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九鄞全祖望绍衣

译宋文宪公的学问，承受于同乡黄文献公、柳文肃公、渊颖先生、吴莱、凝默先生、闻人梦吉四家的学术，又出自北山、鲁斋、仁山、白云一脉相传的学问，向上追溯到勉斋，把自己看作朱熹的正统嫡传。我曾说，婺中学术到了白云这里，他所追求的道，似乎稍显浅薄；看他所著的书，渐渐流于章句训诂，没有深入造诣而自得的言论，比起仁山来远远不如。这是婺中学统的第一次变化。义乌诸位先生拜他为师，于是成为文章之士，这是第二次变化。到了文宪公，学术又渐渐流入崇信佛教的一派，这是第三次变化。幸而方文正公是文宪公的高足弟子，重新振兴学术，使先前的源流大放光彩，几乎可以恢复朱熹的学术传绪。可惜他以凶祸结局，未能看到事业的终止，也没有得到他的传授。虽然如此，我读黄文献、柳文肃、渊颖以及文宪公的文章，喜爱它们醇厚典雅而不轻佻，纯粹具有儒者的气象；这正是考察他们从经学园地中失传的言论所得，不能加以歪曲的事实。词章虽然是君子的余事，然而人的心气会通过它传达出来，即使想要粉饰，最终也不可能。文宪公作为开国的伟大功臣，首先唱出了有明三百年的钟吕之音，所以尤其具有苍劲浑厚、肃穆庄严的精神，充满于笔墨之间；这大概就是他作为一代儒宗，以文章鼓吹太平盛世的原因吧？我在故京兆胡鹿亭先生的宝墨斋中，有幸拜见文宪公的画像，画像苍劲浑厚、肃穆庄严，也与他的文章相同，于是更加确信词章足以逼真地表现作者本人，而经学造诣也确实值得尊重。唉！文宪公起初受到高皇帝特别的宠遇，在内廷值宿，穿宫袍陪侍至尊饮宴，皇帝强令他饮酒，以至于写下《醉学士歌》，可以说是际遇极其隆盛。到了晚年失去皇帝的信任，远赴万里之外，年老时流徙投奔在栈道之间，也已经很可悲了。这就是君子为善始善终的困难而感叹的原因。文宪公的谥号是在世宗年间赐予的，各家都说是“文宪”，而这幅画像却独称“文穆”，应当向博学多闻的君子求证。方文正公画像记 逊志先生一家十族为“让”而殉难，皇孙的一支，经过二百年以后，实在想不到他的遗容还保存于世间。由此可知，成祖用来消灭先生的手段无所不用；而世人保护并流传先生遗像的办法，也无所不用。旧史说先生参与了削夺宗藩的计策，又曾提出离间燕王世子的计策。桴亭陆氏为他辨白，说先生的诗情意恳切，想使掌刑名的人归附伊尹、周公，那么他本来就不会赞同当时所实行的行为。我认为，先生哪里只是没有参与这些计策，恐怕一定还曾经争辩过，只是未能成功。当时先生只是侍讲于内廷，力量不足以阻止齐泰、黄子澄的朝廷谋划。革除年间那些诋毁先生的人，尚且有“叩头乞哀”的说法，何况其他污蔑呢？到南方朝廷给先生赐谥时，科臣李清引用“得正而毙之”的话，于是谥为“文正”。福建中部赐建祠堂时，又命令把姚广孝的画像置于阶下跪拜。先生虽然稍稍扬眉吐气，但明朝却很快灭亡了。他在天之灵，未必愿意看到这种结果。近来很多人认为先生应当入祀学宫，多次请求却没有得到批准。先生应当入祀，人人都知道，将来一定会有人实行。试读先生的《幼仪》，便知道这是圣人功业的开端；读《宗仪》，便知道端正家庭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是王道的基础；读《杂诫》，便知道君子处事的全部功夫都在其中。他竭力排斥佛教，其成就比潜溪师传所说的高出百倍。《深虑论》是经世治国的名言。先生如果还不能依法得到配享，还有谁能够配享呢？唉！先生当初初见潜溪时，潜溪赠诗给他，把他比作周代的容刀、鲁国的璠玙，倾倒推重到了极点。那么，先生的画像足以登列东序，足以绘于明堂，能够得到瞻仰并保存它，真是多么幸运啊！这幅画像神采气韵如同活人，纯粹而温润如春，使人仿佛看见容刀、璠玙所形容的美好。逊志文集中也有一幅摹本，却比不上它。不过，我怀疑先生的相貌也属于清瘦的一类，可是他穿着麻衣入朝哭临，言辞抗直而不屈服，是多么刚健啊！这大概就是所说的“大勇若怯”吧？薛文清公画像记

译我小时候读《敬轩先生传》，传中说他皮肤清澈得像水晶，五脏都能看见，觉得他的相貌很奇怪。即使如此，先生以正统学术承接前代儒者，哪里一定要拘泥于夸说他形体上的奇异，还把孔子的相貌列为四十八种征象呢？那是纬候之学的鄙陋说法。近来得到先生的画像，只见他淳厚古朴、面容端正，充满有道之人的气象；这难道只是后世传说而已吗？明初的学术统绪，逊志先生在南方兴起，曹学正在北方兴起；继承他们的，则是吴聘君在南方兴起、薛先生在北方兴起。三百年来，凡是考察学术源流，必定以这四位君子为首。先生的学问不是后世所敢轻易议论的，只是崔公后渠说：“先生任大理寺官，是王振引荐的。当时如果辞谢不接受，难道不胜过抗争而遭祸吗？于忠肃受害时，先生固然争辩过，但如果争辩不成便立即离去，难道不是更加伟大吗？”刘公蕺山说：“更换太子之事，先生当时任大理寺官，为什么不发言？”有人说当时正转运粮饷到贵州，还可以说职位不在其位。于忠肃将被处极刑，先生只是说天子刚刚复辟，不应杀戮以伤和气，请求减为斩刑，恐怕这并不是他内心真正安适的做法。梁溪高忠宪公也说：“这件事无法替先生辩解。” 这足以看出后人是值得敬畏的。我平心而论：王振借三杨的意见援引先生进入大理寺，暗中进行推挽安排，先生并不知道。任命下来以后，三杨才告诉他，先生毅然不去道谢，不久又抗拒王振，因此遭祸。先生没有过错。更换太子之事，先生既然不在官任；等他回来时，事情已经办成，没有什么可说的，确实也不能归罪于先生。只有于忠肃这件事，先生虽内心不赞成，却没有尽力发言，这就难免是畏惧曹吉祥、石亨的凶威，在维护道义的分寸上有所未尽。百世以后，如果先生再生，我不能不向他道歉，承认他是诤友。我看先生的性情，大概处在有恒的善人之间；他的天资纯美，确实是善人，只是善人还没有践履圣贤的轨迹，而先生按规矩行事、刻苦自持、努力用功，仍是从“有恒”入手；到了晚年，才达到君子的境界。明代儒林中，研究新建之学的人大多诋毁先生，排斥新建之学的人又过分崇奉先生，都不是中正之道。我不自量愚昧，认为自己得到了对先生较为确定的评价。先生的天赋不如逊志先生，而他的造诣却属于曹学正一派。至于后渠、蕺山对他的责备，正是后学应当警醒在心的地方，哪里能说他们苛刻呢？或者说，先生晚年的操守自有超过前人的地方。我曾听临川李阁学说，朱子每逢辞官，必定写信给当权者，恳切请求宫观祠禄，似乎不能忘情于俸禄，按义理衡量略有不合。如今看先生归还给石亨的事，石亨想替他请求敕命，让他在家塾授徒以自养，先生说，如果是为了谋求生活供养，就不必辞官了，于是援引许鲁斋的先例而不接受。开馆授徒并非宫观祠禄可比，而先生不接受，这就高出朱子了。这一点可以作为百世师表。我已经记了逊志先生的画像，又记了薛先生的画像，还记了罗文毅公的画像，合成一轴，悬挂在书斋中，整束衣冠，陈列他们的遗著，仰慕他们的德行。罗文毅公画像记 文毅公自己说：“我的性情刚强，见到刚强的人，就像饥渴的人遇到饮食一样喜爱，无法用口舌自我比喻。求之而不可得，便向古人中寻找可以交友的人，与他们一起谈论他们所处的时代，好像侍立在几杖旁聆听他们的咳嗽声一样。叹息、仰慕、羡慕，以至于流下眼泪。”有人说：“刚强容易折断，柔弱反而能够保存，这不是懂得刚强。天不刚吗？地不柔吗？天从未坠落，而地有时陷落，难道不是刚强的保存而柔弱的坠落吗？山高高耸立而水流动，山刚而水柔，难道不是刚强的保存而柔弱的消失吗？毛发附着在头颅上，哪个刚、哪个柔？头颅保存而毛发脱落，又是什么原因呢？牙齿因为坚硬而折断，是没有根本的刚强。”所以苏氏说：“士人只怕不能刚强罢了，至于是否折断，那是天命。对于刚强有什么过错？”说这种话的，是不能刚强的鄙夫。唉！文毅的话，能够使百世之后的顽固怯懦者奋发起来吗？我曾广泛观察古人，真正能够刚强的人，也只是偶然才能遇到。宋代大儒如晦翁、西山，明代儒者如敬轩，天下没有非议他们的话。然而晦翁占得遯卦，便不再上封事。既然封事应当上呈，就应当上呈，不应该考虑吉凶祸福。” 西山晚年再次出仕，用和、扁来称誉当时的宰相，果真是出自本心的话吗？敬轩在王振死时，也不能尽力争辩，难道在刚强的分寸上也有所欠缺吗？晦翁、敬轩还没有失去洁身自守的道义，西山则不能说没有惭愧之处。末学后生哪里敢妄议前代儒者？然而早已有前人在我之前这样说，并非我创始。文毅的话，能够使百世之后的顽固怯懦者奋发起来吗？自从讲学风气兴盛以来，学者自负自己的身心性命之学纯粹，却把气节看作粗浅之事。善于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是孟子的话；面临重大节义而不可夺志，是孔子的话。这不过是懦夫借此掩饰自己趋利避害的情状，其流弊发展到无君无父、不可挽救，并非小事。文毅一开口就遭斥责，虽然后来蒙恩召回，却匆匆离去，没能展现他以正色立于朝廷的器量，君子为之惋惜。如今相隔三百年了，百炼之金，光芒冷峻而骨力沉重，仍然高峻地浮现在眼前；那种叹息、仰慕、羡慕，与伏身拜见于几杖、聆听咳嗽声之前没有不同。唐陈拾遗画像记

译蜀人自古以来多出文章家。汉代的司马相如、王褒、扬雄都是蜀人。文章的衰落，到六朝已经到了极点。唐初还没有人改变这种局面，而首先想到复兴古文的，陈拾遗也是蜀人。李太白追溯诗歌流变时，推重拾遗的高蹈。韩昌黎也称赞他善于发声。整个唐代，复古的功劳一定要归于他。作为开创先声的祭祀对象，拾遗所成就的事业也很伟大了。然而，以拾遗的才华，本来足以流传千古，为什么不自爱自重，竟在武后朝廷献身求进，谄媚奉承无所不至？男子的文章，妇人的行为，实在令人长叹。垂拱年间的四位才子与拾遗同时代，他们的文章就是所谓顺应时风、依附众势的文章；拾遗的文章才是所谓古学。义乌檄文，是唐室中兴的先声。把它比作博浪沙的铁椎，足以震撼报仇韩王的壮士之胆。我曾说，东汉以后没有文章，只有诸葛公的《出师表》足以当之；六朝没有文章，只有陶渊明《止酒》等诗以及韩显宗答刘裕书足以当之，而《归去来辞》还不是其中最好的；唐初没有文章，只有义乌檄文足以当之。这些都是天地间的元气，不能以文章的风格声调来评判。拾遗虽有高雅超逸的文章，但他那些污秽的笔墨又该怎样解释呢？而且拾遗正因为这些行为与武后结交，非但没有得到很大的任用，最终也没有逃脱灾祸。可悲啊！由此可知，降低志向、辱没自身，最终是没有益处的。我在同乡竹湖陈氏那里见到拾遗的画像，清秀丰润而超凡脱俗，不用询问也知道是俊杰之士。我感叹他的才华高超，却因为一失足而成为千古遗恨，于是斟酒一樽祭奠他，并写下这篇记。宋王尚书画像记 从前，太原阎百诗先生非常爱好深宁先生的著述。三次委托别人进入鄞县，寻求先生的行状、神道碑、墓志，想把它们附在书卷末尾；又寻找先生的画像，想摹在书卷开头，却都没有得到。先生的孙辈在鄞县的已经零落，他在绍兴上虞的后人，也不知道是否兴盛。我罢官归来，同学葛巽亭对我说：“楡荚村王氏有先生的画像。”我急忙高兴地前往请求观看。南宋遗民所说的“咸淳人物面目”，当时已经把它等同于彝鼎这样的古物，何况像光生这样的大学者呢？先生的学问私下承继吕祖谦，同时综合建安、江右、永嘉三派的传授，我在《同谷三先生书院记》中已经详细说过。先生一生的大节，自比于司空图、韩偓之间，确实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不过，有两点应当加以阐明：第一是《宋史》的书法。先生在德祐末年上疏出关，这与曾渊子一类潜逃的人不同。先生既没有担任军师的职务，国事已经无可挽回，而自己的意见又不被采用，不离去还等待什么？难道一定要等元军攻入城中，亲眼看见百官署名、签降表的耻辱吗？试看先生任两制时，早晚所起草的诏令，仍然想挽回已经涣散的人心，读来令人流泪；那么先生并不是愿意毫无牵挂地离去的人。如今把先生和曾渊子等人一起写作“遁”，实在荒谬。第二是明代儒者所议论的先生入元后曾任山长一事。先生接受元人聘请担任山长，史传、家传、方志等传记都没有记载，不知道这一说法出自哪里。即使假定他曾接受任命，山长也不是命官，没有什么屈辱。箕子尚且接受武王的访问，何况山长呢？我认为，先生上疏辞官归乡，大概与马丞相碧梧同科；即使担任山长，也与家参政担任教授同科。而先生的大节如同青天白日，不可能被遮蔽。唉！先生在《困学纪闻》中称许姚弋仲、王猛一类人物，也称许杨盛不改晋朝正朔以及谢灵运临难时的诗，这也令人悲痛。他又说：“士人不因秦朝而卑贱，经书不因秦朝灭亡，风俗不因秦朝败坏。”这是多么壮烈啊！他斥责李德林由侍奉北周转而侍奉隋朝，更足以成为兴王任用人才的鉴戒。如今看先生的画像，只见须眉间带着惆怅，端坐而不快乐，这大概是他闭门谢客的时候吧？可惜没能让百诗先生看到它。马端肃公画像记 正德年间，流寇侵扰黄河一带，南北经过焦泌阳的阁馆时，士人家族大肆抢夺他的衣冠，把它们披挂在树上砍斫，说：“我恨不得亲手斩了这个人来向天下谢罪！”唯独彼此告诫不要侵犯马端肃的家。唉！端肃立身朝廷的风节，竟能使草泽盗贼也敬重爱戴他，他难道真是大臣吗？焦泌阳固然是受到宠幸的奸佞之臣，但还没有达到古代奸臣那种毒害天下的程度，却竟引起盗贼共同的愤怒，想杀他本人而不能，只能把怒气发泄到他的衣冠上。这正与郑公的笏板相反；那么，端肃能使人百世之后仍然追思，即使画像的容貌未必完全相像，难道能不肃然起敬、再次拜见吗？世上做大臣的人，应当好好想想这件事。陆康僖公画像记 前汉的人物，武皇帝以前是一类，武皇帝以后又发生了变化。武皇帝以前，将相之中有周昌、王陵、张苍、张相如、申屠嘉、周亚夫、窦婴、汲黯这些人，有的像未经雕琢的璞玉和未经冶炼的浑金，有的像苍劲的松树和古老的柏树；远远看去似乎木讷无华，却不知道即使耗尽天下著名的智慧、勇力和功业，也没有什么能够超过他们。这正是他们养成一代元气的原因。武皇帝以后，朝廷士大夫的气象日益外露，汉代的政治也从此衰败。前明人物也是如此，孝宗以前是一类，孝宗以后又发生了变化。孝宗以前，许多大臣大多厚重端庄、沉默持重，不显露锋芒；孝宗以后，这些品质几乎都消失殆尽了。人物的厚重或浅薄，是世道由盛衰升降的原因。同乡陆康僖公，就是孝宗以前的名臣之一。他担任山东藩使二十年，越级升任尚书，从未有显赫的名声，却称职尽责，当时被推重为有旧德的人，没有什么特殊祠祀；这正是所谓厚重端默、不显露锋芒的人。我家世代与陆氏为邻，常有机会瞻仰公的遗像。对于故国的乔木，敬重的不仅是乡土桑梓之情；仅凭相貌取人，也有超出寻常观察之处，未必全都可靠，但德行充实所显现的征兆，十有九分可信。单就康僖公的画像来说，它深沉厚重，正像未经雕琢的璞玉和未经冶炼的浑金；它丰大端庄，正像苍松古柏。这难道是晚明末季的人物所能企望的吗？杨忠愍公画像记

译宛洛之间有两个杨氏人物，一个是槲山先生，一个是忠愍公，都凭气节闻名于世，这是他们学习道术的功效。虽然如此，我看忠愍公的气节，更多得自天性，而学习道术的功夫还不够严密。假如他的学道功夫果真严密，就不会写下“风吹枷锁满城香”这样的诗了。他把“臣罪当诛”看成什么呢？这正是谢显道所说的“矜”字还没有除去。忠愍公一生的作为，哪里是后学所能议论的？然而这也是做人臣的应当知道的，不能因为是前代贤哲就曲意为之辩护。忠愍公的画像，我在董太守复斋家中见过：两道眉毛直插鬓角，双眼微微一高一低，两颧隆起；想来他的气节一定十分雄伟。石田先生画像记 我所见过的明代一朝大人物的画像很多了。谁是那种萧然处在山林泽野、清瘦淡泊的人呢？就是石用先生。虽然如此，先生与我的同乡屠太宰最为投契。太宰因为台省诸臣入狱，却没有营救。杨宫詹碧川写信批评他。先生在吴地下，见到宫詹的信，便作诗含蓄讽刺。太宰作诗唱和，说明自己的内心曲折；可见先生并不是完全忘情于世事的人。还能说他是山泽间的清瘦隐士吗？虽然如此，先生的相貌确实清瘦。徐文长画像记 文长的诗、古文、词，虽然还不足以与古代作家相比，但他的才气总算是雄健的。默林死后，他害怕祸患发作而成为狂病，难道不是因为怯懦吗？由此可知，身负才气却不用道义来约束自己，便不足以面对变故。然而我看文长的相貌，丰厚润泽，不应当在晚年如此狂乱困顿，实在无法理解。丰学士画像记 甬上学术统绪的开创，始于庆历年间五位先生的时候；当时丰清敏公向正议楼公受业，是桃源诸友中的一员。到淳熙年间四位先生时再次兴盛，丰制使公在杨氏、袁氏门下求学，虽然稍晚出，却是与朱熹、陆九渊之间共同讲学的人。到了明代嘉靖年间，张文定公论学，颇能纠正新建、增城学说的偏失；当时丰学士公与他志同道合。世人只知道甬上四大姓家族世代显贵、重臣相继，丰氏是其中之一，却不知道三百年来学术统绪绵延不断，丰氏始终参与其中。唉，盛大啊！学士的学术宗旨以居敬为要，所以他的别号叫“一斋”，大概是已经看出后来的儒者必然趋向狂禅，因而想办法加以阻挡吧？至于世间流传的《石经河图》《石经鲁诗》《石经大学》以及外国本《尚书》，都是学士的儿子考功伪造撰写的，却上溯托名于清敏诸公，直到学士本人也被错误地冒名。不知情的人有的便以为是学士的著述，责怪他侮辱经书，反而埋没了他亲身践行的真实功绩。各家评论明代儒者都没有提到学士，难道知道他深入学问、自有所得的真实情况吗？议礼一案中，司马光、程子的议论也不能完全驳倒欧阳修；但学士诸位不愿辜负孝宗，这本来就是司马光、程子的心意。永嘉一派借此求得侥幸升进，那当然不能与欧阳修相提并论。丰氏的子孙已经衰微了，我年轻时经过紫清观，还赶得上看见学士的画像，如今已经没有了。后来忽然在胡京兆鹿亭的书斋中看见一幅，特意记下这件事。沈文恭公画像记 康熙己未年开设史局时，执笔修史的诸位先生想极力贬抑沈文恭公，认为明朝灭亡的祸患由于党争，而党争的祸根始于文恭。当时我乡里的万征君管村参与修史，对此颇加平反，认为从后来的情况说起，党争第一次变成崔、魏，第二次变成温、薛、杨、陈，第三次变成马、阮，清流之士被排斥殆尽，大家都陷于溺亡。温体仁又是文恭的门生，所以东林诸子尤其怨恨文恭。然而这只是党争流弊发展到极点的结果，不能全部归罪于一个人。大概党争的兴起，长洲、太仓已经先行发难；太仓最为狡黠，长洲次之。文恭不如太仓机巧，却比长洲更深沉。至于排挤归德、驱逐江夏，文恭的恶名于是超过长洲、太仓。如果追溯源头，难道是从文恭才开始的吗？管村的说法，大概也是天下公论，并不是偏袒乡里。然而就在那天晚上，管村梦见有一个戴貂尾冠、插笏板、穿蓝袍、投递名帖前来致谢的人，那人就是文恭。他醒来后觉得奇怪。不久管村出任五河知县，获罪后被放还，患病废居家中，把这个梦忘了。一天，他拄杖偶然经过沈氏家，问沈氏后人：“听说先太师的画像很多，希望能够看看。” 沈氏后人说：“好。”于是把一个竹箱送来，其中大约有五六十幅，都是文恭候朝、承受恩宠等图。管村随手取出一幅，画中戴貂尾冠、插笏板、穿蓝袍，正是往日梦中所见的形象。管村惊愕不已，便把这件事告诉先父，二人共同长叹。唉！权臣当政时，不畏惧天下清议；但死后却不能不对此耿耿于怀，为什么看清事情这样晚呢？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生前权势炙手可热，已经形成被虎所缚的局势，前面推、后面挽，再也不能自由行动。这就是白天受到斧斤般的束缚而逐渐丧失本心。死后的游魂面对冰山消融、千秋史笔，足以使他恐惧，这是夜气清明时的良知。等到死后夜气才开始觉悟，却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逃避了。世上有鉴于此的人，应当赶快在及时觉醒的夜气中自我提醒，不要等到死后才祈求神灵，或许才可以做到。恰好有人送来一幅文恭的小像，于是把这些话记在后面。张督师画像记

译我乡传藏张督师画像的很多，他的遗集卷首也有一幅，但神情、气韵和骨相各不相同。先伯母从黄岩回来，我叩问她，她说：“没有一幅相像的。”我曾听先公说，他在甲辰年钱塘狱中，曾经画过一幅画像，应当还有保存的，你为什么不去寻找呢？于是我写信向万九沙前辈访求，九沙说：“有。”于是摹写寄来。先伯母说：“就是这幅。”我便取出姚江黄先生的志文、杨征士遴的记文以及吴农祥的传记，在画像旁阅读。先伯母说：“只有吴氏的传记错误混乱，没有可信之处。但我记得的一些逸事，虽然年老健忘了十分之九，仍有足以补充黄、杨二文缺漏的地方，你一定要记住。”先公一生不固执旧见。画江之战时，福建方面带着诏书来，张国维公、熊汝霖公认为不应拆读诏书，以免阻挠军队士气；朱大典公、钱肃乐公又担心引发争端，双方相持不下。当时群臣上疏议论此事，李侍郎长祥与先公支持张氏，杨侍御文瓒支持朱氏。先公立即发布揭帖极力驳斥杨氏，从此双方势同水火。后来商议派大臣进入福建，先公当时以翰林兼任行人，请求随行，以便挫败福建人的诘难。不久，杨氏兄弟、姊妹、妯娌一门为义而死，先公在海上写信给你们诸位祖先，认为自己对不起良友，并寄去三首诗悼念他们，现在那些书信还保存着。舟山陷落时，张名振起初听说大军分三路同时出动，自认为熟悉地势，认为蛟关天险不可能在一两天内攻下，于是集合全部精锐军队护送王，声称向松江进军，以牵制舟山方面的兵力。当时先公也被他拉去，同在军中。不料吴地战败失守，先公被火攻烧死。一天夜里大雾，大军全部渡过来；张名振已经到达上海，听到变故急忙返回，却来不及了。说他轻率出兵可以，说他护送王逃跑则是误解。当时名振的老母、爱弟、妻子儿女都在城中，最终全家殉难；假如他是逃跑，又为什么不带全家一起走呢？甲午年，名振邀请先公进入长江，诚意伯刘孔昭也一同前往。有人说孔昭是先朝的大奸臣，怎么可以和他共事？先公说：“孔昭扰乱南都，拔尽头发也数不清他的罪行。然而在赵之龙等人争先恐后投降时，只有他率全军出海，这一点还有可记录之处。如今他借共同仇敌的名义前来，我们已经过分憎恨他，恐怕会使他成为马士英的后继者。”听到的人都认为说得对。乙未年，名振病死，遗命把部下交给先公指挥。起初郑氏势力强盛时，派人来结交，先公说：“监国干侯所受的屈辱，正是郑氏修缮唐藩、颁布诏令的机会。然而郑氏不肯辜负唐王。我又怎么敢辜负鲁王？所以虽然与郑氏联合行动，最终仍然是为了鲁王。郑氏也谅解先公的诚意，以公义相互尊重。”当时郧阳山寨有所谓“十三家军”，云南战事危急，先公曾派吴职方祖锡前往劝说他们，命令他们出兵骚扰楚地，以援救云南，却没有成功。壬寅年以后，先公写信给你们诸位祖先，认为事情已经不可为，想解散军队。然而日复一日，因为国王还在，直到甲辰年国王去世，才决定入山。因此，采薇的吟咏从这时开始。先公有一个堂弟在海上从军，入山以后不知下落；听说有人冒用他的名字来到钱塘，被各位遗民诘问后离开。先伯母传述的就是这些。当时她已经八十岁，牙齿全都脱落，把画像悬挂在房中，喃喃自语，一边哭一边说，每说一次又呜咽抽泣，听见的人都流下眼泪，而督师画像上的须眉也仿佛在纸上浮动。我当时十八岁，靠着几案听她讲述，立即记下这些事，但文章草稿粗略，尚未完成。不久，先伯母回到黄岩，过了一年就去世了。雍正己酉年，我才重新整理次序并写下这篇记。画像记的开头，欧阳公记王彦章画像，多有订正旧《五代史》错误的地方；我的文章虽然低劣，也并非没有一点补益。义武将军戴少峰画像记 酒已经喝过，又放声高歌，忧愁却不离去，对你能怎么办？斜眼看我床头三尺长的青萍剑，宝剑的光芒驱逐鬼魅，剑如怒涛般直立长鸣。你没看见义武将军双目如电，紫色石般的眉棱反倒像刺猬的脸面；他奋身跃上战马，平定烽烟尘乱，穿齿裂眦，经历了上百场战争，阵云深处奔涌着如海涛般的战势。匹夫一怒，连日月星辰也为之变色；上天之心奖励平乱，乾坤的轴心也为之倾动。痛哭归来时年岁已经晚了，大丈夫的热血冻结而不能飞扬，只能徒然踮脚站在蜗居之中，望着屋梁整理衣袖，驰骋思绪凌越八方。道路曲折如羊肠，车轴折断，河川也没有舟船可渡。北方人听到他的名声前来召请，重重毁坏，埋没了他的声光。贞洁之心寄托在丹青画像中，最初的服饰映照自身，多么辉煌！唉，什么时候扶桑升起灿烂的朝阳，照耀朝霞，飞映于云台的身影？这是屈瓠山樵高公斗枢题写戴少峰画像的诗句。我起初读钱忠介公家传，说忠介倡导义举时，在城隍庙大会，有个叫戴少峰的人，是平民，举手一挥，三四千人都跟从他，一同拥护忠介前往巡按衙署，于是发动了举事。所以忠介叙述倡义的原委时，在各位绅士之外另列义民，并把少峰列为第一，大概也仅次于六狂生。等到读了高氏这首诗，才知道少峰凭借百战功劳官至将军，大概是有勇有才的人。江上失守后，他曾接受新的任命却没有赴任，但询问戴氏家人，却没有人知道其中缘故。一天我与客人谈到这件事，客人说：“那人的后代中还有人在军队里，可以叫来询问。”我大为高兴，立即让客人把他请来。当天有个人捧着一轴遗像经过我这里，我查看题字，原来是屈瓠山樵的诗句。我询问详情，他说：“这幅画像是先人刚从江上归来时画的，高氏的诗也作于那时。后来山寨大举兴起，先人再次出山参与，于是全家殉难，只有一个孙子逃脱，那就是我的父亲。”他又说，先人善于单骑突入大营，军士见到他便纷纷退避，没有人能够抵挡，但最终也因此战死。又说，先人殉难后，家门零落，混迹于军籍之中，只有这幅遗像由高都御史题字，作为世代珍宝保存；但没有长者来往，又有谁能见到它呢？没想到今天承蒙表彰。高氏的诗只写到少峰中年时的事迹，而他后来终于成为沙场上的鬼魂，这是我今天听到的情况。唉！义乌黄文献公离开厓山还没有多久，当时考察寻访遗闻，苏刘义的儿子已经在军队中，何况是在少峰死后三代呢？少峰的画像面色苍老，留着微须，像鹤一样直立，双眉紧皱不能舒展；旁边悬挂着一枚印章，侍从挟剑斜视着他，朱红色的衣服仍然鲜明耀眼。唉！这本来就是文山幕府列传中的人物。少峰是长兄，弟弟是四进士的后代，名叫尔惠。《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鄞人全祖望绍衣》记（五） 梅花岭记

译顺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城被围，形势危急。督相史忠烈公知道大势已经不可挽回，召集诸将对他们说：“我发誓要与城池一同殉难，但仓促之间不能落入敌人手中。死后到临终之时，谁来替我完成这一大节？”副将军史德威慨然承担了这件事。忠烈高兴地说：“我还没有儿子，你应当因为与我同姓而成为我的后嗣。”我上书太夫人，把你列入诸孙之中。二十五日城池陷落，忠烈拔刀自杀，诸将果然争先上前抱住他。忠烈大声呼喊“德威”，德威流泪，不能握刀，于是被诸将簇拥着离开。到了小东门，大军像树林一样逼近。马副使鸣騄、任太守民育以及诸将刘都督肇基等都战死。忠烈于是瞪大眼睛说：“我是史阁部。”被押到南门，和硕豫亲王称先生劝他投降。忠烈大骂，最终死去。起初，忠烈留下遗言：“我死后应当葬在梅花岭上。”到了这时，德威找不到公的遗骨，便用衣冠代替安葬。有人说：“城破时，有人亲眼看见忠烈穿青衣、戴乌帽，骑白马从天宁门出城投江而死，并没有死在城中。”这话传出以后，大江南北便都说忠烈没有死。不久英山、霍山的军队大举兴起，都借托忠烈的名义，仿佛陈涉借项燕的名义一样。吴中孙兆奎公起兵失败，被押到白下。经略洪承畴与他有旧交，问道：“先生在军队中，确实知道原扬州阁部史公究竟死了，还是没有死吗？”孙公回答：“经略从北方来，确实知道原松山殉难督师洪公究竟死了，还是没有死吗？”承畴大怒，急忙呼唤部下把他驱逐出去斩首。唉！神仙诡异荒诞的说法，说颜太师通过兵解成仙，文少保也因悟得大光明法而像蝉蜕般脱身，实际都没有死。不知道忠义之人遵守的是圣贤的家法，他们的浩然正气长久留存在天地之间，何必计较出世入世的外在形迹呢？神仙之说，正是所谓画蛇添足。即使像忠烈这样遗骸已经无法查问。百年以后，我登上岭顶，与客人谈起忠烈的遗言，没有不泪如雨下的，仿佛看见当日围城的情景。这就是忠烈真实的面目，清楚得如同可以当面遇见，根本不必追问他究竟是否解脱，更何况那些冒用他未死名义的人呢？墓旁有丹徒钱烈女的坟墓，她也是在乙酉年身在扬州，五次以死求决才得以绝命。当时她告知父母，死后把尸体烧掉，不要留下骨骸污染土地，扬州人将她葬在这里。江右的王猷定、关中的黄遵岩、粤东的屈大均为他撰写了传、铭和哀词，但还有一些事没有完全表彰出来。我听说忠烈的兄弟自翰林可程以下，还有好几人，后来都来到江都祭扫祖墓。正好英霍山的军队战败，捕获了一个冒充忠烈的人，大将把他押送到江都，命史氏家中的男女前来辨认。忠烈的第八弟已经去世，他的夫人年轻而有姿色，也守节出来查看。大将贪恋她的美色，想强行娶她，夫人自杀而死。当时人们认为她是被大将逼迫而死的，却没有人敢替她写表章。唉！忠烈曾痛恨可程身在北方，在改换姓氏的时期不能守持名节，出面上疏弹劾他，哪里知道身后竟有弟妇以女子之身接续兄长和公公的余烈呢？她如雪中梅花，芳香而不受污染。将来若有人修建忠烈祠，副使诸公想必应当列入从祀之中，还应另建一室祭祀夫人，并附祀一批烈女。○张相国寓生居记 前阁部华亭张公鲵渊在翁洲时，在官署右边修建了寓生居，那里原是故参戎的园圃。称为“寓生”，取自本草续断的“寓木”二字。张公曾亲自为它作记，大意说：我一生与世俗少有协调，姓名又常被人指点，因此不能发挥有用之用，如同楩、楠、栝、柏那样高大而显用于当世；也不能发挥无用之用，如同臃肿弯曲的树木，奇特地遮蔽自身的短处。因此，戴鳌山三次倾覆，擎曦山两次西斜，朝廷之上兴起风波，我便成为沟中的断木；战乱之后如蹈汤火，我便成为水上漂浮的木筏。当时只庆幸死得其所，哪里还顾得上有一天能够苟延残生？既然偶然遇上了这种境遇，也就随遇而安地寄居其中，把它当作壶公的壶、巢父的巢。至于死而不白死，生而不苟生，像这种树木能够辅佐俞跗、扁鹊医治膏肓之疾，我私下还是有此志向的；但这不是此记所能概括的。这大概就是张公自序的意思。唉！张公作这篇记时，说寒暑经过两次更替园圃才建成，那么应当是在己丑年吧？在这以前，思文已经去世，监国正在闽中，张公漂泊在翁洲，借此排遣他的无聊。等到翁洲成为行在，张公以首揆身份入宫值班，便迁入居民住宅，把园圃作为居所。王公在这里游息的时间也不长，虽然想把这里作为止水之居，却未能如愿。我听说张公迁居以后有一座雪交亭，亭的左右原来各植一株梅树和一株梨树，花期相接，最受张公赏玩，于是筑了草亭。等到张公死在这座亭子里时，亭外多是茶树、黄杨和竹子，尤其多秋色。陶甘霖、宋菊斋先后赠诗给张公，也都曾以诗与张公唱和。如今所谓寓生居，又成了镇将的园圃，曲池危石依然无恙，却没有人能讲述张公往日的事。至于“雪交亭”这个名称，黄都御史梨洲喜爱它，曾用它题署姚江的一座亭子；高兵部檗庵也喜爱它，曾用它题署鄞地的一座亭子。因此，这段佳话还在浙东好事者口中流传。又听说张公的孙子茂滋在劫难后回到华亭，揭取“寓生”的题字来题写自己的居所，以表示不忘祖先。茂滋死后没有后代，我拿这件事询问华亭人，也没有人能说出它的旧事。唉！即使是太平时代的宰相，改朝换代之后，东阁尚且有时会变成马厩，何况张公这样的人呢？我写这篇记，是为了补充翁洲的掌故，使图经有所考据。○囊云先生云树记

译周先生在小盘谷筑了一座草庐，题名为“囊云”。一天，他在悬崖间得到一株奇木，取来作为“养和”。他亲自写的记说：“开辟囊云之处，砍去山峰半腰的丛生绿色，露出一个突兀、空心的树干，三面围合，一面可以容人进入，站立或坐下。树皮纹理一半像螺黛，像大佛顶，又像一张大张的嘴。树高不到一丈，合抱它须要三个人的手臂。”我非常惊异，担心它露天放置，免不了成为樵夫的柴薪，便把它移到屋下。雪窦住持石奇见到它，称它为“云树”，并题诗咏它。囊云去世后，云树流转到桓溪李丈东门那里，又移到他家中。年久之后稍有虫蛀；原先树中刻满了诸公所作的诗和先生的记，如今漫漶得无法辨认。我命东门的儿子世法重新修整，在树下安置巨架，又为它重写一篇记。有人说：“世上没有不朽的东西，何况囊云早已把世界看作尘土，这株树的存亡与他又有什么关系，而你为什么这样不厌其烦地关心它呢？”我说：“对，也不对。囊云并不是把世界看作尘土的人。当初囊云在小盘谷结茅居住时，石奇的方丈就在附近，想把佛法传给他。囊云每次回家，都一定要进入石奇所住的房间。” 石奇听了说：‘这大概是尘缘还没有断尽吧。’于是停止了传法。世上的愚人，竟错误地把这件事说成囊云舍不得他。唉！人们只知道囊云剃发出家，是有所寄托而逃避现实，哪里知道囊云辞去僧钵，也是有所寄托而逃避现实呢？前一种有所寄托的逃避，是想让君臣之义长存于天地之间；后一种有所寄托的逃避，是想让父子、夫妇之义长存于天地之间，二者正好相互成全。这一说法，在姚江黄氏《为囊云墓志》中，同里高枢部檗庵《为囊云集序》中，已经阐明得很充分了；我这里只是进一步申说。佛教把世界看作尘土的说法，到了末流，恰好足以助长灭绝人伦的行为，使人肆意而行，毫无顾忌。就拿石奇来说，他难道不自以为是有道的僧人吗？石奇与陆大行文虎交好，文虎在山中结雪瓢，石奇为此奔走，前后都不遗余力。文虎死后，石奇便侵占他的田地，可见他既不懂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又哪里能懂朋友之义呢？囊云显然不屑与这类人为伍。君臣之义得到端正，父子、夫妇之义得到端正，朋友之义也就因此得到端正了；这一点正是前辈还没有达到的地方。至于囊云足以使人追思百世，本来并不依靠这株云树；然而看见云树，就像面对囊云贤者亲手留下的遗物，谁敢把它视同草芥呢？小盘谷的北面，有一株所谓“翰林松”，是明代戴洵遗留下来的。他这个人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尚且还借这株松树流传下来，何况囊云呢？李氏应当好好珍藏它。○枝隐轩记 城西浮石，是明代尚书周文穆公的居所。文穆公的同族子孙大多贤能，所以在改朝换代之际，争相求得保全名节，以不愧为世代臣子。枝隐轩是思南知府元懋德林所建。思南嗜酒，他收藏在轩中的都是酒器，大小重叠拥挤，多得数不清。轩外是一片平坦田野，所种的全是黏高粱。轩旁有厨房和仓库，却没有多余物品，陈列的只是酒罂酒瓶一类。思南不问家室之事，宾客来到，先通报姓名，他所问的只是客人能不能饮酒。客人说能，他又问能不能在这里长久饮酒。几天之内，有时找不到伴客，便派人去邀请；有人以事推辞，他就亲自前去强邀；有时找不到人，他便追问那人去了哪里，始终找不到，就四处另找人来。实在找不到，连樵夫、牧人、渔夫也都抓来饮酒。被抓来的人醉了，他还认为不够，便呼喊云彩来斟酒祭饮；这就是他的酒令。半夜想饮酒，突然没有同伴，便让童仆或婢女饮酒。童仆婢女有时不能饮，他就强行用大斗灌他们。仍认为不够，便呼喊月亮来斟酒祭饮，这就是他一天饮酒的余兴。然而凡是有人邀请他去饮酒，他都不去。有人带着酒经过他的轩，他还一定要问那人是什么人，然后才让他进去。自丙戌以后五年，都是他沉醉酒乡的岁月。一天，他坐在轩中，忽然大口吐血，笑着说：“这是我从曲车酝酿出来的神膏，不是病。”吐血不停，饮酒也不停，随饮随吐，这就是他死亡的原因。他死那天，有位父老进入轩中哭泣，却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地方的人。他哭着说：“人本来有因不善而死的，也有因善而死的；这个人正处在善与不善之间。”有人问他，他说：“我在文穆公家见过三个人：江都君是因不善而死的，囊云是因善而死的，这个人则处在二者之间。江都失守时，他投水自杀，在水中沉浮一里多，被人救起；看守他的人没有守住，使他实现了自己的志愿。他想追随江都君却没有成功。后来听说江都君进入鹳顶山，剪发做了头陀。他认为自己不能溺死于水，就应当溺死于酒。山中很难得到酒，于是返回轩中日日饮酒，终于因沉溺酒中而死。这是想追随囊云却没有成功的人。他不是死于水而是死于酒，这不能说是善终；然而他死于酒，也和死于水一样，并不是善终。孔子说殷代有三位仁人，周氏这三个人也有同样的志向。”江都君是乙酉年殉难的忠臣，名叫志畏。囊云就是原香山县知县齐曾。有人说，思南最喜欢的、与他一起饮酒并作轩中老伴的，还有两人：一人是茂材昌时，曾六次参加考试却放弃明经科而不赴试；一人是元辰世臣，也是诸生，却放任自己不求进取；他们都是与思南志趣相同的人。思南死后九十多年，同乡全生经过这座轩，便写下这篇记，追述饮酒之人，哀悼守节之士。○余生生借鉴楼记

译鄞县的西湖，因为贺秘监曾在这里游息，所以有“小鉴湖”的称呼。借鉴楼，是故锦衣青神余君生生的寓居。生生是太保尚书肃敏公的后代，凭尚书的恩荫世袭锦衣卫官职。他们从蜀地迁到燕地，已经不止一代。生生凭明经科出身，本想通过甲科考试进取，所以锦衣卫的官职虽然品位高，却没有赴任。不久明朝灭亡，他谋划集合勋卫子弟的军队去杀流贼，未能成功，便逃到江南，参与军事，也没有成功，这才来到鄞县。当时鄞县的世家子弟中，失去职位的很多，于是彼此悲歌叱骂，互相唱和，没有一天停止。他租住在湖边，那里有七子诗社，详情见我所作《诸公志序》；生生年纪最长，社中尊他为祭酒。他曾说：“我怎敢说这里的快乐不能使我忘记蜀地呢？”于是题署他的居所为“借鉴楼”。诸公住在湖上的，陆披云有观日堂，宗正庵有南轩，陆雪樵有岁寒馆，都与生生的楼相对望。诗笺往来，早晚络绎不断。他在楼中居住了二十年，一天偶然题写他的文集，称为《四明余楍》。我的祖父赠公看见后笑着说：“这就是所谓长期借用却不归还吗？” 生生起初长声叹息，接着眼泪鼻涕纵横。晚年尤其困窘，因为把女儿嫁到姚江，便带着妻子去投靠女儿，但仍告诫诸公封闭、保护这座楼，不要毁坏它的木料。一年之中他一定来三四次，便打开这座楼住下。他曾说：“即使我死了，也还应当做一个湖上的寓公。”有时他在凄风冷月下与诸公相遇，听到这话的人无不为之悲伤。唉！古代的志士，在星移物换之际，往往抛弃坟墓，离开乡土，仓皇寄身异地，以死或寄托自己无聊的感慨。当他们茫然不知归向何处、魂魄离散，像鹪鹩的翅膀想停栖却又飞翔，满眼都是残山剩水的悲痛时，哪里还有心思去寻找所谓清幽胜地居住？然而贤者所停留的地方，必定没有庸俗的景物，于是笔床茶灶也永远成为当地的佳话。我们鄞县城郭的秀美，以湖上为最；湖上的秀美，以七桥以西为最。这座楼正处于烟云平远之地，空濛绵渺，难怪生生在那里度过二十年而不肯舍弃。○方子留湖楼记 桐城方先生子留，名授，字季子，是寄居我鄞县西湖的寓公。子留因乙酉之变，放弃诸生身份，剃发后狂奔于方外。他来到鄞县时，丁亥年寄居在萧寺，想寻找甬上守节之士与之交友，却没有找到，惊讶地说：“这里难道不是邹鲁之邦吗？”有人引荐他去见华公嘿农、王公石雁、陆公周明以及春明兄弟，他大喜，于是遍交范公香谷、宗公正庵等人，说：“这才是真正值得方君交友的人。”他们共同慷慨谋划天下大事。至于那些不合心意的人，他便把名帖高高搁起，不予答复。这年冬天，五君子之难发生，嘿农、石雁是首领，香谷也几乎死去。子留本来参与其中，幸而逃脱，反而产生了对度辽将军、西州豪士的遗恨，于是倾尽钱财周济诸公的急难。不久，他与周明等人成立诗社，因而借住在族孙雪樵的湖楼，住了很久。有人对他说：“您有老母，怎么能远游客居呢？”子留惊惧地立即回去。回去后，江北山寨尚未平定，子留又参与其中，被捕入狱，因此家产全部破败。壬辰年他再次游鄞，仍寄居陆氏的湖楼。子留经不起挫折，自从遭难以来吐血数斗，于是成病，精神气力日益衰弱，已经无法医治。周明兄弟想凑钱为他买田，让他奉养老母来鄞居住，正好就把湖楼给他居住。子留的岳父曾任宁波府同知，不知情的人以为他是因此来到鄞县，却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癸巳年，子留从天门山前往石浦，大概是想探听海上的消息，疾病突然发作，竟不起床。春明赶去为他收殓，并迎接他的灵柩回去。湖上的诗人因为子留停止诗会一年，又彼此哭泣说：“唉！子留在丁亥、戊子之间，本来应该死在英霍之间；第二次应该死，因在家中吐血；第三次应该死。他没有死，莫非是上天特意让他活下来，以保存义熙时代的人物，最终却免不了客死吗？”子留的诗文集共一卷，由董丈晓山作序，附在他的灵柩上带回去。我十三岁时，侍奉先父经过陆氏住所，先父指着湖楼对我说：“这是方先生吟诗的地方。”唉！明朝盛世时，湖上的亭台楼阁多是游人栖息之处，唯独这座楼和余锦衣的借鉴楼都建于亡国之后；评论者认为，故国的星火正是由此寄托。所以它们的主人已经去世，却不敢把它们只看作寄居公卿的旅舍。这正是雪汀、竹屿将永远长存的所在。○不波航记

译陆周明先生兄弟有几间屋舍，附近的贺秘书祠、真隐观、湖心寺都在屋前，众乐亭矗立在左边，碧沚斜映在后面。楼旁有桥，桥旁有栅栏，湖水从那里流入。登楼远眺，湖上的胜景尽收眼底。它的名字叫“不波航”。考察这座航原是宋代澄清亭的旧址，先生的父亲大廷尉公起初修筑涵虚阁，先生兄弟又加以扩建。周明从江上归来时，姚江王侍郎的首级悬挂在城西门，周明夺取回来，藏在密室中。每逢寒食、重九，他总邀请志同道合者来祭祀，在航中放声痛哭。哭完后各自作诗记述此事，即使家人也不知道是谁来祭祀。张尚书死时，周明已经去世；春明设祭，也一定在这座航中。他平常来往这座航的人，审查得极严，稍微有山王之嫌的，立即拒绝。只有高武选隐学、王太常水功、宗征君正庵、董隐君晓山、叶隐君天益、范公子香谷，以及先生的族子雪樵、我家的诸位祖先木翁、苇翁；而桐城方尔止、华亭宋菊斋、成都余生生作为寓公，当时唱和最多。周顺德囊云发誓不入城，但每次都在远处和作。三位寓公离散以后，李征君昭武、朱隐君柳堂和先祖赠公也多次聚集在这里。唉，这座航虽然很小，却是谢皋羽的西台。巡逻船不能经过的地方，中流不能移动它的地方，甲乙丙等字眼也无须避讳的地方，在沧桑动乱之际，这座航所维系的意义太重大了。自从老年人相继凋零，往年诗筒中汇集的诗作变成了酒馆，车夫和皂隶在下面喧闹，湖光也因此黯然失色。哪里知道当年这里本来就是朱鸟聚集的地方呢？周明先生的儿子经异多次请我作记，我迟疑未写，而经异也已经化为异物了。正好我编纂《湖上藂书》，用来践行这个约定；百年以后，更不需要张孟兼一类人去考索了。○端溪讲院先师祠记 古人举行释奠之礼，一定在本地祭祀先师；如果本地没有这样的人，就一定与邻近国家合祀。这个制度自三代以来从未改变。端溪讲院是大府培养人才的地方，过去却一直没有设置先师祠，这是礼典中的重大疏漏。我主持商议，倡议举行这项礼典。高要县令、蜀人刘君代理通守事务；通守本来就是专门掌管讲院事务的官。刘君凭经术起家，是名进士，此人宽厚而有才理，没有认为我的意见不对，很快便把事情办成。恭敬地把栗木神主迎入祠中，我得以率领诸弟子学习礼仪。其中正中祭祀朱子，旁边祭祀粤东的先师，共十六人。有弟子问：“粤东的先师只有这些吗？”我说：“不止这些，只是不能全部列入。我选取其中最杰出的罢了。”又问：“宋、元两代难道没有人吗？”我说：“有。梁先生观国，是曾游学于致堂门下的人；陈先生去华，是曾游学于象山门下的人。他们都有披荆斩棘、开辟山林的功劳，但时代已经相距很远。何况梁氏与朱子的辈分相当，难以附祀，姑且放置不论。”粤东先师应当以白沙为首，这本来就是百世之后也不会令人疑惑的定论。我把粤东学派最兴盛的白沙列为首位。陈文恭公的学说，所以首先祭祀白沙，继而祭祀他的八位高足。八人之中，门生最多的是甘泉湛文简公的学说，于是又祭祀他的三位高足。此外还有两人属于阳明学派。当明代中叶，天下把白沙、甘泉的学说称为“广宗”，把阳明的学说称为“浙宗”。等到阳明学说也传入广东，两宗便共同流布于五岭以南。然而另外还有一宗，不依附白沙、甘泉，也不依附阳明，而以穷理格物来教人，称为泰泉黄文裕公之学，实际上与前三者鼎足而立。我也把它列出祭祀，并列入他的一位高足。我平常认为，讲学应当去除各自的短处、吸收各自的长处，和谐同道、共同受益，不应各自固守门户；但后人也不能不知道他们各自的门户，所以合祀而分别记载：“某人是白沙之学，某人是泰泉之学，某人是粤人私下师法阳明之学。”这就是粤中学派的三大支流。各位弟子生于他们的乡里，接近他们的时代，诵读他们的诗、研读他们的书，如果能够追寻他们失传的学术脉络而不失其遗风，岂只是主持此席者的光荣，也是治理此地官员的幸运，更是诸位先贤在地下欣然的事啊！（以下文字尚未完，有人起身问道：“琼山邱……”大概是论述邱琼山未被祭祀的缘故，如今缺失。） 不过仅就现存的文字而言，也已经足以成篇了。○紫藤轩记 京师的紫藤，在各官署中，以吏部都厅的紫藤为首，是匏庵吴尚书所栽。在缙绅先生家中，则以海波寺街的紫藤为首，那里是竹垞朱翰林的居所。这两株都见于前人的歌咏，盛名久著；近来开始推重宣武门李氏家的紫藤。它粗大得几人合抱，每到花开时，浓荫覆盖屋舍，香气环绕座席，花下的人仿佛各自披着紫色绮罗衣裘。穆堂先生常在这里饮酒赋诗。不久万编修孺庐来到京师，先生便以这座轩作为他的住所；轩的左边有几间屋子，我住在那里。三条小径彼此交错，不必对外邀请，良辰吉日，大家一起坐在花下，采花和叶拌粉做成不托，有时还拌入蔬菜作为下酒菜。好事者听说后争相前来，于是这座轩中紫藤的文人宴集极为兴盛。我听说这座轩的兴建，实在是合肥李相公首先倡导的，大概就是平津阁。李相公的儿子丹壑詹事曾在这里读书。合肥之后，园居归于长洲韩尚书，不久又归于嘉善曹侍郎，后来又归于韩城张尚书。韩城之后，先生得到它，五代相传，都是座主和门生。这些人又都位登三槐、跻身九棘，不能说不是京师宅第中的盛事。然而这只是从名位的渊源来说，至于他们的力量足以使这株藤传留下来，或许并不在于这些。如今先生道德文章的盛名，是当世的硕果。他与先生同处一时而各具风采，往来这座轩中的全是名流。药笼中的良材，不只是桃李；碧梧翠竹则与陔南相对而望。因此偶然作诗唱和的人接踵而来，争奇斗秀；那么，能够使这株藤流传下来的力量，难道不正在这里吗？不然，京城的街坊巷里只是传舍，是所谓阅人最多的地方。它能使树木受到人们爱惜，难道是偶然的吗？○平山堂记

译乾隆二年冬天，我因大雪滞留扬州，同伴约我游平山堂。当时正在疏浚运河，小秦淮一带有一半被河水灌入，又加上降雪。红桥左右的园亭有一半浸在水中，枯木怪石漂浮在水面。到达法海寺后，弃舟步行到堂下。我距离上次经过平山已有六年，堂前的万株松树都已经成荫。我在第五泉上徘徊了一阵，便到堂东的平楼饮酒。松风吹动雪花，沁入我的心脾。于是我对同席客人说起这座堂的古迹屡次迁改，而地方志书记载不详。明代陆俨山文集说：“扬州平山，胡安定祠是由旧司徒庙改建的，东面另建的庙尚未完成。”元代李五峰经过平山堂旧址时的诗说：“蜀山有堂今改作，骑马出门西北行。”自注说：“如今是司徒庙。”结合两人的话，可知元代已经把平山堂改为司徒庙，明代又把司徒庙改为安定祠。因此如今的安定祠就是从前的平山堂，欧阳修、刘敞游息的正是这里。我听说扬州旧城横跨蜀冈而连接雷塘，那么平山就在城内。等到柴、周改建城池，才成为如今的城址。但旧城也不能完全包住蜀冈，所以杨行密攻打毕师铎时，连同西山一起逼近城下；西山就是蜀冈。陆孟俊攻打韩令坤时，也曾在那里屯兵。胡身之说：“扬州的东、南、北三面都是平地，只有蜀冈诸山向西连接庐州、滁州。攻打扬州的人大多沿山而来，占据高处筑垒，以高势逼临城池，那么旧城不过是跨过山冈罢了。”等到城池迁移后，山才完全处在城外。所以李丞相庭芝担任边防使时，鉴于从前有人占据平山堂俯视城池来设置攻城器具，便越过山岭筑城防守，这就是如今山后所称的堡城。史书也说李全攻打扬州时，天天坐在堂上，俯视州治。按照今天的堂址、庙址、祠址考察地势，十分低矮，怎么能够远远俯瞰呢？难道宋代的山址还很高，后来年深日久逐渐削平而降低了吗？还是因为鉴于兵祸，故意把它夷平降低了吗？否则，难道另有飞楼之类的建筑吗？这些都无法知道。至于司徒庙中排列祭祀五位神灵，传说认为他们姓茅。考察南北二史，王琳死于寿春，首级传送到秣陵，茅智胜等五人确实负责安葬他的首级，这与庙中神灵的数目颇相符合。但当时南朝的扬州在秣陵，北朝的扬州在寿春，都不是江都，难道是讹传而把他们安置在这里吗？或者这五个人曾经在这里停留过，所以得到祭祀吗？还是另有五位神灵呢？也都无法知道。堂上有楼，过去祭祀欧阳修、刘敞诸公，如今唯独没有刘敞，这是应当增补的。安置完毕，酒宴结束后，原打算踏雪访问山后城址，但风势很冷，山路又被大雪阻断，于是回去了。同伴便让我整理席间谈话，为这座堂作记。唉！春风吹过多少次，陈迹又能存在多久？我这样絮絮叨叨，难道不会被山灵嘲笑吗？○小有天园记 杭州的美景，以西湖为最；西湖的胜景，没有比南屏更好的；南屏群峰环绕耸立，又以慧日峰最为突出。登上欢喜岩到达琴台，有司马公题写的摩崖隶书，奇石佳树，美得无法形容。登上山顶，西湖内外的风景都清楚地展现在眼前。相传一百年前，诸位老人的园亭池榭都在其间，如今已经无法再考问。现在日新月异而未曾衰落的，是汪氏的小有天园。这座园子原名壑庵，是汪孝子守墓居住的庐舍，后来遂成为别业，正处在慧日峰下，东面就是净慈寺。孝子去世后，孙子守湜更加修整它，在峰上筑南山亭，用来封植佳树，不忘祖先。缙绅先生游西湖的人，没有不经过这座园子、感叹旧日德行、流连湖山景色的；他们的题咏，大多见于前人的别集。乾隆十六年，天子南巡，孝子的后人湛等重新开辟修治园子，翻修轩序，疏浚池塘，增植花木，作为大吏点缀湖山的助益。不久天子临幸净慈寺，便来到这座园子，询问园主人，杭州守臣杜甲详细奏报说，汪氏累世同居，家门敦厚和睦，天子欣然，脸上现出喜色。第二天，天子再次驾临园子，进献御膳。于是开始赐给它美好的名称“小有天园”，又赐御笔墨迹来彰显园门，并亲自作长诗一首。湛等感激天恩，恭敬地建造御碑来供奉御制诗，光彩熊熊，直上照耀云汉，于是请我为它作记。我恭敬地想，天子以孝道治理天下，亲自奉养圣母，时常巡行山岳河海，以察看民间疾苦；对于山川名胜古迹，也偶尔游览，以抒写闲适心情。然而自淮河以东，士大夫家中的台榭，只有吴中梁溪秦氏的园林建置最古，又因为如今的侍郎蕙田当时正在侍从近臣之列，所以得以邀请皇帝的车驾稍作休息；除此之外，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唯独汪氏获得了这种恩宠，其荣耀怎能说尽？古语不是说：“没有人事先提倡，即使美好也不能显扬；没有人事后传述，即使盛大也不能流传。”如果不是孝子积累善行，便不足以护佑并启发清白之家获得这样的特殊恩数；如果不是诸孙能够继承家业，又怎能历时长久而常新？如今承受皇上的恩宠，汪氏应当努力啊！由孝道推及忠诚，从今以后，怎样大大振兴孝子的家声，以报答国家恩德，应当好好思考了。湛本来就是汪氏的宗族长老，在这件事上尤其有功，他一定会认为我的话没有说错。○西湖张氏祖墓记

译明代太子太保、吏部尚书、仁和人张恭懿公，原是清河的后裔，他的坟墓世代在湖上。子孙分成几个宗族，年代久远之后逐渐零落，只有我的朋友诚然能够以读书磨炼品行，守住家族传统。诚然性情慷慨爽直，见到有不可为之事，便义愤表现在脸上，不计较形势也要去做。然而他贫穷，不能自立，家中有四代丧亡者的棺木尚未入葬，涉及本宗族的棺木已有二十多具。诚然变卖家产也不能抵办一座坟墓的费用，于是想借求取功名的机会，为先世完成这件事。当时黄河以南以北正需要人治理水患，诚然在其中奔走，却没有遇到机会，困顿而归，更加自伤，于是重新降低身份读书。他所认识的人中有居住在燕地的，邀请他入京，让他的子弟接受教育。诚然把束修分成两半，寄出一半供养老母的饮食，另一半藏在箱中作为安葬费用。他穿麻衣、着草鞋，对着上天发誓。几年后估算积蓄足够粗略办理葬事，便急忙回去，召集宗族亲友，亲自带头服役，背土、扛锹。当时正苦于严冬，十指冻裂，鲜血不断流下。于是从他的高祖以下直到旁系亲属，无不安葬在恭懿公大墓旁边，左昭右穆，墓冢像马鬣一样高耸。诚然用一只鸡祭祀，祝告说：“从今以后，愿先人保佑我这个小子，使我能够治理墓田数亩，世世奉行祭祀，也使这座墓永远不致废坏。” 听到的人无不流泪。诚然在雍正己酉年再次进京参加秋试，刚刚得知落榜，便卧病在客舍。同乡有个富人，迷信堪舆，趁诚然外出，诱使他的族子盗买恭懿公墓旁的土地，准备在那里安葬亲人。诚然听说后，扶病南下，长跪请求富人，愿意出双倍价钱赎回。富人假意答应，最终却不肯。诚然向官府诉讼，也被搁置不报。于是把事情始末张贴在通衢大道上，却没有人替诚然说话。无计可施之时，恰好有人替富人谋划说：“你一定要等到葬礼所需物品一一备齐，才能下葬。张生喋喋不休，时间一久就会发生变化，不如假装急于安葬来堵住他的嘴。张生还能把你怎么样？”富人认为这话有理，便把空棺材放入墓地，一夜之间就办成了。诚然正在惊慌急迫之中，大为震惊；后来侦知了他们的阴谋，便想到事势紧迫，非采取决裂手段不可。这天夜里大雪纷飞，诚然叫来郊外的恶少年请他们喝酒，暗中抬着一具无后族人的棺材进山，左手夹着利斧，右手拿着大锄，径直挖开他的坟墓，已经挖到一半。守墓人刚刚发觉，远远看见诚然气势汹汹，不敢出来。安葬完毕后，他把墓土盛在盘中，清晨敲开富人的门，说：“我看土色似乎不佳，不适合做您先人的葬地，谨把它暂时安葬了我的族人，特来告知。”富人向官府起诉，说先前的事情还要等待后续裁决；若盗葬不能成为法令的示范，就应当先治诚然的罪。张氏族中又有许多人偏袒富人，诚然更加窘迫。恰逢前山阴县知县、如皋人郑大德，因等待任用来到浙江，听说此事后叹道：诚然想保全先世墓地，这是仁；设计破坏富人的阴谋，这是智；挺身冒险，这是勇。而且富人还有诉讼案件未结，那么那块地尚不属于他所有。富人还不能证明盗买土地的说法，却仓促营建墓域，所以诚然并不算盗葬。”于是郑大德极力向有关官员陈说，诚然得以自行辩解免罪，富人也放弃那块地，不敢再争。唉！从前李方叔在黄州拜访东坡，一夜抚枕流泪说：“我所学的是忠孝，可父母还没有安葬，学习又有什么用呢？”天亮便辞别东坡，准备游历四方来筹办葬事。东坡解衣相助，又作诗劝勉世上好义的人。这样不到几年，几代二十多具棺木全都运回，安葬在华山脚下，范蜀公为他表墓称美。元代李尧民有七具棺木未能下葬，我乡的史缙叟拿出自己钱囊的一半周济他，又作哀词，向志同道合者请求援助。诚然办理安葬之事，或许正与他们相类似。然而方叔、尧民尚且有人听闻其事，资助他们并伸出援手；诚然不但没有这样的人，反而有些翻墙潜伏、虎视眈眈、不断追逐其间的人，这正是他的处境尤其艰难，也足以称为孝子慈孙的原因了。诚然完成事情后，绘制了前后各座坟墓的界址图，嘱托我作文记述此事，准备刻在墓道右边，使子孙知道应当清查核实，并且永不废弃。诚然的才力不如方叔，我也没有东坡、蜀公那样的力量；回头看，我甚至还比不上缙叟帮助尧民，实在很惭愧。诚然名叫果寄籍，是大兴的诸生。○旷亭记

译山阴祁忠敏公的父亲少参夷度先生，在梅里治理旷园，园中有淡生堂，是收藏书籍的库房；有旷亭，是游览休息的地方；有东书堂，是读书的地方。夷度先生精于搜集古书，他抄录的书很多是世人未曾见过的，校勘精审，纸张墨色也都洁净。忠敏也喜欢聚书，曾用朱红色的小杨木签数十张，排列在青白色的书函中，牙签像玉一样，风吹过时发出铿锵声。但他所聚的书就不如夷度先生精。忠敏的弟弟们都凭诗词书画的潇洒在当时著名，天天与宾客随从在亭中徜徉。忠敏的夫人是世人所称的大商夫人，擅长作诗；她的女儿郎湘君也擅长作诗，时常到这座园子来。忠敏在江南殉难后，尘世动乱将近二十年。我的同乡雪窦山人与忠敏的公子班孙兄弟交好，常常住在这座园子里。然而他们所商议的，是鲛宫虎斗一类的事情；所来往的，是西台野哭一类的人，没有闲暇留连景物，专心于儒学之林。公子因为雪窦之事被戍守辽东，确实没有辱没世臣之后的身份；但旷园的兴盛从此衰落，如今几乎荒废殆尽，书卷一册也没有保存下来，连池塘楼榭也都成了灌木荒草，实在令人感慨。仁和的赵征士谷林，他的母亲朱氏，是山阴襄毅公的孙女，也是祁氏女子所生。祁公的儿子东迁时，夫人年少，每天早晚哭泣，她的家人便把朱氏这个外甥女带来抚养，以排遣她的悲伤；她就是谷林的母亲。当谷林的父亲东白翁在山阴成婚时，成礼就在祁氏的东书堂中举行，那时淡生堂中的牙签书籍还没有散失。东白翁内心羡慕，想取得这些书，太君含泪说：“你怎么忍心说这样的话呢？”东白翁默然停止了此念，一拖就是四十多年。谷林渡江来探访外家时，那里已经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只剩下“旷亭”二字，还是董文敏公的手书。于是他把这二字奉回谷林的小山堂，收藏书籍不少于宅相，其中也有很多淡生堂的旧本。临花池、栏槛的胜景，尤其在一时之间称雄。于是他来同我商议，想在池北的竹林中建几间屋子，就以“旷亭”为名，用来寄托对外祖父的思念，让太君作为新丰的门户，也安慰东白翁平日的心愿。他的用意实在美好，于是我作文记述此事。《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一，鄞县全祖望绍衣。记（六）。○鹊巢碶记。从宁波府城向南四十里，桓溪的水向东流去：一支从洞桥向东流，叫前港；一支从仲夏桥向东流，叫后港。两港的水都由它山堰引来，后港又有桃源的水从西面流来汇入。前港、后港分流后，不到五里便合流。两水合流处，有一片曲折如带的沙洲，环绕着港口。我们乡里南路的水，都依靠它山泉水闸的启闭调节；开闸时就以鄞江为泄水之壑，所以沿途修筑堰、碶来等待水流。鄞江向南流去，两岸夹着马湖、响岩等山，这条江名叫蕙江，正好位于桓溪的背面。桓溪前港的上游，经过唐君庙下方，由唐家堰流入江中；下游则与后港的水汇合，由乌金碶流入江中，沙洲正在两者之间。我家自侍御公居住在溪上以来，至今已有八百多年，社树和墓树森然相望。从洞桥两岸往下，都是我家的地方。因此十里之内的堰、桥、洲、浦、岸、碶，大多是我家疏浚治理的。沙洲背后有一片水浦，蓄水成为荷花池，又引水形成龙舌渚。它的水并不直接与溪水相通，实际上是溪上的水被引入田中，再放出成为水浦，流经东津桥，经鹊巢碶进入蕙江。干旱时，这里也能蓄积江水灌溉田地，正处在唐家堰东面、与碶遥遥相对的地方。为什么称这座碶为鹊巢？宋代，理宗所生的慈宪太妃、度宗的仁安皇后以及福王与芮的夫人，都出自我家山阴一支；不过她们的祖系实际上来自鄞县。理宗潜龙时曾在余鲁公天锡家求学，因而到溪上拜访外祖家，曾在那里饮食。后来理宗即位，推恩并赐予官爵，但征士府君兄弟八人都辞谢不受，朝廷议论认为他们很高尚。于是从八人中选了两人，即汝梅、汝霖，娶县主为妻，并在碶上树立两座阙门，以显示后妃出自这里。唉，外戚姻亲多得很！汉代田蚡凭同母异父兄弟的关系登上三公之位，淳于长凭姊姊之子的身份位列九卿；唐代贺兰敏之冒充武氏外戚，后来又牵连到萧洪、萧本、萧弘的狱案；宋代杨次山冒充宗室，都是苟求富贵、攀附权势，给旧史留下污秽。我祖先看待后妃赐予的荣宠，简直像丢弃破鞋一样，难道不是超然于尘世之外、清白自守的人吗？于是城南人称我家为鹊巢全氏。到明代正德年间，吏部尚书碧川杨公是我家的女婿，他为我家编写族谱，仍称作《鹊巢全氏家谱》。而先宁国府君最终把“鹊巢”题作自己的书斋名。考察至正年间的《四明志》，鄞县东五里有开庆碶，它起初也叫鹊巢。只是开庆碶旧称鹊巢的缘由已经无法考知，如今也已废弃成为田地。至于这座位于溪上的碶，至今仍然完好，却不见于志书，难道是因为它属于我家的私产，所以被略去了？于是我写这篇文章来记述它，家谱中原有的图也一并附在后面。长者说：“以前这里的水浦宽二丈多，而且很深。船从江中驶入碶内，可以直达侍御公墓道下面；如今水道已经狭窄，不能通行了。”唉！蓬莱仙境尚且几度变得水浅，这座碶幸而得以流传，却又不能见载于记述；如果不写文章来表彰它，那么我祖先的高尚品行，岂不是几乎会湮没而不再流传了吗？○桓溪全氏义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