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四鄞全祖望绍衣

译三代以后，士人的风气衰败得厉害。选举人才的制度徒有其名，而没有实际作用，士人也不再有人立志进取。我偶然读《通典》，书中记载刘宋孝武帝时，周朗上疏，建议让二十五家设置一名长，百家设置一名师。男子从十三岁到十七岁都必须学习经书，十七岁到二十岁都必须学习武艺。学习经书五年而有所成就的，升任司徒属官；学习武艺三年而有所成就的，升任司马属官。如果七年还不能通晓经书，五年还不能精通武艺，即使是公卿的子弟，也一律遣回农田。孝武帝没能实行这项制度。我认为，这其实就是明初社学的制度。洪武、永乐年间，大概曾经实行过，可惜没有持续多久。不过，七年、五年的期限稍嫌急迫，放宽到十年、八年也可以。跋王荆公改正经义札子 王荆公改正经义的札子，其中第二道说：“臣近来上札子奏请改正经义，尚有‘七月诗剥枣’这一句，说把枣打下来剥皮后进献给老人食用，所以如此。我认为也应当删去；如果合乎圣上的心意，请交给有关部门施行，听候圣上裁决。”按毛传把“剥”解释为击打，所以《释文》读作“普卜”反切。王荆公不认为这样解释正确，于是把它解释成供养老人。有一天，他偶然到一位乡村老人家里，问主人在哪里，家人说：“打枣去了。”王荆公听后怅然若失，回来便请求把这一条刊削掉（见《容斋随笔》）。古人训诂的学问，不能这样轻率地改动。跋宋高宗、孝宗两朝御墨卷 钱唐的丁高士丁钝，得到宋代杨和王收藏的高宗、孝宗两朝御墨一卷，其中还包括赐给和王儿子的墨迹。我看了以后感叹说：“这是风云庆会阁中的旧物啊。”风云庆会阁，是和王在洪福桥里的宅第，用来收藏御赐墨迹的地方。在此以前，和王选择宅基地，中间建大府，旁边排列诸子四座宅第，极其宏丽。有一个和尚对他说：“这里是龟相之地，得到水就吉利，失去水就凶险，应当引湖水环绕它。”和王当时正受到特别宠爱，便把这件事请求高宗。高宗答应了，又说：“恐怕朝廷大臣会有意见，应当赶快修成。”于是和王督率濠寨兵数百人，又招募民夫，昼夜不停地施工，三天就完成了。从五房院引水进入，从惠利井流出，共有几百丈长。工程完工后，进谏的人接连而来，高宗告诉他们说：“沂中有平定盗贼的功劳，即使把西湖全部赐给他，也不过分，只希望各位容忍这件事。”进谏者于是停止了。和王便再次采用和尚的建议，建造高阁，把高宗御赐的“风云庆会”四字悬挂在上面，并供奉御赐墨迹。大概也是取昂首俯视湖水的形象，这件事相传了一百多年。辛巳年，他家把楼阁舍给佑圣观，识见的人认为这是乌龟失去了头，将会不利。第二年果然发生大火，数百间房屋全部烧毁，没有一间留下，而这卷墨迹竟然保存下来，不能说不是上天的幸事。唉！南宋中兴时有许多名将，鄂王、蕲王以及刘太尉一类人的功劳，没有一个得到施展。他们能够享尽极高的富贵直到老去，没人比得上依附政府的张循王，其次就是和王。试试看御赐墨迹层层叠叠的数量，就可以想见皇帝恩遇的隆厚。再三思考思陵关于西湖的话，君子因此知道宋朝已经不再北伐了。跋汪伯彦封事 建炎七年，高宗因为逆豫刘豫的军队退去，亲自下诏询问各位旧日宰辅善后之计。旧宰相有李纲、汪伯彦、朱胜非、吕颐浩、秦桧；旧参知政事有颜岐、李邴、张守、王绹；旧枢密使有韩肖胄。诸公的封事，以李纲的最好，吕颐浩的次之，其余也都有可取之处。只有颜岐写得寥寥数语，毫无建言。颜岐本来就是小人，曾竭力阻止李忠定入朝为相。尤其奇怪的是，汪伯彦的封事，把万全之策假托给元老，把决战之策假托给将军，就像司马相如作《子虚赋》假托子虚、乌有先生那样，最后又说梦见箕子，让箕子把梦中所见拿去向天子询问，把决定完全归于神灵。大概他的心里仍然主张和议，只是不敢明说罢了。他的话也完全不像奏对的体裁，令人不禁发笑。秦桧请求声讨刘豫的罪行，却表面上把责任推给金人，以便缓和与金人结交的谋划；这仍然沿袭“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说法，只是不敢说中原人愿意归附刘豫，因为当时宋军正打了胜仗。跋周南仲《开禧敕》后 这篇是周正字南仲《山房稿》中拟写的《开禧夺秦桧官谥敕》。据《建炎杂记》说：秦桧死后，他的馆客曹宗臣任博士，拟定谥号为“忠献”，议状中有“道德高于天地，功业冠绝古今”的话。开禧初年，李季章任礼官，请求改用恶谥，太常定为“缪狠”。议案上报后，韩侂胄对同列说：“暂且停止，暂且停止。”事情于是作罢。然而“忠献”的诰书已经被收缴了。韩侂胄死后，才又归还。如今《宋史·宁宗本纪》大书“夺秦桧爵位和谥号，改为缪、丑”，以李氏的话核对，这并不是事实。我最喜爱敕文中叙述鄂王冤屈的部分，写得淋漓悲壮。事情虽然没有实行，却足以吐尽沉冤于九泉之下的气愤，应当把它刻在鄂王墓道上，让百代以后的人共同阅读。跋《月泉吟社》后

译月泉吟社的诸位先生，以东篱、北窗的高风亮节自持；南宋末年，他们一时相互抚弄荣木、观赏流泉，大多都是义熙年间那样的人物，彼此亲密相称，可以说是壮烈了。然而，当时主持诗社的方、谢、吴三位先生，直到今天学者都能说出他们的姓氏；而社中同榜的人，除了仇近邨之外，大多已经湮没无闻。如果不是这部书保存下来，他们岂不就会像山陵谷地一样随岁月消磨殆尽了吗？其中有些地方令人怀疑：第三名高宇，是杭州西塾的梁相，字必大；而第十三名魏子大，也是武林九友会中的梁必大。第六名子进，是分水魏石川先生，名新之，字德夫；而第五十三名子直，也是分水的魏石川。第七名栗里，是金华杨龙溪，名本然，字舜举；而第三十六名观我，也是金华的杨舜举。第十四名喻似之，是分水何教，名凤鸣，字逢源；而第四十五名陈纬孙，也是分水何教，名凤鸣。都是同一个人出现了两次。第十二名邓草径，是三山刘汝钧君鼎，号蒙山；而第十七名田起东，是昆山刘蒙山。这就是异地而同名。第四十名柳圃，是月泉竹臞陈君用；而第四十六名陈鹤皋，也是月泉竹臞陈君用。又有第五十七名柳州月泉。第四十七名临清，是建德王进之；而第四十九名也是建德的王进之。第五十名元长卿，是义乌陈希声；而第五十一名闻人仲伯，也是义乌的陈希声。竟然接连出现同一人的名字。难道是当时使用隐语、隐称，竭力害怕被人知道，所以不惜故意错乱重复来使人疑惑吗？还是年代久远，流传过程中发生了讹误，近世的刻本没有来得及订正呢？这些都应当等待好古之人的考证。吟社人物的籍贯、身份、事迹都清楚明白，错乱尚且达到这种程度，何况荒亭中的野哭、巡逻船只的更换旗榜，其中有多少是张孟兼无法详考的，还能询问谁呢？至于槐窗居士黄景昌，曾著《尚书蔡传正误》，见于《两浙名贤录》；湛渊白珽，则本是我乡舒文靖公的后代，后来被白氏收养，见于《剡源先生集》。《心史》题词 亡友长兴王敬所曾经对我说，《心史》一定是伪作。我赞同他的话，却没有证据。读阎百诗的文集，其中引用万季野的话，认为这是海盐姚叔祥托名伪造的。那时敬所已经去世了，我感叹他不能听到这个有力的证据。我曾把这件事告诉钱唐厉樊榭，他却说姚叔祥哪里能写出这样的诗文。我说，阎、万两位先生都不是妄言的人，一定有所依据。所南另有《锦线集》，明崇祯年间还存在，梨洲先生曾经见过。我如今寻找却没有得到，只从《永乐大典》中看到其中残缺的部分。假使这部书还在，把它与《心史》对照校勘，应该可以发现《心史》的破绽。但不知道姚叔祥为什么要伪造这部书；它虽然不是真本，总归也是明朝将要灭亡的征兆罢了。吴地人喜欢欺骗人，直到今天还把它谬称为眢井旧物，用来索取高价。这样的书一共有几部，我见过其中两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二丈〕 跋袁尚宝记北京营造始末 《符台外集》中有许多内容足以补充史事，其中记载北京营造始末的一篇说，左副都御史李庆引用木匠蔡新，使他越级升任卿列官职（蔡新任工部侍郎）；又滥行征发民夫，任意把他们当作鱼肉，死者将近数百万。当初，皇帝命令在每月口粮以外，每十天赏赐钞币；有病的赏给医药，死的赏给棺材。李庆、蔡新以及都督薛禄、指挥沈清等人，只想着克扣侵吞，把这些东西全部据为己有。每月口粮则把死者算作活人，反复虚报支取。宫殿建成后，皇帝命令举行大醮来慰藉死去的役夫，但李庆害怕因滥用劳役获罪，只开列一万多人，奸诈到了这种地步。不到半年，三座宫殿就发生灾祸，这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李庆、蔡新不足挂齿，薛都督却是名臣，为什么也在其中阿附他们呢？这难道不是有损于他的盛德吗？题《闲中今古录》黄南山先生的孙子黄溥撰写《闲中今古录》，其中所记载的见闻有些值得采录，唯独所记栾肇驳《论语》的始末，错误太严重了。栾肇是六朝时人，“伯牛有疾”一章中《集注》所引用的“君视臣疾”之礼，正是栾肇的说法，朱子只是引用了它。如今却认为栾肇的驳论是因朱子而作，这是为什么呢？又题《闲中今古录》程尚书仲能因文字之祸而死，这件事见于《存吾是录》。《明史》却说他因病去世，错了。《明史》经过万季野先生之手，万先生精通考订史书，却竟然不能审察乡里前贤的事迹，由此可知修史之难。程仲能是大儒的儿子，在元代已经做到尚书，却不能成为余阙那样的人，也不能成为危素那样的人，真可悲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丈〕 跋《陈半湖闻见录》《半湖闻见漫录》中与明史有关的内容，我节录出来，单独编成一卷；其余部分都是格言。李自实依附宁藩，史家所记载的情况很不堪，唯独《半湖》说：“宁藩叛乱时，召李自实议事，李说这是错误的谋划，应当亲自上奏说明，绝不是敢于违背祖制杀害大臣，只因宁藩抗拒辱骂，才愤怒而这样做。愿意削减封国、削夺爵位，宁藩因为他不肯依附，便把他禁闭在承奉司。”世人于是说李自实接受了宁藩的公爵，做了谋主，后来宁藩灭了他的家，这就过分了。大臣与藩王交往，即使本人可以处死，也不应灭其家。半湖的话如此，那么世人所传所谓“下流皆归”，也不过如此罢了。然而宁藩谋反已经很久了，李自实难道会不知道吗？平时依附他，临事却狐疑不决，也正好显出他是个小人。究竟有什么益处呢？李自实有《白洲诗集》，我曾在天一阁范氏那里见过。题《崇祯遗诏事实》后

译江藩瑞昌悼顺王的玄孙、镇国中尉统金凡，编纂《遗诏事实》一卷，当时已经七十一岁。他辨析野史的妄传和遗诏中错乱的字样，声泪俱下。可惜他所记载的内容也有许多错误，例如说襄城伯李国桢把梓宫埋葬，这件事根本不存在，只是当时的妄传。太子已经陷入贼营，却说不知道他的去向。打开齐化门的是曹化淳，不是杜勋。范文烈公本来是内阁辅臣，却说成刑部尚书。倪文正公本来是户部尚书，却说成礼部侍郎。王侍郎家彦却说成太仆寺卿，孟侍郎兆祥却说成左通政副都御史。邦曜只称作佥都御史，吴太常麟征只称作户科给事中；而周御史亮工忽然又称作副都御史，可见官职的高低都没有考察。侍郎张忻曾两次入仕本朝，却说他拷打死了行人谢于宣，又说谢于宣被拷打后逃走，连死生也没有弄准确。其余错误无法一一列举。又如贺太仆王盛，并不是死于甲申年，不知为什么也混在其中。其文笔浅陋，没有什么可看的。末尾附有绝句四十二首，也写得不好。不过，撰写明代诗史的人不能最终遗漏这个人。我友人张熹取来给我看，于是题写在卷首。书祁门张侍御请毁逆奄墓疏后 明熹宗时，宦官之祸是古往今来从未有过的。上天夺去了他的魂魄，庄烈帝出来把他诛杀。魏忠贤及其余党几乎被铲除殆尽，可是西山碧云寺中仍有逆宦生前建造的坟墓和高大的墓碑屹立着。墓碑上的文章是昆山、南乐两位宰相撰写的，进入本朝后仍然安然无恙。相传寺僧极力拱卫保护，游人经过时常把污秽物扔在碑上，寺僧等他们离开后就马上洗刷。我曾经对守护者的愚蠢感到愤怒，却又认为，假如能让昆山、南乐两人的脸面长久留下来，任人嘲笑辱骂，正是很痛快的事。康熙辛巳年，张静斋侍御上疏请求毁掉它，得到圣旨准许施行。这当然是大快人心的举动，只可惜没有把碑文拓印几份，附在《三朝要典》之后，也足以实现桓大司马使自己流芳百世的愿望了。跋《柳先生年谱》《柳先生年谱》一卷，不知道是谁编写的。大致是宋代儒者仿照吕汲公《韩谱》编成的。江都马涉江兄弟因购买宋刻本而见到旧本，于是与《韩谱》合刻。书中有两条辨析《新唐书》的文字，说根据柳子厚为先任侍御史所作的神道表，其中称中书令为奭，那么奭对于侍御史来说是曾伯祖；《列传》大概沿袭韩退之墓志的错误。奭字子燕，《列传》却认为字子邵；这些都不是读书精审的人会犯的错误。然而柳子厚《柳评事墓志》说，济、房、兰、廓四州刺史柳楷，确实仕于唐代，而年谱却说他仕于隋代，难道他竟然经历了两个朝代吗？至于柳楷生有夏县令柳绎，同葬在长安少陵，年谱所记载的三个儿子却竟然遗漏了他的名字，由此可知考证之学实在如此艰难。马涉江叹道：“竟然有这样的事！”于是把这段话写在年谱后面。再跋《柳先生年谱》王厚斋说：柳州的文章有许多是冒名之作。马退山的《茅亭记》见于独孤及文集，《百官请复尊号表》六首都出自崔元翰。《请听政第三表》在《文苑英华》中，实际是林逢的《第四表》，其中说：“两河的盗贼虽然已经清除，百姓的创伤却还没有愈合。”这是穆宗、敬宗时的事情。代替裴行立所作的《谢移镇表》，而裴行立移镇是在这以后。柳州的《谢上表》其中一篇，其实是李吉甫的《郴州谢上表》。“舜禹之事，谤誉咸宜”三篇，晏元献说：“恐怕是博士韦筹写的。”至于韩愈的《膏肓疾赋》，晏公也说内容浅薄，不像韩愈的文章。若说是裴令公举荐裴冕的文章，则是晁说所作。柳州出生时，裴冕已经去世五年了。如今考察年谱，其中列出的《尊号表》六首和《柳州谢上表》，没有分别辨别取舍；其余的作品似乎也知道不是柳州所作，所以没有收载。题《范文正公年谱》这部年谱是我乡楼宣献公编纂的，由楼公五世孙之柔校订。另有《补遗》一卷、《言行录》四卷，都是元代刻本。范文正公年少时就受到朱氏家族的困扰，淄州、池州争论所谓长山究竟在哪里，纷纷扰扰，无法确定。我曾经看到《永乐池州府志》中有宋代忠臣丁黼所作《池州范文正公祠堂记》，以青阳朱氏收藏的范文正亲笔书札和谢太夫人画像为依据；府志折中说：“朱氏确实籍贯在青阳，范文正的继父文翰曾任淄州长史，谢氏当时把他归还给文翰，所以范文正是在淄州长山读书的。”这个说法足以解决纷争。也就是说，朱氏虽然籍贯在青阳，但青阳的长山并不是范文正的书舍；范文正确实寓居淄州，但淄州的长山不能作为朱氏的本贯。然而年谱明确说“淄州长山朱氏”，这是为什么呢？范文正显贵以后，用金帛酬谢朱氏抚养之恩，这就够了。至于把继父回赠为太常博士，又以恩荫补授朱氏子弟官职，从道义上说并不恰当，不能因为他是大贤就曲意替他辩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书郗氏族谱后 我偶然看到《法帖刊误》一书，是宋代黄伯思所著，其中说：“晋代郗氏自太尉郗鉴以后，便成为江左的名门望族。郗字的读音，如《尚书》中‘絺绣’的絺；世人俗写郗为郄，读作郄诜的郄，这是大错。郄诜是晋代大夫郄縠的后代；郗鉴是汉代御史大夫郗虑的后代（按：汉代还有益州刺史郗俭）。两支既然不同，读音也相差很远。唐人如陆鲁望那样博雅的人，也有‘一段清香染郗郎’的句子，大概也是沿袭俗称罢了。”我认为，《尚书》“絺绣”的絺，孔安国传读作本字，黄伯思所依据的就是孔传（按：郑玄注读作“黹”字，如今多数人沿用这种读法）。《说文解字》说：“郗，是成周的城邑，在河内。”杜预说：“河内野王县西南有絺城。”按照郑渔仲《通志》的例证，应当是以地名为姓。又考《战国策》有絺疵，郗既然与絺相通，也许就是絺疵的后代。跋《槎湖张氏族谱》

译焦文端公记载经籍时，把家族谱系列入其中，我乡槎湖张氏的族谱也在里面。张氏族谱由东沙尚书编修，有善行也有恶行，区别十分严明，这大概是其他族谱中没有见过的。先前宫詹修订全氏族谱，族祖见山先生亲自执笔，想采用张氏谱例，宫詹认为很难实行，于是作罢。有人问我：“这两家的看法怎么样？”我说：“两家都对。尚书的用意在于仿效《春秋》，一字褒贬，即使是家谱，读来却像面对经霜的松、经雪的柏，令人凛然生畏而知道戒惧。宫詹则是以孝子慈孙的心情，想到应当取法包容荒秽的宗旨，并不只是害怕怀有私怨罢了。”后来我看到戴帅初为富春孙氏族谱所作的序，才知道尚书的谱例出自孙氏。跋田表圣墓志 田侍郎的正直气节无可非议，只是他在太宗朝曾经请求举行封禅，因此只能说他在这一点上缺乏见识。汉、唐以来请求封禅的人，没有一个不是逢迎谄媚的大臣，田侍郎不是这种人，只是他分析事理也许还不够精密。当时幽燕还没有收复，银夏又成为阻碍，开国的功勋比起汉、唐还差，却竟敢进一步助长奢侈的野心吗？没想到侍郎会有这样的失言。范文正公还把这件事写入墓志序言中，也只是偶然没有想到这一点。真宗非常宠爱田侍郎；他死后，两个儿子正在服丧，仍然领取每月俸禄，这是古今抚恤典制中从未有过的事。书宋中大夫周公家传后 我编纂《古今亲表录》，朋友们大多说这只是白费时间和精力，却不知道门第有分别、人物有流品，对世道人心未尝没有帮助。我的乡先生宋中大夫周公锷，是元祐党人中预先列名的一员。大夫的舅父是范丞相忠宣公纯仁，范右丞纯礼、范待制纯粹；大夫第一次娶妻，岳父是胡右丞宗愈，第二次娶妻，岳父是王学士觌；中表兄弟有范开封正平。九族之中，被列入党籍禁锢名册的有七人。我已经把这些牵连关系写下，又读到陈忠肃公瓘给兄长的信，说：“章氏的婚事没有谈成，农帅非常诚恳，也不敢答应。自从到任以后，越发觉得家中不能没有主妇。瑞奴等人孤苦零丁，更加可怜，只好商议与同年周户曹的妹妹结婚。她家清贫，她本人年长；贫穷却不骄傲，年长所以懂事，全家又都喜欢行善，因此便答应了这门亲事。户曹就是周大夫。”唉！仅凭忠肃公这封信，就可以看出周大夫一门的贤德；而他受到范文正公、胡文恭公高尚操守的影响，又怎么会少呢？文正公的女婿中，有一人是贾东明蕃，因为不依附新法而触怒荆公；忠宣公的儿子中，有司马侍郎忠洁公、朴温公以及群从，后来都握节死于金人之手。大夫岳父胡氏一族中，女婿考功忠臣也在党禁之列，可以说是同气相求的盛事了。我偶然从大夫的后代那里看到这篇家传，于是写下这些话来勉励他们。跋《王检正庭秀传》王检正是黄涪翁的诗歌弟子，各种志书为他作传，都罗列他的善行；而《困学纪闻》摘录他《磨衲集》中的议论，斥责郑介夫为妄言，称陈少阳是在鼓动变乱。这些议论把熙丰年间的法度说成正确，把元祐年间的更张说成混乱；说党人的子弟得到官职是错误的赏赐，说苏轼、黄庭坚的文章只是末流小技。更严重的是，把程子的学说比作墨家、佛教，又说《易传》是杨时、谢良佐删改润色后才完成的，尤其用力诋毁赵鼎、张浚两位宰相。竟有这样的事吗？这些说法实在荒谬妄诞！因此深宁先生斥责他邪曲不正。我认为舒待制和王检正的文章都有可观之处，应当把他们列入文苑，同时记下他们的缺点，作为后人的警戒。跋《丰吏部宅之传》四明各志都没有为丰吏部立传，只有上虞志有传，却不能完整叙述他的生平。丰吏部是槐堂的高足弟子，但传记没有说他承继了学术传统。他赎买孤女的事情见于《行营杂录》，传记却没有说他的笃实行善。按刘后村哭吏部的诗说：“江表依靠您才稍稍振作，讣告传来朝野共同悲凉。大旗移到北府，兵众全都散去；胡笳回到西州，宅第已经荒芜。”又说：“安定时局的才干还没有完全施展，晚年建立军府，白发又添新霜。用土筑成城墙，尘土沾满面孔；握紧拳头仍然作战，胆气贯通全身。”那么，吏部从京朝官外放镇守藩镇时，大概正在开禧、嘉定年间，江淮一带正有战事，而吏部大概是有功勋的。他又梦见吏部，作诗说：“年老仍奋笔反对和议，有病还登城募召败兵。上天夺走伟人的生命，关系到国运；时世没有好汉共同建立功名。”又说：“朝廷刚发给赙钱来掩埋尸骨，家中却没有多余的丝帛可以做被子。”如此看来，吏部的气节多么壮烈，他的清廉也可以知道了。以后应当广泛访求他的事迹，附载到《宋史》中。跋《袁处州行状》行状说：宋朝灭亡时，过去对士大夫不满的人争相上报变故，以求得到爵位。陈参议允平有仇家诬告，说新近从福州渡海而来，见到参议并替他写信，约苏都统在九月乘船顺流而下到庆元，应当出兵迎接。礼部尚书高衡孙联名署名劝进。当时张元帅统率军队将要南征，便命招讨使王世强包围逮捕并审讯查实。幸亏处州认识王世强部下的人，才得以澄清这件事，陈参政因此获释。后来又有人告发，说昌国的大姓以故王为名，元帅没有听信。唉！顺治戊子、己丑年间的祸乱，和这件事如出一辙，而士大夫遭受的灾祸更加惨重。跋《袁尚宝行状》《尚宝袁公行状》是黄南山先生编纂的。袁尚宝继承父亲的学问，世人只把他看作方术之士，却不知道他因回应成祖关于养贤的询问，详细论及前代学宫、书院的制度，又论述武臣服丧时应当解除职务，认为皇太孙捕获鹿时应当先行献上，这些都是正直的议论。他极力争辩灵济宫符药的荒诞妄说，更有大臣的风骨。可惜南山先生写的行状，叙事过于质朴直露，缺少文采。跋《陈祭酒行状》我的乡人陈敬宗公，是明初的名臣，实际上与李祭酒时勉齐名，分处南北。我读他的行状，才知道他也曾被夺情起复。明初文臣被夺情起复的很多，但李贤援引的只有杨溥的事例，实在令人无法理解。内阁大臣本是从容处理诏令文书的地方，夺情起复已经不是礼法了。陈公终身侍从皇帝，竟然还一再被夺情起复，难道不是错误吗？书《江陵张相国行状》后 明代中叶以后，宰相执政把相互倾轧当作要务，这是一个大祸患。方桂洲、分宜两位先生相继败亡之后，执政者似乎也应当把他们当作前车之鉴。读《江陵集》，就会发现新郑与华亭之间一盛一衰，更加令人畏惧。江陵还是庶常时，曾受华亭教导，所以他保护华亭到了极点，最终却倾覆了新郑，夺取了他的职位。后人看今天，也如同今天的人看过去一样。执掌国政的大臣不把精力全部用在弥补国家政事上，却专门把它用在党同伐异、经营门户上，论说时局的人对此只能长叹。又书《江陵行状》后

译江陵还没有考中进士时，深受辽王宪火节的宠爱。当时世宗正沉迷于玄默之道，辽王因方士长生的方术而受到宠幸。穆宗即位后，有人诬告辽王怀有淮南、衡山那样的谋反之心，于是把他关进监狱。江陵实际上对此出了力，相关情况记载在《辽邸纪闻》中。江陵不久便买下王府作为宅第；神宗时抄没王府财产，也是因为王妃王氏的请求。世事变迁，格天阁还在，人却在哪里呢？最终也不能保全。生前那些机诈和险坑，也可以到此为止了吧。跋明王晋溪尚书传 明朝正德年间，大臣晋溪的才干真是杰出，所以能够暗中任用王阳明来平定宸濠之乱。这个人虽然也使用机谋权术，但三代以后，事情盘根错节，也有不是运用机谋权术就不能成功的情况。如果一定拘守迂腐道学家的说法来阻挠他，就是愚蠢的人。明人评论晋溪，褒扬和讥刺各占一半，并不是真正了解晋溪。晋溪是敬轩的再传弟子，他的祖父就是敬轩的弟子。既然如此，晋溪的心术难道还不纯正吗？只是事情有常规也有权变，所以处理事情的方法也有体有用。由此可知，敬轩、阳明的学说也未尝不能相合。跋卫元嵩《元包》后 宋代杨通老说，卫元嵩是益州成都人，精通阴阳、历法、算术，向周武帝献策，武帝赐给他蜀郡公的爵位。武帝不敢把他当作臣下，《北史》中有传。梨洲先生质问说，《北史》《周书》中都没有卫元嵩的传记，不知道杨通老依据什么。我考察《北史》，实际上在《艺术传》中确有卫元嵩，但传文说卫元嵩喜欢谈论未来的事情，不信佛教，上疏极力批评佛教，因此我怀疑卫元嵩是道士，厌恶佛教。等到读《隋书·经籍志》，其中说周武帝时，蜀郡沙门卫元嵩上书，称僧徒过多而滥杂，武帝便下诏一律废除佛教。这样看来，卫元嵩是僧人；他的上疏并不是诋毁佛教，而是说假托佛教的人太多。唐朝中叶以后，沙门才开始有赐爵之事，所谓卫元嵩受赐爵位，考核起来并不可靠。我的朋友杭州编修说，卫元嵩实际上是道士，却不知道依据是什么。跋《四明尊者教行录》古人有画像记、画像赞两种体裁，唯独宋庆元庚申年，沙门善月为四明尊者作像志铭，这是文章体例中从未有过的。四明法智大师主持延庆道场，实际上是宝云通公的高足，用来振兴天台螺溪的教法。沙门宗晓为他编纂《教行录》七卷。我平生不喜欢佛教书籍，但这部书涉及乡里的文献，所以把它搜集保存下来。其中有绍兴壬午年青山居士楼弆所作的跋文，此人应当是太师楼楚公的弟弟楼异，我也一并抄录，以补充旧志的遗缺。题《蟫津集》像蟫津这样的和尚，他的文章大概也算一代豪杰了。他报复韩愈时，刀锋所及毫不留情。即便如此，不论韩愈的学问，不是蟫津所能排斥的；即使只说文章，难道也能贸然同韩愈抗衡吗？这样看来，真可以说是不自量力了。书《道德真经三解》后 道藏中有很多易学著作，邓锜也是其中一家。雍正甲辰年，我见到他的《道德真经三解》：第一解是解释“经”，即说明章句和大意；第二解是解释“道”，即叙述天地始终的缘由；第三解是解释“德”，便是丹灶家一派的说法。又叙述“真常”三百字，用来比拟《阴符经》的字数，置于卷首。考察柱史老子清静的宗旨，转手便变成追求长生久视的学说，《隋书·经籍志》没有把二者合并，大概正是因为慎重。邓氏这部书的用意在于打通各家道路，然而强行把“道”和“德”分成两部分，就显得支离了。读《道德指归》张南漪对我说：《道德指归》前面有谷神子的序，序中说严君平姓庄，所以称为庄子；班固的史书为了避汉明帝的讳，才把它改成严。这样看来，书中所称的庄子，都是君平自称。因而卷首就称“庄子说”：“老子的著作，上经象征天，下经象征地。”这段阐明宗旨的话将近二百字。此后每次设置问答，必定说“凭什么这样说”“凭什么证明这一点”“凭什么验证这一点”，或者说“请问”，然后用“庄子说”来回答。显然都是君平自称的话，毫无疑问。阎潜邱却认为这是庄周遗篇中的文字，用来补王厚斋的遗漏，多么粗疏啊！他所引用的内容也不完整。南漪的话考核精确而且可靠。然而我也怀疑这部书是伪本，不是严君平所作。汉代《艺文志》著录《老子》时列有四家：邻氏经传四篇，傅氏经说三十七篇，徐氏经说六篇，刘向说四篇。假使严君平有这部书，就不应当不见于《艺文志》，这是第一个疑点。王贡传记载严君平的事迹，只说“推崇老子、严周的旨意，著书十多万字”，这只是推崇他们的思想而另行著书，并不是像这部书这样作注释。然而《汉书·艺文志》也没有著录这部书，它既然已经亡佚，怎么会在晋、魏之间突然出现呢？这是第二个疑点。而且我曾经看过它的文章，也很不像西汉人的语言，这是第三个疑点。跋《黄氏道德经附注》南山先生晚年很喜欢谈养生，所以琼台为他的画像作赞时有“高度仰慕玄妙虚静之道，渐渐进入美妙境界”的话。《道德经附注》三卷，作者自己说，因为王弼旧注昏暗难明，所以阐发其中一二分光明，并以不能使精神遨游于寥廓之境、畅快地观看日月星辰为遗憾。可见他喜爱道家学说到了极点。读先生的《传家集》，其中谈养生的话也兴味盎然。跋《黄氏阴符经附注》南山先生注解《阴符经》，认为它应当就是寇谦之一类人所著，他的说法非常确切。他认为篇末一百一十三字本来是古注，混入了经文之中，因此加以改正。我的意见却认为，这一百一十三字是总结三篇经文的说法，不是注释。可惜不能使先生复生来询问他。书《程云庄语录》后

译起初，南雷黄先生曾经说，同时代有一个程云庄，在吴鄣一带的学界倡导教说，用第一、四篇谈佛教，第二、三篇谈道教，第三、二篇谈儒学，这是修饰林三教留下的余绪，又另外自立门户。我想看看他的书，却没有得到。雍正甲寅年，长洲徐编修徐澄斋拿出他的遗书给我看，除了三篇之外，还有《守白论》。这部书以公孙龙子的学说为宗旨，列出十六个条目。前八条说：“不落入形体质地，不混杂青黄之色的白，这才是真白。”“彼此相互非难所说的就是指；指有不能达到的地方，达到之后就不再是指；不指之指，这才是真指。”“是非交错，彼此和同，这就叫作指物。”“青、白兼有，方、圆也都具备，二者三者交错，直线剖析、横向分判，这就叫作指变。”“万物变化纷扰，各自端正其性命；声音压倒形色，形色胜过声音，天地也不能确定，只有人的言语才能确定。被言语确定的事物，叫作名物。只有名称可以统摄万物，天地也无法测度。天地无法测度，名称便与它一同达到极致；能与天地一同达到极致的事物，谁能够占有它呢？把无当作幻假，把幻假当作真实，这就叫作真物。指而不是指，不是指而成为指，不是指而成为指且指又不是指，这就叫作物。“一指一件事而不是它，两件两件自然彼此非难；一只是一个，双二就是两个。黄马、坚石，各自随其所适，这就叫作物变。”后八条说：“不落在形色之中，不涉及‘是’，便从自身所在的地之天地中取出天，叫作地天统尽。形色完全脱尽，就是有天的地；从天中取地，叫作天地。天地、地天、天地、天，天地闪烁而难以命名，精光独自透出，叫作真神。最精微、最神妙，达到顶点、位置极高，名与实一并穷尽，只有独自存在才是正，这叫作神物。天地之中，事物没有自成的事物；往来交错，万物各自成为自身的事物，只有审察才能知道，这叫作审知。只有审察才正直，只有达到极点才停止；纵横周遍，一种认识达到极点，这叫作至知。实际不占据位置，名称不贯通位置，只有谨慎地称谓，名与实才自行端正，这叫作慎谓。彼此只有通过称谓来确定，应当端正而不改变；贯通变化全靠神妙，神妙化生全靠变化，这叫作神变。”它的宗旨说：“天地只有神，万物只有名。天地没有知觉，只有神产生知觉。指全都不是物，只有名形成物。”公孙龙子的学说断绝于世，也已经很久了。程云庄大概是参合佛、道两家的话，附会它们来形成自己的学说。程云庄的传人，如熊如灏、金贞一类人，并不十分著名，而正希先生是其中最重要的弟子。正希晚年研究禅学，大概是从程云庄那里得到的。他的遗书中又有《易数定序》和《蓍法定序》十条。程云庄名智，字子上，又字极士。再题《云庄语录》正希先生讲学，师从歙县人程云庄。我从前曾听梨洲黄氏谈过他，知道个大概。后来在扬州马氏那里看到他的著作，果然荒诞错误，不足为信。他讲论兵学，师从闽人柯仲炯，就是所谓“农丈人”。仲炯也自负易学，主张象数之学。我没有见过他的著作，所以姚令王正中君说《易》，本于此人。正希又和刘侍郎之纶一起拜他为师。黄太稚说：“仲炯跟随董公应举屯田，不过是个妄自尊大的男子罢了。”唉！正希的学问，一部分出自云庄，一部分出自仲炯，二人都自以为是专门之学，但世人没有相信他们的。拿我所见到的他们实际施用的情况来验证，只看他推荐申甫这件事就可以知道了。因此一并附记在《云庄语录》之后。○跋《刘屏山唱道集》说 《屏山唱道集》的事情，钝翁已经驳论得很详细了。偶然读到湛然居士所作的序，序中说：刘屏山二十九岁时读《复性书》，知道李习之也是二十九岁时参访药山而退，于是发愤参访万松禅师，写成了这部书。唉！屏山肆意诋毁各位儒者，以放纵自己的说法；只要自己成佛就够了，何必援引古人来抬高自己呢？李习之断然不是谄媚佛教的人，即使他的话偶尔有不纯之处，也不过是学习上的小毛病罢了。佛教徒编造这种说法来诬陷他，屏山又援引它作为例证，实在可笑。《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五　鄞县全祖望绍衣 题跋（九） ○跋秦泰山石刻二十九字 泰山遗留下来的石刻有二十九字，第一行缺少“丞相”二字，下面写着“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直到“昧死请”，与现在重新摹刻的峄山碑中的二十九字完全相同。大概李斯篆书仅存的遗迹，实在太稀少了。○跋岣嵝碑 《吴越春秋》记载，神禹有岣嵝山铭，难道还能留存到今天吗？后人制作这块碑，大概是因为韩吏部的诗；正如明人妄造日本《尚书》，大概也是因为欧阳兖公的诗。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不过是好奇罢了。即使如此，岣嵝碑和穆王坛山的四字碑，人人都不知道是伪作，却不知道它们与太学石鼓以及另外两刻一样，都是伪作。○跋坛山石刻 穆王的八匹骏马和三道山路，按理说他游历经过的地方应当有迹可考，可如今已经消失得无从查考了。“吉日癸巳”四字，不用占卜也知道它是附会而成的；然而它和岣嵝碑的文字都极其奇异古奥，也不是精通此道的人不能伪造。○跋“周文王神功”二字 天一阁范氏收藏的石刻中，有“神功”二字，旁边刻着：“周文王括石书，乃隶古文也。”孙畅之说，临淄齐胡公墓的桐棺上，文字多与今天的隶书相同；若以此证明隶书并非始于秦，那么假如他见到这两个字，一定会认为隶书始于商代了。马荠堂说石鼓出自宇文氏，这个说法没有得到考证。至于这两个字，也可能出自黑獭之手，后来人用陀罗尼中追尊的名号来记录它们，这就不可知了。所谓黑獭，不过是黑衣种族罢了；如果书法果真如此，那么又在沙陀、北岳题名之上了。○跋《汉北海相景君碑》碑阴 赵德甫说：“《汉晋志》记载官属，都有‘循行’这一称谓。如今《景君碑》碑阴所列故吏，从台邱暹以下十九人都写作‘修行’，其中的‘修’字恐怕是借作‘循’字。我想，‘修行’大概是说约束修养自身的品行。汉晋碑刻都写作‘修正’，可以证明《汉晋志》记载有误。这块碑的碑阴，洪氏尚且没有见过，只是我家三本都有，大概是明初的拓本。” ○跋会稽禹穴窆石铭 会稽禹穴的文字，赵德甫称作《窆石铭》，王顺伯定为汉代石刻，这是正确的。近人说它的文辞不符合铭体，于是认为碑上可以有铭而窆石上不能有铭，却不知道古人原本不限定必须用韵文才叫铭。孔子为季札墓所书的文字只有寥寥十字，难道不也是铭吗？○跋《魏受命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