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九鄞全祖望绍衣

译王荆公的《三经新义》到南宋初年便被废弃不用。元祐年间只是说，经学解释可以兼用注疏和诸家的说法，不得专门采用王氏的解释；所禁止的只是王安石的“字说”。只有莆田人黄隐任国子司业时，竟然把这部书焚烧了。当时在朝的各位公卿并不认为这样做对，弹劾他的奏章屡次上奏。按照《山堂考索》的记载，元祐元年十月癸丑，刘挚说：“国子司业黄隐，学问不足以教人，品行不足以服众。他认为故相王安石的经学训释，比诸儒解释更能得到圣贤的本意，所以先帝才把这些内容立为学校教材，用来教导众多士人。可是安石晚年的‘字说’沉溺于佛教经典，因此近来的制度只是禁止学生学习‘字说’而已；至于他的经义，大概仍与先儒的说法并存，从来没有禁止过。”黄隐看到王安石的政事大多已经被改动，便妄想迎合时势，想废除王氏之学。每当看见生员试卷引用王氏经义，就立即加以排斥，这怎么能起到劝勉、率领学校的作用呢？同时吕陶也说：“经义的解释，本来不在于古今、新旧，只贵在恰当。先儒的传注未必全都正确，王氏的解释也未必全都错误。”黄隐过去诵习、记取王氏新义，推尊它已经很久了；一旦听说朝廷讨论科举，就告诉太学诸生不可再遵从王氏，有引用王氏说法的，大多被降黜。” 有些学生听到安石去世，想设斋致祭，以表达师生之间的报答之情，黄隐总是愤怒，想用法律惩治他们，更加可鄙。于是上官均等人都请求罢免黄隐，以安慰公论。由此看来，元祐年间的诸位贤臣也已经能够平心处理事情了。唉，蔡京想毁掉《资治通鉴》，大概就是黄隐给他开了这个头。韩忠献所说的“鬼怪一类的人败坏事情”，正是指这种人。这两篇奏疏《宋史》没有收录，特意抄录下来附在《经籍志》之后。记先少师的事 宋穆陵继承皇位时，我的同宗会稽全氏，自太师申王以下，都凭借外戚身份承受恩泽。其中由进士出身的，是少师府君，名讳清夫。少师是越公的次子，一门之中显贵相继，唯独他学习词赋，凭科举取得功名。后来屡次升迁至少师，出任湖州判官，颇为家势盛极而感到忧惧，未到老年便请求退休。会稽唐氏也是旧家族，他们的远祖通议公的神道碑在山阴县旌善乡故城山中。此前宝祐年间，唐氏后裔拿着地契请求出售，少师只把那块闲置土地买下来收藏，并不知道那是唐氏的祖坟。过了很久才知道此事，他惊惶地说：“这是乡里的先贤，即使他的孙辈支系已经零落，难道不会有人议论我吗？”于是命守墓人禁止砍柴放牧，并像过去一样替唐氏通报洒扫祭祀。又过了二十年，少师退休归乡，唐氏中有个名叫班的人，和族中长老商议，援引古代义理写信来请求归还。少师致歉并答应了他们；唐氏第二次来时，他立即归还地契，而且替他们标明山路的宽度和长度，绘制地图送给唐氏。唐氏感念少师的恩德，特意在墓旁刻石纪念，剡源戴帅初为此撰写碑记。以少师当时的财力来说，对这座空山本来没有什么舍不得的；挥手归还它，不过像丢弃破旧鞋子一样罢了。可是我看世上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即使只有一亩大小的地方，甚至几弓宽的土地，也一定竭尽智谋去争夺。难道不想想山谷会变迁，我们家强行占有的土地，能够保证像衣带、砺石一样长久不失吗？和少师那种从容高雅的气量、广泛推恩的胸怀相比，即使施行像使枯木重新茂盛那样的恩惠，彼此相差又是多么悬殊啊！恰好仁和张秀才诚然，因为祖坟被豪强之家夺去，极力争夺，几乎酿成大祸。后来幸而得到昭雪，请我把这件事写下来。我因剡源所写的事而有所感慨，感叹世道风气日益败坏，同时也把这件事告诉我全氏宗族的人，载入族谱，补足家传中没有记载的部分。记宋代湖心寺浮屠妙莲治理钱唐江水患的事 钱唐江的潮水，防御它的是海塘，除此之外没有听说它造成过什么灾害。只有宋理宗时期曾出现过一次，旧史对这件事记载也不详细。只有杜正献文集中的奏疏记载，他陈述穆陵即位以来有五大变、五大幸，把浙江决口列为一变，把决口平复列为一幸。但也只说：“江潮失去河道，冲塌冲毁，已经逼近城门，几乎使国家无法维持；愤怒的巨浪又冲毁了寝宫。”所以始终没有说清楚究竟是怎样治理的。四明《至正志》说：“妙莲是湖心寺的僧人，有道术。史卫王执政时，钱塘江水患大规模发生，便请妙莲治理。他盘腿坐下，闭目诵咒，江潮顿时平息。”我一生不相信佛教、道教的学说，但推究事情的原委，却深深信服先儒的说法，认为佛教源于道家。至于道家又起源于什么，却没有人说过。我不知道道家的祖先，大概出自三代以来掌管巫、史、卜、祝的官员。历代圣王本来就曾经任用他们，只是其末流传得越远，越失去本真。圣王沟通天地人而建立教化，所以掌管三礼的官属中，有巫、史、卜、祝，这些官职不能看作低贱之流。如果没有斋戒、敬神的德行，凭什么能了解鬼神的情状，并与它们相互感通呢？” 如果不能与鬼神相互感通，又凭什么使天、人贯通于同一元气之中？因此，这种术法确实不能轻视。只是圣王谈论常道而不谈怪异，依靠德行而不依靠术法。像商代的巫咸、巫贤，有人说他们是以官职为姓；遇到七年大旱、祥桑合抱，也只是通过修养德行来消除灾祸，没有听说他们使用什么法术。世道教化衰败，人心败坏，史、巫、卜、祝也不再是三代的旧制，道家一类的人便凭借自己清虚浮泛的胸襟，窃取这些术法而运用。这样以后，才有了驱使鬼神的方法。这些人整天忙于世间各种事务，志气已经不能再与天地感通，而道士们却寂静枯坐、闭目冥思，反而形成了旁门的技艺。至于佛教僧人的作为，又是取法道家而稍微另立门户。像妙莲这样的人，大概也是苦心修炼、持守功力，长久积累、深入造诣，之后才能做到，并不是一般小术可以企及的。当时，君主和宰相如果只顾沉溺于湖山游乐，而不致力于感格上天的政治，那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如果没有这个僧人，江潮水患本来还真难以预料。唉！古代圣王用来参赞天地化育、贯通幽明的官职，不能守住自己的职责，反而流入了异端。那些见识狭隘的儒生却正斥责它荒诞妄说，不知道庶子扰乱宗法、旁支冒充正统，也都有它们各自的源流吗？” 我听说元代泰定年间，海岸大规模崩塌，僧人天岸取海沙作法诅咒，向四方遍撒海沙；凡是他脚步踏过的地方，海涛都停止了。这也是妙莲一类的事情。记王之明的事

译江阴白孟新梦鼎所说的王之明事件，是他亲眼见到的，具有参考价值。孟新说：“起初传闻太子要南来，我就和朋友一起去追踪。刚出城，就有一百多名骑兵飞驰而来，说是要去护卫太子的。到了某座寺院，寺门锁得非常严，有人向里面窥看，骑兵就用白色木棒打他。不久又有几名勋戚来到，也不能进入寺内。传话说：‘太子使诸位劳累得很，请明天都离开。’ 即使寺里的僧人也不能见到太子，这是什么情形呢？酉时，马士英派人到来，立即让他们进去了。五更时分，锦衣卫冯可宗骑马来到，说是来迎接太子，并告诫僧人不要乱动，有人起身就杀掉。于是便把太子带走了。第二天，派朝廷官员混杂其中辨认，大家都说那不是太子。南京失守后，马士英逃走，有人进入他的府第，得到冯可宗的一封信，自称是马士英的门生，说密奏狱案的事情恐怕会引起人的注意，应当尽早决定日期，正是太子案件发生时的事情。这样看来，王之明事件的踪迹确实令人惊骇。我私下认为，当时流贼刚刚攻破都城，战乱纷扰，太子怎么可能脱身南逃呢？所以后人也多怀疑这是伪造的；但是马士英一伙人的作为，实在荒唐得厉害。” 记马士英南逃的事 马士英逃到杭州，拥护着所谓的太后来到这里。杭州城的士人和百姓都得以进去拜见太后，只见她身材高大、穿着黄衣，面向南站立；问她国家的祸乱和宫廷、官府的事情，她都不能回答。有人说这是马士英的母亲，有人说是宫女。后来马士英逃走，太后也不知下落。吴农祥云记。记许都的事 许都的灾祸，众口一词地说他受了诬陷，陈公大樽、何公悫人、徐公闇公尤其这样说。大樽当时身在军中，甚至把杀死许都说成是自己的罪过；后来被提升为给事中，却弃官离去。闇公还责怪大樽不能据理力争，而悫人则以职方身份推荐许都，认为他懂得军事。皇帝的批示下来时，已经是许都死后几天了。南都的史公当时也曾发檄文召用许都。因此黄南雷、吴梅村、毛西河所说的，都沿袭了这几位公卿的说法。只有吴征君庆伯认为不是这样，他说许都本来没有非凡才能，只是喜欢结交市井无赖而取得人心，健儿、侠客以及不得志的方外之人，都归附于他。许都所结交的人很多无法供养，于是肆意抢劫，甚至连宣平的官库也被他们掠夺。他又假借宦官的符信召集军队，事情败露后知道自己不能幸免，于是反叛。如果果真如此，那么许都确实罪不可诛。我私下怀疑，华亭诸位君子以建立功业自鸣得意，误信许都有才，或许是有的。史公经历的事情更多，难道会不考察他的才干品行就贸然发檄文召用他吗？庆伯的父亲中允，参与了讨伐许都的官府定罪文书，其中或许有夸大事实的地方，但庆伯也因此过分诋毁父亲。总之，许都既然已经揭竿成为贼寇，便落入卑劣之名，终究很难洗清。但尚让、张元洵本来都不是端正的人，假如有史公这样的人能够驾驭他们，也或许可以收为己用。而有关官员又进一步激化了事变，这就是纷纷议论此事的人至今还替许都惋惜的原因。补记中丞高公在郧阳的旧部士卒的事 流贼进攻郧阳时，我乡的高公凭借疲弱的士兵抵抗他们。贼军多次到来，又多次受挫退走。思陵任命高公为陕西巡抚，南方朝廷又任命他为湖广巡抚。当时大军已经攻下陕西，高公到任后无法前进，返回郧阳时那里也已经归附敌方。当时他家中还有老父亲在堂，高公于是秘密步行回家，怀着未能实现的志向去世了。高公守卫郧阳时，有四名士兵最为勇敢，专门负责劫营。贼军一到，高公就命令他们出去袭击。四人分食一头生牛，每人一樽火酒，夜间出发，竟然直接进入贼营。他们只拿着一根铁鞭，所击之物立即粉碎。贼人用刀抵御，刀被铁鞭格挡，有的折断，有的坠落，全都无法支撑。四人又来往迅疾，忽然出没，使各营受到惊扰。四名士兵天亮时回来，没有一人受伤。贼人于是整夜严加戒备，不能休息；但四人进出仍然自如，不是巡逻者所能阻挡的。他们回到城中时，手里的铁鞭都紧紧闭合，无法张开。四人闭眼坐了一会儿，随后睁开眼睛大声呼喊，同时把铁鞭掷出。高公后来回乡，也不知道这四名士兵流落到什么地方。后来有我的族弟、原来的孝廉斗阶，带着计车向北行进，住宿在一家酒馆里。店主人已经年老，问明他是高公的族人，很不赞成他去参加考试。斗阶追问其中缘故，店主人不肯说出姓名。再三追问，他才说：‘我过去跟随高公在郧阳，就是所说的四名士兵中的一个。’ 他于是把高公的事情说得非常详细，并且拿出铁鞭给斗阶看。唉！当高公从郧阳回来时，天下仍然多事，凭这四名士兵的本领，他们有什么困难不能改投他处以求进用，却为什么要埋没自身，担心后来无所归宿呢？从他责备斗阶的话来看，确实有古人的刚直风节，这样的人不应当仅仅被看作勇猛的士兵。因此记下这件事，附在高公传记的后面。记方翼明的事 邹氏《明季遗闻》污秽诬妄，到了不堪卒读的程度；他替张缙、李明睿、王燮各自曲意增饰，仿佛想凭一己之力遮蔽天下人的眼睛。然而其中也有一件事值得采录，说南都重新翻查逆案时，奉化方翼明上疏劝谏，不要交刑部拟定罪名。其他野史都没有记载这件事，只有邹氏的书中见到。起初我不太相信，最近才访求到他的谏疏，又知道他是李梅岑先生的弟子；梅岑本来是遗民，是风节高尚的人。今后应当更加广泛地考察方翼明的一生，为他作传。记石斋先生批评钱蛰庵诗的事 石斋先生在南都时，学者称他为诚明先生，大概是沿用前人给横渠的称号来称呼他。我乡的钱蛰庵当时还年轻，以世交子弟的身份向先生求学，拿自己所作的诗请求先生评点。先生在诗卷开头批写道：“诗写得很值得观赏，但其中有一首赠给女校书的作品，近来这种习气，都是元规留下的尘垢。”钱氏至今还保存着这份批语。明代人放纵地出入旧院，许多名士沉陷其中，即使范质公、吴次尾、方密之、姜如须、冯跻仲、黄太冲，也不能避免。王玄趾是蕺山先生的门生，尤其沉溺于此，又和伶人梁小碧亲近，梁小碧也因此一时名声很大。各位先生幸亏后来都有成就，才不至于终身被这些事情拖累。读方望溪所写先生拒绝顾媚的记文，真可以说是高踞峨嵋半空，远远独立、无与伦比了。我编选《甬上耆旧集》时，向钱氏索求蛰庵的诗，得以看到先生亲笔批语，于是肃然起敬，拜了两拜，把这件事记下来。浙西分地录

译浙江的地域，自明代洪武年间确定为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台州、温州、处州、金华、衢州、严州十一府。东部宽广，西部狭窄。实际上，自秦代设置会稽郡以来，江南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一直都是西部边界，直到长江为止。《汉书·地理志》记载，会稽郡治所在吴县，统辖二十六县，分别是吴、曲阿、乌伤、毗陵、余暨、阳羡、诸暨、无锡、山阴、丹徒、余姚、娄、上虞、海盐、鄞、剡、由拳、太末、乌程、句章、余杭、钱唐、鄮、富春、冶、回浦。这样看来，如今江南四府的土地都包括在内。后汉顺帝永建四年，才从会稽郡分出吴郡，并把会稽郡的治所迁到山阴。这大概就是唐代浙江东道划分的起源。吴郡是今天苏州的起源，会稽郡则是今天绍兴的起源。孙皓宝鼎元年，又从吴郡划出土地，与丹阳郡的一部分合并，设置吴兴郡，这就是今天湖州的起源。晋武帝太康二年，又从吴郡无锡以西的毗陵校尉辖地分出土地，设置毗陆郡。晋惠帝永兴元年，又把吴兴郡的阳羡和丹阳郡的永世合并，设置义兴郡，这就是今天常州的起源。晋元帝初年，又从吴郡海虞北部划出土地，设置南东海郡，寄治于曲阿，这就是今天镇江的起源。陈后主祯明元年，从吴郡钱唐县分出土地设置钱唐郡，这就是今天杭州的起源。隋朝平定陈朝后，设置遂安郡，这就是今天严州的起源。大概六朝时扬州辖境以内，以丹阳为王都，吴郡是它的近畿，所以常把丹阳、吴两个郡合称为扬州，而把会稽称为东扬州；又在吴郡的京口另设南徐州，把毗陵、义兴划归它。后来又设置吴州、震州，以加强形势。但凡是开府驻兵，仍然把丹阳自成一局，吴郡、会稽自成一局。因此宋代顾琛担任吴郡太守时，能够联合吴兴的王昙生、义兴的刘延熙、晋陵的袁标的军队，来响应袁顗；寻阳的王子房则在会稽响应。梁代杜龛担任震州刺史时，能够联合吴郡王僧智、义兴韦载的军队抵抗陈朝，而张彪也在会稽起兵，就是这个道理。唐代江南东道治所设在苏州，才重新合并了古代会稽郡的旧有范围。只有升州古代属于丹阳，唐代才开始把它划出归属别处。到了唐肃宗乾元二年，又把浙江划分为东、西两道。浙西道除升州、润州、苏州、杭州、常州、湖州之外，还兼领宣州、歙州、饶州、江州四州，大概还包括古代豫章郡的土地。浙东道除越州、衢州、婺州、明州、台州、温州、处州之外，还兼领西部边界的睦州。后来浙西道最终撤销，所辖为宣州、歙州、江州、饶州，并把睦州划归它；东西两道各领七州。浙西镇海军使的治所，自唐宪宗元和年间以后都在润州。后来杨行密、钱镠争夺浙西，润州、常州都归了杨氏。所以唐僖宗光化元年，吴越把镇海军的治所迁到杭州，而吴国仍然在润州设置镇海军，正如山东有两个昭义军一样。吴越宝大元年不与中原交通，于是把苏州的嘉兴县升为开元府，这就是今天嘉兴的起源。宋朝平定江南后，浙西路重新合并，但不辖江宁，大概是恢复了古代丹阳的旧制。南渡以后所划分的军州，也仍然沿用旧的边界。元代至正年间，才从嘉兴分出设置松江府。大概会稽以西的土地，自从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以来，虽然内部的分合并不一致，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合属于浙西，从来没有改变。如果从地势和民风来说，那么杭州以西应当和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合为一部；江宁以东应当和徽州、池州诸府合为一部；扬州以北应当和庐州、凤阳、淮安、徐州合为一部。以长江为依据把天下分成三部分，这是划分地域最恰当的办法。唐代把升州、宣州、歙州、饶州、江州并入浙西，未免有鞭长莫及的势头。明初则嘉兴、湖州也应当归入直隶，使浙西不过百里，这些做法都错了。严州自六朝以来一直属于西部，唐代曾暂时隶属东部，不久就又归入西部。把它划归东部也是不对的。浙东分地录

译浙江十一府，如果按照秦代设置会稽郡时的辖境来计算，西部虽然缩小了，东部却扩大了。大概秦代会稽郡的东部，从浙江隔岸的乌伤等县开始，曲折延伸到山阴；再向东经过余姚、句章，到鄞县为止。秦代设置三十六郡，闽中郡并不包括在内。如今闽中地区的南部，大概有秦代南海郡的土地；它的西部大概有秦代豫章郡的土地，并不全是秦代原有的辖境。而我们浙江的台州、温州、处州三府，确实是秦代闽中郡的北部土地。秦朝灭亡时，原越王无诸、闽君摇带兵跟随汉朝灭秦。汉高帝即位后，封无诸为闽越王。汉惠帝时，又从闽越的土地中分出一部分，封摇为东海王。无诸所统治的地方，应当就是今天泉州、建州诸府的地域；摇所统治的地方，应当就是今天温州、处州诸府的地域；福州则是两个国家交界的地方。至于汉初会稽郡所辖，原来只有二十四县，太守治所在吴县；太守直接管辖曲阿、毗陵、阳羡、无锡、丹徒五县。西部都尉治所在钱唐，分管娄、海盐、乌程、由拳、余杭、富春、乌伤、太末八县（乌伤、太末在东部，但从富春向上游而行则属于西部都尉辖区）。东部都尉治所在鄞县，分管余暨、诸暨、山阴、余姚、上虞、剡、句章、鄮八县，这些都是秦代的旧县。《吴地记》说：“东瓯在汉武帝建元二年灭亡，汉朝把它的百姓迁徙到江淮地区；后来遗民逐渐返回，于是开始设置回浦县。”当时闽越还没有灭亡。十六年后，汉朝又对闽越用兵，把它的国家分为两个，东越王余善和越繇王丑同时被立为王。元鼎二年，两个国家全部被平定，汉朝也把当地百姓迁走，使土地空虚；对于逐渐返回的遗民，设置冶县来安置，于是增设会稽南部都尉，治所在回浦，并把冶县划归它。后汉分出吴郡以后，钱唐不再属于会稽郡，才在太末设置西部都尉；东部都尉从鄞县迁到章安；南部都尉从回浦迁到侯官。司马彪说：“章安就是冶。”这样看来，临海也是冶县的土地。后来从冶地分设东、南两个都尉：东部都尉治临海，南部都尉治建安。《晋书》说：“建安，在武帝时名为东冶，后汉改名为侯官。”综合考察两部史书的话，东冶就是冶县。东部都尉从鄞县迁徙，大概对应摇的封地；南部都尉从回浦迁徙，大概对应无诸的封地，最终把秦代闽中郡的全部土地并入会稽郡。孙亮太平二年，才从会稽郡东部设置临海郡，这就是今天台州的起源。孙休永安三年，开始分割会稽郡南部设置建安郡。晋武帝太康三年，又从建安郡分置晋安郡，这就是今天福州、泉州等州设置的由来。明帝泰明元年，又从临海郡分置永嘉郡，这就是今天温州设置的由来。唐朝兴起后，丰州、建州、汀州、漳州都隶属建州，仍归江东采访使管辖。由苏氏统领，这是沿用汉代制度。设置福建经略司，始于唐玄宗时期；设置福建节度使，始于唐肃宗时期。于是，侯官都尉所辖之地终于单独成为一道；而东部地区最终隶属于浙东。大概从天宝元年分温州置处州算起，按地域来说，恰好全部取得了回浦县的境界。福建一道，仅仅得到若干县的管辖权罢了。考察汉代《太康记》，其中有回浦乡，在鄞县以南，应当就是南部旧治所。那么，回浦也在台州境内，与冶县相接，当时是用两个县来总括整个闽地。至于孙皓宝鼎二年，从会稽郡的太末等县分置东阳郡，这是今天金华设置的由来。唐高祖武德四年，从东阳郡分出信安县设置信安郡，这是今天衢州设置的由来。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从会稽郡的鄮县分置余姚郡，这就是今天宁波设置的由来。这里就是秦代会稽郡的东部边境。当时像金华的永康、宁波的象山，还属于闽地。这些考察所涉及的，是浙东分地的始末。若从瓯地与闽地的边界来说，越过仙霞关、杉关，便可以另划为一道。至于东瓯，确实应当归属浙中。百粤分地录 百粤对于越地来说，大概自无余分裂土地以来，传国超过千年。其子孙繁衍，分割开辟南方的土地，凡是职方氏不曾记录的地方，全都被它们占据；土地像芋田、瓜畦一样，各自形成部落。早在允常、句践以前，就已经如此。正如白狄、赤狄同出于狄，舒庸、舒鸠同出于舒一样，太史公却说越国灭亡以后，宗族支派分散，有的成为君主，有的成为长官，向楚国称臣，这是不对的。闽越、扬越、瓯越、骆越这些名称很古老，并不是七国以后才开始出现的。《周礼》夏官篇有“七闽”，可见闽越自成一种，已经很久了。《史记》记载周夷王时，楚熊渠出兵讨伐扬越，可见扬越自成一种，也由来已久。永嘉是东瓯，郁林是西瓯，所以《舆地志》说“东南有二越”，由此又可以知道瓯越的种类不同。《吕览》说“越骆之箘”，可见骆越又是一种。怎么能像太史公所说的那样，认为它们都是越国灭亡以后分裂出来的呢？何况从废除诸侯、设置郡守的界限来说，百粤地区所谓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四郡，并不在秦朝三十六郡的数目之内。《国语》记载句践强盛时，西到太末，东到鄞县；这仅仅是秦代会稽郡的边界，与闽中以下四郡没有关系。难道要说当时四郡还没有归属吗？那里有六七千里的沃野，陆地上与楚国的长沙、豫章、黔中三郡接壤，水路又可以由海路通往齐国的胶莱，不只是拥有三江五湖的便利。凭句践休养人口、教育训练的经营，难道肯把这片地方空置不用吗？若说句践灭吴以后才兼并占有它，那么淮水、泗水一带他最终尚且放弃，不能始终守住，何况四郡之间隔着险阻，地域又广大，哪里能够控制驾驭呢？既然如此，便可知道百粤自古就有自己的君主和首领。百粤各部本来出自无余之后，所以越国强盛时就向越称臣，越国灭亡后又向楚称臣。大概从楚国衰弱而吴国兴盛、吴国灭亡而越国兴盛开始，江湖以南逐渐与中原上国相通；而百粤处在荒服以外，仍是偏僻鄙陋之地，风气尚未开化，所以只是依附强者来保护百姓罢了。《汉书》的注释则说，从交趾一直到会稽，绵延横跨南方和东方，路途极其遥远，各自属于不同种族，未必都是夏少康的后裔，这本来就不能确定。不过，按照它所说的情况，百粤与越国起初并不是同一个姓族；这样看来，《史记》说越国被楚国灭亡，宗族支派散居各处，后来才有百粤之称，就更加不足以相信了。

译鄞西湖十洲志 鄞西湖的胜景，到宋哲宗元祐年间达到极盛。南宋南渡以后，这些地方都遭到变更。刘户部所绘的图已经不存在了。嘉定年间，县境图又缺失了相关记载。近来修撰《鄞志》的人，偶尔有所指说，有的与旧说相合，有的并不相合。我搜集旧文，大略考察遗迹，大致是湖中央有四处，东西两岸各分为三处。舒亶《十洲图记》说：“利用湖上堆积的泥土，扩建成十洲，并建造寿圣阁来命名。”可见十洲阁在寿圣院中。王亘题阁诗说：“山川如同幻境，楼阁长在秋日中。一座岛飞来，陪伴着九洲。”由此可知，寿圣院是十洲之首，就是花屿。前辈张瑶芝认为它是芙蓉洲，已经错了。王亘《柳汀诗》说：“临着水流截住彩虹，使它停留在两岸之间，成为来往的桥。”西面的憧憧桥就是今天的尚书桥，东面的憧憧桥就是今天的馆驿桥。由此可知，逸老堂就是柳汀。闻性道错误地把它认为是月岛。舒亶《芳草洲诗》说：“细雨如酥，露水渐渐干了；洲屿上的花与水汀边的柳自然相互依傍。”明代范侍郎指认它是碧沚，这个说法是对的。大概碧沚最靠北，柳汀在它南面，花屿又在柳汀南面。自从史氏建造别业以后，才改名为碧沚。舒亶《松岛诗》说：“年末有谁与我共同忍受寂寞？水西有我的读书堂。”舒氏的懒堂在岙底，而松岛在东面，所以真隐观就是松岛。自史忠定修筑真隐观后，改名为竹洲。张瑶芝于是怀疑它是竹屿，这是不对的。这就是湖中央的四处遗址。从松岛横过湖向东就是竹屿。刘珵诗说：“清幽疏朗的影子从月边映照而来。”因为竹屿与月岛相接。昼锦桥在它南面，牢家桥在它北面（横河的一道水道如今已经淤塞，在七牧庙旁）。竹屿下面就是月岛。刘珵诗说：“众乐亭前，月光照满洲岛。”因为月岛斜对着柳汀。牢家桥在月岛南面，均奢桥在北面。月岛下面是菊洲，史氏的宝奎里就在这里，一直到平桥为止。近人误以为这里是松岛。这就是东岸的三个岛屿。从松岛向西就是烟屿。刘珵诗说：“水波荡漾，轻轻拖着白色的水气，把渔人的蓑衣和钓鱼的木筏全都遮住。”湖上的渔人都住在岙底。锦里桥在它南面，观音寺桥在它北面（横河的一道水道已经淤塞，在周观察的宅第旁）。烟屿下面是雪汀，就是报慈观音寺。王亘诗说：“梁公宫殿里旧日的池台。” 大概是指钱康宪的朱邸。观音寺桥在雪汀南面，感圣寺桥在北面（闻性道误以为观音寺就是感圣寺，于是把两座桥合并成一座）。雪汀下面是芙蓉洲，一直到衮绣桥为止。近人又错误地把桥北隔河的一带当作芙蓉洲。这就是西岸的三处遗址。唉，山陵和深谷尚且会发生变迁，何况湖上的小小区域呢？只是根据当时关于十洲的诗歌，再参照地方志书，还可以大致看出它的概况。甬上寓公偶志 我的家乡偏僻地处海上，但历代在世事变迁之际，必定有许多从四方来此避难的人。他们后来有的留下，有的离去，总足以增加我乡文献的分量，不应遗漏。明朝初年，北平梁鹪林住在鄞城东面；青神余生生、桐城方子留、崇沙宋菊斋都住在湖上不波航中；休宁江子云住在城西；华亭徐闇公住在定海的柴楼；张子退住在浃口；那些隐居在僧舍中的人，尚未列入。明初，西域丁鹤年住在定海，金华戴九灵住在慈溪，永乐寺的曹南、吴志淳住在鄞东湖，山阴张玉笥住在四明山中，永嘉高则诚住在鄞县栎社（今天还留有瑞光楼的遗址），龙子高也住在慈溪；南昌揭伯防、钱唐杨彦常、会稽盛景章、魏郡边鲁生、永嘉柴养吾都住在鄞县。张玉笥隐姓埋名，在僧寺中做佣工，直到死后才有人知道他的身份，事迹尤其奇特。元初，闽中的谢皋羽游历钱塘，张玉田在天台占卜，舒阆风、刘正仲来授经，胡梅礀来注释《通鉴》，葛庆龙因诗名而居住鄞县；慈溪黄东发住在湖上，又住过同谷、小溪；奉化曹泰宇也住在鄞县。这些人虽然同属一郡，但对甬上来说都是寄居的客人。再往前追溯，南宋南渡时，魏山房、张雪窗、张于湖、朱灊山都在这里安家，因此没有列在上述名单中。至于山东焦先生，因为研究理学而居住在鄞县大函山中，我乡能够私下承受伊洛学派的传授，从焦先生开始。晏尚书敦复住在湖上，又常常寄居昌国；昌国梵慧寺有一块碑，所咏的是梵慧方丈的梅花诗，旧志中还记载着它。浦城黄子游则住在奉化，这些人都是使寓居者增光的人。我曾想搜集这些人的逸事和遗文，另外编成一部录，附在图志之后，但最终匆匆忙忙没有空闲，只好把我所知道的人牵连写出他们的籍贯姓名，等待后来的博雅之士完成我的志愿。招宝山铁符志 招宝山原名候涛山，居民因为它正当海口，是商船经过的地方，各种珍宝汇集，所以用“招宝”来命名。有人认为是因为山下有蚌珠，这是妄说。相传宋徽宗政和年间，曾将铁符沉在山下。按照况逵《丰惠庙记》的记载，政和七年四月，楼异制造了百舵画舫，放在海口，专供接待高丽使臣；又制造两艘船，挂锦帆、饰朱鬣，威势光耀如神，把铁符投入招宝山的海中来镇压海势。当时有大鱼出现，长达数丈，鳞甲和角在阳光下闪耀，观看的人都惊骇不已。这样看来，当时所制造的凌虚、致远、凌飞、顺济、神舟之类的船只，都在这座山下。那铁符大概是林灵素等人所制作的；宋徽宗正崇信方士，重视符瑞，而大鱼出现的祥瑞，正是守臣借此迎合皇帝、谋求再次任职的手段。唉！把乡里的祸患当作求取官职的资本，又制造诡异之事来欺骗惑乱耳目，楼异的罪过还不值得责备吗？只是外夷贡使还没有多少来到，燕山已经尘土四起了。后来皇帝在金鳌背上航海奔逃，铁符又能稍微显示它的神灵，替他抵挡侵犯驾船的敌军吗？楼氏《昼锦堂世谱》特意改变了这种说法，认为当时海潮冲决泛滥，百姓的田地于是把铁符从山上投入海中，海水才平定下来，因此用它给县命名。这是楼氏子孙因为惭愧自己废弃湖泊、供给贡使的过失，想用这种说法来掩饰它。不知道定海得名是在朱梁时期，这也可以看出楼氏后人实在没有学问了。志悬磁葑庙缘起

译悬磁为什么以“葑”命名庙？因为有悬磁的葑。悬磁为什么叫作葑？因为它的形状像葑。泉水很深，不能没过膝盖；用竹竿探测，从葑的下面一直可以探到数丈深。年成干旱时，各条溪流都干涸了，而葑泉仍然涌出不止。解释的人认为，从葑往上看，好像有一块磁石从空中悬着。我考察《山经》中所见的悬瓮山，那么悬磁就是悬瓮这一类名称，都是取其形状来命名的吗？庙里供奉的神是谁？大概就是葑神。既然是葑神，本来不应有衣冠面目，但民间的庙宇一定要有神像；有了神像，就要设置衣冠面目，于是又根据它的衣冠面目另找一个人来充当神的身份，因此说法纷纷，彼此不同。有人说：这是鼍峯逸民；到了万历末年，有神灵扶鸾降临，自称说出了自己生前的事情，很像汉代的董征君。乡里人都说“悬磁”就是“悬慈”，因为孝行而得到慈爱，就像慈溪因董征君而得名一样，但还没有明确说出他的姓氏。有人认为这是宋代殿前巡检张宝。建炎年间，他随驾来到鄞县，遇到金兵逼近，便背着母亲、脚上磨破重茧，带她进山避难；他的母亲认为不能两全，于是投井而死，张宝也跟着殉死，所以叫作悬慈，大概是因慈爱而哀悯孝行。我考察张宝只是卫士，不是巡检；他随驾时因鼓噪而被处死，也不是投井而死，前后没有一处相合，但乡里人却尤其相信这个说法，甚至把神大书为张公。又有人认为“悬慈”是一个老僧的名字，他有道术，曾经住在这里，死后乡里人把他当作神灵，于是为他建庙。这三种说法都把“磁”改成了“慈”，连地名也一并改掉了。然而，庙名不直接叫“悬慈庙”，却要系上“葑”字，这就清清楚楚地表明它是祭祀葑神的庙。因此我特意为它记述事情的缘起。志阿育王寺舍利始末 《南雷舍利辨》说，我乡阿育王寺的舍利，自明嘉靖以来，第一次在胡制府防御倭寇的军队中失去，第二次被山民李氏盗走，第三次流入酒家，从此原来的舍利便杳无踪影了。由此再向前追溯几千年，它流转的情况多种多样，其中夸张造作、虚构幻说的地方，究竟又会多到什么程度呢？我读魏偁《闻见小史》（镛按：偁是甬上人），书中说寺僧为舍利求放光，常常在半夜安排，第二天就有一点灵验；这样看来，在南雷之前已经有人说到这件事了。不过，这两家都没有追究它的起源并加以考辨。阿育王舍利中，最著名的在丹阳长干。李延寿《扶南传》说：“晋简文帝咸安年间建造长干寺塔。后来有西河离石的胡人刘萨诃，突然得病死亡，七天后苏醒，自称见到观世音。观世音告诉他说：‘洛下、齐城、丹阳、会稽有阿育王塔，可以前去礼拜。’于是他出家，取名惠达。游行到长干，那里有阿育王塔；他向下挖了一丈，得到一只金函，里面盛有三颗舍利以及佛的爪和头发，于是把它们迁到简文帝所造塔的西面，另建一座塔。”梁武帝大同三年开启这座塔，因而重新修缮塔身，皇帝亲自到寺中，设置无遮大会。这件事司马光记载在《资治通鉴》中。《扶南传》又说：“在此以前两年，改造会稽鄮县的塔，开启旧塔取出舍利，派光宅寺的僧人迎到宫中，皇帝礼拜完毕，立即送回寺院，放入新塔。”这份舍利也是萨诃所得，所以就是如今甬上所保存的舍利。然而考察《会稽记》说：“王导刚渡过长江时，有一个神采非凡的道人对他说：‘从前我曾与阿育王一同游历鄮县，安置供自己安身的舍利塔。阿育王捧着塔飞行在空中，进入海中；弟子来不及牵引，塔和弟子一同坠落，化成了像人形的乌石。’直到今天，寺前几里处还有一个叫乌石的岙，另外十五里处还有塔屿。”按照这段话，王导刚渡江是在晋简文帝咸安以前。又《释感通传》说：“晋太康年间，离石人刘萨诃以捕猎为业，病死后又苏醒，说他在阴间见到一位梵僧，告诉他过去世罪业很重，如今洛下、齐城、丹阳、会稽有阿育王古塔，应当勤勉寻访礼拜，可以免除灾厄。于是他祝发出家，取名惠达，向东到鄮县寻找阿育王塔。一天夜里，他听见地下有金钟声；过了三天，看见七位梵僧行道，空中涌出地面，形成方坛，神光照耀交映。于是他挖土寻找，在石函中得到六颗舍利，僧人腾空而去，其中一颗化成乌石。” 同一个刘萨诃，一会儿被说成是东晋咸安以后的人，一会儿又被说成是西晋太康年间的人，大概是想附会《会稽记》中王导的时代，所以无法自圆其说。又不把咸安改成太康，而把萧梁大同修塔的年份改成普通年间，这些说法荒诞不经，还有什么值得追问的呢？而且其中的异同还不止这些。按照佛教典籍的说法，佛涅槃以后得到舍利八斛四斗；阿育王在佛涅槃处建造佛塔，各国分别带回少量舍利，回国建造寺塔。阿育王亲自建造的塔，以及各国分得舍利所建的塔，这种说法仍然只是指西域而言，所以还不算特别奇怪。后来中国人加以增饰，比如李延寿说阿育王一昼夜建造八万四千座塔，于是塔遍布天下。即使按刘萨诃所说的四座塔来看，先是丹阳塔受到重视，后来鄮县塔兴起；萧梁时代的其他地方，没有洛下、齐城两地的记载，所以这两座塔也没有声名。《河南志》虽然记载嵩山、少室山有阿育王塔，却没有记载什么神异之处。即使长干寺的舍利，自萧梁以后失踪，也再没有人称颂它。我们甬上的舍利后来兴盛，是因为钱氏崇信佛教。那些为此撰写记述的人，已经颠倒了时代人物，任意附会；而那些逃离儒学、归依佛教的人，也完全不考察事情的始末，只顾膜拜顶礼，唯恐落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所以我特意详细记载这些事情，用来补充南雷所没有涉及的部分。吴绫志 我的家乡从唐代到宋代都进贡绫。《唐国要图》说进贡交梭绫，《贞元十道录》说进贡吴绫，《元和国计图》也说进贡吴绫。白附子《宋九域志》说进贡绫十四匹，《宝庆志》说进贡大花绫一匹。深宁先生《七观》也夸赞交梭吴绫的精美。按照旧志所说，我乡的风俗并不特别从事蚕桑，因此丝帛都很贵，怎么会列入贡物呢？只有奉化的絁极其细密，轻得像蝉翼，在各种产物中独占鳌头。象山的苎布特别细，叫作“女儿布”，见于《宝庆志》。明代称慈溪的葛布，县志中有记载。近来则有鄞县林村的绢，见于万征君季野《鄮西竹枝词》。而交梭吴绫已经失传，鄞县南湖过去有纺丝、织纱等巷，大概就是进贡绫时的称呼；那里原是纺织机具聚集的地方，后来便沿用了这个名称。车螯志

译如今天下的车螯没有比淮南更好的了，但谢康乐《山行记》说，永嘉的车螯不如北海。南朝所说的北海就是胶莱。这样看来，车螯以齐地所产为上品，吴地所产直到欧阳公才开始称赞。同时王荆公所吟咏的却是鄞县所产，难道是因为各地水土有先后不同，还是要等待名人称说才显扬呢？王荆公的诗说它的壳可以入药，这又是方书没有记载的说法。大算袋鱼志 大算袋鱼是我乡的土产，就是所谓的望潮。大的叫章举，也叫章距。民间传说秦始皇东巡时把算袋丢在水中，变成了这种鱼，这本来不值得记述。但罗端良以博物著称，他在《尔雅翼》中却把大算袋鱼当作鲗的别名，这是多么错误啊！鲗在夏天出现，大算袋鱼在秋天出现，时令既然不同，种类也必然有别。我曾听海上人说，望潮也能用触须缠住东西来吃，罗氏大概因此误解了吧？于是戏作一诗说：“祖龙兼并六王，计算之多要靠这只袋子；拿它送给海若，天下百谷的账目就可以汇总。算袋变成了墨囊，这也会成为蔡谟一类人的事；哪里知道五曹郎，却不能列入十笏的队伍呢？”（鲗能吐出墨汁，望潮则没有这种听说。） 《鲒埼亭集外编》卷五十，鄞县全祖望绍衣 杂文 祝万九沙前辈七十寿序 时节正逢新年，正是星野向北回转；节序处在岁首，北斗的斗柄正指向东方。庆祝新年，撤去荔枝，家家传承着太乙占卜；抚临佳节，传递柑橘，家家都进行紫姑占卜。如今正有天生的硕果，恰逢德高望重、足以扶杖治国的老年；神灵护佑、灵光照耀，正遇上传家之人的初度寿辰。询问皇帝所观测的庚寅之日，正当摄提、娵訾所在的星垣。此时河洲的梅花盛开，湖边的柳树转绿。全城百姓按照旧俗，争相随着神灯佛火而来；我这个普通书生，也随着明月和暗尘来到这里。请诸位一同入座，听我这个浅陋之人说几句话。恭敬地说，九沙万老先生前辈，是南滁的勋旧、东浙的名宗、世代相传的耆英后裔，是丰沛风云的根苗，历经四忠三节而传承家风；家门有英才，门前列着仪仗，又兼任六镇九边的节度使而建立功业。因此，王姬下嫁，正室与侧室的府第宏大敞开；皇帝的妹妹来归，满门都光彩灿烂。至于列举甘陵人物的准则，可以比拟膺滂；推重汐社的宗盟，可以追踪方回、谢灵运。蕺山的理学，薪火相传，长久不绝；竹浦的文章，也因此如战鼓一样不衰。十六朝的高大乔木积聚于此，五百里之内汇聚着有德之士。大凡有明德的后代，必定有通达之人；极盛之后，却很难继续兴起。先生在接受家庭教育的日子里已经拔旗领先，压倒当时的文士；在开始从师学习的年纪就挥笔作文，已经使前代贤哲惊叹。看见嵇侍中的相貌，便知道是叔夜的儿子；听到陈司空的议论，便认出是元方的后代。雕琢完成讲义，洛阳的纸张都被用尽；编选完成文钞，邓林的枣树和梨树都被采尽。于是凭借论天人三策，在丹陛前挥笔直书；写下论时务的万言书，含笔于紫禁之中。翰墨在宫殿螭头的日光下闪耀，早朝结束后，承接蕉叶上的露水来研磨；书囊装载着雉尾般的文章云气，退朝回家，点燃兰膏灯来整理编纂。诗歌写成如珠玉般美好，新声传遍后宫；衣袖沾染了氤氲香气，香味带过了五更。光芒万丈，压倒一时；文坛把您推为北斗，艺林惊叹您高入云天。后来又在冀北选拔人才，使他们一起登上天驷之群；在黔南考校士子，大大启发夜郎的闭塞。欣喜于门生如珊瑚结网，红色帷帐因而增辉；高兴桃李登门，黑色帷幕也为之生色。哪里料到您一向缺少做官的兴趣，突然生出归隐的念头？想到故园的松菊，勉励晚节以相互期待；急切怀念旧国的莼羹鲈鱼，约定美好归期还没有结束。北高峰下，有三间别业；南屏山前，存有百卷遗书。终年戴着黑色便帽，订正猪、虎等字的讹误混淆；十年坐在藜床上，考辨文字训诂和名物的细微差别。杜元凯汇集《春秋》的解释，梦魂自从沉溺于膏肓般的墨守成规中而形成；卫栎斋编成戴记之书，精力从蚕丝、牛毛般的细密考订中产生。您从野外的抄本中搜集国史，在枯旧的书函和坠落的残简中广泛罗取；秦代篆书、汉代文章，在断碣残碑下面反复摩挲考察。其见识锐利、文辞端正，笑石渠阁、天禄阁的藏书还不够精；光明如日、清冷如霜，又嫌菉竹堂、绛云楼的藏书还不够广博。这些事情，大概是伟大的公卿和贤人都很少能做到的，哪里只是士大夫和学者所不能做到的呢？还有一件事，更使我独自感慨。我以文章芜杂鄙陋，长久惭愧于三冬荒废；又以末学浅陋，长久惭愧于七录空疏。这样看来，我这个乡野粗人，与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哪里想到您这位当世名公，竟然对我另眼相看？您殷勤访戴，倒空书架、倾出书筐；慷慨推重袁生，与我席地而坐，赠送苎布。打开葛洪的文籍，盘旋于三坝，借取缥缃书册；开启曹氏的书库，醉饮一瓻酒，检阅书籍篇帙。路旁的苦李，幸而承受了陶铸成全；灶下的焦桐，也重新得到拂拭。古人知己之恩，就是这样铭刻在肝膈之中；志士之间神交的感动，确实可以同等看作再造之恩。如今正逢春日登龙门，幸而遇上稀有的高龄寿辰；苍生正寄托着期望，刚刚申说岳降之祥，还希望朝廷再从北阙派来征召的车驾。留恋与晚辈交往，愿跟随商山四皓那样的隐士；筹添寿数，只愿您永远做西溪的闲适老人；三杯蓝尾酒，姑且当作喝粥的酒杯；吟唱一曲《阳春》，好用来作观灯的歌曲。李甘谷五十寿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