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四鄞全祖望绍衣

译我曾经说过，文章如果不以六经为根本，即使作者的才力足以凌驾一时，总也没有醇厚古雅的意味；他的言论也一定夹杂着机变权术，至于其中虚浮骄矜、恐吓叫嚣的气息，流弊发展下去，有时会转而成为时文。宋代的诸位作家，庐陵、南丰、临川诸家，可以说是深通经学的人，但他们都对公是先生折服。先生对于书籍无所不读，尤其专心于经术，许多见解都发自内心。他所著《七经小传》和《春秋》五书，在经学领域无人能够与之抗衡。所以他的文章雄奇深厚、雅正刚健，摹写《春秋》中的《公羊传》《谷梁传》以及大小戴《礼记》，都能神似。当时先生也自负文章独步一时，傲视群雄；即使欧阳公还曾因为他不读书而讥诮他，欧阳公也不敢因此怨恨他。世间有人说先生最终因为这件事得罪欧阳公；如今考察他的墓志，才知道并不是这样。不过听说先生临终时告诫弟弟公非先生说：“不要急于刊出我的文章，百年以后自然会有知音。”所以他家收藏的遗稿不肯轻易给人看。后来东莱、水心才极力称赞他，把他列在欧阳修、王安石之间，先生的话似乎应验了。然而自元代以来，文章之道日益衰落，先生的文章又被束之高阁，连同他的文集也没有完整保存下来。既然如此，不仅把经学当作文来写很难，即使拿经学方面的文章来读，懂得欣赏它的人也很难得。先生《春秋》的传本流传到今天的有三种，和《七经小传》一样都很盛行；他的总集共七十五卷，明代文渊阁中已经没有完整的本子了。相传常熟钱氏曾有《公是集》《公非集》《仲冯集》三种，后来毁于火灾。像我乡的天一阁范氏、江都葛氏、昆山徐氏，也都不过各有原集的十分之一。后来得到临川侍郎李穆堂先生的藏本，比各家所藏多了一倍。当时正从《永乐大典》中搜求前辈遗文，所得未见之文很多，于是和侍郎合抄、校订为二十四卷，命名为《文钞》，是根据它的实际内容而定名的。先生还有《弟子记》五卷，都是学者问答之语，全都与经学有关，如今也不存在了。现在偶然见于各书所引用的，便编入附录，今后还要依次辑录《公非集》的作品，并及于《仲冯集》。虽然不免有泰山与毫芒相比的感叹，但总比连这些也一起失传好。《唐说斋文钞》序 台州唐说斋在干道、淳熙年间凭经学和史学享有盛名。自从被朱子纠弹后，双方互相上奏论辩，最终他的势力不能胜过朱子，于是受到世人的诋毁。干道、淳熙之学刚兴起时，说斋精通典礼和经制，本来和东莱、止斋齐名；后来浙东儒者对此闭口不谈，大概是因为他因公事得罪了宪府，而替他袒护的权要竟以“伪学”诋毁朱子，并连同朱子的师友渊源一并毁掉。这本来足以使诸公与他们割席断交，而权要替说斋所做的事，反而连累了他，也可以作为天下后世那些任凭爱憎行事者的警戒。详细考察台州一案，说斋被朱子纠弹，未必全是冤枉；说斋不能约束子弟，本来就无法在君子面前为自己完全辩解。不过弹劾文书所说的事情很多，而以牧守刻印《荀子》《扬子》《王通》《韩愈》四种书，未必就算有损廉洁，其中或许还有可以宽宥之处，何况当时的官职一旦失去，便不可恢复。说斋既然被放逐，闭门著书直到老去，可见其人并不是追求富贵的人，不能因为一方面的过失就立即废弃他；这是我乐于褒扬善人的心意。年轻时我没有见过说斋的文章，只从深宁《困学纪闻》中读到他所引用的话，都与经世之学有关。深宁私下以朱子为师，却如此称许说斋，这已经可以看出古人之间有相同的心意了。说斋著书，从《六经解》以下共三百六十卷，文集又四十卷，如今都求不到了。近来从《永乐大典》中得到他的文章若干篇、诗若干首，便抄录编纂，以备作南宋一家之言，同时也因此论述他的生平始末。有人说，说斋自负博学，曾诋毁朱子说他一个字也不认识，所以朱子弹劾他；又有人说，说斋不肯向同甫低头，同甫便在朱子面前构陷他。这些都是小人的话，最为可恶。总之，说斋被纠弹一事，应当存而不论；至于他的言论中有可以采纳的地方，即使朱子重新起用，或许也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鄮峰真隐漫录》题词

译史忠定王《鄮峰真隐漫录》五十卷，是天一阁范氏的藏本，在各家藏书中都没有，直到我才抄录传播开来。我乡宋人的文集，从忠定王以前的也都没有流传下来，应当把这部集子列为首位。忠定精通经学，所著《尚书》《周礼》《论语》等书，我都从《永乐大典》中抄录了，只可惜并不完整。唯独这部集子没有残缺。至于他的《直翁外集》，就无法得到了。忠定最受横浦先生赏识，所以他的学术渊源没有错误。他担任宰相，本来就是贤能之人，只是因为阻止恢复宏大规模的议论，便与张魏公彼此不合。然而忠定蓄积力量后才行动，不愿轻率举事，不仅不同于汤思退、沈该之流，也和赵雄嫉妒南轩的人不同。梅溪弹劾他时，言辞有些过分；不然，忠定首先请求褒奖、记录那些被秦氏陷害的中兴将相，难道反而会自己重蹈其覆辙吗？至于他在昌明理学方面的功劳，实际上为南宋培植了国家的命脉，只可惜旧史不能加以阐明。忠定第二次任相时说，这次出仕本来并不是他的愿望，只因为朱元晦没有被任用，所以才勉强出来。出来以后，他极力推荐朱元晦，并把东莱、象山、止斋、慈湖这一辈人也都列入奏启。干道、淳熙年间的诸位老儒，能够接连被起用，都是忠定出力的结果。他对于文人，就推荐陆放翁；对于居家子弟，就派自己的儿子跟慈湖、絜斋讲学，又请定川的弟弟季文到家中，教导诸子，所以他的儿子大多学问品行可观，只有同叔、子申不太驯谨。我考察此后，宰辅中能够礼贤下士的，留公正、赵汝愚公、周必大公、王蔺公，都称得上知人，而忠定实际上开了这个先例。忠定的功劳大极了。那王淮一类的人，因为私下亲昵而阻挠正人，创立学禁，给庆元以后带来了祸患；把他们和忠定相比较，难道不是相差悬殊吗？如今读忠定的文集，其中资善堂的那些文章，是他在孝宗居潜邸时启发辅佐孝宗的文字；两府的文章，则是他不遗余力吹捧诸位老儒的文字；归田以后的文章，则写他在林下优游生活、举行乡饮酒礼、设置义田的事情。像忠定这样的中兴宰辅，大概也可以说是完人了。他的诗文气象和畅而高雅，带有太平时代遗留下来的风韵，正是所谓朝廷庙堂间钟吕般的声音。“鄮峰真隐”是忠定居家时所用的号，因为他在月湖以南筑了一座观，那里最为佳美，便是竹洲。明代中叶以后才开始废弃。先宫詹曾把它作为别业，距离我家不到百步。那么，这部集子又是我湖上地方的文献了。《广平先生类稿》序 舒文靖公的学问得自他的岳父童公；因为承继这一学统，他又是杨文靖公的高足。文靖还没有考中进士时，又向张南轩公求学，因而广泛向晦翁、东莱求益，最后在存斋门下完成学业。四位先生之中，没有谁像文靖这样学术渊源最为广博，他的品行也最为尊崇。他一生所著的《诗说》《礼说》，都是经学的宗旨；《广平类稿》就是他的文章。《宝庆志》说：“嘉定初年，朝廷革除文风的弊病，选取前辈文章来作为后学的范本，舒文靖公实在排在编选之首。”世人只知道文靖的理学，却不知道他的文章在当时也受到这样的推崇。当文靖在世时，声望显赫、文章出众的人很多，却把他的文章列为首位，大概是因为他的心气平和，议论质朴实在，足以消除浮诞的社会风气。我曾听清容谈到，淳熙以后，许多人盗取《战国策》《庄子》的辞藻，事情刚刚发生便中途停止，话还没有说完就另起话头，文章断断续续、艰涩曲折，荒唐变幻，彼此相沿而不能挽救，这就是当时急于取法文靖文章的原因。六百年以来，遗稿散佚零落；康熙年间，同乡万充宗先生搜求它，在他家中得到残缺不全的零散稿本四卷。南雷寄来的诗说：“甬上舒公有旧文，千里之外通过邮筒特意相闻。”说的就是这件事。当时南雷正在编《宋儒学案》，于是摘取其中论说道理的精要，以及常平义仓、盐法、茶法、保长、学政等可以看出施行情况的内容。他编《宋文钞》时，也录入了舒公尤其值得称许的文章，于是我又重新整理订定。这虽然不足以尽收文靖的文章，但能够保存下来的也算幸运了。从前我家有先正遗文，言辞明白清正，即使只是残编，也实在值得珍藏。行状称文靖对于荐举自己的人从不自称门生；如今看他的谢荐诸启，全都引用古代义理来相互规劝，具有大儒的风节，像这样丝毫不肯屈服，难道可以只把他看作区区文章家吗？四位先生的后裔中，舒氏最为兴盛。明嘉靖年间在府城建立正学书院的人，就是舒氏的后人。近来书院已经颓败，我正打算重新修葺，舒氏后人又把它修复一新；我欣喜他们没有忘记先生的学统，于是劝他们把这部稿子交给刻书人，并为它写在卷首的序。《二袁先生文钞》引 淳熙四先生的遗文，只有慈湖的文集还完整；广平的文集近世才得到残编，而絜斋先生父子和定川的著作都无法得到。我在《永乐大典》中看到了《二袁集》，大为惊喜，看到一篇就立即抄录一篇，心想或许可以恢复它的完整本子，却还没来得及遍览全书，便因贬官离开京城。于是想到玉皇香案遥隔，蓬莱相远，不知以后还能不能停下手来继续完成这件事。于是先把已经抄下的编次起来，又附上我乡地方志所记载的内容，共得九卷；絜斋占五卷，蒙斋占四卷，难道不仍然胜过定川完全没有流传吗？二位先生的文章很相似，与慈湖相比更为平正，比广平则更为畅达。他们在南宋也属于名家。清容居士在元代文章中最为杰出，承接剡源的文章传统；我读他的文集，发现其源流很大程度上出自二位先生。清容的祖父卫公，是絜斋的弟子。卫公得到老师传授却不能传承其学，后来竟成为史氏的私人；清容也仅仅传下了他的文章，真是可惜。《黄南山先生传家集》序

译南山先生遗集五十六卷，收藏在天一阁中。我读后感叹说：“这是先正遗留下来的言论啊。”先生所著的书有《仪礼》《戴记》附注、《中庸脉络》《大学旨归》《经书补注》《道德经附注》《阴符经附注》《四明文献录》《宁波简要志》《含山县志》，他的杂记名为《海涵万象录》。我所见到的，只有《二礼》《道德》《阴符》的注释、《四明文献录》和《简要志》而已；最后才得到这部集子。根据他孙子存吾的序文，全部五编才编成，而在这以前散失的部分已经无法收拾了。就是存吾所编的本子，也说卷末附有《经书补注》《含山志》，但如今已经没有了。《成化四明志》又记载有《参同契纲领》《孙子纲领》，如今也没有了。著述不能保证一定流传下来，竟到了这种地步。明代儒者在成化、弘治以前，大多笃实醇厚丰茂，完全摆脱了粉饰之风。像月川、敬轩、康斋，都有亲身实践、作为君子的风范，不偏激，也不随俗。到了白沙出现，气象才因此发生变化。先生和诸位相比，正处在伯仲之间。所以读他的文集，可以看到他信笔直写胸中所有，勤恳诚实，辞藻全都脱落，而以义理取胜。他论述《大学古本》《武成诠次》以及《中庸三重》的宗旨，何尝不与朱子不同？但他从来不是有意求异，正与后来那些故意立意争奇的人截然不同。因此先生虽然没有把自己列入擅长文章之人的行列，读他文章的人却不应只从文章形式去看待他。因为这些都是他内心自行体会所得，并非浮虚剽窃的言论。只是世人所崇尚的只是文章，所以四百多年以来，他的著作一直冷落无闻。存吾所编的本子还只是草稿，其中错误很多。我替它校订整理后刊行出来。太羹和腥鱼的滋味，不是喜欢甘美口味的人所能了解；大帛大布制成的冠服，也不是奢侈于文绣的人所能体会。先生由台谏官做到监司，都因刚正清白而有声誉。最后触犯、忤逆都御史李实，被贬为含山，退休后筑南山书院讲学，享年很高。不过先生对于道的领会，年轻时已经显露端倪。他代父亲到燕中服役时，富裕人家把财产托付给他，他不肯接受；又极力推辞大商人想把女儿托付给他的嫌疑，见到他的人都恭敬地侍奉他。先生说：“我有幸在幼年便懂得道理，都是我的老师。” 遯翁先生的教诲，遯翁名彦，是我族祖本心先生的儿子。本心传承慈湖之学，使它在自家世代流传。遯翁是洪武年间被征召的士人，辞谢而不就任，却把这门学问传给了先生。所以我读先生的文章，总不免为我家学术传统而三次感叹，同时又茫然于弓冶技艺无人继承。《荥阳外史》题词 明代广信教授郑千之先生所著《荥阳外史》一百卷，是我乡在洪武年间以文章享有盛名的著作。甬上的文章传统从楼宣献公开始成为大家，王尚书深宁继承了它。深宁的弟子是戴户部剡源，剡源的弟子是袁学士清容。和剡源同时兴起的还有任山长松乡，这就是所谓宋元五家；迂斋、本堂又次于他们。到了明初，便推尊郑先生。自德仲、求斋以来，一家以保存文献使家学世代相传。先生和深宁的孙子遂初互相切磋最为密切。先生兄弟都能写文章，而先生的文章尤其兴盛。当时杨征君廉夫凭文章在越中崛起，先生跟随他学习文章。然而杨氏的文章奇崛绮丽，先生的文章质朴厚重。他在师门传授上稍有转变，大概是因为先生最用心于经学，曾经见草庐吴文正公而向他问道。他的文章平正通达，并不追求与时俗不同；从宋代干道、淳熙以来，儒者的文章大多如此，而杨氏所传反而称为另一流派。所以先生虽然研讨杨氏一门的学问，文章却不很像杨氏。先生曾替裴氏写《著存堂记》，宋学士潜溪赞叹说：“即使让我执笔，也不能超过它。” 裴氏坚决请求潜溪，潜溪最终还是推辞不作。姚江赵古则在同辈中尤其佩服先生关于《春秋》的学说；一位大人物对先生心悦诚服，竟到了这种程度。先生所辑《四明文献》至今流传，但他的文集却很稀有。朱检讨竹垞搜求明人文集，说：“哪里才能得到《荥阳外史》来读呢？”我到天一阁范氏家中求取，发现它正在那里。不过文集原本称一百卷，而成化郡志只说六十卷。如今范氏所藏本是七十卷，大概是他的孙子借给别人后遗失，因而不完整。我于是重新诠释编次并为它作序。明代文章没有比初年更兴盛的；当时在根基上酝酿的，大多深厚，又严格遵守高祖曾祖的法度，所谓典范和法则尚未衰替。后来逐渐衰落、支离，另立的体裁纷纷出现而不统一。那些作者的内心，谁没有自矜自高、轻视前人的气势？却哪里知道自己正在日益走下坡路呢？读先生的文章，不能不为之三次感叹。《吕语集粹》序

译洛学、闽学相继兴起以后，正统学问日益昌明，语录、讲义之类的书堆满房屋、装满车辆，而明代儒者尤其多；他们的发明，各自抒发自己的心得。然而，有些文章浑厚平正，或许有人怀疑它们只是正心诚意、公家套话，不足以振发灵机；有些谈论深微奥妙，又不免出入佛、道两家，而且不经过仔细参究便看不出其中的精妙。宁陵吕先生新吾，是明代隆庆、万历年间的醇正儒者。他所著《呻吟语》一书，关于立身行己、处理事务、与人交往，以及居官行政的方法，都阐明了他一生用力所得的地方，简直是以自身作说法，洞彻事理人情，能够使迷惘的人醒悟，使醒悟的人警惧，使警惧的人安定。像这样的人，仿佛自身的病痛和痒处都彼此相连，却能安然找到依托。他不因拘泥古法而损害今天，也不因适合今天而背弃古法；问学和经纶一以贯之，大概就是所谓先实行自己要说的话，然后才让人跟随，而不是世上那些张扬门户、喋喋不休的人所能相比的。我曾读《姚江黄氏明儒学案》，书中说先生年轻时非常鲁钝，读书不能背诵，于是把一切都放下，澄清内心加以体认，久而久之豁然开朗，从此便过目不忘。这难道不正是从事于口耳之学而无所得，却在默默深造中成就精神的表现吗？先生历任内外官职，得罪了许多小人，又加上有人诬谤他编写《闺范图说》，但世人并不相信这些话；他的至诚足以自我表白。睢州汤文正公最爱读这部书，博陵尹公于是摘取其中精粹的话，刻成四卷。我喜爱它，便又在粤中重新刻印，以扩大流传。先生的自序说：“呻吟，是病中的话；病中的话容易狂妄，所以只保存其中不太过分的。”我看到先生论述道体时说：“道没有边际，不是圣人的言论所能限制的；事情有时势变化，不是圣人的制度所能穷尽的。后世如果有明达的人出现，阐发圣人尚未阐发的道理，而默默契合圣人想说的心意；施行圣人尚未施行的事情，而暗中符合圣人必然要做的事，这本来正是圣人深感庆幸的事，却是拘泥的儒者大为惊骇的事。”他又在别处摘录说：“明道的学问，大概有些所得来自佛、老；康节的学问，大概有些所得来自庄子、列子。但二位先生能够把四家当作奴仆而不受它们役使，也不是对四家有深刻了解的人，不能懂得其中的意思。”像这两条，难道就是先生自己认为狂妄的地方吗？如今尹公所摘录的内容，没有一句不近人情；我又把这两条引在题词中，是为了说明先生自认为狂妄的地方，其实也并不狂妄。《穉山先生残集》序 穉山先生在翁洲殉节后，他的遗集由补陀三元寺中的僧人敬中收藏，却被当作废纸反复书写，磨损、模糊、污秽不堪，已经无法辨认。万农部履安找到它后亲手抄录，共四册。农部去世后，这部书归于他的叔子褐夫先生；褐夫是九沙编修的父亲，但世上一直没有人能够见到它。我没有来得及侍奉褐夫先生，而九沙和我有忘记身份、忘记年龄差别的交情，对我尤其厚待，曾答应借给我抄录。九沙虽然答应了，却因南北往来而没有及时履约，后来九沙家遭火灾，这部集子便归于天上。农部从补陀得到这部集子时，还有《穉山丛谈》四册，里面记载平日交游往来的杂乱言语、见闻和梦境，没有不收录的；虽然出于随手记录，没有完全写成文章，但其中有六成颇有关系。农部还没有来得及抄录，死后便归于小儿子石园先生。我也曾有机会见到它，曾对石园的儿子说想借来，摘抄其中可以保存的内容，附在文集后面，却也没有来得及得到；后来他的儿子去世，家中书籍全部散失，不知流落到哪里去了。我又曾听说穉山先生在翁洲编过一部文史书，其中都是同时诸公的作品，足以作为桑海变迁以来的史料，篇帙非常浩繁。钱退山侍御兄弟曾经见过它，这尤其是前朝的宝贵典籍，如今也无从查问了。唉！战乱和火灾之中，忠臣义士的文章往往难以流传，侥幸保存下来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一。先生的文集有幸流传了将近百年，却又重新失去，实在令人痛惜。先生殉节时，在文庙堆积柴薪，抱着先圣的栗主，作诗后自焚；浩然正气重新归于太虚，又何必在意遗集呢？只是后死的人不能扩大它的流传，这应当责问谁呢？那就是我的罪过了！如今我家还存有先生诗文集一卷，是高隐君辰四的藏物，先赠公得到它；又有《岁寒松柏录》一卷，是陆隐君春明的藏物，先父得到它。我于是合成二卷，为它作序，并题名为《穉山先生残集》。唉！这正如《广陵散》仅存的遗响，即使只是残缺的曲调、孤单的词句，也都足以使人产生爱慕和敬意。序写成后，命钱君浚恭抄录一份副本。浚恭的尊父太保是先生门下弟子，而且先于先生殉节；先生所编的文史书，收录太保的作品最多，而这些作品如今钱氏家中都没有了。浚恭抄录这部集子，也一定会和我一样唏嘘感叹了。《吴少保文稿》序

译我抄录穉山吴公的残集，惋惜它不是完整本。五年以后，我在砌里李君甘谷那里得到公的文稿一卷，其中还有公的亲笔。想到这足以考订、证明史事，十分欢喜，便把它编入文集。沈太保宸荃、冯侍郎跻仲诸公写给公的信，也一并附上。唉！海上的事情，残缺断失的十有八九。仅以这一卷为例，闽人周侍郎之夔早年本来与东林志趣不同，到了亡国以后，人们都说他殉难。如今读公请求恤典的奏疏，才知道周侍郎扼守三山，劳瘁而死；他的晚节固然不能说不好，却不是殉难。歙人方侍郎端士，本来和孙、熊诸公一起在江上起兵，最为勇敢。钱忠介公说他能上马杀敌，下马吟诗。相传他曾率军在江上取得大捷，可惜各营没有人接应。如今读公的奏疏，才知道他也随同君王在海上流亡，在闽地以都御史身份安抚上游，在浙江以侍郎身份辅助戎政。到了己丑年以后才不再见到他的踪迹，大概不知道最终下落了。禾人谭太常贞良带着全家进入闽地，在漳南起兵，因病去世。如今读公的奏疏，才知道他的儿子吉璁当时也被赐为乡贡进士，任中书舍人，而后来人们却隐讳不提，这些都是奇异的见闻。沈督师廷扬死后追赠户部尚书，因为他原本是户部侍郎。如此看来，今本《明史》把他列为兵部官员，是错误的。马阁学思理谥忠宣、曹尚书学佺谥文忠、王太常恩及谥忠襄，都是出于公的请求。李侍郎长祥也随同君王在健跳流亡。如此看来，野史说越中失败后他立即逃遁，也是错误的；至于郑彩的儿子，己丑年还娶郡主，读来令人愤恨。孙尚书延龄的家属全被大军拘押在健跳，读来令人流泪。还有更大的事情：监国以丙戌为元年，所以野史都在庚寅记作五年、辛卯记作六年。等读到公的文集，才知道王从健跳进入翁洲后，根据诸臣的请求，改以庚寅为元年，并奉敕撰写上呈的诏书；这一点应当特意表明出来。公请求退休是在庚寅年，而这一年仍有奏疏，恳切地说王忽然下达内降的旨意，不经过内阁票拟，于是用正直的言辞极力劝谏，真可以称为大臣。唉！陆秀夫的日记、邓光荐的《填海录》，后世都惋惜无法见到。公的文书虽然不完整，也足以作为考索史事的资料。因此我又为它作序。《四明文献录》题词 我乡自郑教授千之编纂《四明文献集》以来，对于保存乡先辈的著述功劳很大。后来李处士孝谦参与编修《永乐宁波府志》，又完成《四明文献录》，以接续千之的事业。这部书精审而博大，若没有它，张制置的图经几乎无法流传。不过这部书还没有分卷编次，大概是即将完成的稿本。我从天一阁范氏那里抄来后，重新整理编次。从图经以后另分为二十四卷。处士的高尚品行见于旧志，我不再详细记录。他读书时曾先后向胡舜咨、戴九灵、杨彦常、吴主一、揭伯防求学，学术渊源久远。他一生所著还有《经书问难》《通鉴考证》《许心百忍箴》《注急就章解》《长律英华》《中林集》，如今都无法见到了。这部《四明文献录》之外，另有《四明名贤记》，如今也无法见到。后来成化年间，黄佥事南山也有一部《四明文献录》，大概是应张太守之请而作，只记载文种以下四十多人并为他们作赞罢了，不能和这部《四明文献录》的精博相比。《四明雅选》题词 明代少参南江戴氏的《四明雅选》三卷，辑录我乡五十七位诗人，大概是在宋高士宏之的集子基础上扩编而成的。此前郑千之有《四明文献集》，李孝谦有《四明文献录》，都兼记人物的言行；此后便没有继承者。宏之是弘治年间的诗人，专门辑录洪武以来的诗歌二卷，题名《四明雅集》。嘉靖年间，李侍郎堇山已经编成《四明文献志》，以接续二公的传统，又想编选诗歌，却没有完成。少参恰好得到高士的旧本，便命隐士沈嘉则重新评定并增补，共得到五十七家，改名为《雅选》。这部书还没有开雕，少参便去世了。张尚书东沙从少参的侄子士光那里得到它，又增补成《四明风雅》，所增加的数量多了几倍。自从东沙的选本流行以后，此前的两种书便都不再受人称道。我从范侍郎东明家得到《雅选》的抄本，才知道前两卷就是宏之的集子，后一卷则是少参的选本。诗歌中间有评语，大概是广泛搜罗、辑录编纂而成，也足以看出前辈有意表彰诗文。这部书如同椎轮是大车的开端，难道不是我乡里所应当珍重的吗？于是我考订编次它的原委，题写在卷首。康熙《宁波府志》写《少参传》时，说少参从杨知州茂清那里得到其父尚书碧川先生所辑的先辈诗歌，再加以增订。考察少参自己所作的序，并没有这句话，大概是错误。少参又有《四明文献》，如今也没有流传。《永乐宁波府志》题词 成祖下诏，天下府、州、县都要编修志书。当时正编修《永乐大典》，天下各地的志书都收入其中。各种书都认为志书是在永乐十七年修成的，但考察《永乐大典》在永乐六年完成，那么志书的修纂也应当在永乐六年以前。此书专门为《永乐大典》而作，进献给书局以后，从未付梓刊行，所以今天天下流传的《永乐志》极少。我乡的志书，收藏在我家中的，从宋代以后没有一部不齐备，所缺少的只有《永乐志》。等到抄录《永乐大典》时才得到它。这部志书由乡人纪征士宗德、李处士孝谦编修，体例非常好。我平生不喜欢《袁清容志》，认为它党附仕元的坏人，埋没了前宋遗事；如今得到这部书来补正，真是大快人心。成化年间杨实所修的志书没有见到这部书，所以过于简略。从今以后，我乡的志书就完备了。《钱忠介公葬录》题词

译我年轻时读汉人《平陵黄犊》的歌谣，认为这是当时义士在忠义之士活着时不能救他，死后便谋划为他安葬而作的。像王子珩死后，诸位义士有请求尸体的文书，也有偷取尸体的行动，司马温公都记载在《资治通鉴》中。文天祥死后，张毅夫也因同样的事情留下名声。唉！这就是所谓依附青云而显扬的人了。钱忠介公安葬时，诸位义士合力营办。当时闽南还没有完全平定，海军还在岛中，所以丰碑、幽诔，以及启攒、祭告、哀挽一类的作品极其兴盛，是亡国大夫中前所未有的。公下葬数年后，闽地制府陈经征巡行海道经过黄檗，曾亲自到墓下祭奠；这难道是非出于人心、是非的公论，有人能够不顾忌讳而稍有疏略吗？《葬录》中记载的人物，著名的有大学士刘沂春公，他是忠介推荐而一同升任相位的；都御史徐孚远公，是忠介的旧交；定西侯张名振、平彝侯周鹤芝、仪部纪许国，是忠介过去的同事；尚宝叶进晟，是文忠公的孙子；海上曾改任翰林的姚翼明，曾任职方官，当时却做了僧人，就是所称的独耀上人。安葬的事情，主要由叶、姚二公出力，闽地参加劳作的僧人也很多，详细情况都记在录中。我曾读故都御史林公茧庵的文集，里面记载甲午年庄烈皇帝忽然在浙江降神。被降神的那家人惊讶地问皇帝从哪里来，回答说：“我去参加故大学士钱肃乐的葬礼。”那家人很惊异，不久听说钱公果然在这一天下葬。这件事很奇怪，或者是忠臣的感应，难道确有这样的事吗？当初钱公去世时，同乡纪侍御衷文原是公的弟子，曾在江上随公任幕僚；丙戌以后隐居太白山中，闭门很久。到这时忽然不知去向，过了一百天才回来。一问，才知道他是去参加公的丧事。当时侍御想替公谋划安葬，却没有成功；公的弟弟侍御肃图任职翁洲，当时也曾向大学士张肯堂请求墓志铭，还没写成，翁洲便陷落，闽中道路阻塞，直到甲午年尚宝诸公才终于办成。听说纪侍御的文集在家中保存完好，他参加丧事时所作的文章有足以附入这部《葬录》的，应当找来补入。康熙丙子年，我乡陈汝咸公任漳浦县令，听说忠介墓地多被人侵占，便写信给古田县令，请他清查厘定，并绘图送回钱氏。我认为应当把浚恭使者所做的事也附入《葬录》，并一并记载事情的始末。《钱忠介公年谱》引 钱忠介公的事迹，乙酉年六月以前都按年编谱；乙酉年六月以后至戊子年六月，则按月编谱。因为这三年中的事迹很多，只按年编写便不能尽数记载。《史记》除了年表以外，另有月表，如今援用这个例子，在年谱中兼载月谱。戊子年六月以后，已经没有可以编谱的内容了，于是直行引述。附记他的几个弟弟殉节的年份，以及同事诸公殉节的年份，一直接续到立嗣之年丙戌。大概是感叹忠介直到这时才有后代，也庆幸他到这时终于有了后代。延续宗祀的一线希望，就要靠浚恭努力了。《杨氏葬录》序 杨氏四位忠臣的丧事，谋划安葬始于王水功太常，但未能完成，最后由石门曹给事完成。远思出力极大，最终完成此事的，是林太常茧庵和先赠公杨氏的族侄，他们自始至终都有功劳。倡议这件事的是诸生式传。《葬录》一卷由式传完成，叙述事情十分详细。我年轻时向式传的后人求取，没有得到。戊午年，我因为撰写李舍人昭武的墓道表，得以接触此事。昭武的曾孙十分贫困，以屠宰为业，却还能以表彰祖先为念，因此使我产生敬意。我问他昭武的遗书，他说已经散失，没有了，却唯独把《杨氏葬录》拿给我，我又惊又喜。原来楚石先生和昭武一同被囚，昭武在狱中和楚石的弟弟圆石结成儿女亲家，所以这部书保存于李氏。唉！杨氏兄弟为义而死，家族没有留下一个人，而远思与圆石同年考中贡士，彼此相隔八百多里，却把对圆石的爱推广到杨氏一家十口棺材同葬之事上，承担了同乡诸公未能承担的责任；一个人的高尚义行，谁能比得上他呢？我听说乙酉年夏天，远思参加禾中守城之战，侥幸得以免死。后来多次用蜡书把消息送往海上，屡遭不测。他平日素来与杨氏志趣相投，绝不是一时仰慕义举、勉强行仁的人所能相比。唉！古今贤者和愚者，总要随着大化一同消尽；即使镜川的坏土，如今也已经长满荒草，成为荒丘。只有殉国的大节、悯恤忠臣的古道，直到天荒地老，最终也不会朽灭。读这部编录的人，或许还会对此文有所感发。《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五，鄞县全祖望绍衣 序（三） 《钱忠介公全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