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七鄞全祖望绍衣

译中郎并没有这部书。熹平石经原本也不是《五经备体》，后人依附石经造作出这部书，是因为前代史书误把熹平本说成三体。田放应当是田敏的讹误，因为长兴年间田敏曾经刻过这部书。问：成都石经有的避唐代讳，有的不避。《读书志》于是分为“未叛唐”“既叛唐”两类，果真如此吗？成都石经刻于广政七年，又过了七年才完工。年代明确可考，距离孟知祥去世已经很远了。孟知祥未叛唐时，在蜀地任职的时间很短；叛唐以后，又没有闲暇顾及此事。他刚刚称帝号就突然去世了。因此是否避讳，实际情况很不一致。这一定是因为抄写经书的人，有的遵守前代旧规，有的竟然忘记了，并没有其他原因。周平园作《文苑英华序》，说其中唐人讳、本朝讳有的删去、有的保留，始终没有统一，这就是证据。晁氏不了解情况，却强行替它解释。问：《读书志》批评宋宣和年间席益所补的《孟子》，说它的言论似乎有些过分。昭德诸公自己已经说过这件事，只是拾取对《孟子》的疑问所剩下的片段，时常有不同意见，所以公武也这样说。他说诸经在孔氏那里已经完备，难道还会有缺失吗？这是错误的话。《礼记》《尔雅》难道都是孔子的书吗？为什么偏偏对《孟子》反复争辩呢？至于说席本有很多错误，想来也未免如此。问：宋代儒者多称成都石刻不如西安，难道是西安本反而胜过成都本吗？西安本确实不如成都本。因为考察容斋、深宁，都是博学之士，他们极力称赞成都本精确谨严，所以朱子所引用的石经就是成都本。昭德书库收藏的也是成都本。即使当时各路学宫所收藏的石经，也都是成都本。我家有宋本《四明旧志》，其中记载的石经书目也都是蜀刻本。大概成都本不像西安本那样受到芜杂累赘的讥评，只可惜现在一块也没有保存下来。问：《丹铅录》说淳化石经至今还有保存下来的，不应当在明代中叶以前见到相关书籍；可是如今竟然一块也没有了。开封石经始刻于至和年间，完成于嘉祐年间。淳化时还没有听说有此事。只有孟蜀降臣勾中正曾在淳化年间书写三体《孝经》，刻石进献，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至于《淳化帖》中所收的，是太宗的草书，并不是石经。杨慎多有信口之言，不足为信。问：开封石经如今一个字也没有保存下来。同年王延年说，靖康之乱时，金人把它们装载运走了。刘彦宗在金人侵宋时对宗翰、宗望说：“辽太宗进入汴京，装载道路车乘、法物和石经回去，这是合乎先例的。”两位元帅采纳了他的话，这可以作为金人携走石经的证据。他的说法似乎有根据。刘彦宗的话本来就是妄说。耶律德光从未到过西安，如今西安的石经都还存在，那么耶律德光所运走的是什么东西？周密《癸辛杂识》说：汴京学宫就是当年太学的旧址，九经石版堆积如山，一行是篆字，一行是真字。这说明临安灭亡时石经还存在。汴京在宋末从未遭到像杨髠毁坏临安那样的屠杀焚毁，那么石经应当是在元末的战乱中毁亡的；否则，明代有周王府剪桐之事，那一带世代以风雅著称，不应当还能见到遗留下来的经书，却听任它突然消亡。○答杭堇浦关于《北齐书》的杂问 问齐文宣帝九锡文，其中许多事情无法考察，现在列出疑问来请教，不知道是否可以加以疏证？例如说：“淮、楚列城崔然，桑落。” 据《通鉴》记载：太清三年，东魏派金门公潘乐等率兵五万，袭击司州刺史夏侯强，夏侯强投降。因此，东魏完全占有了淮南地区。胡三省说：“太清二年，东魏派辛术攻取江淮地区，到这时才完全占有淮南。这样看来，太清二年所说的取得二十三州，大概是概括其最终结果而言的。” 譬如说，关隘山岭成为扼守要害、横跨险僻腹地的地势，像山岳一样耸立，如鸱鸟一样高踞；偏师刚一指向那里，原本坚固的形势便像冰雪遇到阳光一样消散了。《通鉴》记载侯景断绝与宇文氏的关系而专门归附梁朝时，西魏丞相宇文泰担心东魏重新夺取侯景所属的土地，便派诸将分别守卫各座城池。长社陷落后，宇文泰认为各城之间道路阻断，于是都命令他们率军撤回。考察平定长社一事，实际上是高澄当政时的事情。长社平定两个月后，才发生柏堂之变；那么西魏弃城，正是在高洋即位之时。譬如说，晋熙的险要防线已经削弱，江雷命令将领整顿军队，摧毁了敌人的巢穴。在这以前，梁鄱阳王萧范把合肥交给东魏，请求东魏出兵援助自己讨伐侯景。东魏取得了合肥，却不出兵，萧范逃往江州。不久萧范去世，世子萧嗣保有余下的军队驻在晋州。东魏派仪同、武威人牒云洛迎接他，准备让他镇守皖城。萧嗣还没有来得及出发，任约便率领侯景的军队到来，牒云洛等人撤走，萧嗣于是战死。这样看来，高洋即位以前没有成功救援萧范，后来也没有成功救援萧嗣。高洋占据霸主地位的时间还很短，本来没有什么功绩可以称述，所以才捕风捉影地歌颂他。譬如说，茫茫渡过大海，世代的敌人遍及华夏。高丽向东魏进贡。此事见《北史·高丽传》。譬如说，秦川成为阻隔，尚且彼此视为仇敌；于是奉上椒兰之礼，派遣书信以沟通友好关系。这完全是没有这件事却妄加编造的说法。自宇文护以前，关中从未同梁朝互派使者。西魏孝武帝去世后，神武帝发布檄文，只是声讨他的罪行而已。东魏清河王元亶去世后，宇文泰也声讨东魏鸩杀他的罪行，以此报复。长社失陷后，双方的嫌隙正深，怎么肯先向对方屈服？此前向梁朝发布檄文时，宇文泰假称独孤信占据陇右叛乱，以此表示国家没有西顾之忧；这件事也属于同一类说法。譬如说，荆川十郡很快便献出土地、请求割让。根据《通鉴》，梁元帝同邺城通使是在高洋受禅之后；不过当时荆州、益州已经彼此携手而怀有二心，也可能此前已经请求援助，这一点无法知道。答李朝阳《唐书杂问》。问：高常侍赠给李苾的《征蛮归朝》诗说：“运送军粮的道路忽然已经遥远，悬车归隐也将走到尽头。野外的食物兼有田鼠，午后的饭食还包括僰族童仆。”由此可知李苾军队的失败。但《通鉴》记载李苾在天宝十三年战败身死，而高常侍诗的序文说李苾是在天宝十二年归朝，前后不相同。洪景卢曾对此表示怀疑，不知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如今滇中还留有蒙氏的纪功碑。李苾在天宝十一年南征，他的失败却发生在天宝十二年。这一年，杨国忠又派他南征，第二年战败身亡。高常侍所赠的诗，说的是前一次事情；《通鉴》所记载的，说的是后一次事情。两者都没有错误。按宋代的情况，滇中为段氏所有，文献往来不通，所以洪景卢没有办法考证罢了。问：关于玄宗去世的事情，新、旧《本纪》都说是李辅国逼迫他迁居，后来玄宗忧郁不乐，因而弃世。但南雷引用晏元献的话，说李辅国实际上犯有弑逆之罪，而且还有“脑骨成玉”的说法，不知史家为什么遗漏了这些？

译当时肃宗已经病势危急，而李辅国忽然同张皇后发生嫌隙，宫廷之中彼此都处于不安的境地，弑逆之事大概可能确实发生过。所以代宗诛杀李辅国时，把他的首级投入厕所，又取下他的一只手臂来祭祀泰陵，是为了报复他的毒害。不过，说玄宗曾服用叶法善的药，脑中生出能发出磬声的丹骨，刺客因此剖取丹骨，这就稍微荒诞了。司马光考订异同，搜集材料极为广博，也从未提到这件事，大概是因为它太怪诞了。问：《通鉴》所记王思礼的事情同《唐史》相反吗？《通鉴》本来就不完全以正史为依据，然而杜甫的诗在这件事上却同《唐史》相合，这是为什么？《通鉴》记载，哥舒翰战败后，玄宗到了金城，王思礼赶来，玄宗随即授予他河西节度使之职。王思礼到了平凉，河西军发生叛乱，他不能进入，于是返回。玄宗任命他为行在都知兵马使。这件事不知道出自哪里，但《通鉴》并不是毫无依据。唐史说王思礼逃到灵武，肃宗责备他失守，准备将他斩首，房琯救了他才免死。考察潼关战败是在六月，而房琯到灵武是在九月。潼关距离长安近，距离灵武远；王思礼在潼关失守时，怎么会不立即回到长安，却潜伏数月后才到灵武呢？这是唐史可疑的第一点。王思礼虽然是潼关的将领并且战败，但当时哥舒翰已经投降，而王思礼却自缚归来，按理罪不至死。在危急之际，王思礼一向以健将著称，势必也不应轻易杀他。这是唐史可疑的第二点。因此，我认为《通鉴》的说法是正确的。有人说：“那么，杜甫同时代所说的话也不值得相信吗？”我说：“这中间大概有脱文，如今已经无法考察。王思礼既然从平凉回到玄宗军中，却没有听说他随军进入剑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到达灵武。我推测，他接受都知兵马使的任命后，玄宗派他率军向东出兵；后来又遭到败绩，于是逃往灵武，所以肃宗想杀他，而房琯出面营救，使他免死。” 《通鉴》保留了前一段情况，杜甫的诗和《唐史》记载了后一段情况，而中间发生的事情则都遗漏了。问：《平淮西碑》有人说是李愬的夫人所作，因为她是唐安公主的女儿，能够把这件事告知宫中；这样看来，石孝忠是有所凭借才这样做的，不过是个小人罢了。唐人竟然还替他作传，不也太过分了吗？这件事，我只认为是传闻中的妄说。凭李愬身披櫜鞬、谦虚地拜见宰相的胸襟，难道肯让自己的夫人为他请功，并且让旧日属吏石孝忠来作这种事，做得比王浚还过分吗？即使说是旧日属吏根据自己亲眼所见而这样做，李愬也一定会向朝廷辞谢，以安抚裴度、韩愈等人的心意，不应当默默接受而已。何况宪宗是英明的君主，李愬请求任命判官、大将以下一百五十人，宪宗都嫌人数太多；如果让他做出这样的事，必然会连累李愬。况且如果果真如此，又怎么安置李光颜等人？这大概是宪宗心中并不完全满意韩愈所作的碑文，于是改命段作撰写，原本就没有让韩愈的文章刻上石碑。好事之徒妄自编造此事来使它显得可信，甚至还有“碑石流汗成泥”的说法，这就是更加荒诞的说法了。世上本来就有凭空捏造、流传后竟被当作真实的事情，这便属于这一类。后来任蔡州知州的陈晌，仍然磨去段作的文字，刻上韩愈的文章。问：如今云中晋王李克用墓旁有一通代州刺史李公的残碑，秀水朱氏认为它是李克让的碑，并且怀疑欧阳修、薛居正二史以及《通鉴考异》的记载彼此不合，不知是否还有别的材料可以考证？有。唐代《宰相世系表》记载，李克用另有一个弟弟李克柔，曾任代州刺史；碑中所称“太保次子”的，大概就是他。李嗣昭是李克用的养子，李克让逃入南山而死。按照《通鉴》的记载，李克让就没有墓道了。又考察《懿祖纪年录》，其中还记有李克俭，他也是在乾符年间被补列为诛杀对象的。李克用将要讨伐朱温时，又让弟弟李克勤在河中等待命令。这样看来，李克用的弟弟并不只是《家人传》所记载的那些人。秀水朱氏的考证还不完备。问：梁代萧方等撰写《三十国春秋》，但书目不详；唐代武敏之也有这部书，请把有关情况告诉我。武敏之是什么人？《艺文志》也没有详细记载。钱大昕说，所谓三十国，是以晋为主，同时广泛记载各个割据政权，并且上溯记载孙皓残余吴国的事情。不过，钱大昕也不清楚三十国的具体名目，似乎也没有见过这部书。如今逐一计算，似乎不应有三十国这么多。大概应当以晋为首，附带记载孙氏吴国；其次是刘宋，再其次是萧齐。五胡方面，刘渊、刘聪建立汉，另列刘曜为前赵；石勒、石虎建立后赵，另列冉闵为魏。拓跋氏前期为代，后期为魏，也分作两个代国。代国灭亡后，刘氏二支分别占据云中、朔方，也算两个政权；再加上五燕、五凉、成、夏，以及辽西的段氏、仇池的杨氏，共有二十九国。河西的吐谷浑虽然没有改用夷族的国号，但也占据中原，所以《隋志》中有《吐谷浑史》；这样合起来才是三十国。不过这也只是根据推测拟定的，不知道究竟是否如此。武敏之是武则天的外甥，本来姓贺兰，不知道是否就是这个人。答临川先生杂问。问：《永乐大典》所引用的各家著作中，有谢湜列在胡文定公之前。谢湜的生平事迹，是否还有可以考察的地方？在宋代儒者中，没有见到关于谢湜的记载。《尹和靖语录》说：“蜀人谢湜拿自己所著的《春秋》请求程子指正，程子回答说，再过二十年才可以谈论这件事。”这样看来，他应当同刘绚同时，而胡氏的辈分稍晚一些。如今看他的书，也没有什么特别精深的内容，只可以作为《春秋》类著作中的一种保存下来罢了。谢湜曾经赴京，先到洛阳拜见程子。程子问他要到哪里去，他回答说：“准备参加学官考试。”程子说：“是想求得做人的老师，却还要参加考试吗？”谢湜于是没有再去。事情见于《遗书》，那么他应当终身以平民身份度过。问：临川王顺伯王厚往来于朱熹、陆九渊之间，在乾道、淳熙年间很有声望，不知他是不是王安石的后裔？是的。王顺伯是魏公王安礼的后裔，见《陈直斋书录》，尤其擅长碑碣之学。如今流传于世的著作有《复斋碑目》。宋人谈论金石学的，除欧阳修、刘敞、赵明诚、洪适四家之外，首先就数王顺伯。他历任侍从官，后来出任监司，以刚正闻名于当时。有人问：洪文惠公所著的“五隶”，如今完整保存的只有《隶释》，而《隶续》已经残缺，不知其他几种书是否还有存本？

译《隶续》共二十一卷，其中从第五卷到第十卷，原本就是当时的《隶图》，后来才附入《隶续》。《观书录解题》已经这样说了。我已经另行整理，把它们分离出来。《隶图》原本只有这几卷，应当算是足本；至于《隶续》的残缺，恐怕没有办法补全了。容斋说，“五隶”中只有《隶韵》没有完成，但昭德晁氏《志》中有《隶韵》七卷，可见当时尚未完成的稿本已经流传于世。《隶纂》大概是文惠任越帅时，在蓬莱阁下摹刻的，是石刻本，见于《宝刻丛编》。吾子行还曾见过它，如今已经没有了。有人问：《永乐大典》所引的《李潏水集》，我以为就是李信仲的文集，但听说您认为不是，恳请指示其中的道理。潏水是关中的李复，生活在元祐、绍圣年间，以极其博学著称，是关中有文名的人。字履中。李信仲与他同名，但时代相差很远。您想把这部文集列入江西文乘，是弄错了。潏水的议论，容斋曾采录，晦翁曾加以辨析；他的文集见于《书录解题》。李信仲只见于《水心集》。有人问陈淸澜：“听说佛书中说，家中有壬癸神日，便供给万斛水。我曾经遍阅藏经，没有见到这句话，这究竟出自哪里？” 这两句话原本并不见于佛书，一时也不能记得它的出处。大概应当出自道经，所以如今巫师祝史家禳解火灾时，常常使用这两句话。如果是儒家之语，就一定不会有这样的说法和气象。答沈东甫征君关于文体的杂问 有人问：昨天听临川侍郎说，正史列传之外，不应擅自替别人作传。试看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也没有这种体例；即使偶尔有，也只能算是寄托情意、游戏笔墨之作。是这样吗？临川侍郎的说法，本出于亭林；亭林的说法，本出于任氏《文章缘起》。然而考察古代创作传记的体例，大致有六种：第一种是史传。史传之外，还有家传，《隋书·经籍志》中所列六朝人的家传书目，在唐宋八大家以前就已经有很多了。大概有的上呈史馆，有的保存于本家家乘之中。又有特传，大概不是应本家请求而作，而是作者自行撰写的，例如欧公所作的《桑怿传》，南丰所作的《徐复传》《洪渥传》。又有别传，有的是因为正史记载得不够详尽，如《太平御览》所列古人的别传一类；有的是举出一个人的某一方面，以显示他的整体，如韩公写何蕃，东坡写陈慥。再其次，才是寄托之传，如韩公的《圬者王承福传》《柳州罗池庙碑》《种树郭橐驼传》一类。再其次，是游戏之传，如韩公的《毛颖传》。如果一定说不是史官就不应替别人作传，那么《张中丞传后叙》已经是韩公为《张中丞传》所作的后叙，而《欧阳生传》又是韩公的朋友李翱所作，都没有听说当时有人认为这样不对。至于明代吴江徐氏辨析文体，竟把欧、曾所作的桑怿、洪渥等传归入家传，也是不对的。有人问：哀词在古人作品中也不多见，只应当是为悼念逝者而作的文章，但临川认为它就是墓表。又说只能用于失意之人，是这样吗？哀词、哀赞、哀颂，都起源于东汉，本来不过是悼念逝者的作品，但间或也有用来充作碑版文章的。蔡中郎为胡夫人作《哀赞》说：“仰望父母二亲，有的有神诰、灵表一类的文章，于是作哀赞把它写在碑上。”这实际上就是把哀赞当作墓碑。南丰为老苏作《哀词》说：“将要把它刻在墓上。”这实际上就是把哀词当作墓表。庐陵为胥夫人作墓志说：“作一篇哀词来吊唁，并把它埋藏在墓中。”这又是把哀词当作墓志铭。由此推论，张纮的《哀颂》也属于这一类。至于只是为了悼念逝者而作、并不用于墓葬的哀词，不在这里所说的范围之内，应当分别看待。古人所作的哀词，大多是哀伤其德行尚未成就，或才华尚未施展，或声名尚未显达，所以稍微接近于为失意之人而作。近世竟然把挽诗当作哀词，实在是错得厉害。有人问：杜牧之的《燕将录》本来是传记体，为什么不称作“传”而称作“录”？古今文章家中有这种情况吗？古今各家中都没有见过这种例子。杜牧之大概是谦称，不敢贸然称之为“传”，而把它寄托在稗官野史一类的名目下，只记录事情，等待后人评定；这也属于传记一类。有人问：墓碑都是子孙在下葬时所立，否则就是门生故吏为其立碑。若与死者相隔年代久远，还可以为他撰写墓碑吗？张曲江文集中有《徐征君孺子碑》，这是相隔数百年后为徐征君所作的碑。姚牧庵有《陈太常神道碑》，是应陈太常七世孙的请求而作。明代郑千之文集中有《朱徽公子在碑》，也差不多相隔了二百年。像徐、陈两碑，大概是原先的碑已经毁坏，后来重新树立的。像朱碑，则是后来补立的。有人问清容：题跋文字竟然把题诗也收入其中吗？这样一来，岂不是和散文混杂在一起了吗？我怀疑这种做法不对。题诗本来就属于韵文，不应归入题跋卷。《唐文粹》中凡是诗歌有序的，都收入序类。过去有人认为这种做法不对；如今清容所题的诗，连序也没有，却把它收入题跋，更是错误。有人问：濳邱讥讽南雷不应把行状、行述收入碑版文字之中，他的说法很正确。然而南雷为什么没有加以辨明呢？魏晋人所著的先贤行状，是传记一类的文章。此后唐人所作的，有太史所写、用来上报国史的行状；有太常所写、用来请求赐谥的行状；还有为请求撰写碑志而作的行状。它们原本并不是金石文字。然而尹河南文集从第十二卷以下，先列行状，其次是碑，再次是表、碣、述、志，竟然把行状、行述混杂在碑版文字中。我起初曾怀疑这种编排不合体例，后来才知道古人所作的行状和行述，虽然不一定都刻在石上，但也有刻石的。地理碑记目录中，记载庐州有唐代《旌表万敬儒孝行状碑》；化州谯国夫人洗氏庙有《行状碑》。所以潘苍厓的《金石例》大多取法于昌黎，却也把行状收入金石文字。由此才知道，行状本来就是碑版文字的一种；而且高僧尤其常常把行状刻在碑上，有时直接称作“墓状”。这样看来，南雷所依据的说法，不能说是错误的。答厉樊榭关于宋代诗人的问题 有人问孤山社全泉翁：先世的世系，本来属于本家家传，现今还有保存的吗？恳请详细说明。

译先侍御公在宋太平兴国年间从钱塘迁到甬上，而侍御公的弟弟迁居山阴。不久，弟弟没有儿子，侍御公便让次子承继他的宗祧。传到第七代，是太保唐公安；民生太傅越王份。份的长子是太保申王大中，次子是太师徐公大节。徐公就是《宋史》所说的保长。大中没有儿子，便以堂兄思正的儿子承继宗祧，这就是太师和王昭。和王的孙女成为度宗的皇后，泉翁是和王的再从兄弟。宋代时他曾任侍从之官，宋亡以后迁居孤山。剡源先生到杭州时，曾经和他互相赠答，有诗文流传。有人问：高疏寮是开禧年间的诗人，他究竟住在姚江，还是有人所说的住在甬上，哪一种说法准确？疏寮是宪敏少师的从孙、翰林学士高文虎的儿子，居住在甬上，晚年才迁到姚江；他的弟弟们，如尚书高衡孙，仍住在甬上。直到今天，甬上南湖的长春院、桂芳桥，都是高氏的产业。问：刘叔赣叫什么名字？他有同苏轼、黄庭坚唱和的诗。仲原父就是公是，叔赣的父亲就是公非。两位先生都以三个字作为字，晚年人们只称他们为原父、赣父。叔赣就是赣父。问：陈西麓在咸淳年间的诗，记载了他的遗事；但没有根据，不知还有没有可以考证的地方？西麓曾任制置使参议官。临安灭亡后，有人向元人告发，说庆元与海上联络接应，西麓是内应首领，因此被拘捕，后来获释。见《袁清容集》。答诸生关于《思复堂集》的问题。近来的文人大半都是不懂却写作，例如邵念鲁编这部集子，本意很想表彰先儒、发扬忠孝，立意最为美好。然而他读书很少，凭着学究式鄙陋的见识，仓促下笔，结果处处错误。后生有的看见他的集子便以它为依据，贻误不少。当时像吴农祥那样荒诞妄说，简直是在欺骗人；念鲁还不能与他相比。不过，他们都是不懂而写，情形大致相同。现在偶然举出几条来回答。王门弟子徐珊。徐珊起初侍奉王阳明，因为不肯回答试策，后来到辰州任官时，又因科场作弊败露而自杀。当时人替他说了一句谐语：“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人，小人学习道理就会上吊而死。”姚江书院还把徐珊列为配享者，直到黄梨洲才将他斥退。念鲁曾向梨洲询问文献，却没有问到这件事，竟把徐珊推为王阳明的高足，错了。刘门弟子熊汝霖。这件事本于刘伯绳的说法，按理不应有错，但仍有可疑之处。梨洲对于刘门弟子，没有不叙述其师承源流的，唯独没有提到熊公；他所作《熊公行状》也没有提到，因此看来熊公只是乡里的后辈，往来于刘门，并没有成为弟子。刘伯绳列举的刘门弟子，如刘公理、刘公顺，也没有核实准确，依梨洲删去为是。陈潜夫是会稽人。陈公是钱唐人，不是会稽人。他的后代直到今天还住在杭州。王思任死于守节。王遂东并不是死于守节，另有辨正。金廷韶纠正张安的说法。杨机部招募四营兵，张安是其中一营。说这是曾应遴一个人的主意，这种说法也不确切。这件事应当再考察。万履安有八个儿子，著名的是斯年、斯大、斯同。万氏八个儿子中，最能继承黄梨洲之学、成为梨洲高足的，名叫斯选。当时人把他比作康斋。斯大、斯同都精通经学，斯同又精通史学。另一个叫斯备，擅长诗歌；斯年年纪最长，却不是其他弟弟所能相比的。黄百家采用郑寒村的文章，为化安山墓门立碑。郑寒村还没有来得及写这篇文章就去世了。林霁山、郑朴翁。两位先生是从哪里得知他们去世的年月的？这是把楚国的书信误说成燕国的事情。陈邦彦以诸生身份起兵。陈公是孝廉。王山史没有应词科考试，被推荐后逃到江南，住了八年。山史何曾逃到江南？这实在是极大的诬蔑。张不二的本名失载。不二名叫秉纯。谢时禋投海而死。时禋是遗民，但他是因为盗贼索要钱财未遂，遭到拷打后投水而死，并不是投海而死。谢氏子弟想把他附会到殉难者之列，于是用这种说法欺骗世人，而梨洲相信了，便把他与皇甫东生相提并论。念鲁又沿用了这种说法。张阁部肯堂是谢归昌所安葬的。不是这样。阁部是鄞县人，听说性道把归昌安葬在那里，便窃用了他的名义。梨洲也误听误载。念鲁又沿用了这种说法。西河说宋代儒者中没有一个死于守节，也是因为恰好不了解那个时代。西河不喜欢读宋代以后的书，所以对于朱熹、陆九渊弟子的文献一无所知，便信口说出狂妄的话。念鲁想替他挽救过失，但自己也没有弄得很明白。宋代儒者死于守节的很多，蕲州死难的李诚之，是理宗、度宗两朝忠臣中最早的一位，也是吕祖谦的高足。欧阳巽斋是朱熹门下嫡传，他的弟子是文天祥；徐径畈是陆九渊门下嫡传，他的弟子是谢枋得。两位先生都是宋代最忠贞的人，他们一生没有语录流传于世，所以人们不知道他们是朱、陆私淑的弟子。文天祥尤其不肯流连声色，谁知道他的学术远有源流呢？这些事难道是空疏之人所能妄加评论的吗？何况朱熹的后人有黄浚，张栻的后人有唐震，而唐震是饶双峰的高足，许月卿是魏鹤山的高足。其余如赵淳、吕大圭之类，多得数不清；却说没有一个死于守节，真是梦中的胡话。潭州陷落时，岳麓书院三舍的许多学生拿着武器登城防守，死难者尤其多，史官不能广泛访问，于是把他们附在李芾传后。如今反而受到狂妄之人的诋毁，实在可笑。念鲁只说西河不了解那个时代；可是宋代儒者难道只限于乾道、淳熙以前吗？奉答编修万九沙关于《宁波府志》的杂问。问：陈太博本堂的世系怎样？存吾黄氏曾经对此表示怀疑。您正在考订各家的世谱，认为如何？根据本堂的儿子所作《纲目》，三位尚书都是直臣：户部尚书因弹劾蔡京而罢官，吏部尚书因争论韩侂胄党祸并进谏开禧年间的战事而罢官，工部尚书因弹劾济邸而罢官；本堂因弹劾贾似道而罢官。然而这些事只见于《纲目》。存吾说，作《纲目序》的是欧阳圭斋，修《宋史》的也是圭斋，却没有采录《纲目》的文字；何况《延祐志》中也没有见到，实在令人怀疑。我现在考察这件事，只怕根本没有这些事。史志虽未必没有遗漏，但袁清容作《陈观墓志》说，陈氏自从居住奉化以来，最著名的是本堂；那么本堂以前的三位尚书虽然是显贵官员，他们没有留下显著事迹也就可知了，怎么会有这样棱棱然的风节呢？问：前面您说的甬东王太古《易》说问答，见于哪部书？这个人的生平究竟怎样？

译会稽胡一中的《有河图洛书作范宗旨》一文，在序中提到太古《易说》，但没有详说他的姓名。根据胡氏的序，太古也认为九为图、十为书，这一说法并不怎么能启发初学者。他是朱子以后的人。按旧志，只有进士王宗道著有《易说》，不知道他是不是太古。问：仇待制泰然有个儿子名叫有才，不知出自哪里，各种志书都没有提到，请详细告诉我。泰然有个儿子叫达材，名车，具有非凡的天资；他摸着碑文读一遍，就能背诵，终身不会忘记，人们因此称他为“仇”。摸碑的事见《剡源先生集》。问：戴九灵寓居慈溪永乐寺，存吾所记述的情况，与牧斋很不相合，为什么？九灵的诗文大多寄托着黍离、麦秀之感，他不肯屈身侍奉异代，是无可怀疑的。说他因为授官后失望而逃走，是错误的。问：陈侍郎瑜的出身，各种志书记载不同，哪一种可以凭据？南山《佥事集》中说他是洪武乙丑进士，官至刑部侍郎；但他所作的志书却记错了。杨安成《志》说：“甲子年贡于东沙。”又说：“这一科的孝廉，考查四明进士名籍，应该是乙丑。”闻蕊泉《志》怀疑是把他同辛未年的陈裕之混淆了，但陈裕之也不是侍郎本堂的孙子、学士的侄子。问：丰司业寅初因为逊国而弃官，您断定这是考功的妄说，请详细说明。寅初本名初，以洪武二十七年的岁贡身份，任江西德化教谕。他的儿子庆在宣德年间凭父亲的官籍，从江西中式。那么，说他在逊国时已经弃官，难道不是事实吗？考功最喜欢造假，他说寅初是通过荐举入仕，也是不对的。问：杨广文的实际子孙十分显贵兴盛。杨广文修撰《成化府志》，为什么却没有为他立传？据《南山集》记载，其中有一篇赠给他儿子发解的序，说他的家世继承了慈水的家学；那么他本来就是文元的后裔，也是儒林中的老宿。问：陆副使少石平日讲学的情况，没听说过详细内容；您所说的他留心儒林，出自哪里？我曾见副使书写他的近作，题为《怀龙溪》《绪山》《青湖》《师山》，其中离开了五子，对论道谈得很恳切，不知为什么《行状》反而略去了这些。奉寄编修万九沙，谈《宁志补遗》的杂目。承蒙您把《宁波府志》的列传目录寄来，命我增补，恐怕其中还有遗漏。从前乾道、宝庆、延祐三部志书过于简略，所以值得立传的人原本遗漏很多，但如今也没有办法考索了。我留心乡邦文献已经很久，发现被各志遗漏的人很多，便用文章来表彰他们，现在全部抄录奉上。还有十几个人来不及写成文章，一并附在后面。李璜应当列入隐逸。深宁称他为七位避世之士之一。他自己咏道：“这身体便是庞居士了，更没有人来买笟篱。”他学问最为博大，文章也写得好，曾经引用僧腾客的故事。有人问他，他说：“这是梁人在台城的事情（简文帝招募敢死之士登上土山抵御侯景，称他们为僧腾客）。”他著有《白文公年谱》，见《攻媿先生集》，如今也已失传。《延祐志》中记载了他重修明州学的碑记。《清容师友渊源录》中三人，寄公一人。刘安是汴人，居住在鄞县小溪，以诗学冠绝众人，善于清谈，三次历任秘书丞、郎官，曾做贾似道的门客，却以科名自负，最终没有得到任用。考察刘安公，他的官位做到吏部，诗学得到庆源辅氏的传授。应文炜是奉化人，精通史学。六十岁时才进入太学，早年曾游历江淮。吴毅甫任宰相时，他的兄长任建康守，文炜写信讽谏他，他的兄长立即辞官离去。吴毅甫认为文炜奇异，招他进入相府，他却不顾而去。史嵩之罢相时，他的侄子璟卿上书，有人说是文炜教他的。史嵩之暗示属官拷掠审治文炜，文炜更加愤怒，始终不屈，后来获免。他议论时事得失，多能切中要害。考察文炜，宋朝灭亡时他还在世，是遗民。楼傪是鄞人，宣献的族孙，精通历法。他说宋代主管天文的官员计算朔望盈亏，应当改革历法章法，但没有人相信。后来颁行授时历，才开始验证了他的话。他四十年间每天推算持筹，疑心多财的人，最终会因贫困而死。葛庆龙是南康人，寓居鄞县，住在僧舍中。他精通唐诗律体，酒兴浓时挥笔写下数百字，极其精警，但往往写完便丢弃，不再抄录。有《什一集》。陈、吴两位词家。西麓先生陈允平，曾任制置司参议官。宋朝灭亡后，有人告发庆元遗老与海上势力相通，说西麓是首领；他幸而逃脱，大概也是遗民中的名望人物。其他事迹已无法考察。吴文英以词作游历公卿之间，晚年困顿失意而死。甬上的填词，应当以这两家为祖；而西麓还兼以诗人著称。月泉吟社诗人二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〇月〕 吟社中改名唐楚友的人，是白湛渊。名珽，本是奉化舒文靖公的后人，幼年丧父，随母亲寄养在杭州的白氏家中。后来他也在元朝做官，任毘陵教授，剡源曾劝他恢复本姓。自称青山白云人的，是陈养直。他也是奉化人，见《剡源集》。吟社说他居住在杭州，大概是寄居在那里。汪灏应当列入文苑。汪灏也是奉化人，有《蜡台集》，我没有见过，只得到他题咏雪窦寺各处胜景的诗。还有元代哈讨不花祀田碑文，写得很精美。王洪卿说：“蜡台的父亲懋卿、叔父森卿，都是宋朝遗民，而我们乡里谈论文献的人都不知道。如今晦溪有汪氏人家，也许是蜡台的后裔，应当去访问他们。” 白苎里社一人。元朝末年，天台徐一夔寄居在嘉兴春波门外的白苎里；桐庐姚桐寿、昆山顾德辉、温州陈秀民、闽人卓成大、江阴孙作、东平牛谅、河南高逊志、江都邱民、钱唐陈世昌、会稽唐肃，以及江汉一带的人，都为躲避战乱而避居禾中；我们乡里的周棐则担任宣公书院山长，留在那里唱和最多。详细情况见朱竹垞《禾录》。四明洞天寄公一人。张宪在明朝初年，因为是淮张旧日的属官，避居四明，改名换姓做了寺院里的奴仆，手里带着一册书，曾经随身携带，那就是《玉笥集》。他死后才有人看见这部书，和如今顾侠君所作的《玉笥传》不同。奉答编修万九沙关于《宁志》纠正错误的杂目。旧志中的错误极多，辨析起来几乎说不胜说。其中被芜文驳正的，也有十五条。承蒙您赐问，姑且把我从前见到而没有全部记录下来的说出来。小江湖的异同。

译深宁说得很详细，但仍有没有说尽的地方。唐代志书记载，小江湖在鄮县南二里，灌溉田地八百顷，是开元年间县令王元暐所置；这就是今天城外的它山湖。但这段话本身有错误：它山堰到太和年间才修建，并不是开元年间。古句章城曾在溪水之上，古鄮城不可能连接溪上；说它距离二里，是把古句章的位置混同于鄮县了。舒中丞的《引水记》依据《图经》，说小江湖在鄞县南二里，是正观年间王君照修建的；这就是城中的湖。清容说，今天千丈镜河惠光塔院旧名小江塔院，那么小江湖从它山堰一直到镜川都是它的范围，大概是王元暐所设置的。城中的湖，只因为它东面有小江里，于是也被误称为小江湖；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有人说城外的是小江湖，城内的是小湖，也不对；又有人说王君照修建的就是它山堰，更不对。南湖、西湖、小湖的异同。城中原有两个湖，起初只称南湖，《钱公辅众乐亭序》可以考证。后来才有西湖的名称，又把长春门右边一带划作南湖，于是把西湖称为月湖、南湖称为日湖。南湖之中，又从采莲桥到捧花桥一带划出五十八丈作为小湖，《嘉定闲图》可以考证。小湖就是细湖，舒中丞误以为西湖、南湖都叫细湖，并不是这样。大概从西湖到南湖，细湖是最深的地方。章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〇章〕 闻蕊泉说庄溪就是章溪，大概是因为读音相近而发生讹误，这个说法接近事实。但他说旧志起初没有章溪这一名称，却不对。《至正四明志》说：“鄞县的章溪出产皮纸。”这才是正确的。不过，城中的章溪却根本不存在。衮绣桥、感圣桥、观音桥互相混淆。衮绣桥又名缓带桥，位于崇教寺南面，就是现在的水仙庙桥。感圣桥又名虹桥，因为在感圣寺南面。观音桥在今天周观察的宅第处，因为在观音寺南面。河道已经淤塞，桥也不存在了，但挖地时还可以发现河岸遗址作为考证。根据《嘉定闲图》，丰尚书宅到观音桥五十六丈八尺，感圣桥到碧沚西岸二十四丈九尺，界限非常清楚。蕊泉把衮绣桥当作感圣桥，又把观音桥当作虹桥。遍考各志，都没有这种说法。自《成化四明志》起就不再记载观音桥，大概是因为道路早已淤塞。土埭庙神的官爵。唐天祐年间，钱镠兼领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不应有郑准得到镇东节度使之职。当时黄晟以镇东行军司马镇守明州，郑准也不可能是刺史。他修筑土埭，对奉化水利有功，恐怕是奉化县令，否则就是镇将。况且他的官职是殿中侍御史，唐末节度使虽然资历声望浅，也必定加授常侍等官，殿中侍御史并不是他的职务。灵济庙神（象山）。说陈元帅是陈宜中的侄子，是附会之说。如果宜中有侄子殉难，宋史怎么会不记载？何况二王进入福建，是从温州登船，并没有听说经过象山。伯颜也没有追赶二王。近人的无稽之谈，大多就是这样。竹湖。现在蒋家带巷的腰带湖，就是竹湖。过去有竹湖坊，在南湖深处，与细湖相接。如今淤积成小池了。陈藏器与《日华子本末》。陈藏器是唐代开元年间人，著有《本草拾遗》，是四明医学最初的祖师。我们乡里关于唐代人的传记流传很少，藏器曾任京兆三原县尉；如果不是这部书，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传述他的了。日华子是宋代开宝年间人，著有《诸家本草》，但不知道他的姓氏。《嘉祐本草》记载这两个人很清楚；说陈藏器就是日华子，出自明代丰吏部，因为世间有陈日华善于谈谐的说法。他不知道这是另外一个人，近来有人竟把日华子的姓氏说成“大明”，就更加错误了。白附子。陶隐居说：“白附子产于芮芮，早已断绝，再没有真的了。如今人们所用的是仿制品。《唐本草》说：本来产于高丽，如今产于凉州以西。《本经》说产于蜀郡。《南中记》说产于东海和新罗，都没有说产于我们乡里。只有《唐六典》认为是我们乡里的贡品，难道是当时恰好出产过，后来又绝迹了吗？各部志书都没有记载。近来有人想把乌头当作白附子，不对。” 高氏医学。我们乡里的高氏有两支：一支是宪敏公的后裔，家世显赫，像高似孙、高衡、高衍等都是名人；其中有个儿子高一清以医学著名，见袁清容的序。另一支是万竹先生的后裔，也就是明代志斋一派。近来有人把他们同宋代高氏的医学联系起来，但还没有考证。答葛巽亭关于日湖故事的提问。问：薛氏义门由来已久，为什么《嘉靖府志》说它始于提举明道？难道明道以前薛氏不住在湖上吗？薛氏在张村有住宅，在新庄有园林。然而他们在湖上的城内住宅，从衡州以来就已经有了，只是薛明道重新修建了义门。楼宣献题写“瑞堂”二字，本来在张村；后来那里失火，但“瑞堂”二字没有损坏，于是移入城中。问：蒋金紫巷的蒋氏，有没有可以考察的资料？湖上有一座连桂坊，是为蒋璇、蒋珫所立，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支蒋氏？考察得知，二蒋都登记为奉化人；牌坊在湖上，那么他们应当居住在鄞县。是的。慈湖先生作《蒋存诚墓志》说：“蒋氏世代居住在小湖西南。”所谓金紫，大概就是这两个蒋的父亲浚明，因为儿子的缘故追赠至金紫光禄大夫。如今奉化县北三岭山还有浚明的墓，左朝议大夫蒋璇、宣奉大夫蒋珫附葬在那里。蒋氏世代登记为奉化人，却最早居住在鄞县。清容所说：“我们鄞县士族的先辈，没有比楼、袁、杨、蒋更早的。”正是如此。大概唐末已经居住在鄞县；从丹阳迁来的蒋氏，则是宣和学士蒋猷的后代，另为一宗。建炎年间投降的臣子蒋安义从剡县迁来，又是另一宗。浚明在奉化志中有传，大概是丰清敏推荐的人才。清容作《蒋晓墓志》说：“忠肃陈公被贬到明州时，断绝朋党，使儿子允师跟随连桂登门求学。”由此可知，朝议大夫兄弟都是尊尧的弟子，也可以知道金紫一门的世代学术传承。中奉所作《三江亭》诗也很好。蒋存诚则跟随慈湖讲学。宋代蒋氏科举功名之盛，仅次于楼、史诸家。谏议、岘、将作、晓，都是名人。问：湖曲袁学士桥的名称最古老，但不知道是因正献而名，还是因正肃而名，还是因文清而名？请指教。

译正献住在长春门外二里，正肃迁居城中的鉴桥。住在日湖边上的，是文清。文清家族从越公以来就住在这里，只是这座桥以文清得名。然而文清文集中对湖上景物写得很少，他所说的南园反而在城外，不知道是什么缘故。问：《成化志》记载湖上有蒋园，却没有说明地点。如今我家巷子北面有茹园，也不知道有关什么人。希望听听大略。蒋园就是金紫所修筑的园林，在采莲桥。王亘陪同明州户部游蒋园的诗说：“采莲桥下路，皂盖拂云来。”说的就是这里。《成化志》认为是将作所修筑，大概考察得不详细。至于茹园，掌故中没有记载，我们乡里的世家中也没有茹氏。问：东发先生避居宝幢，见于谢皋羽《晞发集》；而您的教示认为他曾寓居湖上，究竟根据什么？《延祐志》说：“东发归隐宝幢山中，发誓不进入城府。他住在日湖，图书器物被掠取，也不追问。”考察东发还曾避居桓溪，自号仗锡山居士，见《剡源集》；又曾住在定海泽山，见汪翔龙诗。至于湖上，则是宋朝灭亡以前他居住的地方。鄞江庙的神，东沙认为就是鄞江王公。这种说法究竟有没有根据？四休居士周锷也称鄞江先生，见定海瑞岩山石刻，因此还不能确定神就是鄞江王。这个地方因鄞江得名，门又因鄞县附近而称名桥，所以旧来说它因地得名，也不能马上否定。假如它只是主管此地的神，却一定要把他认作鄞江王，岂不是穿凿附会吗？答蒋生学镛关于湖上三庙来历的询问。问：宝奎庙，有人认为是祭祀梓潼神，有人又认为“宝奎”只是里名。按照奎章、奎墨的例子，它似乎是御笔。究竟它的来历是什么？宝奎庙在平桥南面。《嘉靖志》说：“《宝庆图志》只在平桥南面记载‘宝奎’二字，没有说有庙。”考察它的记载，市舶条说：“楼异创建高丽使者行馆，如今宝奎精舍就是那处地方。”这样看来，宝奎先是因御笔而得名，后来才在那里祭祀御笔之神，建成庙宇。根据志书所说，高丽使馆似乎曾有御笔；您提这个问题，大概就是依据《嘉靖志》的说法吧？依我考察，实在不是这样。宝奎精舍大概是史氏收藏御书的楼阁。史氏自忠定在湖南竹洲修建别业以来，光宗在东宫时曾亲笔写“四明洞天”四字赐给他；在此以前，高宗、孝宗所赐御墨尤其多。忠定的真隐观虽在竹洲，实际却跨湖向东，曲折延伸到均奢桥西面，直接连接平桥；所谓世禄坊，就是皇帝赐给他的宅第。忠定死后，这所宅第归长孙子仁所有，即朴斋侍郎的儿子。子仁不满叔父弥远的所作所为，退居湖湖北面的碧沚筑园，宁宗也亲笔写“碧沚”二字赐给他。那么所谓御笔，与高丽使馆没有关系。在这以前，忠定又在阁旁修建城隍神祠、惠济神祠（就是鲍仙祠），迎神奉祀的祝文说：“从前这里是驿亭，用来安置使者；后来遭遇兵火，才把这里修成这座宝奎。” 修建楼阁时，高丽使馆荒废已久；有了这座楼阁，便以“宝奎”作为里名，所以《图经》只记载这两个字而没有提到庙。那时它不过是史氏宅第中的建筑，本来没有庙。史朝甫募修真隐观的疏文说：“地连接宝奎，湖通碧沚。”这是宝奎作为里名的证据。史氏各处位于月湖边的别宅，衮绣坊在湖的西北，世禄坊在湖的东北，竹洲在南面，宝慈寺在西面，花果园在东面，碧沚在北面，石窗居又在碧沚西北，十洲三岛有一半属于平泉，盛况就是如此。如今全都废弃了。衮绣坊的桥，明代拆去改作保丰碶石。世禄坊归方国珍后改为花厅，后来又归张布政。竹洲的道观改作祭祀晏公的祠，后来成为陆康僖祠，不久归入我家。报慈寺改作广盈仓，碧沚庵归范侍郎。唯独这座阁和花果园，被当地人讹传为神祠，所以直到今天还存在。御笔怎么会有神呢？祭祀梓潼神，是从袁学士清容开始的；这种祭祀兴盛起来，则是从袁尚宝静思开始的，如今已经逐渐遍布天下。有人把梓潼神说成北斗六星，有人说是张仲，又有人说就是蜀中的张仙。至于这座庙，则是因为“宝奎”二字而附会出来的。幸而文献还没有完全失去根据，所以把它的始末详细说明如下。花果园既然是史氏的产业，《嘉靖志》却说庙神是杜恺。近人又记载他的墓在太白山。恰逢建炎年间南渡时，他寓居在史氏园中。考察忠定是在孝宗时入相，他修建这座园林应当是在退居以后，怎么能在建炎初年就与杜恺相交呢？如果早已有这座园林并且有人居住其中，东沙不应当竟然毫无考据。杜恺这个人究竟是否真的存在呢？花果园庙在湖心寺西岸，庙神就是史氏园中的土地神。明代中叶以后，忽然传说神是建炎年间的将军杜恺；这本来只是市井传闻，张司马修《嘉靖志》时竟把它记载下来。张司马的乡里住宅离这座庙最近，却随意对它不加考察，实在可笑。况且他志书中的无稽之谈很多，不止这一件。近来有个费纬祉，不过是乡村学究，写了一篇庙记，又进一步铺陈这种说法，说将军随驾来到鄞县，住在史忠定的园中。将军本籍祥符，忠定曾任祥符令，所以两人交好。将军死在这座园中，于是建庙祭祀他，并且还有墓在太白山的说法。考察忠定是绍兴十五年刘章榜进士，却说他在建炎年间已经任过祥符令，这不是欺骗吗？您用时代先后加以驳斥，是对的。有人说忠定的叔父名叫史才，官至参政，是重和元年赵楷榜进士，祥符县令一职应当属于参政史才；这样年代就相合了，只是后人误把他当作忠定。现在考察建炎年间随驾南渡的诸公，如郑世忠、张鳞、潘迪、李显忠，都有后代居住在鄞县，大多是在南渡初年留居此地，所以也不敢说杜将军一定不存在。不过再考察史氏，忠定以前本来就居住在湖上；到越公迁居大田山中并在那里安葬，子孙都居住在那里；他们重新回到湖上，确实是从忠定开始的。这座园林的修建，确实在忠定退居以后，与参政史才无关。这样看来，将军寓居园中的事，完全不足相信。何况从宝庆、开庆、延祐、至正直到成化的各部旧志，没有一部记载此事；说将军官任镇东、世袭金吾，更是无从成立，因为四镇是六朝的官制，宋代根本没有这种官职，这是尤其明显的破绽。

译湖上的灵顺庙，我家世代住在它旁边，大概已有二百年了。庙是怎样建立的，不知道起源；起初庙中有五座神像。听父老说，康熙年间下令毁掉五通祠，人们恐怕这座庙也被怀疑为五通祠，于是又增加塑造了一座神像。我私下考察前代儒者的说法，五通是五行之神，而五显尤其不是五通，不知道这种判断是否正确。确实如此。五显神没有留下姓氏。宋代有人奉敕封为王，名为显聪、显明、显正、显直、显德。这就是称为五显庙的原因。明初也祭祀它们，载在《会典》中。至于它建在湖上，则是从宋代徐侍郎任徽州太守时迎请五显的香火归来，才开始建庙的。尊家先世的旧宅就是徐侍郎的故宅，因此庙旁徐侍郎桥的名称至今还保存着。把五通当作五行之神的说法，源自李盱江。他的文集中有一篇记文说：“江南地区炎热潮湿，多有疫病，病势危急，医治和祈祷都无法解除，于是人们都说五通神能够在这方面发挥力量。牲畜、酒醴杂乱地陈列在它们的神室中。景祐元年，乡里发生大疫，我家也染上了病，便派人向五通神请示，通过掷杯筊来决断。当时老母病得不省人事，妻子儿女以及我相继困顿得厉害，只有五通神晓谕我们，说不会受到疾病伤害，并让我们离去，大家都约定了日期。即使是宝龟、泰筮，也不过如此。”五通不见于旧史，也没有载入祀典，学士大夫从未谈论过它，但它对我有功，难道可以废弃不祭吗？大概疫病本是五行失常的邪气，五通是五行之神，所以能够掌管其权柄，像这样转移人的生死。考察李盱江以经术作文，所以他的记文不免写得曲折；但他直称“五通”而不称“五显”，那么无论五通究竟是不是掌管五行的神，它与五显本来就没有关系，这是明白的。您想替乡里的社庙辨明，却反而引用李盱江的说法，是没有读过开禧年间的敕书和《明会典》的缘故。又考察《成化志》，元代封五圣为惠佑侯；五圣或许就是五通，但五显在宋代已经加封王号，哪里有降封为侯的道理？这又是五显不是五圣之一的证据。近世五通的祭祀遍及大江南北，妖妄欺诳日益严重，康熙年间汤文正公上奏请求毁去它们的祠庙。不过在此之前，我乡桂训导琏在弘治年间任巢县明伦堂教官，那里逼近五圣庙，巫师整天不断地活动，他立即毁掉并拆除了那座祠宇。有司被巫师的话迷惑，训导于是离职。这件事如果不是像汤文正那样端正刚毅的人，便不能继承狄梁公的事迹。至于那些以五显为祠庙名号的地方，大概是宋代旧庙的乡人不知道它的来历，又增塑了神像罢了。《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八　鄞县全祖望绍衣 杂著（一） ○武王没有废黜殷国辨 有人问我说：“谢叠山《上刘丞相书》说，纣王灭亡时，凭八百诸侯的军队不能抵挡伯夷、叔齐二人的议论，武王、太公内心惶恐，几乎无地自容，于是急忙采取兴灭继绝的办法，向天下人谢罪于殷之后，终于使殷与周并立为王。假如三监、淮夷没有叛乱，武庚一定不会死，殷的国运一定不会被废，殷的地位和名号一定不会被夺。微子未必会以宋代替殷而降为上公。如果像叠山所说，那么殷周之际就有两个王并立，难道会有这种事吗？”我说：“您也曾知道天命与人事的道理吗？从拥有天下者的子孙来说，天下是祖宗世代守护的，这本来就是一个成就、一个族属，不可以轻易给予别人。这固然是从人的见解来说的。从天命来说，国家并不是一家私有的财产。即使继承世代统绪的人，有时未尝不能稍稍宽宥他；但到了罪恶贯盈的时候，就是他的天命终结，并不是过分之举，所以做臣子的得以顺应天命和人心，取而代之。因此，假使武王当初没有废黜殷国，那么受辛的罪恶就还没有被上天终止，武王确实便有不应废黜殷国的理由，而渡河伐商的举动反倒成了叛逆。该废黜时废黜，武王本来就是奉行天命而行动，怎么会有东帝、西帝并立这种谬说出现在大圣人的时代呢？” 有人说：“殷周固然不能并立为王，但假如武王诛灭商朝以后，立武庚继承殷国，使他退居藩国，不称尊号，等到这个小小的殷国自己作乱，然后再不得已废黜他的国命，岂不是更好？”我说：“说这种话的人，总是胸中横亘着一个‘武王不是圣人’的论点，所以怀疑废黜殷国是不对的。假如武王果真恪守臣子的节义，也一定不会立武庚，为什么呢？受辛的罪恶不只是蔡叔那样的罪过；拥有天下和拥有一国，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罪人的余孽，绝没有君临天下的道理。或者在逃亡荒野之中寻找微子而立他，让箕子、微仲、商容、胶鬲这些人从旁辅佐他，武王退居镐京，也不必另作善后安排，难道还要等着立一个监国者再设置辅臣吗？武王之所以不这样做，是因为他洞察了天命与人事的道理，实行革命没有什么可疑虑的。既然没有采取这种办法，受辛已经死了，那么姑且封他的后代，使其主持已经覆亡的殷社，以延续六百年的祭祀，也是可以的。他们不迁到别的地方，是因为历代宗庙和陵墓都在那里，这是武王的仁德。有人拿夏桀被放逐到南巢、却没有在故都封立夏后来说事；圣人的行事难道一定要彼此相同吗？” 况且您认为伯夷的事情究竟是真是假？勒住武王马头时说的话虽然不足以作为确证，但伯夷不食周粟，却是古今所传的事情。假如殷国确实没有被废黜，那么粮食本来就还不属于周；这样一来，伯夷反倒诬陷武王了。有人说：‘既然如此，叠山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我说：‘叠山是在元人已经攻下江南之后，为了设法延续宋朝国祚，特意这样说的。不然，难道“民无二王”的道理，儒者竟会没有听说过吗？’ ○江源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