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一鄞全祖望绍衣

译都督张公名廷绶，字云衢，是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曾祖、祖父、父亲姓名不详。都督年轻时喜欢读兵法，当时天下多事，更加想以功名显露自己；又善于拉开强弓、挥舞大刀，同时喜欢壬遁之术。因此他补为诸生时，身在武学之中。钱思介公起兵，因他勇猛，任命他为总统，率军在越中会合。当时正在商议拥立的人选，听说台州已经有了监国，便派都督前去迎接奉迎，他便跟随监国来到江上。当时台州起兵的陈公函辉以及各支义军分别驻守江上，陈公因众人推举留在中枢调度，而他的军队没有人统领。陈公向钱公询问：“您的部下有将才吗？”钱公说：“前些日子来迎接奉迎的那个人，可以任用。”陈公上奏授予都督都督佥事，统率所属部队返回台州海门镇守。江上的各营束手无策，不想谋划事情，只争夺地盘和军饷，每天不得安宁。海门稍远，都督得以不参与其中；但台州军队遥受陈公节制，而都督又是钱公的将领，幸而两家都忠诚坦荡，没有猜忌。都督常常拿剩余的粮饷供给钱公的军队。有人说：“幸好不要像田弘正那样，因结怨于镇军而招祸。”都督从未向军队强行索取什么，因此陈公听说后更加善待他。浙东八府中，方氏的军队最为蛮横，王氏次之；两家的老营一处在严陵，一处在宁波，百姓因此疲困不堪。驻扎在台州的客军，首领是宗室谷文元，曾经接连遭受李础的暴横，也颇有仿效方、王两家的趋势；而竭力支撑、笼络他们，使其不至于大肆横行的，都督出力最多。不久，闽中的大将李公唐禧来到这里，监国因为他是宿将，便让他与都督共同治理台州军队。唐禧原是金山卫的官员，起兵失败后不能进入福建，后来从福建进入浙江。都督对他很谦让，凡是署名、列座，都一定让他在自己之上；唐禧自认为是客将，每件事都先向都督请示后再办。两人同心协力，每天练兵，以供江上大军使用。大军进入台州时，唐禧对都督说：“您应当等待陈公的消息，但敌兵已经逼近，与其和我一起早死，白白杀伤士卒而无所作为，不如这样做。”都督说：“好。”两人各自带领部下，穿着袍笏，端坐在营门。大军经过都督营地，劝他投降，他不屈服，便将他杀死。唐禧也被杀，而都督家属中随军的人也全部死去，无一幸存。唉！乙酉以后，我浙东诸公大概也是厓山三丞相一类的人物；像都督这样的，正是蘇刘义一辈的人物。先曾王父兄弟在江上时，曾是方国安的部将，因被方国安憎恨，几乎遭遇不测；都督救了他们，使他们得以幸免。因此先赠公曾经想为都督作传，但没有完成。高兵部雪 《交亭集》记载了他的姓名，但没有详细说明他的事迹。如今已经过去一百年，杞、宋两地的文献日益不足以考察，而都督家族也已经绝嗣，无从搜寻资料，恐怕最终会无人知道他。姑且根据所听闻的事情记述下来，使它可以作为国史的参考。谨作此状。○明兵科都给事中、前任慈溪县令江都王公事略 王公名玉藻，字螺山，是南直隶扬州府江都县人。司勋郎纳谏的儿子，崇祯癸未年进士。脱去布衣入仕后，任浙江慈溪县知县。为人善良和平，使百姓不受骚扰而政事能够办成；任职不到一年，北都灭亡，他殉难而死。翰林检讨汪公伟，是他以前的慈溪县令。王公率领官吏、士民哭临完毕（“哭临”就是哭悼崇祯帝），设位哭了三天。不久，原少詹项煜因跟随叛逆而逃亡，来到慈溪；慈溪的冯公元飂和王公都是他的门生。冯氏把项煜藏在夹田桥的别业中，王公虽然送去粮食，却认为这件事非常对不起慈溪的义民；百姓不允许把项煜捉住沉入桥下，王公也没有追究。明代人最看重师门情谊，有人认为王公做得不对。王公说：“难道我不能像向雄那样对待钟会吗？只是害怕辜负前一天举行大临哭祭时所发的誓言罢了。君臣关系和师友关系，究竟哪一种更重要？”听到的人都肃然起敬。乙酉年夏天，长江以南全都归附浙中，百城守令有的弃官离去，否则就投降；王公和沈公宸荃起兵，晋升为御史，仍兼任县令。王公招募义勇，请求到江上效力，于是解除县令职务，以兵科都给事中的身份前往军前。王公办事勇往直前，壮志勃发，但江上诸帅厌恶他，起初连军饷也不给。王公说：“这是要把刀刺向我啊。”于是竭力请求回朝。他在都察院任职时，一向坚持正直的议论，又不被群臣喜欢，便竭力请求罢职。庄太常元辰挽留他。丙戌年夏天，浙东再次失守，王公戴着道士头巾隐居在剡溪，不肯回来。时间久了，粮食和物资都用尽，慈溪百姓及浙东义士时时接济他。妻子收拾遗落的稻束，儿子拾取掉落的柴薪，却不以为苦。他的壮志直到老年也没有衰退，每当面对流水诵读自己所作的诗，便激昂慷慨，仰天起舞。庚寅年，先祖父曾去拜访他，两人谈到海岛上的事情。王公说：“今天的情势应当还处在靖康、建炎年间，只是君所说的祥兴年间还在其后。”他的倔强刚烈就是如此。辛卯年以后他才回到故乡，最终因贫困而死。唉！明末我乡有许多贤能的官吏，后来以死报国的有九人：前宁波府推官是仪部黄公端伯、驾部林公之蕃；鄞县知县是尚书沈公犹龙、侍郎张公伯鲸、御史王公章；慈溪县知县是巡道陈公璸、检讨汪公伟；奉化县知县是给事胡公梦泰。还有一位在乙酉年接受鄞县任命，不久便离任，最终为国而死的人，是驾部王公之栻（就是王公章的儿子）；而王公以首阳山伯夷、叔齐那样的节操与他们并列，他光明正大的忠心，从未在诸公面前感到惭愧。后来文献沦亡殆尽，向扬州人询问，没有人知道王公；向宁波人询问，也没有人知道王公，真令人悲哀！在此以前，宁波的父老对于王、汪二公，曾经为他们祭祀，如今也废止了。我想在宁波湖上修建祠堂，把黄公以下的人合在一起祭祀，并以王公作为最后一位；这也是扶助忠义、勉励地方长官的一点帮助。于是写下王公的事迹，为他表彰。○李杲堂先生轶事状

译梨洲黄公所作《杲堂先生墓志》，对于他重大的气节和卓越的品行略有表彰，但事迹记载并不完备。距今已经七十年，知道这些事情的人很少了。先生的孙子世法认为很不满意。我年轻时从先大父赠公所述的材料中得到一些，约略足以补足十分之三四，于是重新编次，补写此文。先生在戊子年正月参与五君子之祸，刚刚脱身，尊父仪部公的灵柩便从杭州运回，安葬完毕。这年七月又被捕入府狱，大概是夫已氏留下的祸患还没有结束。听到的人认为他必死无疑；先生在狱中，而他所住的地方正是华公嘿农、杨公楚石过去居住的地方，于是作招魂词来祭奠他们。不久终于没有死成。先生遭难以后，三条小路长满蓬蒿，而且又时常生病，有人以为他的壮志已经消尽，却不知道他每天仍在焦原上奋战：左手牵着太行山的猱，右手搏击雕虎，大概和从前一样，只是不大声张扬，不显露自己的气势。庚寅年冯侍郎跻仲遭难，他的监军是姚江黄宗炎，刑期已经确定。当时倾尽家产营救他的，是冯公之子道济；在其中奔走的，是董农部次公天鉴；最终成就此事的，是万农部履安，而先生出力仅次于道济，于是把他从刀剑锋刃之间救了出来。癸巳年，黄冈万佥事允康来到我乡，临别时先生为他饯行。座中客人为佥事占筮《易经》，得到睽卦第三爻，卦辞有车子被拖拽、牛被牵制、人将受劓刑之象，众人都大为惊骇。先生因此坚决挽留佥事，并请他暂时藏身甬上；佥事不肯，走到吴中时，杨昆之变发生，先生终身为此痛惜。甲辰年南屏之难时，大帅搜得他与中原荐绅往来的书信，想按名册杀人；先生用奇计使此事中止，他所保护的人尤其多，其余事情大概无法全部记载。曾有客人拿故宫器物来求售，先生一看到器物上的题识，便泪流不止，不能自抑，那人也含泪离开。燕人梁职方公狄曾说：“邺嗣将来恐怕会使勾甬这一片土地全都化为碧血苍磷，这实在令人畏惧。”康熙戊午年，浙江的高级官员都想推荐先生参加词科考试，先生以死力辞。后来万征君季野也受到史馆征召，先生为他送行，叹息说：“唉！郑次都能够招请郅君章，与他一同隐居在戈阳山中，却不能阻止他长叹着告别；从此以后，出仕和退隐的事情将要有人来操纵了。”征君因此最终没有接受史馆职务。幕府用厚礼请先生教他的儿子作诗，先生谢绝并送走了来人。我私下观察先生的才华非常卓异，所以他能够置身忧患之中，九死而不死；他之所以没有死，大概是想留下自身等待时机，最终却未能实现。因此他的诗说：“采薇而食、坚守小节，不过是末等的臣子；我还活着，仍要复兴夏室。”这就是先生的志向。他所谋划的事情没有一件成功，所以临死时叹息自己不能跟随五君子而死；这并不是先生原本的志向。既然如此，那么这九死不死的一生，也已经足以扶持九鼎中的一根丝了。我曾说，先生一身流离于国难之中，像宋代的谢翱、郑思肖；曲折地承受家祸，像晋代的王裒、唐代的甄逢；在周旋于义理之间，则像汉代的云敞、闾子直。此前先生遗留下来的文章，我不敢全部刊出，其中或许有不能详知的地方；如今世法已经全部表彰刊行，读他的书，也就能了解他的行为了。先生在梨洲那里私下承受蕺山之学，在大涤山人何羲兆、吕汉常那里私下承受漳浦之学，始终没有公开讲学；然而他以忠孝自持，正是所谓真正有学问的人。○钱蛰庵征君传述 六世祖奂，进士，任侍郎，掌管江西布政司使。五世祖瓒，进士，任广西按察司副使。祖父若赓，进士，任江西临江府知府。父亲敬忠，进士，任直隶宁国府知府。祖籍是浙江宁波府鄞县芍药沚人。

译公名光绣，字圣月，晚年号蛰庵。钱氏世代都有声名和德行，详情见《明史》以及各位前辈文集中的碑志，这里不再详述。先生年轻时就具有非凡才华，随侍父亲侨居硖石，因此结交了浙西所有名士。不久又随父亲游历吴中、宛中、南中，于是结交了江左所有名士。当时社会正兴盛，各地豪杰都游历江浙之间，因此又结交了天下各地的名士。先生刚到二十岁，而年高的老前辈都已经看重他。硖石有澹鸣社、萍社、彝社；吴中有遥通社；杭州湖上有介社；海昌有观社；禾中有广敬社；语溪有澄社；龙山有经社，先生全都参加。先生又一向喜好佛学，所以讲学以漳浦为师，谈禅以木叔为师，在海岸谈论文章以牧斋为师。朋友中他恭敬相待的有：夏瑗公、杨维斗、姜如农、陈卧子、林茂之、薛更生；与他交情深厚的有：陈玄倩、陆鲲庭、翁坦人、黄九烟、万允康、祝月隐、徐闇公、麻孟璇、沈景山、耕岩、吴次尾、沈昆铜、沈君牧、顾子方、顾星源、孙克咸、钱开少、张沁水、李叔则、陈定生、阎古古、查方舟、巢端明、金道隐、张仁庵、徐兰生、谈仲木、徐元叹、余澹心、周子佩、方尔止、陆冰修。这些人都是杰出非凡的人物。方外之士中，他参与礼敬密云、雪峤，大概就是他的师友交往概况。先生本来是具有经世才能的人，持宁国府符节出任知府时，并不熟悉吏治事务；文书堆积如山，但一经先生处理，老吏就没有机会施展奸诈。硖中的土豪、吴中的凶恶之徒暴虐无比，先生广泛布置，最终命令有关官吏将他们擒获诛杀。他常常劝漳浦，说他过于刚强，不如收敛锋芒来调和。漳浦感激他的话，赠给他《法庐》二铭；《法庐》是先生在硖中的书斋名。流寇逼近京师时，先生上书南枢史公，请求赶快发兵勤王，以救京师之困，并先派快马追回漕运船只，不让它们带着粮食资助盗贼。史公答复说完全明白他的忠心，立即谋划出发。赧王称制时，先生多次向当权者进言，深深忧虑在江边驻马而不能渡江。玄倩当时巡按河南，便发檄文命先生出任舞阳县令，先生以父亲年老推辞，同时又竭力筹划应对。周仲驭在狱中，不久南都又失守；从兄忠介公正准备在江上起兵，先生住在硖中，隔着一条水而已，却没有参加硖中起兵以响应吴中，先生也没有参与。大概先生虽然为故国怀有杞人般的忧虑，却预先知道时事艰难、难以插手，所以置身局外，最终没有一件事不如他所预料。丙戌年以后，他颓然自放。平生的师友大半死在刀剑之下，他有山阳之痛，不忍回首，于是凭借佞佛的癖好，像倒转江河的波澜一样，俨然成为佛门人物。他的别号是寒灰道人。先生长期居住吴中，于是熟悉吴中的风味；谈笑诙谐，处处都有名理。一杯茶、一碗粥，如果不是亲手制作，便不能合他的意，所以不轻易到别人家去。虽然饮食上归依佛教，却每天都吃鼋羹，制作牛心炙，醇酒不断；由此可知，先生从儒家逃入墨家，本来就有接近这一方面的根性，但也有一半是受到时势激发，所以始终不免流露本色。梨洲黄氏阐明蕺山之学，先生与他谈论儒、释的异同，双方都不肯屈服；回来后为诸子作《复性之会》，广泛谈论西竺佛法，娓娓不倦。然而他与佛门法幢讨论“素位”，认为必须像苏武、洪皓那样，才算在夷狄之地安守本分，并不是随波逐流的意思；这就是儒门的伟大议论。先生对于出仕和退隐最为严肃。沈宫坊延嘉被推荐时，先生写信给他说：“听说梵语中的修罗，每顿饭都要尝遍千种兼珍；最后一口却化为青泥。玉堂中的清梦，再也不是从前兼珍化为青泥的滋味，这恐怕是免不了的，兄长可要谨慎啊。” 宫坊本来就不肯出仕，收到先生的信后写信致谢，把他视为益友。葛学士世振被推荐而得以辞免，先生登门作诗祝贺他。招抚严我公征召先生时，正值忠介家被抄没，先生想缓解钱氏的家难，便前往拜见；等到想授予他赞画之职时，先生坚决辞谢，得以免任。又有人推荐他修撰玉牒，他也拒绝。几社的云间人宋征舆是他的故交，随大将军宜尔德在幕府中任中书舍人，想与先生见面，先生托病不去。昆山朱应鲲也是故交，后来任上虞县令，对故国遗民颇为残酷，先生当面斥责他。有人为新任通守立碑，列上先生的姓名，先生立即前往把自己的名字削去。忠介殉难时，他的几个弟弟远行未归，先生替他们撰写祭祀时的祝版文辞，凄怆感人，使过路人也受到触动。他又探访忠介的弟妇鲍安人；鲍安人在吴中出家为尼，每年三月十九日在天封塔寺祭祀王忠烈公父子，九月初七日在城西祭祀张尚书。从兄江宁推官肃凯与先生开始亲近，后来关系疏远；等到肃凯遭受刑罚，担心家门不能保全，便把幼子托付给先生，先生竭力承担下来。故交吴余常遭遇困难，先生也尽力救助。他从硖中返回甬上后，建造茎虀庵，开辟裓园，修筑归来阁，与董户部守谕德偁、王太常玉书、高武部宇泰等人来往。晚年彼此酬答唱和，与宇泰结成耆社，只谨慎选取遗民九人而已。后来又增加二人，山王一派的人不得加入。吴越各地的隐逸老人，大多以不出仕来保持高洁，而地方长官前来拜访求见的风气仍未废止。先生作长歌说：“从前伯夷、叔齐因为饥饿而死，今天的伯夷、叔齐却因为饱食而死。只有我乡的伯夷、叔齐仍和从前一样，难怪要空着肚子死去。”今天听到这话的人都感到警惕。先生平日风流自得，含蓄有致；这种性情已经养成，即使遭遇厄运，也没有稍稍减损。然而他感伤怀念家国，渐渐憔悴，终于形成心病，竟因愤懑失意而自尽。时间是戊午年四月十二日。他生于万历甲寅年五月初七日。正妻是曹氏，妾是鲍氏。儿子璜恭敬地把他葬在皋前山南面。先生从十六岁起就有诗集，此后有时隔年交付刊刻，有时每年都有。诗集名为《告情草》《潄玉集》《香醉轩集》《澹鸣集》《述祖德诗》《秋雨删》《萍社诗选》《停云草》《水盐集》《独寐寤歌》《白门诗》《蓂草》。三十岁时开始重新编定，称为《删后诗》；以后又有《纪年集》《有声泪》《归来吟》。

译他的文章集名为《学古集》，谈禅的文章集名为《耳耳目目集》。五十一岁时又合并编定为《从慕堂诗文内集》，收录乙酉年以前的作品；外集则收录乙酉年以后之作。忠介的儿子浚恭带着先生的文集来找我，我又替他删汰繁杂、保存精华，得到十六卷。浚恭于是请求我为先生作传，我便像上面这样叙述了他的事略。○江阴杨文定公行述 司马温公居住在洛阳十九年，田间老人都知道他是司马相公，而眉山人称赞他诚实、一心不二。我曾感叹眉山人善于谈论温公的德行，这正是孟子所说的“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在今天，江阴杨文定公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而且他所遭遇的事情也大致相同。温公在神宗时已经做到枢府，随即退居闲职；杨公官至制阃，他的施政比起温公来，更有现成的规制可循。忽然遭到官吏弹劾，温公被判到留台任职，神宗改任官职时却说：“御史大夫一职，非司马光不可，只是还没有召他来罢了。”杨公在云南，世宗也想召他入朝，却没有成功。温公登上宰相之位，未能完成他的施政；杨公获赐环召还，今上把皇子和胄监的事务托付给他，大概是想让他追比后夔辅佐教化的盛举。没过半年便突然去世。不同之处在于，温公当时虽然退居，却没有遭遇风波之难；而杨公有幸遇到的时势，也不是宋朝中期所能相比的。总的说来，他们都得到君主信任而任事，最终却未能有大的施展，这正是天下人为之惋惜的共同点。杨公名时，字宾实，学者称他为凝斋先生，是江南江阴县人。他家世代以儒业自守，自幼便留心性命之学，所喜爱玩味的是《通书》《东西铭》《正蒙》等书，旁及贯通的，则有程、张、朱、吕诸人的文集和《近思录》。康熙辛未年考中进士。座主安溪李文贞公当时正以正学倡导一代风气，在科场中读到杨公的文章，认为不同寻常；等到见面谈论圣学的源流传承，谈得兴味盎然，竟忘了自己是老师，也没有察觉座席已经向前移动了。杨公既然高兴得到老师，把他当作自己的依归，文贞公也十分倚重他。文贞公曾自述说：起初读书时，喜欢读艰深的书，例如《乐书》《历书》；即使读《周易》，也只求图画变化的巧妙契合，觉得朱子的言论平平无奇。后来渐渐回头从义理上探求，直到宾实和长史二人来跟从学习，彼此反复质疑问难，都从根本大道上探讨，因此见解日益显明；再拿朱子的书来读，精神光彩便大为显现。（长史就是张公昺。）他又说：“宾实读书，对历算、音韵一类全都不太留心，唯独对于经书中的性命之理，讲求切实、反复思索，简直像前世早有因缘；佛门所说的法嗣，就是我们儒家所说的种子。”又说：“长史最为高明，但不如宾实深沉潜修。”这一年改任庶吉士，甲戌年授官检讨，奉召入对时符合皇帝心意，充任讲官。杨公在翰林院中，萧然如同普通生员，缓步走过六街，衣服鞋履古朴简陋。同馆官员乘轿纷纷冲撞而过，他都毫不在意。辛巳年，圣祖问文贞公：朝臣中有像张鹏翮、赵申乔这样操守的人吗？准备任命这样的人为提学。文贞公回答说：“操守像这两个人，学问却超过他们。”杨公听说后，急忙向文贞公辞谢说：“我的学问尚且没有成就，哪里敢做人家的老师？”过了一年，朝廷命他任直隶提学。直隶的学政，除了坊局以上的事务不参与，其他都要过问。杨公由特别简拔出任此职，所到之处便和诸生讲明正学，以振作整饬人心为职责。起初管教稍严，文贞公派人传话说：“听说有些诸生鄙陋，您只把他们骂作不通，恐怕应当稍微婉转些，使人能够接受。”杨公惊醒，于是用和缓来调济严厉。从此即使是没有被录取的诸生，也都心悦诚服。圣祖听说后，在巡幸畿辅时亲自当面奖勉他。升任侍讲。事情办完后，诏令他以原官身份为河防效力，翰林院和詹事府诸臣也都如此。那些人一向凭借资历声望自负，不喜欢出任外地繁重职务，唯独杨公以能够就近奉养父母为喜。丁亥年遭父丧，庚寅年遭母丧，居丧都合乎礼制。壬辰年仍赴河工，第二年召入南书房当值，校订审定《周易折中》《性理精义》等书。按照旧例，翰林院、詹事府诸臣从外任回来，都要先到吏部投递名帖，吏部官员替他们列名，等候出缺补任。杨公到了京城，却从未到吏部去，直接入南书房当值。这年秋天，吏部列出主持考试的诸臣名单，没有杨公的名字。皇上问这是为什么，吏部回答说：“他还没有补官。”皇上特意派杨公主持陕西考试。考试回来后，他仍然不到吏部去，直接入值。吏部于是反过来给杨公发帖咨询，说应当给他补官，请他上呈启事。但杨公早晚都在修书，没有时间顾及这件事。因此吏部笑他迂腐，而杨公竟三年没有补官。丁酉年才特授为直隶巡道。直隶没有提刑巡道这一官职，巡道就兼任提刑。刑事清简，诉讼很少，奸邪盗贼也不兴起。己亥年升任贵州布政司使。第二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当时西部边疆正在用兵，满洲军队进军西藏，途经云南，长途跋涉十分疲惫。云南百姓害怕他们到来会有所骚扰，惊恐不安。杨公命令沿途都整修数百间空屋，闲置在那里供军队居住。军队到达后，他准备牛肉和酒慰劳他们，命令他们休息；让长官整顿他们的鞋履，并派所属军队的将领巡逻警戒，不许士兵越界出来惊扰百姓。百姓不知道有大军经过，只有做贸易的人每天拿着米、盐、酒、干粮之类前去交易，彼此友好安慰后便退回，丝毫没有受到骚扰。不久军队返回，杨公说：“各军更加疲惫了，接待他们应当更加优厚。” 大军到来时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杨公还替他们上奏，请求免除因马匹倒毙而应赔补的费用。大军从云南进京时，远远望见杨公的官署，便叩头哭泣，像下雨一样，并在官署旁立碑纪念。雍正三年，升任兵部尚书，总督云贵两省，仍兼任云南巡抚。第二年，升任吏部尚书。京察时自陈情状，皇上给了温和的批示。他有和平、安静、端庄、廉洁的声誉。杨公在南方任职时，以忠信笃敬率领属下，使地方安和，替国家保养元气。土司和洞主都说：“杨公是我们的父亲。”当时各省督抚中，有人以施行强悍严酷的政策为能事，杨公说：“这就是所谓把攻讦别人当作正直，把轻薄急切当作明智，把不恭敬当作勇敢。”听到这些话的人都怨恨杨公。杨公常常在奏疏中向世宗谈论存诚主敬的学问，用来说明圣德效法天道、永不停息的道理。世宗亲笔批答说：“我们君臣相隔万里谈论道理，不也是一件快乐的事吗？”于是嫉恨他的人更加多了。有一个属吏才干不错却轻浮，在处理政务方面确实超过常人，但不学习，也没有方法，常常自作主张。杨公反复诚恳地教导他，这个属吏认为杨公是迂腐的老儒，嫌他的话多。杨公爱惜他的才干，不停地劝说他，属吏反而怨恨杨公。恰逢他入京朝见，便说杨公姑息纵容下属以求取名声，而且年老昏聩，百般事务都已松弛废弛。

译世宗不能不受到触动，但仍认为杨公年纪大了，也许不能胜任封疆事务，准备召他入朝重用。于是乙巳年解除他的吏部尚书职务，专任巡抚。然而新任总督西林鄂公极力称说杨公老成厚重，确实可以安置在皇帝左右，不到一年杨公却终于被罢官。刑部侍郎黄炳和新任巡抚朱纲到任后，想罗织罪名陷害他，但找不到可以定罪的事情，几乎要对他施加刑讯。鄂公极力坚持不可，云南百姓却有上万人来到审讯处，气势汹汹地说：“杨公这样仁厚的人，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于是他们摘取其他事情来代替赔偿，把应赔的赃款分摊到杨公身上，加到数万之多。世宗知道这些不是杨公应当承担的罪责，但又想稍微惩罚他，命令杨公缴纳三千金给藩司。云南百姓辗转相告，各自拿出所有财物交给官府，一天之内数额就凑足了。而杨公先取出寓所中的物品，又解下夫人的簪子和耳饰来凑数，所得还不到二百金。从此便在云南讲学不止。杨公最初开府时，原本空空如也，一无所有，到这时更加贫困。云南百姓有时送来一斗米、一只鸡，各个苗族也有人来给杨公馈赠物品；杨公估量之后才接受，从来不敢滥取。但杨公的声望越来越高，朝廷中从云南来的人，别人一定要问：“杨公安好吗？”今上即位后，继承先帝的意旨，传召杨公入京，召见时赐座，以礼部尚书身份管理国子监祭酒事务，又命他在南书房教授皇子。杨公来京时，原本自认为年老，不愿再做官，想上疏陈述自己的情状。等听到任命他为祭酒，便高兴起来。皇上也很希望他能以培养人才为职责。古代所谓国子，原本是从天子的长子开始，逐渐包括皇族子弟，直到民间的俊秀之士。到了后世，这层意义已经消失，只剩下国子这个名称。天子远远体察三代的本意，便让像杨公这样名闻一世的大儒主持国子监。这是汉、唐以来从未有过的事。不久又命他教习庶常，赐给他宅第；又因为杨公年老，允许他在禁城中骑马出入。杨公每天进入皇子的书舍，询问他们所学习的功课；自己则住在国子监中，以便在退食时间和诸生讲习。每五天升堂进行一次大讲，他到庶常馆时，也谆谆勉励他们学习正学，至于馆课反而只是次要的事情。从两次奉召独对以及所上的章疏来看，大多是关于端正内心、诚敬用意的言论，其中最大的一件，是主张翰林官在服丧期间供职。此前皇上已经停止长吏夺情起复的做法，后来认为翰林居丧时在馆中修书，不参加朝贺，似乎没有妨害。于是召梁学士诗正进入南书房，其他编修如栋则每天侍奉皇子讲读。到了这时，杨公遭父母丧，皇上援引以前的例子要把他留任，诏令已经发出，杨公极力说明这样做不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升〕 第二天，皇上收回已经下达的命令，这件事才停止。不久杨公充任三礼馆总裁，还没有来得及到馆中任职，就蒙召入宫奏对，过了很久才退下。当时正值大暑，杨公年纪已高，颇感难以承受。退下后，随从请他稍微休息，但杨公看见诸生还没有散去，又和他们站在那里，详细询问学业。谈完后，又到后堂询问各部经书雕版本是否已经完成。杨公自己虽然不知道疲倦，但疾病已经侵入身体。这一天便卧病不起，但仍没有停止读书。有人问修治礼制的要旨，他叹息说：“三千三百条礼制，没有一件事不是仁。”所以孔夫子说：“做人而没有仁，礼有什么用？做人而没有仁，乐有什么用？”如今皇上亲自具备至仁的德行，又遇到百年一逢的兴复礼乐之时，只怕我来不及看到了。病情延续二十多天后去世，直到临终仍念念不忘皇子的学业和国子监诸生每天的功课。皇上听说后震惊悲悼，优厚地给予恩恤，加赠太子太傅，赐谥号文定。杨公没有儿子，以侄子名应询的过继为后嗣，享年七十八岁。杨公一生谈论学问，以《坤》卦所说的敬、义二字为根本；诚是敬的极致，明是义的精微，《中庸》一书的道理全都可以归结到这里。我观察杨公在这两方面，大概是由诚而生明；他的仪容举止端正专一，看一眼就知道是朴实厚重的人。他坐着、站着都挺立不动，没有横着手臂、交叠双腿、急忙趋走和步履局促的习惯。谈话直率坦白，和人共事一定同心协力；如果不是他的本意却强迫他去做，即使受到百般挫折，他也不会改变。漳浦蔡文勤公对人说：“当今世上还时时怀有尧舜君民之念的，只有江阴一个人而已。”礼部侍郎桐城方公来交谈了很久，叹息说：“杨公真是在替天地确立本心，替百姓确立生命意义的人啊。”长洲编修何焯学问广博而傲视他人，对人从不谦让；听说杨公到了吴地，便让自己的诸生前来听讲。我曾在馆中陪杨公坐着，他说：“你的读书可以说是广博了，但应当学习有实际用途的学问。”我惶恐地说：“哪里敢说自己广博？”不过，东莱、止斋的学问，朱子尚且加以评论，何况我这样愚钝的人呢？杨公说：“只要你能想到这一层，就已经进步了。”他著有《经书学言指要》一卷，《凝斋集》若干卷。杨公去世时，应询已经替他写了行状，但写得非常简略。我继续叙述杨公的事迹，也未能完备，只是大致有所了解，谨慎地写下这些。先太孺人行述。

译先太孺人姓蒋，出自北宋给事中蒋邦彦的后代。她的家族从诸暨迁到鄞县，世代居住在城中西湖的曲折水湾一带。外曾祖父名维衡，外祖父名芬，二人都是诸生，并被追赠为翰林院庶吉士。蒋氏在鄞县被称为诗礼世家，只是家境并不十分显达。舅父蓼厓先生四岁时便成了孤儿，同胞中只有太孺人，她当时才两岁。外祖母陈夫人守寡，家境十分贫困，靠纺织维持门户，上奉养舅父；她曾抚摸着两个孤儿哭道：“这两个幼小的孩子，能突然长到婚嫁之日，让我看见他们成家吗？”恰逢有个善于相面的妇人经过她家，便说：“夫人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二人都聚有清正之气，将来一定会成为夫人苦守贞节的光荣，而且也都将显贵。”孩子们稍微长大后，外祖母亲自教导他们。太孺人与舅父并肩读书，面对一盏灯，闪烁的灯光下直到读完。舅父学习算学，太孺人学习女红。十九岁时，嫁给先公。我们家自从遭逢丧乱以来，已经长久衰败。祖父赠公年老多病，又丧失了祖母，性情一向严厉，不轻易说笑，子孙见到他大多藏起身影，不敢上前；太孺人却以柔顺和善来承顺他，对他的冷热、饥饱，以及药物、茶饮之类，无不按时照料。一夜之间有时起身四五次，从来不敢熟睡。赠公叹息说：“新妇贤惠孝顺，上天一定会昌盛你的后代作为报答。”从祖父年老而贫困，太孺人推及赠公友爱兄弟的情谊，只要有酒有肉，就一定分送给他；因为不能侍奉已故婆母，便把这种情谊推及从祖母。赠公高兴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奉养心志。”而家中的内务管理十分严肃，古人所说的“不见厅屏，不闻笑语”，她大概确实做到了。后来赠公去世，又丧失长兄祖谦，太孺人才开始患重病。长兄出生时非常聪慧，又端正谨慎，四岁时各种经书大略都能背诵，六岁时已经遍习经书，脱口而出便成文章，乡里于是称他为圣童，认为他将继承先司空、先宗伯的事业，日后必能大大振兴家门。有一天，他误用小刀削木牍，伤了食指，因中风而夭折。太孺人素来清瘦羸弱，侍奉赠公多年已经积劳成疾，又因居丧悲伤憔悴，身体已经难以支撑；到这时爱子夭折，早晚哭泣流泪，终于成了心病，久而久之白天不能进食，夜里不能入睡。外祖母用轿子把她接到自己家中，亲自照看她，但她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有人说：“这种病如果不大量服用紫团参，就不足以振作她已经枯竭的精神元气。” 先公听从了这个意见，用了一整斤紫团参，病情便减退了，但心病仍和从前一样，又过了十年才痊愈。后来我才出生，而太孺人生下我时已经很不幸。外祖母的病已经危急，她日夜侍奉在身旁，直到临产才回家。生下孩子十三天后，外祖母去世，先公和蓼厓先生把这件事瞒着没有告诉她；过了一个多月她才知道，惊痛昏死又苏醒了七次，于是再次得了重病，治疗一年才痊愈。从此接连生下弟弟妹妹，却都没有养活，而我又非常孱弱，每年都因病传来消息，病危的情况不止一次。先公靠研田的收入，仅仅够供应我求医祈祷的费用，太孺人以憔悴的身体，又因为我承受了沉重的劳累。每逢病情危急，她就在影堂呼告祈祷，在龟人、瓦人那里占卜吉凶，半夜因噩梦而惊慌，披头散发，赤脚奔走，她的辛苦劳顿无法用言语传述。我虽然多病，但稍微空闲时，先公便严格督促我，给我讲授汉、唐诸家笺疏，以及《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等书。太孺人总是拿栗子和果品来供我解乏。先君有事外出，太孺人便代替他主持讲席。我补为诸生已经十二年，因为学使交河王公的推荐，应当赴京，我以终身没有兄弟为由，竭力辞谢，终于获准。第二年因拔萃贡入成均，再次辞谢，朝廷没有允许。太孺人说：“欧阳詹求学有成而归，使双亲感到荣耀。只是说有所收获，还不过是世俗所谓的荣耀；如果既有收获又有声望，那才是我对你的期望。你去吧。”我于庚戌年春天勉强准备行装北上。当时新例允许列入选人名籍的人到宫阙前应对。我把文书投到成均，立即又回来了。壬子年，太孺人又让我北上参加京城考试，可是妻子张氏去世，又给太孺人增添了负担。癸丑年落第，因为受到词科荐举，被吏部拘留，来不及参加考试。我考中进士，选为庶常，得以参加今上普遍施恩，太孺人因此加封。不久我被降职外调，正深切思念早晚侍奉母亲，幸好能够自行安排，于是南归；回到家时，先公正好患脚病，治疗后痊愈。第二年秋天，太孺人也患脚病，不久又患心病，没过多久又患脾肾同时泄泻的病。我仓皇失措，想尽各种办法医治她，病情稍有好转，先公却去世了。太孺人悲哀惨痛，于是病势便不可挽救。然而太孺人虽然长期卧病，看见我操办丧葬事务，没有一次不再三安慰我；我从城南察看墓地工程回来，她没有一次不呼唤婢女等人按时送来饮食，问及天气寒暖；有时问到近来的情况，也没有一次不怜惜我支应事务的艰难。这样卧病又过了一年，于乾隆四年十二月初三日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唉！哺乳养育的恩情，通常不过三年；太孺人辛劳慈爱、庇佑我这个不肖之子，直到十多年后才得以卸下肩上的负担。而这十多年的慈爱庇佑，是世间做母亲的人从未经历过的境况，那么太孺人的圣明贤善，哪里是普通母亲所能相比的？而我在京城、洛阳十年，未能奉养母亲的罪过，也不是普通做儿子的所能相比的。太孺人一向很会作诗，只是从不随意写在纸笔上。我所见到的，只有她送婶母董孺人北行时曾写过长句诗二首。有人问她，她说：“这不是闺阁中的急务。”她性情不喜欢奉佛，和尚没有敢走过我家门前的。她曾说：“我死后一定不许做佛事。”九宗七族之中，也有强悍得不可使唤的人，但到了太孺人面前，没有不低头惭愧屈服的，都说：“这是善人。”她不把喜怒表现在脸上，即使对僮仆也从未呵斥。她治理家务有条有理，所以用十亩田地的收入供给祭祀和宴享的需要，仍然宽裕，从未有所不足。于是万学使九沙和各位亲属共同商议，呈请为她上谥号“慈懿”，以记载她的实际品德。她与先公合葬在木阜峰的墓道。我考察古代妇人有行状的例子，始于六朝的江淹、任昉。宋代儒者王柏讥议这种做法，认为这不是正确的做法，他的批评确实很有道理。然而，如果确实有像我家太孺人这样圣明贤善的人，又由不肖之子亲自叙述，那么当然不同于一切碑版中用假话谄媚来骗取墓中之人的文章。谨此叙述。《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二，鄞县全祖望，字绍衣。传。吴职方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