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二鄞全祖望绍衣

译南雷先生晚年的文字也多有疏略。如《唐书》关于玄宗、宪宗之死的记载，都不是定论，不能不加以考索。《新唐书》记郭太后说：“宣宗的母亲郑氏，原是郭太后的侍女，过去有旧怨，宣宗奉养郭太后稍嫌薄薄，郭太后不得志，一天突然暴死。”这样说，罪责就在宣宗。《东观奏记》却说：“宣宗追恨穆宗像商臣那样残酷，诛杀铲除逆党，一个也没有漏网。太后惭愧恐惧，一天登楼便想自尽，左右扶持阻止，并把这件事报告宣宗，当晚太后突然死亡。”当时礼院检讨官王皞上抗疏，请求让郭太后与宪宗合葬并配享，宣宗发怒，宰相白敏中召见王皞责问他。王皞说：“宪宗驾崩的那天晚上，事情处于暧昧不明之中；太后母仪天下，历经五朝，怎么能因为暧昧不明的事情就仓促废弃正嫡的礼制呢？”王皞因此获罪被贬官。那么，宣宗曾经知道郭太后参与元和年间的弑逆，固然是事实；但据此便说这件事确实发生过，恐怕不对。《宣宗实录》记载，这年五月戊寅日，因为太后卧病，暂时不听政，宰相率领百官问候起居。己卯日再次问候起居，太后下遗令，当天去世。起初，宣宗因为宪宗遭弑，对郭太后颇为怀疑，认为她在同党之中；到这时太后突然得病死亡，大概正合宣宗的心意。甲申日，白敏中率百官请求宣宗听政，宣宗不准。丙戌日，白敏中三次上表，宣宗才答应。六月，王皞被贬为句容县令。既然记载说太后卧病，暂时不听政，宰臣等人前去问候起居，而且还有遗令，那么她本来就不是暴死。她死后办理丧事，仍然遵循通常的旧例，宣宗三次上表后才临朝。不久却突然废除让她与宪宗合葬的礼制。《实录》由宋敏求补订完成，大概其中关于问候起居、罢朝的记载，是依据宫内《起居注》所记，沿袭旧例；同时又采录了《东观奏记》的说法，所以彼此自相矛盾，难怪司马光深深怀疑这件事。但是，假使宣宗确实知道郭太后参与元和年间的变故，那么懿安太后绝没有可以逃脱的余地；她的罪恶就大得通天，宣宗已经自行同宪宗断绝关系，即使把她的罪行公布天下，以解除王皞的疑惑，也是可以的。如今既然不是这样，她仍处在真假难辨的状态中。因此，司马光的意思是：郭太后确实是因病而死，而宣宗积日已久的猜疑，又由于郑太后的缘故，于是发泄愤怒，杀死了她。郭太后死后，外人推测宣宗隐秘的猜疑，于是产生了不同说法；这最符合当时事情的实际情况。看大中年间，宣宗既停止在穆宗忌日举行祭祀，又相继诛杀东宫官属，停止公卿拜谒，甚至把守陵宫人迁往别处，用来坐实郭太后的罪案，唯恐做得不够。到了咸通年间，以儿子继承父亲的帝位，王皞又敢冒昧地谈论此事，继位的君主并不认为不对，最终还让郭太后配享，这是什么原因呢？这难道不是因为天理人心本来就有一种不能自我抑制的力量吗？王皞最初发言时，周墀感叹他孤高正直。这样看来，公议本来就认为懿安太后的事情受了冤屈。胡身之说得好：“文宗对元和年间的逆党十分愤恨，想把他们全部诛杀，最终却没能做到，反而酿成了甘露之变。假如他的父亲就是商臣，那么儿子没有不替潘崇隐讳的。”这番话也可以用来洗清郭太后的诬陷。我又认为，郭太后既然与郑太后有嫌隙，后宫两宫的左右近侍一定有人借机说出诬蔑的话。此前长庆年间，皇帝年幼昏愦，父亲死了也不加哀恤；宣宗志在讨伐逆贼，以为郭太后确实同弑杀宪宗的人有关系，哪里知道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旧唐书》完全没有考察，反而说宣宗后来对郭太后的恩礼比前代更加隆厚，实在很草率；《新唐书》也不详细说明这件事，来解释千古以来的疑惑。南雷竟说宪宗确实死于郭太后之手，把弑逆的大恶妄加给别人，怎么可以？不知道您认为是不是这样。玄宗之死，我过去曾在给友人的问答中谈到过，也一并附上，请您指正。论《唐书》宗室世系表一则，寄给沈东甫。《新唐书》的宗室世系表，自唐朝中叶以后已经无从考察，即使此前也有很多错漏；然而唐朝距今久远，遗文无从核实，真是所谓铸铁成错，谁也无法追究了。我撰写《读史通表》时，曾取万斯同处士修改唐史所得的诸王世表，略加审定。例如道孝王李元庆以下，唐代世表首先记嗣王李诱，其次为嗣王、宗正卿李微（李诱之孙），其次为嗣王、宗正卿李炼，其次为嗣王、京兆尹李实。考《旧唐书》，李炼于开元二十五年封为嗣道王，广德年间任宗正卿，在肃宗朝。由《资治通鉴》记贞元十九年以嗣道王李实为京兆尹来看，按时代说似乎也还可以接续。然而《草堂》赠李义诗，沈学士《困学纪闻》认为李义是李微的儿子，杜诗《博议》对此加以辨析，说李微在景云年间去世，距离大历已有五十多年；假如李义是李微所生，那么年纪应当很大，而诗中却称他为少年，自己则自称老夫，所以李义应是李炼的儿子、李实的弟弟。把李义接在李炼之后是可以的，但李义已经见过杜甫，而李实却直接承接韩愈；这样看来，李义不是李实的弟弟，李实恐怕也不是李炼的儿子。《博议》只考察出了其中一点，却没有涉及唐代世表本身还存在可疑之处。把这些写下来寄给东甫，请他附注在各个世表版本之下。答沈东甫询问李茂贞地界的信。

译胡梅涧注释《资治通鉴》，在地理方面可以说精审详核，但冯叟南耕并不完全赞同。近来仔细看了，才知道其中果然有错误；由此可见，笺注实在太难了。昨天接到您的来信，说李茂贞曾兼有伊、凉一带的土地，而弟弟所著《岐国方镇表》中遗漏了这一点，这大概是根据梅涧注中的说法吧？《资治通鉴》记干宁二年，河东勤王军已经离去，李茂贞仍像以前一样骄横，河西州县多被他占据，于是任命部将胡敬璋为河西节度使。梅涧说：“河西指凉、瓜、沙、肃诸州。”考察凉、瓜、沙、肃属于河西，早已如此；然而李茂贞的封域不可能到达那里。李茂贞前后兼并的土地共有十镇。最初镇守凤翔，后来兼有秦、陇二地，这就是景福元年所称的秦帅李茂庄之地，即天雄军；后来攻克兴、凤二州，即感义军；又夺取洋州，即武定军；又夺取兴元，即山南东道；这些都发生在景福元年。当时诸杨还拥有龙剑一军，统辖龙、剑、利、阆四州，也归于李茂贞（兴元的杨守亮、武定的杨守忠、龙剑的杨守贞、感义的满存），这就是李茂贞在干宁以前兼并的六镇。干宁四年，又夺取邠州，即静难军；光化二年，又夺取泾州，即彰义军。（邠州自王行瑜被平定后归于朝廷，由苏文建任节度使；这一年苏文建镇守利州，李茂贞便让儿子李继徽代替他。考察利州也是李茂贞的土地，那么苏文建已经归附岐国了。泾州则由张氏世代据有，李茂贞驱逐张球而占有它，《资治通鉴》记载不详细，只见于考异中。）又夺取鄜州，即保大军；又夺取延州，即宁塞军。（这两镇都属于夏州李氏。干宁三年仍有节度使李思敬、李思谏，此后都归于李茂贞，史书失载其具体年份，大略在光化年间。）这就是李茂贞在干宁以后兼并的四镇。中间他还曾占有同州，但不久便失去了。至于凉、瓜、沙、肃诸州，中间被灵州、夏州隔断：灵州属于韩氏，夏州属于李氏，都不在岐人的管辖之内；河西另赐军号为归义军，当时由曹义金镇守，曹义金死后由其子曹元忠承袭，并不是灵州、夏州所能占有的。梅涧的话错了。有人问：“那么《资治通鉴》所说的河西在哪里呢？”我说：“这里就是指鄜州、延州，大概也是因为渡过黄河而称作河西。” 胡敬璋本来任延州节度使，而李茂贞的弟弟李茂勋镇守鄜州，这些都是岐国所说的河西，并不是瓜州、沙州。但在干宁二年，李茂贞还没有鄜州、延州，司马光是概括他最终的情形来说的。梅涧的注释，大体上十分缜密；但由于搜集罗列的材料太多，也不可能没有错误。听说冯叟在这部注上用功很深，他所讨论的内容，一定有可以补充前人的地方，可惜没有流传下来。答王十一兄敬朗论五代史天德军建节始末的帖子。

译昨天收到您的信，您因为《五代史·刘守光传》中把“天德军节度使宋瑶”列在河东六镇的末尾，却没有见到“天德军”建节的始末以及宋瑶生平的始末，因而感到疑惑。考察“天德军”在唐代的丰州，《唐书·地理志》说：“丰州，在中受降城西二百里，大同川有天德军。”天宝十三年设置，原名“天安军”；乾元以后迁屯到永济栅，即隋代的大同城，改名为“天德”。元和九年，宰相李吉甫上奏请求恢复旧城。安北大都护府原来治于中受降城，开元十二年迁治天德，统辖两个县，即阴山县、通济县。《方镇表》说：“天德军原属朔方。大历十四年分置河中、振武、邠宁三个节度使，朔方专门统领灵、盐、夏、丰四州，以及西受降城、定远、天德二军。”贞元十二年，朔方停止统领天德和西受降城，把振武所属东、中两座受降城隶属于天德军，设置“天德军都团练防御使”，统领丰州、惠州和三座受降城。胡身之说：“天德东南到中受降城二百里，向西渡河到丰州一百六十里，向西到西受降城一百八十里，向北到碛口三百里，向西北到横塞军二百里。” 《回鹘列传》说：“武宗即位，嗢没斯率领三部以及特勒、大酋到振武投降，诏令把天德军改为归义军，立即任命嗢没斯为归义军使。”第二年撤销归义军，这就是《方镇表》所说的“天德赐号节度使”。由此可考，武宗以前曾开府设置军镇的“天德”就在这里。起初，唐人把六个胡州设置在灵州、盐州以南，用来安置投降的突厥人，分别叫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伊州、契州，用来接应天德、援助夏州。开元年间合并为宥州。《续通典》说：“宥州原是汉代三封县的土地，大概灵、盐、夏三州都在天德登记有属籍。”这样看来，晋人在忻州、代州之间起兵，世世代代都同天德有关系。《沙陀列传》说：“元和八年，因为回鹘越过碛地，南诏朱邪执宜屯驻天德。”等到李国昌任鄜延节度使时，因为回鹘侵犯天德，便把节度使移到振武。这样看来，天德撤销节度使之后，大概就把天德军隶属于振武了；这是唐代方镇表所缺载，却可以从旁证推知的情况。李国昌抗拒诏命，天德落入吐浑之手。《沙陀列传》说：“李国昌与党项交战尚未决胜，在大同川，吐浑赫连铎袭击振武，全部夺得他的财物和兵械。” 僖宗让赫连铎兼任大同节度使。这样看来，赫连铎大概已经先占据天德；攻破李国昌以后，便取得云州，并在大同设置节度使，天德也应当由振武改隶大同。这也是唐代方镇表所缺载，却可以从旁证推知的情况。《五代史·唐本纪》记载：大顺二年，李克用进攻云州，围城一百多天，赫连铎逃往吐浑。天德重新归于晋，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它重新设置节度使，虽然旧史失载，但也应在大顺以后，这一点可以知道。这样看来，在晋人还没有取得天德、吐谷浑之前，吐谷浑足以成为雁门的祸患，大概就是因为忻州、代州同天德有这样的关系。至于天德陷入契丹，则是在庄宗时期。《辽史·太祖本纪》说：神册五年，辽军攻掠天德，节度使宋瑶投降，把这个军改名为应天。宋瑶后来又反叛，辽军攻拔其城，擒获宋瑶，俘虏他的家属，把当地百姓迁到阴山以南。大概这件事发生在庄宗兼并梁以前三年，所以后来劝进表中有大同、振武二使，却没有天德。自宋代以后，丰州沦陷于夏人之手，所以它的地望便不再显著。到了明代，就是所谓的河套。宋瑶曾在李克用军中，但没有能同薛志勤、康君立等人并列；后来作为大将镇守边地，一定有值得记述的功劳，只是史书遗漏了。宋瑶的孙子宋偓，在《宋史》中有传，因此知道他是河南洛阳人。宋瑶虽然陷于北方，他的儿子宋廷浩却娶了庄宗的女儿义宁公主，历任石州、原州、房州刺史，晋朝初年任汜水关使。张从宾叛乱时，宋廷浩奋力作战而死，所以宋偓因父亲为国死事而补任殿直。宋偓又娶汉高祖的女儿永宁公主；宋偓的女儿就是宋太祖的孝章皇后。大概五代时期世代显贵、几代佩戴貂蝉冠饰的家族，没有像宋氏这样的。《宋史》又说宋瑶在唐代以天德节度使兼任中书令。唐末以三省长官身份加授藩镇之职的，只有梁、晋、岐、蜀、吴、赵诸王；他们部下担任节度使的将帅，官位最高也只到尚书或仆射为止。《宋史》所说的，或许是宋瑶死后追赠的官职，却误写成兼任，我姑且把它连带记在这里，以备考察。答史雪汀询问宋瀛国公遗事的帖子。

译来信谈到宋瀛国公的事，说各书所载多有抵牾，加上正史中没有记载，因此感到疑惑。这件事在《元史·顺帝本纪》和《虞集传》中已经透露出端倪，只是记载不详细。《通鉴续编》因袭《元史纲目》，又因袭《资治通鉴》，所以对此事多有不详。常熟钱尚书搜集各书，考察事情的始末，已经没有遗漏。《符台外集》说：宋朝幼主北迁时，被降封为瀛国公。一天晚上，世祖梦见金龙伸爪缠绕殿柱；第二天瀛国公入朝，正好站在梦中所见的柱子下面。世祖感到这件事奇异，想除掉他，便同群臣谋划。瀛国公知道后非常恐惧，于是请求出家，号为合尊大师，前往西天学习佛法，因此得以免死。考察宋恭帝在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丙子年亡国，当时才六岁。至元十九年二月被迁往上都，就在那一天杀死文丞相，大概是因为奸民薛保住告发谋反，说他有兴复宋室的谋划。至元二十五年十月，他在吐蕃学习佛法，当时年仅十八岁。余应诗说：“皇宋第十六代，飞龙降临元朝，降封为瀛国公。元君下诏让公主嫁给他，时常蒙赐在明光宫设宴；酒意正浓时伸手爬上金柱，化作龙爪，惊动了天子的容颜。” 元君含笑对群臣说，凤凰的雏鸟怎么能同凡俗的禽鸟一样。侍臣献计，准备除掉瀛国公；公主夜里哭泣，泪水沾湿了胸前的衣襟。瀛国公清晨骑马疾驰去见帝师，在大雄门下参禅学佛，幸而逃出虎口，走入佛门，在沙漠中改名为合尊，就是这件事。（《湖山类稿》说：瀛国公出家后的法号是木波讲师。）《庚申外史》说：瀛国公出家为僧，住在白塔寺，后来奉诏居住在甘州山寺。有一位赵王因游玩来到寺中，怜悯瀛国公年老而孤独，留下一个回回女子给他。延祐七年，女子怀孕，四月十六日夜里生下一个男孩。明宗正好从北方来，清早赶路时看见那座寺上有五彩龙纹般的云气，立即寻访，发现正是瀛国公所居的房间。于是询问孩子住在哪里，又问孩子的母亲是否有贵重宝物。她说：“没有。”明宗再三追问，她才说：“今天五更以后，我家中生了一个孩子。”明宗大喜，便请求把孩子和他的母亲一起带回去，收孩子为自己的儿子。《元史·顺帝本纪》说：顺帝的母亲是罕禄鲁氏，名迈来迪，是郡王阿尔厮兰的后裔。当初，太祖攻取西北诸国时，阿尔厮兰率领部众来投降，于是封他为郡王，让他统领自己的部族。后来明宗北行经过那里，便纳罕禄鲁氏为妃。延祐七年四月丙寅日，顺帝在北方出生。这同《庚申外史》的说法虽然有参差，但实际是相合的。余应诗说：“当时明宗正在沙漠，和合尊结交，情谊很深。（何乔新注：延祐丙辰年，仁宗命明宗出镇云南，明宗不接受命令，逃到漠北。他同瀛国公结交，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合尊的妻子夜里生下儿子，明宗隔着帐幕听见笙钟之声，请求把孩子带回行宫，收养为继承人。皇考去世时，孩子还只是幼童。”《元史·顺帝本纪》说：泰定帝去世时，太师燕铁木儿与诸王、大臣迎立文宗。文宗即位后，因为明宗是嫡长子，又派使者迎接他来即位。明宗在和宁以北即位，并立文宗为皇太子。明宗去世后，文宗重新登上皇位。至顺元年四月辛丑日，明宗皇后八不沙被人进谗而遭杀害，于是把顺帝迁往高丽，让他居住在大青岛中，不许同人接触。过了一年，又下诏让天下人说明宗在沙漠时一向认为顺帝不是自己的儿子，把顺帝迁到广西静江。虞集传说：文宗准备立自己的儿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便借妥欢帖睦尔太子的乳母丈夫之口，说明宗在世时一向认为妥欢帖睦尔不是自己的儿子，于是把他贬居江南。文宗驿传召来翰林学士承旨阿怜贴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实，让他们把这件事写入《脱卜赤颜》。又召来虞集，让他发布诏书，向内外宣布。余应诗所说“文宗下诏让他居住南海”，就是这件事。《庚申外史》说：文宗病势危重，召见皇后和燕帖木儿，说：“从前晃忽义的事情，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后悔也来不及了。燕帖古思虽然是我的儿子，但今天的帝位本来是明宗的帝位，希望召妥欢帖木儿来立他为帝，这样或许还能在地下见到明宗。”说完便去世了。晃忽义，是明宗皇帝从北方来后饮毒而死的地方。燕帖木儿内心恐惧，犹豫了好几天，心想晃忽义的事情确实是自己谋划的，恐怕妥欢帖木儿到来后会追究他的罪，于是暂且把遗诏隐瞒不发。又对文宗皇后说：“阿婆，暂且权宜地守住帝位。妥欢帖木儿居住在南方边远荒瘴之地，不知道是死是活，我们可以慢慢同宗亲诸王商议。”当时燕帖木儿以太平王身份任右丞相，宗亲诸王没有人敢发言。拖延到至顺四年三月，帝位空置而由人代理已经很久，朝廷内外颇有议论，这才迎立明宗的幼子懿璘只班即位；但没有发布诏书，也没有改年号。过了一个多月，懿璘只班去世，庙号为宁宗。燕帖木儿又想立燕帖古思，文宗皇后坚决推辞说：“天子的地位极其重要，我的儿子年纪还小；妥欢帖木儿在静江，可以把他迎来做皇帝，而且先帝临终时的话还在耳边。”燕帖木儿知道无法再坚持，于是派使者到广西迎取。妥欢帖木儿太子来到京城，走到良乡时，朝廷用郊祀时的仪仗礼制迎接他，想借此表示对太子的取悦。随后燕帖木儿骑马同他并行在路上，举鞭指示太子，说明国家多难以及派使者迎他的缘由；太子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回答。燕帖木儿心中疑惧，拖延到六月，才让他即位。《通鉴纲目》说，燕帖木儿怀疑太子的心意不可测，所以太子到京后很久不能即位；恰好太史又说立他会使天下大乱，因此议论不能决定，拖延了几个月。到这时燕帖木儿去世，皇太后才同大臣决定立妥欢帖木儿，并且约定以后把帝位传给燕帖古思，像武宗、仁宗时的旧例。余应诗说：“五年之后仍然回到九重宫阙”，就是指这件事。《庚申外史》说，太后常说皇帝不用心治理天下，却只顾嬉戏。至元五年乙卯，台官上奏说：“太皇太后不是陛下的母亲，而是陛下的婶母。”

译“过去曾经推搡陛下的母亲，使她跌入烧羊的炉灶中而死；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于是把太后贬到东安州安置，把太子燕帖古思安置在番阳路，不久二人都遭杀害。尚书为了迎合皇帝的意旨，说文宗在世时曾说陛下一向不是明宗的儿子，皇帝大怒，撤去文宗的庙主，并逮捕当时起草诏书的瞿宗吉。《诗话》说，当时虞集已经称病在家，官府用皮绳把他的腰拴在马尾上，又把他的眼睛缝夹在两匹马之间，押送到大都。憎恨他的人作了一首十七字诗：“自称不是他的儿子，如今却做了天子；传话给那个老蛮子，请他去死。”虞集到达后，把文宗亲自修改的诏稿呈给皇帝看，皇帝说：“这是我的家事，外人哪里知道。”脱脱也替他辩解，于是获释，但两只眼睛从此失明。《水东日记》说，后至元二年，追尊顺帝的生母迈来迪为真裕徽文后。余应诗说：“壬癸枯竭，丙丁发荣，西江月下的人生终于结束。（何乔新注：壬癸属水，丙丁属火；元朝以水德称王，宋朝以火德称王，所以民间相传顺帝北逃后死于应昌，仓促间取西江寺的梁木来制作梓宫，梁木中隐约有字，急忙查看，原来是《西江月》一调中‘有龙蛇跨马乱如麻，可汗却在西江寺’以下的词句；有人说这是太保刘秉忠所作。）直到今天，儿孙仍离开沙漠而来，感叹赵氏一族是多么兴盛啊！” “从前祖宗接受周朝的禅让，仁义宽厚，很有三王的遗风；虽然因浪荡的君主而失去中原，却世世代代做君长，流传无穷。”说的就是这件事。其中还有一些印证契合的奇事，也有令人无法解释的。宋太祖在庚申年即位，听说陈希夷说“只怕五更头”的话，便命宫中在四更末尾立即改作六更，才击鼓鸣钟。宋太祖的意思是，担心有图谋不轨的人在五更时刻暗中发动，所以宋朝始终宫中没有五更，却不知道“更”字同“庚”相应。经历真宗天禧四年的一个庚，神宗元丰三年的两个庚，高宗绍兴元年的三个庚，宁宗庆元六年的四个庚，到理宗景定元年成为五个庚。而元世祖恰恰在这一年即位，这就是陈希夷所谓“怕听五更头”。过了十七年，宋朝便灭亡了。从元世祖至元元年开始，经过仁宗延祐七年，又得到一个庚申，便是六个庚申。而这位庚申年出生的君主，恰好就在这一年出生（都见于《闲中今古录》和《甘露园短书》）。这不就是所谓无心而自然成就的吗？又，陶弘景《胡笳曲》中有“负扆飞天历，终是甲辰君”的句子。元文宗出生于甲辰年，年号又是天历，当时认为这是受命的符瑞。元朝的谶语还说：“大元之后有庚申。” 彭玮认为，甲辰年出生的君主是元朝灭亡的原因；庚申年出生的君主是宋朝复兴的原因。《符台集》又记载，永乐年间，常侍陪同太宗观看历代帝王遗像，看到宋太祖以下的画像时，太宗笑着说：“虽然都是胡羊鼻，但气象清瘦，像太医一样。”看到元朝历代皇帝时，说：“都是吃绵羊肉的。”看到顺帝时又说：“只有这个人为什么也像太医呢？”忠彻低头不能回答，退朝后询问同乡黄润玉，才知道其中缘故，于是感叹没能用这个答案回答太宗，深以为恨。他们形貌上的差异竟然也有冥冥中的契合，难道不是奇事吗？杨维桢说：“宋太祖的德行极其深厚，开创帝业，不把帝位传给儿子而传给弟弟。太宗背弃约定，金人的祸乱使整个宗族北迁；而太祖的末代孙又重新继承大统，在江南统治了一百多年，后来被元朝灭掉。然而瀛国公暗中夺取了元朝的统绪，世世代代做漠北的君主，上天报答宋太祖，何其优厚啊！”庚申年出生的君主在洪武元年逃往北方，第二年就得到太行隐士权衡所著的《外史》，可见这件事元人都知道。明代宁王奉太祖诏令编纂序文和博论，直截了当地说：“瀛国公外族妇人所生的儿子，延续了宋末六个庚申的谶语，正好同国史所记相互印证。” 钱谦益说《元史》草率仓促完成，原本就是一部尚未完成的书；这样看来，庚申年的轶事，正是《元史》已经确定的事实，不能把它同吕嬴、牛马之类的疑惑一样看作暧昧不明。与杭堇浦论《金史》第一帖。《交聘表》中关于使臣出使的事情，只记载使者的姓名而已。如果能够依据《三朝北盟会编》等书，把其中有关联的条目略加补入，那么这份横列的谱表就不会显得过于冷落。当时班荆设宴、接待宾客的馆舍簿录不少，如今脱落了十分之九，实在可惜。近日偶然翻阅《石湖诗集》，又发现一件可疑的事。石湖挽太上皇帝诗说：“盗寇投降如千头猰貐，胡人向两位单于下拜。”元代注说：“太上皇的遗诏下达后，淮北父老哭泣说：‘太上皇才是真正的君主，确实受到北方人两朝的朝拜。’”意思是说，完颜亶、完颜亮两个酋长都曾经作为聘使来过宋，这件事《交聘表》没有记载，或许还另有说法。然而《宋史·本纪》也没有记载。我起初以为石湖亲身经历两朝，又曾奉使命北行，他的话应当有所依据，哪里知道竟全是荒唐之谈？考察金朝使者来到南方，大多是投降的人，如施宜生、王全之一类；即使是卿辅重臣，也没有让他们作为使者远行的。至于让宗室担任使者，更是极少见。况且熙宗本是太祖的嫡长孙，早已处在储副地位，根本不可能奉命出使。而且《宋史》记载自高宗即位后，多次派使者到金，却从未得到金朝的回聘。绍兴三年冬，粘没喝才派李永寿、王翊来宋，想要划长江以北的土地增益刘豫。第二年金军就有南下的军队，又过了一年世宗去世，熙宗继承帝位；由此可证完颜亶从未在聘使之中。完颜亮在熙宗时期已经是三省中受尊宠的高官。等到他篡位以后，读到柳永《望江潮》词，便羡慕临安的繁华，开始秘密派画工随使臣来宋，让他们把西湖山水画成屏风，放在座位旁边。画成后，画面上还题有“立马吴山”的句子；由此可证完颜亮也从未在聘使之中。考察《金史》，只有海陵王的弟弟完颜兖曾在熙宗末年以左宣徽使身份到宋，这件事《交聘表》没有记载，却见于他的本传。因此，大定以前，金朝宗室曾经到宋的，只有一人。对于这种全无根据、毫无影响的事情，百姓传说，诗人记录，实在可以说是诬妄。唉！自称臣属，叩首称藩，只为了求取一具朽木灯檠般的棺榇，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没有听说过这样屈辱的事情；然而臣子在君主死后，竟把子虚乌有的荣耀加到他身上。这又是立誓于天地之间的志士所要扼腕长叹的事情，有识之士也由此知道宋朝最终不能与敌抗衡。从前元遗山编纂诗集，也把它作为编修史书、搜集逸事、备作参照考核的材料。像石湖诗中的这件事，也没有被考异之书遗漏。我谨把这些写下来，放在您的座右。

译与杭堇浦论《金史》第二帖。宇文虚中在《宋史》《金史》中都有传，但《金史》只说他倚仗才华而傲视他人，辱骂金国人为粗野鲁莽之人，于是诸位权贵长期不能平息愤怒，诬陷他谋反。有关官吏审问后找不到罪状，便搜罗他的家中图书，硬说是谋反的证据。宇文虚中引高士谈作证，有关官吏连高士谈也杀了。这样看来，宇文虚中原本并没有谋反。那么临安为什么还要给他赠恤呢？《宋史》说，他已经成为金国的国师，因此得以知道东南士人都因陷身北方而愤恨，便暗中以信义同他们结交。金人没有察觉，秦桧听说后憎恶此事，派他的家属到北方去。不久宇文虚中被诬陷，全家百口同日被烧死。这只隐约说出宇文虚中没有忘记故国，却始终没有详细说明他为什么死。后来读《周益公平园集》，其中说宇文虚中的忠谋义气，应该享受平国君的封号，只是上天不帮助他，于是到地下去同庾珉、王隽相会；又说苏武在海上牧羊，借鸿雁脚上系帛书得以归来。宇文虚中确实有这样的书信却不能归来，于是我很怀疑《宋史》《金史》都没有凭据。后来广泛考察《建炎杂记》《三朝北盟会编》《金国南迁录》和《北窗炙輠》等书，才知道宇文虚中想趁皇统六年熙宗举行郊祀之日，联结敢死之士，挟持渊圣皇帝返回南方。当时金人正感念秦桧誓书中有“不轻易宰相”的话，而秦桧也把宇文虚中的事情揭发出来以报答金人。宇文虚中知道事情泄露，立即率领所属部众先行发动，但没有成功，最终死去，这就是《中州集》所说的“谋划带兵南奔”。李大谅《征蒙记》说，宇文虚中联结内外官员七十多人，准备以他们为万户，这是司寇惟可告发的。这样看来，宇文虚中虽然身陷异域，但报国的诚心明亮如丹；他不惜屈身来图谋成事，志向固然可悲，而功业也几乎成功，应当同姜伯约列为一等。史臣却把这些全部隐瞒而不记载，实在冤屈。我读宇文虚中刚被扣留时所作的三首长诗，感情和言辞悲壮凄恻，大概多次表达了对西河之馆、北海之羊的思念，最后达到怒目欲裂、胸膛欲穿的程度，归结为以死相决。后来金人遣他南归，宇文虚中以奉命祈请为名来到南方；但两位皇帝没有归还，他不能独自返回，于是突然写作《圣德神功碑》。宇文虚中的才华，本来就自以为足以把完颜氏君臣玩弄于股掌之间。等到金人要求他的家属北上，宇文虚中暗中让王伦上奏请求不要发遣，而秦桧却派私人程迈催促发遣。宇文虚中的儿子师援竭力请求留下，未获允许；这样看来，他父子的感情也可以原谅。此前吕颐浩请求督师，也正是因为宇文虚中的密奏。等到阴谋尚未在和龙发动，蜡丸密信反而在江左泄露，虞渊的太阳终于沉没而不能回来，一家人一同丧命。即使后来赐给他庙宇、改换庙名，命官员赐给他姓氏，想借此遥慰孤魂，又有什么用呢？不过，我曾经反复读宇文虚中的事情，也不能把责任全归于奸臣。史书说韦太后归来时，渊圣皇帝躺在车前哭着说：“回来告诉九哥，我能得到太乙宫使的官职就够了，其他的我不敢奢望。”太后答应了他。到了临安，才知道朝廷的议论，于是不敢再转述渊圣皇帝在车前说的话。自从苗刘之乱以后，士兵动辄以渊圣为借口，高宗开始害怕渊圣归来或许会有动摇人心的祸患；所以王敬所说秦桧只是拿渊圣来胁迫高宗、从而定下和议，并不算过分。宇文虚中死后又过了六年，才派巫伋去请求迎回渊圣。海陵王也说不知道归来后如何安置，巫伋便唯唯诺诺地退下，不再请求。这说明渊圣最终死在北方，正是高宗的心意。那个自称“一德格天”的人，大概也窥探到了我朝君主的隐秘意图，因有所依恃而这样做；同时又借此巩固自己在北方的宠信，使和议不再受到阻碍，以免成为我朝的祸患。这样看来，宇文虚中区区的忠诚，即使说他不懂得权谋，也可以吧？史书又说，金人废黜刘豫后，准备在南京立渊圣为帝，恰好因为和议达成而停止。鄂武穆王却曾上奏说，金人将派渊圣的小皇子来统治河南一带；当时中原百姓伸长脖子盼望故国，金人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却肯把土地交给已经死去的灰烬吗？大概金人故意这样说，是为了胁迫临安，使南宋急于求和。古代君子不把自己置于不可预测的境地，以图求非分的功劳。以宇文虚中的苦衷，他活着时被洪皓、朱弁鄙视，死后又同王伦合传；一次行动失败，像瓦片一样破裂，却没有办法为自己申辩，实在令人流泪。高士谈是武烈王的后裔，也是宇文虚中的同谋。《宋史》《金史》荒疏鄙陋到了极点，像宇文虚中受到恤典这件事，在绍兴末年本来出于太学生程宏图的奏疏，史书也没有记载。您如果能替他洗清沉积的冤屈，就是旧史的功臣了。宇文虚中的儿子师援在宋朝做官，官至显谟阁待制；而朱熹说他入金后曾统帅河南，所以宇文虚中想依靠他来成事。这件事在其他书中没有可以证明的材料，希望您也一并留心考察。与杭堇浦论《金史》第四帖（第三帖已经收入内集）。

译《侍郎齐乘》中有许多不可信的地方。书中说济南府鹊山有刘豫墓，墓中生出蝎子；您想把这件事引入《刘豫传》作注，这是妄语。我以前经过鹊山时，也曾访求神鳣的旧址，希望寻找白龙遗留下来的胡须，或许可以稍微补充《曹王别集》的旧闻，使它同枭鸣、龙啸等事互相疏证，但茫然无所得。我原以为是陵谷变迁，所以无法查问。后来把刘豫的事迹同杨尧弼所作《豫传》相互对照，都没有这句话；再从史实详细考察，才发觉这是诬妄。当宋朝任命刘豫镇守济南时，山东群盗蜂起，刘豫想改换到江南的一个郡，朝廷执意不答应，他愤愤离去。这年冬天，他便杀死守将关胜，向挞懒投降。大概就是建炎二年。金人调任刘豫知东平，令他统辖河南、陕西全境，却留下他的儿子刘麟镇守济南。过了两年，金人才册立刘豫为帝，定都大名。不久又把东平升为东京，迁刘豫到那里，并把济南升为兴平军。刘麟以节度使兼判府事，这是天会八年的事；刘豫已经建元阜昌，定都汴京，刘麟也入朝为相，免去节度使之职。刘豫让他的弟弟重新担任知府事。又过了一年，刘豫失去帝位，被迁往临潢。麟又出任兴平镇镇守，改任上京路转运使。这就是刘氏父子兄弟在齐地活动的始末了。既然如此，麟曾两次任职济南，前后历经多年；而刘豫在任不过数月，怎么会有墓在鹊山呢？他迁往临潢以后，即使想把遗骨送回阜城，恐怕也未必办得到，何况远至历下呢？况且刘豫因为不愿留在济南，才投降金国，难道还会留恋鹊山秋色，把这里看作自己的桐乡吗？假如说这是麟的墓，误传成了刘豫的墓，那么麟死于任上时也在上京。总之，鹊山并不是他的归葬之地。这样微不足道的蛙声，哪里能攀附蝎子的尾巴来延续它的毒害呢？大概也是因为乡野农夫的传闻，才把它写在简册上。齐州本是山明水秀的地方，莲湖绵延十里，曾经被松寿玷污，难道还忍心让鹊山之灵也一同承受这种羖【原字疑误】之冤屈吗？姑且写下这些，供人一笑。〇与杭堇浦讨论《金史》第五帖 昨天读到您所作的《河渠志》注释，其中引用《齐乘》，认为大清河是古代的济水，小清河是刘豫主持疏导的。这种说法近人都沿袭了下来。不过我曾听阁征君百诗说，并不是这样。考察《水经注》《元和郡国志》《太平寰宇记》，济水在最南面，漯水居中，黄河在最北面。如今小清河所流经的地方，从历城以东，经过章邱、邹平、长山、新城、高苑、博兴、乐安等县，都是古代济水流经的地方。大清河所流经的地方，只有从历城以上到东阿，才是古济水的河道；而从历城向东北流，经由济阳、齐东、青城等县的，则都是古代漯水的河道。蒲台以北，才是古代黄河流经的地方。大概唐宋时期，大河流经漯水河道；后来大清河兼行黄河、漯水的河道，而小清河则截取了济水的旧河道。《齐乘》的说法，大概是考察得不够仔细。如今《一统志》把大清河的上游说成古济水，这一点是对的；但又说小清河就是古代的泺水，这似乎是不满足于《齐乘》的错误而稍作改变，但同样不对。从汉代到唐代，只称为济水；杜佑《通典》才开始出现“清河”这个名称。南渡以后才开始区分大清河和小清河，而泺水这个名称与济水一同见于《左传》。如今小清河的河道，属于济水的旧河道，并不是泺水。（蒋本没有“今小清河”以下三句，注说：以下缺文。） ○移明史馆帖第一

译横云山人撰写《明艺文志稿》，专门收录有明一代的书籍，体例简洁，似乎很令人喜爱。然而古人编纂艺文志，必定综合汇集历代所有的书，不以重复繁冗为嫌，大概是因为从中可以看出古今四部书籍的存亡情况。班固在《春秋》各传中，连邹氏传因没有传师、夹氏传因没有书，都还登载在册，是因为怜惜古学失传。师旷六篇，显然是后人托名伪作，也不敢轻易删去存疑的部分。正因为如此，颜师古在《汉书·艺文志》下注明王子邕《家语》不是旧本；欧阳修说《水经》是郭璞所作，也并不避讳与《隋书·经籍志》的记载不同。汉代《艺文志》所收的书，到隋代已经散失一半；《隋书·经籍志》所收的书，到唐代又散失一半。书卷数如果与前代书志相比而减少，就可以知道书籍有所残缺；如果比前志增多，也未必就是伪书，但可以由此知道书籍曾被删改，已经失真。汉代以《七略》为依据，隋代以《七志》《七录》为依据，唐代以《开元书目》为依据，宋代以《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为依据。天下图书典籍如此繁多，难道没有流散在山林草野之间的书，反而一定要以内府收藏的书来核对吗？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伪作。世道衰落以后人心败坏，即使是从事文章著述的人，也都想着舞文弄诈来震动一时。汉代的百两《尚书》、宋代的《三坟》，在前代已经不少，到了明代尤其严重。前辈议论《明文渊阁书目》没有详载撰写者的姓氏，也没有详载卷数，这种荒疏简略本来确实无可推辞。然而正嘉年间，有人伪造《正始石经》，声称是从宫中秘藏中得到的，却不知道这部书并不见于书目；它的荒谬既然立即暴露，那么即使书目本身简略，也仍然可以珍视了。又如崔氏《十六国春秋》，晁公武没有见过，马端临《文献通考》已经删去了它的书目，但明代中叶有人搜集编成一书，出自秀水项氏，这也不能不详细考察。常熟钱尚书说，内府还藏有吴谢承的《后汉书》；他的朋友曾裔说，自己后来见过这部书，已经被德清方少师取走了。这话我不敢相信。阎征君却说曾在太原见过，是明代永乐年间的刻本；这件事或许有可能，但必定是伪书。萧山毛检讨所引用的《经典释文》，都说是旧本，却又不知道是谁家收藏的。姚江黄征君有宋代薛居正的《五代史》，后来不慎毁于火灾；近人有人谎称此书还在，等到详细追问，便无从回答了。随着年代推移，赝本乘机出现，考证的文献不足，征引的献证不足，后世没有见识的人一定会彼此惊叹，认为那是羽陵、酉阳所藏的珍本。对于这件事，我有所忧虑，却不知道自己是否只是杞人忧天，所以私下认为，前代史书的体例中有不合宜的地方，就是这一点。何况宋代以后，艺文志的材料并没有残缺。刘宋时代关于符瑞等篇章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周、汉；杨隋时代关于食货等篇章的著述，也旁及梁、陈。古人宏大高雅、不同凡俗的才士，大多以记述旧闻、补充逸事为崇尚。如今暂且不谈唐宋以前的书，单说完颜、蒙古两朝，登载于天禄阁、收入石渠阁的书籍不知有多少；如果弃置不录，难道不被各史家讥笑吗？不过，考察《明史·艺文原志》，它出自黄征君俞邵之手，虽然改变了旧史的体例，但对于辽、金、元各朝的卷帙，仍仿照宋、隋二志的体例，把有关书籍附列在后面；南宋书籍中未被载入史志的，也一一列出。横云山人又把这些删去了，于是更加简略。如今文渊阁前后所编的书目都还存在，应该加以疏通、考证、纠正谬误、补充遗漏，这本来就是执掌史笔者的责任。秣陵焦氏所编的书，原本是为编纂国史而作，但他的序言说要把大内藏书归入四部，实际上却与三馆书目完全不相符合，而且错乱极多，不能采用。文渊阁没有而见于各家书目的书，应该附录在后面。这在前代史书的各志中本来就有成例。例如汉、唐二志，对于凡是内府原本收藏却不能收入正史的书，或者原本没有而后来增入的书，都一一在下面注明，以表示谨慎。假如像横云山人那样编写，这些体例和原则就全都破坏殆尽了。班固以后，论述艺文最好的莫过于《隋书·经籍志》和欧阳修的《新唐书·艺文志》，唐志也很好；杂乱无章的，没有比宋志更严重的了。超越唐宋而与汉、隋相当，这就要靠史局诸公来完成了。〇移明史馆帖第二

译艺文志不应只收本朝的书，希望您不要认为我的话荒谬；不过即使只谈本朝的书，也需要花费大量考证工作。《新唐书·艺文志》对于前代已经有的书，一概不再多说，只因为已有汉、隋两代的书志可供依据；对于唐代三朝的图书典籍，则一定略述其大意，而对于官修书籍记载更为完备，凡是撰述、复核、删改、订正的人，都详细记载。因此，对于永徽礼，它记载许敬宗、李义府擅自删去国恤礼仪的错误，以此感叹大臣不学无术是典礼无所依据的根源；对于开元礼，它记载张说不敢轻易改动《礼记》的议论，以此赞美他保存古制的功劳；对于《则天实录》，详细写明是刘知几、吴竞重新修订的，从而可以知道直笔之史得以保存的原因；对于《六典》，据实说是李林甫上奏的，而《会要》却说是张九龄所作，大概是因为厌恶小人的名声，所以删去了李林甫的名字。这些都与一代的大事有关，并不只是为了显示博学广闻。至于别集之下，即使是凭明经科及第的人和幕府中的小官，也旁及博学之士、德行之士，都详细说明他们的乡里，记载他们的事迹，使后世读这些书的人有所依据，以补充列传中没有记载的内容。至于丹阳的十八位诗人，连同姓名载在包融名下的末尾，仿佛附传；记载邱为居丧，可以看出当时州牧太守惠养老臣的礼制；记载滕珦请求退休，可以看出当时官员发给凭券、让他们还乡的礼制。典章制度和遗文，借此得以流传不坠，这难道只是书目而已吗？有明一代的艺文极其繁多，然而太祖实录已经被杨士奇删改，失去了事实；后来编纂书传会选时，因为其中有殉难于建文帝之事的臣子姓名，便全部删去，可见文献不足以凭信到这种程度。冯涿州再次任相时，奋笔改写熹宗实录；而刘若愚《酌中志》或许删去了“黑头爰立伎俩”一卷，为此加以讳饰，可见篇章次第也不足以凭信。这些都是编纂本朝艺文志时应该严格核查的。前代儒者的著作不完备，有人看见偷抄旧书而把它编成《大全》；《通鉴》尚未编成完整书稿，便仓促根据所见续写《纲目》。大略举出这些事例，足以看出当时儒臣的概况。《蒙存》《浅达》实际上是讲章的源头，并不是经学注解。《小山集》《天台集》等兼及经学文章，也不再是《文苑英华》所收的旧体作品了。这又是风气流变，不能不加以辨别说明。有的人担心这样会过于繁琐，却不知道只要依照《唐书·艺文志》的体例，本来就不会像马端临《文献通考》那样篇幅充塞、连篇累牍。又有人担心民间孤本不能收入正史，然而考察《唐书·艺文志》，熊执易所著《化统西川》一书，节度使武元衡想把它抄录进献却没有成功的书，也收录在其中。由此可知，凡是经过核查而没有伪误的书，都不妨著录。只是采集的材料既然很多，就应该防止疏漏，例如《汉书·艺文志》中庄悤奇、严助的驳文就是如此。既要广泛搜集，又不能让它遗漏和讹误，以免成为后人的讥刺攻击，这样才差不多可以了。〇移明史馆帖第三 史书是否设置表，历代不必相互沿袭，应当根据当时实际需要来编写。例如东汉的宦者侯表、唐代的方镇年表、辽代的外戚世表，这些都是历代所没有的，但本朝史书却不可缺少。至于属国表，世人多认为契丹起于幽云之地，统领各藩，所以特意详细编写，似乎是历代都没有必要；却不知道古今都应该有这种表。因为属国对于中国的重要性非常大。它们的兴废、传袭等细碎事迹，虽然可以从列传中考查，但眉目不清楚，非表不能显现；其中有相互推移、从旁显示的关系，更必定要从表中才能看出。请以往事为准：汉武帝谋求打通西域，以截断匈奴的右臂，于是有了攻伐夜郎、昆明的战争。后来三十六国已经归附漠北，匈奴遂渐渐衰弱。然而到了新莽时期，匈奴中兴，西域又被阻隔；班定远两次取得成功，正赶上两位单于争乱，匈奴不能与汉朝争夺西顾西域的形势。哪里知道西域平定以后东胡强盛，乌丸、鲜卑于是发展到虎视袁绍、曹操之间，举足便可以左右中原，成为决定轻重的力量。因此匈奴内迁，鲜卑北据，两者都成为六朝的祸患。唐朝的军威所以能够远及百济、渤海，是因为突厥已经灭亡。开元末年，吐蕃、回纥在西北强盛，南诏【原文作“蒙诏”，疑为讹字】在西南强盛；安禄山、史思明之乱，颇多依仗西北两方蕃族共同仇敌的力量。然而从此以后，它们就成为国家的祸患，凤翔、泾原一带的军队年年防秋，没有一年安宁。南诏虽然有时抗拒命令，却并不太成为中原的忧患；到了大中以后，河湟地区反而重新归入职方管辖，最终却因交战酿成庞勋、黄巢之祸，灭亡唐室的反而是南诏。身处百代之后，拿着遗文残简来观察往事，在纷乱错杂的原委中寻找蛛丝马迹，正是为了求得纲要。如果得到一张表来标举这些关系，那么展开书卷，历历在目了。有明一代，起初王保保尚未平定，朝廷多次劳师出塞；后来又有榆木川之丧、土木之狩、阳和之困，皇帝日夜忧劳、不遑安食的事情接连不断。朝鲜改换国姓，交趾屡次失守，倭人侵入内地，这些都是东南地区的大事，应当特别记载。云南、广东沦亡后有人逃往缅甸，闽地、瓯地失陷后有人逃往东宁；拿它们同延禧年间以后、经历大石残破疆土的情形相比，大致相同。日本向安南请求出兵、借道，向高丽求援，以及与回纥通使的行动，也无不十分相似。这些都应当依照《辽史》属国表的体例附录。至于其他荒远的国家，自三保太监下西洋以后，多有使者到来【原文“多有至者不”疑有脱误】。只记载它们入贡的日期，也本来不必过于详细。况且有明的疆界中，有已经取得却又放弃的地方，是朵颜三卫；有自行放弃而留下祸患的地方，是受降城的遗址；有一度开放而又废弃的地方，是东江四岛。朝廷筹划庙算、边疆防务，都可以概括在表中，难道只是为了夸耀王会的浮文吗？辽、金三史，世人多把它们列入“自郐以下无讥”的范围，哪里知道其中的体例本来就有可以采纳之处？只听任耳朵而丢弃眼睛，难道不可惜吗！〇移明史馆帖第四

译《辽史》除了属国表以外，又有部族表：列诸国，是为了说明其大体；列诸部，是为了说明其细小。大小虽然不同，但只要选取与一代大事有关的内容，就是我所说的“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来编写”。西南地区的黎、犵狑、猺、獞、獠等族，以及大昆、小叟等部落，随地势险要之处聚集成群，大概也是四方边裔中尚未形成国家的部族。然而南中各郡拒不服命，诸葛亮就不敢北伐；山越成为阻碍，孙吴也因此日夜忧劳。洗夫人历代建立保障地方的功劳，彭士然也曾在十国时期仗节守义，不能因为他们势力小就忽略。考察前代史书，多把他们附入四裔传中，大概是因为同类相从。有明沿袭蒙古制度，设置宣慰、安抚、招讨、长官四司，起初都隶属验封司，由布政使统领；后来有一半归武选，由都指挥使主持，大概取文武互相维持的意思。三百年来，史册所记载的洞主、酋长之事，已经颇与诸国相等。事情起于麓川之役，后来逐渐接连发生，甚至劳烦枢辅，杀害抚镇，窥伺省会而造成震动，使半壁江山的八百、老挝竟然断绝朝贡；播州、水西勉强将其攻克，由此可知三宣六慰的抚驭是多么艰难。等到国运寄托在蜗角般的微末局面上，鲁阳公挥戈又能维持多久呢？黔国世代镇守之地的灭亡，是由于安定州的叛乱；缅甸援军断绝，是由于孟定的离叛。有明末年，宗庙社稷覆灭，没有一次不与土司有所牵连。其中为勤王而殉节的，如秦良玉、龙在田一类，也有很多，都是前代史书很少听闻的。秀水朱竹垞检讨认为这些事与明朝有关的很多，于是请求另作土司传，不再把他们附在外国传的末尾；他说他们虽然不完全属于中国，但已经接受羁縻，所以应该把他们引入较近的类别。土官之间蛮、触式的争斗，大多起因于世袭，或者有关官员失去了治理的方法，于是酿成祸端。前代史书说，蜀中土司有事多主张剿灭，黔中土司有事多主张安抚；封疆官员的议论多偏向蜀地，朝廷的议论多偏向黔地。这又是根据各地军力强弱、当时财赋丰歉而作出的选择。推及西南各省，大致都可以看出来。因此我想仿照《辽史》部族表的体例，另立一表，取前人所著《西南土司簿录》等书作为稿本；有些书虽然始末简略，但只要把它们具列在表中，不必另立传，也足以成为全史删去芜杂文字的一部分。考察《唐书》对于羁縻州的处理，因为这些地方屡经丧乱，虽然不能记载得很详细，也把它们附入地理志，于是事情的始末便完整了。这样看来，设置土司表即使稍微详尽一些，也是可以的。〇移明史馆帖第五 《宋史》把道学与儒林分列，临川礼部若士认为不对。本朝修撰《明史》时，黄征君梨洲写信给史局，再次申述这一观点，朱检讨竹垞于是把两者合并，可以说这是不可改变的正确见解。只是隐逸一传，历代从来没有人指出它的错误。我年轻时读《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向长、禽庆的话，喜爱他们的高洁，以为他们是高飞远去、独立不群的孤凤。后来考察他们的逸事，才知道他们都是不肯在新莽朝廷做官而逃避的人，这才明白他们所说的“富不如贫，贵不如贱”，大概都寄托着长久离去的意愿，并不是遗世独立一流的人。范晔不明白其中的意义，于是把他们与逢萌一同归入逸民。此后作史的人，凡是遇到陶潜、周续之、宗炳这类人，都依照这个例子，却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假如这些君子生逢太平盛世，本来不会甘心在土屋绳床中终老；可是当沧海扬尘、新王改换法度时，他们独自穿着麻衣、脚穿草鞋，惶惶然藏身草野之间，那么西台的血，为什么不能与苌弘之血同样碧绿？在白石边晒干头发的吟咏，为什么不能与伯夷、叔齐采薇的悲歌同样哀伤？如果一定要用一死一生把他们分成两类，那就是评论人物和时代的人没有眼光。况且士人报国，本来各有自己的限度，从来不能一概要求他们以死来报国。东涧汤氏说，陶渊明不侍奉异代的节操，与张良五代相韩的义行相同；他既没有采取狙击秦始皇那样震动天下的行动，又没有汉高祖这样可以托付来实现志向的人，所以常常把情怀寄托在首阳山、易水之间，这样才可以深切悲叹他的遭遇。这才是真正善于说明陶渊明内心的人。假如说不杀身就不能谈忠诚，那么伯夷、叔齐、商容也还要有可惭愧的地方了。大概是不知道，对一个人应当听他的言论；那些抗节不仕的人，即使忧虑谗言、害怕讥刺，谨慎小心而不敢自行了断，但郁结凄楚的心情却有不能自已的时候。至于寄托于一丘一壑，把心志寄托在蛊卦上九爻的人，他们的精神本来怡然自得，所以言辞自然旷达；这不过是山泽中的瘦士，哪里可以与前者相提并论呢？《唐书》把甄济、司空图列入卓行，大概是因为宋景文这样有学问的人还拘泥于旧例，才会如此。谯玄、李业被归入独行，也是范晔《后汉书》的错误，后世不必把它当作准则。卓行传并不是不好，只是这两位并非元德秀、阳城一类人物，类比人物本来各有相应的类别。只有《宋史·忠义传序》说：“世道变乱而相继沦陷，隐藏踪迹、逃遁深处，能够守持贞节、保全自己的初心，这还算是其次；应当按类别附列。” 这真是发明了前人没有发明的道理。然而列传十卷，仍然只涉及死于败军、仗节守义的诸位君子，从未记载谢翱、郑思肖一个字；像靖康时期的褚承亮，发誓不仕金国，却只列在隐逸传中，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欧阳修只按死节、死事立传，所以不能包括活着的人。如果一概按照忠义的标准来论，那么凡是不侍奉两个朝代的人，都是忠义之士。前辈万季野处士曾编纂《宋季忠义录》，附入《遗民录》四卷，评论者都认为很好。由此想到，兴朝顺应天命兴起，故国社稷成为废墟，而一两个吞声忍辱、丧失官职的人，记甲子、哭庚申，表彰独行，吟咏老妇，如汪沨、徐枋这一类人，不能说他们像阳春时节的松柏，与岁寒没有关系。幸逢如今这样的时代，可以不避讳地阐明幽微、表彰隐逸，正是盛事；却让他们苦心孤节而不能在史册中显现。更严重的是，像刘遗民、孙合，竟被史臣遗漏，这是后死者的惭愧。希望广泛考察忠义、卓行、隐逸各类人物，把他们归入恰当的类别；愿意进献我的浅见，请您指教，幸甚！幸甚！〇移明史馆帖第六

译忠义列传，应当把抗节不仕的人列在后面，这一点我本来已经说过了。最近偶然与客人谈论此事，灵寿傅氏的《明书》说，其中还有一种体例值得采纳。自从断代作史以来，从来没有把因前朝而死难的大臣列入改姓易代后的史书，只有《晋书》从嵇康开始这样做。深宁认为，嵇中散按义理不肯仕晋，甘愿以身殉节；假如《晋书》为他立传，反而是中散的耻辱。这句话足以扶持天地间的正气。编纂《宋史》的人对此有所见，于是援引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唐六臣传》的体例，反过来加以运用，在末尾作《周三臣传》一卷，以彰明那些睁眼旁观的人的气节。这大概是欧阳修、揭傒斯一类人善于安排体例，所以虽然立了传，却不能用深宁的议论来加以责难。《元史》对于殉难臣僚已经专门立传，数量很多，可以免受“原父第二等文字”的讥诮。至于元顺帝退位以后仍然仗节守义的人，还有很多；史稿成于洪武初年，遗漏而没有记录。如扩廓不应与张、李合传，陈友定不应与张、陈合传，这些还算是较为明显的。至于伯颜子中拒绝服从命令，是太祖想招致他却没有成功的人；戴良被囚禁，是太祖想夺取其志而不能的人。蔡子英逃入荒野，是太祖想挽留他却不敢强迫的人。王冕因兵乱死于永福山，道士因割颈死于叶兰，以不接受荐举而死于原吉，并制作墓志铭等待死亡。铁崖书写李黼的榜进士，以此寄托心志；李一初为《青阳集》作序，遗憾自己不能发挥一方屏障的作用；丁鹤年对宣光、纶旅的期望，直到死也没有衰减。淮东张士诚灭亡以后，张宪改名换姓，在僧寺中做佣工；总之，他们都不是明朝臣子。太祖正处于战乱初起、政局草创之时，却能够把扶持名分大义放在心上。看到扩廓坚守节操，便赞叹不止，认为他是天下少有的奇男子。太祖这番伟大的言论，培育了一代忠臣义士的恩泽；后来壬午年宫廷祸难中群臣相继被杀，甘心接受十族株连和瓜蔓式抄捕，以至甲申年失守之后，在残山剩水之间拥奉南明四藩而始终不改，都是由这一句话启发的。既然如此，把元朝遗臣列入《明史》，也是太祖所允许的。傅氏的书浅陋，不为著述家所称许；他补写元臣的部分也不完备，但就他的见识来说，却是好的。○移广东志局论佟督不应立传帖。我在一统志局中看到《广东通志草本》，其中把本朝大臣首先列出佟督养甲，认为他是为国死难的人，却不知道依据的是哪部书。养甲原本是投降明朝后才死的，即使他的投降出于胁迫而非本心，但大节已经毁坏，把他列入死事之臣，难道不感到惭愧吗？清军大举南下时，养甲以重臣身份统领军队，却让降将李成栋作为先锋，摧毁敌锋、开拓土地的事情全由成栋完成，养甲只是拱手接受成果而已。等到奏报功劳时，养甲任总督，成栋仍以总兵加都督衔，穿着军服入见，才开始按公礼相见。成栋心中不满，因此所夺取的印信不下五十方，却独自藏起总制印，不交给养甲。当时广东还没有平定，南明旧臣纷纷起兵，陈阁部子壮、张尚书家玉、陈给事邦产，以及霍师连、韩如璜等人，进退相继。成栋仍然替养甲尽力，但所希望的升迁始终没有得到，于是秘密同布政使袁彭年谋反。正好赣州因被围困告急，养甲命成栋前往救援，拨给军饷八万；袁彭年故意说数额不足，拖延不发。成栋招集花山群盗，大批来到，广州城郭的城门白天也关闭了。成栋欺骗养甲说：“赣州早晚会灭亡，而我们这里的土寇又如此猖獗，五岭还保得住吗？他们对外声称只是要恢复故国，何不暂且权宜答应他们，慢慢整顿军队，谋划剿灭盗寇呢？”养甲本来就是庸人，兵权全掌握在成栋手里；他虽然心知此事不可行，却无可奈何。群盗接受指使，纵火焚烧郊野，呼喊声震动天地。养甲不得已出示安民告示，但只写着甲子榜。告示一下，成栋便公开宣称：“总督已经投降了！”随即拿出所藏的总制印，奉永历年号，上表南宁。养甲仓皇退位，前往南宁；朝廷加授成栋大将军、惠国公，养甲为兵部尚书、襄平伯，百官迁往肇庆，养甲也于是接受了官职。这就是他投降的始末。此前陈阁部子壮死后，养甲把他碎尸，将尸骨抛在城外四郊。议论者认为，子壮是前朝大臣，起兵也是各自为自己的君主，养甲杀了他就够了，却施以极刑，已经过分残忍；而且尸骨不全，实在过于残酷。到了这时，子壮被追赠太师、番禺侯，谥号文忠，朝廷便派养甲去担任谕祭使。养甲惭愧得想死，遗臣又时时侮辱他，于是秘密派人北上递送表章，想要自行归顺清朝，却被巡逻者捕获；朝廷命他到兴陵祭祀，兴陵就是桂端王的墓。成栋的儿子元胤带兵在江中擒获养甲，将他处以磔刑。这就是他因不能安心于投降而最终被杀的始末。作为镇守一方的大臣，智慧不足以洞察奸谋，才能不足以应对变故，气节又不足以面对危难，只能厚着脸皮接受襄平伯的封号，最后首鼠两端、不能坚持到底而死，这又有什么益处呢？我平日所听说的情况就是这样，谨把它质询于志局诸公；如果并非妄言，希望您删削此传。《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三 鄞县全祖望绍衣 简帖（三） ○与陈时夏外翰讨论《通鉴》前后君主年号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