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二鄞全祖望绍衣

译明初生员分为两等：一等是府、州、县学校的生员，一等是乡里学校的生员。府、州、县学校的生员有固定名额，四十人以下按等级递减，每日供给廪饩；乡里则每三十五家设置一所学校，愿意读书的人都可以参加，又称为社学。这大概就是党庠、术序遗制的延续。府、州、县学生员的选取责任在守令：守令从百姓中的俊秀和官员子弟中选取充任，亲自观察考察，必须是人才挺拔、容貌端正，年龄十五岁以上，并且已经读过《论语》《孟子》《四书》的人，才可以参加选拔。监察御史或外地按察使巡行到达之日，也逐一察看；有不成材的便黜退，再选择他人补充。所学习的内容，除经史之外，礼、律、书合为一科，乐、射、算合为一科，由训导分科掌管；教授、学正或教谕负责统筹。经史则由教授等亲自督教。从九经、《四书》、三史、《资治通鉴》，旁及《庄子》《老子》和兵法谋略，早晨学习经史和律令，饭后学习书法、礼仪、音乐、算术，下午学习射箭；有余力的，还可以学习撰写诏诰、笺表、碑版、传记一类文章。考察检验时，要观察他们进退揖让的礼节，听他们言语应对是否合宜；要求背诵经史、讲明大义，询问疑难律条，测试他们断案决狱的能力。学习书法不拘泥于固定体式，考察音律，以详知所学习的音乐；观看射箭，以检验技巧和力量；考核算术，则据乘除来分辨其敏捷或迟钝。求学的人如果能这样认真去做，也就够了。假使都能以这样的实心率直实行，却还没有真正成才的人，我还从未听说过。至于考核办法，则由守令和教官各自设置文簿上报，由巡按御史、按察使负责主持。守令每月考验一次，三个月学习没有进步的，教授等官以及本学训导罚米。巡按御史、按察使每年考验一次，府学自十二人以上、州学自八人以上、县学自六人以上学习没有进步的，守令、教授等官以及本学训导罚俸。府学自二十四人以上、州学自十六人以上、县学自十二人以上学习没有进步的，教授等官以及本学训导罢免。守令鞭打有父兄的生员，也要治罪。三年一次的大比，贡生送到行省；行省巡按御史选拔其中最优秀的贡送朝廷，守令还要连同其妻子儿女的资费一起送他们进京，恐怕他们会因家人而分心。天子亲临殿前召见，都让他们讲说经书一遍，以期其学说可以实行；接着考文字、考射箭、考算术，即使文章写得不好而射箭、算术优良的，也予以录取。《故槎庵小乘》记载：明朝初年设有经明行修科、工习文词科、通晓四书科、人品俊秀科、言有条理科、精习算法科等科目，全部具备的列为上等，依次递降；有一科不通的，不在提拔录用之列，说的就是这个。任用他们时，有的直接授为御史，有的授为知州、知县，有的授为教官，有的授为经历、县丞等官，有的授为部院书吏、奏差，有的授为五府掾史，不拘泥于一种成例。至于乡里的学舍，守令从同乡前辈中选择一位有学问品行的人来教导他们；在子弟中称为师训，在官府中称为秀才。教他们时，以《百家姓》《千字文》为开端，随后学习经史、法律、算术之类。守令还考察所统辖弟子的数目，按照他们勤奋或懒惰的情况及时上报。行省三年一次大比，行省选拔秀才中最优秀的贡送朝廷，守令资助他们的妻子儿女进京，天子亲临殿前考核，然后加以录用。学舍中的生员，才俊的升入学校，补充缺额并领取廪饩；没有成材的，听任他们各自从事原来的行业。这是当时立法的开始，简直是把三代的人才标准寄望于天下，哪里料到实行不久就中途衰败了呢？自从乡里不再按照次序录取生员，学校中先是增加名额，后来又增设附学生员，人数越来越多而学习越来越坏；自从六艺的教育完全松弛，靠帖括、讲章的学问也可以做到卿相；自从守令不再把职责放在首位，诸生中的不肖之徒反而有人晋身并挟制长官，逐渐发展到愤懑于时局的士人竟把生员视为祸害社会的东西，认为一定要废除它才可以拯救世道。唉！为什么不把太祖颁行的制度取来，合宜地读一读呢？（明初征召人才的名目也不止一种：有耆儒、隐逸、明经、茂才、怀才抱德、贤良方正、孝弟力田、聪明正直、文学、孝廉、税户人才、儒士等，错杂并出，难以全部列举。像全思诚以耆儒、鲍恂以明经，直接补入阁学，都是罕见的典制。） 洞霄宫提举题名壁记

译宫观制度，李心传《朝野杂记》记载得很详细。至于大涤山的洞霄宫，竹垞已经说得很完备了。然而《曝书亭集》所记，从建炎元年开始。我考察宋代宰执中最早领任洞霄宫的，有吕惠卿、章惇、林摅，蔡京也曾以阁学身份领此职。虽然这些人的为人不值得称道，但这个官职却不可湮没。因此我又重新翻检正史，参照野史笔记，才知道即使是建炎以后，竹垞也还有遗漏的地方。我的朋友赵谷林请求我重新写一篇，以补足洞天掌故的缺失。宰辅领宫观祠禄，大多以殿阁学士系衔；年表中也有只称其官阶的，如章惇以通议大夫、富直柔和李壁以中大夫、留正以光禄大夫领职，就是这样。宋代以殿阁官职优宠旧相，观文、资政二职才开始有大学士的名号，其余都没有。可是《年表》绍兴二十四年记史才以端明殿大学士提举，这是一处误文。《职官志》说宰相不任大学士，从绍兴元年的范宗尹开始；但《年表》记宗尹以大观文提举，这也都是衍文。《宋史》这样错乱的地方很多，竹垞的记载中有时也沿袭抄录。我姑且举出这一端来显示大概，这未尝不是整理史书的一点帮助。至于《程公许传》说他第二次提举玉隆观，他并未在临安奉祠；传文说史嵩之服丧期满，以大观文领洞霄宫，程公许弹劾他。竹垞没有详细查阅传文，于是把公许列入题名记中，这是错误得最严重的一处。又如翟汝文以资政殿学士提举，见于《郡斋读书志》，而竹垞却取他靖康年间显谟阁的原职来书写，也都是考察不周。至于他说待制以下官员应当属于提点、主管之职，只是略过不记。现在考察《宋史》，横行右职从左武大夫以下，仍可提举宫祠；《朝野杂记》又说，从官系衔都称提举，普通官员则称主管。这就是说，待制等官本来属于提举，只是宋代制度中，外祠可以由其他官员充任，而京祠则任用大臣。洞霄宫自临安成为行在后，已经升为内祠，所以绍兴以后就不再有侍从官担任此职了，也不是像竹垞所说的那样。如今所记的一百五十人中，只有蔡崈以集英殿修撰任提点，《宋史》本传明确记载了这一点；苏儁以直龙图阁、鲁詹以直秘阁任主管，则汪藻、张守所作墓志明确记载，均没有冒称提举的。宋绍兴学宫禊帖旧本记 穆陵收藏《兰亭》帖一百一十七种，江东各府州所有的摹本都在其中，唯独我的家乡没有，这是一个缺憾。不过我考察唐代法帖中有写着“勾章令满骞”五字的本子，是《兰亭》最古老的摹本，其中有开皇年号，可以认为是六朝以来秘府收藏的本子。唐太宗把它赐给韩王，崔液为它作跋；后来南唐国主用拨镫书法题写，徐铉为它作记；后来又有绍兴庚申史应物的跋。经过应物三代传承，归到了我乡李元洎手中，少裴而攻媿先生为它作了记，这就是我乡《兰亭》的第一件掌故。唐人摹本以苏承旨易简本为最好，承旨有三本，其中一本归我乡懒堂舒学士所有，曾与元丰年间诸贤在鄞城南崇法寺观赏，精神气韵丝毫没有遗憾，这是第二件掌故。赵侍郎明诚的本子，前面有龙眠用蜀纸所画的王右军像，后面有明诚的跋；明诚的夫人李易安曾寓居我乡奉化，所以归于史氏收藏，并有“绍勋”小印，这是第三件掌故。薜嗣昌收藏的定武本，原藏在张卫公孝伯家，大概又次一等；攻媿先生所藏有王安国题字的，应当再次一等；高续古所藏有王厚之题字的，又次一等。曹南吴志淳来到鄞地时，带有一本瘦本，九灵山人认定是薜氏之物，后来归于大慈寺僧人所有，并由九灵作跋，这就是定武的另一本。这样说来，我乡虽然没有特意摹刻的石本列入十集，但旧家收藏的法帖，都曾得到其中最精美的本子；不过这还只是就卷轴而言。至于唐初辨才本，最初出自永兴虞公临摹的本子，收藏在赵明远家，那才真正是我乡的土产。几百年来，各家所藏的本子都已经几乎散失殆尽。我所见到的，以慈水姜湛园编修所藏不损的定武本为最好；我家所藏的缸石损本次之；天一阁范氏有绍兴学宫不损本，又次之。这些都足以列入我乡《兰亭》的登记目录。范君永恒请求我为他家收藏的本子作记，于是我考订编次旧日听闻，题写在后面。宋神宗桃源书院御笔记

译桃源书院原在城西武陵的林末，就是王先生的酌古堂。等到王氏后裔从林末迁到罂湖，书院却未曾迁移；明朝初年才归官府所有，于是迁到了罂湖。唯独宋神宗的御书，经历七百多年，仍巍然无恙。唉！这真是王氏的珍宝啊！五位先生倡导道学，其中三人终身布衣，即使出仕的也没有显达，唯独王先生得到皇帝赐书，确实是特殊的恩遇。历经沧桑劫难，天府所藏的金石尚且不能保全，而这块匾额却独自留存，仿佛有鬼神在保护它。王氏子孙的幸运是多么大啊！我乡能够拜见御书，宋代从王先生开始，此后便逐渐增多。史忠定“御香”“龙茶”的手迹，是高宗的笔迹；“明良庆会之阁”的真、草书，“旧学”二字以及《送冻归》等诗，是寿皇的笔迹。寿皇还曾抄录忠定《野庵分咏》赐给魏文节公；而“忠定四明洞天”的题字，是光宗在东宫时的笔迹。史忠宣的“沧洲”、鸿禧的“碧沚”，是宁宗的笔迹。史忠献的墓碑，是理宗亲自撰写并书写的。郑忠定“辅德明谟之阁”、安晚之圃和甬东书院，赵清敏的直清亭、乳泉，以及安贫乐道王直阁的汲古，传忠、陈清敏的世纶堂，应卫公的翁洲书院，都是理宗的笔迹。郑鲁公还没有生下忠定时，便在塔岭营造寿藏；他梦见对岸有一座高悬的庵，里面似乎写着“充达三”三个字，匾额上盘绕着蟠龙，以泥金题字。于是作了一首记梦的长诗来记载此事。忠定稍稍长大后，听鲁公说起这件事，遍读佛道诸书，也没有找到解释。鲁公说：“蟠龙泥金，大概是御书吧？你记住这件事。”忠定后来做了理宗的宰相，偶然在闲暇宴饮时问起自己的家世，便把先前的梦告诉了理宗。理宗立即赐下这三个字，悬挂在山岭上，以应验那个征兆。王元恭修撰《至正志》，特意载录鲁公的诗，把它当作奇闻；其他没有见于记载的事还有一些。至于阿育王、天童、雪窦诸寺所赐的御书，则不列入这里。若分别来说，其中有的是中兴以来的贤相，有的是直节不屈的宗衮，有的是因为清廉的德行，有的是为了彰显其子，有的是为了表彰其老师；这些都足以与御书争辉。有的人又因有幸成就辅佐皇帝的大功，便成为执掌国政的捷径。御书越丰富，反而越容易滋生物议；这在当时已经很难一概而论了，有的只是求得流传，有的或许本来就不必流传。至于这块匾额能够保存下来，关系到四明的学术传承；登临书院的人都会肃然生起追慕酌古堂的心思，难道它只是王氏子孙的珍宝吗？于是我拜了两拜，为它写下这篇记。山阴县西北葛仙人洞记 浙东山水中以葛稚川附会得名的地方很多，但大多不可信。山阴县西北六十里有葛仙人洞，所指的是宋末南康高士葛庆龙。洞中云雾清冷，古苔斑驳，使人的精神和骨气都感到清冽。洞前有一尊石像，就是葛庆龙。洞中有一只高昂挺立的石鹤，是王主簿理得雕刻来陪侍庆龙的。洞旁有许多高松修竹，风致潇洒，但它位于山阴道中，仍不是最美的地方。它所以得名，只是因为葛庆龙。我考察庆龙字秋岩，又号寄渔翁、江南野道人，晚年号飞笔仙人。年老时他选择葬在山阴，又号越台洞主，正是指这座洞。庆龙是南康人，早年曾到匡庐山学习佛法，称为璹书记；后来不喜欢佛门生活，改做道士，最终又回归儒学。濳溪听说此事，皋羽认为把他当作庐山人是错误的。庆龙放浪于江湖之间，达官名士、酒徒剑客多与他交游（以上采自《霏雪录》）。他的诗务求写出不合常人说法的语句，严重时艰涩如荆棘，无法成句。酒意酣畅时落笔，飒飒不停，都是如大鹏高飞、海潮震怒，突然冲起而无边无际。然而他为人简率急躁，喜欢当面指出别人的过失，一旦有所触犯，立即发泄出来，毫不隐瞒。人们也知道他磊落坦荡、没有别的心思，但还是大多疏远他。他喜爱听音乐，却又不很懂音乐。住在一间屋子里，杂乱地悬挂着药王的磬和铃；醉后便自己挥扇摇动它们，闭着眼坐着听，磬铃发出低沉的声响，直到熟睡后扇子掉落才停止（以上见《潜溪集》）。起初，庆龙寄居在鄞地南湖延庆寺，作诗还遵守唐律，喜欢精整，有《什一集》，但大多没有自己收藏保存（以上见《清容集》）。那么濳溪所说的庆龙诗，便是他晚年的变化了。晚年尤其潦倒，依附王主簿居住；每次游石洞，见到樵夫、猎人经过，必定祝愿他们，认为自己是有神灵的。庆龙于是把自己的像刻在洞前，自称洞主（见《潜溪集》）。年过七十，牙齿像儿童，面容如童子，终年不洗澡沐浴，肌肤身体却清洁，衣服上没有跳蚤虱子。天气清朗时，便乘竹舆游览天衣、云门等名胜（《霏雪录》）。临死时留下遗言：埋葬我应当在这座洞旁，并且让仪仗鼓吹作前导，使樵夫、猎人像祭祀山神一样祝祷我（《潜溪集》）。所以直到今天人们都称他为葛仙。我寻求庆龙所著的文集，已经无法得到；从各种书中看到所记的庆龙诗，似乎都不是他的最高之作。我想寻找濳溪所说的那种奇气纵横、仿佛要驾驭日月而迫近太清的诗，却没有见到。葛庆龙凭借他的才华，忽而学佛，忽而学道，忽而学儒；归根结底，他是羡慕成为仙人成神，并不是真正有所专好。奇怪啊，他遭逢乱世，胸中大概有耿耿不平而无法排遣的东西吧？可是皋羽诸公没有完全替他表明出来。这样看来，庆龙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的，难道只是他的诗而已吗？我的老朋友五岳游人郑性同我一起游览，听我说后说道：“是这样，请让我来记述。”我将要在洞旁刻石，用来慰藉庆龙重泉之下的魂灵。而且庆龙本来也是我乡寄居的客卿，于是我为他编排叙述，交付给郑君。祭甲申三忠记 甲申之难中，左班十九位忠臣里，曾任我乡长官的有御史王忠烈公，即旧日鄞县县令；检讨汪文烈公，即旧日慈溪县县令。我乡的忠臣则是御史陈恭愍公。忠烈、文烈任我乡长官时，爱护百姓，礼贤下士，古来那些奉公守法的官吏也不能超过他们。所以他们殉难后，鄞人每年三月十九日在天封寺祭祀忠烈，慈人则在城西祭祀文烈。忠烈有儿子瞻卿，丙戌年曾任鄞县知县，后来又殉难于金华。鄞人祭祀忠烈时，便把瞻卿配祀。后来这种祭祀废弛了六十年。今年我和慈人郑君南溪商议在府城合祭，并增入恭愍董君愚亭，于是谋划置办田产，使这件事长久延续。唉！在沧桑变迁之际，我乡为国而死的有六十多人，于是成为忠义之邦。这固然出于三百年的教化，但忠烈、文烈的熏陶离当时最近，或许也是恭愍公倡导率领的结果。只有忠和孝，经历百世也不应湮没。举行这次祭祀，希望人们都能有所观感啊！

译题莲花庄图记 归安姚兄薏田居住的地方，是松雪王孙的旧址，世人称为莲花庄。松雪的先人是莫氏，世称宋代乾道、淳熙年间以宏词著称的世家；松雪之后，庄园归于莘氏，世称枣强莘令，以善于绘画著名。然而对于这座庄园，从来没有人作图题咏，也是一个缺憾。薏田居住在这里已经四代。有一天他读到王维《孟城坳》的诗句而有所感触，于是让敬亭沈高士樗厓在白绢上绘图，自己写文章作记，又向我征求文字。浙河东西的山川都清幽高远，而吴兴池塘亭台楼榭的胜景，尤其可以同杭州、越地鼎足而立。前人掌故中所记载的那些景物，至今仍使人神魂飞动，只可惜已经无法重新考察。薏田说，山陵溪谷容易因世乱而改变，难道丹青石绿就足以在天地长久之后绵延不朽吗？画师的神力未必能达到这么远，那么也不过是好事者的拳拳之心罢了。清幽的景色不受俗物侵扰，那么它的福命就没有尽头。这座庄园自南宋末年以来，世代都有雅士居住；劫火屡次侵袭，灵光仍然无恙，大概是它向天地造化求取灵佑，实在有深厚的幸运。薏田有烟霞之癖，便驱使笔墨，正要撰写《莲花庄志》，用来补足前人的缺失，并搜集文献使内容充实。我听说清江敖叟继公是闽人，居住在苕上，松雪兄弟曾拜他为师；他讲说《仪礼》，就在这座庄园里。百顷芙蓉旁边，当年遗留的书带草，也许还保存着。为什么不替我去访求它呢？笠山图记 浙东山阴的临浦有一座小山，大概不过是一卷石头堆积起来的大小。我的朋友徐廷槐君世代居住在那里，便给它命名为笠山，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字。雍正庚戌年秋天，徐君以新进士身份等待召见，住处与我相近；我们穿着粗布衣、骑着跛驴，早晚往来相从。于是他拿出旧日所绘的图，嘱托我作记。徐君是伯调先生的孙子，年少时便以文章称雄海内；在珠盘之会中，他所到之处，群贤无不倾倒。然而他天性冲和淡泊，抛弃一切功名，所以参加公车考试多年困顿，只取得一次科第，随即辞去选人的名籍，请求改任广文而归，议论者都为他惋惜。却不知道徐君从山水中得到的东西很深，本来不会把个人的得失放在心上。虽然如此，会稽自古就是山水荟萃之地，适合置笔床茶灶，也适合枕流漱石，眼前美景让人应接不暇。其中最著名的，有夏后氏的洞穴、周官所说镇守淮海的山、于越的台、王右军太傅修禊的亭、秘书官奉诏赐给的宅第、南宋残余的攒宫、皋羽白石冬青的寺院、抱遗老人的居所、青藤阁，这些如今都还存在。徐君的笠山在其中拔地而起，雄峙其间，振起卑小的山丘而形成松柏般的气势，可以说很壮观了。山阴是我先人的旧里，留下枌榆桑梓之情；我一年中数次来往，唯独还没有到过笠山。如今展开徐君的图，又读了他的自序，对他如秋水蒹葭般的思慕，大致可以体会到了。近来笠山已经整装将要出行，西风吹起，北雁南飞，我就把这篇文章当作送别亭中的诗句。笠山回去后，请扫洒三径等待我；我将乘着春水向南而下，去拜访伯调先生的遗书，再谈春明旧日的雨中友情。冬心居士写灯记 我的朋友钱唐金寿门君，是一位奇特之士。他博学好古，像杨南仲；古文辞章，像孙可之；诗歌，像陆天随；磊落，像刘龙洲；高洁，像倪迂；尤其喜欢狭邪游乐，像杨铁崖；他的痴心深厚而遥远，近似顾长康，也近似邝湛若。因此奔走江湖之间，所结识交往的人也不少，但年过五十，仍旧落拓如故。当初浙江学使帅公兰皋曾发文征召寿门应试词科，他极力推辞不去，却骑着跛驴到了京城。有人问他原因，他说：“我只是想看看征车中的人物究竟是什么样子罢了。”几个月后囊中钱用尽，才回去。寿门所得的苍头奴仆大多有技艺，其中一人善于制砚，所刻规制十分高雅。寿门每得到好石头，总让他加工；但如果不让他喝下几斗酒，他就不肯动手，即使勉强答应，做出来也一定不精巧。寿门自己不善饮酒，因为这个苍头，时常买酒给他喝。砚台制成后，寿门用分书在砚背上题铭，古意浓厚，苍头便举杯饮酒观看。其中另一人善于用矾处理东绢，写成乌丝栏。他曾游览灯市，选购品级最高的灯笼回来，用乌丝绢加以界饰，清瘦而有寒光，请寿门在上面写分书；那么石湖诗中所说的吴地灯笼也就不值得一提了。因此寿门虽然穷困愁苦，门外却时时有来访的脚步声；来人有时为砚台而来，有时为灯笼而来。他所铭刻的砚台多了，竟汇成一部集子。他寓居扬州时，灯笼的销路尤其兴盛。寿门凭借三苍之学和深厚的古雅学问，端正文字，足以在朝廷校订石经、刻勒太学，并不只是区区铭刻砚台而已。何况降低身份迎合时俗，竟至于书写灯笼，那真是穷困到了极点。可是我看寿门既穷又老，他的著述反而更加深湛，平生所喜爱的事物始终情意深厚如故。这实在不能不说是痴到了极点。冬心居士，是寿门五十岁后所起的别号。游华不注记 辛亥年七月，我从历下向南归去；在整装出发的前一天，向罗学使竹园借了坐骑，前往城东游览华不注峰。因为以前来游时天气严寒，未能登山，而前辈们又盛称“鹊华秋色”，所以再次经过这里。这一天仍觉得炎热，华阳宫的僧人笑着说：“施主来这里，不是寒冷就是暑热；山中乱石横陈，道路荒芜堵塞，何苦自己受罪呢？”我没有听从，拄杖走到半山腰，那里有洞宾祠，大概就是遗山梦中所到的地方。僧人汲来华泉的水，拾取乱柴烧煮，我稍作休息后登上山顶，径直看见渤海。此时山风飒飒，才知道秋意已经到来。山门青绿的景色隐约可见，刚刚开始萌发新芽。道元所说“单椒秀泽，虎牙兀立”的话，形容得神似，已经无法再添一句。僧人对我说，明德王府驻在历下时，这一带花鸟的繁盛不亚于虎丘；如今华泉的一线泉流逐渐淤塞成小沟，游人也很少经过。此时西边的日影渐渐倾斜，仆人催促上路，于是沿着鹊山向西走去。竹园正在准备酒食，我与他话别，便写下这篇文章送给他。谢御史再入院补题名记

译桂林谢御史因论奏政事获罪，被遣送戍边。同僚因为他获罪，便删去了他的题名。听说此事的人都感到震惊。不到十年，御史回到朝廷，再次进入御史台。当年倡议这样做的同僚，已经外调做了藩司。后来此人被逮捕送入西曹，于是御史台补列旧日题名；御史亲自作了记，给我看。御史说：“题名，只是因为他曾经担任过这个官职。看温公谏院题名的旧例，是称职的人题名以垂示法则，不称职的人题名以示警戒，从没有最终删去姓名的。”我说：“这话固然有道理，然而删名也有先例。宋代寇莱公被贬到崖州时，钱惟演在枢使碑中删去了他的名字；明代阮大铖列入逆案，姜如须在行人碑中删去了他的名字。被删的人虽然不同，有的令人惊诧，有的令人痛快，但这件事本来确实有先例。古人说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君子，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小人；不被时局翻转的人，本来就没有几个。’当年奋然删去寇莱公名字的人，也认为确有自己的见识，几乎与姜如须的义愤相同。”御史当年所弹劾的，是河南巡抚。那位巡抚过去也曾在御史台任职，后来权势显赫，无与伦比。那些同僚当时正从心里羡慕他，想要仿效他，唯恐自己得不到这样的机会；而御史却手持弹劾奏章攻击他，直到受到严厉谴责。等到那位巡抚倒台，众人感到快意，必定想删去他的名字，这本来就应该如此。后来这个酷吏的奸私已经显露，罪行又屡次受到诏书诘责，幸而很快死去。御史又得到赐环，重新进入御史台；假如那些同僚还在台中，也一定会再次把他的名字补上，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但是御史又说：‘我过去确实有过错；有过错可以补正，就像补上这块题名额一样。’我认为这只是立言时的说法而已。我是御史同馆时的后辈，承蒙他相知最深。姜桂的本性，不像橘、枳、梅、杏那样容易迁移。这位老人性情刚强，他所谓补过，恐怕不会成为一句空话。广陵相公伤逝记 明代太师刘文靖公居家时，杨文襄公以旧相身份被起用为三边总督，前往洛阳乡第拜访他。文靖责备他说：“您是阁臣，如今却屈身担任这种职务；政府的体统，我恐怕会从您开始被轻视。”文襄面露惭愧之色。我私下认为，唐宋宰相中，出任州牧、刺史而后又回到中书省的，数也数不清。大臣承受国家恩典，难道能因为内外官职地位的高低而决定去留吗？文靖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却说出这样的话，似乎不够宽广。然而有明一代官府的礼仪等级，确实是如此。所以吏部、礼部以及翰林、詹事府的长官，往往都不愿意外任，因为那会损害进入内阁的希望。如今海宁相公陈公的夫人，是长洲相公宋公的第四个女儿。宋公有六个女儿，长女嫁给合肥相公李公的儿子宫詹学士，次女嫁给太仓相公王公，次女嫁给海宁顾侍郎，次女就是海宁相公陈公的夫人，次女嫁给长洲缪宫谕。唯独最小的女儿嫁给陈氏，仅凭甲科出身做了南充县知县。姻亲相连，都在翰林、詹事府等清华机构任职，属于清贵的选择；其中有两人后来宣麻拜相，有两人开府任职。前代晏元献公以善于选择女婿闻名，也没有这样盛大。当时相公已经任吏部侍郎兼掌院学士，却出任广西抚军；按制度应当把吏部改为兵部，并去掉掌院学士的职衔。夫人连续几天都忧愁不乐。内外亲戚、表亲、姑母、媳妇听说后，都不明白其中缘故，争相前来慰问。她说：“少宰和翰林院长官都是入相的资历。如今只因一纸命令外出，去担任低微杂冗的官职，难道不是令人遗憾的事吗？这样我就没有脸面去见二姐了。”听见的人都笑了。同馆中的老成之士告诫说：“古人之所以重视世家，难道不是因为他们通晓典故、熟悉体统，有些事情不是小家出身的人所能做到的吗？如今听夫人的话，才知道天下富贵人家的看法本来就不同，足以证明三百年来的史实。”相公做了几年抚军，入朝掌管工部，不久便登上首辅之位；可是夫人已经先去世了。他在沙堤拜受任命时，流下眼泪，惆怅夫人没有能够看到这一日。他曾对临川侍郎李丈穆堂说：“我想写文章记下这件事。”侍郎又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我认为，王事不因内任外任而有所区别，这是做人臣的情义。如今那些在翰林、詹事府等清贵机构任职的人，如果不安于侍从职位的清寂，反而垂涎外任官职足以从中自肥，甘愿离开清华之地而向往事务纷杂的职位，那才是可耻的。这正是夫人所不屑于见到的，也不只是刘文靖所羞于称道的，因此写下这篇记。燕堂奉母图记

译江都的马母汪太孺人，尚未出嫁便守节，历经地方大吏上报天子，天子为她表彰门闾。当初太孺人住在娘家，刚刚到了及笄之年，忽然有一只孤燕来筑巢，每天徘徊在窗前，不肯离去。家里人都暗自厌恶，认为是不祥之兆，却不敢说出来。没过几天果然应验了。太孺人叹息说：“这是上天定下的。”嫁到马家后，她抚养马氏的后嗣开熊，十分尽心。开熊渐渐长大，感念柏舟守节之义，又怀念母亲养育自己的恩德，只害怕不能满足太孺人朝夕奉养的心愿。家人想方设法供养她，太孺人说：“你拿什么来侍奉我？只要读书并勉励品行，这就是孝了。”后来开熊的学问和品行都很纯正，又在宣文绛帐讲学之余，悠闲地陪伴母亲，母子相处融洽欢乐。内外亲戚共同在她的寝门上题写“燕堂”二字，以此赞美她。太孺人享尽天年而终，不幸开熊也中途去世。他的弟弟秋玉流着眼泪说：“我世母的大节，既有诏书、祠堂、行状、墓志、表文和家传，也足以稍稍慰藉她在青灯下艰苦守寡的一生了。可是我兄长的至性，又有谁来替他写出来呢？”于是绘制《燕堂奉母图》，并请我作文章记述此事。唉！太孺人读《女戒》的时候，贞洁的鸟已经被她的品行感召而来；她一贯的操守足以凌霜踏雪、感通神明，并不是那种一时激发、羡慕义行、喜好名声的人所能相比的。世俗儒者议论这件事，大多拘泥于礼文而互相质疑，有的还拿“是女子却没有成为妇人”的说法来委婉非议。我认为，这件事在古代遗留下来的经典中，有可以旁证的例子。汪锜年幼时便拿起武器保卫社稷，孔子因此认为他可以不按未成年夭折者处理。如果按照世俗儒者的说法，汪锜本可以不死却死了，就应当列入不予吊祭的人中；可是为什么圣人不这样做呢？何况太孺人的大节，连上天也不能违背，事先就告诉她将获得九重宫阙的荣耀，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虽然如此，如果没有人替后人记述，美德再美也无法流传。开熊的纯孝，是上天用来报答太孺人、没有辜负她守节之志的安排。开熊抱着志愿死去，又有弟弟勤勤恳恳，不愿使兄长遗留下来的德行泯灭，这又是上天用来报答开熊的安排。这样看来，一门之中人才如鸾鸟停立、仙鹤高峙，都是“燕堂”贞洁祥瑞的征验。开熊名楚，字橘园；秋玉名管，他的小弟佩兮名璐。我与他们同在征车籍中。江浙两大狱记 本朝江浙有两大狱案，一是庄廷鑨《明史》引起的祸事，一是戴名世《南山集》引起的祸事。我详细记述它们的始末，大概是为了警戒妄作妄为的人。明代相国乌程朱文恪公曾经撰写《明史》，把重大经义和法则写进去，已经刊行于世；尚未刊行的，是列朝诸臣的传记。国变以后，朱氏家道中落，便把书稿以千金的价格抵押给庄廷鑨。庄廷鑨家本来富有，于是窜改姓名，说是自己所作，刻印出来以补充崇祯一朝的史事，其中有很多指斥本朝的言语。癸卯年，归安县知县吴之荣被罢官，谋划把告发此事作为功劳，借此谋求复职，便把事情告知将军松魁。松魁移文给巡抚朱昌祚，朱昌祚发文给督学胡尚衡；庄廷鑨又缴纳重金贿赂以求免罪，于是稍稍改易指斥的言语，重新刊印。吴之荣的计谋没有得逞，便特意买到初刻本，呈交法司。事情传开后，朝廷派刑部侍郎出任审理官审讯此案。当时庄廷鑨已经死亡，便戮尸示众，诛杀他的弟弟廷钺。原礼部侍郎李令晳曾经为书作序，也伏法，并牵连他的四个儿子。李令晳的小儿子十六岁，法司命令他减少一岁供词，按例可以免死充军。他回答说：“我亲眼看见父兄死去，不忍独自活着。”最终不改供词而死。序文中所称的旧史朱氏，指的就是朱文恪。吴之荣平日怨恨南浔富人朱佑明，于是把祸事嫁给他，并指出他的姓名作为证据，连同诛杀他的五个儿子。松魁和幕客程维藩戴着刑具押送到京师，松魁因为属于八议之列，只被削职；程维藩则在燕京市集被戮死。朱昌祚、胡尚衡贿赂审理此案的人，便把罪过推给最初负责申报复核的学官。归安、乌程两地学官一并被判斩刑，而朱昌祚、胡尚衡二人幸免。湖州太守谭希闵上任才半个月，案件便发，和推官李焕都因隐匿罪被处绞刑。浒墅关榷货主事李尚白听说阊门书坊有这部书，派差役去购买；恰好书商外出，差役便把邻居中一位姓朱的人拘来，稍等到书商回来，朱姓邻人替他裁定了书价。当时主事已经进京，因为购买逆书，便把书商和差役立即处斩，在杭州行刑。那位朱姓邻人因为年过七十，免于死罪，和妻子一起发往极边。归安茅元锡当时正任朝邑县令，曾与吴之镛、吴之铭兄弟一同参与校订，也都被戮死。当时江、楚各地名士中列名于书中的人都死去，刻工和卖书的人也在同一天受刑。只有海宁查继佐、仁和陆圻，在案件刚开始时便先自首告发，说庄廷鑨仰慕他们的名声，把他们列入参校者名单，因此得以脱罪。这起案件中，死者有七十多人，妇女也一并发往边地。大概浙江的高级官员和审理此案的侍郎，鉴于松魁的权势，又害怕吴之荣再提出告发，即使有冤屈的人也不敢上奏申雪。吴之荣最终凭此案得到起用，并把抄没的朱佑明家产赐给他。后来官至右佥都御史。桐城方孝标曾经凭科举出仕，官至学士。后来因为族人方猷在丁酉年主持江南乡试，方孝标与他有私交，便一起被罢官发戍。遇赦回归后，他进入云南，接受吴三桂伪政权的翰林承旨之职。吴三桂败亡，方孝标首先迎降，得以免死，于是写作《钝斋文集》《滇黔纪闻》，其中有很多悖逆言语。戴名世见到后很喜欢，所著《南山集》大量采录方孝标所记的事情。尤云锷、方正玉出资为它刊行；尤云锷、方正玉以及同官汪灏、朱书、刘岩余、生、王源都作了序。书板寄藏在方苞家中。都谏赵申乔上奏此事，九卿会同审讯，拟按照大逆罪处置戴名世，判寸磔，族人全部弃市，未成年者发往边地。朱书、王源已经去世，免于议罪。尤云锷、方正玉、汪灏、刘岩余、生、方苞以诽谤罪判处绞刑。当时方孝标已经死亡，便按戴名世的罪名追罪于他。其子登峄、云旅，孙世樵，一并斩首。方氏族中有服亲属都被连坐处死，并且锉碎方孝标的尸体。尚书韩菼、侍郎赵士麟、御史刘灏、淮扬道王英谟、庶吉士汪份等三十二人，分别议罪，降职或贬谪。奏疏上报后，圣祖悲悯，凡原拟绞刑的人改为编管戍边。汪灏因为曾经在书局效力，被赦免出狱。方苞编入旗下，尤云锷、方正玉免死，迁徙其家属。方氏族人只被贬谪到黑龙江。韩菼以下平日因与戴名世讨论文章而受到牵连的人，也都免于议罪。这一案件中，得到皇恩诏旨而保全性命的有三百多人。事情发生在康熙辛卯、壬辰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