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五鄞全祖望绍衣

译太保钱忠介公的遗文，旧时分为三集：《正气堂集》是乙酉年六月以前的作品；《越中集》是倡义以后一年间在越中所作；《南征集》是乘桴出海以后三年间所作。《正气堂集》曾刻诗一百一十首，却没有完成；《越中集》曾刻奏疏数十篇，也没有完成；《南征集》则是秘藏的稿本。戊子年以后，公的二弟退山侍御把它收藏起来，辗转藏在柳车、复壁之间。不久，三弟推官渡海取出正本传播，只留下副本。推官去世后正本遗失，侍御奔波谋生，又有许多散失，所剩只有二十卷。侍御把它们合为一集，交给他的儿子浚恭，嘱咐他谨慎收藏在箱笥中，即使至亲密友也不能拿出来示人，所以世上没有人能够见到。我家自从先赠公在桑海变乱中艰难奔走以来，搜集了同事诸公的文字，其中有不少忠介的作品。我近年来搜求故国遗音，也偶然得到过去没有的作品。于是浚恭捧着他父亲的旧集来，与我互相校勘、增补；我惊喜万分，不知道浚恭为什么能够把这些交给我。不过我认为按卷帙编排不如仍旧分为三集好；按年代考察事情，只有分集才便于查考。我不敢擅自改动侍御所定的本子，只是依照忠介原来的编次。于是编定《正气堂集》八卷、《越中集》二卷、《南征集》十卷，附上碑记、传记和葬录共四卷，合计二十四卷，交还给浚恭。唉！文丞相的《指南集》《杜诸编》，后世奉为德祐以后南宋三朝的史料；陆丞相的《海上日录》，君子都惋惜它没有流传。忠介的文集，就是文丞相、陆丞相遗留下来的声音。读《正气堂集》，它写在尚未倡义以前；然而读丁孟荣的传记，就知道公已经为诸将的表现而忧虑；读诗注所载福藩遭祸、宰执把责任推给气数的说法，就知道公对那些宰相恨之入骨；读他写给堵牧游、高玄若的信，就知道公对那些牧守、县令长叹息不已。至于苏州、松江的百姓焚烧追随逆党的各家，当权者加以治理，而公还认为应当稍微宽宥他们的本心；由此可见公平日所确立的立场是怎样的。至于丙戌年以后的作品，更不必说了。明朝末年，我乡号称节义之乡，可以指名数出的有四十多人；但只有忠介和苍水两家的文集得以流传。其余如眉仙、彤庵、跻仲、笃庵、长升、默农、幼安诸公，都是四十多人中最为杰出的人物，有的只剩残篇断简，有的连一个字也得不到；那么这两家的文集，难道不也和美玉璧玉一样珍贵吗？韩愈曾责备张巡、许远两家的子弟庸碌低下，不能彰显先世的声名德行。如今浚恭年已七十，以教书谋生，却凛然常常担忧自己流于张、许两家子弟那样的人。我看他用蝇头小字来彰明先世的遗文，使先世的声名德行因这些遗文而更加光耀。假使韩愈见到，也应当为此欣然。又在三集卷首冠以年谱，使事情清楚而有可考。《张尚书集》序 尚书的诗和古文辞，都在丁亥以后文思才情纵横奔放、辞藻绚丽多彩，大体出自华亭一派。明代人自公安、竟陵两派争相主持文坛盟会，王、李的文坛几乎因此闭塞。华亭陈公人中出面振兴文坛，只是对王、李的绪论稍微参入神韵之说，大概是因为王、李的作品失之于空疏旷达。人中在浙东任节推时，推行他的教化，尚书的学术传承便由此发端。后来到了海上，徐都御史闇公原来和人中共同主持文社，而尚书与他们同为壬午年生，因此尚书的诗和古文辞，没有不与他的相合的。虽然如此，尚书的文集是日月星辰、山川河岳所孕育的，是三百年间元气的汇聚，而我却凭文苑中的浅陋之言，琐屑地考察它的源流，这实在浅陋了。唉！自古亡国大夫的作品，声音一定凄楚郁结，用来肖似自身所经历的一切，大概也是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唯独尚书的著述，声音宏大、内容博厚，含有黄钟、应钟、蕤宾、林钟等正声，俨然是太平时代朝廷巨手所作，完全洗去了亡国之音。所以闇公作序时想凭尚书的作品来占卜崦嵫之日是否可以返回，这其中的缘故实在难以解释，难道天地间的伟人本来就不能用常理来论断吗？在那个时候，把蛎滩、鳌背当作坚固的城池，把鲛人、蜑户当作丁口，靠风帆浪楫维持生活，困苦饥饿而又孤苦伶仃，但司隶的威仪还像一线残存未绝，遗臣旧吏彼此在其间唱和。他们的处境虽然困穷，气概却自然壮盛；这难道就是他们不受时代和地域局限的原因吗？唉！尚书的文集，是翁洲、鹭门史事的征据。我听说尚书被捕以后，抄没他的住所，什么也没有找到，只得到两大竹箧书信，都是中原荐绅与他往来、送到帅府的。荐绅们害怕这些书信被搜出，便请说客请求主帅烧掉它们；帅府也害怕动摇人心，便依照请求投入火中。火熄灭后，有两册残书仍然明亮不灭，无法烧毁，左右的人觉得奇怪，便拿来查看，原来是尚书的文集。说客于是偷偷把它藏在怀中带了出来，最终在人间广泛流传。唉！尚书本人可以死去，文集却不能泯灭；杀害他本人的，是梁父、亢父二人，这才成就了一代纯忠；保存他文集的，是祝融、吴回二神，这才护持了十九年的心志和气节。这一切难道哪一样不是上天的安排吗？于是我为他考订编次，审定其奏疏、书信、檄文等各类文章，题名为《冰槎集》；其古今体诗题名为《奇零草》《曰采薇吟》；其己亥年纪事题名为《北征录》，共十二卷，附有乡荐经义一卷；我又作诗话二卷、年谱一卷，用来详细说明文集中赠答者及其相关事情。《周先生囊云集》序 囊云先生逃离佛门，却不肯登堂接受嗣法，高公檗庵为他作的序已经说得极为详细了。当时像林阁学增志、方阁学以智、熊给事开元，都是逃禅者中最有名望的人，然而仍不能不受到君子的讥刺。囊云先生远远胜过他们。不过我读他的文集，其中佛教语言为什么这样多呢？回答说：这不过是他悲愤之情的放言罢了。屈子写文章时，语言达到幽深冥远、荒诞无稽而无法追问的地步，先生所说的佛语也是如此。至于他撰写吴太常墓志，足以看出他的忠孝渊源；他终身自称辜负老师，正说明他不肯辜负国家。他撰写邵尚书墓志，直笔凛然。他写给王观察的信，尤其为世人传诵。即使是较小的文章，如《不为高祖东蕃府君乞入乡校文字》，也足以纠正末世的流俗。我曾见郑所南的《谬余集》，其中佛教语言很多，几乎和先生相同。总之，这些都不是佛门所能收拾归拢的人。先生的诗也自成一格，旧日所确定的卷次不恰当，如今他的雕版本又已经毁于火灾。因此我重新编定文章二卷、诗二卷，并在卷首作序。

译《观日堂诗集》序 春明先生的《观日堂集》六卷，前太常林公为它作过序，董晓山先生又作过序，已经足以穷尽先生诗歌的内容了。但先生的儿子经旦嘱托我重新评论编定。唉！宋代谢皋羽写《独行之士月表》，又选编《天地闲集》，大概是要传述其人，也就是想传述他的言论。先生这个人，正是《独行之士月表》中的人物；先生的诗，正是《天地闲集》中的诗。如今世上爱好古代的人，对皋羽一类人物流连不舍，为他们考索生平，搜寻著作；像先生这样的人，他遗留下来的品行本来就没有在世上得到充分表彰，他的遗文也没有人过问，难道不值得为他痛心吗？华亭的二陆，他们的才华并非同时代的庸常之辈所能比拟。入洛以后，竟至于让人直呼其祖父的名字来询问他，而自己还不感到惭愧，却不知道询问者内心的深意。[此处“人洛”字样疑有讹误。]先生和他的兄长竭力坚守苦节，不使自己愧对世臣之后。如今读他的诗，字里行间隐约可见泪痕，这难道是华亭人所能比得上的吗？然而自先生丧失家业以来，日益贫困，经旦也已年老多病，感叹孙辈不学习，所以把遗集托付给我，希望我为他传扬。他也可以说是不忘记自己的父亲了！不知道我的文章力量，能不能不辜负这番托付？先生与我家交情最为深厚，先族祖苇翁曾向先生借钱，于是请求把百尺西楼七间房屋归还给先生，还没有来得及交付，苇翁便因国难而死。先生因为苇翁是自己的同袍，便拿着契券把房屋归还给我家，他的义气胸襟就是这样。过去我为先生撰写墓道表，已经详细记载了他的重大节义，只是对于我家的事情有所遗漏，于是借着为先生的文集作序，把这件事补写出来。《董户部擥兰集》题词 董户部任职江东时，不向强悍的主帅屈服，南雷先生作的墓志铭已经详细记载了这件事。至于他的《擥兰集》，墓志写得很简略，哪里知道户部的大节，读他的文集尤其令人泪流不止。户部年轻时师从漳海，在大涤山房中讲学；他所著的《易学》，大概还是漳海学说的绪论。倪文正公见到他的文章，大加称赏。他七次参加公车考试都没有中第，后来在会稽任职，负责管理粮饷，几乎因此送命。国亡后，他隐遁在荒郊；甬上的遗民极其兴盛，诗文创作也极其兴盛，但有的人笔力不足以表达他们的悲愤之意，至于慷慨淋漓，没有超过户部的。屈原、宋玉的辞骚，陶公的诗，方苞、谢灵运一类人的游记，都荒诞幽深、绵延渺远，因此故意使文辞迂曲，我从来不敢直白地歌颂、毫不隐讳地称说。户部则任意抒发胸中想说的话，因此在古今亡国大夫的文字中独自形成一格，不只是同时代诸公无法赶上的。户部晚年亲自书写并精心装潢这部文集，题名为《擥兰帖》，从未给人看过。他的孙子胡骏把它收藏在箱子里，胡骏外出游历时，这部集子被人携走。我寻访它没有找到，偶然在陆丈的书库中发现了它的稿本，纸墨模糊漫漶，便赶紧高兴地抄录下来。其中《五哀诗》《七哀诗》《舟山九歌》《六烈传》，文笔最为雄壮；其余也大多是哀挽之作，足以充当江东的一部小史。唉！从丙戌到甲辰，户部在简陋的家门中闲居了十九年，谁知道他早晚悲痛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呢？而且户部还严厉地责备自己，说当时陈玄倩、余武贞奋发激愤投水自尽，为什么不能和他们一同殉死？因为一时错误而厚着脸皮苟活，便差了千里，半夜想起来都感到羞耻；他报效国家的愿望总是觉得远远不够，又是多么令人感慨啊！王留之等人，也真可以惭愧而死了。姚江邵给事之詹在江东任职时，各种野史中都没有称述他。如今读户部的挽诗，其中盛赞他主持义举的功劳和出谋划策的策略；钱塘失守后，他因悲愤而生疽病去世，户部哭得非常悲哀，这又是一件奇异的新闻。现一并记下，来向越中熟悉旧事的人求证。《冯侍郎遗书》序 冯侍郎的《簟溪集》已经失传，但他所作的《兰易》二卷、《兰史》一卷、《鞠小正》一卷、《自课》一卷、《真至会约》一卷，在先赠公的书库中还有。有人说，侍郎所作的《中兴十二论》还有存本，但寻找没有找到，于是抄得姚江黄氏所作的墓志，以及我乡董户部次公所作的《簟溪始末》，也都一并收入。 《兰易》以十二辟卦为经，所以附有十二月令；又以十二翼为传，假托说是从鹿亭田父那里得到的。书中说，现在生长在大江以南的兰草，都不是屈原《离骚》中所种植、所佩带的兰草。然而，像汉高祖奋起于民间，徒步建立三代以来的制度，天下人都奉他为君主，这就是真的了，还有什么虚假呢？如果一定要寻找所谓九畹、十亩的兰地来种兰，那么都是反古的罪民。他言辞如此愤激而怪诞。《兰史》以九品的表格开篇，有本纪、世家、列传、外纪、外传，认为凡不是兰而比拟为兰的，也归入兰类。它的说法又与《兰易》相反。《鞠小正》假托为陶公所著，说陶公把秋季九月作为正月，也就是不奉行宋朝正朔的隐微旨意。黄色是魏统的颜色，晋所承受的正是魏的替代；子灭亡便思念母亲，所以宋朝国运应当采用魏德胜出的含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一卷〕 “鞠”的意思是穷尽。华夏之事到了这里已经穷尽，所以书中的言辞更加荒诞而没有根据。唉！屈原、宋玉的悲愤郁结，也曾把言辞写得荒诞不经来抒发自己，而侍郎寄托心意，几乎进入了“无何有之乡”，表达出来也已经过分了。《自课》一卷，是国难以前制定的读书课程。《真至会约》一卷，是他的诸父都御史所作、由侍郎订定条约的书。附录的上吴尚书笺，是己丑年所作。先赠公在它下面题写道：“这是他晚年亲手审定的稿本以及覆审的别本，果然略有不同。”侍郎被杀时，黄氏墓志说，别将王升前来投降，请求引导军队前往；侍郎因病不能行走，藏在灌顶山中，王升最终找到了他。高氏《雪交亭集》记载也相同，但说“不久王升也被处死”。唯独董氏所记说，是侍郎部下陈甲投降后又返回，侍郎推心置腹地信任他，没有怀疑，陈甲于是成为内应，侍郎在仗锡的三官寺被捕。我参考旧闻，认为墓志的记载是正确的。唉！侍郎违抗圣朝命令，朝廷不得不杀他以警戒各方；但总的来说也体谅他的心意，所以投降的将领最终遭到丁公的诛杀。侍郎如果有知，也可以闭目安息了。《陆大行环堵集》序

译陆大行的遗集，在兵火之后散失了；他的嗣子带入京城，不久也去世了。族父友仲先生原是大行的外孙，当时也客居京城，便急忙把文集带回，与大行的孙子共同保存。又过了几十年，他家请我作序。我过去曾听南雷先生说，先生大概是陈同甫、辛幼安一流的人物，他的古文辞如大鹏高飞、海潮怒涌，心意所达到的地方，能穿透天心月胁而发出。只可惜他的才华太多，假如上天多给他一些年寿，便能亲自显现他的边际。我读先生的遗集，虽然只是零散的残本，但仍能想见他磊落英奇的风貌，仿佛在眉宇之间遇见了他。先生曾说，明末士人的习气败坏，是因为读书少；吴中朋友之间亲密交往，名帖上只题一个“友”字，不久又都统称为“社”，这还没有违背朋友之间相互砥砺的意义。不久又进一步加上“盟”，此后贪图名声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跟着做的人不断出现，声势相互呼应，都用这些称号来扩大自己的声气。盟主几乎像齐、秦两国想在东西方自立为帝一样，把同党姓名列置为“首勋”，排斥异己，称为“屏放狂惑”；到了这一步，便传播成了扰乱的气势，如洪水冲决堤坝，没人能够堵塞。而登莱孔有德之乱发生后，那些首领也用这种方式互相招集，流寇因此仿效。人必须自身没有扰乱的气息，然后才可以治理天下的乱象，所以先生曾写信给宣城沈眉生，相约禁止断绝这种风气。然而狂妄迷乱的事情不是家家户户都能说明白的，实在可叹。唉！由先生的话推想，他大概暗中把当时文坛上的人物比作盗贼，甚至对此疾言厉色地互相告诫；明末的士风由此可以想见。先生只是一个平民生员，却暗自怀抱天下的忧患，这难道只是从事雕琢青白、在文字之间谋求声名吗？先生之死，是因为冯千户的刺杀。当时小朝廷像蜗牛角上的争战，武人和权势者没有谁可以触犯。所以朱阁部尚且死在方国安手中，顾尚书死于贺君尧之手，即使董户部守谕，也几乎死在王之仁手中。以先生的锋芒，哪里能够幸免呢？我又感叹有明的儒者，大多迂腐空疏而缺乏才干；假使像先生这样的人早早占据当时的职位而有所作为，未必不能对天下有所补益。可是他却以三舍斋长的身份困于贤书，临老才得以登第，而沧海已经扬尘；书生报国，不能凭赤手空拳搏击虎狼，最终身名与敌人一同毁灭，难道不可悲吗？先生的文章六卷、诗二卷，我略为删汰其中应酬之作，定为文章四卷，诗则没有删削。先生曾经和先宗伯公的儿子非堂先生在竹洲读书，后来订下婚姻；而这部文集能够保存下来，也因为我家是为它作序的人，除了我没有更合适的了。《朋鹤草堂集》序 前大理寺左评事荔堂林公的《朋鹤草堂集》共十二卷，其中《霜怀吟》八卷，是诗；《葵向篇》四卷，是文。评事一生著述，在经学方面有《三易评林》《毛郑会笺》《三易衍奥》；在史学方面有《明史大事纪》《闻明臣传疏》《甲申以后丹史》，而《甬东正气录》大概是与徐监纪霜皋、高员外隐学共同编纂的。如今这些书大多散失，已经无法得到。幸而《朋鹤草堂集》还保存着，只失去文章一卷；《甬东正气录》也还保存着，只失去所选王评事文章一卷。我于是评论编定他的诗，精选出四百多首，文章三十二篇，合为六卷；另外找到王评事的文章，补入《正气录》，而评事的文集便编排在《正气录》之后。评事本来就是《正气录》中的人物，他的著述也是《正气录》中的一种。我们家乡正值改朝换代之时，完全可以称为忠义之区；那些幸运而没有死去的人，都不愧为古代的遗民，其中风格最高的，是王太常水功和评事。我曾经撰写评事墓表，已经叙述了他的重大节义；如今仔细看评事的书，更加看重他的耿介，却又不能不感叹他的迂拙。上天既然已经厌弃明朝，人的力量又无法改变什么，评事不上朝、不赴宴，以洁身自守而不出仕，也足以报国了。他不改冠帽衣裳，终身穿着白色丧服，也足以表明不忘先人了。但推究他的心意，似乎一定要挥动鲁阳公的战戈，使西山落日返回；他如醉如梦，想同它一起挽救危局。他对故家子弟的期望，一定要他们全都裹足不仕才算可以，这难道不是迂拙吗？南湖九子的文集，写的都是遗民；其中一人在晚年稍微与当时的权贵有了交往，评事和太常几乎要呵斥并断绝与他的关系，甚至想废除文社，直到此人谢罪才作罢。另有一人已经去世，有人认为他的遗行可疑，评事长叹说从前竟不了解他，特意把他记载在《丹史》中。门人中有任通参的，正在依附权要，评事不以礼相待。等到他因罪上吊自杀，他的家人讳言此事，评事却把它写下来作为世人的警戒。自新朝的荐绅以来，不被评事拒绝的，只有陈编修怡庭一人。唉！他有一种不可企及的迂拙，这正是他拥有不可改变的耿介的原因。评事在甲申以前曾受业于蕺山先生门下，又跟随漳浦先生交游；回乡后与华、王二公在鹤山书院讲学，这就是“朋鹤”之名的由来。他可以说是不愧对自己的师友了。评事只有一个孙子，如今居住在天门山中，家境十分衰微。《雪交亭集》序

译前武部高公檗庵的《雪交亭集》十二卷，是在桑田沧海之间写成的著述。自甲申以后，按年份分编纪事，到癸巳年为止。又有《特纪》《附纪》，凡忠臣、义士、烈妇都各有小传，并且收录与他们重大节义有关的诗文；当时哀悼挽怀、与这些人物有关的作品，也一并收入。“雪交亭”是前阁部张公鲵渊的寓居亭，在翁洲。亭子左边是梅树，右边是梨树，每年花开时，枝条相连、叶子相接，像白雪一样。阁部亲自命名的亭子已经毁坏了，但浙东亡国的大夫们始终眷恋不忘，所以姚江黄都御史梨洲把自己的亭子命名为“雪交亭”，建在姚江的黄竹浦；武部也把自己的亭子命名为“雪交亭”，建在鄞县的万竹屿。武部一生著述极多，他的诗和古文辞编为《肘柳集》；他三次在狱中从华公默农那里得到琴法，编为《琴谱》；考证乡里故事的作品编为《敬止录》。《敬止录》的部帙尤其庞大，如今听说闻氏所作的《鄞志》《辨黄公林辨》《大禹庙》，都以武部的书为根本，只是原书收藏在他家，没有副本，已经全部被蠹虫蛀蚀。《琴谱》也失传了，只有《肘柳集》还没有损毁；而《雪交亭集》的手稿在陆先生春明家中，即使高氏也不知道有这样一部集子。雍正戊申年，我寻求故国遗事，从陆氏那里得到这部集子，狂喜不已。后来在京城之间奔走了十年，到乾隆戊午年，才请武部的孙子石华来观看。石华恭敬地下拜，抚摸祖父的手泽百遍，潸然流泪，于是请求把所有《肘柳集》抄给我，作为交换来抄这部集子。我说：“好。”然而石华已经八十岁，两手麻木，家境又非常贫困，无法蓄养抄写的人员；虽然有这个约定，却没来得及履行。石华也去世了，他的儿子因为家中有大事无暇顾及此事，又不肯拿出他的书。将来《肘柳集》能不能流传，还不能确定。那么这部集子，是武部苦心婆心、以碧血写成的，难道可以不广泛抄录来传播吗？武部的重大节义，读这部集子的人就像将要亲自遇见他一样；只是书中所记止于癸巳年，此后如滇中为国死难的诸公、在海上跟随故国出亡的诸公，还有很多。武部死于康熙初年，必定应当有续集，但如今已经无法看到了。唉！故国的乔木一天天衰败，遗留下来的文章也跟着剥落，征集文献将来还能到哪里去呢？这就是我屡屡长叹、不能自已的原因。《春酒堂文集》序 鄮山先生以诗名闻甬上，在同乡人中居于首位。当时各位遗民中，董户部次公说他的诗第一，书法第二，文章第三，其他方面第四。先生自己为文集作序，也认为那些只是清晨窗前、夜晚灯下写成的小篇。先生的儿子宛春已经请我撰写墓道铭，又嘱托我评论编次他的文章。我替他删去了十分之五，保留那些与名节有关的几十篇，编为二卷，足以由此想见先生一生的行迹。而且文章能流传，也不在于数量多。过去同乡左丈江樵最看重品格标准，他评论先生时还嫌先生没有完全断绝应酬，于是认为他的应酬之作未免有所委曲，便有了讥刺他像商容的说法。这也是《春秋》责备贤人的意义。然而平民报国，自有他的限度，只应从出仕与退处的大节上来评论。若一定说必须穷困饥饿而死、不与任何人交往，那就是立论太过，天下便没有节操完美的人了。如今看先生的文章，如《神宗皇帝御书记》《白尚书古卣记》《浮光杯记》《巾子冈记》《己亥乱后忆记》，以及《发冢铭》十篇，几乎每顿饭都没有忘记故国黍离麦秀的悲音，读起来令人魂断。其他如《谢氏宋椠汉书记》《石将军庙碑》《睢阳庙碑》《柳敬亭传》，触目所见都是桑田变化的感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评论陆机、陆云、郑虔的几篇文章，悲愤尤其深沉。他写给沈彤庵阁学的信、《江瑶柱赋》，可以说没有辜负知己。祭奠金孺人的文章，可以说把节义树立给妻子儿女作了典范。我听说先生的诗中，那些有关名节的作品大多因被焚毁而不存，那么如今保存下来的也不是其中最好的。有这样几十篇文章，即使删汰得很严格，锋芒反而更加显露；即使说它们足以为先生的诗增光，也可以了。《杲堂诗文续钞》序

译李君甘谷拿出他的祖父杲堂先生尚未刊行的文集，编次雕刻，请我承担覆审的工作。我慨然叹息说：“先生这部集子能够流传，实在太难得了！”谢皋羽去世时，除了他的《晞发集》《游录》以外，其他作品都用来殉葬，所以没有保存下来。郑所南、沈心史的遗文埋在井底三百年后才出土。近来有方韶父的后代，逢人便叩头，请求寻找先祖集子的足本，却始终得不到。皋羽侥幸保存下来的作品中，《冬青》的年代、《西台甲乙》中的姓氏，仍然成为疑案；所南侥幸出土的文集，有人甚至认为是姚叔祥的伪本。由此看来，韶父文集的遭遇，实在艰难！皋羽弃家客死，所南没有后代，他们的文集零落，确实不足为怪。韶父的后人很贤能，只是出生得太晚，这正是好事者的遗憾。残明甬上各位遗民的著述极为丰富，然而流传到世间的，有的反而不是他们得意的作品，所以有许多称为“内集”的文集。所谓“内”，大概也有打算把它们殉葬、埋藏起来，不敢泄露的意思。百年以来，风霜摧残、冰雪剥蚀，文献一天比一天衰败。据我所知，董户部次公、王太常无界、林评事荔堂、毛监军象来、高枢部隐学、宗征君正庵、徐霜皋、范香谷、陆披云、董晓山，他们的秘藏抄本很多，然而一半已经归于乌有。我苦苦搜寻，在劫灰中找到了次公、荔堂、披云三家的文集；水功、隐学还保存着残缺断简，象来、正庵、霜皋的则无法得到了。不过这些诸公还不是完全没有遗存。像骆寒厓、李玄象、高废翁，则竟然完全无法找到。就李氏而言，戒翁、礐叟，和先生并称“三李”的人，也都没有完整的文集留传到今天。唉！诸公可以死去的，是身体；不可以死去的，是内心。那光明耿耿的心，充塞于太虚之间，栖泊在虞渊、咸池之间，虽然没有死去，人却不容易凭自身去认识它。他们依靠来使世人看见自己的，只有这个。这个就是诸公光明耿耿的心。任凭它消磨腐灭，难道他们竟能安然不问吗？那郁结烦冤的情绪，将要有所凭借而成为厉鬼，这不是小事。甘谷表彰前人的旧德，彻底发掘羽陵的藏书，加以疏解考证，使后世清楚看见先生的大节；研究文献的人，不至于再有《冬青》年代、《西台》姓氏的疑问，不至于遭遇叔祥伪本的祸患，也不至于有韶父后人的痛苦。我因此高兴得几天不能入睡。幸逢不忌讳忠义的朝代，“采薇”“采芝”的声音得以不最终湮没，这也是贤良子孙的快乐。甘谷去年患病，几乎病死，病中念念不忘的只有这部集子。我说：“你能够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就不必去看广陵、曲江的波涛了。”等到他的病痊愈，才决意雕刻刊行。这样看来，先生的文集能够流传，实在太难得了。《礐樵先生集》序 礐樵先生逃出险境后，贫困得无法维持生活，于是外出游历，疲倦后归来，居住在城东箱的薜萝庵中。没有一天不读书，没有一天不抄书，有所心得便加以评论编次。他著作的目录，见于我所作的先生墓表中。如今距离先生去世已经七十年了，先生的子孙困于市井，遗书没有一部保存下来，连先生所著的作品也丧失了十分之九。我竭力搜求，得到他的《赐隐楼古文要》，但不是足本；只有《鹿溪新语》还完整无损，而诗作竟然极少，我到处搜集也不足百首，于是合编为八卷，姑且保存其中的一斑。我听说先生中年时有《春秋经传纂注》，就是所谓《鲁书》，忽然失去，于是作了《大招》《广招》中的“些”辞，用招魂之辞代替皋复，希望它能被想起。过了二十多年，终于重新得到这部书，先生狂喜不已，祭祀时用了蒸熟的小猪，以百花露酒洒祭，同社诸公把这件事传为佳话。哪里想到他一回到道山，种种遗物便零落了，真令人流泪。近来我乡后学对于故乡典范茫然无知，像先生这样的人，他们不过说他会写书，哪里知道他诗和古文辞即使只是略有耳闻，也根本不知道他的经学、史学深沉博大；至于他在故国大节方面足以与日月争辉、使雷霆降落，更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得清楚。我留心搜访年高德劭的前辈，季汉那些列入《独行之士月表》的人，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先生写的封还文书，慷慨明朗，足以作为臧洪一类人的写照；他的内在根柢全都显露出来，原本不只在区区著述之间，而从他的著述中也正足以窥见他一生用力所在。他平日积累深厚，所以一旦临危遇难，便坚定不移，绝不是普通人突然仰慕义举、借此成名所能相比的。既然因为先生的大节，更不能不对他的著述深切关怀，那么把他的文集弄得丛残困厄，也只能如此了。我还庆幸这些残篇没有完全消灭，仍有足以慰藉搜罗文献愿望的东西。我寻找先生的书时，还一并得到《杨推官葬录》一卷，其中有先大父赠公与先生商议安葬推官兄弟的始末，我尤其欣然喜悦，便把它抄了下来。《耕石老人诗集》序

译耕石老人姓李，名文纯，字一之，又字姬伯，是鄞县人。鄞县砌街李氏，是明朝世代做臣子的家族。国难以后，先生的从父仪部参与五君子之祸，殉义而死；他的嗣子文胤机警而得以逃脱。同时，九个同宗子弟中，枢部文昹、农部文昱跟随故国出亡而死；枢部文缵也因参与五君子之祸，几乎丧命；评事文爟、参军允智，困顿潦倒而老去。先生原来也在诸公入幕任职的行列中，却另有保全自身的智慧，没有遭逢那场灾难。不久他藏身于奉化的求邨，事情平定后才重新进城，也不轻易会见任何人。他唱和交往的对象，只有兄弟。当时人称他为戒庵先生。文集中的诗，以五言律诗最为突出，已经深入唐人的境界。他年轻时随父亲在蜀地任官，就受到抚军都御史旷昭的赏识，订为忘年之交。晚年律诗更加精细，不过身后散失了十分之五，如今只剩下当年贮藏在瓢中的四卷。先生曾自叹说：“古人曾遗憾没有知己，想让青蝇来作吊客；我还嫌它们喧闹，不如与枯竹顽石相互欣赏，情趣格调也并不坏。”而先大父赠公和他开玩笑说：“青蝇难道只是令人嫌弃而已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北都的青蝇，就是阳羡、乌程、武陵、韩城那些人。南都的青蝇，就是贵竹、怀宁那些人。越都的青蝇，就是外戚戚畹中的张、毛，阁臣中的田、谢。那些嗡嗡乱飞的东西，乘着时势而变化，无法用常物来比拟；有的变成枭，有的变成獍，有的变成鬼，有的变成蜮，正应当投给豺虎吞食，还担心豺虎不吃，难道只可以搬床来远离它们、关门来拒绝它们吗？像我们戒庵这样的人，已经算是忠厚的议论了。”先生因此抽泣流泪，两人相对无言，竟然整整一天。我读先生的诗，看到其中冲和平淡、典雅恬淡，完全没有怨恨哀苦的声音；然而也还有不能自我抑制的作品，如新乐府《秦舞阳》一篇，借荆轲投降秦国的言辞，来讥刺故国诸臣改变节操。《哭华默农》《王卣》一诗二篇，像在山阳笛声中销魂。至于《潮回京口》《风利石头》《日月重开》《山川一洗》等诗，仍然向往丁鹤年、海巢之时，盼望宣光、纶旅一类人物出现。谁能说他只是守着枯竹顽石而终老呢？即使把这只瓢看作渡过急流的一壶，也可以了。读完后，我于是叙述先赠公的话，为诗集写在卷首；在茫茫的桑田沧海之间，想见他当年抽泣流泪的情景。《南雷黄子大全集》序 南雷先生的文集多次雕刻刊行却始终没有完备。题为《南雷文案》的共有四种，壬辰、癸巳以前编纂的《始学庵集》不在其中；题为《南雷文定》的又有四种，壬申以后编成的《病榻集》也不在其中。先生曾想把各个版本合在一起删定，编成《文约》，但没有完成便去世了。后来竟有一种所谓《文约》的书，是慈溪郑南溪因喜爱而雕刻刊行的，却不知道那不是先生亲自删定的。先生的文章中，有些深藏而未刊出的，大概是因为有所等待；不能任由它们湮没。但在雕刻本中，反而疑有许多冒充附会的作品，读者大多没有仔细审察。我于是从南溪家把先生的全部草稿都取来，逐一考证审定，全都以亲笔手迹为依据。这样一来，义熙年间的文章全部显现出来，而冒充附会之作果然没有超出我的推测；于是补入散失的，淘汰伪作，定为四十四卷，先生文集的真正面目终于显现出来。先生的文章屡经改写增删，所以有很多地方与旧日流行的版本不同；这些也都以他晚年的手迹为依据。可惜南溪已经去世，不能和他共同讨论了。《读史通表》序

译从前周、秦时代，一百二十国各有自己的宝贵史书，另外又有记载太古以来年代的书，这就是后世的年表。所谓《世本》，就是后世的世表；这些书都与正史相辅而行，所以记载年代、谱系的旁行斜上格式，太史公还来得及看到，并据此写史。既然已经把编年体改成纪传体，那么表就尤其重要，为什么呢？本纪、世家总括全史的大纲，开头记述群雄割裂、合并的年月，后来记述百官策命、拜受、罢免的事迹，纷纭杂糅，是非错列，文字萦回堆积，即使善于会通的人也不能把握其中的要领。说到志，似乎与表无关，但我看班氏《百官公卿表》，功勋、阶品、资格一一详细列出，然后才备载其人的升迁任免，这就是表中包含了志。表中所载典章制度，也兼有舆服一门。范蔚宗在东汉史中删去边韶、崔寔、延笃所作的百官表，改列为志，于是升迁任免的记载便缺失了（《宋艺文志》中还保存《东汉百官表》一卷）。晋代荀绰作《百官表》，应当属于旧史十八家所有；唐人删去它，于是便无从查考。《新唐书》的方镇表，也是用来补足地理志的不完备；与五代史《职方考》相比，详略相差很远（巽岩曾作《江左方镇年表》，不知道现在是否还保存；又有《五代三衙将帅年表》）。如此看来，表本来有足以兼具志的作用，而志却不能删去表。其余关于功臣、诸王、外戚、恩泽的各类表，是封爵名籍赖以不至湮灭的依据。所以马氏删节各表，把它们载入《封建考》中；虽然《新唐书》的《宰相世系表》常常被世人讥讽为没有补益，但它并不是没有与《官氏志》互相补充。列传所记更加繁杂，甲乙人物彼此混淆，前后次序反复移动，大致都可以用表来校正。有些人名声不显、功劳微薄，事迹既没有多少可以概见，姓氏又无法附着归类，就可以借表中的名籍来充当附传；即使已经有传记的人，他的功过事实、传记中没有完备记载的内容，也常常可以在表中看到。所以吴江朱处士鹤龄说：“史书既然没有表，传记就不得不写得很多；传记越多，事情越繁杂，其中反而有可能遗漏而没有列举的。”这样看来，史书对于表，关系究竟是多么重大啊！至于历代史书的体例，不必彼此沿袭；在因革离合之间，应当斟酌取舍而使用。太史公依据受命谱，作《秦楚之际月表》；班氏把它并入《异姓诸侯王表》，于是月表的宗旨便模糊了，后世不再有人作月表，这都是班氏的过失。汉、魏、隋、唐交替之际，如果不按月份来记录，怎么能使事情清楚明白呢？《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则贯通叙述各房的支派世系。然而唐朝自天宝以前，皇帝的儿子封王、王的儿子封公，都有世袭爵位可以考查，不同于宋朝皇室的子孙。原本应以传承爵位为重，不应混在一起排列。《辽史》讥讽公主不应立传，却不知道唐朝因为有安乐、太平公主的缘故，所以特意设置公主传。其余人物史书只应像范蔚宗那样附在后妃传末尾，却又另立一表，实在没有意义。只有属国、蕃部表，足以和四裔列传互相证明，是古人没有做过的；而各国交聘往来，保存着古代礼制，又关系到国家事务，都应当补充。《元史》的三公表，只须归入宰相表，再增列枢密院、御史台。后世有人编写通史，若按照这些昏暗不明的例子来处理，恐怕百世也不能改变。我最初读二十一史时，就取出其中各表仔细阅读，大略领会了它们义理所在，认为这些表本来就是全史的经纬，如同把肉串在签子上，并不只是拿来填饱肚子，像背诵三桓七穆来夸耀自己而已。于是想到把它们全部综合编纂，独自写成一部书，只是各史缺漏很多，便以万处士、斯同所补的材料为依据；但万氏的书仍有许多缺略，所以又稍加续补，另得若干条。对于前人已有的内容，再加以疏证和核查；偶尔遇到讹误，就仿照温公《考异》的体例，略作订正，姑且用来充作读史者的目录。《歴朝人物世表》序 欧阳公编列宰相世系，读者多认为繁琐而没有用处，却不知道唐朝以前极其重视族姓，宰相之所以大力讲明此事，欧公大概是看到了杜正伦、李义府这类不知羞耻的人，所以才作此表来辨明源流。范宣子所说的世代享有禄位，虽然不能据此达到不朽，但如果连祖先的事典都忘记，古人就会讥笑他；由此可见族姓的重要性，并不是从衣冠南渡以后才开始的。何况故国拥有世代为臣的家族，并不只是乔木可以比拟；封建制度已经灭亡，诸侯的玉帛表也不再制作，但记载家族的世系和声望，以彰明开国承家的意义，君子尤其会由此感慨世运。我编撰《读史通表》已经完成，又另作《歴朝人物世表》二十卷，把二千多年间的王侯将相、卿尹牧守，凡是世代在史书中有事迹可考的，便连续记载其人及世代；儒林、文苑人物也附带列入。有些人平庸无可记载，即使门荫承袭显赫、门第高贵，也一概删去不录，怕文章芜杂。读者翻阅之后，可以看到有的家族声望世代相承，有的恶行代代相传，有的宗族衰亡，有的子孙能干而挽救家业，这也是《春秋》的用意。我的朋友郑篔谷检讨曾对我说：“科举既然兴盛，世家就将衰替，这一点从有明一代就可以看出来。” 我在《宰相传》中逐一列举，如昆山顾氏中奉守节义的顾合门、禾中钱氏兄弟中为国死难的那些人，总共有十几家，想借此为前朝的世家声望增添光彩。唉，以九世同乡同族的根基，参与历代辅佐帝王建立功业，这是世家最兴盛的情形；但阳源子弟却加以讥笑。不知道读过《王谢世表》的人，会不会认为这话正确呢？（巽岩作《王谢世表》一卷。） 《歴朝人物亲表录》序

译六朝重视亲属表和支系谱，史家所记载的，晋人有《中表实录》，齐人有《永元中表簿》，梁人有《亲表谱》，这大概是当时辨别族姓的学问所凭借、用来互相辅助的书。平园说，天子用它来确定流品，士大夫则用它来沟通婚姻。三唐以后，科举盛行，于是世人不再重视谱牒，这类书籍也全部废弃了。我认为《尔雅》在宗族关系的末尾，紧接着就列出内外亲戚党羽，大概这些人虽然不是骨肉至亲，但对于五伦来说，就像经书有纬线一样，因此一个国家一代的盛衰变化，学业和气数，很大一部分都由此分判。即使其中有香草和臭草混杂，难免参差错杂，但大体上仍可观察。我已经编撰《歴朝人物世表》，于是又仿照前人的体例，作《古今亲表录》作为辅助。与帝室结成婚姻、能够列入戚里的人，排在最前。其次是内外大臣，都因为他们与国事有关而加以推列。至于儒林、文苑人物，因记得魏杨遵彦说，魏收修国史时，论及各家支系和姻亲，过于烦琐，很不合前史体例。魏收认为中原遭逢丧乱，谱牒散失，所以详细记载他们的派系；这也是弘扬、延续旧闻的用意，不能因为它使史书烦杂，便完全排斥他的说法。至于我所编纂的部分，完全是为了考察古今人物，并不只是保存各家的世系和声望，这似乎比当涂所作的又推进了一层；而且此书独立存在于正史之外，也不必因为遵彦的话而有所顾忌。其中有时参杂议论，大多是前人没有揭示的隐微之处。例如荀文若与宦官常侍勾连，这不只是说明朗陵公家世德行衰败，也可以看出东京党锢之后的士人气节逐渐沦落，不必等到他投身霸府才知道。张延赏不接受李晟的昏乱安排，是大历以后朋党开始萌芽的表现。荆公有蔡卞相助，两人本来走的是不同道路，最终却造成新法横行决裂的祸患，这又说明时运中有默默主持其间的力量。纵观全局，当然不能用一本简略的簿册来穷尽。况且江左、河北的门第习气过于严重，以至天子也厌恶它，为此重新制定甲乙等级，却仍有所谓禁婚之家，根基牢固，这真是极其严重、难以扭转的局势。至于遭逢百六之世，天下混乱奔逃，如周伯仁的母亲那样，那么这部录所引发的感慨，难道还不多吗？本录一概以正史为主，金石遗文和别集中散见的材料，也附带收入。大概追溯濂溪的道学源流，必定要推究郑向、陆诜，而推重爱山谷。至于喜爱山谷的词翰，其余庆又流传到徐俯。虽然这些事情正史没有记载，但终究不能说不是名教中的佳话。《困学纪闻三笺》序 深宁王先生的文集共一百二十卷，如今世上已经无法看到；现存的著作中，《玉海》的部帙最为庞大，此外还有十多种附刻在《玉海》之后，而《困学纪闻》就是从这些材料中辑取出来的。只是它引用的书籍深奥博大，很难立即查到出处。太原阎征君濳邱曾为它作笺注，后来长洲何学士义门又加以补充。这两种笺注，世宗宪皇帝居于濳藩时，都曾在夜间阅读。近年祁门马氏据阎本刻印，间或采录何氏说法附在后面；桐乡汪氏又据何本刻印，确实是后学的津梁。濳邱长于搜罗考索，对此书最为用心，但文字冗长，不能揭出精要，有时还夹杂偏颇乖谬的见解，如极力攻击《古文尚书》，这本是他平日得意之作；可是何必絮絮叨叨地把这些内容插入笺注之中，难道不是不知道怎样裁剪吗？义门则简明严核，却又想把自己标榜得很高，晚年妄想议论学术，便说此书仍未免有词科出身者的习气，却不知道自己批语的末尾也有家学底细流露出来，这种笺注同样未经洗涤。辛酉年，我客居江都，寓所无事，便把两种本子合并订正：冗长的删减简化，尚未尽说的补充说明，未曾考索的加以补考，驳正其中错误，又得到三百多条。江西万丈孺庐看到后，赞叹称赏，认为它超过阎、何二家。我学问浅薄荒疏，哪里敢同前辈争论谁更深入、谁更胜一筹？何况如果没有他们在前，我也不能完成这部笺注。胡身之说：“小颜解释《班史》，弹劾批评几十家，使它们几乎体无完肤；而三刘用来纠正小颜的地方，也实在不少。”此书虽然已经有三家笺注，但仍有许多空缺，又怎么知道天下博学多识的君子中，不会有像三刘那样的人呢？我每天都在期待着。《增补宋元甬上耆旧诗》序 李隐君杲堂对于《甬上耆旧》，自认为用功很多。可是宋元诸公散佚的作品很多，难道是没有见到他们的文集吗？杲堂曾向范侍郞天一阁求取宋元人的文集，却有史忠定王《鄮峰漫录》，天一阁中本来有两部，也已经散失。丰淸敏公的《荷花诗》载在《宋文鉴》中，也散失了。陈西麓的诗在世上广泛流传，也散失了。举出这三件事，其余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先公曾亲手编修《宋元甬上诗》十六卷，用来补充杲堂的缺漏，补到几十家，并吩咐我说：“我所见到的书不能完备，你可以随着后来见到的材料继续补充。”我学问浅薄荒疏，又为衣食奔走，无法仰承完成先公的心愿，只能恭敬再拜写下这篇序言，以等待后世博雅之士。《帖经小课题词》我主持端溪讲席，任期还未满，书坊的人收集诸生所作的文章，准备刊行问世，来向我求取题词。我感叹说：“粤中是白沙、泰泉诸先生讲学的地方。诸生只专心从事文章写作，并不是先正所期望的。即便如此，文章也有很大的等级差别：有体悟圣道的文章，有经世致用的文章，再降一等才是辞章之文，而辞章之中等级也并不一样。再降而成为考场科举文章，那本来不能称为文章，只是因为它依托古代经典而被推重；几百年来功名的道路由此产生，愚昧的人便以为天下文章没有比它更大的。端溪诸生此前也未能从时代风气和众人趋向中彻底拔身出来。我到这里后，稍微用经史之学引导他们，其中也有很多有志向的人。雨中相聚，戴笠夜谈，接续灯火相约，不写世俗文章，没过多久，他们的文章果然因此发生了变化。拿这部集子来看，他们不但不肯写考场中下劣的文章，似乎也不愿只凭辞章来显示自己。由此继续进步，前途不可限量。诸生要努力啊！粤中本来就是白沙、泰泉诸先生讲学的课堂。” 《句余土音》序

译我的乡里诗社，能够考查到的，自宋代元祐、绍圣年间开始。当时有丰淸敏公、鄞江周公、懒堂舒氏；寄居本地的则有陈忠肃公、景迂晁公等人参加。建炎以后，汪太府思温、薛衡州朋龟、王宗正珩相互结成五老会，以孝友倡导乡里的敦厚风俗，唱和诗也不断产生。干道、淳熙年间，丞相魏文节公杞、史文惠公浩都退居乡里，张武子、朱新仲、柴张甫都是他们东阁中的才俊；寄居者有王季彝、葛天民等人参加。绿野平原之间，诗篇极其兴盛。庆元、嘉定以后，杨文元公、袁正献公、楼宣献公，寄居者则有吕忠公多，在史鸿禧的碧沚馆中唱和。只是诸公用道学来作诗，未免率意而作，唯独宣献公不在此例。同时，高疏竂、史友林另有诗坛，是专门从事苦心吟咏的人。史枢密宅之的兄弟，和女婿赵侍郞汝楳等人在湖上又结成一社。咸淳以后，甬上士人不被任用，礼部尚书高衡孙、军器少监陆合、知汀州汪之林以下四十多人，每月举行一次集会。只是他们留下来可以传世的作品很少。宋朝灭亡后，遗老们互相唱和，当时由深宁王公主持诗盟，陈西麓尤其擅长作诗；寄居者有舒阆风、刘正仲等人参加。不久又有陈子翚、郑奕夫、徐本原、章垒诸君继承其事。清容学士居家时，鹿眠山人把他们兄弟间的唱和诗辑集起来，蒋远静等人也都是故家中的优秀人物。后来则有郑以道、蒋敬之、王遂初，被称为继承诗坛霸业的人。这就是宋元三百年间我乡诗社的大略。年代越来越远，征集文章、考求文献，谁能像正考父那样尽心呢？不过零星遗落的作品，仍然可以收集整理。我曾想替李杲堂前辈补写《甬上耆旧录》，首先在这里三次表达这个意愿。明代的诗社，第一次是洪兵部主持，第二次是屠尚书，第三次是张东沙，第四次是杨沔阳，第五次是先宫詹林泉的集会，这些杲堂在序中已经记载得很详细了。第六次是甲申以后遗老的聚会，林评事荔堂作有《九人之序》。寄居者余生生编有《湖上七子》，高隐君鼓峰有《石戸之吟》，其中诗作极其兴盛，却还没有人把它们辑录汇编。太平以后，诗盟重新振兴，由郑高州寒邨、周卽墨证山、姜编修湛园、董秀才缶堂、舒广文后邨诸公主持。胡京兆、鹿亭张大令、萼山诸公又是一辈。虽然他们各人的才力都有所达到的程度，不能完全拿来和古人相比，但总的说来，仍然继承了高祖、曾祖的规矩。近年以来，前辈逐渐凋零，诗社聚会的活动将要断绝。我从京师回来后，接连遭受忧患，没能作诗。服丧期满以后，才逐渐整理旧日的事业，和诸位订下真率相聚的约定，杯盘随意安排，十天之内举行了几次。又因为感慨乡先辈的遗事缺失很多，便标举其中的条目作为题目；虽然还不能完备，却颇能补充志书、史乘所未涉及的地方。哪里敢说自己能够参与这项文化事业，不过姑且记载乡里诗社的掌故，也未必不能对诸位的集会有所帮助。我又将有外出谋食的行程，不能长久参加这次同社的盛会，于是把四月以来的作品汇集起来，请我写在卷首。我便为他们叙述旧闻赠送给大家，并题名为《土音》，以记下这是乡里诗社的言语。《重修桓溪全氏宗谱》序

译我家的宗谱，起初由元代王先生应凤作序；到了明代，又由直道、介庵两位府君在弘治年间重修，并由菊庄、芹塘两位府君在正德年间完成，当时杨尚书碧川为它作序。然而体例仍不够严密，工部公在嘉靖年间重修后，体例才完备。宫詹公在万历年间续修，宫詹去世后，由兼山府君完成，分为二十八卷，凡是行状、墓志、碑传一类材料，无不全部载入。正本收藏在宫詹书库，副本收藏在先赠公处。国家发生战乱，赠公入山避难，他收藏的谱书被火焚毁，宫詹书库中的本子也流传到族人手中，没有人收拾整理，于是丢失了一半。所丢失的内容在正德以前，已经无法重新辑补。族人去世后，剩下的那一半也几乎失传。先公急忙购得并带回，向列祖列宗的灵魂祈祷，又通过搜梦、占卜来寻找失去的另一半，听说它归在钱唐族人那里，但多次求取仍未能得到。雍正甲辰年，我随先公入桓溪扫墓。桓溪族人多半在耕田、茶灶、药炉之间劳作，忽然看到有些纸墨非常陈旧，原来是正德年间的草谱，大家十分高兴。然而这部书已经断裂破烂，大概自始祖侍御公以下，分为东西、前后、中田、南北八宅；工部公以下属于南宅。如今只有东宅、田宅的谱书完整无恙，其余大多有所缺失。先公把影堂中的栗主全部取来，从头到尾反复核对，才大致补齐。先公曾叹息着对万编修九沙说：“借着父亲的名籍却数典忘祖，有见识的人都知道这种人不会有后代。然而眉山苏氏的先祖，自渤海府君以后两次失去世系，却绝不敢像沈约、魏收那样，为了自我欺骗而捏造祖先。”大概自唐代以来，谱系衰落已经很久了。夹漈号称博学多闻，却在叙述我们全氏世系时只从祥符年间登科的全安石开始，我家的谱系衰落就更久了。如今我们把不可考的部分留作缺失，把可以考查的部分保存下来；后世若有人能够完成我的志愿、结束这项事业，也许就差不多了吧？于是我正准备编排整理旧谱遗漏的文献，又想续写万历以后五代人的家传，可是我不肖，因牵连重大变故而未能完成，真令人悲痛！我家自宋代以来，父兄子弟彼此教诲、勉励的，都是重在不说而亲自实行。因此，咸淳八征士的高尚风操、义田宗老的卓越品行、本然、本心两位先生的理学，以及遯翁、玉翁、修斋的诗词，都卓然值得流传，但地方图经的记载却没有涉及。我曾拿这些事问先公，先公说：“我曾听上世的人说，这些百姓的正直之道早已消失了，志书、史乘所著录的，大多以禄位和声势为标准，不符合这些条件的就不列入。” 本然先生曾读《延佑志》，感叹说：“袁氏号称贤者，却徇私情、用曲笔到了这种地步，何况其他人呢？”因此告诫后世子孙，不必求人为祖先作传。所以从正德以前起，我家都以暗中积德自我勉励。若不是这部宗谱，哪里知道先世积累的德行如此深厚呢？唉，行善却不求让别人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君子。那么这部宗谱之所以流传，就是要给子孙显示应当遵守的准则，必须恭敬守持而不可失去，这意义难道还浅薄吗？桓溪全氏宗谱，已经有八百年了。亲族关系已经穷尽，姓氏支派已经削弱，亲属关系也已经枯竭；但那些尚未穷尽、尚未削弱、尚未枯竭的地方，虽然旧日德行已经衰微，规矩仍然保存；先祖的田产虽然减少，田界道路还没有散失。这就是先公所以恳切不已、不能停止的原因。于是我擦着眼泪，含着笔，拜了百拜，为它写下这篇序。《董氏重修族谱》序 鄞地董氏中，居住在西厢的一支最大，大概是东汉征君的后代，世代迁徙到各地，到了南宋末年又迁回鄞地，后来又由鄞地迁到慈溪。明朝初年，梅隐先生重新居住在鄞地，他家的族谱曾多次编修。今年董氏中贤能的端愚、乐窝学修，重新加以讨论、审定，并同我商议。梅隐先生以后，谱系大概还算可靠；但向前追溯，就有可疑之处。怎么知道后来的谱系可靠呢？鄞地南湖也有董氏，其中最著名的是明代殉难的兵科都给事中董志宁，他的精忠大节足以在一代人中受人尊重。鄞地北郊也有董氏，其中最著名的是明代户部郎董守谕，他学问宏博、品行高尚，卓然成为人的师表。这些人都曾经同西厢董氏叙兄弟之情，但族谱却不敢把他们收录进去，可见编修者十分谨慎。既然如此，为什么从梅隐先生往上却漫无根据，任凭主观心意附会呢？拿唐宋正史中的世系和声望来核对，并不相合；考查宋元旧志中的支属关系，也不相合。数典忘祖，不能这样做；攀附显贵家族来诬造祖先，更不能这样做。如今董氏负责执笔的人，能在一二十世以内严加辨别，却在一二十世以前忽然放松，这是为什么呢？于是我写了一封信，摘出其中错误最严重的地方，告诉他们。端愚兄弟说：“好。”这些内容都出自我慈水旧谱的记载，先人也曾有所怀疑，只是不敢立即删去。如今得到您的意见，既明白又清楚，请把它挖出来删去，仍归入慈水旧谱，现行本中不要再混入。我的确很高兴他们兄弟胸怀虚心，于是替他们重新制定凡例，加以甄别，编成十六卷，所收都是可信的材料。唉，宋代以后族谱的序文已经散失，我曾想编纂《甬上世家支系表》，略微用它来整理同乡各正姓氏的源流，不让庸俗妄人得以错误地相互攀附；只是匆忙之间一直没有完成。甬上世家的谱牒，只有槎湖张氏最为精审，先宫詹公修订我家谱时，实际上就是取法于它。后来秣陵焦文端公又把它的目录列入国史的志书。如今董氏这部族谱，大概足以继承它的声誉了吧。《九日行庵文燕图》序

译扬州是江北的大都会，居民房屋鳞次栉比，笙歌和车马随从终日喧闹聚集；至于清歌雅集，却很少见。城北的天宁寺，是晋代谢公驻节时游息的地方，寺中有行庵，是我的朋友马君嶰谷、半查兄弟的小筑。地方不到五亩，但老树古藤森然茂盛、彼此相望，都是生长了千百年的植物；间杂着修竹，春鸟秋虫轮流鸣唱应和。曲折的长廊和高台亭榭，布局闲适。出门不到几百步，就是黄尘浊流，放眼望去令人厌恶。一到这里，便顿生山林般的萧然之意。乾隆八年九日，嶰谷兄弟召集同社十四人，祭祀陶公，拿出所收藏的仇实父白描像，悬挂在阁上，各人赋诗一首。我当时滞留西泠，没能参加。又过了十多天我才到，诸位正打算绘图记载此事。嶰谷说：“这里不能没有您，于是把展图的日期推迟，另行举行，让您能够陪列在卷轴末尾。”洪君曲溪两次都因生病失约，但本来也是诗社成员，所以也补列其中。我感叹着对嶰谷说：“谢公的风流千古犹在，但谢公在这里游息，和东山宾客相从的快乐稍有不同。” 谢公之所以有这次出行，大概是因为符氏作乱，想向北平定中原。当时谢公已经受到谗言困扰，在朝廷中不能自安；即使身在河朔，确实有极好的可乘之机，但精神内耗，徘徊不前，老将退居次位，最终没有取得一点功劳，白白错过了时机。我每次经过召伯埭，凭吊法云的荒祠，没有一次不长叹再三，认为这是明德衰落的表现。”至于九日这个美好节日，陶公的高尚格调本来就在伏羲、葛天氏的境界之间；然而读他关于戒酒的诗，以及对苍梧、汉水的感慨，就知道黄花白酒也大概是不得已而借以寄托情怀。如今我们生逢太平时代，沉溺于书墨，到处流连，胸中全无忧事，这是江湖人士的幸运。议论人物，我们虽然很惭愧；但论时代和地点，却不能不私下庆幸。诸君说：“说得好。”图中的详细情况，已经见于厉君樊榭的记文。十四人中，胡都御史复斋、唐翰林南轩都是楚地人；厉征君樊榭、陈隐君竹町和我是浙江人；王征君梅沜是吴地人，其余都是居住在扬州的人。我答应为此图作序，到现在已经三年了。今年夏天重新展开图卷，拿起笔来，而南轩已经去世，不禁感到惘然。《公交车征士录》题词 科举名录，有由官府编纂的，也有由私人编纂的。东观曾奏请编记，郑灏主持科举考试，宣宗索取科名记，于是郑灏嘱托祠部员外郞赵璘采访进士和各科登榜者，编成十三卷。起自武德元年，止于大中十年，奉敕交付翰林，并规定以后逐年编次。唐代史志又有崔氏《显庆登科记》五卷、姚氏《科第录》十六卷、李氏《登科记》二卷，一直到乐史、蔡元翰、洪适所编的著作。这些都是朝廷用来备查科名掌故的书，就是今天礼部春试、各省秋试所进呈的试录。馆阁书目中又有《讳行录》一卷，按四声编列登科进士，起自兴元元年，止于大中七年，由宋敏求续编。此后同年小录、同岁名等书相继不断，是在下位的人编纂，用来记载一时同年登科的盛况，就是今天春秋两次考试中的齿录。考查它的起源，汉代已经有了。《孔丛子》中孔季彦说：“如今上报计吏时追述先君，下录子弟同盟结交，这难道不是名录的祖先吗？”唐宋时期的词科，投递文书请求考试，先把自己的作品献给主考，地位还不算很高。本朝则由大臣推荐举荐，再用鹤书征召他们，按月发给农部的钱，使他们等待考试日期，这就是汉代公交车门接待士人的制度。我在己未年作《词科摭言》，一百八十六位征士，已经仿照高允《征士颂》的体例，详细编写成书。至于接续本朝科举的部分，还不能马上完成，所以先把同被推荐诸公的姓名、籍贯居处和世系合编成一部录。考查汉代晁氏的著作和唐代张文献的对策，都是先叙述举主，因此这部录也把举主列在前面。公交车征召本来高于普通科举，那么这部录当然不能和春试、秋试两种名册相提并论；但究竟为什么要重视公交车征士，正是因为不能辜负皇帝的大对策，这应当怎样才好呢？《重葺岳阳楼志》序（代作） 岳阳楼开始著名，是从唐代开始的。然而张燕公、赵冬曦只称它为南楼，崔鲁另称为洞庭楼，李羣玉则称为驿楼。再往前追溯，颜光禄在六朝时已经称它为巴陵城楼。有人说另外还有一座楼，并不是同一个地方；有人说本来是一座楼，只是名称不同。大概年代久远，已经没有人能弄清楚了；但用诸公的诗来互相证明，似乎把它们看作同一座楼更为接近事实。洞庭是湖南的胜景，岳阳又是洞庭的胜景，而它能够共同因为文正公的记文而闻名天下，实际是从太守滕公子京开始的，这就是《岳阳楼记》产生的缘由。滕公是安定先生的高足，才华纵横千古。读他写给范公、请求范公作这篇记的书信，文辞高亢雄浑，笔力广大。世人只知道文正公的记文写得好，足以和少陵、襄阳的诗相配，却不知道子京的书信已经足以和文正公的记文相配。所谓山川的灵气，若没有伟人的文章就不能显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此后以来，明代三百年间代代都有续编，但也损失了很多，例如滕公所称的丁侍郞、夏尚书等人的作品，已经无法看到。我承乏任职，偶然替它补录散佚，整理混乱，并重新刻印。我惭愧自己浅陋低劣，不足以远望子京，振兴这座楼，只是姑且用来充作三湘的掌故罢了。《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六，鄞地全祖望绍衣 序（四） 《西湖金石文字录》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