公，也就足够了。大涤函书中所列的弟子，其中大概有些本来不是弟子，却被窜改姓名列入其中，这一点不能不察，所以在这里一并提到。○关于改正成仁祠祭祀制度的议论，示定海县令。成仁祠的祭祀，在翁洲是最大的一项掌故，同明初祭祀余阙、福寿的礼制相同。但这件事虽在前代实行，县令的本意是好的，却因为不学无术，胡乱采录里巷中荒诞不实的话来登记人物，所以此事是假的，官爵是假的，姓名也没有一个不假，竟然把它写进翁洲志中；祠堂成了谬祠，志书成了秽志。即使让大决横水洋的清流奔涌，也不足以洗去它的污点。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大概是因为黄斌卿的私人想把斌卿塞进祠中，以此毁谤定西。那时遗老将尽，荒诞之言得以流传执持，所以如今祠中竟把斌卿列为首位，高高位居张相国之上，没有人敢把他排在前面，真是冤屈。斌卿既然进入祠堂，于是翁洲那些听到风声而起兵的人，又胡乱把长平的国殇接连塞入其中；主持此事的人不加考察，于是满堂都是冒滥之人，照样举行祭祀，几乎已经有七八十年。后来的年轻人虽然有人对此怀疑，却不敢说出来。我认为斌卿不应进入祠堂，只要广泛采集各家野史的话，就可以明白；至于那些不知姓名的人妄自进入祠堂，则依据天子所修的《明史》把他们黜除，便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了。因此作此议一篇，告知明府，也让定海有识之士知道。附《明史》所载翁洲死难者名录：太傅、大学士、华亭张公肯堂；太子少保、礼部尚书、武进吴公锺峦；兵部尚书、锺祥李公向中；吏部侍郎、上海朱公永佑；通政使、会稽郑公遵俭；兵科都给事中、鄞董公志宁；礼科给事、兵部郎中、江阴朱公养时（《明史》只作兵部，今据吴少保《海外遗集》）；户部主事、福建林公瑛；吴县江公用楫；礼部主事、会稽董公；吴江苏公兆人；兵部主事、福建朱公万年；长洲顾公珍；临山李公开国；工部主事、长洲顾公中尧；工部所正、鄞戴公仲明；定西参谋、顺天顾公明楫；诸生、福建林公世英；锦衣指挥王公朝相；内宦监太监刘公朝；安洋将军刘公世勋；左都督张公名扬；荡湖伯阮公进。

译《鲒埼亭集》卷第三十四，鄞地全祖望绍衣撰，余姚史梦蛟竹房校订。简帖 ○移文诘问宁波太守魏某。国家考试士子的制度，要求廪生出具保结。既让他们互相排队联保，又让他们负责认保，所以对考生行迹的查核极为周密。太守录送的士子，却一定要把耳目托付给廪生，是因为太守离士子远，而廪生彼此相距近。昨天听说使君处理这件事，其中有令人惊骇之处。鄞地的陆镜、陆微，是奴仆的儿子。他们的祖父陆驹，曾自己卖身给乡里范方伯家为奴，后来被赶走，又自己卖身到象山周给事家为奴。周给事晚年居住在鄞地，死后便葬在鄞城北的柏树桥。陆驹如今居住的地方，就是周家的丙舍。周家衰败以后，陆驹占据他们的丙舍，连同那块圭田也一并占有，日渐富裕。周家的后人来祭扫给事的墓，陆驹不再接待他们，甚至砍伐他们的墓树当柴烧。城北的人都厌恶他，但陆驹还不敢混入士绅的行列。近几年来，他的几个儿子才暗中捐纳粮食成为监生，谋求洗刷鄞地人所认为的败行。廪生林宗锷，平生最为阿谀无耻，首先同他们交往。今年陆镜、陆微兄弟参加考试，宗锷竟毅然替他们认保。而所谓排队联保的人，是原范方伯的族孙范永润；他看见二陆的名字，惊骇地说：“这是我家的奴仆之子吗？” 他不肯签名。同堂的四十多名廪生，没有一个不认为永润是对的。即使林宗谔偏袒二陆，也不敢出声。不知使君为什么勃然大怒，在公堂上盛设夏楚刑具，大声呵斥永润，强令他按手押印，说陆氏子弟确实属于清流，说拒绝他们的人是多事，还说太守的力量足以把良民和贱民混为一谈。鄞地的世家子弟丧气失魂，不只是永润一人。使君同陆驹的后代究竟有什么亲近关系，为什么一定要扶持他们？况且这件事一旦实行，廪生保结就可以不设，直接由太守兼任排队认保之职就够了。难道是说使君的门墙宽广，连桃李都兼收，已经扩展到奴仆之家了吗？这又是士绅大夫见识浅薄，却怎么也求不出原因的事。倘若说他的父亲已经是监生，他的儿子为什么不能应试，那么这个说法似乎有理，实际上却不然。因为监生本来就是藏污纳垢的一条途径。大县之中，每年捐纳粮食成为监生的不下千人，其中蒙蔽主管官员、贿赂所属胥吏，从而混进监生之列，仓促之间无法查问的，大概很多。若真有主持激浊扬清的人，就应当趁这次案件发生，把他们连同监生资格一并黜除，这才是大快人心的事。所以审判这件案件，只应当追问陆氏子弟是否本来就应成为监生，不应因为他们已经成为监生，就把这件事 拿来作为护身符。我隐居在菰芦之中，对于世事一概不过问。一场小小的童子考试，本来不是我所应参与、所能知道的事。然而使君如今正挟着盛怒，违背清议；对陆驹来说，或许会得到结草报恩，对甬上的诸位士绅来说，却会蒙受遮面之羞。我如果不说话，还有谁会替他们说呢？冒昧陈述至此，不再赘言。○答鄞县令关于心丧的札子。不孝孤儿于乾隆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遭遇先父去世，罪大恶极，实在一言难尽。接着在四年十二月初三日又遭逢先太孺人去世，丧苦接连而来，服丧到乾隆七年三月，未计算闰月也已经满了丧期。然而按规定，两次丧事各自都应有二十七个月的期限，这样还不够。不孝内心不能安定，又想到礼制有所限制，所以实行心丧到乾隆八年八月，以补足五十四个月的期限，自以为这样可以没有妨害。可是执事经过这里，认为这是法律所没有规定的。正因为法律没有规定，所以才用心丧来疏通这种困窘；否则怎么称作心丧呢？我曾听说明代有接连遭逢父母丧事的例子，有人曾向提学蔡文成公请示，文成公不认为这样做对，认为三年之丧本来出于内心最深的悲痛，后一次丧事的悲痛也同样深，怎么能压制这种极度悲痛的心情，强使他等前一丧结束后再依次服后丧？这必定是做不到的事。那么，极度的悲痛经历三年后，不得不除服，不必超过法定制度而过分厚重。文成公的话当然有道理，但不孝认为，这要看做子女的人自己反省内心；如果内心的悲痛已经尽了，那么除服可以；如果还没有尽，即使延长到五十四个月，也同样可以。我曾考察旧史，发现早在文成公以前就有人作过折中裁断。《宋史》记载，天禧四年，御史台说文武百官凡是接连遭逢父母丧事的人，一向服丧五十四个月，却没有另外的条例，于是请求交给太常礼官议定。太常于是引用《丧服小记》中“小丧除服”的话，以及郑康成、贺循、杜预的说法，认为没有通行服丧五十四个月的制度，应当按两次丧事的先后分别除服。这就是文成公的说法。到了宝元年间，王恪因为父母相继去世，请求服丧五十四个月，仁宗却特别准许了他，可见事情本来就有可以变通的地方，不能完全拘泥。丧礼是大事，古人留下的成案很多，可以作为参考。如今执事突然听说不孝所做之事便惊骇，怕被上级官署责问，其实不必害怕。上级官署如果真的申斥，也只是责问不孝并治罪罢了，与其他人无关。况且不孝在服丧方面遵守律令，到期已经除服；至于心丧则还没有结束，同宋、明人的做法相比，似乎已经两方面都顾全而没有妨碍。倘若一定认为我违犯了定礼，那么就请揭举不孝的罪过，请秩宗诸公广泛议论。不孝已经这样做了，难道还会推诿责任吗？冒昧奉复，言尽于此。○论适孙继承统绪的帖子，答姚薏田。

译我同您分别已有十多年，不知道令婿董生的造诣竟达到这样的程度，实在十分欣慰。您寄来的经说数篇，考证探究都很精密，唯独其中《适孙嗣统》一篇，我认为不妥。董生说，周代制度是嫡子死后便立嫡孙为继承人；可是像周桓王继承平王时，太子泄尚未即位便死了，平王、桓王相继为君，于是昭穆之序并不纳入宗庙世数。况且太子泄死时，平王已经为他服斩衰之丧，按理不应在死后又随祀于宗庙。应当援引《丧小记》中“殇者与无后者，都随祖先附祭”的例子，把他附祭于幽王庙中。祝文说：“孝子某致祭于皇考故太子某甫。”这样既不至于像后世追尊先人的做法那样，陷入以儿子的爵位尊奉父亲的过失；而他祭祀平王时仍可称孝孙，也不至于像世俗所说的“以孙为祖父之尸主”。我认为这一礼制问题关系极大，而古人从未谈到它，如今一旦能够讲明，确实足以补正经文的遗漏。然而，天子、诸侯的宗庙本来是用来观德的，难道可以让一个尚未登上王位的人混入其中吗？况且，如果担心昭穆之序不计入宗庙世数，那么即使把太子泄收入宗庙附祭，也不过是取太子泄来附祀，平王仍然应当以桓王为穆位，不能使宗庙世数有所增加。七世之庙，亲属关系尽了便迁主入祧；如果说可以附祀，那么到了应当迁祧的那一天，附祭的神主难道也要牵连着一同迁入吗？我恐怕祧庙之中列祖依次而坐，必定没有可以在旁边另置一席的位置。如果不迁入祧庙，那么又将把他安置在哪里呢？所以，附祀的说法，不必追问便知道是错误的。天子、诸侯所承继的，专以继承统绪为重；所谓重，就是社稷和人民，宗庙也是其中一项。尚未承受宗庙之重，怎么能享受宗庙的祭祀？因此，不能因为他父亲服了斩衰，便援引大夫家中殇者与无后者的例子。另立宫室祭祀他是可以的，附入宗庙则绝对不可以。至于“以孙为祖父之尸主”的说法，原本出自朱子讨论卫辄时的错误。自古继承统绪的礼制，不论是嫡子死了，应当立嫡孙，还是嫡子即使被废或残疾，也应当立嫡孙，都不能说这是“以孙为祖父之尸主”，为什么呢？因为继承统绪并不是继承世代。所以说“以孙为祖父之尸主”固然错误，即便说仍然称作孝孙，也不对。假使继承统绪的人必须依照自己的本来称谓来称呼，那么如果是庶叔继承统绪，就应当自称孝叔；如果是庶兄继承统绪，就应当自称孝兄。这是无论如何都讲不通的。若说以叔为侄之尸主、以兄为弟之尸主都没有不可，唯独不能以孙为父之尸主，那又是什么道理呢？庶叔、庶兄在尚未继承统绪的时候，已经曾经是臣子，难道还能保留叔父、兄弟的称呼吗？所以先儒认为，即使称作儿子也没有妨碍。然而，天子、诸侯即使断绝了宗族关系，究竟仍是上天所定的亲属，也不能完全抹杀。《曲礼》的文字中，宫内祭祀称“孝王某”，没有听说还加上“孝子”二字。这固然是因为以继承统绪为重，也是因为按昭穆次序排列时有时难以贯通。所以所谓为人后者成为其子，我认为这是指昭穆相当的情况而言；若不是这样，只能依照为后者的服制行礼，不能最终称为儿子。这就是所谓继承统绪而不是继承世代。不只是天子、诸侯继承统绪，即使大夫继承爵位，也有昭穆不能相当而由尊长一辈继承的情况。因此，“成为后嗣”即“成为儿子”，也不能一概而论。丧礼本来没有天子、诸侯的制度，所以难以考察罢了。这是我的臆说。如果继承统绪不是继承世代，那么西河先生也曾说过这话。我冒昧把它请教您，希望您同董生进一步讨论后告诉我。○奉答《临川先生序》第三篇。《汤学统源流札子》。陆文安公的弟子中，在江南西道一带最著名的有鄱阳汤氏。这是您的乡里文献，过去却没有人知道。考察鄱阳三位汤先生同时兴起，到东涧先生、文清公时更加显著。东涧在《宋史》中有传，但没有详细记载他的学术和师友，而且还错误记载了他的世系。三位汤先生中，长者是息庵先生汤千官，官至郡守；次者是晦静先生汤巾官，官至提领；幼者是存斋先生汤中官，官至司谏，是东涧的从父，而《宋史》却认为是他的兄长，错了。三位汤先生的学问，都出自柴宪敏公柴中行，本来属于朱学。后来又都师事真文忠公，也属于朱学。但到晚年，息庵、存斋二位老人仍然主张朱学，被称为“大汤”“小汤”；晦静却另行主张陆学。东涧的学问，是同三位从父并肩而出，师友都相同，晚年又独自从晦静那里得到传授。当时朱、陆两家的学问并行，汤氏一门有四位魁儒，分别承继朱、陆之学，各有两人。方虚谷主张朱学，极力诋毁东涧，认为东涧见包恢进入政府、正当自己坚持陆学时，便受到包恢胁迫，于是舍弃朱学而改从陆学。这不过是门户党争中尊此抑彼的说法，不足相信。晦静以陆学著名，是在包恢登上宰执之位以前，并不是从东涧才开始的。考察袁清容的文集，也说晦静开始会通朱、陆两家的学说，到东涧时更加阐发明白。这两位汤先生的著作，大概早于赵东山的著作，而前代儒者都没有谈到，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漏。晦静的学问，有两位传人：一位是东涧，另一位是三衢徐公徐径畈。咸淳年间，徐径畈开坛讲学，声名尤其显著，但《宋史》本传也没有详细记载他的师友。大体说来，《宋史》排斥陆学，凡是陆学一派的人都记载不详；所以方虚谷虽然极力诋毁徐径畈，他的说法虽不值得相信，但若不是方虚谷的文集，我们也不知道徐径畈的学术渊源。徐径畈的弟子有谢文节公谢叠山，是忠臣；有徐古为，是遗民，他的诗见于《天地间集》。但谢叠山、徐古为论学的宗旨，已经无法得知。其中一位弟子叫曾子良，也是您的乡里前辈，就是所谓平山先生。他所著录的门人很多。大概三汤的学术源流已经湮没，而我从五百年以后搜罗爬梳，才得到其中一二，略微足以为朱、陆两家补拾亡佚，也可以纠正《宋史》的错误。杨、袁、舒、沈几家之外，汤氏本来就是一大支。您编纂文安公的学术谱系，竟然遗漏了这一支而没有为之作序，这是最大的脱漏了。唉，东涧本来就是南宋末年文章方面的巨匠。假使他的文集还保存着，一定有可以考见诸位前辈遗说的材料；如今连他的学术统绪也几乎无从追溯，实在太可惜了。草庐的弟子中，还有余公余廷心，精忠大节，也足以为他的师友和门生增光，都希望您把他们补列进去。○《金史》第三札，寄给堇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