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四鄞全祖望绍衣

译我乡远在海边，隋唐以前，儒林的文献和人物十分缺略。宋代奎娄星象呈现吉兆，大儒的教化遍及天下。我的乡人翁南仲开始跟随胡安定游学，高抑崇、赵庇民、童持之跟随杨文靖游学，沈公权跟随焦公路游学。四明能够登上学录的人从此日益增多，但学术之道仍未大盛。淳熙四先生出现，在句余之间大力昌明圣学。他们的学说会通于朱子、张子、吕子，而归宿于陆子。四明后辈士人这才能够明白天人性命的宗旨。四先生为海滨地区启发众多蒙昧之人的功劳，究竟是多么巨大啊！四先生立身处世、出仕为官，大节巍然，如峨眉山高耸半天，本来无需多作叙述。只是后世在德性与学问的门径问题上纷纷争论，因此论说四先生时，也一并失去了公允。即使这样，这终究是世人不读书的缘故。我曾考察朱子的学说出自龟山，他教人以穷究事理作为开始，长久积累义理，自然会有所领悟。至于把听闻和所知一定落实到实行中，不可只做玩弄事物、丧失志向的学问，这就是陆子所说的践履。陆子的学说接近上蔡（这句话本于黄氏《日钞》）；他教人以发明本心作为开始，本心有主宰，然后才能应对天地万物的变化。至于他告诫人不可束起书本而不读、只作没有根基的空谈，这就是朱子所讲明的道理。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入学的途径各有侧重；至于圣学的完整体系，他们从来没有得到其中一端而丢弃另一端。因此，中原文献的传承集中在金华，但朱子曾经告诫要防止博杂的弊病。大愚却把穷究事理斥为支离末节，这是学者的浅陋。有人把读书看成堵塞仁义的阶梯，陆子就责备显道的错误。至于把发明本心斥为顿悟禅宗的人，则过分了。读书穷理，心中必须先有主宰，然后才不会迷惑，本来不能只把泛滥阅读当作学问。陆子教人明白本心，在经学上本于孟子扩充四端的教导，同时正与南轩察知端倪的说法相合（这句话见《朱子语录》）。心明白了，根本就立定了；涵养、省察的功夫于是才有施展的基础，原本并不像所谓顿悟那样，一百斤的担子一下子全部落地。正因为如此，广平兄弟虽然突然有所省悟，广平却说：“学问不是可以一步就达到的。我只要早晨在这里，晚上也在这里，这样或许就可以不背离了。”可见广平正是在用顿悟告诫学者。定川白天观察自己的妻子儿女，夜里又从梦境中检验自己，听到过错便…… 自己责问自己，不敢姑且安逸，他刻苦自励到了这样的程度，正是由艰苦磨炼而成的。慈湖斋戒明净，严肃谨慎，不合礼法的事一概不做；他一生从未草草写过一个字，本来不是凭借一时的争辩或一次领悟便以为达到了究竟。絜斋教人以亲自有所获得为学，并说我们的心与天地相似，要精心思考来获得它，要战战兢兢来守护它，那么他的完整功夫也就可以知道了（四先生之中，慈湖稍微接近顿悟，只是他的立论有偏颇之处；至于他的行为操守，却十分醇正，应当略去他的言论而观察他的行为）。世上的学者从未窥见前辈学问的根柢，只凭流传中失实的说法，妄加议论，怎么可以呢？朱子说，浙东学者都有成就自己的功夫，持守能力超过常人，只是稍微遗憾他们读书穷理还不够完备。其实并不是这样：慈湖对各部经书都有著述，到了老年还想修订群书来屏除邪说，只是没有完成。絜斋说，做学问应当通晓古今；学者只仰慕高远境界，却不浏览古今，这是最妨碍事情的。广平的经学造诣深于《诗》《礼》，尤其是我乡讲说《诗经》的宗师。定川与东莱兄弟极力辨析古今，广泛阅览、详尽考证，晚年即使病中也没有停止读书。这四位先生都以持守为根本，同时从事于选择和辨识来辅助它；他们用功的次第清楚分明，是可以考察的。总的说来，古人求学，起步的途径有时未必完全相同，但最终一定没有彼此背道而驰的。朱子曾亲口说，眼下求学的人，往往缓于反省自己，反而被文字夺去了精神；他如此担心流于只凭耳闻口说的弊病，所以才不至于陷入支离破碎。四明一派的学者，正是不敢在心地澄明之后，便懈怠于致知格物的功夫，这就是他们不流于顿悟之说的原因。既然如此，他们虽然道路不同而归宿相同，总的都是为了求得达到圣人的境界罢了。我的家乡湖上旧有四先生祠，是明嘉靖年间建的。我曾和同学诸公到那里行舍奠礼，并举行讲会。薛学使方山原有一块碑，碑文不足以发扬四先生的学术，于是重新刻石来记述此事。四先生祠堂碑阴文

译我曾读《宋史》，在陆子传中只推重四先生能够传承陆子的学术，而槐堂的弟子们都没有列入，正因为四先生得到了陆子的学术统绪。可是，四先生都以家学为源头，他们积累功力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等到一见陆子，便通达了他高明广大之处，彼此心神契合而没有间隔。我曾考察过此事：慈湖的父亲通奉公（名庭显），以处士身份做后辈的老师。广平曾经自序其学说：“南轩开创端绪，象山加以洗涤，老杨先生加以琢磨。”老杨先生就是通奉公。广平曾向晦翁切磋，又向东莱讲习文献，却在自序中没有提到他们，只把通奉公和张陆并列为鼎足，由此便可知道他的学术根基了。陆子为通奉公的墓志铭也说：“年纪已经八九十岁，学问却日益进步，当今我所认识的人中，只有杨公一人而已。”融堂说，通奉公待万物最为宽厚，即使樵夫牧童的一句善言，也能成为他的老师；但他省察自己的过错最为严格，细微之处也不宽宥，以至于流下眼泪。这就是慈湖从父亲那里接受的庭训。定川的父亲签判公（名铢），向焦先生公路学习，以传承程氏之学。史忠定王称赞他忠信质朴正直，容貌举止庄重恭敬，衣冠整肃严正，仓促之间也一定考察孔孟之言；是非分明，不委曲顺从、苟且自安；在家中奉行孝道，在乡里德行尊崇；当面规劝别人的过失，退下后不再背后议论。他的高弟舒烈所作行状说，签判公侍奉焦先生极其恭敬，后来各位学生侍奉签判公也完全如此；签判公虽然已经地位极高，却没有人敢破坏签判公家的家法。这就是定川从父亲那里接受的庭训。广平的父亲通直公（名黻）同童公持之讲学，关系最为融洽。陆子为他作墓志铭，说他的温和恭敬足以警戒傲慢懒惰的习气，纯厚和顺足以消除鄙陋吝啬的心情；这大概也是因为他的学问有根本。童公本是龟山的弟子，于是成为广平的岳父。絜斋的父亲通议公（名文），我曾见过他所著《瓮牗闲评》一书，不过是杂说之作。至于他能够降低身份、不计年辈地向定川请教，并因此让絜斋严肃恭敬地侍奉定川，那么由此可知，他所从事的是亲身实践的实学，并不是只以博闻见长的一类人。既然如此，四先生从最初立志求学时起，早已得到家门内部的规范并依循而行，何况又亲近老师、选择朋友，遍讲遍习于干淳年间的诸位大儒，取长补短，层层积累；等到他们执弟子礼入陆子门下，便登上首座，确实是理所当然的。师法明道兄弟，一定要推本于大中；谈论康节，必定上溯到古叟；尊奉建安学派，也不能遗漏韦斋。那么四先生的学术所从来，难道可以置之不问吗？于是我告诉同学诸生，让他们另外在后堂制作栗木神主来祭祀四先生，并略为搜集他们言行的大概，刻在碑文背面，使后人有所考察。巾子山张太傅祠堂碑 厓山三大忠臣祠，是罗一峯倡议、陈白沙完成，而由陶自强负责其事的。我的家乡候涛山东面的巾子山，是当时张太傅从临安入海后驻军扎营的地方，却还没有祠堂，地方志和史籍也不记载这件事，这是多么缺漏啊！何况太傅驻扎在这座山上，并不是偶然在此驻营一次、无关轻重的事情。范文虎率领伯颜的军队来到皋亭山，太傅请求把三宫迁入海上，并准备同文丞相背城一战；陈丞相以议和阻止了他，太傅于是带兵向东渡海，由庆元到达昌国，在这座山上扎营。他的意图大概已经筹划好在闽、广另行恢复局面的计划。石国英派都统卞彪来劝他投降。卞彪原是降将，太傅以为他是反正归来的，于是让他跟随自己一同南下。杀牛设宴招待他，酒喝到一半，卞彪从容转达石国英的旨意，太傅大怒，割断他的舌头，把他肢解在山中。军士感到愤怒悲痛，流下眼泪，发誓共同寻找宗室，谋求恢复。此时太傅探知杨驸马带着二王到了温州，陈丞相出城会见他们，陆侍郎、苏统制也一同前往，于是从蛟关出发，沿海入朝拜见，共同参与预定方略，二王的局面便由此形成。文丞相的《指南录》虽然对太傅并不完全协调，但对于闽、广的再造，却认为是太傅一人的功劳。陈、陆诸公虽然一向秉持忠心赤诚，但如果不是太傅凭借老将的威望和重兵掌握关键，那么这件事便不可能成功。至于太傅鼓舞三军士气、扶持濒危国运的事情，没有比在巾子山肢解卞彪更突出的了；这件事能使将熄的火重新照耀，使死灰再次燃烧。当时赵孟传以宗室子弟的身份在庆元献上册籍，句余一带的城郭已经黯然失色，哪里知道金鳌山背上还有人，一声大喝便使白虹贯日？这正是丹山赤水得以洗刷耻辱、二王的一线生机得以延续的原因。可是袁清容编纂《延祐志》，因为他的父亲是元朝降臣，便略去了太傅的遗迹，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提及，实在错了。唉！国家不可能长存而不灭亡，忠臣志士成功的只有一个，失败的却有九个；但他们之所以能够使名节长存而不至失败，是因为那种与义和道相配合的正气充满天地之间吧。太傅的精魂如同大地中的水，无处不到，何况厓山的宫阙和这座山的营寨，尤其是他的神明精魂所深切眷恋的地方呢？于是我便同蛟关父老商议建立祠堂来祭祀他，并把文章刻在石上。巾子山与候涛山相对，两座山峰像门一样，遮挡着巨大的海涛；山下有洗马池，宋高宗航海时，许多侍卫军卒葬在这里。铭文说：威武的太傅啊，从临安而来；亲手肢解降将，把他投入蛟关。辗转来到东瓯，逐日行军艰难；在侯官一隅，扶起将坠的天命。踉踉跄跄来到东港浅湾，崎岖行经谢峡和碙川；分出沉香千两，在厓山焚烧。到了平章港口，只剩残存的一瓣香；到了赤坎村，埋下殷红的鲜血。忠魂骑鲸，任意往来；时常来到这里，听见长长的叹息。卞彪的骨骸，化作衰老的鳏夫；春天撒网捕得它，便以祭品荐于神前。谢高士祠堂碑

译四明洞天的胜景，自从谢高士留下遗迹之后便著名了，但山中还没有供奉谢高士、燃烧遗尘香火的地方。南宋时，史丞相直翁归老湖上，在竹洲营建真隐观，便把九题胜景摹写在观中，又请求御书“洞天”的匾额来加以荣耀，于是特别建立了遗尘祠。遗尘从未居住在湖上，但既然已经摹写九题胜景，那么为他建祠也是不得不做的事。四明山向东七十座山峰的山脉，分布在城外，而实际上以湖上为汇聚之处。飞泉和伏流，都汇归到这里。澄澈的水波凝成碧色，远远连接着蔚蓝的山色，彼此吞吐相映。遗尘如果有知，也会回头欣赏而感到快乐吧。只是自从真隐观倒塌以后，祠堂也废弃了，地方志和史籍中都不能详细说明这件事，这是多么疏漏啊！我读直翁文集，才得到它的大概。只是竹洲归于先宫詹公以后，他曾想恢复九题胜景，却没有成功。换了主人以后，竹洲便成了菜园。如今竹洲又归我所有，我的力量不仅不能望及直翁，甚至也不能望及先宫詹公，却想用惭愧之心振兴它。于是先盖了三间小屋来供奉遗尘。大概祠堂保存下来，九题胜景便可以追溯了。遗尘本来就是一个置身世外的寂寞之人，以直翁的平泉来为他建祠，广厦高轩、朱帘翠幕，未必符合山泽隐士清瘦淡泊的心意。如今用我这样贫穷的人所采摘的莕菜菨菜，进献昌阳，反而足以增添湖上的一段佳话。我读宋人张武子、郑中卿所作的九题诗，以及放翁的《四明洞天诗》，都知道它们是与直翁唱和而成的，属于湖上的掌故，并不是真正描写四明山中的景物。近来修撰《四明山志》的人不加考证，把这些内容牵连混入其中（山志记载直翁《青棂》之作，又误把他的名字写作史洸），使山灵遭人讥笑，直到今天还令人齿冷。我曾想另行编纂《竹洲真隐观志》，记载湖上洞天的始末，但没有完成。所以借着这块祠碑一并说到这些。闻尚书祠碑 明朝故吏部尚书闻庄简公，因为减轻广德湖田的税收，湖民感念他的恩德而祭祀他。他的祠堂大概与祭祀副使陈公的祠堂同时建立。唉！湖田的祸害，起于楼异，比仇悆更严重。如今湖上还有楼太师丰惠庙，仇悆也能在学宫中享受祭祀。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闻公、陈公的祠堂就不必建立了。尚书一生颇不受家乡士人舆论的尊重，几乎和慈水赵尚书并称，被认为是严氏的私人。直到今天，即使三尺童子也都能说出这些话。我曾考察《明世宗实录》，又旁征野史，发现事情本来并不完全如此。尚书在朝廷上不能当面抗争，他的过错固然无法推辞；但说他像慈水赵尚书那样阿附严氏、屈节求容，却没有这种情况。甚至《实录》还说尚书后来同严氏多有龃龉，因此最终离开了职位。既然如此，尚书只是不敢挺身同严氏抗争，却确实有许多事情没有顺从他的意旨，并不是果真低头做了他的门下之人。可是乡里社中流传的说法便越来越过分，评论历史的人不能不加以辨明。当时我乡的大老，只有张文定公和先侍郎可以没有疑议；屠简肃以下，如东沙、东明，都不能说没有在严氏那里涉足。按照君子守身的道义来说，他们都应当引咎而不能推辞，而尚书所受的诽谤尤其严重，这也真是不幸啊。虽然如此，尚书对于乡里，能够减轻赋税来缓解困苦；同仇悆只知道加税来向国君献媚而不顾百姓疾苦相比，真是天壤之别。秋收以后报谢神灵、举行蜡祭，尚书的祭祀应当和白鹤诸公一同成为湖上深厚的福祐；这不能说不是光明德行留下的馨香。先宫詹公当年曾为尚书整治清理神道的荒芜，我撰写这块碑，也确实不敢有溢美之词；但对于尚书应有的定论，我私下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旌忠祠碑 世祖章皇帝平定天下、建立国都以后，褒奖抚恤前明甲申年殉难的文臣，共十九人，浙江得到其中六人，我乡陈恭洁公就是其中之一。礼官遵奉明朝旨意，各自在他们的乡里建立祠堂，春秋两季祭祀，又特别拨给土地七十亩供养祠堂。于是有关官府便把陈公的别业、旧称娑罗园的地方作为祠堂，并让夫人配享；但至今还没有准备好刻名的祭祀碑。自幼年时我就曾到祠堂下拜谒，后来奔走于风尘之中，很久没有再去。正好罢官归来，陈氏诸人多次请我撰写碑铭，我又怎敢推辞？陈氏是宋元祐党人文介公的后裔，世代仕宦极盛；其中最著名的，传四代出了文定公槩，又传数代出了大儒习庵先生埙，到明代出了漕运侍郎濓，明朝灭亡时陈公又出现了。甬上世家兴盛的程度，从来没有超过他们的。陈公一生的始末，已经见于《明史》本传，我不再重复。董户部守谕哭悼陈公的诗说：“正因为他不好声名，所以舍身赴死才格外真实。”这句话说得深刻，不仅可以由此知道陈公投缳时的心事，也可以完全说明他历任官职时的心事。《三垣笔记》说，陈公从四川返回复命，回到乡里，将要赴京时，夜里梦见自己在文山祠下执弟子礼，文山快步走来扶住他说：“您是我们这一类人。” 文山邀请他一同坐下，陈公不敢当，文山坚持扶他坐下；醒来后，陈公认为这是异事。当时国事已经无法支撑，陈公出发的日期将近，忽然请画师为自己画像，戴着高冠，穿着宽大的礼服。宾客有人问他：“为什么在这样匆忙的时候做这件事？”陈公叹息说：“这是我驾车出发的日子啊。”难道还能希望生还吗？大概陈公已经知道国家和宗庙必然灭亡，成全仁德、取得大义的决心早已定在胸中，所以意志一动便激发了气概，而文山的精魂也降临到他身上。当时一同遇难的吴太常公磊斋，也曾在梦中听见蕺山刘公为他诵读文山《零丁诗》的句子，后来果然成为先兆；而陈公却更加亲自接见了文山的精魂，这又何必等到太史占卜之后才明白呢？陈公的遗文在战乱后全部散失，林高士荔堂寻得他的《滇中草》一卷，大概是他任司理期间所作。忠臣本来不一定要靠文章流传，但滇中一山一洞，陈公几乎都题咏遍了，他又是多么有情啊！如今祠堂中草木郁然秀美的地方，正是陈公平日饮酒吟咏、悠游其中之处；再加上圣朝隆重的典礼，即使桥山的碧血、左右盘绕的龙须仍在，陈氏宗族所在之地，难道会骤然忘记陈公升降往来的英灵吗？陈氏子孙，应当恭敬对待他啊！王节愍公祠堂碑

译王节愍公的祠堂，过去只在荆公重恩阁和天封寺供奉他的画像。我认为这是把公草率从事、勉强应付罢了，于是提议另在湖上建立祠堂，并把公的儿子驾部公之栻附祀其中。唉！节愍父子两代都为国家而死，这是世上少有的事；两代都在我鄞县知名并为国而死，更是世上少有。然而节愍公之死，屡次受到褒扬崇敬；驾部公之死，世人却多有讳言。我私下认为不应如此。为忠而死，本来是同一回事；节愍死于甲申年，便认为他忠而抚恤他；驾部死于丙戌年，难道就竟然认为他是叛逆而抛弃他吗？有人说，节愍死于闯贼之手，而圣朝驱逐闯贼后便加恩于死节诸公；那么驾部抗命就是过错。这种说法也不对。圣朝之所以加恩于前朝死节的臣子，是为了教导忠诚。驾部必须不辜负故国，才是不辜负他的父亲；必须不辜负他的父亲，才是不辜负圣朝。这样看来，节愍公有驾部这样的儿子，他所受的抚恤反而更加无愧。那么把驾部附祀在祠中，又有什么可疑惧的呢？驾部名之栻，字瞻卿，是节愍公的次子。他年轻时随父亲侍居在我乡，节愍公最爱惜士人，凡是鄞县才俊，都出入他的门下。驾部同他们多有深厚交往，所以白下失守后，驾部向东奔来鄞县。在截江之战中，监国下令让他穿墨色丧服，担任车驾主事并知鄞县事。任命文书说：“凭借你父亲遗留下来的恩爱，希望你继承世代忠诚。”驾部哭泣着接受了命令。不久，他看到江上的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便辞职进入福建。福建人仍让他主管车驾事务，但福建的局势也败坏了，他又返回鄞县。阁部朱公镇守金华，用檄文召请驾部，于是驾部为他在武义练兵。兵败后进入山中，谋划再次起兵，被捕后死难。驾部在我乡居住，不过是很短的时间。但我乡因为节愍公的缘故，非常爱戴他。听说他死去，人人都流下眼泪。每次祭祀节愍公，一定把驾部配享。后来年长者逐渐去世，才开始缺少这种礼仪，知道这件事的人也越来越少。唉！碧梧翠竹，竟和人们对甘棠的爱护一起，成为故国的高大树木。节愍公留下的恩泽，究竟怎样啊！我想到圣朝修撰《明史》时，丙戌年以前死难的人都得到收录，那么驾部本来就应当列入节愍公的附传，又有什么妨碍附祀呢？节愍公的事迹，《明史》已经记载得很详尽，所以不再记述，只记驾部的事，以补充史书的缺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日〕 《尚书前浙东兵道同安卢公祠堂碑文》明朝故兵部尚书、督师同安卢公，名若腾，字牧舟，曾奉持符节巡视浙东兵备，驻节于我的家乡；调任离去后等待次序，第二年北都便灭亡。南都任命他为都御史，巡抚凤阳，尚未出发南都又灭亡。福建方面晋升他为独座，过了一年福建也灭亡了。公漂泊在天涯，以一支军队思谋维系国运，最终死在异域。上天所要废弃的，没有人能够重新振兴。公的家在福建同安，却在海上园林居住了二十年，近在咫尺的故乡也掉头不顾；后来深入东宁，几乎如同陈宜中死于暹罗、蔡子英投奔漠北。连故乡坟墓尚且如此，何况我的家乡只不过是他的幕府所在，难道能断定他的魂魄一定系恋于此吗？虽然如此，忠义之人的神明精魂本来就像地下的水，无处不到，无处不通；何况他在我乡留下的恩爱尤其不可磨灭。公驻守宁波时，天下正值动乱，日日练兵没有空闲。不久雪窦山的贼人私自改立年号，暗中谋划招引东阳作乱之徒，准备乘机偷袭发动叛乱。公没有大张声势，只把方略授给陆太守自岳，便平定了此事，因此婺中虽遭涂炭，甬上却安然无恙。他抚慰救济疲敝百姓尤其深切诚恳，稍有空闲，便同士子雅歌、投壶、谈论文艺、讲习学业。直到一百年后，浙东人还思念他而不能忘怀，我乡尤其如此。起初把他同蔡观察合祀在报恩祠中，不久又选择地方专门建祠奉祀他。当公奉思文之命巡抚永嘉时，刚刚到达，局势便已经瓦解；他徘徊在镇下关，曾渡海到翁洲，又乘闲步行进入大兰各山寨。我乡父老带着酒浆前来拜见，公流着眼泪送他们离去。到了海上抗清局面中，同公共事的同袍，家乡的大人物最为兴盛：阁部有钱公止亭、沈公彤庵；列卿有冯公簟溪、张公苍水、陈公逋庵；台省有董公幼安、纪公衷文。他们都凭借“中流击楫”的志向同公最为亲密。诸公几乎全部沦亡，晚年只有同苍水共事最久。我曾听说林门有使者到来，公托他问候说：“贺监湖边的棠树，生长的意趣难道没有穷尽吗？”既然如此，甬上成为公身后的桐乡，本来就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地方。唉！公承担六纛统军的职责，大概已经是在国事丧失之后；虽然丹心耿耿，九死不改，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作为了。他此前在我乡的一次尝试，未能充分展现他的才华，却已经足以让后世百代永远思念。所以说，亡国之际不能说没有人物。自《明史》开局以来，忌讳和沉默使公的大节渐渐无人能够称述，我姑且借祠堂碑记把它发扬出来。翁洲刘将军祠堂碑 大军攻下江南时，各地望风披靡，所到之处几乎没有经过流血。最难攻下的，是江西赣州、江南江阴和泾县，以及我乡的翁洲；即使大军也都认为这些地方出乎意料。赣州有杨、万两位督师，联络各省援兵，还足以支撑很久。江阴、泾县则很难攻下，但还同江湖各地声息相通。哪里像我翁洲这样，是一座弹丸般的孤岛呢？然而南明残存的一线国运，实际上寄托在这里，它的关系竟与厓山相当，这也实在奇异。翁洲文武死难的诸公很多，可以考知的有二十七人；而守城的重任则由刘世勋将军一人承担，他最为壮烈。起初大军分路南下时，定西侯张名振凭借蛟关天险，用几艘船拦截，大军便不能渡过，所以他命荡吴伯阮在大洋上迎击，自己让将军守城，而扬言奉王进攻松江，以牵制敌军。定西侯刚刚离去，天上忽然大雾弥漫，大军乘顺风径直渡海，没有人察觉。荡吴伯急忙出兵，用火攻迎敌，但返风竟使自己的船只焚毁，大军于是直抵城下。圣朝能够取得天下，确实不是人力所能阻挡的。将军估计城中步卒还有五千人，部下死士五百人，又有居民相助，便登城固守，敌军多次进攻，多次被击退。八月二十六日，城门打开，假装投降，城内埋伏大炮；前来受降的敌军争先恐后地进入，伏兵发动，击杀一千人。大军更加愤怒，猛烈进攻，但始终不能攻克。此前城中的别将邱元吉、金允彦秘密约定充当内应，只是没有找到机会。二十八日，他们终于用绳索从城上缒下投降，并且说将军严密守城的情形，于是敌军再次增派兵力。九月二日，大炮密集如刺猬，城墙垛口全部毁坏，将军便穿朝服面向北方、遥望大海，拜谢之后自刎。唉，真是壮烈啊！翁洲一城的流血，是由于将军的缘故；居民直到今天仍到他的祠堂，春天献兰，秋天献菊，祭祀唯恐落后。这难道不是他的精忠感动了人们吗？将军字胤之，是南京人。脱去平民衣服后，以武科进士起家，历任都督佥事，协助防守翁洲，多次陈述雄才大略，黄斌卿却不能任用他。监国在安洋驻军时，将军平日喜爱史籍，熟习吟咏，被称为儒将。

译桓溪全氏祠堂碑文 我们全氏出自周官泉府之后，以官职作为姓氏，后来因为同音而通作“全”。据《国语》记载，隗姓分出潞、洛、泉、余、满五氏，但全氏的来源并不是隗姓。有人说全氏原本姓王，是汉元后的族属，为了躲避新都的变乱而改姓，如辅、果等姓。又有人说殷王高宗的后代有全氏。先祖考订世系家谱，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没有根据。旧史中以全氏著名的，从东汉桂阳太守全柔开始；他的儿子大司马、钱唐侯全琮因功勋兴起，孙子又娶吴主之女，于是江左的外戚之家没有比我们家更显赫的。大司马的哥哥的儿子卫将军、永平侯全尚，因为是王后的舅父；诸子中有镇北将军、都亭侯全绪，因东关破魏之功受封；临湘侯全怿，因承袭父业；都乡侯全吴，因是国舅；其余如全端、全翩、全缉、全靖、全祎、全仪、全纪、全熙，都担任侍郎、都尉，掌管军队和宿卫。不久孙綝专权，寿春失去援军，临湘侯与诸弟、诸子投奔魏国；永平侯诛杀权臣未能成功，遭遇祸患，全氏从此衰落。到了刘宋，有光禄大夫、孝宁侯全景文继承其显赫；到了陈朝，又有水部郎全缓继承。在孝宁侯以前，全氏多凭功业起家；到了水部郎全缓，才凭经术成为《易经》《诗经》的宗师。虽然《七录》中有吴国太史令范，著有风气、占法等书，但方术之学不属于儒林。临湘侯投魏时，他的子弟都被封爵，因此河北全氏不比江左全氏逊色。后来北齐有黄门侍郎全元起，唐末有雄武节度使、中书令全师朗，他是王蜀的功臣；又有金州防御使全师郁，仕奉孟氏，世代成为商洛的豪族。旧谱把《北史》中的泉企父子说成临湘侯的后代，认为他们改了姓，却不知道是全氏由泉姓改来，并不是泉氏由全姓改来。进入宋代，商洛一族因起兵被诛灭，而江左全氏再次兴盛。大概从我的始祖侍御府君上溯到桂阳太守全柔，共有二十七代。府君名权，字仲衡，是宋太平兴国年间的进士，累官至侍御史、知青州；因为母亲于太夫人去世服丧，便不再出仕。府君的父亲中书令全大贤，在吴越时掌管国政，此时还在世。府君奉养老父亲从钱唐迁居鄞县桓溪，娶相氏，生二子，长子鼎，次子俎。全鼎担任明州学录，所以府君来到鄞县。府君去世后，葬在溪上的沙洲。当时府君的弟弟全兴也迁居越地东浦，没有儿子，便以全俎为后。过了六代，成为宋理宗的母族；追封曾祖以下，有太保唐公安民，唐公之子为太傅、越王全份；越王之子为太师、申王全大中；太师徐公大节，徐公就是《宋史》所称的保长者；申王之子为太师、和王全昭孙，这就是度宗的舅父。徐公之子为少傅、节度使周公纯夫，少师、节度使周公清夫；和王之子为太尉、参政全允坚；周公之子为太府卿全槐卿。福王的妃子也出自全氏，当时朝廷向各位亲属推恩，追溯源流到鄞县，大量赐予官爵。但我们桓溪全氏的祖先不愿攀附外戚的恩宠来邀取恩泽，约定不出任官府职务；官府敬重他们，便在他们居所旁的水碶上题名为“鹊巢”，用来表彰他们。此后桓溪全氏分为八派：前宅、后宅、东宅、西宅、中宅、田宅六派，都是府君第五世孙全琚的后代；南宅、北宅两派，都是府君第五世孙全礼的后代。到今天已经历时八百多年，子孙分为二十四支，而溪上的居所一直没有分散，世代都有显达之人。我乡谈论世家，没有比这一家延续得更久的了。府君的明德流传得多么久远啊！我考察唐宋制度，世家大族都允许在京师建立祖庙，如今这种制度已经没有了。然而宗祠的礼制，是用来维系四代之后服制渐尽、五代之后同姓关系渐疏、六代之后亲属关系将尽的状况；即使昭穆相隔很远，也不至于把彼此看成路人，这就是宗祠的力量。我家的宗祠屡次修建又屡次倾圮，乾隆戊午年重新在沙渚选择地方建造。府君以后到第八世，八宅才开始分立，所以第八世以前以及八宅各房的始祖，都列入祠中，以表明本出一源。此后的人便不能全部列入，只把贤能有德、显贵有爵、才华出众有文章的人列入。有爵位但没有德行，或者玷辱宗族的，不予列入。唉！山脉有源头，水流有源头，我们宗族的人若能讲求敦厚和睦的行为，彼此勉励以光大宗族，这就是府君深厚的期望吧！东浦全氏祠堂碑文

译会稽东浦全氏，是我们鄞县全氏的一个小宗。全氏自大司马全琮以后，世代居住在钱唐。给事中、孝宁侯全景文在宋代显赫，水部郎全缓在陈代成名。唐代全氏不太显达，而中书令府君全大贤掌管政务，是吴越中书令之子。侍御府君在宋代做官，和他的弟弟在会稽浴龙桥旁买地居住。后来侍御府君以长子担任明州学录而来到鄞县，于是定居桓溪。他的弟弟没有儿子，府君便以次子作为他的后嗣，所以东浦这一支也是府君的后代。传七代为太保唐公安民，传八代为太傅越王全份，传九代为太师申王全大中。太师徐公大节，特进大声徐公，就是《宋史》所称的保长者。申王之子为太师、和王全昭孙，徐公之子为少师周公纯夫、少师节度使周公清夫。和王之子为太尉参政全允坚，周公之子为太府卿全槐卿。当时理宗的母亲、度宗的皇后、福王的妃子，都出自全氏。申王的再从子泉翁以诗歌闻名，是月泉社中的重要人物。宋朝灭亡后，他的气节尤其高尚。那时桓溪全氏并不显达，而东浦全氏贵盛无比。明朝以来渐渐衰落。万历年间，副使府君才开始升任监司，其余人不过以通晓经书著称罢了。虽然如此，我对于东浦全氏宗族认为将来必定还有显达的人，流传下来的福庆还没有穷尽。徐公对于穆陵皇帝的外戚关系，暂且不论；若从潜邸时期拥戴的功劳说起，如果没有徐公，皇帝不能到达这个地位。当时享受拥戴报答的，有史氏的两位宰相和一位执政；他的姻亲宣绘袁韶，也因此升入两府。其次是郑氏，再其次是余氏，无不专权掌国。以我们全氏的力量，如果有意于此，难道会在诸家之下吗？然而最终竟然没有这样的人。全氏自周公以上，都是死后追赠的官爵。度宗在东宫时册立妃子，节度使府君主持婚礼，当时还以待制身份镇守宁国。后来仁安皇后在会礼时推恩，才开始加授节钺，而端明陈公还说这太过仓促。节度使于是多次上疏请求退休。等到参政全允坚进入东府时，国事已经不可挽回，这难道不是安守本分、敬畏天命、能够守住盛满而不自满吗？大概穆陵皇帝之所以得到帝位，是因为全氏；而宋朝之所以亡国，是因为贾氏。把两方面相对观察，便可以看出外戚所起的作用。如今子孙虽然隐微不显，但诗书传家的恩泽没有穷尽，家法整齐严肃；家族的兴衰变化，各有时运。乾隆己未年，族人修整祠宇，请我撰写文章。我于是叙述祖先的德行来勉励他们。《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五，鄞县全祖望绍衣 杂碑铭 万金湖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