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六鄞全祖望绍衣

译郑桓公处在周朝末年，已经能够预见齐、晋、秦、楚四国的强大，后来果然如他所说。我从四国的形势来评论，晋国和秦国最强，楚国次之，齐国最弱。夏代以前，都建都于晋地，大概因为它依凭太行山，背靠中山，扼守蒲津，地势和风土最为完整坚固；再以代北的马匹、猗氏的盐作为辅助，有三项足以使它不至于危亡。晋国初封时疆域还很狭小，后来逐渐扩大，直到和雍州、豫州相接，又有姜戎归附，所以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国家。并且从太原向下俯视长安，只有数百里，因此曾经足以压制秦国。然而秦人据守函谷关，背靠三巴，扼住渭水曲折之处，号称‘陆海’，险要并不低于晋国。这两个国家，实在是天下的腹地和要区。楚国的形势，远远不能与它们相比。然而伊水、洛水以南，长江、汉水环绕，也是一道天然屏障。进可以通过申、息两地通向中原，退可以关闭方城据守，即使强国也不能突然进攻它，也足以自夸了。齐国却没有这些条件，虽然背靠泰山，环绕浊河、清济，占据临淄，却不足以说是地势险要。说齐国以东可以和秦国相称，是妄言。因此自齐桓公死后，晋国强大时齐国就依附晋国，楚国强大时就依附楚国，而被晋国摧残得尤其严重。【‘靡筓败后再’疑为原文或OCR有误，无法确释；】齐国在阴地失败后又遭败，折于平阴，三次困于夷仪，无不被晋国长驱直入而得志。齐国报复晋国只有一次，还是趁栾盈之乱，不能算武勇；直到晋阳发生大乱，齐国才稍有振作，由此可以知道它的弱小。宋国结盟时，晋、楚共同商议释放齐、秦，齐国最终朝见楚国，而秦国没有这样做，齐国的弱小实在太明显了。晋、楚相争，晋国大胜楚国的是城濮、鄢陵两战；楚国大胜晋国的是邲之战。楚国败在子玉、子反，晋国败在先縠；如果不是这些将领，双方没有谁能胜过谁。然而这些战事都是离开本国交战，若直接进入对方国境，就没有听说谁能大胜，由此可知地势险要的重要。齐国却让别人进入自己的腹地来凌辱它。秦国强大到足以抗衡晋国，甚至超过楚国，却不能在中原称霸，是因为屈服于晋国。晋国开始称霸时，首先取得秦国支持，但在伐郑之役中失去了它；假如不是晋襄公再次获胜，晋国几乎不能称霸。虽然晋国战胜了秦国，秦国却于是离开晋国而投向楚国，这使晋国的霸业大为失色，不能不说是秦国造成的。晋成公、晋厉公时期，多次想收服秦国却没有成功；楚国虽然得到秦国，也不过把它当作盟国，从未能使秦国来朝见进贡，哪里像齐国一会儿朝见晋国、一会儿朝见楚国，奉命奔走还来不及呢。晋、楚虽然世代称霸，但精华也逐渐耗尽了，所以五霸衰落为七雄；秦国后来兴起，便没有谁能和它争衡，这也是时运交替、盛衰互相消长的结果。假如晋国没有分裂，也许还足以抗衡秦国；晋国分裂而秦国强盛，那么秦国没有成就霸业，也未必不是一种福气。不过，这也只是从地势险要方面说罢了。齐国在四国中稍弱，但齐桓公时向南使楚国臣服，向西使秦国来朝，葵邱会盟时晋国也闻风而来，这是多么雄强！后来齐国内政废弛，战车衰败，以至于晋人胁迫它，想让齐国把田亩的东西方向改为南北方向，这也只能看当时执政者是谁了。○论秦穆公 唉，读《秦誓》的人见识实在太浅了！他们说《秦誓》是秦穆公的誓言，因为其中有他真诚悔过之意，所以把它记录下来。假如充实这种悔过之心，即使称霸也几乎接近王道。唉！秦穆公果真悔过了吗？秦、晋之间的嫌隙，开始于伐郑。秦国和晋国共同讨伐郑国，秦国却背弃晋国而驻军郑国，过错在秦国。但晋国从秦国那里受过大恩，却因此把秦国当作仇敌，过错又在晋国。秦国已经驻军郑国，又袭击郑国，过错在秦国；但秦国刚袭击郑国，晋国便拦截它，过错又在晋国。这本来都是衰世的事情，不值得过分责备。然而我看当时的情形，晋国很机巧，秦国却很笨拙。彭衙之战，孟明视想洗雪秦军战车一辆也没有返回的耻辱，没想到再次失败，以至于被晋人讥笑为‘拜谢晋国赐给的失败’。悔过的人会这样吗？后来晋人攻取汪地来报复，孟明视不能抵御，又发动全部兵力逞强，甚至到了焚毁船只的地步。悔过的人会这样吗？晋人认为这支军队必死无疑，何必与它争斗？即使取胜也没有比从前增加什么，双方却不断交战而不能停止。晋国没有取胜，可能损失自己的军队，于是闭关不出，听任秦军取得一点小利，便可以自我掩饰。秦人果然封闭殽山战死者的尸体后返回，不知情的人竟以为晋国屈服了，难道他们了解晋国吗？归根究底，在王官之战中，秦国什么时候真正大大胜过晋国了？不久晋国就报复了秦国。秦国两次失败、一次取胜，已经不能算勇武，何况那一次还没有真正取胜？既接受了自己悔过的说法，又不能完成雪耻的志愿，我私下对此发笑。况且孟明视不过是个庸人，他同阳处父交谈，刚从俘虏中逃脱，马上就用‘拜谢赐予’的话来搪塞，这是多么浅薄！他当时说出这种话，有识之士就已经可以预料他将在彭衙受辱了。所以我认为，孟明视回到秦国以后，百里奚、蹇叔大概不久就去世了，这之后他才得以穷兵黩武；否则这两个人一定会再次痛哭进谏，不会让他荒谬到这个地步。或者，《秦誓》的文字本来就是两人代替秦穆公写的誓词？等两人去世后，秦穆公的奢侈野心又兴起，也未可知。左丘明的见识没有达到这一层，却大肆称赞秦国君臣，认为秦国称霸西戎的举动就是由此而来，可见其中有很多诬饰。那么，圣人为什么把它载入《尚书》呢？回答说：并不是认为它有什么可取之处才记录它。圣人只是感叹誓词诰命已经衰败，竟像秦人把希望寄托在空话上，最终却不能实行，所以保存下来作为后世的鉴戒。难道没有看到《诗经》收录《閟宫》吗？鲁僖公有什么攘除楚国、收复许国的功劳，却在诗中妄自夸说呢？圣人保存它，也是为了表示讥刺，并不是为了赞取它。秦国自王官之战以后，不再向东征伐，大概也是力量耗尽，不能再出兵了。这种做法，后世有人仿效而灭亡，那就是慕容垂。还有一种荒谬的说法，认为圣人预先知道秦国将继承周朝，所以保存秦誓；这就近于纬书、谶候一类的说法，不用等我说也知道应当辨明了。○论楚庄王

译慈溪黄氏说：各家多因楚国讨伐贼臣而称赞楚国，我认为楚国起初命令陈国人不要行动，说将要向少西氏讨罪，后来却进入陈国把它设置为县，这其实是借讨贼的名义欺骗陈国而夺取它。讨贼的人会这样做吗？夏征舒弑杀国君，公孙宁、仪行父导致国君被杀；按法律说，夏征舒的罪重，按情理说，公孙宁、仪行父两人的罪更重。如今只杀夏征舒，却收纳公孙宁、仪行父，讨贼的人会这样做吗？清江张氏说得好：两人一定是用利益诱使楚国，所以楚国杀夏征舒而把陈国改为县。若不是申叔时进言，陈国就灭亡了。他又说：夏征舒弑君在鲁宣公十一年夏季，辰陵会盟时弑君之事已经发生，为什么当时不讨伐？楚国自己背弃盟约而行无道，所以陈国也背弃楚国而跟从晋国。黄氏的话可以说考核得很精确。我当初研究《春秋》时，也曾看到这一点，只是不敢立即反驳前代儒者众口一词的说法，不知道黄氏已经说过了。然而黄氏还没有揭示楚国背弃盟约的原因。《春秋》时代，继承君位的国君能够列席会盟，就不再追讨其先前的罪行；这虽然是衰世的法则，也算霸主所遵循的惯例。公孙宁、仪行父逃奔楚国已经很久，辰陵会盟时却平安无事，说明楚国并没有听信他们的话，大概楚国只是想得到陈国，并没有别的用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假如陈国始终服从楚国，那么少西氏本来就不在讨伐之列；然而陈国就在这一年朝见晋国，这正是楚国发怒的原因。于是楚国假借讨伐贼臣的名义来加罪于陈国，说可以使陈国不再行动，这当然绝不是公孙宁、仪行父的力量。后来楚国重新恢复陈国，也不完全是因为接受申叔时的劝谏，因为当时陈侯本来就在晋国；假如晋国挟持陈侯同楚国争斗，事情也还难以预料。于是楚国又假借接受劝谏的名义恢复陈国，使陈国必定不敢抗拒楚国而投向别处。所以说楚国讨贼，当然不对；即使说它是接受劝谏，也不完全正确。楚国同晋国争夺的对象，是陈、郑、宋三国。辰陵会盟时，陈、郑都在会盟之列，不久都归入晋国，于是楚国平定陈国后又加兵于郑国。郑国也有贼臣吗？郑国平定后又牵连到宋国的萧地。宋国也有贼臣吗？这些本来不用辨析就清楚了。《春秋》只在前面记载辰陵会盟，那么后来的事情就全都明白了。左丘明尚且如此昏昧，更何况其他各家呢？至于楚灵公的葬礼，解说者认为此前一直没有下葬，到这时楚国才替他安葬，连黄氏也这样说，那就更加昏昧了。楚灵公虽然被弑杀，继承国君之位的本来是他的儿子；说他像齐庄公下葬那样，被逆臣胁迫而未能完备礼仪，这种情况固然有，但哪里会有竟然抛弃尸体而不下葬的呢？这不过是楚国人借行义的名义替他改葬，并且遍告诸侯罢了。五霸之中，只有楚国最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仅仅这次进入陈国的战役，各家却称许它，哪里知道这完全不是圣人的本意呢？○论叔仲惠伯 荀息辅佐奚齐，迎合国君命令而踏入危险，所以左丘明用白圭有瑕疵来惋惜他，而《春秋》的书法却明显把他和孔父、仇牧列为同一类。因为按照王法说，这是改变太子人选；按照荀息自身的立场说，则是奉行国君的命令。等到《菀枯》之歌出现，里克因为害怕死亡而改变操守，荀息能够发誓以死相守，就不能说不是合乎义。叔仲惠伯更不能和荀息相比。他所辅佐的是太子，先君死后，他已经主持丧事。襄仲突然出兵杀死太子，这是在事情发生以前；鲁文公从未有嫡庶并立的过失，鲁宣公也没有听说有夺取宗子地位的嫌疑。叔仲惠伯私下侍奉襄仲的丑事，文公并不知道，更何况惠伯呢？这样看来，惠伯的死足以和烈日争辉，圣人却没有记载，为什么？后人求解不得，便妄加诋毁，说他只是匹夫般的小节，有人还说这是徒然逞强、像徒手打虎、赤脚涉河一样的勇气。前面是马骕，后面是顾绛，众口一词，真有这样的道理吗？实在荒谬。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应该让鲁国的臣子都像季孙行父、叔孙得臣那样奔走效力，帮助襄仲完成弑君之事，反而可以凭借权变自居了？叔孙得臣没有什么可谈的；季孙行父号称贤者，尚且屈服于襄仲而为他效力，那么鲁国中流砥柱般的人物，就只有叔仲惠伯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只是在助长后人临难时苟且求生的习惯。当接受重托时，也有不死而完成事业的人，季友就是这样。这一定要看他的才力确实足以办成事情，然后才可以；否则还不如死去。也有完成事情却最终损害义理的人，里克就是这样；用一种混乱去挽救另一种混乱，还不如死去。怎么能把惠伯说成只是白白送死呢？假如责备惠伯不能在事情发生以前消除奸谋、保护所受的托付，那也是求全责备的说法。总之，他为义而死是不能非议的。况且惠伯死时，他的家属已经逃奔蔡国，后来叔仲氏又恢复了地位，难道不是鲁宣公为自己的篡夺感到惭愧，襄仲也为自己的叛逆感到惭愧，季孙行父等人为自己的犹豫观望感到惭愧，而鲁国人也共同怜惜他的忠诚，所以恢复叔仲氏吗？为什么过了百世以后，反而有人拿着荒谬的说法来非难他呢？那么，圣人为什么没有在史书中详细记载此事？回答说：《春秋》既然避讳本国的丑事，没有记载子赤之死，那么惠伯之死也就无从附带记见；这是因为尊者而不得已，并不是因为旧史害怕襄仲、不敢记载，圣人便沿袭旧史。○论华元劫持盟约之事 战国七雄时期，勇士凭借意气自负，彼此竞相崇尚，风俗已经形成，王侯也不得不降低身分来迁就。然而真正成功的，几乎只见于两人：一个是蔺相如，一个是毛遂。至于安陵的唐雎，我很怀疑是后人附会。追溯这种风气的源头，大概起于华元劫持盟约；但左丘明记载的事情是，华元夜里登上子反的床，言辞气度仍然从容，只是最后说子反害怕而同他结盟。既然说‘害怕’，那么华元当时的情势足以威胁子反，由此可见。这正是左丘明文章辞采高雅、难以企及的地方。为什么后来还要妄造曹沫劫盟的故事，而司马迁又跟着把它写成事实呢？实在荒谬。○论孔子正名 苏轼说，卫灵公死后，卫国人拥立公子郢，郢不肯接受，于是拥立辄。假如辄懂得礼，必定会辞让；辞让而不能成功，必定会逃走。辄逃走，郢被拥立，名分就正了。即使因此拒绝蒯聩也可以。虽然如此，孔子执政，难道会废掉辄而拥立郢吗？他也许会教辄避让君位而接纳父亲。蒯聩得罪了父亲，但在他归来时，《春秋》仍称他为世子。不是世子却以世子的名义称呼他，是因为他的儿子能够即位，从而成全他曾为世子的身份。假如辄避位而接纳父亲，那么世子就成为国君，名分也正了。后来胡侍郎说，孔子执政，一定会把这件事报告天子、方伯，请命公子郢而立他。

译子全子说：苏右丞凭什么知道蒯聩不是世子？如果他本来不是世子，孔子却可以称他为世子，那么他本来就是世子，也可以不称他为世子。宋儒解说《春秋》，常常这样，这正是造成大乱的道路。孔子称蒯聩为世子，那么他曾经被卫灵公立为世子，就毫无疑问了。看《左传》多次称他为太子，已经有明文。还不止如此，他逃亡以后，卫灵公虽然恼怒，却从未废掉他，这也毫无疑问。看《左传》记载卫灵公想立公子郢，而郢辞让，说明卫灵公有废黜蒯聩的意图，却最终没有实行，这又有明文。天下哪里有儿子继承诸侯之位，而他的父亲却不必对他有所承认，还能称他为世子的礼法？苏右丞的说法，真是毫无根据。蒯聩曾被卫灵公立为世子，却从未被卫灵公废黜，只是因为得罪父亲而逃亡；听到父亲去世便奔赴丧事，是卫国人不能拒绝的。蒯聩归国是有名分的，卫国人拒绝他却没有名分。然而卫国人自以为有理由，是因为蒯聩得罪了父亲。蒯聩想杀南子，在处理人伦关系方面确实没有完全合乎正道，但他的内心却可以原谅。即使因此得罪父亲，也应当属于从轻处理的范围。何况卫灵公此前曾经立他为世子，后来又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罪过并废黜他，那么卫国人想要追究、揣测灵公的意思而废掉他，在道义上也不妥。所以蒯聩归国有名分，卫国人拒绝他却没有名分。何况诸侯的儿子得罪父亲而仍然归国的，也不止一例。晋国发生内乱时，夷吾逃到屈地，重耳逃到蒲地；等到奚齐、卓子死后，夷吾兄弟相继归国，没有听说晋人因为他们得罪父亲而拒绝他们。那么，为什么偏偏要责难蒯聩呢？所以孔子所谓正名，只是正定他世子的名分罢了。既然是世子，卫国人就不能拒绝他。况且假使蒯聩不能算世子，卫国人又根据什么拥立辄呢？他们拥立辄，本来就是因为辄是世子所生的儿子，所以立他。天下哪有已经有世子却不应当继承君位的呢？胡侍郎的说法，也还不是斟酌周全的办法。孔子执政，一定不会从这条路做起。○论苌弘 《左传》说，苌弘联合诸侯为成周筑城。卫国的彪傒说：‘苌弘恐怕不得善终吧？’《周语》中有这样的话：‘上天要废弃的事情，是无法支撑的。’左丘明说这话，是为后来周人杀苌弘预先埋下伏笔。子全子说：‘竟有这样的事吗？这是左丘明的妄说。’左丘明喜欢说预知未来，所以对于苌弘之死，也预先替它安排说法，却不知道这反而违背了自己的道理。假如真像他说的那样，那么后世臣子在国家将要灭亡时，都应当袖手旁观，才符合明哲保身的宗旨；这样一来，天地崩裂也将不去顾及了。虽然如此，我对苌弘还另有责备。《春秋》末期所称博览广知的君子，没有谁比得上苌弘。因此孔子也曾跟他学习音乐；那么他对古今事变的了解，必定很多。据《左传》说，周氏、刘氏、晋国范氏世代通婚。朝歌发生祸乱时，周人和范氏以及赵鞅以讨伐为名，终于杀死苌弘来取悦晋国。范氏、中行氏发动祸乱的原因，不过是想兼并赵氏。范氏、中行氏占据朝歌，赵氏占据晋阳，两者的罪行本来相等。然而后来他们作战不能取胜，竟进攻晋国公宫；逃亡以后又联合齐、卫，勾结戎、蛮来倾覆故国，这种猖狂溃决、目无君上的程度实在太过分了。苌弘正要在周王室将尽之时扶持它，射《狸首》以召集不来朝见天子的诸侯；既然想使天子拥有诸侯，就应当也使诸侯能够拥有自己的大夫。如今他不能向天下阐明大义，反而跟着帮助叛臣，天下将怎样看待他？考察往事，孙林父叛乱卫国，晋人却替他驻守，这是晋国霸业中衰的时候。栾盈叛乱晋国，齐人却救援他，这是齐灵公极其混乱的时候。鱼石叛乱宋国，楚人却替他驻守，这是楚国霸业中衰的时候。这些都是因为本国没有贤臣和长远谋略，所以颠倒行事、违背常理，竟到了这种地步。因此栾盈作乱时，叔孙穆子救援晋国，驻军雍榆，《春秋》还赞许他。对于盟国尚且如此，何况天下共同的君主呢？何况周敬王进入周都时，在伊水、洛水之间艰难跋涉，能够勉强保全自己，只依靠晋国。正当晋国有事时，苌弘却忽然联合晋国的叛臣，这样招致侮辱，本来就理所当然。然而我料想苌弘的贤德，必定不会做这种事。或许周王室的臣子嫉妒苌弘的才干，正好借刘氏和晋国讨伐叛臣之机，没有别人可以推卸罪责，便趁机害死他。这就像唐代杀杜让能，向岐王、固始等人邀功；他们流泪进谏，却没有被采纳。古今冤屈压抑的事情，或许有相似之处。他那股郁结烦闷的气愤，没有机会公开申辩，所以传说血流三年化为碧玉。否则，他为周王室谋划的这件事，本来就没有一样符合道义，死了也不值得替他辞解。可惜左丘明生在鲁定公、鲁哀公时期，竟不能详细考察事实真相。若依据《韩非子》，则说他是被叔向陷害的；但那时叔向已经死了很久。韩非的话，不知道根据什么。射《狸首》的事，司马迁曾经讥笑过，所以我不再叙述，只就苌弘因此致死的一节加以评论。○论吴国灭亡

译春秋末年，吴国强大到天下没有谁能超过它；等到它灭亡时，却突然覆灭。世人责怪吴国，认为会稽之战是第一件事，艾陵之战是第二件事，黄池会盟是第三件事。假如当初没有这些事情，吴国应当就能称霸天下。然而这些只是从已经显现的具体事情来说，并不是吴国元气削弱、福命倾覆的根本原因。吴国的灭亡，开始于同晋国交通，完成于进入楚国；它同越国结下怨仇，也由这两件事引起。即使还没有等到夫差即位、伯嚭有同样的谄佞、伍子胥被诛杀，有见识的人也已经能够看出来了。况且吴国建国于江淮之间，疆域还不到楚国的一半。从地势说，长江和淮河的上游都在楚国控制之下；江东是四面受敌的地方，不能同楚国争衡。因此在寿梦以前，吴国低头依附楚国，不只是因为它的风气尚未开化，更是因为形势不得不如此。晋国霸业已经衰落，想出奇策来制服楚国，巫臣又借此机会发泄私怨。他使吴国同晋国交通，并不是能够确切断定吴国一定可以制服楚国，而是认为即使最终不能取胜，楚国一年之中七次奔走应战，已经受到很大损害。吴国一旦出兵，就不会满足于一次行动，它又哪里会有停止的时候？如果最终在楚国得志，就一定会把力量加到晋国身上。后来吴国同齐国争夺盟会中的长幼次序，就可以验证这一点。然而晋国自赵文子执政以后，只求苟安、苟且延续生命，只贪图吴国眼前能成为助力，无暇作长远考虑，不知道吴国最终会连同楚国一起对付自己。楚国又不幸正处在中衰时期，执政的子重、子反、子瑕之流都是庸才，所以吴国得以兴起而乘隙进攻。齐桓公谋划讨伐楚国时，大概也曾经使用徐国的力量，又以江、黄、道、柏等国辅助，却没有成功。当时的徐国未必比吴国弱，只是前后楚国的情势不同。可是楚国经过世代强盛，根基已经牢固，即使一时不能奋发，哪里会突然灭亡？各蛮族一向把吴国看作同等国家，其中必定有强悍而不肯屈服的，这就是越国祸患产生的原因。楚国不能突然灭亡，又产生了盟国的忧患，那么吴国就危险了。吴国一旦危险，其形势本来不是中原诸国援救所能挽回的。这就是轻视国家社稷的谋划，接受别人发号施令的愚蠢，在鞭长莫及的地方结交欢好，再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失策了。况且兵器是凶器，圣人不得已才使用它，所以滥用武力是造物主所忌恨的。吴国从诸樊直到王僚，没有谁不喜欢战争；边境之间连年争斗，江淮以东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礼物财货从外部已经耗尽，战争又在近处造成内乱，百姓的力量怎么会不困乏呢？吴国强行把水军用于车战，是违背地利。凡是这些事情，都是吴人陷入巫臣的计谋而自己不知道。况且吴国只看到楚平王晚年任用囊瓦、费无极、鄢将师，几乎像尸体只剩余气，以为这是可以灭亡楚国的时机。却不知道大臣中从左司马戌以下仍然有人才，楚国的三位公子也都是贤者君子，因此可以知道楚国并不容易被消灭。随国人、陈国人遵守旧盟而不动摇，难道果真忘了平日受楚国欺凌的怨恨吗？考察国情的人应当仔细判断。所以当时如果不是以王者之师前来进攻，就一定不足以灭亡楚国。王者之师应当怎样做呢？在囊瓦临阵时，宣布他胁迫扣留诸侯、杀害忠臣的罪行，向楚国三军以及近郊、远郊百姓公开说明，那么楚人自然会瓦解并倒戈。接着派一名使者上告天子和中原诸国，宣布楚国世代欺凌诸夏的罪行；或者答应归还它侵占的土地，或者答应为绝嗣的诸侯恢复九县的封地，把旧有土地全部归还，那么小国就会向着我们，牛肉和酒也会接连送来。为伯州犁、伍奢、郄宛举行丧礼，收捕各乱臣的族人，交给司法官处理；安抚楚国公室，使百姓安居而无恐惧，礼遇贤能的士人，那么楚人将反过来为我们所用。这样，分兵返回吴国，以防备意外；在楚国休整士卒，以镇守新建立的国家。那么秦人一定不敢出兵，几年以后，吴国进入周王室朝见，一举匡正天下，大业就可以成功了。战国时期乐毅攻入齐国，大概很有这种气势，可惜他的行动没有完成。如今看吴国，却正好相反：它放纵封豕长蛇般的贪暴习性，任意倒行逆施，决开漳水灌入纪南，决开赤湖灌入郢都，于是百姓就要变成水中的鱼了。槩王和子山争夺居住令尹宫室，连乡野之地都遭到污辱，也可以想见。楚国上层因此痛心于宗庙社稷遭到荼毒，下层则咬牙切齿于家庭离散。即使没有秦国，吴国又怎么可能在楚国最终发生内乱、外援到来后，踉跄逃走；它得到的也抵不过失去的。得失不能相抵，还可以说；但从此以后，楚人对吴国的仇恨即使百世也不能消解，难道不可怕吗？这一代不报复，也一定报复于子孙，吴国本来就没有不灭亡的道理。况且自从晋人借吴国困扰楚国，楚人就借越国窥伺吴国。鲁昭公五年，越大夫常寿过开始率军会同楚国伐吴；圄阳之战时，越国派大夫胥犴慰劳楚军，公子仓返回时乘坐战船跟随他，越、楚相互结交竟然到了这种程度。鲁昭公三十二年，吴国开始对越国用兵；这次战役中，越国于是趁吴国空虚而进入吴国。吴国本来就对越国不满，进入郢都时却完全没有防备，由此也可以看出它的疏忽。最终在檇李之战中，吴王反而丧失性命，并给他的儿子留下祸患。后来越王句践兴兵，申包胥也在其中。楚国从鄀地迁回以后，虽然没有用一箭来报复吴国，但吴国实际上是因为楚国而灭亡的。唉！天道喜欢循环报应，所以祸患的根源潜伏其中，就像车轮转动一样相互依存，难道不可畏惧吗？有人说：假如吴国在会稽时不允许句践成事，越国怎么能再成为后患？凭借三江五湖的险固，也不会这么快灭亡。我说：不是这样。吴国不灭越国，固然会灭亡；即使灭了越国，也仍然会灭亡。阖闾父子都好胜而不顾后果，假使他们安然拥有越国，就会认为天下没有谁能比得上自己，进而同中原争衡，不等事情完成就会行动。当时中原迅速衰弱，固然不能摧折吴国的锋芒；然而商、鲁的沟壑，荼墨的堡垒，将被吴国用来逞强、虐害百姓，楚国人复仇的军队也会因此兴起并谋划吴国的后事；百越各部中居住在瓯、闽的支族，又会从内部响应。这样看来，吴国的灭亡也不会超过二十年。有人说：那么应当怎样才可以避免呢？回答说：夫差为父报仇，本来是不能停止的。既然已经攻取越国并拥有它，就应当战战兢兢、心怀危惧，抚慰各小国，和中原诸国结好，这样或许可以免于灭亡吧？不过，吴国是突然崛起的国家，却穷兵黩武而触犯鬼神之怒；要想使它保持安泰、守住盈满，我知道它做不到。所以说：吴国的灭亡，从寿梦以后就已开启，到阖闾时达到极点，夫差不过是上天借来完成这件事的人罢了。

译○论越王句践 吴国如此强大，句践却能在国家覆亡之后休养生息、教育训练百姓，并最终消灭吴国，这是荆楚也做不到的。古今评论报仇雪恨的人，哪里有比这更光辉的呢？从此以后，他归还诸侯被侵占的土地，终于在上国中称为霸长，确实伟大。然而他晚年的功业逐渐衰落，为什么呢？回答说：这可以看出保持盈满是多么困难。范蠡说：‘句践这个人，可以同他共患难，却不能同他共享安乐；由此可知，他的器量也很容易荒废。’夫差刚开始执政时，大概也曾刻苦自励，最终报了越国之仇。等到功业成功后，为什么一往而不能自我约束呢？句践虽然没有严重到这个地步，但在灭吴以后考察他的作为，已经不同于从前了。太宰嚭是灭亡吴国的关键人物，句践却信任并任用他；句践想接纳鲁哀公而没有成功，正是出于太宰嚭收受贿赂。句践还能够治理国家吗？我看范蠡离开越国，大概是看出了太宰嚭被任用，所以飘然离去以避开他。文种之死，也一定是太宰嚭憎恨他而杀死的。泄庸以下诸公再也没有出现，一定都是被太宰嚭压制了。司马迁说诛杀太宰嚭，是错误的。治理国家没有比任用人才更重要的，仅凭这一件事，其他方面也都可以知道了。邓艾平定蜀国后赦免黄皓，君子就知道他不能善终，何况还要任用黄皓呢？考察句践远道驰骋到鲁、卫、邾等上国，逞其雄心，却始终不能占有淮水、泗水之间，这些都是吴国灭亡的遗患，而句践又承袭了它们；他只是侥幸没有灭亡，实际上距离灭亡已经很近了。唉！晋国衰落时，南方霸主一共出现过三次。楚国虽然长久争夺中原，直到楚灵王时才专门主持诸侯盟会；他放纵暴戾，最终自取灭亡。继承楚国的吴国，横行暴虐更加严重，所以灭亡得更惨。越国稍微有所收敛，所以没有遭受覆灭之祸；但它不能最终称霸，也终究是因为奢侈的野心。有人认为，如果文种不死、范蠡不离开，辅佐句践的霸业，就一定不会到这种地步。但我认为，即使文种不死、范蠡不离开，也应当辅佐句践扩大国土，绝不能教他谋求霸业。越国远在三江五湖之间，鞭子再长也打不到那里；想取得主持盟会的空名，却耗尽国家力量去追求它，是智者不会做的事。何况又加上杀戮功臣、信任佞人的行为，它衰落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论信陵君

译信陵君的贤能，甚至使汉高祖在改朝换代后还仰慕他，确实很难得。他第一次击破秦军、保存赵国，是得到侯嬴的帮助；第二次击破秦军，是得到毛公、薛公的帮助，这都是善于识人的成效。只是他唯独失策于虞卿。子全子说：‘这件事只在魏齐逃亡到赵国时，信陵君就已经失策，不必等到虞卿来到。’魏齐是魏国的相国，也是魏国的公子。以诸公子的亲贵身份，加上相国的尊重地位，却让秦人一句话就使他惴惴不安，不能保全自己的头颅。即使说魏齐平庸，有招来强国侮辱的原因；但凭魏国纵横二千里、凭信陵君的才干，竟不能保全公子和相国的性命，那也太屈辱了。鲁仲连对辛垣衍说：‘我将使秦王把梁王烹煮成肉酱。’辛垣衍惊讶于这番话，鲁仲连便引用纣王烹杀九侯、鄂侯的事来证明。我认为鲁仲连的论证还不够充分，为什么不说：‘从前魏国尚且没有奉秦为帝，秦国就能取得魏国公子和相国的首级。公子是君王的骨肉，相国是君王的左右手；同样作为君王，却不能庇护自己的骨肉和左右手，那么即使奉秦为帝，秦王又有什么困难不能把他本人烹煮成肉酱呢？’我不知道当时辛垣衍将用什么话来回答。而且仔细观察秦国对六国肆意施暴的情形，它固然凭借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摧毁别人，也有一半是凭借虚张的声势，以恐吓、疑惧、威胁来压服人。六国太懦弱了，秦国的坚甲利兵还没有到，已经被虚声吓倒，这就是它们灭亡的原因。和氏璧的价值不如公子与相国的首级，这一点很明白；渑池会上击缶的价值不如公子与相国的首级，也已经很明白。蔺相如用自己的身体承担这一切，于是秦国不能再加害赵国，这是因为他的气势足以抗衡秦国。秦国以气势压人，别人也以气势抗拒它，于是秦国终于屈服沮丧。由此可知秦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呢？以气势对抗气势，有勇气的人就会获胜，这是战国七雄时期的风气。况且蔺相如抗拒秦国，是以匹夫之身进入虎口而抗争；如果信陵君在当时，则是凭借自己的国家同秦国抗衡，不像蔺相如那样危险。信陵君没有采取这个办法，却让魏齐逃到赵国；平原君仗义收留他。等到平原君被欺骗而被扣留在秦国，虞卿又带着魏齐归来，信陵君却仍然迟疑不敢接纳他，这就不能算大丈夫了。我曾替信陵君谋划，当时不如留下魏齐，不让他再去别处，同时整治军队驻守边境，写信答复秦王说：‘魏齐是小国的公子，也是我国国君的相国；’ ‘无忌也只是忝列公子之末，但参与听闻我国国政。范雎是大王的相国，秦王因为范雎是相国，难道其他国家的君王就不应当让他担任相国吗？如今大王凭借自己的相国来索求我国的相国，即使魏齐不值得珍惜，我国的相国值得珍惜，我国的公子也值得珍惜。我国国君不堪受此侮辱，大王如果一定要魏齐，请带兵来见；我知道秦国一定不敢再次索取，魏齐也不敢出战。至于平原君平日的作为，其他方面不如信陵君，但这件事却在信陵君之上。平原君同魏齐只是越过国境结交的朋友，他最初收留魏齐，还不足以使人特别称赞平原君；等到他被秦国欺骗而扣留，仍然正气凛然地说：‘因为尊贵而交友，反而使朋友卑贱；因为富有而交友，反而使朋友贫困。魏齐是我的胜友，本来就不会出去，如今又不在这里。’他的话有蔺相如的风格了。当时秦国虽然不肯让平原君出关，但它的气势已经屈服。假使赵王能够采用虞卿的意见，一定不会逮捕魏齐，而会派廉颇、赵奢、李牧之类率兵叩关，向秦国问罪说：‘魏齐是魏国的公子，又是魏国的相国；平原君是我国国君的弟弟，又是我国的相国；范雎则是大王的相国。’ 秦王任用他的宰相，其他国家的君王谁不任用自己的宰相？如今大王凭借自己的宰相拘留我国国君的宰相，以求交换魏国的宰相，我们国君不能忍受这种耻辱。大王如果一定不肯把平原君放出函谷关，我愿意率军来见您；我知道秦国一定不敢杀害平原君，也不敢交战。这样看来，这件事如果信陵君能够实行，魏国就可以因此自强；赵国如果能够成全平原君的美名并实行这一做法，赵国也可以因此自强。可惜他们都不能这样做，反而助长了秦国的暴行，显示了六国的弱小。由此可知六国必然灭亡。唉，别人做不到，也就没有什么值得责备的了；但信陵君这样贤能的人也做不到，实在可惜，这不只是交臂错失一个虞卿而已。宋朝被金国困逼时，把韩侂胄的首级装在匣中送给金人，又把田俊迈押送给金人。韩侂胄、田俊迈这些人本来不值得惋惜，只是不知道这使国体蒙受了耻辱，也使士气从此不能振作。《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七，鄞县全祖望绍衣 论（二） 诸葛孔明入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