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十 诸史（四十九条）

译（问）关于先天互体的说法，先生为什么唯独没有谈到呢？（答）宋人把互体用于伏卦、反卦、对卦和变卦，都不是古法，但还没有牵扯到陈抟、邵雍的图说。用先天图说来谈互体的，是吴草庐。草庐的图有隔八、缩四等方法。所谓隔八，是先天图左边从乾、夬开始，经过八卦到暌、归妹；再经过八卦到家人、既济；又经过八卦到颐、复。先天图右边从姤、大过开始，经过八卦到未济、解；再经过八卦到渐、蹇；又经过八卦到剥、坤。左右各以一卦与另一卦互相为体，六十四卦互相配合，得到十六卦。所谓缩四，是把十六卦合起来互取，只得到乾、坤、既济、未济四卦。草庐制作这幅图，没有收入《易纂言》，而收入《外翼》。考察《外翼》十八卷，这幅图就是其中一卷。可是同时代的胡云峰谈互体，竟然与他相合。两人的学术门户并不完全相同，但谈互体却相同。草庐的《外翼》如今已经很少见，只有杨止庵曾经叙述过，所以世人只知道这是云峰的说法。康节说过：“四象相交而成十六事，八卦相荡而成六十四。” 这说的是正体，不是互体。即使按照康节的话来解释，也只能成为康节重卦的方法，而不是《易》的方法。不过康节也从未把它当作互体。如今像草庐那样的图，是先有互体，后有正体，它的错误不加驳斥便自然显露了。李厚庵却极力尊奉这种说法，又参照汉人的连互法，把它改变为环互，并举《杂卦》中“大过”一节为例，说从初爻到四爻为姤，从上爻到三爻为渐，从五爻到二爻为颐，从四爻到初爻为归妹，从三爻到上爻为夬。本卦的爻画按顺序运行，互卦的意义却反向转动，这就是《杂卦》“大过”一节的旨意。既济、未济没有可取之处，于是又另外造作了一套说辞。我听说六画卦是自下而上排列的，所以它的互体也应自下而上；即使把它支离地用于伏、反、对、变，也没有不是自下而上的。至于说可以把它拆开环绕，顺向运行而逆向转动，这就是我从未听说过的了。这哪里只是对经文没有帮助，反而还会加以遮蔽。因此我不敢再谈。（问）又有“大卦”的说法，这又是怎样的？（答）这也是京房的说法，朱子曾经采用过；所谓中孚是大离，小过是大坎，就是这种说法。六个子卦同样排列，为什么只举坎、离呢？回答说：四个子卦的大卦，即临、大壮、遯、观，都在十个辟卦之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十个辟卦由震、兑、巽、艮同乾、坤相合而成，而坎、离居于中间运转它们，并不参与其中。十个辟卦没有坎、离，所以坎、离的大卦不在十辟卦中，而另外见于中孚、小过。举出坎、离，也就可以概括六子卦了。然而圣人取象是有次序的，大抵从正体求取而不得，才求互体；从互体求取而不得，才求大卦，或者求反对卦，或者求变卦。因此朱子从大壮的大卦中取兑卦来解释羊的意象，而先儒认为大壮本来就互为兑卦，并且与它相连接的各卦中兑卦不止一个，所以六爻中有四处出现羊象。洪景卢说：复卦逐渐发展为临卦时，下卦有兑三爻触藩的象由此而来；又发展为泰卦时，上互为兑四爻决藩的象由此而来；又发展为大壮本卦时，上互为兑五爻丧羊的象由此而来；等到五爻变为夬卦时，上卦又有兑上爻不能退、不能遂的象由此而来。洪氏的说法与朱子相比更加精密，这样看来，大壮卦中的羊象就不必从大壮本卦中求取了。因此，师卦从二爻到上爻为大震，但从初爻到四爻本来就互为震卦，所以长子、弟子的象不必从大震中求取；晋卦从初爻到四爻为大艮，但从二爻到四爻本来就互为艮卦，所以鼫鼠的象不必从大艮中求取。这是固定的例法。必须兼取各方面然后才能完备的，例如蛊卦就是这样。蛊卦六爻中有五爻都以父母为象，但求取父母象时又找不到乾、坤的卦体。要知道，蛊卦的正体是艮、巽，互体是震、兑，五画、四画的大卦是坎、离，六子卦都齐备了，唯独父母失去位置，于是兄弟交替出现而有所作为。只有上九处于蛊卦的终结，所以另取一种象；由此可知，圣人构成卦象的旨意，也有取自这里的地方。这样，大卦之说就足以同互体相互参照了。五画大卦有时与五画连互相同，四画大卦有时也与四画连互相同，那么这些都应以互体为主。

译（问）近人中只有南昌万学士孺庐最善于谈互体，先生深深赞许他。只是先天卦位，学士也颇加采用；照先生所说，岂不是绝对不能采用了吗？过去曾经同学士谈到过这件事吗？（答）学士同我有忘年之交，他解说《易》多有相合之处，关于互体的论述能发明前人未曾涉及的地方很多。只是偶尔涉及先天卦位，这是他没有审察清楚。过去在江都同住一处时，我曾把这件事告诉他。学士一生本来极力主张陈抟、邵雍之学不能用来解释《易》。一听我的话，他惊醒般承认错误说：“应当立即删去。”如今学士已经去世，他的说法还保存着，也许是门人抄录的早期未定稿本，并不是删正后的书。因为“乾一兑二”的次序出自陈抟、邵雍诸人的说法，宋代以前从未听说过。可以作为依据的，没有比经文更好的：按照父母男女的次序，是始于乾而终于兑；按照春夏秋冬的次序，是始于震而终于艮。至于“乾一兑二”的次序，在经文中哪里看得到？况且三个男卦都是少阳，三个女卦都是少阴，那么太阳为什么会有兑？少阴为什么会有震？少阳为什么会有巽？太阴为什么会有艮？这些都是绝对无法解释的。既横向排列来确定次序，又环形排列来确定位置，而四正、四维终究都与经文没有关系，这又是没有审察清楚。学习《易》的各位先生为什么对此震惊，把它当作千古绝学呢？这种说法起初不过是自成一家的言论，并没有用来解释经文。刘长民首先说八卦图的位置是：乾一与坤八相对，兑二与艮七相对，离三与坎六相对，震四与巽五相对。它们的数位都是九，所以《说卦》说：“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解说者引用这段话来解释康节“三十六宫”的诗，也未尝不可。但若牵强引用《说卦》的文字来迁就它，那么所谓“天地定位”，同四九之数有什么关系呢？康节起初用它解释“数往知来”的旨意，说有已经生成的卦和未生成的卦；朱子进一步解释说：“从震到乾是已经生成的，从巽到坤是尚未生成的。”这样又是牵强引用《说卦》来迁就圆图的次序，而所谓“数往知来”，其实很不是经文的本义。然而对于六十四卦的卦象，从来没有人用这种次序来解释；学士解释二之三的“狐困”、初之三的“岁”、巽四之三的“品”时，却都说：“三是互离的数。” 震二的“七日”，他说：“七是互艮的数。”丰初的“旬”，他说：“十日为一旬。”这是把离三、巽五、兑二的数合在一起，大概是没有来得及深入思考就写下来了。互体，是周太史的说法；乾一兑二，是宋代陈抟、邵雍诸儒的说法。这两种说法必定不能合并。总之，陈抟、邵雍的图学自成一家，其中关于圣经的说法都是牵强附会地拼合起来的，这又是一个吴草庐。（问）宋儒中提出九卦说的有十多家，大多从反身修德的意义来解释。陈希夷《龙图》中也提到九卦，那么《系辞》中三次陈列九卦的意义，便与此没有关系了。胡仲虎等人于是另立一说，认为上下经恰好彼此相对：咸、恒与乾相对，损、益与履相对，困、井与谦相对，巽、兑与复相对，都是下经的两个卦对应上经的一个卦，共十二卦。上下二篇的卦数恰好相等，十二卦中只举九卦，是因为乾、咸是开始，兑是终结，始终两端都略去；上经从乾到履所得卦为九，下经从恒到损、益所得卦也为九；上经从履到谦所得卦为五，下经从益到困合计所得卦也为五；上经从谦到复所得卦为九，下经从井到巽所得卦也为九，这就是三次陈列九卦的次序。循环计算，上经从复到下经的恒所得卦为九，下经从巽到上经的乾所得卦也为九。近来多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然而果真如此吗？（答）《序卦》的旨意，应当专门按照正对、反对来理解才是。乾、坤、大过、颐、坎、离、中孚、小过是正对，其余五十六卦是反对，所以上下两篇各得十八卦，并没有参差不齐。如果说乾是上经的开始，咸是下经的开始，而把它们都去掉，那么复是上经的终结，兑是下经的终结，为什么只去掉兑而不去掉复呢？因为去掉复卦，就不能说有九卦；而从谦到恒得到十八卦，也无法贯通。况且从巽到乾得到九卦，这又数到了乾；那么从复开始数，也仍然应当数到咸，可是这样得到的卦只有八个，于是越过咸而数到恒，那么上经为什么又数到乾呢？假如这样，从巽到履得到十七卦，也无法贯通。如此看来，所谓《序卦》的旨意，按照胡氏的说法，增减牵强，并不是自然形成的法象。况且既然讲《序卦》，就应当有一套固定的例法；九卦之中有时得到九卦，有时得到五卦，也没有说法可以处理这种情况。就像戴师愈《麻衣易》说《序卦》应当把小畜放在履之后，如今却说是错简造成的混乱。《大传》三次陈列九卦的次序，履得到九，谦得到十五，复得到二十四，都同《龙图》的数相合，并非偶然。这些人都是举出圣经来迁就自己的说法，却不知道这是儒林的祸害，对于真正精微的经义丝毫没有帮助，大概都是从伪造的《龙图序》开始的。

译（问）关于三十六宫的说法，除朱子之外，有人认为太阴、太阳的位置是乾一与坤八相对、兑二与艮七相对；少阴、少阳的位置是离三与坎六相对、震四与巽五相对，因此以位置相配得到四九，合起来成为三十六宫。这种说法本于刘长民，略早于康节。有人认为震、坎、艮都是五画，共十五画，合乾为十八画；巽、离、兑都是四画，共十二画，合坤为十八画，因此按爻画分配得到四九，合起来成为三十六宫。这种说法出自《六经奥论》，托名郑渔仲。方虚谷则认为一阳在子时发生，正当“天根”，由此向左运行一百八十日；一阴在午时发生，正当“月窟”，由此向右运行一百八十日。十个天干为一宫，这叫三十六宫。这是按照先天卦气来说的。鲍鲁斋则认为从复到乾是阳辟卦，共有二十一条阳爻、十五条阴爻；从姤到坤是阴辟卦，共有二十一条阴爻、十五条阳爻，奇偶相配合成为三十六宫。这是按照十二辟卦来说的。如果拿朱子的说法来比较，哪一种更好？（答）还不止这四家，只是我近来健忘，不能全部举出了。我还记得先司空说过：“乾卦的策数是二百一十六，坤卦的策数是一百四十四，共三百六十策，正好相当于一年的日数。少阳上进却还没有达到盈满，少阴退却也还没有达到虚空，数目也是这样。”从天一到地十为一宫，因此用九、用六，有三十六宫；用七、用八，也有三十六宫。先宗伯说：“震、坎、艮是三个男卦，三个男卦的爻画共十八；巽、离、兑是三个女卦，三个女卦的爻画共十八。把六子的重卦数合计起来，也得到三十六宫。”以上这些说法，在义理上都说得通；然而它们不过是从卦画、卦位、卦策来说明，也不能超过朱子的见解。只有我从梨洲黄子那里听到的说法是：“康节所说的天根，就是性；月窟，就是命。性命双修，是老子的学说。康节自己追溯其学说源流到希夷，而这种道理与《易》并无关系；这也就是他自己叙述道家学说，而这种数理与《易》同样没有关系。”讲说者如果从《易》中探求，想要得到所谓三十六宫，那就不必了。黄子的说法最为精辟；但康节所说的三十六宫究竟指什么，尚且没有人知道，黄子也没有揭示出来。我偶然同当涂徐检讨颙尊谈到这件事，他欣然说：“正是这样。您难道没有读过《击壤集》中的诗吗？‘物外洞天三十六，都疑布在洛阳中。小车春暖秋凉日，一日袛……’能够移动一宫，这难道不是三十六宫的明文吗？天根、月窟，是老子的微妙言语；三十六宫，是图经所说的洞天福地。他们一定要用复、姤的说法来解释它，就如同《参同契》一定要用乾、坤、坎、离来分别气候、安排日期并加以推究一样。《参同契》借用《易》，并不是圣人作《易》的本旨。”这足以作为黄子《易学象数论》的笺疏了。检讨所著《管城硕记》，考证最为精密广博。（问）厚斋先生说，蔡泽引用《易》中的“亢龙有悔”，这是说居上而不能居下，守信而不能屈身，前往而不能自行返回的人。蔡泽在秦国任相数月便归去，归还相印并不是只知道这个道理，也确实实行了它；厚斋为什么如此深深地赞许蔡泽呢？（答）蔡泽哪里懂得《易》？蔡泽凭借能倾覆危局的辩说，趁范睢处境危急之时挑动并取代了他，所以他的进身和所得都不是正当的。他居于相位，却一点建树和进言也没有，所以他的保位也不是正当的。他只不过善于退身，没有陷入丧亡罢了。仔细考察蔡泽的内里，大概是以苏秦、张仪的权术开始，以黄帝、老子的权术结束。他对于苏秦、张仪的权术已经很狡黠，但从黄帝、老子那里得到的还很粗浅。吴礼部校订《国策》，其中的说法大略同我的意见相合。（问）厚斋解释《井》卦九三，荆公说：“求王明。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不同于常人的求取方法。君子对于君主，用不求取的方式求取；对于百姓，用不取用的方式取用；对于上天，用不祈祷的方式祈祷；对于天命，用不知晓的方式知晓。”《井》卦的道理就是不求，只是以不求的方式求取罢了。厚斋认为这番话的意义精妙，是各位儒者所不能及的；义门却认为这只不过是辅嗣清谈一类的话。究竟怎样？（答）厚斋的赞许固然过分，但义门认为这是清谈，也不对。这几句话其实是荆公一生的作为，是他一生的心法。所谓“以不求求之”，就是他屡次被征召却不肯出仕的秘术；“以不取取之”，就是吕惠卿不增加赋税而使财用自足的秘术；“以不祷祷之”，后来一变而成为“天变不足畏”的邪说。这是荆公解释经义最为悖谬的地方。（问）厚斋说，陆希声作《易传》，却不知道“比之匪人”的训释与《易》相违背。考察《唐书》本传，只说陆希声居官时没有什么显著作为，没有记载其他事情，所以阎潜邱怀疑厚斋，大概是把希声误认为文通了，是这样吗？（答）希声怎么会同文通混淆呢？这件事见于杨文公的《谈苑》，叶石林的《避暑录》也叙述过，厚斋的依据正是这些书。书中说：“当初希声闲居时，供奉僧聓光因为擅长书法得到宠幸，曾经跟随希声学习执笔的方法，于是请求希声援引自己，寄诗给他说：‘笔底龙蛇似有神，天池雷雨变逡巡，寄言昔日不龟手，应念当时洴澼人。’聓光就凭借这件事把名声传达给显贵宠幸之人，因而得到召见。昭宗末年急于求取士人，所以最先倒向朱朴，对希声也是如此。”按照此事考察，这就是所谓“比之匪人”。潜邱学识广博，只是没有考察到这一点；这件事也可以补充《唐史》的遗漏。（问）喻湍石说：“《泰》卦中小人之道消退，并不是消灭小人，而是把小人教化为君子。厚斋采用这种说法，而您却非难它，为什么呢？”（答）这话表面上新颖，实际上违背经文的旨意。“小人道消”，就是把小人教化成君子；那么“君子道消”，难道就是把君子教化成小人吗？由此便可以知道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了。须知小人有时可以教化成为君子，君子却必定不会教化成为小人；不如旧说妥当。（问）谢观察解释《中孚》卦，他说到“虞”“吉”时，是否另有含义？其中说到燕，十分奇特。（答）谢观察是我的好友，他笺释经书常有独到见解；但也有喜好奇异的毛病，不能不加以审察。像这一条，因为《中孚》卦有豚鱼、鹤以及鹤的鸣声，便牵强附会地搜罗同类事物，进而说到燕，又说到虞，硬把它们都视为飞禽走兽之属，实在荒诞。

译（问）“西南得朋，东北丧朋”的说法，程子的解释已经很清楚了，但朱子不接受，为什么？（答）阴阳的趋向和取舍，大凡阴没有不把顺从阳看作可庆贺之事的，所以程子的说法不可改变。朱子大概是想把上文“后得”的“得”贯通到下面“得朋”的“得”，所以说应当返回西南；却不知道在得失之间，有时正是以丧失作为获得，应当以程子的说法为正确。（问）《春秋外传》中关于筮法的“贞屯悔豫皆八”之说，实在非常难以理解，沙随的解释尚且没有说清楚。近世如安溪所说的，先生尤其认为荒谬，究竟应当怎样解释？（答）关于贞、悔的通常规则，有变爻时就以本卦和之卦来分别；没有变爻时，就以内卦和外卦来分别，原本是不可改变的。唯独这里所说的贞、悔，另有一种解释。韦注说：“内卦为贞，外卦为悔。”下为震、上为坎是屯，下为坤、上为震是豫；得到这两个卦，震在屯卦中属于贞，在豫卦中属于悔，其中两个阴爻都不动，那么这就是两次筮得的结果。大概第一次筮得屯，第二次筮得豫；这两个卦体各有一个震卦，一个在内，一个在外，而且都得到八，所以说“贞屯”，说“悔豫”，意思是合并两次筮卦而共同得到一个震卦，因此分别标明贞、悔。后人不了解这一点，竟把本卦、之卦的贞悔套用到这里，当然就错乱而难以吻合了。两次筮卦都得八，是一个奇特之处；两个八都在震卦之体中，又是一个奇特之处；两个震卦都得到“建侯”的卦辞，又是一个奇特之处。屯卦的八变为晋，豫卦的八变为泰，都是吉兆。总之，两个卦的卦辞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不必再去寻求之卦；如此明白的道理，难道还要等到司空季子才知道吗？可是当时掌管筮占的史官却认为这是不吉，真是妄人。何况，以事情的开始为贞，以事情的终结为悔；贞屯之震，是文公取得国位时的占筮，然而高梁刺杀以及焚烧公宫等事，说明其中仍有不安。悔豫之震，是文公平定霸业时的占筮；阳樊、城濮的功勋，是顺势行动而取得的，征兆十分明显，没有必要再从旁推求；这确实不是完全按照筮家所说的贞悔规则。等到读朱子答复沙随的信，他也说似乎是连续得到两个卦，两个卦都没有遇到老阳、老阴的爻，所以都说是八。然而两个卦中都有阳爻，为什么偏偏说都是八？这似乎也不妥。朱子说连续得到两个卦，这是对的；他疑惑两个卦中有阳爻，为什么偏偏说都是八，这种疑惑却是拘泥了。大概两个卦的震卦中，两个阴爻都不动，所以以两个阴爻为主，因而说都是八。可惜朱子没有看到这一点。假如按照沙随的说法，屯变为豫是三爻变；那么其中不变的三个爻，在屯卦中也是八，在豫卦中也是八，这本来可以这样说。但是三爻变应当以变爻为主，怎么还能把它称为八呢？这在古代筮法中没有这样的文义。安溪另外提出一种说法，他所谓卦由八来成就，对于用八的本旨尤其错误。如今看来，韦注所说内卦、外卦分别为贞、悔，本来已经很明白；只是世人没有深入考察，于是疑惑越来越多。（问）“泰之八”这一条最难理解。像先儒认为这是六爻不变，是因为董因的占辞只称说本卦的卦辞；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但如果果真如此，为什么又说“之八”呢？比如《春秋内传》僖公十五年，秦伯攻打晋国，筮得蛊；成公十六年，晋厉公攻打楚国，筮得复；昭公七年，孔成子拥立国君，筮得屯；《孔子家语》说孔子自己筮得贲；《干凿度》说孔子自己筮得旅。这些都是六爻不变，却都没有说“之八”。那么，旧说把它托付于夏、商时代的《易》，其错误已经显现了。若认为三爻都变，那就是泰卦之坤。这是由于误解“贞屯悔豫”为屯变豫，又援引这个例子笼统地说成八，是讲不通的。筮法是有两爻或一爻不变，才开始称作七、八；那么泰之八，它所遇到的情况有：六四不变为观，六五不变为晋，上六不变为萃，六四、六五不变为剥，六五、上六不变为豫，六四、上六不变为比。如今只说“泰之八”，卦辞又没有引用任何一卦的卦辞，难怪后世茫然不解。（答）我因此推断这六种卦，认为当日所遇到的应当是泰之剥。假如是观、晋、萃、豫、比，那么卦辞不是说“建侯行师”，就是说“锡马昼接”；不是说“假庙”，就是说“盥荐”。这些都是晋公子几乎有幸得到、却不敢断定的说法；如果是大吉，又有什么可疑的？不应当董因一句也不提这些，反而只取本卦的卦辞。只有变为剥，才嫌它不吉，所以最终不再引用卦辞，而另作一番说辞。然而实际上，从泰变为剥，凡事都不吉；唯独争夺国位是吉的。两爻都不变，有的认为应当占下爻，有的认为应当占上爻，意见也很不相同。像这种卦，如果是争夺国位，就应当占六五；泰卦六五是“帝乙归妹”，剥卦六五是“贯鱼以宫人宠”，那么取得国位就是确定无疑的了。董因没有见到这一点，只取“大往小来”的说法，那么他对于“泰之八”又有什么理解呢？近世的经学家也有很多知道旧解不对，所以萧山毛检讨认为是泰之豫，桂林谢御史认为是泰之晋；但为什么竟然没有人想到两卦的卦辞呢？我因此认为所遇到的是剥，虽然这也是出于悬揣的推测，但在道理上比较接近。穆姜筮问时，得到艮之八，史官认为是艮之随。解释者认为史官有所忌讳，所以妄引随卦来作说明。假如不把随卦作为实际结果，那么艮卦四个阴爻不动，谁能知道究竟是哪一爻？这正是董因所用的例子。

译（问）《易》的卦象用于筮占，各诸侯国都应当有，为什么韩宣子唯独在鲁国见到它？而且《易》卦象为什么被称为周礼？不应当当时各诸侯国都没有《易》卦象。（答）考察此事，陈潜室曾经谈到过。潜室说，《易》曾经用于卜筮，但掌管它的是太易，隶属于太史；各诸侯国大概没有这部书。因此《左传》所记载的卜筮卦辞，在各诸侯国所见到的都不同于《周易》，而是另外一种占卜书。唯独周史和鲁国所筮，都是《周易》的正文。由此可见，《周易》只有周王室和鲁国拥有，所以韩宣子说周礼在鲁国。潜室的话大体上说得对，但所考察的还不够完备。《前汉书·艺文志》中有《大次杂易》八十卷，就是所谓自成一类的占卜书，大概属于如今《易林》一类。杜预明确说当时有杂占筮辞；但春秋时代各诸侯国并不是从最初就完全没有《周易》的筮法，只是文献不足而散失了。所以《左传》记载筮辞时，凡使用《周易》的，必定说“以《周易》筮”，不让它同其他筮法混淆。庄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人用《周易》去见陈侯，陈侯让他为敬仲筮问，得到观之否；昭公五年，叔孙穆子为庄叔出生之事用《周易》筮问，得到明夷之谦；哀公九年，阳虎替赵鞅用《周易》筮问是否能救郑国，得到泰之需；至于襄公九年，穆姜居住在西宫，筮得艮之随；昭公十二年，南蒯叛乱，筮得坤之比，虽然没有说是用《周易》筮问，但这些占辞都引用了《周易》的文句，这可以证明潜室所说的《周易》筮法只用于周、鲁。到了昭公七年，孔成子拥立卫灵公，两次筮问都用《周易》；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筮问迎纳周王；襄公二十五年，崔杼筮问迎纳妻室。这些虽然没有说用《周易》筮问，但都引用了《周易》的文句，因此不能说诸侯国都不用《周易》，只是使用它的较少罢了。闵公元年，毕万筮问在晋国出仕，得到屯之比；僖公十五年，秦穆公筮问攻打晋国，得到蛊；晋伯姬筮问嫁往秦国，得到归妹之睽；成公十二年，晋厉公筮问攻打楚国，得到复；这些都使用了杂占，这可以证明潜室所说诸侯国的筮法另有一种占卜书。至于闵公二年，成季出生时筮得大有之乾，也引用了杂占，这说明鲁国也并非从不兼用其他书，只是使用《周易》的时候更多罢了。大概在周朝初年，典章礼制流行，《易》象这一经必定无不颁行到各诸侯国；到了后来，有的残缺散失，不得不参用杂占。唯独鲁国保存着周公旧日太史所藏的《易》，仍然如故，这就是韩宣子赞美鲁国的原因。全谢山先生《经史问答》卷二，余姚史梦蛟重新校订。《尚书问目答董秉纯》（问）四岳，按照孔安国的传注，就是羲和。然而按照韦昭注《国语》的说法，四岳是共工的从孙，炎帝的后代。杜预注《左传》也说是太岳，神农的后代。因此厚斋认为四岳不是羲和，而《国语》说羲和是重黎的后代，不知是否正确？（答）羲和是重黎的后代，以《吕刑》来证明，似乎可信。但《左传》说重是少昊的四个儿子之一，黎是颛顼的后代，那么他们都不是太岳的宗族，这是孔注不可遵从的第一点。按二十二人的数目相合计算，十二牧加九官，而太岳只以一人总领四方的职任，恰好得到二十二人；又不应像羲和那样分为四人，这是孔注不可遵从的第二点。况且四岳又称太岳，哪里有四个人共用一个名称的道理？这是孔注不可遵从的第三点。但考察《夏书·仲康之诰》《胤征》，似乎当时合并为一个官职；不知道是重的后代失去了职任而由黎兼掌，还是黎并入重氏，年代久远，难以考察。司马迁之所以混称，是因为出自重、黎而无法辨别。认为四岳就是羲和，也不是孔氏首创，《伏生大传》中已经这样说了。（问）“荥波既潴”一句，郑玄、贾逵把“波”改作“播”，古文写作“嶓”。有人引用《尔雅》“水从洛水流出称为波”，有人引用《职方》“豫州的水泽有波、溠”，那么就不必改字了。然而究竟《职方》和《尔雅》应当依从哪一个？（答）应当依从《职方》。波水发源于霍阳，流入汝水，详见《水经》。《禹贡》没有治理汝水的文字，而《孟子》中有。若明白波水就是霍阳之水，那么这就是大禹治理汝水的事。汉人所说“治一经必合五经而训诂之”，就是这个意思。（问）《淮南子》说共工曾经治理洪水，这件事也见于《竹书》，那么《尧典》“滔天”二字大概是指治理水患，正好同“驩兜方鸠僝功”的话相合。（答）事情确实如此，所以龚明水曾经这样说过，但他的解释不对。《淮南子》等书所记载的事情多同经书遗文不合，大半难以相信，《竹书》尤其不足为据。亭林先生喜欢引用《竹书》，这是他最大的失误。不过《淮南子》所说共工治水，本来是有根据的；但用它来注释“滔天”二字，却又不可以。怎么知道共工曾经治水呢？《国语》中太子晋说：“共工堵塞防护百川，削平高地、填塞低洼，以此危害天下。”崇伯鲧称共工有罪，那么“方鸠僝功”原本就是指治理水患。《淮南子》的话并非没有根据。贾逵、韦昭把共工说成炎帝时的共工，这是很不对的。因为原文明确说鲧沿袭共工堵水的方法而获罪被诛，那么二人就是先后任事者；下文又说四岳就是共工的从孙，能够辅佐禹治理蛊乱，这样看来，共工无疑就是四凶之一。大概共工治水没有成功，鲧接着治理也没有成功。不过帝尧所说“象恭滔天”，似乎不是以治水而言。考察《史记》，它写作“似恭漫天”；古文中常常通用，“慆”与“滔”相通，“慢”与“漫”相通，按照六书的例法就是如此。所以孔明说：“放纵懈怠，就不能精心研习。”孔安国传把“慆漫”解释为傲慢凶狠，孔颖达疏解释为侮辱上级、轻慢下属。既然如此，“滔天”就是轻慢上天。外表恭敬而内心险恶，正和虚伪的言语、行为一起肆意施展其恶，所以大禹把巧言令色视为与它相同的罪过，《史记》也说这种人淫邪乖僻而不可取。下文“洪水滔天”四字，也是把它一并指为共工治水的罪状。班孟坚《幽通赋》说“巨滔天以灭夏”，曹大家注释说：“滔，就是放纵泛滥。”新莽时又哪里有治水之事？由此可知，古人的训释，另有其所指。明代文氏《琅琊漫抄》曾谈到这一点，但把它解释为水势的说法也不恰当。

译（问）“纳于大麓”，《孔丛子》认为“纳”如同“录尚书”的“录”，似乎不可信。（答）三代时怎么会有“录尚书省”这样的官职？这显然是东汉人的说法。《孔丛子》所以被后人怀疑，所指的伪托之处，就是这一点。况且即使如它所说，那便是百揆的职任，为什么又要另行任命？既然是东汉以后所谓的录相，又和风雷有什么关系？徐仲山说：“大麓是司空掌管的地方，当时正治理洪水，所以舜或许亲自去视察。”这个说法比较接近事实。（问）关于商容的言语和行为，孔颖达疏引《帝王世纪》的一条，是关于他的言语；厚斋《困学纪闻》引《韩诗外传》的一条，是关于他的行为。然而《帝王世纪》似乎可信，《韩诗外传》似乎不可信。（答）很好，取舍得很审慎！按照韩婴的说法，商容想借助马匹来抗击纣王，只因不能做到，便认为自己愚笨；他不与人争执而隐居，又认为自己没有勇气，所以武王想任命他为三公时，他推辞了。商容在殷朝做官，却想要讨伐纣王，这是什么举动？难道仅仅是愚笨吗？又说他不争而隐居，便是没有勇气，这大概是战国七雄时代荒唐之徒编造的说法，所以早已见于燕惠王写给乐间的信中。总之，不值得相信。商容不在周朝做官，本来就是伯夷一类的人，韩婴的话反而玷污了他。厚斋先生也没有考察清楚。孔颖达疏只引用《帝王世纪》，正是经过斟酌的。（问）韦昭、郦道元把“五观”说成太康的五个儿子，后人又把“斟灌”说成“五观”。如果说是太康的五个儿子，那么他们就是贤德的兄弟；考察“五观”，却是叛臣，所以汉人把那个地方命名为“畔观”，这两者怎么会相同？如果说就是斟灌，那么斟灌又是夏相的忠臣，究竟应当听从哪一种说法？（答）把有扈氏和观并列称说，见于《春秋》内传；把朱、均、管、蔡和观并列称说，见于外传。至于东郡的县名叫畔观，既然说明它不是善类，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是把五观于是指为太康的五个弟弟，并因而把洛汭之地指作观，古人也已经对此表示怀疑了。厚斋王氏说：“五子陈述大禹的告诫，仁义之言蔼然可见，怎么会像世人所说的那样呢？”不过厚斋也只是用《尚书》来驳诘它，对韦昭、郦道元说法中彼此矛盾的地方，还没有完全揭示出来。东郡的畔观，并不是洛汭。观既然是一个侯国，那么“五观”是五个国家吗，还是一个国家呢？如果是五个国家，就不应聚集在同一地方；如果是一个国家，又不可能容纳五个儿子。况且五观凭借自己的国家违抗王命，又何必到洛汭去困顿栖身呢？可见按地理和事情考察，都不能相合。大概五观只是国名，就像三朡一样。现在因为太康的弟弟恰好有五人，便把“五观”与他们相配，这是诬妄。不过内传还没有这种说法，外传才开始把五观说成夏启的奸邪之子。如果是跟随太康的弟弟，却反而称作奸邪、叛臣，那一定是后来跟随后羿才会如此。曾读《续汉书·郡国志》说：“卫国原来是观国，姚姓。”于是恍然明白：畔观不是夏朝宗室的国家，更不可能是太康同母的弟弟。这足以辅助厚斋的说法。至于把斟灌说成畔观，皇甫士安说：“夏相迁到帝丘，依靠同姓诸侯，有斟灌、斟寻。”斟灌既然在帝丘，那么就是东郡的畔观。观、灌读音相同，所以可以牵强附会地联系起来。臣瓒又进一步说明：“斟寻在河南，太康居住在斟寻，就是《尚书》所说的等待于洛汭；夏相居住在斟灌，就是东郡的灌。”他还引用汲冢古文来作证明。不过考察应劭又说：“斟寻在平寿。”京相璠说：“斟灌就在斟寻西北，相距九十里。”杜预也说：“二斟都在北海。”臣瓒说斟寻在洛汭，考察洛汭有一个地名叫鄩中，就是周大夫鄩氏所居住的地方，恰好与洛汭相合，而且距离东郡的观也近，确实似乎可以作为依据。然而观是姚姓的国家，就不是夏朝宗室的斟灌了。靡逃奔到有鬲，收集二斟残余的力量；鬲在平原，正好接近北海，那么二斟自然在平寿，不在河南和东郡。吴斗南加以调和，认为二斟起初在河南，被后羿逼迫，弃国逃到平寿，这只是像骑邮传书一样的说法，不值得相信。大概五子就是五子，二斟就是二斟，没有办法把它们牵强合并。至于畔观，则是异姓国家，三种说法都不应施用；把这些纠缠在一起，疑惑就可以解开了。（问）既然如此，夏相居住在帝丘时，究竟依靠谁呢？（答）大概是在畔观已经平定以后，夏相迁到那里。二斟用东国的赋税为他防卫，就像晋文侯辅佐周王一样，也未尝不可。如果一定说他依靠畔观，那么观既已叛乱，又被说成启的奸邪之子，却不到几十年便率先改过向善，成为夏相的忠臣，前后怎么会如此不相符合呢？这些说法都是辗转附会，始终不能相合。（问）《胤征》一篇，苏轼认为羲和忠于夏而背叛后羿，所以不是仲康讨伐他的。陈直卿最称赞这种说法，它确实如此吗？（答）未必如此。夏朝史料散失得最严重，只能根据《尚书》和《左传》考察：太康失去夏都，居住在洛汭。当时后羿只是占据夏都，还没有侵犯三川。因此五子等待在洛汭，仲康应当就是五子之一。太康死后，仲康即位。这时的夏，大概如同东迁后的周，只能保有洛汭，未必能够返回安邑。先儒认为仲康是后羿所立，也未必正确。仲康虽然不能除掉后羿，却还能够自行即位，所以命胤侯掌管六师，讨伐羲和，逐渐削弱后羿的党羽，这本来就胜过周朝的平王、桓王。仲康死后，帝相更加软弱，后羿才开始兼并三川，帝相于是迁往帝丘，后羿篡夺夏朝的局面便形成了。读《五子之歌》，可以知道仲康曾经能够自行即位。他最终不能除掉后羿，是因为上天还没有厌弃这场乱局，后羿罪恶贯盈，或许还要等待时机。苏轼的议论虽然奇特，但应当知道，夏朝史书难道会保存后羿的文书吗？（问）《汉书·王莽传》说周公有七个儿子，而先生认为有八个，不知根据在哪里。（答）《左传》所说的蒋、邢、茅、胙、祭以及凡的支子共六人，加上禽父就是七人，本来就有根据。只是还不知道是否有世袭周公爵位的人。厉王时，周定公因参与共和而有大功；《左传》也多次说周公担任太宰，这不就是第八人吗？大概禽父作为嫡长子承受鲁公之位，次子世代担任周公，其余如凡、祭、胙、茅，都封在王畿以内；邢、蒋则封在王畿以外。考察《水经注》，凡也是外姓诸侯。

译（问）厚斋先生引《坊记》注说：“君陈是禽父的弟弟”，但可惜没有其他考证。潜邱又引《诗谱》，认为次子世代守护采地，正如先生所说，这难道不就是周公吗？（答）也不能马上断定。苏轼认为君陈大概和君奭、君牙是同一类人，很难确证他是周公的儿子。不过总而言之，叔旦的后代不止七人，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问）水心先生认为“惟辟作福”三句是可疑的：殷朝末年，纣王虽然凡事独断专行，但臣下必定有人窃取他的威权和福禄，所以才说这番话；否则箕子不应说这些。我的意思是，箕子的说法是告诫擅权的臣子，水心的说法是告诫昏庸的君主，二者可以互相补充而不相矛盾，是这样吗？（答）贤者的说法很好。不过三代以后，君主一天比一天骄纵，所以水心用来诘问箕子的意见，实在是很有关系的话。归根到底，《尚书》中的二典说得圆融：“天命归于有德者，五服以彰显之；上天讨伐有罪者，五刑以惩治之。”君主只是奉行上天的命令，刑赏本来并不是自己所得以独断的。那么说“只有君主”而又说“制造福禄”，便是不依据天命；说“制造威权”，便是不依据天讨，这难道不正是给自身招来凶祸、给国家带来危害吗？箕子在这一层意思上没有指出来。况且说“只有君主”而又说“制造福禄”，就会有窃取君主的福禄来制造福禄的人；说“制造威权”，就会有窃取君主威权来制造威权的人。他们起初是偷偷这样做，最终便肆无忌惮地这样做，都是由于君主不知道奉行天命，反而把威权、福禄看作自己制造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章〕 然而箕子在上文说：“不要自作好恶，要遵循君王的道路；不要自作善恶，要遵循君王的路径。”所谓王道、王路，就是天命、天讨，这层意义本身也互相补足。哪里知道后世君主只把这三句话奉为圣书，却失去了帝王战战兢兢、勤勉自省的心。“惟辟玉食”一句尤其有毛病。先儒说，荆公“丰亨豫大”的说法错误地以《周礼》“惟王不会”一句为根据，却不知道《洪范》这句话也同它有相互牵连之处。（问）《吕氏春秋》记南宫括说：“成王安定成周时，辞令说：‘只有我一人在成周营建居所，有善行很容易被看见，有不善也很容易被诛罚。’”《说苑》记南宫边子说：“成王占卜营建成周时，对龟所发的命令说：‘假如我有罪，四方讨伐我，就没有什么困难。’”《淮南子》说：“武王想在五行山修筑宫室，周公说：‘五行山地势险固，假如我们暴乱，别人讨伐我们就困难了。’”君子认为这表现了能保持盈满而不自满。《刘敬传》说：“周公营建成周，因为那里是天下的中心，有德便容易成为王，无德便容易灭亡。”有的说是武王，有的说是成王，只是这些话不见于营建洛邑的篇章，为什么？（答）这都是后世附会的话。周公营建东都，不过是把它作为朝会之地，从未要求后来的君王迁居那里。如果真是这样，《易》里就不应出现“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的话。设置险阻、守卫国家，是前代君王替子孙谋划；强调德行而不依靠险阻，是后代君王用来自我反省。两种话各有适用之处。圣王固然没有私心，希望后世长久拥有天下，但难道会听任天下轻易灭亡吗？至于五行山，就是太行山；那里虽然险峻，却过于闭塞，自然不能作为都城，并不是说在那里就难以灭亡。从三代直到今天，太行山一带的国家有哪个没有灭亡？却说讨伐它很困难吗？（问）《论衡》说召公活了一百八十岁，可信吗？（答）这是传闻之语。有人说召公是文王的庶子，有人说只是同姓之人，都无法考证。不过总的说来，他的年龄应当和武王、周公相近；到成王初年，召公也不会少于九十岁。从成王经历到康王，不过四十多年；康王即位以后便不再见到召公，他已经去世了。周初的几位老臣确实多享高寿：周公九十九岁，太公一百二十多岁，毕公也长寿。总之，他们没有活到昭王时代的；如果召公真活到一百八十岁，就会见到胶舟之变，那对召公来说并不是幸事。（问）《左传》引用《洪范》时称它为《商书》，为什么？（答）大概是殷朝遗民这样称呼，后人沿用了这种称呼。既然说“惟十有三祀”，那么把它称为《商书》也可以。微子、微仲终其一生直到第二代，都不称宋公，也就像《洪范》称为《商书》一样。商朝的异姓臣子，如胶鬲、商容，也都像高飞远遁的鸿雁一样隐退，不只是西山的伯夷、叔齐等人，可以说盛况极为可观。（问）《史记》说：武王讨伐纣王时，占卜所得的龟兆不吉，群臣都害怕，只有太公坚决支持他。考察《尚书》孔颖达疏也引用《六韬》说：“龟卜烧焦，筮卦又不吉，太公说：枯骨和腐朽的蓍草，难道还能超过人吗？”厚斋认为《六韬》不是太公所作，不值得相信。考察《尚书》说：“我的梦与我的占卜相符合”，那么《六韬》的荒谬就很明显了。（答）引用《泰誓》来诘问《六韬》，很好。《左传》昭公七年，卫国史官朝已经谈到这一点了。不过我对此还有一种看法：武王要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他所相信的是天命，并不一定要占卜，也不一定要托梦。假借梦和占卜来坚定众人的心，反而说明他自己的信念不够坚定。所以《吕氏春秋》记载夷齐的话，说武王宣扬梦境来取悦众人；顾亭林怀疑《泰誓》是伪作，也是这个原因。汤放逐桀而感到惭愧，这种德行本来就高于武王。梨洲黄氏说：“有了商汤的惭愧，君臣的名分才彰明，世人才知道故国不可以轻易剪除；有了《仲虺之诰》，揖让、征伐、诛讨的道理才归于一致，世人才知道独夫不可横行。”这话最为精当，武王逊让于汤，正在于此。周公作《多士》说：“不是我们这个小国敢于谋取殷的天命。”这也像是在替武王补上这一段失言，这就是周公功业伟大的地方。

译（问）汉魏以来，关于六宗有十四家的说法，错杂而不一致，应当怎样折中？（答）既然把六宗列在类祭上帝之后、皇天后土之前，那么禋祭六宗就应当是祭祀天神；随后祭望山川以及地神，然后遍祭各种神祇。如今有的仍然包括天地，有的又包括山川，还有的指为人鬼；不是杂乱重复，就是次序颠倒。六宗本应当实际列出其名目，但有的名目虽为六个，实际内容却不相称；有的按自己的意思凑成六类；有的甚至超过六类之外，这都是信口解释经书。因此，凡犯有这些问题的说法，不必详细诘问，其错误已经显然。伏生所说的天地四时，观点很古老，但和类祭上帝有所重复。欧阳和伯改变他的说法，认为六宗在天地四方之间，帮助阴阳形成变化；李合认为是六合之间；刘邵认为是太极冲和之气所化的六气。宗孟康认为是天地之间游行的神，这些都是欧阳和伯的说法，本来没有可奉为依据的地方，却勉强奉为依据。扬雄所谓神游六宗，说的就是这个。孔安国引用《祭法》，认为六宗是四时寒暑、日月星辰、水旱；但寒暑本来就是时令，祈雨则是有事时的祈祷，并不是大祭。解释者认为这种说法出自孔子。刘昭说：“假如果真出自孔子，后儒又怎么会纷纷争论呢？” 刘歆、孔光、王肃认为水、火、雷、风、山、泽是乾坤的六个儿子，因此把山川也包括在祭祀之中。贾逵所谓天宗，以日为阳宗、月为阴宗、北辰为星宗；地宗则以河为水宗、岱为山宗、海为泽宗，也有同样的错误。康成依据《周官·小宗伯》四郊注中的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来解释六宗，那么从司中以下全都是星神，六宗实际上只剩两个宗。虞喜认为地神有五类，合五为一而成六类；刘昭采用这种说法，则六宗实际上只剩一个宗。司马彪以日月星辰之类为天宗，以社稷五祀之类为地宗，以四方五帝之类为四方宗，这就把各种神都包括进来了；仔细核查，六宗实际上只剩三宗。至于张髦认为是三昭三穆、张迪认为是六代帝王，且不论当时是否已经具备七庙制度，所谓六代究竟是哪几位帝王，总之不应把人鬼列在山川之上。宋代儒者罗泌认为是天宗、地宗、岱宗、河宗、幽宗、雩宗，且不论经文上下的次序都被冒犯，轻重也不合乎等级。明代陶安认为类祭上帝就是祭天，禋祭六宗就是祭地，六宗是地数中的“六”，这又是根据虞喜的说法稍作改变。方以智认为，五方实际上有六位神：重为句芒，黎为祝融，该为蓐收，修、熙为玄冥，勾龙为后土。不知道五位人帝是五位天帝的配享神，怎么能另列为宗神？近来惠学士士奇认为，古《尚书·伊训》以及《周礼》所说的方明就是六宗，因为它上面属元、下面属黄，前面属青、后面属黑，左边属赤、右边属白，确实具备六合之气；这也属于天地上下、四方旁侧的说法。何况当时未必已有祭祀方明的制度？杭编修世骏认为是天地和四岳之神，也只是稍微改变伏生、欧阳和伯的说法。然而天地已经见于类祭上帝，四岳则是望祭山川首先涉及的对象。沈征君彤认为六府也不是天神一类，这些说法都免不了与上下文相抵牾。所以我曾认为卢植把六宗解释为《月令》祈年的天宗，其意义很深，只是没有列出天宗的具体名目，于是孔安国、郑玄两家的说法都可以附会进去，而无法显示为什么是六宗。那么天宗的六类究竟是什么？答：就是《左传》所说的六物。六物是：岁，指太岁；时，指四时；日；月；星，指二十八宿；辰，指十二次。这六类都是天神。天神之中，没有比这六类更合适的了。有时列举四时而把它分别开来，与岁、日、月、星、辰并列，这就称为九纪。《逸周书》中周公说：“我的文王父亲顺应九纪之道：第一是辰，第二是宿，第三是日，第四是月，第五是春，第六是夏，第七是秋，第八是冬，第九是岁。”又说：“九星。”《周书》说：“日、月、星、辰、四时、岁，这叫九星。”王深宁说：“九星就是九纪。”有时列举岁、日、月、星、辰而不列时，就称为五位。《国语》说武王讨伐殷时，岁星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大概列举五位，从而知道当时是冬季。有时列举日、月、星、辰而不列岁、时，就称为四类。王深宁解释《周礼》的四类，认为就是这四者；因为列出这四者，岁和时也就可以推知。有时列举日、月、星而不列其余三者，就称为三光，又称三辰，大概因为日、月可以概括岁、时，星可以概括辰。这些都是随着论述需要而错杂举出的名称。若用于祭祀，就必须确定为六类，所以称为六宗。《尚书》所说的禋祭，就是祭祀这六类；《月令》所说的祈年，也是祈求这六类。有人说，康成的说法认为郊祭是大规模报祭上天，以日为主神；祭月则以月为主神。既然日月不应再列入六宗，那又有什么关系？答：这也不对。日月既然配享上天，不应列入六宗；那么岳渎配享大地，为什么又可以列入望祭？这种说法也同样不值得讥诮。

译（问）今文《尚书》的传把七政解释为七始，古文《尚书》的传把七政解释为七纬。历代谈论《尚书》的人，大多主张七纬，叶梦得尤其斥责伏生的说法。近世李穆堂詹事攻击古文《尚书》的伪作，于是竭力主张七始之说。然而不知道古文孔传没有《舜典》，今文孔传的《舜典》一篇其实是王肃的本子，而康成解释《尚书》时已经主张七纬。郑玄、王肃都是伏生一派的学问，那么和孔传没有关系。这说法对吗？（答）七律山在《国语》中用来配七始，又称七元，刘昭注《汉志》时记载了这一说法，它最为古老。《隋志》也称七衡。但春夏秋冬不应和天地人并列为七类，因为四时都是上天的运行，而人的事务使它们得以完成。既然说天地人，四时已经包括在其中了。何况玑衡只能用于观测天象；对于地，有土圭、水臬等另外的器具；对于人，则完全没有可使用的地方。不如把七纬解释为玑衡，更为贴切。即使七律，也不应配七始。《礼记》不是说过：“宫代表君，商代表臣，角代表民，征代表事务，羽代表万物”吗？两个变音只是五音之外的余音。现在把天地人配宫、商、角，把征、羽这两个变音合在一起归入四时，彼此错杂而不整齐，并不是自然的法象。这虽然出自周、秦诸儒的说法，实际上却不足以作为依据。若说五星的名称最早见于《廿石》，而唐、虞时代还没有这些名称，那也不足以驳倒郑玄。五星以五行命名，始于甘公、石申。总之，荧惑、岁星、填星、太白等在天空中明亮运行的星象，并不是甘公、石申以后才有的。经文从来没有说“五星”，但说“抚于五辰”，这正是《尚书》的话。用日、月、五辰来解释七政，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我认为七政解释为七纬，应当以郑玄的说法为长。汉代以后谈七律的人，也有不把它配七始、而配七纬的。五代《会要》记王仁裕说：“黄钟属土，大簇属金，姑洗属木，林钟属火，南吕属水，应钟属月，蕤宾属日，称为七宗。”这样连七律也配上了七纬。然而五个正音反而配五辰，两个变音反而配二曜；难道二曜反而是五辰的余音吗？这个说法也不能相合。总之，七政是七纬而不是七始，这是确凿无疑的。至于七律，见于《国语》，只需把从子到午的七个同类相配，不必牵强附会为七始。若《史记》把北斗七星称为七政，马融采用这种说法，但他的解释也是：北斗第一星主管日、象法天；第二星主管月、象法地；第三星主火，即荧惑；第四星主土，即填星；第五星主水，即辰星；第六星主木，即岁星；第七星主金，即太白。这样仍然是依据七纬来解释，并不是把玑衡二星附会进去。由此又可见，七始之说自伏生以后没有人采用。至于《汉志》引用《益稷》“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却把末三字作“七始”，就更错了。假如专门用“七始”解释“七政”，那么“六律五声八音”就是七始所产生的内容，不应反而排列在七始之后。如果把七始等同于七律，那么两个变声是在牧野创制的，而歌唱《南风》时并没有这两个变声。

译（问）古人谈三江的说法极多，即使以沈存中的博学，也说不知道哪一个才是三江。所以前辈认为，按照今天所行的大江来寻找三江，就像按照汉代所行的大河来寻找九河一样，必然找不到，这最符合圣人所说的有意存疑、不强作解说的宗旨。然而众说纷纭，终究不能不加以考察。（答）关于三江，把它说成中江、北江、南江的，是汉代孔安国的传。他根据经文说有中江、北江，那么南江就可以推知，因此称为三江。它的水道是从彭蠡分成三股，流入震泽；又从震泽分成三股，流入大海。考察江水、汉水在汉阳汇合，合流几百里，到湖口与豫章江汇合，合流几千里后入海，这就是所谓彭蠡。然而江水到了彭蠡，是三水合为一水，从来不是由一水分为三水。况且震泽在今天常州、湖州、苏州三府的地域，直到隋炀帝开凿江南河，才开始与江水相通。在大禹时代，江水和湖水怎么会汇合？而且大江又是合流入海，也没有听说分成三股。因此前辈说安国从未南游，完全不懂吴楚地理；《尚书》传的说法是错误的。班孟坚《地理志》把松江指为南江，把永阳江、荆溪等水指为中江，把大江指为北江。司马彪《郡国志》沿用了这种说法，这与《尚书》传所说的本来就不同。孔颖达却引用它来证明孔传，司马贞又收入《索隐》，王荆公也采用了这种说法。但它所谓的中江发源于丹阳芜湖县西南，至会稽阳羡县东入海，考察阳羡就是今天的宜兴，虽与丹阳相接，但两地之间地势较高，又有丘陵隔开，水流分别向东西两边流。阳羡的水固然可以通海，但芜湖的水都向西北流，汇合宁国、广德、宣城、歙县等地的水，向北流入大江，怎么能向南流到阳羡呢？这些水本来都是支流，不足以充当经文所说的大江；明明有中江，却背离它而另说，实在毫无意义。又有人说，《地理志》中的中江是洪水时期原有的河道，大禹把它堵塞，用来安定震泽；但这样为什么不说“三江既塞”？所以《地理志》的说法更加错误。《水经》说江水到了石城分成两股，其中一股就是经文所谓的北江。南江则从牛渚向上经桐水，经过安吉县成为长渎，经过湖口向东便有松江流出。江水奇异地分开，因此称为三江口，向东到会稽余姚县以东入海。至于中江却没有说，不知道桐水就是今天的广德，长渎就是今天的太湖；两地之间地势较高，水流并不相通，就像丹阳和阳羡一样。而南江既然就是吴松江，又怎么能再从余姚入海呢？所以胡朏明怀疑“东则松江出焉”十五字是注文错误，混入经文之中。大概《地理志》把松江作为南江，《水经》则把分开的江水作为南江，郦道元想援引《水经》来与《地理志》相合，所以曲意附会。总之，这与《禹贡》不合，因此《水经》的说法也错了。郑康成《尚书》注说，左边汇合汉水的是北江，汇合彭蠡的是南江，岷山一带的是中江。康成没有见过《尚书》传，但他的说法颇与它相合，只是没有说流入震泽。唐代魏王泰《括地志》说，《禹贡》的三江都汇合于彭蠡，合为一条江流入大海。既然合为一江，就仍然不能称作三江，所以眉山以水味不同的说法来辅助它。古人谈水的味道，本来依据唐代许敬宗的说法。但大禹不是陆羽那样的人物，所以蔡九峰提出的疑问也不能说毫无道理。这种《尚书》注文的说法也不对。盛宏之《荆州记》说：江水发源于岷山，到楚国都城时扩大为十里，称为南江；到寻阳分成九道，向东汇合于彭泽；经过芜湖时称为中江；向东北到南徐州时称为北江，流入大海。这本来是汉代《地理志》的旧注：岷山的水称为大江，到九江称为中江，到徐陵称为北江。这只是一个源头而有三个名称，如今记载在《初学记》中，徐氏注《说文》也采用了它。但这仍然是一条江，不是三江。它与孔安国、郑玄的区别，不过是一个把南江说成大江的下游，一个把南江说成大江的源头；早晚颠倒，区别并不很大。因此《荆州记》的说法也不对。贾公彦《周礼》疏承袭孔安国、郑玄的说法而又加以改变，说江水到寻阳以南汇合为一条，向东行到扬州又分成三道入海。但彭蠡在寻阳以南，哪里有江、汉之水到寻阳才汇合，而大江到彭蠡又分开的道理？所以《周礼》疏的说法也错了。《初学记》又引用郭景纯《山海经》说：三江就是大江、中江、北江。汶山郡有岷江，是大江的发源处；崃山是中江的发源处；崌山是北江的发源处。这段话在《山海经》中原本从未用来说明《禹贡》的三江。杨用修于是说，各家都在下游寻找三江，为什么不向上游寻找呢？他说三江发源于蜀地，流入震泽，《禹贡》记载它们的源头以及下游。然而杨用修学问虽多，却没有考察大江和震泽本来并不相通，也没有想到三江如果都在夔峡以西，怎么能越过梁州、荆州而在扬州记载它们呢？何况《山海经》怎么足以解释《尚书》？试读《海内东经》：“又有大江出于汶山，北江出于曼山，中江出于高山。”这又是另一种三江说，当然是最不足以相信的说法。把松江、东江、娄江说成三江的，张守节说它们在苏州东南三十里，名为三江口：一条江向西南上行七十里到太湖，名叫松江，即古代的笠泽江；一条江向东南上行七十里到白蚬湖，名叫上江，也叫东江；一条江向东北下行三百多里，名叫下江，也叫娄江。这本来出自庾杲之《吴都赋注》，庾杲之又依据顾夷《吴地记》和《吴越春秋》所谓范蠡乘舟从三江口出发的说法，也就是《水经》所说的江水奇异分流。陆德明已经引用过它，张守节才专门主张这种说法，薛季龙、朱乐圃、蔡九峰都认为正确。但各种书都只说三江口，并没有把它说成三条江；何况东江、娄江是吴松江的支港，近得一苇可航，所以孔颖达早已非难这种说法，认为它与《周礼·职方》不相合。如今考察《吴都赋注》，说东江、娄江都入海；根据《史记·正义》，却只有娄江入海。

译既然如此，三江仍然只是一条江，而东江、娄江二江至今也没有确切考证，那么《吴地记》的说法同样错误。虞氏《志林》说松江到了彭蠡分成三道，它所谓的三道，大概就是指松江、东江、娄江，这就更加错误了。彭蠡是中江、北江、南江汇合的地方；这些水既然流入大江，就从毗陵入海，而松江的水却从吴县入海，怎么能流到彭蠡呢？所以《志林》的说法尤其错误。黄东发极力主张庾杲之、张守节的说法，却又对此表示怀疑，说自己曾乘船到吴松，完全没有看见所谓东江、娄江。考察《吴志》有白蚬江、笠泽江，或许就是古人所谓的三江吧？他不知道白蚬江就是东江，笠泽江就是松江。黄东发既遗忘了张氏原注，又凭空猜测，所以他的说法也不对。金仁山说：太湖以下的三江，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吴松江七十里以内叫松江，东南方向的是娄江，北面的是东江；另一种认为，太湖以下原本有三条江，吴松江只是其中之一。这样也就是怀疑松江、娄江、东江不足以当作三江，另设一种疑说来分歧它。究竟另外还有哪一条江呢？这又是想替自己的说法找辞解，却终于找不到。韦曜则说吴松江、浙江、浦阳江是三江，他的意思是，大江的望已经由彭蠡举出，于是向南涉及松江，再向南涉及浙江，再向南涉及浦江。然而浦江发源于乌伤，向东流经诸暨，再向东流经始宁，又向东流经曹江；然后折回永兴以东，与浙江汇合，因此只是钱塘江的一条支流，怎么能形成鼎足而立的三江呢？有的人又依据《吴越春秋》，把浙江、浦江、剡江说成三江；但浦江的源头不过是浙江的附属支流，剡江也不能和浦江相提并论。江东的支流有数百条，难道可以随意举出几条来混指为三江吗？只有《水经·沔水下篇》注引用郭景纯的话说：“三江是岷江、松江、浙江。”《初学记》错误地把这话说成韦曜的话。大概从扬州向东南斜转，扬子江又向东南，吴松江又向东南，钱塘江在三个地方入海，它们都雄据一方，包围淮海地区，是扬州三条最大的水道。南面隔着荆楚，东面直到越地，中间包含勾吴，除此之外没有可以与它们相比的水道，正好符合《职方》所说大川的宗旨。这也就是《国语》中范蠡所说的：“和我们争夺三江五湖利益的，难道不是吴国吗？”伍子胥说：“吴国和越国的境地，有三江环绕。”环绕吴、越两国疆域、成为两国必争之地的，如果不是岷江、松江、浙江，又是什么呢？蔡传旁通说得好：“三江不必牵涉中江、北江的文字，只要在扬州地域寻找它们的利害所在即可。那么水势最大的，没有比扬子大江更大的。松江、浙江在经文记载彭蠡之后，为什么舍弃大江，反而远远记录湖水的支流呢？由此可见，中江、北江与三江本来就不相合。”何况岷江一流入，彭蠡的各条水流也都包括在内；郑玄、孔安国等所谓中江、北江、南江，已经足以概括它们。松江一流入，具区的各条水流也都包括在内；庾杲之、张守节等所谓松江、东江、娄江，已经足以概括它们。浙江一流入，浦阳江的各条水流也都包括在内；韦曜、赵氏等所谓浙江、浦江、剡江，也已经足以概括它们。既然列举了三条最大的水道，各条小江也都包括在其中，所以这些说法都可以废弃。我曾考察宋淳熙年间，昆山县知县边实所作《县志》说：“大海从西边渒处分成南北两路，由斜转向西，朱陈沙称为扬子江口；从徘徊头向北，黄鱼垜称为吴淞江口；从浮子门向上，称为钱唐江口。三江既然都在禹所治理的范围内，而且历来没有改变，这种说法最为可靠。有人怀疑大江只有一条水道，不应既以荆州为标志，又以扬州为标志。不知道“江汉朝宗”这句话，尚且兼指汉水，到了扬州才开始专指一水。何况从南康到海门，直下有一千五百里，不能专属荆州。试用《禹贡》的行文体例来说：“淮海一带属于扬州，海岱一带属于青州，海岱以东至淮河属于徐州。”如果认为写在某一方域之下，就不能把它归属于其他地方，那么夏代史官也就失去了记载的体例。又有人怀疑禹在会稽召集诸侯，是在摄位以后；如果是在治水时，浙江还没有听说疏导过，便不应预列在三江之中。不知道《禹贡》概括众多水流，不应唯独遗漏浙江；而且会稽是扬州的山镇所在，禹四年治水不曾到达那里，必无此理。《禹贡》在导水一节没有说到它，也许是因为所施工程较少，所以略去罢了。至于顾宁人怀疑古说，所说的中江、北江、南江，就是桑钦所说的三江中的北江，即今天的扬子江；中江是今天的吴淞江。向东曲折流行，向北汇合成泽，大概指固城湖、石臼湖等湖泊；没有说南江，而以三江概括它们。南江是今天的钱唐江，我却不敢认为确实如此。根据前代儒者的说法，固城湖等湖泊是阖庐伐楚时开凿、用来运输粮食的；何况经文中的中江明明指的是大江，似乎没有理由牵强附会。如果胡朏明既主张康成的说法，又认为秦汉之间另有三江：把江水向东经过乌程到余姚、与浙江汇合入海的水称为南江，把芜湖水向东到阳羡、由太湖入海的水称为中江，把岷山之江称为北江。他的说法虽然与《禹贡》没有关系，却也属于没有考察清楚。江水从安庆流出到贵池，已经有山溪隔在中间，怎么能向东流去与浙江水会合？向北流入大江的水既然没有另立一个名称，向东由太湖入海的水又怎么能再称为江？胡朏明想要纠正《汉志》《水经》的错误，却不知道自己反而提出了臆测之辞。桑钦的说法，黄文叔很不以为然。后来季氏的图才引用它，说是向东汇入泽中；陈氏加以阐发，归熙甫因此把它定为结论。我私下认为桑钦的说法不可改变。

译（问）从前陆文安公在荆门，曾用《皇极讲义》代替祈禳祭祀，阐明“自己求取众多福禄”的道理，军民都受到感动。朱子摘取他的讲义中关于“大中”的说法，极力诋毁，认为荆门的教化其实是在收敛六极。我认为陆子是在顺应时宜、随从风俗之中，寄寓修道修教的宗旨，不必拘泥于训诂末节而对其中的是非加以评判。况且朱子说，近人谈“大中”，多半是含宏宽大的说法，它的弊端将导致汉元、唐代那样的局面。这种说法，如果说它是针对某种作为而发，还可以；但如果因为后世的弊病，便认为“大中”不能用来解释经义，岂不是过分了吗？【“笞”字疑为衍文或讹字】这本来是可以成立的。然而后世排斥朱子的人，必定要把“皇极”解释成“大中”，认为汉唐以来的旧解全都相同，我又不敢相信。依据他们所说，“皇”解释为“大”，六经都是如此，从来没有训为“君”的。只有《大雅》的“皇王烝哉”、《顾命》的“皇后凭玉几》、《吕刑》的“皇帝清问下民”，都与“君”字接近，但实际上都训为“大”。即使“王”字也训为“大”，如“王父”就是称“大父”。我不敢援引太远的材料，就用汉儒关于《尚书》的学说来证明。《洪范五行传》说：“皇之不极，是谓不建。”接着解释说：“皇就是君，极就是中。”康成根据《大传》“皇作王”说：“王就是君。”这里不说形体，而说“王”，是因为五事象征五行，“王极”象征天，也就是“极中”。“王”象征上天以情性覆盖并成就五事，形成中和的政治。《五行传》又说：“在这种时候，就会有射妖。” 康成说：“这是射中君主所立中道的尺度。”射箭的人将要发箭时，必先在这里校准；仪式一发，箭就会射中那里。君主将要发布政令时，也先在朝廷中衡量斟酌；政令发出后，就会得到百姓之心的响应。《五行传》又说：“在这种时候，就会有下民攻伐上位者的灾病。” 康成说：“夏侯胜解释，‘伐’应当作‘代’，意思是君主行事不遵循常道，这是君主所立中道的气运失常而产生的病。”上天对于不合中道的人，常常厌恶并使其遭受祸害，以贤者取代他。《汉书》说：“皇极，是王气的极致。”既然如此，汉人把“皇”训为“君”，伏生说过，大夏侯、刘向说过，郑氏也说过；把它训为“大”的，只有孔氏罢了。孔氏的说法并不早于伏氏，因此不必因为六经中的“皇”没有训为“君”的例子，就强行把《洪范》解释成与之相合。至于六书的意义，《尔雅·释诂》说：“皇，就是君。”这也是小学类书中最古老的说法。有的人说，“皇极”这一章既然是称说人主的，通篇都称“汝”，却只有“皇建其有极”“惟皇作极”“皇则受之”“时人斯其惟皇之极”四句称君，认为体例不相同；但古人的文例，恐怕不能这样评论。朱子说，如果按照孔注，那么“惟大作中”“大则受之”都不能成为通顺的话。有人认为这正是古人曲折难懂的措辞。文辞曲折本无妨碍，但是“惟大作中”一句中，“大”和“中”成了两层意思，文意便支离而难以贯通了。所以，把“极”训释为“中”是可以的，但“皇”却必须解释为“君”。而且我曾读《后汉书》，又有了进一步的领悟。马融在对策中引用《尚书》的说法说：“大中的道理，在天上是北辰，在地上是大君。”蔡邕回答诏问说：“皇之不极，只有建立大中的道理，才是补救办法。”既然这样，即使按照孔安国的传注，难道也能离开“君”来解释它吗？我平生解释经书，从不敢专门奉行一家之说，以引发口舌之争，只求得到正确的解释罢了。所以说陆子用“大中”解释“皇极”而妨害治道，这种说法必定行不通。至于“皇极”的解释，本来应当以朱子为宗。郑筠谷宫赞曾对朱子的皇极说不满意，对我说：“这大概是针对建中靖国年间说的吧。”我怀疑汴京的事情已经相距很远，朱子所指未必是那里。偶然读到周正字南仲的对策说：“陛下聪明，却被小人蒙蔽，有三件事：第一叫道学，第二叫朋党，第三叫皇极。仁义礼乐称为道，考问辨析、讲习学习称为学。人有不知道学习，学习又听不到道，都是被弃置的人材。古人使天下共同趋善，所以称为道学，这是最美好的名称。” 小人诬陷他人，自己不能行善，便憎恶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反过来攻击他们，说道学是天下最坏的名声。陛下听信了这种说法，于是把有才有学的人以道学之名弃置了。坏名声一旦形成，大家争相躲避，迁就逢迎，销声匿迹的人便不可胜数。小人诬陷之事还不停止，又把那些不附和他们、反而责骂讥刺他们的人，也一概视为可疑，说：‘我既然毁谤他，你为什么默不作声？这就是和道学结成朋党。’陛下又听信了这种说法，于是中立不偏的士人也因朋党之名而不能任用。全国的士人，不陷入道学之名，便困于朋党之名。只有那些不能辨别是非、却自以为聪明，没有操守坚持、却自以为贤能的人，才窃取箕子关于公平正直的说法，作为庸人自我方便的地盘，于是建立皇极的议论便兴起了。箕子所说的有作为、有谋略、有操守，是指有才能、有道义、有操持的人。你应当记住他们，片刻也不可忘记。不合于中道而仍然接纳他们，是说他们虽然有所偏失，最终仍有可用之处，也应当收容、整治而使其成就。如今所谓道学、朋党之人，正是皇极所应当任用的人。为什么要抛弃天下有才能、有道义、有操守的人，反而任用那些庸人——外表似乎没有过失，内心其实奸诈虚妄——还说这是建立皇极呢？” 其中没有别的缘故，只是让庸碌无能者得到尊贵地位，使与庸俗不同、应当奋发有为的人被排斥，于是天下的大祸便从道学开始，终于皇极。由此可知，朱子所指的，正是当时郑丙一类人的议论；然而用这个来讥刺陆子，难道不是所谓怒气发在内室，却在市场上显露脸色吗？全谢山先生《经史问答》第三卷。余姚史梦蛟重新校订。《诗问目》答张炳

译（问）“正乐”和“正诗”有时分为两项，有时合为一项。先生说，正诗是正乐中的一件事，大概正乐的条目中，有许多是纠正僭越的，例如宫悬不应当用于诸侯，曲悬不应当请用于大夫，舞佾、歌《雍》都是这样；有的是纠正有关官员失传的错误，例如《大武》的乐声过度而涉及商音；有的是纠正节奏的紊乱，例如翕、纯、缴、绎等条目的次序；有的是纠正声音而加以斥退，例如郑、卫、齐、宋四种声调，以及北方边地杀伐之声；有的是纠正仪容，例如《大武》舞蹈中左手执盾、右手执戚的姿态；有的是纠正乐器，例如歌《韶》必定要用首山的竹、龙门的桐；有的是纠正名称，例如《大武》的乐名，据泠州鸠的话另有四个名称，怀疑不能作为根据。而其中最大的一项，在于雅、颂的使用失当，这一点最为详尽周密。只是关于雅、颂的使用，先生列举了《左传》《大戴礼·投壶》以及石林叶氏、竹村马氏和《毛传》的异同，希望分科列举、条理分析。”（答）“今天人们共同知道的，例如《左传》中宁武子所说的《湛露》《彤弓》，是一条；叔孙穆子所说的《肆夏》《文王》，又是一条。这些都是雅诗使用失当的例子。” 《大戴礼记·投壶篇》说，雅诗共有二十六篇，其中八篇可以歌唱：有《鹿鸣》《狸首》《鹊巢》《采苹》《采蘩》《伐檀》《白驹》《驺虞》；另外八篇已经废弃，不能歌唱；其中七篇是商、齐之声，可以歌唱；还有三篇用于间歌。考察《投壶》的文字最为古老，所以列在经书中，但它的说法却难以理解。二雅共有一百零五篇，却说只有二十六篇，这是第一处不可理解；《白驹》是变雅，如今却列在正雅中，这是第二处不可理解；八篇之中，《鹿鸣》《白驹》一篇是正雅、一篇是变雅；《狸首》据康成说是曾孙侯氏之诗，也属于雅诗；《鹊巢》等四诗是南乐，却也列在雅中，这是第三处不可理解；《伐檀》明明是变风，却也列在雅中，这是第四处不可理解。分别说来，南乐混入雅诗还可以理解，变雅混入正雅却不可以；变风混入变雅还可以理解，竟然混入正雅就不可以了。至于商、齐七篇，不知究竟是什么诗。据《乐记》说，商是五帝遗留下来的声调，因此康成把它们当作商颂，是错误的；齐是三代遗留下来的声调，这些都在雅、颂之前，为什么《投壶》竟也指为雅诗，是第五处不可理解。” 这难道不是雅诗使用失当吗？当然不只是《左传》所说的那些例子。考察汉、晋时期，仍然把《投壶》的说法用于宗庙朝廷，可见孔子虽然曾经加以订正，世人却没有知道改正，实在可叹。至于石林叶氏的说法，更是前人没有阐发过的。吴札观乐时，把大雅看作文王的德行，把小雅看作周德衰微但还保留先王遗风；这样看来，所演奏的小雅全是变雅，大概把《板》《荡》等所有变雅诗误合为小雅；所演奏的大雅全是正雅，大概又把《鹿鸣》《伐木》等所有正雅诗误合为大雅，这是次序错乱中最严重的。这个说法大概本于刘炫用来纠正杜预的错误，用来解释雅诗使用失当，最为精密。袁清容说：小雅如果说是周德衰微，那就是从《六月》一直到《何草不黄》了；《鹿鸣》到《菁莪》都是赞美之诗，怎么能说是周德衰微呢？大雅确实可以说是文王的德行，但《民劳》到《召旻》都是讽刺乱政的诗，怎么能说是文王的德行呢？所以可以合乐的，小雅到《菁莪》为止，大雅到《卷阿》为止。考察起来，清容似乎没有见过石林的说法，却恰好与它相合。然而各书所说的，都是雅诗使用失当；至于颂诗使用失当，石林的说法也颇为含混。我考察《毛传》，《丝衣》是绎祭时迎接尸的诗；高子却认为是祭祀灵星的尸，那么当时一定有用它祭祀灵星的情况。楚庄王叙述《大武》时说，第三章叫《赉》，第六章叫《桓》，末章叫《武》；但今天流传的次序却是《桓》在《赉》之前，《武》又在《桓》之前，所以杜预说这是楚国乐歌的次序。这些都是颂诗使用失当的例子。尤其高明的是竹村马氏的说法，他认为穆叔不拜《肆夏》，是因为它是天子用来享宴元侯的乐歌。《肆夏》是颂诗，为什么会混入雅诗，天子还拿它来享宴元侯呢？这一定是旧时沿袭的习惯，所以穆叔虽然懂礼，也不知道其中的错误。穆叔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大概鲁国用禘祭的乐歌来享宴宾客，于是凡是颂诗都拿来充作雅诗，使用于燕礼，直到孔子才加以订正。夹漈说：南乐混入雅诗还可以，颂诗混入雅诗却不可以。（问）既然如此，商、齐之诗究竟是什么诗？（答）竹村曾说：《康衢》是风诗的祖源，《喜起》是南乐和雅诗的祖源，《五子之歌》是变声的祖源，这些都是商、齐遗留下来的声调。由此推论，就是放斋所说的太始天元之策、包羲罔罟之章、葛天氏的八阕、康衢的民谣，凡是古诗的起源，都属于商声。大概商声有正声而没有变声，齐声则有正声和变声。大传所说的“大训大化、九原六府”，都是禹的乐章；《九辩》见于《山经》，总括起来就是九功、九德的九歌。《吕览》所说的《晨露》是汤的乐章，这些都是雅诗的祖源。从《五子之歌》以下，变声日益增多，例如《麦秀》、如《采薇》、如微子哀悼殷亡的诗、如《祈韶》，都是变声，也就是齐声。其中有的多属假托，所以孔子没有收入。” （问）那么程文简公泰之说，除了雅、颂、南、豳以外，其他诗都不入乐；顾亭林极力信奉这种说法，而先生不以为然，为什么？（答）古代从来没有诗而不入乐的，这只是泰之的错误说法。只是有些诗不用于宗庙、朝廷的祭祀和宴享，而属于乐府，便演奏它来观察民风，这也仍然是乐。所以吴札请求观赏周乐时，各诸侯国的风诗都演奏了；如果这不叫乐，那叫什么？古代连四夷之乐尚且陈列在天子的朝廷上，何况各诸侯国的风诗呢？亭林在这里说错了。何况变风也不能一概而论，卫风的《淇澳》、郑风的《缁衣》、齐风的《鸡鸣》、秦风的《同袍同泽》，其中未尝没有正声，这一点也不可不知道。清容说：也有不是祭祀告神之诗，却称为颂的，《敬之》《小毖》《振鹭》《闵予小子》等篇就是如此。考察起来，这些诗不是颂，却附在颂中，是因为它们的音节不像雅诗。把这些诗取来诵读，就可以看出来。

译（问）野处洪文敏公说：“卫宣公父子的事情，《毛诗》和《左氏传》都有记载。但是宣公在隐公四年十二月即位，到桓公十二年十一月去世，共十九年。姑且按照他即位之初就实行烝乱来计算，急子又在第二年出生，那么势必要到十五年后才娶妻。娶妻以后才生下寿和朔，一个能够救兄长，一个能够夺取嫡位，都不是十岁以下的孩子所能办到的。这样说来，这十九年怎样才能解释得通？野处的话该如何解释？”（答）《春秋》孔疏中已经说到这一点了。宣公是庄公的庶子，夷姜则是庄公的诸姬之一。庄公死后，长子桓公在位十六年，才发生州吁之难；宣公即位时，烝乱的行为应当发生在这十六年之内。这样便有了足以长到成年的儿子，《鱼网》《离鸿》就是宣公即位初年的事情，年龄也能够相互吻合。不过，我还要补充孔疏遗漏的一点：桓公在位时，先君的嫔妃仍在宫中，宣公当时只是公子；如果说他能出入宫中与夷姜私通并公然生子，那么宫廷政事不应当淫乱到这种程度。桓公应当早就受到《鹑奔》一诗的讽刺了。所以这件事终究可疑。《史记》把夷姜说成宣公的夫人，毛西河极力主张这一说法，也是因为这个疑点而设法解释。但凡是《史记》与《左氏传》不同的地方，大多是《左氏传》正确而《史记》错误；而且这样重大的事情，《左氏传》不应当毫无根据地妄说。可惜孔疏没有涉及这一点。这件事也只能暂且搁置，作为疑案。（问）《唐风》《扬水》等诗的序与《史记》相合，华谷严氏认为不是这样。考察《左氏传》，似乎华谷的说法正确。朱子仍依从诗序的说法，大概是华谷出生在朱子之后，没有见到他的《诗缉》。先生认为是这样吗？（答）曲沃从桓叔到武公，祖孙三代，用尽七十年的力量才取得晋国，都是因为晋国的遗臣旧臣不肯改变心志。这些人真是陶唐遗民，而文侯则承受了心向王室的余泽。诗序和《史记》的说法都错了，现在按事情的曲折次序说明。平王三十二年，晋国大臣潘父杀死昭侯，迎立桓叔。桓叔将要进入晋国时，晋人攻打他，桓叔败退回去。晋人杀了潘父，拥立孝侯。此后直到桓叔去世，他始终不能得志，这是第一次。平王四十七年，庄伯杀死孝侯，晋人不接受他的命令，把他驱逐出去而拥立鄂侯，这是第二次。桓王元年，庄伯攻打晋国，鄂侯击败他，乘胜追击，烧毁了他的禾稼。这件事《左传》没有记载，而《史记》有记载。曲沃害怕了，请求讲和，这是第三次。桓王二年，庄伯联合郑、邢的军队，请求周王派军队临晋，鄂侯逃奔随地，晋人立哀侯来抵抗，这是第四次。桓王三年，晋国的九宗、五正又迎接鄂侯回到晋国，让他与哀侯分国治理，他们如此不忘旧君。桓王十二年，陉庭制造事端，哀侯被俘，晋人立小子侯来抵抗，这是第五次。桓王十六年，曲沃又诱骗小子侯并杀死他，周王出兵救援，晋人奉王命立哀侯的弟弟，这是第六次。此后又拒守二十七年，力量耗尽而灭亡，却还要用财物贿赂来取得王命以胁迫晋国，这才得以实现。既然如此，认为他们将要背叛晋国、归附曲沃，难道会是这样吗？当时曲沃难道没有前来致礼的人吗？总之，不能把九宗、五正与潘父、陉庭的叛乱者一概混为一谈而诬蔑他们。这正是华谷说法确实不可改变之处。所以近来平湖陆氏说：“素衣朱襮，跟随子弟到曲沃，大概是揭发潘父一类人的阴谋，告诉自己的君主，使他能够有所防备。‘彼其之子’，是把他们排斥在外。” （问）朱竹垞说：“刘向所叙述的全是鲁诗，不知道果真如此吗？他是否有所依据？”（答）刘向是楚元王刘交的后代，元王曾经与申公一同在浮丘伯门下受业，所以刘向承守家学，必定是鲁诗。然而我认为还不能相信。刘向父子都研究《春秋》，而刘歆已经对刘向的说法提出过诘难，怎么能说刘向一定承守刘交的学说呢？刘向的学问极为广博，他解释《诗经》，考察《儒林传》，并没有说师从谁；在齐、鲁、韩三家诗中，我不敢确定他究竟属于哪一家。竹垞的说法本于深宁，但他把《黍离》认为是卫诗，把急子、寿二人的作品见于《新序》；而先儒认为它是齐诗，这就不是死守申公的说法了。（问）“往近王舅南土是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朱子说：“‘近’是语助词。”它的意义很难理解。李厚庵说：“前往保卫南方，王舅是亲近的人。”这也是勉强解释。严华谷训作“已”，都难以通顺，请先生明白指示。（答）华谷的解释就是朱子的解释。毛传本来把它训作“已”，康成说“近”是语助词，读音像“彼”“记”中的“记”。孔疏解释为：“叹息而送他，往去吧，这是王舅；‘近’与‘已’的声音相近。”陆氏《释文》说：“‘近’读作‘记’。”所以华谷与朱子的根本说法相同。考察《诗经》“彼其之子”一句，“其”有一本作“记”，也有用本字的。《园有桃》一诗也有转写成“忌”字的，《大叔于田》一诗也有转写成“近”字的。这样看来，“往近”就是对的，犹如说“往矣”。朱子采用了这个解释，却遗漏了读音，致使后人不明白；厚庵则是不知其故而随意解释。（问）《蒹葭》的诗序说是讽刺襄公。朱子说不知道它究竟指什么。厚斋则说是感念霜露。近来李天生认为，这是秦人思念宗周在水一方，指的是洛京。竹垞称赞这一说法，认为是前人没有发明过的；但先生说也曾有人说过，请问出处在哪里？（答）天生说秦人因此归美于秦俗的淳厚，这固然是天生自己的见解，但魏仲雪早就提到过。他说秦人再也见不到周王室的威仪，因而隐约产生对美好人物的感慨。这样看来，参照诗序，说它是讽刺襄公也可以。试读秦风中急于为公、勇于作战的意味，本来就是它招致八州而使诸侯朝见的征兆；“寺人”“媚子”也属于景监、赵高一类人的征兆。先王有勇而且知义，不会是这个样子。诗人因此更加眷恋故国。朱谋{土韦}说，这是故老遗民隐遁的表现，讽刺襄公不能招致他们；这与前面的说法可以互相发明。厚斋的说法则更加空泛。

译（问）南轩解释《渭阳》一诗，为什么对康公责备得如此深？（答）宋儒往往有迂曲苛刻的议论，而宣公最少有这种毛病。但这一条却犯了这种错误。令狐之战，是晋国对不起秦国，不是秦国对不起晋国。康公送雍时说：“文公入晋时，没有卫士，因此有吕甥、郤芮之难。”于是给了他很多士卒，仍然是渭阳送别时的余情。晋人请求国君，秦人答应了他们，有什么可图谋的，却要说康公怀怨并想加害吗？良心大概没有读《左传》。如果按照宣公的话，说成“晋人来召请雍，而康公把他留下不遣返吗”，以此评论时事，那么不能不说是连一句话的道理都没有弄明白。（问）《左传》中楚子的话，把《赉》说成《大武》第三章，把《桓》说成《大武》第六章，把《武》说成《大武》的末章。杜元凯说：“这与今天颂诗的次序不合，大概是楚国乐歌的次序。”孔仲达说：“今天颂诗的次序是《桓》第八，《赉》第九。”考察《毛传》，八、九的次序没有听说过。（答）仲达大概取三十一篇颂诗合计的数目，按照其中告祭武王的诗来排列，都认为是《大武》的乐章：《昊天有成命》第一【《毛传》不认为它兼祭成王】，《时迈》第二，《执竞》第三【《毛传》不认为它兼祭成王、康王】，《有瞽》第四，《载见》第五，《武》第六，《酌》第七，《桓》第八，《赉》第九。然而按照诗序考察，似乎只把《于皇武王》一篇作为《武》，《赉》和《桓》都不认为是《武》。何况《酌》就是《勺》，是另一种舞名，见于《内则》，所以不在《大武》之内。而《昊天》《执竞》两诗确实是康王以后之诗，这样看来，第三章、第六章的次序固然不是第八、第九的次序，也不是正确的。况且《武》排在第六，又是什么原因？这些都应当存疑。（问）溱水有三处，而经书中见到的只有郑国的溱水。先生认为实际上只有两条溱水，郑国的水应当写作“潧”，这是根据《说文》；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证据？（答）《说文》把溱水指作出自桂阳临武的水，《水经注·汝水篇》又有出自平舆的溱水，这就是所说的两条溱水。郑国的水，《说文》本来写作“潧”，《水经》也写作“潧”；《说文》引用《诗经》时也作“潧”，《水经》引用《国语》时也作“潧”，由此可知古文字都不写作“溱”。所以陆氏《释文》也对此表示怀疑。如今只因读音相同便混为一谈，把《诗经》和《春秋》内外传以及《孟子》中的“潧”全都改作“溱”，这是错误的。因此，《水经注》虽然错误很多，却不能废弃，这类材料正是如此。“潧水”又名“郐水”，所以有郐国。程克斋因此认为它又名“浍水”，却不对。浍水在河东，见于《水经注·汾水篇》；灌水在淮南，也有“浍”的别名。把潧水说成浍水，怎么可以呢？克斋精通地理训释，不知为什么会在这里错失。（问）亭林先生说“薄伐玁狁”的太原，不是《尚书》中的太原。考察朱子、吕祖谦、严粲三家，都认为就是今天的阳曲，而亭林极力反对，这究竟对不对？（答）亭林是正确的。周朝王畿之内本来就有太原，所以宣王在太原检阅民众。如果把晋国的太原当作它，那么就要渡过黄河向东，在藩国境内检阅民众，这有这样的道理吗？《尔雅》说广阔平坦的地方叫原，《公羊传》说高而平的地方叫原，《尚书大传》说广大而高平的地方叫太原；可见“太原”只是字义，并不一定有固定地点。《春秋说题辞》说高平之地叫太原，这就是平凉一带也有太原之名的原因。先儒之所以认为太原是阳曲，孔颖达说，杜氏认为千亩在西河的介休，那么周王的军队与姜戎就是在晋地交战。考察《左传》，晋文侯的弟弟因为千亩之战，活着时就封于千亩，似乎是晋地；而《九域志》说古代京陵在汾州，是宣王北伐玁狁时所建立的，因此也把太原看作晋阳。我认为周王畿内大概另有一个类似千亩的地方，并不是西河的介休。当时晋人或许因勤王来到王畿，在千亩交战并成就师服、生等人的功业，这一点也不能确定。大概千亩是籍田，也应当在王畿之内，不应渡河向东到介休去选择土地；这些都应当存疑。

译（问）漆水、沮水，《禹贡》和《诗经》中都有，但说法并不一致。《汉志》说右扶风有漆县，漆水在县西，向东流入渭水；阚骃《十三州志》也这样说，这就是漆水。《水经》说沮水出自北地郡直路县，向东流入洛水，这就是沮水。王厚斋说：据此看来，沮水自是沮水，漆水自是漆水；但孔氏引用《水经》说，沮水俗称漆水，又称漆沮水，这样名称就混乱了。各家认为，扶风的漆水与北地的沮水应当是两条水；扶风的是漆水，北地的是沮水，另一个称为漆沮水的，大概是扶风的漆水到岐山流入渭水，位于丰水上游；而《尚书》说渭水汇合丰水、泾水以后，又经过漆沮，那么漆沮就在丰水下游。因此《尚书》的漆沮不是《诗经》的漆水。《诗经》的漆沮是两条水，《尚书》的漆沮是一条水，就是《诗经》中的沮水。然而《水经》的沮水流入洛水，《尚书》的漆沮流入渭水，孔安国说漆沮又名洛水，那么漆沮就是洛水，又怎么会有流入洛水的说法呢？应当暂且存疑，等待明白的人。以厚斋精通地理训释来看，尚且不能确定这个疑问；不知道先生的说法，怎样把《诗经》的说法、《尚书》的说法和《水经》的说法协调起来并作出折中。（答）漆就是漆，沮就是沮，洛就是洛，三条水各有自己的源流，没有什么可疑，不能混为一谈。然而漆水流入沮水，所以世人有时把沮水称作漆沮水；漆水、沮水都流入洛水，所以世人有时又把漆沮水直接称为洛水，这就是叚昌武、严粲产生疑惑的原因。叚氏竟然说漆沮有两条，一条在上游，一条在下游，这是不对的。程泰之说：沮水据《宋氏长安志》记载，从邠州东北流来，到华原县南面与漆水汇合，流入富平县的石川河；石川河就是沮水的正流。漆水据《宋氏长安志》记载，从华原县东北同官县界流来，向南流入富平县的石川河，这里就是漆、沮会合的地方。洛水出自北地郡归德县临戎夷中，到冯翊郡怀德县流入渭水；怀德县就是今天同州的衙县。这样看来，漆水在沮水东面，到华原向西流，与沮水会合；沮水在漆水西面，接受漆水后向南流，于是向东与洛水会合；洛水又在漆、沮东面，到同州才开始汇合。泰之所说，比厚斋更能解释前人对入渭、入洛不同说法的疑惑；他不知道所谓入洛，实际上是经由洛水再流入渭水。杜岐公说：把漆沮称为洛水，是因为三水合流；这句话最足以概括其中的关系。至于张守节说，漆沮二水的源头在雍州西面，称为洛水的水源在雍州东面，这正是叚氏、严氏疑惑的由来；他们不知道洛水本来在漆沮二水的东面，后来由东向西流，遂与二水合为一体，这又有什么妨碍呢？只是“洛水”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周礼·职方氏》；泰之认为秦汉时才开始有这条水，是没有考察清楚。（问）道元在《漆水篇》中引用《禹本纪》的话说：“疏导渭水向东北流到泾水，又向东经过漆沮而流入洛水。”这句话与《禹贡》相违背。（答）《禹本纪》连太史公都没有采用，而且这也一定不是《禹本纪》的原文，因为禹的时代尚且没有北地的洛水。即使按照《职方氏》以后的水道来说，也是洛水流入渭水，没有听说渭水流入洛水；《禹本纪》怎么会说出这种话？郦道元喜欢采录异闻来显示博洽，却没有审察真假，曾有这样的失误。（问）据道元所说，浊谷水也称作漆水；他又引用柒渠水流入岐山的说法来保留疑问，那么漆水自然不止一条了。（答）漆水或许有同名的水，固然不能确定；但《尚书》和《诗经》所指的漆水都是同一条，不必援引其他小水来扰乱它。（问）厚斋不只说漆、沮二水有两条，还说洛水也有两条；他的说法又本于《括地志》，不知道是否如此。（答）这不是《括地志》的错误，而是张守节的错误。《括地志》说：“洛水出自庆州，到华阴流入渭水，就是漆沮水。”张守节却辨说：“这不是古公所测度的漆沮。”厚斋因此以此为依据，又引用易祓说：“《汉志》所说冯翊的怀德县，荆山在县西面，正是洛水的源头。”这就是《禹贡》的漆沮。又有一条洛水出自庆州，洛源县有白旋山，洛水从那里发源，因此用它命名县；向东南流到同州澄城县，距离怀德也很近，于是认为这是另一条洛水，这就大错了。洛水从庆州白旋山流出，到怀德县的荆山而流入渭水；如今把荆山另说成另一条洛水的源头，岂不是梦呓？厚斋认为《雅》诗“瞻彼洛矣”的洛水是雍州的洛水，这是正确的，却忽然出现这样的错误，实在无法理解。（问）先生说郑国的溱水古文作“潧”，秦国的沮水古文作【原文字符疑误】；这是都依据《说文》。考察今天的《水经》，溱水写作“潧”，但沮水不写作【原文字符疑误】。（答）旧本本来就作【原文字符疑误】，如今的本子错了。小司马《索隐》引用《水经》说：“【原文字符疑误】水出北平直路县。”这是唐本不违背《说文》的地方。《说文》说：“北地【原文字符疑误】水，‘虘’为声符；汉中沮水，‘且’为声符。”清楚得很。大概沮水有三种：一是沔水、汉水的沮；一是沮漳之沮，也写作雎；一是灉沮之沮。而《地志》元氏县下的沮水，是把汦水误写成沮水。文献不知道为什么在《尚书》《毛诗》《史记》《汉书》《水经》中一再变化，关中的【原文字符疑误】全都误写成沮。（问）“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诗序说是讽刺康公用兵。诗中并没有讽刺的意思，这种说法本来就不对。朱子引用苏氏说，秦国本来是周地，所以秦人还思念周朝盛盛之时，称颂先王。这大概是用《小戎》等诗的意思来申说，似乎比诗序的说法高明。但先生说这是穆公的诗，有什么根据？（答）读这首诗可知，所谓“王”，指的是当时在位的周王，不是先王。苏氏的话未经核实。况且诗中说“与子”，明显是有一同作战的人；当时襄王逃在泛地，穆公在黄河岸边驻军，将要出兵迎纳周王。诗中“与子”指的是晋人。所以说同袍、同仇、同泽、同裳。穆公这次行动本来最好，却不知道为什么竟被晋人拒绝，只好中途退兵。晋人固然狡诈，想独占勤王的功劳，而穆公却显得笨拙。不过，他的心意确实值得肯定。我曾说，穆公一生的事业，只有这次行动足以流传。

译（问）《唐风·枤杜》说：“难道没有别国的人吗？却不如我们同宗的父兄。”它和《魏风·彼汾》所说的“彼汾一方”“彼其之子”，难道有很大不同吗？公行怀疑这都是讽刺晋国没有公族。以前的儒者曾这样说过吗？（答）东莱吕氏曾经说过。晋国亡国的祸患，远在二百多年以后，但祸根实际上就在这里。晋国自桓叔不得志以来，杀死同宗国家的君主共有五人，后来才有晋国。他心里只怕宗室中有人效法他而起事，所以献公今天杀富子，明天杀游氏的两个儿子，不久又把群公子全杀了。他把士蔿看作秘密谋划的大功臣，却不知道转眼之间骊姬就杀了申生，驱逐了重耳、夷吾，又诅咒说“不要蓄养群公子”。转眼之间，三公子一党又杀了奚齐，杀了卓子；夷吾即位，几乎杀掉重耳，重耳又杀了圉。以重耳这样的贤明，仍不能革除这种淫恶的诅咒，于是把自己的儿子四散安置，转眼之间便发生争夺国位、乐于赴死的祸乱。雍被驱逐后，黑臀继位，灵公、周公相继继位，厉公都从国外回来；到了这时，才用六卿的子弟充任公族。这就是《彼汾》诗所要讽刺的事情。而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献公开启的。开启献公祸端的人，是桓叔。春秋时的国家，如楚、卫、宋、郑，都得到宗室卿大夫的助力。鲁国的三家虽然不守正道，但始终没有篡夺国位。晋国任用六卿而先灭亡，齐国任用田氏而先灭亡，难道不就是“没有别国的人”这句话所说的吗？有人怀疑《唐风》《魏风》中没有涉及献公以后的事情，这实在不对。变风结束于陈灵公，为什么唐、魏两国偏偏没有变风呢？（问）顾亭林说，从唐叔受封到翼侯灭亡，恐怕都在翼地，不在晋阳；那么燮父为什么要改国号为晋呢？唐城究竟在哪里？（答）既然已经把唐改为晋，那么它在晋阳就可以知道了；但亭林的话也自有根据，难以只凭言语辨明。《括地志》所说的唐城有两处：一处在井州晋阳县北二里，是太原的唐城；一处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是平阳的唐城。两地相距七百多里。《史记·晋世家》说唐叔封在河、汾二水以东，那么应当是在平阳。张守节也主张这种说法。如果在太原，就在河、汾以西了，所以亭林怀疑唐叔本来封在翼地，原因就在这里。但是燮父把唐改为晋，是因为晋水，那就自然是在太原；而《诗谱》明说“穆侯开始迁到翼地”，那么《史记》所说的“河、汾之东”就不可信了。平阳也有唐城，大概一定是在迁徙以后，为了不忘故地而修筑的；由此可知，后来所谓“故绛”“新绛”两个绛地，是地点不同而名称相同。至于晋国从唐叔以后到靖侯以前，年代都已经无法考定，更何况其他事情呢？那么其中一定经过多次迁徙才到达翼地，也一定不是只迁徙一次就相距七百多里。亭林引用《括地志》中的唐城时，只引用了其中一处，遗漏了另一处，考证得还不够周密。（问）竹村马氏说：“《诗经》三百零五篇中，只有《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是祭祀之诗；《小雅》从《鹿鸣》以下到《彤弓》以上的一些篇章，是宴享之诗。这些诗的经文都很明白，又有《诗序》可以作证。至于《周南》以下十五国风、《小雅》从《六月》以下、《大雅》从《文王》以下，直到《鲁颂》四篇，《诗序》都认为是赞美或讽刺之辞，大概只能说明文章主旨，却不能说明它们在音乐中具体怎样使用。”《左传》记载列国诸侯、大夫在聘问和宴享时赋诗，大多是截取诗篇中的一章，借此寄托自己的意思。例如秦穆公将要接纳晋文公，宴请他时赋《六月》；季武子称赞韩宣子的美好品德，宴请他时赋《甘棠》，都是借两首诗表达赞美或讽谏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蔑时赋《板》的末章，叔孙豹宴请庆封时赋《相鼠》，都是借两首诗表达规劝和警戒之意。像这样的例子很多，都是因事寄意，并不是说举行某种宴会就一定要赋某一首诗。只有《仪礼》记载的乡饮酒礼、燕礼、射礼中乐工演唱、间歌、合乐的程序，以及穆叔所说天子宴享元侯和两国国君相见的礼仪，才各自专门规定了所用的诗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但是考察这些歌诗、合乐的意义，其中似乎有难以理解的地方。《关雎》《鹊巢》讲的是闺门之事，是后妃、夫人的诗，和乡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乡饮酒礼、燕礼要演唱它们？《采苹》《采蘩》讲的是夫人、大夫妻能够主持祭祀，和射礼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射礼要用它们？《肆夏》《繁遏》《渠》是宗庙配享上天的诗，和宴饮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天子宴享元侯要用它们？《文王》《大明》《绵》是文王兴起周室的诗，和交接邻国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两国国君相见时要歌唱它们？由此看来，歌诗的用途和诗人作诗的本意，显然有不相符合的地方，不知道应当怎样解释。晋国荀偃说：“歌唱诗篇一定要与事情相类。”如今按《仪礼》和穆叔所说的情况看，相类的少，不相类的多。如果一定要按照文辞所写的内容来选择，那么乡饮酒礼所唱的就应当是《伐木》《行苇》一类；射礼所唱的《驺虞》以下诗篇，就应当是《车攻》《吉日》一类；天子宴享元侯所唱的，就应当是《蓼萧》《湛露》《彤弓》一类，这样才合适。竹村的疑问，是前人没有涉及的。应当怎样辨析？（答）若从古代礼制来说，那么每一种乐舞一定各有规定演唱的诗，只是现在已经无法全部考察了；若从春秋时代的礼制来说，那么也可能有截取诗章而取其意义的情况，原本未必完全符合古礼。这虽然经传没有明文记载，却是可以凭意思推求而得到的结论。不过，乡饮酒礼所歌也未必一定是《伐木》《行苇》一类，射礼所歌也未必一定是《车攻》《吉日》一类。因为所取诗义涵盖的范围很大，陈晋之说：“乡射礼登堂歌唱《鹿鸣》等诗，是借此寄托君臣之教；吹笙演奏《南陔》等诗，是借此寄托父子之教；间歌《鱼丽》、吹笙《由庚》，歌《南有嘉鱼》、吹笙《崇丘》，歌《南山有台》、吹笙《由仪》，是借此寄托上下尊卑之教；合乐三终，歌唱《二南》等诗，是借此寄托夫妇之教。”这样看来，一件事情可以兼有多种意义，并不必完全拘泥于事情本身。这和春秋时代赋诗的礼仪又有所不同，不必像竹村那样怀疑。但虽然不必拘泥于事情本身，却也并非没有专门规定的诗篇，因为掌管音乐的人各有职责。至于赋诗以表达心志，正如荀偃所说的“不类”，大概是指携带二心、心怀离异的言辞。

译《全谢山先生经史问答》卷四，余姚史梦蛟重新校订。《三传问目答蒋学镛》（问）荀息做奚齐的老师，阿顺国君的命令，促成了危险的事情，所以《左传》以白玉有瑕来惋惜他；而《春秋》的书法，却竟然把他和孔父、仇牧列为同类。顾亭林说：“从王法来说，这是改立太子；从荀息来说，这是国君的命令。”《枯菀之歌》出现后，里克因为害怕死亡而改变了操守，那么荀息不能说不是合乎义的。这样说来，叔仲惠伯当然更不能和荀息相比，而亭林反而诋毁他，这是为什么？（答）惠伯哪里是荀息所能相比的？他所辅佐的是应当即位的世子，已经主持丧事了，襄仲突然出兵杀死了他；惠伯若因此而死，即使说他的光辉可以与日月争辉也可以。如今想寻求圣人不记载此事的原因却找不到，竟妄加诋毁，这是亭林的错误。亭林以前，也有扬人、马骈提出过这种说法，他们都是不懂大义的人。荀息在晋国时，当然知道伐虞的事情；但即使从他知晓此事来说，他也并不是能够引导国君走正道的人，不过是顺从国君吞并的私欲，施行欺诈罢了。等到他年老昏聩时，以自身殉于乱事，圣人记载他，是认为他还胜过里克、丕郑一类人，并不是完全赞许他。惠伯却是真正忠诚的人。假如按照亭林的说法，必然要让鲁国的臣子都像季孙行父、叔孙得臣那样，低头唯唯诺诺，往来奔走，帮助襄仲成就弑君之事，然后才称他们识时务、贤能；即使行父尚且不能免于责难，而惠伯能够成为中流砥柱，后人却反过来贬低他，那天地都要崩裂了。在接受重托的情况下，也有不能以死来成就大事的人，季友就是这样。这必须看他的时势，以及他的才力是否足以收拾局面，然后才能作出判断；否则还不如死去。也有最终成就了事情，却恰好用祸乱平定祸乱的人，里克就是这样，也不如死去为好。那么惠伯有什么可惭愧的呢？有人说：惠伯以宗室大臣的身份担任师保，假如责备他疏忽，不能预先料到襄仲的叛逆，不能消弭奸谋、除掉贼人，那么这或许是惠伯应当承受的责罚。即便如此，季友先除掉叔牙，却始终不能除掉庆父，可见事情本来就有难以做到十全十美的地方。圣人评论人物，并没有这样苛刻。况且惠伯死后，他的妻妾儿女逃奔蔡国，后来又被接回，难道不是宣公也怜悯他的忠诚，襄仲也对自己的叛逆感到惭愧，季孙行父一类人最终也对公论有所惭愧，所以终于保全了惠伯的祭祀吗？既然当时的乱臣贼子尚且承认他，后世的人却妄加诋毁，这正是我所不能理解的。问：那么圣人为什么不记载这件事呢？答：经文是史书，本来就是旧史没有记载的事情，圣人没有办法凭空增加；何况已经为国讳恶，难道会不隐讳子赤被弑之事吗？既然如此，惠伯也就没有办法附带见于记载。竟然说惠伯反而不如荀息，真是邪说。（问）苌宏会合诸侯来修筑成周，卫国的彪傒说：“苌宏大概不能善终吧？”《国语》说：“上天要废弃的事情，是无法支撑的。”左氏这话，大概是在为周人杀死苌宏预先寻找根据。如果果真如此，那么苌宏本来是周室的忠臣，为什么反而贬低他？（答）左氏喜欢谈论预知未来，所以对苌宏的死寻找先兆而不得，便拿这件事来充数。他在《国语·外传》中的说法尤其详细，但可以说荒诞到了极点。假如按他说的，那么臣下遇到国事将要败亡，就应当袖手旁观，才符合明哲保身；而明知不可为仍然去做的人，都要遭受上天的灾祸。这样一来，天地之间就再没有可以支撑的道理了，以成败评论人物的荒谬，竟到了这种程度。唐代柳子厚、吕化光、牛思黯已经批评过这种说法。不过，我对苌宏的事情也有疑问。左氏说，周国的刘氏和晋国的范氏世代通婚，所以朝歌发生祸乱时，周人和范氏把事情办妥后，赵鞅便认为应当讨伐；周人于是杀苌宏，以取悦范氏、中行氏所制造的祸乱。不过当时只是想吞并赵氏；范氏、中行氏占据朝歌，赵氏占据晋阳，他们的叛乱性质相同。等到范氏、中行氏不能取胜，便攻打公宫，进攻都邑，联合齐、卫，结交戎、蛮，企图倾覆旧国，他们的猖狂已经十分厉害。苌宏是周室的忠臣，打算在周室衰败之后扶持国命；他射狸首来诅咒不来朝见天子的诸侯，既然希望天子能够拥有诸侯，就应当也让诸侯能够拥有自己的大夫。如今他不能帮助晋国讨伐贼臣，反而跟着他们修筑城邑，这就是苌宏的过失。考察往事，孙林父叛逃卫国，晋人却派兵帮助他，这是晋国霸业衰落的时候；栾盈叛逃晋国，齐人却救助他，这是齐景公时代极其混乱的时候；鱼石叛逃宋国，楚人却救助他，这是楚国霸业衰落的时候。这些都是倒行逆施的事情，所以穆叔在雍榆之战中认为《春秋》称许它。对盟国尚且如此，何况天下共同的君主呢？何况敬王进入晋国时，在伊水、洛水之间艰难跋涉，幸而得以渡过，靠的是晋国的力量；苌宏却忽然偏袒他的叛臣，这就是苌宏的过失。不过仔细考察，也未必确实如此。当时帮助范氏、中行氏的，是齐、卫、郑三国，周国没有听说参与其中。周国的力量也不可能以军队援助他们，不过是刘氏、范氏有婚姻关系，或许彼此通报消息、往来而已。赵鞅虽然强悍，但最终也不能在齐、卫等国面前得志；而弱小的周国竟敢跟着讨伐赵鞅，那么赵鞅的悖逆就更加不可理喻了。所以苌宏之死，我始终怀疑其中有冤屈，大概是因为刘氏、范氏有婚姻牵连，而苌宏不过是刘氏的属臣。晋人要讨伐的本来是刘氏，刘氏最终却让苌宏替自己承担了罪责，罪过未必在苌宏。苌宏的忠诚勤勉，在刘氏那里一定遭到同僚嫉恨，于是有人借此陷害他。所以传说他的血过了三年化为碧玉。左氏没有见识，连他修筑成周也一并贬低，于是他的碧血千年也不能消灭。韩非说叔向进谗言陷害苌宏，这是没有考察清楚造成的。当时叔向已经死了很久；但说叔向因进谗而死，也可能是另一件事。

译（问）楚庄王进入陈国，各家都认为这是讨伐贼臣而称许他，只有东发先生贬低他。他大体认为，夏征舒弑君在宣公十一年，辰陵之盟时弑君之事已经发生，为什么不当时讨伐？以前读《春秋》的人从来没有考虑到辰陵之战，直到东发才涉及它。楚庄王既然想讨伐陈国，为什么先同陈国结盟？实在无法理解。（答）东发揭出辰陵之盟，可以说是善于读经，但他还没有得到既已结盟却又讨伐陈国的隐情。当时楚国正与晋国争夺霸权，又为了郑国争夺宋国，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求取霸业，哪里有什么讨伐贼臣的意思？如果真是讨贼，辰陵之盟时陈成公正在会盟之中，扣留他并同他一起讨伐夏氏就可以了。再进一步，责备陈成公不能除掉不共戴天的仇敌，废黜他并率兵进入陈国，除掉夏氏，另立国君，那才是王者之师。为什么却亲自主持歃血，与他向神明盟誓、完成礼仪后退出？霸主的制度是：嗣君即使有罪，只要能够列席会盟，便不予讨伐；这虽然不是王道制度，却也是《春秋》的惯例。由此可知，楚庄王根本没有意图讨伐陈国。那么，为什么不久之后又讨伐它呢？答：陈成公仍然背叛楚国而投向晋国，想来当时掌握国政的必定是夏氏，主张归附晋国的也必定是夏氏，所以楚庄王一定要抓住夏氏才甘心。楚庄王又接纳孔宁、仪行父来牵制陈成公的权力；否则这两个人迎合国君的恶行，使灵公陷于死亡，罪过很大。夏氏应当被讨伐，而孔宁、仪行父逃到楚国已经很久了，辰陵之盟时为什么不接纳他们，到这时才派人送回？如果把这说成讨伐贼臣，真是糊涂至极。问：既然先把陈国悬置起来，后来又重新封立它，这是为什么？答：这也另有原因。左氏认为是申叔时劝谏的结果，也是牵强附会的说法。《孔子家语》把它附会成孔子称许这件事，也都不对。大概当时陈成公还在，假如晋、楚真的把陈国悬置起来，晋人未必最终会束手旁观，于是争端就会发生。所以不如顺势重新封立陈国，这样陈国从此一定不敢再背叛楚国。这样看来，封立陈国最终还是因为晋国的缘故。我因此感叹圣人经文的严密：大书辰陵之盟，其中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然而左氏却没有看明白。（问）据《史记》说，夏氏弑君后自立，成公作为太子逃奔晋国，楚人迎接他并立为国君；可是《左传》没有这件事，为什么？（答）这是《史记》的诬妄。夏氏从未自立，成公已经预先参加辰陵之盟，怎么会以太子的身份出奔呢？假如说夏氏自立，那么在辰陵之盟中，孔子难道肯把他记作陈侯吗？不需辨析也可以明白。（问）经文记载陈灵公的葬礼，有人认为此前陈灵公一直没有下葬，是楚国为他举行葬礼；这样说来，楚国也可以受到称许了。（答）陈公已经即位，灵公怎么会有不下葬的道理？这大概是楚国借讨伐贼臣的名义为他改葬，并且把这件事遍告诸侯。既然已经告知诸侯，经文便记载下来，但这并不是褒扬。（问）“越过国境就可以免罪”的说法，春秋时代的人把它托名于孔子，许多先儒已经批评过。先生认为陈文子离开本国、蘧伯玉从近关出走，都被这种说法迷惑了。后世臣子不能援引它作为例证。宣孟的罪过，世人都知道；陈文子也属于值得怀疑的人。只有蘧伯玉似乎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所以近来福建人郭植多次为他申辩洗雪，希望先生详细论述。（答）伯玉是孔子特别尊重的人，我哪里敢妄加议论？但是他两次从近关出走，终究不能没有可疑之处。伯玉的职位在普通官员之中，他的力量本来不足以诛杀孙宁；即使在当地，也不可能凭借掌握机密、听到消息就发出号令。因此，凡是责备伯玉不讨伐贼臣、不为节义而死的说法，都是不懂世务的话。伯玉所处的地位，既不能讨贼，也不必一定死节。只是国家被伐而不问仁人，那么听到孙宁的阴谋便离去，本来是义所应当；但既然离去后又立即返回，在义理上就稍有不安。父母之邦虽不忍舍弃，但若与乱臣贼子并肩同列、一起入朝，君子宁可舍弃父母之邦，也不在那里居住。即使要返回，又怎么可以再次出仕呢？我为伯玉的贤能而感伤：生在乱世，所遭遇的大变故实在太多。他把国君的出入、生死看得像下棋一样，却只把从近关出走当作最终的决定，祸乱发生便离去，祸乱平息便返回，仍然沉浮于鸱鸮、梼杌一类人之中，却把这样做当成洁身自好；从义理上说，似乎确实有所欠缺。所以郭氏的说法，只知道替伯玉牵强附会，却不知道这会成为后世臣子严格选择出处的防范。只是伯玉的年龄确实也有可疑之处。献公出奔是在襄公十四年，又过了八年，孔子才出生；当时伯玉已经参与听闻孙宁的事情，那么他一定已经有很高的声望，孙宁才会想拉拢他共事。这样算来，他最少也应当三十岁。此后又过十八年，是襄公三十一年；再经历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到哀公元年，孔子第二次到卫国，寄居在他家，这时距离孙宁驱逐国君的那一年已经六十六年。伯玉应当已经九十六岁以上，而史鱼还以尸谏来举荐他，南子还听到他的车声便认出他，说明他仍未退休。伯玉即使真有这样长的寿命，也不应当仍然如此执着于职位，这实在很可疑。因此我私下认为，从近关再次出走的事情，不知究竟是谁的事，却错误地归到了伯玉名下；因为在这个时期，伯玉一定还没有从政。[左氏书中，九十多岁的老人还见于史册的，一是吴季子，一是齐鲍文子，都很可疑，而伯玉尤其可疑。]（问）宋国会盟时，楚国先歃血，但经文仍把晋国列在前面。左氏认为是因为晋国守信。孔子修订《春秋》，经文既然是史书，难道会自行改变诸侯的次序吗？这是错误的说法。那么，楚国其实没有先歃血吗？楚国既然先歃血，经文为什么把晋国列在前面？（答）问得好！如果因为守信就把楚国列在前面，那么此前清丘之盟，只有宋国守信，为什么不把宋国排在晋国之前？大概当时会盟时的座次，本来就是晋国在前、楚国在后。经文记载的是与会诸侯的次序。到了盟誓时，楚人争先，于是楚国在仪式上超过了晋国；而经文不再重复说明，只说“豹与诸侯的大夫在宋国结盟”，这样楚国先歃血的事情就无从看出。试看盟誓以后，宋公同时宴请晋、楚两国的大夫，而赵孟担任主宾，那么晋国仍然在楚国之前。堂堂的首位歃血者，到了这时反而不能争先，这正是诸侯本来以晋为先的明证。若说孔子想让谁在前就让谁在前，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开启宋儒迂曲荒诞说法的，正是左氏。

译（问）那么，假使楚国最终在会盟中超过晋国，《春秋》将来会把楚国列在前面吗？（答）这也未必。《春秋》本来不敢擅自改变盟书所载的次序。不过终究必须尊重天子所授的爵位。晋国自文公以来，天子任命它为霸主，这不是楚人所敢企望的。因此黄池会盟时，吴国最终超过了晋国，但《春秋》却记载：“公会晋定公及吴夫差于黄池。”其中内外、进退的意旨清楚可见。假如宋国会盟也是这种情况，书法也会如此。圣人经文的精妙就是这样。由此才知道，《春秋》虽然没有赞许晋国，却像郝氏、毛氏那样妄说《春秋》最厌恶晋国而赞许楚国，也是错误的。（问）孔子去世时，杜氏说是四月十八日乙丑，不是己丑；五月十二日才是己丑。但是《史记》《孔丛子》都记作己丑，与《左传》相合，恐怕是杜氏长历推算错了。吴程用大衍历推算，认为是四月十一日，不知哪一种说法正确。（答）前二年五月初一是庚申日，这是《左传》记载的；从那时到这一年四月之间，中间应当有一个闰月。按照庚申日为朔日逐月推算，六月初一为庚寅，七月、八月初一为己未、己丑，九月、十月初一为戊午、戊子，十一月、十二月初一为丁巳、丁亥；次年正月、二月初一为丙辰、丙戌，三月、四月初一为乙卯、乙酉，五月、六月初一为甲寅、甲申，七月、八月初一为癸丑、癸未，九月、十月初一为壬子、壬午，十一月、十二月初一为辛亥、辛巳；而闰月及次年正月初一为庚戌、庚辰，二月、三月初一为己酉、己卯，四月初一为戊申。这样，四月十八日就是乙丑。若四月十一日，则是戊午日，杜氏似乎没有错。宋濂说这一年四月初一是壬申日，这是错误的。（问）叔孙庄叔在咸地打败狄人，俘获长狄侨如、虺、豹，却都用这些名字给自己的儿子命名。如今考察庄叔的儿子，一个叫侨如，一个叫豹，却没有叫虺的，这是为什么？（答）《永乐大典》中还载有《春秋世系》《世谱》等书，都是世间已经没有的。我曾经考察过，叔仲昭伯大概就是虺。按照杜氏说法，昭伯名带；《左传》中带这个名字见于史册，或许他本来名虺，后来改名为带。遍考《左传》《史记》《世本》，有两个名字的人也很多。叔仲氏出自惠伯，惠伯就是庄叔的庶兄，死于子恶之乱，他的妻妾儿女逃奔蔡国，后来又被接回。虺是惠伯的儿子，庄叔把侄子的名字用来命名自己的儿子，也未可知。世系说虺是惠伯的儿子，世谱却说是孙子；按照《左传》的说法，应当是儿子。（问）屠岸贾事迹的虚妄，孔颖达在《左传正义》中已经辨明，容斋、东莱、深宁又作了辨析，可以不必再说。只有西河认为，《史记》年表所记原本全都与左氏相合，而《世家》必定采录了不同传闻；这一定是年表成于司马谈，而世家成于司马迁，所以才彼此不同。现在考察《年表》，并没有所谓与《左传》相合的地方，难道西河见过旧本，而现在所见的本子多有脱落吗？（答）年表容易有脱落，这当然可能。我考察《晋世家》，景公三年记载下宫之祸，徐广说：“按年表，朔将军救郑以及诛灭之事，都在这一年。”可见旧本年表本来确实有这些内容，而今本脱落了。但它正好与《世家》相合，并不与《左传》相合。西河喜欢造作伪说，常常这样凭空捏造来欺骗人，这种情况多得数不清。（问）春秋时代都是世代担任卿大夫，所以以庶姓出身而兴起的人很少。管子之后，在齐国再也没有见到；孙叔只得到寝丘的封地。孔子也没有终身居于高位。大概是世卿的势力太重了。然而世卿也并非对国家毫无益处，应当用什么办法保持二者的平衡？（答）春秋时代，军权都掌握在世卿手中，所以高子击鼓、国子击鼓，分别与国君共同领兵，而管仲最终也不能参与军务。邲之战时，孙叔也不能主持军务，这就是庶姓始终不能抗衡世卿的原因。阳处父担任太傅，力量足以调换中军将领，但贾季很容易就杀了他，也是因为他没有军队。孔子毁坏三都，最终仍然是三家掌握军队，所以世卿的势力本来就难以撼动。然而世卿终究对国家有益，所以最后不能废除。总之，如果确实有贤明的国君，世卿自然没有机会窃取权柄，庶姓也不难被参用；如果没有贤明的国君，那么两者都不值得依靠。只是从最极端的情况说，晋国亡于三家，齐国亡于田氏，而鲁、卫任用宗室，只不过被宗室专擅其权，还没有听说出现其他祸患，因此世卿还略胜一筹。（问）《秦誓》都认为是秦国在殽之战失败、回国以后所作；《史记》却认为是王官之战、秦军收葬尸体回国以后所作，哪一种说法正确？（答）似乎应当以《史记》为正确。穆公在殽之战失败后已经悔过，就不应再发动彭衙之战，怎么会直到三次出兵才到王官之战？而且王官之战也没有取得大胜，只是晋人因为秦军带着愤怒出兵，不再同他们较量；穆公借此为自己文饰，认为稍稍挽回了颜面。等到他收葬尸体、发丧时，内心不免感到惭愧，于是作了这篇誓辞。然而第二年又去攻打戎人，可见他终究没有践行这篇誓辞。

译（问）晋文公刚回到国内，接受天子的命令，设置桑主。韦昭说：“按照礼制，安葬以后举行虞祭，虞祭以后制作神主，虞祭所用的神主用桑木。天子在这时授予世子爵命，让他即位并接受服饰。文公不愿意继承惠公、怀公，而要以儿子的身份继承父亲的职位，所以实行逾年即位的礼制，是这样吗？（答）是的，但这实在是严重违背礼制。文公因为惠公想杀害自己，又因为怀公胁迫跟随他出亡的臣子，舅犯又深恨狐突之死，所以仿佛采用明代革除旧君的礼制；而赵衰、司空季子、贾它等人，也都不是真正懂得典章礼制的人，所以才有这种做法。惠公即位并不是草率篡夺，他也曾经得到天子的任命；惠公又有攻打戎人、救援周室的功劳，虽然后来在韩地失败，声望顿时丧失，但王命不能因此抹去。任命惠公的是襄王，任命文公的也是襄王。废除惠公，就是废除王命，怎么可以呢？那么应当怎样做？答：文公当然可以不肯继承惠公，但正不必设置桑主。这就是所谓想要实行典礼，反而造成不学无术的谬误。内史兴还跟着极力称赞他，这就是所谓根据成败来评论人物。先儒曾经称赞司空季子关于姓氏的论说，认为他懂得古制。我认为像季子这样的人，恰恰是借掌故来成就自己的谄媚。他谈论姓氏，是为了劝文公接纳辰嬴。辰嬴不论是否曾经嫁给怀公，即使没有嫁过，她也是秦穆公的女儿，正是文公的外甥女，难道可以接纳吗？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楚成王也曾如此。（问）富辰说密须灭亡是由于伯姞，韦昭却怀疑文王灭密须并不是因为这个女子。我认为或许另有一件事，是这样吗？（答）是的。这里指的是恭王所灭的密国，这件事就在《国语·外传》中。恭王游览泾水之滨，密康公随行，有三个女子跟随他；伯姞大概就是三个女子中的一个。富辰所指的鄢、郐、聃、息、邓、庐，都是周代灭亡的国家，所以不是文王所讨伐的密国。（问）申生死后，谥号为共。韦昭说：“谥法中，已经犯错而能够改正叫恭。我私下恐怕献公未必肯给申生加谥，因此昭公用中等的谥号来称他。”《檀弓正义》中孔颖达的疏文说，谥法是“敬顺事上叫恭”，这是美谥，究竟是谁给他加的？（答）应当是惠公改葬他时加的，不是献公。献公认定申生不孝，怎么还会给他加谥？又怎么会因为他一死就说他已经改过？这是韦昭的错误，孔颖达的说法是对的。（问）《友》诗见于《国语·外传》，也是武王灭商时所作，怀疑也是《大武》乐章中的一篇；但如今《周颂》中没有它，难道是孔子删去的吗？（答）“友”作为篇名，很像《赉》《桓》《武》等篇名；然而周初颂乐，如《樊》《遏》《渠》等名称，都各自只用一个字，成王时的乐章又称为《酌》，这就无法弄清了。根据《外传》所说，《友》是饫歌，是乐章中篇幅较短的曲调，所以不在《大武》诸篇之内。如今《周颂》中没有它，也难以强作解释。（问）晋文公进入国都时，十一族掌管近身官职：胥就是司空季子；籍就是籍父的先人；狐氏就是咎犯兄弟；箕就是箕郑；栾氏、郄氏是先世卿，韩氏是后来世代为卿；羊舌氏就是职；董氏就是因；至于栢，没有可考的材料。恭敬地请教先生。（答）栢与伯相通，大概是伯宗的先人。（问）韦昭注《国语·外传》说：“晋国的贾它，是狐偃的儿子，担任太师，就是贾季。”公族属于姬姓，食邑在贾地，字季。按《国语·内传》看，贾它似乎又是另一个人。（答）韦氏错了。晋国原来就有贾氏，是七舆大夫之一，右行贾华就是这一族。大概贾氏本来是晋国公族，贾它在跟随文公出亡的臣子之列。公孙固说：“晋国公子以狐偃为父辈侍奉，以赵衰为老师，以贾它为长辈侍奉。”这说明贾它与咎犯等人同辈，并不是父子关系。狐氏虽然也是姬姓，但属于戎族，不是公族。到咎犯的儿子才称贾季，而他的氏仍然称狐，就像士会又称随会一样。襄公时，赵盾统率中军，贾季辅佐他；阳处父任太傅，贾它任太师。两个贾氏同时列位，推算当时，贾它是老臣，而贾季刚刚出仕，怎么能把他们合为一人呢？

译（问）杜氏注《左传》说，陆浑之戎就是姜戎，姜戎就是阴戎，也就是九州岛之戎，不知是否如此？（答）仔细考察《左传》，姜戎就是阴戎，阴戎就是九州岛之戎，但似乎不是陆浑之戎。参照戎子驹支的话和昭公九年詹桓伯的话，可以确定姜戎就是阴戎。九州岛之戎在晋国阴地，见于哀公四年，所以九州岛之戎就是阴戎也没有疑问。杜氏说：“阴地从上洛向东直到陆浑。”这似乎就是陆浑之戎，实际上并不是。姜戎世代服役于晋国，不隶属其他国家；陆浑之戎则有相当部分属于楚国。因此昭公十七年被晋国灭掉，到哀公四年时陆浑被灭已经很久，而九州岛之戎仍见于传文，可知它不是陆浑之戎。大概是陆浑附近的戎族，而不是同一种族。看《左传》所说“杨拒、泉皋、伊洛的戎”，在陆浑迁徙以前，这一带本来就有很多戎蛮。大体说来，姜戎距离晋国近，陆浑之戎距离楚国近。正因为姜戎靠近晋国，所以殽之战时晋国能够在仓促之间征集军队；正因为陆浑之戎靠近楚国，所以苟吴灭掉它时，要取道周地，还托言要在洛水和三涂山办事；正因为靠近晋国，所以蛮氏灭亡时，蛮子逃奔晋国；正因为靠近楚国，所以陆浑之戎灭亡时，陆浑子逃奔楚国。虽然这些地方本来相互接近，但各自有所隶属。“杨拒、泉皋、伊洛之戎”出现最早，其次是陆浑之戎，陆浑之戎由秦、晋共同迁徙；姜戎则由晋国单独迁徙。晋国霸业强盛时，各戎族都曾接受晋国命令。成公六年，晋人侵略宋国，有伊洛之戎、陆浑之戎、蛮氏三部参加这次军事行动。后来陆浑之戎才归属楚国。《春秋外传》说：“宣王在姜氏之戎那里遭到大败。”这就是姜戎。宣王在千亩作战时，当时姜戎已经深入到镐京附近。可是《春秋内传》昭公九年说姜戎本来居住在瓜州，又说秦人把他们驱逐到瓜州。大概周朝强盛时，姜戎本来被安置在瓜州；到宣王时已经向内迁徙。后来秦人在岐山以西扩张，又把他们驱逐回故土，而晋惠公招致他们，让他们居住在晋国南境。晋国南境是姜戎，东境是草中之戎和郦戎，北境是无终诸戎。姜戎从南境连接到西境，所以能够截断秦军。说到狄人，晋国北境是白狄，东境是赤狄，郦戎也称为郦土之狄。大体说来，晋国四面都是戎狄，却也利用他们来增强国力。所以襄公任用姜戎，悼公任用无终之戎，成公剪除赤狄；景公联合白狄攻打秦国，平公任用阴戎，献公剪除郦土之狄，只有白狄存在的时间最长。到了春秋末期，白狄成为鲜虞；到了战国七雄时期，成为中山。（问）葵丘有三个：一个在齐国，就是管至父所说的戊地；一个在陈留郡外黄县，就是桓公会盟的地方；一个在晋国，见于《水经注》。然而宰孔论桓公会盟，说是向西谋略，那么似乎就不是陈留的外黄了。（答）杜预认为外黄也有一处葵丘，以为是汾阴的葵丘；杜氏又批评这种说法，认为如果是汾阴，那么晋国就是地主，夏季会盟、秋季结盟，哪有不预先参与的道理？杜预的话也接近事实。但我私下认为，宰孔明说是向西谋略，而又把地点说成陈留，这仍然是向东谋略，那么地点应当在汾阴。因为当时不服从桓公的，楚国之外，晋国实际排在第二；周惠王的话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桓公特意在晋地举行会盟来招致晋国，这也是霸主的用心。至于晋侯已经赴会，后来因为宰孔的话而返回；这一年晋献公又去世，桓公替他讨伐叛乱、安立国君，那么宰孔所说“不再向西谋略”，就是空话了。《左传》只根据成败来评论人物，却不顾其言论没有证据，竟到了这种地步。这样看来，葵丘就是汾阴的葵丘，才相合。说葵丘之会有九国背叛，是《公羊传》的妄言。这次会盟，参加的国家尚且没有九国那么多，谁又是背叛者呢？所以徐彦把厉等九国当作背叛者，是妄言。《公羊传》的说法，大概也是因为晋侯中途返回，便附会出来的。（问）春秋时期，陈、宋是二王之后，所以都有太宰；吴、楚僭越称王，所以也都有太宰；鲁国有太宰，郑国也设置六卿。但我私下有疑问：赵武称子皮为“冢宰”，可见他是执政；而萧鱼之战中，石蜡以太宰的身份做伯有的副使，地位又低了。这是为什么？（答）当时诸侯国虽然设置太宰，但执政者最终还是司徒。比如宋国的六卿，听理政事的是司城；郑国也是如此。所以子孔以司徒的身份主持国政。何况当时郑国的六卿都是七穆之后，石蜡不仅不属于七穆，而且很可能是庶姓，他地位低下也就合理了。赵武称子皮为冢宰，只是泛举上卿的官职来称呼他，不必拘泥。大概司徒以下的三卿本是王官，所以虽有太宰，太宰最终仍处在他们之下。即使楚国的令尹、司马，也在太宰之上。因此，春秋诸侯国的太宰，并不是执政者。（问）郑国的三卿也很可疑吧？子驷执政，子国任司马，子耳任司空，子孔任司徒，那么司徒反而在两卿之下了，这是为什么？（答）不是这样。这是因为子驷、子国、子耳同时死亡，于是按牵连关系排列，并不是按照官职次序排列。试看戏地之盟，次序是先子驷，其次子国，再次子孔，最后子耳。大概是因为子孔是公子，子耳是公孙，所以如此。这又是按照他们的行辈排列。等到子驷死后，子孔以司徒的身份主持国政。（问）宋儒用“子程子”作为称呼，本于《公羊传》；顾亭林不认为这样不对，而毛西河极力斥责它，到底谁对？（答）这件事庄烈帝已经诘问过，说：既然“子程子”是尊称，为什么不称“子孔子”？为什么不称“子孟子”？这种称法并不是从毛氏开始的。不过，毛氏所提出的疑难，也没有完全考察清楚。宋人如张横浦自称“子张子”，王厚斋自称“子王子”，可见这种称呼本来就不完全是尊称。唐人刘梦得也自称“子刘子”，还早于此，这正是《公羊传》中自称“子公羊子”的例子。再往前考察，荀卿称宋钘为“子宋子”，王孙骆称范蠡为“子范子”，这些都是同辈之间互相推重的称语，并不表示师生关系。顾炎武只是根据《公羊传》的说法，抓住了其中一个方面。

译（问）关于许田，王厚斋引用刘氏的话，认为它是鲁国境内的土地，并以尝邑为证；尝邑也是鲁国附近的地方。这种说法对吗？（答）这显然是厚斋的错误。当时郑国与鲁国交换土地，各自按照便利来安排：泰山的祊地靠近鲁国，许田靠近郑国，所以双方互相割取土地，使其归属自己。如果许田也靠近鲁国，那么郑国为什么要畏惧鲁国，还拿它来向鲁国献媚呢？《鲁颂》中的话只是祝祷之辞，并不是拿远近来作比较。这是为了求异于前人，反而弄错了。（问）《左传》宣公十一年说，楚国封陈国的乡，带一个人回去，称为夏州。徐广说：“楚考烈王元年，秦国夺取夏州。”裴骃说：“《左传》没有说夏州在哪里，郦道元在《水经》中竟把它系属于宛丘，那么它仍在陈都，并不是被楚国带走的地方；其中的错误很明显。”厚斋引用车允所撰《桓温集序》说：“夏口城上游数里有洲，名叫夏州。”《正义》说：“是大江中的沙洲，夏水入江处在荆州江陵县东南二十五里。”厚斋的证据似乎很好。（答）未必可信。“夏汭”两次见于《左传》，就是夏口。夏汭大概因夏水而得名，夏州则因夏南而得名，各有自己的由来，不能牵强合并，这是第一点。考烈王时楚国已经衰弱，且已从江陵向东迁移；江陵已经被秦国占领，夏州还要等到出兵夺取，必定是另外一个地方，不能牵合，这是第二点。杜预任荆州刺史，对于此处仍然缺载，必定是因为无法考察清楚；不能曲意牵合，这是第三点。所以说，郦道元自己错了，厚斋的说法也不对。（问）泠州鸠回答大武乐舞时，第四段结尾说“嬴内”。韦昭没有作注。《世本》中有“饶内”，说是舜居住的地方，一作“姚墟”；《帝王世纪》作“妫墟”。杜岐公说：这就是《周语》中的“嬴内”，读音同“妫墟”。对吗？（答）这种说法值得怀疑。说“饶内”就是“姚汭”可以，因为读音相近，字形也相通；说“姚墟”就是“妫墟”也可以，因为姚、妫本来是一个姓氏。若说“姚”就是读作“嬴”，在古书中没有依据。况且如果“嬴内”果真就是“妫汭”，根据《尚书》，有人认为是两条水名，有人认为是一条水名，都还不能确定。怎么能就把它认定为大武乐舞中一段的名称呢？杜岐公不是妄言的人，何况王厚斋又转述了他的说法，必定另有依据。可惜他们说得不详细，如今也无法找到博学之人来订正它，因为雍州并没有“嬴水”这个名称。全谢山先生《经史问答》卷五。余姚史梦蛟重校。《三礼问目答全藻》。（问）方侍郎望溪说：“古人谈三公的很多，从没有谈四辅的；谈师、保的很多，从没有谈疑、承的。王莽设置四辅来配合三公，又给他的儿子设置师、疑、傅、承、阿、辅、保、拂等官职〔拂就是弼〕，而刘歆把这些内容窜入《文王世子》，以显示这是二帝三王的旧制；为什么其他书中再也没有提到这些？是这样吗？（答）认为三代以前没有四辅这种官职，这个说法是对的；但如果认为是刘歆窜入的，就不对了。大概侍郎没有读过杂书，很像程子，即使像《史记》《汉书》中的侍郎，只喜欢看文章，而在考据方面就有所不足。四辅的名称见于《尚书·洛诰》；《益稷》篇的“四邻”，《史记》写作“四辅”。《尚书大传》说：古代天子一定有四位近臣：前面叫疑，后面叫承，左边叫辅，右边叫弼。天子有疑问而疑不能回答，要责备疑；应当记住却没有记住，要责备承；应当纠正却没有纠正，要责备辅；应当宣扬却没有宣扬，要责备弼。这是谈四辅官职的起源。贾太傅《新书》引用《明堂位》说：仁厚而好学，见闻广博而行道顺畅，天子有疑问便询问，能够应答而没有穷尽的，叫作道道。天子把道道作为自己的辅佐者，常常站在前面，这就是周公。清廉而直率，纠正过错、劝谏邪行的，叫作弼。弼就是纠正天子过错的人，常常站在右边，这就是召公。诚实坚定而能果断，辅助善行、扶助正义的，叫作辅。辅就是辅助天子意志的人，常常站在左边，这就是太公。见闻广博、记忆力强，应答敏捷而善于回答的，叫作承。承就是承接天子遗忘之事的人，常常站在后面，这就是史佚。考察这段文字，虽然与《尚书大传》稍有不同，但大体相同。《汉书》谷永《公交车之对》说：“四辅已经完备，成王就没有过错。”《杜业传》记载杜业对王音说：“周公、召公分治陕地，同时担任弼、疑。”这些都本于贾太傅的话。《孔丛子》说：“疑、承、辅、弼叫作四近。”难道这些都是刘歆窜入的吗？所以不能因为王莽经常采用这些称谓，就把罪过全归给刘歆。然而秦汉以前本来确实没有这种官职。如果说周公、召公、望公、史佚经常担任这些官职，那么为什么《尚书·周官》中没有记载？草庐先生不得已替它作解释，认为三公是周代制度，四辅是唐虞以来的制度；但这样又为什么《尧典》《舜典》中也没有记载呢？于是援引“四邻”的文字，直接指作四辅，认为这是古制，有谁会相信呢？又援引《周官》中师、保的名称，把它们与疑、承合在一起，删去辅、弼，认为这是周代制度，又有谁会相信呢？所以侍郎认为根本没有这种官职，是对的，只是不能认为这些内容是刘歆窜入的。我曾经说过，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大概处在周、秦之间；文献散失错讹，好事者加以造作，所以伏胜、贾谊都记载了它。再考察《甘石星经》，说：“天极星旁边的三星是三公，后面的四星是四辅。”这说法出现在伏胜、贾谊之前，那么它是战国时期人的说法，毫无疑问。至于汉、唐的经学家，本来也不完全同意《星经》的说法，因此《洛诰》的“四辅”，孔安国认为是四方辅佐之臣，而《正义》认为周公无事不统摄，是一人兼任四辅。只有孔安国《孝经注》说：“天子的诤臣有七人，以三公、四辅当之。”邢昺的《正义》已经批评了这种说法。这样看来，《文王世子》不足以相信，古人早就说过了。只是侍郎竟然说其他书再没有涉及此事，反而失实了。

译（问）《礼记·大传》说：“传到四世，缌麻之服就到了尽头；传到五世，袒免，减轻同姓之间的丧服；传到六世，亲属关系就穷尽了。庶姓在上面分开，而亲戚关系在下面疏远。”郑玄说：“始祖所传的是正姓，高祖所传的是庶姓。”解释的人说：“正姓如姬、姜，庶姓如三桓、七穆。”是这样吗？（答）这正是郑玄说法的错误。《周礼·秋官·司仪》说：“对庶姓行土揖，对异姓行时揖，对同姓行天揖。”郑玄说：“同姓，是兄弟之国；异姓，是婚姻甥舅之国；庶姓，是没有亲属关系但有功勋、贤能的人。”所以王昭禹说：“异姓比庶姓亲近，同姓又比异姓亲近，三种揖礼就是按照这种等级排列的。”然而考察《左传·隐公二十一年》：滕国、薛国来朝见，争论谁应居长。滕国说：“我是周朝的卜正之后，薛国只是庶姓。”鲁国从周公到武公，都曾娶薛国女子，不能说薛国不是婚姻甥舅之国，但滕国仍把它称为庶姓。大概周朝分封的异姓之国，如妫、姒、子，是三恪；如姜姓，则是开国元勋之后，都是族类中尊贵的。薛国虽然是太皞的后裔，又是前代所封，加上国力弱小，所以降在庶姓之列。这样看来，异姓因为有尊贵的姓，才又有庶姓，并不只是按照亲疏来区分。若是同姓，怎么会有所谓庶姓呢？郑玄的错误实在太严重了！那么怎样解释《大传》呢？我曾考察过，古代所谓姓和氏，本来有区别。三桓、七穆是氏，不是姓。受氏的礼制，多数是以祖父的字作为氏；有时也以父亲的字赐氏，国侨就是这一类；有时甚至在本人一生中赐氏，仲遂就是这一类。并不一定要到高祖才开始有氏。但总的说来，这些都不能称为姓。太史公处在秦末项羽之乱以后，姓氏学已经混乱，所以混杂着写成“姓某氏”，受到儒者讥笑。如果像郑玄所说，氏当然可以称为姓，那么太史公又为什么会被讥笑呢？何况姓是固定不变的，氏却不断分出，没有穷尽。以三桓来说，仲孙氏之后又分为南宫氏、子服氏；叔孙氏之后又分为叔仲氏；季孙氏之后又分为公鉏氏、公甫氏。诸侯不敢以天子为始祖，大夫不敢以诸侯为始祖，所以仲庆父、叔牙、季友实际上就是三桓的始祖。若说始祖所传的是正姓，难道要把三位公子所受的氏当作正姓吗？这样一来，正姓就成了庶姓。倘若仍然把姬看作姓，那么正姓就并不出自始祖。至于敬叔等各家所受的氏，又只是庶姓中的小支。姓难道真能这样繁杂而不止一种吗？这就是郑玄的话必然无法贯通的地方。至于《大传》所说的“别姓”，我私下怀疑并不是下文“系姓”的“姓”。“姓”就是生；“庶姓”就是众生。大概是说支属在上面已经分开，婚姻关系在下面已经疏远，所以似乎可以通婚而没有妨害。到下文说“系姓弗别”，才开始指所承受的姓而言。郑玄把两者合为一谈，于是认为“系姓”之外，又另有一种“别姓”；认为所系的是出自始祖，所别的是出自高祖，这是错误的。归安沈编修荣仁也认为我的说法是对的。（问）文昌第四颗星叫司命，《周礼》中也有祭祀司命的礼仪，《祭法》又把司命列为七祀，那么如今祭祀文昌，并不是没有根据；先生却极力说它错误，为什么？（答）星宿的名称大多出现在《甘石星经》以后，纬书又从中混杂而来，都不足以相信。因此郑玄也只能支离地分别解释：认为《周礼·大宗伯》的司命，就是文昌第四星之神；《祭法》的司命，则是监察三命的小神，两者神名各不相同。只是“三命”的说法见于《孝经纬·援神契》，本来就是欺妄之说；文昌这个名称也不古老。姑且不论它们到底相同还是不同，总之大夫以下没有祭祀天神的礼制，所以我不敢奉行这种敬礼。如今世间祭祀文昌，是从哪里开始的？大概始于元代袁清容，他是我的同乡前辈，事情见于袁尚寳《符台集》。五百年来于是盛行，荒诞之说纷纷出现，说他是梓潼人，又有十七世轮回的说法：在周代是张仲，在汉代是张良，在六国时是姚苌，最后姓名又叫张亚子；又有人说就是张仙。这样把文昌之神、监察三命之神和仙佛之说混在一起，完全是狂妄之人的言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廿石〕 于是愚昧的人被“司命”这个名称迷惑，说它是决定科举功名升降的神，争相起来礼拜它；它的祠庙还混入学校之中，但国家的学校祭祀制度始终没有把它列入，由此也可以知道这是淫祀。所以我从小到大从未礼拜过它。

译（问）方侍郎望溪说，春秋时期废弃政事的事很多，唯独淫祀很少听说；先生却认为十二诸侯国的淫祀，在内、外两传中都有充分记载，希望能一一列举，以纠正侍郎的疏漏。（答）侍郎不擅长考察古事，所以才有这种说法。我曾考察，周朝衰微时，三礼散失，因此天神、地祇、人鬼的道理不明白，人们便妄自迷惑于鬼神之说，这就是淫祀兴起的原因。更严重的，甚至有许多名分僭越，被称为逆祀，这些说法即使轮流讲述，也不能全部说尽。不过，关于鬼神的说法始于墨子，所以《汉书·艺文志》列举墨子的宗旨有若干条，其中“右鬼”就是一条。《左传》大概也受墨子影响，《内传》中记载这类事情不止一处；《外传》是否果真出自左氏尚且不知道，但其中关于鬼神的说法与此相互表里。比如杜伯射杀周宣王的故事，原本由墨子记载，而《外传》开头就记载了它。周宣王因为没有罪过而杀杜伯，当然是过错；但杜伯后来成为厉鬼来射杀周宣王，这就是说君臣之义只存在于人间，而不适用于鬼神。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想说明杜伯的冤屈，却不知道这样反而成了杜伯的罪过。《内传》沿袭这种说法，讲晋人无罪杀死赵同兄弟，而他们的祖父成为厉鬼，这都是极其荒诞错误的说法。他又有人说，这是为了警戒国君不要任意杀人，所以公子彭生、浑良夫等故事即使怪异，也不必嫌弃；这是曲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年〕 至于卫国宁武子劝谏祭祀夏相，说杞、鄫祭祀他有什么关系；这样看来，崇伯失去祭祀，又与晋国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宁武子说得对，那就可以；否则子产的说法就是荒谬的。所以韦昭也怀疑宁武子并不是说晋国为周王祭祀。子产原本说晋国实际上继承了周朝，如果相信这句话，那么这岂不是既属于淫祀，又属于逆祀吗？至于臧孙祭祀爰居，还算是过错中较小的；柳下已经变了脸色，极力争辩。假使让他听到祭祀丹朱、崇伯，不知会惊愕成什么样子。因而《左传》所记载的，只有楚昭王不祭祀河神，是明显有见识的。除此之外，在二百四十年中不受淫祀迷惑的，只有宁武子劝阻祭祀夏相这一件事而已。还有一个不受淫祀迷惑，却反而被左氏讥刺的人，那就是子玉。城濮之战中，河神以孟诸的麋鹿为借口，向子玉索取琼弁、玉缨，这是妖异的梦。说子玉应当因此恐惧，修身自警，谨慎对待军事，这还可以；若说应当媚事河神以求福，就不可以。子玉怎么会有事于河神呢？如果说军队经过的地方本来有祭祀山川的礼仪，那么河神又怎么能托梦来索取祭品呢？所以子玉不献出这些东西，正如灭明不把璧献给蛟龙一样。反而说他怠慢神灵而导致失败，这都是淫祀之说造成的错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所以子产为伯有、子孔立后，都以鬼神之说来解释，也都不太恰当。伯有是子良的孙子，他的先祖有大功，给他立后本来合宜；子孔召集纯门的军队，是国家的贼臣，怎么可以给他立后？如果只说他们能摄取精气、使用宏大力量，那么崔氏、庆氏、栾氏、郤氏、孙氏、宁氏等乱臣，谁不是能摄取精气、使用宏大力量的人？为什么不能成为厉鬼呢？所以我曾说，汉人的谶纬、巫鬼之说，实际上都始于春秋时期；当时即使是子产，也不能免于这种风气。墨子的门徒推波助澜，直到今天仍没有人能纠正它，真可悲啊。（问）古代传说说，周公祭天，太公做尸；周公祭泰山，召公做尸。祭祀天神、地祇，怎么能设置尸呢？这种说法很难理解。（答）这是汉人的传闻，本来就不可信。但天神、地祇的祭祀必定要有配享者，那么尸就由配享者的子孙来担任。《外传》说晋平公祭祀夏郊，董伯做尸。韦昭说：“董伯大概是姒姓。”这样看来，周公代行天子之礼在郊外祭天，应当由后稷的后代做尸；代行祭天于明堂，应当由文王的后代做尸。说太公做尸，是妄言。泰山不知道配享的是谁；周公从未到过鲁国，本来就没有祭祀泰山的事。如果禽父之后祭祀泰山，就应当以周公配享；齐人祭祀泰山，就应当以太公配享，并各自让他们的后代做尸。推及九镇、四渎，也都是如此。这虽然不见于经书，但可以按照义理推求出来。至于汉人祭祀长江，以伍子胥配享，那就不是先王的礼制。先王的礼制，只有诸侯在封国内祭祀山川时，或许可以用始封之君配享；天子祭祀这些山川，则一定要取在该山川方面有功的人配享。因此，三代以后若要符合礼制：比如蜀人祭祀长江，应当以李冰配享；楚人祭祀汉水，应当以孙叔敖配享〔孙叔敖把云梦泽的水引入汉水〕；梁人祭祀漳水，应当以西门豹、史起配享；曹、濮之间祭祀黄河，应当以王延世、王景等配享。这些人都是对山川有功的，才符合《祭法》。伍子胥对长江并没有功劳。如果说他乘着白车白马，主管潮汐，于是把他配享于长江，这种说法荒诞而难以相信。即使果真有这件事，也应当另外祭祀他，不可就把他作为长江的配享者。世上如果有讲明典礼的君子，一定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至于《周礼·春官》中祭祀神、祇的各项礼仪，各有配享者，也各有尸，只是不知道详细情形究竟怎样。但大体说来，有功的人就是配享的主神，主持该事的人就是尸。因此，祭墓时由冢人担任尸；其余礼仪也都可以由此推知。

译（问）夔国不祭祀祝融和鬻熊，楚国便灭了它；前代儒者认为，祝融、鬻熊这两项祭祀本来只应由楚国的大宗主持，夔国不应祭祀。楚人只是借此名义来实现吞并弱小国家的私意。这个说法似乎有根据，那么蒋、邢、茅、遂这些国家难道都不祭祀周公吗？（答）这种说法我起初也赞同，近来却稍微怀疑它并不完全正确。同姓诸侯不敢以天子为祖先；至于异姓诸侯，如二王之后，本来就可以直接采用天子的礼乐来祭祀，当然可以把天子作为祖先。即使是三皇五帝的后代，只是不使用天子的礼乐，却并不是不祭祀天子。三皇五帝虽然是当代的天子，本来就应当祭祀；他们的子孙不可能漠然置之，这也是人情。人情所在就是礼。所以所谓诸侯不敢以天子为祖先，是说不敢把天子列入五庙作为太祖，而是另立庙来祭祀；至于太祖，仍然以始封之君为之。这个道理本来可以并行而不相冲突。有人问：既然这样，礼书为什么没有证据？回答：有。《左传》不是说过吗：“任、宿、须句，都是风姓，实际都奉行太皞的祭祀。”太皞是天子，而任、宿等国只是小小的附庸侯国，却各自主持太皞的祭祀。可见说祝融、鬻熊的祭祀只应由楚国主持，而夔国没有资格，是不对的。由此我再推广开来，同姓诸侯也未必不是这样。同姓诸侯在五庙中的太祖，固然以始封之君为之，但也从来另有天子的庙。所以鲁国有周庙，奉文王为祖；郑国也有周庙，奉厉王为祖，这并不算僭越。顾亭林说：“如果诸侯竟然不敢以天子为祖，那么始封之君将祭祀谁呢？天下没有没有祖先的人，何况是拥有土地的诸侯呢？”〔毛西河也赞同这种说法。〕我认为周礼散亡，这件事一定有大宗伯的明文，允许诸侯各自建立所出先王的庙，只是不把它列入五庙。按照义理考察，周礼所谓别庙本来应该很多。比如周公在东都会盟，郑国就另有祊庙；何况天子巡狩时，车驾所经过的地方，天子死后自然也都应当有庙，那么就应该让各同姓诸侯来主持；否则反而不如周公。汉代各郡国都可以建立高皇帝庙，也是这个遗意。有人问：这样岂不是接近禘祭了吗？回答：这又不同。天子对于始祖所从出的祖先，本来并没有庙；五年举行一次祭祀，就在始祖庙中祭祀，并以始祖配享，因为年代久远，所以没有单独的庙。至于诸侯对于先王，反而有庙，因为关系较近；然而祭祀时从来不敢以始封之君配享，这才是所谓诸侯不敢以天子为祖。所以毛西河说诸侯应当有出自先王的庙，这是对的；如果因此说鲁国可以举行禘祭，那又不对〔顾亭林也有这种说法〕。这本来是两千年来的疑案，如今才调和斟酌而确定。有人说：这样说固然对，但前代儒者认为楚国应当祭祀夔，而不应祭祀本，这是因为礼制有宗子祭祀、支子不祭祀的说法。如今依据《左传》所载任、宿等国都主持太皞祭祀的文字来考察，就与礼经不相合。回答说：礼书所说的，是针对大夫而言的。诸侯与大夫地位不同，礼制也有差异。古代大夫共同在一国任职，宗子祭祀、支子不祭祀，这是宗法。大夫按世代分族，所以桓族有季、孟、叔三家；季氏以嫡长为大宗，孟氏、叔氏作为庶支，都到季氏那里合祭，季氏的祭祀中包含了孟、叔两氏的祖先，因此孟、叔可以不另祭。诸侯则各自居住在一个国家，势力关系不可能互相前往。如果用大夫的礼制来约束诸侯，那么只有鲁国可以祭祀周公；外诸侯如邢、蒋，内诸侯如宰周公以下各国，都不能祭祀周公，这在礼制上说得通吗？所以鲁国固然以周公为始封之君，宰周公的封国也同样以周公为始封之君，各自建立太祖庙。周公身任太宰，他的子孙世代守护采邑，当然应当有庙。大凡邢国以下各国，不敢把周公作为太祖列入五庙，却也从来没有不另立周公庙；按照义理推求，必然如此。不把周公列入五庙，是因为他们属于支子；一定另立周公庙，是为了追溯自己的出处。这当然不能用大夫的宗法来裁定。即使按照大夫的宗法来说，试考察《曾子问》，其中也有许多变通的礼制，怎么能竟然把它施用于诸侯呢？这样看来，夔国不祭祀祝融、鬻熊，自身也有罪；只是楚国灭它，未必不是借此兼并弱小国家。（问）顾亭林先生说，七七之奠本于《易经》“七日来复”，所以丧期五五、斋期七七，都取法于《易经》的数目。这种说法近于附会，是这样吗？（答）顾亭林是儒者，不是先王的法言就不说；到了这一条却失误了。不过这只是他尚未定论的说法，在初刻《日知录》卷八以及晚年重订本中已经删去了，大概是自己知道错了。七七的说法见于《北史》，又见于《北齐书·孙灵晖传》。万季野说：“终究不知道它始于哪一代君王。”第三次见于李文公所作《杨垂去佛斋说》，以及皇甫持正所作《韩公神道碑铭》，而这些都是儒者斥责它的话。顾亭林根据什么，竟援引皋复之礼作为七七的缘起？皋复之礼是在刚死时登屋呼喊，哪里有实行四十九日之久的道理？顾亭林在这里说错了。鹳浦郑氏居丧时没有七七之斋，可以说是知道后世习俗错误的人；然而他每隔十天举行一次奠礼，也不对。考察礼制，大夫是朔日、望日各奠一次；不是大夫的，只举行一次朔奠，称为殷奠。这样看来，五品以下的官员举行三次奠礼，五品以上的在朔日、望日各举行一次，共十次，这才是礼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卷〕 全谢山先生《经史问答》卷六。余姚史梦蛟重校。《论语问目答范鹏》。

译（问）一贯的宗旨，是圣学的枢纽。各位儒者旧有的解释牵强附会之处很多，先生一举把它们全都排除了，希望听听详细说法。（答）“一贯”的道理不需要注疏，只要读《中庸》就等于读了注疏。“一”就是诚；天地不过只有一个诚罢了。它作为万物本体而不二，所以生养万物不可测度；“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正是天地以一贯通万物。诚并不只是使自己成就而已，也是使万物成就。成就自己是仁，成就万物是知，是本性的德，是贯通内外的道，所以能够随时采取适宜的措施。这就是圣人的一贯。忠恕与道相距不远：把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不施加给别人，这是学者的一贯。有人认为圣人不轻易把这个道理告诉弟子，所以只有曾子听到；其次是子贡，而终究曾子深信，子贡还不能没有疑惑；大概曾子从实践进入，子贡从知识进入，子贡以下便没有一个人能得到传授。这种说法很不正确。子贡固然不如曾子，但哀公是下等的君主，孔子告诉他却说：“天下通行的道有五条，通达的德有三种，实行它们的原则只有一个。”又说：“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常法，实行它们的原则只有一个。” 以一个原则来实行，就是以一个原则来贯通。哀公尚且能听到这个深奥的道理，难道七十弟子反而不如哀公吗？有人说子贡从认识进入，不如曾子从实践进入，是因为《多学而识》一章的问题本来属于知。但这也不能概括子贡一生，便贸然贬低他。看他问一句话而能够终身实行，就不能说他只是从事于知识。圣人告诉他恕，忠也就在其中了。难道只有子贡如此吗？仲弓问仁，孔子的回答也不超出这个道理：出门时如同去接见贵宾，使百姓如同承当大祭，所说的是敬，也就是忠；自己不愿意的，不施加给别人，是恕。难道七十弟子中再没有听到这些的吗？所以万物只有一个太极，每一物又各有一个太极；一本可以分为万殊，一个实体可以分为万种表现。各位儒者的说法枝枝相附、叶叶相连，文字越繁多，道理反而越晦暗，却不知道《中庸》已经把这个意义阐发得非常明显了。圣人对此从来没有不尽心教导众人的，只是能够理解并实行的人很少。只有曾子最为醇厚，把它传给子思，最终阐明其中旨趣，写成《中庸》。这就是三代传授的深远源流。谁说圣人把这个道理秘而不宣呢？所以仲孙何忌问颜子：一句话对增长知识有益的是什么？颜子回答说，没有比预先准备更好的；一句话对增进仁德有益的是什么？颜子说，没有比恕更好的。这样看来，不只是孔子把它告诉过哀公，难道七十弟子反而不如仲孙吗？（问）关于臧文仲收藏蔡龟的说法，古注与朱熹的注解不同，近人多赞同古注；但朱熹难道没有根据吗？究竟应当听从哪一种？（答）按照汉人的说法，收藏蔡龟是僭越诸侯的礼制；山节藻棁是僭越天子宗庙的装饰，用来装饰自己的居室。这样一来已经是两件不知礼的事，不应当把它们笼统地作为制造空器来责罪，说成一件不知礼的事。但是臧孙收藏蔡龟，并不是私自设置；大概他世代担任鲁国掌管蔡龟的大夫。《孔子家语》不是说过吗：文仲一年占一个兆，武仲一年占两个兆，孺子一年占三个兆，这是世代相传的官职。既然如此，臧孙收藏蔡龟，有什么僭越呢？过去武王把封父国的繁弱弓赐给伯禽；有人认为繁弱就是蔡龟的别名。这种说法见于陆农师为《明堂位》所作的注释。这样看来，蔡龟又叫偻句，又叫繁弱，它的来历已经很久远了。所以武仲逃亡到防地，交出蔡龟来请求立后，是因为把它看作国家的宝物。若因大夫不应收藏龟而给臧孙加罪，恐怕会被人笑话没有读过《左传》和《家语》。至于山节藻棁，确实是天子宗庙的装饰；《管仲僭用以装饰自己居室》以及其他杂记篇章中记载很多。但臧孙未必有这种事，因为台门、反坫、朱纮、镂簋，都是夷吾奢侈放纵的表现，不足为怪；臧孙却是个俭朴的人。天下哪有把天子宗庙的装饰用于自己的居室，却让妾在其中织蒲的道理？这两者实在极不相称。所以我知道他必定没有这样做。那么山节藻棁应当用在哪里呢？回答：用在收藏蔡龟的居室上，也就是媚事神灵以求福。这本来是横渠先生的说法，朱子也采纳了；如今那些自以为熟悉汉学、沾沾自喜地夸夸其谈的人，只是不肯思考罢了。钱塘王大令志伊，是经学老师中的良才，一向认为我的说法正确。（问）《礼器》说“甘受和，白受采”是一种说法，《考工记》说绘画之事以素功为后又是一种说法。古注解释《论语》“绘事后素”时引用《考工记》，不引用《礼器》；解释《考工记》时又引用《论语》。直到杨文靖公解释《论语》，才开始引用《礼器》，朱子又把二者合并引用，竟把《考工记》的说法当成《礼器》的说法。近人多不赞同这种做法，不知应当怎样折中。（答）《论语》的说法正与《礼器》相合，因为《论语》中的“素”是素地，不是素功。意思是有了质地，然后才能加以文饰。怎么知道呢？就是从孔子借此解释《诗经》可以知道。美好的笑容和明亮的眼睛，是素地；有了这些，然后才能加上脂粉、黛色、簪珥、衣裳等装饰，这就像绘画之事，所谓绚丽。因此说“绘画之事在素地之后”，又由此领悟礼：忠信就是素地，节文、度数等礼仪装饰就像绘画之事，所谓绚丽。难道不是明明白白与《考工记》所说不同吗？那么“素功”不是素地，而是绘画使用五种色彩，素功只是其中一种，大概就是施加白粉的色彩。白粉容易被污染，所以必须等各种色彩施加完毕后再加上它，这就叫作‘后’。这样看来，它与《论语》完全没有关系。美好的笑容和明亮的眼睛，难道也是脂粉等装饰中的一种吗？还是说美好的笑容和明亮的眼睛出自人工制作？况且美好的笑容和明亮的眼睛反而出现在脂粉等装饰之后吗？这种说法必定无法讲通。若想把这种说法用于解释礼，那么忠信也是节文中的一种吗？忠信也出自人为制作吗？而且忠信反而产生于节文之后吗？五尺高的儿童听了也会哑然失笑。龟山知道这种说法不对，所以另行引用《礼器》来解释，这才是真正的注疏。朱子既然采用龟山的说法，却仍兼引《考工记》的文字，就错了。不过，朱子误解了《考工记》，却没有误解《论语》，删去这一句便可以解释清楚了。若依照古注，那就误解了《论语》。朱子的错误也有其来源，大概出自郑宗颜对《考工记》的解释，宗颜又本于荆公；他们是不知道《论语》与《礼器》是同一种说法，而《考工记》又是另一种说法。至于毛西河，喜欢攻击朱子，絮絮叨叨地强作解词，这就不值得深究了。

译（问）商代以丑月为正月，这是《三统历》的明文。《史记·历书索隐》却说商代以子月为正月，这是另一种说法。古人再没有谈到这件事，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大疑案，希望先生为我决断。（答）《索隐》说：古代历法，是指黄帝调历以前，有上元、太初等历法，都以寅月为正月，称为孟春。到了颛顼、夏、禹，也都以寅月为正月；只有黄帝、殷、周、鲁都以子月为正月，而秦人以亥月为正月，汉初沿袭了这一点。到元封七年，才重新使用周历。此说本于《晋书·董巴历议》。董巴说：商汤制定殷历，不再以正月初一早晨立春作为节气，而改用十一月初一早晨冬至作为历法的起点；往下直到周、鲁以及汉代，都遵循这一节气安排。按董巴所说的是历法起点，不是岁首；《索隐》却误解董巴的话，以为殷代也以子月为正月。古人对于岁首，有建子、建丑、建寅的区别，称为三统；至于历法起点，则不是子就是寅。所以有时历法起点与岁首相同，例如黄帝和周代用子，颛顼和夏代用寅；有时历法起点与岁首不同，例如殷代就是如此。《唐书·一行日度议》说：颛顼历以上元正月辰初合朔，都正当艮维的起点；殷历则把十一月冬至作为上元，这说的是治理历法。三统并用，这是说明当时历法的情况。这样把历法起点和岁首分开来说，就清楚明白了。曹魏明帝时想改用丑月为岁首，杨伟议论说：汉太初历以寅月为岁首，以子月为历法起点；现在要改正朔，应当以丑月为岁首，以子月为历法起点。这又是董巴说法的来源。三统之中可以采用丑月，是因为丑为分划时辰的枢纽：所谓斗柄振动于天而前进，律管便始于黄钟；太阳背离天道而退行，度数便始于星纪，这就是丑能够成为一统的原因。若论确定历法，必定以奇数为起点：以一阳初生便用子月，以四时之首便用寅月，而丑月没有可以凭借来作为历法分部起点的依据，这也是容易明白的道理。《索隐》竟把历法起点当作岁首，就错了。汉初承袭秦制，采用颛顼历，便用寅月；有人说采用殷历，便是用子月。如今《索隐》说秦以亥月为岁首而汉代沿袭它，就又错了。秦可以以亥月为岁首，却不能以亥月为历法起点。（问）颜渊比孔子小三十岁，到三十二岁去世，这就是孔子六十二岁、鲁哀公六年。这一年孔子在陈国、蔡国之间受困，颜渊还曾与孔子问答；有人认为颜渊就是在这一年去世的，但孔子当时还在陈国，也有人说孔子已经返回卫国，总之可以知道孔子不在鲁国。既然如此，若说颜渊在外地去世，是孔子为他入殓，那么他的父亲颜路为什么还要请求孔子的车来制作外椁？若说颜渊先回到鲁国后去世，那么颜路为什么要越过别国来请求呢？孔子和弟子厚葬颜渊，又为什么还要请求车呢？孔子在哀公十一年返回鲁国，颜路又为什么要越过别国送来祥祭的肉？这些都很可疑。还有更奇怪的地方：伯鱼在孔子十九岁时出生，他去世时五十岁，这正是孔子六十八岁返回鲁国的一年，也就是哀公十一年。颜渊在五年前去世，可孔子却说“鲤也死”，这是什么意思？王肃说《史记》所记弟子的年龄年代相隔太远，难以相信，这是对的。但又把“鲤也死”解释为虚设之词，难道不是错误吗？这实在无法解释。先生博搜远览，一定能解除后人的疑惑。（答）孔门弟子的年龄，《史记》和《孔子家语》互有不同，王肃认为年代久远而难以相信，是对的。例如梁鳣，《史记》说比孔子小二十九岁，《家语》却说三十九岁；季羔，《史记》说小三十岁，《家语》却说四十岁；言游，《史记》说小四十五岁，《家语》却说小三十五岁；樊须，《史记》说小三十六岁，《家语》却说小四十六岁；子贱，《史记》说小三十九岁，《家语》却说小四十九岁。今本《家语》没有“九”字，大概二、三、四这几个字之间多有错误，因为古人“四”字也写作重画，容易与二、三混淆。《家语》出现较晚，有人怀疑它不是古本，多数地方依从《史记》，但最终也难以确定哪一个正确。所以我怀疑颜子比孔子小四十岁，这样就与“鲤也死”的话相合。孔子七十三岁去世，有人说七十四岁，也有人说七十二岁；这样看来，颜渊之死也离孔子梦见两楹不远。至于王肃认为“鲤也死”是虚设之词，其错误显然很容易看出。（问）我原来认为颜渊死在伯鱼之后、子路之前，所以子贡说：“从前夫子对于颜渊，好像死了儿子却没有穿丧服；死了子路也是这样。如今按照先生的说法，颜渊似乎又死在子路之后了。”颜渊去世时，孔子还吃了他的祥祭之肉，这似乎说明颜渊并不是在孔子去世的那一年死的。（答）子路死于孔子七十一岁那年；若按颜子比孔子小四十岁计算，确实比颜子晚一年。《公羊传》在获麟那一年把丧事连续记载下来，记“予祝”“予之”的悲恸，也是先颜渊而后仲由，这不过是偶然的错杂罢了。但总的说来，二人的死亡相隔不远。至于孔子在四月己丑日去世，即使说他七十二岁，又有什么理由认为他来不及见到颜渊的祥祭呢？何况怎么知道孔子不是七十三岁去世呢？

译（问）寗武子继承庄子为卿，庄子死在成公时期，那么武子就不曾在文公时期做官；朱子把“邦有道”解释为文公时期。阎伯诗、陆稼书引用《左传》，说当时各国父子同时在朝做官的很多，例如栾武子统率中军，而栾黡到鲁国请求出兵，栾针担任车右；范文子辅佐中军，而范匄担任公族大夫；韩献子统率下军，而韩无忌担任公族大夫；季武子任司徒，而公鉏任左宰。因此武子必定在文公时期已经做了大夫。毛西河又诋毁朱子，必定要说朱子错了，请先生裁决。（答）朱子说武子任官在文公、成公之间，原本不是说武子在文公时已经做卿。《春秋》所见世袭卿大夫的儿子，在父亲在世时已经出仕并有显著事迹的，不只是阎百诗所引用的那些。城濮之战中，先轸统率中军，并且因战功居显位；陈文子在崔杼当政时，他的儿子无宇已经出使楚国；孟献子执掌国政时，孟速已经率军抵御齐国；魏献子灭掉羊舌氏，任用其子羊舌戊；宋国华氏南里之乱，正是因为父子兄弟同时在朝而不和；孟懿子晚年，泄担任右师。像这样的例子，多得无法一一列举。只是武子在文公时期侍奉文公一事，在《左氏传》中没有可见的记载；因此也可以说，“有道”只指成公时代太平无事的时候，武子从容安闲地在朝廷任职，并非不可能。总之，这些事情与大义无关；毛西河一心攻击朱子，必定要顺着这个方向强作辩解，以逞口舌，这也不必再追问了。（问）《史记·世家》说孔子从大司空升任大司寇，代理国相之职。考察周代制度，司寇本来就是司空兼任的官，而司徒才是国相，所以符子说：“孔子担任司徒，但鲁国的司空是孟孙氏，司徒是季孙氏，孔子怎么能取代他们呢？”因此有人说孔子不过做过小司寇，不过是夹谷之会的相礼者，原本不曾任卿，也不曾代理国相之职；司马迁只是根据传闻而错误记载。是这样吗？（答）司马迁记事的错误固然很多，但这一节不能马上否定。说孔子只以小司寇身份在鲁国任官，始于崔灵恩；至于说夹谷之会的相礼者就是代理国相，这是近人毛奇龄的说法，但都没有详细考察春秋时代的事实。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卿并不只三人：宋国有六卿，还可以说是因为它是二王之后；晋国有六卿，还可以说是三军各有副职；至于郑国这样的小国也设置六卿，鲁国也是如此。因此羽父请求杀死桓公，想借此求得太宰之职，虽然后来在传中没有再见记载，但总之不能认定鲁国只有三卿。况且季氏世代担任上卿，武子继承上卿之位，是在孟献子死后；武子请求建立三军时，叔孙穆子说：“政权将要归于你。”因为当时献子已经年老了。这样看来，季文子去世后，献子实际上成为上卿；献子去世后，武子才取代他。武子去世后，平子继承卿位；叔孙昭子以三命之卿执政。鲁昭公二年，平子厌恶昭子地位在自己之上，因此昭子实际上是上卿；昭子去世后，平子才取代他。这样看来，三桓的位次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况且鲁国公族与三桓共同担任卿的，先有臧氏、东门氏，共有五卿；自仲婴齐去世后，东门氏失去卿位，武仲出奔后，臧氏失去卿位，但又有叔氏担任卿，于是成为四卿。只是有力量分割公室权力的，只有三桓，这就是其中的区别。卿并不止三人，而军队只设三军；三桓掌握三军，所以有力量分割公室。若说鲁国只有三卿，三桓之外没有其他卿，那就错了。至于春秋时代的国相，也从来不是只有一人。齐国有天子所设的守臣，国氏、高氏以及管仲以仲父身份执掌国政；晋国掌握国政的是中军将，阳处父以太傅身份取代各军统帅；宋国以左右二师长统领六官；楚国除令尹外还有莫敖。这些制度也几乎像后世的三省二府制，并不以一人独掌为限。所以只说鲁国，历事四位国君并执掌国政的是季文子，僖公时则是臧文仲。文公时期是东门襄仲，宣公时期是臧宣叔，成公时期是孟献子，他们都和季文子一样共同掌握国政。这样看来，其他国家另设相职的制度固然不必说，鲁国也并不是只由司徒一人代理国政。至于夹谷之会的相礼者，正是孔子担任卿的证据。春秋时代最受重视的职务，没有比国相更重要的。凡是能够辅佐国君出行并主持事务的人，不是卿就不会派出。因此鲁国十二位国君中，从僖公以下，辅佐国君出行的都是三桓：文公三年出使晋国，叔孙庄叔任相；十三年出使晋国，季文子任相；成公四年出使晋国，也是季文子任相；九年在蒲会盟，也是季文子任相；十年朝见周王，孟献子任相；襄公四年朝见晋国，还是孟献子任相；十年会盟并出兵攻郑，季武子任相；二十八年出使楚国，叔孙穆子任相；昭公七年出使楚国，孟僖子任相；哀公十七年在蒙会盟，孟武伯任相；这些人都是卿。鲁国的卿，非公室所属不能任用。而当时由于阳虎等人的动乱，孔子于是以庶姓身份执掌国政。夹谷会盟时，三桓正拱手听命，孔子俨然被列入这种任用范围。当时齐国正想让鲁国出三百乘战车随从它出征，如果鲁国只派一个地位卑微的人任相，难道不会招来责难吗？这是破格任用孔子。况且假使孔子不能执掌国政，却去毁坏三都、扩张公室的权力，那就是一个小臣妄自参与国家大事，违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训诫，也一定不是圣人会做的事。大概如果拘泥于成说而不广泛考察遗留下来的文献，就会认为大司空和国相本来应当由三桓所掌握，而司寇又应当由世代掌管的臧氏担任。这样孔子岂不是一个官职也没有可任吗？这不是太昏昧了吗？

译（问）诸侯国有三卿，司徒居上，司马次之，司空居下。朱子据此解释“季孟之间”，那么齐景公将把叔孙氏同样看待孔子，又何必说“季孟之间”呢？先生说《春秋》列卿的次序也有不拘成格的情况，请明白说明。（答）这本来是孔子的注说。但考察《春秋》时代，三卿的次序也没有固定不变的规则。例如季文子是上卿，而孟献子受三命，二人同为上卿；等季文子去世，武子位列献子之下。叔孙昭子受三命后，也以高于季平子的上卿身份居先，这是按照命数来论。如果命数相同，那么司徒居上，司空列第三，这是按照官职来论。他们中执掌国政的情况，又不完全如此。例如齐国有受命的卿，国氏、高氏和管仲虽是下卿却能执政，这是因为贤能。叔孙昭子虽受三命，最终也不能压制季氏，这是因为权势。所以齐景公所说“季孟之间”，不是按照三卿的官位次序说的。三桓中，季氏是嫡长宗族，季友又有再次安定闵公、僖公的功劳，行父又历任宣公、成公的国相，所以最强。孟氏在三桓中本是庶长，而庆父、叔牙都负有罪过，因此孟氏、叔氏在礼遇上逊于季氏的地方很多。到了叔敖和叔氏共处时，叔氏没有过错，而叔敖荒淫无度，几乎使其世系断绝；如果不是叔孙谷和叔孙难这两位贤能的儿子，孟氏几乎无法支撑。因此当时孟氏逊于叔氏。后来献子凭借大德振兴孟氏，于是与文子共同执掌国政；而侨如作乱，叔氏的势力才开始衰落。从此以后，孟氏的权势仅次于季氏，却超过叔氏；这大概起初是因为重视德行，后来便形成了世袭卿大夫中甲乙分明的固定次序。因此刘康公说：“叔孙氏的地位不如季氏、孟氏。”侨如也自己说：“鲁国有季氏、孟氏，就像晋国有栾氏、范氏。”试看四分公室、撤去中军后，季氏统率左师，孟氏统率右师，而叔孙氏自成一军；这就是三桓的势力，季氏第一，孟氏第二，不能拘守叔氏是下卿的说法而轻视它。这就是“季孟之间”的说法。（问）那么淳于髡说孟子位居三卿之中，蔡氏便用司徒、司马、司空三卿来解释，这对吗？不对吗？战国七雄时期似乎没有这种三卿制度。（答）哪里只是战国时期没有三卿，春秋十二诸侯时期也有许多改易。宋国因为是二王之后，设有六卿，另外还有左师、右师等官。考察晋国，设有六军，每军置将和佐，将、佐都以卿任之。楚国有令尹、莫敖、司马，而太宰反而属于散职。郑国、卫国也不采用周制。以齐国来说，国氏、高氏的官职没有明确记载，到了崔氏、庆氏时期，则以右相、左相执掌国政。何况孟子时代，七国的官制尤其草率。《战国策》中只有魏国曾出现一次司徒之官，也不足以凭信。大体所谓三卿，是指上卿、亚卿、下卿而言，但不曾有司徒等具体名称。乐毅刚到燕国时任亚卿，就是证明。也有人说，一卿是国相，一卿是将军，另一卿是客卿；上卿、下卿本来没有固定名额，这种说法也讲得通。至于蔡氏的说法，是不对的。（问）孔子不回答，询问陈国的情况，第二天就离开了。在陈国断粮，《史记》把这件事系于哀公六年。按照孔子离开卫国以后即前往陈国，随后到蔡国，又到叶国，再从叶国返回蔡国，重新到了陈国，才遭遇这次困厄的行程推算，就与《论语》不相合。相信《史记》当然不如相信《论语》。然而考察跟随孔子在陈、蔡之间的弟子，子游、子夏的年龄都还没有超过十五岁；若认为这件事就发生在孔子离开卫国的那一年，也难以接受。先生根据什么来确定呢？（答）这件事连前代的老儒都不能确定。推排各位弟子的年龄，似乎应当在哀公六年。也可能原本另为一章，而该章开头有脱文，遗失了“子”字；这也不能确定。所以下面应当阙疑。（问）陈、蔡两国带兵包围孔子，朱子怀疑当时陈、蔡正臣服于楚，楚昭王想任用孔子，陈、蔡哪里敢做这种事？所以确定是在哀公二年孔子离开卫国的时候。仁山则认为蔡国已经两次归属于吴国，陈国也并非始终臣服于楚国，或许有这种可能。又有人说，断粮在前，带兵包围在后，是两件事。究竟谁的说法正确？（答）朱子正确，仁山错误。当时楚国正与陈国和睦，而蔡国已经完全归属吴国，迁都到州来，和陈国相距很远。所谓孔子到蔡国，并不是新迁的蔡国，而是旧蔡国。孔子想前往楚国，所以进入了蔡国旧地。蔡国已经不成其为国家，哪里还会有大夫呢？况且陈国事奉楚国，蔡国事奉吴国，二国就是仇敌，哪里会有两国大夫共同谋划？再说哀公六年，吴国的意图是灭掉陈国，所以楚国大举出兵救陈；占卜交战不吉，卜问退兵也不吉，楚昭王甚至发誓要拼死救陈。陈国倚仗楚国的程度如何？感激楚国的程度如何？怎么敢包围楚国要任用的人？即使如所说，是陈、蔡大夫包围孔子，子贡前往楚国，请楚国出兵迎接，孔子才得以免难；当时楚昭王正在陈国，为什么还要派子贡到楚国？而且楚国如果真的迎接孔子，住一夜两夜就可以到达。孔子为什么最终连楚昭王也没有见到？至于楚国派来迎接的军队，走到半路听说子西阻止此事，竟然抛下孔子离去，这些都完全不合情理。（古代史书说孔子曾见楚昭王，也没有根据。）况且楚昭王随后在陈国去世，那么孔子又是否曾进入楚国呢？所以朱子对此表示怀疑，是正确的。只是朱子认为事情发生在哀公二年，这又与子游、子夏的年龄都不相合，因此这件事似乎应当发生在哀公六年。孔安国注说陈国遭受兵祸而断粮，从情理上说较为接近事实。由此可知，陈、蔡大夫带兵包围孔子的说法，大概是《史记》的妄说。但孔安国关于遭受兵祸而断粮的说法是对的，他又认为孔子从宋国到陈国便遭遇这次困厄，把时间放在哀公二年以前，这又错了。大概哀公元年吴国也曾攻打陈国，所以孔安国由此而误。总之，这次困厄应当发生在哀公六年，这是《史记》所记时间可信的地方；断粮是因为陈国遭受兵祸，这是孔安国注所说事实可信的地方。应当综合考察，舍弃其中不可信的部分即可。[若说断粮是一次，带兵包围又是另一次，那就尤其是荒谬之说，不值得追问。]

译（问）齐桓公、晋文公究竟谁正、谁谲的问题，孔子已经评论确定了。但先生说桓公、文公的事也应当分别剖析，恳请指示。（答）圣人距离春秋时代很近，所见所闻必定详细，不只是像我们今天这样所依据的仅仅是三传。如果只根据三传，那么齐桓公有很多可贬之处，不能因为圣人的话就说他高于晋文公；这一点也是论述历史人物时不可不知道的。王子颓作乱，卫国人帮助叛逆，王室大乱；齐桓公已经谋求霸业前后十二年，却对郑厉公讨伐叛贼、迎纳周王之事袖手旁观，又过了八年，天子特意赐给齐桓公命令，请他出兵伐卫，齐桓公才不得已发兵。卫国人竟敢抗拒齐军，而齐桓公不予计较，反而接受贿赂退兵。这哪里像一位匡正天下的方伯？拿这件事与晋文公刚刚回国就讨伐太叔相比，岂不是后者比齐桓公光彩十倍吗？所以我曾说，齐桓公攘楚的功业从救郑的泓水之战开始，亲近鲁国的功业从落姑会盟开始；此后保存三个亡国，在首止安定世子，在宁母拒绝郑子华，在葵丘会盟，谢绝天子赐胙，都是守礼；读载书、束缚牲畜歃血，则渐渐成为贤能的方伯。圣人对他的赞许，或许从中期以后才开始，否则就是另有依据。总之，他早年的行为不能宽恕。至于晋文公的才能高于齐桓公，只是因为他晚年才回国，心中迫切，恰好又遇到楚国势力嚣张、中原崩溃的时代；齐桓公一死，他的儿子就接连遭受楚国欺侮，若不赶快设法排斥楚国便不行，所以晋文公多方设置机关来挫败楚国，说他谲诈确实难以推脱；但他不久就去世了，不像齐桓公长寿而志愿未能实现。假使晋文公能够多享几年寿命，从容整合诸侯、向诸侯显示最大的诚信，也一定会有值得称道之处。至于请求凿隧道、召周襄王，当然是两大过错，但正好表现出霸主的本色。总之，晋文公的功劳在于讨伐叛贼，齐桓公的功劳在于多次会合诸侯而不动用兵车；这是他们最大的纲目。至于正与谲之间，不过是这个比那个好一些罢了。（问）“固天纵之吾丈”这样的句读非常新颖，但究竟出自哪里？请详细说明其来源。（答）这本来出自汉代应仲远的《风俗通》。我的亡友史雪汀最赞赏这种说法。大概有很多才能本来不足以称为圣人，也有圣人却不具备很多才能。大宰不能据此知道孔子是圣人，所以才有这句话。子贡则认为孔子的本末都达到极致，所以说“固天纵之”。“将圣而又多能”，兼备一切，便使“将”字、“又”字都圆融通顺。这一点超过了前人。（问）竹垞根据汉代隶书，把“门人”和“弟子”分成两类；近来李穆堂侍郎沿袭他的说法，而先生不以为然，希望听听您的意见。（答）东汉泰山都尉孔伷碑阴既有“弟子”，又有“门生”；欧阳兖公认为，向弟子受业的人就是门生。考察《后汉书·贾逵传》，显宗任命贾逵所选的弟子和门生为千乘王国郎；《郑玄传》说，众门生共同编写郑玄回答弟子问题的文字，作成《郑志》；由此看来，门生与弟子的确不同。但根据杨士勋《谷梁疏》说：“门生，就是同门的后辈。”这样看来，同在一个学堂之中，只是年龄相差几辈、行次略有区别。所谓弟子，就像后世三舍中有斋长，并不是欧阳兖公所说的那样。至于经传所说的“门人”，《礼记》郑注认为就是弟子；竹垞却错误引用欧阳兖公的话，想把门人解释为向弟子受业的人。我拿《檀弓》《孔子家语》以及《史记》《汉书》来考察，没有一处相合；即使以《论语》《孟子》来说，也已经有很多牵强附会之处：“鼓瑟时不恭敬，生病时作为臣下，怎么能看出他是子路的弟子？请求厚葬，怎么能看出他是颜子的弟子？询问一以贯之，怎么能看出他是曾子的弟子？治理行装后入门作揖，怎么能看出他是子贡的弟子？[以上几条在注疏中也偶有这样的说法，不值得相信。]只有询问交友之道的门人，可以说是子夏的弟子；但如果确实如此，那么门人正是弟子，又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一章并不是针对孔子而言的。《家语》七十弟子中有“悬亶祀典”，怀疑是“鄥单”的讹误，所以删去不录；如今竟根据唐代《广韵》的注释，把它解释为门人，列入私淑弟子之中，难道不是妄说吗？大概正因为欧阳兖公的说法本来就难以完全相信，所以刘孝标《世说注》说：“服虔想研究《春秋》，听说崔烈正在召集门生讲解经传，于是隐去姓名，冒充崔烈的门人，租赁来充当食客。”臧荣绪《晋史》说：“王褒的门人被县里差役征发，王褒对县令说：‘我是作为门生来送别的。’”这就是“门人”可以和“门生”互相称呼的证据。门人就是弟子，那么门生也不是私淑弟子，这样就清楚了，《谷梁疏》的说法是可信的。竹垞只是一时的错误，不能奉为定论。

译（问）坫的制度在贾公彦《仪礼疏》中说得不太清楚，邢叔明《尔雅疏》稍微解释得好一些，但最终也没有详细分辨清楚，希望在先生面前请教。（答）坫本来有三种。《尔雅》说“垝”叫作坫，古文写作“襜”，这是指堂角；郭景纯所说的“土端”就是它。许叔重认为坫是屏墙，这是另一种坫；用土堆积起来放置物品的，又是另一种坫。用土堆积放置物品的坫，又有三种：一种在两根楹柱之间，就是《明堂位》所说的“反坫”，是放置酒尊以及《论语》所说“反坫”的地方。两国国君结交时，用它来放置酒爵；乡饮酒礼中酒尊在房门之间，燕礼中酒尊在东楹的西边；两国国君结交时，便一定在两楹之间特意设置坫，以便放回酒爵。第二种是堂下的坫，就是《明堂位》所说的“崇坫”，用来放置玉圭。怎么知道放置玉圭的坫在堂下？觐礼中侯氏入门后放下玉圭，就是在堂下。因为在堂下，所以稍微筑高。第三种是房中的坫，就是《内则》所说阁置食物的制度。士使用坫，康成认为士的地位低，不能制作阁，只能在房中设置坫来放置食物。这样看来，同样是用土堆成的坫，放置酒爵、放置玉圭和尊贵者使用它，放置食物则是地位低的人使用它。方密之说：“凡是用土堆积来放置物品的，都可以叫坫。”这是对的。堂角的坫也有两种：《士虞礼》中用苴茅的制度，把它设置在西坫；《士冠礼》中执冠者在西坫南面等待，大概那里靠近堂奥，所以叫西坫。《既夕记》说在东堂下南面设置棜，排列整齐地对着坫；那里靠近窔，所以是东坫。至于屏墙之坫，也叫“反坫”，但意义又不同。《郊特牲》所说“台门旅树反坫”就是这种，是因为朝外而称为反。黄东发说：“就像现在院司台门内立墙的情形，这正是所谓屏墙。”大概“反坫”与“出尊”相连，是指放回酒爵；“反坫”与“台门旅树”相连，是指屏墙朝向外面。《郊特牲》所说的，是大夫宫室逾越制度；《论语》所说的，是宴饮会见时逾越制度。东发怀疑《论语》的“反坫”与上文的塞门相连，恐怕都是宫室之事，不应把坫的反向解释为酒爵的返回。这又不对，因为“反坫出尊”正与两国国君结交相合，各自符合礼制，不必把《郊特牲》的“反坫”强行与《论语》的“反坫”合并解释。贾氏不知道坫有三种区别，也不知道用土堆成的坫又有三种，随意认为用土堆成的坫专门存在于宗庙之中，这已经错了。他又把丰误认为坫，不知道丰用木制作，坫用土制作；丰的形状像豆，所以字从“豆”，坫用土制作，所以字从“土”，不能把二者合为一物。至于《周书》说已经建立五宫，都有四阿和反坫，注释把四阿解释为朝向外面的房室，那么反坫也是屏墙。再考察《广韵》，葬埋的礼制不完备，临时聚集、涂土、权且安葬也叫作坫；这又是诸经之外的一种称法，大概也是取用土堆积之意。（问）令尹子文、陈文子的事，都不见于《左传》，所以先生认为是传闻之词。但子文任官的情况毕竟应当有可以考察的地方。您又说子文可以说是忠，而陈文子却不可以说是清，这其中必定有深刻的道理，不只是考据而已，希望听听您的看法。（答）“三次做官，三次辞职”，当时又多认为是孙叔敖的事：一次见于《史记·孙叔敖传》，一次见于《邹阳传》；子文的事又见于《国语》，所以知道这些是传闻，难以完全相信。但孙叔敖实际上只做过一次令尹，子文也不曾三次做令尹。子文在庄公三十年担任令尹，到僖公二十三年把职位让给子玉，共在位二十八年。子玉死后，蔿吕臣继任，子上又继任，大孙伯又继任，成嘉又继任。这以后楚国令尹的情况，《左传》没有记载。文公十二年子越之乱时，追记说：“令尹子文去世，鬬般担任令尹。”那么推测成嘉以后，子文曾第二次起用为令尹，而仁山先生认为是在子上之后，这是错误的。子上死后，立即发生商臣之变；如果子文当时在任，难道还能说他忠吗？这样看来，子文两次担任令尹，第一次是把职位让给别人，第二次则死在任上，原本没有所谓罢黜。有人为了强行与“三仕”的说法相合，于是说在子玉、蔿吕臣、子上任职之间，子文或许曾以太宰身份执政，代替他们留下的空缺。却不知道楚国执政者中，令尹以下只有司马，另有莫敖；再下面是左尹、右尹、左司马、右司马，而太宰还在这些职位之下，并非执政。子文没有被罢黜，不可能降为太宰。仁山根据什么作出这样的判断呢？况且春秋时代，国老退休后仍能参与听闻大事，例如知罃向韩厥请示，子产奉事子皮，叶公退居叶地，都是如此。这样看来，子文不担任令尹时，职位资历反而在令尹之上；所以宋国之战中，先由子文整治军队，之后子玉才再次整治军队，这就是证据。仁山在宋儒中考察古事最精审，但在这件事上却错了。总之，子文治理楚国，功劳最大，楚国功臣没有谁能超过他；只是错误地任用了子玉，这是一次失策。到他第二次起用时，《左传》虽然没有记载，但当时正值晋国霸业衰落、楚国势力强盛，大概楚国的强盛也有很多出自他的力量；只是他不明白大义，所以不能称为仁人，但对于楚国来说，他确实是宗臣。至于陈文子的始末，实在不值得称道。崔杼弑杀国君，陈文子其实早就知道，这见于《左传》。当时崔氏、庆氏虽然强大，但陈文子也深受庄公任用，父子二人都被任使；陈文子却在其中周旋，参与听闻弑逆的谋划，始终不说一句话，只坐等祸事发生。姑且不论他出奔之事究竟是否真实，即使确有其事，他不久便返回，仍然与崔氏、庆氏并肩，等待他们败亡而窃取政权，这可以称为清廉吗？后来这父子二人又商量，得到庆氏的一百车木材，还告诫他们谨慎守护，这哪里有什么清廉？这也完全不能与蘧伯玉出城而只到近郊相比。陈国后来强盛，是成就于桓子，而开创基础的是文子；仔细观察《左传》记载的踪迹，就可以看出应当责罚他的内心，实在不能称他为清白。圣人只是针对子张的提问来评论他，没有涉及其他方面，这是忠厚地评论人物的方法。若要评论历史人物，又不能被这种说法欺骗。

译（问）中牟这个地方，见于《左传》，见于《论语》，见于《史记》《汉志》《水经》，但最终都没有确定所在，请先生指示。（答）中牟有两个：一个是晋国的中牟，三卿尚未分晋时就已经属于赵国；另一个是郑国的中牟，三卿分晋以后，郑国依附韩国，应当属于韩国。臣瓒认为它属于魏国，是错误的。《左传》所说的中牟，是晋国的中牟，就是《史记》所说赵氏建都的地方。《汉志》所说的中牟，则是郑国的中牟；班氏却错误地把赵国都城当成它，所以臣瓒责问其错误，认为赵国都城应当在漯水之上；杜预也认为荥阳的中牟距离太远，不是赵国都城。他们的说法本来已经很清楚。郦道元却强行维护《汉志》，说魏国迁都大梁后，赵国南界到达浮水，并不妨碍赵国兼有郑国的中牟。不知道整个战国时期，赵国的土地都没有到达荥阳；而赵献子确定都城时，魏国尚未迁都大梁，因此他的说法的荒谬，不必深究。而且郑国的 中牟并不与浮水相接，这个错误尤其明显。只是臣瓒认为赵国的中牟应当在漯水之上，孔颖达也对此存疑，认为不知道依据在哪里。小司马只说应当在黄河以北，却最终不能明确指出地点。张守节则把汤阴的牟山当作中牟。按《左传》记载，赵鞅攻打卫国，随后包围中牟，这正是佛肸占据城邑反叛的时候；那么晋国的中牟应当与卫国相接，地点大概在夷仪、五鹿一带。顾祖禹说：“汤阴县西五十里有中牟城，这就是所谓黄河以北的中牟。”考察汤阴县有中牟山，三卿所居之地都很重要，韩氏的平阳、魏氏的安邑就是这样。赵氏的重要据点在晋阳，而都城在中牟，那么它的险要也就可知了。不知道为什么从此以后，中牟这个名称便完全不见于史传。郑国的中牟直到汉代才得名，在此以前根本听不到有中牟这个名称。班固没有审察清楚而错误地把它附会进去，郦道元也强行维护这种说法。我校勘《水经》渠水篇，才略作疏证而考察出这一点。赵氏分国时，它的险要固然在晋阳，而论富庶则数邯郸；至于控制、扼守黄河以北，中牟也是一座都会，大概凭借漳水的险固与邺相连接。河北一带的险要，没有比邺更甚的；其次就是中牟，这都是战略要地。要知道古人选择建都的地方，一定不是草率决定的。《管子》说，五鹿、中牟、邺，都是齐桓公所筑，用来保卫诸夏。考察这三个城邑，都是狄人窥伺中原的道路。当时狄患正盛，所以齐桓公修筑这三座城作为防御屏障。晋、卫两国也都凭借它们抵御狄人。三卿分晋后，魏国得到邺，完全据有漳水的险要，所以后来赵国把中牟给了魏国，交换魏国在浮水一带的土地，是因为要使双方的疆界相连。《战国策》说楼缓把中牟反还给梁国。《史记》记载，赵悼襄王元年，魏国想打通平邑、中牟的道路，没有成功，于是又曾把中牟归还赵国。到了赵悼襄王末年，魏人把邺给了赵国，中牟重新归赵，也就不必再说了。（问）谢文节公谢枋得说，周武王封武庚禄父，仍让他做殷王，占有商朝京畿以内的全部土地，与周并立，同时命三叔监督他，他的地位和名号都没有改变。这是因为武王有兴灭继绝的心意，所以伯夷虽然在西山采薇，看到周能够悔过改善，即使死了也没有怨恨。孔子说：“求仁而得仁，又有什么怨恨呢？”武庚死后，才降王为公，把土地封给微子。所以《尚书序》说：“成王既已废黜殷的命运。”谢枋得自己说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韩涧泉的《论语解》，说法很新，不知究竟怎样。（答）这种说法，穆堂阁学最为赞赏，认为足以证明千古以来的错误。但我不敢认为它正确。韩涧泉的书如今已经失传。至于谢枋得是否采自此说，既然他确实有所依据，就不必过分考究事情究竟是否如此。百姓不能有两个君王；假如武王果真不想断绝殷的命脉，为什么不只立微子，而仍奉西伯为君呢？我过去也曾用这个道理加以纠正，阁学认为这些都是新说，不能用来解释经书。（问）郑东谷说，孔子教孟孙“无违”，是说不要违背僖子的命令，并且学习礼。这大概就是近代毛西河说法的来源，恐怕也可以听从。（答）朱子的说法自然是正确的，是当时对所有大夫的明确警戒，意义完整周备。郑东谷的说法也可以成立，只是范围较狭。（问）郑东谷说：“塞门、反坫这些事情，一定是因为齐桓公认为管仲有大功，赐给他诸侯国君才有的礼仪。全国人都认为这些礼仪是管仲应当得到的，管仲也安然接受，所以孔子特意说他的器物小些；不然管仲正要以礼和诚信匡正齐桓公，怎么会自己做这样的事呢？”（答）郑东谷说得很巧妙，但也未必如此。霸主的君臣，大体上是在表面守礼，实际上却在内里违礼。齐桓公接受祭肉时，并没有因自己不是天子而停止拜礼，反而下拜，这是合乎礼的。庭燎之礼，他却明明实行了。管仲辞却天子上卿所用的燕礼，说明他知道那是非礼；塞门等事情，他却明明实行了。假如他真守礼，即使君主强行赐给他，他也不应接受。（问）“水火，我见过有人跳入其中而死，却没有见过有人履行仁道而死。”郑东谷认为，这是说人畏惧仁道胜过畏惧水火，怎么样？（答）《集注》的说法，是从“百姓没有水火就不能生活”这一层意思来的；郑东谷的说法，是从躲避水火这一层意思来的。郑东谷说得似乎直接明白，但《集注》不愿轻视百姓，还是更好。大概古注中马融的说法，是《集注》所依据的；王弼的说法，则是郑东谷所依据的。（问）微子离开，郑东谷认为是离开而前往自己的封国，是这样吗？（答）微子先抱着祭器归附周朝的说法，本来就是妄说。郑东谷的说法是对的。后来武王攻克殷，微子来朝见，恢复了原来的地位，也就是恢复他原先所封微国的地位。等到武庚被诛杀，才把微子改封到宋国。徐闇公不知道“复位”就是恢复微国之位，所以怀疑微子如果和武庚同在故都，武庚叛乱时为什么完全看不出两人有任何不同的迹象，并因此认为微子从未归来复位；这又是不对的。微国在东平的寿张，春秋时属于鲁国，就是所谓的郿。《水经》记载那里有微子的坟墓。微子的兄弟终身都不称宋公，而微子死后又葬在先王所封的土地上，他的忠贞真是深厚啊。

译（问）冉子替子华的母亲请求粮食，有人认为这个子华就是伯牛，大概是因为《尸子》数说孔门六位侍者时说“节制小事”，其中有伯牛侍奉孔子，这可作为证据，是这样吗？（答）这是屈翁山的说法。他所引用的《尸子》虽然很好，但《檀弓》记载伯高去世时，孔氏的使者还没有到，冉求就送上束帛和四匹马前往吊祭，这也足以作为此事的证据，因此无法断定子华就是伯牛。《论语》中称“子”的人，除了曾子、闵子骞等三人以外，只有冉求；按照称“子”的惯例来看，终究未必就是伯牛。（问）王厚斋说：“《史记》记载，孔子的弟子颜高，字子骄。《左传》定公八年记载，鲁国国君攻打齐国，进军到阳州，士人都坐成行，说：‘颜高的弓有六钧重，大家都拿来传看。’阳州人出城后，颜高夺取一张较弱的弓，齐国的籍丘子钮用兵器击打他，颜高与一人一同毙命，难道就是这个颜高吗？《孔子家语》作颜刻。孔子经过匡地时，颜刻为仆人。古代文武并重，冉有使用矛，樊迟担任车右，有若和微虎夜间出兵袭击；那么颜高以能拉强弓闻名，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先生昨天列举七十二弟子中死在孔子之前的人，为什么没有颜高？这里一定有原因。”（答）厚斋先生考证古事最为精密，只是这一条稍有不审。考察孔门的颜高，比孔子小五十岁，见于《孔子家语》；这样说来，他生于鲁定公八年，阳州之战时应该是另一个颜高。只是《史记》《孔子家语》所记的年代，也有很多不可信之处。亚圣孟子和伯鱼去世的年份，至今都无法确定，何况其他人呢？如果按比孔子小五十岁计算，孔子过匡是在定公十四年，那时颜高也只有七岁。这些事情都无法考订。只是如果不问颜高出生的年份，而只按他死于定公八年、在阳州战死来算，那么定公十四年时，他又怎么还能驾车陪孔子经过匡地呢？这样看来，就是厚斋考察得疏略了。《全谢山先生经史问答》卷七。余姚史梦蛟重新校订。《大学》《中庸》《孟子》问答，答卢镐。（附《尔雅》问）“其次致曲”，是说善端发见的偏处。先儒说，这是至诚发出来的，也只是“曲”，只是无需再用功去扩充罢了。这种说法对吗？（答）这是朱子的说法，但实际上并不合适。至诚从来不是没有需要扩充的地方，只是它所扩充的不是“曲”。至诚最能充分获得天性，未发时浑然处在天命之中，这个“中”怎么可以称为“曲”？已经发出时，自然而然地顺应本性而和谐，这个“和”怎么可以称为“曲”？所以至诚虽然从来没有废弃人为的修养以达到中，却不是致曲，而是致和；也不是致曲，而是致和。至于“其次”，还不能达到中和的全部程度，就必须在已经发出的地方用功，以追溯其本体。因此，其中所存有偏，所发出的和也有偏，所以称为“曲”。如果是至诚所发，可以称为“端”，却不可以称为“曲”。朱子于是把“曲”字当作“端”字解释，这还是没有定论的说法。看他的章句说“善端发见的偏处”，也并没有始终把它直接称作“端”。所以我认为，“致曲”就是“其次”之所以达到和的途径。大概达到中的功夫难以立即施行，所以必须先达到和。但一定要先致曲，之后才能致和；达到和，再逐渐进到致中，这就是“其次”恢复本性的功夫，也就是所谓“由明而诚”。（问）关于“格物”，有七十二家的说法，足以使后学穷尽一生、耗尽精力，也不能把它们的异同全部列举出来。至于把“物”理解为具体事物，认为事物有本有末，这种说法最为明白。因为事物有本末，先从根本入手，就不会追逐末节；随后处理末节，也不会遗漏末节，可以说是最完善的说法。但陆清献公却非难它，为什么？（答）因为他认为这是王心斋的说法。心斋不是朱学，所以讲朱学的人就诋毁他。心斋这个说法，是他自己领悟出来的。心斋不太考察古事，却不知道元代儒者黎立武早已这样说过。黎立武私下师承谢艮斋，谢艮斋与朱子同时，而他的学说出自郭兼山，所以这也算是程门学说的余绪。朱子《或问》虽然没有直接说“物”就是有本有末的事物，但他说：“就最切近的地方来说，心这种事物，实际上以身体为主；其次涉及身体所具备的，就有口、鼻、耳、目和四肢的作用；再其次涉及身体所接触的，就有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常道；向外推及人，再远推及万物，最大则是天地古今的变化，最小则是一尘一息；这就是所谓身体以内的事物，即心、意、知；身体以外的事物，就是家、国、天下。”既然谈到事物而返回自身，直到心、意、知；又从自身推开，直到家、国、天下，还有什么事物遗漏呢？何况先格察根本，后格察末节，自然不会有心思驰骋于荒远之处，以及一切玩弄外物而丧失志向的弊病。程子所说“不必穷尽天下万物”，与此义理已经相互发明；如果只把不知道一件事当作耻辱，反而正好成了陶弘景的说法。所以心斋论学未必都纯正，但他关于格物的说法最不可更改。蕺山先生也赞同这一点，陆清献不以为然，只是门户之见罢了。总的说来，格物之学，《论语》说得很详细。就读《诗》来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无邪”。格物之学落实在身心上，就是诵读《诗》三百篇，授予政事；格物之学推及家庭、国家、天下，就是侍奉父亲、侍奉君主。格物之学的大处，就是广泛认识鸟兽草木；格物之学的小处，程子说一草一木也都应当格察，后来的儒者对此加以非议，阳明则因格察竹子七天而得病。然而他们不知道，广泛认识事物也是圣人的教导。圣人还曾说：“多听而对疑惑的地方保留疑问，多看而对危险的地方保留警惕。” 又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程子也曾说：“不必穷尽天下万物。”把这些话参照起来看，就知道留心草木鸟兽，并不是像阳明所说的那样，琐碎地追求没有一件事物不知道。这样看来，关于格物的各种说法可以相互参照，并不冲突。

译（问）礼书说，按照昭穆来排列长幼，那么排列昭穆时已经排列年龄了。大概同属昭的一列，按年龄排列，从来没有不把这一群昭中的长幼区别开来而混杂排列的；同属穆的一列也是如此。然而为什么还要等到燕饮时按毛发年龄排列呢？蔡文成说，排列昭穆时也一定兼顾爵位。他的说法虽然在礼书中没有直接依据，但也可能如此。大概排列昭穆又排列爵位，就不能完全按照年龄排列，所以直到燕饮按毛发年龄排列时，才可以按年龄排列。是这样吗？（答）问得很好！排列昭穆就是排列年龄，但其中还有很多义例，所以不能纯粹按年龄排列。蔡文成对三礼之学研究不深，因此说得不详细。排列昭穆并不是随便把昭、穆分开排列，而是必须先按宗法排列。比如伯禽因为是周公的后代，称为大宗，蔡、卫以下都属于这一宗。各国的子孙即使年龄比鲁国人长，也不敢排在伯禽之前，这怎么能按年龄排列呢？还必须按族属的远近排列。比如太王一支的昭传到第二代，与文王一支的昭是兄弟；文王一支的昭传到第二代，与成王一支的昭是兄弟。然而各自属于不同的族，就各自列为一行；亲近的在前，疏远的在后，这就是《祭统》所说的亲疏等级。这怎么能按年龄排列呢？还要兼顾王室之人。王室之人虽然地位微小，也排在诸侯之上，所以京畿以内的公、卿、大夫、士，排在五等诸侯公、侯、伯、子、男之上。这样，宰周公虽然属于周公的支族，却反而排在鲁君之上，这怎么能按年龄排列呢？这些都是蔡文成没有考虑到的。因此，排列昭穆内部有很多条目，所以必定另有按年龄排列的方法。过去一直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问）西河说，燕饮时按毛发年龄排列也包括异姓，实在是罕见的说法，是这样吗？（答）这是妄说。他是误读《祭统》才产生这种说法。《祭统》说：“尸主饮酒五次以后，君主用瑶爵献给卿；尸主饮酒七次以后，君主用玉爵献给大夫；尸主饮酒九次以后，君主用散爵献给士。等到群有司，也都按年龄排列。”这是九次献酒时赐爵的礼仪。注疏家认为，原本是按爵位排列；爵位相同，就按年龄排列，因此确实兼有异姓。但所涉及的只限于内诸侯，外诸侯不在其中。这样，赐爵完毕后举行旅酬，外诸侯也参加了。然而其中都兼有异姓，总的说来并不是燕饮私宴的礼。直到祭品撤去以后，异姓宾客才退下，把祭肉归还他们；同姓之人则继续宴饮。这一点，在《楚茨》诗中说得很清楚。（问）朱子说，在按年龄排列的人中选一人作为上座，不与众人一同按年龄排列，是这样吗？（答）朱子的学问极其广博，他的说法一定有出处，只是现在考察不到。大概必须是年龄最长，同时德行和爵位又最尊贵的人，前代只有召公、毕公，后代只有卫国的武公足以当之；否则恐怕也不过是依年龄排列罢了。（问）“天下国家可以均平吗？”谢石林观察的说法很好。既然如此，朱子竟把“均”解释为“平治”，难道不算过分吗？（答）“均”字也只能解释为平治。总之，平治自有不同的层次。管仲把国家分为四乡，颁布军令，这是用强力治理国家；子产整治疆界沟洫，确定庐井制度，这是治理弱小的国家。他们都没有说到天下时和、风俗大变的境界，所以这里只说“可以均平”。朱子也没有说到平治的最高境界。（问）“身有所忿懥”等话，吴季子、薛敬轩的说法，先生都认为没有说尽，请详细说明一遍，以便收入讲录。（答）这一章讲的是诚意以后观察内心的功夫，而诸儒的解释都很浅，只说有忿懥，就是有不应当发怒却发怒的地方；有恐惧，就是有不必害怕却害怕的地方，薛敬轩也是这样说。即使做到不迁怒，也仍然是难事；但再进一步说，即使是应当发怒的事情，憎恨得太过分；即使是应当畏惧的事情，戒备心得过重，这也就是没有达到正，必须补上这一层，意义才完整。吴季子的说法更粗浅。他说好乐不得其正，就是贪好财货、女色，喜好骄奢的快乐，喜好安逸游荡；忧患不得其正，就是忧虑贫穷，担心得到，担心失去。这难道是诚意以后所说的条目吗？本来属于可以喜好、可以享乐的事情，过分专注于它就会沉溺；本来属于应当忧虑、应当恐惧的事情，考虑得过深就会陷入困顿。这样才是走在官道上却走错了路。（问）《大学》所引楚书本来没有专门指明是哪一部，所以郑康成注释时引用《春秋外传·楚语》中王孙圉的事，又引用《新序》中昭奚恤的事来互相证明。朱子只指《楚语》，一定有他的用意；方朴山却认为不对，不知谁是谁非。（答）朱子的取舍是对的。《新序》《说苑》都出自刘向之手，但错误最多，大体是道听途说，张冠李戴，对时代、人物、地点都不加考察。我曾说，古今称得上善于校书的人，没有比刘向更好的；但实际上他的书粗疏，不足以作为依据。就这一条来说，明明是袭取王孙圉的事，只稍微改变了面貌，却又处处错乱。昭奚恤是春秋以后的人，考察《战国策》《史记》，大概应当在楚宣王时；而这一条所指的叶公子高、令尹子西，都是楚昭王时的人；司马子反则是楚共王时的人；至于大宗子敖，根本没有见到他的事迹。可是昭奚恤却和这些人同列，荒谬得厉害。何况昭氏出于楚昭王，如今却让他同昭王的祖先、共王的臣子并列，这真是妄人编造的。再参考章怀注《后汉书·李膺传》所引文字，大宗作太宰子敖，作子方；而春秋时代也没有太宰子方这个人。等看到《后汉书·李固传》所载的上疏说：“秦国想谋取楚国，王孙圉在西门设置坛场，陈列楚国名臣，秦国使者因此惊惧，便停止出兵。”于是又令人发笑：刘向把王孙圉的事移给昭奚恤，而这里又把昭奚恤的事还给王孙圉，真所谓辗转传讹。假如让那些攻击朱子的学者广泛考察、平心辨析这件事，他们将用什么说法来处理呢？《新序》《说苑》的错误多得无法穷尽，明显的例子有：晋文公与栾武子同时，晋平公与舅犯同时，晋灵公与荀息同时，介之推与孔子同时，楚共王与申侯同时，楚屈建与石乞同时，乐王鲋也与叶公同时。更荒谬的是，竟把城濮之战归到楚平王时期；可是攻击朱子的人却想把这种说法奉为异闻，真是疏于考察了。

译（问）《楚语》记载，楚惠王把梁地赐给鲁阳文子。韦昭注说：“文子是司马子期的儿子，但内传中没有见到，不知道是不是《淮南子》所说的鲁阳文子？所谓梁，是哪一块地方？”（答）当时有三个梁：一个叫少梁，一个叫大梁，都不是楚地；还有一个叫南梁，就是楚惠王赐给他的地方。《左传》所说“袭击梁地和霍地”，就是这个地方。郦道元说：“春秋时是周的小邑，战国时叫南梁，大概在周地的南面、楚地的北面。那里还有鲁公陂、鲁公水，又叫阳人聚，是秦国迁徙东周君的地方。”这样看来，原本是周地，当时已经进入楚国。但《淮南子》所说鲁阳文子与韩国交战，挥戈使太阳倒退，当时怎么会有韩国呢？诸子书向来多有荒诞之说，不足为信。司马子期的儿子在内传中见到的有两个，一个叫宽，一个叫平。（问）“这种气，配合着义与道；没有这种配合，气就会馁。”朱子说，没有气，义就会馁；行为有不让自己内心满意的地方，气就会馁。朱子又说，没有义，气就会馁。吕忠公很不赞成他的说法，朱子却极力驳斥吕忠公。但考察程子的说法，“没有这种配合，气就会馁”，正是说气没有义来配合就会馁，所以必须在集聚义上用功，这就是吕忠公的说法。为什么朱子不接受呢？按照程子、吕忠公的说法，上下文是同一层意思；按照朱子的说法，却成了两个方面。义没有气就会馁，是另有养气的功夫；气没有义就会馁，是即使善于养气，仍然必须集聚义。这样岂不是把义理分割开来了？请先生明示。（答）程子、吕忠公的说法是对的。从人开始有生命时说，气本来就是义融化凝结而成的，浑然是一体，根本不必说什么“配合”。有了生命以后不能没有损害，义便渐渐同气分离而成为两物，所以必须在义上用功，使它同气相配，这是使人合于天的说法。配合义，气就能正直地得到涵养而不受损害。假如没有这种义，也就没有这种气，怎么能免于馁呢？不过，配合义的功夫在于集义；所谓集，就是把义聚集在心中，等待气生发出来。说“生”，就知道所谓配合，并不是两物结合而互相帮助的意思，而是说二者氤氲化生。如果不能通过集义使气生发，却想靠偶然承袭来取得它，那就是把义当作外在之物了。承袭而来的义偶尔能够相合，仍会有不相合、内心不满意的时候，气与义不能相配，仍然免不了馁。本来道理已经很明白了，不知朱子为什么另立一种说法，认为必须另有养气的功夫，之后才能使气配合义，否则义会馁；又必须有集义的功夫，之后才能养气，否则气会馁。这是完全讲不通的。所以三原王端毅公王石渠非难这种看法，梨洲先生也非难它。（问）孔子向阳虎拜谢，孟子引用“大夫对士有所赐予”的礼文来解释。朱子说，阳虎对于鲁国是大夫，孔子是士，先儒对此有所怀疑。有人说，阳虎当时掌握政权，虽然是陪臣，却俨然把自己当作大夫，圣人也谦逊地顺应他。至于唱《雍》、设置反坫、建造台门、门前列树，这些在当时都是僭越妄为，本来不足为怪。何况阳虎在叛逆的念头还没有显露时，已经想用美玉为季孙举行葬礼，不顾改变玉器规格的嫌疑；那么他掌握国政，又有什么顾忌呢？但如果阳虎正是凭借这种身份来要挟孔子，圣人一定不会像陈仲弓对张让那样屈身避祸。不是天子就没有接受稽首大礼的资格，孟武伯尚且知道这一点，难道孔子反而会对此惭愧吗？有人又根据《周礼》说，除去上大夫即正卿之外，还有小司徒、小司马等大夫；《左传》中有邑大夫、家大夫、属大夫，《论语》中有“臣大夫”，西河毛氏也有此说，于是曲解阳虎可以称作大夫。但小宰以下的官职，都是副贰之官，不是家臣，而且都由公族担任，如臧孙氏、施氏、子服氏之类。至于家大夫、邑大夫一类，虽然冒用了大夫的名号，实际上却是士，所以一定要在前面加“家”或“邑”字，又怎么能援引大夫的礼例来凌驾于士之上呢？可是士竟然低头按照对待大夫的礼节答复他，请问这种做法有什么依据？（答）前一种说法本于漳浦蔡氏，后一种说法本于萧山毛氏，都是不对的。我曾考察《小戴礼记·玉藻》篇说：“大夫亲自把东西赐给士，士拜谢接受，又到大夫家中再拜。身份相等的人不在家，就到他家中拜谢。”这就是说，大夫有所赐予，无论大夫在不在家，士都应当前往拜谢。若不接受赐物而前去拜谢，那才是对身份相等者所行的降礼。阳虎如果按照大夫的礼节前来，还有什么必要等到孔子外出才去拜访？正因为他把孔子当作身份相等的人，所以不得不煞费苦心、委婉行事；如果说他所行的是大夫的礼法，不但冤枉了孔子，也冤枉了阳虎。有人说：那么孟子不是这样说的吗？我说：孟子七篇所引用的《尚书》《论语》以及各种礼文，与原文不同的十有八九。古人引用文字，不一定拘泥于章句；孟子尤其如此，甚至连汝水、汉水、淮水、泗水的水道也有误举。因此，这一节礼文可能是随手引用时偶有遗漏，所以产生了失误。总之，孔子实行的是《玉藻》的礼，而不是孟子所说的那种礼。孟子下文说“阳货先来拜访，怎么能不见”，也没有完全阐明孔子的意思。假如阳货按照大夫的礼节前来，即使先前不见他，也没有什么问题。孟子的才学高于这些细节，只是不能免于有所疏略。我曾记得明代徐伯鲁《礼记集注》中略微涉及这个意思，但没有说尽，所以替他把这个说法阐发清楚。（问）“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邠卿说，周公把管叔当作弟弟，管叔把周公当作哥哥，而朱子改了这种说法。按照邠卿的说法，似乎与孟子的文意不合。但先生说：“周公本来是文王的第四个儿子，请详细说明。”（答）太史公认为周公在兄弟排行中居第四，是管叔的弟弟。贾逵认为他排行第七，那就是连蔡叔、霍叔也都是周公的哥哥。邠卿认为他排行第三，那就是管叔的哥哥。贾逵的依据，大概是《左传》中富辰排列文王诸子的次序。但富辰的话似乎只是错杂举说，并非严格排列先后。如果确实有先后，那么毕公在“十乱”之中，毛叔又参与牧野、明水之战，而他们都比康叔年幼；聃季的说法更是绝不可信。况且按照富辰的次序，蔡、郕、霍都是周公的哥哥；皋、鼬结盟时，鲁、卫都在场。但只听说蔡国争长于卫国，为什么没有听说它争长于鲁国？这又是明白可见的矛盾。因此，贾逵的说法不用问也知道不对。至于太史公和邠卿，想来一定各有根据。但太史公的说法与孟子相合，朱子因此采用它；荀子也把管叔说成哥哥，所以邠卿的说法恐怕不对。

译（问）《汉书·古今人表》把颜浊邹作颜涿聚，而孙疏把颜雠由作颜浊邹，哪一种说法正确？（答）颜浊邹是子路的妻兄，见《史记·孔子世家》的《索隐》。有人怀疑这与《孟子》不合，其实没有什么不合。《孔丛子》说，雠由善于侍奉父母，后来无罪被捕，子路拿出钱来赎他；有人怀疑子路偏爱亲近的人，孔子则说明并非如此。这可以证明雠由就是子路的妻兄，因此雠由就是浊邹，孙疏的说法是对的。孔子在卫国时，曾以蘧伯玉和雠由为主人；这样看来，雠由的贤德仅次于伯玉，因为有东道主的情谊而列入孔门，本来就是合宜的。至于涿聚，是齐国人。《吕氏春秋》说，他年轻时曾是梁父的大盗，后来终于拜孔子为师，成为名士，《庄子》中也有记载。这样看来，他与卫国的雠由没有关系。涿聚在齐国战死，见《左传·犁邱之役》。因此，颜涿聚就是颜庚，不是颜浊邹。张守节牵强地根据字音改说，不足为信。（问）梨洲黄氏说，夷羿篡逆的罪行滔天，哪里还有闲暇细究他杀害老师、弟子的罪行？何况有穷后羿是死于寒浞之手，不是死于逢蒙之手。古代掌管射箭的官职多称为羿，逢蒙所杀的是另一个人，不是夷羿，是这样吗？（答）孟子不过根据传闻来谈论，不一定涉及他的篡弑之罪。古代掌管射箭的官职多称羿，确实有这种说法。但说有穷后羿死于寒浞，因此知道他不是逢蒙所杀，却不对。王逸注《楚辞》说：“羿打猎回来，寒浞派逢蒙射杀了他。”这难道不是明证吗？《左传》说：“寒浞派遣他的家众。”大概也指逢蒙。况且后世如王莽、司马昭、刘裕之类，难道一定都亲手持刀杀人吗？这些都是所谓不涉及大义、不值得深考的地方。黄氏的学问极其博大，这句话大概本于吴斗南，但他也有喜欢标新立异的缺点，不可不知道。（问）孟子的弟子，宋代政和年间因程振的请求，赐给十八人爵位，都是依据赵注、孙疏。但滕更明明有在孟子门下的记载，赵注也说他曾向孟子学习，祭祀典礼却遗漏了他。朱子只取十三人，又删去其中五人，请问是什么道理？（答）乐正子、万章、公孙丑、孟仲子、陈臻、充虞、徐辟、陈代、彭更、公都子、咸丘蒙、屋庐子、桃应，这十三人，是赵注、孙疏、朱注共同承认的。季孙子、叔高子，赵注、孙疏都承认，朱注却不认为是孟子弟子。浩生不害、盆成括，赵注原本没有记载，只见于孙疏，朱注也不认为是孟子弟子。朱注的取舍是正确的。季孙子、叔高子本来就不是当时的人；赵注却认为，季孙听到孟子关于万钟的言论而感到奇异，子叔也跟着产生怀疑。赵注的错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相传明代中期曾经停止祭祀他们，而如今孟庙仍把他们列入，或许是沿袭旧例而没有订正吧？把高子当作孟子弟子，大概是因为“山径被茅草堵塞”的话，似乎是老师告诫弟子，所以认为他曾学习别的学术却没有坚持到底。但《小弁》的话中，孟子称他为“老人”，那就不是弟子了。经典的序录中有高行子，是子夏的弟子；厚斋王氏认为就是高子，这恐怕也说明他不是孟子的弟子。告子名不害，赵注认为他曾向孟子学习；至于浩生不害，赵注原文只说他是齐国人，并没有把他当作告子。孙疏怀疑他就是告子，认为浩生是字，不害是名。浩生不害本来当然不是告子，即使告子也恐怕不是孟子的弟子；孙疏只是随意这样说，却不知道祭祀典礼为什么最终把两人合为一人。这是错误中最严重的。至于盆成括，孙疏也只是说他想向孟子学习，并没有明确说他已经入门。元代吴莱作《孟氏弟子列传》，列举十九人，似乎仍沿用政和年间祭祀典礼的名单，只是增加了滕更；增加滕更是可以的。仍然列入这五个人，则是拘泥古说的过错。如今孟庙又把子叔作“子叔疑”，这是依据朱注增改，而赵注又是错上加错。（问）那么先生认为告子是公孙龙子的老师，有什么根据？（答）这是东莱先生的说法，厚斋又把它引入《汉书·艺文志》的疏证中。大概是因为告子曾有关于“白羽”“白雪”“白玉”“白人”“白马”的问答。孟子大概是用他的矛来刺他的盾。（问）告子名不害，见于《赵注》；厚斋又说告子名胜，哪一种说法正确？（答）告子名不害，这一点也见于《战国策》的注释；但《文选》引用《墨子》时又说告子名胜。也许他有两个名字，否则其中一个就是字。（问）侍奉父母、顺从兄长的道理，孟子用仁、义、知、礼、乐五种德行来概括。朱子解释“礼”说是礼节的严密，解释“乐”说是快乐的深厚，似乎本来没有把它说成制定礼乐的礼乐。因此蔡文成公认为，手舞足蹈不必拘泥于“乐”字，只是手脚轻快健壮的意思。先生认为不对，为什么？（答）蔡氏的说法大概是为了迁就朱子，却不知道它与孟子不合。自古圣人的言语中，极力说明孝悌范围的，始于孔子。他论大舜推究其大德、接受天命的缘由，根本在于大孝；论武王、周公，则把它推到郊祀、社祭、禘祭、尝祭等礼乐，认为这才是孝道的充分表现。曾子进一步说：“在上位的人敬养老人，百姓就会兴起孝道；在上位的人尊敬长者，百姓就会兴起悌道。”这是治理天下的大道。有子进一步说明孝悌，说孝悌是仁的根本，犯上作乱的人很少。各种说法有宽有窄，各有所当，但义理是一致的。把这一点阐发得最清楚的是孟子，他说：“人人都亲爱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天下就太平了。”又说“把这种道理推及天下”，还说“尧舜之道，不过就是孝悌罢了”。他在这一章尤其畅论此义，把五种德行综合起来，直到制定礼、制作乐的实际内容，也都不超出孝悌。河间献王采录《乐记》，也引用孔子的话说：“在宗庙、明堂举行祭祀，是用来教人孝；在太学宴享三老五更；戴着礼帽，执持盾牌，拿着酱、拿着爵，是用来教人悌。”这些都是对本章的疏证；这样解释礼节，解释手舞足蹈，才有实际依据。文成认为舞蹈只是手脚轻快健壮的意思，那不过是平民、乡野之人的孝悌。孟子的意思却不是这样，难道一定要追究到极致，才能看出孝悌无所不包吗？至于虽然有这种德行，却没有相应的地位，那么在一身一家之中，手舞足蹈的快乐自然也可以存在，但终究不能说已经具备礼乐的全部内容。我的说法可以包容文成的说法，文成的说法却不能包容我的说法。何况朱子也从来没有说礼乐只应作空泛的解释。

译（问）先生的说法使人豁然开朗，才知道孝悌达到极致，就能通于神明。但如果不是处在天子之位的圣人，对于礼乐的实际内容，总不能完全做到。因此，像曾子、孟子那样侍奉父母，也只说“可以了”，是这样吗？（答）孝悌的范围，本来就不容易达到极致，所以古今所称赞的孝悌，不过达到“知而不离弃”这一层；至于礼乐的第二层，都还没有达到。即使达到“知而不离弃”这一层，也已经极其困难。比如尹伯奇踏霜而行的操守，尹伯封吟咏《彼黍》诗的情形：他们是天生的兄弟，哥哥侍奉父亲，弟弟顺从哥哥，都是贤人。然而尹吉甫并不是彻底顽劣的父亲，却也不能感化他、使他顺从，终究是根本功夫还不到。其余如申生、急子、寿子、司马牛、匡章，都遇到父兄的变故；严重的以身殉难，不然就离弃家庭、憔悴终身，他们的志节令人悲痛。如果让圣人处在这些处境中，他在礼节文理方面，自然会采取中道。各位恐怕还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够完美，这说明他们在礼的实际内容上还需要斟酌，何况是乐呢？他们那些繁多的冤屈、悲伤、怨恨，足以感动天地，却不足以谈论乐。至于生生不息而达到舞蹈的境界，也不是大舜不能做到。所以孟子下一章立即说到舜侍奉父母而天下受到感化，是因为同类的事可以相互联系。安于常道、顺理而行并达到盛大的境界，就是武王、周公。周公遇到管叔、蔡叔之乱，并不是没有遭逢变故；但他成就文王、武王的德行，即使有“大破斧、缺斨”的悲痛，也不足以玷污《麟趾》《驺虞》所象征的仁德。这就是礼乐达到最高、最盛的境界。因此，曾子确实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问）那么，没有地位的人的孝悌，即使达到曾子、闵子骞的程度，也还不能完全实现礼乐的实际内容吗？这样说来，三代以后竟没有人可以谈论这个问题了。（答）曾子、闵子骞也已经达到九成了。曾子是在常态中处理父亲曾晳的事，闵子骞则是在变故中处理父母的事；然而闵子骞最终能够感化父母，这实在非常不容易。达到这个地步，就已经是足以手舞足蹈的境界。曾子所谓涵养父母志意，也已经是“难道可以停止吗”的境界；只是与圣人相比，或许还稍有差距。（问）于是有了南阳问题：晋国的南阳很容易考见，而齐国的南阳只在《公羊传》所说“高子将南阳之甲以城鲁”以及《国策》所说“楚攻南阳”中各出现一次。阎百诗认为，泰山之阳本来是鲁地，只是后来长期被齐国夺取，这似乎有道理；而先生认为南阳就是汶阳，这一说究竟有什么依据？（答）把汉代《地理志》和《水经》同《左传》合起来考察，事情自然明白。山的南面称为阳，所以南阳因此得名；水的北面称为阳，所以汶阳因此得名。春秋时期齐、鲁争夺的地方，没有比南阳更重要的了。隐公、桓公时期，用许田交换泰山的祊地，说明南阳当时还属于鲁国；到了庄公末年，似乎已经失去了南阳，所以高子率领南阳的军队来筑城保卫鲁国。然而僖公还把汶阳的田地赐给季友，说明鲁国尚未全部失去南阳；《鲁颂》祝愿鲁人居有尝地和许地，也说明南阳的疆域大半已经落入齐国。成公以后，南阳便全部失去了。汶水发源于泰山郡莱芜县西南，流经羸县；桓公三年，鲁公在羸地会见齐侯。又向西南流经牟县，牟国原是鲁国的附庸；又向东南流经泰山，再向东南流经龟阴之田，就是《左传》定公十年齐国归还鲁国的地方；又向东南流经明堂，再向西南流经徂徕山；又向南流经阳关，就是《左传》襄公十七年迎接臧孙的地方；又向南流经博县，就是《左传》哀公十一年会合吴国军队攻打博地的地方；又向南流经龙乡，就是《左传》成公二年齐侯围攻龙地的地方；又向南流经梁父县的莬裘城，就是《左传》隐公十一年营建的地方；又向西南流过刚县，汉代的刚县就是春秋时的阐地；它的西南面就是汶阳之田，再向西南就是棘地，即《左传》成公三年齐国围攻的地方；再向西南就是遂地，即《左传》庄公十三年齐国灭掉的地方；再向西南就是下讙，即《左传》桓公三年齐侯送姜氏经过的地方；再向西南就是郈地，是叔孙氏的封邑；再向西南就是平陆。按照《左传》，郓、讙、龟阴、阳关都是齐、鲁交界之地。通而言之，这些地方都是汶阳之田，而且都在泰山西南、汶水以北。那么汶阳难道不就是南阳吗？所以慎子想要争夺南阳，意在收复故土；孟子责备他的，只是他不教育百姓而任用他们罢了。（问）“为诸侯忧”中的诸侯，朱子认为是附庸之君和县邑之长；古注认为是列国诸侯。梨洲黄氏主张古注。如果依据本文，它原本并不是对天子说的，那么就与上节“为诸侯度”不同，似乎应当以朱子的说法为是。（答）古注的说法较为有理。试看僖公四年，桓公想沿海路回国，辕宣仲对申侯说：“军队从陈、郑之间经过，要由那里供应军需粮食和草鞋，国家一定会非常困乏。”哀公时，吴国举行黄池之会，经过宋国时想杀掉宋国的男子，囚禁宋国的妇女。霸主时代，役使小国、弱国的事情数不胜数，哪里只是征取百牢、索要三百辆兵车而已？朱子说附庸之君，也就是列国诸侯中较弱小的那些人，二说的意义可以互相补充。况且春秋末年，即使鲁国也困于赋税徭役，愿意降格同邾、滕并列；杞国甚至自降为子爵，那么它同附庸之君相距也不远了。因此我认为，古注的说法也并不和朱子相差很大。

译（问）关于社稷变置的说法，邠卿只说是毁掉社稷而重新设置，并不是更换社稷之神。因此朱子说毁掉坛壝而重新设置，这同国君的变置不同。孙氏疏解说，是重新确立对百姓有功的社稷之神，这一说法不同于原注。梨洲黄氏赞成孙疏，应当听从哪一种？（答）应当以孙疏为是。古人对社稷加以惩罚，大致有三个等级：年成不顺，八蜡之祭不能举行，只暂时停止祭祀，这是较轻的惩罚；再严重一些，就迁移坛壝的地点，惩罚稍重；更严重一些，就更换配食的神，这是最重的惩罚。但这种礼也从未轻易实行，因为变置关系到神祇，事关重大，所以自汤以后很少有人实行。我曾说，国家遭遇水旱灾害，本来应当反省我们用来感通上天的德行，却不能一概归咎于神灵。阴阳失调，五行失序，于是出现久雨、久旸的灾害。本来这未必是社稷之神造成的灾祸，怎么知道社稷之神不会因此严厉惩罚国君，使国君受到震动，从而知道天命并不恒常、上天难以诚信推测，而我们却茫然不知它警戒的所在，反而凭借跋扈的气势，把报应归咎于天象，把过错推给天，这正是自取灭亡的道路。至于圣王，确实有这样做的。圣王对于天地，其德性相参，其道理相配，而自我反省已经做到极致，没有遗憾。所以商汤更换后稷的配食神，就是这种情况。天与人本是一气相通的；在人而言，如果不是尸位素餐，在神而言，就是失职。即使罢黜它也不算过分，但被罢黜的是配食之神，不是社稷的正神；正神是无法更换的。先王设置配食之礼，并不只是为了报答开创者，正因为天神地祇飘荡无定、难以昭明显应，必须借助在人间一向有功的鬼神来沟通心志和气息。所以往大处说，五方各有五帝；往下说，也无不如此。社配勾龙，稷配柱和弃，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梨洲说，郊祀配天，固然是尊崇祖父，也因为祖父的功德伟大，足以同上天相通，借此表达感通昭明、获得回应的诚意，这其中确实有极深的道理和精微的意义。既然如此，社稷不能止息水旱灾害，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这话只能对贤明的君主说，不能对轻慢神灵的君主说。鲁穆公暴晒巫者、焚烧尫像，县子尚且认为不可，何况比这更严重的事呢？所以孙疏关于变置的说法是对的，只是不能轻易谈论。《北梦琐言》记载，潭州马希声因为旱灾关闭南岳庙，这件事可以作为轻慢神灵的警戒。（问）厚斋引用唐人李阳冰的事来证明朱注，似乎变置反而是用来报答社稷的，这似乎不是孟子所谓的变置。这个说法怎么样？（答）厚斋所引用的李阳冰之事，只说对了一半，也错了一半。考察李阳冰任缙云令时遇到大旱，向城隍神祷告，五天不下雨，于是焚烧城隍庙，这才是实行古礼。到了期限下雨，雨水已经充分润泽大地，李阳冰于是同乡老、官吏和百姓一起把庙从西谷迁到山顶，以答谢神的恩惠。这是因为此前焚庙祈祷，担心因此得罪神灵，所以重新修建，并不是惩罚而是报答；这也是变通古礼而得到妥善处理的例子。厚斋没有叙述下雨以前的事情，便不足以证明更置是惩罚。陈后山说：“句容有盗贼迁移社稷之神，盗贼便停止了。”这件事足以证明朱注。（问）汉人用禹替换社的配食之神，宋人用契替换稷的配食之神，难道也是因为水旱灾害而实行更置吗？依据在哪里？（答）这就是妄自作说。用禹配社，还可以说得通；用契配稷，就错了。商代先公中对水土有功的是冥，他可以配社，却不能配稷。（问）《左传》昭公十七年，郑国大旱，派屠击等人在桑山举行祭祀，砍伐山上的树木，却没有下雨。子产说：“在山林举行祭祀，本来就是祭祀山林；可是你们却砍伐树木，罪过太大了。夺去他们的官职和采邑。”砍树大概也是变置的意思，而子产却认为不对；这个说法同孟子不同，先生认为如何？（答）砍伐树木，实际上是古礼，就是变置的意思。子产认为不对，正是我所说的不能轻易实行的意思。要知道古人在这件事上自有斟酌。《云汉》诗说：“没有哪一个神灵不被举荐祭祀。”这同八蜡不通行的说法并不矛盾。没有人会毅然把蔑视、断绝明祀当作自己的责任。（问）陈仲子一生的事迹，孟子竭力诋毁他，《国策》中的赵太后也诋毁他，而厚斋王氏却称赞他，究竟谁对？（答）厚斋先生的说法是对的。陈仲子如果生在春秋时代，便属于长沮、桀溺、荷蒉、荷莜、楚狂、晨门这一类人。然而这些人遇到孔子，孔子还想感化他们；陈仲子遇到孟子，孟子却竭力诋毁他，这就是圣贤所处立场不同。要知道，陈仲子辞去三公的职位而去灌园，哪里是容易做到的事？孟子是要出仕救世的人，承担的是伊尹那样的责任，是一路上的人物，所以《孟子》七篇中不太谈隐士逸民，比起孔子对长沮、桀溺一类人那样恳切，稍逊一筹。平心而论，如果像孟子那样讥刺陈仲子，说他因为母亲不吃、因为兄长不吃，那简直就是不孝不悌。然而陈仲子难道真的不吃母亲的东西吗？他不过是不接受兄长的供养罢了。他的兄长享有万钟俸禄，虽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但料想也未必完全合乎义，所以陈仲子独自离去。只是看他后来回家，仍然在寝门前表示敬意，也没有完全断绝关系；孟子责备他，实在过于严厉。因此厚斋说，他清高的风操和久远的韵致，把后世那些追逐利益、苟且求得的人看得如同死老鼠，这是公允的评论。至于赵太后，她哪里能够理解这些？她只生在战国七雄的时代，对于所谓“天子不臣服、诸侯不交友”的士人，不仅亲眼没有见过，恐怕连耳朵也没有听说过；她把率领百姓出仕看成没有用处，又哪里知道隐士逸民对于衰败世俗的补益，正是在“无用”之中体现出来的？我不是敢于仿效先儒怀疑孟子，只是因为都讲提出了这个问题，想使这一评论保持平允。

译（问）宰我没有死于舒州之难，先正已经辨析得很详尽了。野处洪文敏公根据“贤于尧舜”的话，认为这件事应当发生在孔子死后，阎潜邱极力称赞这种说法，而您认为不对，这是为什么？（答）说宰我死于舒州之难，也不妨碍他成为贤者。考察《吕览》《说苑》，宰我是在简公死时遇难，并不是为陈恒而死，只是他的才力不足以平定乱局罢了。他的死同子路相比，反而似乎更为可取。《史记》错误地把他当作陈恒的党羽，所以说“孔子以此为耻”。《索隐》又认为这是阚止之名的讹误；《春秋》时代同一时期有同名人物，往往如此。晋国有两个士匄，鲁国有两个颜高，齐国有两个贾举，而且还同姓，为什么舒州之难中死去的不能有两个宰我呢？只要知道宰我为什么而死，并不必以此为耻，也就不必讳言。若把“贤于尧舜”理解为弟子称颂老师的话，必然是在孔子死后才会有，这就是乡野人的说法。孔子去世时，他的高足大多已经不在了，如闵子、仲弓、漆雕开，都完全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已经去世。而守丧三年、治办行装入内拜见子贡，说明子贡年龄最长；比子贡年长而当时还在世的，只有高柴。哀公十七年时，高柴还出现在蒙地之会；冉有也还在季氏那里做官，大概他们都因为任官在职，不属于结庐守墓的人。关于宰我，《史记》《孔子家语》都没有记载他的年龄，虽然不知道他是否比子贡年长，但此后再也没有宰我出仕或退隐的踪迹，那么说他先死又有什么可疑的呢？总之，这些事情离古代太远，没有必要深入考证。阎潜邱的说法，大多显得迂曲。（问）孟子在宋国，有人认为是在辟公时期；吴礼部根据孟子称宋君为王，认为是康王偃。康王暴虐，孟子怎么肯去见他？所以也有人认为是辟公，但恐怕礼部的说法是对的。（答）阎潜邱说，孟子离开齐国到宋国，正在周慎靓王三十年，也就是康王改元的那一年，宋国开始称王，这是对的。孟子不主动拜见诸侯，所以现存问答只见于梁、齐，小国中只有滕；他虽然曾游历宋国，但没有留下同康王的问答，因此不足以断定他是否见过康王。不过他游宋也是有原因的：康王初年曾经推行仁义之政，他的臣下如盈知道民力不胜负担，便商议实行什一税，商议取消关市之征，并推荐居州辅佐国王；这就是孟子前往宋国并接受七十镒馈赠的原因。说孟子在辟公时期游宋，大概是鲍彪的说法；他考证古事最为疏略。（问）章子的事见于《国策》，姚氏引用《春秋后语》作证明，所记大略相同。吴礼部说：“孟子所说父子之间互相以善相责而不能相处，恐怕就是这件事。然而按照《国策》的记载，怎么能说是以善相责？况且事情发生在齐威王时，很令人怀疑是否同孟子相遇。”（答）章子见于《国策》最早是在威王时。据《国策》，威王派章子率军抵抗秦国。威王想到章子的母亲被父亲杀死，埋在马厩下面，便对他说：“如果你能全军而回，一定替将军的母亲改葬。”章子回答：“臣不是不能改葬母亲，而是母亲得罪了父亲，父亲没有教导她便杀死了她。我若安葬母亲，就是要使父亲死后受辱，所以不敢这样做。”军中有人说：“章子曾三次带兵投降秦国。”威王不信，有关官员请求追究。威王说：“他连死去的父亲都不欺骗，难道会欺骗活着的国君吗？”章子大败秦军后返回。事情在《国策》中就是这样记载的。那么所谓以善相责，大概是章子曾劝父亲不要做得太过分，但父亲不听，于是父子不能亲近。这自然是人伦关系中的重大变故。章子驱逐妻子、摒弃儿子，并不是过错。然而孟子认为这是“贼恩”，又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章子在战胜秦国以前处理这件事的方式，本来不能说是错误。（问）京山先生解释《孟子》“谓陈侯周非其名”，按《史记》考察确实如此；但他说“周是忠的意思”，司城是因为陈国灭亡而殉死的人，是陈国的忠臣。梨洲先生采用了他的说法，这对吗？（答）据《史记》，陈侯固然不名周；但《左传》《史记》《世本》等书所记诸侯名字有异同之处，也很多。例如《左传》称郑子仪，《史记》称子婴；《左传》称刘僖公髠顽，《史记》称恽，而小司马又称髠原；《史记》称郑武公掘突，谯周称突滑；《左传》称宋景公栾，《史记》称头曼，《汉书·古今人表》称兠栾；《史记》称宋王偃，荀子称献；《汉书·律历志》所记鲁国诸公的名字尤其多有不同，班氏把小字附在下边，大概多出自《世本》。这类例子不能全部列举。那么陈侯名周，怎么就不能各有不同依据呢？不必深究。至于京山把“周”解释为“忠”，历引《尚书·太甲》《国风·都人士》《小雅·皇华》《左传》《谷梁传》《国语》作为证明，那么把“周”解释为“忠”，正同下文“观察他的作为”相合，未尝不可；但他说司城是殉陈而死的人，却不知道根据什么作此判断，我不敢相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六年〕 （问）陶山陆氏的《埤雅》也是新经学宗派的重要著作。听说他还有《尔雅新义》和《礼象》，大概同《埤雅》内容互有出入吧？（答）《尔雅新义》我曾经见过，可惜没有抄录，现在旁求也找不到了。《礼象》则没有见过。竹垞认为它就是《埤雅》的草稿。陶山在荆公门下讲习经学，有些说法纯粹像《埤雅》卷首，例如说荆公得到龙的眼睛，曾鲁公得到龙的脊骨，这实在是荒诞之语，不知道陶山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

译（问）《尔雅·释言》说：“律，遹，就是述。”郭注认为这是叙述之辞，而邢疏说：“律管是用来表述气的。”这同郭注各是一种说法。（答）张南漪说，郭注是对的。“律”本来是“聿”，误写成了“律”。《尧典》说：“若之曰。”注说：“古代‘与’同‘粤、越’相通。”《诗经》“遹骏有声”，注认为“遹”同“聿”。这样看来，“曰、粤、越、聿、矞”五个字都是发语词。郭注认为是叙述之辞，是正确的；邢疏错了。《诗经》说“嫔于京”，郭注引用它时也写作“聿”。（问）《尔雅·释言》说：“律，遹，就是述。”郭璞的注认为这是叙述之辞，而邢昺的疏说：“律管是用来宣述气的。”这样看来，便与郭璞的注各是一种说法。（答）张南漪说：郭璞的注是对的。“律”字本来是“聿”，后来误写成了“律”。《尧典》说：“若之曰。”注说：“古代‘与’字同‘粤’、‘越’相通。”《诗经》说“遹骏有声”，注释认为“遹”与“聿”相同。既然如此，“曰、粤、越、聿、矞”五个字都是发语词。郭璞的注认为它是叙述之辞，这是对的；邢昺的疏说错了。《诗经》说：“嫔于京。”郭璞引用这句时，字也写作“聿”。（问）《尔雅》说：水从河中分出叫“灉”，从汉水分出叫“潜”，从江水分出叫“沱”，从汝水分出叫“濆”，从淮水分出叫“浒”，这些见于《尚书》和《诗经》；又说济水分出叫“濋”，汶水分出叫“灛”，洛水分出叫“波”，涡水分出叫“洵”，颍水分出叫“沙”，却再也没有其他文献可见，不知道指的是哪些水？邢疏遗漏简略，不够详细。（答）这些条目全都见于《水经》，不知道邢疏为什么没有涉及？不过《水经》也有不能完全相信的地方，即使各书所说也多有不相符合之处。河水分流为灉，应当在雷夏；郦道元的注又用它解释关中的雍水，这是错误的。至于《说文》把灉解释为汳水，也不对。江水分流为沱，《水经》兼载孟州的沱水和荆州的沱水，但顾宛溪说：“孟州的沱水就是湔江，而湔江是蜀相开明开凿的，郦道元已经明白说了，并不是《禹贡》所说的沱水。”有人又想用成都内外两江来当作沱水，但这两条水是秦国郡守李冰疏导的，更不是《禹贡》的沱水。只有颜师古所指的湖广枝江县水流，分支以后流入长江，可以作为《禹贡》的沱水；宛溪的说法很详实。那么，益州的沱水就没有可考的了。汉水分流为潜，就是《水经》的涔水篇所说的水，但仍有可疑之处，详细情况见我所论《水经》的文字。淮水分流为浒，然而“浒”实际上是水边的通称，不知道为什么偏偏归属于淮水。郦道元认为它是游水。汝水分流为濆，就是瀵水（不是《河水篇》中的瀵水），又名汾水；毛传错误地把它解释为曲防。这样看来，即使是见于《尚书》和《诗经》的内容，也确实不容易完全弄清，何况那些疏漏简略、记载不详的呢？至于济水分流为濋，郦道元认为是定陶的泛水；汶水分流为灛，郦道元认为是冈县阐亭的洸水，这是因为灛字同阐字相合而这样说；洛水分流为波，郦道元认为是门水；颍水分流为沙，郦道元认为是濦水。只有涡水分流为洵，只引用吕忱的解释，没有说明地点。汜水、洸水、门水，究竟是不是《尔雅》所指的水，不知道。至于沙水，明明是莨荡渠水的一条支流，应读作蔡水，不是濦水。（问）“沙”读作“蔡”，不但郭氏没有注，邢氏没有疏，陆氏也没有注音，先生究竟根据什么？（答）见于许慎《说文》，《水经注》也引用了它，就是鸿沟。《左传》所说的沙汭也是它。《北魏书》中有蔡水，就是沙水。胡梅磵引用《水经注》时，也把它通作“蔡”。只是郭氏偶然遗漏了。（问）“大山宫，小山霍”本来连在一起解释。宋代晁补之分作两句，分别解释，这难道是晁氏的错误吗？（答）古人似乎本来就有两种读法。《水经注》第三十二卷《沘水篇》引用《开山图》说：“潜山围绕小山叫霍。”第四十卷《霍山》下面又引用《尔雅》说：“大山叫宫，小山叫霍。”这就是郭氏的说法。然而第三十九卷《庐江水篇》又引用《尔雅》说：“大山叫宫。”这就是晁氏的说法，也不是毫无根据。（问）《论语》说“萧墙之内”，罗存斋《尔雅翼》认为取自“萧祭脂”的“萧”，这个说法很奇怪，不知道对不对？（答）存斋的《尔雅翼》极为精审，但这一说恐怕不对。“萧墙”就是屏墙，古人如郑康成、刘熙都指宫门内的屏墙，所以用“肃”字解释“萧”字，也符合六书的道理。存斋却把它指为宗庙的屏墙，因此拿“萧”字作为证明，说是借神灵发怒来恐吓季孙，这种说法就荒诞了。（问）《尔雅·释草》的“钩芺”，据《说文》是一个重名，据正义则是两个名称，不知道哪一种说法对？（答）《说文》说钩芺一名苦芺，这就是同物异名；邢疏错了。（问）陶山、存斋在《尔雅》研究中都是巨擘，近世浮山堂的《通雅》同这两位相比怎么样？（答）药地不能审辨伪书，所以引用的材料多无根据；而且他的《通雅》体例，也不是承接陶山、存斋两家学派的。全谢山先生《经史问答》卷八。余姚史梦蛟重新校订。《诸史问目答郭景兆》（问）姜湛园评论文章，说先秦以前的文章没有比《左传》更衰落的，后来又在《国策》中重新振兴；这种说法是前人没有谈到过的，难道《国策》反而能超过《左传》吗？（答）这是湛园喜欢标新立异的说法。《左传》记载的多是实事，其中保存着二百四十年的典章制度。《国策》记载的多是浮泛之言，大体不外合纵连横，各有路径，前后互相沿袭。如果其中确实有义理可据、卓然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如辅果、絺疵的先见，豫让报答知伯，匡章不欺骗死去的父亲，信陵君劝阻攻打韩国，鲁仲连排斥秦国，王孙贾的母亲，君王后的父亲，即墨大夫劝告王建，李牧被冤杀，吴起回答魏武侯，莫敖子华回答楚威王，鲁共公在苑台回答魏惠王，庄辛回答楚襄王，也不过十多篇；此外乐毅父子离国时的言辞、荀子辞谢春申君，也还算值得取法。再往外，虞卿、陈轸的言论还有些可采之处，因为他们的话虽不纯粹，但一个为赵国，一个为楚国，比仪、秦一类人稍有不同。其余的文章令人一看就厌烦，怎么能同《左传》相比？颜蠋、王斗两篇，或许还可以节录，但也已经有夸张之处了。

译（问）齐宣王伐燕的事，孟子亲眼见过；荀子也亲眼见过，却认为是齐湣王时的事。《国策》在燕国部分记作宣王，在齐国部分记作湣王。《史记》认为是湣王，《资治通鉴》认为是宣王。吴礼部校订《国策》，也竭力主张孟子的说法。究竟谁对？（答）应当以孟子为是。但这样一来，就必须依照《资治通鉴》给宣王增加十年年数，给湣王减少十年年数，然后才能相合。《东莱大事记》也是这样。因为孟子所说的确实是灭燕之战。《东莱》先生想调和两说，认为宣王伐燕指的是此前攻取十城的战役。可是，所取十城怎么能说是“加倍扩充土地”？又怎么能说是“另立国君”？这些都说不通。只是《史记》的年表本来就未必可信，《资治通鉴》也是凭意推定，并没有明确依据，最终仍是疑案，不是两千年后的人能够断然裁决的。（问）《国策》认为司马穰苴是齐湣王的相国，同《史记》不同。（答）吴礼部说：《大事记》引用苏氏的话，认为《史记》所说的是齐景公时，晋国攻打阿、甄，燕国侵犯河上，晏子推荐穰苴，穰苴杀死庄贾，因而取得成功。《春秋》《左传》没有这件事，推想穰苴曾经替闵王抵御燕、晋，而《国策》错误地说成景公时。考察《史记》，齐威王论次古代兵法，把穰苴附在其中；《国策》则说他是湣王的相国，所以吴礼部主张《国策》的说法。大概景公时齐国很弱，想夺取晋国的霸权却不能，想抵御吴国的欺凌也做不到，那么穰苴的传记就是错误的了。（问）《汉书·艺文志》引用《六国春秋》，有人说它就是《国策》，对吗？（答）恐怕不是。《六国春秋》应当是另外一部编年史，现在已经失传。《国策》的体例恐怕接近一种外传。大概从哀公二十七年以后，应当有《六国春秋》一书，后来又有《楚汉春秋》接续它。不过《七略》已经没有著录这部书，它的亡佚已经很久了。太史公采录《国策》，只用了九十三件事；其余所采的材料，或许有些在《六国春秋》中，也不能确定。（问）李牧之死，《国策》说得极为冤屈，《史记》却说他不接受命令，被捕后处斩，二说相差极远。《资治通鉴》采用《史记》，《东莱大事记》采用《国策》，应当听从哪一种？（答）《赵策》中这一篇最能感动人，使读者流泪。《史记》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采用它。吴礼部说：“大概是因为廉颇拒绝接受替代之事，被错误地加到了李牧身上。要知道李牧既然不接受替代，当时赵国的将领中谁还能捕捉他呢？它的荒谬很明显。只是《赵策》中前后夹杂了司空马的错误言论，使这篇雄文失去光彩。我特意删去前后部分，另编为一篇。文章说：‘韩仓在赵王面前诋毁武安君，赵王派人代替武安君前往，让韩仓责备他说：“将军作战取胜，国王赐酒给将军，将军在国王面前祝寿时伸手遮挡七次，依法当死。”武安君说：“我患有拘挛之病，身体弯曲，大臂短，手不能触地，起居时动作不恭敬，所以让工匠做木具接在手上。如果不信，请把我的袖子拿出来给你看，形状像振捆，用布缠裹着。”韩仓说：“我奉国王命令，赐将军死罪而不赦，臣不敢多说。”武安君面向北方拜了两拜，接受赐死。他拔剑想要自杀，说：“人臣不能自行杀死自己。”’ 他经过宫中的司马门时走得非常快，出了门便举剑自刺，但手臂短，剑够不到身体，于是把剑抵在柱子上，借柱子的力量刺死自己。武安君死后五个月，赵国灭亡。’吴礼部说：‘诬陷李牧的人，各书都说是郭开，《赵策》下篇也是如此。但郭开就是诬陷廉颇的人，他同韩仓的关系也必定有错乱。我认为，或许是郭开同韩仓相互勾结，共同陷害李牧，也未可确定。总之，像李牧这样忠贞恭顺的人，却说他因为拒绝接受替代而被杀，实在太冤枉了。’ （问）吴礼部校订《国策》，也有人讥讽他，究竟怎么样？（答）吴礼部对这部书用力勤勉而严密，远远超过缙云鲍氏的版本。讥讽他的人，是明代学究张一鲲说的。只是吴礼部治学偏重一家，所以有过分尊信《大事记》的地方。总的说来，他的考据十有九处正确，张一鲲哪里有资格了解这些？（问）田单晚年在史书中没有记载，吴礼部校订《国策》，认为他是到赵国避开谗言。（答）这确实是吴礼部发掘出前人未曾说过的内容，大致不会错。不然，以安平君田单的才能，为什么自从攻克狄地以后，在齐国就再也没有任何事迹可见？等到他做赵国相国，所建立的功劳也很少，此后在赵国也不再出现。可见安平君能够察觉形势、保全自身，又不愿背弃本国而被别人任用，确实远远超过当时的人。六国大臣，即使信陵君也比不上他。只是襄王的昏乱不值得说；君王后已经临朝听政，任凭本国宗室大臣死在外面而不召回，又何必等到王建时才灭亡呢？（问）聊城的事情，吴礼部主张《国策》的记载，不知《史记》为何没有记载，谁的说法对？（答）吴礼部考证、判定得最为详审。（问）《国策》的事情大多难以相信，东莱吕氏本来就说过这一点。然而像六国向秦国献地，显然是事实，所以《资治通鉴》也记载了。昨天听先生说其中也有许多虚妄之语，这是为什么？（答）秦国取得六国土地，韩国、魏国最早，其次是楚国，后来才轮到赵国。但它所取得的土地，必定先是秦国边界上的土地，然后才可能占有。如今《国策》说张仪一出使，赵国就把河间献给秦国，燕国把常山以北的五座城献给秦国，齐国把海滨以西三百里的鱼盐之地献给秦国，这难道不是完全不懂地理的说法吗？河间、常山，秦国从哪里能够得到并占有它们？何况还有齐国东海以西的鱼盐之地呢？以秦国的精明，难道会接受这样的愚蠢说法？又多次说文信侯想取得赵国的河间来扩大封地；文信侯封在河南，应当在韩国、周国交界处，他怎么能从那里取得通往河间的道路？我不知道写《国策》的人为什么连东西南北都不懂，却写出这种荒谬的话。

译（问）徐广说中山是在威烈王时期建立的，是西周桓公的儿子；先生认为这是错误的，希望听听您的说法。（答）中山就是鲜虞，它的族属是白狄。到了春秋末年，已经有中山之名。进入战国后，中山被魏国灭掉，后来又复兴，最终被赵国兼并。春秋末年，晋国尚且不能把中山怎么样，却说周王能够灭掉中山，并把这片土地封给周王室宗族，没有这样的道理。然而徐广、郦道元都这样说，却没有人能够纠正他们。总之，鲜虞从未被晋国灭掉，那么西周桓公的儿子怎么能封在那片土地上？这是很容易明白的。至于《国策》说中山君曾被楚国攻打而灭亡，那又是乡野人的说法。中山同楚国相距极远，毫无关系；楚国即使强大，也不能越过魏国、赵国，经过代地，把兵锋集中到中山。所以吴礼部只说司马子期不是楚国公子，用来驳斥鲍彪的错误，却不知道《国策》原文根本就是妄说。中山一定没有受到楚国的攻伐。《国策》所说的“羊羹”，大概是袭用华元的故事；所说的“壶飧”，大概是袭用赵盾的故事，都是附会。中山亡于魏国，魏国派太子击镇守那里；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重新建立，大概是因为中山距离魏国很远，魏国终究不能长期占有，所以失去守地。而《国策》叙述赵桓子的谋划，认为这是中山复立的原因，也不对。《魏世家》说，魏惠王二十八年，中山君入魏国任相，小司马认为这就是中山复立后的中山君，恐怕不是。当时中山大概仍然属于魏国，所以中山君入魏任相，就像孟尝君做齐国的相一样。如果说他是复立后的中山君，那么他就不应当舍弃自己的国家而到魏国任相。总之，中山复立的年份，应当在魏王二十八年以后。（问）平原君评论白起、廉颇长处的文章非常可喜，如今只见于汉代《严尤五将序》和《春秋后语》两部书，也属于后世失传的文字；而各传记中引用它，先生认为《国策》中有此文，依据是什么？（答）见于章怀注《后汉书·列传》第八卷的注中。（问）《河渠书》详细叙述春秋以后诸侯改易水道的情况，《汉书·沟洫志》也引用它，这是古今河流沟渠的大掌故，可是小颜、小司马都没有详细作笺注，希望您逐条说明。书中说，大禹疏导九条河流；从此以后，荥阳向下引河水东南流成为鸿沟，用来沟通宋、郑、陈、蔡、曹、卫，并同济水、汝水、淮水、泗水会合。这条水道跨越豫州、徐州、荆州三州的边界，它的源流究竟怎样？（答）鸿沟就是《地理志》所说的狼汤渠，《水经注》写作莨荡渠，《通典》写作浪宕渠，都是同一条水。地理志说：河南郡荥阳县有狼汤渠，起首承接济水，向东南流到陈地注入颍水；这就是《水经注·渠水篇》所说的水渠，是鸿沟的干流。地理志说：陈留郡陈留县有鲁渠水，起首承接狼汤渠水，向东流到阳夏注入涡水；这就是《水经注·渠水篇》中附带记载的鲁沟，是鸿沟的另一条支流。地理志说：淮阳国扶沟县有涡水，起首承接狼汤渠水，向东流到向地注入淮水；这就是《水经注·阴沟水篇》所说的水，是鸿沟的又一条支流。地理志说：梁国蒙县有获水，起首承接菑获渠水，向东北流到彭城注入泗水；考察阴沟水的支流是汳水，汳水的下游又是获水，就是《水经注》的《汳水篇》和《获水篇》，这是鸿沟的又一条支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篇〕 地理志说：陈留郡浚仪县有睢水，兼受狼汤渠水，向东流到取虑注入泗水；这就是《水经注·睢水篇》所说的水，是鸿沟的又一条支流。大概地理志记载的狼汤渠源流有五条，合起来就是鸿沟。如今用《水经注》来考察，狼汤渠到了尉氏才有鸿沟这个名称。鸿沟又称沙水，从新阳流入颍水，再流入淮水；它的支流从义城同涡水汇合而流入淮水。狼汤渠向东分出成为官渡水，秦人引它开成梁沟，就是阴沟水。再向东就是汳水，汳水又成为获水，流入泗水而进入淮水；而流到浚仪的沙水，又同汳水汇合成为睢水，流入泗水。它所流经的地区，正是郑、卫、曹、宋、陈、蔡六国的边境。鸿沟不知道是谁开凿的。阎潜邱说：苏秦游说魏王时说，大王的土地南面有鸿沟，那么战国以前就已经有鸿沟了。晋、楚在邲地交战，邲就是汳水，那么春秋以前就已经有鸿沟了。我认为可证明的还不止这些。《国策》记载景舍攻打魏国，取得睢水、濊水之间的土地，说明睢水在战国时也已经见于记载。水从涡水分出叫洵，说明涡水见于《尔雅》；水从颍水分出叫沙，说明沙水也见于《尔雅》，而沙汭又见于《左传》，距今并不久远。至于郦道元，竟然说：“大禹堵塞荥泽，使淮水、泗水得以贯通。”又说：“从前大禹在荥阳以下引导黄河，使水通到东坡一带，于是有人便说鸿沟是大禹的遗迹，这实在是大错。职方氏所说豫州的河流有荥水、洛水，谁说大禹曾经堵塞过荥泽呢？无奈人们连《河渠书》也没有认真查阅。宋代儒者中，只有黄文叔说这件事并没有错。”我既已驳斥郦道元关于荥泽的错误，又取《水经注》反复考察，才知道鸿沟的遗迹实际上始于徐偃王。郦道元引用古代《徐州志》的话说：“徐偃王在陈、蔡之间疏导沟渠。”按照水道考察，正是沙水流域的界线。大概徐偃王首先开通了鸿沟；后来像鲁沟这样的水道，是吴人增修开凿的，就是《国语》所说的“商鲁之沟”，所以又称宋沟；梁沟则是秦人增修开凿的。这样陆续开凿，便形成了鸿沟分出的各条水流。至于干流，确实是徐偃王首先开通的。因此我说，沟通淮水、济水的工程，开始于徐偃王，继而由吴国完成，他们都是霸主所为，最后又由秦政完成。两千年来一直没有人考察出来，现在才得到这个结论。（问）其中说“在楚国西部，便开通沟渠，使汉水通到云梦之野”，这是什么意思？（答）这件事在各书中实在无从考证。《地志》说：“南郡华容县南面有云梦泽，夏水从长江分出，流入沔水。”《水经注》中有《夏水》篇，却没有提到开通沟渠的事。只有《皇览》说：“孙叔敖疏导沮水，开成云梦大泽的水域。”大概指的就是这件事。但云梦在《禹贡》中已经出现，当然不是孙叔敖所开成的；只是他引沮水流入云梦，这就是所谓开通沟渠。汉水又名沮水，这件事可以补足《水经注》的遗漏。

译（问）其中说“在东方，便开通鸿沟，使长江、淮水之间相通”，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吴国的事，不知道为什么要归到楚国名下。（答）厚斋先生说：吴国开通水道有两件事。《左传》哀公九年记载，吴国修筑邗沟，使长江与淮水相通，这是从长江通入淮水的水道。《吴语》说夫差出兵北征，在商、鲁之间开凿沟渠，向北连接沂水，向西连接济水。这件事在哀公十三年，是从淮水通入汴水的水道。因此长江、淮水相通，确实属于吴国的功劳。司马迁、班固在这里似乎有错误。然而我仔细考察《水经注》，楚国似乎也有开通长江、淮水的事。《水经注·瀙水篇》说瀙水汇入泚水；《潕水篇》说潕水也汇入泚水；《泚水篇》说泚水汇合澧水后流入淮水，这些都是淮水的支流。但《泚水篇》又说，泚水还汇合堵水，并汇合瀙水、潕水流入淯水；堵水、淯水则都是汉水的支流。大概南阳一带，淮水、汉水并行，两水早已有相互沟通的水道，都在新野、义阳一带。长江、淮水尚未会合，而淮水、汉水已经相通，这是吴国的力量所达不到的。不是楚国人开通的，又是谁开通的呢？淮水既然通到汉水，也就已经通到长江了。吴国使淮水通长江，是在下游；楚国使淮水通过汉水而通长江，则是在上游。《史记》的说法也另有依据。《左传》记载楚国人攻打随国，军队驻扎在汉水、淮水之间，大概就是这一点的证明。大概各条河流发生错综沟通时，黄河先同汝水相通，这就是鸿沟；汝水的开通，是淮水逐渐被沟通的开始。后来淮水先同汉水相通，这就是泚水汇合堵水、淯水；汉水的开通，是长江逐渐被沟通的开始。等到邗沟开通，长江于是最终同淮水相通；商鲁之沟开通，淮水于是最终同黄河相通。（问）其中说“在吴国，便开通三江五湖的水道”，请问这是什么意思？（答）《地志》说：中江从阳羡流入海，北江从毗陵流入海，南江从吴地流入海，这就是三江的水道。五湖就是震泽。大禹治水时，长江本来并不与五湖相通；相传吴国讨伐楚国时，采用伍子胥的计策，开凿沟渠运输粮食，于是江水、湖水的通道不再受阻。如今当地有伍牙山、胥溪，可以作为这一说法的证明，见于《高淳汉图经》。考察《左传》哀公十五年，楚国子西讨伐吴国直到桐汭，这就是楚国水军进入湖区的道路。又有人说，襄公三年，楚国子重讨伐吴国，攻克鸠兹，进军到衡山，这似乎说明当时已经有进入湖区的道路。这件事在伍子胥之前，那么或许自寿梦以来就已有这条沟渠，只是伍子胥特别加以修治吗？年代久远，已经无法详细考察了。总之，司马迁所说的，毫无疑问指的就是这件事。如果没有司马迁这句话，那么人们又会把它说成是夏、商、周三代以前的旧水道。（问）其中说“在齐国，便开通淄水、济水之间的水道”，这是什么意思？（答）《地志》说：泰山郡莱芜县的原山，是淄水的发源地；淄水向东流到博昌，汇入济水，这就是齐国所开通的水道。但淄水的主流是流入海的，它的支流则由齐人疏导，经耏水流入济水。《地志》的记载也略有错误。（问）其中说“在蜀地，蜀郡太守李冰开凿离堆，以避开沫水的灾害，又在成都中部穿凿两条江”，就是《华阳国志》所记载的事吗？（答）是的。三代以后改变水道的事情，都有违地脉，不合河流的自然性质。只有李冰所经营的工程功劳很大，只是司马迁没有把他列入《循吏传》，这里只略略提到一次。假如《华阳国志》没有流传到今天，李冰的详细事迹就无法知道了。（问）三代以后的水道变更，难道只到这里为止吗？还是还有遗漏？（答）大致也只有这些：淮水同济水相通，长江同淮水相通，淮水同汉水相通，汉水同云梦相通，长江又同震泽相通，济水同淄水相通。《禹贡》所记的水道已经没有一条保持完整了。其余的，只有齐桓公堵塞九河之事，见于纬书，郑康成采用了这一说法。又有赵惠文王迁徙漳河，《世家》说：惠文王十八年，漳水大规模泛滥；二十一年，把漳水迁到武平以西；二十七年，又把漳水迁到武平以南。八年之中，两次迁徙巨大的水患之地，详细情况已经无法知道。《水经注·漳水篇》也没有提到。春秋时期，楚国孙叔敖开通芍陂，对淮南地区有功，这件事却被正史略去了。（问）六国《世家》中，记事没有比赵国更荒诞错误的，不只是屠岸贾一件事。比如赵宣孟的梦、赵简子梦见钧天、原过传达三神的命令、主父梦见大陵、孝成王的梦，这些话为什么如此庞杂怪诞呢？说它们是纬书、候书的先声，恐怕并不过分。（答）这些都应当删去。其中记事的错误，还有前人没有来得及纠正的。惠文王十五年，就是燕昭王二十八年。这一年赵国出兵同燕国攻打齐国，大获全胜，燕军于是深入齐境，攻取临淄。当时齐襄王退守莒地，田单守卫即墨，其余土地都被燕国占领。可是《赵世家》却说惠文王十六年，秦国又多次同赵国攻打齐国，齐人对此感到忧患。燕昭王派剧辛给赵国送信，游说赵国不要攻打齐国。当时齐国只剩下莒、即墨两座城，秦国从中能得到什么利益而要攻打它？即使要攻打，又有什么可顾忌的，非要同赵国联合攻打不可？这是第一处错误。接着又说：这一年廉颇攻打齐国的昔阳，攻取了它。昔阳是鼓国的土地，春秋末年已经属于晋国，到这时本来就属于赵国，并不是齐国的土地。况且这时齐国只有两座城，怎么还会有其他城邑被赵国攻取？这是第二处错误。接着又说：十七年，乐毅率领赵军攻打魏国的伯阳。考察乐毅留在齐地，连同那两座城也没有攻下，于是驻守在那里，从未回到燕国，怎么会又率领赵军攻打魏国呢？这是第三处错误。接着又说：十九年，赵奢率军攻打齐国的麦丘，攻取了它。当时齐国也仍然只有两座城，麦丘属于燕国，这是第四处错误。接着又说：二十年，廉颇率军攻打齐国。考察这一年乐毅还在齐国，第二年田单才击败燕军，使齐国恢复七十多座城；在前一年齐国根本没有可供攻打的地方，这是第五处错误。大概惠文王这五年中，没有一件事可信，不知道司马迁依据什么把它记载下来？而《廉颇蔺相如列传》说惠文王十六年攻打齐国，攻取阳晋，不作“昔阳”，但这也不对。

译（问）《韩世家》说，昭侯八年，申不害任韩国相国十年；又说韩姬杀了他的国君悼公。十一年，昭侯到秦国去。既然已有昭侯，怎么还会有悼公呢？（答）小司马说：“姬”也写作“玘”，就是李斯所说的“韩玘担任韩安的相国”。李斯和韩安同时代，他说玘担任相国，一定不会错。那么玘是亡韩时的相国，只是玘辅佐韩安，而韩安亡国，并不是玘杀了韩安。《世家》这一句是错误的文字，应当删去。韩国先称侯，后来称王，没有所谓“公”，也没有谥号“悼”。小司马说：或许是郑国的继承君主？考察韩国从韩哀侯时就已经灭了郑国，昭侯时已经没有郑国了。六国《世家》中，韩国的记载最为简略；由李斯的话推断，玘是韩王安时期专权的人，所以把他同赵高相比。如果昭侯时申不害任相，怎么会容许玘这样的奸小人物存在呢？（问）《燕世家》没有记载燕昭王喜好方士的事，《封禅书》中却略有涉及。昭王是贤君，不应当有这种事。（答）齐威王、齐宣王以及晚年的燕昭王，都曾被方士迷惑。世间流传西王母说燕昭王没有灵气的话，不足以相信；然而燕、齐两国聚集方士，恐怕确实可能有这回事。唐宪宗、唐武宗都是英明的君主，何尝没有因方士而损害自己的事业呢？（问）古代关于《虞卿传》的错误，从来没有人说过，昨天才听到这种说法，请详细说明。（答）根据《范雎蔡泽列传》，魏齐之死在秦昭王四十二年。当时虞卿已经担任赵国相国，放弃相印同魏齐一起逃亡，困顿于大梁。《虞卿传》说他从此不得志，于是著书来排遣穷困和忧愁；这样说来，虞卿放弃相印以后就不再出仕了。然而长平之战发生在秦昭王四十七年，司马迁所谓虞卿推测事情、揣度形势，为赵国谋划策略的事，反而发生在放弃相印五年以后；这说明虞卿曾经再次担任赵国相国。他哪里是一直穷困忧愁到老呢？而且司马迁把长平的谋略叙述在前，把大梁受困叙述在后，颠倒了事情的次序，竟然忘了年代相差五年，难道不是一大怪事吗！（问）《荀卿传》说荀卿葬在兰陵，《战国策》却说他回到赵国，还记载他拒绝春申君的书信，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答）恐怕《战国策》是正确的。荀子书中有在孝成王面前同临武君讨论军事的一件事。荀子长期居住在齐国，这件事发生在孝成王即位以前；他从齐国到楚国，担任兰陵令，那么又怎么能见到孝成王呢？因此可知，他是从楚国回到赵国的。《史记》说春申君死后荀子被废弃；现在考察《战国策》中拒绝春申君的书信，文辞醇厚古雅，不是荀子不能写成。这样看来，也许荀子辞别春申君离开楚国，等春申君死后，荀子又凭借旧日与甘棠的情谊游历兰陵，最后死在那里，但这还不能确定。总之，他曾经回到赵国，这是毫无疑问的。（问）《范雎蔡泽列传》说废黜太后、驱逐穰侯，《战国策》也这样说；朱子却说《皇极经世》只说秦国夺去了太后的权力，并没有废黜她。有人说《皇极经世》不足以相信。（答）宣太后是因忧愁而死，这件事确实如此，但未必有公开废黜她的举动。因为穰侯尚且还能在陶地取得封国，并没有受到严重谴责；所谓“驱逐”就是这种情形，那么所谓“废黜”也只是夺去她的权力。当时昭王已经年长，而宣太后仍事事亲自裁决，这正是不善于处理君臣嫌疑之际。昭王一旦把她置于一旁，她怎么能不忧愁而死呢？所以人们认为她被废黜了。（问）《吕不韦传》中孔子所说的“闻”，指的是吕不韦吗？文信侯吕不韦的过错究竟在哪里？（答）太史公在这里不知道“道”的含义，不仅不知道“达”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闻”是什么意思。孔子所说的“闻”，只是指议论笃实、外表庄重这一类人；这种人一旦身居高位，就成了五霸那种借仁义之名行事的人。吕不韦是扰乱百姓的人，哪里能说是“闻达”呢？太史公只看到《吕氏春秋》这一本书，就认为吕不韦是有声望的人，见识实在浅陋。（问）潜邱说，白圭在魏国做官是在魏文侯时期；他先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见到一次，又在《邹阳传》中见到一次。从魏文侯为他攻取中山，到后来孟子游历大梁之年，相隔七十多年，邠卿却误以为就是孟子所说的白圭，林氏又增益了这种说法，不知道其实是另有一个白圭。（答）宋人鲍彪已经说过这件事。不过魏国另有一个白圭，在魏昭王时，是孟子之后一辈的人，见于《战国策》。不知道潜邱为什么不引用鲍彪的说法；鲍彪认为应当就是孟子所说的那个人。（问）《史记·卫世家》说，卫顷侯用重金贿赂周夷王，夷王命卫国为侯；这样看来，顷侯以前卫国是伯爵。顾宁人说：“《索隐》认为这里的‘伯’是方伯的伯字，虽然有《诗经·旄丘》序中责备卫伯的文字可以作为依据，但并不是太史公的本意。而且古代没有用方伯的‘伯’字作为谥号的。”[《索隐》的说法本于郑玄的笺注。]（答）康叔明明被称为“孟侯”，并不是伯。卫国最初受封就是侯爵，所以祝鮀说：“曹国是伯，卫国是甸。”这就是证明。后来称为伯，或许是周昭王以后降黜卫国爵位的结果，到顷侯时又恢复了侯爵。

译（问）据《管子》说，蚩尤是制造五种兵器的人，是黄帝的臣子。可是古书多说蚩尤同黄帝在阪泉交战；这样一来，诸侯中有三个不得善终的人。《龙鱼河图》又说：“蚩尤，是平民中的贪婪者。”许慎据此认为制造兵器的不是蚩尤，而是黄帝。贾公彦调和这两种说法，认为蚩尤同黄帝交战，也就是制造兵器的蚩尤的首领。所以汉高祖在沛县庭院祭祀蚩尤。黄帝命蚩尤制造兵器，那么蚩尤就是黄帝的贤臣；如果说他盗用黄帝的兵器而同黄帝交战，那就不只是平民中的贪婪者了，怎么还能祭祀他呢？吴斗南说：“汉高祖所祭祀的是蚩尤星，大概也是不得已才这样解释。”杭世骏极力驳斥这种说法，说汉高祖在长安建立蚩尤祠，汉宣帝则在寿良祭祀蚩尤。后汉下诏命马严经过武库时祭祀蚩尤，并没有把蚩尤当作贪鬼。而且寿良是蚩尤坟墓所在的地方，怎么会是星辰呢？《艺文志》的兵家著作中有《蚩尤》二篇，那么许慎、吴斗南的说法都不足以相信，是这样吗？（答）蚩尤替黄帝制造兵器，自然是创制兵器的圣贤，怎么会有倡导叛乱的道理？至于阪泉之战，自古以来的传记都有记载。我怀疑制造兵器的蚩尤是一个人，在阪泉倡导叛乱的蚩尤又是另一个人。大概黄帝在位时间很长，所以后来有人听到蚩尤这个名字，便用它来命名，让这个名字成为玩弄兵器、迷惑众人的人的名称。比如古代善于射箭的人名叫羿，有穷国的国君也以羿为名，这就是证据。后世祭祀的，是制造兵器的蚩尤，不是阪泉倡导叛乱的蚩尤。而且制造兵器的蚩尤的坟墓在寿张，见于《皇览》；阪泉倡导叛乱的蚩尤死在涿鹿，谁会把他的尸体从那么远的地方运到寿张安葬呢？这也可以看出蚩尤有两个人。至于蚩尤制造兵器，所以后来又用主管兵器的星辰之名“蚩尤”来称呼他；汉高祖所祭祀的未必就是那颗星。（问）章邯从陈县出发，另有将领司马夷。如淳说：“司马夷是章邯的司马。”这样看来，“别将”二字就是多余的文字。（答）我的意思是，司马是他的姓，夷是他的名，所以前面加上“别将”二字。（问）汉高祖到南阳时，襄侯王陵投降汉军。灼和小司马认为就是安国侯王陵。颜师古认为不是。义门说：王陵起兵于南阳，那么安国侯就是襄侯，大概“襄侯”是他最初所称的封爵。不知道是否如此。○韦昭认为“襄”应当作“穰”，大概是字形省略造成的。而臣瓒、小司马认为“穰”是韩成受封的地方，王陵应当封在江夏的襄地，不知道是否如此。（答）《高祖本纪》记载迎接太公、吕后时，因王陵在南阳起兵。《功臣表》说王陵聚集民众平定南阳。王陵本传也有这件事。《张苍传》说王陵在南阳救了张苍，使他免于一死；由此可知，安国侯就是襄侯。义门的说法是对的。“襄”应当作“穰”，大概就是南阳的地方；江夏同这里并不相连。韩成受封在汉元年，当时王陵称穰侯也没有什么妨碍。（问）亚父范增，如淳援引管仲的例子来解释；贡父却说：“仲父本来就是管仲的字，亚父也是范增的字，如淳的说法是妄说。”（答）那么吕不韦为什么也被称为仲父呢？贡父也只是偶然没有想到这一点。（问）项王自己占据梁地、楚地九郡，这九郡究竟是哪九郡？（答）九郡的数目从来没有人考定，其中有许多地方必须考证订正。根据班固《汉书·地理志》所列秦朝三十六郡的名目，秦在楚地设置十郡，项王所得的楚地共有六郡：汉中郡，封给汉高祖；九江郡，封给英布；南郡，封给共敖；长沙郡，作为义帝的都城；项王自己所得的则是东海郡、泗水郡、薛郡、会稽郡、南阳郡、黔中郡。秦在梁地设置三郡，项王所得的梁地共有二郡：河东郡，封给魏豹；项王自己所得的是东郡、砀郡。这样看来，只得到八郡，并没有九郡。后来考察《史记》，秦国刚灭楚时设置楚郡，第二年设置会稽郡；而班固《地理志》没有记载楚郡，这才知道其中有遗漏。秦国先得到楚地而设置郡的地方，是汉中、黔中、南郡、南阳，这些都在灭楚以前；等到灭楚时，只设置楚郡，统辖范围很大；第二年才完全平定百越，设置会稽郡。但楚郡统辖范围过于广大，所以分成九江、长沙、东海、泗水、薛等郡，而楚郡本身只统辖淮阳一带。班固《地理志》遗漏了楚郡，因此九郡的数目便不足。现在把楚郡补进去，正好得到九郡的名目。胡梅磵说：“秦设置楚郡，班固《地理志》没有记载，大概是把它分成九江、鄣、会稽三郡，这实在是大错。会稽不在楚郡范围内，《史记》说得很清楚。而鄣郡也不是秦所设置的。秦所分出的总共只有五郡，楚郡也从未废除。三十六郡的数目中，京师所在的内史本来不在其中；班固《地理志》误以为内史也是三十六郡之一，所以漏掉了楚郡而不知道。” （问）由九郡的问题又可以知道班固《地理志》遗漏了三十六郡中的一郡，这才知道考证古事是多么困难。（答）不只是这一件事。《史记》说到三十六郡时没有详细列出名目；班固《地理志》的三十六郡中有东海郡而没有黔中郡；续出的《汉志》中三十六郡有黔中郡而没有东海郡。两者各自遗漏一郡，又都遗漏了楚郡，实际上只有三十四郡。所以它们也知道数目不足，便把内史充作其中一郡；仍然不足，又把后来出现的鄣郡充作一郡，这样三十六郡的数目才凑齐。裴骃注《史记》，只根据续出的《汉志》，没有参照前一部《汉志》，于是《晋书·地理志》沿袭了这种说法。厚斋的《通鉴地理通释》也沿袭它，梅磵注《通鉴》也沿袭它，认为续出的《汉志》一定同前一部《汉志》相同，却不知道两者也并不相合。我是反复考察、订正之后才得到这个结论，详细情况见我所著的《汉书地理志考证》，因为文字繁多，不能全部列举。全谢山先生《经史问答》卷九。余姚史梦蛟重新校订。《诸史问目答卢镐》

译（问）彭城之战时，檄文说：“全部征发三河的军队，向南浮渡江水、汉水而下。”《史记》的注解都不能解释这句话，颜师古也略过不谈。梅磵先生认为：“一支军队由三河进军攻打北面，另一支军队浮渡江水、汉水攻打南面。”这是对的。然而《高祖本纪》没有记载南下的军队，为什么？（答）《史记》《汉书》的记载，常有在本篇看不到、而在年表和列传中互相补充的情况；但这件事竟然完全遗漏了。不过韩信用兵，大多如此。比如攻打魏豹时，大军从夏阳出发，另派棘邱侯从上郡进攻魏军后方，就是这种情况。《水经注》说：“高祖二年，设置长沙郡，又设置黔中郡。”这大概是南下的军队从汉中出发，先平定并占有这两个郡。长沙是义帝的都城，黔中则是项王南部的边境，汉军乘虚攻取它们，就是所谓“南浮江汉”。长江、汉水流域超过这三个郡的地方，共敖守卫南郡，汉军还没有能够到达他的辖境；这足以补足史书的遗漏。（问）“五诸侯的军队”指什么？应劭说：雍、翟、塞、殷、韩。如淳说：塞、翟、魏、殷、河南。韦昭说：塞、翟、韩、殷、魏。颜师古说：常山、河南、韩、魏、殷。刘攽说：河南、韩、魏、殷、赵。吴仁杰说：塞、翟、魏、韩、赵。这些说法哪一种正确？（答）雍王当时正被围困，自然不在五诸侯之列；塞、翟早已亡国，河南、殷也已经灭亡；常山王历尽艰险进入汉地，又没有军队。因此各家所列的，只有韩、魏、赵三国可信。吴氏认为，塞王、翟王虽然投降了，但仍如魏豹一样保有君主身份，带着本国军队随军行动。吴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史记》虽然说汉元年八月降服两王，设置两个郡；而《汉书》却说到二年六月雍国灭亡以后，才设置河上、渭南、中地、陇西、上郡五郡。这样说来，在此以前塞、翟必定还没有灭亡，因此吴氏认为《史记》有误。不认为塞、翟已经灭亡，那么它们就足以列入五诸侯之中。然而他不知道事情并不是这样。《史记》在元年八月记载设置两个郡，是因为汉高祖已经灭掉两个国家，划定了它们的疆界；《汉书》在二年六月记载设置五郡，是因为汉高祖完全平定三秦，正式整治、确定了它们的地界。因此《汉书·异姓诸侯王表》也说元年八月设置两个郡，并没有不同于《史记》。吴氏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却说塞、翟仍如魏豹一样保有君主和国家；他不知道《功臣表》又说：“棘邱侯襄以原任上郡守的身份攻打西魏，事情发生在二年三月。”由此可见翟国不可能仍然存在。敬市侯阎泽赤以河上郡守的身份迁任殷国相国，攻打项籍，事情发生在二年四月；由此可见塞国也不可能仍然存在。怎么能说两个郡到二年八月才设置呢？况且塞、翟是项王的属国，如果当时还带兵跟随项王，就一定会全军进入楚地，不会只让项王一个人逃亡。问：既然如此，五诸侯中的另外两个究竟是谁？答：魏王随军行动，见于他的传记；韩王随军行动，见于《异姓诸侯王表》；赵相陈余带兵随从，也见于他的传记；齐国人联合攻打楚军，则见于《淮阴侯列传》，大概齐人也带兵随行。这是五诸侯中的四个。另一个就是殷王。问：您刚才说塞、翟不在有国诸侯之列，现在忽然把殷算进去，这不是自己违背自己的说法吗？当时汉朝设置河内郡，事实是很清楚的。问：高祖本纪记错了，有证据吗？答：有。《功臣表》说阎泽赤由河上郡守升任殷国相国，攻打项籍。殷国既然还有相国，就说明卬仍然有国家；否则就应当说他是河内郡守。大概殷王已经投降汉朝，所以汉朝替他任命相国，并让他带兵来归附。到彭城战败时，卬才死去，于是设置河内郡。这也是五诸侯中的一个。由此可知，当时灭掉的是塞、翟、河南三国，魏国和殷国并没有灭亡。塞、翟已经灭亡，却反而说没有灭亡；殷国尚未灭亡，却反而说已经灭亡。错误竟然严重到这种地步！况且各位也没有把《史记》《汉书》互相参照考察得十分严密。《史记·陈丞相世家》说：“汉王回军平定三秦后向东进军，殷王反叛楚国。”这就是司马卬投降汉朝的事。又说：“项王派陈平攻打并降服殷王。”这明确说明殷王已经投降汉朝但尚未灭亡，所以后来又投降楚国。又说：“过了不久，汉王攻下殷王。”这就是汉王攻打卬并率军进入彭城的事情。《汉书》也这样记载。这样看来，殷国没有灭亡是很清楚的。大概《史记》《汉书》的两部本纪和表都错了，幸亏《陈丞相世家》和《功臣表》可以用来订正，于是五诸侯的数目得以完整。（问）彭越、田横居住在梁地，来往于楚地，使楚军困苦，并截断楚军的粮食。先生说“田横”二字应当是衍文，为什么？（答）大概是因为上文说田横兵败后投奔彭越，所以牵连误写进来的，确实应当删去。田横是义士，虽然他对项王也有因田荣而产生的怨恨，但当时项王正因为田横使自己的大将战死，并且在齐地损失二十万人；田横仇恨的是汉，不是楚。如果说他使汉军困苦、为汉军断绝楚军粮食，那就同英布等狼子野心之徒一样了。田横投奔彭越，正是因为彭越当时保持中立，既帮助汉，又帮助楚，所以田横暂且依附他。那么彭越或许接受了汉军的诱饵，截断楚军粮食，田横却不会这样做。假如田横果真替汉军困扰楚军，那么垓下之战时，汉军一定也会召他前来以壮大声势、增加援助，事情平定后他就不必逃入海岛了。（问）鸿沟之约，是因为项王兵力减少、粮食耗尽；韩信又进兵攻打他。项羽兵力减少，是由于龙且率领的二十万军队战败，粮食也因此耗尽；这些事情都可以考察。唯独韩信进兵一事，始末没有详细记载，不知道是否还有别的依据？（答）这件事不见于《淮阴侯列传》，却见于《灌婴列传》。项王当时只是在荥阳、敖仓之间同汉军争战，虽然兵少粮尽，还可以勉强支撑；而韩信已经成为齐王，所以从淮水以北攻打齐国都城。考察《灌婴列传》，灌婴的军队攻打彭城，又越过彭城向南，直接渡过广陵，纵横驰骋、反复践踏，项王腹心地区已经无法保全，怎么能不考虑议和呢？所以世人只知道垓下之战，并不知道韩信之外，韩信最大的功劳在于任用灌婴。当时项王的良将已经死伤殆尽，没有人能同灌婴抗衡；即使不订立中分天下的和约，楚军内部也已经崩溃了。这件事从来没有人替淮阴侯表彰，只有《史记》《汉书》都说灌婴已经攻下并降服彭城；因此恐怕彭城未必真是楚国都城。若是已经降服项王，又怎么能够安然归去呢？大概这里说的是包围彭城并击败楚军，而不是攻下彭城。

译（问）《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说，淮阴王带着齐地回归汉王；梅磵在《通鉴》中却说他兼任齐王，不知道依据是什么？考察《曹相国世家》，曹参起初任齐国相国，后来改封为楚国相国，曹参交还了齐国相印；这样看来，似乎《史记》的说法是对的。（答）恐怕应当以梅磵的说法为正确。假如淮阴侯带着齐地回归汉王，汉王就一定会早早立齐王，不会等到韩信被擒以后才立。汉王畏惧韩信，看见他不肯交还齐地，所以韩信的灾祸才来得这样急。考察田肯祝贺汉高祖的话，他不说得到楚地，而说得到齐地，又说不是亲近的刘氏兄弟就不能封王于齐；这说明韩信从未把齐地交还汉王。汉王让韩信做楚王，本来就不能完全忘情于他，何况还要再把齐地加给他？汉王实在太愚蠢了。（问）贡父说：“古人居处时尊尚左方，用兵时尊尚右方。但尊尚右方，似乎是战国时期的风俗。”吴斗南说：“乘坐普通车辆时尊左，乘坐兵车时尊右。战国时期人们经常见到兵车之礼，所以尊右。然而信陵君空出左边的位置迎接侯生，说明有时仍然尊左。贯高到了汉朝，汉臣没有谁能胜过他，说明汉朝也尊右。”（答）左右的礼制也很难考定。仲虺做商汤的左相，说明伊尹的右相地位在他之前；庆封做齐国的左相，说明崔杼的右相地位在他之前。这并不一定是军礼。军礼中只有楚国尊左，所以楚王在左广之中；鲁国舍弃中军，季氏率领左师，这又似乎说明鲁国尊左。这些情况都难以勉强作出统一解释。总的说来，在官位次序中，尊右的情况较多。（问）汉朝的别将攻打英布军队于洮水，苏林、如淳都不能说清洮水在哪里。徐广说它在江、淮之间，却不能确指是哪条水。胡梅磵说就是零陵的洮水。英布想从长沙进入南越，所以逃到洮水。考察江南只有零陵有洮水，那么梅磵的说法是对的。但我的老师不以为然，希望您指出它的所在地。（答）梅磵最精通地理学，但他在《通鉴》中的说法也往往有很多错误。地理学本来极其困难；例如九江附近本来没有洮水，而英布是在番阳被杀的。英布受封时，兼有寿春、江夏、豫章，定都寿春。豫章在寿春以南，番阳又在豫章以南，长沙在番阳以南，零陵又在长沙以南，不可能突然到达又突然返回。况且长沙王同英布有婚姻关系，英布即使想投奔长沙，长沙正处在需要避嫌的时期。假如英布竟然能够长驱直入长沙国，同汉军在洮水交战，那么长沙王就会直接同他一起反叛。既然长沙王没有同他反叛，就应当在边境阻拦他。英布怎么能逃到洮水呢？而且英布既然已经到达洮水并战败，为什么不继续逃往南越，却掉转马头向东，又离开长沙境内，重新进入淮南国境内的番阳，最后才由长沙派人诱杀他？为什么不在长沙国境内杀他，却放任这个叛贼出境后再慢慢杀掉，实在太愚蠢了！英布同长沙王有婚姻关系，必然约定长沙王同他一起反叛。长沙王没有答应，所以怎能让自己的国家世代相传，却容许英布进入境内横行呢？况且英布想进入南越，并不必经过长沙。英布封国中的豫章同南越相接，通往南越的道路很多。英布想逃往长沙，只是希望长沙王同他一起反叛。长沙王没有答应，所以在边境拦截他，又把他诱到番阳杀掉。这说明英布当时还没有离开自己的封国。那么洮水究竟是哪条水呢？答：这是错误的文字，大概原来是九江的沘水。“沘”与“洮”字形相近，所以发生讹误。英布在蕲地战败，逃回自己的封国；又在沘水战败，才打算投奔长沙，尚未到达便死在番阳。这样说，地理位置就吻合了。沘水见于《水经》。（顾宛溪想把震泽的洮湖当作洮水，那么它就在吴王刘濞的封国内，这就更加错误了。） （问）南武侯织，也是南越世代册立的人，被封为南海王。文颍说，尉佗正占据南海，先前把南海遥封给吴芮，这次又把南海遥封给织，始终没有真正使织成为南海王。但考察诏书的文字，织应当是无诸的族人，大概也一定是因为有功而受封，难道会完全没有一寸土地，只得到一个空名吗？（答）王隐《晋书·地道记》认为他被封在交趾的嬴娄，恐怕也不对。交趾在桂林以南，是尉佗势力所役使的地方。汉高祖时通往那里道路不通，无诸的族人怎么能越过尉佗而在那里称王？总之，所谓无诸的族人，必定是他的部落后裔，东面同闽越相接，西面同尉佗相接；他们所占据的南武地区，大概在南海境内，彼此犬牙交错，所以把南海作为他的国号而封他为王。文颍认为这是虚封，却不知道汉文帝时确实有南海王反叛，见于《淮南王安传》。传记说：“在这以前，南海王反叛，先帝派遣将军间忌攻打他，把他的军队降服后安置在上淦。” 后来南海王又反叛，这就可以知道并不是虚封。《淮南王长传》也说：“南海王织用玉璧、丝帛进献皇帝。”这说的是他尚未灭亡的时候；又说：“南海的百姓在庐江境内反叛。”这说的是他已经迁徙之后。大概他的封地在今天汀州、潮州、赣州之间；因为他是无诸的族人，所以知道其地接近今天的汀州；因为他的封国称为南海，所以知道其地接近今天的潮州；因为他迁徙到庐江上淦，所以知道其地接近今天的赣州。文颍读《史记》《汉书》不够仔细，却认为这是虚封；王隐则妄自指定了他的封地。（问）《汉书·高后纪》记载孝惠帝后宫的儿子有五人，而《恩泽侯表》却有六人；壶关侯武以下还有平昌侯大，却没有记载，为什么？（答）《史记·高后本纪》比《汉书》记得详细，但在五侯受封一事中也没有提到平昌侯；到高后六年才记载，立皇子平昌侯大为吕王，把梁改名为吕，把吕改名为济川，所以后来记作济川王大。吕氏被平定后，又把济川王迁封到梁地，不久全都被杀。考察刘大继承吕王的封爵，明确说明他是吕氏的儿子，所以《汉书》也在《异姓诸侯王表》中记载了他。至于他封侯的年份，根据《恩泽侯表》是在五侯之后，因此《史记》《汉书》的本纪都遗漏了这件事。

译（问）尉佗自称南武帝，泰泉先生认为他把南海改称南武，不像颜师古等人所说的是生前的谥号；他又引用南武侯织来证明这种说法，不知道是否正确。（答）据《史记》，尉佗没有接受汉朝封爵时，自称南越武王；后来僭越称号，自称南越武帝，那么“武”自然是生前所用的谥号。《汉书》称他为南越武王，同《史记》一致；但后来称为南武帝，这是文字脱漏，漏掉了“粤”字。泰泉认为尉佗把南海改称南武，没有根据。大概南海境内有一个地名叫南武，应当在今天潮州、汀州交界处，所以织因闽越、南越的族属关系被封侯于那里，并不是尉佗的臣子。织既不是尉佗的臣子，怎么肯取用尉佗改定的地名来作为自己国家的名称？况且当时织已经同尉佗并列为王，尉佗想称帝，又怎么肯取织所封的一个小县名来作为自己的称号呢？这一点很清楚。大概南海中有南武，就像东海中有东武一样，并不是尉佗改了南海的名称才叫南武。试看东越王反叛时，也自称武帝，那么泰泉的说法是不对的。（问）厚斋说，古人受刑时袒露右肩，并引用《仪礼疏》来证明；那么，吕氏袒露右肩，难道是表示将要受刑吗？卢六一说：“王孙贾诛杀淖齿时，说的是‘想同我一道做事的人袒露右肩’。”这不过是用来探测众人是否顺从，并不是受刑的意思。义门说：“木强而老的皮革，在仓促之间未必是在学叔孙太傅。”那么，厚斋的说法不对吗？（答）陈涉起兵时也袒露右肩，所以厚斋的说法不足以相信。（问）景帝下诏命三辅推举不合乎法令的人，贡父说：“这时还没有三辅，武帝时才开始把主爵中尉改为右扶风；当时只有左、右内史，诏书文字有误。但这是诏书，怎么会有错误呢？”（答）当时或许已经把右内史的辖地分出一部分归属中尉，与左、右内史共同治理京师，这一点也不能确定。考察武帝营建上林苑时，当时也还没有正式确定三辅，但诏令中尉、左内史、右内史丈量所属县的荒田，用以补偿鄠、杜两地百姓；由此可见，中尉当时已经和左、右内史共同治理京师，隐约形成了三辅的格局。只是后来才正式确定京兆、冯翊、扶风的名称。（问）“救决河，起龙渊宫”这句话，孟康、颜师古认为是西平的龙渊宫，郦道元认为是瓠子的龙渊宫，刘攽认为是《黄图》所说茂陵的龙渊宫。三种说法哪一种正确？（答）“救决河”和“起”应当连读，所以郦道元的说法正确。茂陵的宫，也是在武帝夸耀自己疏导黄河使之向北流的功劳时建造的。西平的宫则是另一处古迹。堇浦也认为我的说法正确。（问）汉武帝设置五个属国吗？王厚斋说：“考察《地理志》，属国都尉的治所是：安定郡治三水，上郡治龟兹，天水郡治勇士，五原郡治蒲泽，张掖郡治日勒。”按《地理志》看，张掖治日勒的只说是郡都尉，并没有说是属国都尉。（答）张掖有两个都尉：治日勒的是郡都尉，治居延的才是属国都尉。不过，前《地理志》也没有明文说明，这是《续汉书·郡国志》中才见到的。（问）文颍说：“盛唐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大概在庐江一带。”韦昭说：“在南郡。”颜师古认为韦昭的说法正确，而先生却主张文颍的说法，请详细说明它的所在地。（答）盛唐在枞阳旧地，下面有“武帝作《枞杨盛唐之歌》”的话。枞阳就是今天的桐城。《太平寰宇记》在桐城县下引用《水经注》说：“大雷水向东南流经盛唐戍。”如今的《水经注》失去了《江水》第四篇，所以没有这段文字。小颜师古不应当没有出生，唐初也没有见到这段记载。这样看来，文颍的说法是正确的。（问）关于西京的十三州刺史，沈约、刘昭都认为他们乘传车巡行各地，没有固定治所。颜师古引用《汉旧仪》，却说他们有治所，因此很多人怀疑颜说不对。齐侍郎次风尤其竭力主张沈约、刘昭的说法，究竟怎样？（答）《汉书·地理志》记载太守、都尉的治所，却没有记载刺史的治所，所以人们都认为沈约、刘昭的说法正确。但刺史巡行所属地区，必定要等到秋分，那么秋分以前应当住在哪里？难道都聚集在京师吗？这样看来，颜师古的说法也不能说错。西京初设刺史时，官秩只有六百石，所以《地理志》略去了他们的治所。何况《汉旧仪》也未必全是虚妄。（问）昭帝五年废除象郡，但按《汉书》并没有象郡，所废除的究竟是什么？（答）汉代的日南郡，就是秦代的象郡。这是文字错误，应当说废除日南郡。不过，日南郡似乎从未真正废除；也许是暂时废除后随即恢复，因此史书中有缺文。（问）平帝废除安定郡的呼沱苑，设置安民县。郦道元认为是安定郡的苑囿，颜师古说：“这是中山的安定。”哪一种说法正确？（答）既然说到呼沱水，就是中山，不是关中。况且平帝是由中山王成为天子的，所以首先向自己的潜藩施恩。不过，中山的安民县，前《汉志》和《续汉志》都没有记载，大概不久就被撤并了。（问）《史记》《汉书》的诸侯王表说，高帝、文帝时，天子自己拥有河东、东郡、颍川、南阳，从江陵以西直到巴蜀，北面从云中直到陇西，加上京师的内史，共十五郡；先生却认为不止十五郡，请问具体数目是多少？（答）当时天子所有的郡是：河东、河南、河内、魏郡、东郡、颍川、南阳、江陵、武陵、巴郡、蜀郡、汉中、广汉、云中、上郡、北地、陇西，共十七郡；再加上内史，就是十八郡。（问）《史记》《汉书》都说景帝时赵国分为六国，徐广说是赵、河间、常山、中山、广川、清河；颜师古说是赵、平干、真定、中山、广川、河间。哪一种正确？（答）景帝时还没有平干、真定两王，这两王是武帝时才分封的，因此徐广的说法正确。（问）管共王被罢免军职，是齐王的儿子，所封之地应当在齐地；管县却属于郑地，这是为什么？（答）“管”是“菅”字的讹误，是济南郡的菅县。郦道元注《水经》可以证明这一点，于思容的《齐乘》中也已经提到。索隐认为是在荥阳，是错误的。不过，正由此错误也可以知道，唐本《史记》《汉书》都沿袭了讹字，却没有取《水经注》来订正，实在奇怪。

译（问）《史记》诸侯表作“齐悼惠王子杨虚恭侯将庐”，《汉书》诸侯表作“杨邱恭侯安”，而另有杨虚侯将闾，彼此错乱。（答）杨邱，地理志作阳邱，在济南。杨虚，《仓公传》也作杨虚。郦道元说在高唐，并引用地理志来证明；但现在的地理志已经没有这段文字。齐次风因此认为就是平原的楼虚。但功臣表中元帝时另有楼虚侯，所以次风的说法也不确切。总之，郦道元根据商河发源于杨虚，认为它在高唐、平原之间；只是不能把楼虚当作杨虚。杨邱、杨虚是两个地方，不能混淆。将闾的后代后来成为齐王，谥号为孝；那么，他在受封为侯时，怎么会预先谥为恭呢？可见恭、孝是两个不同的谥号，也不能混淆。《史记》诸侯表有误，《汉书》诸侯表正确。（问）白石侯雄渠，索隐认为白石在金城，正义认为在安德，哪一种正确？（答）汉人封侯的封国，从来没有在河西的；当时河西尚未开发，难道会把他封在匈奴境内吗？安德在平原，正是齐国分出的土地。各种同姓列侯表中的封地，最难考证，从来没有人加以疏证。我另有《稽疑》二卷，已经成书，可以考明其中十分之八，您不妨取来看看。（问）中水、赤泉、杜衍五侯，《史记》诸侯表都作庄侯，《汉书》诸侯表都作严侯，大概是为了避讳。徐广注《史记》说：“五侯亲手杀死项王，所以都谥为壮。”这样看来，不是庄；既然不是庄，《汉书》诸表为什么都改作严？（答）这恐怕是班固所见的《史记》讹本把“壮”写成了“庄”，于是又改成“严”。徐广虽然生在班固之后，但他所见的本子反而正确。善本大概应当作五侯谥“壮”，不应作“庄”。古代文籍中，也有不少善本反而出现在后出的版本中。（问）藁侯应当作槖侯，是地理志中山阳郡的槖县。臣瓒读作“拓”，可是颜师古在功臣侯表中却读作“槁”，似乎错了。（答）颜师古不太精通六书，所以考订字形最为疏略。例如澧水出于郾县，后世俗本讹作“{屋卩}”，颜师古就读作“屋”，大概没有依据《水经》校正。洨侯吕产，后世俗本讹作汶侯，颜师古就读作“问”，大概没有依据功臣表校正。涐水见于《说文》，地理志讹传为渽水，后来竟没有这个字，颜师古就读作“哉”，都和槖、藁的情况相同。三刘和吴氏也没能订正。（问）齐哀王起兵，几乎因召平而失败，却因魏勃而成功；可是文帝反而封召平的儿子为黎侯，魏勃却受到灌婴严厉斥责，这是为什么？（答）这是汉朝君臣有意这样安排的。讨伐诸吕，是权宜之计；不肯发兵，是遵守常经。治罪魏勃，是为了预先防备伍被一类的人；封召平的儿子，是为了培养后来张尚、王悍、韩义等人的气节。这种考虑很深远。又考察文帝因为大臣先前已有拥立齐王的议论，所以始终没有忘情于此。文帝削薄了朱虚侯、东牟侯的赏赐，齐王死后也只谥为哀；又借口推恩给悼惠王的诸子，把齐国分成六国。因此召氏得以封侯，魏氏没有封侯，都是他早有成见的结果。（问）成安{思阝}侯郭长，颜师古说“{思阝}读作杲”，这是什么谥号？（答）谥法中没有“{思阝}”字，无法解释；而且“{思阝}”也不读作杲。丁度《集韵》说“{思阝}，想止切，音玺”，这是正确的。但《集韵》把它当作国名，也是不对的。（问）高帝功臣中能够世袭爵位的，只有平阳侯；恩泽侯中能够世袭的，只有富平侯。可是归德侯先贤掸一直到东汉永平年间还存在，这是为什么？（答）归德侯是因投降者的身份受封，所以义门说：“想来他的封国虽然在汝南的归德，但仍居住在属国之地，因此能够长久。”我考察下摩侯冠支，也是因投降者身份受封，封地在猗氏，但诏令他居住在弋居山，因此义门的说法是正确的。（问）王氏五侯的后代中，平阿侯谭的孙子王述到了东汉，仍然承袭爵位，这是为什么？（答）五侯中没有成为大司马的有两人：红阳侯本人不得善终，平阿侯的儿子王仁也不得善终，都是因为违逆王莽。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反而获得了福报。红阳侯的儿子王丹首先投降世祖，有功劳，他的儿子王泓因此得以受封；王仁的儿子也承袭了爵位。这两个侯爵算是幸运的，比王涉、王寻、王邑等人强得多。（问）汉代的给事中、侍中最为亲近重要，但没有固定员额。野处认为他们只是宋代阁门宣赞、祗候一类的官员，不过汉代多任用士人担任，真是这样吗？给事中、侍中似乎并不是阁门诸吏可比。（答）野处的说法不对。汉初的侍中也很杂，例如贾谊曾和邓通一同任侍中，还被邓通进谗言诬陷。后来侍中大多属于清流，能够参与天子机密政务，不必通过尚书省上报事情，所以弱翁凭此铲除霍氏，更生凭此触犯石显，这哪里是宋代阁门官所能相比的？不过其中也有等级差别，例如刘歆任常侍时，也不过是校订文史罢了。（问）《百官表》记载景帝五年安丘侯张殴任太常，凝似乎是张执。（答）所纠正的正是这一点。汉代的太常必定由诸侯担任，这一点见于《野处容斋随笔》。张殴在《汉书》中有传，是安丘侯张说的儿子，但没有承袭爵位，任廷尉，并未任太常。承袭爵位的是张奴，而张执是张奴的儿子。（问）用修责怪《古今人表》：后夔只有一人，但夔列在上中，后夔却列在下上；豕韦和韦各有一人，但豕韦列在上下，韦列在下上；范武子和士会出现两次；计然就是范蠡所著的书，却也出现两次。错误怎么会达到这种程度？（答）这是《古今人表》的错误，并不只这些。用修所举的例子中，只有范武子一条确实错了。至于把夔和后夔分开，大概是因为九官中的夔不是《左传》中娶艳妻的后夔，古人原本就有这种说法，所以分别列出。豕韦是五伯中的豕韦，韦则是三蘖中的韦，分开是正确的。计然有人说就是计倪，也不是范蠡。（问）汉高帝八年，也就是楚元王三年，《律历志》中为什么不记汉年，反而记楚年？《律历志》中楚元王年号一共出现三次。（答）这一定是刘歆的文章。周历以后有鲁历，以鲁国纪年；刘氏是楚元王的后代，所以援引这个例子，以楚国纪年。这虽然是根据推测，但看《律历志》说“鲁缗公二十二年，距离楚元王七十六年”，就可知它是用楚历接续鲁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七十六岁〕

译（问）《律历志》说：“汉高帝即位时，岁星在大棣的东井二十六度、鹑首六度。”所以《汉志》说：“岁在大棣，名叫敦牂，太岁在午。”不知道大棣属于哪一分野。（答）大棣这个名称不见于十二分野。郑玄、郭璞、杜预、贾逵、孔颖达、邢昺谈论分野时，都没有提到它。但考察汉高帝即位那年在午年，《史记·天官书》说：“敦牂年，岁阴在午，星在酉。”岁阴就是太岁，也就是所谓鹑首六度；这里所说的星是岁星，大概就是所谓大棣的东井二十六度。这样看来，大棣就是寿星之垣，只是不知道古人为什么都遗漏了它。十二分野之间大多有别名，例如元枵又名颛顼之虚，大火又名阏伯之虚，娵訾又名孟陬。那么寿星或许也有一个别名叫大棣，只是在这里出现过一次，再没有可考的依据。（问）汉代十九章乐歌，先生说篇次有错误，这一点三刘和吴氏都没有提到，请详细说明。（答）据我看来，十九章中匡衡改定的两篇，都很值得怀疑。匡衡说，废止《鸾辂》《龙鳞》，把《天地》篇改定为第八篇。考察可知，《鸾辂》《龙鳞》本来就是第七篇《泰元诗》中的语句；既然匡氏上奏废止并改定它们，那么《天地》篇仍应是第七篇。现在却把旧诗列为第七篇，把改定的列为第八篇，这是为什么？又说匡衡废止《黼芾》《周张》，把《日出入》篇改定为第九篇。考察可知，《黼芾》《周张》正是匡氏第八篇《天地诗》中的语句；匡氏既自行改定，又上奏废止，再又重新改定，更加奇怪。况且如果真是这样，《日出入》诗也仍应是第七篇。如今却把它列为第九篇，这样三首诗实际上指的是同一首，十九章的数目也就凑不够了。这一定有脱落、讹误之处，只是现在无法考察。（问）《郊祀志》说：“武帝把南岳迁到霍山。”这是邢叔明《尔雅疏》所依据的说法。吴斗南竭力驳斥它，那么班固对于当代掌故，难道也会有错误吗？（答）班固这句话本于《史记》，但没有考核霍山本来就是衡山的别名，怎么能说是把长沙的南岳迁过去呢？吴芮在江夏称王，国号为衡山，大概江夏本是从九江分出的土地，所以以天柱山作为望祭之山，并以此命名其国。后来淮南国分封为三国，得到庐江的，国号为庐江；得到江夏的，也称衡山。这样两个衡山王，都不在长沙，而是因取得九江分出的土地而得名。因此霍山又名衡山，来由已久。吴斗南想驳斥班固，为什么不引用这两个衡山王国来证明呢？至于三代祭祀南岳，有人说在天柱山，有人说在长沙。若以山的大小来比较，似乎应当以长沙的衡山为正确。只是不能因为天柱、衡山这些名称，就说它们是从长沙迁去的；汉家的南岳在元封五年以前，似乎原来在天柱山，不在长沙。怎么知道呢？《郊祀志》说：“元鼎三年，济北王献出泰山；到常山成为郡之后，五岳才都在天子的国土之内。” 只有南岳是九江的衡山，所以可以说它在天子的国土之内。如果在长沙，那么仍属于诸侯王国，不能说是在天子的国土之内。把它说成元封五年迁去的，可以吗？这些都是班固没有考察到的地方，吴氏也没有详细说明。（问）《地理志》记载上党郡壶关县，颜师古引用应劭的话说：“是黎侯的国。”东郡黎县，颜师古又引用孟康的话说：“《诗经》所说的黎侯国。”齐次风因此认为壶关的黎是商代的黎，东郡的黎是周代亡国后寄居卫国的黎，这对吗？（答）商、周两代的黎都在壶关，并不是两个地方。黎国被狄人灭亡后，便寄居在卫国。《水经注》说瓠河东面有黎侯城，这是寄居之城，不是原来的国都。晋成公灭掉狄人，又重新立黎侯，这明明说明黎国在潞国旁边。颜师古不能纠正孟康的错误，齐次风又随声附和，是不对的。（问）泰山郡的乘丘，颜师古认为是鲁庄公击败宋军的地方；济阴郡的乘氏，颜师古又引用应劭的话，也认为是鲁庄公击败宋军的地方，究竟哪一个正确？（答）杜预的《左传注》说得很清楚。它说是鲁地，显然就是泰山郡的乘丘；如果是济阴的乘氏，那就是宋地。郦道元在《水经》中也对此疑惑不定，颜师古同样如此。（问）郸侯周绁，大概是沛郡的郸县吧？《史记》《汉书》的注都读作“多”，沈绎旃却说：“应当按本字读。”这是为什么？（答）沈绎旃的考订，正是从《水经注》中发现《史记》《汉书》的问题，其中很有价值。例如“郸”字的读音，足以揭示两千年来的错误。《汉书·周绁本传》引用苏林注说：“郸音多，寒翻。”可见本来确实是按本字读。《史记·周绁本传》也引用苏林注，只说“音多”，是脱去了下面两个字。《史记》《汉书》两部侯表所引用的注语也是这样，《汉志》引用孟康的话也是这样，《水经注》所引用的也一样，于是竟然都把它读成“多”字了。然而古代小学书中没有这种读音，直到丁度《集韵》出现，增补一条说“郸，音当何反”，才再没有人怀疑。沈绎旃揭出并阐明了这个错误。（问）兰陵有两个：一个是东海郡的兰陵，一个是临淮郡的兰陵。荀子任职的地方，厚斋认为是东海郡的兰陵，不知道是否正确。（答）《晋书·地道记》说：“东海的兰陵，是鲁国的次室邑。”当时鲁国还没有灭亡，所以荀子任职的地方应当是临淮郡的兰陵。

译（问）上谷郡潘县，前《汉志》、续《汉志》、《晋志》《魏志》都作“潘”。颜师古读作普半反，又引用梅磵先生的话说：“根据《水经注》，潘应当作瀵，这是非常奇异的见闻。”可是考察今天的《水经》，也作“潘”。请您审定。（答）颜师古所见的各史，是唐本；梅磵所见的《水经》，是宋本，似乎不能据此和颜师古争论。不过郦道元注《水经》时所据的是六朝本，又在颜师古之前。如今《水经》“漯水”篇中，潘县、潘水都作“潘”字，即使吴地所称的宋本也一样。可是到了“河水”篇，记河水经过蒲阪时，引用《帝王世纪》说：“舜都在蒲阪，有人说都在平阳以及瀵。”这才恍然明白：“这就是漯水篇中的瀵字。”古人说舜都在广宁，广宁在上谷，于是知道《帝王世纪》的“瀵”，正是各史误作“潘”的字。颜师古没有仔细考察。《水经》现在也没有善本，全都把瀵改成潘，只依靠“河水”篇还保存着这一个字。但如果没有梅磵的话，又怎么能追寻到它的踪迹？这真正可以说是“一字值千金”了。（问）王氏《汉艺文志疏证》引用唐氏的话说：“春申君死时，是齐王建二十八年，距离宣王八十七年。刘向说荀卿在宣王时游学，如果按照刘向的话，他是在宣王末年来到齐国的，这时已经一百三十七岁了。宣王伐燕时，孟子正在齐国，不可能像刘向所说的那样。孟子死后一百多年，按此应当如何解释？（答）司马迁说孟子、荀子是同时代人，本来未必正确；中垒校尉刘向认为荀子晚于孟子一百多年，也未必正确。如果二人同时又都住在齐国，不应当一点问答往来都没有；若相隔一百多年，那就已经进入秦人统一天下的时代了。大概孟子游齐是在齐宣王时，荀子游齐是在齐愍王时。根据《经典序录》，子夏传《诗》的第三代是孟仲子，孟仲子再传是荀子，这样时代关系就可以推知了。（问）陈余虽然丢弃将军印信，没有跟随项羽入关，但他在南皮时还曾用《诗经》劝说章邯投降，并不是对诸侯完全冷淡；项王却吝惜封赏而遗漏了他，难道不是悖理吗？（答）项王的过失不只在陈余一件事上。只是陈余丢弃将军印信，却仍有劝降章邯的功劳；如果他连三个县的封赏也一并辞谢不受，终身遨游燕、齐之间，差不多就可以比作鲁仲连的遗风了。我实在替陈余感到可惜。（问）钟离昧在项氏手下是名将，后来失去职务，藏在韩信的封国中，并说：“汉军之所以不攻取楚国，是因为我在这里。”这话恐怕太夸张了。如果真是这样，钟离昧为什么不救项氏于灭亡之中？（答）陈明卿曾经说过：汉军为什么会因为钟离昧而不敢攻楚呢？不过，当时辩士的言论大多就是这样。（问）琅琊王刘泽是吕嬃的女婿，他封王本来就不合正理，又依附吕产、吕禄，所以齐王诱骗并扣留了他。刘泽用计逃入关中，文帝即位后不但没有降封，反而用大国酬报他，这是为什么？（答）文帝是厚道的人，但他即位时所实行的平定乱局的封赏很有私心。大臣们本来打算拥立齐王，而刘泽怨恨齐王欺骗自己，所以破坏了这件事。文帝因此得以即位，刘泽于是得以改封为燕王，以报答他的功劳。文帝不计较他平日依附吕氏，所以朱虚侯、东牟侯受到压抑，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不过，压抑朱虚侯、东牟侯和齐王，也压抑其功臣魏勃，却褒奖燕王，褒奖齐国相召平的儿子，这本来就是文帝为自己谋划。至于平阳侯曹窋、曲周侯郦寄，都有功劳却没有加封，陆贾也没有封侯，就无法理解了。难道是因为这些大臣都与朱虚侯友善，所以同样想拥立齐王吗？（问）《汉书》功臣表中的功劳状况都和《史记》相同，只有王陵一项不同。《史记》记王陵的功劳说：“以宾客身份跟随在丰县起兵，以厩将身份另行平定东郡、南阳，跟随到霸上，进入汉中，守卫丰县；高祖向东进军，战事不利，王陵护送孝惠帝、鲁元公主从睢水中出来；及至坚守丰县，封为平雍侯。”《汉书》功臣表说：“自行聚集党众平定南阳。汉王回来攻打项籍，王陵率兵跟随平定天下，封侯。”但《史记·王陵本传》和《汉书·王陵本传》都与《汉书》功臣表相合，而不与《史记》功臣表相合，究竟谁正确？（答）王陵是自行聚集党众平定南阳的人，他没有在丰县起兵，也没有跟随到霸上，更没有替汉王守丰县。《史记》功臣表所说的全是错误。但王陵从南阳归附汉王很早，没有跟随汉王入关，大概是高祖留下他作为外援。本传说他不肯归属汉王，也不对。王陵如果不归属汉王，怎么能够把张苍从死罪中救出？第二年高祖就用他的兵力迎接太公，这不正是王陵归属汉王的明文证据吗？况且王陵的母亲贤明，宁死也坚定王陵跟随汉王。说王陵不肯归属汉王，高祖因此怨恨他，所以封侯特别晚，是不对的。汉初功臣的位次，第一等是跟随在丰、沛起兵，第二等是跟随入关，第三等是跟随平定三秦；而王陵的功劳都在这三等之后，又没有像陈平那样的秘策，所以封侯较晚是应该的。所以说，《史记》功臣表有误，但《汉书》也并非完全正确。《全谢山先生经史问答》卷十，余姚史梦蛟重新校订。《诸史问目答董秉纯》。（问）《梁书·刘之遴传》说，现在的《汉书》把高帝五子传、文帝三王传、景帝十三王传、武帝五子传、宣帝、元帝六王传杂列在各传卷帙之中；古本则把诸王传都排在外戚传之后、陈涉项羽传之前。哪一种次序正确？（答）所谓古本是伪本。外戚传把元后传和王莽相接，其中有深意，所以绝不可能把它升列在列传首卷。外戚传不列在陈涉、项羽传之前，诸王传也就不会排在外戚传之前。陈涉、项羽是群雄，他们不向诸王屈服，这是史法。刘之遴却轻率地相信古本而沿袭它。（问）樊哙在杠里击破河间守军，河间在秦代并不列入三十六郡之中，这是什么守军？（答）秦代三十六郡没有河间，这是明文记载的。即使秦代有河间，当时河间已经属于赵国，项羽、章邯在巨鹿的军队又隔在中间，不可能到达中原。杠里在《高祖本纪》中出现过一次，在传记注家那里又出现过一次，虽然不能确指其地，但《高祖本纪》说高祖从阳城到杠里，从杠里到东郡成武；此传则说从成武出亳到杠里，从杠里到开封。由此可知，杠里在梁地、周地之间，不是河间所属之地，因此说它是错误文字，不必再说。按地理推测，或许是三川郡守的军队，比较接近事实。（问）《樊哙传》说俘获楚国周将军的士卒，颜师古认为周将军就是周殷，先生不同意，必定另有依据。（答）周殷当时镇守九江，已经率军投降汉朝，后来又会合汉军攻打阳夏，所以这里的周将军是另一个人。项氏的将领中还有周兰。

译（问）东发先生说，邓、陆、朱、刘合在一传不合史法，对吗？（答）这个说法确实正确！不过，东发贬低叔孙通似乎过分了。叔孙通晚年有争取改立太子这一大节，虽然此前一向谄媚，但在汉代功臣中不能和朱建同样贬斥。我私下认为，郦食其谋划守卫敖仓，刘敬请求定都关中，陆贾招降尉他，这三人的功劳都很大；随何也应当增加进去，列为同类。叔孙通以下直到朱建，应当降等，附在《辟阳侯传》中。（问）《淮南王安传》说，刘安认为武帝一旦驾崩，大臣们一定会拥立胶东王，不会拥立常山王，这是为什么？（答）景帝有十三个王子，其中出自王美人的就是这两位王。王美人是王皇后的妹妹，对武帝来说是姨母的妹妹，所以尤其亲近，因此有这样的说法。（问）蒯生、伍被合在一传，似乎也不合适。（答）顾亭林曾说，蒯生、伍被只应当附见于《淮阴侯传》《淮南王传》中，这是最恰当的。蒯生还可以，伍被就差一些，江充更差，至于息夫人只是无赖，本来就不应当另立专传。（问）《直不疑传》说：“率领河间的军队攻打吴、楚。”先生却认为是攻打赵国，为什么？（答）河间是赵国分出的封国，当时赵国正一起反叛，怎么能越过赵国向东进军？这是错误。（问）如淳认为冯敬就是冯无择的儿子，宋祁根据功臣表说不是；先生认为秦汉之间有两个冯无择，疑心也有两个冯敬，请问其中缘由，以解决如淳、宋祁两说的纷争。（答）《秦本纪》中的冯无择是秦国将军，冯敬是他的儿子，起初侍奉魏王豹。文帝时任御史大夫的冯敬，与此人相隔不远，所以如淳有这样的说法。功臣表另有汉将军冯无择，是吕氏的亲信，他的儿子也因吕氏之事被诛杀；宋祁所依据的是这一条，却不知道如淳指的是秦国的冯无择，因此宋祁错了。只是冯敬以御史大夫身份参与废黜淮南王的事情，根据《百官表》，不知道他后来怎样。如果按照贾谊的话，他是被淮南王刺杀的，即所谓匕首已经刺入他的胸中。淮南王长已经被废，谁替他报仇刺杀冯敬呢？况且刺杀三公不是小事，却在其他传记中完全没有记载，更加奇怪。冯奉世传出自冯商之手，详细叙述他的祖先，却只提到冯无择，不提冯敬；如果冯敬曾位列三公并死于国事，怎么会一字不提？所以我又转而怀疑这是另一个冯敬，出自另一支家族，大概不是冯无择的儿子。这样看来，宋祁固然错了，如淳的说法也仍然值得怀疑。如果景帝时又有雁门太守冯敬死于匈奴，那就又是另一个人了。（问）《史记》《汉书》都把爰盎、晁错合在一传，先生认为这违背史法。我私下以为，只不过是因为他们都参与了与七国争战的事情，所以合传，并不是因为二人志趣相同。（答）晁错虽然因行事急切、变更制度而蒙受谤毁并被杀，但他对于七国形势的判断并没有错。爰盎实在是小人中的极端，他因为私怨想杀晁错，竟使汉朝杀害三公，向叛逆诸侯谢罪。即使七国的军队可以平息，放纵这种势头，也会使诸王成为唐末藩镇将领那样的悖逆之徒，危害国家，这已经是他的第一项罪过。何况他判断事情不明，最终也不能使吴王的军队停止，这是第二项罪过。奉命出使却不能订立盟约，计策只是激昂地责骂吴、楚，准备以死来替晁错谢罪；结果却抱头鼠窜，辱国之事不止一端，这是第三项罪过。幸亏景帝顾念旧情，得以不追究，否则爰盎全族都要被诛灭。考察爰盎一生，他巧妙诋毁绛侯，当面折辱丞相申屠嘉，总想挑拨大臣、夺取他们的职位；所以淮南王刘长的事情，他也劝文帝诛杀三公，实在是小人中的极端。他后来引用慎夫人座席和争论梁王的事情，不足以抵偿他的重罪。按史法，只应把他附见于《晁错传》中；至于晁错，其功劳和罪过本来就不能相互遮掩。（问）《史记》把张释之、冯唐合为一传，把汲黯、郑当时合为一传，《汉书》却把他们合在一起。东发先生曾说汲黯、郑当时不应合传，不知道张释之、冯唐又应当怎样？（答）汲长孺在汉代没有同类可比，郑当时更不敢和他相比，况且郑当时还有引荐桑弘羊的罪过。张释之是名臣，但也不是汲黯的同类；冯唐更不能和张释之相比。张释之可以和田叔合传，冯唐附在后面。汲黯应当单独立传，郑当时应附在韩安国、儿宽一类人的传记中。大概这是《史记》的习惯，只根据某一方面把人物联结起来。张释之晚年不被景帝任用，冯唐也年老困顿，所以把他们合传；汲黯、郑当时也是因为失势后的处境寂寞。（问）邹阳给吴王的书中说“越水、长沙、还舟、青阳”。刘仲冯说青阳是吴地，对吗？（答）青阳就是长沙，秦始皇诏书所说的“荆王请求献出青阳以西”就是指这里。刘仲冯错了。（问）《史记》把窦婴、田蚡合为一传，并把灌夫、韩安国附在其中，另外自立一传。《汉书》把他们合在一起，对吗？（答）《史记》本来就不如《汉书》，这一点尤其不合史法。窦婴和田蚡的品行相差极远。窦婴本来不是凭外戚身份封侯，而是凭七国之乱时的功劳；他争梁王、争栗太子，气节非常显著。在景帝时，应当和条侯合传。他晚年不能妥善处理进退，是因为没有学术修养，但怎么能说他是凶恶之人，而把他和田蚡列在一起？田蚡不过是个小人，没有一件事值得称道。晚年又犯了交通淮南的重大逆罪，只应当把他贬斥，列在外戚传中。司马迁一生有这种习惯，喜欢叙述人物盛衰荣辱的关头，用来抒写自己的不平，却不顾史法，所以因为灌夫的缘故，强行把窦婴、田蚡合为一传。《汉书》则因为韩安国在东朝参与审议窦婴、田蚡之狱，也把他牵连合传，更不对。韩安国只应当和郑当时一类人合传。（问）韩安国任梁国内史时，劝说长公主，使梁王免于诡胜之祸，这件事见于《梁王传》，也见于《邹阳传》，但《韩安国传》却分成两件事。韩安国劝说长公主时，是任中大夫；当时梁王僭越使用天子的警跸仪仗，引起景帝发怒，事情发生在诡胜进入梁国以前。后来韩安国免官，又被起用为内史；诡胜杀袁盎而引发祸患时，韩安国只是劝梁王杀掉这两个人，并没有再次借助长公主的力量。三篇传记彼此矛盾。（答）梁王使用警跸仪仗，并没有触怒景帝；直到杀死袁盎才获罪。这样看来，韩安国劝梁王杀诡胜，又通过长公主设法营救梁王以免祸，原本是一件事；把它分成两件，是错误。（问）《长沙定王传》中应劭注说：“长沙王因跳舞而得到扩大的土地。”这可信吗？（答）这是妄说。武陵、桂阳从未属于长沙，零陵郡也是到武帝时才设置，怎么会像应劭所说的那样？

译（问）卫青的坟墓像庐山一样高大吗？颜师古没有作注。庐山是哪一地方的山？（答）按照祁连山的例子来看，应该是塞外的山。胡梅磵说：“就是扬雄所说的填塞庐山沟壑的那座山。”考察《赵充国传》，匈奴境内有奚苻卢山。（问）杜周任执金吾时，审理桑弘羊、卫太子的案件。顾亭林先生说，卫太子之狱发生在杜周死后四年，桑弘羊之狱发生在杜周死后十五年，班固的错误怎么会达到这种程度？（答）杜周任执金吾，正是武帝实行沉命法的时候；他应当是因为这件事受到重用，后来做到三公，而史书却误把桑弘羊、卫太子的案件归到他名下。（问）《戾太子传》把宾客多有异端归咎于博望苑的设置，大概是把它看作巫蛊之祸的先兆。既然巫蛊是江充的诬陷，与戾太子有什么关系？所谓异端，似乎是以成败来评价人物。（答）戾太子始终没有证据表明宾客惹事，后来起兵时也只有石德一人主谋。说石德不学无术，可以；说他是异端，则不对。这显然是史臣附会的说法。《资治通鉴》记载戾太子处在疑惧之中，叙述得极其详细，由此可知戾太子本来没有过错，而武帝也还没有失去父亲的道义。只是上天降下厄运，使江充这样的人出生来祸害他。不过，《资治通鉴》这一条完全没有说明出处，《考异》中也没有涉及西京的事情。除《班书》外，只有褚先生补写《史记》时偶有不同，而荀悦《汉纪》又依据班固。司马光不知道采自哪部书，却足以改正《班史》，可惜胡梅磵也没有考察这件事。（问）《东方朔传》的言辞为什么如此庞杂？（答）《史记》《汉书》都喜欢在文字上追求奇诡，而不顾史法。《汉书》校订《史记》时略有删减，但司马相如、东方朔的传记仍然没有避免这一点。按史法来说，东方朔斥责吾丘、挥退董偃、劝戒奢侈，这三件事已经足以说明他一生的大节，怎么能把那些滑稽琐屑的言辞写得如此絮叨？其实从文章来看，也不应当崇尚这些污秽言语。（问）班固称赞梅福所上的继嗣封事，认为符合《大雅》，确实如此吗？（答）梅福早年得罪王凤，晚年又逃避王莽，这正像一只孤飞的鸿雁；但说封立二王的后代，就足以使汉朝有后嗣，这种说法却失于愚蠢。成帝荒淫，难道是因为二王没有后代，所以才断绝后嗣的吗？班固称许这种说法，也同样愚蠢。（问）把霍光说成霍叔的后裔，难道不是牵强附会吗？（答）班固这样的荒谬说法很多：把韩增的显贵说成源自周烈，把杜延年的显贵说成源自唐杜世禄，把霍光说成霍叔的后代，真可谓无耻之言。褚少孙认为霍太山的神灵生了霍光，也同样可笑。（问）王贡合传，东发先生说不应把他们排在四皓、郑严之后，这当然是对的。但王贡似乎也和龚胜、鲍宣不是一类人，而龚胜、鲍宣尤其不屑于和纪逡、唐林、班彪合传，难道不是太错误了吗？（答）王、贡二人本来就不同：王章的风节高尚，而贡禹却是石显的私人，大概属于韦贤、匡衡一类。不过把他们因弹冠相庆一事合在一起，反而玷污了王章。王章应当单独立传，贡禹应移入韦贤、匡衡传中；龚胜、鲍宣则应和郭钦、蒋诩、薛方等合为一传。纪逡、唐林只应附见于王莽传中，这样才对。李杲堂先生曾另撰《西京忠义传》四卷：首列王章、刘向，接着列何武、鲍宣、王安、辛氏三子、翟义、张元，都是死于王莽之手的人；又列彭宣、王崇、梅福、邴汉、陈咸、逢萌、龚胜、龚舍、孔休、薛方、郭钦、蒋诩、栗融、禽庆、向长、苏章、蔡勋，都是不肯仕于王莽的人；诸刘中死难的人，连同刘宣，另列为一卷。末卷则列李业、王嘉、王皓、谯元，他们都不肯仕于王莽；其中有人后来死于公孙述，曹竟则死于赤眉，这足以补充班固遗漏的部分。（问）翼奉劝说迁都成周的主张，似乎也不切合当时的实际吧？（答）翼奉是研究术数的人，大概是看见洛阳有王气，所以才提出这种说法，却不知道元帝、成帝、哀帝这些皇帝根本不足以承受这种王气。因此，研究术数的人未必完全没有见识，但终究不足以凭恃。假如当时果真听从了他的意见，难道就足以挽救西京的灭亡吗？（问）厚斋先生说：魏相凭《易经》辅佐汉朝，能够上奏阴阳之事，却不能防止宦官外戚势力的萌芽；匡衡凭《诗经》辅佐汉朝，能够陈述《关雎》的意义，却不能制止宦官的恶行。义门认为魏相不能和匡衡相提并论，这说法对吗？（答）魏相、匡衡本来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魏相有可取之处，也有过失；匡衡则只是小人而已。汉代本来就没有能够凭经术做宰相的人，魏相又怎么敢说是凭《易经》辅佐汉朝呢？厚斋讥刺魏相因为受许氏的恩惠，便以臣下身份自通于许氏，终于使后来的宦官不能制止弘恭、石显的恶行。义门认为魏相借助平恩侯许伯，是为了揭发霍氏的奸恶，不能过分责怪他。这个说法也对；但宣帝竟把受过刑的人当作周公、召公，而魏相对此一句话也没有说，那么厚斋对他的责备确实难以避免。义门虽然想替魏相辩护，又怎么辩护得了呢？至于匡衡，又有什么可替他讥解的呢？（问）王商、史丹、傅喜合为一传，先生对此有过议论，希望听听其中的缘故。（答）王商、傅喜可以合传，史丹却不应合入。世人只读《史丹本传》，大力称赞他拥立、拥戴成帝的功劳，于是把他看作贤者，却不知道他附会王凤、排挤王商，实际上都是史丹首先策划的。史高先排斥萧望之、刘向，史丹后来又排斥王商；班固写史书时没有写出这一层，所以史丹只应列入外戚传。（问）翟方进传说，翟氏家族的灭亡是因为毁坏鸿隙陂而遭到报应，这种说法近于附会，是这样吗？（答）翟方进毁坏鸿隙陂，当然不合适；但若把这件事说成他全族灭亡的根源，就会使忠臣志士从此心灰意冷，这不是君子的言论。翟方进一生极其丑陋，不应当有这样优秀的儿子。假如毁坏鸿隙陂就得到这种报应，那么对他的报复反而成了对他的荣耀。总之，班固轻视守节之人，所以在《王章传》中记载王章妻子关于牛衣的言语，篇末又叙述她到合浦采珠的事情，实在鄙陋。李杲堂说：王章的妻子是庸人，恰好遇上班固这样的庸史，于是被写入传中。又如《龚胜传》记载老父所谓“享尽天年”的话，也有害于大道。李杲堂说：老父不过和草木一同腐朽，寿命即使长久，又有什么益处？至于评论翟义说他不自量力，更是悖谬。

译（问）《美新》投阁而死的人，有人认为是谷永，有人认为是刘扬；但刘扬的年龄只有七十一岁，活不到天凤五年，这种说法对吗？（答）这些人都是因为过分爱护王莽的大夫，才曲意替他开脱。刘扬四十多岁时进入京城，成帝正在甘泉举行郊祀，那是永始四年。第二年，王根执掌政权并推荐他，这在文献中有确切记载。从永始四年到天凤五年，计算起来是三十年；刘扬四十多岁入京，再过三十年，正好七十一岁，年数有什么不相符的呢？如今一定要替刘扬隐讳做王莽大夫的耻辱，便说他没有赶上侍奉王莽的时期，于是从成帝建始元年起算，好像就可以把刘扬入京的年份提前二十年，替他找出说辞了。可是建始初年是王凤执政，并不是王根；成帝也还没有到甘泉祭祀，难道刘扬要在京城枯坐二十年，等待王根推荐他吗？所以替刘扬辩解的人，不过是不太读书，徒然耗费苦心罢了。至于谷永，他死在王根执政时期，文献有明文记载；如今却又把这位死去两千多年的鬼魂移到后世，替各位颠倒寿数，实在可悲。（问）义纵把扬可说成乱民，这件事很值得记载。（答）《酷吏传》中有两个人颇应当洗雪罪名。郅都没有一件事不值得记载，只因逼迫临江王致死，于是被列入《酷吏传》。义纵没有一件事不该处死，唯独诛杀扬可这一件事，应当把他列入名臣之中。评论历史人物的人不能不知道这一点。（问）《史记·货殖列传》详细记载周、秦时代的货殖之人是适宜的；班固断代作史，为什么不删去这些内容？（答）这是先儒已经说过的，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班固的文章，从传记开头写到陶朱、子贡等六人，又接着写秦汉的制度和富家计然的谋略，合起来是一篇，是叙述货殖列传形成的缘起，并不是传记。至于程郑、卓王孙，才是本书真正为他们所作的传。现在的版本错误地把文章割裂开来，把六人各自列为一传，这样就直接重复了《史记》，并非班固原书的编排。钱塘施太学廷枢擅长考证古籍，也认为我的说法正确。（问）西河漕中叔曾因游侠身份被王莽憎恨并捕捉，最终却没有抓到，他大概不是普通人物吧？（答）游侠到了宣帝、元帝以后，一天天衰败、一天天鄙陋；到王莽字巨君的时代，楼护、原涉一类人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了。中叔得罪王莽，大概是因为他属于何武、鲍宣的门客；而且他像高飞远走的鸿雁一样远去，没有被甄丰、哀章等人罗织罪名，他的气度本领非常高。可惜班固为他作传时叙述不详细，但总而言之，他足以称为继朱家、剧孟之后的杰出人物。（问）据《水经注》记载，丁姬的墓毁坏得不严重；但史书说王莽在墓地周围遍布荆棘，把这件事作为后世的警戒，这是为什么？（答）王莽最痛恨的是傅太后，元后最痛恨的也同样是傅太后。至于丁姬，却没有这种情况，所以遍布荆棘的是傅太后的陵墓；丁姬只是从轻处理，不过取走了她作为太后的玺绶而已。史书概括叙述此事，因此弄错了。（问）丁明任大司马，与傅晏同时，世人没有称赞他的；先生为什么反而把他列入像鲍宣那样的忠贞之臣行列？希望听听您的理由。（答）丁氏、傅氏当时并称为外戚，实际上擅权的是傅氏，丁氏却没有什么声名。仔细考察便知，丁明其实是贤者。史书称他任大司马时能够尽职，和丞相王嘉友善；王嘉死时，他见到后十分怜悯；他又憎恶董贤，最终被贤能之人排挤，由此可以知道丁明的贤德。王莽将要篡夺国家时，丁明身在侯国，王莽便杀了他。当时即使贤如傅喜，尚且没有被王莽忌恨，唯独忌恨丁明，这就更能说明丁明的贤德。王莽对于丁、傅二位太后，对傅太后并不十分憎恨，对丁太后却更为憎恨；对于二位太后的家族，也是憎恶丁氏甚于傅氏，由此可以知道丁明在朝廷上正色立身的操守。我为《李氏西京忠义传》作序时，才开始表彰丁明，以补充班固史书的遗漏。（问）陈咸避开王莽的事情，详细见于范晔《后汉书·陈宝传》。书中说，陈咸在王莽篡位以前已经离开尚书的职位；王莽篡位后，以掌寇大夫的职位召他，他没有应召。《资治通鉴》采用了这一说法，但《王莽传》却说陈咸已经担任掌寇大夫，只是不久便离职，所记事情不同。（答）范晔《后汉书》所依据的，大概是陈宝的家传，或者是为了推崇祖先而过分美化了文辞；恐怕《王莽传》的记载更符合事实。按照范晔书中的说法，陈咸的风节当然极高；即使按照《王莽传》的说法，他也不失为一个能够见机而退、改正过失的君子，可以附列在龚胜、鲍宣之后。（问）何武、公孙禄想在平帝初年排斥王莽，彼此互相推举；何武最终为国而死，而公孙禄晚年却应王莽征召，他只是个庸人罢了，何武举荐公孙禄是错误的。（答）两人想排斥王莽，却互相推举，已经是自己给别人留下了攻击的口实；仅凭这一点就能看出他们没有才能。即使让他们担任大司马，也不能识破王莽。何武是德行优长而才能不足，至于公孙禄就更不值得说了。李杲堂说：“高舂时的残余日影下，低头站在伪朝廷中，内心辜负旧日的志愿，外在又愧对贤良的朋友。”这真是名言。（问）谢承《后汉书》说：豫章太守贾萌讨伐王莽而死。《太平御览》引《安成纪》说，贾萌是因为和安成侯张普争夺土地而死。但《王莽传》说，贾萌以九江连帅的身份抗拒汉军而死。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答）恐怕《王莽传》的说法正确。假如按照谢承《后汉书》的说法，那么贾萌就成了翟义一类的人物了。王莽时期的九江就是汉代的豫章，连帅就是太守。（问）尉它的领地，从大庾岭向西，全部占有七郡，大概已经尽得南方荒远之地了。《水经注》也记载他把次子嫁给安阳，因而兼并了安阳之国，安阳就是交趾。可是先生认为尉它只得到东粤的土地，稍微涉及西粤，此外并不属于他，希望听听您的依据。（答）《水经注》所记的这件事非常荒诞，不足为信。当时还有苍梧王赵光，他是尉它的弟弟；这样看来，从苍梧以西就不属于尉它。因此，尉它甚至还没有完全占有今天广东一省的疆域。然而《功臣表》中有南粤桂林监，这说明尉它的领地确实有犬牙交错地伸入西粤境内的地方。尉它的领地不过向西到达桂林，而桂林以东还有地方属于苍梧国，怎么能把交趾、日南、九真也都并入他的领地呢？当时苍梧以西称为西瓯，另有自己的国家和族属；尉它在上给汉文帝的书信中对此说得很清楚。他不过是使这些地方臣服罢了，并不能兼有它们的土地。况且交趾当时的国名是西干，《功臣表》中有明文记载：黄同因为攻杀西干王的功劳被封为不鄜侯，这已经明白说明交趾另有自己的国王。它什么时候曾叫作安阳呢？汉朝平定南粤时，乘兵势又兼并了其他各国，所以在叙述时把它们牵连在一起，便误以为全都是尉它的土地了。

译（问）汉宣帝初年，严延年弹劾霍光。厚斋《困学纪闻》引用沙随的话，说严延年的女儿罗紨是昌邑王的妻子，生下女儿持辔。只是因为汉人的风俗厚重，所以不认为这有什么嫌疑。先生却认为这是失言？据我考察，沙随博学，是大儒；厚斋尤其精通古事，而这件事又明明见于《昌邑王传》，似乎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他们根据什么认为不对呢？希望听听您的意见。（答）当时有两个严延年。那个弹劾霍光的严延年，当时任侍御史，后来任太守，因罪被杀，《汉书》中有他的传，字次卿。把女儿嫁给昌邑王贺的严延年，则是执金吾，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字长孙。所以《昌邑王传》特意称他的字为长孙，以便和另一个严延年区别。两位先生都很博学，不是后人敢于妄加议论的；但在这件事上，他们确实弄错了。（问）荀悦《汉纪》在班固史书之外并没有增加什么，唯独《文帝纪》中说韦孟曾任御史大夫，这在班固史书和《韦贤传》中都没有记载，请问这句话出自哪里？（答）这是荀悦《汉纪》的错误。《百官表》中记载，文帝四年有御史大夫圜意；荀悦把他误作韦孟。考察文帝时期由普通官员升至三公的人，是从冯敬开始的；在他以前担任三公的都是功臣。（问）《说苑》各篇中记载：楚庄王说：“陈国不用子家羁，楚国便兼并了它。”这应当是另一个子家羁。然而在楚庄王以前，楚国怎么会有兼并陈国的事情呢？（答）《说苑》中像这样的记载多得无法一一诘问，实在不值得追究。陈国什么时候有过子家羁？而在楚庄王以前，陈国还跟随齐国参加九次会盟，楚国怎么会突然兼并它？《春秋》所记的陈国贤臣本来就很少，女叔、原仲也没有什么显著事迹；泄冶一死，邓元一走，而邓元甚至不见于《左传》。现在忽然把子家羁说成陈国的陈产，这是中垒校书时张冠李戴、把东边接到西边的结果，没有考证竟到了这种地步。（问）陆贾《新语》如今流传的已经不是完整的书，《汉书·艺文志》却把它列入儒家，那么它应当可以和荀况并列，必定有其道理吧？（答）《汉书·艺文志》所收的儒家著作最为杂乱，刘敬、朱建也都列在其中，不只是陆贾一人。不过《论衡》引用《新书》说：“天地生育人类，使人具有礼义的本性；人能够察知自己，所以接受天命；能够顺应天命，便是正道。”这几句话颇有儒者的气象，如今的版本中却没有。（问）《七录》列举九种君主，把“劳君”列为最高，最后又把“寄君”列入其中；这种说法次序混乱，似乎不是中垒先生的话，对吗？（答）把禹、稷称为劳君，自然可以说是最高；但实行无为而治的君主，难道不应当更在其上吗？所谓法君等说法都没有道理，至于把授君说成禹把天下授给益、子哙把国家授给子之，更加背谬。这些类别怎么会排列得如此不伦不类呢？张南漪说：“秦、隋二世皇帝都属于劳君，难道也能说是最高吗？” （问）世人都认为《子华子》是伪书，水心先生却深信不疑，这是什么缘故？（答）水心先生讲学虽然不合于朱子，但他的见识卓越，不能说不是大儒；至于极力称赞《子华子》，则是好奇过度了。（问）世人也认为《孔丛子》是伪书吗？（答）我不敢说它是西京时期的书，也不能说它完全像东京时期的书。然而东发先生说过：“它的文笔虽然卑弱，但义理颇为醇正。” （问）《广东新语》把韩瑗说成广东人，您见过这种说法吗？为什么和他的本传不一致？（答）韩瑗不是广东人，这是毫无疑问的。根据《宰相世系表》，他的祖先在汉代居住于赭阳，是楚地人；根据本传，到唐代已经是三原人，是秦地人。而韩瑗是颍川公韩仲良的儿子，承袭了他的爵位。颍川公韩仲良又是后周三水伯韩褒的儿子；宇文氏统治时，五峤阻隔南北，怎么会有广东人北上做官呢？那么这种传闻是怎么产生的呢？大概是韩瑗获罪以后，他的子孙被贬谪到广州。或许后人留居岭外，于是逐渐形成了这种讹传。（问）安成侯窦充是汉文帝窦皇后的父亲，司马迁、班固都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反而见于唐史；而其他杂史却把他写成窦消，难道不是荒诞吗？（答）司马迁、班固都没有记载窦侯的名字，本来就无从考查。至于唐史，一次见于《宰相世系表》，一次见于《窦建德传》，这些记载本于窦氏家谱，也不足以作为依据。按《决录》记载，窦长君的名字叫建，却没有提到他的父亲；如果窦侯的名字确实有可考之处，《决录》就不应遗漏。唐人早已为窦侯编造了名字，宋代的图经又另造一个名字，这就说明他们实在不学无术。（问）韩氏《宰相世系表》有四篇：韩瑗为一族，韩休、韩滉父子为一族，韩宏为一族，本来只应有三篇；现在却有四篇，这是为什么？（答）这是欧阳修的错误。韩愈这一支，家族中并没有做宰相的人，现在也被收入其中，所以成了四篇。《宰相世系表》的错误很多。例如刘氏，遗漏了刘幽求的世系；韩氏不应有韩愈的世系；此外官爵、姓名又有许多出自六朝谱牒的虚构，这些问题实在不能一一列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 （问）《五代史·郑遨传》说，郑遨过去和李振友善，后来李振在梁朝做官显贵，想给郑遨官禄，郑遨却不理会。后来李振获罪，被贬往南方，郑遨徒步走了一千里去探望他。但考察《李振传》，并没有他被贬往南方的事情。（答）根据《李振传》，李振在唐朝时曾由金吾将军出任台州刺史，并不是因获罪而被贬，只是降职；但他也没有赴任，随即在那时离开唐朝投奔后梁。现在说他在梁朝任官以后曾被贬往南方，这是错误的。（问）《尹洛渊源录》把范正献公淳夫列为程子的弟子，朱子也有所怀疑，却仍然保留这种说法；先生却首先指出他绝不是程门弟子，依据是什么？（答）把淳夫列为程门弟子，源自鲜于绰；然而在淳夫的文集中完全找不到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材料。淳夫只称司马温公为老师，对于伊川则从未提及。他推荐程子的奏疏也没有说程子是自己的老师。陈默堂文集中有一封答复淳夫后人的信，说：“根据我从龟山那里听到的情况，才知道先给事的学问与程门没有不同。”从这句话来看，就知道他们不是师生。（问）淳夫的谥号，《宋史》中没有记载，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确定的。（答）淳夫的谥号见于《魏鹤山集》，应当是在乾道、淳熙年间赐予的。元城先生的谥号也是在这一时期确定的。紫薇说淳夫为人极像他的岳父吕申公，而他死后的谥号又与吕申公相同，想来当时议定谥号的人也采用了紫薇所说的这一段旧事。

译（问）韩愈说荀子、扬雄是“大醇”，真是这样吗？还是其中还有差别？（答）荀子的学说醇正与瑕疵相杂，但不能说他不是仅次于孟子的一个人，所以《史记·孟荀列传》的评论可以说是有见识。扬雄的学问出自老子，源流本来各不相同，却用孔子的学说加以粉饰。因此，荀子相对于孟子有所参差，这是他的毛病，但也正是他的本来面目。扬雄不肯附会孔子，摹拟诸经，不过是他摹拟司马相如作赋之后剩下的一点技巧，其中并没有什么所得。况且扬雄的学问，即使对于老子之学也只是浅薄的。应当知道，汉初真正得到老子之道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张良，因此老子之学在他那里成了经世济民的才能；其次是汲黯，因此老子之学在他那里成了气节；再次是东陵侯、盖公一类人，因此老子之学在他们那里成为善于处理自身进退、生死、存亡的智慧；最差的就是扬雄，而这种流弊到了极点，便成了冯道。扬雄怎么能和荀子争高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