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八鄞全祖望绍衣

译四明山有二百八十峰，各自占据一方。东面七十峰连接宁波鄞县、慈县的境界，西面七十峰连接绍兴姚县、虞县的境界，南面七十峰连接宁绍之间的奉化县、嵊县境界，北面七十峰也是姚县、慈县的境界。而杖锡山位于四明山中心，居中运转群山。不过，所谓二百八十峰的山脉分支，有的相连，有的中断，有的蔓延，有的飞越，纷繁变化，无法穷究。即使古人编写图经，也不能完全明白。我认为阴阳运行，凝聚而成为山，融化而成为水，本来就是同一股气。水的源头一定本于山；山势的尽头，就寄托在水中。所以大禹还没有疏导水道时，先疏导山脉。如今就按照观察山脉的方法来观察水流，那么山水的界限又怎么能逃避显现呢？以东四明的七十峰来说，正脉属于鄞县，支脉属于慈县。鄞县的山脉又分为两支：在江的西南面的是正脉，在江的东南面的是支脉。大江横贯其中，是群山水流汇泄的所在。西南的山脉又分为两支：从杖锡到它山的是正脉，旁出而抵达大雷山的是支脉，水道也随着山脉分开。它山的水，源头从上虞县斤岭发出，经过小岭、上庄、龚村，成为一支；另一支从上庄南面分水岭流出，到芦栖坑；还有一支从分水岭以南流出，经过杖锡、杜岙、郑岩。郑岩的水向东流，与芦栖坑的水汇合后到达大皎；龚村的水流到小皎，分流到鲸鱼山前再汇合。于是到达蜜岩，经过樟村，又是一支；从杖锡南面流出天井，其中一支流出灌顶，都到平水上下汇合。这就是所谓的大溪。又向东流到它山。之所以称为它山，是因为水的北面全是山，水的南面却没有山；到了它山，忽然耸起一座小峰与之相对，所以可以在这里设置堰坝。再向东经过洞桥，汇合响岩诸峰的水流进入桓溪，成为前港。还未到洞桥，水流从凤山旁边分流进入仲夏，汇合石臼诸峰的水成为后港。两港的水在沙渚汇合，又流十里与镜川、戚浦诸水汇合，在栎社放流，直抵长春门，蓄积成为日月双湖。大雷山的水，一支从凤岙流出，另一支从林村稍向东流出，经过望春、白鹤诸山脚下。最初有广德湖蓄水，广德湖废弃后，便汇合两道水流，直抵望京门进入月湖，与它山的水相会。它山的水势盛大时，城外有行春、乌金、积渎三座碶闸泄水；江水和大雷山的水势盛大时，城外有保丰碶闸泄水。过去在它山还没有修堰的时候，溪流分流泄入江中，江潮便深入内地，长春门外两岸五十多里的田地都无法耕种。而望京门外的田地，依靠广德湖才得到灌溉，仍然担心桓溪前后两港的水向西冲击。因此设置仲夏堰来作为两股水流的分界。它山堰建成后，洞桥以东成为塘河，清水深深，十分澄澈。不久，广德湖也被堵塞成为田地，大雷山的水横向流来，不必等到进入城中，便与它山的水汇合。大概它从仲夏斜向流来，第一次在沙渚汇合，第二次在镜川汇合，第三次在栎社汇合。仲夏堰因此毁坏。水流进入长春门后，城外的余波还在崇法寺冈与西来的水相会。这说明它山水系的全部形势，实际上是汇合大雷山的水一起流动；没有被完全收纳的水，才沿着白鹤诸山流出，汇合凤岙、林村的水流，形成望京门的渠道。有人怀疑它山在四明群峰中并不高大，不知道万山的水依赖这座看似微小的山来安定水势，因此它的地位是尊贵的。大雷山本来是它山的旁支，当然应当朝宗于它山，不应落后（黄南山佥事认为鄞县的山脉从锡山发出，到桃源，接着到崇法寺冈，进入南门，经过镇明岭，直抵侯涛山而止。考察宋元人的记载，都没有这种说法；况且锡山在它山以西、大雷山以东，那里的山冈丘陵左盘右绕，好像是两山的媒介，而水势也彼此呼应，并不能独自形成岩壑。怎么能擅自占有一城的山脉呢？自南山以来的人都遵守这种说法，我私下认为不对，所以特意详细说明）东南面的山脉也分为两支，太白山是正脉，大梅山是支脉，水道也随之分开。太白山的水从大函、同谷、玉几、育王诸山流下，成为宝幢河；又从三溪流下，在东吴汇合，成为东吴河；从黄瓦溪流下，在小白汇合，成为小白河；这些水都到大函山下汇合宝幢河，逆江东诸碶闸而进入江中。而育王山的背面，是镇海三河经过的山脉，那里没有比太白山更高的山。大梅山的水汇合横溪七十二条水流，蓄积成为东钱湖；溪水逆流经过湖上的各座堰坝，也从江东诸碶闸流入江中。这一带群山交错，以金峨山作为屏案；它的背面连接奉化县境，旁支从大嵩山伸展到海岸而止（《丹山图咏》不知道太白诸山也属于东面七十峰，只收录大梅山，所谓挂一漏十。这就是鄞城的地势。大概城外以江为屏障，形成天然险阻，而杖锡诸山如龙飞凤舞般的山脉，汇聚于城中的双湖。所以江东两道的山脉，只足以作为外部屏卫，但仍担心城中的地气闭塞，于是引双湖之水，从三喉流出以疏通它。这种建置的精巧，是古代鄮城所不能相比的。从大隐山往下，则属于慈溪县，不过只是东四明山十二座山峰的分支，而车厩诸峰则从北面汇流而来。○小江湖强堰记

译它山堰截断江流，作为辅助设施，功效没有超过陈府君所建的回沙闸的。看王宁轩《四明志》中所陈述的三条策略，沙患竟然也如此严重吗！近来西岸的沙子不太造成祸患了，有人认为这是明代沈县令增高堰址的功劳；虽不一定完全如此，但随水流而来的沙子确实少了，所以也没有人追究回沙闸的过失。岸谷会发生变迁，不能用固定的常规来责问。总之，陈府君的苦心不可磨灭。堰南还有一处名为龙舌的地方，旧志却都没有记载。我曾考察它的形制，大概是水中天然形成的小洲，再用石头加以护持，雄伟坚固，斜斜地挡住水势。居民认为堰水之所以能有一定分流规律：干旱时七分流入湖中，三分流入江中；水涝时七分流入江中，三分流入湖中，全都依赖这里，大概真有神奇的作用。近来石块崩坏，堰水不论旱涝，流入江中的多，流入湖中的少。我只是怀疑王元恭修撰《至正志》时，对于小江湖上碶闸堤坝一类的设施，大概再三加以留意，唯独这里没有记载。他们称作“龙舌”，只是因为当地人取其形状而命名，那么它不见于志书，实在很可疑。等到读魏吉州岘《它山水利备览》，其中说：“堰南有一座小岛，屹然立在洪流之中，具有防御水势的作用，人们称它为强堰。” 我才恍然说道：“大概就是所谓的龙舌了。”所谓强堰，是说它本来不是堰，却像堰一样。但据吉州的话，强堰出于天然，并没有施加人工。如今加上石块，不知始于什么时候。万山之水奔涌而来，忽然有东西横在水流冲击之处，即使再坚强也不能不毁坏，所以石工必不可停止。何况它处在回沙闸的上游，也能对水势起到遏制作用。这样好的方法和苦心，而最初做这件事的人却无从知道，我对此十分遗憾。大概应当出现在至正以后，所以王氏的志书没有记载。如今参考旧闻，仍标明“强堰”之名来取代“龙舌”，并为它作记。根据近来观察水道的情况，回沙闸还可以暂缓，强堰却更加重要。现在虽然多有崩坏，但堰址还没有完全毁塌，赶快修复它，还来得及。再拖延就会更加困难了。我们乡里的民生全系于江湖中各处陂塘的功用，有司看着它们废坏却不加治理，为什么古今人的贤能与否竟相差到这种地步呢！○高尚泽钓台记 唐代贺秘书的故居在我鄞县城南的马湖，所以那里叫贺家湾，有一座池塘叫洗马，是因为秘书的族祖贺德仁而得名。离马湖不到几里路就是响岩，秘书的别墅在那里，那个水泽叫高尚，大概取自唐明皇御赐诗句。水泽上有秘书的钓台。城南的山水，都属于东四明一带山势水势的汇聚之处，没有不奇秀的。到了响岩，更加清丽高远；蕙江九曲，清澄碧绿，一望无际。江边石壁横立如屏，风从水北吹来发出声响，水南也回应它，嘹亮得像石钟。天空空阔淡远，时时可见空中景象仿佛佛影。岩下有洞，是槎头鳊聚集的地方，渔人终年捕取也不会穷尽，大概就是《文选》中所说的丙穴。江东出产鳊鱼之多，没有超过浦阳的，但味道远不如这里，差了好几倍。岩上有数万竿篔筜，遮天蔽日，常有云气护卫。又有成群的鸬鹚，千百成群，在水洲间来往。北岩则有频伽在其间飞鸣，这就是钓台的大致景象。当年秘书驾风乘仙履，早晨游览剡曲，晚上住宿石梁，浙东的洞天都成为他啸傲游赏的地方，这座台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游憩之处罢了。然而这里的景色却如此绝美。环绕钓台左右居住的是葛氏，是我朋友巽亭祖先的住宅。山中再没有别的姓氏人家。巽亭对他们的家谱有所怀疑，说远祖中有一位做太尉的，确实曾和秘书一起居住在这里，但为什么旧志没有记载呢？我考察葛氏原籍是润州丹阳，他们迁居鄞地始于宋庆历年间；受赠都官郎中的葛旺，实际上是从处州丽水来的，因此有太尉的说法是不对的。都官是鄞江先生的高足弟子，以学问广博著称，隐居不出，所以后世便把高尚泽称为高尚宅，归属于葛氏。都官的儿子度支，以及度支的儿子主簿，都由荆公为他们作过墓志；世代的德行如此，为什么还要远远地说成太尉，重蹈沈约、魏收的错误呢？巽亭说：“是的，我本来就怀疑这件事，听了你的话更加相信了。”我曾游览桐庐江，纵览严公东西二台，那里的地势十分空旷，山高水长，使人产生“一丝九鼎”的感慨。然而这座台的秀美，自有无法遮掩之处。如今葛氏把它收藏在笔床茶灶之间，是多么幸运啊！于是我告诉巽亭，让他修复旧址，在台下另建三间祠堂，祭祀贺秘书，并以都官配享。我将抛开人间俗事，来做祠堂下的掌故之史，看看山、看看竹子，天天吟诗，在佛影之中饿了就吃青鳊鱼充饥，这即使万户侯也不换。○紫清观莲花塘记

译宋代尚书丰清敏公的故居在桓溪，显贵以后住在月湖，而他的园林在城西。清敏死后，人们修建紫清观来奉祀他。元代丰氏迁往别处，这块地方被别人侵占。布政公在明正统年间从定海回到鄞地，找不到自己的故居，卜问此事得到“丰”卦，因它与自己的姓相合而感到欣喜。第二天，他在城西访得紫清观，于是恢复了祖先的产业。这件事很奇异。昆山叶文庄公在《水东日记》中登载此事，历数传学士、考功父子中兴家业的盛况。考功晚年因为放纵不羁而败坏家业，家势从此日渐衰落。建昌虽以甲第继承，却不能振兴。于是丰氏便衰败了，紫清观的情况也无人过问。此观本来靠近城郭，环绕观址三里都是曲折的水塘，妙莲遍布水中，在四明首屈一指，大概仍是丰氏遗物。唉！人心畏惧暑热，水面摇动着清风；清敏之所以能折服大奸，是因为他以咏莲诗著名，那么这些莲花也就关系到元祐党人的逸事，大概可以与指佞草相比。清敏又曾经任领乡郡（黄佥事、杨教授都说清敏曾知明州，但《宋史》没有记载，大概出自丰氏家谱。不过按理说应当是“任领乡郡”），这就是他的甘棠。七百年以来，景物长久如新，经过这座塘的人，仿佛仍能感受到那种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风范。园林虽然已经消失，那个人却仿佛仍在。古人足以使莲花增重的，是茂叔的学统和清敏的风骨。茂叔的出处行藏，和清敏所处的时代并不相同。因此茂叔寄托于莲花的言辞浑厚含蓄，而清敏则刚正直率。他们所谓“出淤泥而不染”的志向相同，品行清洁、芳香远播也相同。清敏之后，成为我们乡里四大姓中的领袖，名望德行接连不断。监仓、太平二公的忠节，吏部父子的讲学，以及定城的吏治，到了明代又有布政、学士二公的直谏，都不愧为花中君子。清敏留下的恩泽深远啊。如今丰氏子孙寥落衰败，大概也是极盛之后难以为继吧？荒郊斜日，使游人更加感慨。然而清敏的莲花，不只是他的子孙所应当爱护珍惜的。应当以理义作为雨露，以名节作为风霜。瞻仰旧日德行，来此的人一定会肃然端容。○董孝子墓柱记 《舆地碑目》引《祥符图经》说：德安军孝感县以北一百三十里，是晋代孝子董黯的家乡。因此后魏大统十六年改名为董城，并有墓碑。然而如今慈溪也有董孝子的墓，徐浩所书的碑刻还保存着，应当考察。按我们乡里的孝子是汉代人的事迹，见于《会稽典录》；而出生在德安的则是晋代人。古今人物同姓名的很多，同姓名而且事迹相同的，只有这两位孝子。但汉代有两个王商，都是外戚，因此同姓名又同官职；有两个京房，都是经学家，因此同姓名又同业，而且还生活在同时代。如今两位孝子相隔遥远，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唯独古今孝子也很多，偏偏只有这两位：一位以董命名乡里，一位以董命名城池；一位以“慈”命名溪流、县名，一位以“孝”命名县名。世间还有没有这样完全相同的事情？这就是董氏的一段佳话。于是我为题写这座墓柱上的石头。至于孝子的墓在鄞而不在慈溪，徐浩的碑在庙中而不在墓旁，《图经》的记载有错误，大概是没有来得及详细考察罢了。又按《陈思宝刻丛编》说：德安的董城是董永，因此另行记下，以备考证。○真隐观洞天古迹记 四明旧志，从张津到杨实，都写得过于简略，一切古迹都有缺漏而不完备。我曾想补写成辑录，但像浮萍断梗一样奔走南北，没有闲暇去做。有人问史忠定真隐观洞天的胜景，于是我整理旧闻来回答。史氏的先世本来居住在月湖边，忠定的曾祖史冀公是明州的属吏，侍奉母亲极为孝顺，曾经花钱置办器具，划船游览湖中。但长官是个俗人，听说他没有禀告自己，便恼怒并加以打击。冀公因此郁闷而死；他的夫人叶氏，就是守节训子的那个人（见忠定为五世祖所作的招魂词中）。忠定任翰林学士时，曾自署“鄮峰真隐”，宋高宗于是亲笔书写赐给他。不久他入朝为相，请求退闲，宋孝宗问：“师相的真隐之区已经建成了吗？”他回答：“还没有。”孝宗说：“那么朕应当成全师相的志愿。”于是赐给他月湖竹洲的一曲，并诏令临安府用万金营治。观将要落成时，光宗还是太子，亲笔大书“四明洞天”四字赠给他。在此以前，忠定曾登四明山，进入雪窦，从杖锡出来，寻找所谓洞天的旧址却没有找到。到这时，他借着光宗的题字，累石造山，引泉为池，取皮日休、陆龟蒙《四明九咏》中所写的亭榭、动植物等形貌，仿佛其形而建造出来。于是观中便有了四明窗、鹿亭、樊榭、过云、南北潺湲洞、青棂、鞠侯等景胜。左边建宝奎阁，用来收藏两宫的御书；又建祠堂祭祀四明山王，并供奉谢高士遗像；又在湖中制造划船，重现竞渡的旧事；又划出观址右边的地方建精舍，让沈端宪公居住。湖上以“洞天”命名，便从这里开始。当时忠定凭借甘盘旧学而退职家居，官员车马接连而来，观中的林泉极盛。忠定非常喜爱这里。他召集工匠时有上梁文，迎接四明山王栗主和高士像时有奉安文，落成时有铭，制造划船时有致语，他在诗余中为观所作的作品有几十首。陆放翁来访，作《四明洞天》诗，忠定作诗唱和。他与郑郎中等人两次写九题诗，都是观中的九个题目，而不是真正描写四明山中的景色。楼攻媿诗说：“相家小有四明山”，指的就是洞天。后来忠定的次子忠宣在观西的衮绣坊修建住宅，长孙子仁在观东的碧沚修建住宅，文靖也在观音寺旧址建造别业，都得到宁宗赐予的御书。湖上的胜景于是全都归于史氏。大概史氏自嘉定以后不被清流名士所接纳，但忠宣、子仁却如鸡群中的鹤，能够守住忠定的家法，不因宗衮而损害自己的生平。慈湖、絜斋诸公来往不断，又加上端宪的精舍，因此洞天更加增色。整个宋代末期，这里都是游人的胜地。元代，忠定的后裔朝甫想修复这座观，许清容为他写募捐疏文。不久这里最终成为道院，后来改为晏公庙，又改为尚书陆公祠。先宫詹购买这块地方时说，我的力量哪里能和忠定相比，但修复南雷九题，或许还可以相近。等到平淡斋刚刚建成，他便去世了，洞天的遗迹从此无人过问。○重修三江亭记

译我们乡里的水总共有三条：从剡中流下来的，是奉化江的源头；从杖锡诸峰流下来的，是鄞江的源头；从蜀冈流下来的，是慈溪江的源头。三条水在城东会合后流入大海，所以称为三江之口。过去有一座亭子，宋建炎年间的兵火使它不复存在。绍兴年间，集英潘公良贵另行建造了它，亲自作记，又作诗，说它完全具备三江的胜景，坐在这里可以俯视并向各处拱手致意，即使有美堂也比不上。想让游人评定二者高下，鄞地的荐绅先生汪思温、蒋璇、薛朋龟等人都跟着作诗唱和。后来石湖来任太守，也时常陪魏文节公游览这里。集英终身不赞成议和，晚年被秦氏投闲置散，秦氏派人来表达意思，他也不答应。他是宋孝宗思陵侍从中的老前辈，也是横浦最为敬服的人。他任守我们乡里，正值恢复安定、聚集民众之时，百姓遭受创伤尚未恢复，哪里只是夸耀游观的快乐，大概也是想使劫后灰烬中的人们稍稍振作精神。因此，‘斩鲸辽海，击楫中流’，以及郑若谷的和诗，都足以使人知道潘公的志向。可惜他刚过一年便离去，没有完全发挥作用。然而史书称集英在朝也不过八十多天，那么他在我们乡里任职一年，大概已经算很久了。城东这样的胜地，又加上大贤亲自营建，难道可以听任它的风流绝迹吗？因此重修它并作记。唉！有美堂位于交通四通八达之处，游人经过的很多，所以它的名声长久流传。这座亭子远在海边，来此的游人很少，终于不能同有美堂争胜。我因此感叹，山林中寂寞的士人，终究容易屈服于都市中的人啊。○重修众乐亭记 宋嘉祐年间，钱集贤公辅来任明州太守，在西湖建造众乐亭，左右用长廊夹护，清澄的水波映着碧瓦，像排列的锦绣。不久他入直集贤院，绘制图画记载胜景。丹阳邵安简公为它作记，司马温文正公、王荆公等人都为它作诗。我们乡里湖上的旧迹，能够在诸位宿老的文集中见到的，大概就是从这座亭子开始。后来它多次倾圮，又多次修复，但已经迁到旧亭的西面，不再是从前位于中央、夏屋式宏伟的建筑了。明万历年间，最终被驿吏占据，先宫詹清才使它恢复。近来又毁坏了，我从京师回来，草草改建，以保存前人的遗迹。湖上的诸位先生于是让我的作记。宋代国势隆盛，没有超过仁宗、英宗时期的。当时朝廷有贤能的大臣，所以各地的牧守县令也多能得到人才，政事通达，民众和乐，美好的风气广泛流行。集贤在我们乡里，更是一时的声望人物。在此以前，湖水已经很久无人治理，集贤仿照杭州西湖，把淤泥全都淘出，便用这些土筑成堤，湖边环绕种植花木，这就是所说的偃月堤。众乐亭在堤的南面，实际是远远面对着堤。如今堤虽然不存，幸而亭子还没有毁坏。集贤是安定先生的弟子，与范尧夫、孙莘老齐名，学问有根本，所以诸公唱和的诗，不只是留连景物、夸耀一时的盛况，多半还足以阐发集贤的志向。温公的诗说：“如果使君只顾独自享乐，百姓一定会深深皱眉。”陈汝羲的诗说：“墨迹写下新近名人的聚会吗？不要因为使百姓快乐，就废弃使百姓勤劳的根本。”冯浩的诗说：“不要让一个人忧愁，要使四时都和谐兴盛。”吴正宪的诗说：“把我所见的事情一张张写给您，不知众人共同享乐是否确实如此。”这些诗尤其可以看出古代良友之间规劝告诫的情谊，也实在担心集贤的政绩稍有未达到理想，或许不如诗中所说。集贤的政绩已经很美好了，而诸公仍然这样劝诫。唉，这难道是近世人所能达到的吗？集贤留下的爱民之政，治理湖水这一项只是小事。然而即便从小事说，也确实是水利所必需的。因此安简公推究到集贤为民忧患的根本，来表达他的快乐。不能忧虑百姓所忧虑的事，又哪里能使百姓享受他们的快乐呢？后世的牧守县令，只因把值得忧虑的事情置之度外，所以不过是自行寻求快乐罢了。集贤的亭子被茂草覆盖，也是理所当然的。安简公的碑已经不存在，诸公的诗刻也被侵蚀了一半，我都另外磨治石碑重新刻下，并把我的记附在后面。○是亦楼记 袁正献公世代居住在城南，他的讲堂就是所谓城南书院。讲堂旁边有一座小楼，以“是亦”命名，也是正献游息、登临远眺的地方。深宁居士记述正献的话说：“这些小事，只是因为不够高大罢了，这也是楼。不限于这座楼，把它推及山石花木、衣服饮食、货物钱财和仆役差役，没有一件不是如此。再推而广之，我自从取得出仕资格以来的仕宦心情，也都可以把这座楼作为观照，说：‘只是不够显贵罢了，这也是做官。’大凡身外之物，都可以少求而容易满足；只有人的自身与天地并立，它的广大和高明本来就是我所具有的，应当早晚磨炼自己，不容有丝毫懈怠。如果安于流俗而说：‘这也不过是个人罢了’，那是我不敢做的。”这大概就是正献为楼命名的意思。我曾说，圣贤的学问总不容许苟且的说法，所以不但不能苟且偷生，也不能苟且求死；不但不能苟且取得，也不能苟且给予。苟且求生、苟且求取，这样的人本来就是庸俗低下的材料，即使想替他振作懦弱，也做不到，这正是流俗之人的作为。苟且求死、苟且给予，则本来有求异于流俗的心，却不知道这种急于求功、急于求名的见解，君子是以为可耻的。真正有一种不妨苟且的地方，那只有居住和日常生活之间，这就是孔子称许卫国荆氏善于居室的原因。正献为楼命名，大概只是继承这个意思罢了。从来文章家叙写园林楼榭的胜景，不过是留连景物，夸张它位置营造的精巧，从没有把儒林中的格言放进去的。因此对于正献的楼，我特意详细记述他的话，以表明这座楼的存在，正是先贤学统寄托之处。正献去世，已经五百多年了。城南的高门宅第都被夷为农夫的庐舍，我在历经劫难之后，重新寻找书院的遗址并把它发掘出来，于是连同寻找楼址，也把它发掘出来。那些学习儒学、经过这里的人，回去后反省自己的内心，仿佛能听到正献勤勉不懈的教诲在耳边；借此除去只求安逸、只求温饱的念头，转而追求达到圣人的境界。如果不能做到这些，就不是正献的期望。○懒堂记

译鄞西湖十洲的尽头，有舒中丞信道的懒堂。中丞原籍慈水，取得出仕资格后居住在鄞县城南行春碶旁。各地舒氏都是他的后代，而城中的舒氏则是明嘉靖年间的长史舒缨。杲堂先生编纂《甬上前辈诗》时，不知此事而遗漏了它。懒堂在锦里桥南面，居民称它为“岙底”，因为它处在岛屿的尽头。它实际上与楼楚公的昼锦堂、紫翠亭、墨庄遥遥相对，直到今天居民还称那里为“舒官人巷”。中丞游天童时作诗说：“昨夜长须从城里回来，报告说湖上秋风已经到来。醉园雨过后站台清冷，篱笆根下白菊眼看就要开放。忽然看见江头江月明白，纷纷的笑语传到城东街陌。一尊北酒，一盘棋，还没有到懒堂，仍然还是客人。”题写十洲松岛的诗说：“岁暮有谁和我共同寂寞？水西有我的读书堂。”都指的是这里。王庭秀游西湖诗说：“谁把水仙的境地，姑且借给诗人的游踪。低声吟咏向着清幽的原野，鏖战之后得到闲适放旷。于是使湖上的景色更加绝美，神宇王问候懒堂，居住在松竹之间欣喜无恙。”这里的景物受到人们追慕，竟到了这样的程度。志书都没有记载，难道不是遗漏吗？中丞是楼正议公的高足弟子，本来属于正统的学问，只因依附荆公，便与吕、蔡成为一流，竭力与苏轼为难，实在可惜。当时句余一带的人物，如丰清敏、周南雄、陈文介、蒋金紫寄公、陈忠肃、晁景迂，大概是一个时代最盛的阵容。唯独中丞与他们志趣不同，最终也没有能够登上两府，这才知道追逐权势并没有益处。我们鄞地不把中丞列为前辈，连他的旧迹也很少有人称道，难道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吗？虽如此，中丞的文采却无法遮掩，所以周南雄曾与他相互酬答，编有《舒周唱和集》，陈忠肃也参加过十洲之会。凡是我们鄞地的胜地，大多因中丞的诗而著名，尤其是湖上景物，他的诗几乎总能统摄其中。这就是我反复眷恋、不能停止记述的原因。我家在十洲的烟屿，离懒堂最近，虽然竹石都已不存，但每次经过那里，我未曾不喜爱它的清明幽瑟，常常徘徊很久。懒堂的后人中，有干道八年进士舒烈，曾受业于沈签判公权，学习程氏之学。○水云亭记 鄞西湖的柳汀，在宋嘉祐年间，钱集贤公辅开始在湖中央建造众乐亭，左右用三十间长廊夹护。南渡以后，莫尚书又准备在亭南建逸老堂，不久魏王恺来到，又在亭北建涵虚馆，于是成为十洲中最美的景色。嘉定以后，居民都称那里为湖亭。元人取其地作为驿站，于是逸老堂成为南馆，涵虚馆成为北馆。叛臣王积翁一伙人在那里建祠享祀，湖上的风流景致也就全没有了。方氏占据此地后，庆元幕僚刘仁本、邱楠都是儒者，才重新加以点缀，又在东面重建逸老堂，在西面重建众乐亭。明初，把南馆并入北馆，将逸老堂和亭子一起迁到西面，把东面改作花圃。虽然不能恢复柳汀的旧貌，但景象渐渐振作起来。先宫詹居住在湖上，重修众乐亭，在驿馆后面察看地势，便利用魏王当日的遗址建造四宜楼，一眼望去，苍茫的湖光全都收入衣襟袖口之间。它的北面与碧沚庵遥遥相对，楼前伸入水中二十多丈，距离庵也有二十多丈，那里有水云亭空立在湖心。要到这座亭子，必须乘船靠近。经过的人都赞赏它构造奇特，而它所占据的地势更是极尽日景斗枢之胜；不只是景物足以动人心魄，真正懂得它的人尤其少。我们乡里城中的水，都从小江湖流来，经过长春门汇入西湖；而从大雷分出的支流，则从望京门流入。用“一行山河两戒”的说法考察，这大概也是四明山西南两地山脉的联络。小江湖上的群山，与大雷诸山的山脉分路向下，气势雄伟绵延，直入城中。在城外的部分，便在长春门、望京门之间会合，就是丰氏紫清观一带。流入城中的水，正好在柳汀北面会合，所以气象格外显得空蒙浩渺，清明无际。这座亭子恰好处在这里，左右顾盼便能把全景收入眼中。一丈见方的地方，仿佛洞天东路的七十座山峰都在眼前。我曾说，李太守镇护明州山水，世人都知道这是收拾城南岩壑的枢纽，却不知道这座亭子的选址大概也有深意。难道只是为了夸耀澄澈湖水的美景，放纵词客游赏吗？我听说宫詹建造这座亭子时，监牧诸公都和荐绅先生一同来游，环绕在亭下停船，摆列酒具茶具，欢宴聚会，大概有钱集贤遗留下来的风气。一百年来，湖上游人的踪迹寂静稀少，亭子也一天比一天破旧。王忠烈公题写的“印月”二字匾额，如今也不存在了。唉！哪里知道前人经营此处时的艰辛呢？因此记下这些。（当时陆氏也在岸西修建了会泉亭，但那里的景致不如湖中。） ○胡梅涧藏书窖记

译南湖的袁学士桥是清容的故居，东轩有一座石窖。我经过那里，感叹说：“这就是梅涧藏书的地方啊。”宋朝灭亡后，四方遗老中有许多人避居庆元，天台三位宿儒也在其中。一位是舒阆风岳祥，一位是【原文缺名】先生，一位是刘正仲庄孙。他们寄居袁氏家中时，奉化戴户部剡源也在他们中间。阆风和正仲留下的和诗最多，而梅涧独自注释《通鉴》。考察梅涧注《通鉴》的经过，共有三十年。他自己记述说：“宝祐丙辰年考中进士后，就开始从事这部书，扩充注释九十七卷，通论十篇。”咸淳庚午年，他从淮河沿岸回到杭州，都延平廖公见到这部书，认为很好，礼聘各家学者，使他把书传授给自己的子弟，并让他撰写校勘《通鉴》的凡例。廖公把他推荐给贾相。德祐乙亥年，他随军在江上，所进言的事情总是不被采用。不久军队溃败，他从小路徒步回乡。丙子年，他到浙东新昌避难，老师带着家属跟随他逃难，却丢失了这部书。战乱平定后回到家中，又买到别的版本，重新作注，终于完成。乙酉年冬天，才终于编成全书。丙戌年，开始撰写释文、辨正错误。梅涧在甲申年到鄞地，清容说他每天亲手抄写、校定注本。己丑年盗寇兴起，他把书藏在地窖中，因此得以保存。当时深宁王公正在撰写《通鉴答问》和《通鉴地理释》，也居住在南湖，而清容是他的弟子。但我怀疑梅涧这部书从未同深宁商讨过，其中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难道是深宁正闭门不出，而梅涧也没有拿去向他请教吗？总之，梅涧这部书成于湖上，藏于湖上，足以给荷池竹墅之间增添一件掌故；又使这片带水之地汇聚了两位宿儒的史学。薪火相传而没有中断，这是湖上后辈应当自我勉励的。先生所著《江东十鉴》《四城赋》，清容把它们比作贾谊、张衡的作品，后世已经无法看到。但这部书却是他一生精力倾注之作。他最初出仕时，曾任慈溪县尉，被郡守厉文翁弹劾罢职。失去官职以后，他长期居住在鄞地，喜爱甬上的风土人情，打算选择此处定居。当时正仲也想留在甬上，但都没有实现。可是先生的孙子世佐最终承继了遗志，来这里选择居住，因此这座窖不能只看作寄公留下的踪迹。○九灵先生山房记 姚水以东、慈水以西，有一座蜀山。这里兼有明州、越地的胜景。山的左边有永乐寺，九灵先生曾寄居在这里。九灵原本是浦江人，是柳文肃的高足弟子。明军平定浙东后，九灵到吴中避难，依附张氏很久。后来带着家人渡海到胶州，想投奔扩廓军中，却没有到达，于是又在昌乐避难很久。再渡海到宁地，决定隐居在这里。起初选择在定海居住，接着选择在东湖居住，不久又选择在花墅湖居住。后来便留在寺中，当时已经是洪武六年了。又过了十年，他被征召。太祖想授给他官职，九灵不肯，违逆圣旨而被下狱。第二年突然死去，钱尚书受之认为他是自杀。有人说：九灵最初在家乡居住时，明军进入金华，大帅曾把九灵带去见太祖，两人一起谈论夺取天下的谋略，很合太祖的心意。但后来九灵回到淮地，张淮张氏灭亡，才改名换姓为方云林，避难到寺中。天下平定后，有使者到宁地，经过他的寺院，见到九灵而感到惊异。回朝后便把他改换的姓名上报，推荐征召他。九灵到京后，太祖仍认出他是九灵，想重用他。正好有人诬陷他，于是只授任工部主事。九灵心中不乐意，逃走了。太祖大力搜捕，捉到他后下狱，用铁制刑具穿过他颈项下的骨头，最终把他的尸体火化，享年六十七岁。如今他的文集附录中有一篇祭云林文（这种说法见于黄存吾《闲中录》）。据我考察，如果九灵曾在金华刚刚平定之日见过太祖，又曾奏对而合乎圣意，那么当时太祖正在广泛访求人才，不应再听任九灵回去。即使太祖没有特别留意九灵，潜溪诸公已经在太祖幕府中侍奉，也不应再听任九灵回去。何况九灵对于麦秀黍离、残山剩水之事如此眷恋，他必定不肯轻易出仕，这是很明白的。九灵不肯向异代屈身，那么即使重用他，他也一定不会接受。假使他肯出来，工部主事的任命也未必会逃避。这只是世俗流传的诬蔑善人的说法，轻视九灵而不足以说明当时的实情，不必深究辨析，自然就明白了。九灵因为不肯屈身而被拘系，但他的死因并不十分清楚。假如是自杀，固然可以算作元朝的殉节者；即使说是因病困死，也同样可以算作元朝的殉节者。九灵的大节不一定确实出于自杀，但总可以相信他是忠于元朝的。因此，这座山房虽小，却足以使永乐寺增重，也足以使我们乡里增重。我每次经过这里，总要徘徊一整天，不忍离去，不只是因为蜀山的胜景。唉！自古以来的丧乱时期，人才的盛况没有超过南宋末年。不必说那些身居军师、国邑要职的人，即使下层官吏和布衣百姓，也都能磨炼自己，保持不仕二姓的气节；然而这正是宋人三百年来尊重贤才、培养士人的报应。元朝立国时间很短，没有听说有什么崇尚儒学的政治，而它灭亡时，《一行传》中的人物却接连不断地出现，这难道是元朝自身有什么力量造成的吗？还是宋人的遗风善俗，历经五代仍未断绝，因而替天地扶持了元气呢？九灵喜爱这座寺的胜景，想永久保持自己采薇采蕨的气节，却没能做到；哪里知道这座寺的不朽，正是因为九灵呢？至于九灵的别字为云林，见于《乌春草集》，但他从未改姓。○海巢记

译元朝残余的遗民中，以文坛巨子身份而不肯屈节的，大概有很多；但作为我们乡里的寄公，有三个人：九灵戴先生良玉、笥张先生宪，以及丁先生鹤年。戴先生寄居慈水，张先生寄居鄞地，丁先生选择在定海居住，他的住宅在浃口，就是所谓海巢。鹤年来到这里，是因为他的堂兄吉谟雅丁任定海官职，于是从武昌徒步奉养老母而来。海上的战乱还没有平定，鹤年辗转迁徙于岛上，没有固定的住所。等到灾难稍稍平息，才在浃口筑成海巢，可以说已经困穷到极点了。然而他在宣光年间的声望，直到老年也没有衰减，是多么壮盛啊！鹤年不在朝廷任职，也不参加宴饮，难道他没有寄托故国故君的深情吗？何况他又出自西域，并没有中原华族名门的背景，却想凭借藜床皂帽来支撑一个时代的星火，他也真是超出世俗的豪杰。桐江一丝可以扶助汉室九鼎，那么浃口的海巢，难道不是残元七庙所系托的地方吗？明朝大局平定后，鹤年更加困穷，但他的操守也更加坚贞；即使是一箪粥一碗饭的需要，他也不曾无故接受，冬衣短薄，连小腿都遮不住。唉！陶渊明虽然高尚，却还没有拒绝檀道济、王弘的馈赠，评论他的人也不敢因此立即贬低陶渊明。评论一个人，应当着眼于他的大节；鹤年这种坚守不屈的操行，比陶渊明还要超过。我要到浃口，寻得海巢经过那里，只见惊涛落日，仿佛听到悲咽的声音。即使在荒芜残败之后，仍然令人感慨万端。梨洲黄氏评论宋、元两个末世的人物，认为他们都是天地间的元气，只不过一种像阳气被阴气阻遏而不能出来，发出的声音是雷；一种像阴气被阳气阻遏而不能进入，发出的声音是风。白石晞发的吟咏，是阳气，被元朝强行压制，愤懑充盈却没有办法发泄。不到百年，高皇帝发出迅雷般的力量，丁、戴诸公的吟咏，是阴气，受到明朝盛阳的压迫，所以不能成为雷，只能像蛊卦之风，不久便消散。这也只是梨洲结合自身身世而立论。君臣之义，哪里能逃离天地之间？这种耿耿不散的气节，谁是阳，谁是阴？它们激愤怒张、充塞四方，都足以成为雷；它们哀鸣凄切、悲怆惨痛，也都足以成为风，不能分开来看。至于鹤年的诗，和马伯庸、萨天锡、余廷心处在相抗相当的地位，前辈们表彰他的文字已经很多，那还只是次要的事情。○方国珍府第记 方国珍在浙东作乱，占据庆元、台州、温州，并兼有绍兴、曹江以东的地区，以通明坝为地界。他施用刑罚十分严厉，触犯他法令的人就用竹笼装起来，投入江中。明太祖招降他，方国珍约定投降却不奉正朔，始终徘徊观望，保持两面态度。等到汤信公率军渡江，方国珍逃入海中，不久又自行归降。太祖不追究以前的事情，赏赐给他千步廊、百间房屋。但方国珍的儿子亚关过去曾在金陵做人质，方国珍的儿子建议应当在沿海筑城来防御倭寇。太祖下诏让汤信公施行，于是开始修筑定海等地的十一座城。定海城设为卫，以大嵩、穿山、霩{雨衢}翁山四城隶属于它；观海城设为卫，以龙山城隶属于它；昌国城设为卫，以石浦、钱仓、爵溪三城隶属于它。这些都采用了亚关的建议。国珍父子在元末群雄中首先作乱，像鼠窃一样割据了十八年，真人出现后，微小的火焰便熄灭了。他们的罪过十分重大，但我们乡里的藩篱得以坚固，确实也是他们父子首先创设的，不能说毫无功劳。我们乡里的府城，因为元初毁坏天下城池而损坏，虽然由纳麟主持修筑，却也是到了方氏时才完全修好。不然，嘉靖以后王直、徐海之乱所造成的荼毒，就会更加无法形容了。国珍所居住的地方，就是元代的都元帅府（宋代是庆元府治，元人开始改作都府治，把总管府迁到东边）。归附以后，改为宁波卫；又扩建都府后面作为内衙，有甬道通向前面。归附以后，改为安远驿；又取其右侧建园。归附以后，改为提举司；又在谯楼西面设置万户府。归附以后，改为镇抚司的监狱。国珍有三个弟弟，一个是右丞国璋，一个是参政国瑛，一个是行枢密国珉。因此在鉴桥另建两座府第，让国璋居住。归附以后，改为汤信公署，不久赐给万指挥锺，后来成为屠侍郎的宅第。又在问俗坊建三座府第，让国瑛居住，位于史越王府第宸奎阁的右边，就是世人所称的史府菜园。归附以后赐给李指挥龄。太祖命詹孟举题写“武镇坊”，以此表彰，后来成为张方伯的宅第。又在五台寺东南建四座府第，让国珉居住；归附以后也收归官府，后来成为黄佥事的宅第。改朝换代以来，宁波卫已经改为巡道治所，所谓驿、司、狱也都废弃了。只有鉴桥的屠侍郎宅第还存在，张氏仍共同传称其中的花厅。唉！都府在宋代极为盛大，有名为“四明”的窗，有名为“桃源”的洞，有名为“百花”的台，有名为“丛碧”的轩，都是吴履斋诸公饮酒赋诗的地方。哪里料到它一变而成为沧海桑田般的遗址呢？然而，隗嚣的旧宫还能见于杜工部的诗中，王恽也曾吟咏刘豫的书舍，那么，即使是这样渺小微薄的陈迹，也未尝不能保存下来，作为方志史乘的助益。明初群雄割据，只有国珍得以善终。归附以后，他有一个女儿嫁给沐黔公的儿子，住在云南。凡是鄞人做官在云南的，如应布政、履平这些人，这个女儿都厚待乡里情谊，来往如同亲戚。那么，方氏当年窃据此地，难道就是所谓“盗贼也有道义”吗？他的同族子弟不能收敛约束，最终使宗族覆亡，可悲啊。《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九　鄞人全祖望绍衣 记（四） 宋文宪公画像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