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六鄞全祖望绍衣

译我的朋友仁和丁君敬身，是当今的隐逸君子。他年轻时不喜欢研习举子业，却沉浸、钻研古人的书籍。但他家境非常贫困，父母二亲年纪都已很大。敬身本来住在郊外，每天卖米来供养父母，左手拿着锅、量米的斗，右手夹着书。门外的鞋子中，一半是来请教文字的，一半是来买米的。我开玩笑对他说：“从前宛陵先生说，庐陵人本来想成为昌黎，却把我当作孟郊。如今诸公多错误地推许我为竹垞，那么就请您屈尊做周篔吧。”敬身说：“谨依照约定，只是我所著《西湖金石文字录》需要您为它作序。”敬身最留心史事，曾引用《集古录序》的话，认为残碑断碣常常足以订正史书传记的缺漏和错误，并不只是因为文字书法精美，才在书斋中随意玩赏。他所居住的地方正好在旧都，常常拄杖带着干粮，独自游入空山，经过一座古寺、一处荒墓，就在其中盘桓，只要稍有所得，就像装载七宝后回去一样。从南宋二百年以来，帝王亲戚的营建，将相的居停，文人侠客的寄寓，凡是我们考据而未能详知的，拿去询问敬身，他总是欣然打开箱子，旁征曲证，说得像放在手掌中一样清楚。我曾说《宋史》自南渡以后记载最为简略，得到敬身的录本，补充的内容很多。西湖四山之中，有许多地方是游人从未到过的。一天，敬身在南北两峰之间奔走，径直进入深处，正在摩拓金石，忽然有一只老虎擦着肩膀经过，山人踉跄奔散，敬身却不知道。白天事务已经很多，到了半夜便亲手抄录。十年之间，这部书收集完毕，笺疏确凿，可是还没有有力量的人把它刊刻流传于世。唉，后世士人不爱好古代，有时即使有人爱好古代，却又没有力量实现自己的志愿。熹平年间刚开始刻石经，六朝的牧伯却拿它来作柱础，又何况其他金石呢？敬身以一个平民身份在湖山间奔走，爬梳搜集金石材料，虽然这部书只限于一个地方，但它的内容关系到一个时代，不是很伟大吗？因此我开玩笑对敬身说：“周篔不过是个词人，不如您的这部书必定能够流传。”敬身说：“那么尤其要依赖您的文章来为它增光。”我虽然惭愧，不敢承当，却也不敢推辞，于是作《西湖金石文字录序》。《厉太鸿湖船录》序 雍正已酉年，我的朋友厉二太鸿在扬州与我相遇，把他编纂的《湖船录》给我看，并且让我在卷首写几句话。这一年，我进入京师，向东登临碣石观看大海。辛亥年，我南下时，太鸿正卧病在床，不能握手相见。第二年我又北上，转眼过了五年，偶然到唐丈南轩的座上，正好看到太鸿的书，不禁触动了当年在平山作序的约定，于是提笔写文寄给他。西湖是唐宋以来帝王的都邑，举目所见全是古迹。太鸿搜集金石遗文，足以考证史传；访求池台亭榭的旧事，足以补充志书史乘。他却偏偏对兰桨桂棹之间的事情十分用心，繁多地列举并琐细地加以记载。有人认为这是骚人的旧习，是学士的闲情。即便如此，太鸿的志趣本来并不止于此。江南的美景，西湖确实超过广陵、平江。至于高吕作乱时，法云、山光等寺院成为废墟；淮张割据时，虎邱也遭到筑城。唯独西湖自开辟以来，从未有血流成瀑、鬼魂作风之类的灾警，画舫笙歌不受震动，这本来就是浮家泛宅之人不能不视为福地的地方。然而时逢雍正太平年间，人民丰足安乐，彼此征歌选舞，尽情享受优美的情趣。泛舟赏桃花可以除去不祥，投放楝树叶可以观看竞渡。妖艳的女子操舟，歌儿划桨，唱着《河女》，应和着《竹枝》。在这个时候，鹿头、燕尾等船也都匆忙往来，船夫的声价也都大为显赫。若时运稍有衰落，冶游便渐渐散漫，破败的船只寂寥冷落，姑且作为不时之需。即使有行吟的客人，面容憔悴地来到这里，面对落日荒江，也不觉使景色减色。因此李文叔记载洛阳名园，用来验证中州的盛衰；魏鹤山说花木如同人的气息，足以征验百姓生活是否安乐，这大概就是太鸿的志趣吧。唉，太鸿凭借凌云的才华，十年都没有登上计车，穿着荷衣、戴着槲笠，流连于摇碧之斋、不系之园；而我历经陆路风尘，没有片刻安宁。太鸿看到这篇文章，难道能不触动对劳苦之人的感念吗？《王右丞诗笺》序 我的朋友仁和赵君松谷来到京城，拿出他为王右丞全集所作的笺注给我看。它汇集群书，删去浮华枝叶，真是既广博又精审。年代越来越远，各种说法纷纭。李嘉佑根本没有“白鹭黄鹂”这样的诗句，却有人妄称王右丞抄袭了他。假如不是晁子止加以辨明，那种道听途说的谬论哪里会有尽头？这还只是小事。右丞以超脱尘世的高尚情致，却受到伪朝命官的污辱，直到今天对他的遗议仍未停止。松谷替他洗雪沉冤，他的说法平正公允，足以和眉山为王安石辨雪相提并论。只是我认为，当时天子进入蜀地，东宫在朔方起兵，右丞没有死，大概也是想趁机脱身，前往行在。谁知借口有病而没有成功，反而遭到拘禁？这正是烈士对于委曲周旋之举应当引以为戒的地方。即便如此，右丞的风骨志趣高雅，绝不是尘世中的人物，所以我仍相信他的晚节可以得到宽宥。如果一个人不如右丞，却想在一生遭遇波折之后，借口古人、山妖水怪来反过来诉说自己飞腾不得志的不幸，这就是论说世事的人所不能宽容的了。把我的这些话保存下来，未必不能和松谷的宗旨相互发明。即使从右丞的禅悦来说，古松、紫竹都属于唐人佞佛的习气，但右丞的品格尤其接近这一趣味。如果他的弟弟夏卿把华子冈、孟城坳的幽静景致移来，用来施舍给寺庙，难道可以说他不善于学习吗？这些都是右丞一生的大概，也是谈论诗歌的人应当知道的。我因松谷索要序文，便一并提到这些。《史雪汀注李长吉诗》序 世间传说荆公读昌谷的诗，曾讥讽《雁门太守行》中的用语；蔡寛夫在《诗说》中辨析此事，认为这是不懂诗的人说的话，必定不是荆公的意见，但一直没有明确证据。近来偶然想起《临川集》中的古风、集句《送吴显道》一篇，其中有“滕王高阁临江渚，东边日出西边雨”两句。荆公曾取用过这两句，那么世间流传的说法，实在只是老头巾式的附会罢了。我的朋友史雪汀为《昌谷诗》作注，嘱托我写序，我把这件事写下，附在卷末。雍正癸卯正月望日。《宋诗纪事》序

译厉征士樊榭拿他所著的一百卷《宋诗纪事》请我作序。樊榭所见到的宋人诗集，在同辈人中最多；他又从诗话、画录、山经、地志、说部中搜求材料，即使那些人没有完整的作品，也把他们零星的片言只句收集起来，使其得以流传。这种辑录积累的功夫，是十年来宋诗研究的开端。杨、刘诸公最为著名，就是所谓西昆体。评论者多有贬低之辞，但真正洗去西昆旧习的是欧阳公；而欧阳公又未尝不推重佩服杨、刘，这就像草堂推重王勃、骆宾王一样，由此才知道前辈的虚心。庆历以后，欧、梅、苏、王几位相继出现，宋诗为之一变。坡公的雄放、荆公的工整精炼同时兴起，声名显著；涪翁以峭拔奇崛的调子努力追赶草堂，所谓江西派与之应和最为兴盛，宋诗又发生一次变化。建炎以后，东夫的瘦硬、诚斋的生涩、放翁的轻快圆熟、石湖的精致，四面同时展开；于是永嘉的徐、赵诸公用清虚便捷的格调作诗，受到水心的赏识，这就是四灵派，宋诗又发生一次变化。嘉定以后，《江湖小集》盛行，其中多是四灵派的同类。到了宋朝灭亡，方、谢等人相继写出急迫危苦的声音，宋诗又发生一次变化。大概这三百五十年间，诗坛人才交替出现，正如晋、楚轮流主持齐国会盟一样，文风都随着作者而变化，但终究没有谁能完全遮掩谁。然而诗道大概在于性情灵性的流露，并不能说大家的笔墨都可以流传。触景遇物，心有所会，距离真意并不远，脱口而出便成为名句，这不是那些只谈门户的人所能完全概括的。樊榭编这部书，大概是有意搜罗散佚废坠的作品，所以汇集时唯恐有所遗漏，正是要说明诗歌中有得于《风》《雅》遗意的作品，应该旁搜远取，并不一定都出自大家；同时又可以凭诗作使作者本人得以流传，不至于同草木一起腐朽，这也是表彰诗人的功德所在。他已经分别为各人写了小传，使人知道他们的姓氏、居里、爵位和世系，又采录前人的诗话附在后面，其中有足以补充史书缺漏的，难道不是文艺领域的津梁吗？而作者的用心也真是苦了。我在《永乐大典》中看到宋人的文集有一百几十家当世已经失传，樊榭听说后大为高兴，立即寄信让我抄录下来，以补足他编书的不足。我已经答应了他，但随后被贬离京，事情或许还要等待时日，姑且先让这部书流传于世。《汤侍郎集》序 前吏部侍郎西厓汤公以诗名闻天下四十多年，他的《怀清堂集》生前来不及编次，死后门生王雪子搜集整理，得到二十卷。后来汤氏后人家道衰落，遗书散失，连这部集子也被人骗取占有。前浙江巡抚、吏部侍郎昆圃黄公罢官后寄居吴中，听说此事惆怅叹惋，设法追查，终于找回，又归还汤氏，抄录副本藏在家中，并命我写在卷首。我听说侍郎任掌科时，出任河南学政，清贫自守，无人能比，河南士人至今还异口同声称颂他的廉洁。后来入朝任少宰，在槐棘之间周旋，声名反而比以前降低。有人说，侍郎凭二十年的崇高声望，深受圣祖宠信；细看他的晚节，不能说没有可惭愧之处。又有人说，侍郎晚年多病，门下旧日弟子因为他承受皇帝的宠眷深厚，暗中借此经营自己的私利。唉，大臣晚年的处境最难保全，一旦有了疏忽，即使有百张嘴也无法为自己洗雪；即使想替他辨白开脱，最终又怎能逃脱责备呢？这可以作为君子在困厄时守节的警戒。尽管如此，若论本朝诗坛的宿老，百年来天下共同倾心的，没有谁超过新城；若论我们浙江共同敛衽敬仰的，没有谁超过秀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除了这两家，没有谁在侍郎之前。这不是一个人的私言，而是天下人的公论。昆圃前辈说得好：“侍郎的功勋、声望和操守行为，日后国史自有定论，我们不必深究。但平心而论，若说他不是文苑的巨擘、词人的杰出人物，实在无法令人相信。那么，任凭他的平生著述流落散失，难道不是后死者的惭愧吗？羊叔子自己高明便罢了，又关别人什么事？这只是木强无情的话，不可以拿来作为准则。”当时座上的客人听到这些话，都共同欷歔叹息，忧伤了很久。我又听说，侍郎提拔后辈，也有别人无法比及之处。庚子年，乡里厉征君樊榭带着贡士车北上，侍郎观看他的诗作，十分赞赏，设酒殷勤款待，因而扫净床榻，想请他住到官邸中。樊榭为人孤僻，第二天早晨便匆忙收拾行装，不辞而归。谈论此事的人既佩服侍郎礼贤下士，也称许樊榭不借助他人的声势。唉，侍郎当日奔走于幕府中的人多如云，小人物和寒士有的因为得不到提携接引而遗憾。侍郎一死，坟土还未干，空荡的庭院已经可以张网捕雀，大概是因为曾经承受过他的庇护之恩。官位到了独坐一省的高位，却冷漠地把他的子弟看作路人，只有昆圃因为共同偏爱骚雅之学，和雪子、樊榭以及我几人相互留连叹息，在空堂相对，手执书卷徘徊，这实在令人长叹。《杨企山文集》序

译同年杨编修企山，和我有七年没有见面，癸亥年冬天在江都相遇，他拿出诗、古文、词若干卷，请我为之作序。我从前曾和临川李丈穆堂几次谈论词苑掌故：百年以来，一门之中祖孙父子相继在翰林、詹事府和诸馆局任职的，天下不过十家。江南以武进杨氏为第一，其次是溧阳史氏、桐城张氏、常熟蒋氏、长洲韩氏；浙江则有钱唐徐氏、归安严氏和沈氏；直隶则有静海励氏。近来江南又有长洲缪氏，除此之外就没有了。杨氏一门四代共有七人，其中登一甲的有两人，尤其少见。可是，今世词苑中凭借资历门第自负，自明代开始；而词苑文章受到讥评，也自明代开始。洪武、永乐以后，东里、蒙泉、西崖、守溪、匏庵、圭峰诸公，质实而有文采，完全承袭高祖曾祖的规矩。再往后，文风渐渐衰落。荆川、大洲、南沙不过几个人，后来词苑的作品，几乎不再被通人达士阅览。澹园、石篑想成为文坛中流的砥柱，但才力不足以和古人相提并论；苍霞、黄离，具有从容大雅的声调，但学问根柢稍浅。鸿宝、石斋因学问品行受到推重，却不够醇厚；蒙叟竭力追摹唐宋八大家，却受累于排比铺陈。这就是词苑文章的艰难。由此才知道，徒然承受清华馆阁之选的人，已经很多了。本朝歌颂太平盛世，诸位老前辈以文章著名于世的人很多。我出生得晚，所能见到的似乎已经少而且衰弱。继望溪、石源、穆堂之后，能把经学、史学发为文章的，农先学士就是其中一人。企山亲自接受学士的教诲，涵泳浸润、酝酿积累，大概已经多年；他不会被世俗文章淹没，而能卓然从汲取古学中有所获得，今后将为词苑吐出奎娄般的光气，洗刷《折杨》《皇荂》那种低俗之耻，使后世即使有像巽岩李氏那样编写《词苑年表》的人，也不只是以历代铺陈花砖、夸耀西清显贵后裔的盛况为荣，而要把能够继承家声看作难事；这就是企山的资质和门第所应承担的责任。企山的文章，才力宏大奔放，法度谨严，气息从容而雅正；由此继续进取，熔铸万物，贯通一切，我还无法测知他最终将达到什么境界，但他足以成为诸位老前辈的继承者，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刚入京时，就承蒙学士过分的奖誉，得以听到他谈论文章的端绪；十年失意落拓，已经鬓生二毛，回望玉堂仿佛在天上。企山不要认为我的话是妄言，但最终也不要把它充作同馆诸公说的胡荽般的空话。《受宜堂集》序 受宜堂，是开府常公任山西官职时，世宗宪皇帝以潜邸身份到五台降香所赐的御笔墨迹。常公自己的叙文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后来他巡抚浙江，便用它给自己的文集命名。常公担负文武方面治理国家的职责，但在处理政务之余，并没有废弃著述。乙丑年，驿站传来他的诗、古文、词若干篇，他向我征求意见。我读后为他作序。从前欧阳兖公的文章，足以继承孟子、荀子的传统，比肩司马迁、班固，和韩愈、李白相似。然而兖公平日常常不谈文章，而谈吏治。如今常公历任三朝，屡次执掌旄节，功勋声名遍及江右、淮上和浙江。东西各地谈论的人，都认为常公专心致力的是吏治。但他对于文章却一直用心不懈。我曾探究其中的缘故，知道两位公的经历虽不同，道理却相同。兖公因文章闻名当时，门外的鞋子多是来求取他立言的方法。兖公希望学者从事有用的经世济民之学，而不要徒然沉溺于无益的辞藻。所以他坐着谈论的事情，都可以起身实行。常公靠治理政事起家，如果学问根柢浅薄，也自然没有闲暇再分心于儒学领域；但常公所从事的经世事务，都以经术为根本，那么他用来润饰国家宏业的东西，哪一样不是古代常训的旁流呢？那些呀呀诵读、埋首书册，从事雕琢文辞的技巧，以显示自己安排青白、讲究对偶的功夫的，是里巷下士的文章。至于谋划远大、思虑深远，发而为典章册命，具有钟吕般从容音调的，是朝廷元老的文章。国家遇到承平盛世，一定有大臣出来歌颂太平，追比《卷阿》《天保》所表现的盛况。即使就和兖公同时代的人说，三省二府的诸位老臣，如韩魏公、范文正公、文潞公、蔡忠惠公这些人，无不有德有言，像清风一样和穆。大概一代的元气，山川所包藏的祥瑞，都寄托在他们身上。试读常公的文集，它的渊源根本在忠孝，涵养归于和平，含有雅正传统而贯通古今。他真是圣代的儒臣，难道不能称为文章巨匠吗？从前我在秘阁任职时，常公正巡抚江右。江右的乡绅先生，如前大学士高安朱文清公、前侍郎临川李公、南昌翰林万孺庐，都是我在三馆的老师和朋友，我早晚追随他们，他们常常向我盛赞常公的著作。不久常公入朝任京卿，我有幸跟在官员队伍末尾，仰望他的风采，希望能一睹他学问宝库中的收藏。我却很快因贬官南归。常公督理淮上漕运时，淮地寄居的官员、天门翰林唐南轩，也曾向我谈起常公宏大的奖掖风流和笃实好学。等到常公调任镇守我的乡土时，我隐居在菰芦之间，不敢凭一个闲散之身，妄自求见宪府；可是常公不嫌弃我这个草野之人，正如杜陵所说：“有客来传话，何尹逢人便问孔融。”只是惭愧我不能承受这份厚意。因此恭敬地拜了两拜，把这些话记在文集卷首。《春凫集》序

译我的朋友钱庸符，号药林，是浙江人所称的七位诗人之一。他的《西湖纪事》诗已经流传世间很久了。现在他编次仕宦游历以后所作的诗，题名为《春凫小稿》，来向我求序。从前苏轼论诗，说李白、杜甫有海涵地负般的气量，凌驾百代，古今诗人几乎都被比了下去。然而自魏晋以来那种高尚超逸、远离尘俗的风气，也从此衰落了。大概李、杜的诗，其精神气魄不是可以轻易企及的，足以穷尽诗歌的变化；但学习不善的人袭取他们的形式，也足以丧失诗歌的真实。从此以后，昌黎、东野、玉川、阆仙、昌谷，以及宋代的东坡、山谷、诚斋、东夫、放翁，他们造诣有深有浅，成就有大有小，虽然各不相同，却都是李、杜的旁支后裔。然而流弊发展到极端，诗篇丛集、语句冗长，有的成为粗厉刺耳的声调，有的成为轻率放纵、漫无边际的腔调，怪异险诞，无所不至。永嘉四灵想以清圆流转的风格改变这种风气，但力量薄弱，不足以胜过它。因此我说，论盛唐以后诗歌，我推重三家：柳子厚已经无人能够超过，其次是宛陵，再其次是南宋姜白石；他们都凭借深厚的感情和孤高独到的造诣，从尘俗之外拔地而出，同时不失魏晋以来的神韵，淡泊却更加悠长，清雅而又丰厚，真是《风》人的遗风。药林论诗，和我的看法相同。他平生的爱好，寝食都在白石诗中，只可惜白石的作品没有全部流传下来。如今看药林集中所收的诗，写得最好的地方，几乎想要登上白石的堂奥而夺取他的席位。药林起初因大廷尉休宁汪公的推荐，在户部观政，多年沉滞不进，后来才得到监仓的职任，能够用俸禄余钱把两位老人接到京城奉养。不到一年便突然遭逢母亲丧事，贫困得不能扶柩还乡，可以说困窘到了极点。但他的诗从容放达、超然自得，完全不受处境束缚，这难道可以把他只当作近世一般诗人看待吗？所以写下这些话为他的文集作序。《祝豫堂诗集》序 秀水祝君豫堂来到京城，拿他所作的《绿野庄诗》请我作序，我答应了，却两年没有写成。乙卯年秋天，豫堂刚考完北闱，便突然要到关东游历。我问他：“为什么不稍微等一等？”豫堂说：“我的游历不会超过一百五十天，假如考中，回来正赶上春试的时期；如果不中，买船南归也可以。”豫堂的话多么通达，请允许我就用这番话为他的诗作序。如今馆阁中谈诗的人共同推举江右万先生孺庐为第一。他曾到我的寓所，环顾四壁，唯独长声吟诵豫堂的《清明游陶然亭》诗，认为它冲和圆融、俊逸高雅，有唐代贤者《三昧集》的遗风。这样看来，豫堂诗歌的精妙，本来就不必等待我费辞赞说。然而古今工于文字的人，大多借助山川的激发来昌盛自己的气势。关东是国家王业的根基，也是列位圣祖兴起如飞龙的地方。游览邠、岐的人，会因体会稼穑的艰难而感慨，这是周家以粮食养育百姓的开端；经过汧水、渭水的人，会因看到车声辚辚、兵甲森严而肃然，这是秦人登上至尊之位、驾驭天下的阶梯。那么豫堂此次出游，将瞻仰长白山中帝王弓剑所承续的气脉，游览大都的壮丽，徘徊于三卫的旧墟，纵览秀岩、旅顺诸城，并遥望鸭绿江的浩瀚水面，以此想见国家创业草昧时期经营谋划的方略，写成诗歌来记载它的盛况。至于较小的方面，如貂、狼、狐、豹的出产，参、杞的种植，各种瑰奇灵异之物和百般珍品交错其中，都是中原没有见过的，也是诗人独得的写作材料。这样看来，豫堂归来后，他的诗一定会比现在更有进步；眼前这些诗还不足以穷尽他的变化。我看今天在京城参加考试的士子，像豫堂这样的人才不可多得，知道他一定会有际遇。豫堂即使没能亲自参加鹿鸣宴，他所得到的收获也已经很多了。豫堂出发吧，我将备下沧涞之酒，等待你把新诗装满书箧带回来，到时还要约万先生一同阅读。《迎銮新曲》题词 我考察《尚书大传》，其中说：“重华巡视四方，羲伯、和伯以下，各自进献八方之舞，并说：‘舞中已经包含歌了。’”巡视四方而进献音乐，大概是用来赞美盛德的形貌，意义主要在颂美；但八方各自拿本地士人所创作的乐舞进献，其中的意义又兼有采风，这就是六义彼此借助的原因。后世的音乐虽然不足以和古代相比，但读《汉书·艺文志》，可见巴渝、淮楚的乐声都载入史书；唐人又盛赞鲁山“于蔿于”的歌声。时代虽然不同，意义却是一样的。元代才开始把它变化为曲调，这也不过是音乐随着时代而变化罢了。如今皇帝建立了中和的极盛之治，恰逢圣母南巡来到我们浙江，浙江东西老幼男女夹道欢呼。我的朋友杭州人厉君樊榭、吴君鸥亭各自创作《迎銮新乐府》，文辞典雅有法，声调宏亮清越而悠长；两人的才力完全相当，宫商相互协调，钟吕彼此应和，不是世俗乐府可以相比的。大吏命歌者在皇帝面前演奏，用来佐助早膳。从前以此擅长的人，如元代的酸甜、明代的康王诸子，不过是因为在民间长久传唱而闻名；而两位先生的作品却上达九重，进入皇帝的听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山有南镇来助其高，水有曲江来显其清，这就是所谓夏声了。因此替它写在卷首。鲒埼亭长全祖望。《梁太公纪恩诗》序

译辛未年，皇帝奉太后巡视吴越，下诏说：“我现在南巡，正逢慈宁宫太后万寿之时，将要看到街衢歌唱、里巷起舞；这正是我以天下奉养太后的日子。”于是，我的朋友梁少师芗林随驾出行。这年暮春三月十八日，他为父亲溪父先生八十岁生日，陈述情况请求休假为父亲祝寿，皇帝准许了。此前，芗林在户部任职时，先生刚满七十岁，皇帝特地下恩诏赐给他官诰，又赐五言近体诗一首，又赐“传经介社”四个大字。芗林的兄长蔎林以庶常身份在家奉养父母，皇帝特许免于散馆，授为编修。不到十年，芗林升任太宰，统领六部，随后入中书省参与大政，又任命他的一名儿子为尚书员外郎，在宫中值班陪侍。皇帝忽然对芗林说：“你的父亲明年八十岁了。”当天便赐给他阁部的封诰。过了一年，皇帝的属车将要到达浙江境内，先生在吴江迎驾，皇帝停船问候；不久又在行营召见他，命两个儿子扶掖他上殿，感叹他福分深厚，赐给貂皮、钱币、糍饵，又赐七言近体诗一首，又赐“湖山养福”四个大字。先生退下后，和浙江东西的士大夫一起在净慈寺为太后祝福，皇帝又在湖上赐宴。临行时，皇帝又赐给芗林“台阶爱日”四个大字，又赐白银三百两。先生在吴江送驾，恰好在生日这天回来，于是浙江东西的士大夫接踵登门祝贺，挤满了街道巷陌，大家一起举手加额叹息，认为先生平日行事的祥瑞足以向上感召上天的保佑，使皇帝对他的子孙更加深厚地施加荫庇，甚至让先生晚年的时光时时萦绕在九重天子的梦思之中；这也正好遇上以孝治天下的盛世，使广泛施及亲族的仁德永不穷尽。因此特别的恩典施加到大臣身上，尤其优厚；而芗林显扬父亲的愿望，所得到的破格超越常分的恩宠，用来仰报那高厚的恩德，也终于达到沧海都不足以衡量其深厚的程度。君臣、父子相逢相遇的盛况，没有比这更隆盛的了。况且于公能够使驷马高车盈满门庭，却没有见到西平郡王那样的显贵；魏公能够使三槐门第的庇荫壮大，却没有赶上侍郎在世时承受宠爱。光荣虽然丰厚，仍然有所遗憾。拿这些和先生亲自承受皇帝的言语，入朝不必趋行，亲手奉接御笔诏书，安然享受荣宠相比，差距究竟有多大呢？先生精神清明长久，花晨月夕之间，还能同我们在六桥、三竺之间赋诗；在后洋吟诗的卷子里，乡里的儿童还歌唱他的诗。蔎林和他的弟弟循陔在左右扶持侍奉他，兄长以侍奉三老的礼节对待，弟弟以奉养老人的礼节对待；他又在香山、睢州诸位耆宿中成为最年长者。上天对他的呵护还没有止境。先生于是汇集这些纪恩诗，命我为它作序。《馆中赠史侍郎归里诗》序 同乡礼部侍郎史先生慎斋，于雍正十二年三月退休南下。先生身居九卿之列，年纪还算不大，却因为脚病请求退休，皇帝下优厚诏书准许了他。大概几十年来，大臣还未到悬车之年而能够承受皇帝恩命退休的，首先就要推先生一人。因此同馆官员创作歌诗来为他增荣，并命祖望作序。我曾说，自科举制度实行以后，要像六朝门第那样世代享有禄位，已经不可能了；如果既世代享有禄位，又世代保持知止知足的节操，这即使古人也未曾见过。史氏自南宋以来，科第门第就是我们乡里的第一家，所谓史、郑、楼、丰四大家便是。近来另外三家的支派已经衰微得很厉害，唯独史氏科名不断载于名册；在槐棘之间，世代都有令人，使乡里不愧为乔木世家。尤其奇异的是，先生的伯父立庵先生，在顺治乙未年考取天下第一名，历任翰林、讲读，参与东阁政务，升任礼部侍郎，后退休。六十年刚满，先生也以著名进士被选入馆，九次升迁同样做到礼部侍郎，也未到年老便请求退休。前后的光辉如同符节相合。青门饯别，正是从前侍奉着伯父、跟随他出行的地方。山阴道上，香火依然不断；后世又有弇洲这样的人，记载一个朝代的盛事，以此充当野史中的嘉美谈资，这难道不能说是我们乡里的荣耀吗？我又曾考察史氏的先世：自开府仪同三司忠宣公史华、直阁独善先生、朝奉大夫鸿禧君以来，都处在家族最盛的时候，却能带着荣誉到老退休。一时的大儒晦翁、慈湖、攻媿、西山诸公，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仰慕。直到今天，沧洲、碧沚之间，清风仿佛仍在；家族传下来的楷模文章，如今还有保存的吗？这样看来，区区世代禄位以及偶然相合的仕历，又不足以用来说明先生了。若从我们乡里说，几年之间，老人凋零，寥落得如同晨星。先生归乡之后，便像高耸的灵光塔一样成为硕果仅存的人物；他是写作诏令和著作的能手，后辈将凭借他而有所矜式，这又不能不说是子弟们的幸运。至于先生作为受槐棘重臣尊敬的人，历任显要多年而未能完成他的才用，九重之中贤达之士对他的惋惜，和朝廷对他的思念相互资助而更加长久，不必由我一一陈说了。《送沈征士彤南归引》我考察明代十三朝的旧事，发现世宗时期太常吴江沈公以及他的曾孙光禄公在神宗时期所上的封事，由此知道他们家世代都是以进言著名的大臣。后来又考索沧海桑田之后流传的遗闻，知道君晦、君牧两位先生殉节的详细情况，更加感慨，希望见到他们的子孙。雍正甲寅年，长洲徐编修澄斋对我说：沈彤，是一位通晓经学、修养品行的士人。第二天将要见到他时，沈君来了；我询问他，果然是太常公的后裔。考问他的学问，确实能够贯通古今经术而加以折衷，文笔也雅洁，不像吴地一般作词章的人。由此我又知道，沈君的父亲真崖先生，三十岁以后就辞谢科举功名，闭门读书，不求在当世闻名；教导儿子学习古学，今年大概已经八十岁了，手中却从未放下书。唉，从前欧阳修、苏轼两位文忠公称赞刘道原，一定要追溯到他的父亲匡庐先生的美德，大概弟子的楷模和准绳是有来由的。太常诸公的美德，流传得更加久远了。沈君来到京城时，国家正准备举行大科考试，内阁学士嘉兴吴公推荐他给我。我很看重他作文谨慎不苟的特点，他落笔几乎有含笔太久、笔锋腐朽的风格，或许不适合在临轩考试中仓促成文；后来沈君果然因为进献赋文写到深夜，来不及写成诗便出场了。士人能否得到际遇，本来各自有命运存在其中；至于能否流传后世，却又不取决于此。如今沈君怀着明发不寐的孝思，想回去为真崖先生举杯祝寿；他束脩收入足以抵得上三簠，辛勤耕作所得的余裕足以充实《南陔》所歌咏的孝养之意，安然不愧为清白人家的后代，难道足以举起一个大匏来庆贺了吗？何况老人步履依然稳健，精神神采和从前一样。沈君把新近学到并培养起来的学问带回去，向父亲请教质正，应该会有更多收获。沈君临行时，送给我先世的家集，又索取几句话作为赠言；我于是写下这些话送给他。

译《送沈萩林之蔚州引》我的朋友仁和诗人沈君萩林，骨相清瘦，秉有清气，爱好读书；他家所收藏的宋元刻本最为丰富。萩林沉浸其中，并把所得表现于文章辞章，尤其以诗歌为多。康熙中叶，盐官查氏的诗人联袂成帷，在馆阁中挥洒才力，他们的气势和力量足以鼓动一时的后进。萩林的父亲文昌君，是声山詹事的爱婿，于是迁居到那里。萩林入内奉行父亲的教诲，出外和查田、查浦诸位舅父交游；凡是查氏门下的高足，有的不能完全窥见其深奥之处，萩林却无不倾倒箧笥、搜尽书柜而求得其传。我们这些学问偏狭的小生争相寻求登门请教，还唯恐不能亲自上前，大概正因为当时富贵人家的资质和门第受到重视。詹事去世后，文昌凭借科举出仕任县令，查田诸位老先生也已经相继归乡；后来风波突然兴起，家门败落离散，文昌也横遭官吏议论。萩林在患难中崎岖度过了数年，惊魂虽然平定，家道却已经中落，藏书也星散了。再次进入京城，追忆从前的风流盛况，旧日的情形已不能复得；荣枯盛衰的差别，令人不能不感慨系念。然而我读萩林的诗，觉得其风格从容闲淡，起初没有哀怨的声调；对于朋友交好的情谊，尤其用心致意。萩林确实不愧为诗人。丙辰年，萩林服父丧期满，贫困得不能自立，入京参加北闱考试，又没有考中，准备到蔚州游历，便向我索取几句话来宽解自己。唉，萩林能够凭诗歌继承他舅氏的事业，像黄山谷有师川诸子那样，即使凭此终身，也可以了，又何必顾虑自己的穷困呢？《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七，鄞县全祖望绍衣 题跋 《子夏易传》跋尾 《子夏易传》在唐开元年间，曾经奉诏列入学校，与经书一起作为考试士子的教材。刘知几争辩说：“《汉书·艺文志》所载《易》有十三家，没有《子夏传》。到了《七录》，才开始有《子夏传》六卷。有人说是韩婴所作，有人说是丁宽所作。然而根据《汉志》，韩氏《易》有二篇，丁氏《易》有八篇，寻求它们相互符合的地方，情况完全不相合。难道不是后人假借前代贤哲之名吗？如果一定要推行使用，我深深感到疑惑。”诏令下达后，儒臣集合讨论，司马贞等认为：“《七略》中有《子夏传》，但已经很久没有流行。荀勖《中经簿》说有四卷，《隋志》说梁代有六卷，如今只有两卷，错误实在太多。王俭《七志》引用《七略》说：‘《易传》子夏二篇，韩氏所作。’可是如今书题却记载为薛虞所记，秘府藏书中也有它；传文旨趣质朴简略，对后学没有益处。”于是停止了以它作为考试经书。这样看来，如今流行的十一卷，当然属于伪本；即使是《七略》以来所说的那部书，也只是托名之作。孙坦的《周易析蕴》想把作者定为汉代的杜子夏，《书录解题》认为没有根据。既然说是韩氏、丁氏、薛氏，前人著录中所见的说法尚且难以审定，更何况凭臆测呢？十一卷的来龙去脉，已经见于纳兰成氏的跋文。所以我追溯它的旧本，略作记载，并把《释文》《正义》《集解》中引用的内容也附列出来，借此嘲笑张弧的疏略。《释文》引用《子夏传》而今本没有的，共有三十四条。《乾》卦“亢”，是达到极点的意思；“屯如”，是语辞；“乘马”的“乘”，读音为“绳”；“班如”，是相互牵连而不能前进的样子；《讼》卦“眚”，指妖祥；《比》卦，地得到水便柔和，水得到地便流动，所以叫作“比”；《小畜》“孪”写作“恋思”；“几”写作“近”；《履》卦“愬愬”，是恐惧的样子；《泰》卦“翩翩”写作“篇篇”；《大有》卦“彭”写作“旁”；《谦》卦“谦谦”写作“嗛”，意为谦逊；《豫》卦“盱”写作“纡”，意为簪疾；《噬嗑》卦“胏”写作“脯”；《贲》卦“束帛五匹为束”，三匹玄色、两匹浅绛色，象征阴阳；“戋戋”写作“残”，意为残少；《复》卦“伤害”叫作“灾”，“妖祥”叫作“眚”；《颐》卦“拂”写作“弗”，意为辅弼；“逐逐”写作“攸攸”，《字林》说“攸”应当作“逐”；《习坎》“窴”写作“湜”；《离》卦“戚”写作“嘁”；《遯》卦“肥”，意为丰饶宽裕；《晋》卦“鼫”写作“硕”；《明夷》卦“夷于”的“夷”写作“睇”，“拯”写作“抍”；《姤》卦“柅”写作“鑈”，“包瓜”的“包”写作“苞”；《困》卦“徐徐”写作“荼荼”，意为内心不安定；《井》卦“甃”，意为修治；《丰》卦“沛”写作“芾”，意为小；“沬”写作“昧”，指小星；《涣》卦“拯”写作“抍”，意为取；《既济》卦“茀”写作“髴”，“繻”写作“禡”，“袽”写作“茹”。《正义》引用《子夏传》说：“《易》虽然分为上下两篇，但原来没有‘经’字，‘经’字是后人加上的。”《集解》引用《子夏传》说：“师卦的丈人作大人；比卦，地得到水便柔和，水得到土地便流动，这是比卦的象。凶祸产生于乖戾争斗，如今既然亲近相合，所以说比卦吉祥。”据考，《正义》《集解》所引用的这些话，今本也没有。《中兴书目》说：“陆德明《释文》所引用的内容，与今本偶尔有相合之处，例如‘比卦说水得到地便流动，地得到水便柔和’，今本作‘地得到水便润泽，水藏在地中便安定’，只是略有不同罢了。《释文》中有而今本没有的，大概是后人增附的内容很多。” 朱震说：“孟喜、京房的学说，大都见于一行所汇集的内容。总的说来，都出自子夏。”据此，也确实有人把它当作子夏所作，姑且记录下来以备异闻。《跋杨诚斋易传》《易》到了南宋，康节的学说盛行，很少有人不被他的说法迷惑。能够卓然不被迷惑的，难道是诚斋的《易传》吗？对于河图、洛书九十之类的妄说，以及方位南北的讹误，他从来没有提过一句。领会了义理便忘掉卦象，领会了卦象便忘掉言辞，清谈娓娓不绝，醇厚到了极点，真是如同雨水流尽而寒潭清澈的境界。书中多用历史事实来证明经学，尤其通达。我曾说，阐明王弼《易传》的正统，应当以伊川为正脉，以诚斋为小宗，胡安定、苏眉山诸家都比不上。这部书，昆山徐氏的《经解》尚未刊刻，我从谢太仆家得到它（徐氏曾得到朱英叔收藏的宋刻本，不知什么缘故没有刊刻）。《读林简肃公周易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