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 碑铭六：梨洲先生神道碑文（2/2）

译完颜氏开国功臣，前期首推粘罕，后期则是兀术。世宗的话不可更改。但粘罕之死的真相并不清楚，各书都说太宗之子宗盘憎恨粘罕，所以先诬陷他的党羽高庆裔，再将高庆裔斩杀。粘罕请求降为庶人以赎罪，太宗不许，于是绝食并纵情饮酒而死。熙宗赐他谥号为威烈皇帝。这样看来，粘罕只是因为失意而死，并没有发生决裂的事情。《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粘罕在狱中上书，自诉灭辽、取宋的功劳，接着说：“前些日子的罪过，是御林牙兵忽然猖獗。陛下命臣出兵，臣认为这些狂悖叛逆之徒不日即可平定。没想到耶律潜伏又反叛，双方交战一共三昼夜，胜负未分，本来还可以继续作战。无奈粮草已经断绝，人马冻死。牙兵知道我军深入重地，前面不能砍柴取草，后面又粮食吃尽，所以才遭到失败。又因副将的外家生出反叛之心，知道他的父母妻子都在牙军之中，两军因此发生争端，臣不能把这次大败的罪过归咎于他。愿陛下察知臣有建立国家的功劳，宽免臣这蝼蚁般的性命，使臣能够完成泛游五湖的愿望。”熙宗答诏说：“国相辅佐先帝，曾经建立边疆功劳。朕继承大位，任命他统领征伐诛讨。没想到他掌握着我的重大权力，暗中怀有异心。国人都说他应当杀掉。朕亲自处理此事，并不是敢于徇私；他上奏答对时悖逆傲慢，按理应当一并处以磔刑，以彰明他的罪过。四皓出山而辅佐汉朝，二叔被诛而成就周朝，去除邪恶、任用贤能，鉴戒就在这里。”读了这份诏书，便可知粘罕并非正常死亡。有的人说：当初太宗建立储嗣时，粘罕本来坚决支持宗盘争夺储位，当时舆论认为应当归属于熙宗。粘罕认为熙宗年幼容易控制，而宗盘又因为娶了熙宗的母亲，所以对此也没有异议。等到熙宗即位，粘罕等人专权而受到厌恶，所以诏书中有“四皓”“二叔”的话。我考察《金史·熙宗本纪》，天会十三年熙宗即位，粘罕以太保、晋国王兼领三省。第二年，宗盘、宗干与他共同执掌三省，而粘罕位居其上。又过一年六月，左丞高庆裔被伏诛；七月，粘罕死亡，却没有率兵讨贼和下狱之事。粘罕本传说他死后加封为周宋国王，却没有进赐帝号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遗漏得如此厉害。只是熙宗即位，纪传都说是出于粘罕的力量，而宗辅、宗干、希尹等人也曾帮助他，那么诏书中“四皓”“二叔”的话就不是毫无所指了。《金史》竟茫然无知而没有记载，岂不是太疏略了吗？粘罕在金朝只是疏远的宗室，那么说他争夺太子之位，便没有根据。等到他执掌政权，也没有听说他专权有什么危害国家的地方，那么熙宗或许只是因为厌恶老臣而加罪于他，怎么能让他同宗盘等人一概而论呢？粘罕的孙子秉德参与海陵王的弑逆之事，败坏了家声，也许是因为粘罕的缘故而心怀怨望吗？然而粘罕既然因罪而死，秉德又为什么很快登上右相之位，而且地位在海陵王之上？这些事情全都无法解释。希望您加以考证。○辨析我家《启东墓志》的世系，答厉樊榭。墓志是陈怡庵所作。它叙述世系说：太师和王昭孙的后代，和王生太尉、保信军节度使永坚。太尉生养高处士柏寿。处士生绵竹令璧。绵竹令生晟，字启东。世代居住在盩厔，随宋朝南迁，居住在会稽。养高处士开始迁居苏州。怡庵在洪武、永乐年间以学问广博著称，文章名声也仅次于东里。其文集至今还在流传，然而读这篇墓志，却很像不学之人所写，实在奇怪。名家撰写人的碑志，对于世系必定有所考证，不肯轻信本家子弟的叙述，因为本家子弟的说法有时出于附会。我家是宋朝两代的外戚，不是普通氏族可以相比的；况且怡庵距今不过一百年，时代相隔并不远。吴越两地又接壤，为什么荒诞到这种地步？我家从西汉时起出于京兆，到东汉末年已经居住在钱塘，此后历经三国、六朝，史传都有可考之处；到了唐、五代，记载稍微隐约，但也都居住在钱塘，并不是盩厔。先侍御公才开始从钱塘迁到甬上，他的弟弟又从甬上分居山阴，这是在太平兴国年间，并不是随宋室南渡，也不是从钱塘直接迁到会稽。山阴这一支中，第六世先太保唐公安民的长子叫俦，俦生思正，思正的儿子叫璧，就是月泉吟社所称的泉翁。思正的弟弟叫思敬，思敬生太师和王昭孙。泉翁同和王大概是同祖兄弟，而墓志却说是曾孙，错了。太保的次子是太傅越王份，份生太师申王大中。申王没有儿子，所以以和王为后嗣。和王生太尉，太尉有四个儿子，其中一个叫寿老，就是所谓柏寿，大概是因寿老而讹误成柏寿。泉翁对于寿老来说是族祖；而且泉翁在宋朝任直秘阁，后来自称遯初子，曾同谢皋羽唱和，何曾做过元朝的官？为什么忽然给他加上绵竹令的官职呢？大概自德祐丙子年起，太尉护送三宫进入燕地，这件事见于《元史》；他的子孙都向北迁徙，没有听说南归，怎么会突然有养高处士居住在吴地呢？如果说泉翁在宋朝灭亡后迁到杭州剡源，自称城东处士，这才是确实可以考察的事情，他又何曾居住在吴地？怡庵所叙述的没有一件正确，所以我怀疑吴地这一支是假托的，未必出自和王。如果果真出自和王，就不应当不知道自己的世系。近来我家越中族谱已经散失，幸好甬上族谱附载了小宗世系，可以拿来同刘后村文集中所撰的制词相互验证，没有不相合的地方；但谱中只记到第十世为止，所以寿老以下没有涉及。幸赖这十世的记载，使和王与泉翁为兄弟的关系清楚可见。厉征君樊榭正在编纂宋诗，已经把泉翁列入遗民之中。等到读了怡庵文集，便深感怀疑，于是写信告诉我，所以我把大略的次序叙述出来答复他。○《董征君祠堂志》札，答钝轩。

译征君祠堂右边的丽牲石，出自先宗伯公的手笔。如今我又有幸参与订正祠志之事，实在是无比欣喜。只是祠志所应搜集的，在于文献；这件事只要多翻阅前辈遗集，便足以增色。而打开卷册令人惊讶的地方，竟是东京的两道诏书。征君的事迹，本来不见于范、袁二史，只见于《会稽典录》。范史、袁史以及《会稽典录》没有记载的诏书，忽然出现在家谱中，本已令人怀疑；不过还没有办法指出它确实是依托伪造的。我校勘诏文，确实不像东汉人所作；再拿司马氏《百官志》来验证，它的错误才明显暴露出来。诏书说“召为谏议郎，不就”。考察东汉制度，有谏议大夫，没有谏议郎；有议郎，却不是谏官。懒堂、攻媿诸公都说和帝召拜他为郎中，原本从未说他究竟是哪一种郎官。东汉的郎署大体都隶属于光禄勋，有五官中郎将、羽林中郎将、虎贲中郎将，其下都有中郎、侍郎，直到郎中；谒者仆射之下也有郎中，这些都由光禄勋管辖。至于尚书令所属的官署，初任者试任尚书郎中，任满一年成为郎，再升为侍郎。谏议大夫和议郎虽然也都由光禄勋管辖，却都不是郎中，不能牵强附会地合在一起。制作这道诏书的人从未通晓汉代官制，妄自以为谏议之郎就是议郎，议郎就是郎中，把它们混为一谈，用来追赠征君，却不知道世上还有原甫、贡甫这样的人，竟还想反过来纠正范史、袁史的错误。何况拿范史、袁史考察，完全没有根据的还有“派遣考功郎邱霖作为使者”这句话，同样是这种错误。“考功”二字最早见于《京房传》，但并不是官名。选官机构在西汉本来叫常侍曹，尚书在世祖时改名为吏曹，而郎署当时还没有分职的名称。郎官以考功等名称来分职，是从曹魏才开始的；说和帝时已经有这种官名，实在太草率了。用懒堂的诗来证明，当时派遣的其实是御史，不是郎官。如果说“延光三年，安帝封他为孝子”，那又错了。东汉制度对于孝子、贞士、节妇之类，常常下诏表彰激励，甚至为他们绘像而传布各州，这就是当时的惯例。但孝子并不是爵位名称，哪里有封授的道理？况且旧志如《干道志》《开庆志》《延祐志》中的有关传记，也都没有说安帝有这种举动。这些都是不学无术的人妄自炫饰而写成的。只是孝子本来就是为人伦作表率，并不依靠这类掌故来增加尊重；但对于因讹传而沿袭错误的志书，却不能不加以更正。只是恐怕您家子弟突然听到我的话，未必相信，所以恭敬地把这些意见陈述出来。○寄给谢副使石林的札子。去年冬天腊月将尽时，我得到邸报，才知道您横遭诬陷。读到弹劾您的奏章，气势汹汹，令人可怕，几乎到了不杀您便不罢休的地步。那一天，荆妇等人都因此停止进食，奴仆们聚在一起，接连叹息。我却认为，明处有天地，暗处有鬼神，小人冒着大不敬的罪名来杀人，也不是容易的事。即使说他们只手遮天，力量足以办成此事，但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上，清正的舆论昭然，必定不是这种手段所能施展的。没有过多久，朝廷内外的奏章就把事情揭露出来了。如今部议已经决定恢复您的职务，我想士大夫和学士们谁不额手称庆呢？赶快起程吧。凭您的经世才略和办事能力，过去还没有施展出一二，如今从霜雪风霾之中出来，神采反而更加焕发。从今以后抒发胸中的才学，以报答天子，本来就是我们这一道的幸运。但也不能不审慎考虑今后如何自处。您的操守和见识很高，不是当世那些显贵大臣所能完全理解的。做官所到之处，您希望他们忘掉上下权势的差别而委身听从，他们却做不到；既然不能委身听从，就会牵制您的行动，使您不能自由施展。您的风度品格严整峻拔，但胸襟其实平和宽厚。倘若同贤者共事，自然能够像乳水相融一样没有疑惑。那些庸俗之人听到您事先的声望，便预先猜疑，先抱定成见来对待您。而您对待别人，又一向坦率，不刻意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所以更加危险。在这种时候，您若在其中曲意周旋，向上就辜负了九重天子为您洗雪冤屈、重新起用的恩德，过去所坚持的一切也将全部丧失；这一定不是您所肯做的。如果仍像从前那样刚强不屈，那么覆车之鉴也足以令人寒心。您经历的风波已经很多，高堂上的白发老人因为噩梦而增添老泪，作为人子也应当想到这一点。如今幸好正值解下官印之后，您可以轻快地奉养老太恭人返回桂林；即使家中四壁萧条，按照自己的能力奉养母亲，鱼和豆类也还供给得起，未必不是我们这一道的幸运。您应当好好考虑。您要的《毛诗》诸经解已经全部收到。又问候您近来的起居情况。（这部书还没有送到石林手中，他已经得到差遣；后来果然如我所说，只是依赖圣上的恩德曲意保全，实在令人惋惜。） ○答樊榭。《宋诗纪事》中的错误，先前已经大略呈上数十条。昨天又偶然考察到王亘的始末。考察王亘有两个人：一个是北宋元祐年间的王亘，是四明十洲唱和诗的作者之一，只是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也不知道他的官爵。十洲唱和共有四家：一位是太守刘珵，一位是通判陈了翁，一位是乡里人舒信道中丞，另一位就是王亘。四明图经只记载他们的诗，没有详细记载这些人的情况。了翁是大儒，声名德望很高；信道也是诗坛老宿；王亘能参与其中，大概绝不是普通人物，但他的踪迹竟完全湮没。我考察这件事已经很久，却没有所得。另一个是南宋干道年间的王亘，是福建人，曾经在广东南恩州任职，所以广东也有他的诗。他还来得及同胡澹庵交往。您所载的王亘，诗却是元祐年间的诗，而把他系在干道年间，错了。干道年间的王亘，怎么能够同陈了翁、舒信道并列唱和呢？应当把两个人都保存下来，分别说明。我冒昧告诉您。○答山阴令舒树田水道札。

译长江以南，所谓三江有多种说法。《禹贡》所说的三江，郭璞认为钱塘江是其中之一；《春秋外传》所说的三江，韦昭认为钱塘江和浦阳江是其中两条。越中所说的三江，则把钱塘江、曹娥江和钱清江列为三条。《春秋外传》的三江已经不能同《禹贡》的三江相当，何况只是越中一地所说的三江呢？这是不必辨析便明白的。浦阳江本来是钱塘江的支流；曹娥江和钱清江又是浦阳江的支流。浦阳江向东流出后逐渐变大，越人把它称作诸暨江。从这里分为两道：从南道流出的，经过蒿坝；从北道流出的，经过义桥。蒿坝以下，就是所谓东小江，下游便是曹娥江。（如今越人把东小江截断在曹娥一带，另立为一条水道，并不是古代的水道。）义桥以下，就是所谓西小江，下游便是钱清江。然而曹娥江只到达会稽境内便停止，而钱清江则深入山阴境域。我读郦道元《水经注》，其中所说的浦阳江，本来专指曹娥江，后来又把萧山的潘水当作浦阳江，这又属于钱清江。大概是他的疏理辨析不够精密，不知道曹娥、钱清是两条水道，只把它们混称为浦阳江而一并举出。《嘉泰志》对此辨析得也不够清楚，这些我已经见于所呈上的《浦阳江记》中。然而自三江分流以后，各自都有防护工程：钱塘江水上涨时，萧山用渔浦堤防护；曹娥江水上涨时，会稽用蒿口坝防护，都没有造成灾害，唯独钱清江的水患最严重。大概义桥的水经过萧山尖山，进入临浦，汇合山阴麻溪以及承天、乐等乡的积水，穿入钱清江，河水与江水相互冲斗。平时江水挟带海潮，水位高出河水；如果淫雨连日、山洪突然上涨，河水又会高出江水，于是不得不修筑闸坝。如今越地只知道钱清江治理不好，田禾都受到灾害，却不知道洪涛也使船只航行困难，行旅都不敢经过那里。周益公《思陵录》可以作为考证。明代天顺年间，东莞太守彭谊公于是开凿疏通碛堰山，引上游的水从渔浦流入钱塘江，又在临浦筑坝，截断水流。成化年间，浮梁太守戴琥公又修建麻溪坝，增设扁拖等闸门来疏导水势，水患才稍稍平息。然而碛堰使水逆向流动，终究不是水流自然的趋势；而且临浦的江塘尚未筑成，海潮仍随着江水进入麻溪，加上三十六支流在内地的积水，扁拖等闸门也不能全部排泄。嘉靖年间，汤公开始主持应宿工程。应宿这个地方两座山相对耸立，石脉横在中间，正好位于三江汇合入海的通道上，于是修筑二十八座闸门，用四百多丈塘堤加以护卫，从此尾闾之水才能畅通无阻。此后，钱清虽然有江的名义，实际上却不再成为江，可以享受引江之利而不受江水之害，居民也几乎忘了它是三江之一。然而汤公的功劳确实伟大，彭、戴二公作为先行者的功绩，难道也可以埋没吗？所以我曾说，汤公的两座祠堂，其中位于三江的，应当专门祭祀汤公；位于城中的，则应当同彭、戴二公合祀，这样礼制才合乎人心，可惜没有人实行。不仅如此，考察《尚书》余公的话说：“汤公之后，增修石堤并加以捍护，把旁边的四个洞改为常平闸，以泄放涨水的人，是太守泾县萧公良干，事情发生在万历十有二年。后来又略有缝隙，灌入铅锡，使它没有丝毫空隙的人，是太守光州黄公絅，事情发生在崇祯之六年。”这样看来，在三江祠中，他们都应当列入配享之列，不能任其默默无闻而已。萧公又另外修建山西闸，以补助应宿工程的不足，功绩尤其显著。（详见《越水詹言》）《尚书》又说：“闸门工程的修整，大体五十年举行一次。” 从今以后，不能不对后来的继任者有所期待。康熙初年，乡人姚少保姚启圣又经常修缮这些工程，如今已经七十多年了。旧有工程坚固完整，后人本来不能任意更改，这是当然的。然而培护保护的功夫，也不能停止。康熙己丑年以后，有人议论说，闸门本来主要是用来泄水的，即使有所侵蚀啃损，也没有妨害，于是任其搁置到今天；这又是我不敢相信的事情。○《水经》砾溪札，寄给慎甫。蔡九峰把砾溪说成砾溪口的错误，东樵已经详细加以纠正了，这一点是对的。但东樵论说砾溪，错误比九峰更严重，您知道吗？砾溪从来没有南、北两条涧水。东樵既然读了错误的《水经》版本，却不知道校正，又误把句子读断，于是形成了他的妄说；九峰当时还不至于错到这个地步。《水经》原文是：“济水向东流经成皋县北，又向东流经荥阳县北，又向东北到达砾溪南。”其中根本没有所谓北砾溪。善长认为济水不应从东北方向流出而到达溪南，于是否定原文，另作注说：“济水向东流经二广武城北，又向东流经敖山北，又向东汇合荣渎，又向东流经荥阳县北，又向东南流，于是砾溪从北面注入。”这只是把经文所说的水道改正了方向，从未另有所谓南砾溪。错误的《水经》版本忽然把文字颠倒为“又向东到达北砾溪南”。于是东樵认为既然有北砾溪，就一定有南砾溪；而错误版本又把注中从广武城以下的六条内容全都列入经文。东樵不知道这是错误，便依照这个文字重新断句为：“济水又向东流，南砾溪注入。”这样一来，两个砾溪俨然同时出现在经文中；而善长纠正经文的说明明明在注里，他却没有想到。这样说来，九峰的错误不过是把一个砾溪说错了，东樵的错误则把一个砾溪说成两个砾溪，《水经》受到的诬蔑就太严重了。砾溪不是别的水道，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说的冯池。古代从未听说有两个冯池，又怎么会有两个砾溪呢？世上读错误《水经》版本的人很多，哪里只是东樵一个？但在错误版本中另行断句，反而增加了错误，东樵深思专精，竟因此反而招来这样的忧患。希望您替我仔细审察一番。○与同馆某君札。

译杨生杨永钰跟随您在精舍办事，您如此大力吹捧他，实在是一番盛情。然而永钰有幸得到贤者的青睐，更应当按照实际学问来行事，以报答知遇，不应当夸大荒诞、放纵荒废，陷入近来所见那种游谈无根的习气。最近永钰自以为是，胡言乱说而毫无顾忌，势头日益严重，希望您能找机会教导他。您替他的父亲作墓志，文章写得很好。但其中依据永钰自述的世系、师传等说法有错误，有些事情我不能不向您陈述。永钰自称是镜川杨氏的后裔，却连其中详情也不知道。镜川的兄弟中，一人是文懿公杨守陈，曾多次升任吏部侍郎，赠礼部尚书，《明史》有传；一人是碧川先生杨守址，也多次升任吏部侍郎，后来以尚书身份致仕，甲申之后补谥文肃，《明史》附在文懿公传中；一人是康简公杨守随，曾任工部尚书，行大理寺卿之职，《明史》有传。这三位中，文懿公是德行醇厚的大儒，碧川也有文名，在官场以刚正著称，康简公则是力争把逆瑾列为八臣之一的人。永钰竟说杨守陈官至工部尚书，谥号庄简，这就太可惊异了。《明史》并不是偏僻的书，以永钰的博学高雅，竟然没有看到这些。即使是《鄞志》和《甬上耆旧传》，也不应当完全没有考察到这些事情。文懿公的显贵在宣宗年间，他的祖先此前没有显达之人，世系在他的文集中写得很清楚；永钰却说他是明代观使杨厚的九世孙，这是强行把文懿公认作自己的祖先，又强行替文懿公认定祖先，并且把官职和谥号全都改了，竟然还说他的父亲曾重新雕印文懿公的文集，实在荒诞愚昧。天下难道就没有人见过文懿公的文集吗？您若把这些说法一一相信并写入墓志，世人或许不知道出自永钰的错误，反而会认为是贤者疏于考察，也足以成为污点。永钰的祖先本来出自我乡城西的莺脰湖，有个叫杨钦的平民，曾因争取减免湖田重税而得到减免，至今湖上人还附祀他；听说庄简祠中祭祀的也是一位义士。永钰认为平民不足以作为宗族祖先，所以依托镜川杨氏；但他又不肯虚心核查，希望您重新订正此事。我们乡里的杨氏，显达的有三支：镜川一支最为显著，此外还有南里草堂杨安成先生的后代，但没有听说有官至方伯以下的人；又有忠谏坊杨后江先生的后代，如今已经绝嗣。这两支杨氏尚且没有同镜川杨氏合谱，何况其他支派呢？永钰又说他的父亲以及侍万八先生季野，他的同游者有蒋太史蓼崖、胡京兆鹿亭、袁孝廉。眉少就更加可惊了。蓼崖是我的舅父，从未同季野交游。京兆虽然年纪比季野小，却以早年显贵著称。他们兄弟相交，而且京兆是诗人，并不讲学。眉少也从未见过季野一面。永钰不知道根据什么，竟把这三个人牵引进万氏门下，是想借此抬高万氏，还是想抬高他的父亲？希望您问问他。有人问永钰：“听说您不取法杜甫的诗，那么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中，哪一时期最合您的心意？”永钰正襟危坐回答说：“李穆客使人为之茫然。”退下后考察，才知道李穆客是刘文房的女婿，而他的诗传世只有一首。近年来后生的风气日益浮薄放荡，像永钰这样的人渐渐不能再纵容下去，我又担心会成为您的负累，所以不敢沉默而已。《鲒埼亭集》第三十五卷，鄞县全祖望绍衣撰，余姚史梦蛟竹房校订。杂辨。○辨析大夫种不是鄞县人。自古以来的图经、地志，没有不牵引古人来为本乡增光的。我认为，如果不核实事实，就只会使这类书不足以取信于世。我国浙江钱塘江以东地区的人物，在《会稽典录》中记载最为完备；其中说到鄞县人，是从大里黄公开始的。南宋王尚书深宁、黄提刑东发，才根据高诱《吕氏春秋》注，开始认定大夫种是鄞县人，于是说范蠡和种功劳相同、关系一体。范蠡可以离去而种不能离去，是因为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两位先生的话很有道理，但我核查之后，却有所疑问。《越绝书·外传》说：“范蠡起初居住在楚国，向内看像盲人，反过来听像聋人。大夫种进入他所在的县，知道那里有贤人，得到范蠡后非常高兴，两人都看出称霸的征兆将从东南出现，于是相约前往，一同停留在吴国。吴国任用伍子胥，于是他们离开吴国前往越国。”又说：“范蠡向种请教越地的情况，越国大夫石买说：‘这个客人周游诸侯，渡过河津，却没有办法自行取得功名，大概不是真正的贤人。’这样看来，种不是鄞县人了。”《吴越春秋·内传》说：“勾践从吴国回来，范蠡对种说：‘您可以离去了。’种不认为这样。后来越国内部发生忧患，不能朝见，种对妻子说：‘我们的君王要向吴国雪耻，我却把住宅全部迁走，自投于死亡之地，后悔没有听从范蠡的谋划。’ ”又说：“勾践赐给种一把属镂剑，种叹息说：‘我这个南阳的长官，竟成了越王的俘虏。’”这样根据种将死时的话来考察，更可见他不是鄞县人。《越绝书》虽然不是子贡亲自所作，但确实是西汉人的笔法；《吴越春秋》虽然是皇甫氏搜集编纂的书，也毕竟是从东汉以来流传下来的。两位先生只根据高诱的一句话，却把其他证据全部抛弃，恐怕并不是这样。我又考察《吴越春秋》的注，其中也引用高诱的注，说：“大夫交种，字会，楚国邹地人。”这才恍然明白：邹和鄞二字都从“邑”旁，字形或许相近而发生讹误。以深宁、东发两位先生的博学精审，竟因一句话的错误，给乡里留下千古误说，怎么能不谨慎呢？○辨析钱尚书争论孟子之事。

译秀水朱检讨朱彝尊曾经认为钱尚书争论孟子之事是虚构的，只是暂且存疑。他认为太祖不至于武断到这种程度而已。同乡万隐君万斯选考察此事，则更加缜密。万氏说：“《南太常寺志》和翰林院旧档记载，洪武五年，国子监将要举行丁祭，太祖说：‘孟子不必配享。’这一年腊月，太祖又说：‘孟子对先圣有功，从今以后恢复配享。’这样看来，孟子确实曾经被停止配享，但并不是因为钱尚书进言而恢复，这是第一点可疑。《典故辑遗》记载，太祖读《孟子》，认为孟子回答君主时不够恭敬，愤怒地说：‘假使这个老头活在今天，难道能免罪吗？’当时正要举行丁祭，于是下令停止配享。第二天，司天监奏报文星昏暗，太祖说：‘大概是孟子的缘故吧？’于是命令恢复配享。这说明孟子几乎被停止配享，也不是因为钱尚书进言而恢复，这是第二点可疑。《实录》说命人编修《孟子节文》是在洪武二十七年；《嘉靖宁波府志》却记为洪武二十三年。假如果真是府志所说的年份，而钱尚书又在洪武二十三年卒于寿州，那么也赶不上参与编修《孟子节文》，这是第三点可疑。成化府志没有记载此事，到嘉靖府志才出现，这是第四点可疑。”万氏所怀疑的情况如此，那么钱尚书的事情似乎确实不足以相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 然而这件事，成化年间杨氏的志书没有记载，天顺年间黄氏的志书却有记载（称为南山佥事）；黄氏文集中还有诗来记载他的事迹，所以他的孙子所作《闲中古今录》也记载了此事。黄氏生于洪武年间，距离钱尚书的时代还不远。况且成化府志虽然没有专门为钱公立传，却并不是没有收载黄氏的诗，因此也可以相互参见。李氏《四明文献志》也记载了此事。这些记载都出于嘉靖张氏志之前，不能一概认为是诬妄。按照我的考察，停止配享和编修《孟子节文》原本是两件事。停止配享在洪武二年，卧棺绝食来争论此事的人是钱公。编修《孟子节文》在洪武二十七年，极力斥责刘三吾为佞臣、据理争辩的人是连江孙芝。天顺年间黄氏的志书把钱公的事情系在洪武二年，这是正确的；但又把编修《孟子节文》的事情一并提到，于是把后来的事情混到了前一件事中。嘉靖志则把停止配享系在洪武二十三年，于是又把前一件事混到了后一件事中，不知道这两起案件涉及的是两个人。太常寺志等书把洪武二十年误作洪武五年，也如同嘉靖志把洪武二十七年误作洪武二十三年一样。各书没有记载钱公进谏的事情，也像孙芝之事一样，只见于国史；只是因为可疑，所以其他书没有记载。大概史事本来就有必须相互参照才能完备的；如果竟然因此认为事情根本不存在，那么黄氏就不是在欺骗人。至于太祖的武断，也不必讳言，并不是后人能够替他讳饰的。最近看到钱氏家传，说钱公卒于洪武二十七年，想要同《实录》相符合，却又错了。○公棠辨。剡源有九曲，公棠是其中最后一曲。有人认为，孙兴公来到山中时曾经种过棠树，因此得名。姚江黄先生对此表示怀疑，说：“二百八十峰中，以孙兴公得名的地方是梨洲。《尔雅》说赤棠就是梨，既然有梨，就不应再有棠。这是把同一件事牵强附会到两个地方上了。”我考察《宝庆四明志》，原本写作“公塘”，大概是九曲的水汇集到晦溪，在公塘设置堰坝。在堰坝建成以前，先有池塘蓄水，所以称为“公塘”。《乾道四明志》记载山川形势，也只提到孙兴公的梨洲，没有种棠树的说法。《开庆四明志》记载吴制使在公塘设置营寨防盗，可见当时这是一个要地，不应连名称都弄错。把“塘”写成“棠”，始于《至正四明志》，大概是好事者所为。姚江黄先生只是怀疑这是把同一件事说成两处，却没有考察出讹误转变的源头。我起初写《剡源九曲辞》，也沿用了传闻中的说法，给文坛留下了错误。山中的神灵如果知道这件事，应当为此冷齿讥笑。因此加以订正，以弥补说错话的羞惭。《汉会稽三都尉分部录》汉代会稽郡分为三个都尉部，情况不太清楚。自《吴会稽典录》以来，各书记载的异同纷纷出现。鄱阳洪文惠公虽然作了辨析，但仍未能考核清楚。于是作《汉会稽三都尉分部录》。

译西汉时会稽郡的疆域，西部都尉治所在钱唐，东部都尉治所在鄞县，但东部不见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幸亏宋代的志书记载了它。平定两越以后，增置回浦、冶二县，并以南部都尉治回浦。东汉分割郡界、以江为界以后，便把西部都尉设置在太末，东部治章安，南部治侯官，原本界限分明。李宗谔《图经》说，汉文帝时都尉治山阴，元狩年间才迁到钱唐。这样看来，汉初只有一个都尉治山阴，后来分为东西两部，才把山阴的治所迁到钱唐，又把山阴隶属于鄞县，作为东部，这足以补充班固《地理志》的遗漏。如果《通典》说西汉时西部已经在婺女，即太末，那就是大错。唯独回浦、冶二县，最为旧史所混淆。班固《地理志》在冶县下说“本闽越地”，正可说明回浦县是瓯越之地。晋代《太康记》说，章安县本是鄞县南面的回浦乡，汉章帝时设置；如今从象山到台州临海一带，正是鄞县南部的土地，这就是西汉的回浦，东汉改名为章安。洪文惠认为回浦在西汉已经设县，不应在当时还称为乡，却不知道县乡的分合升降各有时宜；当时大概是撤销县并入鄞县而成为乡，汉章帝又重新设置为县罢了。大概西汉时设置这两个县，原本是为了统辖两越的遗民：回浦在鄞县以南，用来统辖瓯越；冶县又在回浦以南，用来统辖闽越；南部都尉治回浦，以此统领它们。自从司马彪误把章安当作冶县，张勃便说东汉的临海，即章安，以及侯官二都尉，都是从冶县分出的；沈约、刘昭疑惑而不能判定，后来《通典》竟以张勃的话为依据。假如章安就是冶县，而从章安到侯官都由冶县分出，那么西汉的回浦所管辖的又是什么地方？难道只是像六朝时那些空旷荒废的县一样，有土地而没有百姓吗？所以洪文惠认为《续志》有缺文，应当写成“章安原为回浦，侯官原为冶”，这样才符合地理沿革。（按：如今《会稽》第十四县写作“东部侯国”，是错误的文字，大概原文是“东侯官”三个字，见沈约的志书；“东侯官”这个名称就是从这里开始出现的。）《吴地记》说：“汉代把东瓯称为回浦，光武帝把它改名为章安。”这可以证明章安就是回浦。《晋志》说：“东冶，后汉改为侯官。”这可以证明侯官就是冶县。《图经》既然知道章安本是回浦，却又说西汉东部已经治冶县，也是因为沈约志书中把章安列为东部，所以产生了这个讹误。洪文惠又怀疑西汉的回浦恐怕不是南部，却不知道东部既然在鄞县，南部就应当在回浦；直到东汉以江划界以后，东部才迁到章安。《太平寰宇记》记临海时说它本是回浦，后来汉改为章安；但它记载永嘉时又说本是冶县，后来汉改为章安，为什么前后这样自相矛盾呢？这都是由于《续志》和《沈志》而产生的错误。然而我考察《会稽典录》引朱育的话说：“元鼎五年平定东越，便把它的土地设置为冶县，并入会稽郡，同时设置东部，后来迁到章安。阳朔元年，又迁治鄞县，后来又迁到句章。”这样看来，错误在司马彪以前就已经产生了。东部治鄞，应当是在回浦尚未开发以前；既误把回浦说成冶县，又误把回浦以南的南部说成东部，反而说东部的鄞县是从冶县迁来的，实在毫无根据。直到今天，奉化、象山之间还有名为回浦的乡，大概就是汉代的旧名。什么毛生胡乱争辩，竟说它在萧山以西的境界内，那就更加荒诞了。他想把前志、《续志》、《晋太康志》、《宋志》、《吴录》、《吴地记》、《太平寰宇记》、《隶释》等书全部抹杀，删掉两千年来会稽郡的一个县，以成全他乡里的私意，这种做法实在不值得置喙。《昆明池考》

译昆明池在昆明，滇池在滇地，本来是两处水域。我根据地理考察，昆明就是今天云南的大理府，滇就是今天的云南府。滇地自楚庄蹻以后，世代都是国王，于是以池水的名称命名自己的国家；而昆明一带没有君长，又是滇国边界以外的蛮夷之地。汉朝开通西南夷，本来是想寻找身毒国以通往大夏，于是派使者到滇国，滇王替他们寻找道路，却因为昆明阻隔，关闭道路，使汉使无法通过。汉武帝听说后大怒，想要讨伐昆明。听说那里有昆明池，便在长安西南开凿昆明池，用来演习水战。等到两越已经平定，滇王率全国归附，而昆明最终仍未通服。郭昌率军攻打它，没有成功而返回。从汉代到隋代，永昌一带的各族蛮夷相继归属郡县，只有昆明没有归附。《通鉴》记载：唐武德四年，昆弥派使者归附朝廷，昆弥就是昆明。当时有西弥河蛮、东弥河蛮，通称为昆弥。因此昆明应当在今天的大理无疑。然而《史记》《汉书·西南夷传》和《三辅黄图》都说昆明有滇池，汉武帝在长安仿照它开凿昆明池；这样看来，今天云南府的滇池，自古以来从未迁移。昆明还在滇池西南，相距九百里，史书却忽然把两者连在一起说，终于使今天云南府的首县也以昆明命名，造成了错误。况且从事情本身来说，滇王从未得罪汉朝，汉朝无缘无故考察他的地理并想要讨伐他，没有这样的道理。从军队行进的道路来说，汉朝如果想攻打昆明，就要离开昆明国千里，难道能把昆明的军队远远调来，在滇地作战吗？这更是无法相信的说法。我怀疑这件事很久了，只是没有证据来证实。偶然读到杜岐公《通典》说：“西洱河又名昆弥川，汉武帝仿照它的形状开凿昆明池来演习水战，并不是滇池。”古代有昆弥国，也以此得名，我才恍然明白。今天云南全省的水域中，最险要、最能扼制迤东迤西交通的，没有比西洱河更重要的了。它就是古代叶榆水向北流出的河道，从浪穹县罢谷山汇合各支流，又汇合点苍山十八条河流，形成巨大的水面。《水经注》说诸葛丞相在榆水以南作战，就是指这里。史万岁攻打南宁，渡过西洱河，攻破三十多个部落。韦仁寿率领五百士兵，沿西洱河开拓土地千里。梁建方攻破松外蛮，派奇兵突然抵达西洱河，东西两支蛮族惊惧请降。鲜于仲通、李宓都率十万军队在洱河覆败。洱河是大理一带的汤池要塞。昆明依仗这条河流据险固守，以阻挡汉朝使者，所以汉朝想在京城仿造它的水道，让士卒练习水战。但最终也拿它没有办法。如果是滇池，就不是这样了。史书说滇池水源深而广，河流浅而窄，四面平坦开阔；虽然方圆三百里，但古人有事于南中时，从未把它作为战场，更何况汉武帝想讨伐的并不是滇国。我又考察唐代嶲州都督刘伯英的上疏，他说松外各蛮暂时归服却很快反叛，请求从西洱河进攻它们，这样就可以打通通往天竺的道路。天竺就是古代的身毒，刘伯英的话仍然沿用汉人从昆明开通道路的旧办法，由此可见洱河就是昆明，毫无疑问。滇南自蒙氏归附唐朝以后，后来同吐蕃争夺的也只有昆明。异牟寻夺取昆明后，便控制盐池，迁徙洱河一带的七种蛮族；吐蕃派八万军队驻守昆明争夺它，韦皋包围昆明却不能攻克，可见昆明地势险要。高宗时，唐九征在姚、嶲攻打吐蕃，吐蕃用铁索架在漾濞两水上通往西珥蛮的道路，并筑城驻守。九征毁掉铁索，攻破夷城，在滇池树立铁柱来记功；他所说的滇池也是指洱河，大概是沿袭《史记》《汉书》的错误。九征在大理获胜，不应在相距千里的滇池树柱，这一点尤其奇怪。自司马迁、班固以来，这个错误一直沿袭；虽然有杜岐公的话，却没有人据此订正旧史。元代段世回答梁王说：“如果想修好，就应当等到昆明池变成西洱河。”哪里知道西洱河本来就是昆明池呢？于是作《昆明池考》。苏轼说：“南诏有西洱河，就是牂柯江。河的形状像月亮环抱耳朵，所以得名。我认为‘昆明’转成‘昆弥’，‘昆弥’又分成东西二弥，‘弥’再转成‘洱’，这是语音多次变化，并不是因为形状相像。若说它是牂柯江，那就更不对了。宋人自从以大渡河划定边界以后，就不知道天南一带事情的详情了，所以才会这样说。” 《广德湖田租考》

译我乡广德湖废湖造田后，向官府缴纳的是租，不是赋，所以比其他乡里的田租独独沉重。世人只知道湖田的开垦是由于楼异，却不知道湖田不缴赋而缴租，是由于仇悆。因此世人只知道湖田中有楼异祠应当废除，却不知道祭祀仇悆的乡校尤其应该废止。《宋会要》说：“绍兴九年，权明州发遣周纲上言，湖从政和八年改为田，招募百姓承佃，收到租米一万九千石。到绍兴七年，守臣仇悆请求命令现在耕种的人不再缴给田主，直接缴纳官租，租额增加到四万五千多石。”唉！古往今来的聚敛之臣，迎合君主放纵恶行，大概有超出人情常理的。田主能够拥有这些湖田，他们招募人开垦、筑堤堵湖的功劳，不知道有多少；即使已经开垦、堵塞，一年成为菑田，第二年成为新田，第三年成为畬田，也不知道施肥治理了多少，这以后才得到这样的租。上面的人忽然夺取这些租而据为己有，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脸面面对百姓。田主的租，难道终究能够一直被夺走吗？那些佃户大多是贫民，他们平日不能不依赖田主；一旦完全背弃田主的租利，也不是贫民的好处。然而三代以后，田地的阡陌不能永远成为王田，这是形势所决定的。几年以后，田地必定卖给别人，于是又归田主所有。田主将会把全部租额都缴给官府而不取一升一斗的利益吗？还是会提高租额，从贫民那里收取更多呢？因此这将成为无穷的祸患。绍兴二年，李庄简公光任宣州知州时，曾经说政和以来东南湖田造成的祸害，只能做到废除余姚、上虞二县的湖田而已；过了两年，他调任湖州，又两次上疏请求全部恢复鉴湖、广德湖、湘湖的旧制。朝廷商议后派转运使考察，报告尚书省，而当时明州的守臣正是仇悆。他不考虑奉行正义来缓解辖区百姓的灾害，反而用增加租额的办法欺骗他的君主。自从有了这次加租，后来转运使便说：“详细查考，湖既然已经改为田，就再也没有恢复的道理。”于是湖田的祸害始于楼异，而由仇悆造成。起初不过是为了补充接待高丽使臣、办理贡道的费用，后来竟用来供养军队。宋朝灭亡后，又用海运把租粮运往津门。湖田百姓所受的祸害太大了。然而《宋史》竟然为仇悆立传，还很称赞他的美德，《四明志》也如此；不知道他是这样的聚敛之臣，他其他方面还有什么值得观赏的呢？湖田减赋是在明代嘉靖年间，靠平民杨钦的奏疏；当时尚书闻公渊、副使陈公槐首先主持此事，才得以向朝廷请求，但与其他地方相比，湖田的负担仍然特别重。湖田的祭祀对象有三人：报答功劳的人、废湖造田的人、加租的人；加租者也享受祭祀，却没有人追问，这真是令人无法理解的疑惑。有人说：如今奉化的善塘有一座庙，就是祭祀仇悆的。仇悆退居奉化时筑塘便利百姓，这同这里所说的事情有什么冲突呢？我说：仇悆任明州守臣时，只想增加国家的赋税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没有空闲替百姓着想。等到他退居以后，就不再有这种想法了。楼异也曾经修复戚浦，直到今天城南的人还祭祀他。所以我说丰惠祠、蓬莱观的祭祀应当废止；至于戚浦，则不能因为过错而掩盖功劳。仇悆应当在善塘受祭，也同样如此，每件事都有各自适当的道理。只是奇怪，五百年以来人人都说废湖的祸害，甚至把罪责归给王正已的强辩，却没有人考察到这件事，所以特意记下它。《知广西府杨公传纠谬》

译鄞县的甲姓有四家：杨、张、屠、陆，其中杨姓最为兴盛。礼部尚书文懿公杨守陈，以博学的儒者著称；以及他的弟弟吏部尚书文肃公杨守址、工部尚书康简公杨守随，都是景泰以后有名的大臣。文懿公的两个儿子，刑部侍郎杨茂元、四川按察使杨茂仁，也都是名臣。可是对于文懿公的孙子、广西公杨大节，却很少有人知道。杨公名美璜，字以和，是杨茂元的儿子。因文懿公的恩荫补为国子生。他家的家法最为纯正，教育子孙遵循正学，从未因为家族显贵而败坏家风。他起初任左军都督府都事，不久改任南京职务，升为中军都督府经历。正德己卯年，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武宗南下，皇帝车驾到了留都南京。当时江彬的势力非常嚣张，随从的大臣都听他指挥。南京的官员们迎奉皇帝，尤其战战兢兢。一天夜里将近丙夜，江彬忽然传旨要从中军都督府取京城城门的钥匙，不知道他想做什么。杨公以祖宗制定的制度为依据，不允许夜间开启城门，拒绝了他。江彬大怒，再派人用危险的话恐吓他，他仍不屈服，反而拒绝得更加严厉。到了早晨，江彬假传圣旨逮捕他下狱。南京枢密大臣乔宇气势汹汹地责备杨公，想让他承认罪过，再请江彬宽释。杨公据理抗辩，始终不屈。当时行在的大臣们虽然心里敬重杨公，也明知他下狱是由于江彬假传圣旨，但都害怕江彬，不敢上奏。不久有旨意释放所有囚犯，南京司法大臣仍然害怕江彬，把杨公拘留起来等待命令。众人都认为他必死无疑。幸好武宗虽然宠幸江彬，英明却还没有完全丧失；江彬虽然擅自传令，也不敢私自杀人。武宗北返以后，最终释放了杨公。江彬被诛杀，世宗听说杨公的事情，赞叹嘉许，升任他为工部虞衡司郎中，出任广南府、广西府知府，都有惠民政绩。我读焦澹园《献征录》，其中极力称说孟尚书守正，上游牛首山，夜里到达聚宝门，孟尚书坚决关闭城门不让他进入，于是皇帝便住在报恩寺中。以杨公这件事来看，这些话都是妄说。《明史》则说江彬向乔宇索取城门钥匙，乔宇极力拒绝，大概是把杨公的事移到乔宇身上了。唉！当时江彬的叛逆阴谋虽然尚未实现，但他把京城看作自家的门户，任意施加威福，局势已经危险。身为参赞的重臣眼看他假传圣旨、拘禁掌管文书的官吏，却不敢违抗；而杨公能够承担这件事，真是孟贲、夏育般的勇气，也或许是文懿公以来家教恩泽的结果，称得上没有辜负世代为臣的家风。然而那些重臣却羞愧至死。重臣做不到的事，小臣做到了，后来却仍把小臣的功名掠取过去归给重臣，这正是值得重臣长叹的事情。郅恽处在东汉时，拒绝开启关门接纳皇帝，汉史把这件事记载下来。如果拿郅恽同杨公相比，郅恽容易，而杨公困难。大概明主可以让官员守住职分，但逆臣的愤怒却难以抵挡。明代重视科举甲科，因此因父祖恩荫任官而在史书上有名的人很少，即使贤能，也难以登上大官。假使李卫公在当时起用，恐怕也会感到不平。像杨公这样节操高尚的人，能够成为重臣，难道不是仅凭坐谈就能使淮南王胆落的人吗？世宗既然知道他的才能，却仍听任他沉浮于边远夷地直到老去，不也是把人才弃如草芥吗？《明史》不记载杨公的事，《嘉靖府志》说杨公因为不参与江彬的谋逆而被拘捕，直到江彬被诛才释放，这又是妄说。我的依据是半湖陈公的日录；陈公当时因献俘随张永在南京，又一同入京，亲眼见到这件事，于是采录下来以补正史，并纠正各家的错误。《节愍赵先生传纠谬》世人流传节愍赵先生之死，所说都不准确。我从华公默农、高公隐学的两部文集中考察得知了事情的真相。世上没有欧阳修，谁来替王彦章考订事实呢？于是作《纠谬》。丙戌年六月，江防失守。先生在桌案上题诗说：“一个书生不懂军法，难以驱逐敌人，哪里有像秦庭那样可以借兵的地方？只有东津桥下的水向西流，直接通到汨罗，我清白地发誓至死不吃家里的东西。”众人从各方面劝解安慰，都不能使他改变心意。原来先生因为曾经借了朋友的钱还没有偿还而感到惭愧，便设法安排，终于筹到了钱。第二天早晨起床，他把自己所作的历次考试经义文章装在袖中，把衣巾送到文庙，前往朋友家归还钱。朋友很清楚他的贫困，惊讶他这么快就还钱，便问他缘故，先生只是笑而不答，立即到城东跳入江中。渔船惊动后聚集来救他，但江水湍急，浮尸已经漂走，大家奋力追赶，才勉强追上。先生家里早知道他是为了求死而出发，派了四批人跟踪寻找，也追到江上。渔人们问明缘故，感叹不已，便共同灌他喝酒，冲开他的喉咙，按压他的胸口，使水从体内流出；又发现他袖中有许多纸张。这时朋友也赶到了，为此惊哭了很久。先生苏醒后，众人抬他回家。他全身毛孔间鲜血淋漓，睁着眼睛不说话，仍然不肯进食。家里没有办法，先生过去曾在太白山中教经，与弟子徐生相处很好。这时徐生听到先生的事情，前来看望，于是强行把先生抬进山中，想让他进食；先生不肯，徐生便编造一些话来安慰他。有人说：“李侍郎长祥已经攻克绍兴了。”有人说：“翁洲大将黄斌卿奉监国回来复国了。”有人说：“石浦大将张名振取得了奇功大捷。”有人说：“四明山的山寨已经攻下慈溪了。”先生听到这些话，立即进食。这样过了半年，编造的消息渐渐说尽了，而先生的病也稍有好转。他偶尔走出山中，向樵夫们询问外面的近况，樵夫们便顺着头发指给他看，说：“天下已经完全安定了，还有什么可问的呢？”先生听后大为悲恸，倒在地上，从此再也不进食。到了冬天结束时，他困顿得厉害，气息奄奄地死去。先生殉节的始末就是这样。如今流传的说法却说先生投水立即死去，死后没有人知道他的原因；路人经过时，有人看见他在文庙中哭泣，才知道缘故，却不知道他的绝命诗已经写出来了。又从死而复生，延续了半年，那么说他投水即死就更加错误了。我看志士之死，也各有各自的地点和时机。文天祥、谢枋得，是前代的事情。明朝末年，蕺山先生不是绝食而死，而是投水而死；漳浦先生两次绝食，没有死，却死于刑罚；寒山先生四次投水、投缳都没有死，起兵一年后，最终死于水中；郑御史为虹没有死于自刎，而是死于刑罚。他们同样都是死，但没有立即死去；不这样，就不足以显出他们节操的奇特。只是先生在朝廷时不入朝就坐，在宴燕时也不参加，凭他的身份本来可以不死，却偏偏要求自己一定死去，这就更加奇特了。先生的私谥为“节愍”，也是华公、高公二人所定的。《记范孝子事》

译我乡的孝子范洪震，一百年来没有人说过他一句坏话，却不知道孝子的大节本来还有不完全属于孝行的部分，即使他的家传也略去了这些。偶然读到董处士剑锷的文集，得知了这件事，便节略记述如下。管江杜秀才为守节而死，陆处士宇燝收养了他的遗孤。遗孤多病，处士有一天买药经过孝子家，孝子问道：“这是什么人，你为什么给他买药？”处士把情况告诉他，孝子惊然起身说：“原来是杜郎的儿子吗？你的父亲是我的同学，又和我同年、同道。我因你父亲的死哭了好几天，常常从湖东来询问他的孤儿，却没有人再来过问；如今竟然因为买药遇见你，难道能让陆老先生独自做君子吗？”处士于是说杜家三场丧事都还没有办理，孝子说：“不只是死者应当由我安葬，杜郎还没有娶妻，我也应当替他娶妻。有什么困难就告诉我。”最终替杜家安葬了三位死者，又置办田地和坟墓来供养他们，并且帮助杜郎娶妻。唉！我听说孝子晚年患噎病，凡是为他斋戒、设坛、占卜，乃至半夜连续叩拜百次，凡是神灵没有不请的，都是他平日救济过的人。所以直到今天，没有人不把孝子称为长者。然而好义本来就是人们难以做到的事；至于杜家的遗孤，却是那些畏惧祸患的人远远躲避、不肯上前帮助的对象。因此，不能只把他看作一位长者。董处士说：“孝子喜欢喝酒，醉后就狂呼乱舞，歪戴帽子，赤着脚；各种嬉戏，从白天一直到深夜，没有什么不做。世人有时因此责怪他，却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所寄托，借此逃避现实呢？”唉！孝子一生精通医术，却竟然用醉酒伤害自己的身体，不是为了保养生命，而是为了求死；这难道是漫不经心地忘记了守护身体的戒训吗？我想到这里，深深地为他悲伤。《记李烈妇事》神木观察使新安人李君如璐有个儿子名叫壤，年轻时负有奇才，但一向多病。他娶同县辛氏的女儿为妻，刚过半年，便染上恶疾去世。当时李观察正在任检讨，住在京城官邸。辛氏在李壤病重时，已经写下了誓死的文辞。到了这时，李君的岳父命令小女儿严密防护她，辛氏察觉后，便支使小姑出去看看岳父用餐，同时派婢女跟随她同行。她立即把帛子系在屋梁上自缢；等小姑回来时，她已经断气了，前后只相隔一天。督学使者把这件事上报朝廷，朝廷特许按照法令旌表她。先王制定礼制，一定斟酌中道来实行。因此孝子为父母辛勤服侍，面对无穷的恩德，即使到了办理大事的时候，丈夫又有什么可吝惜的呢？然而父母刚去世时，不能让水浆进入口中，只限于三天；超过三天还这样，便认为是不体察我的心意。下葬以后可以吃粥，过了周年可以吃蔬菜水果；如果生病，甜酒和干肉也不禁止。先王难道敢在这些地方有所宽免吗？也是因为忧虑人伦之道断绝，所以才作灭绝生命的戒训。妇女对于丈夫也是这样。从同牢共食、到宗庙拜见以来，用来确定终身情谊的婚姻，是要让她侍奉公婆、承继宗族祭祀、抚养子孙，使她不辜负夫妻之间的职责；本来不是说活着不能独自活，死后也不能独自死，便把这当成妇道的终结。然而三代以后，至诚的本性渐渐衰薄；在生死关头，男子有时尚且不能不稍微改变自己的操守，却说妇女正值芳年，能把死亡看得像吃甜食一样，这就是关心世道的人不敢用中道去评论她们后世评价的原因。因此，殉夫的节操和割股侍奉父母的孝行一样，都是采风者必须记录的。京城是天下首善之地，而观察使本人又身居侍从之列，本来就应当执笔记载此事于宫廷史册。一个贞女如树般挺立在门户庭院之间，这是中垒所没有的；圣朝教化的隆盛，也可以从这里看出来了。观察使多次托我作这篇文章，岁月流逝，匆匆之间一直没有完成。今年因保定之行，在旅舍相见，于是为她题写这篇传记的开头，交还给他。《周躄堂事辨诬》徐都御史心水被拘押在海上时，周躄堂感念知己之情，挺身营救，请求代替他被拘押，并把心水释放出去，以饷银赎回。心水回来后，没有偿还所答应的饷银，周躄堂因此被拷打，双脚也因此残疾，有人替他解释了这件事。心水得以脱身后，深感对不起躄堂。两人相见时，躄堂没有一句怨言。过了一年，心水去世，躄堂作诗悼念他，哀痛至极。君子因此感叹他的品德无人能及。吴农祥妄说躄堂是因为替心水受拷打，所以最终死得凶惨；这是因为他没有读过躄堂的诗。农祥自称是躄堂生死相交的朋友，说躄堂临死时亲自保护他的文集送回家中，却错误到这种地步。而且躄堂在戊子年营救心水的事情结束后就回去了，农祥却说是在辛卯年翁洲被攻破以后，更是完全不对。农祥所作拟史传记，如朱孩未、章格庵、张苍水等事，大半错误，全无考证；不过还可以说这些都是前辈大人物，所以难免如此。至于躄堂，他既然冒充生死之交，又进一步诬陷他，真是把郢书解释成燕说；不幸这种说法流传开来，就是文献的灾祸了。《记马惟兴语》马惟兴是马宝的哥哥。曾任云南总兵，后来调任福建镇守。他不通晓文墨，但有时说话很合乎礼义。顺治末年，朝廷特意赐给各位将领的三代追赠封典。马惟兴过了很久也不上报，巡抚大臣问他，他忧愁地回答说：“下官年轻时曾被寇贼俘虏，跟着他们一起做贼。如今有幸处在风云将尽之际，实在不知道父亲叫什么、母亲姓什么。如果私自编造上报，不仅欺骗君主，也诬陷先人。希望明公把这些话上报，只求恩荣及于我本人就够了。”当时人都认为他说得对。唉！李德林是俊杰之士，尚且妄自增加他父亲的官爵而招来罪过，难道只有侯景才会这样吗？想不到马惟兴虽是草莽出身，见识却如此卓越，完全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马惟兴死在癸丑年以前，没有参与他弟弟的变乱。从他说的话来看，他本来就应当比弟弟更贤明。（马惟兴曾因孙可望将要投降永明，获赐爵位、叙封国公；后来孙可望归附，马惟兴便隶属平西。） 《凯风说示李桐》

译从前南雷黄公曾经怀疑《凯风》诗中所说母亲的过错太小，不应当像《诗序》和《诗传》所说的那样。大概如果七个儿子的母亲不能安居于家，那么关系到家门风化，过错也并不小，并不能因为她只是有所怨恨就说过错小。后来阎征君百诗依据孔颖达的疏来解释，认为七个儿子作诗是在责备自己，母亲于是始终没有再嫁。我因此感叹，七个儿子有以道理劝谕母亲的功劳，而他们的母亲也仍然可以称为贤母，因为她能够迁善改过、重新做人。诗人不只是赞美七个儿子，对他们的母亲也有所取法。同乡李秀才桐的父亲端孝先生五岁时便成了孤儿；他的继母何太孺人嫁来才一年，李家没有一顷田、一片瓦的财产，何氏的亲属中颇有人想要改变她守节的志向。先生听说后，暗中在路上侦察那些人，用锥子刺伤他们。回来后跪在太孺人面前，流泪把事情说明。太孺人急忙抱住他，两人一起把他父亲的栗木神主牌供在庭中，痛哭并发誓终身相依，于是毁损容貌、蓬头垢面，以女红教养儿子，使亲属很少有机会见到她。先生稍长，想到家贫，便在读书之余兼学医术，用束脩不足的部分和药箱收入来补助家用，对太孺人极尽奉养。太孺人晚年曾在忌日流泪对孙子们说：“我能够守全节操，在地下见你们的祖父，靠的是你们父亲的力量。” 事情既然符合规范，有司完整地取得了她的事迹，上报朝廷；太孺人因守节，先生因孝行，一同获得旌表。近来秀才大多请四方文人为先人作传，想要避讳这件事，大概害怕掩盖太孺人的美德，又伤害先生的心。我说不是这样，人谁能没有过错？能够改正，圣人就不认为这是罪过；否则，《凯风》这首诗中，圣人也一定会替七个儿子周旋掩饰，把它删去了。它没有被删去，就说明七个儿子的母亲本来也是名教所允许的。何况太孺人的处境，本来不是七个儿子的母亲可以相比的，事情应当依照真实情况记载，才可信。我见过那些行为失当的妇女，区区“寒泉”“棘心”几句话，大概不足以感动她们。作《凯风说》给李桐看。我又曾读江村鹿氏《魏童子传》：魏童子的母亲改嫁他人，童子在别人家做佣工，听说后急忙赶去追她，却被夺走她的人抓住，不能脱身，便倒地呼天，哭得声嘶泣血。不久怪风骤然刮起，震荡冲击，昏暗的尘雾遮蔽了太阳，近在咫尺也无法辨认；他的母亲也不能前进，童子才得以再次追上她，哀号不止，他的母亲受到感动醒悟，便回来了。端孝先生的志向同魏童子一样，只是他的事情不必像魏童子那样危急，因为太孺人本来就是贤母，所以无需借助风雷之力。现在把这件事附在前面那篇文章的末尾。《戡黎说答东潜》承蒙您把关于西伯戡黎的观点给我看了，我恭敬地听取了。东潜才气极高，又有图籍作为辅助，所以应当是一时无人能与之抗衡。然而我稍微觉得您喜欢标新立异。先儒难道没有读过《左传》吗？怎么竟不知道东方另有一个黎国呢？然而文王本来就是西伯，西伯受命专门征伐，范围只在西方的国家；如果说他的兵力也不难集中到淮、徐之间，那就承担了征伐东伯的职分。因此文王攻打密、攻打崇，不过是在黄河以北；至于攻克黎国，则已经渡过黄河向东了。然而黎仍属于西方的国家。正因为已经渡河向东，所以祖伊害怕而逃去报告；更何况渡过孟津，越过朝歌，直接到东方去办事，这难道可以吗？东潜善于在言辞上翻新，说黎国已经背叛纣王，所以文王替纣王讨伐它；这又大为不对。根据《左传》，说东夷背叛纣王；至于黎国的搜讨，则是东夷背叛，而不是黎国背叛。纣王尚且能够整顿六师在黎地进行搜讨，显然不需要西伯来攻打它。假如说纣王的力量已经不足以达到黎地，必须等文王来攻打它；那么文王攻打之后东夷仍然叛乱，就说明西伯的力量也不足以制服东夷、使其服事，文王的德行就衰败了。何况文王替纣王攻克黎国，正是执行纣王所倚仗的力量，为什么祖伊反而因此恐惧，殷人又因此责怪他呢？这种说法即使想要回旋调和、把话说得圆满，形势上也必然做不到。至于东方的黎国，本来没有确切的所在地，应当存疑而不论。东潜想把齐国的犁丘当作它，那就更不是我敢相信的了。总之，解释经书却喜欢标新立异，必然会成为经书的累赘，我冒昧说出这一点。《天妃庙说》

译如今浙江、福建、广东以及吴淞附近沿海地区，都有天妃庙。天妃姓林，是福建的女子，死后成为海神，于是有了天妃夫人的称号。她的神灵显赫非同寻常，历代都给她加封。子全子说：“奇怪啊，这正是圣人所不谈论的事情。活着是明圣，死后才是明神。因此世上死后能够得到祭祀的人，一定是因为忠节、贞操或孝行，然后才受到尊崇。就女子而言，湘夫人之所以得到祭祀，是因为她跟随舜而死；女嬃之所以得到祭祀，是因为她是屈原的姐姐；屈原、曹娥之所以得到祭祀，是因为他们有孝行。类似这样的例子，数也数不清。至于民间流俗中的妄说，如{虫袅}矶夫人祠，也是因为讹传她为汉朝殉难，才祭祀她。至于介山妒女一类，不过是所谓鄙俗荒诞、不值得深究的事情。”像天妃这样，被列入国家规定的祭祀，遍布南方沿海的州县，她的祭祀不是里巷间的小祠庙可比的。然而为什么这样荒唐而没有根据呢？妇女的德行，言语不出闺门，议论不出酒食等琐事，行走不出屏风厅堂附近；即使不幸成为寡妇，她所能支持的事情也不出门户之间，所能保护的也不过是儿女。如果她当时还在闺中，就更应当深深地自我幽闭，什么事情也不参与。林氏女子即使说她天生有非凡禀赋，她对于海上楼船的险易、商人往来的事情，又有什么关系呢？却忽然走出闺门来谋划这些事，每天接触天吴、紫凤一类海神，以勉强充当长鲸翻波的管理者，来要求鲛人和蜑户尊奉她，实在毫无道理。自古以来，女子中奇特的人，大概都是遭逢不幸，在突如其来的变故中，经历屈曲、烦乱和冤屈而死；所以她们死后的魂魄仍不能很快化去，世人也就因此祭祀她们，用来勉励风教、维系衰败的世俗。这正是三礼的精微意义，不能废弃。天妃究竟属于哪一种呢？自从天地生成以来，就有这片海；有这片海，就有神来主管它。在林氏女子出生以前，是谁主管这片海？却偏偏要等到昌盛时期到来，不生男而生女，作为林氏家门的荣耀。海神若也敛衽恭敬，奉她为总管，这是第一怪事。天的配偶是地，如今不以富媪为配偶，却偏偏取一个福建出产的女子，这是第二怪事。林氏生前本来就是处女；世上那些深居重门之内的淑女，如果媒妁一类人突然闯进来称她们为妃、夫人、娘，她们必定脸红躲避，只怕躲得不够快；唯独林氏接受这些称号，还不认为过分，这是第三怪事。”}], 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大概出自南方那些喜好鬼神的人，是妄自传说此事，说什么鲛人。蜑户本来没有知识，辗转互相欺骗，编造出神灵显迹来证实它。于是凡是梯航经过的地方，弓影蛇形，心目之中全都有“一天妃”存在；以至于祭祀香火极其兴盛，只怕稍有落后。上至秩宗，下至海边，官吏又没有深通典礼的人来驳正它，实在可叹。早于我提出这种说法的，是明代会稽唐氏。然而他只是略微表示了主旨，没有充分阐明，所以我特意替他申说而明辨，来等待后世有狄文惠公那样的人出现。有人问：“那么海上应当祭祀的神是谁呢？”答道：“南方濒海之地，所祭的是祝融。祝融才是真正的海神。祝融属火，而海属水；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水火相配。因此，南方濒海之地的海神才有‘妃’的称号，东西北三方的海神都没有。后人不了解这一点，妄自寻求一位妇女来附会充实这个称号，我只是怜悯他们的愚昧。”这也是唐氏没有阐发到的地方（唐氏以后，明代有江氏，辨析大致相同）。词科的由来 唐人所说的“博学宏词”，大概只是用来考试选人的，并不是大科。那些以词学举荐的“大科”，每年改变制度，名称也不统一；如所谓“藻思清萃”“文艺优长”“博学通议”之类，都是这种科目，而考试选人所考的“博学宏词”反而不在其中。不过名称虽然很多，大体都没有脱离词章。到宪宗时才定为四科，其中一科叫“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大概还稍稍可以说是兼具古人所谓有体有用的学问，所以北宋大儒所议定的十科采用了它。绍圣以后，章惇改革制度，才又专门选取词章，并把唐代考试选人的科目拿来命名；不了解这一点的人便说宋制就是唐制，这是不对的（《词学指南序》也这样说，都是考证失误）。唉！唐人重视词章，到晚年还知道在词章之中贯通古代典籍、通达教化；荆公重视实学，而谈论绍述的人反而把人驱赶到词章上去，真可说是背道而驰。因此南宋以后，参加词科来取得功名最容易，而醇厚的儒者有的反而不屑应试于此科，实在令人感慨。金人也设置词科，但《中州集》中所见的只有寥寥数人而已。现在把唐人的词学科目中见于《册府元龟》和《唐书》的记录抄录下来，使它与浚仪王氏《辞学指南》相接，也借此表明陆、裴、柳、刘诸公所参加的科目，并不是宋人的科目。浚仪王氏由词学科目起家，尚且考察得不很详细，所以我特意把它记载下来。（上元二年）辞殚文律科（崔融）。（垂拱四年）辞标文苑科（房晋、皇甫琼、王亘）。（永昌元年）蓄文藻之思科（彭景直）；抱儒素之业科（李文愿）。（通天元年）文艺优长科（韩琬）。（景云二年）文以经国科（袁晖、韩朝宗）。（先天二年）文经邦国科（韩休）；藻思清萃科（赵冬曦）；手笔俊拔超越流辈科（杜昱、张子渐、贾登、赵居正、张秀明、邢巨、常无名）。（开元二年）文儒异等科（崔侃、褚廷诲）；文史兼优科（李升期、康子元、达奚珣）。（开元六年）博学通议科（郑少微、萧成）。（开元七年）文辞雅丽科（邢巨、苗晋卿、禇思光、赵良器）。（天宝元年）文辞秀逸科（崔明允、颜真卿）。（天宝六年）风雅古调科（薛据）。（天宝十三年）辞藻宏丽科（杨绾）。（建中元年）文辞清丽科（奚陟、梁肃、刘公亮、郑辕、沈封、吴通元）；经学优深科（孙毗、黎逢、白季随）。（贞元元年）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熊执易、刘简甫）。（贞元十年）同上（朱颖）。（元和三年）同上（冯道、陆亘）。（长庆元年）同上（李思仁）。丧主与丧孤辨析

译丧事不能有两个丧孤，这是不可改变的礼制。孔子回答曾子时，认为这是季康子的过错；这种说法并不是孔子的话。卫灵公吊唁桓子的丧事，而鲁哀公替他主持丧礼，这正是《丧服小记》所说的“诸侯到别国吊唁别国臣子，就由该国国君主持”的情形，这是丧主，不是丧孤。礼制本来就有由尊长担任丧主、而丧孤不参与主持的情况，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哪里有鲁哀公替季氏担任丧孤的道理？这是妄人的说法。季康子的过错，是他只应当哭泣和顿足，不应当拜谢叩头；说他错误地行了丧主之礼，可以这样说；说他不是丧孤，则不可以。至于说如今有两个丧孤的制度从此开始，那就是诬妄了。所以我认为这不是孔子的话。姑、姊妹之夫的丧主辨析 《杂记》说：姑母、姊妹的丈夫死了，如果没有兄弟，就让他的族人主持丧事；妻子的亲族虽然亲近，却不能主持。这种说法是对的。妇人的外戚，必须由夫家同姓的亲属主持丧事。至于书中说如果没有族人，便由前后左右邻居主持，再没有邻居就由里尹主持，这是错误的。吕坤说，外戚尚且与死者有服制关系，邻里同死者又有什么关系呢？这违背人情。所以万斯同认为下文所谓“有人说由妻党主持，而附属于夫党”的说法，应当作为正礼。考察朱子已经说过，依照合宜的方式在别室祭祀，也未尝不可，那么本来就没有什么可疑的。顾炎武说，圣人已经预先防备后世出现王莽、杨坚一类的人，所以从天子到庶人都一样，这是过分附会了。如果说是为了防止篡夺，那么兄弟中未尝没有这种人，族人中也未尝没有这种人，即使不是亲属、不是妻党而只是臣下，也未尝没有这种人。这样防备尚且防不胜防，又能怎么办呢？释“堇” 我乡的草木物产冠绝天下；太平、方石、四面各自产异木，彼此不相混杂。双韭、三菁，是神仙所食的东西。孙兴公所说的梨、谢遗尘所说的青棂，还在它们之后。然而这个地方却因堇而得到称誉，上古曾以它命名国，后世又以它命名县，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点。《乾道志》所说“县东四十里有山，山上的草叫赤堇”，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堇有不同的种类，只有《延祐志》考证到了，近来的志书却没有采用它作为依据。罗鄂州说：“苦堇是可以食用的菜。”郭景纯说：“现在的堇葵叶子像椰树叶，种子像米，煮熟吃很滑。”《唐本草》说：“这种菜野生，不是人工种植的；叶子像蕺菜，花是紫色的，味道甘甜。”解释的人认为，既然说堇苦，却又说它甘甜，就像古人称甘草为大苦一样。然而考察《绵》诗说：“堇和荼都像饴糖一样甜。”堇和荼都是苦菜，因为土地肥沃美好而变甜，并不是反说。与堇同类的还有荁和葵。《内则》说：“用枣、栗、饴、蜜使食物变甜，用堇、荁、枌、榆使食物滑润，用脂膏使食物肥美。”这是说奉养老人时担心他们肠胃涩滞，所以用这些东西调和饮食；冬天用堇，夏天用荁。《士虞礼》说：“夏天用葵，冬天用荁。”它的文字又略有不同，但总的说来，葵、堇、荁三者功用相同，只是夏秋使用的是鲜菜，冬春使用的是干菜。康成的说法可以作为考证。再考察《草谱》，葵是百菜之长，由此可知堇的珍贵。自从孔颖达的疏误认为堇是乌头，又引用骊姬放置堇的故事作为证明，这就是错误。二礼中的堇是甘菜，《左传》中的堇是毒草，种类不同。《尔雅》分别列举得非常清楚。宋子没有考察，仍然沿袭这种说法，所以严坦叔认为不对。可是《成化志》也沿袭这种说法，称“赤堇就是乌喙”。难道会有开掘山体取得锡矿、因而给山命名，却不取用养老的珍菜，反而取用杀人的毒物的道理吗？大概是因为没有考察《延祐志》的缘故。唉！赤堇山被开破取锡，欧冶子的遗迹已经无从寻找了。难道还要连它的植物种类也一起弄错而失传吗？这就是错误中最严重的，所以写下《释堇》。赤堇山在奉化。我乡有人怀疑它在同谷附近，不是这样。近来又有人因为欧冶子的缘故，指城西的锡山来充当赤堇山，更是附会。说“鲥” 鲥鱼这个名称没有收入《尔雅》。考察《释鱼》说：“鯦，就是当魱。”郭氏说：“这是一种海鱼，像鳊而大，鳞片肥美，骨刺很多。江东把长三尺的叫作当魱。”由此可确定它就是鲥鱼。由此知道，晋代还没有“鲥鱼”这个名称。《广韵》才开始有“鲥”字。不过考察粤东人的说法，传说鲥鱼是鰽白变化而来：在海里叫鰽白，到了江里就叫鲥鱼。鰽白在春天出现，鲥鱼在夏天出现，味道都很鲜美。这种说法在口氏那里不过是从近人的口头传闻中得到的，实际上没有依据。我读《集韵》说：“鰽就是鯦，像鳊而大，鳞片肥美而骨刺多。”这才恍然明白口氏的说法。由此知道，宋初虽然已经有“鲥”的名称，但还没有很流行，所以唐人的诗中没有出现它。那么，鲥鱼古代叫鯦，读音同“舅”；后来叫鰽，读音同“囚”；“当魱”是它的别名。鄞人称它为箭鱼，是因为嫌它骨头多，见于《开庆四明府志》。唯独粤人称它为三鯠，不知道这个说法的来历。考察“三鯠”又写作“三鯬”，俗谚说：“三鯬不上铜鼓滩”，意思是广东的鲥鱼不过浔州。鯠、鯬的古音与“木”相通，但《尔雅·释鱼》原本就有鯬、鯠，郭氏说“未详”；若不是粤地谚语，便不知道它们就是鲥鱼，这足以补充《五雅笺疏》的遗漏了。至于《埤苍》把鯠解释为魾，《广韵》把鯠解释为鳗，都属于错误的说法。按《尔雅》，魾就是鳠；鳠与魱同音，《埤苍》大概因此而讹误。现在吴越一带不看重鰽，唯独看重鲥；只有粤地的阳江多产鰽，当地人也很看重它。我又因为到过粤地，证明了鯦就是鰽、鰽就是鲥，只可惜没能遍告粤人，所以记下来给诸位学生看，将来或许可以成为岭南图经文献的资料。《鲒埼亭集》卷第三十六，鄞地全祖望绍衣撰，余姚史梦蛟竹房校订。题跋 先世告身十通 先太保唐国公告身跋

译朕加厚于友爱兄弟之情，怀念慈宪夫人，对外戚施加恩惠，既使庆祥集中于一门，使其尊贵达到上公，又追荣其三代。具官全安民，留心于古代典籍，退居丘园，行善唯恐别人知道，确实如此。鸣玉之声宣示于人，阴德必有阳报，而且比声响应声更加明显。恩及孙辈曾孙，实在是因为生有贤淑的女儿。朕体察其如鸰鸟思念母亲的情意，又为鹤禁中册立妃子而欣喜，正要使慈爱孝顺的至情得到充分彰显，难道能局限于通常的褒崇典礼吗？唉！周代位列太保，站在槐树之下的班列；唐代有冀方，赐给分茅立国的土地。这是特别优厚的恩典，应当阐发幽冥中的光荣，可特意追赠太保，追封唐国公。储君婚配已经美满，又追溯慈宪夫人的庆祥根源；曾门也加以恩惠，一并褒奖内则方面的贤德。于是发布诏书，使墓穴也增添光彩。边氏勤劳持家，甘于清苦，励志安静专一，有孟光、梁鸿妻子的风范；不肯改换隐居的装束，有于陵妻子的操守，从不厌弃纺织，终于成就丈夫的高尚品德，却没有等到亲生女孙的尊贵。储君刚刚与佳偶缔结婚姻，鱼轩之车也应当使外戚得到荣耀。唉！在南阳墓道树立墓表，恩典和徽号格外优厚；在东武分封沐邑，夫妻一同荣耀。可特意追赠唐国夫人。祖望按：先太保以下的告身共十七道，见于《刘后村大全集》。每次读宋人文集，两制所撰的诰敕文字最多，有人或许怀疑它们没有什么用处，却不知道它们对于世家文献的补益很大，绝非浅显。太保是先侍御公的七世孙。侍御公在太平兴国年间中进士，历任侍御史，出任青州知州，晚年从钱唐迁到甬上。他的弟弟全兴又从甬上迁居山阴，没有子嗣，所以侍御公让自己的儿子全俎作为他的后嗣。如今越中东浦这一支，大概就是甬上的小宗。理宗的母亲慈宪夫人出自我家，度宗居东宫时，册立其为妃，她是慈宪夫人的侄女，因此推恩慈宪夫人三代，太保以下都获得五等封爵。按照宗谱考察，国爵都相符合。我所见的《后村集》十多种版本，都不是二百卷的全本；只有同乡范侍郎藏在天一阁的版本是足本，诰词和碑版都在其中。我高兴地把它抄录下来，让东浦影堂刻在石上。太保墓就在东浦赐府的西面。先太师越王告身跋 朕在朱邸时友爱兄弟，恩施及于青宫，慈爱最为深厚；对于外家尤其优厚，使其生前显荣、死后哀荣两全。难道能遗漏王父吗？赠武翼郎全份，是温和恭谨、有德行的人，是宽厚的长者。他骑着普通的下泽车，清贫生活并没有改变儒者的清瘦；等到乘坐文马雕车，尊贵显盛实在是奠基于祖德。正值储妃册封，应当褒崇其祖先。唉！周官中的太傅，位居槐阴高位；豫州属于荆地，符合梦见松树的祥兆。身在幽冥若有知觉，也可面对皇恩而无遗憾。可特意追赠太傅，追封豫国公。慈颜已经远在尊贵藩国之外，但庆祥仍然集中在后代身上。祖庙既加封公爵，妻子也应当随夫荣显。赠恭人单氏，禀性幽静闲雅，持身谦约。平素砥砺自己，具有庞嫂、莱妻的操守，安于清贫；曾有许负、唐举那样的相士，惊异于她的风骨。果然孙辈显贵兴盛，可叹坟上的树木已经老苍。正值皇家在外戚中举行稀有的礼仪，特意厚加褒崇；在大国赐给祭田，品秩高至鱼轩；在寒原上焚烧黄绢诰书，光彩照耀墓道。既验证了异人预言的奇准，也永远成为外家美谈。可特意追赠豫国夫人。祖望按：越王是慈宪夫人的外祖父，也是仁安皇后的曾外祖父。当时推恩慈宪夫人三代，所以晋赠为太傅、豫国公。后来度宗又因仁安皇后推恩三代，于是再晋赠太师、越王。单夫人诰词中所说“唐举、许负预言奇中”的故事，很足以补充我家谱系中的掌故，可惜详细情况已经无法听闻了。太师墓在盛塘。先太师徐公告身跋 储妃的选立，关系到慈宪夫人的宗亲，这是亲亲之意。祖庙尊崇徐公，是因为加封其爵位，体现尊贵尊长的义理。于是颁赐恩言，表彰他潜在的德行：追赠庆远军节度使全大节，他的大节完备，信守道义最为笃厚，喜好善行也最为优长。平日乡里品评，已经在乡闾中留下美名；一旦天意确定，余庆便集中到门庭。如今成为元良的配偶，也从华族中选取贤良的后代；吉礼已经和谐，于是追奖他善于教导子女。唉！建立旌节、封侯，鹤表上的题字已经很久；分封土地、赐予祭肉，鹰扬般的拜受却是新近。愿恩泽覆盖你的后人，敬重我的美好诏命，可特意追赠太师，追封徐国公。顾念抚养之恩非常深厚，报答德行的心意没有穷尽。幽明虽然不同，荣耀亲族的心意却相同。于是扩大封国，使泉下墓穴增光。南阳郡夫人王氏，以俭朴慈爱为宝，自然娴熟于礼法；孝顺恭敬在闺房中著称，敦厚长者的声誉传遍州里。辛苦劳作而食用清淡，大概是隐君子的贤妻；坠落的土丘又生发祥瑞，实在是王夫人的贤德母亲所致。四德俱全，为什么不能长寿百年？然而一门在天朝中显贵，世代又与帝室联姻。近来储君选定配偶，侄孙女入宫为妃，确实由于世代积累的德行，大家都说这是母仪的力量。唉！彭城的汤沐邑，增加扩充了户租；防墓封土高大，也使宿草增添光彩。可追赠徐国夫人。祖望按：太师是慈宪夫人的父亲，穆陵兄弟在他家中养育，宋史称他为保长者。潜邸时期的功劳，不是寻常外戚可以相比的。考察当时情况，他这一门虽然尊贵显盛，前面没有步平原侯覆车的后尘，后来也不像秋壑那样倚仗宠幸，泰然处在史书和郑氏的讥议之外，可以说是贤德了。太师墓在兰渚，夫人仍葬在盛塘，位于先墓旁边。穆陵把天章寺赐给他家以供奉香火，所以兰亭常常属于我家。我经过天章寺，没有一次不低回流连。先观察告身跋 君王无私的言论，难道不就是公论吗？圣人推尽人伦之情，必定要顺合我的心意。赠忠训郎全思聪，是前辈中的典范、远离尘俗的贤人，风采可与耆旧相比，只有庞德公接近他。称为善人，像马少游那样也就足够了。他有贤德的侄孙女，正是王夫人的亲属，重新缔结了国戚姻亲，于是又追荣他的尊长。过去加封勇爵，实在还不足以慰藉九泉；如今升任廉车，大概是按照两禁近臣的仪制。可追赠潭州观察使。朕顾念棣华兄弟的外家，重新缔结国戚姻亲；考察内廷女史的言行，又嘉许作为世母的王氏。因此加以特别优厚的恩典，追奖她的美好德音。赠安人王氏，以礼法自持，功德、言行都很完备。她因为贫困，稍稍损减了举案齐眉的恭敬，却以义方教导子女，隐约显示出断机劝学的意思。灵芝生于庭户，美玉映照闺房。如今女儿被选立为储妃，于是褒崇她这位尊长。起初占得吉梦，确实符合女子得祥的征兆；最终赐予美名，也无愧于《硕人》诗的赞咏。可追赠硕人。

译祖望按：观察是越王的长子，次弟是申王，是大中、仁安的祖父。再下一位是徐公大节，是慈宪夫人的父亲。又下一位叫大声，娶县主为妻，奉祀岳祠。当时因为慈宪夫人的缘故，追赠徐公；因为仁安皇后的缘故，追赠申王；又推恩及于家中长子，恩泽实在深厚。还有一个小弟叫思受，字大用，以诗人著称。他咏海棠说：“少陵没有写海棠诗，留下来等待风流相国的词。听说种了三百株锦窝海棠，春风才起，便引起蜀人的思念。”可惜他的生平不详。先太师申王告身跋 朕对于亲属没有不用情意而加厚的，你的伯父本来就应该超越常格追荣。赠宣教郎全大中，胸中积蓄学问，内心有抗争时弊的志向；外郡和国中没有发布举孝廉的诏令，他便只在家中修养；山林间有游仙、招隐的诗篇，于是退隐于野外。等到储妃显贵，叹息族中长辈已经凋零。唉！金紫只相当于次一等官阶，足以彰显尊宠；焚黄之后，二品官阶姑且发扬幽潜。可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册封储妃。庆祥的源流实在深远，又封赠世母，以表彰她作为尊长的贤德。赠安人陈氏，谦逊自守，谨守礼法；劈麻织鞋，安于衡门泉石间的贫困；即使穿上礼服、乘坐轩车，也没有显露出门第的高大。如今她来嫁给元子，也是在华贵宗族中精心选取的。广泛赐予恩典和荣誉，哪里还分生死？品秩高而诏书贵重，自应随从丈夫的品阶；诏书特加金花装饰，追荣小君的封号。可追赠高平郡夫人。祖望按：太师是仁安皇后的祖父。当时以慈宪夫人为主推恩，所以徐公列入五等封爵，而太师还只是金紫光禄大夫。等到仁安皇后正式即位，才追赠申王。太师没有儿子，便以再从子昭孙为后，昭孙生下仁安皇后。太师墓也在盛塘先墓的旁边。（近来我家东浦谱系散失，姚江学究邵廷采妄自为它编排世次，把申王说成和王，把和王说成昌王，把申王的父亲全份说成义王，都与甬上宗谱不合。幸亏《后村集》的记载与甬上相同，得以斥责邵氏的妄说，并纠正东浦谱系的讹误。） 先少师周公告身跋 朕友爱同胞兄弟，如果说是为了慰藉思念母亲的心意，那还远远不够；如今仍然仰望慈颜，体察爱护兄长的心意，于是颁下特别优厚的恩典来光耀重泉。追赠和州防御使全纯。他十分廉洁，以此取得声名；勇于追求自己的志向，借着短灯勤读细字，终身勤奋，却未能在生前偶然显达。等到身后叠加官印、重获圭璧，余庆才慢慢显现于后世。你的弟弟深厚地保持舅甥之谊，储妃又延续姑侄之姻，这成为你家罕见的荣耀，哪里是有司通常的褒崇典礼所能限制的？唉！发布诏书告祭墓地，只能徒然悲叹风木之哀；授予兵权登坛，却还应合于宝婺星的运行。想来你的精魂会享受这份宠光，可追赠保宁军节度使。朕念及弟弟的孝思，对他的亲生母亲施恩；从名门望族中选取储妃，情谊也因亲属关系而来，于是发布诏言表彰闺门之德。赠令人赵氏，性情淡泊如荆钗布裙，严守妇女礼仪；族中称道她有邱嫂般的贤德，与妯娌和睦相处。上天厚待善人的报应，应当使你的子孙在春宫与皇室结成吉礼，共享恩宠光荣于幽冥之下。唉！女史之笔流传后世，有什么可惭愧于《列女传》的完备记载；在墓道焚烧黄绢诰书，谁还能说这样的人不贤淑？可追赠淑人。祖望按：周公是徐公的长子，是慈宪夫人的兄长。娶县主为妻，官职屡次升至少师。周公夫人也封为周国夫人；续娶的崔氏封感义郡夫人，太府槐卿就是她的儿子。周公墓也在盛塘。先太师和王告身跋 慈宪夫人笃厚地遵守友爱兄弟的情谊，对弟弟的恩典尤其深厚。元良与窈窕佳偶婚配，父子之情没有比这更亲近的。发布诏书告祭府第，恩泽甚至流到泉下。你是武翼郎全昭孙，博雅而喜好修身，精明而熟悉政务；长久以来在朝廷上受到仪表称许，两次出任州牧，专治一城，所到之处都有甘棠树下的政绩。归来时虽有人诬陷你像薏苡一样，却没有留下财物，家中贫穷到没有一石粮食，从未向别人求取。知道女儿将成为门楣的光耀，也可以在天上看到了。如今吉礼刚刚完成，于是追奖你的义方教诲。唉！金紫品秩高峻，于是越级升到二品；焚烧黄绢诰书来告慰墓地，仍然照耀九泉。可追赠金紫光禄大夫。朕非常思念王府亲属，岂能遗漏外戚姻亲？为储宫选择配偶，欣喜得到高门之女；她谨慎恭敬地履行妇职，于是追奖其母仪。你的孺人赵氏，是宗室姬姓中秀美出众的人，嫁来儒者家族；以女儿身份侍奉慈宪夫人，谦逊自守，跟随丈夫出仕，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她深厚地生养贤女，实在与元良相配。谁会没有赐予你同等恩典的心意？世间哪有遗弃亲族的道理？唉！储宫之中乘鹤禁车、凤辇，正按三朝之礼问安；穿象服、乘鱼轩，为什么不能享有百年长寿和福祉？应当享受这份特别恩典，使美好声誉永远流传。可追赠新兴郡夫人。祖望按：太师娶县主为妻，曾经在湖湘一带任官，勤于职事而死，所以穆陵一见仁安皇后便说：“想起你的父亲了。”仁安皇后回答：“故去的父亲固然值得想念，湖湘的百姓更值得想念。”穆陵对这个回答非常惊奇，于是册立她为东宫妃。在这之前，丁大全曾建议纳临安知府顾岩的女儿为妃，太后不太赞同。到这时，听到仁安皇后的话，也十分高兴。国运虽然已经衰败，但仁安皇后确实具有保护百姓、以仁德为王母的仪范，不可磨灭。正式即位后，追赠太师为和王，葬于上灶。先少师节度使告身跋 百姓歌颂州郡长官，他正安坐在甘棠树荫下休息；国家重视亲属和贤才，哪里需要等到任期届满？应当选择这样的人担任朱幡长官，直接升入紫橐近臣的行列。具官全清，宣扬慈爱而惠和，明辨智慧而宏达；珍惜光阴，读书于案头，比孤寒士人的勤奋还要刻苦。能在词场取得优异成绩，哪里像凭恩泽取得侯爵那样容易？在朝廷中被视为吉士，有西京循吏的风范。已经升至九卿，又入承明门；再次执掌一方政权，离开江海之地。正要施行中和之政，不应夺去这位慈惠的长官。恰逢储宫端正人伦的开始，从外戚中选得有邦国女子贤德的人。像你这样尊贵的长辈，大概应当主持婚礼；停下宣城的半竹，面向奎阁的四松。这是外族特别的荣耀，也是我家空前的典礼。名义上是闲暇宴饮，实际上可以参与谋议。唉！东地百姓想挽留他出任，已经宣扬他的美好教化；西清殿等待召对，入朝后还要进献美好的谋猷。可任宝章阁待制、提举佑神观，仍奉朝请。

译祖望按：穆陵在位时，我家避开权势，只有少师由科举出身，历任官职至平江军节度使、判湖州，但始终没有攀援权贵进入要害职位。丙子年以后，太尉身在二府，便带着全家百口护送三宫向北，而少师已经年老，得以托称哑病，闭门度过余生。他身居富贵而不骄傲。山阴唐氏曾把一座山卖给少师，唐氏的先墓在那里。少师买下山，却没有断绝唐氏扫墓的道路。后来唐氏向少师上书，希望赎回这座山，少师慨然归还，也不收取价钱。当权者要修建兰亭书院时，旧址因徐公所赐的葬地属于少师的别墅，少师便把它还给官府和剡源，并有文章记载此事。以上告身共十五道，都是景定元年的。先太府承宣告身跋 古代任用人才，尊重贤才而不轻视外戚，从来不限制地域、区分品流，只看他的才干罢了。具官全槐卿，仁厚而有智略，儒雅而通晓世务；在朝廷任职、出任外官，资历声望逐渐提高。周旋于数郡之间，不靠巧取豪夺便能用度充足，不需疾声大呼便能办成事情；百姓留下爱戴，离任后仍然思念他。所谓慈惠的长官、廉平的官吏，如今朝廷正急于任用人才，难道可以让他在东郡等待次补吗？外府事务简少，而九卿班位尊峻；不只是要掌管有司出纳的事务，大概还将成为法从之臣、参与谋议的储备人才。可任太府卿。祖望按：太府是徐公的次孙、周公的儿子，最终官至承宣使；他的夫人谢氏，是太皇太后的远房同族。先太尉参政告身跋 朕为储宫选定合适的妃子，朝廷已经择定吉日，婚礼也将完成。对妃子的同胞兄弟加恩，是亲亲之义。你全永坚早年丧父而喜好学习，过去与姐姐共同承担忧患，如今又共同享受欢乐，不是很合宜吗？起初补任便直入中秘，不经考试便擢为幕宾，这是为了推施恩典；你更应勉励进修，以此奠定远大的基础。可补承务郎，直秘阁。祖望按：太尉是和王的儿子，历任保信军节度使、临安知府、参知政事。见《宋史·宰执拜罢表》，他接受任命是在国事已经败亡之后。他带着全家护送三宫进入北平，后来死于民间。此后吴地下有全氏自称是太尉的后代，见于陈怡庵集。按《元史》，太尉大概从未南还，恐怕是冒认托名。我另有文章辨析此事。族祖息耘先生诗卷跋 我家先世以诗人著称的，有泉翁；宋朝灭亡时，他与谢皋羽、戴剡源相互唱和，今世流传的《月泉吟社》收有他的诗。后来息耘老人生活在明初，杨孟载等诸公与他相互唱和，就是人们所称的全王孙。但息耘的诗一直无法见到。乾隆壬申年，杭州人丁敬给我看《淡娱生诗卷》，其中有息耘的诗，我惊喜不已。考察息耘名斯立，字同古，不知他与泉翁的世系关系怎样，大概应当属于孙辈一行。钱唐遭逢战乱后，他隐居不仕；所谓淡娱生，大概也是杭州的隐士，不知道他的姓名。息耘的诗说：“心志凝定，才知道淡泊；环境幽静，兴味自然可以自得。珍重菜根的滋味，世间滋味即使轻如铢也不贪恋；饮泉也有多余的快乐，煮石还可以求得奇趣；衣食姑且自我满足，安公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诗卷中从瞿宗吉以下共有十五人，可惜当时没有见到竹垞的《秀野录》和《元诗》。我家在杭州的族人已经很少了，但我家的诗祖是泉翁，宗仰的是息耘，他们都属于寄居杭州的遗民。卷中还有四明延庆寺僧人正弥的诗，我也一并收入，以补《高僧诗录》的遗漏。族祖真志先生墓石本跋 真志先生名谦孙，是先侍御公的十世孙，是义田六老之一。所谓义田六老，是先生的父亲菽和府君名汝梅的四个儿子：长子本然府君名鼎孙，次子真志府君名谦孙，再次是本心府君名晋孙，最小是正养先生名颐孙。另有本然府君的儿子名耆，也属于其中之一。三代人置办义田，用来赡养我宗族。本然府君兄弟都在陈侍郎和仲门下学习，是陆文安公、杨文元公私下仰慕学习的高足弟子。他们的再传弟子是黄公南山，即明初的大儒。《明儒学案》失载了他的学术源流，但为南山立了传，现在把他的世系补记在这里。再跋真志先生志石 真志先生的墓志石文，有可以补充金石文字惯例所未记载的地方。记载他的出生，说生于大宋景定七年；记载他的死亡，说卒于元泰定□年。一个写“大宋”，另一个只写“元”而已。虽然这改变了古人书写甲子年号的惯例，但其中抑扬褒贬的意味，大概是后世没有人敢做的。三跋真志先生墓石 真志先生的墓在城东小白山，旁边有真志庵供奉香火，如今已经不存在了。先司空公文集中有《过真志墓》诗，不知道这块墓石为什么会流传到人间。它旧时收藏在先仪部家中，我年轻时曾拓印一本。三十年后寻访这块石头，才知道已经成了灶下的磨刀石，碑上的字几乎剥落殆尽，幸好拓本还保存着。于是取出旧石重新摹写，刻在上面。先司空公女墓石跋 先司空公的女儿已经许配给屠辰州田叔，尚未出嫁便去世了，附葬在祖父检讨公的墓旁。墓地在崇法寺冈的南面，荆公曾把女儿葬在这里，就是文集中所说的“鄞女墓”。后来这里又成为魏王妃的墓地，见于谢皋父的诗。到这时，司空公的女儿又葬在这里，也是奇异的事情。先检讨公告身跋 明庄烈皇帝的御讳是“检”字，所以把“检讨”改为“简讨”。先捡讨公的告身在世宗时期，因此仍然写作“检”字。到崇祯以后，才全部改掉。先赠公称为涿州[缺字]，进入新朝任宰相后，特意请求仍把“简讨”改回“检讨”，以此发泄他的[缺字]。他的[缺字]就是这样，我家祭祀用的祝版应当世世仍然使用“简”字，以追随先人避讳的心意。这件事记载在家谱中。先司空公谕祭章跋 先司空公因为不肯起草青词，希望改任南院，于是失去了宰相之位；袁文荣公因此得以进用。这件事关系重大，[缺字]不能替他表彰，确实是一个缺憾。谕祭文中略微提到这件事说：“在先朝时作为朝廷仪表，风采高雅峻整；晚年气节更加坚定。”大概指的就是这件事，应当以王文肃公的墓志铭作为证明。先宗伯公谕祭章跋 先宗伯公很受沈文恭公乡里关系的牵连，于是与周文穆公一同成为言官所指斥的对象。但实际上，宗伯最与江夏郭公交厚；他在东宫时有保护之功，所以文恭公从未借此牵连他，屡次推举而没有被任用。他死后所获的赠典，是光宗的命令；到熹宗时才正式施行。

译《鲒埼亭集》卷第三十七，鄞地全祖望绍衣撰，余姚史梦蛟竹房校订。题跋 宋代拓本《石鼓文》跋 范侍郎的天一阁收藏有《石鼓文》，是北宋拓本。它原是吴兴沈仲说家的藏物，彭城钱逵把薛氏的释音附在后面。钱氏的篆文写得很工整，后来归于松雪王孙王明手中。明代中叶又归我乡丰吏部，随后归于范氏。古雅苍然，大概已经有六百多年了。这是尚未传入燕京的拓本。范氏收藏它，也已经有二百多年了。我曾经到天一阁，有幸展开观赏、摩挲，舍不得放手。范氏子孙至今仍世代珍藏它。汉荡阴令张迁碑跋 这块碑出土较晚，所以保存完整；碑文叙述张氏的先世，依次列举张仲、张良、张释之、张骞。这是六朝碑版攀附祖宗风气的开端，不过为什么没有提到张安世、张敞呢？“[乱码]沛”二字足以证明《二南》存在不同的文字。碑立于中平三年，另外还有碑阴一通，我没有见到。汉司隶鲁峻碑跋 欧阳兖公为这块碑作跋，对鲁峻遭逢母丧、自己请求从侍奉皇帝改任议郎一事表示疑惑。洪盘洲解释说：汉代风俗相承，即使遇到父母丧事，也多以一日代替一月，很少有人守丧三年；元初才开始允许实行三年丧，建光年间又重新禁止。肃宗时，越骑校尉桓郁因母丧请求辞职，诏令允许他以侍中的身份服丧；后来他的儿子桓焉任太子太傅，遇到母丧，诏令允许他以大夫身份服丧，避开繁剧职务而就任闲职，与鲁君请求改任议郎相同。盘洲的话考核得很精确。我认为，古人只有遇到战争等重大事务才开始夺情，哪里有把服丧者安置在清闲散职中的道理？汉人不学无术，这就是其中一例。近来词臣丁忧，多数命令他们在南书房供职，只是不领取俸禄。江阴杨文定公谈到这件事，天子于是都命令他们服满丧期，这就是所谓以孝治天下。汉昆阳令尹宙碑跋 尹宙碑整齐肃穆、方正严整，是汉碑中的佳作。但考察欧阳修、赵明诚、洪适、娄机的记载，都没有提到它，大概是较晚出土的。尹宙因州府征召而任从事，碑文却称赞他以正直的风采立于朝廷，大概就是把州府治所称作朝廷。汉、唐人都这样说，宋代以后便不敢使用这种说法了。汉北海相任城景君碑跋 此碑如今在济宁州学，它从任城迁置到这里的缘故，见于竹垞的跋文。碑文把“麋”写作“眉”，把“仓”写作“苍”，把“渘”写作“柔”，把“醳”写作“释”，把“{车弗}”写作“拂”，都是古文字形体相通的缘故。其中把“衙”写作“御”，则是古字读音相通。碑文有诔，又有“乱”，这在唐代以后碑刻中也很少见。碑阴还有一通，赵德夫所著录中曾记载它，但洪文惠公没有见过。可是我家所藏三种拓本都有，应该是旧拓中保存最完整的本子。○汉史晨祠孔庙奏铭碑跋 东京的隶书碑刻，流传到今天的，以乙瑛、韩勑、史晨三碑最为完整，书法也各自形成一家。乙瑛碑只叙述奏请之事，并附有赞；此碑也只叙述奏请之事，并附有铭。大概是仿效《史记·三王世家》，又是髯翁《表忠观碑》所取法的对象。不过，这篇碑铭以“谈然崇”为韵，我对此很惊讶。古代韵脚有不能强行解释为相通的，这就是其中一例。○汉史晨飨孔庙后碑跋 韩勑两碑的碑阴，列有孔氏后裔二十多人，把这通碑合起来考察，只有已故尚书翊、河东太守彪，已经在韩碑中出现；处士褒，则他的父亲郎中宙见于韩碑。此外还有五官掾畅、功曹史淮、守庙百石赞、副掾纲。乙瑛碑中也有守文学掾龢、史宪、户曹史览，这些都属于阙里世系中应当采录的人物，所以一并记在这里。○汉孔庙置百石卒史孔龢碑跋 这通碑的内容，欧阳公的跋已经说尽了，认为汉代公文的格式，在这里可以看见。这项工程，是由前任相乙瑛提出请求，后任相平接续完成的。至于建造百石吏舍，则是前任县令鲍迭所做。赞文极力把功劳归于乙瑛和鲍迭，大概就是后任相平所作，可以说没有埋没别人的功劳。○汉韩勑孔庙二碑跋 韩勑的孔庙碑有两通，一通是置立礼器碑，一通是修建孔庙碑，都有碑阴。洪文惠公只见过前一通的碑阴，我却两通都见到了，真是幸运。关于“霜月皇极”的鄙陋和“空桑”的诬妄，前人已经讥刺过，这里不再详述；唯独它的隶书笔法流动飘逸，值得欣赏。○汉酸枣令刘熊碑跋 这通碑见于郦氏注《水经》，当时只损坏了一个字。到了王建时，已经有感叹它被风雨消磨的说法。近人所收藏的本子，字数不到一百。我家有旧拓本，还能保存原碑十分之五。王建根据图经，认为这是中郎所书，洪氏对此表示怀疑。我认为即使不是中郎所书，也一定是名家手笔。○汉郎中郑固碑跋 碑文拙劣到了极点，像崔、蔡一派的浮靡文风。“逡遁”二字，欧阳修、赵明诚、洪适三家以及近人的疏注，都已经说得很详细了。碑文以“疾锢”为辞，我认为“锢”字就是“痼”字的通用写法，似乎比兖公的说法更好。碑文说：“长子孟子，有扬乌风，七岁便夭折，配食于此坛。”大概是附葬者，这也是金石文字中的一种例子。○汉淳于长夏承碑跋 汉人在碑刻中记载世系，多不避讳而直接写出名字，先儒已经有人非议过。这通碑对东莱府君不写名字，唯独太尉据写出了名字；右中郎将又不写名字，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它的错误不用追问就已经很明显了。这通碑在赵德夫时代还完好无缺，又过了四百年，明人重新刻制，已经完全失去了原来的面貌。我家有丰学士万卷楼的旧拓本，值得珍藏。○汉西岳华山碑跋 竹垞把这通碑视为汉代隶书第一名作。他所见的西陂本，文字完整，篆额也都完好，因此有令人惊心动魄的喜悦。这样看来，我家所藏的本子，是丰学士万卷楼中的旧物，经历二百多年仍没有残缺腐烂，岂不是更加值得珍藏吗？篆额左右有唐大和年间李卫公等人在旁边题字，下面又有宋元丰年中王子文的题字，几乎没有空隙了。○汉泰山都尉孔庙碑跋 竹垞指出《范史》中孔伷记载的错误，这是对的。他说孔宙死于灵帝熹平四年，却也不准确。孔宙应当死于桓帝延熹六年，赵德夫认为是延熹四年，也错了。竹垞大概因为延熹年份的错误，又辗转混同成了熹平年间。碑如今在曲阜，下半通已经漫漶，什么也没有了。○汉执金吾丞武荣碑跋

译任城武氏是名门望族，所以金石文字中有武氏石阙铭、从事掾武梁碑、吴郡丞武开明碑、敦煌长史武班碑，以及武氏石室画像石阙铭。至于石阙铭所记之人的姓名，已经无法考知。武班是武梁的兄长，武开明是武梁弟弟的字，其本名也失考。武荣是武班的弟弟，桓帝丧期守卫元武门，勤于职守而死。这通碑是旧拓本，所以不像近来的本子那样漫漶到只剩轮廓，但已经比不上洪文惠公所见的旧本了。○汉宗氏故吏处士碑阴名跋 汉司空宗俱碑的碑阴，赵氏只保存了目录而没有说明，洪氏也只保存目录而没有录下碑文，怀疑他们都没有见过。我家藏有此碑，碑阴上方是“宗氏故吏处士名”七个大字，下方列故吏十六人、处士四人，大概也只有最上面一层。汉代碑阴都没有额题，只有孔宙碑有“门生故吏名”五个大字，而此碑又在其上署明姓氏。如今碑身已经不流传，只有碑阴单独流传下来，正是因为署有姓氏的缘故。○汉故圉令赵君碑跋 东京的金石文字，我最喜爱。这通碑文字简洁明净，唯独铭辞夸张失当。洪文惠公根据《范史》考证，知道举荐赵君的杨公是杨赐，袁公是袁滂，却反而无法考得圉令的姓名。这样看来，使人不朽的凭借，正在金石之外。隶书笔法雄浑严整，可惜与文惠公所见时相比，又损蚀了十分之二。○汉鲁灵光殿钓鱼池砖跋 这块砖出土于金代明昌年间，高刺史曼卿为它作跋，记载得很详细。砖上的文字分三行，前两行都是四字，末行多出一个字，这是旧刻的格式。不知什么时候重新摹刻，直接改成一行，于是失去了原貌。如今重摹本在曲阜孔庙前殿东壁，上面写着“五凤二年，鲁卅四年”，足以证明汉代藩侯遵奉朝廷正朔，同时又各自纪年的情况。○魏公卿上尊号碑跋 四十六位佐命大臣中，华歆居首。过去是龙，如今却成了蛇。即便如此，华歆在牵连出伏皇后之时，早已成为曹氏的私人党羽了。可惜这篇奏文没有早些出现。陈氏《蜀志》大书成都劝进诸臣的奏疏，却没有把“此奏”收入《魏志》。竹垞说其中有《春秋》式的微言大义。然而在刻石之时，那四十六位佐命之臣，哪里还知道人世间有羞耻之事？恐怕只有辽东戴黑帽的老翁会皱眉，为故人叹息一番罢了。○魏修孔庙碑跋 说这通碑是陈思王的文章、梁鹄的书法，也没有根据。其中说孔子委屈自己来保存道统，降低身份来拯救世人，实在是妄言。又说仲尼死后，文章也就在这里了，这话说得多么无愧！洪文惠公校订元年、二年之间的错乱，还只是小问题。○晋汲县齐太公里表跋 汉代崔瑗任汲县令，自称是太公的后裔，于是为太公建立祠庙、树立碑刻，这件事见于郦氏注《水经》。晋太康十年，范阳人卢无忌任汲县令，又为太公故里立表，因为卢无忌也是太公之后。尚父的美德流传得多么久远啊！碑文说汲县发掘坟墓，得到写有太公际遇事迹的竹简。埋下竹简的年份，在秦始皇焚书之前八十六年。大概当时汲冢竹书刚刚出土，卢无忌信以为真，把它写在竹简上，这就是诬妄了。庙中如今只有一通拓跋魏时期的碑。○魏孝文比干碑跋 汲县比干庙碑，魏孝文碑和唐太宗碑齐名。洪丞相最喜欢孝文碑中哀伤顿挫的文辞，认为这正适合用来说明治国之道的兴盛。但碑中说：“啊，正直的士人啊，你为什么不做我的臣子？”这就未免自视太高了。碑刻保存得完好无损，然而隶书笔法颇像唐人，我怀疑它是重摹本。○魏重修中岳庙碑跋 这通碑立于太安元年十月。在此以前，寇谦之居住在中岳，魏司徒崔浩等人都敬信他。寇谦之首先劝魏主恢复祭祀五岳，魏主听从了。碑文把东征西讨、吞并各国的功绩都说成是神灵相助。五岳本来就属于国家明祀，如果只把祈福作为理由，已经很鄙陋了，何况还把功劳归给一个道士呢？它的隶书尚未坠入拓跋魏晚年的风气。○魏鲁郡太守张猛龙碑跋 这通碑立于正光三年，太守是西凉的后裔。读碑文可知，他大概是一位奉公守法的好官。竹垞说他能够列入孔林，大概是因为他有兴办学校的功劳。我认为拓跋魏的地方长官大多很不像样，常伯夫、冯熙甚至拿石经来做柱础，而这位太守能做到这样，真可以说是百鸟中的孤凤。不过这通碑的书法并不好，如果不是托孔林之故，也未必能流传到今天。○梁始兴安成二王碑跋 两通碑的情况，竹垞的著作已经说尽了。我考察六朝金石文字，河北流传的很多，江南却极少。因此两碑即使残断破裂，也姑且保存下来，聊以充作萧老先生家中的掌故。○东魏兴和孔庙碑跋 这通碑立于兴和三年，是为了颂扬李刺史仲璇修建孔庙的功劳；竹垞却认为是仲璇所作，错了。它的书法杂乱，错误最多。顾亭林对它的讥评已经很详尽了。因为它是孔林遗存，而且时代都在唐代以前，所以仍然录下。○北齐胡长仁重修郭巨碑跋 胡长仁是北齐胡太后的兄长、废后的父亲。北齐世祖末年，任尚书令。后主即位后，和士开忌恨他，诬陷他骄横放纵，于是把他调出朝廷任齐州刺史。胡长仁怨恨，谋划派刺客杀和士开，事情败露后，祖珽援引汉代诛杀薄昭的旧事，在齐州赐他死。这通碑称“新持节”，大概就是武平元年他刚到齐州时的事。碑字出自中兵参军梁恭之，碑文出自骑兵参军申嗣邕。胡长仁这个人不足称道，但北朝碑版的字体极其杂乱，而这通碑却独自整齐淳古，具有汉人的风格，应当是索头晚期石刻中第一流的作品。○隋大业孔庙碑跋 隋代流传下来的碑最少。这通碑立于大业七年，县令陈叔毅是陈高祖的孙子，实际主持了修庙工程。这一年隋炀帝出征辽东，窦建德、张金称、高士达相继起兵，王薄又在附近的长山起事，东方一片骚乱；但陈叔毅仍能用礼教治理，使地方安定下来，也算贤能了。碑文是济州秀才、汝南主簿仲孝俊所作，其中有孔长名、孔子叹等人名，又足以补充孔氏世谱的缺失。○唐贞观孔庙碑跋

译这通碑的隶书笔法很像薛纯陀。比干庙碑前面列有武德年间的诏书，接着是干封年间的诏书，旁边附有太子闳请求立碑的表文。下面又另列干封年间的祭文，金代人高曼卿在碑后题字，说明昌年间大风拔起树木，把碑吹倒，碑座龟跌全都破碎，但碑文没有受损，仿佛有神灵暗中保护，因此重新制作碑座，把碑立起来，这也是奇闻。唐初人的书写中，“隋”多写作“随”，由此碑可知，并不只是开元年间泰山摩崖文字如此。○唐贞观比干碑跋 太宗的诏书和祭文都写得很好，但他说比干三次进谏而不被采纳，就应当保全自身退去，并责怪比干过于激烈，这种说法又不对。三位仁人，有的死去，有的成为奴隶，有的离去，都是根据各自所处的情势而定；他们的声名和大义也正在这些不同选择之间，怎么可以轻率地加以评议？郑公说不愿做忠臣的话，并不是至理。碑文由薛纯陀缮写，极为精美。联名奏事的有七人，其中长孙无忌、高士廉不署姓氏，难道当时二人大概担任首辅之职吗？○唐贞观晋祠碑跋 唐朝取得天下，起始于晋阳，所以晋祠有御碑；等到唐朝灭亡，也只有晋阳能够为它复仇。庄宗进入汴京时，装着梁朝君臣首级的匣子，曾到晋献武王庙中告祭，也应当同时到晋祠告祭，让唐文皇的气魄得到宣泄，让唐叔的英灵得到慰藉，岂不是壮烈吗？竹垞说碑上文字原先刻得稍浅，后来拙劣工匠把它凿深，于是失去了墨迹的精妙。我拿旧拓本同今天的本子相比较，确实如此。○唐高宗明征君碑跋 摄山碑刻中，因明征君而流传下来的，首推这通碑。我认为高宗是平庸的君主，不足以使征君增重身价。但江左二十多个州，唐碑非常少，这通碑是仅存的作品，所以保存下来。○唐敬宗皇帝碑跋 这是高宗亲自撰写、亲自书写的文章。元子死后，竟追赠他为帝，采用六朝以来荒谬妄诞的礼制。唉！太子的死，是武则天毒死的。高宗昏聩无知，即使再加以特殊恩典，把墓当作陵，用高大的碑来记载，难道足以洗雪燕啄般的痛苦吗？○唐升仙太子碑跋 武则天为升仙太子立碑，大概是把张昌宗说成王子晋的后身，以夸耀王子晋来取悦张昌宗。如此污秽的文字，为什么还流传到今天？唉！王子晋的事情本来就难以相信。假如确实有其事，却让他受辱于年轻美貌之人，把他污辱成供奉身边那个皮肤如鸡皮的男宠，这是多么耻辱啊！○唐垂拱少林寺碑跋 嵩山少林寺有一通大唐垂拱二年太后的敕书，因为寺中生出了冬笋，便下敕记录此事以表示喜悦。又有一通大周天册万岁二年皇帝的敕书，因为寺中出现仙藤、白露的祥瑞，认为是美事，寺僧奉命把它刻在石上。唉！灌溉冬笋，为什么不怜悯黄瓜？寻求仙藤作为祥瑞，哪里知道祸患已经蔓延到桑树枝条和人口？祸患还没有止息。○唐太原王夫人碑跋 武则天临朝称制，尊奉她的母亲为无上孝明高皇后，命令武三思撰写碑文，又让睿宗书写。唉！这份如同紫色蛙声般荒诞的册文，竟以礼制尊奉叛逆之子的污秽言辞，却流传到今天，大概是因为睿宗的书法；至于碑文虽然不值得观赏，但读《唐史·则天本纪》的人不可不取它作为考证资料，所以把它记录下来。○唐开元太山摩崖拓本跋 开元祭祀泰山的铭文，在摩崖刻字以前，明代一个庸俗的官吏又把“忠孝廉节”四个大字凿刻在上面，使旧文被毁去了一半。天下庸妄之人，竟有这样的。我的求访得到范侍郎天一阁所藏的本子，完整无缺，岂不是价值百朋的珍宝吗？秦汉封禅的奢侈用心，碑文虽然有警戒劝诫的话，但已经渐渐愧对开国初年励精图治的精神了。到了末路，竟夸称荒野之中没有遗贤，那就是衰败到了极点。○唐凉国长公主碑跋 这通碑是元宗的御笔，碑文则是苏许公所作。开元天子的隶书，以泰山碑为第一，这通碑次之，石台孝经又次之。○宋广平神道碑跋 鲁公为宋广平撰写神道碑，并亲自书写碑文；这通碑的文章和书法都属于第一流，而我以前没有见过。明嘉靖年间，它从泥土中出土。震川见到后很高兴，认为其中有足以补充新旧两部史书遗缺的内容。碑旁还有神道碑侧记，也是鲁公所作，用来补充碑文中没有完备的地方。这就是古人碑阴的体例，潘、王《金石例》还没有列出这个名目。○元次山墓碑跋 鲁公的书法都值得重视，而广平碑和次山碑尤其值得重视，因为都是他撰写碑文并亲自书写的。次山去世时，杨炎已经为他立过碑，这一通则是他的旧部属所立。有空时应当取《唐史》中的传记来参校。○叶歙州神道碑跋 这通碑是叶法善父亲、追赠歙州刺史叶慧明的墓志文章，世俗妄传说它是能够追召亡魂的文字。古人的文章很少有称述自己儿子的，偶尔有的，也不过几句话。元人开始泛滥，如欧阳圭斋为许圭塘父亲作碑，洋洋洒洒写满一纸，评论者认为他不明白文章的体制。如今看这通碑，可知唐人已经开了这个先例，而且文章卑弱到了极点，只有书法值得重视。○唐元次山阳华三体石铭跋 道州江华县有一座岩石，元次山用“阳华”为它命名，并为它撰写铭文。他亲自用分书书写序文，又让江华县令瞿令问用三种字体书写铭文，大概是仿效曹魏正始石经。元次山的文章，上承陈拾遗，下启韩退之；这通石刻也是金石学家少见的作品，十分珍贵。○唐阳门桥亭碑跋 开元十三年，天子将要到东岳举行封禅，所以齐、鲁两地都修治行宫和御道。在任城阳门桥附近，又修筑亭子，以荣耀天子车驾经过此处；守尉游方撰写碑文，行尉王子言用隶书书写碑刻。此碑到开元二十六年才完成，正是明皇盛极将衰的时候。○唐天宝嵩阳观碑跋 以哥奴那样污秽的事，竟让徐浩来书写，所以这通碑才能保存到今天。但连“弄璋枤杜”都不明白的人，怎么能写出这篇文章？不知道这是出自哪一年的什么人之手？为什么不铲去他的名字，洗刷贞石的耻辱呢？○唐晋献武王北岳庙题名碑跋 竹垞为这通碑作跋，说题名是晋王亲自出兵的记录，而《通鉴》只说派兵救援，认为这是温公的错误。不知道《通鉴》明明说晋王先派康君立救援定州，后来幽州军队进攻无极，于是晋王才亲自出兵。竹垞没有读完就仓促认为是错误，实在疏忽。他所说幽州请求讲和，认为史书没有记载；考察这次战事，是李可举倒戈反攻自己的主将，因此害怕晋王追究而请求讲和。近来旧刻已经不存在，重摹本也不大值得观赏，我家旧拓本很珍贵。○唐李代州墓碑跋

译竹垞为这通碑作跋，只根据《五代史·唐家人传》寻找晋献武王的弟弟、所谓代州刺史，却没有找到，于是想把李克让作为此人。不知道《唐宰相世系表》中明明有代州刺史李克柔，李嗣昭就是他的养子。竹垞很擅长考古，却还有没有考察详尽的地方，由此可知援引根据是很困难的。克柔的名字在《五代史·嗣昭传》中也有，晋献武王的弟弟除了克让、克恭、克柔之外，还有克勤，也见于《唐书》，原本并不只是《家人传》中所说的那些人。○唐福州王审知碑跋 碑立于天祐三年，砀山贼将移唐鼎，文章包括序和铭，都极力称颂梁王，是侍郎于兢所作。可以说是污秽的文笔；但其中叙述三代世系的部分，足以同世家相互参证。○石晋柰河将军碑跋 济南七十二泉都发源于泰山山麓，唯独没有听说过所谓柰河。石晋天福二年，有一通泰山柰河将军碑，是乡贡进士刘元之所作。文章写得不好，书法也拙劣。柰河之神却称将军，又有夫人，实在是不合典制的祭祀。因为五代石刻稀少，所以保存下来。○蜀广政石经残本跋 宋人引用经文，都以蜀石经为证，从不涉及唐代陕本石经，原因有二：一是唐石经没有注，蜀石经有注，所以取其详尽者；二是南渡以后，唐石经被阻隔在陕西，不能传到江左，因此学宫颁行的本子都是蜀石经。不知道五百年以来，蜀石经为什么消失得几乎没有了？我留心搜访二十多年，仁和赵征士谷林才得到《毛诗》两卷，从《周南》到《邶风》为止。比如把“朝饥”写作“輖饥”，大概是异文。唐石经虽然不是原来的旧物，但近来顾先生亭林考证得非常详细，世人还颇知道留心搜求；蜀本却已经绝迹了。程克斋讥评蜀石经，说它的《春秋》把“甲午”写成“申午”，把“癸卯”写成“葵卯”；但它的书既然很多，自然不免有错讹。总之，其中有足以资助考证的材料，可惜如今能见到的只有这些。○吴越重修闽忠懿王庙碑跋 吴越已经兼并福州，却还肯重修闽王世庙，可以说十分厚道。慕容儁鞭打石虎尸体的行为，与此相比也应当感到惭愧。这正是钱氏保全世代基业的原因。碑文是福州刺史彭城钱昱所作，大概也是衣锦还乡的宗族支派。碑立于开宝三年，却称唐庄宗恢复王业；由此我才知道沙陀灭梁的功劳，大概是为了震动各藩镇的耳目。○杨吴寻阳长公主墓志跋 吴王杨行密的女儿寻阳长公主墓志，近年江都人掘地得到。它和王氏、闽王的两通碑，都是竹垞翁注《五代史》时没有见到的。公主下嫁鄂州节度使刘存，刘存大概是杨吴的忠臣，可惜早早去世。唉！李氏改朝换代以后，永兴宫的惨祸，哪里说得尽呢！《鲒埼亭集》第三十八卷，鄞县全祖望绍衣撰写，余姚史梦蛟竹房校订。题跋 ○宋重修嵩岳中天王庙碑跋 开宝六年重修中岳庙碑，是卢多逊撰写、孙崇望书写的。中州金石文字，自从叶井叔逐渐搜集出来以后，我所见到的这一本，是从范侍郎天一阁得到的二百年前拓本，古朴的气息和古人的雅趣都很浓厚，更加稀有。○宋重修大相国寺碑跋 这通碑立于真宗咸平四年，碑文是宋学士白之所作，书法是吴秘丞鄂所写。当时正值宋朝太平盛世的极盛时期，展开碑卷，安康富足的景象充满其中。行文和笔墨都很好，书法也雄浑，不愧为名家。○南岳梦英师说文偏旁字原跋 孟蜀成都有林罕所刻《说文偏旁集》二卷。晁公武说：“它与许慎的说法颇有不同，但彼此各有得失。”邵必曾因仁宗的询问谈到此书，其中解释字义的地方很有可疑之处。梦英这通碑，大概就是为了纠正它。曾经把这件事告诉郭忠恕，郭忠恕回信说：《说文》的字源只有五百四十部，“子口”二字应合收在“子部”。如今目录擅自改动，集解中又误把属于“去部”的字收入注中。如今检点偏旁，从“少、晶、歮”到“龟兹”五部，因此知道林罕荒诞虚妄，他的书可以焚毁。郭氏是篆学大家，而他的议论与梦英相同。碑是柴禹锡所立，如今保存在西安府学。○南岳梦英师篆书千文碑跋 梦英用篆书书写《千字文》，在关中刻石，是干德五年节度使吴廷祚所立。碑阴有陶学士用真书写的序，说“史籀死后蔡邕兴起，李阳冰死后梦英诞生”，推崇到了这种程度。“函杖”二字出自《礼记》王子雍本。○梦英十八体篆文碑跋 所谓十八体，是古文、大篆、籀文、回鸾、柳叶、垂云、雕虫、小篆、填篆、飞白、芝英、翦刀、薤叶、龙爪、蝌文、璎络、悬针、垂露。宋初篆学精湛，中原有郭忠恕，吴地有徐铉兄弟，蜀地有勾中正，楚地有梦英，以出家人的身份在其中称雄。西域人才众多，直接探究六书的奥秘，盛况可观。碑上有十三家循环题写的诗，作者是马去非、宋白、贾黄中、陈抟、赵逢、李颂、卢岳、许道宁、何承矩、吕端、僧永、牙玄宝、惠休。郭忠恕答复《说文偏旁》的书信，也附刻在碑石上。○宋祥符天书摩崖石墨跋 《祥符天书述》用来歌颂太祖、太宗的功德。它的楷书极好，我从丰学士万卷楼得到此本。这块石刻，元代文贞公元好问曾亲自登临泰山，却没有来得及见到。我能够见到它，真是幸运。把它拿来同唐开元泰山石刻相配，谁能说不合适呢？○韩魏公北岳庙碑跋 魏公《北岳庙碑》的文章典雅有法度，即使百代以后读来，也令人肃然起敬，知道这是社稷之臣的手笔，是贯通天地的正气所灌注。书法也直逼颜太师公。定州百姓把他的政绩逐条列举出来，记在碑上。我已经把《北岳庙碑》装裱并加上界格，随即把它同《定州政迹碑》合为一册。○韩魏公定州政迹碑跋 这通碑是知定州衡规所作的序，节度推官刘焘书写。我认为它应当附在《八公安阳集》之后。○欧公泷冈阡表石本跋

译这篇表文相传曾被神龙抓走，后来又归还，这种说法真荒诞啊！我为先父服丧时，有客人把这篇刻石赠给我，我把它放在倚庐中。唉！我不羡慕兖公对先人的推崇和显扬，反而因为自己不能达到他的境界而惭愧，只怕想要等待时日，却终究没有什么补益。这篇表文可能也是先上石时笔画浅，后来有人重新凿深，因而失去了原来的面貌，实在可惜！○鲜于侁灵岩寺诗石本跋 鲜于公评论新法最为公允，但党人仍然极其憎恨他。端礼门前的石刻，他和儿子鲜于绰都参与其中。近来我看到他留题灵岩寺的一幅七言诗石刻拓本，诗的笔力工整自不必说，书法也清劲可爱。它刻上石是在元丰三年。○宋应天府虞城县故迹碑跋 这通碑是绍圣年间县令章炳文所立，依次叙述地望、陵墓、诗文等类别，共二十七类。县令任期将满仍留心这些事情，大概是能够用儒术来修饰吏治的人。楷书笔法也精美工整，仿效王右军。○宋重摩唐储潭庙祈雨碑跋 这通碑在赣州，是唐代赣州刺史裴谞所立，大概立于大历庚戌年；宋嘉祐癸卯年重新刻制，由监洪州税樊宗奭书写。竹垞来到祠庙下，亲自拓取碑上的颂文，却没有详细说明它为什么是宋刻。樊氏学习颜真卿的书法，因为避宋代庙讳，所以缺少笔画。○宋登封县免抛科碑跋 登封县因为崇福宫奉祀的缘故，免除抛科。这是宣和五年所下的敕令。知县蔡迪为此立碑。此碑立下不久，伊洛一带就变成了兵马交战的地方，宫观的财产也被搜刮殆尽了。唉！宋大观御制五礼碑跋。道君皇帝御制的《五礼碑记》，书法雄伟。汉代以后修撰礼书的，只有唐代的《开元礼》和宋代的礼书罢了。碑石过于巨大，很难摹拓。我所得的是丰学士万卷楼的拓本。宋龙虎山门道正王道坚牒跋。道君皇帝爱好道教到了极点，这三道敕令都是蔡京奉行的。当时上天降下了魔君，却没有办法禳解，反而亲近魔君，彼此牵连而陷溺其中，连自救都来不及，怎么还能度化别人呢？难道他知道上清世界其实就在五国城边，已经等候他很久了吗？楼楚公《三十六峰赋》石碑跋。楼墨庄任知乡郡时，堵塞广德湖改作田地，我每次经过他的祠堂，没有不在心里鄙薄他的。然而墨庄的祖先是庆历年间的人，他的老师又有孙子成为嘉定年间的名臣，所以丰惠祠、昼锦堂以及梓里乡人的祠堂，并没有进一步废弃斥毁。墨庄任登封知县时，同参寥最为交厚，所以《三十六峰赋》是参寥所书。我把它装裱界隔，作为四明文献的一部分，又抄录墨庄的嵩山诗附在后面。我听说墨庄曾经带着嵩山的石头回来，高宗、孝宗以后，南北隔绝，攻媿于是筑阁题名为“登封”，把石头收藏在阁上。他亲自写记，三次表达对京洛遗物的怀念。五百年来，高大的树木凋零沉没，楼阁和石头一同湮没了，而碑刻还完好无损。这就是杜元凯所以对身后之事念念不忘的原因吗？建中靖国少林寺瑞芝图跋。建中靖国元年，西京留守府向少林寺下达剃度的敕令，于是寺僧进献瑞芝图，大小共十二种，各有不同的名称。知河南府王璹立碑。唉！古时候得到瑶光星时，瑞芝便会出现。真宗封禅以后，瑞芝竟出现了三万多株，君子尚且讥笑这种事，何况道君皇帝的时代呢？碑中所记的内侍臣阎守勤，正是元祐党籍中的人。这十二种是：拖石黄、双头黄、鹅黄、鸭脚黄、小紫团、黑团、小双江、花叶、紫金黄、印子黄、僧笠紫、大紫团，足以补充图谱的遗漏。二蔡达磨石墨跋。嵩山少林寺有蔡元度所书“达磨面壁之庵”六个大字，又有蔡元长所书“面壁之塔”四个大字，都奇特雄伟。元度的书名稍微被元长掩盖了，他流传于世的书迹只有《娥江孝女碑》这一刻石，直到看见它，才知道他的笔力。然而达磨虽然属于异端，却又被两个魔头玷污，也是不幸。大观御制《八行八刑碑文》跋。这块碑当时想必天下各地都有，如今只有郑州本还保存着。我是在范侍郎天一阁所藏的《八行》选本中看到它的。这是《宋史》所载取士的一种方法，应当用它来考证《选举志》。游景叔墓志跋。游先生的墓志虽然说他曾与横渠交游，却没有说接受横渠的学业，因此怀疑他并不是横渠的弟子。然而这篇文章是张公舜民所作，书法是邵公{龠虒}所写，篆额是章公粢所书，他们都是元祐党人的同道。镌刻工匠又是安民，更加值得珍视。我正在编修《宋儒学案》，得到此碑，欣喜之余，连饭也多吃了几口。游景叔《昭陵图》跋。唐太宗昭陵图，是宋绍圣年间直阁游公景叔刻在石上的。图置于太宗庙中，直阁在上面题词。闽人黄莘田有诗说：“自古以来风云际会本就艰难，始终受到恩礼的贞观令人羡慕。汉家有多少韩信、彭越这样的将领，却连一字铭旌也没有留下可看。”这些话极为工巧，我因此把它录在碑尾。宋元祐党籍碑跋。元祐党籍碑，世人所见的都是西粤重刻本。这一刻本是故相梁公焘的曾孙梁律重新刻制的，由吉州饶祖尧作跋。其中注明已经去世的人有六十多人，这是西粤本所没有的。内臣之后另行书写王珪的名字，接着说“为臣不忠”；曾任宰臣的章惇，也与西粤本不同。王丞相虽然是具臣，所以不应与章惇同列，应当以梁氏碑本为正确。刘凝之墓记跋。《刘凝之墓记》是朱子编撰的，由门人黄铢用分书刻在石上。此前淳熙己亥年，朱子任南康太守，曾经修整刘公的墓，却来不及写文章。朱子离任后，门墙、亭子和匾额没有一件保存下来。绍熙十年，章贡曾致虚来任太守，又重新修建，并请求朱子写记。唉！今天做官的人，有把先贤的坟墓作为自己的事务来办的吗？朱子说，尊重德行、喜爱正道的心，知道事情的先后次序，天下做官的人都应当记住这句话。司马温公光州祠堂碑跋。

译温公光州祠堂建于宋绍定年间，由州守何元寿修建，节推叶佑之为它作记。叶佑之是慈湖先生的门人。何元寿过去只知道温公是吴地人，却不知道他的学术渊源。等读到叶佑之的碑文，其中说：“苏公关于祭祀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的凄怆之论，确实如此。《诗经》说：‘凫鸟在泾水，公尸来燕来宁。’”叶佑之因此从这首诗悟到《中庸》的旨意，说：“微妙之处会显现，诚实之心不可掩盖。”慈湖夫子赞叹这是千古不传的妙理。夫子去世后，他五年来闭口不敢谈论此事。何侯也是夫子的门人，借着修建温公祠堂，才敢再次诵说它。由此才知道元寿也出自慈湖门下。临川李侍郎穆堂正广泛考察杨、袁两家的师友关系，我便把这块碑寄给他。贺秘监逸老堂碑跋。《秘监逸老堂碑》是吴丞相履斋撰文，张大中樗寮书写楷书，赵侍郎汝楳题篆额。履斋是贤能的牧守，樗寮是书法名家，这个拓本理应珍藏宝爱。碑文说，秘监如果不早日归去，就一定会参与灵武之事，扰乱父子伦理，秘监也难以逃脱天下人的责备。由此感叹履斋的方正严肃；后来他对穆陵说“臣没有弥远那样的才干”，这两句话已经在这块碑上得到验证了。《逸老堂碑》跋二。樗寮是参政孝伯的儿子，熟悉典故，谈论乾道、淳熙年间的事情如同放在手掌上看一样清楚。李心传把他当作可敬畏的朋友，说他有洁癖。他的书法冠绝南宋末年，但清容认为宋代末年的书法衰坏始于樗寮，说他晚年为人越发奇特，书法也越发放纵。如今看这块碑，哪里有放纵之处？我所见樗寮墨迹很多，也没有见到像清容所说的那样。开庆己未敕书跋。开庆己未年，敕书下达到广西桂州，因为元军退却，奖赏慰劳守城者，并勉励他们今后继续效力。帅臣于是刻石，但当时北方的战事仍然很紧张，敕书中却还自我夸耀，难道不是身处沸腾鼎中的游鱼吗？帅臣的谢表也附刻在碑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楼氏昼锦堂跋。我们乡里以“昼锦”著称，从王太守周开始；后来有的叫“锦照”，有的叫“锦乐”，有的叫“锦里”，余、赵、王几家都是如此。只有这块碑在丰惠祠中，虽然残缺断裂，还保存着墨庄的德行；他并没有足以获得这样久远的福祚，难道不是因为正议在前、攻媿在后吗？摄山游嘿斋题名跋。摄山的题名极多，但模糊漫漶的十之八九。我的朋友陆使君南圻求得游文清公《嘿斋》题名一通，请我在末尾作跋。考察嘿斋兄弟，都是张氏湖湘一派的高足弟子，并且把所学传给了漫塘刘公。《宋史》没有记载漫塘之学的传承源流，这是错误的。因此借南圻的请求，特意记下它的源流。蕲州白龙洞题名跋。嘉定癸酉年，蕲州安抚方信孺的判官陈孔硕为祝贺瑞庆节经过白龙洞，用篆书题字于石上，极为雄伟。方信孺在《宋史》中有传，而陈孔硕是朱子的门人，足以使这座山增重。党承旨普照寺碑跋。南渡以后，郭忠恕、徐铉的篆书学问没有继承者，只有党承旨以墨法精妙而雄视河北。承旨与稼轩友善。稼轩的词、承旨的篆书，确实是河北的两绝。我得到他所书济州普照寺篆书碑四通，明昌六年四月，由寺僧知照立石。党承旨“杏坛”二大字跋。清容为承旨所篆“杏坛”二大字作跋，认为其中有风雩的意味，仿佛千年之后仍如同一日。如今又相隔四百年，难道这不是孔林的墨宝吗？承旨署名时自称“门生”，也很新奇。欧阳公说：“接受业师教诲的叫弟子，向弟子接受教诲的叫门生。”承旨的学术源流，莫非传承得很远吗？《雪庭西舍记》跋。屏山李之纯，是金代文章大家，著述比滏水还多，但如今大多失传，只有《永乐大典》中保存着他的文集。屏山援引儒学来进入佛学，又推尊佛教而附会儒学，既然已经冲破阻碍、排开波澜，也就不足为怪了。他所著《鸣道集说》一书，自濂洛以来的学者，没有不遭到他的抨击。近来看到他的《雪庭西舍记》石刻本，仍然是这种说法。他引用《致堂读史管见》，把它当作《致堂崇正辨》的作品，满纸都是痛骂破戒的言论，但实际上又未尝不在心里折服于佛老。唉！屏山已经谄媚佛教罢了，又何必牵强地拉古人为他周全呢？石碑立于兴定六年。金沙门福迎墓志跋。金代延津县建福寺南浴室院主福迎的墓志，刻于大定十年。不称作塔志而称作墓志，违背了金石碑刻的惯例。文章是临涣酒监刘公植所作，安定程毂书写得很好，所以保存它。程少中墓碑跋。少中碑是遗山所作，足以增加其分量。碑文说少中世代居住在洛阳，元魏迁到云中，于是成为东胜人。但碑首却说“两程夫子之后”，多么愚蠢荒谬啊！遗山如果看到，一定会唾弃它。元重修太一广福万寿宫碑跋。至元三年重修卫州的太一广福万寿宫，这是翰林王学士鹗所写的文章。文章对太一道教的源流解释叙述得最为详细。大意说：张道陵的学说，本来出自道家一流，而它所凭借的法术，也兼及医家一流。太一大概就是它的支派。如今皇帝护养百姓的方法已经完备，但仍然推尊方外之教，实在是希望解除人的灾厄、消除人的疫病、为人们带来善福，因此始终敬信而不懈怠。他说话有分寸，符合儒臣的体统，不是随意写成的。书法也圆润遒劲，令人喜爱。元刻司马温公《投壶图》跋。《唐志》中有上官仪等人的《投壶图》，列在杂艺术家一类。等到温公的图出现，便认为投壶可以修治心性，可以治理国家，可以观察人物。于是那些崇尚奇特俊逸的人反而受到贬抑，而古人的礼意也显现出来了。元至正年间，山东廉访龎兀亦思刺瓦性言在岳祠刊刻此图。明嘉靖年间，又重新刊刻。我从乡里的青山叶氏得到至正旧本，于是在末尾作跋。揭文安公《天一池记》跋。张真人龙虎山天一池的记，是揭文安公为它撰写并书写的，另有“天一池”三个大字。我们乡里的范侍郎东明筑阁收藏书籍，也取用水能制火的义理，题名为“天一阁”，并在阁前开凿池塘。他双钩摹写文安公的三个大字，准备重新摹刻上石，却未完成便去世了。如今那块旧刻归我所有。元大德孔庙碑跋。

译大德年间，加封先圣，祭祀用太牢，碑文采用蒙古文字，旁边附注真书。我收藏的蒙古碑共有三纸，其中一纸纯用国书，无法看懂，想请人翻译却没来得及。另一纸虽然以真书为首，但也很难通读，只有这块碑最好，而且出自孔林，足以列入收藏目录。元哈讨不花祭祀庄田碑跋。哈讨不花是元代浙东副都元帅，汝州郏县人。他的父亲是平章巩武惠公，世祖的功臣。这块碑奉他母亲之命，为他的父亲置办祭祀田产。四明汪灏为此撰文，恳切嘱咐子孙世代守护。我看汉隶碑刻，例如《金广延为母纪产碑》，尚且登记在碑刻目录中，何况这块碑呢？唉！宗法已经败坏，周礼中圭田的制度不能实行，于是卿士之家各自置办祭祀田产，用来筹备四时祭祀。但家族门户有兴衰，想要保证它长久存在，也很难。因此哈讨不花对此留心，并请求撰写金石文字来警戒后代，虽然未必真能永远保全，却不能说不是一番苦心。汪灏，字季夷，是我们乡奉化黄甘里人，有《蜡台集》。庆元路学宫涂田碑跋。庆元学的涂田在大嵩一带，元代被阿育王寺的僧人占据，以贫瘠的田地换取肥沃的田地，把成熟的田地说成歉收之田。副廉访李端清把这件事写下来，立碑作记，文章是学正虞师道所作。唉！天下最强悍的是僧人，而诸生却软弱，难道不只是庆元如此吗？《石鼓文音训碑》跋。《石鼓文音训碑》是元代惬山潘迪所立。当时欧阳圭斋任祭酒，潘迪任司业，黄晋卿任博士。这是太学一时的盛况，石鼓也因此得以参加考订。我曾见过北宋拓本，其中有彭城钱逵的释文，只依据薛尚功一家之说。钱氏自己以没有穷尽其中的异同为遗憾，假如他见到这块碑，难道不会称心快意吗？我曾考定石鼓，认为它必定不是出于秦代以前，可惜不能起用诸位先生共同疏通考证来证明我的说法。元皇姊鲁国大长公主文庙金博山炉碑跋。碑文说，皇祖龙飞之时，皇国舅按亦那演以辅佐创业之功，被封为世袭鲁王，谥号忠武。鲁王的孙子帖木儿也建立了大功，号称按荅儿图。那演因此使洪吉烈氏更加显赫。鲁王尚囊加眞公主，不久封为皇姑鲁国大长公主。其子弴不刺娶相哥刺吉公主为妻，其子如今的鲁王礼嘉世代承袭公主封号。用白金百两铸造金博山炉一件，又用五十两铸造金盦一件，派驿骑送到曲阜文庙神位前，以太牢祭祀。碑文是国子司业刘泰所作。碑立于泰定元年，公主向孔子表示敬意，这是自古以来罕见的事情。王秋涧神道碑跋。文定的神道碑，是他的儿子公孺亲自撰述的，附载于《秋涧大全文集》中，而石刻已经不存在了。明宏治辛亥年，华容王府君俨任卫辉知府，拜谒墓旁，慨然生出追慕前贤之情，重新刻碑，又修复祠堂，清理墓地，使高大的碑石焕然一新。唉！羊叔子自身已经很好了，又何必参与人事呢？如今世上治理百姓的长官，哪里还能有这样古道热肠的人呢？再三诵读华容题跋，不禁怅惘。万氏永思堂石刻跋。这正是四忠家法的体现，并不只是先人的手泽而已。我们乡里的世家，没有哪一家像万氏这样享有长久福祚，四百年来一直没有衰替。石刻收藏在季野先生家，季野去世后，他的儿子不能守护，如今归于董氏。明宗室青阳子《消寒九九图》跋。明代宗室中以风雅著称的人很多，秦藩则以简王朱诚泳所作的《宾竹小鸣集》最为著名。同时有一位青阳子，也是秦府宗室支系，按时间推算，应当与简王相距不远。有石刻本《消寒九九图》，每图各附一首诗，归结于安静自守、涵养微弱阳气的意义。但只署名“青阳子”，没有列出姓名。竹垞编纂《明诗》时也没有见到这幅图。楝塘李翁石刻家传跋。楝塘是我们乡里的德高望重之人，详见《杲堂所编楝塘小志》。我从董丈子畏那里得到他的家传石刻本，原来是陆文裕公撰写、衡山书写的。向李氏询问，他们也没有这一本，于是把它归还给他的后裔昌泉。陈后冈题名跋。鼓山有四明流寓者的题名，不知道究竟是谁。范侍郎东明考定后，认为是后冈的题名。明代人看重馆阁之职，如果遭遇外调，就会失意困顿、不能自处。后冈在被外放之后，所以这样自称。但如果让求学修道的人处在这种境地，正不应有这样的态度。慈元全节庙碑跋。宋杨太后殉难于厓山，直到明宏治年间，布政使刘公大夏才为她建庙，陈先生献章才为她立碑。陈先生的书法最为精工，他所使用的是江门的茅笔，曾称它为“茅龙”。他书写慈元庙碑尤其用心，相传上石时先生亲自到场查看刻工，所以丝毫没有遗憾。我到祠下拜谒，拓下碑文，并题诗作跋：“高曹向孟都是贤后，尚有芳魂殉落晖。一洗签名臣妾辱，虞渊双抱二王归。”私下认为写得很好，足以附在陈先生的碑后流传。明开封府学石经碑赞跋。嘉祐年间的开封石经，进入明代后归于学宫，已经残缺不全。河南按察使、庐陵人陈凤梧曾立碑记载它的始末，如今也不存在了。我从天一阁看到这块碑，它的大意说：篆书演变为隶书，隶书演变为楷书，远离古体而失去真实，文字也出现鲁鱼亥豕的讹误。汉唐崇尚文教，于是树立石经，字体逐渐端正，但大义仍未明白。五星聚于宋代，大儒相继诞生，打开关门、抽出钥匙，使光明如日月星辰。重新刻石经，把它刊刻在太学，像天球河图，笔势如龙飞凤舞。山陵谷地不断变迁，学校沉没于水中，残篇断章所剩无几。皇明尊崇文教，把它看作石鼓，迁到各所学校，安置在两庑。考察这块碑，它把宋代石经的功劳归美于诸位儒者，但考据并不准确。当初刻碑时，杨南仲、胡恢、邵必等人参与其事，而诸位大儒尚未出世。只有汴京太学沉没于水中这一件事，没有这块碑就无法知道。于是抄录它的话，并作此跋，附在石经跋文之后。《林泉雅会图》石刻本跋。

译这个雅会由先宫詹公创始，同会者有周尚书、吴光禄、林佥事、陈宫允、丁中丞、周观察、黄比部、屠辰州、赵比部十人，辰州任社长，但当时还没有图。宫詹去世后，宫允、辰州和黄比部又相继去世，于是加入徐、陆二位廷尉、万都督、陆别驾、周侍御，重新组成十人，才绘成此图。有墨本，也有石本。后来光禄去世，又加入施都督，但石本中还没有施公，因为他当时尚未加入诗社。杲堂记载此事不够详细。《林泉雅会图》跋二。吴公太白因论说国本被罢免御史，光宗即位后起用为副尚宝，随后任鸿胪卿，又任大理寺卿，最后以南京光禄卿之职退休。我曾在周文穆公家看到他为吴公所作的仕历官簿，记载就是这样。天启三年，林泉诗社刻石，吴公八十岁时任席长，而杲堂认为泰昌改元时吴公已经去世并追赠光禄，这可以说是错误至极。如今鄞县志书都以此为依据，若不是石本保存下来，凭什么订正这个错误呢？《林泉雅会图》跋三。这个雅会由先宫詹公开始，后来绘图并刻上石头。宫詹早已去世，而在卷首用汉隶题写“四大”二字的，是宫詹的堂弟泰征先生天麟。他是先宗正公的次子，当时我们家各位祖先大多擅长书法。先生以汉隶著名；先和州公的次子思若先生，名天骏，以行书著名；宫詹的次子非堂先生，名大震，以草书著名；先应山公的次子务观先生，名大科，也以行书著名。而非堂各种书体都很精通，如今大多已经散失。（篇题标记） 题词。谢山先生临终时，把诗文稿交给我董秉纯保管，共有亲手定稿的六十卷。其余残篇断简以及重复出现、尚未删削的作品，也有整幅成帙的，几乎装满一只竹箱。我哭泣着拜受下来。先生丧事办完后，我仔细搜检，粘连修补，又汇编成七十卷。其中与正集重复以及在其他作者作品中另有收录的，约占十分之四。我打算重新删定，但因为有许多是先生手书，不忍涂改，想重新誊写；又为衣食奔走，匆匆忙忙始终没有完成。丙戌年，我在馆东村邱氏的松声柏影楼，利用课徒的间隙，亲手抄得三百多张。后来又南北往来抄录，时作时辍，没有定准；即使乘船、骑驴，也没有不带着它同行的，但最终仍未能把这件事完成。如今丙申年春天，我任那州判官，地方偏僻而政务简少，署中寂静，每天抄写四千字，经过四个月才完成。于是重新整理编定。古人的文集，必定要依赖有力量而且是高等弟子的门人来校勘订正，之后才能世世流传而没有闲杂之辞。正如李侍郎之于韩吏部、方侍读之于宋学士，当然不只是都尉史编需要桓谭、侯芭一类的人来完成。只是我哪里足以担当此事？但名公大家一生心血所倾注的著述，必须另行选择、审慎处理，宁可割爱，也不能吝惜。其实其中即使只是吉光片羽，也都值得珍贵。因此六一居士的文集才几十卷，如今兖国公的全部文集却累积成蔚为大观的巨著。曾南丰的类稿，甚至一两句质朴实在的话也全部收录。何况先生的作品都是乡里掌故，关系到旧史，没有一篇不对文献有所补益，不能只把它们当作随意题写山水、任意决定取舍的文字。先生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删去，有两个原因：年轻时专心钻研经史学问，常常同学互相考问论证，散见在书札题跋中。后来交游问答很多，于是合编成《经史问目》流传于世。回乡时倡导真率社，以乡里宋元遗迹以及前代更替时的节义人物作为题目，写成诗三百多篇。而从前考索的作品都在这些地方重复出现，这就是不列入正集的原因。然而书札中涉及的内容，或许不只是这一件事。传记、志铭的体例本来不同，详略各异，文章和诗歌的长处也各不相同，怎么能取此舍彼呢？所以这部集子虽然已经略加删节，编成五十卷，但取舍仍然没有完全妥当。翻检正集和诗集，认真校勘：全文相同或意义已经完备的，最终删去；有的题意相同而记载、议论不同；有的文笔可以独立保存，便仍然保留。总之是淘汰芜杂，使它归于精粹。我既然不是适合做这件事的人，与其任意删削窜改，使它们像被风吹散、被野蔓湮没，不如仍旧保存于青缃书箧，藏在名山，等待后人。虞山之于震川，也就是如此罢了。唉！先生一生著述不下三十多种，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诗文正集、集外一百一十五卷、《续甬上耆旧诗》七十卷、《国朝甬上耆旧诗》四十卷。然而这些都只是排定了目录，抄录了十分之八，还没有完成。《宋儒学案》的序目虽然已经确定，却完全没有抄录。《水经注》用功最勤，经过七次校订，都有改正。第七次校订本来打算把经文中错简移回原位，剪裁缀合、分条粘贴，已经完成大半，先生便去世了。如今如果依照题跋中摘录的内容加以整理，应当可以完成，我愿意承担此事。蒋孝廉学镛最终没能完成《耆旧诗》和《学案》的保存，卢教谕镐也没有修成。其余如《词科摭言》《汉书地理志稽疑辨诬》《四明族望表》《双湖志》，虽有保存，却多不完整。至于《读史通表》《历朝人物世表》《亲表》，竟然没有留下片纸只字，有人怀疑原本就没有写成。但苕上沈东甫曾经见过它，不知他所说是什么意思。我抄录这些书历时十一年，而且刚刚以为可以开始修订，足见保存书籍是多么困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五卷〕 先生一生对于前辈的诗文集，暗中搜求、广泛罗致，风餐露宿、冒雪抄录，像饥渴的人面对甘美食物一样。仅看这部集子中借书求抄、写在书札里的文字，就足以使人感动而奋发；其中还有表彰前贤、眷念同辈的情怀，像山阳笛声、怀念故人的吟咏，每年都有。如今先生去世已经二十二年了，墓中只穿过一块石头，始终没有回应；而遗留下来的书稿飘散危急，前途几乎不可预测。以至于我像单车孤翼一样，在车尘马足之间惶惶奔走，最终凭借案牍之余的劳作完成了这件事。假如上天再给我一些年岁，我还应当再次覆核审定；否则也要把这部书交付地下，以报答先生，这难道不就在于此吗？这实在更加令人感慨。乾隆四十一年丙申秋七月，受业董秉纯在粤西那地州官署书写。《鲒埼亭集外编》目录。卷一，赋一：《泰陵配天大礼赋》（有序）；《西安学宫石经赋》（有序）。卷二，赋二：《九夏赋》（有序）；《聘礼圭璋特达赋》；《阁道赋》（有序）；《房心为明堂赋》（有序）；《东井赋》。卷三，赋三：《土圭赋》（有序）；《衢尊赋》；《石镜舞山鸡赋》（有序）；《追琢其章赋》（有序）；《宵雅肄三赋》；《观雾淞赋》；《半夏赋》（有序）；《曼陀罗赋》。

译卷四，碑铭一：《明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太保谥忠襄孙公神道碑铭》《明户部右侍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赠户部尚书崇明沈公神道碑铭》《明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公墓碑》《明故太师定西侯张公墓碑》《张太傅守墓僧无凡塔志铭》。卷五，碑铭二：《明淮扬监军道佥事谥节愍鄞王公神道碑铭》《故仪部韦庵李公阡表》《明嵩明州牧房仲钱公两世窆域志铭》《明监察御史退山钱公墓石盖文》《明职方主事兼三钱公坟铭》《明监纪推官叶虞钱公墓志铭》《明钱八将军墓表》《明故都督江公墓碑铭》《明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东王公神道阙铭》《明故太仆寺少卿眉仙冯公神道阙铭》。卷六，碑铭三：《明故大理寺评事林先生阡表》《明故按察副使监军赣庵陆公墓碑铭》《杨职方茔域志》《明晦溪汪参军墓碣》《明施公子墓碣铭》《明娄秀才窆石志》《薛高士塜阙文》《湖上社老晓山董先生墓版文》《陆佛民先生志》《陆披云先生阡表》《宗征君墓幢铭》《范处士坟版文》《叶处士志》《周征君墓幢铭（蒋增）》《耕岩沈先生续志》。卷七，碑铭四：《翰林院编修初白查先生墓表》《杭州府钱塘县教谕左丈江樵墓幢铭》《顺天府丞提督学政鹿亭胡公神道碑铭》《署湖北承宣布政司使武威孙公诔》《冯丈南耕墓碣》《张丈韫山墓表铭》《柴丈渔山墓表铭》《墨云董丈墓志铭》《学正董笔云先生墓表》《范培园墓志铭》《叶征士桐君哀词》《汪孝子墓志铭》《龚丈省斋圹志铭》《桐乡朱母钱孺人祔葬志》《朱孺人李氏志》。卷八，碑铭五：《非堂全先生墓碣铭》《先曾王父先王父神道阙铭》《穆翁全先生墓志》《族祖苇翁先生墓志》《先公墓石盖文》《先府君石椁铭》《先仲父博士府君权厝志》《张孺人神诰》《殇兄圹铭》《殇女埋铭》《先真志府君墓石盖文》。卷九，行状一：《明礼部尚书仍兼通政使武进吴公事状》《明工部尚书仍兼吏部侍郎上海朱公事状》《明兵部尚书兼掌都察院事钟祥李公事状》《明文华殿大学士兵部尚书督师金华朱公事状》《前侍郎达州李公研斋行状》。卷十，行状二：《华氏忠烈合状》《杨氏四忠双烈合状》《屠董二君子合状》《王评事状》。卷十一，行状三：《明故都督张公行状》《明兵科都给事中前知慈溪县江都王公事略》《李杲堂先生轶事状》《钱蛰庵征君述》《江阴杨文定公行述》《先太孺人行述》。卷十二，传：《吴职方传》《徐都御史传》《推官温公传》《胡吉云传（蒋增）》《夏万亨传》《石嶐传》《周之藩传》《宋菊斋传》《陆雪樵传》《陈仙传》《李梅岑小传》《沈隐传》《甬上桂国三忠传》《七贤传》《明大兴知县宗公传》《全修斋府君传》《钱塘龚隐君生传》《萧山毛检讨别传》。卷十三，庙碑：《羊府君庙碑铭》《节使钱康宪公大人堂碑》《裴府君庙碑铭》《增定广德湖白鹤庙祀典碑》《射龙将军庙碑》《竹洲晏尚书庙碑》《大金夫人庙碑铭》。卷十四，祠堂碑：《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四先生祠堂碑阴文》《巾子山张太傅祠堂碑》《谢高士祠堂碑》《闻尚书祠碑》《旌忠祠碑》《王节愍公祠堂碑》《尚书前浙东兵道同安卢公祠堂碑文》《翁洲刘将军祠堂碑》《桓溪全氏祠堂碑文》《东浦全氏祠堂碑文》。卷十五，杂碑铭：《万金湖铭》《小江湖梅梁铭》《大宝泉铭》《吴丞相水则碑阴》《桓溪旧宅碑文》《先侍郎笏铭》《第九洞天私印铭》《诸葛氏义门铭》。卷十六，记一：《庆历五先生书院记》《大函焦先生书院记》《长春书院记》《竹洲三先生书院记》《城南书院记》《碧沚杨文元公书院记》《同谷三先生书院记》《石坡书院记》《杜洲六先生书院记》《翁洲书院记》《甬东静清书院记》《泽山书院记》《横溪南山书院记》《城北镜川书院记》《槎湖书院记》《甬上证人书院记》。卷十七，记二：《天一阁藏书记》《二老阁藏书记》《藂书楼记》《小山堂藏书记》《双韭山房藏书记》《天一阁碑目记》《钞永乐大典记》《春明行箧当书记》《小山堂祁氏遗书记》。卷十八，记三：东四明地脉记、小江湖强堰记、高尚泽钓台记、紫淸观莲花塘记、董孝子墓柱记、眞隐观洞天古迹记、重修三江亭记、重修众乐亭记、是亦楼记、櫴堂记、水云亭记、胡梅礀藏书窖记、九灵先生山房记、海巢记、方国珍府第记。卷十九，记四：宋文宪公画像记、方文正公画像记、薛文淸公画像记、罗文毅公画像记、唐陈拾遗画像记、宋王尚书画像记、马端肃公画像记、陆康僖公画像记、杨忠愍公画像记、石田先生画像记、徐文长画像记、丰学士画像记、沈文恭公画像记、张督师画像记、义武将军戴少峰画像记。卷二十，记五：梅花岭记、张相国寓生居记、嚢云先生云树记、枝隐轩记、余生生借鉴楼记、方子留湖楼记、不波航记、端溪讲院先师祠记、紫藤轩记、平山堂记、小有天园记、西湖张氏祖墓记、旷亭记。

译卷二十一，记六：鹊巢碶记、桓溪全氏义田记、宝积庵记、响岩先茔地脉记、槿篱记、先休庵府君墓树记、崇让里记、先检讨府君丙舍记、桃花堤记、先侍御画马记。卷二十二，记七：明初学校贡举事宐记、洞霄宫提举题名壁记、宋绍兴学宫禊帖旧本记、宋神宗桃源书院御笔记、山阴县西北葛仙人洞记、祭甲甲三忠记、题莲花庄图记、笠山图记、冬心居士写镫记、游华不注记、谢御史再入院补题名记、广陵相公伤逝记、燕堂奉母图记、江浙两大狱记（蒋增）。卷二十三，序一：周易义序、甘棠正义序、田氏学易蹊径题词、曹放斋诗说序、荆公周礼新义题词、史卫王周礼讲义序（蒋增）、礼记辑注序、春秋辑传序、高氏春秋义宗序、陈用之论语解序、新雕五经文字九经字样题词、重和五经字样版本题词、石经考异序、增修复古编题词。卷二十四，序二：公是先生文钞序、唐说斋文钞序、鄮峰眞隐漫录题词、广平先生类藳序、二袁先生文钞引、黄南山先生传家集序、荣阳外史题词、吕语集粹序、穉山先生残集序、吴少保文藳序、四明文献录题词、四明雅选题词、永乐宁波府志题词、钱忠介公葬录题词、钱忠介公年谱引、杨氏葬录序。卷二十五，序三：钱忠介公全集序、张尚书集序、周先生囊云集序、观日堂诗集序、董戸部擥兰集题词、冯侍郞遗书序、陆大行环堵集序、朋鹤草堂集序、雪交亭集序、春酒堂文集序、杲堂诗文续钞序、礐樵先生集序、耕石老人诗集序、南雷黄子大全集序、读史通表序、歴朝人物世表序、歴代人物亲表录序、困学纪闻三笺序、增补宋元甬上耆旧诗序、帖经小课题词、句余土音序、重修桓溪全氏宗谱序、董氏重修族谱序、九日行庵文燕图序、公交车征士录题词、重葺岳阳楼志序（代作）。卷二十六，序四：西湖金石文字录序、厉太鸿湖船录序、王右丞诗笺序、史雪汀注李长吉诗序、宋诗纪事序、汤侍郎集序、杨企山文集序、受宐堂集序、春凫集序、祝豫堂诗集序、迎銮新曲题词、梁太公纪恩诗序、馆中赠史侍郞归里诗序、送沈征士彤南归引、送沈萩林之蔚州引。卷二十七，题跋一：子夏易传跋尾、跋杨诚斋易传、读林简肃公周易集解、读吴草庐易纂言、跋沈守约易小传、周易总义跋、周易象旨决录跋、题涂氏易疑拟题、跋黄漳浦易解、跋倪文正公儿易、黄梨洲易学象数论书后、题仲氏易、跋夏柯山尚书解、读吴草庐书纂言、题禹贡锥旨后、题古文尚书疏证、跋范逸斋诗补传、读吴草庐礼记纂言、跋卫栎斋礼记集说、吴江徐氏礼记解跋、书周礼集说后、王昭禹周礼详解跋、仪礼戴记附注跋、读吴草庐春秋纂言、跋黄棃洲孟子解、题程复心四书章图、跋古本大学、题郝仲舆诸经解后、石渠意见跋、跋养心亭经说、题杨文懿公诸经私钞。卷二十八，题跋二：读《史记》汉兴诸侯王表、读《齐悼惠王传》、读《王陵传》、读《魏其侯传》、书《史记·公孙弘传》后、读《魏相传》、书《汉书·文帝功臣表》后（蒋增）、题《汉书·城阳景王传》后、题《汉书·平阳侯传》后、题《汉书·吴王濞传》后、读《魏志·王凌传》、读《魏志·曹爽传》、读《魏志·邓艾传》、书《诸葛氏家谱》后、跋《五代史·李茂贞传》后、跋《宋史·王益柔传》后、书《宋史·夏竦传》后、再书、书《宋史·刘元城先生传》后、书《宋史·胡文定公传》后、书《宋史·张邦昌传》后、跋《宋史·杨文靖公传》后、跋《宋史·胡舜陟列传》、跋《宋史·史浩传》后、跋《宋史·赵雄列传》、跋《宋史·杨大异列传》、跋《岳珂传》、跋《宋史·陈谦列传》、跋《宋史·郑丙列传》、跋《宋史·袁韶列传》、读《明高皇帝纪》、跋《明史·杨守址传》后、跋《明史·袁崇焕传》后、跋《明史·朱燮元传》后、读《明史·张春传》、书《明辽东经略熊公传》后。

译卷二十九，题跋三：跋《庚申外史》、书《翦胜遗闻》后、跋《甲乙倭变录》、读《全黔纪略》、《国史唯疑》跋、跋《勺中志略》、题《东江事迹》、题《云庐焚余》、《蘧编》题词、跋《甲申十九忠臣事迹》、跋《明崇祯十七年进士录》、跋《绥冦纪略》、跋《彭仲谋流寇志》、题《戾园疑迹》一、题《戾园疑迹》二、题《戾园疑迹》三、题《蝗蝻录》、题《南都杂志》、题《江变纪略》、再跋、三跋、跋《棃洲先生行朝录》、再书《行朝録》、题《所知录》、题《也是录》、《残明东江丙戌歴书》跋、读《使臣碧血录》、《幸存录》跋、《续幸存录》跋、《汰存录》跋、跋《三垣笔记》后、题《宦梦录》、题《高中丞存汉录》、题《柔颜三卫宗支》、题《潭西草堂忆记》、再题、题《天南逸史》、题《岭表纪年》、再题《岭表纪年》、题《庚申桂林百官簿》、《粤中版授官簿》跋（蒋增）、题《海上遂志录》、题《桑郭余钤》、题《视师纪略》。卷三十，题跋四：题恽氏刘忠正公行实后、明大学士熊公行状跋、题陆鲲庭陈玄倩传后、题冯邺仙尚书行状后、蔡忠襄公传后论、书熊鱼山给谏传后、跋始宁倪尚书墓铭后、题薜岁星作王武宁传、题徐俟斋传后、题马士英传、题史阁部传、题田闲先生墓表后、钱忠介公崇祀录跋、读陆太仆年谱、再读陆太仆年谱、三读陆太仆年谱、题徐狷石传后、题沈端恪公神道碑后。卷三十一，题跋五：读荀子、跋贾太傅新书、书韩文公集后、读石徂徕集、题雁湖注荆公诗、跋宋宗忠简公集、跋木笔杂钞后、题眞西山集、东发先生史藳跋、跋史方叔朴语、题史秦州友林集、跋遗山集、复位中州集序目、读归濳志、题许文正公集后、跋危学士云林集、再跋危学士云林集、书何大复集后、题朝鲜洪枢府忍斋集、书明诗综后、书甬上耆旧诗后、书明名臣言行录后、跋张茂滋余生录、跋邝湛若峤雅后、浩气吟跋、跋万民部履安续骚堂集后、跋吴穉山岁寒集、书明夷待访录后、题归恒轩万古愁曲子、题南堤诗、题王解州集、湘帆堂集跋尾、题陶丈紫笥集。卷三十二，题跋六：跋柳氏水经校本、跋淸常道人赵琦美脉望馆三校本水经、跋孙氏水经再校本、跋何氏三校本水经、再跋何氏水经、三跋何氏水经、跋沈氏水经校本、水经渐江水篇跋一、水经渐江水篇跋二、水经渐江水篇跋三、水经渐江水篇跋四、水经渐江水篇跋五、水经济水篇跋、水经潩水篇跋、水经泄水篇跋、水经江水篇跋、水经漓水篇跋、水经涑水篇跋、读胡氏资治通鉴注、题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三，题跋七：题哀江南赋后、题苏若兰回文诗、跋韩侍郞致光赠吴顚尊师诗、跋韩致光闽中诗、跋唐人牛希济荀息论、书程尚书子纠辨后、范少师式斋墨迹跋、跋袁正献公与舒和仲帖、吴兴赵文敏公父子兄弟夫妇甥舅墨迹跋、跋月泉吟社白湛渊诗、书刘文靖公退斋记后、书刘文靖公渡江赋后、跋戴剡源与先泉翁唱和诗、题蒲寿窚诗、跋杨文懿公家讯后、跋唐荆川与万鹿园札、跋丰考功札、题石斋先生遗诗、跋王节愍公手迹、钱忠介公墨迹跋、钱尚书牧斋手迹跋、高鸿胪梦箕手迹跋、魏庶常子一墨迹跋、无名氏手迹跋、冯征远手迹跋、跋李昭武先生墨迹、跋周鄮山先生墨迹、跋林太常挽姜给事诗、书毛检讨忠臣不死节辨后。卷三十四，题跋八：跋六经奥论、题丰氏五经世学、书朱子纲目后、跋刘宋周朗选举疏、跋王荆公改正经义札子、跋宋高孝两朝御墨卷、跋汪彦伯封事、跋周南仲开禧勅后、跋月泉吟社后、心史题祠、跋袁尚宝记北京营造始末、题闲中今古录、又题闲中今古录、跋陈半湖闻见录、题崇祯遗诏事实后、书祁门张侍御请毁逆奄墓疏后、跋柳先生年谱、再跋柳先生年谱、题范文正公年谱、书郗氏族谱后、跋槎湖张氏族谱、跋田表圣墓志、书宋中大夫周公家传后、跋王检正庭秀传、跋丰吏部宅之传、跋袁处州行状、跋袁尚宝行状、跋陈祭酒行状、书江陵张相国行状后、又书江陵行状后、跋明王晋溪尚书传、跋卫元嵩元包后、跋四明尊者敎行录、题蟫津集、书道德眞经三解后、读道德指归、跋黄氏道德经附注、跋黄氏阴符经附注、书程云庄语录后、再题云庄语録、跋刘屛山唱道集说。

译卷三十五，题跋九：跋秦泰山石刻二十九字、跋岣嵝碑、跋坛山石刻、跋周文王神功二字、汉北海相景君碑阴、跋会稽禹穴窆石铭、跋魏受命表、跋北齐干明碑、跋唐则天后少林寺勅书石刻、唐开元祀泰山铭旧本跋、李阳冰谦卦篆书跋、跋唐大使府墓砖、跋薛尚功手书钟鼎款识、跋宋方信儒陈孔硕题名、题王半山鄞女志、题蔡卞重书曹娥庙碑、金朝散胡东平神道碑跋、元翰林学士王文定公神道碑跋、跋明司经局题名碑、跋柳州罗池庙碑、跋欧曾两集古录桂阳周府君碑、跋水心先生石经春秋诗、跋礼记石经月令、跋孟蜀广政石经、跋宋嘉佑石经、廖氏世彩堂韩文跋、跋旧椠三苏文集后、题重刋宋本广韵后、跋干道四明图经、跋四明宝庆开庆二志、再跋四明宝庆开庆二志、三跋四明宝庆开庆二志、延佑四明志跋、再跋延佑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跋、成化四明志跋、跋宁波简要志、它山水利备览跋。卷三十六，论一：春秋五霸失实论、春秋四国强弱论、秦穆公论、楚庄王论、叔仲惠伯论、论华元劫盟事、孔子正名论、苌弘论、亡吴论、越句践论、信陵君论。卷三十七，论二：诸葛孔明入蜀论、司马孚王导论、陶侃论、谢安论、袁宪论、韩柳交情论、李习之论、杜牧之论、唐天佑纪年论、唐李克用元扩廓论、晋开运用兵论、周世宗论、宋澶渊亲征论、曲端论、刘锜论、论谢上蔡应城事、明毅宗南迁论。卷三十八，论三：汉经师论、唐孔陆两经师优劣论、三家易学同源论、周程学统论、律吕空积忽微论、水旱变置社稷论、宅经葬经先后论、门生论、破惑论（蒋增）。卷三十九，议：亚圣庙配享议上、亚圣庙配享议中、亚圣庙配享议下、前汉经师从祀议、唐经师从祀议、尊经阁祀典议、章文懿公从祀议、祀先蚕议、请修举两制故事议、右科取士规制议、请复服内生子律议、请考正承重服制议、重修蛟蜃二池议、重浚鄞三喉水道议、重浚古小溪港议、改高桥张俊庙议。卷四十，考：毛诗初列学官考、周礼正岁正月考、古车乘考、歴代封爵考、彭城五诸侯考（蒋增）、祁连山考、燕云失地考、扬子云生卒考、陶渊明世系考、河东柳氏迁吴考、通鉴分修诸子考、阿育王寺十二题考、续甬上赐府考、董征君墓考（蒋增）。卷四十一，简帖一：致方望溪前辈书、奉望溪先生论丧礼或问札子、与郑筠谷宫赞论嗣君承重服制帖、答施瞻山问天文二十四时帖子、答施瞻山问钟声不比乎左高帖子、答李峄阳问开方法帖子、答陈杏参问律吕星野配合帖子、奉慈溪冯明远先生论燕虢封国书（蒋增）、与郑筠谷宫赞论《猗嗟》诗序书、答吴中林通守论《康诰》三篇书、答董映泉问吴草庐《易纂言外翼》书、答陈时夏先生问杜氏长历帖子、与谢石林御史论古本《大学》帖子、答朱宪斋辨西河毛氏《大学证文》书、与徐征君惠山论《春秋指掌图》帖子、答郑筠谷宫赞论朱氏《经义考》帖子、与施东莱论《六经奥论》中解沟洫帖、答万九沙先生辨《尚书》象恭滔天帖子、与李元音论《左江樵易义》帖、与葛巽亭论《易》剥卦贯鱼帖、答杭堇浦辨毛西河述石经原委帖、答史雪汀论孔门门人弟子帖子。卷四十二，简帖二：答沈东甫征君论《唐书》帖子、论《唐书》宗室世系表一则柬沈东甫、答沈东甫问李茂贞地界柬、答王十一兄敬朗论《五代史》天德军建节始末帖子、答史雪汀问宋瀛国公遗事帖子、与杭堇浦论《金史》第一帖子、与杭堇浦论《金史》第二帖子、与杭堇浦论《金史》第四帖子（第三帖子已收入内集）、与杭堇浦论《金史》第五帖子、移《明史》馆帖子一、移《明史》馆帖子二、移《明史》馆帖子三、移《明史》馆帖子四、移《明史》馆帖子五、移《明史》馆帖子六、移广东志局论佟督不当立传帖。卷四十三，简帖三：与陈时夏外翰论《通鉴》前后君年号帖、新旧《五代史》本末寄赵谷林、答史雪汀问《十六国春秋》书、答临川先生问汤氏《宋史》帖子、答赵征君谷林问南宋雷枢密遗事帖子、答临川先生论庆元党籍郑湜帖、答陈时夏先生论鄂忠武王从祀帖、奉浙东孙观察论南宋六陵遗事帖子、再奉观察孙公帖、答史雪汀问六陵遗事书（蒋增）、与史雪汀论《行朝录》书、奉答陆聚缑编修论三藩纪事帖子、与赵谷林辨《啸台集》中纪苍水事迹书、与绍守杜君札、柬万丈孺庐问徐巨源事实书。卷四十四，简帖四：奉临川先生帖子一、奉临川先生帖子二、奉临川先生帖子三、奉临川先生帖子四、奉临川先生帖子五、答临川先生问淳熙四君子世系帖子（蒋增）、与郑南溪论《明儒学案》事目（十一条）、答诸生问南雷学术帖子、答诸生问榕村学术帖子、奉万九沙先生问任士林《松乡集》书、奉万西郭问魏白衣《息贤堂集》书、奉九沙先生论刻《南雷全集》书、与卢玉溪请借钞《续表忠记》书。

译卷四十五，简帖五：水经湛水篇帖子柬东濳、水经潞水篇帖子柬东濳、水经列葭水帖子柬东濳、水经渚水帖子柬东濳、水经斯洨水帖子柬东濳、水经雍水帖子柬东濳、水经浐水篇帖子柬东濳、水经夏肥水帖子柬东濳、水经嶓冢山帖子柬东濳。答沔浦房师《一统志》藁书、答陶穉中编修论江省志藁书、奉冯茗园前辈论姑苏姑胥地名帖、答陈时夏先生论汉寿得名帖、与施东莱论明代以北京为行在帖、答张石痴征士问四大书院帖子、答赵诚夫论褚塘小志帖、答万九沙编修问史参政遗事帖子、答九沙先生问史枢密兄弟遗事帖子、答九沙先生问史学士诸公遗事帖子、与沈征君彤论沈氏家传书、答董愚亭兄弟论董氏宗谱书。卷四十六，简帖六：说杜工部《杜鹃诗》答李甘谷（蒋增）、答胡复翁都宪论义山《漫成五章》帖子、奉答谢石林侍御论碑版故事帖子、与唐丈南轩论汉隶书、辨隶古书分书真书答董槑圃（蒋增）、与厉樊榭论机神庙祀书、寄江都朱宪斋戏语祀司命帖子、答施东莱问明代诰勅帖、巡抚不得称中丞帖子示董生、答陈南皋论太守称明府帖、答族人祭始祖以下书（蒋增）、与厉樊榭劝应制科书、答姚薏田书、与赵谷林兄弟书、奉方望溪先生辞荐书、与友人绝交书。卷四十七，杂问目：答杭堇浦石经杂问八条、答杭堇浦《北齐书》杂问六条、答李朝阳《唐书》杂问六条、答临川先生杂问五条、答沈东甫征君文体杂问六条、答厉樊榭宋诗人问目四条（蒋增）、答诸生问《思复堂集》帖十五条、奉答万九沙编修宁波府志杂问八条、奉寄万九沙编修论宁志补遗杂目七条、奉答万九沙编修宁志纠缪杂目十条、答葛巽享日湖故事问目六条、答蒋生学镛问湖上三庙绿起三条（蒋增）。卷四十八，《杂着一》：武王不黜殷辨（以下十八首，蒋增）、江源辨、辨宋祁汉书校本、辨南史陆法和传、辨鄞江先生墓志、崇敎寺杨义妇事纪疑、辨李国祯事、原纬、原命、原社、释奥、释灶、先圣前母祀典或问、左氏谥说、文说二首、禁原蚕说、说苹婆果。卷四十九，杂着二：记项燕事补注、六国年表后（以下二十二首，蒋增）、拾汉豫章太守贾萌事、记王荆公三经新义事、附宋史经籍志、记先少师事、记宋湖心寺浮屠妙莲治钱塘江事、记王之明事、记马士英南奔事、记许都事、拾中丞高公郧阳旧卒事、记方翼明事、记石斋先生批钱蛰庵诗、浙西分地录、浙东分地录、百粤分地录、《鄞西湖十洲志》、《甬上寓公偶志》、《招宝山铁符志》、《志悬磁葑庙缘起》、《志阿育王寺舍利始末》、《吴绫志》、《车螯志》、《大算袋鱼志》。卷五十，杂文：祝万九沙前辈七秩序、李甘谷五十序、钱芍庭七十序、董钝轩六十序、董逊斋母李太君七十序、祭苍水张公文、钱忠介公大像绘成重题栗主入祠祭文（代钱浚恭作）、合祭钱张二公文、合祭钱张二公于砌街李氏文、祭杨元徽明府文、剡原二哀（有序）、哀石将军庙古树词（有序）、五狱游人哀词（同陈南皋李甘谷）、蕺山讲堂策问、端溪讲堂策问一、端溪讲堂策问二、端溪讲堂条约四条。全谢山先生《鲒埼亭集外编》五十卷，是门人董少钝在那地州判官署手抄的。少钝去世后，同门蒋樗庵又加以审定，改正篇目和卷次，使其较有条理。只是删削润色文辞过多，间或有损失原意的地方。如今校录此书，一概以董本为主，编排次序则依从蒋本。董本没有而补入蒋本的内容，注在目录下方。董本把《读易别录》《孔子弟子姓名表》另编为附录一卷；蒋本则编入第五十卷。现在考察，《读易别录》本来就是一部独立的书，鲍氏已经刊入《知不足斋丛书》；《弟子姓名表》的体例尚属粗略，似乎不是定本，所以不刻入本书。先生其他著作还有：《七校水经注》《就简端行际细书夹注》《丛残错杂理董为难》《宋儒学案》，用来补充梨洲的遗著。梨洲后人华陔大令又加以编纂辑录，但只有手稿；《续甬上耆旧诗》《国朝甬上耆旧诗》都是尚未完成的稿本，讹误脱漏也很多；《四明族望表》篇卷很少，不能单独刊行；《公交车征士录》最早刊刻。《汉书地理志稽疑》由朱沧湄比部在鄞县刊刻；《经史问答》十卷，是杭州万氏刻版，现归余姚史氏；《文集》三十八卷，史氏依据杭堇浦侍御家旧本摹写样本，有人说这就是先生曾向侍御求序、而侍御秘藏不出的本子，但它与年谱所说的文集五十卷之数不相符合，恐怕其中情况还没有弄清。原书中有蠹虫蛀蚀的地方，史氏刻本全都照旧保留。第二十八卷脱去了《李元仲别传》，也没有校补。此外还有《诗集》十卷、《句余土音》二卷，都是先生亲自审定的。如果能够汇集起来交付刊刻，使它流传后世，这就是对各地同道之士的期望了。《鲒埼亭集外编》卷一，鄞县全祖望绍衣。赋（一）。《泰陵配天大礼赋》（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