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五鄞全祖望绍衣

译《水经》第六卷，从汾水到晋水，都是不同源而共同流入汾水、通达黄河的水道。可是篇末偏偏把湛水强行附在后面，显然是错简。就在本篇中，郦道元也对此深感怀疑，只是勉强作了解释，后来才醒悟说：原经所注，这其实是汨川的流路，并不是湛水所经过的地方，这是《水经》的错误证据。从此以后，即使善于读《水经》的国初胡、黄、顾、阎诸位老先生，读到这一篇也仍然没有作出折衷判断。但所谓汨川，郦道元既然确实有所指，那么查考这部书，汨川在哪里？即使旁考经传，也都没有这条河，那么郦道元究竟指的是什么？我反复思考，汨川就是湨川。湨字讹写成泪，泪字又省写成汨，读音也相近，这就是郦道元所说的字形、读音都发生变化的情况。怎么知道它是湨川呢？郦道元在《济水篇》中提到湨水，说：湨水在田原城西北，原山之水又向东南流，泥沟水注入它；泥沟水从轵县西南山下流出，向北流，转向东流入轵县旧城中，又转弯向北流出轵郭，再向东北流入湨水。这就是本经所说湛水出于河内轵县西北山的水道。大概一定是因为湛水的发源处原本与湨水相近，所以才混淆了。《济水篇》说：湨水又向东流经波县旧城北面；这就是本经所说湛水又向东流过波县北面的地方。又说：湨水向东南流经安国城东面，又向南流经毋辟邑西面；这就是本经所说又向东流过毋辟邑南面的地方。郦道元因此加以订正说：这就是湨川的流路，不是湛水所经过的地方。又说：湨水又向南注入黄河；这就是本经所说又向东南流到平阴县东北，向南注入黄河的地方。难道是错误一再传递、字形一再变化，终于成为“汨”字，却没有人醒悟而订正吗？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把它强行附在汾水篇末呢？回答说：湨水一篇，编写经文的人大概是按水类编次的；《济水》在第九卷，位于《清水》之前。《清水》卷中记载的都是河内的水，那么湨水也属于同一类。传抄的人忽然把它移到《济水》之前，于是放在第六卷《晋水》之后，却不知道它的踪迹全都保存在《济水》的注文中。否则，郦道元明明说它是汨川的流路，而读遍《水经》四十卷，竟茫然找不到所谓汨川，也实在奇怪。郦道元能够指出原书的错误，却不知道后人又犯了更大的错误；我的这番话流传千古后，应该会得到赏识。○《水经·潞水篇》帖子，寄给东潜。《周礼·职方》说，冀州的河流叫漳水，它的水泽叫汾、潞。汉《书·地理志》说：上党郡长子县鹿谷山，是浊漳水的发源处，向东流到邺县注入清漳；上党郡沾县大黾谷，是清漳水的发源处，向东北流到阜城注入大河，经过五个郡，流程一千六百八十里。冀州的河流中，汾水尚且被明白写作冀州的水泽，潞水却独独没有记载它的所在，不知为什么会遗漏。郑康成解释《职方》说：潞水发源于归德。贾公彦说：归德是郡名，但考察《汉书》并没有归德郡这个名称。颜师古也说：潞水发源于归德。按《地理志》，北地郡归德县有洛水，这是雍州的水泽，并不是潞水。郑康成、颜师古也没有明确说潞水就是洛水；然而除了洛水，归德就没有别的水了。难道是误把洛水认作潞水吗？这岂不是地理学中的笑柄？假使潞水果真发源于秦地北地郡，就必须经过鄜、坊，越过同州、华州，像泲水的伏流一样穿过黄河然后进入晋地；它的源头既远又险阻，秦、晋之间根本没有这样的水道，所以汉代人从来没有一人提及它。那么所谓潞水究竟指什么？郦道元引用阚骃《十三州志》的话，认为浊漳水就是潞水，这个说法很合适，所以李卫公也采用了它。大概潞水是因为潞国而得名，这一点可以无疑。近处舍弃赤狄，远处到北地、义渠去寻找一条源流道路阻塞、彼此不相连接的水，可以说是昏聩之极。潞子的都城恰好在浊漳水发源的起点，郦道元认为再没有别的大河可以与它相当，这是对的。但郦道元的话很简略，我认为从壶关水一带都属于潞水上游，下游则直到苍溪水一带为止。春秋时期，从黎、邢两国旧封地直到甲氏、留吁等地，连接到铜鞮的沁水，都属于潞水所浸润的范围。这样说来，衡水、漳水两条河，清的称为河流，浊的称为水泽；《禹贡》没有提到潞水，是因为已经在衡水、漳水之中总括了它。郑康成解释《职方》，大体上疏略；郦道元这一条足以收入《周礼》注中。同时刘昭注《续汉志》也说浊漳水就是潞水，并引用《上党记》作证，可知这种说法由来已久。但刘昭又旁涉曹魏开凿泃河渠道的工程，那就大错了。这是涞水、易水之间后来出现的支流，不是古代的潞水；杜佑没有审察而加以采录，是应当订正的地方。○《水经·列葭水篇》帖子，寄给东潜。

译列葭水，又名长芦水、长芦淫水，实际上就是绛水的另一个名称，在衡水、漳水的支流中最大。今本《水经》中浊漳、清漳两篇残缺最为严重，因此列葭津、渎应当从旁考察各书来补缀。《汉书·地理志》说，广平国南和县的列葭水向东流入{氵虒}水；《隋书》也有{氵虒}水，但记载不详细。按许慎《说文》，{氵虒}水出赵国襄国，向东流入湡水（许慎说“禺”是声旁，颜师古认为是“藕”的读音，顾祖禹说是“颙”的读音，应当依从许慎）。湡水也出赵国襄国西北山，流入水泽，这就是今本《汉书·地理志》误写为渠水的水。渠、湡同音，所以发生讹误。浸水出魏郡武安东北，流入呼沱水（《汉书·地理志》同样如此）。《汉书·地理志》又说襄国另有蓼水、冯水，向东流到朝平注入湡水；又说中邱有渚水，向东到张县注入湡水。这些都是列葭水道可以互相牵连、疏通、证明的材料，不应任凭它们脱落散乱而无法考察。可是《太平寰宇记》所引用的郦道元注文全都有，由此知道足本所具备的内容很多。它说南和县有{氵虒}水（今本误把{氵虒}写成“使”），又名鸳鸯水，就是《魏都赋》中所说“鸳鸯交谷”的水。又说湡水出襄国，又说蓼水流入湡水，又说中邱有蓬鹊山，那里就是渚水；又说漳水也兼有水泽的名称。这些记载大概都能与各书互相贯通；虽然看不到完整的文章，幸好还可以寻找蛛丝马迹。{氵虒}水流到郑州的高角城，绕着城角通过，所以又称裹角水。湡水就是今天内邱的百泉水，郦道元认为它又名浓水；蓼水又名达活水，这些内容都是今天注文中脱落的。长芦水这个名称历经百世仍未湮没，考察古代的人显然不应漠然置之。○《水经·渚水篇》帖子，寄给东潜。《汉书·地理志》说，常山郡中邱县蓬山长谷，是渚水的发源处，向东流到张县注入湡水。《说文》也说，渚水出常山中邱蓬山长谷，流入湡水。如今郦道元的注文中湡水只出现一次，而渚水竟然完全没有。至于《汉书·地理志》所说常山郡元氏县的沮水，源头承接中邱西山穷泉谷的水，向东到堂阳注入黄河，则更加茫然，无法考察。大概浊漳、清漳两水一类的水道，无法考问的很多。解释者因此说山陵谷地变迁，已经无法寻找踪迹，却不知道那些水仍然存在。中邱就是今天顺德府的内邱。太平寰宇记引用旧本郦注，说中邱有蓬鹊山；如今当地的山本来就巍然存在，这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说的蓬山长谷。旧本郦注又记载龙腾、鹤渡等山水，如今内邱图经也记载它们，那么旧本本来就有西山诸水的源流。大概蓬鹊诸山绵延数百里，随地而有不同名称，直接连接太行山，通常都称为西山；水也分道流出，长谷、穷泉谷都是其中之一。因此内邱至今还有渚水，又名砺水；而张县之地如今并入任县，有一个地方叫渚阳，就是渚水的北岸。晋书载段疾陆眷为王浚攻打石勒时，驻扎在渚阳；至今仍称为渚乡，大概就是渚水从张县流入湡水的道路。这样说来，渚水本来确实没有消失吗？可是胡梅涧注《通鉴》，也不能详细说明渚阳就是渚水，却泛泛地把它解释为洲渚之水；那么他当时所见的郦注已经有许多残缺，大概与今本相差不多。至于元氏县的沮水，自汉代以来就没有可以证明的材料，近人编写元氏县志也不能考索到这里。等读到郭氏《山海经注》，才知道沮水是泜水的讹误。怎么知道呢？郭氏说：如今泜水出中邱西山穷泉谷。由此可知《汉书·地理志》误把泜写成沮，原本并没有另有一条沮水。千年来的错误字形，至此豁然明白。这个说法另见我的《汉书地志稽疑》。○《水经·斯洨水篇》帖子，寄给东潜。斯洨水与洨水不能混为一谈。《汉书·地理志》说，太原郡上艾县的绵曼水向东到蒲吾注入虖沱；常山郡蒲吾县的太白渠水，源头承接绵曼水，向东南到下曲阳注入斯洨；真定国绵曼县的斯洨水，源头承接太白渠水，向东到鄡县注入黄河。这就是斯洨水的源流。山经说泜水出房子县敦舆山的北面；《汉书·地理志》说常山郡石邑县井陉山有洨水发源，向东南到瘿陶注入泜水。这就是洨水的源流。今天的《水经》不是足本，浊漳、清漳两篇尤其残缺。斯洨水附在篇中，幸好记载较为详尽；洨水却完全没有。幸亏《太平寰宇记》所引用的旧本郦注还足以保存一线材料。我考察斯洨水和洨水并行于常山、巨鹿之间，首尾有时也相互贯通，但最终各自成为一条水。郦善长说：绵曼水流经乐阳右边，与井陉山水汇合，世人称为鹿泉；水流经陈余垒，又向东注入绵曼水。陈余垒就是泜水。因此顾祖禹《方舆纪要》引用旧本郦注说：泜水就是井陉山水。这是斯洨水上游与泜水相通的地方。郦善长又说：斯洨水在和城处分出一支，叫百尺沟，这条水流入泜湖。这是斯洨水下游与泜水相通的地方。但这些都只是水道、洲渚分出的支流。等到泜水向东流到瘿陶，洨水与发源于赞皇的石济水一同注入其中；而石济水的支流就是彭水。泜水又汇合洨水向东流入；这时斯洨水已经向东流到鄡县注入漳水。它与洨水最终不能混淆，大致就是如此。至于《太平寰宇记》误把洨水写成汶水，是传抄造成的错误。《古今注》说：永平十年修治常山的呼沱河，利用太白渠水来通漕运，也称为蒲吾渠。大概使用的就是斯洨水。到了郦善长的时代，已经称为旧渎，说明它已经废弃不用。而《长编》记载咸平五年，河北漕臣景望开凿镇州南河，使它流入洨水，直到赵州以便利漕运；这使用的就是洨水。○《水经·雍水篇》帖子，寄给东潜。

译灉水、沮水是兖州的水。《尔雅》说水从黄河流出叫澭，这样还可以稍作通融，所指的地方不必专门限定为兖州的灉水。兖州的灉水究竟在哪里，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说清楚。但大体按它排列在雷泽之下的位置，还是可以推想而知的。因此孔安国传认为两水共同流入雷泽，郑玄注认为两水相互交汇而流入雷泽，孔颖达疏也同于孔传。郑玄又想改破《职方》中的“卢维”之“维”，认为灉水应当是兖州的一处水泽。杜佑最终坚持《汉书·地理志》的说法，不肯听从。魏王泰《括地志》认为两水在雷泽西北的平地中。《元和郡县志》则说在雷泽县西北十四里。它们的说法未必确实，但总之都不敢舍弃雷泽而另行寻找，这一点是相同的。只有许慎《说文》说，河灉水在宋地；又说汳水出陈留浚仪的阴沟，到蒙地成为灉水，向东流入汝水。于是有人附会认为梁地的雎水就是沮水，灉水的下游就是沮水，实际上是一条水。这种说法并非不巧妙，但浚仪有渠道，所谓商、鲁之间的沟渠，出自黄池会盟之事；把它当作《禹贡》的灉水，恐怕《禹贡》不会接受。哪里想到熟悉水道如郦善长，竟忽然取它来充当左冯翊的雍水呢？那么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不会错误到这个地步。所以说，用《尔雅》的“澭”来解释雍水，还可以通融；用《尚书》的“灉”来解释雍水，就绝对不能通融。郦善长叙述雷泽已经很详尽，却竟然因为水名可以互相通称的说法，把灉水移到了西边，这不是一般人能够料想的。您将用什么说法，来替郦善长治愈这个积久的弊病呢？○《水经·浐水篇》帖子，寄给东潜。《汉书·地理志》对于水道记载详细，颜师古又善于为它作文字训释，例如把圜水的本字解释为圁水，把愼水的本字解释为滇水，都是很有功劳的。可是《汉书·地理志》在京兆南陵县下面说，沂水出蓝田谷，向北到霸陵注入霸水；霸水也出蓝田谷，流入渭水。颜师古说：“沂字先读翻，沂字读作涅声。”遍考各书，从未听说霸上有沂水。拿这个问题询问研究地理学的人，也没有谁能考证它的名称。有人说，“沂”是“泥”的通假字；泥水也出蓝田，向西流经峣关，又与霸水汇合。如今多省写作“泥”，读音转为“涅”。这种说法曲折迂回地求取解释，我不敢相信。况且《汉书·地理志》说泥水出北地郡郁郅县北方蛮地，源流很远，在六书方面又完全没有依据。近来因为解释《水经》的缘故，取《水经·浐水篇》来读，发现它再次引用《地理志》的文字，直接写作浐水而不是沂水。由此知道六朝旧本本来就是“浐水”。玄水、霸水、素水、浐水，古代把其中二水并称；汉代又把它们列入国家祭祀，这就是所谓长水。按照地理志的体例，必定会并列书写；而泥水因青泥军得名，是史书中稍晚出现的。何况郦善长生在颜师古之前，专门研究《水经》，引用《汉书·地理志》最为审慎，难道还值得怀疑吗？有人说：那么颜师古难道会毫无根据地这样说吗？回答说：郦善长所见的本子，想来不是颜师古能够争辩的。况且颜师古虽然是班固的功臣，有时也有考察不周的话。只就水道这一项来说，大渡有涐水，明明见于许慎《说文》，但《汉书·地理志》多次传抄以后，把涐字破写成渽字，颜师古也就随之把它解释成确实存在。前辈曾经订正过这个错误。那么浐水写作沂水，也属于同样的情况。○《水经·夏肥水篇》帖子，寄给东潜。夏肥水在淮河以北，发源于沛郡城父，向南到下蔡注入淮河。肥水在淮河以南，发源于九江成德，向北到寿春注入淮河。它们注入淮河有南北之分，而两岸的位置恰好相对，所以淮地人直到今天仍以东西两条肥河称呼它们。原本不是说夏肥水能够潜伏在地下流通到东方，与肥水汇合。况且合肥又在寿春以东二百多里，是九江肥水流经的地方，与沛郡的夏肥水风马牛不相及。应劭却说：“夏水从城父东南流出，到这里与淮水汇合，所以叫合肥。”阚骃也说：“夏水流到这里合成肥水。”这样一来，沛郡的水既能够伏流潜达，又能够延长水道流到芍陂之间，真是奇异的事情。于是郦善长对此产生怀疑，认为夏肥水没有与肥水相通的道理，便委曲作解释，说同源流出的肥水还有施水，各自分流注入巢湖；如果夏水暴涨，就会再次汇合，所以用来命名这条水。这样说来，沛郡的夏肥水可以自成一条河，九江也不妨碍使用夏肥水这个名称，这实在是骑邮传递的枝节言辞。虽然如此，郦善长自己也看出夏肥水发源于沛郡，不可能越过淮河向东流，于是另行作了解释。可是这段文字下面又说：“施水发源于城父，流到九江”，这就奇怪到极点了。肥水和施水本来同源；肥水流出九江，而施水却独自发源于淮水以南的沛郡，这就违背了它自己的说法。夏肥水从沛郡流出而不能越过淮水，那么施水为什么偏偏能够越过淮水？这又是自相矛盾。这样说来，沛郡就有两条所谓夏肥水了；这正是为了调和应劭、阚骃的错误说法，反而陷入了更大的悖谬。可是胡梅礀却附和这种说法，为什么呢？《淮水篇》中，郦道元在沛郡的夏肥水一处另有解释，源流说得清清楚楚，原本并没有错。他说：“淮水在寿阳西北，肥水注入其中。淮水又向北流，夏肥水注入其中。”这条水向上承接沙水，就是杜预所说的夷田位于濮水的地方；沙水、濮水、夏肥水，不过是相互举名、通用的称呼。如此看来，夏肥水就是莨荡渠的支流；浊河、清济都有渡口，并不只有淮水一处。如果知道夏肥水发源于莨荡渠，想来不会有人把九江的水混在其中列举。只是我不知道郦道元为什么前后错乱到这种地步。您在这篇文章中竭力替他作护法沙门，必定会认为这是文字错误，或者是后人补缀造成的失误；如果有足以替他解嘲的说法，幸望告诉我。○关于《水经》中墦冢山一条致东濳的信

译《水经》末尾逐条列举《禹贡》中山川泽地的位置，其中第四十五条说：“墦冢山在弘农卢氏县南。”郦道元注说：“谷水发源于它的北面。”林氏这是自己破坏了体例的说法。《禹贡》中的山，从没有所谓墦冢山；《禹贡》中的水，也从没有所谓谷水。朱中尉解释说：“这大概是引用《山经》的文字。”我当然也知道这是《山经》的文字，但难道可以拿它来补充《禹贡》的缺漏吗？而且《山经》为什么偏偏只引用这一条？后来我想到，这一定不是旧本原有的文字。太史公写《禹本纪》，尚且不敢稍微把它插入《禹贡》的一句话中，难道写《水经》的人竟会补缀到这种地步吗？经文应当是：“熊耳山在弘农卢氏县南。”注文应当是：“洛水发源于它的西面。”这样才与《禹贡》相合。有人说：“根据《汉志》，洛水发源于上洛；发源于熊耳山的，是伊水。”我说：“《禹贡》把熊耳山系属于洛水，必定不是随意这样写的，大概正如说黄河导源于积石山一样。”况且地理书把熊耳山称作地门山，它的地位很高，本来不必拿《汉志》来怀疑《禹贡》。而且这一卷所记《禹贡》所疏导的水，河水、济水、淮水、江水、汉水、黑水、弱水、渭水，已经记载了八条，不可能偏偏遗漏熊耳山的洛水，这是很明显的。一定是旧本脱去了“熊耳洛”三个字，某个好事之人偶然读到《山经》，自以为见闻广博，于是奋笔补写，才造成了这个错误。然而从元祐重新开雕刻印直到现在，竟然没有人指出这件事，校勘实在太疏忽了！○答沔浦房师论《一统志》稿的信 再次读到您的来信，您想确定常德府的武山是后人把辰州的山误归到这里的说法，这个意见似乎还没有说尽。常德府境内本来是武陵山，正是首县武陵得名的地方，也就是河洑山，又名太和山；它的支山则是高吾山，又名西山，此外还有鹿山。这些山冈相连、山陇相接，气势并不小。只是世人多采用省略的说法，称它为武山，黄闵《武陵记》于是把辰州盘瓠的说法混杂进来，《方舆胜览》又沿袭了它；这个错误本来并不是从石仓开始的。郦道元、乐史、王存虽然从未说武陵山就是平山，但郦道元说平山西南三面都临近沅水。如今县中的山，从桃源县的绿萝山以下，西南两面都临水的山，除了武山就没有别的可以相当。常德府旧志又说河洑山一名平山，一名武山，因此东海尚书、湘潭侍郎都这样认为；这并不是没有考察《水经》注，而竟然妄称它为驿站所传的说法。乐史说武陵山顶有阇黎寺、道德观，山下有德胜泉，也大体与平山寒松上荫蔽、清泉下注的景象相符。《新通志》漫不经心地不加考察，于是把两座山分别列出，当然不恰当。如果因为黄氏一句错误的话，就把常德一府的望山连同它的名称都湮没掉，恐怕不可以。山川在地理上，山如经线，水如纬线；正因为有武陵山，所以有武陵溪。如今去掉这座山，溪水的发源处也就被湮没了。因此我私下认为，只应广泛引用各家的文字来判定，采用旧志的说法，不必再有所怀疑。○答陶穉中编修论《江省志》稿的信

译昨天奉命考察《江省志》稿，到了贵池，反复考察南江、分江水的旧河道，茫然了很久。这两条水，从隋唐史书以下，都没有一处提到。近人中谈得详细的，没有比胡处士朏明更好的了。但他的话也过于自信，因而指责《汉书》有误，想把《水经》的原文删去，这也未必就是必然的。《汉书》在丹阳郡石城县下说：“分江水最初承受江水，至余姚县入海。”这就是《十三州志》所说“江水到会稽与浙江相合”的水。在会稽郡吴县下说：“南江在南面，向东流入海。”这就是地理志所说“江水从石城向东流，经吴国南面，成为南江”的水。按照《汉书》的说法，石城的水向东北分出、流入松江的一支是南江，向东南分出、流入浙江的一支是分江水。《水经》把它们合起来叙述，说：“沔水与江水合流，向东流到石城县，分为两支：一支是北江，一支是南江。南江向东与贵池的长水相合，又向东流经临城县，又向东与泾水相合，又向东与桐水相合，又向东流经安吴县，又向东有旋溪水注入，又向东流经宛陵县，又向东流经宁国县南面，又向东流经故鄣县南面、安吉县北面，又向东北流成为长渎，经过湖口，向东便有松江从这里流出。江水在这里分奇，称为三江口；又向东流到会稽余姚县东面，注入大海。”郭景纯说：“南江分出支流，经过乌程县南面，通到余姚县，与浙江相合。”这说明《水经》把分江水看作南江的支流，说的是南江已经贯穿震泽、流向吴淞，同时又有一支从余姚分流入海，并不是说南江已经流到吴淞后又转向流入浙江。郭景纯恐怕人们把《水经》的文字牵连错解，所以特意申说来加以说明。分江水之所以得名，大概正是因为它从南江分出。但它与南江分开，是从安吉开始的；那么从石城到故鄣，就不应先有分江水这个名称。《汉书》却突然把它记在石城县下，这是错误。到了安吉与南江分开，本来应当另标分江水的名称；《水经》仍然沿用了长渎的说法，记载它的人也错了。两部书的记载方法各有失误。朏明于是说，《汉书》误把松江当作南江，《水经》原本直接把分江水当作南江，而“向东则松江”以下十五字，是注文错误地混入经文。郦道元为了援引《水经》来与《汉书》相合，所以把松江插入其中。假使石城的水已经与长渎相合、经过湖口，那么它流入松江，大概也是自然的水势；至于绕道向南流的水，就不得不看作支流。朏明反而想把它指为正流，并压低震泽这条大河的地位，为什么呢？所以，《水经》的南江就是《汉书》的南江，只是还没有人把两部书取来详细疏证，才给郦道元留下了疑问。况且支流分出的说法，本来就是郭景纯提出的；那么笃信《汉志》的人，也不只是郦道元一人。只是《水经》说石城的水与泾水、桐水相合而流向安吉，这一点考察得并不确实。桐水发源于广德，注入高淳的胥溪，汇入丹阳、石白诸湖，又与溧阳的濑水相合而流入荆溪，这是《汉书》所说的中江之水，不是南江之水。若按今天的地形来考察，从贵池向东，中间有高地，不能通到安吉；不知道汉代石城的水凭什么能够到达太湖，因此南江的河道可疑。从安吉向东，中间同样有高地，不能通到海宁；不知道汉代安吉的水凭什么能够到达东浙，因此分江水的河道也可疑。这是由于岸谷变迁，确实有难以凭空推测的地方；但两部书说得如此明确，恐怕也不是毫无根据。如今姑且依据古人的记载，把它收入志书，我认为贵池大概只应记载南江，而把分江水移列到安吉，这样或许比较恰当。您认为对不对？○奉答冯茗园前辈论姑苏、姑胥地名的信 《日知录》说姑苏就是姑胥，古文中“胥”“苏”通用，于是引用《国策》《毛传》来证明。按照陆德明《释文》，胥确实读作苏；而《文选》中“苏”又解释为“须”，亭林的说法是对的。起初，胥山又称胥母山；《越绝书》说阖闾白天游览胥母山，这显然不是因为伍子胥才这样称呼。到了郦道元《释松江水》，引用虞氏的话，说如今胥山上有坛石，长老认为那是伍子胥神灵所治理的地方。鲁哀公十三年，越国派畴无余、讴阳攻打吴国，吴人俘获了他们，两位大夫死后，一人在胥山建庙，一人在丞山建庙；这是最荒谬的说法。《春秋内传》记载，这年六月丙子日，越国攻打吴国，分为两队。畴无余、讴阳从南方先到达郊外，吴王孙弥庸看见他们举着自己父亲的旗帜，带领部众独自出战，王子地前去帮助他。乙酉日，弥庸俘获畴无余，王子地俘获讴阳。适逢越王到来，双方再次交战，吴军大败。丁亥日，越军进入吴国。这样看来，两位大夫虽然被俘，但勾践第二天就宣布取胜，他们当然不应当死在吴国；即使死了，也不过是败军之将，怎么会有庙呢？况且郦道元在《释浙江水》中又根据《史记》的说法，说这是伍子胥的祠庙，并引用《吴录》来证明；同一个人的说法前后竟然矛盾。所以我特意加以辨析，以承接亭林的论述。再根据郦道元的说法，姑苏台本来是阖闾建造、用来眺望太湖的；吴越之间以笠泽为界河，阖闾的这种眺望并不是没有意义。可是他的后代骄纵荒淫、失去正道，于是让施、郑旦把这里变成歌舞之地；转眼之间就被麋鹿窥伺。回顾百代以前的往事，真令人长叹。○答陈时夏先生论汉寿得名的信 古代有两个汉寿：一个在荆州的武陵，见于《续汉书》；一个在益州的葭萌，见于《蜀志》。杨用修、陈仲醇把它指作犍为，实在是妄说。即使葭萌得名为汉寿，考察《华阳国志》，也是在昭烈帝时期因壮缪侯受封而得名；在这以前，它显然属于荆州。况且益州的汉寿一进入典午时期，便改名为晋寿，历代从没有把它作为封国。荆州的汉寿，则自东汉以来就是郡治；只有孙权曾把它称为吴寿，进入晋代后仍恢复旧名。《晋书》中的王镇恶、沈林子，《梁书》中的蔡道隆，都被封为汉寿侯，继承壮缪侯而受封的人，历代都有。直到隋文帝平定江南，汉寿这个名称才改变；各史记载都清楚可考。不只是唐代刘梦得的诗可以证明这一点。○与施东莱论明代以北京为行在的信

译明太祖洪武元年，下诏把建康定为南京，把大梁定为北京。又派懿文太子到关中考察地势，因为漕运不便而作罢。不久又下诏把凤阳建为中都，说：“这里是我的故乡。”这样看来，太祖的意思本来就没有打算永远居住在吴中。成祖以藩王府第所在、祥瑞发生之地为依据，在燕山定都；起初还以巡幸为借口，再返回旧京。到了永乐十八年以后，才正式定都。不过历代仍然托言暂时驻跸，用来表示将来要返回旧京的意思；在任命官员的敕命中，都有“行在”二字。例如中央各部官员称为“行在某部尚书”，府卫官员称为“行在某府都督”。正统六年，又重申定都的旨意，但仍有称作行在的，后来才逐渐去掉。因此，在英宗以前，任职南京的官员本来并没有“南京”这一称号，是后世妄加的。只是古代天子所居之地就称为行在，蔡中郎说：“天子把四海作为家，所以把所在的地方称为行在所。”《史记·卫将军传》说：“大将军与苏建一同到行在所。”《汉书·赵充国传》说：“下诏征召充国到行在所。”《孔光传》说：“供养行内。” 注文说：“行在所中的内中，就像说禁中一样。”这样看来，后世的称呼只是沿袭习惯而没有考察，只有归熙甫曾指出其中的错误，所以我偶然谈到明代官制时顺便提及。○答张石痴征士询问四大书院的信 您信中提到的四大书院，考据还不够确实。依我看，应当以王厚斋《玉海》所确定的为准，即嵩阳、睢阳、岳麓、白鹿四所。但我曾考察它们创立、兴盛、衰败和废弃的详细情况，北宋有北宋的四大书院，南宋有南宋的四大书院；而北宋的四大书院，各家记载又互有不同。嵩阳书院创建于五代周时，宋代王沂公向朝廷请求赐额，至道二年得到赐额；后来戚同文在那里讲学，睢阳的学生就以那里作为肄业之地，祥符三年得到赐额，晏元献公还邀请范希文主持教务。白鹿洞是唐代李渤和弟弟李涉读书的精舍，南唐在原址建为国学，宋初太平兴国二年赐额。岳麓书院是宋代太守朱洞所建，也是山长周式讲学的地方，祥符八年赐额。马端临《职官考》与王厚斋说法相同，但他的《学校考》却取石鼓而去掉嵩阳，同一个人的说法前后矛盾。范石湖《衡山记》说，各郡尚未设置教授时，天下有四所书院，即徂徕、金山、石鼓、岳麓。这又是一种说法。衡阳图志也取石鼓而去掉睢阳。我考察石鼓书院，是李宽的精舍，宋景祐年间赐额，不久改为州学，所以它作为书院存在的时间并不长。石守道与孙明复互为师友，讲学并努力实践，鲁人尊崇他，称为徂徕先生。但与睢阳、白鹿、嵩阳相比，它出现得稍晚。金山应当就是江宁的茅山，天圣二年赐额，此后便没有什么记载了。自庆历年间兴办学校以后，书院的兴盛不断发展。大体上，北方设置的书院仿效嵩阳、睢阳，南方仿效白鹿、岳麓，没有哪一所能够与它们相比，所以称为四大书院。然而自金源军队南下，中原动荡，嵩阳、睢阳两所书院都变成了茂草荒地。因此王厚斋说，岳麓、白鹿因为张宣公、朱子的关系而兴盛；东莱的丽泽书院、陆氏的象山书院也同时兴起，名声相当，四家门徒遍布天下，这又是南宋的四大书院。您认为对吗？○答赵诚夫论《褚塘小志》的信

译读到诚夫编纂的《褚塘小志》，其中辨析河南公世系一事，做得很好。褚塘不过是杭州城中里社所属的一个小地方罢了。诚夫表彰桑梓，使它能够与益都、锦里一样流传后世，实在令人欣喜。我不顾自己浅陋，请允许我把所听闻的有关情况连带写下，作为帮助诚夫疏证的一点补充。诚夫根据赵德甫《金石录》说，元和《姓纂》记载钱唐另有褚氏，与河南一族的世系不同。依我考察，钱塘确实另有褚氏，但同样出自阳翟，只是南迁的先后不同。这一点元和《姓纂》说得很清楚，只是赵德甫考察得不够详细。褚氏居住在阳翟，是从后汉的褚重开始的。汉末有盐官长褚盛，迁居由拳。褚盛生褚泰，在吴国做官，被封为钱塘临平侯（按：临平应当是乡侯的爵位），于是居住在钱塘。后代褚阳，是萧齐民部尚书、驸马都尉、钱塘侯。褚阳生褚辽，任梁朝翻阳王国常侍。褚辽生褚仁弘，任陈朝始兴王法曹参军兼阳令。褚仁弘生褚范，任隋朝豫章郡丞。褚范生褚义宗，褚义宗生褚无量，任唐左散骑常侍兼侍读，追赠礼部尚书、舒国公，谥号文。这是钱塘褚氏从汉代向南迁徙的一支。留居阳翟的褚氏，晋初有安东将军、扬州都督、关内侯褚招。褚招的孙子褚{栔-木+石}，任晋安东将军，迁居丹阳；褚{栔-木+石}生褚洽，任晋武昌太守。褚洽生褚裒，任晋中书令、卫将军、录尚书事，追赠太傅、都乡侯，谥号元穆。褚裒生褚歆，任晋散骑常侍、秘书监。褚歆生褚爽，任晋义兴太守。褚爽生褚秀之，任宋太常。褚秀之生褚法显，任齐鄱阳太守。褚法显生褚炫，任齐散骑常侍，追赠太常。褚炫生褚澐，任梁中书侍郎、湘东王府咨议参军。褚澐生褚蒙，任梁太子舍人。褚蒙生褚玠，任陈御史中丞。褚玠生褚亮，任唐左散骑常侍、阳翟侯，谥号康；这就是河南公的父亲，后来迁居钱塘。这是钱塘褚氏从六朝南迁的一支。不过我又考察，舒公自从迁到钱塘以后，一直居住在临平，大概是因为那里是他远祖最初受封的地方；他们历代的墓地也在临平山中。据**记载，湖中龙戏弄舒公、而舒公安坐读书一事，说明城中的褚氏确实是河南公所居的褚氏。晋初还有九真太守褚陶，其后代有始平太守褚含；褚含的儿子褚逷任征虏参军，褚逷的儿子褚伯玉成为高士。梁代有五经博士褚仲都，他的儿子褚修任武陵王参军；他的后代有褚雅，也是高士。隋代有太学博士褚辉，这些人也都是汉代南迁褚氏的后裔。舒公有三个儿子：褚廷询，任驾部郎中；褚廷诲，任给事中；褚廷宾，任渭南尉。族侄褚思光任虞部郎中；褚子鉟任司勋员外郎。他们这一族实际上与河南公一支各自争相显耀。我又读唐彦谦文集，书中说河南公的灵柩运到后，咸通年间才得到恩准，归葬阳翟。当时因为平定徐州而大赦，才赐给他的孙子一个八品官，护送灵柩回去；但传记中没有记载此事，墓表中也没有记载。所赐八品官的孙子究竟是谁？可见《唐书》的遗漏，本来就不只是诚夫所举的那些。何况仁和县志，又哪里足以作为依据呢？○答万九沙编修询问史参政遗事的信

译承蒙您询问南宋史参政的逸事。我乡自南渡绍兴以后，才有进入政府任职的人，而史氏一门前后共有五人。史氏家族担任宰执从参政开始，我乡有宰执也从参政开始。不过参政在《宋史》中没有立传，乾道、开庆、宝庆、延祐四部志书也没有详细记载他的生平始末。只有《宋会要》说，他任右谏议大夫时，上奏说浙西民田最广，而平时没有受到太大水害，是因为太湖的水利。近年湖边土地多被军士侵占，他们堆土增高，修筑长堤，放眼望去全是堤坝，称为坝田。干旱时军士占据这些坝田灌溉，百姓田地却得不到水利；发水时，水流向远近泛滥，不能流入太湖，百姓田地便全部被淹没。他请求下诏让有关官员彻底查办，完全恢复太湖旧有的水道，使军民各得安定。如今这件事被载入《宋史·河渠志》，参政值得传述的事只有这一件。秦桧传记说，自秦桧独任宰相以来，二十八名执政大臣全都在世间没有一点声誉，像孙近、韩肖胄、楼照、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克俊、李文会、杨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尧弼、巫伋、章夏、宋璞、史才、魏师逊、施巨、郑仲熊这类柔弱谄媚、容易控制的人，大多从闲散职位中拔擢出来，突然升到执政地位。他们一旦共同执政，就只是拱手沉默而已；又有许多人自称是听从秦桧弹劾官员的御史言官，秦桧便把他们报入政府。由中丞、谏议大夫升任执政的，共有十二人，但刚一进入政府就被罢免，有的任职一个月，有的半年便被免去。洪文敏说：秦桧见到有人能够帮助自己，便从小官用起，不出两三年就升为执政，史才、施巨、郑仲熊、宋璞升得最快，但也没有几个月就被罢免。现在考察史氏家传，参政当时任御史检法官，越级升为右正言，弹劾吏部尚书林大鼐；又升任右谏议大夫，再次弹劾签书枢密院事宋璞，于是取代了宋璞的职位。第二年被御史中丞魏师逊弹劾而罢官，接替参政的正是魏师逊。两人互相取代、此胜彼负，大概与《宋史》的说法相合。不过参政在朝任职时，朝廷中没有发生事故；虽然同在秦氏一党之中，但他阿附秦桧的痕迹比别人少。可是考察朱子语录，其中说林大鼐在秦桧被罢相、闲居时，廷试策问中极力称赞秦桧请求立赵氏皇后的功劳；等秦桧再次任相，便破格提拔他。不久林大鼐在讲筵中独自获得皇帝赐予玉带，又被秦桧忌恨，秦桧唆使言官弹劾，使他被罢职。由此可知参政是怎样主动投靠秦桧的。只是后来不知道他究竟因为什么事不合秦桧心意而被斥退，而史氏家传竟想把他列入触犯秦桧的贤臣之中，这是欺骗世人。水心先生曾说：“凡是秦桧时期的执政大臣，我没有说过他们的好话，这就是对二十八人的最终评断。”罢了。史氏家传又说：“参政于绍兴三十二年去世，按照恩例，仍被秦桧一党压制，只以本官身份加赠金紫光禄大夫。”这种说法更加不对。当时和议已经破裂，秦桧一党的余党和残余势力几乎都被斥退，居于宰相之位的是陈康伯、朱倬，都是贤者。在秦桧势力衰尽、隐藏的德行却没有得到彰显之时，这种说法难道还值得相信吗？况且参政对于文惠来说，是叔父；文惠对于孝宗来说，又有如甘盘旧学那样的师生关系。参政去世时是这一年七月，文惠已经由翰林学士进入政府，难道会有亲叔父果真因为触犯大奸臣而终身受压制，却一句话也不替他说吗？如果这样，文惠就不是贤者了。参政字德夫，一字闻道，是政和八年王嘉榜进士；由遂昌丞改任余姚尉，因父亲去世服丧，服丧期满后任余杭县知县，任温州通判；由于李庄简公推荐，授任右正言，升为右谏议大夫，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权参知政事。罢职以后，以原职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四明宰执考》说：“给他谥号康肃，没有依据。”我曾私下认为：志书和史书往往只记载美事而不记载恶事；但像曾经担任大臣的人，即使按制度不应单独立传，也应当在其他人的传记中旁见其生平始末，不应让他的事迹漫无可考。这次因为您询问，谨慎地参考各方面材料，概略写出，以备采录。○答九沙先生询问史枢密兄弟遗事的信

译好的地方志，正因为能够替旧史拾补遗漏。何况南宋一百五十年间的事情，史籍残缺断裂，更应当广泛采集旧闻，使后来的学者有所考据。史枢密兄弟的事，在《宋史》中只见于理宗本纪绍定六年，记载忠献临终时所赐的出身和官爵而已。后来枢密进入政府，有宰相的拜免表文可以考察；至于观文，以散官身份任职，便完全没有记载。考察枢密早年经历，他的父亲最早在宁宗病危的夜晚，忠献在禁中决定继承人的人选，能够参与听闻这个谋划的只有郑清之和枢密（见《安晚集》）。忠献任宰相时，所有诏诰都必须先呈给文臣起草，若不合意便命枢密删改；陈篔窗因此事被解除直院职务，宁肯不替他起草（见吴氏《木笔杂钞》）。枢密任长都司时，正推行丈量土地的政策，多任用贪暴之人作为耳目；公文所到之处，乡里骚动，有时因一家的田地而追查到数家。湖州、秀州百姓歌唱说：“没有田产一身轻，有钱便万事足。”（见太学生裘埜奏疏。）他清查浙西虚报的田籍几百万亩，后来查出那些田地都是各道原来登记的田产，才停止征收，但田籍并没有注销；宋朝灭亡后，百姓仍把它看作负担（见《延祐志》）。忠献死后，郑清之表面上与他结交，暗地里却排挤他（见黄氏《日钞》）。但理宗最终因为他父亲参与定策的功劳，下诏加以保全，赐给他湖上宅第，引入西府，并且有意任命他为宰相；适逢患病去世（见史氏家传）。他三次任侍郎，四次任尚书，三次任平江府知府，两次任绍兴府知府，知嘉兴、隆兴各一次，都以殿阁学士兼任安抚、发运使等职，后来由枢密签书进为枢密院同知，追赠太师，初谥恭惠，改谥忠清。这就是枢密生平的大概情况。观文是忠献宠妾林氏所生，绍定年间赐官时年纪还小；因为他的母亲林氏不容于洪氏，洪氏便把他逐出。杜范任给事中、中书舍人时说：“朝廷应当告诫史氏，不要让丑声传出去。”理宗没有追究（见《杜丞相集》）。后来改授尚郡主（见史氏家传）。林氏死后，观文请求给她极为优厚的恩泽和抚恤（见郑氏《四明文献》）。贾氏当政后，厌恶他的几位舅舅，不再任用他（见王深宁集）。他的官职也三次任侍郎、四次任尚书，历任处州、严州、温州、婺州四州知州，绍兴、建宁、宁国三府知府，奉祠任洞霄宫官。这是观文生平的大概情况。忠献的两个儿子，大体上都不被舆论称许；但考察他们一生，也有值得采录的地方。淳熙四先生去世后，朝廷赐谥号，只涉及杨、袁、沈三人，没有涉及舒先生；枢密开始同本道节度使商议，请其上奏，并在朝廷中极力赞成。广平最终得到文靖的谥号，又把自己所受的恩泽转给儿子，用来施予族子（见《四明文献》）。他所作的《云麓稿》当时也颇有声名（见史氏家传）。观文很谦逊节俭，不追求绫罗绸缎，冬天还使用葛布帐子（见《延祐志》）。他任守括苍、会稽时，都有惠民政绩（见《后村集》；后村最厌恶史氏，这里所说的仍是公论）。国亡以后，他闭门养病，很少有人能够见到他（见深宁集）。这些都是前代正直之士所选取的事迹。您如果能够把它们分别记载，使彼此的优点不相互掩盖，这既是《春秋》的史法，也是我们乡里的公论。我冒昧因您的询问，把这些情况陈述出来。○答九沙先生询问史学士诸公遗事的信 史文惠让各位子孙跟随杨先生、袁先生游学，又把沈先生的弟弟季文请到家中。因此，他的子孙虽然也有大大败坏家声的人，但也有许多人因为不依附宗衮而享有声誉。《宋史》遗漏很多，漫无考索，所以像固叔、南叔、定叔等人的风节，只能一概而论，不能详细记载，实在可惜。固叔与同叔是同父兄弟，吴鹤林起草他的阁学告身，其中说：“在熙宁年间，就像安国对于安石；在元祐年间，就像大临对于大防。”他任潭州知州时，平定地方盗贼，兴办义仓，成为很有才能的官吏；后来想以此劝他的兄长辞去政职，没有被采纳，于是奉祠领取俸禄，直到老年，近二十年间如此，而《宋史》却略而不载。不过《四明志》中还记载了他。定叔是文惠的侄子，最不受同叔喜欢；凡有交游来谈论时事，他总是把他们斥退。释褐后任宁海县尉，罢官回乡，便不再出仕。陈和仲说：“我外家显赫荣宠，蝉联高官，唯独舅父曾遭受谗言而退居，闭门守志，在空山中边走边吟，留下几卷诗。”宣扬他在患难中的志向，那么定叔只任宁海县尉，就已经因谗言构陷而获罪了。他的《自乐山吟》，是宋梅礀刻印的，称赞其中有耿介超俗的言语、潇洒出尘的作品。这样的人，《宋史》或许因为他的官职小而略去，《四明志》也没有为他立传。然而郑千之的《文献集》中还有记载。朝奉大夫史守之，字子仁，是文惠的长孙、方叔的儿子。他内心不赞同叔父的所作所为，任主管绍兴府千秋鸿禧观；中年时为了避开权势、远离嫌疑，退居月湖松岛，撰写《升闻录》来寄托规讽。朝廷屡次下诏起用，他都坚决推辞不出，闭门讲学，又向楼攻媿学习古文。同叔每次有所作为，总要说：“不要让十二郎知道吗？”宁宗亲书“碧沚”二字赐给他，这件事只见于《清河书画舫》和史氏家传。因此我认为，假如有作者重新编撰《宋史》，这三位公卿难道会比南叔地位低、可以略去吗？不过，这只是因为他们没有依附同叔的子弟。后来嵩之任宰相时，固叔的小儿子史宾之正任敷文待制、湖北转运使，还未老便请求退休，归老于沧洲。沧洲是固叔退居时居住的地方，也是宁宗御书所题的名称。这件事应当附在固叔传后。南叔的孙子蒙卿传承朱子的学说，《宋史》把他列入附传；蒙卿的弟弟芳卿博学多识、著书立说，官至司户参军，元人改授官职，他没有赴任。当时还有世卿、损之的儿子，也都不仕元，也应当附在蒙卿传后。璟卿死在嵩之任相期间。《宋史》在《嵩之传》中记载了他。璟卿没有儿子，以侄子综伯为后嗣。宋朝灭亡后，综伯叹息说：“时局到了这个地步，修身齐家，以等待太平也就可以了。”综伯的弟弟彦伯也隐遁不出仕，他们都应当附在璟卿传后。唉！固叔以下的诸位公卿，当时不能不受到宗衮的压制；如今反而因为这一点，使人们去追寻他们的逸事，这也太过分了。可见名声显著或隐晦，并不足以决定人的高下轻重。○与沈征君彤论沈氏家传的信

译清白门第世代积累的声望如此兴盛，是中吴世家不容易得到的。承蒙您给我看家传，我不禁肃然起敬。只是叶星期撰写《君庸先生传》，其中有许多诬妄之处，我不敢不告诉您，请尽快加以改正。传记说：袁督师崇焕拥兵不朝，中枢招募人进入他的军营探听情况，君庸先生应募；朝廷给他兵马，他却拒绝，只身前往，对督师说：“您以前杀害毛帅，外间议论纷纷，应当立即入朝。”督师答应说：“明天就请求入朝觐见。”先生又说：“城中人心恐惧，应当等到宣诏之后再入城。”督师又答应了。先生回报中枢，第二天宣召督师入朝，赐给貂皮、玉器；第二次召见便把督师捆绑下狱，并把这些说成先生的功劳，这是多么荒谬！大兵在己巳年十月分路进攻京城，经过龙井关、大安口；这些地方原本并不属于督师管辖，但他听到警报便前往救援，奔波千里办理军务，这本来是有功无罪。他到达京城后，立即受到召见，还得到温和的圣旨。当时督师与满桂分头抵御大兵，在广渠门作战，督师亲自击鼓助战，斩杀俘获敌军千人，六王子受伤，而督师也被箭射中肋部，于是以夷人伤亡很多为由，请求移营入城休息。当时宦官一向与督师关系不和，毛帅的门客又从旁煽动，企图为毛帅报仇。辅臣钱公龙锡是督师在朝中的支持者，而宦官尤其痛恨他；他们聚集起来谋划，想要同时倾覆督师和辅臣。大兵也忌惮督师的才能，想用反间计除掉他，于是放纵投降的士兵回去，说督师将要在城内做内应。宦官实际上替他们证实这种说法，说：“这就是督师请求入城休整的奏疏为什么会送来的原因。”庄愍帝大惊，督师于是遭受重刑。曹公能始说：“关口派兵协助防御，是在敌人尚未进入关内以前；迎敌取胜，是在敌人已经逼近京畿以后。”他为督师洗雪冤屈，态度最为坚决。夏公彝仲的说法也大致相同。邝舍人湛若在广东追查督师殉国之事，恢复他的官职并赐予谥号；后来本朝档案出示，详细记载了反间之说，于是督师的冤屈才完全大白。督师是因为请求入城而被责罚的，如今却说他拥兵不朝，实在不同。况且督师到达京城便立即入见，又哪里还需要中枢派人探查呢？满武愍也曾入城短暂休息，只是没有带领所属部队进入罢了。亡国以后，各种稗史杂然出现，有人随意把荒诞不经的话当作定案，这正是落入晋鄙门客的计策之中。叶星期也略有声名，没想到他的史学竟荒陋到这种地步。君庸先生喜好兵法、任侠仗义，本来属于陈同甫、辛稼轩一类的人物。他预先料到天下将有变故，制造了千艘渔船，以防患于未然。后来竟使舍人兄弟能够凭借这些船只发动义军，仅凭这一点就足以流传后世。后人不必凭空捏造不存在的事情来诬蔑他。至于崇祯年间以贤良身份征召的事情，发生在乙亥年；庚辰年特意起用，又是另一回事。先生被推荐而没有出仕，是乙亥年，不是庚辰年。大概没有一处不是错误的，冒昧恭敬地把这些陈述出来，您能不怪罪我吗？○答董愚亭兄弟论董氏宗谱的信 承蒙您把高门宗谱拿给我看。这是关系到四百年文献传承的大事，不能不慎重。世家支派到今天几乎全都紊乱了，也再没有像刘向、宋忠那样博学的人出来，为天下挽救这种局面，于是家家户户都把错误的谱本流传下去，真可悲啊！我乡董氏，大概有几个宗族，大体都以征君为祖，而支派各自分流。其中最早显著的，莫过于奉化泉溪这一支。建炎年间渡海避难时，平民董之邵与李佾、任戬起义兵抗金；金人分道巡行各属县，到了奉化，被他们三人接连三战三次击退。那时甬上各县都遭受战乱涂炭，只有奉化安然无恙，是董之邵三人的功劳。然而当时张俊放弃明州逃走，或者三人的功劳没有上报，三人自己也不说功劳；他们死后，蔡文懿公才向朝廷说明此事，三人都只追赠为修武郎。董之邵的孙子仁泽、仁声、仁森，相继以进士出身做官，官至殿阁侍从。董子焱也是进士，又历经几代迁居鄞县，这一支就是明洪武年间进士董恭礼及第后，为奉养母亲隐居慈水黄杨岙，并葬在那里的一支。乡里人称他为孝子；明末殉难的兵科都给事中董志宁，就是他的后裔。留居奉化的这一支，是明洪武年间被征召的董清礼，官至监司；他的同族兄弟中，也有许多人因荐举征辟而做到大官。这就是宋代奉化董氏显赫的一支。与仁泽兄弟先后考中甲科的，有董弥明、董亨复、董淮，他们是鄞县人。这也是宋代董氏显赫的一支。元朝初年，当时很有文名的有董复礼，是清容先生最为推重敬仰的人。董复礼也是奉化人，但不是修武郎的后代；自他的曾祖董庭坚以来没有人做官，董复礼才使这一支重新振兴，可惜他没有长寿。这就是元代奉化董氏显赫的一支。高门董氏居住在慈水，大概在三宗之外，另成一支，只是不太显赫；直到梅隐先生迁居鄞县后才兴盛起来。若从梅隐先生往上追溯，能够考察的不过三四代而已。如今看谱中从征君以下五十多代，世系像丝线相连、绳索贯串，姓名、官位、科第没有一个遗漏，难道不会重蹈沈约、魏收的错误吗？唐代的董晋，本来只是个平庸的宰相，韩愈寄居在他门下，于是替他写墓志，使用了许多溢美之词，这种文章实在不值得看重。况且欧阳修《唐宰相世系表》并没有说董晋出自四明，谱中却把他列入，这是第一个错误。宋代的董俨，也是个庸碌的人；况且我乡宋代做宰执的已有十八人，再没有理由增加一个，而谱中却把他列入，这是第二个错误。董鼎父子私下承继朱子的学说。他们所作的《易解》《明之大全》，都采录了朱子之学。近来徐尚书的通志堂又把这些书刻印出来。董鼎是番阳人，谱中却突然称他为甬上宗族的长辈，而且还有《世德录》的序文，这难道不令人失笑吗？其余错误不能一一列举。即使把甬上各宗的董氏全部编入谱中，对于仁泽兄弟却不追及他们的祖先董之邵，使他们另自有祖；向下又不追及他们的孙辈董恭礼，使他们另自有孙，横向穿插而强行附会。又把董亨复、董淮说成他的儿子，岂不是武断而荒陋到了极点吗？如今幸亏有贤明的兄弟二位，勤于搜集古籍，精通考证，又抱着尊祖合宗的心意，一定要寻找可信的说法来流传；不嫌弃我的浅陋意见，还赐教来询问，只可惜我并不是合适的人。即使如此，通过这次行动清理订正的功劳，梳理丛杂的错误，得以完全纠正旧谱的失误，这是高门董氏文献的幸运，也可以说是我们甬上世家文献的幸运。《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六。鄞县全祖望绍衣。书信（六）。论杜工部《杜鹃诗》，答李甘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