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六鄞全祖望绍衣

译承蒙您询问：古今为《杜鹃行》作笺注的人纷纷提出不同意见，那么应当以谁的说法为准？我反复研读这首诗，认为它应当是在唐玄宗被迫迁往南内、唐肃宗不上朝临丧时写的。开头四句故意写得错落，不想明白显露其中的意思。诗中说：“我从前游历锦城，在锦水边结庐居住。有竹林一顷多，乔木高耸直上云天。杜鹃在暮春来到，哀哀地在它的居处鸣叫。我见到它曾经拜了两拜，因为它是古代帝王的魂魄。”大概是指玄宗失去国都，虽然奔逃蒙尘，蜀地百姓仍然拥戴他，毫无二心。诗中说：“它生育子女，百鸟都来筑巢，百鸟不敢嗔怪。还替它哺养孩子，礼敬它如同奉事至尊。”大概是指肃宗在灵武时，李、郭等将领为他竭尽全力，番戎也都帮助顺从，正如他们过去侍奉玄宗一样。诗中说：“鸿雁和羔羊，早在太古以前就懂得礼仪。飞翔和跪乳都知道次序，好像懂得感恩。圣贤的古法和准则，交给后世流传。你看禽鸟的本性，尚且懂得侍奉杜鹃。”大概是指玄宗回到京都时，百姓聚集观看而流泪，以及他住在兴庆宫时，父老经过那里，多呼喊万岁。诗中说：“如今忽然又到了暮春，我已患病多年。身体有病不能拜见，眼泪流下如同泉水迸涌。”大概是指玄宗被逼迁徙后去世，肃宗以患病为由不亲临丧礼。大概是因为国家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难以直言申诉，又不忍沉默不说，所以借杜鹃来寄托。况且此前玄宗幸蜀，正与望帝的故事有关；晚年遭逢变故，杜工部自己又感叹远行羁留蜀中，不能在宫闱之间维持调护。百鸟因为杜鹃而奉养它的子女，而作为杜鹃子女的肃宗反而漠然无情，那就连百鸟都不如了。前人解释这首诗，也有指出它写南内之事的，只是没有逐句阐明诗意；或者又怀疑玄宗在辛丑年去世，而杜工部在乙巳年到云安，两事相隔已经四年，这样便与诗中所写的年份不相合。然而我曾读李端叔《姑溪集》，其中说：“杜工部追念开元盛世，多次在诗中表现出来。等到张、李之乱，太上皇突然去世，消息传到蜀地时，本来已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而且要为尊长避讳，也不敢立刻在诗篇中形露其事。直到到了云安，对杜鹃有所触发，于是不知不觉把感情说得如此淋漓尽致。”他的论断真可以说是先得我心了，现在一并抄录下来，用来答复您。答胡复翁都宪论李商隐《漫成五章》的书信。承蒙您把《义山漫成五章笺释》给我看，认为这是李义山自叙一生出仕与退隐大略的作品，所以用隐约的词语寄托心意，确实发明了前人没有说出的道理。只是还请允许我这个愚昧的人再仔细审察其中的内容，于是取唐史和李商隐的文集相互验证，也略有一些可以用来引申您高见的地方。李义山蒙受了辜负恩德、品行不端的诽谤，长洲朱长孺首先替他揭示真相、加以洗白。朱长孺说，李义山被令狐绹厌恶，是因为他接受了王茂元、郑亚的征辟，而这两人又是李德裕一党的缘故。当时的党争，牛党曲、李党直，李义山的取舍不能说没有道理。况且李德裕虽然憎恨令狐绹的父亲令狐楚，但对令狐绹本人，原来还曾任用他为补阙。令狐绹因李德裕失势，便极力排斥他。像这样险恶的人，如果还始终依附他，那将来即使沦为八关、十六子的同党之后，难道还能说他辜负恩德、品行不端吗？朱长孺的论断很精核，只是不知道李义山在《漫成五章》中已经亲自说明了自己的心迹。前两章说沈约、宋玉、王勃、杨炯不过是擅长对偶文辞，表明自己归依李白、杜甫，大概是说他年轻时虽然向令狐楚学习章奏之文，却并非自己的志愿，确实如您的解释。不过，他归依的并不只是李、杜的文章，还推本于他们的操守：他仰慕李太白违忤宦官，仰慕杜少陵每逢吃饭也不忘君父；又因感叹苍蝇惑乱而受到触动，以至于为身处不同朝代却遭遇相同命运而伤感。这些感情都表现在字句中，并不只是从文章方面说。中间两章说王茂元出身将门而能继承家声，把他比作征虏将军；至于他选择女婿，则把自己比作王羲之，而且庆幸王茂元能任用自己这个出身草野的人，也确实如您的解释。但诗中所说的“偏师”“裨将”，应当是指王茂元会同讨伐泽潞的时候。王茂元统帅河阳军时，是全军统帅而不是偏师，是大使而不是裨将；如果说的是讨伐泽潞时的情形，那么何弘敬、王元逵任招讨，王茂元只是偏师、只是裨将。那时李义山在军中替他起草檄文，所以为他能够任用出身草野的自己而高兴。然而诗中说“不妨常日饶轻薄”，又是指令狐一派诽谤人的言论；由此可见，王茂元能够为国家讨伐叛贼，哪里真是只与浪子结交而已？这也说明所谓“轻薄”并不成立。这正好与下一章所说的操守互相阐明。末章把张巡、郭子仪比作李德裕，也确实如此。不过，我恐怕他写这首诗，是因为杜悰再次收复维州而有感。唐文宗时，李德裕收复维州，牛僧孺以开启边衅为由压制并阻挠他，李德裕对此深感遗憾。大中三年，杜悰最终又收复了维州，而李德裕也正好在这一年去世。维州是西番的要地，收复它本来不是穷兵黩武，而正是为了与戎人和好，只是受到党人的门户之见阻挠。如今杜悰完成了李德裕的志愿，而李德裕最终没有能够亲眼见到，所以李义山流泪为之悲伤。李义山赠给杜悰的诗中有“世人都说真可怕，您的本意本来无争”之句，也正是这首诗的意思。合起来看，就可以清楚看到李义山一生沉沦困顿的情形了。但如果不是您替他揭开蒙蔽，我也无法立即考察清楚。李义山写闺房的那些诗，大概就是他招致轻薄之论的原因。然而考察他悼念亡妻以后，柳仲郢把乐籍女子赐给他，李义山坚决推辞，说自己年轻时的志向在于玄门。都更、敦夙契、南国妖姬、丛台妙妓等事，虽然偶尔涉及诗篇，实际上并没有参与其中的风流之事。请您依从我的诚意，收回先前的说法，使国人都知道柳下惠能够在酒肆中保全自己，也不要怀疑阮籍；这样也可以看出，仅凭那些诗，还不足以判定他的生平。谨请您对此加以斟酌。奉答谢石林侍御论碑版制度的书信。

译《会典》说：五品以上使用碑，五品以下使用碣，庶人只用墓圹。碑铭就是柳宗元所引用的唐代法令。然而按照今天的官制考察，确实很难用一个标准拘泥规定。内官方面，京卿以及外官翰林、詹事府的讲读、谕德、洗马，新升五品的科道官使用碑，是合适的。部郎以及内阁侍读等官，难道也可以吗？外官方面，佥事以上使用碑，是合适的；知府副职、州牧等官，难道也可以吗？至于武职，若不是总兵以上，也很难使用碑。大概唐宋时官至五品非常困难，与今天略有不同。柳宗元替杨郎中作墓碣，说杨郎中品秩为第五等，因为官阶不能与碑相称，所以降格使用碣。可见古人在这件事上原本就有裁量，不肯混乱。明代以来，不论官阶而论声望；因此像郎中的官阶并不低，但声望很浅，也应当斟酌使用。穆堂詹事说，如今即使开府以上的官员，如果不是皇帝下诏赐碑，都不得称为碑，只能叫墓表。所以他应阳城相公家请求，只称为墓表。这是没有详细考察《会典》便仓促下的说法。《会典》本来有赐碑的礼制，但只是为重臣设置，这自唐宋以来都是如此。至于五品以上使用碑，并不一定都要得到皇帝赐予。赐碑也有几等：有的是皇帝亲自撰写碑文，有的只是使用御书篆额，有的是命令文学之臣撰写碑文，有的只发给立碑费用而已。皇帝亲撰碑文和御篆的，不是辅政大臣、功勋大臣不能得到；只发给碑价的，则受赐安葬的大臣都能得到。五品以上使用碑，是因为官职本来就应当立碑，即使没有抚恤性的恩典，也可以立碑。这一点从唐宋直到现在都相同。至于墓表，碑和碣都可以通用。称墓碣为表，柳宗元替他的父亲侍御府君以及陆给事所作的就是如此；称墓碑为表，欧阳修替他的父亲崇公所作的就是如此。徐师鲁说碑、碣有尊卑之别，而表没有，这大概是说碑、碣改称为表的情况。潘苍崖却说碑高不过一丈二尺，碣高只四尺，表的高度与碣相同；这实际上是把表当作碣，黄梨洲也承袭了他的说法，虽然依据《家礼》，但实际上并不正确。考察汉人的制度，士人和庶民都可以使用碑。唐代以后，制度便截然不同；只有香山替长城县崔县令、遗山替费县郭县令作碑，这种僭越不能作为规范。到了元代，错误使用碑碣的情况更多。考察汉代文字中碑、碣的不同称呼，有“神道阙铭”“墓阙铭”“墓石柱文”“墓幢记”“冢阙铭”“穿中柱文”“殡表”“灵表”“神诰”“哀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还有“哀颂”“哀辞”，这些都是金石制度中尚未完备列举的名称；其余的再也不能全部说尽。与唐南轩先生论汉代隶书。前些天在席间谈汉隶的源流，话还没有说完。大致说来，其中难以确定的有几处。从前我曾听朋友赵谷林说过。他引萧子良的话说：“秦代王次仲创作八分书；汉灵帝时上谷有个王次仲，与秦代人同名，也创作八分书。钟繇称它为章程书。”李阳冰论篆书，以此为本。赵谷林说，古今见于同姓名录中的人很多，不应当两个王次仲都能作八分书。况且既然已经在秦代创作，为什么汉代又创作一次？难道是它的书法失传了吗？还是汉代另有超过古代的变化呢？如果考察郦道元《水经注》，那么所谓大翮、小翮，正位于今天的上谷，也不应有这种说法。两个王次仲都居住在上谷，那么东汉时的王次仲是传说中的创作者，便是后人妄传。后来欧阳修又错误地把八分当作隶书，却不能解释导致这一错误的原因。等到考察晋代卫恒《四体书势》，其中说：“秦代已经使用篆书，但上奏事务繁多，篆字难以迅速写成，于是命令隶人辅助书写，称为隶字；汉代沿用这种做法。隶书就是篆书的快捷写法。上谷王次仲开始创作楷法。”到汉灵帝时，师宜官最为出色；梁鹄窃取了他的技法，传给毛弘，如今所谓八分书都是毛弘的法度。王次仲创作的是八分法，从未创作楷法；即使卫恒也在下文明确说毛弘所精通的法度是八分，那么上文就应当说王次仲开始创作八分，历经师宜官传到毛弘，为什么忽然说他创作楷法呢？卫恒说师宜官的书法，大字一字直径一丈，小字方寸之内可写千言；这显然是把楷书当作这种书法，而不是八分书。这样看来，卫恒把八分误作楷书，欧阳修又把八分误作隶书，这实在也很难解释。楷书由程邈创作，自汉代以来说法都没有异议；而郦道元却说楷书出自更早的古代，不始于秦代，这又是一种异闻。辨析隶书、隶古书、分书、真书，答董梅圃。

译隶书、分书、真书，从汉魏以后混杂错乱，很难考察。赵德甫辨析欧阳修把分书当作隶书的错误，说唐代以前都把真书称为隶书；他的说法似乎精确，却还不够周全。因此洪盘洲《五隶》仍然采用欧阳修的称呼。我考察各种书籍，例如《洛阳伽蓝记》说：“三字石经有古篆、隶两种字体。”其中所说的隶是指真书；但又说：“另有四十八块碑都用隶书。”其中所说的隶是指分书。《水经注》说：“程邈创作隶书。”这里是指真书；但又说：“王次仲创作今天的隶书。”这里则是指分书。可见分书和真书似乎都可以称为隶书，并不只是这一例。即使楷书，也不能专指真书。如卫恒《隶势》说：“王次仲开始创作楷法。”江式说：“熹平石经的楷法多是蔡邕所书。”他们所说的楷是分书；而萧子良说：“钟繇开始创作楷法。”这里则是真书。可见分书和真书似乎都可以称为楷书。这样看来，《金石录》的说法不足以作为定论。我曾考察，东京以前没有“分书”这一名称；蔡琰才开始有“隶八篆二”的说法，“分书”之称也从这里开始。《尚书序》所说“用今文读古文，称为隶古定”的“隶”，古人是说字体虽属隶书却接近古体，同时兼有篆书体势，其中保留着二分篆意。那么，程邈所创制的是楷书，王次仲所创制的是隶古书。汉代人只有公文、案牍使用楷书，除此以外都使用隶古书。所以汉代人所谓“楷法”，指的就是隶古书；而楷书的地位最低。曹魏以后，楷书的使用逐渐广泛，楷书也可以称为楷法了。楷书发展而混同于楷法，所以隶古书也降格而混同于楷书。其实，汉代人把隶古书称为楷书，而楷书只称作隶书。魏以后才把二者混同，因此《隋志》中既有楷书，又有隶书，并不相混。隶古书大致就是包含分书的书体，而《隋志》认为分书始于魏，那么汉代的隶古书又与分书略有不同。洪盘洲说：“汉字有分书有隶书，这门学问中途失传，已经无法分别。”这样便认为分书也出于汉代，与《隋志》不同。洪容斋又说：“隶古书在魏代发生变化，后来才有分书。”把分书看作隶书，就好比把破旧的瓦盆看作周代的鼎，已经与盘洲的说法不同了。吾邱衍说：“分书，是还没有出现挑法的隶古书。和秦隶相比容易辨认，和汉隶相比略微像篆书。用写篆书的笔法写汉隶，就得到了这种书体。”按照吾邱衍的话推论，又似乎是分书先于隶古书。总之，隶古书不能最终就称为分书，这是有明确证据的。我私下认为，汉代人的石刻全都是隶古书，传入魏代以后才成为分书。袁清容说：“大篆最忌讳夹杂小篆，隶古书最忌讳夹杂八分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明白了这一点，那么隶古书、分书、楷书便能清楚地区分开来，欧阳修、赵明诚、洪适三家相互纠缠的疑结也就可以解开了。（镛按：张怀瓘说：“八分是篆书的快捷写法，隶书是八分的快捷写法。”郭忠恕说：“小篆散开而产生八分，八分破开而产生隶书。”大概都是把隶古书当作八分的前身。这一辨析可以调和众说。《答南轩书》是年轻时所作，这里才是晚年确定的结论。） ○与厉樊榭论机神庙祀书 机神并不是天命，您所作的祭祀碑文，援引的依据很多，只是对于祭祀礼制中天神与人神作为正配的缘故，还没有分析清楚。古代举行大祭时，祭祀天神，以人鬼配享；例如祭祀五天帝，就用五人帝配享；祭社神用勾龙配享，祭稷神用柱配享，郊祀也用最初受天命的先祖配享。大概是因为天道遥远，担心我们无法与它相接，所以借助那些对人有功的人鬼来沟通幽明，默默招致同类之气。等级再低一些的祭祀，就不一定都向天神求取；耕种有先农、先啬，养蚕有先蚕，祭灶有先炊，放牧有先牧，只是祭祀前代最初创始此事的人，把他当作神，以表达报答根本的心意罢了。天下没有什么事物不存在神灵，天神总管着它们；但祭祀并不把一切都普遍推广，这是礼制有等级的缘故。所以古代礼制中的配享神位可以变更，例如勾龙到汉代换成禹，柱到商代换成弃；只是按照功劳来衡量，取舍并无妨碍。报答根本时，始创者居正位，百世不变，因为由最初创办此事的人确定下来，便再没有别人可以替换了。从前有人曾误把天驷当作先蚕，却不知道天驷主管蚕事之气虽然可以这样说，却不是开始养蚕的人；称它为先蚕是错误的。近来织造机构所祭的，特意把蚕事作为其中一项，因此只用最初创制织机的人配享，先蚕在礼制上已经足够了。然而考察《周礼》，其中有典丝、{巾荒}氏以及掌管染色的各种官职，并不是单靠蚕事就能涵盖的。后稷之外另有先农、先啬，那么先蚕之外另有机神，类比来看，也未尝不可以。樊榭引用《淮南子》作证，说黄帝的臣子伯余是织机的创始者，这是对的。他又引用《唐六典》中织染署曾有七月七日祭祀织杼的记载，因而怀疑今天所祭的机神与唐代不同，却不知道织女作为杼神，是指天上的织女。古人对于祭祀礼制中天神和人神的缘故，不很分明；既然误把天驷当作先蚕，便又把织女当作机神，却不知道先蚕不是天驷，正如织女也不能作为机神一样。何况在七月七日祭祀，是附会七夕牵牛的说法，是世俗乞巧的祭祀，不是报答根本的祭祀。如今的祭祀，幸好还不是用玉袈、云袿一类服饰；应当赶快讲明唐代制度的错误，用《淮南子》的说法加以纠正，也许可以使它免于不加考察、不明辨的过失。不然，恐怕有人读了唐代典籍，反而说冕服是不对的，岂不是更加荒谬吗？您认为这样说对吗？○寄江都朱宪斋戏语祀司命帖子。前些时候峄阳告诉我，江都的风俗是在腊月二十四日修治司命神的祭祀，用新收的高粱做饭供奉他。大概是因为俗谚说，司命神将要到天帝那里去，报告每个人的善恶；新收的高粱饭黏口，能使他无法说话罢了。我当时笑它愚昧，偶然读到《东京梦华录》，才知道汴京人除夕请僧道诵经，准备酒果送神，烧掉写有全家人替身的纸，并把灶马贴在灶上，又用酒糟涂抹灶门，称作“醉司命”，大概就是为司命神饯行的意思。而竹垞的《醉司命》词写司命入朝觐见，走路踉踉跄跄，双眼醉得不能说话，这和您乡里人所见的情形大致相近。这样才知道天下的俗事，总有它的来历。已经把这件事告诉峄阳，也一并说给您听。算算来信到达的时候，应当正逢司命祭祀的日期，您那里茶香豆熟，也足以用来助兴大笑了。

译○答施东莱问明代诰勅帖 昨天承蒙来信询问，明代大臣的诰敕中有专门封赠丈夫、却没有封赠其妻子的情况，这大概是嫡母、生母同时在世的缘故。明代制度规定，嫡母在世时，生母不得接受封赠，儿媳也因此停止受封（见陆钺《病逸居漫记》）。唐宋时期没有这种先例。假如按照上下身份一体相通的道理来说，藩王进入正统之后，就尊奉自己的生母，为什么臣子却独独不能这样做呢？似乎也不必如此规定。○巡抚不得称中丞帖子示董生。当今把巡抚称作中丞，是不学之人沿袭幕僚、游士的妄语；近来即使像堇浦这样博闻的人，也跟着这样称呼。中丞，是汉、唐、宋时期的官名。汉代以御史大夫为副相，位居亚公；御史大夫之下才有中丞。汉代的中丞不很显要，唐代才成为重要官职，宋代于是称为中司。当今的官职没有谁足以与御史大夫相比，只能拿来比拟古代的中丞，那么总宪、副宪、佥宪都属于中丞一类。当今不学之人想把总宪称为大夫，把副宪、佥宪称为中丞，这是不对的。总宪只是九卿，不能称作副相、亚公。明代巡抚按例由佥都御史担任，再升一步就是副都御史，于是很多人称巡抚为中丞。然而有功之后再升迁，以侍郎兼任宪节，就不再称中丞了。近来官制又不同，巡抚加衔按照所在省的大小有差别：如江南两位巡抚，江苏规定加部衔，江安则只用副都衔；浙江巡抚加部衔，福建巡抚只用副都衔，广东、广西两省也都用副都衔。这是以省的大小为定。然而也不能拘泥于一成不变：例如现在的安抚鄂君，先由甘肃巡抚改任浙江巡抚，都是部衔，后来忽然调任安抚，也不能去掉原来的部衔。如今的广东巡抚鹤君，由仓场总督改任广东巡抚，所以也带有部衔。这是根据任职者本人的资历来确定的。既然已经加了部衔还称中丞，反而是削低了他的官职。何况宪司难道就没有中丞了吗？左佥都御史留在京城，属于九卿；右佥都御史出京持节，担任督抚。现在混称为中丞，那么留在京城的九卿该如何称呼呢？所以说，张口就叫一个称呼而文理都不妥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有人问：“那么现在称呼巡抚，应该怎样称呼？”答：按照驻地称作浙抚某公、苏抚某公就可以；否则只称“抚军”也可以。世人疑惑“抚军”这个名称见于《国语》，以为是太子的称呼，却不知道晋代本来就有“抚军将军”这一官职，与现在的巡抚很相近，用来称呼并无妨碍。至于不学之人又进一步把它抬高，出现所谓“大中丞”，那就尤其荒谬了。“中丞”这个名称，是因为位居大夫之下，就像詹事、大理、太常、国子监都有丞，都是承接本部门长官的职务，并不是说“丞”字有疑问。丞相可以称“大”，因为他所承接的是天子；中丞不能称“大”，因为他所承接的是大夫。这也不过是没有思考罢了。唉！官制不明，称谓一天比一天混乱。因此巡道加授副使的，明代人称为“宪副”，用来避开“副都御史”的称呼；加授佥事的，明代人称为“宪佥”，用来避开“佥都御史”的称呼。如今却直接称“副宪”“佥宪”，把外台的官职与内台的官职混在一起，当然就应该一天比一天抬高、扩大了。○答陈南皋论太守称明府帖

译昨天承蒙您屈尊来访，我因为侍奉中宪孙公而辞谢；您又把保举的帖子拿来让我看，并承蒙您教导说，“明府”这个称呼不宜加在郡守身上。我私下认为，“明府”本来就是郡守的称呼，把它加在县令身上，只是后来通行的用法。请从两汉史传中略举几条例子：渤海太守龚遂被征召，议曹王生跟随他到京师。适逢龚遂被引入宫中，王生喝醉了，从后面喊道：“明府请停一下，我有话要说。”东郡太守韩延寿常常出行，有一次想惩罚最后到达的骑吏，门卒请求说：“今天早晨明府很早就驾车出发，已经停留很久还没有出门；骑吏的父亲来拜见，正好赶上明府登车，因此骑吏受到敬重父亲的牵连而获罪。”颍川太守严翊被征召，属官为他设宴饯行，严翊伏地哭泣，掾史说：“明府这是吉祥的征兆，不应有这样的举动。”后汉李合对汉中太守说：“窦将军是皇后的亲属，希望明府一心忠于王室，不要同他交往。”张纲任广陵太守，劝告郡中贼首张婴，张婴流泪说：“如今听到明府的话，才是我们这些人重新获得生命的时刻。”锺皓任郡功曹，被司徒府征召，太守问谁可以代替他，锺皓说：“明府如果一定要得到这样的人，西门亭长陈寔可以。” 这些例子没有一处不是指郡守而言。至于西汉的京兆尹、东汉的河南尹，地位都在郡守之上，然而孙宝任京兆尹时，老吏侯文对他说：“明府一向享有威名。”梁不疑任河南尹时，尚书张陵对他说：“明府不因为我不贤而弃用我。”那么，地位即使高于郡守的人尚且可以这样称呼。只有《搜神记》说：“由拳县，秦代的长水县发大水，快要淹没县城，主簿命令干进城报告县令，县令说：‘为什么忽然变成鱼了？’干说：‘明府也变成鱼了。’于是一起沉沦成为湖泊。”《益都耆旧传》说：“阎宪任绵竹县令时，有个男子杜成夜里捡到别人遗失的衣物，第二天早晨送给县吏，说：‘县中有明府君，犯下这种事会感到惭愧。’”《太平御览》说：“北齐魏州刺史元晖任卫国县令时，郎茂说：‘长史说，卫国人不敢申诉，是害怕明府。’”由此可见，县令称“明府”是从这些例子开始的，唐代人据此沿用，遂成为通称。例如杜少陵集中赠给崔明府、萧明府、王明府、郭明府、严明府、终明府、狄明府、赵明府的诗，所称的都是县令。沿袭到今天，竟然没有人敢用“明府”称呼郡守，这正是前辈写《觚不觚录》的原因。汉代的太守也称作“府君”。例如张邈任陈留太守，髙柔称他为张府君；孙坚任长沙太守，王叡称他为孙府君；王朗任会稽太守，虞翻称他为王府君；臧洪称广陵太守张超为府君，孙策称豫章太守华歆为府君。见于金石文字的例子，晋代孙楚有《雁门太守牵府君碑》，孙绰有《颍川太守□府君碑》，宋代傅亮有《安成太守傅府君碑》，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使刺史有时也称府君，北周庾信有《幽州刺史豆卢府君碑》。如果这样使用，近世恐怕几乎没有不惊讶的人。一个家族中对尊长也称府君，《古焦仲卿妻诗》说：“媒人下床去，诺诺复尔尔，还部向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谈大有缘，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后汉孔融拜访李膺家，对守门人说：“我是府君的世交子弟。”难道像唐宋以后那样，专门把府君作为祖先的称呼吗？只是世俗崇尚相沿成习，人们不加察考；我并不是固执地维护错误，只是希望说明哪种说法才是正确的。○答族人祭始祖以下书 古代天子可以祭祀始祖，诸侯以下则不可以；这是三代时能够实行的礼制，如今却必定行不通。程子、朱子都说冬至应祭始祖，立春应祭先祖，但对于始祖以下不能不祭的问题，却没有论及。如今世族的谱系已经混乱，世代传承也有缺失，不再像三代时那样有官府掌管百姓的谱牒，使人的世系整齐而可考，因此或许可以用祭祀来维系，使人们在祭文和祝词中知道从始祖以下二世、三世直到高祖、曾祖，世代相隔多少，宗派属于哪一支，祖先是谁，祖母是谁，不至于糊里糊涂地成为认贼作父的人。我们家得姓受氏的始祖已经无法考查，居住在鄞县的祖先从侍御府君开始，传到今天已经二十四代；而侍御府君以下十四代，过去一直没有祭祀，子孙于是没有人知道他们。有一两个妄人竟想把第十五世祖直接接在侍御府君之后，荒谬到了这种程度。先父根据家谱确定世次，特意为侍御府君以下的祖先重新制作栗主；但栗主藏在影堂，即使家谱也掌管在宗子家中，子孙不能经常看到，不如祭祀时的祝版，凡是参加祭祀的人都能亲耳听到、亲眼看到。现在议定祭祀侍御府君，并让他以下的各位祖先配享，希望我们的后人知道有这十四代祖先。按照古礼来说，因为祭祀始祖而兼祭各位祖先，几乎接近于干祫，确实有僭越之失；然而如今祭祀祖先的礼制本来就没有固定限度，何况不这样做，人们将要把世系久远的祖先忘掉，又怎么能引导我们的后人懂得尊祖敬宗的道理呢？那些妄人不值得谈论，如今稍微懂得学问的人又援引古制来质疑，所以恭敬地把这些道理陈述出来。○与厉樊榭劝应制科书

译堇浦来到京城，我才知道樊榭的病已经脱险，听后很是欣慰。我自从去年丧妻以来，内心悲凄痛苦；春试没有考中，这一点我心里本来早已知道。科名能否取得，本来是自身之外的事情，只是为了谋求早晚奉养高堂，不得不奔走于东西南北道路之间，实在令人长叹。近来奉到明诏，特意开设制科，用来选拔三馆著作之才。我们浙江人才兴盛，天下人异口同声地推许，没有不同意见。樊榭的才质和造诣，也受到我们浙江人异口同声地推许，没有不同意见。可是听说樊榭有不想应召的意思，我私下认为不应这样。《谷梁子》说：“心志已经通达而名誉没有传闻，是朋友的罪过；名誉已经传闻而主管官员不举荐，是主管官员的罪过。”如今樊榭是被主管官员物色的，并不是自己有所求取才得到这个机会，却想隐藏自己不出而以此自命清高，这不合乎中庸之道。况且自从有这种科目以来，我们浙江人从未落在天下人之后。宋代的制科起初还多次更改名称，后来恢复为博学鸿词科的旧称，是从绍兴三年乙卯开始的。我们浙江人中，象山王公名列榜首；从绍兴直到咸淳，如说斋、东莱、深宁，都是一代儒林的典范。过了四百年，到本朝康熙己未年的制科，我们浙江人羡门彭公又名列榜首；与他同科的人，如竹垞、西河，也都是一代文苑的典范。其余的人尚且不能逐次列举完。由此可见，我们浙江人对于制科，就像春秋时代诸侯主持夏后氏的盟会，从来没有人能够先于晋国；直到今天，前辈的典范仍然完好。你们几位兄弟都足以互相砥砺奋进，在古代可以不必害怕吴、楚争强，也可以像齐人歌唱新旧相继那样，使一代代继承霸业。我希望樊榭和堇浦诸位先生勉力而行。此科本来就是天下富贵子弟所寄望的。绍圣年间朝廷议论，认为这是用来劝勉学者的科目；世人私下称它为“选定两制”。以您的才华参加应试，也未尝不是一件盛事。我的才华不足以充当樊榭的助手，同好诸公出于偏爱而赞许我，也只是想让我得以列在邾、滕诸国末席，向前仰望古人，退后则在诸位之间相互砥砺；我惭愧得没有察觉自己已经失态。这些是我的肺腑之言，绝不是樊榭可以拿来作为推辞例子的说辞。我料想浙江当权者一定不会容许樊榭拒绝，荐举章疏的出台指日可待。我将寻求阅读樊榭所作的文章。○答姚薏田书 拜读三北兄来信，承受您的厚意，因而想起在松吹草堂同床夜谈的情景，仿佛只是眼前的事，转眼却已经七年了。后来与立甫聚首京城寓所，晨风夜雨之中，无时不在相互思念。自从不见薏田以来，我东奔西走，忙忙碌碌，却一无所得。年轻时的学问造诣，本来就没有什么成就，日益荒疏零落，也是理所当然会茫然无措。古人说，游历四方可以增长文章的气势，这是指壮游而言。像我们这些年年为谋生而奔波的旅行，只能使人茫然失意，丧失平生志趣罢了。薏田来信大力称许我的文章，认为我日益接近古人，这难道是传闻失实吗？近来我搜集旧作，编定为三十二卷，因而想起旴江所说的话，认为上天将要赐给我年寿，我一定还会有所进步。即使不是这样，也足以借此留下手迹，以便让后人看见古人。我的文章哪里敢求得与古人相提并论，只是害怕以后再不能进步，所以姑且保存下来，作为将来覆瓿的材料罢了。近来听说皇帝颁布了制科诏书，浙江当政者多想屈意招致薏田，而薏田却以病辞谢，未能应召。如今天下想求得一个足以应此科的人，哪里能屈指算清？大概本来就有竭尽力量而求得此科名的人，然而他们胸中不过装着几卷雕章琢句的文章，实在不足以担当有无大义的衡量。薏田以古人的气节自期，那么他确实是这样的人。不过，如果足以称合此科的要求，就应当回应时世的需要，不必过分以清高自鸣。自宋室南渡以后，我们浙江东西两地的词科极为兴盛，而吴兴莫氏一门，多凭此科发迹。若论文章气势卓异，足以为大科所看重的，必定要推重倪文节公。薏田居住在莲花庄，那里正是莫氏的故址。至于他所学的，应当继承文节公而兴起，或许可以不愧于此。有司再次奉诏征访人才，未到之时还会广泛访求，薏田必定又会受到当道者的敦促。然而南来的宾客朋友都说，薏田一定没有出山的打算，我却认为未必如此。浙江朋友中多数都响应征召，唯独薏田怀有远大的退隐之志，这又是我们朋友中的遗憾。我的文章虽然自知不足以流传，但也希望等薏田到来，或许他能用良药指出我的毛病，使之痊愈，这也是我的一点私心。立甫隐居山中的近况如何？请替我捎信问候他。○给赵谷林兄弟的信

译很久没有得到您兄弟二人的消息了。昨天在堇浦寓所的书房里，长跪着接到一封信，详细知道了你们起居清安。弟我参加春闱一试，正处在悼念亡者、悲伤逝者之际，心情憔悴，按理说应当失败。那时已经定下返程日期，恰逢疾病发作，终于没有成行。岁月奔驰，又匆匆过了一年。学问没有增长，文章没有充实，没有什么可以对故人说的。近来天子歌咏太平盛世，特意开设大科，要寻求非同寻常的人才，把他们任用于东南才士之中。那些像燕子欢跃、鸿鹄奋飞一样应召而出的人，想来不是可以一一数尽的。可是像萼花竞相争艳、才华出众的谷林兄弟，只怕很难多有。曾读宋绍圣以后词学题名，参加预选的共有一百零七人（景定壬戌以后尚未考察）。深宁先生兄弟在宝佑丙辰、开庆己未相继兴起，诏书加以褒美，用来勉励学者。此前还有吴兹、吴幵、滕康、滕庾、李正民、李长民、袁植、袁正功、莫冲、莫济、陈贵谦、陈贵谊，只是他们的文采没有在后世大为显著。只有洪文安、洪文惠同榜考中于绍兴壬戌，文敏又在乙丑年继而中选。他们词学的兴盛，是二百年中从未有过的。相传深宁年轻时读到洪氏的试帖诗，十分艳羡，后来竟能与弟弟一起追赶上他并和他齐名。有志者事竟能成。兄弟如埙篪般协调应和，固然是科名中的佳话；然而如果没有像洪氏、王氏那样的家学传承，又哪里足以为国家所重视呢？国朝己未年之役，嘉兴柯征君崇朴兄弟一同接受荐书，却因遭逢丁内艰未能参加考试。如今如果贤兄弟二人能够被选中，足以为此科增色。小山堂中收藏的典籍，搜罗山海，足以弥补天禄阁、石渠阁的缺失；再以西湖宴饮吟咏的诗才出而应和，来彰显国家的盛盛。闲暇时在花砖、绫被之间，也可以助发春草池塘的诗兴。这实在是一代的光彩，不只是我们这一党的幸运。弟我失学多年，又加上稠桑之痛，一两个朋友如堇浦等，还想在其中推举我。不知临轩召试是大典，还是在承明、未央之廷待诏，是最高的选拔。假如让我这样在风尘中困顿失意的人，滥列在末鲛函雉扇之下，百官千骑环绕观看我下笔，难道不会惊心动魄，整天连一个字也写不成吗？只要我的各位故友能够扶摇直上，即使疲兵残甲、凋戈破戟，只作为墙上的观赏物，也就满足了。花溪的《五代史注》，它的后人音信沉浮不定，应当再替我寻找。○奉给方望溪先生的辞荐书 恭敬地承蒙先生谕示，说我被放黜之后，想把我留在三礼局中，安排一个参与纂修的席位，感激佩服，感激佩服。馆阁中的各位大臣，原本把经术看作上等，把词章看作末等。我对于经术，虽然曾经用过力，但自知终究惭愧浅陋；至于词章，似乎还不至于在同年诸公之下。如今因为明白考察词章而被放黜，难道还敢凭经术求取进身吗？如果说我被放黜原本不是因为词章，我不敢知道其中缘由。然而执事既然已经了解这一点，还想用经术援引我，这能够办到吗？眼下参与纂修任职的人，人人都自以为超过郑玄、王肃。其中本来有素来认真研究此事的人，也有连四十九篇、十七篇以及五官之文都不曾读过，却竟然高坐其上的人。执事担任总裁，大概也知道这些情况。但这样看来，不论我在经术方面多么浅陋，即使真的有一两点可以采纳，也未必不像词章那样被黜退，这不是执事所能保护的。何况我已经限定日期南下省亲，迫切不能割舍晨昏侍奉父母之情。如果一旦列入荐章，行程就会被阻碍。不过朋友中有能够担任此职的人，我不敢不向执事说明：前福建兴化通判吴廷华君，留心经学三礼大约二十多年，《五官》已经成书，我都曾经见过。在局中的诸位先生，没有人能超过他。我从前就想把他推荐给执事，作为纂修的帮助；况且他长久滞留京师，也很为失意困顿而苦恼。执事如果能够提携他，使他登用，我所受到的恩赐就太多了。我的归期应当在初冬，远远离开讲席，哪里禁得住依恋之情。○给友人绝交的信

译某叩首。我年轻时跟随家君学习《礼记正义》，读到原壤的母亲去世，原壤登上树唱歌的故事。孔子好像装作没有听见，经过那里时说：“亲人不能失去作为亲人的本分，故交不能失去作为故交的本分。”我便愤然请问：“这难道是先生的话吗？圣贤之所以尊贵，在于树立天经、扶持地义，难道竟有那种自己忘掉父母，而我还要顾念故旧情谊的道理吗？这难道是先生的话吗？”家君说：“孩子，你问得好！《檀弓》中有许多诬妄圣人的话，先儒已经详细说过了，只是没有涉及这一条。即使认为圣人果真说过这样的话，那么不被磨损、不被染黑，只有圣人才做得到。如果学习圣人的博大，却自己流于结党比附的过失，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孩子，你要记住。”去年您从淮海回来，赴试，刚到第三场便染上疟疾。当时我到您的号房探问，令尊握着我的手，战栗慌乱，不知所措。我当时心中忧惧，担心令尊会因您的病而得病。考试结束后，我先渡江，听说您的病还没有痊愈，便乘肩舆上路。令尊劳苦憔悴，各种忧虑交集，所以回到家就一病不起。我因而把令尊视为危险，也把您视为危险。我认为您如果因自身死亡而使父亲丧命，呼天抢地、跟随父亲去死固然是应该的；但祖宗血脉继承的责任，老母和弱弟都要依靠您来承担，这一线传承不能白白因死而断绝。因此我听到讣告后急忙赶去，在灵座前哭祭令尊，立即又到您的丧次问候，用这个道理安慰您，并且嘱托各位朋友共同劝解开导。直到今天，才开始嘲笑自己先前的话既愚蠢又拙劣。您在卒哭之后前往淮扬又回来时，里面穿着丧服，外面却罩着黑色皮衣。我当时就惊骇不已，说本来还希望看见您的素冠、素衣，难道我们这一类人中竟有这样的叹息之事，于是便用此责备您。您却说自己不幸成了旅人，多有谦称和避讳，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哪里料到还不到一年，您竟已有了儿子？令尊是因为您而死的，那么您居丧就尤其不应与普通为人之子的情况同样看待。何况那时您的病还没有痊愈，众人正担心您不能保全性命，因此一切擗踊哭泣的礼节都加以节制。可是您的丧心竟到了这种地步，这样的事可以忍受，还有什么不能忍受？您也应回想当时，身穿麻衣、脚穿粗草鞋，头发蓬乱，剃发仅长三五寸，在西阶停灵之处，仿佛还能听见慈亲寝中哭声，凄惨之声尚未断绝，您却在代哭的间隙，与人同床共梦。对您来说，或许认为延续后嗣的义务重大，想以此安慰死去父亲含饴弄孙的愿望，这也许是一种道理，不是我这种浅陋之人所能理解的；但这也太匆促了。唉！就今天的情况而言，居丧本来就是君子最不忍看见的事。斩衰、齐衰的丧服，有谁能坚持穿二十七个月？然而睡在草垫上、以土块作枕，却置之不问；吃精米、穿锦衣，洋洋自得。只有在服丧期间与妻妾交合生子这一件事，稍微知道廉耻的人或许还不肯做。这大概就是夜气尚存、蛛丝马线般的一点人心，是天地没有崩裂、人物没有灭亡，人类还与禽兽有些微区别的原因。如今我不幸与你交往，却看见这样的事情，上天啊，我又有什么罪，竟让我遭遇这些？您既然抱着孩子来与我相见，我说：“您家祥祭时有个呱呱哭的孩子，称作阿孙，真是非常奇异的事。”您仿佛没有听见，我又问：“您家生孩子距小祥忌日有多少天？”您又仿佛没有听见。等到雪汀严肃地斥责您，您仍然没有惭愧的脸色，只慢慢说：“不知道为什么，凑成了这件事。”您的丧心竟到了这种地步！我又是多么不幸，竟亲眼见到这种事！从前我曾说宋元凶劭弑父弑君，天地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乱臣贼子？后来读《宋书》，才知道文帝在居庐守丧期间生下这个孩子，于是惊惧地说：“天道昭昭，竟到了这种地步。”小说家又说，商王受辛、明武宗的出生都与元凶相似，所以亡国破家，前后如出一辙。虽然这些说法没有考据依据，但孝子之后必有孝子，屋檐上的水一滴一滴落下，不能改变；那么不孝之人的后代，有不孝之人起来报复，覆灭宗族、断绝祭祀，也是理所当然，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因此唐宋以来，法律条文都记载服丧期间生子的禁令。唯独明太祖起于草莽，不懂诗书，他所撰《孝慈录》删去了这一条，反而诋毁古礼不近人情。当时的大臣如刘基、宋濂等，不知道引导君主走正道，极力争辩来驳倒他的说法。万季野认为他们是一时的小儒，已经没有人心。如今您可以称作明太祖的功臣吗？我年幼时失学，长大后又没有操守，竟至于像您这样的人也列在交游之中，那么闺门家庭中的隐恶，必定还有不比您少的，所以我忧愁得心如捣击，不能抬头看一眼日月。现在请您从此与我绝交，您要好好自爱。虽然十年的友谊令人耿耿难忘，但您知道我的分量，一定不会以圣人的博大来要求我。《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七，鄞县全祖望绍衣 杂问 ○答杭堇浦关于石经的杂问 问金石文字：记载说，开成石经《左传》的文公、宣公卷，字迹更加漫漶恶劣；“成”字、“城”字也都缺少末笔。《谷梁传》的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四卷，《仪礼》的《士昏礼》也是这样。这应当是朱梁时补刻的。考察宋代刘从、黎持的两篇记文，只说韩建、刘鄩搬移石经，却没有说补刻。然而“成”“城”二字缺笔，毫无疑问是梁代刻的。我担心朱梁未必有补刻经书的事。朱梁篡窃之时，西都正受到邠、岐的逼迫，整天无暇应付，何况朱全忠哪里知道尊重经书？当时继韩建之后任佑国节度使的王重师、刘悍、刘鄩、康怀贞，也都是贼徒。我认为搬移石经之举，出于尹少卿玉羽；自天祐以来，散失的必定很多，那么负责补刻的就是玉羽，除此之外恐怕再没有别人了。药林所见的情况也是如此。问：《崇文总目》有《九经字样》一卷，《书录解题》有《五经字样》一卷，这似乎应当是两部书。唐元度的书没有两种，《崇文总目》所说的是元度的正本，《唐志》也是如此。《直斋书录》所说的是田敏重修本，并把张参的书合并收入其中。《书录》没有详述它的始末，于是与《崇文总目》混为一谈。至于卷数，也不应只是唐本原来的数量，可惜如今已无法看到了。问《中兴艺文志》：娄机《广干禄字书》说，这部书以蔡邕《五经备体》、张参《五经文字》、田放《九经字样》为主要依据。蔡邕的书，想来就是熹平石经的蓝本，然而为什么历代《艺文志》中都没有见到？又说《字样》是田放所作，这又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