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鄞全祖望绍衣

译《周官》中有“正月”和“正岁”的说法。郑康成把正月解释为周历的子月，把正岁解释为夏历的寅月。各位儒者大多遵从他的说法。然而《周官》六篇中，像冬至、夏至之类的记载，没有一条不是采用夏正；唯独开头第一月忽然使用天统，恐怕不至于如此错杂。如果把子月定为正月，势必把午月定为七月；但又说冬至、夏至，天下难道会有冬季正月、夏季七月这种历法吗？这使魏鹤山、程叔时等人引用它来证明改岁而不改月的说法，虽然新安汪氏等人竭力替郑氏辩护，最终也无法成立。依我看，《周礼》的正月明确是指夏正，但正月并不足以作为三代改岁而不改月的证据。《周礼》即使有的部分出自周公草创的著作，但流传到今天的文本不能没有后人混杂增益，所以其中的说法有彼此相违之处，也是可能的。不妨看看《凌人》所说“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如果正岁是寅月，那么天下没有把寅月排在丑月之前的道理。因此叶培恕、王平仲不得已说：“正岁十有二月，仍然是说夏正的十二月。”这其实是曲意调和郑氏把正月解释为周正的说法。这样看来，汉儒因为改岁又改月的学说，硬把《周礼》说成采用周正，却不知道《周礼》使用夏正，和改岁改月的制度可以并存，并不互相妨碍。宋代儒者因为《周礼》使用夏正，便附会出改年始而不改时月的说法，却不知道《周礼》这部书不足以同孔夫子的著作争论是非。而且诸经中杂说三正的，哪里只有《周礼》？《豳风·七月》这首诗，专门说夏正；然而第五章说十月改岁，忽然又与第一章把二月称为一年终结的说法杂糅在一起，却没有意识到矛盾。这不能说周代曾同时实行子正、寅正两种历法。《月令》十二篇专门说夏正，然而孟冬时向天帝祈求来年丰收，难道不是周正吗？季秋时颁布来年朔日，又是秦代以亥为岁首的开端。（这是注疏家的说法，近人有人怀疑，当时秦尚未统一天下，怎么能预先采用亥正？所以提出提前颁布的说法，但也不确切。）这不能说秦代同时实行亥、子、寅三种历法。大概一类出自风诗歌谣诵读之文，一类出自众儒杂然编成之手，所以有些地方不能完全符合当时君王的制度；又何必烦劳后世浅陋的儒者周旋争辩、聚众讼论呢？○考古代车乘

译古代兵车的制度，经书中没有可考的材料。《司马法》中有这样的记载：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十通为成，成有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有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有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大体上十家出一人服役，百家出十人服役。因此马季长说：“千乘之国，其地千成。”并引用《司马法》，以公侯方圆三百一十六里有余作为证明。郑康成则引用《周礼》，以公爵方圆五百里、侯爵方圆四百里作为证明。然而当时另有一种《司马法》说：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四甸为县。甸共有六十四井，出长毂车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这是杜元凯引用来注释《左传》的。解释者说：“成的十里，就是甸的八里。”因为甸的八里之外还有治理沟渠的役夫，每人各受一井，于是得到二里不出车赋，合起来仍是十里。又有人说，成出一乘，是王畿以内的制度；甸出一乘，是诸侯国的制度。总之，这些说法彼此迁就，想替两家做调停者，但全都很不合道理。大体说来，封建制度应当以《孟子》为准，即使《周礼》也不足以全信。何况《司马法》按开方之法计算，方圆百里的土地有一万井。成出一乘，那么百里土地只能出百乘；甸出一乘，则可出一百五十六乘。这就不得不在百里之外另行凑补。再说一井八家，那么一通八十家，一成八百家，一终八千家，一同八万家，这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又要减为三百、三千、三万呢？《论语》有包氏注，认为十井出一乘。何邵公说：“军赋中十井不过一乘。”公爵、侯爵有千乘，伯爵四百九十乘，子、男爵二百五十乘。方性夫、郑渔仲都宗奉这种说法，连朱子也认为它较为高明。然而王畿方圆千里，按开方计算有百万井，十井一乘，应当超过十万乘，为什么只说万乘呢？何况国土并不是处处都有井田，土地也不是处处都征赋；宫室、城郭、山林、陂泽、园囿、沟渠道路占去三分之一，另外只服役而不纳税的又占三分之一，哪里能得到满额的计算呢？唐仲友于是另作解释：公爵的土地有四同半，方圆二百一十一里；一同分为三郊，一同分为三遂，合计可通出兵车七百五十乘，剩下二同半出二百五十乘，合计一千乘。侯爵上等同地的伯地有二同，方圆一百四十一里，其中一同是方圆七十里的两块，一块作二郊，一块作二遂，可通出兵车五百乘；剩下一同出一百乘，合计六百乘。男爵的土地一同，方圆五十里的有四块，一块作一郊，一块作一遂，可通出兵车二百五十乘；剩下方圆五十里的两块，出一百乘，合计三百乘。子爵相应低于这一等。仲友精通三礼之学，当时与陈君举齐名，唯独在这一条上不仅支离谬误、毫无根据，而且言语支吾、格格不通，令人无法解释。根据他所谓七百五十乘推算，似乎一郊出一百二十五乘，郊共有一万二千五百家，那么就是百家出一乘；但为什么剩下二同半又不如此计算呢？我考察认为，古代实行寓兵于农，一个农民就是一个士兵，所以征调服役的通常规则，必定是每家出一人充当士兵，并不像后世团练乡兵那样，从数家中抽取一人。至于出兵的办法，住在乡中的先出，不足则由遂接着出，再不足则由公邑、都鄙接着出。（见《周礼疏》。）至于余子的出征，虽有这样的命令，实际并不实行，所以大国的车、徒不过千乘，却还只用其中一半来组成三军。（这是按一乘七十五人计算的。）三军是三乡所出。司徒所管的比、闾、族、党，就是司马所管的伍、两、卒、旅；把比、闾、族、党合起来成为一乡，一个乡一万二千五百家，正好组成一军，一军大约一百六十六乘有余，因此三军只是千乘的一半。三乡再加三遂，户口同乡一样，于是又有五百乘，这就是所谓千乘。公邑、都鄙不在千乘之内，大概是留在那里居守的：没有留下守卫的人，谁来守护牧场边界？没有留守的人，谁来守护国家社稷？这并不是让乡、遂劳苦而让都鄙安逸。即使在千乘之中，也只把三乡所出的作为正军；万一不足，必定扫集遂中的士兵出征。难道没有读过《费誓》吗？鲁人说“三郊三遂，峙乃桢干，峙乃刍茭”，为什么鲁人专门举出郊、遂呢？因为这就是千乘的军赋。由此看来，千乘只是大国车、徒的制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二千五百人〕 至于一个国家实际能够出兵的数量，本来不只是这些。按七十五家出一乘的说法，根本出自《汉书》，宋代儒者陈用之又作了详细说明。不过陈氏《礼书》所说的还有许多没有讲尽的地方，所以我参用自己的浅见来加以阐明。近代毛西河根据《左传》昭公五年讨论晋国的车制，说晋国赋税中十家、九县出长毂车九百乘，又说剩下四十县留下守卫者四千人，于是认为每县有百乘，十县就是千乘。一县方圆十六里，其中只有二百五十六井，也就是说二井半就出一乘；方圆百里的国家只占十县中的三县，已经足够全部承担了。可是二井半只有二十家，却要二十家承担七十五人的征发，这就是大桀小桀一样的暴虐。（我的朋友李峄阳认为一车三十人，千乘用人三万人，所以《诗经》说“公车千乘，公徒三万”；这种说法也有根据，留待以后再订正。） ○考历代封爵 两汉以后，封爵的名目大多草率而没有义理，相关志书、传记也不详细，所以《通典》《通志》《通考》也因其简略而忽略了它们。我偶然和同学谈论史事说到这里，因而产生问答辩难，略作考证，写成《历代封爵考》。

译关内侯这一爵位始于秦代。荀绰《百官表注》说：“当时六国尚未平定，将帅都住在关中，所以用它作为称号。”师古说：“意思是有侯的称号，却居住在京畿之内，没有封国和食邑。”然而王沈《魏书》说：“关内侯为第十九级爵，名号侯爵为第十八级，关中侯爵为第十七级，关外侯爵为第十六级。”据《通典》，这是东汉建安二十年魏武帝制定的。 《三国志·魏志》记载孙资封为关中侯。《资治通鉴》记载，晋代杨骏把二千石以上的官员都封为关中侯。《十六国春秋》记载，赵冉闵把他的将士封为关外侯。晋代法令中也有关内、关中、关外三等，这已经几乎与“关内”命名的最初含义毫无关系了。这就是所谓年代久远而忘记名称由来。关内侯虽然没有封国，但本来有食邑；考察《汉书》即可看出，师古的说法也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名号侯，只取所赐爵位的名称作为主要称号。例如把“镌羌侯”赐给边将，把“不义侯”赐给投降的奴隶。这种爵号在建安以前本来就已经存在。东汉乡、亭的封爵，专门授予侯爵。到了《魏志》所载黄初三年的制度，规定封王的庶子为乡公，嗣王的庶子为乡侯，公的庶子为亭伯。因此当时的高贵、常道二位君主，都是以乡公的身份承继正统。陈思王有一篇《谢封二子乡公表》。从此五等爵位都有乡、亭之封。《隋志》中有开国乡男，北魏的贺拔岳、元孚、可朱浑天和，北周的赫连达，以及梁台，都曾封为乡男。乡、亭以都为名的，胡三省说：各郡县都有都亭。按照秦法，十里设一亭，郡县治所则设都亭，这就是章怀所说的都亭，即城内的亭。这样推及十亭为一乡，也应当仿照这个制度。顾亭林说：都乡近似今天的坊厢，都亭近似今天的关厢。确实如此。《后汉书》记载梁冀改封为比景都乡侯，章怀注说尹勋封为宐阳都乡侯、虞放封为冤句吕都亭侯。《十六国春秋》记载魏国贾敷封为广川都亭侯，都是以地名为爵号；其余有的没有记载，是顾亭林所谓史家漏载。总的说来，都统称乡亭侯。《汉赵忠传》说封为都乡侯，而《单超传》只写作乡侯；《吴志·是仪传》说封为都亭侯，而《胡综传》只写作亭侯；《华阳国志》说王连封为都亭侯，而《蜀志》写作平阳亭侯；《魏志·田畴传》说封为亭侯，而裴松之写作都亭侯，都是这种情况。列侯拥有乡、亭封邑，也并不是始于东汉司马彪的《续汉书》。西汉列侯的封邑，大的食邑为县，小的食邑为乡、亭，大概当时已经有三等差别，只是还没有把它作为正式爵号罢了。现在考察《汉书》：公孙弘封于高成县的平津乡，匡衡封于徐僮县的乐安乡，张次公封于皮氏县的岸头亭，李寿封于河南郡的邗亭。光武帝的祖先舂陵节侯封于泠道县的春陵乡，中山靖王的儿子封于涿县的陆城亭，而王莽封于南阳新野的都乡。《地理志》记载常山有都乡侯国，都是明确的证据。这样看来，《楚汉春秋》说高祖封许负为鸣雌亭侯，裴松之认为当时还没有乡、亭之封，怀疑“亭”字是衍文，这种说法似乎也不完全正确。彭城五诸侯考 应劭说：“雍、翟、塞、殷、韩。”如淳说：“塞、翟在河南，魏、殷。”韦昭说：“塞、翟、韩、殷、魏。”师古说：“常山、河南、韩、魏、殷。”这四种说法都不相合。师古只知道汉在这个时候已经兼并关中，不能把邯欣、翳列入诸侯之中，却不知道这一年河南、河内也都已经设置郡，阳卬同样不能列入诸侯。至于说张耳脱身归汉，如果认为他也拥有军队，那就更是强作解释了。那么，五诸侯究竟是谁？回答说：考察马、班二史，在此以前有十九个诸侯，这时已经去掉了一半；汉兼并雍、塞、翟、河南、殷而合为一国，齐兼并胶东、济北而合为一国，赵又兼并常山而合为一国，燕又兼并辽东而合为一国；汉又使韩、魏投降，降为属国，楚只剩九江、临江跟随它，衡山则是被楚贬斥的。汉、楚、齐正在交战，因此这五个诸侯应当是燕、赵、韩、魏、衡山。大概燕、赵不奉楚令，又害怕楚平定齐国后讨伐自己，所以帮助汉；衡山因为被贬斥而怨恨楚，所以帮助汉；韩、魏本来已经是汉的属国。吴芮以忠诚著称，那么他必然重新修好梅鋗，恢复从军时的交情；这件事应当发生在彭城之战时，是没有疑问的。至于陈余帮助汉，这在他的本传中本来就记载得很清楚，唯独臧荼的事情没有可以考证的材料。（按：这种说法与《经史问答》不合。） 祁连山考

译我已故的朋友、宐兴叶征士桐君精通史学，唯独他辨析祁连山不是天山这一点，我认为仍有未尽之处。我曾想同他详细讨论，未及进行，桐君已经去世了。读到他的遗文，不禁泪流，于是另外撰写一篇，作为疏证。桐君说：颜师古认为祁连山就是天山。考察《新唐志》，伊州北二十里有天山，一名白山，戎人称为祁罗漫山。从伊州纳职县出发，走十多天到西州，再向西南走一百二十里，到达所属的天山县；而那座祁连山另在甘州以北一百九十里。祁罗漫山从伊州北境蜿蜒延伸到西州，绵延千里；甘州以北的祁连山如今在肃州高台以南，两山相距大约一千五百里，那么把祁连山指作天山就是错误的。《旧唐志》把祁罗漫山当作祁连山，也是沿袭颜师古的错误。我考察唐魏王泰的《括地志》，其中说：祁连山在甘州张掖县西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祁罗漫山，在伊吾县北一百二十里。由此可知，原本是截然不同的两座山。应劭说：“祁连山，是匈奴境内的山名。”晋灼说：“天山在西域。”这两座山确实不同，没有疑问。不过，祁连称为天山，就像不律称为笔一样，颜师古的话也不能说一定错误。等到详细考察，才知道伊州、甘州果然都有祁连山，两山的别名都叫天山，只是伊州的山又叫祁罗漫山、白山，而甘州的山没有这些名称。名称既然混杂，后人就容易误会，其中误得最厉害的莫过于《西河旧事》（《史记》的索隐、正义都引用过此书）。《旧事》说：祁连山在张掖、酒泉两地交界处，东西二百多里，山北一百里有松柏五木，水草丰美，冬暖夏凉，适宜放牧，一名天山，一名白山。又说：白山冬夏都有积雪，匈奴称它为天山。它所说的冬暖夏凉，是甘州的祁连山；所说的冬夏有雪，是伊州的祁连山。甘州的祁连山并不叫白山，而《旧事》又把白山这个名称加在它上面，于是混淆了。所以《索隐》已经怀疑祁连、天山不是白山，却不知道伊州的祁连山本来就是白山。按汉朝在甘州祁连山采取军事行动，是从霍去病开始的。《汉书》记载元朔六年，霍去病率数万骑兵从陇西、北地出发，行进二千多里，经过居延，攻打祁连山（《史记·年表》作元狩二年）。韦昭说：“居延就是张掖。”而汉代张掖郡有觻得渠，此前匈奴也有觻得这个地名。单于被霍去病平定，所以武帝说：“骠骑将军攻打祁连山，在觻得扬威；匈奴自己丧失了祁连、焉支二山。”曾有歌谣说：“夺走我们的祁连山，使我们的六畜不能繁殖；失去我们的焉支山，使我们的男女失去容色。”（也见《西河旧事》。）这正是甘州的祁连山，即《西河旧事》所说水草丰美、适宜畜牧的地方。焉支山也在甘州境内。自从霍去病夺取这两座山，浑邪王投降以后，河西四郡便开辟出来了。因此霍去病死后，用祁连山的形状修筑他的坟墓，是象征他的功劳。《晋书·地理志》说张玄靓曾设置祁连郡，苻秦设置祁连都尉，就是这种情况。汉朝对伊州祁连山采取军事行动，则从李广利开始。《史记·李将军列传》说：“天汉二年，贰师将军在祁连山攻打右贤王。”（《匈奴列传》作太初五年。）《正义》把伊州的天山作为这里的祁连山。大概这时汉已经取得张掖，河西本来已经成为内地，而李陵率偏军从居延出发，向北行进一千多里，分散匈奴兵力，正应当是在伊吾境内。所以《汉书》说：“天山以西，疏楡谷是蒲类国；山以东，干当谷是卑陆国；于太谷是西且弥国；兖虚谷是东且弥国；丹渠谷是刼国。” 这五国都在匈奴北境，南面连接车师，这正是伊州的祁连山，也就是《西河旧事》所说“白山冬夏多雪”的地方。汉宣帝时五路北伐，设置祁连、蒲类两位将军，正是指这个地方。明帝派窦固到天山夺取伊吾，章怀注说：“天山就是祁连山，又名雪山。”这样看来，不只是颜师古把它视为祁连山。唐人称祁罗漫山，大概就是祁连山名称的转音，而天山这一名称没有改变。因此，祁连山、天山这两个名称，是甘州、伊州两座山共同使用的，只应当用白山这个名称来区别。桐君想截然把甘州以北的山称为祁连山，把伊州以北的山称为天山，他的说法似乎仍不完全。甘州的祁连山如今属于内地，伊州的祁连山如今属于哈密。唉！桐君已经去世了，哪里还能让他从地下起来，同他当面质证呢？燕云失地考

译宋宣和年间，宋朝与女真夹攻辽国，于是请求把晋朝割让给契丹的旧地归还给宋朝，起初以为山前、山后之地都可以收回，却没有想到平州、营州、滦州三州并不是晋朝割让的，而是刘仁恭献给契丹以求援的。后来王黼后悔，想把这些地方也一并得到，派赵良嗣多次前往请求，女真最终以这些地方不是晋朝割让之地为由不肯交出，这是《宋史》记载的情况。考察刘仁恭统领卢龙时，从未同契丹交往，只有《资治通鉴》记载刘守光末年衰弱困顿，曾派韩延徽向契丹求援，但也没有割让土地的事情。梁乾化三年四月，晋将刘光浚攻克燕州、平州，俘获刺史张在吉；五月进攻营州，刺史杨靖投降。这是平州、营州尚未割让的明证。平州、营州的丧失，开始于周德威任节度使的时候。《通鉴》说幽州以北七百里有渝关，旧日设置八支防御军，招募当地人守卫，用来抵御契丹。周德威依仗勇力，不修边防，于是丧失渝关的险要，契丹便常常在营州、平州之间放牧。而《辽史》记载，太祖天赞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帅克骨克攻克平州，俘获刺史赵思温、裨将张崇；二月甲子日到达平州，把平州改为卢龙军，设置节度使，于是平州、营州最终落入契丹之手。至于滦州，古代本来没有这个州。刘守光占据燕地，残暴虐待百姓，民众多逃入契丹，阿保机于是修筑了这座城（原注：见《金国行程》）。平州、营州失陷以后，契丹便把平州改为辽兴府，又把营州、滦州隶属于它，称为平州路。到了石晋初年，耶律德光又得到十六州之地，于是建立燕山为燕京，管辖山前六郡之地，称为燕京路。当时商议割地时，原意是让燕山路全部统辖关内土地，却不知道燕山、平州都在关内而分属不同路，所以逐渐导致张悫事件，而斡离不最终从平州入侵（原注：见《金国节要》）。不过，平州、营州在天赞以后又曾归入后唐，所以各家史书都没有考察清楚。考察《欧阳史》，明宗天成元年十月庚子日，幽州上奏说契丹卢龙节度使卢文进来投奔。起初，卢文进替契丹守卫平州；明宗即位后，派间使劝说他，说改朝换代以后双方不再有嫌怨。卢文进所部都是汉人，想归顺，于是杀掉契丹驻守平州的人，率领部众十多万人、车辆帐幕八千乘前来投奔。到天成三年正月，契丹又攻陷平州，从此平州才不再归属中国。不过当时石晋割让的土地，实际上不止十六州。《通鉴》记载齐王开运元年三月辛卯日，马全节进攻契丹泰州并攻克。根据《五代会要》考察，泰州是后唐的奉化军，即今清苑县。因此，泰州也是割让的土地。这一年六月，任命府州刺史折从远为府州防御使。起初，高祖割让北方边地给契丹作为贿赂，因此府州也归属北方。从远拒绝服从，所以有了这项任命。这样看来，府州也是割让的土地。开运二年，振武节度使折从远进攻契丹，包围胜州，随后进攻朔州。胡三省注说：“胜州不在天福初年割让的数目之内，大概是契丹乘胜兼并取得的；这样，胜州也属于割让范围。”再考察《金国节要》，易州、景州也在割让之列。因此史书所说的十六州，也可能没有全部列出。至于史书所载十六州，其中蔚州原来已经是契丹所有。明宗长兴三年十一月，蔚州刺史张彦超本是沙陀人，曾是明宗的养子，同石敬瑭有嫌隙；听说石敬瑭担任总管，便带全城归附契丹。契丹任命他为大同节度使。当时或许只是概括地这样说，否则就是史书误记。周世宗收复关南以后，瀛州、莫州、易州、景州已经归附，又夺取瓦桥关设置雄州，把容城、归义二县割属雄州（胡三省注：在涿州）；夺取孟津关设置霸州，把文安、大城二县割属霸州（孟津关，宋人认为是幽州的会昌县，胡三省认为是莫州的文安县；但根据下文说割文安、大城二县隶属霸州，可知宋人的说法是正确的）；干宁军的宁州，原为契丹自行设置的，也已经归附。这样，山前地区有许多地方都收复了。因此宣和年间仍说山前、山后共有十七州：把幽州（就是燕京）、蓟州、景州、檀州、顺州、涿州、易州列为山前地区，把新州、妫州、儒州、武州、云州、应州、寰州、朔州、蔚州列为山后地区。（还少一州，待考。） 扬子云生卒考

译《文选》李善注在《甘泉赋》中引用桓氏（君山）的《新论》，说扬子云在成帝永始年间待诏，作《甘泉赋》，刚刚梦见肠子出来又收回去，第二天就死了。近来蜀地儒者据此认为，子云从未历仕各朝，《美新》所谓投阁，是出自诽谤伤害他的人之口。相传子云刚死，就有仇人私自改动他的《法言》；把这些说法合在一起，足以洗雪千年来的沉冤。如果这些说法果真可靠，那么它也将成为旧史中的一大疑案。我认为《汉书》的记载确实不能说完全没有错误，但如果考察子云的文集，也有可疑之处。子云写《解嘲》时，他的自序说，当时正值丁明、傅晏、董贤等人当权，依附他们的人有的由平民起家做到二千石；这时他正在创作《太玄》，以此自守，有人嘲笑他的《太玄》还停留在“白”的阶段，所以他写文章为之解嘲。《太玄》是子云仿照经书写成的著作，实际上同《法言》并称为两部著作。如果按照《新论》所说，他在此前十年就死了，那么哀帝、平帝时期的兴衰变化，他怎么能够见到？何况自从在甘泉待诏以后，朝廷有事，子云总是参与扈从，像《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等作品，都是宏伟文章，而且创作年代都有迹可考。而且子云虽然长期处于低级官位，但对国家政事颇能参与了解，历朝多次奏对，清清楚楚地保存在文献中。如果要把子云的死定在永始年间，那么他的著述也就十分寥寥了。有人说：这样说当然有道理，前辈汪尧峰本来就曾经辨析过此事。但从成帝建始元年到王莽天凤五年，前后五十多年；而子云见到成帝时已经超过四十岁，这同本传所说的七十一岁显然不相合。却不知道子云并不是从建始年间就到京城，他寄居在大司马王音门下，是在永始元年、二年之间；所以不久就有了承明殿召见。否则，怎么会有在京城二十年，姓名已经通达天子，直到汾阴举行祭祀时才得到一次荐举的道理？这里所谓“四十岁”，大概是从永始年间说起的；这样计算，他距离天凤年间同《汉书》所载年数大致相合。汪尧峰既然知道甘泉妖梦之说是诬妄，却想把子云的死移到平帝末年，是强行作出的解释。又有人因为谷永也字子云，想把《美新》的文章归给谷永，却不知道谷永死在王根当权时，没有活到见到禅代。还有人把刘棻当作作者，但始终没有证据。而且李善所引用的《新论》前后并不相应：他在《文赋》注中也引用这条材料，只说生病，没有说死亡。可见一部书中已经自相矛盾，原文未必就是《新论》的本文。常熟钱尚书说，《新论》在明朝末年还有完整的书本。可惜我没有办法亲眼见到。陶渊明世系考 梁昭明太子撰写《陶渊明传》和《晋宋二书》，都把陶渊明说成桓公的曾孙，其实并不是这样。陶渊明文集中有《赠长沙公族祖》诗的序，说：“长沙公对我来说是族祖，我们同出于大司马。”由于昭穆世次已经很远，早已如同路人。考察《晋书》，桓公去世后，由他的第三子瞻的儿子宏继承爵位；宏去世后，由他的儿子绰之继承；绰之去世后，由他的儿子延寿继承。宋接受晋的禅让后，延寿降封为吴昌县侯。礼书说：“亲属关系到了五世就断绝，便成为路人。”如果陶渊明是桓公的曾孙，那么他同绰之是再从兄弟，同延寿是族叔，本来不应称延寿为族祖，也不应说昭穆关系已经断尽、彼此成为路人。既然如此，根据各家认为这首诗是写给延寿的说法，陶渊明应当是桓公的七世孙，所以诗中说：“同出一个源头而分流，世代更替后亲情容易疏远。”大概到了袒免、杀姓的程度，亲属关系也就完全断绝了。六朝距离古代不远，还保留着宗法制度的遗迹，这一点正可以从这里看出。而且桓公有十七个儿子，九人都见于旧史，列入附传；如果说其余人中没有显达的，而陶渊明的祖先是茂，那么茂也是十七人之一，便不能说除那九人之外都不显达。陶渊明的诗称赞茂说：“正直方正，位居二台；恩惠和善，声名遍及千里。” 陶氏家谱也知道这种说法不合，于是改说岱是陶渊明的祖先，以求符合曾孙的世次。可是岱官至散骑侍郎，这又同陶渊明诗中的说法相违背。后世谱系造假，其毫无根据大多就是这样。吴斗南撰写《陶诗年谱》，想同各家史书相合，说另一本作“予于长沙公为族祖”。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陶渊明所赠诗的对象就应当是延寿的儿子；当时长沙的爵位已经降等，似乎不应再称长沙公，而诗题中的“族祖”二字又该怎样解释？蜀人张演撰写《陶诗辨证》，又说诗序应断作“长沙公于予为族”，把“祖”字连到下句去读。这样不仅不能成句，也忘记了诗题本来有“族祖”的称呼，尤其荒唐。更严重的是，世人多怀疑桓公的孙子淡，认为他清风高节、超绝世间、远离群体；陶渊明既然是他的亲属，为什么在《命子》诗中一次也没有提到他？却不知道陶渊明叙述祖先，只叙同一支系的亲属，所以诗中只叙桓公，以及像瞻那样为国战死、像舆那样建立功业的人，并不旁及其他人，这是立言的惯例。有人说：孟嘉的妻子是桓公的女儿，她的女儿就是陶渊明的母亲；按照亲属表亲的辈分来说，陶渊明似乎应当是桓公的曾孙。我说：既然亲属关系已经断绝，即使同姓也疏远了，何况是表亲呢？这有什么关系？有人说：古人从曾祖以上都可以称为曾祖，从曾孙以下都可以称为曾孙；“曾”是重复、加重的意思，并不一定拘泥于四世。这样解释，也可以。我说：“这种称法在春秋以前本来确实有。但晋、宋以来，恐怕就不是这样了。” 河东柳氏迁居吴地考

译柳柳州是吴地人，这在他的文集和本传中都有记载，但苏州记载人物的人很少提到他。按本传说：柳宗元的先祖大概是河东人，后来迁徙到吴地。这是明文记载。柳州撰写《先侍御府君神道表》说：天宝末年，遇到战乱，奉德清君夫人（德清君是侍御之父察躬，夫人是侍御之母；旧人都误把这几字连读，所以本传也只说奉母避乱。考察柳州曾侍奉祖父，那个时候怎么可能只奉母而遗漏父亲），带着家中书籍，隐居王屋山，间或出行寻找食物。战乱稍有间隙，全族迁往吴地；为德清君服丧，服丧期满后，适逢吏部任命他为太博。先君说：“吴地还有尊长、老人和孤弱者，我愿意做宣城令。”辞谢三次以后才获准。这说明侍御已经定居吴地。柳州生于大历九年，当时正是侍御任朔方推官、晋州参军的时候；他们家居住在吴地已经很久了。而且不只是家居吴地，还在吴地通婚。柳州是杨詹事凭的女婿。他撰写《杨郎中凝墓志》说：杨凝同弟弟凌同日出生，不到一个月父亲便去世；长兄凭剪发为童子，家居吴地。杨氏称宏农，就像柳氏称河东一样，都是推溯本族郡望，实际上都是吴地人。他撰写《亡妻弘农杨氏墓志》说：夫人三岁时依靠外族，后来在别的国家居住，总共十三年，两个家族才得以结合。大概柳氏和杨氏都住在吴地，而柳州的妻子由外祖家抚养，所以有“在他国居住”的说法。然而我私下曾怀疑，柳州家族已经两代居住在吴地，而他的文集中从来没有一句提到洞庭、林屋的胜景，韩吏部的墓志、刘宾客的祭文也没有提到。等到全面考察，才知道柳州虽然居住在吴地，但在吴地的时间很短。大体说来，唐代人的家族中，做官的人大多居住在京师；当时不但有宅第，还有家庙，亲族枝连叶接，时间久了就难以迁离。柳氏从河东虞乡迁到京兆万年，已经有好几代了；少陵原的大墓，从高祖兰州府君以下都在那里。侍御虽然带着家人南行，但柳州撰写《太夫人归祔志》说：宗元四岁时，住在京城西面的田庐中；先君在吴地，家中没有书，太夫人教我古赋十四首。由此可见，柳州年少时本来大多住在长安。侍御总领三司，从夔州再次入朝时，柳州又随侍在长安。后来考中进士，历任官职做到尚书郎，又住在长安。而且柳州享年四十七岁，他的自序说：“我在京师长大三十三年。”加上被贬南方十四年的数目，已经彼此相合；这样算来，中间不过偶尔到吴地一次。他游览朝阳岩、西亭时所作的诗说：“寄籍离开江边，世代做官仍不能忘却函殽之间。”这明明说自己居住在吴地不久，却因为世代做官而不能忘情于秦地。被贬南方以后，他的诗文酬答总是深深眷恋鄠、杜之间；假如他能够再次入朝，大概还有带领族人西归的意愿。然而自从柳州被贬南方以后，他的子弟就不再有人居住在万年。他在答许京兆孟容的信中说：“先墓在城南，已经没有子弟居住善和里的宅第，已经换了三个主人。”这样看来，后来柳州虽然归葬万年，但他的子弟已经安居在吴地了。否则，柳氏在吴地只能说是寄居的官员，本传就不能断然说“迁徙到吴地”。唐人最重视祖先旧籍，所以即使过了几代，也一定要实行归葬之礼，不能因此怀疑柳氏不是吴地人。宋人撰写柳州年谱，对他居住吴地的始末记载不详，苏州人也没有考察此事，所以我特意把它表明出来。《通鉴》分修诸子考 胡梅磵说：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汉代由刘攽负责，三国直到南北朝由刘恕负责，唐代由范祖禹负责。这种说法不知道根据什么，但五百年来没有人不相信它。我读了司马光写给醇夫的帖子，才知道胡梅磵说得不对。帖子说：“从唐高祖开始起兵写长编，一直到哀帝禅位为止。起兵以前、禅位以后的一些事情，在如今送来让我看的书中如果能够见到，也请让书吏另用草纸抄出，每件事中间空一行左右，以备剪贴。隋以前的事情交给贡父，梁以后至五代的事情交给道原，让他们各自修入长编。因为两位先生不再看这部书。如果您只编修武德以后、天祐以前，那么这些事迹就全都被遗弃了。”从这段话看，贡父所修的应当是从汉代到隋代，道原负责五代，这是很清楚的。大概贡父兄弟曾经撰写《汉释》，道原有《十国纪年》，所以司马光就根据他们平日擅长的部分使用他们，而胡梅磵没有考察这一点。贡父所修一百八十四卷，醇夫所修八十一卷，道原所修二十七卷；但当时评论者认为道原的功劳最大。为什么呢？大概司马光平日最信服道原，《资治通鉴》全书的体例大多同道原商议确定，所以他虽然只分修五代，实际上关系到全书的整体。副手如何看待道原，可以从他的儿子羲仲所记载的内容看出。羲仲说：“当时遇到有疑问的事情，每卷都有几十条，不能全部记录，只记录那些订正旧史错误的条目。”这样看来，道原的功劳确实很大。至于三人所修的书，我最认为《唐鉴》冗赘。后人因为程颐赞许它，于是有了“范《唐鉴》”的称呼；由于这部书单独流传，其裁断衡量实际上并不简洁明净。阿育王寺十二题考

译旴江李先生泰伯有《阿育王寺十二题》诗，是筠州杨屯田和阿育王寺僧人常坦共同唱和的诗，并邀请旴江同乡一起创作。我们乡里的《阿育王山志》却没有收录它，实在也太浅陋了。这十二题中至今还存在的，山水景物有金沙池、佛迹峰、灵鳗井；寺院建筑有育王塔、八角殿，这些都是历经劫难仍然保存完好的。诗中所说的七佛石，应当就是指乌石岙；道宣《感通传》说，有七位梵僧经过这里，得到装有舍利的石函，六位僧人腾空而去，其中一人化作乌石。所说的石屏风，恐怕就是指前山的玉几。所说的供奉泉，根据旴江诗，是当时有一位名叫璘的僧人凿出这口泉来供养母亲。阿育王山中所缺少的是泉水；现在的泉因妙喜而得名，横浦又请大儒为它作铭，所以更加著名，而供奉泉的遗迹反而无人称说。我认为妙喜的大节，确实足以使山增重；只是妙喜因为不附和议而成为忠臣，璘则因为供养母亲而成为孝子，他们一生都不喜欢作佛门之言，因为那会使人伦关系受到损害。如果他们有忠孝的节操，本来不能因为是僧人就把它抹杀。诗中所说的晋年松，现在寺前有一株巨松能够放光，是浙东松树中最奇异的；然而如果不是这首诗，便不知道它远在晋代就已经存在。诗中所说的重台莲，如今虽然还有莲花，却不十分茂盛，难道是因为缺少人工灌溉，渐渐变成普通品种了吗？所说的明站台，懒堂舒氏也曾有诗写到，但它究竟是什么，已经无法考证。至于袈裟石，且看旴江诗中根本没有提到舍利的神异，就知道当时已经没有旧日的遗物了；南渡以后有人把它说得神奇无比，那不过是道听途说，根本不值得多费笔墨。于是连带把这些事情记下来，作为帮助编纂我们乡里志书的一点资料。续甬上赐府考 赐府的制度起始于宋代。大臣有功劳的，便用嘉美的名称来荣耀他的宅第；后来也有官位、声望尚未达到标准，却因特别恩典而获赐府名的。我们乡里自宋南渡以来，获赐府名的很多。有一位黄翔龙，是东发先生的族兄弟，曾撰写《甬上赐府考》一卷，如今已经无法见到，只还有一两条流传下来。例如史文惠王的寿乐府，是因为他的官位、声望；文惠王的孙子子仁，为避开他的宗族身份，官位未能显达，却也获赐鸿禧府名，这是因为贤德；深宁先生的汲古传忠，是因为继承了他的家学。这些人在地方图经中本不应遗漏，可惜如今已经没有证据。明代则三品以内的官员都可以称府，外任大臣则总制、巡抚、大帅以外不在其列，而且不再另加府名。总计十五朝三百十五年间，我们乡里称府的有五十四人，共四十二家，合起来属于三十三姓。以大学士称府的有二人：一是余氏，因为文敏公余有丁；二是沈氏，因为文恭公沈一贯。以尚书称府的有十七人：程氏，因为刑部尚书徐氏；金氏，因为忠襄公金忠；陈氏，因为工部尚书恭；杨氏，因为文懿公杨守陈、吏部尚书杨守址、康简公杨守随；屠氏，因为襄惠公屠滽、简肃公屠侨；张氏，因为文定公张邦奇、兵部尚书张时彻；陆氏，因为康僖公陆瑜；闻氏，因为庄简公闻渊；汪氏，因为礼部尚书汪镗；赵氏，因为端简公赵参鲁；王氏，因为庄简公王佐；周氏，因为文穆公周应宾；李氏，因为礼部尚书李康先。以侍郎称府的有九人：黄氏，因为礼部侍郎黄宗明；陈氏，因为刑部侍郎陈瑜（另为一支陈氏）；丰氏，因为礼部侍郎丰熙；范氏，因为兵部侍郎范钦；全氏，因为先后有工部、礼部两位公；董氏，因为兵部侍郎董光宏；黄氏，因为工部侍郎黄景章（另为一支黄氏）；林氏，因为吏部侍郎林栋隆；李氏，因为忠毅公李橒（另为一支李氏）。至于杨氏，是文懿公的儿子杨茂元，任刑部官；屠氏，是简肃公的侄子屠大山，任兵部官；李氏，是礼部尚书李康先的曾祖父李堂，任工部官，这些都不计入前面的数目。以都御史称府的有一人：金氏，因为右都御史金泽。以副都御史称府的有八人：周氏，因为周相（另为一支周氏）；朱氏，因为朱瑄；陈氏，因为漕运巡抚陈濂（另为一支陈氏）；王氏，因为王应鹏（另为一支王氏）；柴氏，因为柴经；戴氏，因为戴鱀；丁氏，因为丁继嗣；高氏，因为巡抚高斗枢。陆氏则是康僖公的同族陆钶，任保抚副都御史；汪氏则有应天巡抚汪玉，这些不计入前数。以大理寺卿称府的有二人：蔡氏，因为蔡锡；徐氏，因为徐时进。陆氏还有大理寺卿陆世科，不计入前数。以太常称府的有二人：吴氏，因为吴惠；徐氏，因为徐应奎（另为一支徐氏）。以先禄称府的有二人：管氏，因为管大勋；吴氏，因为吴礼嘉（另为一支吴氏）。大帅则有：万氏，因为漕运总督、天津总戎万表、万邦孚；施氏，因为都督施翰；赵氏，因为宣大总兵赵光祖（另为一支赵氏）。近来新秦的子弟妄自署置，有些从未获赐府名却冒充称府，二十年来渐渐无人过问，这是王、谢这样的世家门第的耻辱，所以我在闲暇时偶然把它记下。董征君墓考 我们乡里的董孝子墓，就附葬在他母亲淑德夫人的墓旁，舒懒堂诗中所谓“孤冢枕城边”，说的就是这里。近世慈溪董氏把本县羊酪河所称的董孝子墓，指认为董征君的旧墓，鄞县董氏也跟着前去祭祀。却不知道那是明代洪武、永乐年间另一个董孝子，系奉化建炎义士董之邵的后代，传了几代成为阁学董仁声，又传了几代成为孝子，名恭礼。他从奉化迁到鄞县，在洪武辛未年考中进士，因为母亲年老回家奉养，不再做官。母亲去世后，正值革除建文年号，他又筑庐守墓直到终身。当地人也称他为孝子。明朝末年的给事中董志宁，是他的后裔。不学无术的人胡乱祭祀并非同族的人，所以特意加以订正。《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一，鄞县全祖望绍衣 简帖（一） 致方望溪前辈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