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七鄞全祖望绍衣

译昆山徐尚书健庵刊刻《林黄中周易集解》，有人告诉他说：“这不是用来纠正朱子的吗？”尚书害怕了，立即把它砍毁；他的见识太狭隘了。竹垞旁征博引勉斋的祭文，为黄中洗雪冤屈。我认为，黄中立朝时的风节卓绝，他议论朱子，不过是受到一时争胜之心激发，正如苏东坡排斥伊川一样。后世没有因为伊川之争而把东坡列入吕惇、蔡卞之间，怎么能因为朱、林之争就把黄中同陈、贾、胡、纮列在一起传述呢？这本来不必等到勉斋的文章才得以昭雪。至于他解说《易》，确实有近于支离的地方。黄中说，一卦包含八卦，称为八象。例如《屯》卦，初爻是震，二爻是坤，三、四爻是艮、坎；三爻是艮，四爻是坤，五、上爻是震、坎。《蒙》卦，初爻是坎，二爻是震，三、四爻是坤、艮；三爻是坎，四爻是艮，五、上爻是坤、震。前四卦是用两个正体兼两个互体，后四卦是用两个反对卦兼两个互体。既然在反对卦中还要寻求互体，那么《屯》就成了《蒙》，《蒙》就成了《屯》，最终还有什么区别？这就叫作鹿旁边寻找獐，獐旁边寻找鹿。难怪朱子要斥责他的说法了。黄中又说，八卦彼此都相互包容；以六画来说，每一卦取一个互体，留下一个互体。是不是一卦如此？上面的互体就取下卦的互体。例如乾包容坤，便成为《损》《益》；坤包容乾，便成为《咸》《恒》。一卦包容三十二卦，八卦便得到二百五十六卦。他的说法对于《易》的经传完全没有根据；而且同一个互体，有时取来施用，有时留下来作为本体，那又是为什么呢？这是朱子没有辨析的地方，南雷黄氏认为，朱子当时一定因为它没有辨析的价值而搁置了它。还有更奇怪的，黄中主张三代不改夏正的说法，认为十月建亥不能说是坤正，月初草木萌动不能说是泰卦，三月阳气微弱不能说是壮卦。舜典中说仲冬巡视北岳，不能说成帝舜后来没有巡视四方；于是他认为正月是复卦，二月是临卦。那么，既然三代不改时、不改月，怎么反而能够改变阴阳之气呢？他竟然把六月当作乾月，又说冬至闭关，怎么知道不是夏至呢？他的任性强辩竟到了这种地步！厚斋冯氏反而认为这足以破解千古疑惑，实在是好奇过度。黄中的书，如今流传的都没有图，只有杨止庵《传易考》中还保存着图。止庵大概还完整见过他的书，而如今只存《集解》一种。所以我摘录止庵所传的内容附在这里，以说明黄中的书本来就有值得斥责的地方，并不是朱子凭力量就能驳倒它。对于黄中这个人，不应因为他纠正朱子便立即贬斥；至于他的书，正确的地方就应当肯定，不必因为它不同于朱子而反过来赞美。这是我持平的意见。我又读了后村所作《黄中次子行知墓铭》，其中记述行知的话说：“黄中任兵部侍郎时，正深受皇帝特别宠信；朱子也有很高声望，当权者都不喜欢他们。恰好两人论《易》彼此争执，知道他们都刚强而不肯向对方退让，于是也把朱子调任兵部来同他相争，果然因为彼此不合而一同离职。”当时台中的胡晋臣最支持朱子，周益公则任宰相。光宗即位后，周益公被罢免，胡晋臣出任台官，黄中任次对；黄中对二人的离去深感惋惜，这也可见他并没有成见。行知解说《诗》，极力尊崇朱子，认为朱子说得好的地方圣人也不能改变。这样看来，当时兵部的争论另有始末，黄中本来没有始终执迷不悟，他的儿子也不拘守门户之见，后人可以释然了。《读吴草庐易纂言》草庐著《易纂言》，多次脱稿修改后才完成。他自己说：“我在《易》这部书上用功很久，下笔措辞尤其精密，其中关于卦象的条例都是自己从心中体会出来的，希望能够接近文王、周公《系辞》的旨意。”又说：“我在《书》方面对世人的功用还小，我在《易》方面对世人的功用最大。”我仔细观察他的书，发现他把《大传》所解释的各卦卦辞、爻辞当作《文言传》的错简，合并成一篇；删去“震彖辞震来虩虩”八字，认为是爻辞重复出现；又在《序卦传》中增加“履者礼也”一句，这些都免不了武断之失。《坤》卦“二以大不习”一句、《师》卦“初以以律不臧”一句、《小畜》卦“四以去惕出”一句、《履》卦上爻“以考祥其旋”一句，也都看不出有什么根据。至于把《屯》卦初爻的“盘桓”改为“盘桓”，把《师》卦象传的“丈人”改为“大人”，把《否》卦二爻的“包承”改为“包荒”，又把“亿丧贝”当作后世猜钱游戏的说法，难道经学家会相信吗？这样看来，草庐所谓自己体会所得，大概正是他任意取用的原因。世上流传的朱枫林《卦变图》，以十辟六子为例，实际上是取法于草庐。《跋沈守约易小传》宋代沈丞相沈该著有《易小传》六卷。这部书只解释六爻，详细讨论变卦，多依据《春秋左传》的占法；每卦各成一论，卷末还附有《系辞补注》十多条。其中最错误的，是把占课家八宫世应之说当作卦变，并逐卦注在下面，如姤卦说“干宫一世”，复卦说“坤宫一世”之类。这种错误并不是沈氏首创，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中已经有了；而荀慈明解释《随卦》说“随是震的归魂卦”，则汉代儒者早已开了这个头。他不知道占课之说始于京房，而用蓍草演算变卦则源远流长，实在起源于三代以前，把儿子认作母亲，是绝对不可以的。○《周易总义》跋 山斋易氏的《周礼总义》世上流传很多，但他的《周易》却没有见过。我从天一阁范氏那里抄得此书，其中颇多参杂八宫之类的说法，比沈守约的《易小传》更加醇正。○《周易象旨决录》跋

译程子曾说，易学大多在蜀中。三百年以后，蜀地又有一位以易学闻名天下的人。可是来氏的易学是从空山中积累悟会而成的，虽然多有自己的心得之言，却没有亲眼见过先儒的各种笺疏，其中有些只是与前人雷同，有些则说得偏僻浅陋而乖谬，实在可惜。不知道在来氏之前，还有南沙熊氏的易学，大概是他谪居滇池时所作。南沙对于各种书无不涉猎，而对《易》研究尤其深，他广泛引用各位先儒的说法，最为完备，来氏远远比不上。以我所见，宋元以来解释《易》的有一百五十家，明嘉靖以前也有几十家，南沙书中无不涉及，而且常常有我从未见过的内容。即使说到我们乡里的前辈易学著作，如宋代王先生太古、明代黄先生南山，他们的书如今都已不可得到，而南沙却都引用并辨析了其中的异同，真是博大啊！蜀地的易学实在太多了。这部书名叫《周易象旨决录》，共上、下经五卷，大传二卷。○题《涂氏易疑拟题》涂溍生，字自昭，是江西宜黄县人，而东里称他为临川乡贡进士。大概宜黄的涂氏才是他的本籍，临川则是溍生迁居之地。溍生的《易疑拟题》一册，见于《菉竹堂书目》，但书名已经失传。他所著的《易主意》一册，见于《东里集》；所著《易义矜式》，见于《江西通志》。所谓《拟题》，都是他提出的问题，贯通古人的学说加以质疑诘难，极其博雅，并不像近来科举所谓的拟题。《易主意》应当就是用来回答《拟题》中疑问的；《矜式》则是应试时使用的程式文字。我起初在《永乐大典》中看到引用他的《拟题》，以为书名就是这两个字，必定没有什么可看的。后来读到它，才知道他是经学宿儒，于是赶快抄录下来，并把他的《矜式》文字附在后面。可惜还没有见到他所谓的《主意》。○跋《黄漳浦易解》漳浦先生学问宏通博达，世人认为他的学问如同武库一样无所不备；而他最精深的地方，是对《易》所谓“天根月窟”独有神悟，能够在京房、焦赣、陈抟、邵雍之外另立一家。他所著的《三易洞玑》《革象新书》，很少有人能够通晓，大概是另立了一种变法，因此把前代事迹重新推演，无不完全切合。到了明思宗时期，他认为正是“当帝位如大君，受命开国承家，小人不可任用”的时候；从今天看来，这正是革命应验的征兆。先生的学问真是神奇。戊申年，我又得到先生的《易卦要说》，读后觉得它平正通达，很像东莱、平甫诸家，于是感叹先生的易学既奇特而又有法度。○跋《倪文正公儿易》始宁倪文正公的《儿易》，他的自序说：“汉代儒者解释经书，舌根僵硬强辩，好像孩子勉强装作懂事；宋代儒者反复疏通剖析，终于成了学究。学究还不如孩子，孩子勉强装懂又不如孩子根本不懂。”也可以说是奇特的话。他又说：“扬雄的《太玄》由童乌和他共同完成，童乌就是扬雄九岁的儿子。”倪公正是据此命名。倪公学问无所不通，但也有过分好奇的毛病，一切文章都是这样，而《儿易》尤其严重。他说“孩子勉强装懂不如孩子根本不懂”，我也仍然嫌他自己有勉强装懂之处。○《黄梨洲易学象数论》书后 姚江黄征君的《易学象数论》六卷，上至河图、洛书九十数之说的混乱，下至变卦、互卦的异同，旁及纳甲、纳音、世应、轨革等方法，无不追究其本源，揭出其中的错误，可以说是经学中少有的著作。征君认为，河图在《顾命》中和《大训》一同陈列，那么它们都是书。假如真像后世所说的那样，它究竟是龙马遗留下来的蜕皮，还是伏羲留下的稿本呢？我认为，天垂示天象以显示吉凶，正是所谓仰观天文；河水出现图，洛水出现书，正是所谓俯察地理。图书就是今天的地图经和黄册，以河图、洛书命名，是因为河洛处在天下中央。这种说法可以称为百世不变的定论。我曾经把它告诉学者，大家都非常惊异，没有人能够相信，确实很难只凭言语争辩。征君的说法源自薛艮斋。艮斋说，历来纬书、候气之书中所谓九篇、六篇，也原本是地理之书；如果确实如此，就不应因为它们属于纬候之学而废弃。《春秋命历序》说：“河图是帝王登位的阶梯，图上载有江河山川和州界分野。”后来禹在黄河边筑坛，接受龙图，作《握河纪》；历经虞、夏、商，诸王也都接受过它。《尚书中候》说：“禹亲临黄河接受图。”注释说：“是包罗地理形势的图。”《尚书刑德放》说：“禹得到《括地象图》，尧任命他为司空。”《河图玉版》说：“禹在黄河边观看，开始接受图，其中讲的是治水的意旨。”李淳风《乙巳占》引用洛书，把《禹贡》中的二十八座山配属于二十八宿的分野。所谓在黄河边筑坛接受图、亲临黄河而得到图，实际上就是龙马之说的起源。不过它所指的仍然是方舆地理图，后来有人把五行生成之数附会到“天一、地二”等文字上，又把九宫、太乙之数附会为九畴，结果连同纬书一起失传了。大概只有把图书看作地理之书，所以王者的事业已经消失、诸侯吞并山川出入职方、却不知道贡赋多少而地官也不再过问时，圣人才会有“黄河不出图”的叹息，甚至把它比作凤凰不出现；否则，马身上的旋毛既然已有根据，可以据此制作《易》，又何必把黄河再出现图看作新的征兆呢？即使它漂过黄河再次出现，也只是重复旧有的传说，孔子还想着亲眼见到它，难道还能够另作一部《易》吗？《礼器》成于汉儒之手，错误解释《论语》，又依傍纬书，于是把“河出马图”当作祥瑞，这一点欧阳公已经辨析过了。南昌万编修孺庐曾说：“大禹治水以后才有河图，周公营建洛邑以后才有洛书，所以写作《顾命》时洛书刚刚出现，还来不及同河图一起登上东序。”这又是考证得最精确的说法。如今的人只拘泥于“河出洛出”的文字，以为这一定是沿黄河溯流而上、再从洛水得到图书，实在是理解经书过于固执。同乡李桐说：“《尚书》从孔壁中出土，《仪礼》从淹中发现，未必都一定有符瑞，这才是可信的！”征君研究《易》，远观千古，彻底洗去了前人的支离说法；而对《易》最有功劳的，尤其是这一论断。至于他谈论总体卦象的地方，我有不少认为不对的意见，另见于我所著论《易》的书中。○题《仲氏易》

译一百年来，评论古人而荒谬得最厉害的，要数萧山毛氏；毛氏的说法中，解释经书又最荒谬；各种经书中，《易》又最荒谬。钱唐龚鉴曾说：“毛氏大概是在仇恨他的兄长。”我问：“你怎么知道？”他说：“听到他书的名字，友爱兄长、恭敬兄长的意思还显得很浓；等读到书以后，爽快的读者冷笑不已，强硬的读者则气得头发直竖、眼眶欲裂。不是仇恨他的兄长又是什么？太过分了！”他的兄长不幸有这样一个弟弟，我为此笑了一笑，于是把这句话记在书卷的开头。○跋《夏柯山尚书解》王滹南说：宋人解释《尚书》，只有林少颖见识最高，既不像先儒那样拘滞，也不作近代学者那样穿凿，应当是古今第一流的。可是近来的学者只知道有夏氏，大概是没有见过林氏的本子。夏氏解释得好的地方，大多出自少颖；真正凭新意胜过他的地方，数得出来。考察夏氏的解释，成书于乾道、淳熙之间。当时王氏、苏氏的学说正流行，蔡氏也接着出现，然而河北学者独自盛行尊奉它，可以看出它在《尚书》学中确有纲领和眼目。明初把各经颁发到学校，《尚书》采用夏氏、蔡氏的本子，后来才兼采鄱阳邹氏季友的说法；三家之中，夏氏列在首位。这说明洪武、永乐年间还在使用它。可是没有过多久，专门之学兴盛起来，这部书就被束之高阁了。唉！专门之学正是宋人所用来讥刺党局的，哪里想到它竟成了传授经学的预兆呢？我从天一阁范氏那里抄得此书，卷首有金华时澜的序。夏氏名僎，字元肃，是浙江龙游人。○读《吴草庐书纂言》宋人中有很多怀疑《古文尚书》的，专门为今文《尚书》作注，则从吴草庐开始。这部书问世后，人们才断然说《古文尚书》是伪书，并想废弃它，不能不说是草庐的过错。近世诋毁古文《尚书》的人越来越厉害，竟说应当把草庐的书列入学校官学，以此取士，这种说法也太过分了。竹垞也不相信古文《尚书》，但不敢公开宣扬，只说草庐的著作尚且是权宜之辞。唉！既然是权宜之辞，怎么能轻率地拿它来教导后世呢？○题《禹贡锥指》后 近世专门研究《禹贡》的人，没有超过胡东樵的。此前，宋代程文简公的《禹贡》读本，读者还讥笑它枝蔓纷繁、不能明了。东樵的书出版后，文简公的书也只好束之高阁了。然而它实际上仍然和文简公一样枝蔓纷繁。东樵用来扩大声势的地方，在于引用考证繁多，使读者舌头打结而不敢说话。他最用功的地方，莫过于《水经》。可是《河水》篇金城郡条下，竟擅自把洮水改成浇水；《济水》篇为了攻击蔡九峰把砱砾溪说错，竟自己造出北砾溪、南砾溪，把十条水分成两条；《浊漳水》篇沿袭俗本，误把湅水写成陈水；至于《九江》，则深信长沙下隽的说法，不知道那并不是《水经》的原文，而是后世窜入的。仅从这些例子，就可以知道他对《水经》的态度，也可以知道他对《禹贡》的态度。详见我的《水经注重校本》，因此告诉学者：不要过分相信它。○题《古文尚书疏证》阎征君所著的书中，最得意的是《古文尚书疏证》，其次是《四书释地》。征君考究古事十分勤勉，难怪何义门学士推重他。不过他没有能够洗去学究气，这是令人惋惜的，使人不能不有浅陋儒生的感叹。大概这是受天资所限吧。○跋《范逸斋诗补传》东海尚书把经说刊刻在逸斋的《诗传》中，却缺少书名，难道是没有考察宋代书志吗？宋代书志所记载的三十卷，卷数与今本相合，既然是逸斋的书，还有什么疑问？它还有《解颐新语》十四卷、《诗学》一卷，但如今都亡佚了。东海所刊的《诗》书，各家都很差，以逸斋的书最好。逸斋是浙江金华人。我的朋友郑篔谷赞善说，逸斋曾经弹劾赵忠定公，大概认为这个人不值得称道。考察《宋史》，光宗接受禅让后，召忠定公从四川来，忠定公尚未到，逸斋便指责他拖延诏命；这对忠定公来说不算大的过错，并不像后来京镗等人所说的那样。难道这就足以连累逸斋吗？○读《吴草庐礼记纂言》《礼记》是草庐晚年完成的书，大概是承接朱子的未竟事业而加以阐发，用功最为勤苦。不过我曾听王震泽说，四十九篇虽然出自汉儒的辑录，但既然流传已经很久，就不应擅自割裂、颠倒它们。这个意见很有心，是朱子再生也不能不心悦诚服的。草庐所纂的书，以卫正叔的《礼记集说》为底本。我年轻时曾删订正叔的说法，已经做了一半以上；后来拿《纂言》来对照，才发现其中已经有人先于我做过了。古人著书，各自都有这样的源流。○跋《卫栎斋礼记集说》昆山卫正叔先生汇集百家学说，编成《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采录极其广博，却不夹杂一句自己的话。他说：“历来考察各家训解，能够阐明经书旨意的，固然不少；但只是承述先儒意思的，实际上更多。欧阳公说：‘学者考察前代流传下来的说法，校正其得失，这样做的人或许有；如果没有见到先儒中间的各种说法，就想独立建立一家的学说，我不相信。’这可以说是至理之论。”又说：“近来朱文公著《诗传》，多有删削前人的说法。张宣公说，各位先生的见解虽然不同，但各自都有道理，关键只在于学者怎样体会罢了。”又说：“别人著书，只怕不是出自自己；我编这部书，只怕不是出自别人。”这话说得太好了！世上那些像狗偷东西、獭祭鱼一样拼凑成书，却夸耀为自己的所得的人，或者墨守一家、学说顽固偏僻的人，也可以停止了吧！○《吴江徐氏礼记解》跋 伯鲁解释《礼记》，虽然没有特别重大的发明，但从传注体例来看，比陈云庄的书优胜。我家中有张别山学士写给先太常公的信，信中说，他的曾祖父文忠公执政时，曾请求把这部书颁行到学校，已经得到批准了。文忠公去世后此事便停止了，这是前人没有记载过的。当时别山正在边疆尽力效命，然而书信往来之间，还能顾及经学的兴废，这正是故国世臣之所以可贵的地方。我偶然查检旧书箱，因而把这件事记在伯鲁书的后面。○书《周礼集说》后

译仁和严十区非常喜好经学，雍正癸丑年四月以散馆入京，送给我《周礼集说》十二卷。这是前代文渊阁的藏书，元代吴兴陈友仁编纂。陈友仁自序说，他从沈则正家得到这个本子，不知道作者是谁，因此增补其中不详细的地方，并附上前辈诸老的议论，以扩大它的流传。我读这部书，虽然比不上《订义》的精深博大，但也确实是经学家的一种著作。中间缺少《地官》一卷，明代关中刘氏储秀曾加以补足；如今世上所见都是元本，还没有见到刘氏补的本子。陈友仁在五官各篇前都有总论，只有《考工记》没有。现在的雕版本多有颠倒错乱之处，有些还错在凡例纲领中，等将来访得刘氏本后，再来整理校订。书末附有临川兪氏庭椿的《复古编》，大概是成化年间张都御史瑄合并刊刻的；但流传的目录把它说成陈友仁另有一部《复古编》，与兪庭椿的书并列，因而错了。甲寅年五月五日，十区因病体羸弱去世。我偶然翻到书架上的书，不禁为此痛心。○《王昭禹周礼详解》跋 王安石的三部经学著作，当时用来取士；承述他的学说而著书的，耿南仲、龚深甫的《易》，方性夫、陆农师的《礼》，如今都没有完整的书了，散见于其他书中的，也都是其中较为醇正的内容。只有王光远的《周礼》至今保存完好，因此可以完整看到王安石用字义解释经书的大概。王安石的《周礼》如今保存下来的，有《五官》《缺地》《夏》两种，得到王光远的书，足以补足它们。我曾笑孔颖达对郑康成依附迎合得太过分，如今看这部书也是这样。不过宋人研究《周礼》的书很少，姑且保存它以备一种。○《仪礼戴记附注》跋 黄孟清佥事，是我们乡里明初的大儒。他把《仪礼》分成四卷，并把《礼记》中可以类比的内容附在后面；不能类比的，则载在卷首或卷末，各自都有意义。又因为军礼独缺，便取《周官》中的大田礼来补足。《礼记》中记载田猎之事的内容，另编为一卷，只有天一阁范氏藏有此书。京师开设三礼书局时，同馆诸公都苦于《仪礼》的传注太少。我对侍郎桐城方公、詹事临川李公说：“《永乐大典》中有永嘉张氏的《正误》、庐陵李氏的《集释》，二位应当喜欢，赶快抄录下来。虽然其中有残缺，但总归是很可贵的。”这一年我罢官回乡，才开始从范氏那里抄录这部书。这样一来，《仪礼》的著作除杨氏、敖氏之外，又增加了宋人的两种、明初人的一种，插在书架上也稍稍增添了光彩。（本朝诸儒关于《仪礼》的著作，有张氏尔岐、万氏斯大、应氏嗣寅、马氏公骕四家，都很好。） ○读《吴草庐春秋纂言》草庐所著的各经书中，以《春秋纂言》最好。可惜他一开卷解释“春王正月”，还沿袭了陈止斋、项平甫两家的错误。这是稍稍在胡传之外另立异说，却仍然失误的地方。这部书通志堂没有刊刻，流传也很少。我从同乡陈同亮处士家抄得此书。○跋《黄棃洲孟子解》棃洲解释《孟子》的一卷，书名叫《师说》。因为蕺山已经有《大学统义》《中庸慎独义》《论语学案》，只有《孟子》没有完成的著作，所以补作此书。棃洲学问无所不通，解释经书尤其能够驳正前辈传注的错误；但也有荒唐失当之处。比如他把浙东的握登山、历山、姚江、姚邱指作舜居住东夷的证据，这是前代地志中的笑柄，反而说顾野王“余姚是舜后代支庶所封”的话是妄说。他解释《毕郢》，却遵从孙奭的疏解，认为这是楚地，因而无法解释。从《师说》这句话看，就可以知道君子所涵养的德性。集注《孟子》说：“由这两句话看来，就可以知道两人的涵养，他们一定不肯不等到礼数周全便贸然前去拜见。”我认为，这里的“君子”是泛指那个人，不应专指两人。○题《程复心四书章图》宋代儒者从嘉定以后，大多流于迂腐；他们所著的书中，有些非常可笑，程复心的《四书章图》就是其中之一。每一章画一幅图，再分别说明其中的分歧趋向，例如“儒”分为君子、小人，“学”分为古代为己、后世为人，“达”分为上下两等。每一章都这样做，不是很愚蠢吗？这又何必画图呢？《永乐大典》收载此书。○跋《古本大学》对于古本《大学》，乡先生黄孟清佥事的说法最为精当；新建的说法出在他之后，反而不如佥事说得浑成。佥事说：三纲领以后，从“知止”以下直到这里，都是说“知之至”，正好解释“格物致知”，并且把八条目包括在其中。所谓应当格的物，是自身、身心、家庭、国家、天下；应当明知的事，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引用《淇澳》的诗说“学正是解释格物、致知”，说“自修正是解释诚意、正心”，这些都属于明德；说“恂栗”“威仪”，正是解释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都属于亲民；说“盛德至善”，就是解释止于至善；说“前王不忘”，就是三纲领所达到的效果。下文杂引《诗》《书》，又解释三纲领，并用“这就是知本”两句话贯通前面所说的次序来作结。如果把“诚意”一章挑出放在后面，那就完整浑成了。我的朋友谢御史石林正在搜集《大学》古说，我写信把这些话寄给他。○题《郝仲舆诸经解》后 明代三百年间，经学家很少，而季长沙郝给事被称为雄霸一方的经学家。他们二人不肯随便同意先儒，都是刚正不阿；值得流传之处在这里，不可作为训诫之处也在这里。学者应当改变自己的成见来读他们的书。对于先儒的说法，返回自己的内心而感到不安的，固然应当广泛考察、深思熟虑，努力求得正确；如果预先准备好互相冲突的意见，只为了在口舌上争论，那就是经学的贼害。和靖先生说过：“解释经书而喜好奇说，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反复诵读这句话，不能不感到警惕。我的朋友杭堇浦最推重给事，认为他超过长沙；我则认为长沙尚有敦厚浑穆之气，给事的言辞颇嫌繁复而支离，恐怕还不能和长沙相比。士人全都成了原伯鲁的儿子，聪明才智被局限在茅草屋中，把讲章当作经学，实在令人痛心。于是豪杰之士愤然激发，另立异说的书便出现了；而那些愚昧的讲章家却认为这些书应当烧掉，哪里知道其中本来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呢？像长沙、像给事，关键不就在于学者能否善于读他们的书吗？○《石渠意见》跋

译我年轻时读钱谦益《初学集》，很赞许三原王端毅公的《石渠意见》，认为它对经学有功，只是无从见到这部书。后来读《梨洲明儒学案》，看见书中引用它的地方几乎有一卷之多，仍以没有能够全部读到它为遗憾。今年才从天一阁范氏那里抄得此书。端毅公的功业，实在可与司马温公、范蜀公一类人物相比；他活到九十岁还不停地续写此书，精神智慧不衰，真可称为伟人。他改订的《大学》本子，就连竹垞、西河二公也没有见过。我的朋友谢石林侍御正在编《大学》，我赶快把它寄去。○跋《养心亭经说》《养心亭经说》是张文定公所著，各部经书都有论说，言语醇正，可以用来辅助朱子。○题《杨文懿公诸经私钞》文懿公在宣德、正德年间，与黄佥事南山共同讲学；他既不专门尊奉朱子，也不专门尊奉陆九渊，能够深入研究、身体力行，却没有后来门户之争的习气，所以他的宗旨没有流传下来。梨洲只把南山列入学案，却没有提到文懿，大概是考察得不够详细。文懿关于各经的著作流传下来的很少，大概因为他对于先儒多有异同意见。读王文恪公所作的墓志，便知道当时能够传承文懿学说的人很少。因此即使黄泰泉也不能不有所非议。文懿只是说出自己心中所见，并不是一定要和先儒的见解唱反调；这正是他成为道德深厚、学问醇正的儒者之处，也是后来那些特意标新立异的人所不能达到的。南山坚定相信传注，而文懿恰好相反；然而文懿最推重的人正是南山。各自遵循所听闻的道理，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终究不妨碍五味相互调和。《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八 鄞县全祖望绍衣 题跋（二） ○读《史记·汉兴诸侯王表》太史公编作《汉兴诸侯王表》，从头到尾错综混乱，其中关于韩王、代王的错误尤其严重。考察高帝二年十月，派韩太尉韩信攻打韩王郑昌，郑昌投降，于是立即立韩信为韩王。六年正月，以云中、雁门、代郡封皇兄刘喜为代王。同日，又把太原郡划为韩国，迁韩信到那里受封，以晋阳为都。后来韩信请求治理马邑，朝廷答应了。大概是把代国的属郡雁门中的马邑划出来作为韩信的治所，并不是把他改封为代王。太史公在《秦楚之际月表》中，二年已经记载韩信受封为韩王，到五年却说“韩信徙封代王”，不知道韩信从未称代王，这是第一处错误。况且韩信移治代地的马邑是在六年，不是五年，这是第二处错误。到了《汉兴诸侯王表》却说“高帝二年，韩信元年，都马邑”，又把韩信起初受封的地点说成马邑，这是第三处错误。五年记载“韩信投降匈奴，封国废除”，那就成了韩信尚未改封便已经投降，这是第四处错误。至于代王刘喜，六年受封，七年失国；九年立皇子刘如意为代王，九年又把刘如意改封为赵王，此后代国没有再设置。十一年才立文帝为代王。如今的表却说“九年刘喜失国”，把刘如意被废的年份增加到刘喜身上，这是第一处错误。又说“这一年重新设置代国，都城在晋阳”。考察九年并没有重新设置代国；况且既然重新设置，那么它的代王是谁呢？这是第二处错误。文帝被封为代王以后，才以晋阳为都；此前都城都在代地，也不能说“九年都于晋阳”，这是第三处错误。○读《齐悼惠王传》齐哀王最先起兵诛讨诸吕，他的丞相召平没有跟从，因而自杀；幸亏魏勃才把事情办成。这样看来，召平本来应该受诛，魏勃应当受封。可是我看《功臣侯表》，文帝封了召平的儿子召奴，魏勃却受到灌婴的严厉责备。这是为什么？答案是：汉朝君臣是有意这样做的。召平大概是一个拘守常规而不能通达事变的人，并不是吕氏党羽；而文帝已经深知后世必然会有吴、楚、淮南、燕那样的藩国祸乱。所以封召奴，是为了振扬张尚、王悍、韩义等人的名节；灌婴责备魏勃，也是在预先防范和隔绝伍被一类人的嫌疑，其中有深远的忧患考虑。虽然如此，单从事情本身说，仍然没有做到公平，不合乎中道。这正是济北王心中不满而挑起事端的原因。○读《王陵传》曲逆侯和绛侯回答王丞相的话，料事何等神奇啊！致堂说，两位侯爵怎么知道自己一定会死在太后之后呢？我认为，这两人既然已经成功，史家便随后夸大了他们的言辞。看曲逆侯自己请求住进宫禁之中，当时还忙于躲避祸患，哪里曾有什么周密的谋算？如果真有周密谋算，那么当时两位侯爵已经把事情谋划成熟了；后来事态将要决裂，他们还安居静处深思，计策无从想出，直到陆贾提出交结欢乐的办法，才恍然大悟，拿五百金为绛侯祝寿，这又是为什么？史家在这里也自相矛盾却不知道。我的意思是，两位侯爵的回答一定是：“如今权柄在太后手里，暂且顺从她，再慢慢谋划。”这才比较合乎人情。史家附会的说法，删去也可以。○读《魏其侯传》太史公是个见识浅薄的人，他把窦婴和田蚡合在一篇传记中，三次着意谈枯荣盛衰，见识非常浅陋。凡是太史公遇到这类事情，总要竭力铺陈，虽然说是有感而发，却不知道窦婴和田蚡相差太远。汉代的丞相，从高帝、惠帝直到武帝、昭帝，刚正有操守、能够面对重大节义的，只有四人：王陵、申屠嘉、周亚夫和窦婴。所以我曾说，周亚夫应当与窦婴合传，而窦婴不应与田蚡合传。周亚夫和窦婴都因讨伐七国而有声名，功劳相同；都因争取废立太子而被疏远，大节相同；都不得善终，晚年境遇也相同。窦婴的传记中，只应叙述他讨伐七国、争立太子、尊崇儒术，以显示他的长处；至于末尾略述他被田蚡陷害而死即可。灌夫等事，可以另见于田蚡传。田蚡本来不应单独立传，只应和后来淳于长一同附在外戚传中。窦婴有面对重大节义的勇气，可惜他没有学问，虽然尊崇儒术，却从未真正有所心得。假如当时能够闭门养晦，平息事机，那么淮南之祸发生时，田蚡一定会被灭族；田蚡灭族，窦婴一定会再次任相。窦婴再次任相，必能引荐汲黯一类有大节的人，与他们共同办事，岂不是很好吗？他却因为处境失意，反而在灌夫事件中丧失了性命，这正是我替窦婴惋惜的地方。即便如此，三代以后人才难得，整个汉代能够接续这四人的，也只有元帝时的萧望之、武帝时的王商、哀帝时的王嘉。萧望之和王嘉又稍微兼有儒术，其余的人连“能够面对重大节义”这句话都担当不起。既然如此，窦婴怎么能和田蚡合在一篇传记中呢？○书《史记·公孙弘传》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