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六鄞全祖望绍衣

译宋真宗、仁宗两朝时期，儒学界还处于草创蒙昧阶段。当时濂洛学派的人刚刚萌芽，尚未兴盛；而睢阳的戚氏、宋地的孙氏、泰山的孙氏、齐地的孙氏、安定的胡氏、吴地的胡氏，相互讲明正统的学术，从尘俗之中自我拔出；又恰逢朝廷有贤人在位，安阳韩忠献公、高平范文正公、乐安欧阳文忠公，都卓然能够洞见圣道的大概，从旁提携扶助，于是学校遍布四方，师儒之道由此建立；李挺之、邵古叟等人又用经术加以辅和。评论者认为，这是濂洛学派的前导。然而这毕竟是跨州连郡之后才找到这样几位可以作为师表的人，也实在很难得。而我乡的杨、杜五位先生，集中在方圆百里之间，难道不是极其兴盛吗？详细考察五位先生，他们都隐居在草庐中，不求闻达；但当时来浙江任职的牧守，如范文正公、孙威敏公，都整理衣襟前来求见，唯恐错过他们。与他们最为亲近的是王文公；至于陈执中、贾昌朝二位宰相，并不是能够推重贤者、屈身礼士的人，却也知道把五位先生看得很重要。王文公推行新法时，大隐、石台、鄞江的先生已经去世，西湖、桃源的先生还在，却不肯出来参与功名事业。随着他们的年望越来越高，陶铸成就的人才更加广泛，几十年以后，我乡于是被称为邹鲁、邱樊之地，穿粗布衣服的人也变成身着绅带冠缨的人，他们的功劳是多么大啊！五位先生的著述没有流传到今天，所以他们精微的言论也有所缺失。即便如此，排斥奸邪、斥责宦官，所发表的正直言论气势凛然，这是丰清敏的刚劲节操；处在急流中勇于退隐，享受荷花、月色、浮萍、清风，这是周银青的孤高品格；两代都有兰芽般的贤才，孝行在堂前延续不衰，这是史冀公父子纯厚的孝道（史冀公史简是鄞江先生的高足，侍奉母亲最为孝顺，实际上开启了越公的先声。有人说他做官时曾使用杖刑，这是旧志的错误。越公是西湖先生的高足，两代都与丰清敏公同门）；像婴儿一样乐于养育后代，并以自己的姓作为孩子的名字，这是陈将乐、俞顺昌深厚的仁爱（陈摅、俞纬，历任官职的事迹大致相同，《四明七观》记载了俞纬而遗漏陈摅，大概是遗漏）；杀虎的威势与驱逐鳄鱼相同，这是姚夔州施行的奇异政绩；于公审理案件，百姓自然不会蒙受冤屈，这是袁光禄的神明；撰成一部《麟经》，以接续已经断绝的学术，这是汪正奉的丰厚学问（汪正奉研究《春秋》，确实与孙明复齐名，《容斋》称许他的学问丰厚而不施展，近来的地方志却错误地说他曾任阁学）；连金橘也不知道，只有萧然的诗篇，这是望春先生清贫的生活。即使是有负于师门、像舒信道这样的人，他本人不值得称道，但他的文章终究属于甬上的名家之笔。由此可知五位先生的学术渊源了。唉，这难道只是一个时代的兴盛吗？所以故国的传统绵延不断，周地的士人世世代代延续，衣冠人物历久不衰；整个宋代，如楼氏、黄氏、丰氏、陈氏、袁氏、汪氏这样的人家，出仕后支撑我乡的，必定就是这几家。高祖、曾祖留下的规矩惠及孙子，后来才知道君子的恩泽即使历经十代也不会衰竭。五位先生的讲堂如今都已经不存在了，即使鄞江、桃源两处讲席，也已不是旧址。我于是另在湖上选择地方，把它们合并建在一起。睢阳的学统到了近代，由汤文正公发扬光大；那么这种薪火相传，希望不要因为时代久远而中断啊。大函焦先生书院记。二程在洛中倡导圣道，浙东人中只有永嘉九先生得以登堂入室，其余人都只是私下承受他的教益。我乡的高宪敏公、童持之、赵庇民，都在太学中侍奉杨氏，洛学传到甬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到南宋渡江以后，山东焦先生因避乱来到这里，他也是伊川先生门下的人。高宪敏等人把自己所学所得与焦先生相互印证，焦先生所说的许多内容又与杨氏相合，于是他们更加频繁地前来求教，我乡的洛学也因此日益兴盛。我曾读《史忠定王集》，其中说焦先生以平民身份进入钱塘，声名传遍朝廷；丞相赵丰公当时正在振兴洛学，已经起用他；和靖、汉上诸老想要推荐焦先生，他坚决推辞不肯；赵丰公以最尊敬的礼节待他。不久焦先生来寄居在大函山脚下，当地人纷纷传说道。先生在家时一定整肃仪容，即使见妻子儿女也不稍有懈怠。出外与人交往，举止一定合乎礼法；后生们大多疏远他，那些习惯于放纵粗俗生活的人甚至讥笑他，但先生毫不在意。后来渐渐有人跟随他，远望他时仪态严肃，接近他时却温和可亲，于是已经心悦诚服；等到详细询问他的议论，才知道其中有远超常人的见识，大家这才都愿意加入他的讲席，也相信赵丰公对他的赞誉并非虚言。焦先生去世后，弟子们仍遵守他的礼法，就像先生健在时一样；即使是极其显贵的人，他们的容止庄重恭敬，衣冠端正严整，人们一见到他们，不用询问也都知道是焦先生的弟子。我听说沈签判公兄弟，是焦先生的高足；他们侍奉先生，整天拱手站立，并不因为自己的学业已经有成而有所怠慢。先生去世后，他们心丧三年，没有一件事失礼；后来签判成为后辈的老师，仓促之间也一定考查孔孟的言论，明辨是非，从不委曲迁就，风骨操守十分严峻，诸生既敬畏又佩服他。这些大概都是从先生的教导中得到的；诸生尊奉签判，也完全像他们当初侍奉先生那样。于是甬上人更加知道尊师应当是首要事务，而签判的儿子端宪最终成为大儒。唉！焦先生不接受朝廷以弓车征召，闲居在海边，亲身实行道义，也不轻易著书来引起争端，这才真正是所谓有道德的君子，光明洁白得无可超越。然而考察朱子所记载的程门弟子，即使像唐、谢等没有什么事迹可表彰的人，也无不保留他们的姓氏；唯独焦先生被遗漏了，甚至我乡的志书也不知道寓居的贤人中有这样一位。难道不知道原始的车轮正是大车的开端吗？甬上乾道、淳熙年间的兴盛，哪一项不是先生首先引导的呢？我看大函的旧址，那里的山势高峻奇特而秀美，水流清澈悠长，本来就应当成为高士寄托身心的地方。我得到先生的讲堂后，重新加以修缮；至于学统的归属，就不能只把这里看作遗世独立的洞天。再向东走，是同谷、习庵、深宁、东发三位先生的精舍，前面有辉光，后面有光明，前后相承、光彩相接。焦先生名瑗，字公路。长春书院记。

译杨文靖公在太学时，我乡跟随他学习的士人很多，高氏兄弟五人也在其中。大礼部侍郎、少师高宪敏公，就是他们的领袖。我读高宪敏的《春秋集注》，其中阐明圣人褒贬义例的地方，远远超过胡文定公；直到今天，讲说《春秋》的人仍把它奉为宗主。他所编纂的《厚终礼》，朱子也多有采用。当时有一位名叫蒋季庄的处士，隐居在慈水，极力排斥王氏新学，专心穷究古代经书，从不进入城市。高宪敏每当积累了几十条疑问，便去拜访他；季庄平时不轻易同人交往，听说宪敏到来，便倒穿鞋子出来迎接。两人在小屋中促膝而谈，整夜都不疲倦。宪敏告辞时，季庄还送他走了几里路，评论此事的人都交口称赞他们。那时秦氏掌权，思陵到太学视察，宪敏讲解《易经》的泰卦，五峰对此有所怀疑，便写信批评他。后来秦梓出任明州知州，向宪敏求婚而没有得到同意，最终因此得罪宪敏而被罢官，五峰这才释然。大儒磨砺自己的名节，一步也不苟且；而宪敏没有辜负五峰这样的良友，正是他能够得到师门学统传授的原因。我乡的学术流派源自庆历诸公；至于伊洛学派的世系，则一定要从高宪敏开始说起。高宪敏担任国子司业时，王氏之学虽然已经衰落，但仍有陈公辅等人，尚未能够彻底清除；高宪敏每天都用师门学说向诸生阐发说明，他对于伊洛学统的功劳尤其不浅。高氏的住宅在湖边，距长春门不到半里，所以书院以此命名。到了宋末，高氏子孙把它作为祈福修功德的道场，各种志书中所称的长春观，就是这里。后来高氏子孙分散居住，不再有人住在湖边，长春观又改成庵，佛前灯火、经幢林立，比丘相对而居。谁能想到，以宪敏为名的讲堂竟到了这种地步。唉，高氏在宋代是士大夫中最兴盛的家族，疏寮的诗文、竹墅的图画，至今都有流传；但这些不过是风流文采的点缀，还属于可有可无的东西。宪敏以身承担弘扬正学的责任，是百世师表，怎能眼看着他的讲堂荒芜污秽而不加治理呢？于是我和同学诸公商议，仍改建为书院，用来奉祀宪敏，并配祀季庄。这样或许能使诸位生员有一个讲习学业的地方。竹洲三先生书院记 竹洲在鄞县西边的西湖以南，大概是湖上十洲之一。所谓三先生，是沈端宪公和他的弟弟征君季文，再加上金华吕忠公。史忠定王告老还乡，御赐给他竹洲一曲，寿皇又亲笔题写“四明洞天”匾额，就是世人所称的真隐观。忠定与端宪关系最为亲厚，所以划出住宅让他居住；征君也在忠定观中授徒，于是端宪兄弟一同住在湖上。当时吕忠公正任我们乡里的监仓，早晚都和端宪兄弟相见，只是吕公的官署在城东，来往十分劳累。有个船场官王季和，是吕公的朋友，说：这事容易。于是便用船场的木材制造船只。每当吕公兴致来了，就划船直达湖上。端宪从水阁看见他，便总是喊征君说：“大愚来了。”两人一起到岸边等候，有时竟进入讲堂，讨论一整天；有时一起泛舟湖上。吕忠公作诗记载此事说：“湖光拍击长天，浮映着竹洲；隐约可见一面城墙，显出城中的幽静。那里有位披着白裘的高士，我想去跟随他，又怕耽搁太久。打开囊中拿出百金，置办一叶小舟；又劳烦我的朋友费心修造。微风一吹，水面便生起波头；飞快地划船来往，疲倦了就停下。”就是这件事。那时端宪游历明招山，忠公的兄长成公还健在，两人一起极力辨析古今，以求获得广泛阅览、深入考察的益处；凡是世事变化的推移、治国之道的体统、圣明君主和贤能宰相经营事业的方略，都勤勉地讨论，日益广博深刻，一定要达到启发万物、成就事务才停止。那么吕忠公到这里来，究竟怎样商量旧日的学问、印证新近的心得，就不得而知了，可惜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考察的了。湖光依旧如故，这些人的足迹仿佛还可以追寻；我将要逆流而上去追随他们了！端宪的父亲签判，是程门的私淑弟子；端宪则接受陆文达公的传授，征君以文安为师。大概他们兄弟分别承继二陆一派，然而《宋史》竟把端宪列在文安门下，这是错误的。端宪尤其和成公交情和睦，等到成公居家时，吕忠公又在鄞县任官，彼此切磋更加深厚。所以沈氏的学问，实际上兼得明招一派，只是世人很少知道。相府建筑的高大、皇帝御笔的光耀，而后世之人留连其间不能自已的地方，竟在三位先生幽隐的遗迹上；由此可知，真正可贵的东西另有所在。然而忠定能够把绿野之堂留给诸贤，使他们长久朝夕相处，那么书院长存，也就是四明洞天的一段佳话了。先宫詹公得到竹洲时，曾打算为端宪修建书院却没有完成。后来竹洲多次易主，最后归于我，于是我终于完成此事，并写下这篇记。城南书院记

译城南书院，是袁正献公的家塾。四位先生的讲堂中，慈湖书院建于宋代，由文参政本心作记；广平书院建于元代，由王尚书深宁作记；正献公的书院也建于宋代，但记文没有流传下来；只有沈端宪公没有专门的书塾，明代人才补建了南山书院。五百年来，三座书院虽然衰败，却还有遗存，唯独城南书院的旧址坍塌了。我已经到处修复先贤的遗迹，于是又访查此地，将它恢复起来。四位先生之中，像长庚和晓日一样，在晚年最为显赫的，是文元和正献。可是文元的教诲不如正献周密。大概槐堂论学的宗旨，是把阐明本心作为入门，而不是把全部力量都放在这上面。正献说过：“求学贵在自己获得心得，内心明白了，根本才能树立。”这是入门的方法。他又说：“深思而后有所获得，战战兢兢地守持它。”这才是全部的用力之处。槐堂的弟子大多固守前一种说法，把它当作最终境界，所以稍有所得，便认为道就在这里，一味空谈，终于流于狂禅。以文元整肃明洁、穿戴庄重、不合礼法便不行动的修养，难道能说他在操持功夫上有所欠缺吗？只是他的教诲多谈明心，大概是看见当时学者沉溺于功名利禄、沉陷于辞章之学，已经到了极难挽回的地步，必须以提醒省悟为要，所以他的学说有所偏重，而自己没有察觉其疏漏。哪里料到诸位弟子不会善加运用，反而说他们的老师曾经有几十次大悟、几十次小悟，任意泛滥，简直像异端一样，并且连文元的学说也一并诬蔑，这实在令人长叹。假使他们遵循正献的教诲，哪里会有这种事呢？正献奉祠归乡后，每天从事著书；有人请他稍微休息，他便说：“我把著书当作笙、镛、管、磬，根本不知道疲劳。”他给文靖诸子的信，恳切地说要多多认识前人的言语和行为，难道不是与建安之学的教诲相合吗？况且宋代以来大儒众多，他们的子弟能够守住师门遗说的很多，但两代都成为大儒的，却不常见。此前只有武夷胡氏，籍溪、致堂、五峰、茆堂一脉相承，发扬了大文定的传授。后来只有袁氏，确实生出了正肃这样一位当时的领袖。黄提刑东发最推重闽学，至于正肃，更认为南宋末年无人能超过他。那么，建造这座书院，不仅不是袁氏学统可以私自占有的，难道也不是我们乡里的学统可以私自占有的吗？城南这个地方，大概始于庆历年间正议楼公的讲堂，当时学者称他为城南先生。后来正议迁居城内西湖，正献公的高祖光禄以高等弟子的身份在这里讲学，于是此地便世代成为袁氏居所。正献有三个儿子，正肃迁居城内鉴桥，其余两个仍住在城南，直到今天还有后人在那里。书院建成后，就让袁氏后人主持管理。碧沚杨文元公书院记 淳熙年间的四位先生，我们鄞县有其中三位：沈端宪公从他的父亲签判时就已迁居鄞县；杨文元公则出生于鄞县，后来迁居慈溪，确实可以和袁正献公并立。四位先生的门下都极其兴盛，而文元年纪最大，所以他的道术尤其广博。学宫中有自称曾在慈湖求学的生员，文元去世后，庆元府学仍然聚集着他们。先公曾想在鄞县设置书院，恢复当年求学的盛况，同时也用来标志文元学术发祥之地。起初打算建在三江入海之处，那是文元的故宅；只是那里喧闹，不如碧沚清幽优美，而碧沚又是文元晚年开讲的地方。关于文元的学问，前代儒者已经有很多论述，有人怀疑，阐明本心在陆氏那里只是入门，而文元却把它当作最终境界，因此文元是陆氏的功臣，但失掉陆氏真传也出于他自己。我认为并不完全如此。评论一个人的学问，应当观察他的行为，不能只根据他的言论。文元整肃明洁、严谨恭敬，他一生的实践，大概与涑水、横渠一类人物相同；诚、明、孝悌、忠信等方面，圣学的完整境界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只因当时学者沉溺于章句之学，不知道怎样摆脱，所以他提出本心之说来提醒他们，大概是真心想引导他们走出迷途，使他们觉悟，并不是说除了这一次觉悟之外再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不善于学习的人，竟凭借这种空虚的知觉，想用浴沂风雩般的天机来排斥一切。唉，这难道是文元的最终境界吗？那么，登临这座讲堂的人，如果能够明白文元立教的原因，不错误地使用它而招致儒林的讥讽，就值得对学者寄予厚望了。文元在碧沚讲学，是因为史氏。此前史忠定王曾在竹洲接待端宪，又请文元到碧沚讲学，袁正献公当时也来参加。湖上的四座桥，游人多如云，而讲学的木铎声彼此相闻。忠定去世后，端宪、正献也相继去世。忠定的孙子子仁不满他的叔父弥远所作所为，退居湖上，又请文元来讲学，所以文元居住在碧沚很久。文元对穆陵说：“我平日教导弥远的并不是这样，弥远把他的君主当作棋子一样摆布。”穆陵为此变了脸色。第二天，弥远上奏说：“我的老师一向有心病，请允许他放归田里。”这件事在行状中不敢记载，所以《宋史》也遗漏了。子仁接受文元的教诲，终身没有接受征召。碧沚收藏的牙签书目最为丰富，文元因此想要修订群书、纠正邪说，可是没有完成就去世了。唉，文元的学统不是我们湖上可以私自占有的；但总的来说，他的遗风余韵留在湖上的部分，正是后人应当敬重并止步瞻仰的。竹洲在南边，碧沚在北边，这大概也是希望对先贤宫墙般的道统不要坠失罢了。同谷三先生书院记

译宋代干道、淳熙以后，学派分成三家：朱学、吕学、陆学。三家同时存在，彼此都不十分相合。朱学以格物致知为主，陆学以明心为主，吕学则兼取两家的长处，又用中原文献的传统加以润饰。门径虽然不同，但归宿于圣人之道却是一致的。我们乡里的前辈，对三家的学问都有传承，其中陆学最早，杨、袁、舒、沈四家，江右的弟子没有人能比得上；杨氏、袁氏尤其有阐扬的功劳，不过他们的大弟子除袁正肃公以外，陈侍郎习庵最为突出。此后，王尚书深宁独自得到吕学的大宗。有人说：“深宁的学问得自王氏埜、徐氏凤；王、徐二人又得自西山真氏，实际出于詹公元善门下。而且深宁还颇怀疑吕学未免有随俗混同的缺失，那么您把他推为吕氏嫡传，为什么呢？”我说：深宁评论学问，大概也兼取各家；但他搜集综合文献，实际上是以东莱为师法。何况深宁年轻时曾师从迂斋，这本来就是明招一派的传承。朱学则是巴陵杨氏的传承，传给史公蒙卿；黄提刑东发又从遗书中另有所得。当时，甬句一带的学者像鼎足而立、各展锋芒，白天戴斗笠，夜里接续灯火，互相往来，以资助切磋；书带草各自成丛，异样的苔藓同处一山，这盛况是多么可观啊！城东四十里有同谷山，山麓有宝幢河，左边依傍大函山，右边连接太白山；水木清明秀美，是四明东路最优胜的地方。习庵世代居住在这里，深宁的祖坟也在此，所以他去世后就葬在这里。东发也曾在这里避居。过了二百多年，这里成为先侍郎的赐茔，因此我家父子兄弟有许多人在山中读书。先世有三处草堂，名为瞻云馆、来鹤庄、阿育王山房，如今只有瞻云馆还没有损坏。先公曾在其中剪纸制作三位先生的神位，命我祭祀他们。我于是请求改建为三先生书院，再配祀先侍郎，并把其余房屋作为学舍。古代的学者一定在本乡祭奠先师，我家父子这样做，也是在实行古人的道理。唉，自从科举之学盛行以后，我们乡里那些埋头诵读的人，再也不知道有高祖、曾祖留下的规矩了。空山野火之间，一瓣香烟仿佛仍在；虽然不能亲自到达那种境界，但心中私下向往。我的《清容居士集》中记载，习庵到第二代以后，便不再居住同谷，所谓观聚堂、尊明亭等遗址，也已经无法考察。如今山下的陈氏，并不是他们的本支。深宁的神道碑也荒芜了，读了遂初老人的赋，真令人连叹三声。而东发寄居的亭子也已经坍塌很久了。春天树木刚刚萌芽，后来的求学者们勉励吧！石坡书院记 慈湖的弟子遍布长江以南，《宋史》列举其中负责讲解的，是融堂钱氏。我曾经考察过这件事，发现只是因为他有著述而已。至于最能昌明师门传统的，没有谁比得上鄞县的正肃袁公蒙斋、侍郎陈公习庵，以及慈溪的宝章桂公石坡。袁、陈二人因名位显赫而著名，桂公却稍微隐晦。如今慈湖东山山麓有石坡书院，就是他当年讲学的地方。桂氏自石坡以后，世代遵守慈湖的家法。明初还有容斋的敦厚朴实、长史的深沉醇正、古香的精深博洽、文修的刚直，声望没有坠落。直到今天，已经六百多年，仍有人奉祀慈湖，香火延续得很远。乾隆改元时，他的子孙谋划重修书院，先来向我求记。石坡讲学的言论都本于老师的学说，讲明诚、孝悌、颜子四勿、曾子三省；言语朴实质直，没有华丽辞藻，大概以亲身实践为务，不只是从事于口耳之间，所以他一生的践履大多与慈湖相似。《宋史》说慈湖任富阳主簿时，讲解《论语》《孝经》，百姓于是没有诉讼；石坡任余干县尉时，百姓中听过他教诲的人以做坏事为耻。慈湖任温州知州时，努力实行《周官》所说的任用、救恤之教，豪富之家争相接受劝勉；石坡在南康任职时，感化了骄横的军队，知道应当把保卫百姓作为职责。慈湖因为触犯史氏，多次被征召却不肯出仕；石坡当时正用力拒绝史氏的招请，请求任祠禄官以终老。石坡任平江官职时，朱侍郎任知府，征收输纳盐课十分急迫，因此牵连拘捕的人很多。石坡极力说明他们无罪，请求从宽处理而没有得到允许，于是带着行军床到狱中去，愿意和那些被拘押的人住在一起。侍郎不得已，只好将他们释放。评论者认为石坡没有辜负他的老师，而侍郎则有愧于他的父亲。他所上奏请求停止选拔抗虏将领等奏章，都是有名的文章。唉，慈湖的心学，如果不通过亲身实践来检验，实在无法判断它是否真正有所获得。如今看石坡的造诣，有所作为又有所守持，难道不是真正的儒者吗？石坡晚年最为人称道的是年高寿长，东浙推许他为杨氏门下的硕果，并和蒙斋、习庵并列。可见他的道德学问受到的尊崇就是如此。桂氏子孙要努力啊！慈湖的一线传承寄托在这座讲堂，不要让它废替，这是你们的家风。杜洲六先生书院记

译慈溪县鸣鹤乡，是杜洲童先生居易的家乡。作为慈湖嫡传弟子，除了石坡桂氏以外，就推童氏为首；他们历代相传，从未中断，这是各家学录中所没有的。书院的设置，是先生的孙子副尉童金首先倡议建造的；后来他的儿子童桂得到朝廷诏命，嘉兴顾嵩之、我们鄞县的孙元蒙都来担任山长。当时甬上许多书院都设置山长，而以杜洲书院最为兴盛。那里有先圣碑亭、杏坛、礼殿、讲堂，还有六斋，分别名为志道、尚德、复礼、守约、慎独、养浩；六斋之中设慈湖祠，旁边设六先生祠。有书库、祭器、门廊、厨房和浴厕等，细小设施无不齐备；又有田租用来资助求学者。大体仿照四大书院的规制建造，心意实在深厚。六先生，第一位是杜洲；第二位是松檐，大概是杜洲的儿子童锺；第三位是懋山曹山长汉炎，他是杜洲的弟子中最受推重的老成者，也曾掌管慈湖书院；第四位是东发黄提刑，他曾和杜洲一起讲论道学；第五位是草堂严高士畏，也是杜洲的弟子；第六位是声伯，是松檐的弟弟童鋐。曹、黄、严三氏的居所都在鸣鹤乡，当年在讲堂聚居的时间最多，所以一并祭祀他们。唉，鸣鹤乡本来是虞氏的居所，都尉虞吞三爻，以继承孟氏的《易》学；河间穹天之论也都出自这里。然而唐代以后，这里成了产鱼盐、土地盐碱的地区，昔日的风流文采已经渺不可见。自从慈湖的教诲传播到这里，杜洲一门实际上首先倡导，而躬行实践的君子成群聚集于此。后来东发又杰出地诞生于此，这是多么兴盛啊！明代停止任命山长以后，到中叶以后才逐渐废弃。如今童氏已经衰落得很厉害，我的朋友郑性谋想使它复兴，于是向我求记。这本来就是应当赶紧振兴的衰微传统。虽然如此，慈湖之学尊奉陆氏，东发之学尊奉朱氏，门户分明，所以《日钞》中颇不认为心学正确。如今考察起来，东发大概曾参加过杜洲的讲会，后来才另立一家。门户之见最容易束缚人，圣贤看重的是实践，不是言辞，所以东发虽然诋毁心学，但他上给史馆的札子，却从未不承认慈湖对自己的成就有功。那么，杜洲的祠祭仍然推重东发，大概也是把他当作可以攻错借鉴的他山之石。由此可以看出，前辈虽然学术有异，根本处却可以相同。那些分立门户、另树旗帜，只在口头上喋喋不休的人，对学问没有实际意义，这是很明白的。因此一并附记在篇末。翁洲书院记 应参政应葺芷从昌国迁居鄞地后，因地位显贵，在故居建造翁洲书院，以兴起后来的学者。穆陵赐御书为书院题匾。元代把昌国设置为州，书院设山长一职，应参政的孙子全轩担任山长，于是把应葺芷供奉在书院中，并把他的儿子兰坡附祀。后来又增加供奉全轩之礼，详情见应奎翁所作的碑记。明代因倭寇之乱，书院废弃，昌国隶属于定海，书院也随之倾圮。如今昌国重新设置县，改定海为鎭海，又把昌国称作定海，于是重新建立翁洲书院。应奎翁说：翁洲是海外各国所瞻仰闻听的地方，假如能使那些人推重尊敬仙佛的思想，转而知道尊崇孔子的学说；扩展他们追求见闻、清净寂灭的思想，使之返归六经之学，那么它对于圣人教化所起的补益，当然不是浅薄的。应奎翁的话已经说尽了，我还能再增添什么呢？不过考察穆陵在位时，甬东书院实际上与翁洲书院同时设立。甬东书院的学统出自安晚，安晚与应葺芷都是迂斋的弟子。所以两位先生都以文章著名，全轩也熟悉典故。推究书院设立的本意，是要使学者致力于根本，先树立德行，后树立言论；这样说来，昌国的先师就应当从应葺芷再向上追溯。我听说宋代开禧年间有一位徐都曹恭先，是昌国人。他任福建提举时，审查平定黄勇之乱，所到之处办理事务都精细勤勉，操守清正廉洁；在公务之余写作文章，也远远超过同辈。大概徐都曹曾在袁正献公门下受业，是袁公的高足，蒙斋、昆友都推重佩服他，所以他的学问是有根基的。同乡还有一位许布衣，号止斋，曾在杨文元公门下受业，终身不做官，以孝义教导乡里，多次被征召却都没有赴任。这样看来，昌国的先师，应当推重这两位先生，这是十分明确的。诸位学生有幸生逢文教昌明的时代，如果确实能够像这两位先生那样，在儒林中承继正统而致力于根本，再用应氏广泛见闻的功夫加以润色，那么既有德行又有著述，将来还可以登上圣人的殿堂，难道仅仅只能成为海外的倡导者吗？当徐、许二位先生讲学时，跟随他们的人多得像云一样；翁洲以东的岱山，也曾经设置过书院。如今圣学的光辉遍及海边，太阳升起之处无不受到振兴，我知道过去的各种遗迹都可以恢复。徐都曹名愿，许布衣名孚。当时昌国的儒者还有朱进士介、魏布衣榘，他们都是杨氏、袁氏之学的传承者，也应当附祀。甬东静淸书院记——甬东静淸书院记。

译元代有儒林学术传承谱系：鲁斋、白云专门尊奉朱学，静修颇为推尊康节之学，草庐兼取文安之学。他们足以辅助二许先生的，是我乡程敬叔兄弟，学问最为醇正。鲁斋从江汉赵氏那里得到传授，白云从仁山那里得到传授，而敬叔兄弟则从静淸史先生那里得到传授。在此以前，我乡学习杨氏、袁氏之学的人极为兴盛；史氏一门的贤哲，如忠宣公、文靖公、独善先生、和旨先生、鸿禧君、饶州君，都是杨氏、袁氏门下杰出的人物。静淸是独善的孙子，起初经由巴陵杨氏追溯学习朱学；当时他如同孤轮、孤翼，没有人应和，后来黄提刑东发出现，朱学才渐渐兴盛。朱学在我乡流传，是从静淸开始的，他的功劳很大。江汉、仁山都已经在学校中享受俎豆之祭，却没有人采撷溪边的草来祭问静淸；后死而从事于斯文的人，难道能不感到惭愧吗？于是就在甬东书院的旧址上，专门建立静淸的木主，并把敬叔兄弟附祀于此。他们的再传弟子，如蒋敬之、乐仲本、郑以道等人，也一并附祀。我读清容所作的《静淸墓志》，其中关于他改朝换代时所守的大节，已经说得很详尽了；但关于他的学术传承，却说得不太明白。清容是文士，对于儒学园地的深奥处，忽略它也是情理之中的。然而清容说，静淸曾与深宁讲论经义，常常喜欢探求奇异之说，因此多次与深宁意见不合；由此也可以知道，静淸虽然尊奉朱学，却是独自探究精微义理，并不是墨守《集传》《章句》《或问》等书、凡事苟且附和的人。正如东发也尊奉朱学，但他对先天、后天图说极力加以驳斥，大概一定要这样才称得上大儒。不善于学习的人，只根据一位先生的话，直到老死也耗尽精力，不敢稍有不同，却从不顾及自己的内心是否安稳；这叫作只有相信而没有疑问，学问之道从来不是这样。清容认为静淸喜欢奇异之说，尤其说明他并不了解静淸。甬东独善坊的书院，起初是郑相国安晚为祭祀他的老师迂斋楼公而建的，并且还在那里举行乡饮酒礼。后来书院的地基被栖心寺的僧人占用；敬叔的父亲靖斋于是把书院迁到史氏住宅旁边，并在上面祭祀先圣。详情见郭嘉所作的记。郑氏衰落以后，书院全都变成了菜园；到这时才访求旧址并恢复它。我认为迂斋也是东莱的门人，但安晚祭祀他的原因，只是因为他的文章。先圣的塑像在明代已经移入学宫，所以主持这所书院的人没有比静淸更合适的；不过后堂仍然祭祀迂斋，以便不忘安晚尊师的旧事。泽山书院记——泽山书院记。东发先生的本贯是定海，后来迁居慈溪。晚年从官任上归来，又住在定海灵绪乡的泽山，在门上题写“泽山行馆”，把自己的房屋称为“归来之庐”。后来他寄居在鄞地的南湖，又迁居到桓溪，自署为“杖锡山居士”。后来又避乱迁居同谷。然而先生去世以后，他的子孙大多居住在泽山。大概先生在慈溪的旧宅位于鸣鹤乡的古窑，距离泽山很近，所以如此。泽山原名栎山，是先生首先改名为泽山的。元至正年间，学者建立泽山书院来祭祀先生，书院距离行馆十里，不久就毁坏了；黄氏后人出于敬礼而重新建造，如今又废弃了。每日抄录的旧刻书籍收藏在书院中，如今也不复存在。我认为应当在行馆旧址上恢复建筑，并以“泽山书院”为名，以遵从先生当年的旧称。定海诸位先生都认为这样可行，请我为此作记。先生的讲堂在山南，面对江水，隔着大海，四周种满松树和菊花，是一方最著名的胜景。王翔龙诗中所说的“高风河影动，斜月竹身寒。潮海秋声阔，山林客梦安”，写的就是这里。然而这里之所以成为定海的重要地方，并不只在于风景；朱徽公的学术传统一代代传到双峰、北溪诸位先生，后来流入训诂一派，到了咸淳以后，北山、鲁斋、仁山在婺地兴起，先生也在明代兴起，他所达到的境界博大精深，使徽公的学术重新得到振兴。婺学出自长乐黄氏，是建安学派心传之学的归宿，其渊源本来就极为盛大；先生却独自从遗留下来的书籍中得到传授，默默记取并深入探求，他的功劳尤其巨大。试读他每日抄录的各种经说，间或并不完全以建安旧说为宗旨，大体上只是寻求自己内心认为安稳的道理，然后才停止。这正是他成为功臣的原因。西山是建安学派的大宗师，先生唯独深深惋惜他晚年的失节，可见先生的学术严谨缜密到了这种程度。婺学通过白云传给濳溪诸位先生，他们以文章著名，所以更加发扬了老师的学说；先生却只与自己的弟子在海边相互唱和吟咏，传授他学说的人很少，于是学术逐渐暗淡。我曾说，婺中四位先生都享受从祀，却唯独遗漏了东发，儒林中的品评有不恰当之处。不仅从祀的典礼有所缺漏，《宋史·儒林传》所作的传记，本来依据剡源墓表，对于先生的学问没有加以阐发；清容则只称许先生的清廉节操。唉，这正是圣人感叹知晓并实行德行的人稀少的原因。先生在慈溪的祭祀，设在杜洲六先生书院；在鄞地的祭祀，则设在我所建的同谷三先生书院。泽山的祭祀是专门为先生设置的席位，所以我详细说明他的学问对圣人之道所作的贡献。先生的儿子都是醇正的儒者，应当附在表中。唉，颜回是什么样的人？只要向他学习、以他为榜样，就可以了。我希望经过这座讲堂的人，都不要自行放弃求学进取。横溪南山书院记——横溪南山书院记。

译东钱湖的水源出自横溪的金峩、大梅等山；这里面对四明山，是南方七十峰的门户。明初，黄孟淸佥事喜爱这里的环境，于是建造南山书院，在此开坛讲学，学者称佥事为南山先生，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后来蛟川为沈端宪公在崇邱建造书院，也称作南山书院，所以鄞地人用“横溪”来区别它。先生讲学，敦厚朴实而稳重，严格遵守前人的遗说。当时各地儒者的风气大致都是这样：河北有敬轩、三原，江右有康斋，他们的操行和立论都相近。先生尤其推重敬轩，世人也常常把敬轩和先生相提并论。我乡的学术中，朱学、陆学两派并行；明初的桂、王傅、淸溪、乌高士春风、向献县遵博等人，都接受宝峰赵氏的传授，尊奉慈湖。先生则开始学习朱学，大概是果斋东发之后朱学的嫡传。然而先生是我乡朱学的大宗师，他为经书所作的补注却有很多地方与朱学不合；至于《大学》古本以及对“格物”的解释，实际上又为新建之学开了先路。由此可知，人的心中各有自己的见解；而成为朱学羽翼的，恰恰不在于苟且附和。我曾经嘲笑近世那些自称朱学的人，他们迂腐疏陋，只想奉行章句、传注而死守，不敢有一个字超出其范围，把这当作不背离朱学；结果禁锢了自己的心智，堵塞了自己的知觉，朱学反而因此日益晦暗。这等于把博学、审慎地求问、谨慎地思考、明白地辨析的功夫全部废弃了，朱学难道会是这样吗？为什么不也看看《或问》《语录》《文集》中那些恳切反复的论述呢？其中有些地方刚过一夜便已经与其他说法相互折衷了。所以我乡的朱学有三家：宋代是果斋东发，明代是先生；他们尊奉朱学，却不完全与朱学相合。假如从今世那些迂腐疏陋的人看来，恐怕反而会认为他们信奉圣道不够坚定了。先生一生经历的详细情况，已经载在他的传记中；我又曾为他的遗集作序，这里不再详录，只约略记述他的讲学大旨。先生的后人如今已经很少，书院也丛生荒废、无人修治；我将为它重新修整，并刊刻保存下来的著作，希望我乡的学者还能够知道儒林中有这样的典范。城北镜川书院记——城北镜川书院记。杨文懿公在镜川的故居位于城南；所谓镜川，是仲夏诸水汇聚的地方。书院为什么建在城北呢？因为杨公的儿子麟洲侍郎听说父亲多次上疏请求退休，所以建造这所书院，等待父亲归来。杨公死在京城，来不及在这里开讲；但我乡过去曾在杨公门下受业的学者，仍然聚集在这里从事学业，所以书院的斋舍一直没有废弃。到了明朝末年，书院倾圮；又过了一百年，我为它作表彰。明初甬上的学派，首先推重黄孟淸佥事；杨氏一门则从文懿公的祖父栖芸先生开始，就同佥事讲学，到了文懿公才使这门学问大为发展。他很像吴草庐，兼取朱熹、张载、吕祖谦、陆九渊各家的长处，并不墨守一家。概括说来，他在胸中精心思考、深入探究以求自己领会，不随声附和、依样模仿而苟且求同。至于他所著的各部经书私抄，抛弃先儒的笺注训疏，这一点比草庐更进一步。大概杨公只是以自己的内心是否安适为标准，并不是喜欢标新立异来炫惑世俗。然而洪熙、宣德以后，科举对人的束缚已经很深；人们听到杨公的学说，少有赞同，多以为怪异。因此王文恪公哀悼杨公的诔文说：圣人虽亡，经书仍在，异说纷纷；秦朝压制、汉代造作，学术分裂为许多门户；《商颂》《诗经》、瞿氏《易》学，传授亲密；结党求同、夸耀求异，传说才算真实；遗留下来的言论和深奥旨意，难道还保存着吗？唐代有啖氏、赵氏，宋代有孙氏、石氏；他们抱持经书，削除旧传，挺立独见；到了伊洛之学，义理转而精密。紫阳承继这些学说，汇集而成完整体系；设置科举、建立学校，作为世人的准则；父传子受，却没有人知道它的源头；即使有不同的学说，也没有人敢于触犯。文懿公出生在这以后，却能够周遍考察周、汉、唐、宋的学术；圣人的经典浩大深远，如同天与深渊；各家各人钻研磨炼，或许可以有所完备。瑰丽的文辞和精微的义理如日月星辰般陈列在那里，但人们习惯于常规、玩弄旧说，反而惊骇于新见；戴着章甫之冠的儒生资质如同越人一般，众人排斥它而不相信；不相信又有什么妨碍，反而更应珍藏自己的见解。可叹我懂得什么，竟能得到这样的老师；我说杨公既然自信，就不应当怀疑。太羹、玄酒所贵在于质朴稀少，难道不会有过于常情、志趣也奇特之处吗？后世千万年之后，还会有谁知道他呢？王文恪是杨公的门生，他的诔词写成这样，大概也不能算真正深知杨公。至于泰泉，则极力诋毁杨公。唉，世人的见识是多么拘执啊！我比杨公晚生三百多年，到杨公家中寻求他的著作，残缺断绝了十分之九，只得到一点皮毛。《诗经》《尚书》《大学》《中庸》共有十几卷，我感慨得如同得到羽阳、未央宫遗址的一片瓦。于是叹息杨公的遗言，世上竟没有人知晓。南雷黄聘君编作《学案》，称其内容极为广博，却最终没有为杨公立传。《明史·儒林传》多采用《学案》，所以对杨公也有所缺漏，实在令人惋惜。杨公的雄伟文章充满馆阁，正直的节操留在讲筵，清白的德行流传于乡里；他的子弟继承家学，都成为著名的大臣，这些不需要我再多说。这里只记述他在理学方面最重要的内容。槎湖书院记——槎湖书院记。

译明代正德、嘉靖年间，阳明、甘泉之学盛行。这两家的学说虽然略有不同，但根本归旨相近；学者不走姚江一派的道路，就转而归向增城一派。其中刚正不阿的人，有泰和罗文庄公、高陵吕文简公、浚渠崔文敏公、甬川张文定公四人。文定公是鄞地人，尤其是姚江学派声气所急于争取的人；他曾苦口婆心地加以辩驳，最终也不肯稍稍改变自己的学说。因此当时鄞人除了黄侍郎致斋、万都督鹿园以外，很少有著名人物列入姚江学派，这正是文定公坚持维护的结果。我看阳明之学足以振救章句训诂支离破碎的弊病，不能说不是医治弊病的良药；然而它后来逐渐偏离、逐渐丧失本意，终于有人堕入狂禅而不能回头，恐怕是只凭借空虚的知觉，而缺少亲身实践的坚定力量吧。阳明所重视的本来是实践，但它的流弊却反而走向相反的一面，那么他们所谓的诚意又在哪里呢？大概他们顿悟所得的本来不是真正的知，所以一旦受到转折，便会全部荡然无存。阳明用来救治弊病的学说，正是他的门人开启弊病的原因。文定公认为，求学必须先有知然后才能实行，实行越熟练，知就越精深；知和行本来从未分离，但不能说行先于知。这种说法最为平正。阳明才思很高，他的言论或许有时失于偏颇；若论言论所涵养的深度，文定公的沉潜深厚是不可相比的。唉，我乡自宋、元以来号称邹鲁。我修复、举表各位先师的旧址，从大隐石台开始，到槎湖结束。有人说，讲席已经冷落，讲学之地的草也已经枯萎，即使有人热心兴办，也不过徒然罢了。哪里知道，当各位先师在我乡孜孜讲学时，立德、立功、立言的人才从其中产生的，大概十分之九；山川所聚集的秀美灵气，随着儒学园地而汇聚，不能说讲堂之中没有影响世道的力量。槎湖去世以后，我乡的讲堂逐渐衰败，人物也突然衰落。隆庆、万历年间的诸位人物，大半被乡里权势所禁锢，被党争的议论所排斥，富贵对人的沉溺竟到了这种地步。这样看来，世上那些把讲学看作迂腐、认为它与实际功用无关的人，只是没有认真思考罢了。槎湖是文定公的故居，在鄞地以西，距离杨文懿公的镜川故居大概不到十里。甬上证人书院记——甬上证人书院记。证人书院中的一个讲席，是蕺山先生在越中开讲的地方。我乡为什么也有证人书院？大概是因为棃洲先生作为蕺山的门人，阐发老师的学说；他在我乡的门人每天前来听讲，所以也用“证人”作为书院的名称。书院在城西管村，是万氏的别业。先生当时讲学，质疑议论他的人很多，即使平湖陆清献公也不能避免。人们不知道，明朝中叶以后，讲学的风气已经坏到了极点：高谈性命，直接陷入禅学的障碍；束起书本不读。稍微平实一些的，就变成只会拘泥章句的学究，都是没有根基的人。先生首先认为，求学必须以经术为根本，然后才不会流于空虚；必须以史籍加以证明，然后才足以应对实际事务。这样追本溯源，有根有据，先前讲堂的痼疾因此发生了改变。他评论王氏、刘氏两家，认为他们都是因应当时的风气和众人的趋势而建立学说；阳明面对建安格物之学大坏、无法挽救章句训诂支离破碎的局面，所以用良知之说倡导一时；不到百年，阳明之学又大为败坏，无法排除葱岭异端的夹杂，所以蕺山证人之教便产生了。阳明是圣人门中的狂者，蕺山是圣人门中的狷者。他的评论极为恰当，百世之后也不能更改。然而先生的学问极其广博，对于天文星象、图式数术没有不精通的，甚至佛、道二氏的藏书也几乎全部翻检探究；浅陋的学者于是妄加诋毁，认为他的学说驳杂。他们不知道，先生研究事物、穷究道理，务求达到极致；归根到底，他的学问始终纯粹地符合圣人的旨意。求学必须在广大之中寻求精微；假如凭着固陋的胸襟自夸能够攻尽各种瑕疵，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先生一生流离颠沛，既做过孤子，又做过遗臣，始终无论一顿饭还是一件小事都没有忘记君父；晚年名声和德望巍然高耸，即使以翘车征召也不能使他出仕，于是成为前代完美的人。至于他的亲身实践，又有什么不足呢？先生曾在语溪、海昌、会稽讲学，但他曾说，光明俊伟的人才没有哪里比我乡更多，所以把他们著录下来，其中也有与他独到契合的人。我乡自隆庆、万历以后，人物渐渐衰落；经过先生的陶冶，才大为振兴。直到今天，我乡后辈中那些知道从事有根基的学问的人，大概都是由先生引导的。万君承勋，是先生的孙女婿，请我为书院作记，我谨慎地叙述其大略，把这篇记交给他。《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鄞地全祖望，字绍衣。记（二）。○天一阁藏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