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八鄞全祖望绍衣

译《西京杂记》说，公孙弘从齐地出身，后来做了丞相，老朋友高贺跟随他。公孙弘给他吃脱粟饭，盖布被。高贺生气地说：“富贵以后还要什么老朋友？脱粟饭、布被，我自己就有。”公孙弘感到惭愧。高贺告诉别人说：“公孙弘在内穿貂蝉服饰，外面却穿麻布衣；内厨陈列五鼎，外面却只吃一盘菜。他为什么要这样给天下人看？”于是朝廷怀疑他是在故意做样子。公孙弘听说后，叹息道：“我宁可遇到坏客人，也不愿遇到老朋友。”《史记·列传》说公孙弘的俸禄全都供给宾客和家人，自己没有剩余。如今用《杂记》的说法来看，恐怕也不全是真的。汲黯在朝廷上诘问，虽然大略揭出了他的真实情况，但总的说来，揭露隐情还不如这里详尽。○读《魏相传》厚斋认为，弘恭、石显造成的祸患，是从魏相字弱翁开始的，因为他通过许广汉得到进用，而许广汉也是受过刑的人；他不能制服弘恭、石显，是理所当然的。近来何学士、义门对此说法表示非难，认为魏相想借许氏来揭发霍显弑杀皇后的奸情，把他附会成宦官，并不是他的本意。我读褚先生续写的《史记》，其中说，魏相以府中属吏陈平等人的名义弹劾中尚书，因此被判大不敬，长史以下都被处死，有的还被送进蚕室。这就是魏相阿附宦官的明文证据。宣帝竟把受过刑的人比作周公、召公，他的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而宰相也因此迎合君主。厚斋没有引用这一点，义门也考察得不够详细。褚少孙的书有时也有值得采纳的地方，这一类就是。○书《汉书·文帝功臣表》后 文帝封赏诛灭诸吕的功臣，实在很不合人情。除了城阳、济北、平阳、曲周几人之外，陆贾也没有得到爵位，却偏偏封了召平的儿子。难道是因为齐哀王起兵被认为是谋反吗？如果把齐王看作谋反，那么文帝从代地来杀死少帝，也同样是谋反。总之，是因为群臣当初曾有拥立齐王的谋议，因而赏罚都失去了公平。真没想到一向醇厚的文帝，竟会有这样的举动。○题《汉书·城阳景王传》后 城阳王、济北王都参与了诛灭诸吕的谋划，论功劳城阳王更大；文帝因为他当初曾准备拥立齐王而压低他的功劳，也太狭隘了。结果济北王最终因为失去职分而反叛，城阳王却始终没有表现出怨望，真贤明啊！而且他不只是没有怨望的表现，吴楚反叛时，胶西王联络各个齐王（当时齐国分为七王），其中四王都参与了，齐济北王刘志也参与其中，唯独没有城阳王。 《史记》记载齐王们的话说：“城阳景王有义，攻打诸吕时没有参与，事情平定后才分封给他。”由此可以看出，城阳王虽然失去职分，却没有改变忠节，而且平日能够约束告诫自己的子孙，所以齐王们预先料定他不会跟从，因而得以免受牵连。城阳王真是无人能够相比啊！班固的《汉书》删去了这句话，我特意把它表彰并写出来。○题《汉书·平阳侯传》后 高帝在世时，群臣面对诸吕专权，平阳侯曹窋的功劳最大，其次是曲周侯的儿子郦寄；事情平定后论功行赏，却没有提到他们。平阳侯担任御史大夫，文帝元年就被免职；到了景帝时，曲周侯也失去了侯爵。我曾说，文帝也有些刻薄，当时大臣论功行赏，他也难逃责任。不过这两个人面对高帝，确实没有什么可惭愧的。○题《汉书·吴王濞传》后 七国叛乱已经失败，景帝却下诏命令诸将把杀人多作为功劳。由此可以想见他的天性多么刻薄；事后追想当年杀死三公来向七国谢罪，难道不可耻吗？我曾说景帝最为庸劣，唐昭宗尚且不肯依据罪责杀害杜让能，景帝还不如他。既然已经取胜，才下令多杀人，为什么不追究并为三公平反呢？○读《魏志·王凌传》王凌谋划讨伐司马懿却没有成功。司马懿率军到来，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知道不可能保全自己了；王凌却说要反绑双手出降，以求活命，这没有道理。史书又说王凌乘船径直去见司马懿，被司马懿拒绝；到了途中，他请求灰钉来试探司马懿的意图，司马懿给了他，他才自杀。王凌如果真是这样庸碌荒谬，哪里还能讨伐司马懿，也不应当成为当时人望所归的人。又说司马懿临死时看见王凌作祟，那么王凌的精神早在请求投降、请求灰钉的那一天就已经消灭了，死后还能重新振作吗？这是史官错误地采录了诬蔑善人的失实之辞，却不知道它不对。有人问：“那么史书记载的难道不是真的吗？”回答说：“这只是司马氏子弟用来诋毁王凌的话。王凌志向很大而才干疏略，他失败时，一定是部下有人暗中响应司马懿，把他捆绑后迫使他投降。他请求灰钉，大概只是害怕不能迅速死去，并不是希望司马懿宽赦他。正因为这样，他临死时大声呼喊贾逵的字，是为了求得鬼神谅解。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也沿袭旧史的错误，实在无法理解。” ○读《魏志·曹爽传》旧史中有两件最不公平的大案，一件是曹爽，另一件是唐代的王叔文、王伾。曹爽是曹氏宗族支系，看出了司马氏难以制服，于是夺取他的官权，想借此振兴王室，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他不知道自己并没有驾驭奸雄的才能。他任用何晏、邓飏，而自己也没有任用他们的才能，于是被司马氏推翻。覆败以后，司马氏从各方面制造诽谤来加在他身上，史官又跟着记录下来，结果竟成了下流之人的代表。王叔文、王伾看出了宦官难以制服，于是夺取宦官的兵权，想借此振兴王室，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他们不知道宦官的势力已经极其强大，很难挽回。他们二人没有任用人的才能，任用八司马，而八司马也没有相应的才能，于是被宦官推翻。覆败以后，宦官从各方面制造诽谤来加在他们身上，史官又跟着记录下来，结果他们也成了下流之人的代表。王叔文、王伾的事情，范文正公曾为他们作了较为充分的昭雪。如今皇上又采用他的说法，为他们表彰，多少可以算是平反。但曹爽的冤屈，千百年来却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道话。唉！八司马当时幸而没有被处死，都有文章和经学流传于世，所以后人还有能够替他们昭雪的人。何晏、邓飏其实也属于八司马一类，只是有浮躁、轻率、锋芒外露的毛病，他们的内心难道还有别的企图吗？身受重刑，再也不能期望有心人原谅，这实在令人悲伤。虽然如此，叔文、伾没有兵权，八司马也不过是有才华的文人罢了，所以不足以制约宦官。爽既有兵，又有桓范的谋略，却不能任用，确实是个呆子。○读《魏志·邓艾传》邓艾的将略很雄杰，然而为人粗疏，因此被锺会玩弄于股掌之间而自己还不知道。由此看来，古人说江油的军队可以坐着把他捆起来，也并不过分。○《诸葛氏家谱》后跋

译方逊志说，诸葛兄弟三人的才气虽然不相同，却都是人中豪杰。当司马昭僭越窃取权柄时，征东拒绝贾充的主张，起兵讨伐他的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自身没有失去忠义，难道不是大丈夫吗？世俗却因此诋毁他，说：“汉得到龙，吴得到虎，魏得到狗。”说这种话的，必定是贾充一类的人。扬雄所说“舍弃自己的猕猴而说别人是猕猴”，这话说得好啊！我看东汉末年，东南的秀美灵气集中在诸葛一家。看他们兄弟分处三国，世人没有因此猜忌他们，不是大英雄做不到这一点。后来他们各自凭功名和忠孝显扬，又都有优秀的后代，人才怎么这样多呢？东吴自周瑜、鲁肃相继去世后，苟且偷安，没有人敢谋划北伐。太傅苦心尽力出师，稍稍振奋人心，可惜因不够机密而死在逆臣手中。腐儒喋喋不休地以成败评论壮士罢了。太傅不死，北方人还不能高枕而卧。卫将军父子守持节义，为两汉四百多年承担纲常的重任。《蜀志》尚且有许多贬抑之词，可以说是没有人心了。副军师终身不向晋室屈服，坐镇峥嵘之地，身为龙种，终究不与狐儿鼠辈相同。○《五代史·李茂贞传》后跋 《日知录》根据薛昌所作《凤翔法门寺碑序》说，碑立于天佑十九年，而碑文已经称李茂贞为秦王，那么早在同光二年以前，茂贞已经自称秦王。考察《资治通鉴考异》说：“茂贞改封秦王，薛史没有确切年月。实录记同光元年十一月壬寅，秦王茂贞派使者祝贺收复，此后都称秦王。到了二年二月辛巳，诏令秦王茂贞可以封为秦王，哪有把秦王再封为秦王的道理？一定是到这时才从岐王自封为秦王。”据此，茂贞称秦王一事，《唐庄宗实录》可以证明，只是顾氏偶然记错了。如果温公认为没有把秦王封为秦王的道理，怀疑茂贞未曾自称秦王，那又不对。茂贞被封岐王，是唐朝所任命的；他自称秦王，则是私自署名。庄宗作为新天子，把命令赐给诸藩，便按照他们自称的称号授予，按理本来如此。尹洙《五代春秋》说：“开平二年，秦人来侵犯雍州；到同光二年，秦王茂贞去世，都写秦而不写岐。”何光远《鉴诫录》又说：“冯涓告诉蜀主，不如与秦王和亲。”这样看来，开平年间朱温篡唐时，茂贞就已经以秦王的名义发号施令了。《通鉴》自始至终都写作岐王，这是错误的。因此把这件事连带写出，以申述顾氏的意思。○《宋史·王益柔传》后跋 王益柔在熙宁年间已经老了。《通鉴》完成后，别人读它，才读一页就欠身想睡；唯独益柔读完一卷，这是多么老而好学啊！进奏院聚会一事，虽然小人借此倾陷君子，但益柔所作的傲慢歌辞中，写自己斜着身子倒下、命令太极帝、搀扶周公孔子、把他们赶去做奴隶，这种行为却不能作为训诫。那场祸患大概是他自己招来的。○《宋史·夏竦传》后书 明崇祯年间，流寇作乱，杨督师在路旁张榜说：“有能得到张献忠首级的人，封万户侯。”刚过一天，幕府厅堂、厨房墙壁之间也出现榜文，说：“有能得到杨嗣昌首级的人，赏银三钱。”督师因此魂不附体，最终丧失军队并死去。偶然读孔经父《说丛》，才知道此前本已有先例。夏竦西征时，在边塞张榜说：“有能得到元昊首级的人，赏钱五百万贯，封西平王。”不久城中也有榜文说：“有能得到夏竦首级的人，赏钱两贯文。”夏竦于是大为沮丧。唉！狡猾的敌寇行事，竟这样不约而同。夏氏能够以功名终老，真是幸运。经父又说，夏竦筹划合五路进军讨伐，前后五昼夜，屏退他人，隔绝属吏，秘密安排军队、粮饷等事，把封好的钥匙放在一个大柜中，某夜却丢失了。夏竦进兵的计划于是受阻，恳求解除职务。这样看来，假使夏竦始终执迷不悟，必定会有像献贼在半路劫取督师令箭、发动翻城那样的事情。草莽盗贼也实在可怕。〇再书 夏安期在《宋史》中有许多褒扬的话，但经父说他奔丧到京师馆舍，同舍的人来拜见，他不哭泣，坐在榻上喝茶、打开行囊，和平时一样。安期死时，他的儿子伯孙也这样，唉，真是奇怪！○《宋史·刘元城先生传》后书 朱子说：“忠臣牺牲生命却不能挽救国家，谗人制造祸患，无罪的人因此死去。刘莘老死得不明不白，如今他的行状似乎说，死后用木匣取下他的首级；又有人说他服药而死，这些都无法考证。国史中这件事，是先君修订时说：刘挚、梁焘相继死于岭南，天下至今仍为他们悲哀。又说范淳夫之死也很可疑，虽然他的子孙把死事详细记载下来，总之很值得怀疑。又说当时多是派人恐吓他们，监司和州郡官员承接风旨的都是这样，许多公卿因此自尽。我起初还怀疑这些话，现在看《元城传》中记载蔡京多次派人胁迫加害他的事情，才知道朱子的话并不全是传闻造成的错误。唉！元祐党人究竟犯了什么罪，竟到了这种地步！” ○《宋史·胡文定公传》后书

译致堂、籍溪、五峰、茆堂四位先生，都以大儒的身份在南宋初年树立节操。当时伊洛学派的世传人物，没有谁能超过文定一门。四位先生去世后，广仲还能够继承家学，而伯逢、季履兄弟又游学于朱熹、张栻门下，被称为高足，可以说盛况空前。宋史另把籍溪列入隐逸，不知依据的是什么体例。籍溪虽然入朝为官不久，但第二次被征召时，正值秦相当政，因而忌讳谈及他。后来有人诵读他的轮对疏，把他比作朝阳之凤，当然不能说他是潜藏德行、终身沉沦的人。何况渊源确实是建安学派的源头，即使建安认为他的讲学还不够透彻，也不能不把他列入《儒林传》。茆堂回朝后，秦相问：“你的兄长有什么话？”他回答：“家兄向丞相致意：善类被废弃已经很久，民力困乏也已经很久了。”秦相已经发怒，便对茆堂说：“你父亲从前议论《春秋》很好，只是不能实行。”茆堂说：“正因为能够实行，才称得上议论。”秦相又问柳下惠降低志向、辱没自身怎么样，茆堂说：“总不如伯夷、叔齐不降低志向、不受侮辱。”于是又写信劝秦相避开相位，以顺应消长盈虚的规律。秦相更加恼怒，有一天忽然召茆堂饮酒，态度极为亲切；茆堂回去后，御史台的弹劾章奏已经下达。《宋史》只记载他与蔡京的答对，并且说因为致堂与秦相决裂，所以一同被罢免。却不知道茆堂本来就不肯向秦相屈服；事情并不止这一件，也不是因为牵连致堂。若我重修《宋史》，认为应当考察胡氏祖孙三代的始末，合写成一传来表彰他们。籍溪年轻时曾经卖药，后来书堂中还留有“胡居士熟药正铺”的牌子，最终成为一代儒者，真是人中豪杰啊。○《宋史·张邦昌传》后书 靖康之难时，马时中以激烈的言辞，按照复辟的道理申斥张邦昌；徐师川挂冠离去，甚至称张邦昌的奴仆为婢女，这些事都记载在国史中。此外如吴享仁，只是附带见于马时中传。至于喻汝砺摸着膝盖而不屈服，却竟然湮没无闻了。喻汝砺这样知名的士人尚且沦落无闻，何况地位在他之下的人呢？虹县县尉徐端益不拜伪赦，堂吏张思聪也首先提出恢复正统的主张，虽然他们地位低微，但仅凭这一节操，就已经足以流传后世。可是这些事只见于华甫先生文集，实在可叹。○《宋史·杨文靖公传》后跋 杨文靖公的儿子安止，本传说他努力学习、通晓经书，也曾拜程子为师，但对他的出仕、退处以及大节却不记载，不知是什么用意。朱子说，胡和仲曾劝秦丞相说：“相公主持国政已经很久，朝廷内外都稍稍安定，应该请求告老，以顺应消长盈虚的道理。”秦丞相说：“我还没有收复中原。”和仲说：“如果要收复中原，必须用兵。”相公是主张议和的人，说：“敌人自己衰败混乱，不用出兵也可以取得中原。”后来安止也上札子劝他退位，秦相大致像回答和仲那样回答，于是不喜欢安止，安止也因此离开朝廷。否则安止本来应当担任从官；这样看来，安止确实不愧为文靖的儿子。当初汪圣锡在三山刊刻文靖文集，安止命令姑且不要把奏议收入其中，大概是因为当时还有许多忌讳，这也是文靖亲自确定的《道乡先生集》的体例。朱子说，文靖晚年重新出山这一节，世人多有疑问，奏议尤其不能不传于世。安止听说后，立即在延平刻印了它。程门四先生中的定夫，后来有人曾被秦丞相拉拢，而这个人不大显扬，甚至使他的堂兄弟偷取定夫所解的《论语》献给秦相。上蔡门下三人，一个死于楚地，一个死于闽地，只有克念在绍兴年间被汉上奏请授官却很快去世，至于与叔则没有声闻。声名显著的只有杨氏。安止最终官至判院，而水心却说文靖死于绍兴丙辰，七十年来没有做官的人，这又无法解释。○《宋史·胡舜陟列传》后跋 胡待制不依附秦桧而以至于被杀，本传记载得很详细，但罗鄂州《新安志》却没有记载。篁墩认为，鄂州始终因为顾虑他父亲的嫌疑，没有把话说尽；鄂州是贤者，难道会这样吗？后来看到朱子褒扬高登的行状，说胡待制任职静江时，因为秦桧的父亲曾任古县令，想为他建立祠堂。高登当时正任县令，坚持认为不可，胡待制便诬陷他有罪，将他下狱拷打，最终没有查出罪状才作罢。这样看来，胡待制并不是因为能够触忤秦桧而获罪的人。当时触忤秦桧的人本来就不是一类人，其中也有想求附秦桧却反而触怒他的人；胡待制即使触忤秦桧，也属于这一类。后村文集说，待制逮捕高登，导致高登的母亲死在船中；高登渡海投匦上书，请求缴纳官资安葬母亲。秦桧素来怀恨，便把高登下到静江狱中。等到高登抵达，待制又被漕使吕源以买马之事先行交付官吏审理，死有天理啊。唉！待制是恭谨的儒者，常常命令他的儿子仔搜集经传，撰作《孔子编年》五卷，又曾请求在讲筵中恢复孟子的地位，晚年却落到如此地步，实在可惜。高登在靖康年间已经与陈东一起上书，极力陈述六贼的罪行，又说不能同金人议和，最终因触忤秦桧而死。朱子既向朝廷请求，又对留卫公说起此事，才得到追赠和抚恤；可是《宋史》却不为高登立传，歪曲善人、失实到这种地步。○《宋史·史浩传》后跋

译我乡史氏一门出了五位宰执。忠定虽然因阻止恢复之事被梅溪纠弹，但他在朝廷任职时能够极力推荐贤才，乾道、淳熙以后朱、陆、陈、吕、杨、舒诸位先生都被他招纳，又让自己的儿子们同杨、舒诸公交游，尤其值得敬重，所以最终仍应列在正人之中。他们之中一位参政、两位丞相、一位枢密使都免不了受到清议批评，史官却特意记载独善先生、璟卿、蒙卿三人。世间有人编补《宋宰相世系表》，史氏可以因此增光了。然而史氏诸人中还有许多贤者，不只是这三人。文惠的小儿子弥坚，历任官职至潭州安抚使，他平定土寇、实行义仓，极受真文忠公称赞；多次劝忠献辞去相位，忠献不听，于是弥坚在家领取祠禄，共十六年，后来加官资政殿学士。吴泳《鹤林集》的内制行词说：“在熙宁时不结党于熙宁，像安国不附和安石；在元祐时不结党于元祐，像大临不附和大防。”宁宗亲书“沧洲”二字赐给他，死后谥忠宣。宋人有《书判清明集》，专门收录最著名的能吏，弥坚也在其中。文惠的侄子弥应，嘉定七年中进士，却不被诸位兄弟喜欢，凡有交游来谈论时事，便把他们拒之门外。陈习庵为他的诗作序说：“我外祖家显赫而受宠，世代有高官相接，唯独舅父自乐翁常遭谗言而退居，闭门求取自己的志向，在空山中边走边吟，有诗数卷，宣泄患难中的志向，把高逸的风度传给后世。”他最终任宁海尉，他的诗后来由宋梅礀刻印，认为是耿介脱俗的言语、潇洒出尘的作品，这就是世间流传的《自乐山吟》。习庵是大儒，品评和交许都不轻率，那么自乐也确实是史氏的君子。又有朝奉大夫守之，是文惠的孙子，内心不以叔父的所作所为为然，中年时避开权势、远离嫌疑，退居月湖之北，撰写《升闻录》寄托讽谏，与慈湖诸先生讲学不倦。宁宗亲书“碧沚”二字赐给他。忠献每有作品，必说：“不知道十二郎看到了没有。”我认为应当把忠宣、自乐、朝奉合为一传，把独善与蒙卿合为一传，璟卿另立一传，合成一卷。碧梧和翠竹，应当同类相从，这样或许能使潜藏的德行不至于永远湮没，也使宗衮不至于没有借此吐气的机会。○《宋史·赵雄列传》后跋 赵卫公辅佐孝宗时，极力主张规划恢复，又有保全朱子的功劳；然而他晚年却排斥南轩先生，这就大大损害了他一生的声誉。本传直截了当地记载此事。古代的名臣，往往一生有许多建树，却只因一两件事而被人轻视，实在可惜。幸好卫公有贤良的儿子，在开禧年间为蜀地的灾难殉难，史官却把这件事隐没不写。因此感叹唐代有《宰相世系表》，即使琐屑的任子也能附名史册，而宋代史书遗漏到这种地步，不能说不是不幸。程史记载，卫公的儿子希光，名昱，年轻时苦心求学，以司马、周、程为老师，常说保存天性叫作良，重在把它充实于自身叫作内在富足，因此淡然不被利禄动心。他出仕二十多年，只经历一次磨勘任职，不满三考，清静退让到如此地步。他泛泛地打扫一间屋子，左边放图，右边放书，昼夜不息，积日累月从不懈怠。此前吴挺统帅蜀地时，卫公说吴挺为人虽然细密机警，却敢于欺骗君父，倚仗奸巧愚弄士大夫；朝廷任用他却没有把他放在合适的位置，西部人因为他两个父亲的缘故，无不畏惧他。吴挺死后，朝廷虽然略微采纳了卫公的话，不久又恢复原状。开禧丁卯年，吴曦僭越叛乱，希光每次想到卫公这番话，就投地大哭，有时甚至气绝而不能苏醒。起初他想买船顺流向东逃走，但贼军用兵守住蜀地的门户，未能成行。于是他制作粗布衣服，每当有人从关外躲避战乱回来，便号哭着慰问他们。他写信给成都帅臣杨辅，劝他举兵起义，言辞激烈恳切；随后绝食卧病，不能起身，仍然日夜大哭，声音传到屋外。他把一把剑放在枕边，每次想自杀，都被家人阻拦而停止；这样反复数次，最终不进食而死。当时倦翁的兄长德夫在蜀地幕府，所以完全知道此事。我考察吴曦叛变，《宋史》对死节之士记载得相当详细，希光作为宰相的儿子有这样的忠义，却唯独没有列入表彰之中；由此看来，潜藏的德行没有显扬的，恐怕还有很多。因此把这件事写入《卫公传》，以显示宋代世臣虽然衰微，仍有这样守持大节的人。卫公评论吴挺的事情，《本传》也遗漏了。○《宋史·杨大异列传》后跋 杨大异考中嘉定十三年进士，任四川参议官时，为守节而死后又被发现活着，时间在理宗嘉熙三年。不久入朝任知鼓院，升任理寺官，出任广东庾节，后来授官秘阁奉祠。这时大概还不到六十岁。他居家又过了二十四年才去世。然而《宋史》说，他年轻时曾在五峰胡氏门下学习《春秋》。我考察五峰死于绍兴末年，如今姑且从大异死节之时倒推，绍兴以后加上孝宗二十六年、光宗五年、宁宗三十年、理宗十三年，已经七十多年了。大异跟随五峰时即使非常年轻，也应当已经成年。如果这样，那么他考中进士时已经六十多岁；本传所说享年八十二岁，又恐怕不足为信。五峰的弟子流传下来的很少，然而除南轩外，如彪居正、吴晦夫，都在淳熙前后。杨大异与他们相差太远，而在岳麓弟子吴、赵一辈人中还被称为后进，可知其中有讹误。胡氏诸人以籍溪年长，致堂、茆堂都与五峰年龄相近，没有活到孝宗时代的人，只有广仲死得稍晚。他的学问与南轩、昌明、文定最为接近，是碧泉遗老一派；也许大异曾经受过他的经学，而本传因此造成了讹误。○《岳珂传》后跋

译鄂王的孙子倦翁，在当时最有声望。他研究《礼记》的学问，是卫正叔以后第一人；他所著的《桯史》等书，多足以补充《宋史》的遗漏；他的《玉楮集》，则是嘉定年间名家作品。至于他写给吴畏斋的启文，恳切地把开禧年间兵事的裂隙视为忧患，极力说招纳伪官、派遣妄谍对事情没有帮助，确实可以称为见识非凡的人。然而我考察张端义的奏疏，他弹劾史相国弥远说，朝廷内外遍布像城狐社鼠一样的奸邪：朱端常、莫泽、李知孝、梁成大在台谏任职，袁韶在京畿，郑损在西蜀，冯榯在殿岩，吴英在许浦，岳珂、杨绍云、郑定、蔡廙在四总辖任职；天子的法令被他们用来吸取百姓的膏血，外面办理事务收受苞苴，里面实际上充实自己的囊橐。倦翁为什么也参与在这一列人中呢？《宋史》附记鄂王的传记十分简略，但《徐鹿卿传》说，岳珂任当涂守，主管茶盐事务，自称兴利，横征暴敛，办法层出不穷，商旅无法通行，国家财政反而比任命他以前更加困窘。徐鹿卿查核此事时，官吏争相逃窜隐藏；鹿卿宽限期限，亲自查考，终于亲自查得实情。岳珂任用贪婪残酷的官吏，鼓励告讦以欺罔百姓，没收他们的财产；百姓李士贤有稻二千石，被囚禁半年。鹿卿把这些人全部释放，并劝李士贤把余粮分给百姓，众人都感动哭泣，奉命办理，岳珂因此获罪被罢免。《杜杲传》又说，岳珂任淮东总领时，杜杲因主管崇明镇事务而隶属其下，两人意见不合，杜杲请求离职。岳珂拿出一卷文书说：“这是举荐状。”杜杲说：“即使相互勾结而得到禽兽般的东西，哪怕堆积如丘陵，我也不做。”岳珂发怒。杜杲说：“可以弹劾的只是文林，不能强迫的却是杜杲。”岳珂最终以杜杲亏欠芦钱弹劾他，朝廷查明并无亏欠，三次弹劾都被搁置。《袁甫传》又说，岳珂因懂得兵事和财赋而被召用，袁甫上奏说，岳珂掌管粮饷二十年，像焚烧森林、抽干湖泽一样搜刮；岳珂最终从外任补官。这样看来，岳珂只是个贪婪苛取、心地险恶的小人，难道不愧对他的祖父吗？倦翁一生颇为仰慕朱子，《桯史》所载很清楚；他所作所为不应达到这种地步，还是外表取悦朱子而行动背离他吗？本传之所以寥寥，大概也是有所忌讳才这样。我偶然同友人厉二樊榭谈及此事，为之长叹。○《宋史·陈谦则传》后跋 开禧年间用兵，而庆元党禁也随之松弛。诸位君子虽然少有挺身而出的人，又因为谈论恢复而遭到舆论非难。水心、稼轩尚且不能免，何况其他人呢？唉！开禧用兵这件事本身是对的，但参与此事的人却不对。然而明知不可为而仍然去做，事情也就有了可以利用的机会。即使公山、佛肸这样的叛臣，也应当出仕一次，何况平原借王命来实行这件事的人呢？像水心坚决推辞起草诏书，可见他心中早已条理分明。平原死后，群小借此作为口实，把诸位君子驱逐出去，黑白混淆，这就是宋朝最终不能振作的原因。陈益之是淳熙遗老，晚年因边疆才干重新被起用，却两次起用、两次失败。他曾谋划让皇甫斌守安襄城、保汉阳，这正是水心所说的三大功劳；他不但没有得到丝毫赏赐，反而被当作罪过。《宋史》诋毁他称呼韩侘胄为“我王”，据我考察说部，这是莆田陈谠的事情。因为“谠”与“谦”字形相近，便妄加到陈益之身上。谁说凭益之的风节会做出这种事呢？《宋史》的荒谬竟到如此地步。○《宋史·郑丙列传》后跋 庆元年间道学禁令，始于郑丙。《宋史》对他的诋毁非常严厉。我全面考察后发现，在此以前郑丙也是清流人物；自从倡议攻击道学，便丧失名节，一蹶不振，再也不能恢复。朱子曾说：“建宁从程、郑两位太守以来，圣节不允许僧人登堂说法，其他人没有敢这样做的。”程公就是程泰之。《桯史》说：“郑丙初任西掖，极力指出因赏功而升迁官职的泛滥，得到皇帝手札的嘉奖；又极力为陈龟年平反。韩子师因为曾觌的援引将被召用，郑丙极力争辩。”大臣们多诬蔑他是在卖弄正直，皇帝却独独器重他，很快升任吏书。王谦仲当时任丞宗正，因为进对时有“爱莫能助”的举荐，像这样，即使古代名臣，也没有什么超过他的地方吧？水心也称赞郑丙有风力。唉！朱、王、叶三位老先生，都是庆元党魁。郑丙晚年究竟是什么心思，竟然放纵张狂，与他们背道而驰呢？然而《宋史》一概抹去而不记载，这也不是善恶不能相互掩盖的史法。○《宋史·袁韶列传》后跋 袁越公韶任执政时，世人都指责他是史氏的私人，最后又因为史氏忌惮他逼近自己而离去。我曾经考察此事，却没有得到结论。《延祐志》说：李全在山阳反叛，当时宰相想让静镇公说，如果扬州失守，京口就无法保全；淮河将领如崔福、卞整都可以任用。恰逢崔福奉帅府命令来到，枢府公连夜同他入见。按照旧例，相府没有夜间拜访的人，袁韶极力说崔福可以任用，宰相因此疑忌而不高兴，最终罢政归乡。这段传记出自越公曾孙清容之手，《宋史》也依据此文。等到读清容文集，却说袁公任行都尹时，修筑射圃，按照冯将军的射法，每十天考阅一次。山阳发生兵乱，袁公责备宰相不发兵而坐视，以至于离开朝廷。当时掌管殿岩军队的人，几乎想承接宰相的意旨，借袭夏震的旧事来报私仇。这样看来，史弥远与袁韶之间还有更不可言说的事情，这是读《宋史》的人所不知道的。越公年轻时是絜斋的门徒，却不能继承老师的学问，向史弥远自荐，以登上两府之位。晚年又想扼住史弥远的咽喉取而代之，进退都没有依据。即使在山阳一事上，史弥远理亏而袁韶得理，但从越公一生始末来看，终究不是君子。史弥远和袁韶后来结为姻亲，所以也共同忌讳这件事。清容也想替祖父隐讳，所以没有把话说尽。我特意把这件事写出来，以补《宋史》的缺漏。○读《明高皇帝纪》我对明高皇帝一朝的事情，内心并不十分满意。曾在《谒孝陵诗》中提到过，因为他杀戮没有节制。他在纲常方面最有功的一件事，是追讨宋朝叛臣蒲寿庚一类的人，并把他的子孙加以禁锢。这件事足以大快人心，但实录没有记载，所以本纪也略去了。有人怀疑此事没有凭据，考察我乡袁太常柳庄为他的前辈进士所作《忠义录》，其中记载四明制置使赵孟传，高皇帝因他投降元朝而将他发遣。这就是最可信的证据。沈充的后代中有沈劲，所以憎恶罪人也不牵连子孙。这次举措虽然不是中正之道，却足以使乱臣贼子胆寒。何况这是没有实际目的而这样做，境界就高出汉高祖诛杀丁公之上了。○《明史·杨守址传》后跋

译后尚书去世后，内阁已经议定谥号，但杨新都阻止了这件事；尚书按照改换谥号的礼制，实在无愧。新都是为了替屠襄惠公报过去的怨恨，君子对此非难。曹石仓记载了这件事，但乙酉年江上的战事发生后，他的后人尚宝司卿德周又以此请求，诏令谥为文肃。这样看来，各种野史都没有记载到这件事。事情见于我乡林都御史《时对集》。○《明史·袁崇焕传》后跋 南都已经有人为袁崇焕请求抚恤，但没有得到实行。桂王在粤地时，又争相请求此事。恰好北方来的人带来太宗档案中为崇焕洗雪冤屈的话，袁崇焕才恢复官职，赐谥襄愍。这件事见于我乡高武选《宇泰集》。考察邝舍人《峤雅》，已经有诗歌记载此事，但没有提到改换谥号。他因为太宗的密谋而死，也因此得到昭雪，真是奇事。○《明史·朱燮元传》后跋 南都补行赐予历代名臣的谥法，李映碧请求把尚书也列入其中，但最终没有实行，这也是一件缺憾。我曾见我乡沈侍郎《延嘉集》，他在东江任职时替尚书草拟谥议说“襄毅”。后来读倪职方《无功集》，才知道尚书的谥号是“忠定”。无功是越地人，而且与朱氏是亲属，一定有所依据。也许侍郎所拟的是初谥，后来又重新议定了；如今也无人知道了。○读《明史·张春传》太仆在崇祯四年陷入东地，正是天聪五年；共过了九年才死，是崇德四年。但把太宗实录与《明史》相互参照，事情并不完全吻合；又把何洯所作《太仆传》同两部史书参照，也不完全吻合。《实录》说：太宗命令太仆上书庄烈帝，劝他讲和。太仆说：“这件事绝对不能说，我是被俘拘押的人，又不适合说这样的话。”太宗于是没有再强迫他。《明史》却说：“庄烈帝已经遥加太仆宪节，太仆上疏请求议和，于是被刘孔昭弹劾。有司请求削去太仆所加的宪节，皇帝虽然没有同意，但有司最终仍把他的两个儿子收捕下狱，直到死去。”两者大相矛盾。假如太仆果真劝明朝议和，也不损害他作为忠臣；但终究不如《实录》所说那样凛然。而且假如太仆奉太宗之命劝和，《实录》为什么反而要避讳此事并抹去它？这是第一点不可信。当时被俘囚禁的人，如德王曾上疏明朝劝和，镇守太监也曾上书明朝劝和，《实录》都完整记载了他们的奏文，为什么唯独对太仆的奏疏避讳并抹去？这是第二点不可信。所以我说，《实录》所依据的是当时的档案，必定不会错误；错误应当属于《明史》。然而《明史》也不应凭空编造此事。也许当时有人冒用太仆的名义上书，因此招致刘孔昭弹劾；两国相隔遥远，无法核实其中的诬陷。《何传》也没有记载这件事，那么最终还是应当以《实录》为准。○《明辽东经略熊公传》后书 明朝启祯年间，辽东局势的败坏像劈开竹子一样不可遏止。一时之间，大臣中才气和魄力足以支撑局面的人，只有熊司马一人。古人称温太真刚直挺立如千丈长松，虽然盘曲多节，自然足以任用。熊司马性情急躁刚烈，大概也是这种可用之人；重要的是让他施展才能，本来不应让一两个腐儒拿着白简在旁边议论他。熊司马再次出关时，朝廷诸公忌惮他有所建言，竟让完全不懂军事的王化贞胡乱夸口说凭六十万军队可以平定辽东，以此牵制他。当时江侍郎秉谦极力陈述，经略大臣不能施展丝毫才干，反而让巡抚掌握节制军队的权力，必定会误国。后来不幸被他说中。当权者如果还有人心，即使把巡抚寸斩以向经略谢罪，仍然不足；他们反而因为经略不能死于战阵而加罪于他，这就像捆住乌获的手脚，让一个连小鸟都举不起的人代替他承担重任，等到失败覆灭了，却说乌获也有同样的罪责，难道可以吗？判决文书将要定案时，枢辅孙公承宗、大司寇乔公允升、太仆周公朝瑞、刑曹顾公大章，都援引议功论劳的成例，认为应当议论熊司马的功劳；太仆前后四次上疏，朝廷却充耳不闻。尤其奇怪的是，大司寇王公纪、大中丞邹公元标、大都谏魏公大中，也都极力坚持认为他应当处死，这实在是我不能理解的。明朝三百年间，文臣中能够担当边疆事务的，只有曾襄愍公铣和熊司马。曾铣死在西边，熊廷弼死在东边，英雄所遭遇的命运是一样的！《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九　鄞县全祖望绍衣 题跋（三） ○《庚申外史》后跋 姚江黄氏《南雷书目》记载有《庚申君大事记》，是元代答禄与权所著，我广泛寻访却没有得到。如今世间广泛流传的，只有太行山隐士权衡的《庚申外史》，其中还有可疑之处。书中说，至顺年间，有人认为庚申君不是明宗的儿子，把他废黜安置在江南；虞道园实际上起草了诏书。不久庚申君即位，却不知道先前的事情，召集各位老臣到上都，道园也在其中。马伯庸因为旧日的怨恨把这件事揭发出来，于是发生了皮绳马尾的逮捕事件。这些事情散见于《元史》本传、《续资治通鉴纲目》、叶盛《水东日记》等书。如今依照《外史》来看，伯庸也参与起草了诏书。考察当时奉诏把这件事写在脱卜赤颜身上的，是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实；而向内外发布的诏书，则是道园起草的，没有听说有其他人。况且假使伯庸预先知道此事，正害怕受到株连，掩饰隐瞒尚且来不及，又哪里有闲暇去落井下石陷害道园？何况中丞并不是掌管记事起草的官职，大概是传闻造成的错误。如果《闲中今古录》又说《大事记》是刘尚宾所作，也许另有一本书，等待进一步考察。○《翦胜遗闻》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