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鄞全祖望绍衣

译南雷黄先生说：天一阁的藏书目录，即使把我一生所见的书都数遍，四库之书也仿佛尽在掌中，我又能拿什么来增益它呢？不过，这座阁开始建于明嘉靖年间，而阁中的书却不是从嘉靖年间才开始收藏的，本来就是城西丰氏万卷楼的旧藏。丰氏是清敏公的后代，是我乡南宋四姓之一，而名声德行在其中又以丰氏为最。清敏公的儿子安常，安常的儿子治任扬州监仓，死于金人祸乱，高宗赐给他恩典和抚恤。治的儿子谊任吏部官，以文章著名。谊的儿子有俊，因讲学与陆象山、慈湖最为友善，也曾任吏部官。有俊的儿子云昭，任广西经略。云昭的儿子稌，稌的儿子昌，世代都以学问品行为当时的师表。云昭的同族兄弟芑、茝，也都很有名。大概万卷楼的藏书，实际上从元祐年间就开始创置了；从吏部以后迁居绍兴，后来到庚六迁居奉化，庚子茂四又迁居定海。茂的孙子寅初，在明建文年间任教谕。寅初的儿子庆睠，想到祖先的田地，想把父亲归葬鄞地，但年代久远，已经没有人知道祖坟在哪里，于是徘徊于甬上。有人告诉他说：城西大卿桥以南的紫清观，是一块吉地。庆于是占卜此地，得到《革》卦，私下高兴地说：“这正符合我的姓氏啊。” 这一天恰好读到元代延祐四明志，书中说：“紫清观，是宋代丰尚书的故园。”庆非常高兴，立即向官府申报，请求赎回这块地，并且访求观中的旧籍；又找到附属于道观的园地三十多亩，其中被邻近人家占据的，全部清理出来，于是安葬了亲人，并用剩余的地方修建住宅。庆为三百年来的故居仍然无恙而高兴，作了十首诗来记载这件事。这样一来，元祐以来的图书，从甬上到绍兴、奉化、定海，重新回到了甬上。庆任河南布政，庆的儿子耘任教授，耘的儿子熙任学士，就是因为进谏大礼而受廷杖、被发配戍边的人。丰氏自清敏公以后，代代都有闻名之人，所以他们聚书之多，也没有谁能相比。到熙的儿子道生时，晚年患心病，在沉溺书籍、嗜好笔墨的生活中潦倒不堪，家产几乎丧失殆尽；楼上的书中，凡是宋刻本和抄本，被门生们偷去的，约有十分之六。后来又遭遇大火，剩下的没有多少了。范侍郎钦一向喜爱购买图书，早先曾向道生抄书，并且请求他写一篇藏书记。到这时，他把幸存的书籍归入天一阁，又稍微按照弇州的藏书来互相抄补，以作增益。虽然不能恢复丰氏旧藏，但也足以在浙东藏书界称雄了。当初道生自以为家中藏书丰富，所以错误地伪造《河图石本》《鲁诗石本》《大学石本》，说是清敏公从秘府得到的。他又错误地伪造《朝鲜尚书》《日本尚书》，说是庆从译馆得到的，贻笑于儒林，欺骗后学，都是这几万卷书造成的祸害。这样看来，读书却不善于读，反而不如那些专守己见、固守鄙陋的人，至少还可以安然相处而无事。我每次登上这座阁楼，展读书籍之后，都禁不住再次有所感慨。我听说侍郎的两个儿子分家产时，认为书不能分割，于是另拿出一万金，想要书的人就拿书，否则就拿钱。次子欣然接受金钱离去，如今金钱已经花尽，而书还保存着，两者的优劣究竟如何呢？自改朝换代以来，书也稍有缺失散佚，但还保存着十分之八。四方好事之人时时来借抄，福建人林佶曾看过书目，却嫌它不够博大，不知道这本来就是丰氏旧藏的遗余罢了。而且据我所听说，林佶的博学也不过如此而已（临川李侍郎穆堂说：林佶大概曾经看过同乡连江陈氏的书目，所以才说了这样的大话）。○二老阁藏书记 太冲先生最喜欢收藏书籍，他搜罗大江以南各家的藏书，几乎遍及各处；所得最多的，前面是淡生堂祁氏，后面是传是楼徐氏，只是还没有来得及编次成目录。临老遭遇大水，书卷全部损坏；死后又遇一场火灾，失去了大半。我友人郑南溪先生整理并取出这些书，散乱的重新整齐，破损的重新修补，还可以得到三万卷。像薛居正的《五代史》那样的书，是天地间罕见的珍品，却已经失去了，实在可惜。郑氏自平子先生以来，家藏也达到原藏的一半；南溪于是就在住宅旁边建造二老阁来收藏它们。“二老阁”这个名称，是遵从他父亲高州公的命名。高州公把平子先生当作父亲，把太冲先生当作老师，因此想到当年两位老人交往情谊深厚，遗言想建一座阁来共同祭祀他们。南溪游历五岳回来后，阁才建成，于是把书藏在阁下。我经过那里拜了两拜，感叹说：“太冲先生的藏书，并不只是用来夸耀博物、显示收藏丰富。明代以来学术大坏，谈性命的人迂腐疏阔而没有实际，穷究数学的人诡异荒诞而不精确，谈论淹雅博学的人反而被讥笑为杂乱丑陋，专攻文章词藻的人又不通晓古今。自先生把义理、象数、名物融会为一体，又把理学、气节、文章融会为一体，使求学的人明白九流百家都可以归返于一以贯之的道理。所以先生的藏书，就是先生学术精神寄托之所在。”我逐一考察先生的学案、经说、史录、文海，睢阳汤文正公认为它们如同大禹疏导山川水道，脉络分明，确实不是妄说。后来的浅学之人不了解，随意寻找瑕疵，正所谓蚍蜉撼大树。古人记述藏书，不过是把只收藏而不读书作为戒条；而先生教诲学者说，应当借书来明心，不可玩弄外物而丧失志向，这才是藏书最根本的教诲。先生在大江以南到处讲学，而他的门徒中最受熏陶的，没有比我乡更多的。他曾经屡次列举高足，认为陈夔献、万充宗、陈同亮的经术，王文三、万公择的名理，张旦复、董吴仲的躬行，万季野的史学，以及高州的文章，都值得反复称道，久久不忘。南溪登上这座阁楼，先生传下的薪火就在这里，平子先生以来亲手留下的遗泽也在这里；即使只是残编断简，也应当珍惜，何况还有许多尚未见到的书呢！从前浦江郑氏世代奉祀濳溪，君子把这看作美谈。如今后来的郑氏仍是先郑氏的后代，又能收拾他们留下的书籍，继承师传家学，光彩就更加显著了。书目编成后，于是为它写下这篇记。○藂书楼记

译扬州自古以来被称为声色歌吹之地，当地人不肯亲近书卷，近来尤其严重。我的朋友马氏兄弟嶰谷、半查却在这种风气中奋然自立。他们住宅的南面有小玲珑山馆，园亭清丽，而高高耸立、突出其中的，便是藂书楼。楼中堆积着十多万卷书。我往来南北，路过这里，只要有机会留宿，没有一次不借阅他们的书。嶰谷与我相见，除了寒暄，必定询问我近来得到多少未见之书、听说而尚未得到多少书；我随口回答，他就立即记下书名，有的借来抄写，有的转而购买，成年累月勤劳不懈，从不以此为疲累。得到奇书，他一定拿出来给我看。席上斟满碧山朱氏的银槎酒，以佳果佐酒；只要得到我一句评论鉴定的话，便举杯相对畅饮。当时我在京师任官，从馆中看到《永乐大典》一万册，惊喜之下写信告诉他。半查立即赶来询问，抄书的人应当得到多少报酬，价值大约多少，催促我办这件事十分急切。我刚开始抄宋人的《周礼》诸种本子，却突然被罢官。回乡途中经过这里，他就托我抄录天一阁所藏的遗书，可见他嗜书之深。百年以来，海内以聚书著名的，有昆山徐氏、新城王氏、秀水朱氏，其中以他们最为突出。如今以马氏兄弟所有的藏书而论，几乎超过了他们。大概诸位前贤搜罗藏书的时候，距离战火还不久，山岩石室中也许有隐藏而尚未被发现的书；到了今天，文教日益开启，书籍不断出现，只是担心遇到它们的人不是爱书之人，或者爱书的人又没有财力。马氏兄弟既有财力，又有爱好，还遇上了这个时代，这就是他们的藏书日益扩大的原因。聚集书籍的困难，没有比校勘更大的了。嶰谷在楼上两头各放一张案几，用朱笔墨笔互相商量校订；深夜风雨之中，彼此引申发挥，真像邢子才因思考错字而感到适意一样。十里珠帘、箫鼓之声不到半夜便停止，而楼上两盏灯光明亮，时时可以听到诵读声。楼下经过的人大多暗自发笑。因此，他们的书精审核实，再没有讹误的版本，书架上沉积的书籍，也全都收入他们胸中。半查对我说，想重新编订书目，并稍加附录自己所见的内容，大概仿照昭德、直斋两家的体例。我说，鄱阳马氏考订经籍，专门取法这两家而加以增益；黄氏《千顷楼书目》也成为《明史·艺文志》的底本，那么这部书目也可以与石渠、天禄相提并论，不仅仅是大江南北的文献而已。马氏兄弟，你们应当努力了。○小山堂藏书记 近来浙江中部聚书丰富的人，一定要以仁和赵征君谷林为最。我曾经称赞他，认为他的父亲希弁在宋朝末年，继承了昭德的遗风，这种流风难道还没有衰落吗？吴君绣谷却认为希弁的时代已经相距很远了。谷林的母亲朱太孺人，是山阴襄敏尚书的孙女，也是祁氏的外甥女。当她还是女子时，曾跟随表姑湘君等人读旷园的书。嫁到赵家以后，她常常举梅里藏书兴盛的事来勉励几个儿子，所以谷林兄弟收藏书籍确实有来历，只是世人不知道。我于是笑着说：“这样看来，宅相的恩泽也可以延续几代吗？儒林中一定要追溯家族谱系，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绣谷说：“是的。”唉！旷园的书，它的精华归于南雷，零散的珍本归于石门。南雷经历一场火灾和一次水灾，幸存的书归于鹳浦郑氏；而石门的藏书几乎毁尽。我经过梅里，从来没有不为这番风流的断绝而叹息的。谷林凭三十年的力量爬梳书库，突然崛起而与诸家并列，不能说不是强有力的人。谷林聚书，鉴别已经很精审；又有弟弟辰垣喜好搜求，一如其兄；有儿子诚夫喜好搜求，比他的父亲还强。每次听到有一本奇书，便神采飞扬、面色振奋，不把它弄到手决不罢休。他所收藏的书连屋铺席，书商从苕上来到小山堂取书时，彼此告诫不得把书留到第二天，恐怕会像齐文襄对待祖珽那样。每有所得，就送到太孺人那里，轮番呈献给她，作为一家人的嬉笑娱乐。唉！以奉养母亲的孝心，再加上书籍的丰厚滋养，这是天伦之乐中少有的事情。我初到京师时，家中收藏有宋刻本《四明开庆志》《四明宝庆志》，大概是世间绝无仅有的书，却被人偷走，落入有财力者手中。杭君堇浦听说后，告诉谷林，谷林立即拿出四十锭成色很好的金子把书赎回，仍然抄录副本送给我。等我回乡时，谷林只把近年得到的地志拿给我看，其中明成化以前的，已经有一千种；而我家那两部宋刻本却赫然排在最前面，我不禁为此黯然惆怅。谷林因为我登上这座堂，反复数说堂中的书，大半都是我曾经见过的。于是请我为它作记，我便把文字题写在堂北的墙上。○双韭山房藏书记

译我家从先侍郎公起，所藏书大半是从城西丰氏那里抄来的；其价值相当于永陵讲筵赐书的，也多被称作阿育王山房藏本。侍郎去世后，书卷、法物、玩器大多归宗人公所有，因为他是长子。先和州公只得到其中十分之一，而宗人的子孙最为无聊，传到第二代以后，竟把遗书全当作废纸，按斤两称量后卖掉，连先人的文集也在其中，于是荡然无存。先宫詹公的平淡斋也有很多书，几个孙子各自分得一部分，于是再难重新聚集。和州春云轩的书，第一代传给先应山公，第二代传给先曾王父的兄弟们，日积月累，几乎恢复了阿育王山房旧藏的规模。后来国难发生，全家躲进山中，藏书大多无法携带；留在乡里住宅中，又被营将占据。营将突然闯入时，看见有一座大库房，以为里面藏的是货物；打开一看全是古书，十分愤怒，便付之一炬。于是我家终于没有书了，难以确定究竟损失多少。先赠公在山中教徒，渐渐用束修收入购买书籍；无力购买的，有时就亲手抄写。先父与仲父年少时，先赠公便把抄书和写字作为功课。不久我也能拿纸墨写字，先父同样要求我抄书，曾对我说：“凡是抄书的人，一定不能以书法成名。我们家从侍郎公以来没有不会写字的人，如今却因为抄书而荒废、迅速放弃了本业。” 我直到今天查点先人的手泽，仍没有一次不感叹遗言仿佛还在耳边。不过，我乡各个世家在遭遇丧乱以后，书籍无不散失，只有范氏天一阁幸而无恙；而我家凭三代研田的力量，终于重新拥有五万卷藏书，这也算幸运了。双韭山房，也是先侍郎的别业，位于大雷群峰之中，如今已经毁坏，而先赠公曾取这个名称来题写他的书斋。自从我外出游历，又颇为抄补书籍，各家藏书逐渐有所增加；后来在馆中见到《永乐大典》一万册，惊喜之下，想从其中抄录未见的书。我朋友马嶰谷、赵谷林都答应资助，可是只抄了几种书，我就被降职调出馆了。从前郑渔仲编修《通志》，想在馆中借书，最终没有成功，良好的机会难得，确实可惜。仅就近十年来我接触到的书而言，那些梦寐以求却最终因为价格太高而不能相称，只能任其如云烟从眼前飘过的，不知有多少。于是汇集眼前所有的书籍，居中为它作记。○天一阁碑目记 天一阁书目所记载的，只是刻本和抄本。我登上这座阁楼次数最多，书架上的尘土，许多都是被我的衣袖拂去的。唯独有一架书，范氏子弟从来没有打开看过；我询问他们，才知道那是碑刻。天一阁的藏书，明代没有人经过这里而加以过问；康熙初年，黄先生大冲才破例登阁。于是昆山徐尚书健庵听说后前来抄录。后来登上此阁的，有万征君季野；再后来是冯处士南畊；海宁陈詹事广陵编纂赋汇，也曾请求查阅阁中藏书，但都没有涉及碑刻。直到我来，才把碑刻清理出来；它们的拓本全都散乱着，还没有装裱成轴，像乱麻一样难以整理。我把它们编定成一份目录，附在藏书目录之后。金石学另成一家，古人爱好它的，认为即使是残编断简，也有足以补充史书缺漏的地方。所以宋代欧阳修、刘敞、曾巩、赵明诚、洪适、王象之等人，所著金石书籍汇集成篇；成都碑目不过是一府的金石资料，尚且被收入宋代史志。近代则有顾先生亭林、朱先生竹垞，尤其是金石学中的杰出者。年岁流逝，山顶水边的碑刻，一半已经随着高岸深谷而沉没剥落；幸而保存完整的，有时又被谋求市利的人磨削石面，拿来卖给别人，所以爱好者的收集保存，实在不可不赶快进行。范侍郎喜爱金石，大概也是承袭丰氏的余风。不过丰氏万卷楼的石刻中，有些是世间绝无仅有的，如唐代秘书贺公的章草《孝经》《千文》，如今已经不能再见，实在可惜。侍郎所得虽然稍逊一筹，但都亲自题写签条，精细审慎，并且记下获得它们的年月，风致就是如此。况且丰氏一旦学习古代篆隶文字，便兴奋得技痒，伪造邯郸淳一类人的文字来欺骗世人。侍郎却有清明的鉴别力而不妄自制作，这就是胜过丰氏的地方。阁楼刚建成时，在阁下挖了一口池塘，周围种植竹木，但还没有题名。后来搜集碑版，忽然得到吴道士的龙虎山天一池石刻，是元代揭文安公所书，碑阴还有记文。侍郎大为高兴，认为它正好与这座阁楼凿池的意义相合，于是就用它来命名阁楼。可惜碑刻遭鼠咬虫蛀，已经损坏了十分之五。听说亭林先生外出游历时，即使到了穷村绝谷，也一定寻找碑碣来观看；竹垞先生也是如此。如今不用费力搜索，坐拥这些古代的乐趣，却任由它们在封闭中日渐湮没腐朽，实在可惜。我正闲居湖山之间，无事消磨时日，便带着笔砚来到阁中，查阅碑上的款识，偶尔有所记录，也足以安慰孤独寂寥的心情。我的朋友钱唐人丁敬身，精通金石学。他听说后很高兴，急忙让我完成这件事，于是我先写下这篇记送给他。○钞永乐大典记

译明成祖命胡广、解缙、王洪等编纂《永乐大典》，让姚广孝监督此事。工程始于永乐元年秋天，完成于六年冬天。全书共二万二千七百七十七卷，凡例和目录六十卷，前面冠以御制序文，定为一万二千册。姚广孝奉诏再次为它作序。当时由公车征召来的士人，从参加编纂到抄写，约有三千人；僧侣道士也有许多人参与其中。书成后，选拔擅长诗歌、古文词以及讲说书籍的人二百人，充任吏部考试之职；其中最优秀的三十人授予官职，其余的人也有登记在册、等待选用的。当这部书最初进呈时，诏令命名为《文献大成》，后来才改成现在的名称。孝宗最喜欢读书，在召见廷臣、应对政事的空闲，便把这部书放在案上。嘉靖四十一年，宫中失火，世宗急忙命人把这部书抢救出来，幸而没有被烧毁。于是下诏让阁臣徐阶按照原样摹抄一部。当时抄书人员一百八十人，每人每天抄三纸（一纸三十行，一行二十八字），直到隆庆改元才抄完。崇祯年间，刘若愚所著《酌中志》已经说，不知道这部书如今收藏在什么地方。可见这部书在有明二百多年间，只靠世宗才如同祥云出现一般被见到一次，却始终没有进入著述家的目录。等到我朝世祖章皇帝在处理万机之余，曾经把这部书拿来阅读，才知道它的正本还在乾清宫中，只是没有人能够看到。后来圣祖仁皇帝的《实录》编成，文臣整理皇史宬的书架，才发现副本在那里。于是把它移藏到翰林院，但始终没有人经过那里而询问它。前侍郎临川李公在书局任职时，才开始借来观看，于是我也得以一览。这部书的体例，是按照洪武四声韵分部，以一个字作为纲目；凡十三经、二十一史、诸子百家，无不分类排列。所谓依据韵部统摄字，依据字联系事。并且全都直接摘录全文，从未擅自删减词句。偶然举出一件事，便想贯通前古后今，这本来是书籍和事实势态所不可能做到的；而《大典》辑录广泛包罗，竭尽力量，毫不遗漏，虽然其中不免有漫无边际、凌杂混乱的缺失，但其精神规模也是非常宏大的。我曾听说诸儒商议凡例时，起初意见多有参差。王偁笑着说：“想建造层楼华屋，却要向箍桶匠和都料匠计算功劳吗？”可见凡例大概是采用了王偁的意见。至于一切所引的书，都出自文渊阁所藏的版本。到了万历重修书目时，已经只剩十分之一；后来又遭流寇之火，就更加无法查考了。听说康熙年间，昆山徐尚书健庵因为修纂《一统志》向朝廷进言，请求暂时调取阁中的书。那些书足以资助考校的，已经寥寥无几，那么这部书的保存，正是斯文没有丧失的一项硕果。于是我和徐公制定了工作计划：凡是已经流传于世的，大体放置不抄；即使是近世没有而又不关涉大义的，也不记录。只抄那些想看却无法得到的书，并把其中最重要的分为五类。第一类是经书。各种经书注解中，能够集大成的，没有超过房审权的《易》、卫湜和王与之的两部《礼》；除此之外没有可以仿效的。如今如果把《大典》所有相关材料取出，稍加调和整理和斟酌，那么各经都可以编成。第二类是史书。唐代以后，六部正史的篇目虽然很多，但文献不足；如今采集其中的野史杂著、金石记载，都足以资助考察。第三类是志乘。宋元旧本图经，近来保存的寥寥无几；明代中叶以后编纂的，又都是没有见过古人书籍而妄自编造的。如今从《大典》中搜求，这些材料清楚齐全地保存着。第四类是氏族。世家谱系表以后，没有比夹漈《通略》更好的了，但它也只得到大概，不如这部书完备。第五类是艺文。东莱《文鉴》没有收录南宋以后散佚的文集，而《大典》保存了其中十分之九。其余偏门细目，随手汇集，有的可以补充民间的缺本，有的可以订正后世的伪书；这确实是取精甚多、作用宏大，不能不说是天地间的巨大珍宝。恰逢当今皇帝编修三礼，我才对总裁桐城方公说，请抄录其中三礼的失传部分，可惜缺失的将近二千册。我曾想向当今皇帝上奏，请求调出宫中的正本来补足，却没有实现。要从秘府收藏中求取书籍，来回更换调动，往返十分艰难，而我们这些人又没有能力大量收藏。抄书官从事这部书的抄录，每天直到夜漏三下才睡，最多可以抄完二十卷，再把所作的标记分给四个人抄写；有时十天也抄不完。因此想在这里完成全部工作，并不是容易的事。不过，这部书长期沉埋不彰，如今忽然有人阅读它，即使不必追问最终能否抄完，也足以使它扬眉吐气。唉！司马光《资治通鉴》完成后，能够读到最后的只有王益柔一人，其余人还没有读完一卷，便已经打呵欠想睡觉，何况《大典》比它多一百倍，它被收藏在书架上本来就很适宜。如今我们急切地想完成这项工作，但力量又不能胜任，因此不能不在心中为此忧虑。○春明行箧当书记

译从前广东邝舍人湛若有嗜好古物的癖好。他一生聚集的琴、剑、炉、钵之类，满屋满架，都是世间罕见的珍品。然而他非常贫穷，有时甚至断粮，只得把所有东西拿到当铺去典当。等到偶然有了余钱，又把它们赎回；像这样的事不止一次。湛若都写文章记录下来，世间流传的《前当票序》《后当票序》，就是这些文章。我考察六经、三史的书，没有“当”这个字。湛若这样写，难道不怕蹈袭刘禹锡九日题诗的讥讽吗？不过，自从《尔雅·释诂》以来，公羊子的《齐语》可以列入经部，而扬雄的《方言》却列在子部。文人的笔墨所寄托的事物，只要由我创立便可以成为典据，也并没有什么妨碍。我平生性情枯淡，淡泊少有经营，反复钻研、颠倒推求而不厌的，不过是旧纸陈函罢了。近年来陆路奔走于尘土之中，水路漂泊如断梗；故园积书的藏处，偶尔能够接近，却不能安坐温席。只是无论在篷窗下还是驿舍中，一天也不能没有这位朋友。家中有五万卷书，常常捆载着二万卷，作为草鞋和油衣的伴侣。舟车经过关口，税司的各位官吏像老虎一样前来撬开箱笼搜查；一看全是书，便索然无趣地相互放下书箱离去。雍正癸丑年，我到礼部向贾货献艺，没有达到标准，南归已经确定日期。不久又因其他事情被滞留，最终没有成行。长安米价很贵，居住实在不容易，于是不得不把自己的书拿出来典当。恰好监仓西泠黄君听说我有这个打算，请求把书寄存到他的府邸。把书托付给别人是很困难的，稍不留意便会污损；更严重的还可能有所缺失散佚。若不是风雅之士，像臧荣绪那样恭敬肃拜、像颜之推那样层层包裹珍藏的人，谁也不敢经过而过问。像黄君这样爱书的人，我大概可以高枕无忧了吗？不过，牧斋晚年丧失宋刻本《汉书》，曾在床头再三叹息“黄金尽，壮士无颜色”这句话。这些书是与我跋山涉水相交的朋友；一旦主人无力保有，使它们作为寄居之物辗转流落到别人家中，那种惘然离别、令人怜惜的神色，不异于衡父再次离开鲁国，而我站着目送它们远去，也实在难以释怀。于是援引湛若的例子，记下这些话送给黄君，正是为了预先约定不可改变的誓言。又想到青毡这些旧物，不知道何日才能回来，也姑且借此自我排遣。黄君的府邸与我相距十里；从这里往后，在萧瑟清晨或薄暮时分，偶尔有事考查索求，骑着跛驴发出敲门声的，难道不会是我吗？从此以后，邀请我吃鸡、吃黍一定会更加殷勤。湛若经历桑田沧海而保持大节，光芒可以同箕星尾星相照，所以他以游戏笔墨写成的文章流传下来，都成为佳话。至于我的文章，哪里敢和他争论高下长短呢？○小山堂祁氏遗书记 二林兄弟聚集书籍，从江南各家藏书中得到的已经很多了。唯独对于祁氏淡生堂的各本书，却另外收藏保存，不忘记母亲留下的遗物。唉！我听说淡生堂藏书最初流出时，引起了许多争端。当初南雷黄公在石门讲学，那时用晦父子都向他北面执经受业。后来他们用三千金求购淡生堂藏书，南雷也把束修收入拿出来参与购买。交易完成后，用晦派来的使者在半路偷走南雷所取的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这实际上是用晦授意的。南雷大怒，断绝了他的入门资格。用晦于是反过来操起武器攻击，又妄自把自己寄托在建安学派一类人物之中，竭力攻击新建学派，并删去《蕺山学案》，暗中把自己说成南雷的私淑弟子。近来石门之学固然已经一败涂地，但书坊和社学的学究仍有人推崇奉行，说它足以接续建安学派的传统；弟子们的叫嚷在时文批语之间不断出现，水一涨便全都冲尽了。然而潭水还没有澄清，时文对人心的沉溺竟达到这种地步，哪里知道它泛滥的源头，竟只是由淡生堂几种书引起的呢？这实在可以作为一笑。不过，用晦用来购买书籍的钱，又不是出自自己，而是出自同乡吴君孟举。等到书买到手，他取走其中精美的部分，把其余的还给孟举。于是孟举也同他绝交。用晦一次行动，既废弃了师生之间的情谊，又伤害了朋友之间的友好，恰好暴露出市井交易般的刻薄，对讲学又有什么益处呢？如今二林和我正逢太平盛世，天下各家的藏书全部显现出来，卫湜、王偁的版本，各家都有。二林又能广泛搜求酉阳秘藏，可以说足以自豪了。但他唯独深深眷恋母亲先行收藏的爱好，一片深情始终不改，把这些书珍视得如同合抱的璧玉，这是多么厚重的感情啊！因为对母亲的孝心，又推广开来，使它达到无穷无尽的思慕，这正是人伦感情的极致，也正是所谓真正的学问。可是，大概宽饶在落平恩侯的住宅中，仰面对屋梁叹息说：“这座堂看过的人太多了！”祁氏的书飘零流转，幸而得以回到外甥家中，使它们没有忘记旧主人，也已经十分可喜了。如今幸而有了归宿，我希望二林的子弟恭敬听从常道的教诲，世代能够守护这些书，读书使祁氏也永远增添光彩。二林说：“好，这正是我母亲想说的话。”于是写下了这篇文字。《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八　鄞　全祖望绍衣 记（三） ○东四明地脉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