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一鄞全祖望绍衣

译宋室南渡以后，我乡先辈史氏、汪氏、沈氏诸公设置义田，用来供养乡里贫困的人；专门用义田供养本宗族人的，则有三家。最早是楼氏，大概由宣献公的伯父、扬州安抚所创建。宣献公的父亲岐公想增加义田，却没有办成，到宣献公时才把它扩大。其次是余氏，大概鲁公任大参、镇守乡郡时，曾有这样的志愿；他的侄子余晦又继任郡守，才把它建成。考察旧史，记载很简略，但余晦所做的这一件事值得取法。最后是我全氏，最初由宋代征士菽和府君、名汝梅者草创，后来由他的儿子和孙子完成。这就是先公《过云轩集》中所写《义田宗老六公传》的内容。元代的应氏、董氏，大概也是听闻这三家的风尚后兴办义田的。当初，先侍御公迁居鄞县是在北宋初年，直到南渡以后，家族还没有显达的人。侍御公的次子进入越地，九传之后成为穆陵的母家，因潜龙时期的恩遇，三代都列于五等爵位。又传一代，成为邵陵王的后家，既两代连续成为外戚，子孙没有不佩貂尾、领旌节的。穆陵因为潜龙时期的旧缘，曾游历鄞县，并追溯外家祖先的世系，终于追溯到我家。到这时，朝廷便加以恩典，一并赐予官爵。庆元府下令鄞县查取桓溪全氏世谱，推举侍御公九世孙以上的八人，而菽和府君是宗子。府君说：“我根据天时和人事来看，宋朝恐怕快要灭亡了。何况有志之士也不肯通过外戚关系求取恩泽。”于是告诫他的兄弟不要前往临安，结果只有府君和他的弟弟汝霖一同娶了县主。溪上有一座碶，原本是我家修筑的，有司便题名为“鹊巢”，并在上面立起两座阙门。当时府君的族兄弟和子孙分为八宅：东宅、西宅、前宅、后宅、中宅、田宅，都是府君再从亲属的支系；南宅、北宅，都是府君三从亲属的支系。府君属于东宅。既然他已经断绝了在当世求取功名的念头，便草创义田章程，仿照其他各家的做法。贫困的人按人口、按日发给粮食，婚嫁、丧葬也各有资助。义田刚刚开始经营，府君临终时便遗言给诸子，要他们完成自己的志愿。府君有四个儿子：长子云可府君，名鼎孙；次子真志府君，名谦孙；次子本心府君，名晋孙；正养府君，名颐孙，出继为后。谦孙、晋孙都学习慈湖之学。府君置办的田地有一顷多，鼎孙、晋孙逐渐增置，颐孙、谦孙又各增置一顷。鼎孙的长子耆曾向谦孙求学，自号“味道子”，对义举尤其笃实，于是接着增置田地，共有四顷。经过三代，义田才大体完备。到元至正二十五年，颐孙担任家督，在府君灵前祭告义田已经完成，并请县府发给文牒，以防止其他变故；又在族中共同推举一位贤者掌管此事，称为“义田局承奉”。于是八宅族人感念府君敦睦宗族的恩德，却没有合适的谥号来称颂他，便称他为“义田宗老”。府君去世后不久，宋朝就灭亡了。鼎孙兄弟说：“先人虽然最终没有接受宋朝官职，然而本来是宋朝的外戚，按义理不能出仕。”当时人们尤其认为这件事很难做到。唉！在宋朝盛盛时，他不肯借用与皇室姻亲的宠遇来求取一官半职；宋朝灭亡后，又为残山剩水而忧伤，这难道不是百世可为师法的吗？何况他敦本睦族的行为又是这样。然而考察地方志书，楼氏、余氏以下各家都得到记载，唯独我家缺漏，这是因为府君以世代积德默默实行，未曾写文章来彰显，年代久了便容易湮没。府君的义田在明代洪武、永乐年间散失了。当时征发军户非常困苦，而府君的几个孙辈又因家难多次被列入谪籍，于是无法保住这份产业。八宅族人发出“上天不保佑善人”的感叹，直到今天已经五百多年，我家的子孙也不再知道府君有这样的世代德行。不仅地方志书没有记载，先公修订族谱时，搜得至正年间达鲁花赤下发给承奉局的一纸旧文牒，已经为此写了传记；我又撮取其中大意写成此记，不知能不能继承先人的事业。○宝积庵记。

译设置寺、庵、院一类的建筑来守护墓地，宋人最为盛行；那些登上两府高位的人，甚至会向朝廷请求，以提高墓地的地位。陆游却认为这不是古制。明人稍稍改变做法，改成墓庄，让佃户耕种墓田，负责洒扫。这种变化合乎礼制。我的始祖侍御府君的墓，在沙洲上建有一座庵来奉祀香火，大概就是宋代的旧制。宫詹府君重新修建了它，但年久之后逐渐倾颓。七宅子孙将重新筹集资金修葺，请我为它作记。墓地，是骨肉寄托之处；至于魂气，则无处不到。如今墓旁有庵来管理祭祀，香火便有所依托，魂也未尝不在那里。古人没有墓祭，是因为栗木神主不在墓中。府君葬在这片沙洲上，这里是他平日歌哭的地方；如今又有庵管理墓地，便是在这里奉祀神主，使他的魂魄得到安妥。仿佛骢马的声威和灵气还可以接近。无论节令，还是朔望，子孙没有谁不前来。他们斟取它山的水，烹煮蕙江槎头的鳊鱼，爱护、敬奉祖先的感情油然而生。礼意虽有变化，却没有失去本旨，正可以从这座庵看出来。自太平兴国以来，居住在溪上的人已经八百年了，子孙枝叶繁盛，世代有人在朝廷任职，像西京万石君家族那样的世泽，不能说不长久。山脉有源头，水流有源头，初祖的世系难道可以忘记吗？然而门户日益壮大，亲属日益繁多，世代也日益久远。后山的记文中，曾说亲属关系尽了，服制也就尽了；服制尽了，感情也就尽了；感情尽了，便容易忘记，这也是势所难免的。因此从礼制来说，大夫以下没有祭祀始祖的规定，但程子竟然实行了这种祭祀，大概也是内心不能自已。何况我全氏子孙环绕始祖墓地居住，如果冷漠地把它置之不理，难道会有这种情理吗？不过，从府君以下，旧日德行绵延不断：咸淳八征士的高尚风操，义田六宗老的笃实行为，本然、本心的理学，修斋、墨梅、渔隐的高雅韵致，侍郎的正直声望，宫詹的清正胸襟，非堂父子的奇特节操，先赠公的孤高品格，都是这个家族赖以维持的根本。族人果真能够守护它们而不使其衰落吗？那么，他们面对这些祖先遗德时，所应当触景警醒的，就不只是感念霜露、追思祖先而已。唉！我只希望族人子弟中，优秀的足以应试取得秀才资格，朴实的也不愧于以力耕田为业；不要染上浇薄衰败的习气，不要沉沦于苟且卑贱的行为。这样即使不能大大光耀初祖，我知道也可以免除家门的羞耻。否则后人不能振作，祖先的产业一天比一天零落衰败，最终到了不能保全的地步，难道可以不害怕吗？即使侥幸保住了，我也不希望这样，因为没有功名的后人如果厚着脸皮经过这里，族人幸而能够听到这些话，也不要认为它们迂腐；如果能如此，那就是这座庵的幸运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零日〕 ○响岩先茔地脉记。关于“鬼荫”的说法，我一生都不相信。即使谈论风水，也认为即使没有鬼荫，也不妨碍事情成立。像曾、杨、廖、厉一类人所说的，决不是我心中所希求的；我本来只不过谨慎避开五种祸患，也就够了。有人认为流水、夕阳等条件，古人也没有废弃不用，想借此说明鬼荫说古已有之，却不知道城市和坟墓之地并不相同。假如除了避开五种祸患之外还要另有营求，那么《礼经》中掌管墓地的大夫、冢人，岂不是反而失职了吗？唯独我家响岩墓道，过去所说的地势确实应验；先公深以为幸的地方，正是鬼荫说的信奉者所遗憾的地方，在子弟身上也可以看清他们各自的趋向。响岩，是鄞城南面的胜地。从沙洲向上走五里到兰浦，再走五里就是响岩。它的背面是蕙江，江水在北面发声，岩洞中便回应它。一声低沉，一声高亢，在清空中彼此应答，略像石钟。山色苍翠，浮映在寒冷的天空中，常有成群鸬鹚聚集，像云一样。这是唐代贺秘监的别业。先检讨府君未取得出身时，曾在岩下授徒。葛氏每当讲经之余，总是神情郁郁，仿佛有什么不快。弟子问他，他叹息说：“我父母双亲的丧事还没有办妥，所以感到遗憾。”弟子说：“前村有一块田地，地势很高而且洁净，可以安葬。” “请把它送给先生，可以吗？”府君非常高兴，于是便用它安葬了祖父和父亲。不到二十年，侍郎府君果然使家门显贵起来。族祖闻夷先生一向以精通地理自负，经过这里时叹息说：“确实是吉地啊！它清明之气缭绕，大概适合世代由馆阁官职升至开府。但可惜穴后的山脉泄散，能使人显贵却不能使人富裕。”侍郎府君历任两京官职，死后留下的图书、法物相当丰富，但俸禄所余却很少。几个儿子为他修治墓穴，已经不得不卖田。宫詹府君接着兴起，清苦更加严重，刚去世便保不住他的宅第。明代三百年间，世代做官而贫困的家族，没有像我家这样严重的。万历年间，堪舆师沈一鹏是位年老而有学问的人，来察看这座墓地，也认为闻夷先生的话不可改变，并感叹吉地竟不能兼备富贵。先公说：“这正是我家的幸运。假如先世做贪官污吏来肥厚家产，他们的事业最终能够长久流传吗？还是会成为很容易断绝的一支呢？”君子不做贪官污吏，未必果真是由于地脉；但假如果真如此，那么山中流出的泉水不妨碍它清澈，而我们也可以免于一饮千金的祸患。这样的吉祥，哪一种能超过它呢？地脉本来有清浊之分；这座墓地大概是清气最为完整，所以世代多有耿介守节之人。如今谈论地理风水的人，把求取富贵放在第一位，只要看见浊气没有到来，便惊恐忧虑；他们认为这是地气泄散，本来也是应当的。当时万九沙编修在座，感叹说这是名言。后来他为先公撰写行状时，采录了这件事；我又把它扩写成此记。○槿篱记。

译唐代以前重视族姓，所以世家大族的支派一定记载得很详细。阮氏分为道南、道北，裴氏分为东眷、西眷，至今仍流传。诸王甚至用马粪作为署名，也很可笑。唐代宗室谱表中，像所谓大郑王房、小郑王房，都详细记载。吴兴沈氏不问支派而问叶派，这是世家谱学发生变化的表现。世家之学衰落以后，伪造的族谱开始流传，这才知道古人能够防止谱牒流弊。我们全氏自侍御府君迁居鄞县后，传到第六代分为兰、馨、松、盛四支；再传两代，分为东西、前后、中田、南北八宅，环绕沙洲数里而居。称为荷花池诸全的，是东宅；称为培田诸全的，是田宅；称为丙舍前诸全的，是中宅；称为丙舍后诸全的，是前宅。两宅夹在侍御府君墓道两旁，所以这样称呼。唐家桥诸全，是北宅；唐家堰诸全，是南宅；溪上诸全，是后宅；西宅过去因养子另立宗支，所以合称为七宅。七宅之中，中宅、田宅、南宅最为兴盛，其中田宅尤其兴盛。田宅这一支又分为六房，蔓延一直到凤山：有洞桥南街房、洞桥北岸房、兰浦房、槿篱房、都厅门后房；留居旧宅的，称为沙洲房。到了今天，子孙支派错杂，彼此迁徙居住，想按照当年的芋田、瓜畦来寻找旧址，已经不可能了。唯独槿篱还完好无恙。这道篱笆，是侍御公第十世孙安翁所栽。安翁生于元朝末年，眼见时局混浊，便隐居不出；但家里十分贫困，他仍以守义安命为乐，叹息说：“从前白下台城一带，四周都围着篱门；何点居住在城东，本来可以享尽园亭之盛。后来陶公的篱笆，有松树、菊花，有梨树、栗树，有灌木、桃树、李树、柳树、榆树，而且西边田地种稻，中间园子种蔬菜，也已经很盛美了。我却什么也没有。”他栽种木槿，是因为木槿生长容易，凋落也容易。当时人们都赞叹这是名言。安翁没有儿子，但他的族兄弟子孙日益繁衍，于是共同用“槿篱”作为这一房的名称。唉！《诗经》三百篇中说到本支后代的，都借草木作比。如今这道篱笆中的木槿已有四百多年，世上夸耀世代绵远的人，还没有听说有人拿木槿来比拟的；而这株木槿的世代久远，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何况又加上安翁的高尚节操呢？族人还应当封植嘉树，不要忘记祖先传下的亲情，使我家子孙繁盛得像这木槿一样。这样，在家族兴盛时就以扩大门户为荣耀，也就是尊重这道篱笆；否则就要谨慎守护，不要荡废它的范围，以玷污这道篱笆。因此我为它作记，并详细叙述我家亲属支派的情况，把这些放在文章前面，使后世有所考证。后世有文献学问的人经过这里，询问木槿，也可以询问它属于哪一支、哪一房，就可以了。○先休庵府君墓树记。十世祖休庵府君的墓在沙洲上，墓旁有一棵樟树，大概已有四百年了。长老们相传，树木茂盛，我家就有显达的人；否则树便会枯死。我家自天启以来，门户渐渐衰微，这棵树也日益憔悴，奄奄一息，仿佛快要枯尽。我这个不肖祖望每次跟随父兄前去扫墓，没有一次不在树下徘徊。十年之计，在于种树；百年之计，在于育人。因此，询问故国兴亡的人，往往把种树之事略去。但我家的墓树，关系到七宅子孙的兴衰，难道不重要吗？十多年来，树稍稍变得葱茏，显出生命的气息；不久后渐渐枝干高大，像车盖一样，枝条被洗润，叶片上露水浓厚。难道是夜间有神龙降临在它上面吗？等到树上两盏灯光闪烁，虽然这出自田父野老的荒诞传说，但它的繁茂确实与以前大不相同。于是族人争相告诉彼此，伸长脖子远望，认为积累已久的衰败可以振兴了。没过几年，我这个不肖之人因荐举参加词科考试，成为进士，进入中书省读书。族人认为这就是树木应验的征兆。科举功名本是身外之物，不足以使国家和家族受到重视；必须有能够光耀祖先事业、惠及后代子孙的成就，然后才可以把祥瑞归于它，而不觉得亵渎。小子品行微薄、学问浅陋，哪里足以承继先人的事业呢？难道仅凭区区脱去布衣、取得仕进资格这件事，就说能够感召墓树，使它繁茂、使本支兴盛，那就太浅陋了！如今王氏的槐树，因晋公、魏公的名望和德行而显得尊贵，并不只是因为他们位列三公；窦氏的桂树，因学士兄弟清正的声望而显得尊贵，也不只是因为兄弟同登进士；韩氏的桐树，因右丞受党锢之祸而显得尊贵，也不只是因为有护法沙门出身的宰相。何况比这些更低一等的情形呢？我曾见茶陵刘学士《三吾集》中说，他的先祖丞相第四代孙仁宽迁居石溪，亲手栽植一株黄连树，树围有数十围，已经超过百年。后来树的一半枯死，刘学士到石溪后又重新茂盛。学士作诗记述说：“太乙灯光依旧照亮夜晚，相公的老树又恢复了春天。”真人张无为为它作图，校书钱子瑜为它题字，又请长沙陈长史南宾作记。古人在这件事上也这样津津乐道。说它大的方面，花木竹林和谐茂盛，足以验证百姓生活中的佳气；说它小的方面，也关系到一个家族的运势。这就是《中庸》所说的天地位育，并不是鬼荫之说。唉！封植树木的功效，终究要经过一代人的时间才能看见。我们这些人侥幸把希望寄托在没有耕种便获得收成上，也许可以凭借神灵清爽的气息，承受祖先树荫的庇护。何况樟树是长江以南的佳木，七年才开始分枝，十年才开始成材。它对族人难道不应当寄托厚望吗？先府君是侍御公的第十四代传人，也是南宅的小宗，名讳某，夫人为李氏。再传四代，是侍郎府君，名元立；又传两代，是宫詹府君，名天叙；再传四代，才到我这个不肖之人，于是我拜了两拜为它作记。○崇让里记。

译前明都督同知鹿园万公，作为大将，在抗击倭寇的战乱中立有功勋，又是理学名臣；他谈论漕运事务尤其切合治国之道，大概是古今儒将中的第一流人物。都督的宅第在城中新街，实际上与先侍郎的住所相邻。鸣珂里文武人物极盛，两人又因讲学而特别亲善。都督已经位列五府，正在杭州西溪养病；先侍郎也官至都察院长官。当时有部使者为都督在街道两旁树立牌坊，西边写“都督衙”，东边写“锦衣里”，已经快要完工了。恰好有从京师来的人告诉都督：“全学士因为不肯撰写青词，被改任南院了。”南院的职位本来应当由慈水袁学士前往，袁学士自己请求留下撰文，于是由全学士代替他。南都督惊讶地站起来说：“有这样的事吗？学士的气节竟然这样高尚！”于是对部使者说，希望把东边的牌坊让给全氏。部使者写信来告诉先侍郎说：“这是当道为万公表彰功勋所建的牌坊，鸠占鹊巢，我不敢这样做。”先侍郎立即写信推让给都督，但都督说：“我已经说过了。”这也算是乡里的一段佳话。先侍郎最终坚决推辞，不敢接受；都督也于是把西边的牌坊一并空置，没有真正立上去。直到今天，这两座牌坊仍只有巍然耸立的双阙，却没有横额石梁；不知情的人有时以为是年代久远而坍塌了。先侍郎的《阿育王山房集》如今已经残缺散佚，但还保存着他与都督论学的书信，以及唱和都督所作的淮上诸诗。由此想到，我乡前代的荐绅先生，能够以学问和品行相互砥砺；仅从让出牌坊这一件事，就可以想见都督乐于成人之美的虚怀，以及侍郎不肯苟取的耿介志节。陶公诗说：“从前想居住在南村，并不是为了选择住宅；听说那里有心性高洁的人，乐意与他共同生活朝夕相处。”说的就是这种情形。万氏与我家先世通家交好的关系最为长久，侍郎的孙子宫詹与瑞岩都督在湖上结社，修续世代友好。改朝换代以来，两家的高大宅第都已无从查考；但附属于前代世臣遗迹而流传下来的，还有诸位先人志同道合的情谊。九沙西郭与我谈论文献尤其深厚，我偶然同西郭谈到此事，西郭叹息说：“幸好不要说这件事只够作为谈资。”由此推及这一件事，可以消除争夺闲田的纠纷，可以使王戎以苦李自矜的浅陋感到惭愧；至于表彰先德、征考遗文，更不必说了。于是商议用“崇让”作为里名，我为此作记。○先检讨府君丙舍记。出城向西南走二里，有一座崇法寺，依凭高冈，景色优胜；它旁边就是先检讨府君的墓道。这座山冈，大概是甬上西南两条山水道路汇合的地方。凡是城南从仗锡山来的山水，经过千岩万壑，到它山汇合，再由南塘河进入城中；西面从大雷山来的山水，经过千岩万壑，到桃源汇合，再由西塘河进入城中。南路是主干，西路是支流。两路水流都在城中湖上汇合，所以有双清阁、会泉亭来标志这个地方。流到城外的余水，南路沿长春门向右，西路沿望京门向左，都在城下的护城河汇合，正对着湖上双清阁所在之处，只隔着一重城墙，而崇法寺的山冈正从远处面对它。山耸立而水流动，水流所到之处，山脉暗中依附着它延伸。这座山冈是两条山水的山脉汇聚之处，用来镇住水势，因此在平坦的原野中突然隆起。近世堪舆家不明白这一点，忽然认为四明府治的形势来自建岙的锡山，穿过城池、渡过江水，直抵候涛山才停止。这种说法始于黄孟清佥事，在此以前并没有。却不知道建岙的山其实是光同诸峰的支脉，与遥远的大雷山一带相互呼应。那里的水原本通向小溪，又汇合桃源的水流，进入江中；水流左弯右转，像是在为两条道路作引介，并不能独自占有尊胜的地位。这座山冈的来历，大概不止如此。正因为两条山水道路汇合后都归向这座山冈，所以它虽不十分高峻，气势却盘旋延展、雄伟磅礴，是城外的壮观景色。自汉唐以来的古迹，最早是董孝子的母亲墓在这里。游人经过，必然作诗，懒堂、皋父二位先生的诗尤其精工。古庙巍然耸立，墓下有水潭，久旱也不干涸，相传是孝子在墓旁结庐守墓、哭泣流血的地方。宋代，丰清敏公的紫清观就在寺西，沿河都种着莲花。道观绵延三十多亩，王安石任鄞县令时在寺中题写的墨迹最多。戴帅初诗中所说的“惊风急雨舒王字”，指的就是这件事。他的女儿去世后就葬在此寺中，另有荆公祠。不久，魏王恺的妃子也葬在这里。咸淳年间，袁尚书似道在寺左营建南园，有曲廊、修长的栏槛，台榭共十五处；赵氏鄮山书院也在这里。寺中旧有法智尊者的塔，赵清献公的穹碑为之护持，所以游人又称此地为祖关。进入元代，清容学士修复南园，他的芳思亭、罗木堂都有诗作留存。进入明代，丰布政文庆重新修建紫清观，留下《故园十咏》。从此这座山冈上的游人并不比宋代少；荐绅先生中葬在这里的，有黄公孟清，后来又不下数十家。堇山李侍郎营造生圹，当时修筑一座堂，名为景贤，以仰慕丰公、袁公的遗迹。先检讨的墓道恰好在景贤堂右侧，四周有几十株桂树，风景明丽清幽。丙舍虽然很小，都是先学士亲自经营的。它前面临水，沙土在水中汇聚成洲；左面有桥，后面是寺，佛灯、渔鼓的声音时时增添清雅情致。当时如张尚书东沙、周都御史莓厓、范侍郎东明、丰考功人翁等人，唱和酬答的诗文最多。学士有一个女儿，已经许配给屠辰州田叔，但尚未出嫁便去世，附葬在墓道旁。开墓时发现石墓志，原来是荆公女儿的墓志铭。夭折女子的墓域前后相接，仿佛彼此等待，当时人们都惊诧地认为是奇异的事情。两百年以来，这里一天比一天倾颓；高冈依旧无恙，流水潺潺。紫清观、芳思亭的贤德子孙，哪里还容易得到呢？因此想到故家门户的福运，不禁为之惆怅。○桃花堤记。

译鄞城西南有两湖，曲折相连，各自争胜。西湖就是通常所说的月湖，南湖就是通常所说的日湖。西湖的秀美超过南湖，所谓十洲三岛，都是西湖的胜景。南北有四座桥沟通往来，直到城下才止。当两宋时，这里有两条长堤：一条叫偃月堤，是钱使君公辅修筑的。王集贤益柔诗说：“偃月堤成车马道，湖光如截天如抱。”荆公也有“载沙筑路”的诗句，取法杭州西湖用白沙筑路的故事。红莲阁下当时在湖北设置酒务，从湖中取水，劳苦很大，于是在湖中蓄积清流，在水上筑堤，用辘轳引水灌注，大家都认为便利。按今天的地理位置考察，就是碧沚之后。另一条叫广生堤，元祐年间筑堤作为放生池，在寿圣院南面。后来赵使君伯圭在堤上修建厅堂，按今天的地理位置考察，就是湖心寺桥前面。明代以来，两条堤的遗迹都已无法考察。先宫詹从鹤禁归来后，迁居湖上，买得竹洲一曲作为别墅；这里原先是史忠定的真隐观。后来改为陆康僖祠，到这时归入我家，在竹洲东面建平淡斋，在竹洲南面建松窗。宫詹认为城下还有闲置田地，可以修治成花堤，以增添竹洲的胜景，于是从水仙宫前修筑石堤，直达长春门；堤上道路平坦，又在上面种植一千株桃树。堤内，城墙高低错落，茶灶、琴床排列其下，以花作为篱笆；堤外湖水清澈，画船、箫鼓时时经过，以花作为帷幕。宫詹与林下诸公结社时，常在堤上缓步，曾作诗记述说：“偃月堤的风流可比白沙，广生堤的快乐养育又有哪一家？”湖上游人于是称它为“桃花堤”。别墅还未衰落，宫詹便去世了；陆先辈公明有园林，面对堤岸又加以修治。二十年后，战火纷乱，湖上高门大族和县府官署全都毁坏，沿城上下都成了牧马之地，桃花堤也废弃了。在此以前，四明旧志中，张、罗、吴、袁四家都简略记载两堤的始末，只附见于舒中丞信道、朱舍人新仲的记文中。鄞县谈论文献的人并不完全知道这些事。桃花堤离现在并不远，近来修志的人竟然也不记录，实在太浅陋了！我跟随家君子游湖时，他曾指给我看说：“这些白石清清楚楚，虽然大半残缺，却是我家的旧物。” 我退下来考察此事，宫詹墓碑的记载果然如此，于是另写一篇记保存下来。荒城落日，水色依旧，而钱、赵两位使君留下的甘棠和我家先人的乔木，竟没有人经过时停下来询问，实在令人感慨。○先侍御画马记。先侍御府君号苇翁，名美闲，字吾卫，是先宫詹公的孙子、非堂先生的儿子。非堂先生擅长书法，又以余力从事绘画；侍御的书法仅次于非堂，而画马独自进入神品。侍御生来不凡，王母杨恭人认为他是汗血宝马所生，给他取小名叫驹郎。陆大行文虎敬重地侍奉非堂，因此侍御成了大行的女婿。侍御继承家学，又跟随岳父，以名节自我砥砺；他戴高冠、佩长剑，气势峻拔正直，即使贫穷得一无所有也毫不在意。国难发生后，他从军于江上，多次被授予侍御、监军等职。后来他东归，有一位大将占据宫詹宅第作马厩，侍御非常愤怒，半夜焚烧了厅堂，从此心情日益郁闷。侍御所画的马，原本取法赵孟頫的遗作；从此他便忌讳谈到这一点，有人不知道而提及，他就呵斥说：“我所师法的，是宋朝遗民龚圣予父子的马画。你既然不知道，就不要看我的画！”当时人们把他与明初九龙山人画竹相提并论，但九龙山人的作品只是出于好奇，而侍御胸中另有不平之气。从此他便把画作秘藏，不给人看；有人来求取，就极力称赞龚圣予其人和他的画，侍御便欣然拿出自己得意的作品赠给对方，而旧日箱笼中收藏的、出自赵孟頫画法的作品，全都烧掉了。其实世上并没有流传龚圣予所画的马，侍御只是特别看重这个人罢了。当时甬上有许多奇异不群之士：陆副使宇〔字形疑误〕、杨职方文琮、李都事振玘，慈水则有魏山人耕，他们都与侍御朝夕相处，终年在山海之间奔走交游。然而故国覆亡的灾祸降临，壬寅年除夕〔“刋章”字样疑误〕，名列捕捉名单的各位奇士都参与其中。第二年，他们被送入禁省狱中；五月八日听说将要开庭审讯，侍御仰天叹息说：“我不能受辱。”这天夜里突然去世，葬在非堂先生墓旁。陆孺人最为孝顺，非堂晚年处境很困窘，病后想喝酒却得不到，孺人便用女红换取好酒，每天送给他。非堂文集中有一首和杜公《病橘》韵的诗，就是用来安慰儿媳的。每当侍御画马时，孺人便在旁边为他布置景物。后来他家被籍没，所著《百尺西楼集》已经没有保存下来的，所画的作品也很少。侍御是先赠公三从兄的长子宗然，也有志节。陆大行的《环堵集》散失后，他搜访保存下来；一生不求闻达，没有后代。《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二，鄞县全祖望绍衣。记（七）。○明初学校贡举事宜记。偶然阅读《永乐大典》，其中载有明洪武八年中书省、御史台、礼部奉行的圣旨，颁布学校贡举事宜，不禁感叹当时造就人才的办法，几乎具有三代的风气；可惜后来竟全部废弃了。因此我摘取其中大意，又参考其他记载，来补充实录中没有完备记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