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七鄞全祖望绍衣

译眉山苏氏说：孔明放弃荆州而进入蜀地，我知道他将一事无成。子全子说：苏氏这话错了！荆州对于江左的重要性，谁不知道呢？不过，从西北进取东南，荆州是要地；取得荆州，江南就无法保全。从东南进取西北，荆州却不是进取的地方。当时曹氏占据中原的险要形势，十有八九；从荆州进取襄阳，不过得到宛、洛一带，那里的土地是四战之地，即使取得，江南也不能凭军队守住。假如说要从荆州窥伺武关，震撼长安，那就非常困难，桓温攻打符氏就是这样。蜀地山势高峻，拥有天然险阻，本来适宜只作为自守之区，却可以成为长安的后方。汉高祖曾经利用蜀地取得三秦；长安凭借坚固的形势，难道是蜀地所能争夺的吗？但长安一旦有事，蜀地的力量就能造成祸患。昭烈进入蜀地时，长安十部刚刚归附曹氏，张鲁还没有灭亡，正是可以取得关中的时机。当时想要牵制曹氏，应当把从蜀中窥伺长安作为正兵，把从荆州出动的游军用来牵制宛、洛。所以周瑜替孙权谋划，认为应当赶快取得刘璋和张鲁，并结交马超，这是上策；甘宁也主张这样做，而孙权说：如果让曹氏得到蜀地和荆州，一定会造成危险。英雄的见解确实明察。不然，孙氏当时正取得荆州之战的胜利，为什么不直接从江陵向北进军，却要考虑这样迂回的计划呢？后来孙氏不能取得蜀地，所以终吴之世也不能在对魏的斗争中实现志愿。何况孔明哪里曾经放弃荆州呢？荆州本来就不是刘氏所有，江左的君臣也没有推心置腹对待刘氏的诚意，吕蒙一类人天天窥伺荆州。刘氏内部又有人从中主持这种主张。古来没有借给别人而仍足以成就帝王事业的土地，这就是孔明取得蜀地以后不愿压制法正的原因。我却认为孔明的过失，正是在于不能放弃荆州以挑起孙氏的争端，蜀地也因此不能振兴。为什么呢？孔明在隆中的策略，本来想兼有荆州、蜀地作为根基；既有蜀地又有荆州，两路军队同时出动，确实值得依靠。然而孙氏既然索取荆州，那么双方的形势已经同刘氏分裂；何况荆州本来是孙氏取得的，如今占据它而不归还，理亏的一方显然已经归在自己这里了。哪里比得上慨然把荆州归还孙氏，使邻国友好还可以保持，再集中全部力量从汉中进攻、扰乱长安呢？曹氏在关中十部的余众中，一定会有人响应。何况马超这位老将正在蜀地，即使不能完全取得长安，至少长安一定会陷入危险。孙氏取得荆州以后，也一定会进而图谋襄阳，那么曹氏的势力就会大为分散。曹氏懂得用兵，所以他放弃汉中时，急忙把武都的氐人迁到天水。他确实害怕汉军扰乱长安；如果不是考虑到这一点，就不会采取这种措施。可是他竟让前将军天天同吴国结怨，又轻率地在魏国境内用兵，最终没有听说汉中有一兵一卒、一箭一矢向西配合，形成夹击。西面的军队寂然无声也就罢了，连荆州军出动后，急切呼喊的夷陵、上庸援军竟也没有到达，这能说是懂得用兵吗？刘封固然是庸才，但孔明为什么也没有料到这一点呢？得到方圆千里的宛、洛土地，还不如得到长安的一个郡一个县，真是糊涂啊！到了白帝之战，赵云也说应当赶快占据河、渭上游来图谋关东，不应当再从事荆、吴方面的争夺；由此可见，荆州本来就不必用力争夺，已经很明显了。有人说：前将军出兵时，魏人将要迁都来躲避他，宛、洛震动，您为什么责备得这样深呢？我说：魏人害怕他挟持天子离开，所以想迁移来躲避他；迁移的是皇帝，不是迁都。魏国的都城在邺，不在许；即使汉军取得许地，也还不能窥伺邺，何况徐晃已经进入宛城之内，那里本来已经平定，前将军的军队也已经折损，即使没有糜芳之流，也必然失败而归。即使能够取得襄阳，到达许都，挟持天子来进攻曹氏，而曹氏凭幽、冀之地自守，也不能扼住他的脖子、鞭打他的后背；这仍不如取得长安万无一失。这个观点，蜀人廖立大概曾经说过，只是苏氏不知道罢了。有人说：既然如此，襄阳、邓地就不值得依靠，那么宋朝南渡时李纲、李光等忠定诸公都想在那里建都，为什么呢？我说：因为它靠近汴梁。宋人不是不想争夺长安，而是被西夏逼迫，所以形势必然是从襄阳、邓地进入宛、洛。每种说法各有它所针对的情况。司马孚、王导论

译自古以来篡夺、弑杀的祸乱，必定有背叛自身家族、为之充当羽翼的人。这些人既然已经不顾名节，又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李德林、高颎一类人认为，即使事情不成而被灭族，也在所不辞。至于暗中依附、表面上却离心，想用这种办法蒙蔽天下后世的耳目，认为事情成功便可以享有辅佐开国的功劳，否则还可以躲避祸患，这种手段更加巧妙，而内心却更加笨拙。我在晋朝发现了两个人，一个是司马孚，一个是王导。这两个人，一个成功，一个失败，但他们的道路相同。史书说，司马孚在他的兄长掌权时，曾经主动退让抑制自己。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参与诛杀曹爽的秘密谋划又是怎么回事？一个疏远权势的人能做这种事吗？唉，司马懿狼顾的相貌，司马孚是知道的；三马同槽的迹象，司马孚是完全了解的。而邵陵王曹爽被废、高贵乡公被弑，他都竭力粉饰，以表示自己没有参与，难道真是漠然无知吗？到了司马炎在当涂改朝换代时，他还说：臣死的那一天，当然是大魏的纯臣。这话究竟要欺骗谁呢？司马孚以文明旧臣的身份，官至三公辅弼；如果他果真心向王室，即使被司马氏家族控制，力量不足以匡救，又为什么不飘然离去呢？以司马师、司马昭的强悍，也知道他们不能容忍卧榻旁有人怀有异志。大概司马孚起初见到人心还没有忘记魏室，王凌、毌丘俭、诸葛诞、王经等人接连出现，有的还可能辅佐魏室使它保存，所以他采取了保全自己的计策。等到司马氏长期借用魏室名义而不归还，他便自己依附于所谓贞节之士的行列了。厚斋王先生说得好，认为他上不能成为叔肸，下不能成为朱全昱。唉，他所谓既不做伯夷，也不做柳下惠，正是欺天骗人、掩饰自己的秘密。当时有位习阳亭侯司马顺，是司马孚的侄子。他不明白天命，在司马炎称制时叹息说：事情违背唐尧、虞舜，却假装实行禅让。于是悲泣，因此被废黜迁徙到姑臧，始终坚持自己的意志不变，最后死在贬所。假使司马孚的行为像司马顺，安平王的封爵、太宰的任命，怎么会加在他身上呢？而司马光却取司马孚而略去司马顺，可见他的疏漏。王敦专擅政令，司徒王导用委婉顺从的态度处在其中，当时的君主没有怀疑他。然而假使王敦在姑孰的病痊愈，晋室的国命最终坠落，那么所谓大义灭亲的人，转眼也会成为司马家族的子弟了。哪里比得上王彬那凛然的正气呢？不过，推究司马孚和王导的内心，他们起初大概是害怕祸患，后来仍然想着掩盖罪恶。至于宋齐丘一类人，以禅代的议论被别人抢先提出为耻，反复提出异议加以阻挠，进退失据，反而遭到君主责罚，那就又比他们低下得多了。陶侃论 苏东坡认为晋史所记陶侃梦见折翼，是出自庾氏诬蔑诽谤的话。庾氏和陶侃多有嫌隙，诬蔑诽谤大概确实有过。然而因此就认为陶侃的忠诚足以贯通神明，我却不敢赞同。当时的忠诚，谁能超过温忠武呢？卞氏、郗氏二位公卿也属于这一类，只是才能不足以同他匹敌。陶侃因为没有参与顾命，心中怏怏不快。勤王的军队多次想返回镇所，若不是温忠武，谁能挽留他的车驾？这能称为纯臣吗？如果陶侃也能称为纯臣，那么郭汾阳多次被贬又多次起用，却全不放在心上，反而不值得尊重了。司徒王导进入石头城时，陶侃笑着说这不是苏武的节操。然而如果不是温忠武，陶侃恐怕也会成为甘卓一类的人吧？我曾记得明末卧子先生有过这个观点，如今忘记了。于是作《陶侃论》。谢安论 王氏、谢氏齐名，他们的为人也相似。王敦之乱，王导不能抗拒，却能够巧妙地表示自己同王敦不同，不过只是等待王敦死亡罢了。假使王敦不死，终于完成篡夺，王导将怎么办？桓温之乱，谢安不能抗拒，却能够委婉地表示自己同桓温不同，不过也是等待桓温死亡罢了。假使桓温不死，终于完成篡夺，谢安将怎么办？王敦和王导是兄弟，王导的内心或许另有不可知之处；谢安却不与他相同。只是他的才能不足以讨伐叛乱，节操不足以抗拒逆臣，于是多次修改九锡文，希望事情拖延下去而发生变化，他也算谨慎了。假使谢安的才能足以讨伐叛乱，节操足以抗拒逆臣，那么桓温带着九锡文到来时，就可以跟随其后声讨他的罪行，调动六军进攻他，难道不正是毅然决然的大丈夫所为吗？淝水之战的胜利，千百年来都认为是谢安的才能；我却认为这场战役是苻坚军队失去纪律，使谢安得以成就自己的名声，大概也是侥幸获胜罢了。谢安拒绝桓冲率领的勤王军队，大概只是他故意装作镇定以安定人心的本领，并不是真有成算。谢安既然能使司马曜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为什么不能使司马曜乘胜直取秦国呢？后来进军黎阳，却不能收复京城、洛阳，由此也可以看出司马曜的才能了。袁宪论 袁宪的荒谬太过分了！韩擒虎进入丹阳，他却劝陈后主采用梁武帝面对侯景的旧事来接见韩擒虎，这是多么不伦不类啊！侯景虽然凶暴叛逆，但毕竟曾经是梁朝的臣子，所以梁武帝能够用登殿接见的礼仪来震慑他的气势。韩擒虎对于陈朝，哪里有这种关系呢？假如陈后主采用袁宪的建议，他所受的侮辱一定会更加严重。袁宪的荒谬实在太过分了！那么司马光为什么把他的话记载在《资治通鉴》中呢？我说：这是司马光偶然的过失。司马光大概欣赏袁宪面临危急而不轻易离开君主，于是没有仔细审察他言论中的错误。不过，阳源袁氏家族中，袁淑、袁觊、袁粲确实世代继承忠义；袁昂则开始时抗节，最后却失守。只有袁宪最终也失身于隋朝，阳源袁氏的家风衰落了。韩柳交情论 茅鹿门责备韩退之，说他曾经以列卿的显贵身份荣耀于朝廷，却不能在柳子厚尚未显达、身处卑微时援引并与他结交，等到柳子厚死后墓草已经长高了，才前去凭吊；这是因为他没有看到唐史中的记载。近来临川李穆堂根据两人历任官职的年份加以驳正，是正确的；但对于韩、柳交情的曲折情况，似乎还没有论尽。因此我再作一篇论说来申明此事。

译韩退之任御史时，柳子厚是他的同僚朋友。但在那时，柳子厚实际上占据要津，参与国家大政，同孤立无援的韩退之不同。详细考察王伾、王叔文当时的作为，他们原本有澄清天下的想法，所以能够收回神策军的权力，拒绝藩镇的请求，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唐王室革除弊政，他们的用心不能完全说是错误的，只是没有意识到所承担的责任超过了自己的才能。唐顺宗在位不久，正值新旧势力互相猜疑之际，王伾、王叔文终于不能支撑，刚一失败，满朝便都把奸邪的罪名加在他们身上，于是使柳子厚进入司马之职而蒙受诽谤。这本来是后世以成败评论人物的人所造成的，也是范文正公极力认为冤屈的地方。只是当时正有一个韩退之却不能得到任用，偶然提出意见，立即被贬到阳山；这就是当权诸公不能推卸的罪责。而韩退之最终不能大有作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原因。何况其中还有疑案，至今不容易说明。韩退之寄给三位学士的诗中说：同官中有许多才俊，偏偏同柳宗元、刘禹锡交好；有人担心言语泄露，流传出去会落入仇敌手中。他写给窦司直的诗中又说：爱惜人才而不挑剔品行，遇到事情便招来谗谤。这是因为阳山之贬而把过错归给柳宗元、刘禹锡，恐怕不止一个人的看法。韩退之虽然没有立即相信传言，但内心也并非完全平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但我认为柳子厚一定没有排斥韩退之的事情。假使他有这种行为，那么后来怎么会厚着脸皮把子女托付给韩退之呢？只是他不能在王伾、王叔文面前据理力争，这确实足以使他对朋友感到惭愧，而外间的传言也不是毫无来由。因此，假使柳子厚再获得几年寿命，他一定会回到朝廷；回朝以后，他和韩退之一定会把过去的事情剖析清楚，可以消除表面上的嫌疑。谁料柳子厚最终没有机会再见韩退之便去世了。如果韩退之替他料理身后事，这就是古人之间的情谊，不因仓促危急而改变节操。说他们在中年时从来没有丝毫失和，那是不对的。古人对于论交这件事，大概有许多难以说出口的地方；而阳山一案关系到旧史，也不只是要警戒世人：在功名利禄面前压抑人才、嫉妒能人、遗弃旧友，却妄称古人为自己的借口。等到韩退之为柳子厚撰写墓志铭，竭力称赞他以柳州交换播州、使刘禹锡免受远谪的举动，同一个柳子厚，难道只对韩退之是小人，对刘梦得却是君子吗？我知道韩退之在这时也已经确实相信此前的事情是虚妄的了。李习之论 伊洛诸儒出现以前，能够以扶持正道为己任而不夹杂异端的，只推重韩愈、李翱、欧阳修三位君子。有人说，他们都是因为文章而显明道理；在风气衰颓、流弊达到极点的时代，有人独自承担大道的重任，这就是通过文章显明道理，怎么能说不是中流砥柱呢？如今韩愈、欧阳修已经被祭祀于文庙，唯独没有李习之，这是评论古人的人的缺失。李习之的学问并不完全以韩退之为本，有人没有考察，竟把他看成韩门弟子张籍、皇甫湜一流。大概韩退之确实想把他招到门下，只是李习之不肯屈服。李习之的妻子是韩退之的侄女，但李习之称韩退之为兄，尚且不肯以晚辈的礼节自居，何况会把他当作老师呢？自秦汉以来，《大学》《中庸》杂入《礼记》之中一千多年，没有人能够窥见它们的门径，最先发现这一点的是韩愈、李翱。韩退之作《原道》，实际上阐明正心诚意的宗旨，并把它追溯到《大学》；李习之论述复性，则专门用来辅翼《中庸》。看他阐发至诚尽性的道理，从孟子推及子思，从子思推及孔子，超然能够体会颜子三月不违仁的心境，仿佛连荀子、扬雄也不屑于作为论道的对象。所以朱子也称赞他有本领、有思量。至于《去佛斋文》，其中他捍卫道统的态度尤其严正。唉，伊洛的高足们平日自我夸耀，认为自己直接承继道统的人很多；然而到了晚年，有的同东林僧常总交游，有的让尼姑出入自己的门庭，有的每天诵读一遍《光明经》。他们看待习之这种通过文章来体见道的做法，难道不会感到惭愧吗？孟子说，能够发表言论驳斥杨朱、墨翟的人，是圣人的门徒；那么假如孟子还在世，难道不会赶快把习之推荐到上座吗？至于《平赋》，体现的是《周礼》的精义；领会这一精义并善于运用它，雎麟的盛况就可以恢复了。大概习之的学说既有本体又有功用，这一点在《复性》《平赋》两篇文章中都有充分体现。《文中子》的著作流传已经很久，只有习之讥笑它像《太公家教》；由此我才知道，习之的所得，大概不是可以用寻常眼光看待的。退之在文章方面的交游遍于天下，但到解释《论语》、解释《孟子》时，却只有习之一人。后世认为习之的文章稍逊于退之，便连同他对圣门所立的功劳也一并抹杀，这怎么可以呢？欧公论唐人时，把韩愈、李翱并称；而他对习之的仰慕，还在对退之之上。然而，他仰慕习之的原因，只在于习之没有写《哀二鸟赋》这一点，却反而说他的《复性书》不过是对《中庸》的义理注疏，这仍然不能算真正了解习之的根本。只有叶石林、宋濂溪评论李习之最为恰当，但近人很少相信他们，这是都被所谓因文章显明道理的话误导了。有人说李习之谈论道理，但他的言论还没有完全纯合于道；他排斥佛教，但他的言论有时又沾染佛教思想。这也是以朱子的说法为依据。唉，太苛刻了！这不过是李习之的学力稍微还没有达到极致，就贸然贬低他，难道可以吗？《唐书》对于李习之的学术大略不记，反而说他多次任官却得不到显要职位，内心愤懑而没有机会施展；宰相李逢吉当面斥责他的过失。李逢吉奸诈而不与他计较，李习之因恼怒、害怕而称病，结果被主管官员论罪罢免。李逢吉的嫉妒刻薄，谁不知道？李习之如果想求得显官，必定不敢斥责李逢吉；既然已经斥责了他，难道心中还会有求取显官的念头吗？况且李习之如果害怕李逢吉，也不敢斥责他；既然已经斥责了他，又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这大概是当时朋党中的小人诬陷善人的不实言辞，史官误把它采入史书。即使凭荆公的见识，也没有完全体谅这件事。真是奇怪。现在因为讨论从祀文庙而牵连谈到此事，同时也用来纠正旧史的谬误。杜牧之论

译杜牧之的才气，或许是唐朝长庆以后第一人吧？读他的诗歌、古文和辞章，感慨时事、愤懑世道，几乎可以同汉代长沙太傅贾谊相提并论。然而贾谊生逢太平盛世，只是替朝廷写忧虑盛世、警戒明主的言论，用来警醒怠惰。杜牧正处于衰乱末世，所以他的言语更加忧虑、捶胸顿足，不能自已。他不能善于运用自己的才能，也大致与贾谊相同。杜牧出身世代公卿之家，年轻时就负有盛名，他求取仕进本来容易；不幸因为得到牛僧孺的知遇，于是被李德裕所不喜。考察事实来评论，当时依附牛僧孺的人全是小人；但唯有杜牧为人磊落，李给事中李绅刚正不阿，虽然受到牛僧孺的知遇，却不能说是牛僧孺一党。李德裕不能分辨而任用他们，概都使他们沉埋不用，这是他的心胸偏狭，逃不过有识之士的责备。他的功勋声名不能得到最终成就，甚至被派往朱崖，也未尝不是由此造成。但对于杜牧来说，则不能说不是急于推销自己的才干，却不善于运用它。李德裕讨伐泽潞时，杜牧献上方略，李德裕很是采用了他的意见，功成之后却没有给他奖赏，李德裕确实有过错。然而古人有建立非凡功勋的，分封圭土之后便飘然辞去，杜牧难道没有听说过吗？那又何必为此闷闷不乐呢？况且李德裕虽然不能忘却门户之见，但他的宰相功业，即使仇敌的诋毁也不能抹杀。杜牧所作的诗，对李德裕极力苛刻地诋毁，这是什么话呢？近来海盐胡孝辕说，杜牧年纪不到五十四岁便掌管一座州城，也不能说是落魄失意，他的话很正确。长洲何焯不以为然；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一定要像邓仲华那样才算可以了。况且杜牧从湖州入朝任舍人，唐朝的舍人本来就是入相的资历；那时李德裕已经退职，杜牧得到重用也不远了。可是读他应召时所作的诗，为什么衰颓得这样厉害呢？大概也像长沙太傅贾谊作《鵩鸟赋》那样，是一种不祥的征兆；这不正是不能善用自己才干的表现吗？唉！天下最难得到的是人才，好不容易才产生一个，有时有人压抑他，有时他又不能随着时势懂得进退和得失，急于求得表现，反而使自己变得卑小；这不只是个人的不幸，也是天下的不幸。我希望掌握造化大权的人，不要凭成见决定任用或舍弃人才，而应从容培养、陶铸他们；那些负有奇异才具的人，也不要因为一次投掷不中便憔悴失意、耗尽天年，这样或许就好了。唐天祐纪年论 汉朝灭亡后，昭烈帝在蜀地延续了一线；梁朝灭亡后，永嘉王在郢地延续了一线。刘崇在太原，南宋在厓山，成败、长短虽然不同，但事情性质相同。昭烈帝能够被列为正统，那么何氏想要保存梁室，永嘉王也应当如此。儒者却把他同刘崇等量齐观，只因为他处在五代时期。厓山之事则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唯独唐朝灭亡、朱温篡梁以后，再没有可以期待的亲王支系，而各藩镇都用天祐作为年号，延续了将近二十年，这又是一个变化。此前也有先例：晋朝灭亡、刘宋篡晋后，仇池王杨盛仍然用义熙纪年，终身不改，这就是唐末的先声。各藩镇中只有太原还对唐室存有心意；其他如凤翔、淮南，又哪里值得谈论这件事呢？剑南则不久便停止使用了。不过，这只是核实事实而言。若从名义上说，天祐年号仍然存在，并没有同东西二京的宗庙社稷一起灭亡，天下仍然知道有唐朝，史官就不能把这条延续的线索一并抛弃。西周的共和，也同唐末的情形相似。只不过西周当时没有篡夺的年号，而青宫中还有宣王在，幼年即位的人仍值得期待。假使李克用没有早死，最终能够灭掉梁朝，张承业等人辅佐他，谁知道他不会寻找唐朝宗室的后代来拥立呢？为什么一定不能追比共和而加以赞美呢？所以宋元宪公的《纪年通谱》直接以天祐纪年，向下接续同光；近世长洲宋[缺字]也依此著书。这同皇帝在房州时所采用的例子不同，是否可以采用呢？既然如此，晋朝正朔被斩断，也应当以杨盛去世为界，不能以宋朝篡晋为界。然而把太原称帝的那一年接在天祐之后，也是不对的。各藩镇除剑南以外，经过十七年，太原才灭梁；淮南已经先行称制，而凤翔仍然使用天祐。同光二年，凤翔才入贡并在洛阳称臣；这样看来，唐朝的纪年还延续了两年。如果以同光元年直接接续天祐，也同样没有核实事实，不应当让十七年以前保留、十七年以后却删去。凤翔固然有参与灭亡唐朝的罪过，当然不配同太原复仇的军队相比。然而唐朝正朔在十七年以后，比凤翔实际多延续两年，这一点不能抹杀。因此我说：不采用天祐纪年就罢了，如果采用天祐纪年，就应当以凤翔奉行同光为终止，这是前人没有想到的。唐李克用、元扩廓论

译衰乱时代的人物，有些不能用《春秋》的义理拘束来评论。欧阳修评论李克用，认为僖宗、昭宗时期的动乱中，天下各方都起兵窥伺唐朝，朱氏凭梁，李氏凭晋，而梁先取得天下，所以李克用以此作为名义。这种说法很严密，却还不全面。我曾经综合考察李克用的一生，大概他生在唐末，习惯看到藩镇割据的那些人，认为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害处；而且以沙陀人的本性，身负雄才大略却没有施展之处，于是也想占据一个藩镇来显示自己。但说他有妄想窥伺帝位的心思，却不可这样说（王琳自己说地位声望有限，哪里敢同朝廷争斗而称帝，大概也与此相同）。所以他既然得到一个藩镇，便会竭力替国家抵御外侮、折冲御敌，入朝进贡也一定勤勉。但如果无缘无故猜疑、裁抑他，他也有不能接受的地方。这种人固然不纯正，但他的内心并没有别的企图。唉，李克用此前的事情暂且不论；平定黄巢以后，他却一度逼近京师，又两次抗拒王师，他的罪不能说不重。但这也是田令孜、张浚等人导致的。看他后来奉命讨伐邠宁，一接到朝廷诏旨，便收拢军队返回；凤翔受困时，他孤军深入，不惜战败，足见他平素的本心确实可以得到谅解。唐朝不能对李克用推心置腹，有急难时就求助于他，事情平定后便抛弃他，以至于朱氏的势力日益壮大；然而唐朝灭亡以后，李克用终身没有失去臣节，他的至诚是不能抹杀的。五百年以后有元朝的扩廓，也很像他。世人评论扩廓，说他拥兵自守，天天同各镇争强，虽然屡次有诏书，他仍抗拒不奉行，最终内患纷纷，国势更加窘迫。但元朝末年义军纷纷兴起时，建立功勋的只有扩廓，不辜负元朝的也只有扩廓。元朝人却不信任他，反而被奸邪小人迷惑。开始还犹豫周旋、设法和解，不久便夺取他的兵权，又不久便削夺他的爵位，自己毁掉长城般的将领，这是多么愚蠢啊！唉，河朔三镇是李思齐等人可以引以为戒的前车；王行瑜是孛罗的前车；刘仁恭、李存孝是关保、貊高的前车。上天生出这些人，大概也是要困住英雄、牵制他们的手脚；而这个国家将要灭亡，大概已经无法挽回了。扩廓宁可得罪太子而竭力主持内禅，宁可抵御藩镇外侮而不贪恋宰相职位，这两点几乎具有古代大臣的风范。至于明朝使者三次往返，他最终不予答复；明朝要同他结亲，他也毫不回顾，这是多么刚烈啊！作为一个残余元朝的臣子，扩廓能够这样，其他人即使宽恕他们也是可以的。唉，扩廓在太原失败，在大同陷入危急，流转迁徙到甘肃，最后怀抱未实现的志愿死在边塞。对外看来可以说已经穷困到极点了；然而明太祖仍不能不变色称赞他，这就是公正的舆论。晋开运年间用兵论 晋朝开运年间挑起同契丹的战争，世人都责怪它没有采用桑维翰的意见，最终导致国亡。子全子说：我看桑维翰的意见，不过是谨慎守住旧有盟约，以求苟且安定，这也是庸人的见识。晋高祖取得帝位，本来就是鬼神所厌恶的；上天酝酿了这种毒害，生出一个出帝来继承它。景延广在朝廷内部，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三人在外，杨光远、赵延寿又都是昔日灭亡唐朝的人，如今转过来灭亡晋朝，古今报应之迅速，没有超过这个的。如果从继承父祖事业的人来说，既然不幸我们的祖父有这种污点遗留在前，我继承他的统绪，却让别人世世代代把我当作儿皇帝来畜养，使我弯腰低头、委曲求全，即使黄河变成衣带、泰山磨成砺石，也不敢改变，这种所谓善于继承、善于述守的事情，也一定不会存在。唐高祖向突厥称臣，虽然没有晋朝这样严重，但说到可耻，终究是一样的。唐太宗赫然灭掉突厥，终于替父亲弥补了过失；假使出帝有房玄龄、魏征这样的宰相，有尉迟敬德、李靖这样的将领，就可以俘获耶律德光，犁平西楼的穴居之地。至于桑维翰，把他的意见束之高阁就可以了。因此，开运年间的祸患在于误用人才，而不在于交战。耶律德光的才能远在阿保机之下，而当时中原可以乘虚而入的形势，也不像梁、唐纷乱之际那样。所以后唐明宗因王晏球在中山取得胜利，便接连斩杀契丹使者，耶律德光震慑而不敢行动。述律后又因为东丹的缘故，多次请求和谈却没有成功。即使在开运初年，景延广率十万军队横磨利剑向契丹挑衅，而契丹拖延两年，不敢用一支箭向南进犯，也不能说它没有畏惧晋朝之心。等到杨光远招引它，才决定入侵；而窦仪一句话，李守贞就在马家渡大败契丹，于是同杨光远隔绝。耶律德光在戚城决战，又遭失败，只能眼看杨光远灭亡而不能救援。他们前后报告胜利的将领有：刘知远有秀容之捷、朔州之捷；马全节有北平之捷、定丰之捷；白从晖有衡水之捷；梁进有德州之捷；白从珂有七里烽之捷；孙方谏有狼山之捷；薛可言有齐州之捷；张彦泽有定州之捷、泰州之捷。谁说晋军难以使用？至于阳城之战，几乎擒获耶律德光；在张彦泽狼心未变之时，他也大力宣扬契丹可以被击破的形势。申度夺取桥梁时，耶律德光立即想率军向北撤退，可见他的军纪也很容易对付。所以从白团谷被围时士兵愤怒大喊、请求出战来看，不能说晋军不勇敢。从申度投降时哭声震动原野来看，也不能说晋军不忠诚。当时何必一定要有百战百胜的将领？只要有高行周、符彦卿一类人，已经足以应付；偏偏一定要任用杜重威等人，这是上天要使晋朝如此。大概在出帝时期，形势不可能不交战；以晋高祖的凶悍，尚且要竭尽力量奔走效命，稍有不如意就遭到责备，这种局面本来就难以支撑。假使出帝谨慎地守住原有的成法，即使耗尽中原的力量有所不足，最终也必然灭亡罢了。至于桑维翰想夺取景延广的职位，暗中派人劝说出帝，声称除非桑维翰不可，否则不能制伏契丹、安定天下，这本来就是欺骗君主的话。桑维翰有什么办法制伏契丹？当时制伏契丹，只有交战而已。依桑维翰的意思，不过是把自己当作臣妾来侍奉契丹罢了。史书夸赞桑维翰再次任相，一道命令发出，十五位节度使没有敢违抗的；可是他首先任用杜重威为都招讨使，这场战役正是如此。后来杜重威把镇所托付给别人，擅自入朝，桑维翰才怀疑他而想废掉他，却已经晚了。张魏公说得好：桑维翰始终主张和议，不过是偷取安宁、巩固自己的职位罢了。欧阳修说：即使杜重威等人不背叛晋朝，晋朝也未必不灭亡。这是因为晋高祖开创的事业本来就没有国运根基，又加上出帝年幼昏庸；晋朝不灭亡是不可能的。这是探究根本的论断。明白了这一点，就更可以看出开运年间的祸患并不在于交战；即使交战，也还有不能责怪的地方。这又是评论古人所应当知道的。周世宗论

译周世宗用兵，所向几乎没有敌手。假使上天再给他一些寿命，那么天下统一，本来就不必等到宋太祖赵匡胤兄弟。即使只论削平割据、建立功勋，也应当比宋朝更有光彩，不至于像宋太祖那样多次亲自出征，最终仍不能制服契丹。世人都说周世宗南征北讨的策略出自王朴；依我看，周世宗其实从来没有完全采用王朴的意见，所以他的功业尤其伟大。王朴的意见是：诸国中最容易取得的没有比南唐更容易的，应当先收取它的江北地区，趁胜向下攻取江南，然后完全平定三川、五岭，最后才涉及燕云。周世宗却首先出兵攻打蜀地，随即讨伐南唐。他对蜀地，只削取秦、凤、阶、成便立即停止；对南唐，只削取江北便立即停止，却急忙在三关用兵。他所经营谋划的方向飘忽震荡，使人无法预料。当时孟昶、李煜两个继承君位的人都是庸才，正逢陇右倒戈、淮南割地，乘他们凶弱而进攻，完全可以不必第二次出兵。但周世宗审慎权衡强弱、轻重，却不这样做。当时能够成为中原祸患的没有比契丹更严重的；契丹占据山前、山后的地区，尤其是心腹之患。不仅河东同它互为唇齿，而且还暗中派人出没于南唐、后蜀之间，迷惑中原。幸运的是，耶律德光和耶律兀欲恰好相继死亡，契丹的势力也从中衰落，这是可以取得燕云的时机。周世宗知道各个割据势力中首先应当解决的是燕云，又担心中原有势力从后方窥伺自己，于是先在蜀地用兵，使蜀军连一匹马也不敢越过陇山；接着在南唐用兵，使南唐连一只船桨也不敢渡过淮河；这样我们就可以长驱直入卢龙塞了。燕云既然攻下，后周军队的威势震动天下，各个霸国收敛衣襟前来朝拜，坐着就可以得到。假如先在中原耗尽兵力，契丹反而能够完成防备，北方的事情就未必能够预料。所以周世宗没有这样做。后来宋太祖不能遵循周世宗的策略，急急忙忙把削平各国作为首要事务，把燕云的忧患遗留给宋太宗，却不知道宋太宗的才能不足以办成此事。王朴说，各方既然平定，燕云一定会望风归附；如果不这样，也可以席卷而平定。可是他的话最终没有应验。后来发展到澶渊之战而开始缴纳岁币，宣和以后又发生兵祸，那么周世宗的见识确实高明。我曾经说，宋朝开国没有武功，先不说契丹，一遇到西夏就不能制服。它吞并的，都是已经将要灭亡的国家。宋太宗想攻伐契丹，赵普本来极力劝谏；等到出兵没有成功，赵普便夸耀自己的先见。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燕云就一定不应当再失去。假使周世宗没有死，或许可以做到吧。他攻下关南时，南面进军固安，契丹睡王部落收拾行装、停马观望，见到周军的尘土便想逃走。即使像唐庄宗那样善于作战的人，也没有取得过这样的大志。是上天还没有厌弃乱世吗？还是宋朝诸位皇帝的不幸呢？宋澶渊亲征论 明代括苍人王交山著文，竭力指责寇莱公在澶渊之役中的做法，认为天子对外设置诸侯作为边疆屏障，对内设置宰臣作为辅佐，天子只须垂衣拱手而治理天下；边疆发生战事，诸侯应当竭尽力量，朝廷不得安宁，宰相应当承担责任。如果一定要天子亲自出征，那么还要这些宰相做什么？幸而契丹请求议和，皇帝车驾平安向南而行；假如途中失去控制，不仅河北会沦为敌境，天下大事也将完了。寇莱公即使被远远贬谪，又能对国家有什么补救？子全子说：“这种议论，明代人多采纳它，大概是因为对英宗北狩一事有所警惕，因而相信了它。”即使如此，这两件事本来就不能相提并论。凭寇莱公的忠心，难道不知道天子不能轻易出行吗？只是这次行动实在是迫不得已。当时契丹横行无忌，宋朝的衰弱也已经到了极点。以一个疆域完整、国力强盛的天下来说，即使鞭笞四方异族，也应当绰绰有余；可是敌军锋芒一到黄河边，竟有重臣惊慌失措，请求皇帝幸临成都的，也有请求幸临金陵的。推究实情、评论事势，就可以知道宋朝没有能够制胜的将领，也没有能够运筹帷幄的宰相。所能依靠的，只有寇莱公。凭寇莱公的才能，声势赫赫地整顿大军，出兵迎击契丹，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而他一定要奉天子出征，大概是因为王钦若一类人实在可怕。寇莱公在朝廷时，尚且要费尽口舌同他们争辩，甚至把他们调出京城到天雄，事情才得以实行。假使王钦若留在中央，那么即使军队出了国门，第二天也会有人从中牵制；这样寇莱公不但不能成为裴度，反而会成为李纲。所以反复思量，只有挟持天子亲自出征，六军才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些喋喋不休、搬弄是非的人才无从插手；同时又足以振奋士气，使敌人胆寒。不仅能振奋士气，也能使天子亲自走进军阵，知道敌人是可以抵御的，并且恍然明白那些一听到风声就请求迁都的人是可以斩杀的。这样一来，一举之间，各方面的准备都更加完备了。从此契丹果然也被天子的神威武略震慑，不再侵犯边境。寇莱公善于谋划，到了什么程度啊！大概寇莱公用来遏制敌寇的谋略，早已在心中明白，只不过借助天子来堵住众人的议论；他所充实的志向，正是想制定百年大计，给契丹以沉重打击。这当然不是抱着孤注一掷观点的人所能理解的。至于明代的事情，则与此不是同一类。统率军队出征的人，谁是寇莱公那样的人？掌管皇帝侍卫的人，谁是高武烈王那样的人？王振竭力排斥众议，一定要皇帝亲自出征，大概只是想让车驾经过他的第一镇而成为自己的荣耀。他的见识如此，怎么能不把事情办坏呢？寇莱公本来只是一个书生罢了，在千军万马、红白旗帜交错的战场上，却还能同杨大年若无其事地饮酒下棋；这并不是他毫无谋算而故意装作无所畏惧。拿这一点去同明代的事情相比，就是所谓不明事实而妄加评论了。○论曲端

译《宋史》的史臣为曲端立传时，想寻找一两件卓越而值得记载的功劳，却寂寥无所获；反复记载的，只是他跋扈、逃跑的情状罢了。然而史臣还认为张魏公杀曲端是无罪而杀，并说南宋不能振兴的原因，是从杀曲端开始的，这实在是不知道这种说法根据何在。子全子说：我仔细观察曲端的为人，他也稍有懂得用兵、预料敌情的长处，但刚愎自用而不仁厚，嫉妒刻薄而自以为是，尤其不喜欢同僚建立功名，甚至不顾国家有急难。这就是他屡次起用、屡次失败，最终因此丧命的原因。起初宗泽任命他为经略时，当时关陇六路虽然已经接近强敌，但各地义兵遍布，民心还没有背弃宋朝。曲端任职以来，声望微不足道，却一心想吞并各军，而且性情又怯于作战。娄室从龙门渡过河曲时已经逃走，郑骧已经战死，王燮已经溃败，唐重已经战死，同州两次被攻破、两次失败，曲端却没有派一兵一卒前往救援，反而让张严在凤翔误入险境，致使他载着尸体回来，这是第一项罪；擅自杀死刘延亮，这是第二项罪；听说凤翔、长安正在商议恢复，便想妨碍他们的功劳，擅自杀死凤翔将领刘彦希，这是第三项罪；又杀死长安将领张宗，这是第四项罪；王庶统制六路军队，曲端不接受命令，公原之战时却飞书阻止各路将领会兵，自己在淳化逍遥自在，这是第五项罪。金军渡过黄河后，他解散渭南义兵，这是第六项罪；席贡率军同王庶会合，曲端又加以阻拦，这是第七项罪；延安危急时，他不去救援王庶，王庶前来投奔，反而夺取他的符印并谋杀他，这是第八项罪；派部将兼并王燮的军队，这是第九项罪；兼任鄜州统帅却不去救援，这是第十项罪。其间只有清泥岭的一次胜利，而那又是吴玠的功劳。这样看来，曲端使关陇的战事败坏到四分五裂、无法支撑，实在是祸首，但当时却没有人能够追究他。等到张魏公以中枢大臣身份开府，倚重这位宿将，而朝廷中又颇因他过去的事情有所疑虑时，张魏公竟以全家百口担保他，于是有了都统制的任命。他替曲端洗刷罪名，已经做到极点了。然而李产仙困守陕州时，曲端不去救援；吴玠在彭原作战时，曲端也不去救援；这些事情都是幕府檄文催促他，他却拖延不至，任凭他们或死或败，情形同过去一样。臣子的气节到了这种地步，可以说已经完全没有人心了。假如按照司马穰苴的军法来论处，擅自杀人当然应杀，违反军纪也应杀，怠慢命令当然应杀，辜负恩义也应杀；曲端究竟还有什么值得为他平反的地方呢？我又听说，在筑坛拜曲端为将的那天，张魏公询问作战方略，曲端说：“现在有兵八十万，必须先杀掉一半，才能得到其中一半的效用。”（见周氏《涉笔》）如果这话属实，那么即使把他在杜邮杀死，也不足以遮盖他的罪过。然而世人之所以替曲端申诉冤屈，是因为富平之战中曲端所说的话恰好应验了。当张魏公将要出兵时，曲端说，把各路军队仓促集合起来大举出动，不如派偏师轮番出击，骚扰敌人；这确实是兵法。但张魏公这次行动另有苦心，不能只按成败来评论。当时行在失守，皇帝车驾漂泊，镇江之战虽足以使兀术胆寒，但淮上的军队还滞留未退。张魏公担心敌人再次渡江，于是大举出兵，从同州、华州、鄜州、延州出击，捣袭敌人空虚之处，兀术果然从六合向西行军援救陕西。刘子羽、王彦都曾劝阻。张魏公认为东南形势危急，不得不这样出兵。这番话，是抱着拿起武器保卫国家的心情说的；仿佛可以看见，虽然川陕受挫，东南却因此得以高枕无忧。 《中兴圣政记》认为，张魏公并非不知道五路军队将领之间尚未协调，也并非不知道三年养精蓄锐的期限还没有满，而是忧虑皇帝车驾的踪迹受到威胁。这样看来，诸将的意见只是评论事势的一般说法，哪里知道元老大臣忧虑焦急、冒险亲自处理这件事，本来另有原因呢？至于史家说张魏公曾经假造曲端的旗帜来恐吓敌人，更是荒谬诬妄到了极点。娄室凭孤军在三辅地区肆意行动，从未被曲端挫败过一次，那么曲端的旗帜本来就不足以壮大我军、寒敌人之心。假如敌人果真害怕曲端，那么富平之战时曲端本来以转运使身份在军中，娄室却并不害怕他。此后在和尚原三次交战，在箭筈关一次交战，在仙人关一次交战，都是吴玠的功劳；在金州两次交战，都是王产的功劳；在饶风关一次交战，则是吴玠、王产两军合力。两位将领都是能抵挡万人之敌的人，谁肯冒用曲端的名义呢？这不过是野史附会的说法，而续写《资治通鉴》的人没有见识，竟把它采录进去。晋鄙的门客制造谣言，信陵君本来也不值得因此受到责问。再说，李光弼任朔方节度使时，杀了张用；余玠镇守四川时，杀了王夔。自古名将治军严明，从来没有不惩治强悍将领而能够希望成就大事的。我认为张魏公一到任，就应当公开曲端的罪行，在三军面前处死他，以表明不听命令的惩罚。可是他却没有采取这个办法，还想收取曲端晚年的功效。我知道曲端不可能有所作为。等到曲端被杀时，张魏公以幕府的名义处置一个部将，不能写出与其罪行相称的判决，却在区区文字之间诬称他有所指斥，又给他安上谋反的罪名，把部下张中孚、赵彬叛变的责任也归到他头上；这些罪名，是曲端所不能承受的。追究罪行却定罪不当，反而给死者留下可以辩解的理由，这就是张魏公和王庶的过失。吴玠对此也有过错。《圣政记》说：“曲端死后，当时颇有人为他惋惜。但议论者说，曲端如果不死，一旦得志，就会发泄旧日怨恨；只要他一动脚，秦、蜀就不再属于朝廷，即使杀掉他也是可以的。”这说明当时确实有诛杀曲端的理由。唉！张魏公的精诚忠心足以贯日，但才能有所不足，所以屡次举荐、屡次失败。他在陕中受到诽谤，是因为曲端；在淮上受到诽谤，是因为刘光世。若不杀曲端，陕中的军令就不能严肃；若不罢免刘光世，淮上的军气就不能振作。即使有才能比张魏公强十倍的人，也无法取得成功。陕中的失败，是因为轻视敌人；淮上的失败，是因为用错了人。这就是才能不足。明代人疏于考察古事，拾取《宋史》的残余说法，极力诋毁张魏公，甚至把曲端同岳飞相比，真是愚昧妄诞之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论刘锜

译刘太尉晚年抵御完颜亮而没有取得功劳，世人多有非议。有人说他有宽宏气度而没有卓越谋略，有人说他拘泥于顺昌之战的胜利，有人说他任用侄子；这些说法都是虞允文一类人制造的诽谤，实际并不是这样。正隆年间金军入侵，声势虽然强盛，但完颜亮的才能不能同兀术相比。淮东出兵时，他把全军交付给刘太尉，也不能同顺昌之战的五千人相比。刘太尉能够在顺昌击败兀术，却不能保全淮东，这本来就是世人所不能相信的事。然而当时导致失败的原因不止一个：和议已经延续很久，军士松弛，不能使用，这是第一；各位宿将都已死去，剩下的人中没有可以同他共同建立功名的；顺昌之战只需守住一座城，刘太尉一人足以办到，而到了淮东却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这是第二；朝廷原先就没有作战意图，仓促之间才谋划出兵，这是第三；再加上刘太尉又生病，所以不能建立功劳。而且这件事的前后原委还不止这些。完颜亮刚出兵时，遍问诸将，没有人敢担当抵御刘太尉的任务，于是他说：“我亲自来对付他。”等到刘太尉出兵淮东，完颜亮反而率大军从淮西出动，刘太尉遇到的只是他的偏军。当时淮西迎战敌人的是王权，王权一见敌军声势便逃走，完颜亮于是到达采石，想渡过长江。刘太尉当时正在淮东同敌人相持，尚未决出胜负，而江上的形势已经危急；中枢每天都发符文催促他回军保卫长江，于是他不得不撤回，经过盱眙、江都到达瓜步。由于中枢的符文天天到达，刘太尉本来并没有战败。假如王权稍微能够守住淮西二十天，刘太尉就可以不回来，而完颜亮也会死在那里。刘太尉既然已经返回淮东，失误在于朝廷自身，不能把过错推给刘太尉。我听说刘太尉当初渡江北上时已经生病，每天只吃脱粟饭；宫中使者带医生前来，他叹息说：“我本来没有病，只是因为国家边疆的战事，朝廷一定不肯先发制人，以至于事情败坏，我忧愤到这个地步。”宫中使者于是转述今后一定不再受中枢牵制的旨意，刘太尉立即惊起，准备上奏请求建立大将旗鼓，前往盱眙，并对诸将说：“各位的坟墓在北方，应当准备祭扫之礼；这次出行，应当为各位建立功勋、树立节旄。”到达后，他同金军隔岸相对，每天没有不交战的。来此的宫中使者见敌势强盛，都震惊恐惧，刘太尉说：“只有以死报国罢了。”他的气概就是这样雄壮。等到退到瓜步，他还派人从京口把家属接来，准备拼死守卫；可是中枢催促得更加急迫，刘太尉的病也更加严重，只能由两个人搀扶，坐在肩舆中，精神面容十分憔悴；他的儿子没有马，便让人背着他。然而他还安慰告诫居民，说大军在江北，完全可以不必忧虑，不须惊慌。唉，这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读史读到这里，还想跟着去议论他，那就再没有人心了。至于虞允文、杨林的胜利，夸张得太过分了。我以《中兴遗史》考察此事：这一天完颜亮派五百人驾驶十七艘船在江上试航，虞允文用十艘船将他们击败；那么捷报中所说的“杀贼无算”，就是虚妄的。完颜亮第二天放弃采石而奔向瓜步，难道也是因为虞允文的胜利吗？大概完颜亮一向害怕刘太尉的军队，等听说刘太尉因病退兵，而瓜步已经攻下，于是便打算合并兵力继续进军，并不是因为战败而逃走。当时李显忠还没有到达，杨林取得小胜，不能说没有功劳。但完颜亮的军队正极其强盛，怎么肯因为五百人的挫败就突然逃走？假使完颜亮第二天没有离开，金军终于渡江，不知道虞允文将如何应付。只是恰好事情对虞允文有利，他便顺势夸大此事，还说刘太尉听到后自称惭愧而死，岂不是太过分了吗？况且假如完颜亮没有死，又从瓜步临江而下，不知道虞允文将如何应付。可是那些道听途说的人凭借虚假的声势谈论史事，妄加褒贬，这能相信吗？虞允文凭这次胜利做到了宰相。等到他已经任相，也曾提出经营关陕的计划，最终却没有取得一寸一尺的功劳，难道不是拘泥于杨林之战的胜利吗？既然如此，又怎么能凭这件事讥讽刘太尉呢？古今所称的奇特大捷，有赤壁之战，有淝水之战，杨林之战绝不能同它们相提并论。却想借它来压倒刘太尉，真是没有见识的人。○论谢上蔡应城之事 胡文定公任湖北提举时，谢上蔡任应城县知县，胡文定因此从杨文靖公那里求得书信，前往拜见。到了湖北后，他先派人送去书信；不久进入应城县境，谢上蔡却没有出迎，吏民都很惊讶，认为知县怎么敢怠慢监司。胡文定径直依照后辈拜见前辈的礼节入内拜谒。我认为胡文定这样自处是对的；至于谢上蔡，则是拘守师道而做得过分了。监司，是天子用来临察所属官吏的人。假如谢上蔡不是知县，那么即使闭门不出也可以；平民对于显贵，在身份关系上本来互不相干，以道义自重，当然不必因为监司而屈服。但既然做了知县，就是监司的属吏；并不是监司可以把我当作属吏，而是天子把我交给监司管理。监司向知县询问道理，属于私人交往；知县向监司行礼，则是通常的恭敬。因此，监司可以忘记自己的尊贵，而知县却不能自恃学问而傲慢。朱子却说，谢上蔡既然已经收到书信，自己也很难出迎，这是什么话？知县迎接监司，并不一定会降低知县的学问地位，而是为了尊重天子所任命的监司。杨文元公在嘉定年间任温州知州时，有一位世交的儿子奉使来到州郡，负责巡察。杨文元按照天使的礼节出城迎接；使者因为是父亲的旧交，便从小路进入州府，来到宾客的位置。杨文元听说后，不敢进入，双方往来传话数次；客人坚决推辞，主人坚持邀请，最终以宾主之礼相见。当时人认为双方都合乎各自的礼节。把这件事同谢上蔡的事情相比，虽然不是同一类，但由此事悟到彼事，本来就有可以互相贯通的地方。有人说：谢上蔡大概是感慨师道没有确立，所以抗拒古代义理而这样做。然而我看胡文定同谢上蔡交往以后，虽然从他那里得到的学问很多，究竟却从未列入谢上蔡的弟子之中。既然如此，谢上蔡把自己置于老师的地位，岸然自居而不履行属吏拜见监司的礼仪，按照礼法衡量，似乎仍有不妥。朱子说谢上蔡天资很高，凡是这种情况，大概也是贤者、智者的过失吧？即使如此，如今又哪里能找到像胡文定这样的人，担心自己会重犯谢上蔡的过失呢？这就是我说得太多了。○论明毅宗南迁 崇祯甲申年发生灾难时，遗臣和故老纷纷叹息南迁的建议没有实行，而李明睿竟伪造请求南迁的奏疏来夸耀自己。我不认为这是对的，于是写了《明毅宗南迁论》。

译不必问天子是否可以迁都巡幸，只应当问迁都巡幸是否能够取得成效。天子是四方的主人，无论到哪里都是自己的土地；这是就平日的迁都巡幸而言。若干戈已经逼近京师，却抛弃京师离去，九庙的钟虡、列祖的法物，难道可以任凭它们存亡吗？所以坚持死守的主张，等待各地勤王之师到来，也是正确的。然而事情如果万不得已，那么与其一同灭亡，不如暂时迁都巡幸，以谋求兴复；四方也会谅解我们的苦衷，不会立即认为这是错误的。唯独明毅宗的事情又不是这样。毅宗在位时，文臣如范、倪，武臣如刘、巩，都没有丝毫实权，只能以死来表明自己的操守。而掌管禁卫军的李国桢、宦官曹化淳等，能够护卫皇帝、捍卫疆土而无所畏惧吗？假如采用冯抚军元扬的策略，从海路出行，那么抚军转眼之间就会被部下夺去全部兵权，只能独自向南逃走。冯抚军忠厚有余，但没有应变的才能，何况还要在风涛之中行动呢？假如走陆路，那么山东的大将就是刘泽清，他的跋扈已经不是一天了。唉！在这种时候谋划迁都巡幸，不仅没有郭子仪一类的人，也连李怀光这样的人都没有。不仅没有杨复光一类的人，也连高力士这样的人都没有。假如贸然出行，要么成为苻坚困于五将山中的前车之鉴，要么就是福王的前车之鉴。以毅宗那样刚强的性格，怎么肯让自己陷入不可测的境地？这样做不但不能取得成效，反而会增加耻辱吗？毅宗之所以能够不受辱，只是因为他对事势反复筹划，极其审慎，所以决定以死相守，唯恐死得太晚。有人说：那么宋朝靖康年间的事情又该怎样解释呢？我说：宋朝同明朝不同。靖康年间被围时，李忠定、种忠宪的谋略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施行，敌人就已经退去了。假如按照李、种二人的谋略行事，敌人本来就不敢再次到来；即使不采用他们的谋略而再次招来敌人，只要李忠定没有被远远贬斥、种忠宪没有死，仍然可以重新任用他们来抵御。只是把国事交给何樐一类人，所以才灭亡。假使靖康时远远避开，无论到长安，还是到襄邓，谋划国事的人无能，难道能使金人不来吗？建炎年间远逃，甚至逃到海上，却不能使敌人退兵，为什么呢？这样看来，李忠定坚持固守的主张，他的见识是高明的。有人提出固守不对的观点，甚至在景泰年间的事情上赞成徐有贞而反对于谦，不是太荒谬了吗？大概毅宗虽然想迁都，却是实际上无法迁都。《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八，鄞人全祖望，字绍衣。论（三） ○论汉代经学家 有人问我说：“汉代的经学家很多，评论者说他们大多只明白章句训诂，却没有得到圣贤的大道，所以除董仲舒、刘向以外，儒者没有值得称道的；程子稍微取法于毛苌，这样算来不过三个人罢了。”我说：“这是什么话？汉代人正值儒学衰微昏暗的时候，尚未达到精纯的程度，这种情况确实有。然而从文帝、景帝以后，有的人以长期积累的德行和崇高声望而受到当时重视，有的人因为通晓经世事务而被任用，有的人凭大节，有的人凭清名；这些优点多出自经学家之中。您大概还不知道这些。汉朝兴起后，张苍首先制定律历（他是荀子一派的人，研究《左氏》）；贾生通晓礼乐，明白王道（跟随张苍学习《左氏》）；文翁兴办学校（本传说他通晓《春秋》，但没有列入《儒林传》）；丁宽辅佐梁孝王，带兵抵御吴国（研究《易》）；申培当面驳斥武帝，认为治理国家不在于多言（传《鲁诗》）；辕固斥责公孙丞相以曲解经义迎合世俗（传《齐诗》）；韩婴议论事情条理分明，即使董仲舒也难以驳倒他（传《韩诗》）；胡毋生则被董仲舒著书称赞他的德行（传《公羊》）；儿宽温厚高雅而有余裕（传《尚书》）；王吉在昌邑王府中很有声名（通晓五经，兼传驺氏之学）；他的儿子王骏做御史大夫而有名望（传《易》）；他的孙子王崇能够洁身自守、避开王莽，难道不是世代传承这种学问的人吗？” 龚遂刚毅（未列入《儒林传》，但本传记载他明晓经学）；大夏侯敢于直言（传《尚书》）；魏相实际平定了霍氏之乱（研究《易》，未列入《儒林传》，但本传有记载）；盖宽饶刚正（传《韩诗》《易》）；严彭祖不肯屈身求取宰相之位（传《公羊》）；欧阳地余不肯接受赙赠，以免损害廉洁（传《尚书》）；召信臣和乐宽厚（未列入《儒林传》，但本传说他明经）；于定国宽厚仁慈（本传只说他通晓《春秋》）；萧望之堂堂正正，堪为国家重臣（传《齐诗》《鲁论》）；薛广德敢于犯颜直谏，阻止皇帝车驾（传《鲁诗》）；郑宽中才华俊秀（传《尚书》）；疏广知道适可而止、知足（传《公羊》）；韦贤守持正道，稳重持重（传《鲁诗》）；他的儿子韦元成能够谦让爵位，朱云在朝廷上当面斥责张禹（传《易》，本传也有记载，但未列入《儒林传》）；平当不羡慕侯爵封赏（传《尚书》）；王嘉仅次于萧望之（本传只说他明经，未列入《儒林传》）；丁傅、王氏作乱时，何武（传《易》，未列入《儒林传》，但本传有记载）、师丹（传《齐诗》）、彭宣（传《易》《论语》）、龚胜（传《尚书》）、鲍宣（传《尚书》），都是中流砥柱；龚舍清白自守，早早离去（传《鲁诗》）；梅福的风节尤其高尚（传《谷梁》）；邴丹享有清名，修养心志，自我砥砺（传《易》）；冯野王兄弟各自专治一经，起初被王凤嫉恨，最后死于新莽时期（冯野王传《诗》，冯逡传《易》，冯立传《春秋》，冯参传《尚书》，都见本传）。经学家同国家始终相伴，情形就是如此，难道不能说是盛况吗？”},{ 传授和接受的学问既然多了，也确实不能没有主父偃、匡衡、张禹、五鹿充宗、孔光、马宫这一类人。不过，诸位使汉代增色，这就已经足够了。至于路温舒、王式、黄霸、张敞、孙宝，则稍次一等。我不再一一详述。唐代孔颖达、陆德明两位经学家的优劣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