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三鄞全祖望绍衣

译《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三，鄞人全祖望绍衣。序（一） 周易义序 《周易口诀义》六卷，原名《周易义》，是史文徽所著。文徽名征，河南人。宋人避御讳，改写作“证”，自从荆南田氏的书目误以为是唐代宰相魏文贞公的著作。绍兴年间续编《四库书目》，也沿袭了这个错误。到了昭德晁氏，才开始纠正这一讹误。陈振孙说，三朝史志已经记载此书；如果不是五代人所作，那就是唐末人所作，只是此人的生平事迹已不可考。《崇文总目》说，史文徽只是直接抄录《正义》，略加删节以便讲习，所以题名为“口诀”。如今考察此书，也有与孔氏不同的地方，例如《临》卦彖辞“八月有凶”，《正义》以荀氏说为主，认为是三阴之《否》卦；文徽却以何氏说为主，认为是四阴之《观》卦，那么《崇文总目》所说的情况也并不完全正确。不过，他只谈义理而略去象数，这仍是王弼、韩康伯一派的家法。唐人的经学最为草率，史书所见不过几家，《易》学只推重蔡广成一人。蔡广成所著《启源》十卷、《外义》三卷，明代一斋书目还列有此书，但我没有见过。其余有阴洪道、陆希声、东乡助、高定等家，恐怕都已经亡佚。幸而保存下来的李鼎祚《集解》，是用来辑录三十六家遗说的，在唐人说《易》的著作中另成一派。其余还有郭京、郉璹的著作。这样说来，文徽的《易义》足以作为《正义》以后的一种著作来保存，不可任其失传。五代时蒲干贯有《易学》，也是谈论象数的。总而言之，在关中、洛阳诸学派兴起以前，儒林寥落；只要有流传下来的著作，都应保存下来以备考察时代，不应在其中苛刻议论。因此我评论这部书并把它收藏起来，同时为它写下这篇序言。《甘棠正义序》《甘棠正义》，是梁代陕州大都督府左司马任正一为《周易》所作的疏。全书共三十卷，以孔氏《正义》为蓝本，推演其说。《崇文总目》还载有此书，可见宋代时它尚未亡佚，所以乐平马氏也曾加以论述。明代以后，这部书便不再流传，后来忽然出现了唐代长孙无忌等人的《周易要义》，全书共十八卷。第一卷分上、中、下三部分，第二卷至第七卷分上、下两部分，共分为十卷。书首完整载有永徽四年所上的表章，长孙无忌、李绩、于志宁以下二十四人联名署名进呈，说：“六经正义”虽然孔颖达加以考订，仍有不周全之处，于是奉降诏旨，再命我们刊定。臣等上承皇帝旨意，旁采群书，谨此进呈。考察《唐艺文志》和《儒学传》，《正义》一书经过四次修订才最终完成。最初由孔颖达以及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共同撰定（《艺文志》作李子云、王德韶）；后来加以驳正的是马嘉运、赵干协；负责复审的是苏德庸、赵宏智（《艺文志》又有随德素、王士雄）；最后由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刊定，然后颁行天下。长孙无忌刊定这部书确实是有此事的，但颁行是在刊定之后；那么这部书就是今天学官所使用的那一种，并不是另外一种书。所以《崇文总目》说：“《周易正义》十四卷，唐太尉长孙无忌与诸儒刊定。”可见当时并没有改名为《周易要义》。我拿这部书来读，发现情况更加奇怪。书中说，因为原书不够周全，所以旁采群书；既然如此，必定有许多内容出于孔氏《正义》之外。可是现在拿它与学官所用的本子校对，今本没有略例，而此本却附有略例注一卷；并且每一卦都注有八宫世数，这是今本所没有的。今本不记字音，而此本有注音。两者不同的地方不过如此。然而今本前后联络贯穿，都按照卦爻编次；此本却草率地分成条目，反而像是尚未定稿的草稿。今本每卦下一爻必定有几句话，此本有时竟然没有。今本所说的反而详细，此本却更加简略。那么今本应当是从此本发展出来的，有的增补，有的删削；若说此本晚于今本，便是错误的。因此我断定，这部书就是任氏的《甘棠正义》，也是孔氏《正义》的原始来源。后人不知道实情，妄称它是长孙无忌的笺表，改换书名，拆合卷帙，以欺骗后世，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委明明可以考察。隋代以前，江南有十多家《易》疏，如今已经没有一本保存下来。任氏所作虽然已经大多见于孔氏《正义》，但这部书毕竟是它原来的面貌，不可不加珍惜。至于略例注一卷，远在邢璹以前，更为可贵。（秀水朱检讨《经义考》也怀疑此书就是孔氏本，却不知道它是任氏所作。）不过，“陕州大都督府”这个名称，萧梁时期尚未有，还应当进一步考察。因此我校正其中的讹误，另外为它写了这篇叙。《田氏学易蹊径题词》宋代华亭人田兴斋，嘉定年间曾在国学设立讲席，六馆的士人都以弟子礼事奉他。不知道《宋史》为什么没有把他列入《儒林传》。他所著《学易蹊径》二十卷，《吴文正公纂言》中多有提及，如今我才在京城见到这部书。宋人谈互体的，梨洲只举汉上、黄中两家；现在看兴斋的学说，又有超出这两家之处。他每一卦画一图，都同时以正卦和变卦来说明，并且兼取正卦、变卦的互体。我曾考察这种说法的来源，原来是吴兴沈氏。沈氏说：“《睽》卦第三爻以下互体为《离》，它变动之后上互体为《兑》。”这就是兴斋的说法。正卦的互体，在圣人取象时有时会采用；至于变卦的互体，却不是取象所能涉及的。一卦自有一卦的卦象，不应把正卦、变卦兼合起来取互体。有人说：“《左传》记载陈敬仲占筮的话，说风是天在土上、山在下。”杜元凯认为这是《观》卦变为《否》卦，正卦的三、四、五爻为《艮》，变卦的二、三、四爻也为《艮》，所以说‘山就是坚固’，这是合正卦、变卦的互体来说的。兴斋所依据的就是这个例子。我说：这属于占筮的方法；占筮时合并正卦、变卦来判断，那么也可以兼取正卦、变卦的互体来取象。圣人创作卦象、爻辞时，只是阐发这一爻本身的卦象罢了，怎么能预先推测它的变化而设法相合呢？那样一来，头绪纷繁，必定无法穷尽。《易》虽然是为卜筮而作，但自然有它的层次和次序。沈氏不过偶然涉及一次，这种说法尚未形成完整的学说；兴斋却在每一卦中都列出这种互体，竟想用它来确定互体之说，我私下认为不妥。至于其他内容，很有不少可取之处；嘉定以后，像这样的经学家，实在不容易得到。《曹放斋诗说序》

译放斋曹先生名粹中，是我的同乡，定海人。字纯老，是李庄简公光的女婿。宣和六年，考中沈晦榜进士，脱去布衣后任黄州教授。庄简公由吏部尚书参与机要事务时，秦氏权势正盛；秦氏听说先生的名声，想见他一面，先生推辞不去。他私下对妻子说：“尊公难道能够一直为首相所容吗？为什么不早些离开呢？”不久庄简公果然被排挤出朝，叹息说：“我对不起我的女婿。”先生从此隐居，在秦氏掌权的整个时期，从未求取官职。庄简公退居后，撰写《读易老人解说》；先生则笺注《诗经》，各自凭借所长研究经学。唉！先生对于因姻亲关系而取得的显贵仕途毫不动心，在十亩之地间保持清白，不愧为他的岳父，并且还具有预见祸患的明智，真可说是百世师表。后世如果有人改修《宋史》，应当把他附在庄简公传中。张魏公晚年入朝任宰相，向朝廷推荐先生；先生任建宁通判，不久请求退休归乡，获赠侍讲。深宁王氏解释《诗经》，多采用先生的说法。例如依据太始天皇的策文、伏羲结网捕鱼的篇章、葛天氏的八首乐曲、康衢百姓的歌谣作为《诗经》的本源；又以《汉书·地理志》来证明“瞻彼旱麓”，知道它指的是旱山；“四月秀葽”一句，他用《尔雅》《本草》加以证明，知道“葽”是远志。又引用《齐诗》来确定《采苹》和《草虫》的先后次序。他所引用的名家言论还有很多。只是完整的书，我原以为恐怕不能见到了。忽然在《永乐大典》中发现了它，于是抄录下来，准备刊刻流传。我想到年轻时读深宁的《四明七观》，他在经学著作中首先推重先生的《诗说》。如今有幸拜读此书，哪里只是南方的珍宝呢？这不只是出于对乡贤的敬意罢了。自从先生的《诗说》出现以后，舒广平、杨献子相继而出，成为我乡《诗经》学的宗师；慈湖的《诗传》也接着兴起。咸淳以后，庆源辅氏的传注才传到甬上；那么谈论我乡《诗经》学的人，难道能不推举先生为首席吗？《荆公〈周礼新义〉题词》三经新义全都出自荆公之子元泽的撰述，而荆公的门人分别加以编纂。只有《周礼》亲自出自荆公之笔。因为荆公一生在这部书上用功最深，他自负能够用来使君主达到尧舜境界的学说都出于此书；这本来就是熙宁、元丰新法的源头。因此他郑重地撰写此书。蔡绦认为，政和年间秘阁所藏的本子，书法如同斜风细雨，确定是荆公的手迹。后来国学颁行的刻本，被国子司业莆田人黄隐毁掉，世间流传的便很少了，只在王氏《订义》的引文中见到。明代《文渊阁书目》中还载有此书，应该仍是政和底本，但世人无从见到，如今更不存在了。相传昆山徐尚书刻印《经解》，用千金求购此书，也没有得到。雍正乙卯年，我在《永乐大典》中得到它，急忙高兴地抄录下来。适逢修纂《三礼》，我于是告诉局中诸位先生，让他们抄录《大典》所收的经解，其中荆公的书尤其醒目。可惜其中“夏两官”已经亡佚，最终没有得到完整的本子。荆公解经，最有孔安国、郑玄诸家的传统，言语简明，意义精确；只是有时拘泥于字说，不免穿凿附会。这正是荆公一生学术中的秘密，他自己不知道这也成了他的累赘。总的来说，谈荆公的经学，《易传》不在三经之内，有人说是荆公不满意，因而把它搁置了。但伊川却专门让学生学习这部书。容斋记载《毛诗》“八月剥枣”一句，说荆公一听到乡野老人的话，立即改了自己的解释；可见他也不是任性固执、难以挽回的人。朱子在《尚书》中推重四家，荆公也在其中，并且说他的解释不是勉强造作的。《礼记》中方氏、马氏等几家的注解，也有承袭荆公旨意而作的，直到今天《礼记》的注释中仍不能废弃。《尔雅》成书于陆佃，他把其余内容编为《埤雅》，既广博又精审；他的门人所著的书，尚且有不能掩盖的优点，何况陆佃本人呢？至于《春秋》没有列入学官，是因为荆公也认为它难以解释，因而搁置了；至于所谓“断烂朝报”的说法，并不存在，这是和靖《语录》中所辨明的。我考察《宋志》，荆公曾作《左氏解》二卷，可见他并非不想为《春秋》建立明确的学说。荆公还曾与陈用之、许允成共同解释《论语》《孟子》。那么，除去其中支离的字说，保存它的精华，也就是所谓六艺中不朽的妙处，实在不能一概而论、随意诋毁。更何况这部书又是荆公最为重视的著作呢？荆公的书，只剩下《五官》一篇；有郑宗颜采录他的说法，另作《考工记注》二卷。如今《新义》已经缺少其中两篇，而《考工记》还有保存下来的部分，一并附在这里。《史卫王〈周礼讲义〉序》我曾经说过，我乡经学的先师陈文介公，对各部经书都有论说。此外，《易经》有王处士茂刚，《春秋》有高侍郎闶、高处士元之，《诗经》有曹通守粹中、舒通守璘、杨教授铢，《尚书》有袁学士燮，《周礼》有史丞相浩、郑教授锷，他们都是开创一派学术的人。卫王的《周礼讲义》，是在孝宗还是建王时，于讲席上分讲这部书，从《天官》开始，至《地官·司关》，共十四卷。《中兴艺文志》说它多有启发之处，正是孝宗称许它的原因。宋代曾有刻本，如今已经没有了。明代《文渊阁书目》中还载有它。康熙年间，昆山徐尚书请求暂时发出阁中藏书，交给志局，所得都是残本。而这部书的《天官》从《司书》以前全部缺失，《地官》……（以下缺） 《礼记辑注序》

译研究《礼记》的著作，没有比栎斋卫氏的书更完备的了。书序中说：“世人的言论，只怕不是出自自己；我的言论，只怕不是出自他人。”可以说这是论述古书的名言。然而他的书搜罗极其广博，却始终没有作出折中裁断，大概是想让学者深入思考而自己得到结论。它不能列入学官，正是因为这一点。栎斋之后，我乡黄文洁公才取用他的书，加以整理和裁定，删繁就简，功劳最大。文洁每天抄录各部经书，只有《礼记》整理成了完整的书，另题为《礼记集传》。世人却很少知道，不能拿它来替代陈汇泽那种浅陋的学说，实在可叹。明代经学逐渐衰落，但像南山叔阳、彭山浚川一类解释礼学的人，都卓然可传，却没有人能够继承卫氏、黄氏的学术源流。我乡万先生充宗，沉浸于经学，从六经的笺疏以下，都有排比编纂，其中三礼最为丰富。三礼的著作，成书卷帙各不相同，而《礼记》一类最为丰富。当昆山通志堂的经解尚未刊刻时，栎斋的本子在世间流传很少。先生求访而不可得，恰逢姚江黄征君从山阴祁氏书阁见到它，立即买下带回，派快脚赶去告诉先生，却在途中被书商偷走。先生说：“以我所见，未必比栎斋的书少。”于是他从注疏以及陈氏、马氏、方氏、陆氏以下各家著作中，错综陈列而贯通编排，广泛抄录，细心摘取，汇集成编。不久有人把栎斋的本子送来，先生取来与自己的书校对，发现栎斋所有的内容，这部书没有不加以收录的，而且数量多出一倍；又调和齐一，斟酌取舍，审察差异，寻求共同之处，细密到蚕丝牛毛那样的程度，确实足以超过栎斋而与文洁公相抗。先生说：“这样我就可以没有遗憾了。”先生的书流传最广的，没有比《学礼质疑》更著名的。这部书逐条讨论《礼经》的重大纲目，对当时人们争论不决的问题详细加以论定。只是由于卷帙繁多，一直没有人能够刊刻。我从他家借来抄录。黄征君曾说：“治学不怕不博，只怕不精。”充宗由博学达到精深，所以他的书必定能够流传。虽然如此，当时的风气和众人的力量，正都把毕生精力耗费在科举文章上，没有人能够极力超出自身旧习；既然没有超出自己的人，自然也就没有超出他人的人。恐怕真正能够读先生著作的人，也很难找到了。《春秋辑传序》《春秋》笔削的旨意，像高山深谷一样深远，不容易探究。所以有人发现了三传所未能发现的意义，啖助、赵匡又发现了啖、赵所未能发现的意义；宋、元诸家又相继驳难啖、赵而有所发现。唉，会通各种学说实在太难了！从前姚江黄征君以经学大师的身份在浙东西讲学，曾想推广房审权、曾稑、卫湜诸人的遗说，大规模修订群经，首先从《春秋》开始。他先命门人汇集大略，辑成丛目。仅仅篇首“春王正月”一条，草稿就写成五大册，仍然没有定稿。征君笑说：“莫不是要成为秦延君论《尚书》那样的著作吧？”估量难以编成，于是停止了。万充宗先生是征君的高足弟子，他不以为然，退下来独自承担这件事，删去重复，削除繁芜，分别门类，像种芋头分畦、种瓜分垄一样整理，辑成二百四十卷。一天夜里被大火烧尽，征君为此十分惆怅。当时先生正在编纂《礼记》解说，完成以后，又重新辑录这部书；但先生已经病重，仍旧勤勉不倦，直到昭公才绝笔。临终将要换床时，他回头对身边人说：“我的魂魄中还放不下季武子立后这件事，仿佛刘原父的《权衡》就在眼前。” 唉，士人都把精力用于科举之学，祖传的经书长期束之高阁，连官府的羊、市上的饼都不认识是什么东西。先生竭尽心力，继之以生命，可以说是有志之士了。因此黄征君为先生作哀词，把他比作宗汝霖的“呼渡河”。先生的著作卷帙繁多，曾让嗣子九沙编修辑录他独到的见解，编成《学春秋随笔》四卷，已经流传于世。己酉年，我从编修那里借来全本抄录，归安姚世钰想让我继续完成它。我说：“从前林少颖解释《尚书》，从《洛诰》以下没有完备；东莱加以补充，从《秦誓》开始向上追溯。直到今天，两家的书仍各自单独流传，却实际上合起来才相得益彰。只是我是什么人，哪里敢援引东莱的先例？姑且请等待将来再说。”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序。《高氏〈春秋义宗〉序》各经的笺注旧说已经很多，必定会有集大成的人出来加以搜集。对于《周易》，有李鼎祚、房审权；对于《尚书》，有林少颖；对于《诗经》，有吕东莱、戴岷隐；对于《礼记》，有卫正叔；对于《周礼》，有王与之；至于《春秋》，则有我乡的高端叔。端叔是澶渊功臣高琼的后代，南渡以后居住在四明。家里贫穷没有书，就向邻居借阅，连洗漱梳理的时间都没有便读起来。邻人怜悯他，于是把自己的书全部拿出来，让他随意阅读。不久他拜沙随程氏为师，学问日益广博，所以他对《周易》《毛诗》《论语》都有著作；而搜集资料最丰富、达到三百多家的是《春秋》。他著书一百五十卷，五次参加礼部考试都没有中第。傅公伯成主持郡学时，以端叔为经学老师，让学生跟随他学习。在此以前，高宪敏公息斋曾作《春秋集注》，端叔继承并发展了它，所以我乡称他们为“春秋二高”，并不以名位高低来排列。然而端叔的书广博程度超过息斋。自从我研究《春秋》以来，一直求访端叔的书而不可得；今年从《永乐大典》中抄得此书，惊喜不已。虽然颇有残缺，但总归是经学苑囿中应当珍惜的著作。唉，以端叔这样的经学成就，却困顿于青衫之中直到老去。我曾看过剡源的记载，说他的祖坟在万竹山中，学者因此称他为“万竹先生”。然而端叔实际上并没有长期居住在万竹，住在万竹的大家是王氏，而王氏轻视端叔的学问。每当端叔到万竹，王氏表面上对他奉待十分恭敬，退下来却叹息他没有成就，惋惜他的门徒老死而无所成。哪里知道从今天看来，难道就一定不能舍弃他们而选择端叔吗？端叔有《荼甘甲乙稿》，诗三千首，文章五百篇，又作《离骚》体变文九篇：一篇叫《愍畸志》，一篇叫《臣薄才》，一篇叫《惜来日》，一篇叫《感回波》，一篇叫《力陈》，一篇叫《危衷》，一篇叫《悲婵娟》，一篇叫《古诵》，一篇叫《绎思》。当时人认为宋代模拟《离骚》的作家都比不上他；但当时以词赋取士，诗歌也不受重视，所以端叔的《荼甘》也没有人取来欣赏。唉，世上因禄位和容貌而被人轻视的，难道只有扬子云一个吗？端叔的后代在明代曾任陕西抚军斗枢，直到今天仍靠读书来继承家业。《陈用之〈论语解〉序》

译荆公关于六艺的学问，各有传承。考察各家著录，耿南仲、龚原有《易》学著作，陆佃有《尚书》《尔雅》著作，蔡卞有《诗》学著作，王昭禹、郑宗颜有《周礼》著作，马希孟、方悫、陆佃有《礼记》著作，许允成有《孟子》著作，它们的学术源流都还存在。至于陈祥道的《论语》，知道的人却很少，只见于昭德晁氏《读书志》罢了。荆公曾亲自解释《论语》，他的儿子雱又加以推衍，最后由陈祥道完成。长乐陈氏兄弟精通礼乐，至今仍为人推重；他们得到荆公的传授，独独体现在《论语》一书上。昭德说，绍圣以后，科场中的文章都遵从这部书，可见它曾经颁行于学官。有人说，这部书本来出自道乡邹公，却假托陈祥道之名。我认为道乡是伟大的人物，哪里肯袭用阮逸一类人的做法呢？各家研究荆公学说的，大多拘泥于字说，陈祥道的瑕疵却很少，这是值得欣喜的。何况荆公父子的《论语》已经失传，而这部书独能保存下来，也已经是幸运了。我从天一阁范氏那里抄得这部书。此前昆山徐尚书开雕宋儒诸家笺诂，从天一阁得到的书最多，但这部书不在其中，大概是因为缺文、误字太多，所以把它搁置了。我居家后仔细校勘，稍微恢复了它的可读性，想寻找有力量的穷经学者，把荆公的《周礼新义》、王昭禹的《周礼解》、郑宗颜的《考工记注》、陆佃的《尔雅新义》和这部书合在一起刊刻，以便呈现熙宁、元丰时期学术的大概面貌，不要让蔡卞的《诗》独自流传而其他著作不能流传。如今保存下来的经学家的著作已经很少，即使有的学说不够纯正，也应当尽力保存，所以写下这篇序，把书收藏在箱箧中。《新雕五经文字、九经字样题词》唐代石经留在关中的，第一次在韩建时遭到灾祸，第二次在向拱时遭到灾祸，第三次在韩缜时遭到灾祸，因此当时完整的本子已经无法见到。金源以后，多次修治，等到明代嘉靖乙卯年发生地震，元代以前的补刻本也无法见到了。我的朋友甘泉马君嶰谷兄弟得到宋拓《五经文字》《九经字样》，认为这是稀世珍宝，立即刻印流传。我读《旧唐书》，颇为讥讽开成石经本的芜杂重复；不过当时负责抄写的官员并不止一人，容许有纷乱错杂，而张参、唐元度的著作，本来对保存古代经书有功。我曾听顾亭林先生、朱竹垞先生说，这两部书自田敏以后就没有刻板流传，因此感叹好事之人难以遇到。我考察发现，这两部书由田敏刊刻时，已经不是石经旧本的原貌。洪容斋说：“晋开运末年，国子祭酒田敏把两部书合为一编，用来考证俗体字的讹误。”深宁王氏《玉海》也这样说；而娄机《广干禄字书》竟说它是田氏所作，那么开运年间所完成的，是两部书的合编。《册府元龟》仍把它们分别列为两书，是错误的。陈直卿说：“《九经字样》一卷，唐元度撰，晋开运年间刻本。” 近来有人作《石经考异》，怀疑它是另外一部书，却不知道这就是田氏整理定下的本子。陈直卿因为卷首只保存唐元度的序文，便误把此书归于元度名下，正如娄机竟把它归给田氏一样。田氏在五代时号称儒林人物，他校订石经用功尤其长久勤勉；但他擅自改动《尚书·盘庚》的文字，又不认识《尔雅》中“日及”的意义，很受经学家的讥笑。至于这两部书，幸好没有太多改窜；但总的说来，仍不如石经旧本可信。这样看来，两部书石经旧本的面貌，大概八百年以来一直没有刻板流传；嶰谷兄弟做这件事，不能说不是弥补经学苑囿的一大遗憾。张司业在《唐史》中没有专传，等到考察范传正的话，才知道唐代士大夫祭祀祖先、能够尊崇古礼而不用纸钱的，只有颜鲁公和张司业两家；由此也可以知道他在经学上确实卓有所得。韩退之的文集中称司业是敦煌人，又说他有很大的名声。石经末尾还记载，司业有个孙子叫自牧，任毛诗博士，能够拿家藏本帮助唐元度，列名于参校者之中；可见经学能够世代传家的，这些事都足以补充前人的遗漏。《重和五经字样板本题词》

译唐代开成石经末尾，附刻有张司业的《五经文字》和唐代待诏的《九经字样》。到晋开运年间，田祭酒把两部书合为一部，刻成板本，这就是《五经字样》。宋代重和年间又重新修订，但这部书并不很流传。乾隆辛酉年，我在杭州赵氏那里见到它，原来是宋刻本，也是明代文渊阁本的底本。我的朋友谷林征士的儿子诚夫摹抄了它，并在下面疏解开成石经本的异同。前几年，扬州征士马四半查得宋拓开成石经本已经刻印出来了。我于是急忙命人把这部书一并刻印；诚夫欣喜于得到这部难得的书，让我为它题词。考察《宋会要》，重和元年十一月丙子，提举成都府路学生翟栖筠上奏说：“王安石参酌古今篆书、隶书而作此书，说它是进入道理的指南、穷究经书的要术。”然而字形笔画纤细周密、曲折详尽，都有不可轻易改变的规范。世间学者顺从俗体、追求简便，转而改易偏旁，传习既已不同，渐渐失去本来面貌。例如“期”“朔”一类字从“月”，“股”“肱”一类字从“肉”，“胜”“服”一类字从“舟”，“丹”“青”一类字从“丹”，无不各有分别。但如今书写的人却把它们混为一体，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所以年轻的学生终年诵读经书，白白只认识字形的大概相似之处，却不知道正确的字形，实在可叹。我私下看到国子监有张参的《五经文字》、唐元度的《九经字样》，用来辨别考证字形，颇有根据。然而它们的方法本来取自蔡邕石经和许慎《说文》，而蔡氏、许氏的学说也有未尽之处，例如“是”从“日”而“时”从“月”，“昏”从“氏”而“婚”从“民”，错误乖谬很多。希望下诏给儒臣重新加以修订，去掉讹误，保存最为恰当的写法，一律以字说为主，分列文字部类，编成《新定五经字样》，颁行学校。皇帝下诏批准，于是太学官召集众人修订此书。这样说来，这部书的创作大概就是荆公《字说》的嫡传。我曾说，荆公的三经新义颁行学官，大概已经有刻石的趋势，只是没有实现；所以他曾征召洛阳人王耆卿，让他用篆书书写《字说》。王耆卿是王择之的外孙，世代接受泰山孙氏的学问，因所学不同而辞谢。晁说之作《儒言》，引用崔浩所作石经来讽刺此事。等到荆公去世，翟栖筠编纂这部书，仍然是延续他的志向。从来刻石经的举动，都必定有小学著作来校正文字；所以李阳冰在天宝年间想书写石经时，就有《说文字源》。开成年间有张参、唐元度两家，广政年间有林罕的《说文字目》；赵克继参与汴京战事时，也有《古文篆韵》。这样看来，重和年间的这次举动，大概是想继承荆公未能实现的志愿，最终却没有成功吗？荆公的《字说》，我曾在吴地见过，其中有些见解卓然足以纠正前人的错误，不能一概指斥为穿凿。因此当时即使与黄山谷意见不完全相合，他也说其中精妙之处足以不朽；这不是那些是非一概雷同的人所能理解的。那么，这部书难道不也值得珍藏吗？近来藏书丰富的地方，大江以北推重马氏，大江以南推重赵氏；所以开成的旧刻、重和的编本，都集中在这两家，也算是学者考察古代的一种幸运了。《石经考异序》

译我的朋友杭君堇浦编纂《石经考异》一卷，大概是惋惜昭德晁氏的著作散佚，而替亭林顾氏拾取遗文。从六朝直到今天，古文日益剥落衰微，不一定是由于水火盗贼，有时是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风尘俗吏手中，如冯熙、常伯夫之流；而一两个爱好古书的儒者，还要曲折周旋、四处寻找片文只字，难道不是更加可悲吗？其中还有一些内容曾与堇浦讨论过。我私下考察：熹平石经开始于蔡邕等人，后来由邯郸淳修订；正始石经也出自邯郸淳，嵇康等人以他为宗。鱼豢《魏儒宗传》序说：“黄初元年以后，新君才开始清理太学的灰烬，补刻旧石碑的残缺。当时邯郸淳正以博士、给事中的身份任职。”可见补正熹平石经隶字旧刻的，是邯郸淳。卫恒《四体书势》说：“魏初传授古文的人，都出自邯郸淳。”正始所立的石经，反而失去了邯郸淳的法度；那么邯郸淳除了补正熹平隶字以外，另采用壁中书写本，作为正始石经的祖本。《晋书·赵至传》说：“到洛阳游太学，遇到嵇康，抄写石经。”嵇绍也说：“先父在太学抄写石经古文。” 这就是正始年间的事情。这样说来，邯郸石经向上承接熹平石经，是《隋志》把“一字”误认为魏代刻本的由来；它向下开启正始石经，是《范书》把“三字”误认为汉代刻本的由来。杨衒之所说的《江式》，大概都是因此而发生错误。何况黄初年间的补刻，不仅是补足旧碑的残缺，还有增加熹平石经以外的内容。《隋书·五代史志》记载“一字石经”：《周易》一卷、《尚书》六卷、《鲁诗》六卷、《仪礼》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九卷、《论语》一卷；又引用《七录》说“一字石经”中郑氏《尚书》八卷、《毛诗》六卷。拿它与熹平五经的目录相比，增加的部分又是谁的手笔呢？这样看来，邯郸氏在石经上的功劳也很多。至于魏明帝刊刻《典论》，事情发生在太和四年，《隋志》也称它为“一字石经”；《典论》又属于黄初以后、正始以前，而郦道元说六块碑附在正始四十八块石碑之后，这不是又发生矛盾了吗？至于《南齐书》所说魏佛狸在城西三里刻石，书写五经及其国记，也不必因为《魏本纪》没有记载而怀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八枚〕 当时崔浩正掌管秘书省，与高允等人共同撰写国记。陈留人江强（就是江式的祖先）进献自己辑录的经史文字，被授为中书博士。著作令史闵湛等人谄媚崔浩，请求把崔浩注释的《易》《论语》《尚书》《诗经》颁行全国；因为《易》采用前代儒者的笺注，所以又下令崔浩注释《礼传》。他们还劝崔浩把《国记》和五经一同刻在石上。崔浩于是从邺地取来石料，以虎纹石建成屋基六十枚，用来树立石碑；地点在平城郊坛东方三百多步，耗费工役三百万。后来《国记》已经毁掉，石经也没有完成。这就是本纪没有记载、而只见于崔浩传和高允传的原因。然而考察崔浩奉诏写成急就章、把“汉疆”改写为“代疆”来讨好君主，那么石经被他改乱的地方，也一定多得无法计算。说他能够保存古文、传承失传的学问，未必如此。堇浦的书，用来揭发前人的错误，确实精审。依我所见，也许可以附在他的书后保存，供考证查索之用；这样未必不是我在闲暇中偶然所得的一点见解。《增修复古编题词》吴兴人张有谦，字中，乃是我浙江篆学的一代宗师。谦中从小不热衷于求取功名，喜爱小篆，专心研究许慎的《说文》；对于点画的细微之处、转折侧势、纵横安排、上下曲直，只要有丝毫差异，字的形声便会完全不同。晁子止说，从李阳冰前后的名家以来，谦中以古文规范文字，往往能够发现前人的失误；他的精密博洽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虞仲房说，与徐铉、徐锴兄弟以及郭恕先相比，谦中的精密尤其超过他们。五十多岁时他才开始写这部书，亲手书写，到了六十岁才完成，共三千字。晚年舍弃家庭出家为道士，寄情于世外，最与陈了翁契合。这部书就是陈了翁所作的序。当崇宁年间，以篆学知名的有历阳人徐竞，字明叔。然而考察李仁甫的话，明叔攀附姻亲，进入书艺局，升迁不久便遭到淘汰斥退；他的为人远远比不上谦中。仲房谈论他的文字小学，也说他不是谦中的对手。因此这部《复古一编》大概是许氏学说的功臣。陈直卿又记载，谦中曾为林侍郎摅的母亲书写碑文，事情是这样的：“即使我的手可以砍断，字也不能改动，林氏不能强迫我。”他的气节和风骨多么高尚啊，这更加足以证明此书值得珍重。明初吴均，字仲平，又对这部书加以增修，旁采林罕、郑樵、戴侗诸家的著作，附在书后；他也算是爱好古学的人吧？小学之学日益衰微，留心古文的人已经成为绝响，所以我不能不对这部书再三致意。《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四，鄞人全祖望绍衣 序（二） 《公是先生文钞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