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九鄞全祖望绍衣

译野史中的荒诞说法，不能相信的实在太多。偶然读徐中行《翦胜遗闻》，其中说：“中山王徐达北征，追赶元顺帝，眼看就要追上，忽然传令班师。常遇春大怒，骑马赶回去告诉皇帝：‘徐达反了。’徐达率军回来。皇帝当时正盛怒，告诫守门的宦官说：‘徐达进来时，千万不要放他出去。’徐达进来后还没有见到皇帝，怀疑一定有变故，于是拔剑杀了守门的宦官，夺关而出。皇帝因此下令赦免他的罪，让他来拜见徐达，徐达不答应。皇帝不得已，在船中召见他。徐达说：‘徐达如果有异心，不在今天。即使在江边召集军队，也能够安抚占有江淮，只是我不愿这样做罢了。而且我不擒获元顺帝，也是经过周密筹划的。他虽然微弱，也曾经向南抵御中原；我把他擒回来，你将怎样处置他？天命在你身上，我已经知道了。只是徐达是什么人，难道敢把自己置于天命之外？’皇帝深受感动而醒悟，两人订立誓约后离去。”古代的臣子，没有听说过有能够同君主这样以“你我”相称的，何况明太祖严厉如此？斩关杀吏，这是什么话！○《甲乙倭变录》后跋 张侗《初甲乙倭变录》虽然记载的范围只到松江，但其中许多内容足以同当时督抚诸公的传记相互参证。它记载明初吴淞一带的海防，足以成为百世之后的凭案。其中所载四位辩士蒋洲、陈可愿，是我鄞县所产；华锦被派遣出使，是周述学的谋划，周述学则是越地人。他们都在浙东，三江之地本来就多奇士啊！○读《全黔纪略》李公茂屿《全黔纪略》一卷，没有丝毫自我夸耀的话，也没有把责任归咎于别人，只是对按臣史永安略有微词。可以说是君子的言论。我乡前代正直之士，在明朝末年不愧为边疆大臣的，一个是李公，一个是高公。他们守卫郧地的功劳，事情相当。李公的功劳被宦官党羽掠夺，高公则受到陈演压制，都没有得到皇上的赏赐。明朝的赏罚颠倒竟到了这种地步。○《国史唯疑》跋 晋江黄相国东厓的《国史唯疑》，黎媿曾经见过。听说有一尺多厚，周栎园答应替它刻印，却没有完成。相国去世后，黎媿到他儿子知章那里寻找，知章说经过战乱已经散失，残缺不全了。李化舒说，三山高云客抄有副本。雍正壬子年，我从同乡范太守笔山家中抄录，只有四册，大概也不是足本。○《勺中志略》后跋 我家过去收藏的《勺中志略》原稿，是刘若愚亲手抄写的，其中涂改删削很多，与近本偶尔有不同。《黑头爰立伎俩》一卷，记载冯涿州与宦官交往的事迹，比近本更加详细。我听说冯涿州再次起用后，厌恶《熹宗实录》，事情完成后就把这部书焚毁了，这就是《两朝从信录》得以补充的原因。然而冯涿州能够除去内廷的书籍，却不能杜绝名山中的收藏。姑且不论东林遗老的史笔堆积如山，即使是受过刑的若愚，他所写的著述也终究有不能被消灭的，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呢？唉！○题《东江事迹》凡是杭州人，没有不为毛文龙喊冤的；他们被乡里私情蒙蔽，见识像粗鄙的乡父一样，真可一笑。毛文龙根本没有能够牵制辽东局势的能力，只是因为鞭长莫及，便自大跋扈、恣意妄为，走上取死之道，这是很清楚的。只是袁崇焕也还没有恢复辽东的确定计划，足以使自己相信，却急忙把杀毛文龙作为第一着棋，这已经疏忽了。当时即使暂且留下毛文龙，也不妨碍恢复辽东的计划。既然已经杀了他，后来安排东江善后的计划又没有做好，以致造成日后的祸患，这就是袁崇焕不能推卸的罪责。毛文龙当初挑拨经略与巡抚之间的关系，他的罪本来就可以处死，不必等到那时；但当时杀得过于仓促，是从袁崇焕所处的形势来说的。至于将死时叩头请求免死，这正是毛文龙之所以成为毛文龙的地方。有人说，毛文龙之死是华亭陈仲醇授意钱阁学造成的，更是荒诞之说。○题《雪庐焚余》《雪庐焚余》一卷，是赵维寰所著。不足以称为史学著作，只有其中论述袁襄愍斩杀毛帅一事，比较公允。袁襄愍在地下，也应当心悦诚服。这篇文字应当采入《明史》。○《蘧编》题词 福清叶文忠公的《蘧编》，大概就是他的年谱，却足以用来考证国史。其中叙述党争之事十分详细。当时许多君子都责怪文忠，大概也是责备贤者的意思。文忠想要收取西涯的功劳却未能做到，怎么可以因此说他是阿谀依附呢？《蘧编》中极力说明魏忠节公接受吏科任命是不对的，尤其详尽。忠节如果不接受吏科的任命，就可以免遭阮大铖的毒害。这才是老成明智的话。跋《甲申十九忠臣事迹》十九忠臣中，孟公有儿子附列其中，所以成为二十人；南都又加上陈侍御纯德，便成为二十一人。世祖所赐的谥号中没有“纯德”，这其中一定另有缘故。如今《明史》仍把二十一人列入列传。我曾听黄先生说：“甲申之难时，陈侍御在被俘杀戮之列，却把他混入其中，大概是因为他没有参与此事吧？”当时天下大乱、仓促混乱，不敢马上相信一家之说而删去他，但也不能不保存这种说法。跋《明崇祯十七年进士录》

译唉！这是使有明一代的局势就此终结的科举录。高皇帝三百年鼓钟教化的恩泽，烈皇帝十七年梦卜求贤的诚意，到这里熄灭了。这一科因为边境警报阻隔，贡士中随副车进京的人不能前来，诏书特意把考试日期改到秋季中旬。众人匆忙间脱去布衣、换上官服，还没来得及在太学题名，国家已经灭亡。通州阁学由庚辰科进士第二名，未满三年便骤然升任大学士，又很快越过同僚，位居三位宰相之次。井硏阁学主持省试，大概是遭遇最为隆盛的人。鼎湖之役时，井硏已经奉赐归乡，却徘徊在宫阙之下，与通州一起匍匐到贼营，遭受杀辱。相传这一科选入翰林院，流贼秘密命令山西巨商主持。凡是想进入中秘馆的人，巨商立即招来，为他们向宦官纳贿，没有不能得到的。城池陷落后，牛金星大声说：“新进翰林尤其应该赶快报名。”众人才明白，先前来招揽他们的人原来是贼。内心有愧，外面又害怕祸患，迟疑着出去，最终全都玷污了伪朝的任命。第一甲三人暂且不论，三十六名庶常中不能免除的有三十四人。唉！这是馆阁中从未有过的耻辱。由此可知君子守持自身，必定没有靠钻营侥幸求取升进的道理。而当时贿赂请托的诡诈竟到了这种地步，也不能说不是亡国之君造成的。我曾得到一本流贼授予降臣的官职簿册，与各家野史记载颇不相同。金坛周钟因为撰写劝进表而得到检讨，是最幸运的。夷陵黄灿纳货五千而得到编修，华亭朱积因同年引见而得到检讨，西乡杨栖鹗得到直指，丰城史垂誉、沾化李呈祥都得到礼仪从事，嘉善魏学濂得到户司务，晋江杨明烺得到顺天安抚，晋江张元琳得到关门防御，遂平魏天赏得到两淮运副。东莞张家玉、大兴史可程、怀宁刘余谟、真定梁清标、安福刘肇国、山阴鲁栗、昆明龚鼎、韩城李化麟、晋江王九云、会稽王自超、新喻万发祥，都以庶常身份留在馆中，后来全都改授县令。南昌罗宪汶得到迁安，番禺刘廷琮得到内江，麻城傅学禹得到长安，杞县何胤光得到井陉，阳城白胤谦得到南郑，淄川高珩得到襄陵，掖县张端得到仁寿，项城赵颎得到大名，武陵胡统虞得到曲沃，清苑张元锡得到武功，大名成克巩得到华阴，崇德吴尔埙得到苍溪。其中只有张家玉没有入朝，被捕到后不肯拜服，在端门被捆绑了五天，获释后便投书劝说贼人，贼人又拿刀威逼他，他仍不动摇。贼人一定要授给他官职，家玉忽然用谦逊的话接受了，人人都对此怀疑，却不知道他是借此机会逃走。万发祥则装作耳聋，又毁坏自己的面容，贼人发怒，用夹棍夹他，他也逃了出去。吴尔埙假装接受将领的任命，因此得以逃脱。后来家玉在增城殉难，最为壮烈；发祥在赣关殉难；尔埙在江都殉难。他们大概是三十四人中的孤凤。魏学濂最终也死了，总算没有失节，只是已经晚了。其余的人大概全都完了。幸而没有参与其中的有两人：达州李长祥，后来辗转于军旅之间，多次被起用又多次失败，事情败露后逃走，不知最终下落，是最称得上保全名节的人；另一个也没有保全到底。至于散官，全椒吴国龙得到待诏，宜兴吴刚思得到礼仪从事，清苑王尔禄得到户从事，无锡秦汧得到礼司务，井硏胡显得到中书，常熟归起先得到西京留守经历，安邑吕崇烈得到屯田防御，鄞县徐家麟得到山东防御，泾阳武愫得到淮阴防御，安邑王道成得到青州防御，宛平杨璥得到扬州府尹，掖县姜金胤得到■州府尹，全椒吴国鼎得到济宁令，津江程玉成得到山西学正。至于像吉水锺性朴那样在途中投降的人，还不在这份名单之内。龚鼎、程源再次在滇中作乱。唉！有明朝中秘馆的礼遇高于百官，甲科进士在同辈中也最受重视；一时天下丧乱，士人失去操守，竟然纷纷到了这种地步，真可悲啊！南中的解尚书学龙再次制定六等逆案，传闻并不十分有根据，像家玉、发祥反而被错误列入其中，而得以逃脱的人又很多，后世将凭什么取信呢？我把这些详细记录下来而不加隐讳，大概是想把它作为百世的鉴戒，即使可能触犯孝子慈孙的遗恨，也不顾惜。虽然如此，不要以为这一科的人只有这些。泽州孟章明随父亲刑部侍郎孟兆祥殉于京师，清苑张罗俊与弟弟光禄卿张罗彦殉于保定，三原石昆假装疯狂而死。南中沦亡时，歙县凌駉殉于河南，孟津陈爊殉于洛阳，鄞县周志畏殉于江都，无锡龚廷祥殉于江宁，江都梁于涘殉于万安，昆山顾咸建殉于钱唐。那些起兵的人中，掖县刘允浩殉于建昌，溧阳史夏隆殉于吉安，乌程温璜殉于休宁，华亭李待问殉于华亭，嘉定黄淳耀殉于嘉定，宜兴卢象观、吴江吴易殉于太湖，长洲刘曙也因谋划起兵而死。闽中沦亡时，江都郑为虹殉于仙霞，广安欧养素、南昌熊纬殉难。汀州行营中，晋江郭符甲殉难；晋江籍而守赣、死在那里的人，有京山杨文荐、钱唐姚奇胤、南昌龚棻；休宁吴闻礼殉于永丰，南昌周定礽殉于广信。浙东沦亡时，吴江王景亮殉于三衢，海宁俞元良殉于海宁，钱唐徐复仪殉于会稽。监国鲁王进入闽地后，莆田林嵋、海宁汤棻殉于兴化，侯官林垐殉于福清，闽县林之蕃也因谋划起兵而死。粤中方面，山阳朱日升居家，因为通传表章之事泄露而死。孙贼之难中，嘉定罗国瓛殉于虔南，晋江郭承汾殉于贵阳，宜兴吴贞毓也死于孙贼之难。滇中沦亡时，广安邓思廉殉于缅甸。逃入海岛而死、始终不肯食周粟的，是慈溪冯元飂、同安沈佺期、嘉兴谭贞良。此外，云南杨永言、会稽余若水、青浦张若羲、山阴金廷诏、鄞县周齐曾、余姚李安世、遂宁吕潜、嘉善钱默、顺天李孔昭，都固守残山剩水的节操，以此终其一生。唉！看看此前四十多人、十五宗所含泪饮泣的事迹；再看看此后四十多人，也足以为死者洗雪耻辱了。跋《绥寇纪略》

译陈令升说：“梅村的《绥寇纪略》与他的文集不相类，怀疑不是梅村所作；然而除了梅村，也没有人能承担这部书。令升大概心里怀疑，却不敢明说。后来见到林太常蠒庵答复先赠公的帖子，说此书原名《鹿樵野史》，出自一位遗老之手，梅村得到后便使它流传于世。然而其中有十五处被不肖门生邹漪窜改，因此再也没有完整的版本。太常每次谈到邹漪，总是咬牙切齿，说：‘我与邹木石同谱，为什么不幸生出这样一个无赖儿子，专门替反复投降、依附贼人的张缙彦开脱？’考察邹漪所作《明季遗闻》，正是因为替缙彦开脱，曾被萧震弹劾纠察。万征君季埜则说，其中也有可以摘取采用的内容。如今看它的议论，附见在《绥寇纪略》中的部分，又很替李明睿粉饰，大力称赞他请求南迁的奏疏，说与吉水相同，几乎可以施行，只是被光时亨阻止，这也是假话。《三垣笔记》说：明睿在本朝曾替怀宗拟定谥法，随后罢官南归，又到阮大铖幕中自荐，这个人实在不值得称道。所以阎征君百诗说，邹漪一生的败坏，是因为接受了缙彦的贿赂和明睿的嘱托。” 跋《彭仲谋流寇志》前任太常林蠒庵先生说：彭仲谋的《流寇志》只是凭借邸报流传，完全没有确实依据。凡是挑起事端、养成祸乱、迁薪救火、溃痈决疽，以及督抚是否贤能、将士是否勇怯、剿抚是否适当、胜败是否合乎军纪，始末都没有考察清楚。至于叙述陷入贼中的那些人，更是以讹传讹，荒诞之处很多。例如左良玉在崇祯癸未年秋天为躲避贼人向南退，却大肆焚烧劫掠，使陪都震动。南枢部熊明遇束手无策，恰好李忠文公奉召而来，才得以权宜平定乱事。庄烈帝当面告诉他说有‘江南依赖卿才得以平定’的话，但彭氏只称颂南枢御乱的功劳，这是什么说法？蔡忠襄公任山西巡抚，流寇到达境内，他命巡按汪宗友守太原，自己带兵控制平阳。宗友自己请求脱身，便请晋王接连发檄催蔡公回平阳，于是平阳陷落。宗友反而以蔡公轻易放弃平阳弹劾他，这是山西人所不平的事；彭氏竟说蔡公不听宗友的话而失掉平阳，岂不是荒谬吗？有明朝的成例，大约皇子十岁才出封。崇祯已卯年封皇三子为定王，到甲申年已十五岁；辛巳年封皇四子为永王，到甲申年已十三岁。彭氏却说定王五岁、永王三岁，这是不知道典礼制度的缘故。河南大将陈永福曾射中流寇的眼睛，后来因孙督师战死，便与左光先一起投降贼人。贼人没有追究旧仇，永福感恩，十分卖力；彭氏却说他在战败后杀死济南府推官锺性朴。锺性朴是癸未进士，改朝换代后任山东督学，彭氏却说他殉难，于是把一个失节的人说成了为国死战的人。翰林方以智是都御史孔照的儿子，陷入贼中而不屈，后来南归。阮大铖诬陷他接受伪命，把他列入六等逆案，满朝哗然，事情才停止；彭氏却说他投降贼人，被授为庶常、户部主事。介松年与前商丘令梁以樟在松关躲避兵乱，松年病死，当时有人误传他陷入贼中，梁以樟竭力为他辨冤；彭氏却说他任给事中并投降保定，于是把无罪的人说成了从逆者。周奎投降贼人，虽然遭受拷打，却从未死去，而且在北太子一案中还参与了朝廷审讯，彭氏却说流寇责令他挑水，数日后死去。阎尔梅参与史阁部的军务，乙酉年以后因弹劾文章而被列名追捕，合肥龚鼎孳救了他，使他获免；彭氏却说他死在伪防御武愫手中，也是把活人说成死人。兵科顾鋐虽然不是殉节，但因受杖刑而死，彭氏把他列入劝进之列，竟不知道南都曾给他谥号‘节愍’。他的谥号如此。大概这部书失实之处，还难以逐一列举。太常是经历三朝的遗老，史学极其渊博，沧桑变乱中的见闻尤其是亲身经历；他辨正的地方很多。可惜他身后子孙衰微，再没有人替他搜集整理。我因读到彭氏的《流寇志》，不禁为此感慨，于是把他的遗说整理出来，写在跋尾。题《戾园疑迹》之一 凡是谈论南都事情、把王之明当作真的人，像杭州人吴农祥之类，都是如此。《甲乙纪略》尤其严重。其实王之明是伪冒的，毫无疑问；即使按照《纪略》所说，他出狱入宫以后，还派人拿着诏书封南都的狱神为王，这分明是自以为天子了。他是多么愚蠢妄诞啊！在这样的大乱之中，连符丕、刘胤这样的才干都不能有所成就，何况比他们差得多的人呢？那么，即使他不是伪冒，也一定不会成功。张怡说：‘听贼中人说，太子在通州东门外被害，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 题《戾园疑迹》之二 乙酉以后，东宫和两位王爷的踪迹杂乱出现，都是流传而没有根据的说法。南方的伪太子比较像东宫，北方的伪太子比较像永王，那个名叫一鉴的和尚比较像定王，而关于定王的说法尤其多。在王之明到来以前，已经有定王南来后被沉杀的说法，所以左良玉的檄文中说既沉其弟、又杀其兄，大概指的就是这件事。后来又有许多被称为朱三太子的，都被认为是定王，却不知道他们全都不是。有人妄说南方的伪太子是新朝派来的，用来迷惑南方，这尤其荒谬。摄政王说得好：‘太子果然是真的，不过封他为一个王罢了。’这句话可以解除天下人的愚惑。既然已经牵涉成方遂一党，怎么能不诛杀？像钱凤览这样的人，他的心意还可以原谅，只可惜他没有通达事理。题《戾园疑迹》之三 太子是假的，永王是假的，定王是假的，这些还不值得深深奇怪。若说福王也是假的，则见于《所知录》。但我看林太常《蠒庵集》，比《所知录》记得更加详细，那就更奇怪了。堂堂留都，凭史大司马的定策，而且名臣贤士林立其中，却让算命的王郎之流登上天子之位，难道不是怪事吗？于是又有假先帝、假福王之父恭王、假妃童氏，还有假太后马士英的母亲房氏。至于假齐王、假潞王的弟弟郡公、假皇姑，就不值得说了。上天降下大乱，怪异之事层出不穷，想要国家不灭亡，能做到吗？题《蝗蝻录》

译世人都说阮圆海的志向只在得到一个官职。如果当时借着边才的说法，给他一个远方的开府之职，无论是豫地还是黔地，他的志愿也就满足了，不至于像后来那样决裂。我却认为不是这样。小人的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试看看他一上来就夺取贵阳的枢要权柄，不久便觊觎内阁大学士的一个席位了。难道给他这些就能填饱他的肚子吗？如果让他做豫抚，就是引导他向北投降；让他做黔抚，也不过是使他向孙可望称臣罢了。还有谁能挽救他，使他回到正道呢？题《南都杂志》野史中妄言最多。例如说史阁部进入兴平军中，被兴平所控制；后来兴平渐渐被阁部感化，跋扈之气发生变化，于是说：阁部乔装成道士，才得以逃脱；又说仰赖靖南相助。这是多么荒诞啊！靖南本来忠诚，但他对阁部始终因为兴平之事心怀怨恨，并不很为他效力，怎么会有这种说法？题《江变纪略》巨源说袁公继咸参与了晋阳之甲，当时江左诸公都有这种说法。李映碧说：‘朝中即使万公元吉也这样说，却没有人能说明白。’如今《明史》竭力为他辨白。我看袁公是厚德之人，必定没有参与此事，只是一时被劫持，没有办法自行脱身。袁公与袁左故相友善，所以有人怀疑他。但他为什么不在左梦庚投诚时死去，那样才更加壮烈。当时江左一位督师是袁公，一位巡抚是张公亮，两人恐怕都想替何公腾蛟保全，所以隐忍等待。张公没有等到进入燕地便死了，比袁公更加清白。再跋 巨源深深讥刺姜公燕，又说他不识人而参与了此事。然而设身处地来看，姜公确实有极大的困难。当金王突然兴起，托名故国，奉戴近来的旧辅臣；如果认为可以关起门户来竭力抵抗，那么凶猛的锋势不容许姜公从容退隐，他也会立即死去。当时那样死，实在没有名义，这就是姜公不得不出仕的原因。既然已经出来，又怎么能够再回去？只有以一死来殉之罢了。儒者依据正义发表议论，责备贤者，当然不是不可以；但终究不如身处其中的人那样知道时势的艰难，不能任意行动。三跋 金王绝不是能够成就大事的人。然而假使当时赣州没有阻碍，李成栋的军队从庾关南下，直抵江边，外来的援助还没有断绝；虽然最终仍不是官军的对手，但围城也不容易立即攻下，而且还存在退路。上天特意借高进库来使他陷入困厄。由此可知，大命是有归属的啊。跋《梨洲先生行朝录》《行朝录》中《桂藩纪年》一卷，错误最多，大概是当时道路遥远，难免传闻各异。先赠公遗书中有同时诸公评论此书的帖子，不下十封，我取来按次序编排，作为跋尾。周顺德齐曾说：方公以智跟随南明逃亡于梧江，大概是在丁亥年。这一年桂藩以阁衔召他入值，方公知道事情无法挽回，竭力推辞，所谓“十召不出”，指的就是这件事。这一年桂藩逃往武冈，以智进入天雷苗中，那时还没有做和尚。庚寅年才开始做和尚；如今书中却说：“丁亥三月，以智抛弃妻子儿女入山为僧。”大概是考证失误。万征君斯同说：“丁亥年，刘承胤以武冈投降桂藩，踉踉跄跄疾驰而来，遇到两宫眷属，衣食都很缺乏。古泥口总兵侯性远前来迎接圣驾，供给上下人员的衣服、饮食等全都齐备。桂藩非常感激他的功劳，亲口授予他商丘伯爵位。”如今书中却说：“商丘伯侯性迎接圣驾，晋封为祥符侯。”不知道依据是什么。钱侍御肃图说：“金声桓叛变归附粤中时，降表自署豫国公，诏书改封为昌国公。声桓自认为反正有功，朝廷却违背他自己所署的爵号，他心中很不满，于是写信给粤中大臣，请求恢复原来的封号，最终没有获准。” 如今书中说“封声桓为豫国公”，又是一处错误。闽中的降将郭天才原是声桓部下，他谈这件事说得十分详细。宗征君谊说：“明朝的金陵历、闽中历，以及会稽长桓、舟山等历法，与新历竟有不同，例如粤中历把庚寅年十一月置闰，而新历则置于辛卯年二月。”瞿、张二公在庚寅年十一月初六被捕，在闰月十七日被处死；如今书中说“被捕的第二天遇害”，为什么呢？瞿公的《浩然吟》流传于世，难道也没有考察吗？德清胡处士渭说：“潘枢部骏观、归安诸生在己丑年春天从小路进入粤地，庚寅年随驾时落水而死。”如今书中却说：“戊子年任命骏观为枢部。”不知道他当时还没有到粤地。此事涉及我的同乡亲属，更没有可疑之处。周顺德又说：“何吾驺在己丑年三月奉诏入值内阁，不久便离去；他刚离开，黄士俊就来接替他，庚寅年黄士俊也离去。”如今书中说：“己丑年何吾驺、黄士俊一同入阁，庚寅年一同罢职。”这不对。陆处士宇燝说：“陈邦傅驻守浔州，焦琏驻守平乐；前者最为跋扈，后者最为恭顺，后来一人叛变，一人战死，两人的情形截然不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日〕 如今书中把这些相类的事情连在一起书写，不加区别，这是最大的失误之一。叶处士谦说：“滇中争夺王爵一案，是最大的事件。首辅严起恒因此被孙可望害死，尸体被投入水中。一夜之间，老虎驮着他的尸体上岸。如今书中对起恒连一句话也没有提到，为什么？大概严起恒死后，桂藩才进入安隆。”我想梨洲先生见闻广博，又亲自与钱饮光、金道隐等交往，尚且有这种疏漏，何况其他人呢？当时我的同乡人多在闽中做官，在粤中的很少，是因为道路阻塞。所以先赠公很费了一番考证功夫。再记《行朝录》太冲先生跟随南明逃亡海上，屡次升任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后来隐迹南归，即使在朝廷文书中也避讳此事，世上于是很少有人知道。只有《行朝录》记载，己丑年军队驻扎健跳时，大学士沈宸荃、刘沂春，礼部尚书吴钟峦，兵部尚书李向中，户部侍郎孙延龄，左副都御史，以及职方司郎中宋养时、户部主事林瑛，都跟随南明逃亡。考察书中凡是写作“某”的，都是先生自己所记。温睌园作《南疆逸史》时，不知道这个“某”就是先生本人，竟沿袭此文而不改，便是失误了。题《所知录》

译梨洲先生极力称赞《所知录》可信，然而书中多袒护五虎。大概田闲翁与刘湘客交情深厚，尤其与金堡亲厚。书中说金堡之所以没有死于桂林之难，是因为想收葬稼轩，这足以令人发笑。《岭表纪年》则说，高必正那天把严起恒留下，金堡大概参与了朝臣共同排斥张孝起之事，田闲也在其中。金堡用兼任御史的修撰职位诱惑他，所以田闲并不只是因为与湘客交情深厚才偏袒金堡，大概是热衷于进取官位罢了。唉！这是什么样的天子、什么样的节度使，竟还不断求取升进吗？题《也是录》邓都督的《也是录》质朴真实，没有虚假话语。但其中责备李定国似乎太苛刻。定国毕竟出身于流寇，所以他的罪过在于不能杀死马吉翔。若要求他凭一隅之地抵抗王师，挽救邓林将落的夕阳，那不是他的能力所能做到的。总的说来，他始终奉桂王为主，百折不降，直到徘徊在交趾边境，祈求一死而终于得死，这就是上天的鉴察了。屈大均经过李献武王祠时说：“自古以来受赐国姓的人，只有晋王最贤能。”说的就是李定国。如今《明史·桂王传》在桂王死后大书说：“李定国死去，他的儿子率领部属投降。”然后全卷结束。这样看来，定国的死与桂王关系极大，定国也可以瞑目了。跋《残明东江丙戌历书》乙酉年秋九月，职方主事、代理知余姚县事王正中上表说：臣伏思，上天把恩泽降给天下，颁布历书以安定民心，治理历法、明示时令，纪年以垂示国家统绪。由此可知大明的光明显著，余分便不会发生。臣王正中诚惶诚恐，叩头再拜。私下想到，自从高皇帝洗涤昏暗的日月，把历法颁行给夏、商及历代圣主，使乾坤重新获得光明，又分定天地经纬。哪里料到天崩地裂，玉器改易，鼎器沦覆。幸而遇到主上在会稽即位，挥戈援救江左，但掌管历法的官员失职，天文历学又无人传授。虽然百事尚未顾得上，姑且先按次序整治典礼。于是统一历法作为首要大事，准备开创春王正朔；一只雁也不飞来，究竟天下属于谁家？千株梅树将要萌动，却难以安慰避地遗民的心。臣正中广泛访求奇异之人，亲自到山岩穴居之处寻访。有黄宗羲，精通革象之学，具有推算历法的才能。于是编成《大明监国鲁元年丙戌大统历》一卷，谨慎抄写，随表上呈以供阅览。另有一份奏状说：宗羲是余姚故监察御史、赠太仆卿黄尊素的儿子，承受思宗皇帝所赐的荫庇。如今正以乡里的子弟身份从军，隶属于左佥都御史孙嘉绩部下。皇帝下诏优厚答复，并令交付史臣记载。第二年二月，记录宗羲从军的功劳以及编造历书的功绩，授予他职方主事。不久又与王正中一同担任御史。我从野史中得到这篇表章并收藏在家中，所以有了《丙戌历书》一卷，因而把它附录在后面。大概从甲申年五月起，世祖章皇帝进入中原为主，而山海关一带还没有平定，四王相继兴起。那些自行制定正朔的政权，尚且持续了十多年，节气、置闰、晦朔彼此都有不同。这也是修撰历史的人不能忽略的事情。黄氏最精通历学，能够融会贯通中西历法。只是在沧海横流之际，略微施展一次才学，以瓯越这样的小地方，面对山河两边的险要局势，这也实在可悲啊。读《使臣碧血录》左萝石侍郎的壮烈，不必再说了。他死后杀死陈洪范，虽然近于怪异，却也可以吐尽人们心中的不平之气。国初总共有三起这样的传说：一是侍郎，二是钱凤览杀谢升，三是黄靖公与诸位殉国者一起杀死田雄。有人说，这些都是遗民编造出来的话。我说，那么司马宣王也曾受到这样的传言，而《资治通鉴》并没有否定它，为什么？这也是人心共同认可的结果。跋《幸存录》夏文忠公的《幸存录》有两个版本，其中一本稍微详细，还记载阮大铖说：“这是我这个不成器的门生钱谦益。”另一本没有这句话。我猜前一本才是完整本；如果有人删去这句话，大概是丙戌以后东涧的门客替他洗刷罪名而删掉的。唉！此公的人品已经像瓦片一样破裂，即使删掉这句话，也不足以自我掩盖。续跋《幸存录》世人把《续幸存录》当作夏淳古所作；如果不是淳古所作，本来就不应使用这个书名。然而有些地方令人怀疑：书中自称内史，因为他在越中曾被任命为中书舍人，这似乎说得通。但书中叙述南都任用众多正直之士时，却说“先人任职小宰”，这句话根据什么？文忠担任的是考功官，怎么会把他当作小宰呢？当时的小宰是吕公大器，淳古不应当对官制糊涂到这种地步。跋《汰存录》黄先生把《幸存录》说成《不幸存录》，认为其中多有忠厚之言，没有竭力诋毁小人；书中对浙党、齐党有宽恕之词，对梨洲最痛恨的马士英，夏氏也稍加宽容。巢先生因此作序来证明，说这部书出自文忠死后，大概是冒用他的名义。可是慈溪郑平子说：“梨洲的门户之见太重，所以一个人一旦落入门户之争，他一定不肯原谅。这是他一生的习气，也未必可信。”我很赞同这种说法。跋《三垣笔记》后 映碧先生的《三垣笔记》最为平和，可以想见他存心仁厚宽恕。当时有很多重气节的士人，虽然对清议有所贡献，但也往往激成小人的祸患。假使人人都像映碧先生这样，党争之祸就可以消除了。书中竭力替弘光帝洗雪，说明所谓他宠爱男童、偏爱女子的诬陷；至于主张拥立潞藩的那些大臣，则完全没有计较。又说弘光帝仁慈有余而决断不足。当时遗臣中不抹杀旧君的人，能有几个呢？书中直截了当地写龚鼎孳在三垣中的过失，一点也不贬低他，这也是别人没有完全知道的。书中记载甲申死难的大臣有李国桢，记载乙酉死难的大臣有张捷、杨雄，三垣先生却没有考察清楚。至于郑鄤一案，应当以梨洲先生的说法为主，只是《三垣笔记》的记载太过分了。题《宦梦录》黄太穉的《宦梦录》说：魏藻德的骤然升进，是由于冯铨，这句话足以补充《明史》。然而藻德的福分和命运，比冯铨差得多。只是太穉与李建泰交好，极力称赞他，这就看错了人。李建泰本来在当时有声望，所以夏文忠公的《幸存录》也称赞他。等到看到他面对大难时的表现，才知道他不过是个庸人。太穉很讥刺兴化接受督师任命却怠惰不进，但兴化的才能远在太穉之上。他不肯前进，并不是怠惰，实在是当时事情已经无法挽回。题《高中丞存汉录》（即《守麋记略》）

译王光恩进入本朝后任襄阳总兵，《存汉录》中记载得十分清楚。后来他因反抗而死，见于高公之子宇泰所著《雪交亭集》。光恩因为反抗而死，他的弟弟光泰进入郧阳十三家军中，这也见于《雪交亭集》。可是《明史》把光恩列在《高传》末尾，说他“以功名终”，错了。《雪交亭集》流传并不广；至于《存汉录》，既然送入史馆，不应当也没有见过这些记载。这种说法大概是错误的，源自卢宜。题《朵颜三卫宗支》明代的朵颜三卫，就是今天的蒙古喀尔沁。它的前代事迹见于《明史·朵颜本传》，后来的事情则都见于历朝的实录。这本册子大概是职方司的底簿。在韩江马氏的藏书中，读史者考证功力没有超过它的。然而如果仿照《辽史》的体例，编作部落表，那么这本册子也不是没有用处。东部人的首领有土蛮、黑失炭、长秃、纳木歹、那彦兀儿；西部人的首领有把都儿、辛爱、安滩；北部人的首领有纳林。他们所统属的部落很多。如今的喀尔沁共有三国：一是杜泠郡王札世，一是镇国公吴特巴拉，一是多罗贝勒札木殆，合起来都是大部。当太宗讨伐明朝时，喀尔沁带兵随从，曾上书庄烈帝，请求停止战争、修好关系。书中仍称其为三卫，并陈述自己不得已的缘故。如今《明史》漏载此事，应当补入。题《潭西草堂忆记》《记言》说：宜兴想要恢复涿州、恢复衣冠制度，只是被阻止，这件事发生在辛巳年冬天，第二年六月才入阁。这样看来，如今《明史》本传说冯尚书元飙劝宜兴引荐兴化入阁，共同完成涿州之事；兴化入阁后却背弃原来的主张，两位辅臣因此产生隔阂，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兴化如果果真如此，就是小人了。兴化自己记载得很清楚，说前面被井硏阻止，后来又被井硏陷害；他与宜兴之间似乎没有嫌隙。兴化自认为凭才干受到皇帝知遇，《明史》不知道根据什么，却仅凭这个说法讥刺他最初入仕不正，我不敢相信。再题 思陵朝的宰相中，以庶僚身份破格起用的，兴化的才干是第一等的。等到他接受督师任命却不肯前进，讥刺他的人很多。同僚黄景昉也这样说，其实不应因此责怪兴化。天下哪里有不给他一兵一将，却命令他凭宰相的虚名去攻击贼人的道理？实在太荒谬了！史公可法议论救援他的奏疏，足以为他洗雪冤屈。题《天南逸史》这部书大概是瞿留守的族人所作，所以多称呼他为先太师，有时又称他为稼轩；叙述留守的话时称他为弟弟，又说自己在留守幕府中替他管理钱局事务，那么他也曾在桂地做官。但我考察庚寅年桂林百官簿，并没有这个人。他自称那一年谋划进入蜀地但没有成功，又往来于恭城之间，很与永国公曹志建友善；还自称乙酉年差点死在詹世勋手中，那么他应当参与过太湖集结军队的战役。考察《岭表纪年》说：“己丑年，守辅瞿式耜与同族瞿其美到达粤地，他们也是从海上来的。”第二年被授予行人，那么这部书大概就是瞿其美所作。他记载留守身后的事情，有御史姚端、杨艺、阳羡和尚清凝。如今《明史》只有杨艺的传记，可以采纳这些内容来补足缺漏。题《岭表纪年》不知道这部书出自谁人之手，似乎对稼轩和别山有所不满。书中说，稼轩曾任用周文、顾成的横暴之人，甚至把他们比作江陵的游说之士；七岭以外的大臣，只有元晔、鲁元藻没有向他屈服，其余的人即使是别山也不能免。周文死后，顾成官至锦衣卫佥事，后来被稼轩的孙子昌文在桂林勒死。稼轩不应当做到这种地步，别山也不应当做到这种地步。书中又说别山与元晔争夺督师之职，激怒稼轩，使他收回成命；如果真是这样，别山就不是贞士了。又说稼轩也标榜五虎，不能免除功臣镇将的习气，我怀疑这是出于作者个人爱憎。明末野史作者极难取信；凭两位公的高尚气节，可以保证他们一定没有这些事，但士大夫也正不可不把这种说法当作警戒。再题《岭表纪年》鲁尚书元藻在桂王政权任职，大概仅次于章旷，而在堵胤锡之上。事情失败后，他洁身自守，不受侮辱，这也很难做到。《明史》没有为他立传，是一件缺失的事。《岭表纪年》记载，他在己丑年冬天上疏请求召用和录用各位贤才。当时杨廷枢已经殉节，追赠侍读；又召张自烈为检讨，并任命沈寿民、刘城、康范生为给事，杜如兰、金光豸为礼部、兵部郎官，张之升、金光旻为行人。在这样匆忙的局势下，还把搜罗遗逸作为要务，也可见有明三百年培养士人的善政并没有中断。《明史·杨廷枢传》也漏载此事。题《庚寅桂林百官簿》

译宁波籍在岭外做官的人很少，因为当时道路断绝。考察百官簿，只有三人。一人是余御史鹍起，一人是任太常斗墟，都是鄞县人；一人是陈工部纯来，是奉化人。太常在安隆十八先生中最为壮烈。工部不知最终下落。御史在《明史》中附见于何公腾蛟传中，曾任监军南下湖南，有功劳，但后来丢失了事迹。我居乡时访查此事，许多余氏族人才知道他是故通政使余本的后代，如今也已绝嗣，无从考察。近来才得到他的始末，感叹他跟随南明、勤于任事，却在晚节时被曹志建误导，实在可惜，于是附带记在这里。曹志建也是鄞县人，字光宇，世袭沧洲卫官职。因为大兵乱故，曹氏全家死于王事的共有十三人。志建不知因什么原因得以在楚地起用，官至巡按。后来取得郴州等二十多个州县，驻守龙虎关。桂王封他为保昌侯，晋封永国公，加太师。堵胤锡起初任长沙守，与志建交好，后来也任阁部。当时正招抚忠贞营，想用它来作战，堵胤锡率领忠贞营入卫，因此成为流贼。志建害怕他们抄掠，便率兵袭击，俘获了堵胤锡。志建恨他偏袒忠贞之士，想把他留下杀掉。胤锡逃入富川，监军佥事何图收复营寨。志建索要胤锡而没有找到，便出兵包围何图。何图善于安抚猺獞，得到他们拼死效力。志建屡次失败，更加愤怒，而何图已经把胤锡送入朝廷了。志建于是想杀何图。但御史过去与志建是中表兄弟，又曾多次在幕府立功，受人敬重。志建便利用这一点诱骗何图，终于进入他的营寨，指着天日发誓，极力说曹兵没有别的意思，希望何图放下武器，联合行动来报效国家。可是志建已经解散军队离开，何图渐渐相信了他，于是入关去见志建。志建以厚礼相待，请他担任郴桂道，并把他的全家迁来守关。何图到达后，志建在一天夜里杀了他，全家无一幸免，只有两个儿子逃入猺峒。当时人们都大大责怪御史，而御史第二年暴死于梧州。志建从此也一蹶不振，最终被大军消灭。他兵败时，还怀疑是何图的儿子带领猺兵来报仇。据说御史实际上是被志建欺骗，并非有意诱骗何图，然而最终也没有人能够弄清真相。当初我议论祭祀甲申以后各位忠节之士，范生鹏问我为什么不把御史列入其中。那时我还没有深入了解这件事，不敢回答。如今范生已经去世了，唉！志建也是忠义之后，最终却因强悍任性而不能善终，御史也受到他的牵累。由此才知道，《文山幕府列传》中并不容易把他列进去。粤中版授官簿跋 我见过《粤中版授官簿》一册。它由仁和赵氏审定，是桂王庚寅年编纂的。大概因为稼轩、别山在庚寅年冬天桂林陷落时殉节，而桂王已丑年开科，亲自选取了诸位庶常。如今这部簿册开头列稼轩，部臣中列别山，诸位庶常也都列在其中。这显然是桂林尚未陷落时的册子。闽南各位遗臣都列有姓名，而浙江的石浦、翁洲诸人一个也没有列入，是因为鲁王当时还没有与他们通问的缘故。其中的人物，我所知道的只有十分之六七，可惜不能让独漉诸公复生来询问他们。题《海上遂志录》郑成功在海上时，世祖曾以海澄公的爵位招抚他。郑成功也曾上表，却不肯剃发，事情便停止了。不肯剃发，就不是真正投降。然而他多此一表，也不能不对王保保感到惭愧。因此世祖曾说：“郑成功如果果真忠于明朝，难道不好吗？但他实际上曾经投诚、上表，难道不是反复无常的人吗？”皇帝的话多么伟大，郑成功也应当内心惭愧了。世人评论郑成功，有时赞誉得太过；总的说来，这个人本来就是个英雄。幸亏他死在壬寅年，假使上天再给他一些年岁，到了三逆抗命的时候，那就成为大祸了。这正说明圣朝承受上天的眷顾太深厚了。题《桑郭余钤》所谓“桑、郭、余、钤”，是说桑惟翰所效法的是郭汾阳，而明末的吴逆又似乎是师法桑惟翰；这种说法不很确实。吴逆进退都失策，没有什么可辩解的。至于说他因为陈沅而背叛闯王，也近于把他的归附说成下流行径。据杨宛叔说，他和陈沅一起被刘宗敏拘禁，后来陈沅被刘宗敏挟持带走，不知去向，那么在国难之时陈沅还没有回到吴逆那里。他又是从哪里考察到这些而知道事实的呢？题《视师纪略》谢三宾的《视师纪略》一卷，大概是他从登莱回来时写的。三宾没有将帅之才，只是幸而遇到朱公未孩而取得成功，于是加授太仆卿；他还因为没有得到旄节而怨望，却不知道自己从贼营中侵吞了数百万金钱，没有遭到祸患，已经是万幸了。他的财富既然富可敌国，于是有人把流贼的消息告诉了他。甲申之难时，他的儿子于宣任行人，因为这件事受到拷打，惨死。晚年他想在新朝求得任用，完全倚仗这些钱财，想用贿赂杀掉六名狂生，未能成功，最终杀了五位君子，把这当作仕进的道路；但新朝始终轻视他，没有任用他。然而，被他杀害的我们乡里的正直之士，也已经很多了。钱财成为祸害，真是厉害啊！三宾在嘉定任职时，曾带着礼物列钱受之到门下，替他刊刻娄、唐诸公的文集。后来他同受之争夺妓女柳氏，于是结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南都时期，受之又重新起用并且升任高官，三宾仍像从前一样称他为门下，反复无常到了这种地步。他所拥有的大量钱财，到戊子年以后，被海道孙枝秀强行索取了几乎一半。三宾十分愤怒，便贿赂大府弹劾并罢免枝秀来报复，所花费的钱也不少。于是他的财产渐渐耗尽，最终憔悴不堪地死去。《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鄞全祖望绍衣》题跋（四） 题恽氏《刘忠正公行实》后

译逊庵先生在刘忠正门下时，勇于救急济难，并不逊于祝公。开美所作《行实》一篇，记载最为详尽。只是他说“意是内心所存”，那么逊庵就有并未完全遵守老师学说的地方。因此棃洲另写了一篇行状；不过逊庵的叙述中，偶尔有棃洲没有涉及的内容，应当一并保存，不能废弃。逊庵自述说：“我起初为躲避战乱逃到天台，听到讣告时道路阻隔。此后艰难跋涉于闽粤之间，过了五年，已丑年南归，才得以在古小学哭祭先生。”这样看来，逊庵在丁、戊年间，大概也曾参与过海上的军事行动吧？赧王即位时，世人都说史阁部之所以持有不同意见，是出于吕大器、钱谦益；而逊庵的行状和忠正之子伯绳所作的年谱，却说马士英先提出异议，后来改变立场，便把这件事嫁祸给史公。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说法，还应进一步考察。逊庵后来曾经出家为僧，但这是有所凭借而逃避，并没有因此连累他的正学。近来有人议论在忠正祠中让各位高弟配享，有人不了解情况，想删去逊庵的名字，我极力坚持，才使他的名字得以保留。逊庵的儿子寿平擅长绘画，如今人人都知道。可是逊庵本人肩负正学的传承，作为遗民并不愧对老师，反而寂寞无闻，没有人能够说明他的事迹，实在太可惜了！原伯鲁的事迹太多了。明大学士熊公行状跋 《明史》所作的熊公传记，都是以行状为依据的，但对乙酉以后起兵的事情记载得很简略，大概是有所忌讳而不敢说。我却认为没有必要忌讳：浙东不过是偏处一隅的地方，显然不足以抵抗王师。然而假使当时完全采用熊公的策略，发挥熊公的才干，那么王师最终也会为此费心筹划，江上未必不能因此延续一些岁月。可是最终不能采用他的意见，这正说明天命在圣朝，即使有贤能之人，也无可奈何。所以正应当详细叙述这些事情，然后才能知道亡国之际未必没有人才，只是挽回天命的力量无从施展。潞王在杭州时，芜湖的消息传来，熊公与蕺山刘公奔赴而去。熊公主张调发罗木营的军队抵抗，并且守住独松关。潞王已经决定迎降，没有采纳，于是熊公东归。刘公绝食，把起兵的事情托付给熊公。熊公回到姚地几天，事情尚未办成，刘公等熊公迟迟不来，临死时睁眼说：“雨殷难道会违背约定吗！”刘公死后第二天，熊公在山阴起兵，会稽的军队也起兵。熊公在刘公的旌旗前哭泣后出发。闰六月二十五日，会师于西陵，驻军龙王塘。当时各营有几十处，前后错落，位置不一。熊公的军队在其中最弱，却作战最勇猛。每次出兵必定先交战，交战时总是遭到大军首先冲击，所以失败。熊公每次都重新整顿军队，毫不气馁。于是枢辅张公国维约定各营以十月初八日为开始，连续作战十天。这一天，熊公与陈公濳夫合营进军，部将卢可充首先登城立功。第二天又交战，第三天又交战，将领史标、魏良都立了功。休兵三天后，又出兵。史标在西岸设伏，魏良先出战死，伏兵出动后，大军失利。增援部队到达，熊公的侄子茂芳出战，史标用大炮冲击敌军，又取得胜利。不到十天，便收兵停止，而熊公已经四战，胜负各半。此前熊公与各军商议，认为从江面仰攻十分困难，不如从小路进入内地，采取攻心策略。海宁诸生顾名佐恰好来请求援兵，查继坤、查继佐兄弟也来了。继坤对熊公说临平的陈万良勇猛，能够阻挡大军。平湖的马万方也来了，熊公很高兴，便写信并带着财物招陈万良前来，请王任命他为平吴将军，商议向西渡江。于是十月十八日派部将徐明发渡江策应。陈万良正被大军围困，徐明发到达后才得以解脱。于是熊公的军队向西进发，杀到临平务官，抵达北陆。陈万良与徐明发合军，在五杭扎营，击败嘉湖道佟国器的军队，焚烧大船二艘，夺取小船二十多艘、大炮、四甲、三弓以及三十一件刀枪，共一百四十多件。时间是十月二十二日。第二天在新市扎营，第三天在双林扎营，第四天到达吴江，第五天因军队没有后援而退回五杭，又退到临平，第二天到达天开河。大军正要拦击，熊公率中军到达，于是渡过江去。这一战使浙西大为震动，只可惜因后援不继而退返。十二月初一，大军在内墩设伏，张公国维的部将赵天祥向西渡江，熊公出兵接应。张军在上游，熊军在下游，大军徘徊不敢出战，双方各自率军返回。二十四日，张公又商议分路同时出兵夺门。方国安的军队先败，诸将不去救援，熊公与陈公濳夫、王之仁在下游浴血奋战，得以相持；但各军士气已经受挫。熊公非常愤怒，便向张鹏翼、裘尚奭请求援兵，仍与陈公合军出战，方国安也派兵来会合，稍有斩获。熊公始终想采用西路军，于是请求封陈万良为平吴伯，任命吴易为总督，朱大定、钱重为监军。朱大定亲自来到浙东请求确定日期，并且说嘉善、长兴、吴江、宐兴都有密约，瑞昌王正在广德伸长脖子等待，查继坤、马万方等人也在低声附和。于是孙公嘉绩、钱公肃乐也帮助熊公请求。熊公计划从海宁、海盐直趋芜湖，阻断运输道路；又担心两郡能够攻取却不能守住，便想调太湖各军作为犄角，这样就能扼住浙西的肩背，使之陷入困境。陈万良请求只要给他三千兵、半个月军饷，就可以成功；可是熊公的军队不到一千人，军饷又要扣除自己的口粮来供给陈公的军队，实在无法支撑，而其他营有兵有粮，都坐视不动。熊公虽然大声疾呼，继而痛哭，也没有办法。孙公于是派余姚县知县王正中独自进军到乍浦，不能取胜而返回。于是陈万良三次上疏请求出兵，熊公为他竭力筹措军饷，但又没有船，只得让军队从陆路推进，冒着箭石前进，几乎攻克德清；可是德清城内响应的民兵先行溃败，熊公的部将徐龙达战死。此时吴易正率军来会合，而熊公的军队因后援断绝已经渡江。浙江巡抚张存仁大举出兵攻打吴易，陈万良的军队只得进入山中自保，不敢再出来。这一战如果江上有牵制敌军的部队，那么熊公的军队还不会返回，陈万良和吴易也能互相援助；但又因为孤军进兵而失败。于是熊公请求紧急援助，万良永丰伯张鹏翼、宣义将军裘尚奭都请求出兵，开远伯吴凯尤其坚决地请求独自承担此行，而且已经确定了日期，忽然诏令张鹏翼支援严地。吴凯守卫温州，整个局势又瓦解了。最后大学士陈盟也帮助熊公请求，于是又商议另派翁洲、石浦的军队从海道出发，又命姚志卓从广德出兵，事情更加迂缓，而时机已经错失。熊公也入海，最终死在郑彩手中。大概自从画江之事发生以来，诸公都是忠臣；但论谋划的锐利、志向的专一、胆略的勇敢，没有人超过熊公。各类野史多有疏漏，只有萧山徐氏的《浙东纪略》稍微具备始末，所以我从旁参照、互相考证，另作一篇行状跋尾，仿照张中丞传书后的体例。熊公平生很害怕夫人的严厉，所以在北都时曾置妾一人，生下儿子后把她留在京城，从未带回家。熊公入海后，母子一同被郑彩杀害；妾从京城回来，带着她的儿子，因此能够奉祀熊公。这也是行状没有记载的事情。陈万良兵败被捕，也没有屈服而死。马万方跟随熊公入海，最终死在域外。

译徐氏《浙东纪略》也有错误，例如说王之仁归顺，是熊公出力促成的，却不知道这是钱忠介公的事，误移到了熊公身上。高氏《雪交亭录》则说熊公的儿子是郑彩的女婿，熊公死后还养育在郑彩家中，也错了。题陆鲲庭《陈玄倩传》后 鲲庭、玄倩两位先生发生争难时，以至于江浙各社团倾向分裂，分别支持双方。鲲庭得到十八票，玄倩只有十二票。檄文纷纷发出，残明时期的门户之争，多是从细小事情引起的，这件事就可以验证。相传鲲庭自负而高傲，玄倩不拘泥于小节，两人各有缺点。玄倩巡按中州时，谋略声势大为振作。有人对鲲庭说：“爰盎也算是个可取的人。”鲲庭殉于乙酉之难，玄倩逃往东部，在西陵之下起兵。过去浙江东部那些与鲲庭齐名的才俊，如万履安、刘瑞当等，起初都来向他道歉并结交。玄倩恨自己此前没有与鲲庭相知，首先上疏请求为鲲庭赠谥，当时人们更加赞叹他人所不能及。玄倩起兵时，变卖家产供给军队，事情失败后说：“我不能辜负鲲庭。”于是带着妻妾投水而死。不久，鲲庭托梦给他的儿子说：“你们这些小孩子，恐怕还不知道大义。从今以后，你们要同陈氏后人重新叙旧交，使友好关系世世代代延续。”先太常公听到后感叹说：“旷林之戈一变而共同成为邓林之杖，还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当初，鲲庭最要好的朋友是宫允吴君；鲲庭殉难时，呼唤他一同赴死，但宫允却逃走了。君子说：“人本来就不容易了解。” 题冯邺仙尚书行状后 浙东因为沈文恭公的缘故，党争的禁锢延续到四朝，这才真正可以称为党锢了。冯氏兄弟一举洗刷了这种局面，使人才重新通达，可以说对浙东有很大的功劳。然而尚书才能太大，所以交结联络得太广。相传过去东林的门户界限十分严格，到尚书时才有“佛门广大”的说法，稍稍收纳对方党派的人来为我所用。石斋先生遭祸时，谢升、魏照乘一定要杀他，尚书向吴来之授意，于是取得涿州的力量来兴起宐兴，又取得宐兴的力量来救石斋。这大概是不得已的用心。但尚书也因此蒙受诽谤。尚书从中枢回归后，世人诽谤他是为了逃避责任，认为他辜负国家，这种说法尤其不公。我认为尚书离开职位并不是辜负国家，为什么呢？尚书极力争取秦督出关，甚至请求亲自先入狱，以验证自己的意见，而思宗一定不肯听；既然不能实现就停止，这正是应该离去的时候。如果还要忙乱奔走而遭遇陈新甲的祸患，那就是愚蠢了。尚书料事就是这样，思宗不能最终任用他的谋略，这正是国家灭亡的原因。可是人们却不断以此诽谤他，岂不是冤枉吗？野史说，宐兴想恢复涿州的冠带制度却不能做到，尚书劝他拉拢兴化一起晋升来作为援助。兴化既然背弃了从前的约定，于是同宐兴产生嫌隙。这种说法也不确实。兴化难道会反复无常到这种地步吗？据黄氏《宦梦录》说，尚书与兴化不太相合，极力纠弹袁继咸，不肯担任江抚。又与前一种说法相反。这些都不是足以相信的话。《蔡忠襄公传》后论 明烈帝时，依照西竺佛法传承讲学的蔡忠襄公云怡、黄忠洁公海岸、金文毅公正希，先后都殉节。这难道就是滏水所说的“信奉佛教并不妨碍他成为君子”吗？然而又有人说：三位公卿大多只是讲学而已。阳曲傅氏作《忠襄传》，记载了许多逸事。其中记载山东人李氏讲木虎，实际上是极力说忠襄迂腐，并非有用的人才。讲学的诸位公卿不切合时务，大概确实有这种情况。然而阳曲竟说忠襄虽然死了，实际上对保全晋地没有功劳；他的功劳在于任江西提学时，能够发现万元吉、揭重熙、曾樱，使他们支撑天地，这样说有功劳就过分了。忠襄即使没有能够以保全晋地作为功劳，却能够用一死向晋人显示纲常大义，这就是功劳。而且万、揭、曾三公之死，足以成为师门的功劳；忠襄以自己的生命倡导死节，反而不能算作功劳，这也是过分苛责贤者了。忠襄哪里敢把一死当作功劳？但评论者正不可以因为他为危急疆土竭尽心力，就说他没有功劳。况且据阳曲所说，忠襄先发檄文请宁武周公共同守卫太原，周公带兵到了忻州，而国人认为周公部下都是边兵，无法测度，忠襄不得已才辞谢遣返他们。这样看来，假使周公能够进入城中共同防守，事情还很难说。不能把忠襄没有功劳归咎于忠襄。在三位公卿中，正希最被称为懂得军事；但看他推荐任用申甫，难道不也是木虎一类的人吗？书《熊鱼山给谏传》后 姜敬亭、熊鱼山一同弹劾阳羡相国而获罪。但敬亭因为奏疏中有“皇上是看到了什么才这样说呢”一句，思陵恼怒他诘问诏旨，于是责罚二十四气姓名。至于鱼山，好像原本也不能说没有罪。我曾读卢函的《赤续表忠记》，其中说他自从因进言而被降调以后，闷闷不乐、意志消沉。后来适逢请求担任光禄丞没有得到答复，便曾想办法报复。等到两次被召见时，因为首辅在旁边，不敢把话说尽，最终听从吴来之的托请，默然神情沮丧，犹豫退缩，全是出于个人私见。以烈皇那样猜忌明察的性格，即使让他披肝沥血、毫无顾虑地说话，尚且担心意见不会被相信，何况像他这样的人，怎能不引起皇帝的怀疑呢？所以尹宣子说：“皇帝这时已经对首辅不满，实际上恼怒的是鱼山首鼠两端，认为他两面讨好，于是反过来以诽谤大臣的罪名加在他身上。”虽然不知道是否果真如此，但总的说来确实合理。跋《始宁倪尚书墓铭》后 鸿宝先生在明朝的谥号是文正，在本朝的谥号是文贞。当时礼部发文给浙江巡抚，倪氏的文卷可以作为依据。如今《明史》一概写作文正，错了。当初，明朝人本来拟定谥号为文忠，先生的弟弟朗斋希望得到文正。有人说：“古代从未用文正这个谥号授给死难者。”朗斋说：“这正是所谓得正而死的人。”于是议论确定下来。同难的杞县刘宫允也采用这个谥号，并且涉及逊志先生，都是因为朗斋这句话。文贞这个谥号，在意义上大致相同，但终究不能完全混为一谈。题薛岁星作《王武宁传》

译薛岁星所作的《王武宁传》完全按照王武宁本人的说法，把浙东战事全归功于王武宁，而把孙、熊、钱、沈说成只是听到风声才起兵，错了。王武宁当时与人同罪，而他因一死，浙东人多称赞他。即使是蔡大敬、徐涵之这样的清流人物，也多加以称许。这是什么原因呢？武宁的儿子鸣谦，战乱后出家为僧，就是人们所称的宣在，字友闻。他粉饰父亲的事情，向各位公卿求取赞语，所以世人多相信他。不知道如果不是鸣谦狂妄愚蠢，不足以促使他的父亲死亡；而他死后还想替父亲求得忠臣的名目，又怎么可能得到呢？听说岁星所作的《诸忠传》大多也是这样，读者幸而仔细辨析，不要轻易相信。题徐俟斋传后 石斋先生在丙戌年被举荐后，俟斋写信给卧子，招他到闽地来。卧子也想让俟斋参与他的军队，俟斋都竭力推辞。他认为诸公不过是因为先人的大节而牵连到年幼的孤儿，这是古人所说的借机谋利，所以不敢接受。至于安危、得失，并不是他斤斤计较的事情。这可以看出俟斋辨析义理十分精细，而其中也未尝不具备保全自身的智慧，可以作为世人的准则。只是写俟斋传的人大多没有涉及这一点，所以我特意把它表彰出来。题《马士英传》马士英有一个好儿子叫马锡，并不像他的父亲那样行事；他想使父亲醒悟却做不到，于是先归顺了。后来他没有参与那场祸乱。另一个儿子叫马銮，则与士英一同死去。张怡在《随笔》中记载了这件事。唉！从马锡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不愿在马士英的传记中挂上自己的名字，这是很明显的。然而《明史》不应遗漏这一点，这正是犁牛有子那句话所说的情形。题《史阁部传》礼贤馆的征士请求掘开高邮湖来灌淹大军，史阁部说：“百姓最为重要，社稷次之，这大概是仁人的话吧？”阁部纯粹的忠心和高尚节操，无可非议；但这句话关系到淮海之间百万生灵的性命，是扬州人应当世代祭祀感念的。各类传记都没有记载，我从王解州朱旦的诗中得到这件事，特意记在这里。而且掘湖用来伤害大军，受害较少；伤害扬州百姓却更多，势必会重蹈汴河覆没的旧辙，这一点也不可不知道。题田闲先生墓表后 望溪作《田闲先生墓表》，从未到他家访问遗事，只把听说先生还是诸生时，曾羞辱依附宦官的巡按御史一事写进去，说仅凭这一节就可以想见他的生平。先生随亡的详细情况，完整记载在《所知录》中。望溪似乎也没有见过这部书。吴农祥说，先生曾因山阴严相国的推荐，任副都御史兼学士，持节接受高一功、李锦等人投降。当时高、李合军，身披铠甲传呼，使者进见时，他们坐着不起身。先生上前斥责说：“你们过去失身做贼，罪恶滔天；如今既已洗心革面，愿意做王朝的臣子，却摆出这样傲慢的样子，这是什么礼节？我应当以一死报国，难道会害怕吗！”两个贼人顿时垂头丧气，急忙起身跪下接受诏书，并且谢罪。先生在他们营中停留了很久。后来所谓的郧阳军，就是这支军队。农祥说这件事，是亲自从杭州人朱东观那里听来的；朱东观当时确实以副使身份同先生前往，因此应当不会错。而且这段文字气势很壮。不过，高、李投降是在思文帝时，并不是永明帝时。抚慰高、李使他们归顺国家的，是中湘何督师，并不是山阴严相国。先生由推官升任膳部，改任庶常，最后官至编修，并不是副都御史。先生自己为在朝经历作序，只说到营救金道隐戍守云南的事情，没有说其他事情。难道还有《所知录》没有记载、却仍然可信的事吗？农祥所作《残明诸公传》很多，都是信口胡说、没有根据，以此欺骗天下；不知道他究竟看到了什么，而考证又很粗疏，从未核实年月、地点和事情的确切情况，真令人可笑。于是我抄录《所知录》寄给望溪，让他更加详细地叙述事情的始末，揭示在墓门上，希望不要让梦呓般的言语流传后世，混乱旧史。《钱忠介公崇祀录》跋 颛庵王公巡视浙江学政，巡行到宁波时，首先在学宫祭祀钱忠介公，并把丙戌年殉节的秀才赵景麟也列入祭祀，可以说是用忠孝来教导世人。然而谢三宾也在这一年一同得到祭祀，怎么会如此漫不经心，完全不加考核呢？我十四岁成为诸生时，曾到祠中拜谒先司空宗伯公，看见谢三宾的牌位，愤怒至极，拿起来砸却没有砸碎，便把它投入泮水；连同原提督张杰的牌位也一起投入水中。转眼已经二十六年了，奸人已经死去，魂魄应该早已消散；即使在学宫中，他哪里敢安然享受祭祀？这不过是我少年时意气激发所做的事罢了。展开阅读忠介公祀录时，把这件事记在后面。读《陆太仆年谱》洪承畴任秦督时，关于他杀贼的记载多不符合事实，大概是他已经仕于本朝，梅邨等人便奉承他。只有棃洲先生曾说过这一点，但我寻找证据却没有找到。如今读《陆太仆年谱》，其中说他追赶贼人却不敢攻击贼人，这部年谱出于甲申以前，可以证明棃洲的话并非虚妄。据太仆之子惠迪说，洪督与太仆非常不和；太仆为国而死后，之所以得到抚恤，是巡按练国事出力的结果，洪督几乎掩盖了他的忠节。因此不能因为梅邨等人雷同附和的说法，就跟着附和。再读《陆太仆年谱》太仆任兖东道时，正值征讨登莱，谢三宾巡视军队。他巴结高濳，谄媚刘泽清。太仆详细记下了他的丑态，三宾自己所作的《视师纪略》却把这些全都隐讳了。不过，这在三宾一生的行为中，本来就不值得以为羞耻。三读《陆太仆年谱》太仆半生在军队之间奔走任职，却受到嫉妒者的压制，最终死于军务。我稍微不满的，是他骄矜之气尚未完全化去；读年谱就可以看出来。军事是危险的事情，而太仆却把它说得很轻易，所以陶石梁说他喜欢谈兵，大概是含蓄的批评。隆德之难固然是洪督牵制造成的，但看他一出兵，也自有轻率脱略之处，缺少临事而惧的心态。这一点正不可不知道，并不是我敢妄议劳臣。题徐狷石传后

译冯山公的文集中有《徐狷石传》，我的朋友王瞿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请我重新写一篇。我认为冯氏的传记大体具备始末，也足以作为考证资料；至于王瞿访得的逸事，可以另行记在传记后面。王瞿说：狷石严厉地侍奉濳斋，后来濳斋也害怕狷石。有一天他经过濳斋家，问道：“为什么这样匆忙？”濳斋回答：“主臣我因为儿子将要参加考试。”狷石笑着说：“我们这些人不能永远禁锢子弟，让他们世世代代做遗民，这已经很明白了；听任他们去做还可以，竟然还替他们谋划，那就错了。”于是濳斋道歉，十分窘迫。狷石同顾宛溪最要好，有一次有事想同宛溪商量，而宛溪正在昆山司寇的馆舍中。狷石在门外徘徊，不肯进去。恰好宛溪的随从出来，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宛溪，于是狷石得以见他，但始终不肯进门。司寇也听说了，急忙派人出来迎接，狷石已经解开缆绳迅速离去了。濳斋辞去征召车驾时，他的妻子颇为劝阻，狷石对他说：“我们这些人出处进退的时候，难道能让你们这些妇人插嘴吗！”濳斋立即说：“谨受教。”这些都是王瞿所述的狷石逸事，足以激励风俗。题沈端恪公神道碑后 端恪的神道碑文出自静海励尚书之手。但其中对于端恪的学术和节操，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端恪年轻时曾在灵隐寺守戒做僧人，碑文避讳没有写。不知道这件事不必避讳，而且还有更不能避讳的事。世宗宪皇帝早年沉迷禅悦，住在朱邸时遍读三车经籍，直接领悟了佛教的见性宗旨。登极以后便绝口不提，然而熟悉的经历并没有忘记。兵部侍郎临川李公曾在闲暇时单独召见中，皇上问他：“听说你读书无所不见，那么儒、道、佛二氏的学说大概都通晓吧。”李公回答：“臣过去也曾认真读过佛教藏经，但对天下国家实在没有什么帮助。”皇上笑着点头。又过了几年，端恪以吏部侍郎身份单独召见，皇上问他说：“你过去本来曾做过僧人，在佛门宗派方面一定有许多精深见解，试着讲给我听。”端恪说：“臣年轻困顿时逃到这里，等到有幸取得仕籍，便专心留意经世之事，以报答国家，每天都担心做得不够，再没有想过这些。臣也知道皇上圣明，天性聪颖，早已悟得大乘佛法；但处理万机最为重要。臣希望陛下成为尧舜，不希望陛下成为释迦。臣即使有心得记录，又怎敢妄言，以此分散圣上的思虑。” 皇上改变神色，点头说：“说得好。”当时临川已经罢官，听说后感叹道：“闇斋真是君子啊。”有人认为，雍正十年以前，内廷没有举行法会，是两位公的力量。端恪此前任选君尚书隆科多的属官，隆科多是皇帝身边的重要大臣，最为专断，曹郎没有人敢抬头仰视他。只有端恪正色直言，坚持正确意见。有一天尚书画诺说：“可以。”端恪说：“不可以。”尚书发怒，端恪却更加坚持。过了很久，尚书忽然说：“沈选君是诤友啊。”于是改而听从他的意见，并且说：“同僚就应当这样。”他进宫把这件事告诉世宗，世宗于是破格加授端恪为太仆卿，仍兼管选司，从此得到重用。我曾说古今儒、佛两家，往往是由儒学转入佛教，从未有由佛教转回儒学的；有这样的人，端恪是第一位。端恪成为儒者后，私下学习应濳斋先生的学说，因此学问最为醇正。濳斋在世时，端恪还年轻；等到他从灵隐回来，得以拜见濳斋的高弟沈君士则、凌君嘉，便跟随他们求得濳斋的遗书，这才知道正学有所传承，并且阐明了其宗旨。后来他对濳斋言论中有不安之处，都反复探求，务求融会贯通。评论者认为应氏的功臣碑文极力阐明了端恪的学问，却不知道他的学术渊源从哪里来。所以我特意把这些表彰出来。东抚田文镜请求把耗羡归入公用，世宗已经答应施行，却仍然召集九卿讨论。众人因为知道皇上的意向，不敢争辩，只有端恪独自反对，极力说：“今天在正项之外再增加正项，今后必然还会继续增加；在耗羡之外再增加耗羡，今后也必然如此。别人或许不知道，臣出身县令，所以知道这件事一定不可行。”世宗说：“你难道也私自使用耗羡吗？”端恪说：“不是为了私用；如果不是这样，臣就没有办法养活妻子儿女。”世宗说：“你学习圣道，难道还把妻子儿女看成私事吗？”端恪说：“臣不敢把妻子儿女当作私事，但不能不养活妻子儿女。如果废弃这件事，人伦就会断绝。”世宗笑着说：“朕今天竟然被沈近思难住了。”这一天，众人都替端恪担心。然而皇上虽然没有采纳端恪的意见，却也没有发怒。碑文略微提到这件事，却没有详细记载。端恪去世时，两个儿子都还年幼，所以有关事迹不能全部详载。他与皇上单独对答的话，是世人所不知道的。我从临川李公那里听到这件事，应当记下来，收入国史。长子沈迁如今任户部官员，谈话间因此请我为这件事作序。《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一《鄞全祖望绍衣》题跋（五） 读《荀子》太史公为荀子作传，说他五十岁时才到齐国；颜黄门《家训》引用这一说法，而刘中垒《说苑》却写成十五岁，两者相差悬殊，无法折中。考察《儒林传》，齐威王把天下士人招到稷下，荀子也在那里作客。齐威王在位三十六年，不知道荀子是哪一年到达，姑且不论。但按他所经历的君主计算，宣王十九年，正是齐国极盛时期；愍王四十年，正是齐国大乱时期；襄王十九年，正是齐国中兴时期。星移物换，此前田骈一类的人都已死去，只有这位老师还活着，还能补任大夫的空缺，三次担任祭酒，当然已经超过百岁。然而到齐王建三年，春申君刚任楚国相国，后来又过了八年，荀卿才在楚国任职。春申君掌权二十四年，死于李园之难，荀卿失去官职，最终葬在楚国。即使按《说苑》的说法，也已经是极其长寿的了。又据《说苑》，荀卿回到赵国后去世，这也与《史记》不同。荀子出生于赵国，见《史记》；死于赵国，见《说苑》。但他一生从未在赵国朝廷任职，开始于齐国，结束于楚国。可是他曾经在孝成王面前同赵国临武君讨论军事，这很难解释。荀子从赵国到齐国时，孝成王还没有即位；等到他从楚国离开而稍后，孝成王已经去世。大体上应当是在他离开齐国前往楚国的交界时期，年代大致相合。《通鉴》的记载，颇为正确。这件事虽然没有多大关系，但也是读史的人应当考察的。跋《贾太傅新书》

译太史公说：“汉文帝一向器重太傅，准备任用他担任公卿，大臣们多不喜欢他，于是以他年轻、初学为由诋毁他。”世人有时认为太傅没有善于发挥自己的才能，对此深感惋惜。我私下认为，绛侯、灌婴当时都是贤臣，不应当做到这种地步。考察应仲远《风俗通》说：“当时太中大夫邓通受到皇帝宠爱，太傅与他同列，却唯独不向他行礼；邓通怀恨，便排挤太傅，太傅因此渐渐被疏远。”这样看来，长沙王太傅被外放，大概不能全归罪于大臣。这关系到太傅在朝廷中的大节，太史公在与他的孙子交往时，竟也没有替他表彰，可以说是疏漏了。史书说邓通不过是谨慎自守，完全没有其他才能；看应仲远所说，也可以知道他很可怕。像汉文帝这样的君主，三代以来并不多见，而且他还深知太傅的才干，却仍让弄臣同他并肩，香草与臭草、方枘与圆凿混杂在一起，真是值得长久叹息。书韩文公集后 退之先生被贬到阳山，实际上是受到韦、王两党的排挤，各家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洪庆善、方崧卿后来才详细考得事情始末，足以补充《唐书》的遗漏。考察《寄三学士》诗说：“有时自己怀疑是否上过疏，上疏难道是祸患的由头吗？”又说：“同僚全是才俊，偏偏亲善柳与刘。有人担心言语泄露，传出去便落入仇人之手。”《别窦司直》诗说：“前年出任外官，因此遭祸最为无妄。奸邪猜忌兴起弹劾，不放逐我便任意欺骗诬陷。”又说：“爱惜人才却不选择品行，一遇事情便招来谗谤。”可见当时小人嫉恨先生，一定想趁机除掉他，只是把罪名强加到进言上。即使平素因文章相契的人，也不能容忍他。所以《神道碑》说他“议论旱灾饥荒”，《本传》说他“议论宫市”，都不是招致祸患的根本原因。又《寄三学士》诗说：“前些日子遇到恩赦，私心既高兴又忧虑，果然又被羁留，不能回去拿起锄耰。”《别窦司直》诗说：“我将要挂起官帽离去，生死之间请君来探望我。”大概韦、王两党失败后，余党仍然存在，先生虽然获准改任较近的地方，仍然多有危险和忧惧。城狐社鼠的情形，由此可以想见。读《石徂徕集》徂徕先生气节严正，确实是泰山第一等的高士。只是他分析事理，有些地方还不够精当。他论学术传承时说：“不制作符命，自己投身于阁中，以此赞美扬雄；却不惜改窜《汉书》的文字，来替他隐讳丑事，这是第一件怪事。”他论政治传承时说：“五代大乱，瀛王出而挽救，以此赞美冯道，却竟忘了他那位‘长乐老人’的谬误，这是第二件怪事。”涑水并不非难扬雄，但还替他说话周旋，说他是鉴于何鲍之祸，才曲意逢迎而作符命。至于南丰认为这符合箕子处于《明夷》的明智，虽然他的说法也失去了《春秋》的本意，但终究还不如徂徕说得武断。原本想要推崇节操义行，却反而取法这两个人，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吧？题《雁湖注荆公诗》《荆公诗注》五十卷，见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但没有详载作者姓名。如今雁湖的注本与它相合，然而晁侍郎生年较晚，未能亲见。嘉定以后所出的书，《读书志》所列的是另一种版本，并非雁湖所作。只是既然雁湖以前已经有注本，为什么完全不曾引用它，这实在无法解释。雁湖居住在抚州，筑有峨峰草堂，为王安石的诗作笺注，又引用曾景建的材料来帮助自己。他用功很勤，材料也很博，但仍不能没有错误。例如钱公辅在四明修筑偃月堤，所以王安石赠他的诗说：“载沙筑成天上路。”如今却泛泛引用唐代宰相沙堤的典故来作证明，就疏略了。江鳐柱是春季出产的，车螯是冬季出产的。如今雁湖却说江鳐柱就是车螯，这是非常荒谬的。他又说曾文定公未中科举时曾游历四明，也没有根据。这三件事都关系到我们乡里的掌故，所以特意详细说明。至于把后山、紫微的诗句引入注中，更是没有意义。荆公是后山的前辈，哪里有反过来引用后山诗句的道理？紫微则是王安石没有见过的人。以雁湖这样博学的人，尚且免不了讹误，可见注书确实困难。跋《宋宗忠简公集》《宗留守集》六卷，《遗事》一卷，《杂文》一卷。甲辰年，我从友人左东阳家得到这部书。宗公这个人并不是凭文章著称，等看到他的文章后，就更加不能不为他这个人悲叹。唉！宋朝南渡时，有李忠定和宗公这样的贤臣，却不能任用他们。读李忠定的《梁溪集》以及宗忠简的二十四篇奏疏、约请诸位将帅勤王入卫的书信，真可以说是声嘶力竭地大声疾呼，流着眼泪来陈说。汪伯彦、黄潜善是什么人，竟充耳不闻，真可悲啊！我又读明代儒者王华川所作的宗公传，传中说，宗公认为宋高宗没有北还的意思，中原不能没有君主，于是坚决请求以信王赵榛为兵马大元帅。信王是高宗同母弟。汪伯彦、黄潜善于是诬陷宗公另有图谋，因此任命他为门下侍郎、御营副使的诏命尚未下达，宗公的讣告便传来了。这件事国史和家乘都没有记载，不知道王华川的依据是什么，姑且写在这里，以等待博雅之士考证。跋《木笔杂钞》后 《木笔杂钞》二卷，各种书目都说不知道作者是谁。我读这部书，才知道作者是水心先生的弟子，所以对于永嘉诸位先生的事迹记载得很详细，而他最尊敬的人则是陈篔窻。书中有这样的话：“我年轻时喜欢写讥刺切责的文章。” 陈篔窻把这句话藏在袖中给水心看，水心说：“真俊逸啊！我们乡里的薛象先端明，在吴地的时候，还没有谁有吴地那样的文笔。”吴似王逢原，遗憾的是他喜欢骂人，也与此相似。我考察水心文集，其中有《答吴明辅书》，吴明辅是陈篔窻的表弟，应当就是这个人。按吴明辅字子良，《后村集》中有一首挽诗说：“水心的文章衣钵虽然由嫡传继承，青出于蓝，却自成一家。还以为祥麟将降临泰畤，哪里知道怪鹏却作赋于长沙。因触犯宫妾而被剃去头发，离去后做了将军，而手上还沾着靴上的污泥。将来史官如果为他立传，应当先写气节，后写文才。”他作为当时正直有节的侍臣，竟到了如此程度，而《宋史》却没有为他立传，真是奇怪。题《真西山集》慈溪黄氏《两朝政要》说：理宗时，天下一向希望他做宰相的人，是真德秀。他的文章、品行、声望和事迹都特别受人推重，嘉定、宝庆年间，人人都说只要任用他，立即就可以使天下太平。端平年间理宗亲自处理政务，真德秀应召来到朝廷，正当世道安危、政治升降的关键时刻，却一点也没有谈及这些。反而迎合当时的宰相郑清之，替他的轻率行动和败坏政事掩饰，说那是像和缓、扁鹊一样的良医。代替庸医承受责罚。后来郑清之提出开拓边疆的建议，皇帝亲自检阅军队，最终又因府库没有足够财物犒赏，事情无法实行，以致先前开赴前线的各军都借贷来准备衣装，无法偿还，于是发生哄闹。后来连州兵也一起哄闹，从此军政再也无法建立。真德秀主持贡举时，又因为受到喧骂而被赶出贡院。被任命为执政却还没有来得及接受任命，就因病去世。

译子全子说：干道、淳熙年间诸位老先生以后，众口一致推举为正学大宗的，没有谁比得上西山。近来读临川李侍郎《穆堂类稿》，其中讥讽他沉溺于佛、道二氏之学，梵语、青词连篇累牍，到老还津津有味、毫不厌倦。这哪里是对圣人之道有所闻见的人呢？我曾详细考察他的始末，感叹西山辜负盛名的地方，还不止这一点。两宋诸儒的门庭和路径，有一半出入于佛、老之学；然而他们立身处世、修养操行，本来有不愧于古人的地方。龟山、上蔡以后，横浦、玉山都是如此。西山则自从得罪史弥远而外任以后，晚年很有一些可惭愧的品行。他学术上的醇厚与瑕疵，暂且不论。文洁是文行清正、笃实守道的醇儒，本来不是轻易诋毁他人的人，何况他一生以左西江为依归，以建安为推崇对象。至于评论当时有宰相才具的人，他唯独推重袁蒙斋，而深深惋惜西山没有实际功业，这正是出于公正的是非之心。他所说的事又是亲耳听见、亲眼见到的，并非传闻失实。《宋史·西山本传》就是出自文洁之手，后来元人重修《宋史》，虽然讳言他毁坏军政、主持贡举的短处，但在呵护郑清之这一点上，也用了许多含蓄的贬词。那么，端平年间的出仕，莫非是因为他此前偶然显露过风节，本来没有坚定不移的操守，到老年又为昏聩所影响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我因此感叹，保持操守直到岁寒之时是多么困难。西山凭借博学宏词科起家，所以诏令文书最为著名。然而他所写的两制文书，凡是遇到嘉定以后任宰执的人，常常给予伊尹、傅说、周公、召公那样的赞誉，恐怕也是可以停止却没有停止吧？又有人说，倪文节公纠正史弥远为其党羽所拟、用来比附昆命元龟的诏制，史弥远的私人党羽据此为自己辩解，这件事也是从西山那里得到的。西山虽然是西山，也未必是为了凭此求得当时任用，但这件事总也可以停止不做。慈湖初次见西山时，曾因他的命运询问占卜者，告诫他必须忘掉求取富贵利达的念头。如今看来，西山并没有终身实行这句话。那么，他不能排斥佛、老之学，本来也是有原因的。如今世上尊崇西山的人众口一词，我也知道世上的论学者一定会妄自摘取我的话，说我诬蔑大儒；但旧史的是非不能曲解。因此谨录下文洁的话，寄给临川侍郎，以补充他没有说尽的意思。跋《东发先生史稿》《东发先生日钞》后半部就是他的文集。另有《理宗、度宗二朝政要》。近来又得到他的《戊辰史稿》，这是他任史馆检阅时所作的。列传有杜范、真德秀、洪咨夔、袁甫、徐元杰、李心传六篇。我怀疑这就是《日钞》中缺少的两卷。先生最推重的是杜丞相；他在《真文忠公传》中说真德秀晚年阿附郑清之，颇多含蓄的批评，与《理宗、度宗二朝政要》所说的相互印证。《政要》最推重袁正肃公，但传记中对他的学术见解略有不满。如今《宋史·真文忠公传》颇多采用先生的文章作为蓝本，将来若有人重新雕印《日钞》，应当把这部史稿和《理宗、度宗二朝政要》附在后面。跋《史方叔朴语》方叔是文惠的长子，官至礼部侍郎，在文惠之前去世。他著作很多，而《朴语》二篇，是他仿照子部著作写成的书。他在书中说，司马文正公只是气量宏大而尚未达到化境，比韩忠献公还差一层；这话未必完全恰当，但也可以看出他是有志向的人。方叔的书大多没有流传下来，我有幸见到这两篇，便抄录下来，作为《甬上遗文》的一种。题《史秦州友林集》清叔是文惠的弟弟、大中大夫史源的第三子，因为娶了宗室女子史泽，屡次升任武功大夫、右春坊带阁门宣赞舍人，后任忠州团练使，知秦州兼淮安提举。《友林集》原本二卷，如今只存乙稿而已。史氏家族的著作极为兴盛：经学方面，文惠有《尚书讲义》二十二卷、《周礼天地二官讲义》十四卷、《论语口义》二十卷；弥大有《易学指要》《衍极图说》；定之有《乡饮酒仪》一卷、《太极图论》二篇、《易赞蓍说》；嵩之有《周礼讲义》；文卿有《易解》；蒙卿有《易究》十卷；芳卿有《古易学诗题词》《夏小正经传考》；葵卿有《太极图说》；公珽有《易演义象数发挥》。史料方面，弥远有《高宗圣政编要》二十卷、《孝宗宝训》六十卷、《绍兴求贤手诏》一卷；忠宣有《书判录》；弥忠有《庐陵教民集》；守之有《升闻录》。传记方面，文惠有《会稽先贤传》二卷；定之有《鄱阳志》三十卷、《饶州志》二卷。象数方面，守之有《潜虚解说》。林学方面，弥大有《世家》二篇、《朴语》二篇、《镜庵丛书》；守之有《世学》二十四卷、《心易龟鉴》；文卿有《石窗野语》。书学方面，文惠有《童丱须知》三卷；弥忠有《历代总括》《临池笔记》；芳卿有《石鼓文考》。类书编纂方面，吉卿有《广事文类聚》。至于别集，文惠有《鄮峰真隐漫录》五十卷、《直翁外集》二十五卷；弥大有《朴斋外集》；忠宣有《沧洲诗稿》；弥林有《慥斋集》；弥忠有《自斋集》五十卷；弥应有《自乐山吟》；弥巩有《独善先生集》五十卷；宜之有《用拙斋集》；定之有《月湖集》；嵩之有《野乐篇》一百篇；宅之有《云麓集》；安之有《类稿》；慥之有《拙斋集》；蒙卿有《果斋集》；越伯有《云闲集》；徽孙有《观物和陶诗》；公珽有《蓬庐居士集》。其中大半是《经籍志》没有记载的。我在《永乐大典》中搜求前辈文献，抄得文惠的《周礼》《论语》两种；又在天一阁范氏家得到文惠的《漫录》。其余只是偶然遇到零散篇幅，不能全部搜集。当时凭借三位宰相、两位执政高官重重加官、权势显赫的地位，却各自竭力从事著述，这一点也正是后人难以企及的。序文称文惠为魏王，但按《宋史》，文惠封魏公，追赠越王，恐怕是序文写错了。清叔的官位并不显达，如今读他的文集，只见他萧然超脱于尘世之外，看不出是世代显贵人家的子弟，他大概也可以与同叔、南叔并称吧？《读书附志》记载有黄景说、曾丰的序文，如今却没有了，大概是冠在甲稿之首。如今乙稿的序文也失去了开头一叶，我的朋友厉征君鹗考定为郑棫所作。跋《遗山集》

译遗山对于金朝，虽然有替崔立撰写碑文的牵累，但事情是由于被劫持胁迫，归根结底，他的志节不能完全抹杀。他竭力请求修撰《元史》，也是想借此向金朝尽忠，最终却受到阻挠而停止；但他的忠勤也已经到了极点。只是遗山因为请求修史，不得不对元朝的权贵委曲周旋。读他的碑刻文字，其中有替诸位佐命功臣撰写的，甚至加上“先太师”“先相”“先东平”等称号。作为故国的遗民，却对新朝的佐命功臣如此称颂，未免有失节并且受辱。遗山又写信给耶律中令，推荐故国之臣四十多人，劝他提拔任用。这些事情难道不可以不做吗？真希望能说“召集诸子一同到颍水之滨”，古人的风节多么可敬啊！总而言之，遗山最终只成为一个文章之士；后世那些改换门庭、依托国史为自己脱罪的人，都是由这种阶梯造成的祸害。唉！宗庙社稷已经灭亡，宁可做圣予所说的南方之介，也不可以做遗山那样的通达周旋之人。难道我这是过分苛责吗？重订《中州集》序目 《中州集》第一卷至第七卷，是遗山预先编定的。到了第八卷，邢具瞻忽然另起一例，我按他的数目编排。第九卷恰好符合商平叔所说的《百家诗略》的目录，大概就是根据平叔的原本而由遗山增入的，不愿埋没其中的真实情况。刘豫以及以下各位宰相，则又是遗山后来续加采录的，所以编排次序又另有区别。这些都可以根据遗山自己的序文知道。只有其中有些地方，我认为还不能满意。遗山开卷把宇文虚中列为第一人。虚中终究不能与吴激等人同日而语。虚中假意接受金朝官职，立志图谋劫持渊圣南归，事情已经将要成功，秦桧却把蜡丸中的消息泄露出去。金朝于是把与他同谋的高士谈全家杀害。因此宋朝为他追赠官职、赐谥号、建立庙宇、安排后代，甚至给他的嗣子赐姓。既然宋人也曾痛惜此事，那么虚中的志向还是可以原谅的。朱弁本来是贤者，他不屑于与虚中合编一集，或许也是没有了解到其中的秘密谋划。如果一定要执守豫让所说的二心之论来责罚他，恐怕会使已经死去的人蒙受过分的诬枉。从前我的同年友人杭世骏注释《金史》，我曾写信给他，希望他替虚中洗刷冤屈，世骏也认为这样做对。遗山所作的传记并非没有记载这件事，却仍把虚中列在卷首，就错了。赵晦在靖康末年只是一个主簿，汴京失陷后便不再做官。杨兴宗在建炎年间渡过长江，著有《龙南集》来寄托怀抱。这些人都属于陶潜、司空图一类人物。姚孝锡曾经仕于金朝，遗山尚且把他列入南冠之中；反而把赵晦、杨兴宗两人混同为金人，这也是我不能安心的地方。遗山说，金朝的文艺应当以蔡珪为第一，他的说法很恰当。甲、乙两卷中宋、辽遗臣先后错杂，次序不太清楚。另起的两卷也是如此，所以我擅自为它重新编定：把前两卷作为前集，从吴激开始安排宋、辽遗臣，连同张斛、蔡松年、马定国、祝简、朱之才、刘著、施宜生，以及后两卷的王竞、李之翰、晁会、赵悫、王枢，并附入刘豫、杜充、张孝纯、虞仲文，仿照《欧阳史》中《唐六臣传》的体例。把最后一卷作为外集，收录司马朴、滕茂实、朱弁、何宏中、赵晦、杨兴宗，并附入宇文虚中、高士谈、姚孝锡，仿照《宋史》中《周三臣传》的体例。其余作为正集，依照时代编次，也就可以了。近世谈论金史的人喜欢诋毁遗山，大概从王尚书、阮亭开始就是如此。但遗山也不可以轻易诋毁。像我所说的这样做，未必不是替遗山维护功劳。读《归潜志》元裕之与刘京叔互相推诿撰写崔立碑文的事。元裕之作《滹南墓志》，其中说：“崔立劫持并杀害宰相，向行营送上降表，翟奕等人请求建立功德碑，召我作文章。我料定自己必死，姑且用道理劝说他们。翟奕等人不能改变我的意见，最终胁迫太学生，假托京城父老的意思来写碑文。太学生就是刘京叔和麻信民。”元裕之《别业上梁文》说：“一支军队制造叛乱，一群小人归功于己。劫持太学中的名流，为郑人的逆节作文。命令是凭威势强制下达的，谄佞之人哪里愿意这样做？就去磨刻甘露御书之碑，细细刻上锦溪书叟的笔迹。谁来替我受赏？把罪名嫁祸给同声同气之间，造成有罪无罪者的毁谤。我独自守着内心的信念，却听任众人的口舌合力攻击。追击韩军的骑兵刚刚回来，射羿的弓便随即拉满。”这是指刘京叔把责任推给元裕之。后来看到《归潜志》中刘京叔所述，才知道他对元裕之深感遗憾，并且也牵涉到《滹南墓志》。我平心考察此事，滹南和元裕之其实都不愿撰写碑文，却又不敢抗拒，所以勉强把它交给刘京叔和麻信民。刘京叔二人也不能抗拒，最后只好拉元裕之一同承担毁谤。文人遭遇这种事情，也实在可悲。陵川郝文忠公是遗山的老师，他的诗说：“国贼勒令作文召学士，滹南先生因此只有一死。” 林希更加不顾名节，哥哥替他起草，弟弟亲自刻写。在省前便磨刻甘露碑，书写碑文竟用宰相的血。几樽御赐黄封酒、几斛米，就把家族声誉卖掉，全都不顾了。”这几乎是在极力辱骂刘京叔。然而诗的末尾又说：“作诗来告诫诸位听我说，且不要只责怪元遗山。”由此也可以看出，遗山并非完全没有罪过，只是不应该让他一个人独自承担全部罪责。史臣把这件事写在《滹南传》中，元代刘祁叙述的情况颇为平允。即便如此，为什么不早早离去，却困守在被围的城中，给自己招来这样的忧患？我于是感叹宋朝灭亡时，那些相继抽身逃走的人，是自知不能成为文丞相家的参政，又害怕遭受吴坚、贾余庆那样的羞辱。虽然他们在殉国的道义上有所惭愧，但保全自身名节也做到了，实在不能因此深深责罪他们。有人说：“当时四面郊野全是军队，大概是想离开却不能；否则元裕之等人不至于这样愚蠢。”即便如此，怎么能让这样的手去写贼人的碑文呢？我不能不替诸位先生感到惋惜。题《许文正公集》后

译我从前怀疑《静修先生退斋记》是为许文正公而作，但还不敢明确说出。等读到道园所作《安嘿庵集序》，其中说：“从前天下刚刚统一，南北会合，士大夫中本来就有得到朱子之书并加以尊信、表彰的人。如今他们的言论遍布四海，家家收藏，人人传述，他们的功劳当然不小。”而静修说：“老氏之学，是用术数欺骗世人、为自己脱身的人。暗中采用他这种说法的人，无不只按自身利害来衡量天下人的安危祸福，最终必然会误国害民；然而他们却特意站在万物之上，不肯承担责任。他们还自以为掌握孔孟的时宜之义、程朱的名理，却不知道这实际上是在夺取圣贤之道。”从静修考察细微处的辨析，精密到了这种程度；以道园的话来考察，他就是许文正公无疑。文正公自己请求免去中书省政事，去教育国子监学生，所以静修以“欺骗世人、为自己脱身”讥刺他；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从江汉一派传承中得到的学问，大概并不完全与文正公相同。道园又说：“文正公遗书中，对于圣贤之道所立的志向极其重大深远；他的门人从文正公那里得到的东西，仍不足以完全表达文正公的本心。后世那些随声附和的人，说修饰文辞、申明义理是玩弄外物，说辨析疑难、回答问题是越级妄进，说摒弃谋划事业只是涵养德性，说内心深厚而外表庄重就是变化气质；他们对外蒙蔽天下人的耳目，对内蛊惑、昏暗学者的心思，难道可以说文正公的学问果真是这样吗？” 这又是在指责当时学派流传下来的弊病。总的说来，文正公在北方振兴了已经断绝的学术传统，他的功劳不可磨灭；但他一生的造诣，只不过处在善良而有恒心的境界之间，读他的文集便可以看出来。因此传了几代便容易衰落。静修所说的“欺骗世人、为自己脱身”，是在他辞去职务、归隐之间，从细微处窥见了他的瑕疵；由此才知道君子要出来担当世务是多么困难。跋《危学士云林集》竹垞根据《贝清江集》，很怀疑学士晚年从未奉命守祠，只是因为他的儿子在安庆任教授，好事之人便附会成这件事。考查濂溪所作《学士墓铭》，说洪武三年冬，监察御史王著等人弹劾说公是亡国之臣，不应当任用；公因此获罪免官，奉诏出居和州，过了两年去世。当时北平的前朝旧官，难道只有学士一人在朝吗？台臣为什么只攻击他一人？这显然是仰承皇帝旨意而行。若《清江集》含混地说洪武三年在京师见到公，不久公便去世，大概是不愿详细说明此事，所以略略提到。学士因为不愿国史断绝而留下，固然是不明白轻重缓急的道理；但他在刀兵惊惶之中搜集整理历朝实录，功劳也不小。可是史馆开设以后，竟没有听说有一人前来过问，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皇帝对他的眷顾已经衰减，暗淡得毫无光彩。所以濂溪又说他“年事已高，雅志不仕”。后世那些失身而身败名裂的人，可以把这件事当作深刻的鉴戒；若还有人反而援引此事作为先例，只能说是极其不爱惜自己了。教授名为{方人}，也见于濂溪墓铭，《清江集》写作“于幰”，或许是他的字。按《广韵》，“于幰”正切为{方人}字，教授喜欢求新奇，于是取它作为字。自古以来早就有这种情况，例如杨朱字子居，就是一个证明。竹垞说《北平载记》脱去了“幰”字，却不知道《载记》所写的书名，应当是把{方人}字讹成了“幰”字。我把这一点记下来，以纠正它的错误。再跋《危学士云林集》学士曾经从学于草庐。等我读了胡仲子的文集，才知道他又是祝先生蕃远的高足弟子。这样看来，学士对于槐堂一派的学术传承，本来就不只出自一家。胡仲子称赞蕃远遇到事情不顾个人利害，同人交往推心置腹；所到之处都把讲学当作自己的责任，指点传授有师法，尤其看重学士，和他谈话有时整夜不睡；学士离开时，总是目送他远去，认为振兴我的教化，一定要靠这样的人。由此可见，学士受到老师和朋友的期望就是如此。我又见到学士为李先生仲公文集所写的序，其中也称他为“学生”。唉，学士遍访乡里的硕儒求学，最终却不能守住大节，莫非是言语有余而行动不足吗？蕃远对学士的期望落空了。《闲中今古录》说，明太祖因为把元朝的舞象迁到南方，让它们表演象舞；象伏在地上不驯服，于是写了一块牌子说“危素不如”，学士因此被贬。唉，还有比这更羞辱的吗？书《何大复集》后 明代正德、嘉靖年间，掌握诗文坛牛耳的是李北地，而何大复与他相呼应。只是大复早逝，不能享有长寿。我年轻时读大复文集，以为他不过是一个文士。后来读《先进遗风》，其中说大复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奉行敬皇帝的哀诏，向云南的远方君长以及中贵人宣告，众人都用象牙、犀角、珍珠、贝类相赠，他一概谢绝不接受。刘瑾专权时，他上书诸位大臣，说应当振作树立正气来抑制刘瑾的权势，意见没有被采纳，于是称病回乡居住一年多。有人把他的言论告诉刘瑾，他被免官。刘瑾失败后，西涯推荐他，诏令恢复原官。钱宁想同他交好，拿一幅画请他题字，大复推辞说：“古画不可玷污。”有位御史客死京城寓所，宦官廖鹏送给他棺材，大复说：“我的朋友生前不随便接受东西，难道死后反而要接受吗？”于是用钱来偿付棺材费用。乾清宫发生火灾，他上书极力陈说，不应蓄养义子，宦官也不应受到宠信。李北地和江西受到诬陷，大复上书极力争辩，因此逐渐受到枢要大臣的厌恶，被派出主持考试。他的大节就是如此，可惜还没有看到他最后的表现。题朝鲜洪枢府《忍斋集》《忍斋集》文三卷、诗二卷。明代万历年间，朝鲜大匡辅国荣禄大夫、领中枢府事兼管经筵洪暹退之所著。《忍斋》是他的别号。小长芦叟编纂《明诗》，收录朝鲜诗人九十一家，在属国中最为兴盛，却没有见到这部集子。雍正壬子年闰五月，我的朋友仁和赵六意林在燕京书市得到它。卷首没有序文，末尾有左议政金荣贵所作的墓志铭，说洪暹任吏曹时曾经触犯权臣，被下诏狱、受杖刑；不久又因为主持考试时出题，逐一列举前代外戚、宦官造成灾祸的事，因直言而获罪被贬。晚年三次担任宰相，深深以功名过盛为忧惧，每次接受一道恩命，必定坚决推辞，往往上十几道辞章。大概是朝鲜大臣中贤能的人。朝鲜最重视世家，洪暹也是父子相继为宰相，被称为盛族。他的文章很像本国的风俗，大体是平缓铺陈的声调。近来小山堂所收藏的书籍在浙河一带首屈一指，像这样的本子，也是藏书家从未有过的。书《明诗综》后

译竹垞选编《明诗综》，搜罗固然很多，但讹误错漏也相当不少。只说我们乡里的前辈，屠辰州本畯从未担任福建运司，大概因为他曾任运同，便把陆大行符的经历讹到了他身上。东林、复社的名士有《环堵集》流传于世，书中却把他的名字误作“彪”。由此推想，必定还有许多是我们这些人来不及考察的错误。牧斋的《列朝诗选》，竹垞屡次加以诋毁，说它疏漏；我认为著书的人总不可能没有剩余争议。书《甬上耆旧诗》后 竹垞讥讽杲堂所选《甬东耆旧》遗漏太多，例子数不胜数。像陆中翰陆宝，曾经同百谷、孟阳诸位先生交往唱和，并不隐晦，不知道杲堂为什么漏收。杲堂遗漏的确实很多，但竹垞举的这个例子却错了。陆中翰与杲堂属于前后辈，尚且还来得及相见。杲堂的体例，以士大夫为限，截止到神宗末年；只有布衣有时不受这个限制，因此不能因此责怪他。书《明名臣言行录》后 昆山徐开禧辑录《明名臣言行录》一百卷。我看他搜集民间杂抄，并与实录相互参校，虽然不能没有遗漏，但用功可以说很勤奋。不过朱晦庵的《宋名臣言行录》每次引用材料，必定注明出自哪部书，这一点是著述家非常高明的范例。徐开禧却没有这样做，便显得疏略。至于成祖靖难功臣，如张河间、朱东平等人，竟然一概没有收录，这是把一个朝代的人物都缺掉了，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听说新城王士祯也有这部书，我没有见过。跋《张茂滋余生录》鲵渊先生殉难时，全家二十七人一同死去，只有公的曾孙茂滋奉遗命保存宗祀，从道隆观中逃出，走到半路仍被俘获，囚禁在鄞县狱中。鄞地的义士陆宇燝、董守谕、董德偁想尽办法营救他，却没能成功。公的故旧、将汝应元，以及旧日客居宋龙辅之家的人，也没有救出他。大名人萧伯闇、闽人刘凤翥，都是公过去选取的士子，恰好都在鄞地，便一同向主管此事的人说情，他才获免。茂滋出狱后生病，寄居在陆氏观日堂中，几乎病死。他在病中写成《余生录》，将近一万字，叙述被俘囚禁时的困苦艰难，令人不忍卒读。文章境界固然真实，笔力也足以表达出来；当时他还没有成年，这才知道茂滋真是奇才。病愈后，蛟川义士范兆芝送他回华亭，应元替他料理家事，但没过多久茂滋就去世了，真如兰花摧折、美玉破碎，皋陶后继无人祭祀，实在可悲。起初，茂滋写有《蒙难纪言》，文章用骈体写成，请先赠公审正，先赠公认为写得不好，于是改写成这部《余生录》。如今我家还保存着茂滋手书的《余生录》稿本和《蒙难纪言》原本，每次展开阅读，总不免泪流满面。跋《邝湛若峤雅》后 湛若先生的大节不必多说，但他年轻时曾投到阮大铖门下。阮大铖文集的序文就是湛若所作，序中还自称门生。大概湛若年轻时喜好声乐，阮大铖在留都时便网罗并招致了他。若不是后来表现出大节，湛若几乎免不了成为阮大铖一党的门徒。人的价值正在于晚年所达到的境界。《峤雅》是湛若亲笔书写并付梓的，古雅的书香几乎扑面而来。东莞袁督师曾经在广东邀请人为他赠谥，如果没有《峤雅》，便无从知道这件事。梨洲先生说《桑海诸公集》可以用来补充诗史，确实如此。跋《浩气吟》稼轩先生晚年的操守到了这种程度，可以说是伟人了。然而他年轻时一再受到牧斋习气的沾染，在处理阁讼一事上，对老师过于维护，反而因此使自己遭受杀戮，难道不是牧斋连累了他吗？但自丙戌年以后，牧斋一生的名声已经扫地，而先生在《浩气吟》中仍对他情意深厚，甚至在梦寐中也流露出来，他们的交情竟深到这种地步吗？牧斋脸皮厚到极点，竟然还敢为《浩气吟》作序，实在可笑。题《万民部履安续骚堂集》后 履安在复社中，是甬上四孝廉之一。丙戌年以后，文虎早逝，当时有所谓七孝廉，个个都谢绝了公车征召，而次公的气节最高，履安仅次于他，正是四孝廉中的第三人。履安与谢氏结为婚姻，乙酉年战乱时，众人想杀谢氏，履安出面救了他。到了戊子年，众人反而被谢氏杀死，履安竭力也无法阻止，因此在舆论上受到极大非难。但履安也十分悔恨，所以把自己的庵命名为“悔”。后来同道之人才稍稍原谅他。林太常蠒庵写信给董隐君晓山说：“《春秋》对贤者责备周全，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但不能抹杀他想要补过的心意，这可以说是平心公允的议论。”恰好我编选《甬上耆旧诗》，特意记载这件事，这本来就不必隐讳。跋《吴稚山岁寒集》稚山吴尚书在海上时，把历朝改朝换代之际那些守持节义而死的人汇成一集，从孤竹两位公子开始，题名为《岁寒松柏》；陶渊明、谢皋羽一类人物则附带记载。我从同乡高辰四隐君家得到这部书，卷首还盖有宗伯亲手的印记。当时流离在荒岛之上，如今身处天下之中，天下究竟属于谁家？序文开头说：“国家有时依靠一个人而存在，那个人虽死，国家却不可以随之灭亡。所以商朝灭亡了，《易》所载的《暴》歌没有灭亡，商朝就没有灭亡；汉朝灭亡了，《出师表》没有灭亡，汉朝就没有灭亡；宋朝灭亡了，《正气歌》《丹心》一类诗篇没有灭亡，宋朝就没有灭亡。千百年以后，读到它们的人应当为之睁大眼睛。这真是一位处在岁寒之中的倔强老人。”万九沙太史家藏有《稚山集》，因此抄录下来，留在这里，附在后面。书《明夷待访录》后 《明夷待访录》一卷，姚江黄太冲征君所著。当时顾亭林写信给他，赞叹他有王佐之才，说如果任用他，三代之治都可以恢复。这一年是康熙癸卯年，他还不到六十岁，自己作序时却称“梨洲老人”。万西郭告诉我：征君在壬寅年以前，恢复明朝的希望还没有断绝；天南传来讣告以后，才有潮退烟沉的感叹，于是整饰衣冠等待终老。这部书就是在这时出现的，“老人”这一称呼大概也由此而来。原稿不止这些，因为有许多忌讳之处，没有全部刊出。如今连已经刻成的书板也毁于火灾。征君著作兼且散亡的，十分之九，实在令人惋惜。题《归恒轩万古愁曲子》

译世间流传的《万古愁》曲子，瑰奇雄放、恣意纵横，对于古代的圣贤、君主和宰相，没有不加以诋毁斥责的；但在桑海变迁之际，却独自痛哭流涕。它大概是《离骚》《天问》一类的笔法，只是不能确定究竟是谁写的。近人有的认为是谑翁所作，有的认为是道隐所作，有的认为是石霞所作，都缺少证据。只有魏勺庭征君在《恒轩寿序》中考察了这件事，我才取来作跋。沈绎堂詹事说，世祖章皇帝曾经见过这首曲子，大加称赏，命乐工每逢进膳时歌唱，用来助兴。古代的遗民野老，记甲子、哭庚申，大多隐伏在残山剩水之间，从未听说有人能在新朝的钟吕之乐中传播自己的作品，这又是一件奇事。恒轩是太仆的曾孙，名庄，又名祚明，字元恭，年轻时参加复社，天下书籍没有不读的，同时擅长行书、草书等各种书体。他曾在书斋柱子上题道：“走进我的屋子，空空如也；问起屋里的人，他却喧嚣地说：‘当时的人都笑话他。’”当史阁部驻守淮扬时，恒轩的二哥尔德，名昭，在幕府中参与事务；人们所称的礼贤馆征士，就是他，城破时死难。恒轩也和顾推官一起举兵，未能实行退隐计划，幸而得以免死。他沉溺于读书、嗜好书法，最终以假装疯狂度过一生。题《南堤诗》鄞县湖上的南堤，是先宗伯公开始修建的，另名桃花堤，尚未完工便去世了。湖上诸位先生最终把它修成。宗伯文集里本来没有诗，诸位先生的诗也极少，敬身先生不过写了几首，大概是记载上的缺漏。只有封若先生独自写成一卷，敬身为它作序，足以补足方志、史乘的遗漏。但封若题词中认为它就是北宋人偃月堤的旧址，这又不对。考查《延祐志》，湖上有两道堤：偃月堤在湖的北面，广生堤在湖的南面。偃月堤大概在红莲阁下面，用来保护酒务；广生堤在寿圣院前，用来养鱼。到了明代，这两道堤都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南堤还在广生堤以南，隔着真隐观来看，它距离偃月堤很远，不能指为同一处。偃月堤、广生堤都在湖的中流，截断水面筑成堤；南堤则是利用城下的沙尾筑成。同样都称为堤，但筑堤的方式不同，这一点不可不知。故国沉沦，乔木也一同衰败，如今沿着堤岸寻找桃树，再也找不到一枝一叶了。幸好先生的诗还保存着，后人如果不加考察，沿袭讹误，那失去的东西岂不是更多吗？宗伯的菘窗就在堤北，大概也是我家子孙应当认真考订、纠正的地方。于是把这几句话写在篇首。题《王解州集》五位君子之中，杨氏没有后代，其余四家也不过传了一代便断绝了，真是咄咄怪事。解州在这五人中凭文章著名，他的经学不如先人，但文章却超过先人。可惜他没有成为王裒，却成了嵇绍，所以我们乡里的人不太称许他；由此可见，我们乡中前辈评论人物一向严厉，这种风气如今已经没有了。《解州集》如果没有遇到我，也几乎连一个字都无法流传下来。《湘帆堂集》跋尾 平叔的《湘帆堂集》在江右诸公之中，文章品格高出王于一、魏凝叔之上；不过根基稍显单薄，气魄也较弱罢了。平叔的父亲那位给事中，天启年间曾做过阉党，名字列入《逆案》，所以平叔终身不与复社诸公交往。在弘光年间，他曾给文止写信说：“先父在天启年间，只因参与议论三案、编纂《要典》，便获罪受过。崇祯初年，还有人议论他依附孙淇澳，这正是今天所忌讳的事。”又给朋友写信说：“先父的心迹，一半被浮云遮蔽；能够得到二祖列宗的谅解，却不能得到那些依门傍户之徒的谅解。”又说：“东乡死后，没有人能够阐明他的幽隐。然而我读《南雷文集》，却见阮大铖、傅櫆必定被并称；阮、傅二人相提并论，难道他还有可以洗雪的地方吗？”又读《三垣笔记》说：“给事中接连上疏纠劾左光斗、魏大中，确实是过失；但他纠劾汪文言的奸邪，当时颇使人称快。后来因为纠劾魏忠贤，直到阉党覆灭他也没有出仕；说他赞助、引导杀害左光斗，也是一种过分的说法。”又说：“张太宰张捷，多次称说他的冤枉，但弘光年间没有起用他，有人认为是因为他先前曾被杨维垣纠劾，所以没有获准起用。” 可见当时本来就有人认为给事中是被冤枉的。但如果给事中果真曾经纠劾阉党，平叔为什么不提到这一点？恐怕《三垣笔记》有误。”根据平叔自己的话，他既不能讳言父亲的名字被列入《要典》，又不能断然说父亲是孙淇澳的同党，所以言辞支离矛盾。映碧一向不贬低张捷，因此也连带相信了张捷所交往的人。凭平叔这样的文章，不能洗雪他作为孝子慈孙的遗憾。题写《陶丈紫笥集》紫笥先生的文章还不能完全洗去华丽辞藻，但极像范蔚宗，在当时很少有能与他匹敌的人。不过他为人傲岸，不能稍稍忍受委屈曲折，前辈们大多畏惧他，所以不太替他吹嘘。昆山徐学士主持修《明史》，招致天下士人；四明万季野先生负责考订搜集，颇多把文章委托给紫笥，因此这部集子中有许多《明史》的传记。当时紫笥还年轻，尚未取得出身资格，而阁丈百诗等人都同他忘年相交。不久，他终于被忌妒他的人排挤，与昆山徐学士断绝关系。他的同乡翁尚书也了解他。紫笥考中进士后，有一天在翁尚书府中，翁尚书的儿子骄横放肆，当众羞辱何义门先生。紫笥十分愤怒，请翁尚书出来，按照义理责备他的儿子。翁尚书护着儿子，很不认为紫笥的话有道理。紫笥作了一揖，竟然离去，并且对他说：“明公的力量，不过是使陶生不能入翰林而已，请从此告辞。”后来紫笥果然没有参加馆选。他参加吏部铨选，被授予昌化县令；昌化在荒僻的海岛之中，他最终死在任上。紫笥入粤时，对何义门说：“我如今哪里还敢再希望进取，只愿竭尽抚恤教化百姓的力量，求得无愧于国家。将来有幸任满归来，读书授徒，再把自己在文章方面的才能全部发挥出来，借此向万、阎诸位先生表示敬意，也就满足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丈〕 然而他最终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便去世了。昌化百姓直到今天仍然不衰地感念他的惠政。先生的儿子正一、正靖都与我交往，其中正靖同我尤其亲厚；如今正靖也去世了，所以我题写这些话在他文集的后面。《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二，鄞县全祖望绍衣 题跋（六） 题《柳氏水经校本》跋

译柳大中，名佥，是吴地的隐士。他生于武宗在位之时，所校订的《水经》依据宋刻本手抄，极其认真地改正错简；如《颍水篇》《渠水篇》《濦水篇》，都贡献很大。在那个时候，杨用修、王慎中的本子还没有出现。大中隐居在简陋的门庭中，世人都不知道他。后来朱鬰、仪吴、中珩等人主持刊刻的本子，也都没有提到大中。他的书收藏在洞庭叶石君家，大概有二百年，直到康熙初年才流传出来，所以顾亭林等老先生还没有见过。至于《渭水篇》中补出脱落的四百多字，世上为这部书作出贡献的人，谁能比得上大中呢？谢耳伯也只能甘拜下风。石君的收藏在吴中首屈一指，能够替大中传扬，这个本子也值得称道。如今这个本子归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收藏。题《清常道人赵琦美脉望馆三校本〈水经〉》跋 清常道人第一次校订《水经》在万历丙午年，第二次在己酉年，第三次在庚戌年。大概是把宋本、谢本、黄本分开对勘的。他所说的别抄本，就是太仆家所藏的本子。可惜这个本子已经失去了第九卷至第十五卷。看他在燕王府、直沽、中州、留台校订，所下功夫也很勤苦。清常的藏书最为丰富，他死后大多归了钱遵王。而这部书能够流传，则是叶石君的功劳。如今归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收藏。题《孙氏〈水经〉再校本》跋 康熙丁未年十一月十八日，我从叶石君那里借到清常道人三校本，作了一次校勘；又用柳大中家所抄的宋本再次校勘，这个本子也是从石君那里借来的。戊申年正月三十日完成。这一天，石君从洞庭回来，讲述山中所听见和看见的事：例如李龙眠的《三马图》、米元章的楷书《宝章待访录》，都是他亲眼见到的；白乐天亲手书写的《金刚经》一行一楷、赵韩王的家谱、张循王的铁券、倪云林亲手书写的自著《江南词》，则是他听说而没有亲眼见到的。这些全都是珍贵的宝物啊。唉，什么时候才能全部看一遍，以舒展我的胸怀呢？姑且记下此事，以等待将来。孙濳 柳氏、赵氏诸本都在明朝初年才出现，而孙濳夫把它们汇集整理，功劳最为深厚。读他的跋语，还能同时知道石君热心搜求古物的情形，想见明初文明兴盛的气象。考究古籍的人，每天得到过去未曾见过的东西，用来扩大见闻，令人不禁神往。我游历吴下时，向后辈询问，没有人知道濳夫的生平本末了。濳夫，名濳，字菣园，一字节生，又称知节君。如今这个本子也收藏在小玲珑山馆。题《何氏三校本〈水经〉》跋 义门先生校订《水经》的三个本子，我都见过。他的初校本在甲戌年完成，那时还没有见到前人的校订，仍免不了带有竟陵派的习气。再校本在丙子年完成，等到见到顾亭林订正的本子，便进步了。三校本在戊戌年完成，又进了一步。由此可以看出前辈精益求精的功夫。他记述洪文惠公的话说：“世上没有善本，不能随意妄加改正，这是校书的蓍龟。”然而先生用来校订这个本子的材料，也不过是胡氏《资治通鉴注》和《隶释》两种，范围还是过于狭窄。近来杭州人赵一清，又广泛从《元和志》《初学记》《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九域志》以及《雍录》《齐乘》和宋元诸种图经中搜求材料，这就后来居上了。再题何氏《水经》说从东武阳流出的是一条漯水，从高唐流出的又是一条漯水，这是阎潜邱的妄说。说荥阳有北砾溪，又有南砾溪，这是胡东樵的妄说。他们都是把一条水析分成两条。闻喜有涑水，单独列为一篇；雷首山又有涑水，附见于《河水篇》的注文中，这是两条水。而义门把它们混为一谈。虽然这种错误开始于乐永言，完成于顾景范，但以义门考订之精审，竟不能加以订正，由此可知读书考证是多么困难。三题何氏《水经》“汨罗”的“汨”读作“觅”，“汩没”的“汩”读作“骨”，但字形相同。写作“汩”的那个字，读音是“弋”；《说文》本来解释说：“治水。”孙愐却说，汨罗的“汨”就是“汩”字，读作“觅”；而汩没的“汩”读作“骨”，这是错误的。两个“汨”是同一个字，“汩”则是另一个字。戴侗、田艺衡把它们合为一字，说“汨”就是“汩”，也不对。“汩”不是水名，《上林赋》说“滭弗宓汩”，《南都赋》说“漻泪淢汩”，就是这个意思。义门精通小学，也错误地接受了孙愐的说法，应当用郭氏《佩觿》来订正。题《沈氏水经校本》跋 明朝初年的诸位老先生都有《水经》校本，如顾亭林、宛溪、胡东樵、黄子鸿、阎百诗、刘继庄，但都没有流传下来。只有亭林的本子见于何氏所记录，黄氏的本子据传藏入新城池北的藏书库中。现今流传的只有《渭水篇》《沔水篇》两篇，继庄的本子竟然散失了。至于东樵、宛溪、百诗的本子，虽然没有见过，但他们所引用的旁证颇多错误，东樵尤其严重。苕中的老朋友沈绎旃，年轻时曾同他的哥哥东甫从事此事，东甫于是把稿本交给他。庚午年，我写信索要他的稿本，绎旃欣然带着它来到杭州，并且把亡友董讷夫的本子也一并带来。讷夫也是义门的高足弟子。绎旃同我讨论了十多天，于是把稿本留在我的书架上。他考订出讹误，如{糹昔}姑水、檀台冈、璅侯亭、横山，以及《汉功臣表》中把“郸侯”误读为某音等，很多地方都很有价值，不只是对郦道元有功而已。我研究这部书所得到的帮助，老朋友中没有谁比得上绎旃，世交子弟中则是赵一清。没想到在杂乱残缺的校勘工作中，竟遇到这两位杰出人物，这真是莫大的幸运。《水经·渐江水篇》跋一 《渐江水篇》错简交错出现，所以无法阅读。不过，郦道元的脉络安排还是可以考察的。渐江本来流到钱唐便停止，但它的江浦却从灵隐流向阼湖，又到临平，再到御儿、柴壁，直到东岸的固陵和查渎。它从西陵湖向下流去，才开始称为湖水；向上通到浦阳江，向下流入浙江，随后经由永兴进入越地，再到山阴、会稽，这样就清楚了。试读《江水篇》，其中江浦、江溠，不知有多少处，难道渐江偏偏没有吗？等到隋人把它改作运河水道，遗迹就不可考了。先父曾说：“固陵以西有个地名叫柳浦，有一座桥叫跨浦桥。六朝时用堤坝防护，由官府看守。到宋代桥址还在，见于胡氏《通鉴注》，那就是江浦的水口。”这是千古以来没有被发掘出的有力证据，于是我据此厘正，交给先父。我从此得以改订篇次。《水经·渐江水篇》跋二

译《山经》说，浙江发源于三天子都，在它的东面。郭景纯说，浙江出自新安黟县南面的蛮人居住之地；这同《汉志》相合，也同郦道元《水经注》相合。唐人卢潘引用《汉志》时，才改作“黟县南率山”，大概是因为“蛮”字同“率”字相近。黟人于是把它命名为率山、率水，并且把《山经》原文也改成“在率山以东”，这就太荒谬了。如今撰写黟县志书的人，无不拿率山、率水来装点地理形势，却不知道这并不是事实。《汉志》明明存在，怎么能因为一个人的异说便擅自改动它的文字，又把《山经》一并改掉来迁就它呢？东汉时新安一带由山越人居住，所以说在蛮人之中；贺齐、诸葛恪的传记可以考证。如果说有“率”字，其他书都没有，直到乐史《太平寰宇记》才开始列出这个名称，而《九域志》仍未提及。难道罗存斋、程篁墩主持地方志事务，竟然还不能考证订正这种燕说吗？《水经·渐江水篇》跋三 《汉志》说，钱唐县的武抺山是武林水的发源处，向东流入海，流程八百三十里。郦善长说：“阚骃说，山中流出钱水，向东入海。《吴地记》说，县中只有渐江，如今没有这条水。”考察武林山，就是今天的灵隐山。所谓向东入海，是说越过钱唐江向东，流到今天山阴县的三江闸口，那里才是入海之道；否则就不能说向东流入海。这样看来，流程不到二百里，怎么会有八百三十里？从钱唐到我家乡甬上的海口，经过今天的三个郡，也只有五百里，终究不可能有八百三十里。这显然是记载错误，此句应当是错简在太末县之下。《谷水》向东北流到钱唐入江，计算它所流经的路程，大概约有八百三十里。至于钱水，其实不是山水，大概就是江水。所谓钱唐，大概就是钱水之塘；流传的华信欺骗众人的故事，是荒诞的。武林山水过去是经柳浦流入江中的，如今流入隋代运河之中，也不像《吴地记》所说的那样。《水经·渐江水篇》跋四 《汉志》称浦阳水为柯水，就是今天的曹娥江；称为潘水，就是今天的钱清江。曹娥江的水流经诸暨、嵊县，直接同句章相接，于是嶀浦、{山兆}浦、渔浦、剡溪、簟溪都汇合在这里。它再向东流的水，在《汉志》中只记有句章的渠水，鄞、鄮之间没有记载。自《乾道图经》以来，也都没有涉及。我考察鄞、鄮之间的水，都是江水。在今天奉化境内的，是汉代的鄞县水，称奉化江；在今天鄞县境内的，是汉代的鄮县水，称鄞江；在今天慈溪境内的，是汉代何章的西界之水，称慈溪江。除了这三条江以外，都用堤坝隔断江水，蓄积四明山二百八十峰的山溪水，像小江湖、东钱湖、广德湖、花墅湖，都可以称为渠水。然而这些湖泊都形成于六朝以后，汉代并不存在；《汉志》所说的渠水，实在无法考察。而且凡是以“渠”为名的水，必定是经过人工开凿，然后才称为渠水；例如鸿沟称渠水，邗沟也称渠水，太白渠、成国渠、蒙笼渠、湋渠、泃渠等也都是这样。因此，句章的渠水也必定是当地居民苦于江潮带来的盐碱水，于是引山溪水开渠，以利于田地灌溉，这一点没有什么可疑的。《水经注》的序文说：“浦阳水向东流，到句章便停止。”然而它从白石山向东流，剡县江边有查浦，向东流二百多里，同句章相接；浦两岸有六条溪流，溪旁夹着像要倾倒一样的崩塌山崖，这就是所谓的渠水了。大概六溪都是簟溪的支流，簟溪流入浦阳，而这六条溪流蓄积成渠，于是单独成为句章的标志。虽然前人没有明文说明，但除它之外，再没有别的水可以相当于此水了。我们家乡关于两汉的掌故流传很少，年代久远，三犀、双鹄之类的遗迹也早已湮没，真令人叹息。《水经·渐江水篇》跋五 渐江向西流入的道路，有了柳浦便清楚了。如果没有水，怎么会有浦？又怎么会有堤坝？又怎么会有桥？既然这些都存在，就知道它同临平湖水相合，并不困难。从临平到御儿的柴壁，江水也同谷水会合而下，到了柴壁，浑浊的波涛向东流去，奔向固陵。这样看来，江水流到御儿时，已经同浙江会合了。许慎、晋灼、阚骃说江水到了山阴才同浙江会合，只是概括地说它最终的情形；实际上不必等到山阴。如果按照史家的书法，应当说“江水至御儿与浙江合，又东至山阴入海”。《水经》说到余姚才会合，是它的错误。有人怀疑南江向东流的道路上，乌程一带地势中间高起，过了这里海盐一带又高起。不知道即使有高原，难道就没有低洼地吗？江水汇聚震泽而来，所流向的是各县的低洼地，并不受阻。至于那些不明白这一点却撰写《杭志》三诘三误之编的人，既不知道柳浦本来相通，也不懂江湖内外水道的交错，反而制造许多纠葛；这样一来，更足以让他们闭口了。考察郦善长在《沔水篇》中说：“浙江到临平湖南同南江会合，又到余暨以东同浦阳江会合。” 如今错误的本子写成：“浙江到临平湖南同浦阳江会合”，于是便无法理解了。题《水经·济水篇》跋 《说文》所说四渎的“泲”字，读音为“泲”；常山赞皇的“济”，读音为“济”，两者的声韵完全不同，绝不会混淆。《汉志》所引用《禹贡》《职方》的古文，都是“泲”字，只有赞皇的济水另是一字。自从应仲远错误地把二者合并，郦善长已经批评过他，徐坚在《初学记》中辨析过，徐错辨析过，王应麟辨析过，陈大猷也辨析过；然而错误相沿，仍然没有人能够改正。总之，把泲混作济的情况可以听闻，却从未听说把济写成泲。大概赞皇的济水，在《汉志》中本名石济，《续志》才脱去“石”字，只称济水。不料乐史反而把错误加重，把济说成泲，还引用《卫风》来作证明。卫国境内有泲水，没有济水，卫国女子不可能到赞皇瘿陶之间出宿，这是很明白的。况且乐史把“饯祢”的“祢”说成曹州的大祢山，那么距离出宿之地就更加遥远了。这是自相矛盾。张自烈不能辨明，王圻竟又承袭乐史的错误，顾祖禹又承袭王圻的错误，失误太大了。题《水经·潩水篇》跋

译《水经》说，潩水发源于河南密县大隗山，流入颍水。《说文》说“异”字的声旁读音；《说文》又有瀷水，也发源于河南密县，流入颍水，说它的声旁是“翼”。于是查找《水经》，却没有所谓瀷水。徐鼎臣作注时则说潩水也读作“翼”的音，这同《说文》相违。考察徐鼎臣以前，先有颜师古；他在《地理志》密县条下说，潩水也读作“翼”的音，同徐鼎臣相合。再仔细读郦善长的注文，他说：“当时人把潩水称为勅水，因为读音相近。”那么郦善长也是读作“翼”的音，所以才同“勅”混淆。如果读作“异”的音，又怎么会混淆呢？我私下怀疑潩水就是瀷水。因此从颍水以及洧水、濦水中流入颍水的各水来看，从没有听说另外还有瀷水。《说文》大概偶然重复记载而改了读音。徐氏也察觉其中不对而加以改正，只是没有来得及说明，这就是他的疏失。后来考察小学诸家的说法，戴侗说：“瀷就是潩的重文。”这个说法是对的。题《水经·泄水篇》跋 许氏《说文》关于水的记载都有根据，只有把汳水当作《禹贡》所说流入泗水的灉水，又把荥播的“播”当作潘水，这是两大错误，其他地方没有这种问题。至于它说泄水，则有难以理解之处。它说：“水接受九江博安的洵波，向北流入氐水。”泄水发源于博安，这是对的；但洵波在哪里，却不知道。《尔雅》说“濄”就是“洵”，那么应当是濄水的支流。然而濄水在淮河以北，泄水在淮河以南，两水隔岸相望却不能相通，许氏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另外，自汉代以后没有听说过氐水，只有滍水又名泜水，见于《左传》，是淮水上游的支流。它虽然同样流入淮水，但泄水不可能流入它。后来我想到，许氏虽然错了，但他的错误必定有原因。大概他所说的“入氐”，不是泜水，而是泚水。《水经·泚水篇》也曾错误地说泄水流入泚水，直到郦注才予以纠正。抄本又把泚写成氐，就更加无法解释了。根据郦注，泄水发源于博安，流入濡须；这说法有根据，所以注文引用《说文》最为确实，而《说文》这一条没有收入，是有原因的。我在病中忽然醒悟，原来“洵波”二字是“芍陂”二字的错误。原文只是考证泄水同濡水汇合流入芍陂，并不是说泄水发源于那里。乙亥年五月又题。题《水经·江水篇》跋 《江水篇》失去了第四篇，从青林湖以下的水道竟然无法考察。胡东樵、阎潜邱不知道篇章有缺失，竟说已经见于《沔水篇》，实在是妄言。沔水是北江的水流，那么中江将流向哪里呢？两位老先生用尽毕生精力研究《水经》，没想到竟说出这种梦话。按《说文》说，泠水发源于丹阳宛陵西北，流入江中，如今不知道泠水是哪条水。又说，{▯渒}水在丹阳，如今也不知道簿水是哪条水。能够考察的只有溧水，《说文》和《汉志》中都有记载。应劭认为它就是南湖，大概就是今天丹阳、高淳、石臼等湖。庐江以北的北湖见于《汉志》，就是枞阳湖。至于陵阳的淮水就是秦淮河，已经见于《沔水篇》。考察《汉志》宛陵县条说：“彭泽聚在西南，清水向西北流到芜湖入江。”《汉志》的清水，疑心就是《说文》的泠水。两者地点完全相合。应劭误把这条泠水当成泠道的泠水，所以臣瓒批评他说：“宛陵距离豫章北界三千里，中间又隔着许多水，不可能从下游逆流到泠道以后再入江。”颜师古认为臣瓒正确，却不知道这里是丹阳的泠水，同豫章以北有什么关系呢？杭州人赵一清说：“清水大概就是今天清弋江一带，这个说法相当接近事实。” 题《水经·漓水篇》跋 漓水又名瀜水，是牂柯江的下游，分为郁水、豚水等河流，流入交州，又流到中原，经过三十六滩而成为漓水，本来同湘水没有关系。它之所以一定要引湘水来沟通，是因为秦代史禄运粮漕运的缘故。所以湘、漓两水能够相通，完全在于零渠。《水经》不知道这一点，竟说湘水、漓水同源，这是大错。范石湖说：“漓水向南流到兴安，地势高起，同湘水相距很远，彼此没有联系。史禄开始把湘水的水流分出一支注入漓水，使北方的水向南会合；他在湘水流经的沙石险滩中修渠，用石头筑成尖锐的铧嘴，使湘水逆向分成两股，沿渠流行六十里进入漓江，同漓江一起向南流。渠道绕过兴安境界，深不过数尺，宽一丈多，六十里之间设置斗门三十六座，当地人只称作斗舟。进入一道斗门便再次关闭闸门，等待水积蓄到一定程度再前进，所以能够沿着山崖上行，又像从高处倒水一样下行，即使千斛的大船也可以往来。”治理水道的巧妙，没有比这条渠更高明的。石湖的话足以补充郦善长的遗漏，也能纠正柳开等人的错误。题《水经·涑水篇》跋

译《水经》的体例是：凡是各条水流汇入一条大水的，都详细记载它们的源流；如果另有专篇，即使在大水篇中记载它汇入的地点，也不再详细叙述，因为本篇已经具备。涑水就是另有专篇的水。它发源于河东闻喜县的黍葭谷，流经周阳，又经过安邑、解县，注入张阳池；这些就是它的源流。可是《河水篇》中，河北县又有一条涑水，发源于县境内的雷首山，向西南流，也称雷水，经过桑泉，当地俗称阳安涧水，向西南流入黄河；两条水的源流各不相同。大概闻喜的涑水就是洮水，《通鉴地理通释》所说在陕州夏县以北四十里的水，就是它。河北的涑水则是雷水，也就是阳安水，《通鉴地理通释》所说在河中临晋县以东十二里的水，就是它。近人竟把两水合为一条。乐史说：“涑川从闻喜连接河中。”顾祖禹说：“涑水就是绛水的下游，从绛县经过闻喜、夏县、安邑、猗氏到临晋县境，汇合姚暹渠向西流出，经过蒲坂，又向西南流入黄河，称为阳安涧水。”大概猗氏以上是洮水的源流，临晋以下则是《河水篇》所说的水了。这是《水经》一百二十多篇中的一个重大疑案，却一直没有人把它解释清楚。我读《涑水篇》，只说涑水流入张泽，却没有说张泽流入哪里；又说“向西北距蒲坂十五里”。这样看来，闻喜的涑水所流入的地方，正好同河北涑水的发源处相接，而且两者都叫涑水。郦道元没有仔细分析，竟在两处都引用“左氏伐我涑川”的话，那么郦道元自己已经混淆了，何况一千多年以后的人呢？厚斋虽然把两条水分别列出，却也说得不太清楚，于是越来越没有证据。后来读《唐志》，发现虞乡县以北十五里有涑水渠，贞观十七年由蒲州刺史薛万彻开凿，从闻喜引水流入临晋，用来灌溉田地，这才恍然说道：“这就是两条涑水得以汇合的原因。”那么在这以前，闻喜的水流并不通到临晋，大概到唐代才开始汇合。因此《盐池图说》说：“涑水中段和下段多狭窄，到了临晋，山溪诸水都汇入其中。”却不知道涑水本来流到张阳便停止，所谓“中段和下段多狭窄”，是因为人工沟通而出现的；由此又可知这是另一条涑水。至于《左传》所说的涑川，原来就在闻喜，不在蒲坂，大概王官城也在闻喜。可惜不能起用乐史、顾祖禹诸位先生，同他们当面谈论这件事。读胡氏《资治通鉴注》胡梅磵说：“人最苦的是不能察觉前人注释的错误；我知道前人的错误，也知道自己注释中的错误，只是不能知道罢了。”这真是能够克制自我的言论。梅磵的这部注本，世人都尊崇它，很少有人敢于批评。顾宛溪开始摘出其中几条，但还没有完全击中它的错误。我仔细阅读后发现，问题不止宛溪举出的那些。例如东燕的石济，本来是黄河的支流，却把它当作四渎之一的济水；找不到桑丘，却竟拿汝南的下桑里来充当。英布被汉军打败于洮水之上，洮水是沘水的误写，梅磵却把它当作零陵的洮水。其他如把秦代的广陵归属于九江，完全是没有根据的话。我年轻时听慈水前辈冯明远先生谈过，他极力说明此注本的错误，但我没有来得及详细询问。稍微年长后，很想把他的说法全部说明出来，可冯先生已经去世了。我私下想逐条驳正，编成一本《纠谬》，因病废而没有完成。不过梅磵注释中好的地方确实很多，我之所以想纠正它，正是想替他的功劳保存功臣。哪里能得到一位考究古籍的士人，完成我的志愿呢？题《读史方舆纪要》把汳水当作《禹贡》的灉水，这个说法出自许叔重。如果果真如此，那么鸿沟自古就存在，实际上同郦氏所说大禹堵塞荥泽的话相互呼应。然而世上的儒者没有相信它的，只有苏东坡很赞同；没想到顾宛溪也主张这种说法，并且据此改动《职方》，说豫州的河流是荥水、洛水；荥水不是荥泽，荥水同灉水相通，就是汴水，这就接近荒谬了。他说三江是松江、娄江、东江，说九江是湘江，都不恰当；又说英布战败的洮水就是震泽的洮湖，更是错误。宛溪的地理学确实超过东樵、潜邱、子鸿等人，搜罗材料既多，不能没有错误；但这却是他最大的错误，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三，鄞县全祖望绍衣 题跋（七） 题《哀江南赋》后 庾信真是太无耻了！他失身于宇文氏，却还指称鹑首星次，把秦国接受天命说成上天醉酒。其实庾信早在上天醉酒以前就已经醉了。为什么还要怨天呢？后世那些在冠裂冕毁之后，蒙着脸谈论问题，却不难斥责新朝、歌颂故国来为自己文饰的人，都是以“天醉”这种说法为根本的。即使只从他的文章来说，也做得不工巧。庾信这篇赋本来就是序体，为什么还要另外作序？所以文辞多有重复。滹南直斥它荒芜不雅。那些相信杜少陵的学子，大多难道会认为滹南的话正确吗？至于颜氏的《观我生赋》，确实胜过庾信，因为其中有深切的惭愧悔恨之意，并不是胡乱写些支离的话来欺骗世人。我曾说近人中，东涧、庾信一类的人如此；梅邨则属于颜氏一类。同样是失节，内心情状却有区别。题苏若兰回文诗 臧荣绪《旧晋史》记载，窦连波的妻子苏若兰有八百字回文诗，名叫《璇玑图》，见于徐坚《初学记》的记述。崔鸿《前秦录》说，苏蕙是始平郡武功人，陈留合道贤的第三个女儿。她十六岁时嫁给窦滔，窦滔非常敬重她。到苻坚时，窦滔任秦州刺史，因获罪被流放到流沙。苏蕙于是织锦作诗寄给他，这同臧荣绪的记载相合。武则天建立大周后，却说窦滔的妾赵氏受到宠爱，苏蕙因此受挫受辱。后来窦滔镇守襄阳，便只带着赵氏赴任，同苏蕙断绝音信。苏蕙悔恨之下作了这首诗。《文选注》引用诗序，又说窦滔将要被流放时曾向苏蕙发誓，不再娶妻；到了沙漠后背弃约定，所以苏蕙作诗赠给他。这三种说法互不相同，但臧荣绪、崔鸿生活在六朝，相距不远，比隋唐以后的说法似乎更可信。近来看到阮亭先生《池北偶谈》的记载，其中对这首诗的异同没有说全，所以摘录一条来帮助考证。题韩侍郎致光赠吴颠尊师诗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