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三鄞全祖望绍衣

译我年轻时见过司马温公与范内翰讨论《资治通鉴》的帖子，其中说，年号一概以后来的君主为准。例如唐高祖武德元年，正月便不称隋炀帝义宁三年；唐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称睿宗景云三年；梁太祖开平元年正月，便不称唐哀帝天祐四年。我认为史家记载应当取其简洁明了，这当然是不易的原则；但一概以后来的年号为准，我私下认为并不完全妥当。大体说来，前王与后王交接之际，只应据事实记载，不应以特别的笔法在中间改变其先后。假如一定用后来的统治来统摄前面的统治，那么在年号次序之间，有时就会以君主掩盖臣下，以父亲掩盖儿子，以祖父掩盖孙子，以兄长掩盖弟弟，这不是敦厚典章、遵循礼法的宗旨。何况上面所标的已经是新君的年号，下面所列的却仍属于前代之事，无论从名称还是事实看，都似乎不相符合。后来看到《宋子纲目》的凡例说：“像汉建安二十五年十月，魏开始称帝，改元黄初，而《通鉴》在这一年的年初就称魏黄初；又如章武二年五月，后主即位，改元建兴，而《通鉴》目录举要在这一年的年初就称建兴。” 像这类做法，不只是与事实不合，对于君臣父子的教化，危害尤其大。这才知道前人已经有人说过我想说的话。不过《纲目》虽然改正了许多地方，对于年中改元而又不涉及事义的情况，仍然沿用《通鉴》的旧例。我的看法是，一部书应当有统一的体例；如今有时以前一个年号为主，有时以后一个年号为主，似乎很混乱。因此我编古今通史年表，一概以前一个年号统摄后一个年号，并把后来所改的年号分注在下方。这当然与温公的主张大相左，但我不敢因为对方是大儒的书就苟且附和。《春秋》中，鲁定公在六月即位，而正月已经记载新的年号，这是因为昭公在上一年已经去世，预先记载并不违背事实，不同于后世的情况。先生认为这样可以吗？○《新旧五代史本末》寄赵谷林 梁、唐、晋、汉、周五朝的史书，薛居正编纂的，当时称作《新编五代史》，见于宋太祖本纪。欧阳修的书问世后，便称薛本为《五代史》，称欧阳修的书为《新五代史》，见于洪迈、马端临的称引。近来读《永乐大典》，凡是引用《五代史》的，都是欧阳修本；引用薛本的，则称《新修五代史》，大概沿用了最初的名称。薛本在本朝初年，梨洲先生尚且有一部。仁和吴志伊检讨撰写《十国春秋》【原文书名标点有误】，曾经借来观看，却没有得到。南雷先生经历一次水灾、一次火灾以后，遗留下来的书籍已经不存。我后来从他的后人那里求取，也没有得到。近来有人搜集《册府元龟》《资治通鉴》中的语句，编成一部书，假托说是南雷的旧物，这正是麻沙坊市书商的习气。因为我的朋友赵五谷林来询问这部书，所以把它的原委写出来送给他。○答史雪汀询问《十六国春秋》书 您来询问崔鸿的《十六国春秋》，这是我家闲居所没有的书。前年曾从徐思沐家借来看过一次，是明代万历年间的刻本，但并不是崔氏的旧本。请允许我说明事情的始末。十六国时期，伪史最多，著名的有和苞《汉赵记》、田融《石赵记》及《邺都记》、杜辅《前燕记》、董统《后燕书》、申秀《燕史》、高闾《燕志》、封悫《燕书》、范亨《燕书》、崔逞《燕纪》、王景晖《南燕录》、张谧《前燕录》、常璩《蜀李书》、索绥《凉春秋》、刘庆《凉记》、张谘《凉记》、索睴《凉书》、刘昞《凉书》、裴景仁《前秦记》、姚和都《后秦记》、段龟龙《西凉记》、高谦之《北凉书》、宗钦《西秦记》、韩显宗《北燕记》。崔鸿把这些书全部采集并加以裁定，编成一百卷以上，另有年表一卷、序例一卷，在后魏永安年间颁行，其他各史便都被排斥了。《北史·崔鸿传》说：崔鸿博综经史，范围很广，但有许多违背事实、错误的地方。例如太祖元兴二年，姚兴改年号为弘始，崔鸿却认为是在元年；太宗永兴二年，慕容超在广固被擒，崔鸿又认为是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在长安败亡，崔鸿也认为是在元年。这类错误很多，都是因为没有考察清楚（《北魏书》也有同样的问题）。司马光《资治通鉴》汇集各家史书，记载南北朝的事情，除了晋、宋正史以外，引用崔氏《十六国春秋》和萧氏《三十国春秋》最多。但晁说之转述司马光的话，说司马光当时所见的本子，恐怕不是原本。鄱阳马氏《文献通考·经籍考》中也没有列这部书，可见到宋代时已经很少流传。可是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竟然有雕刻的一百卷本流行于世，一两个好学的人因为它久已湮没不见，便把它当作珍宝。在我看来，这只是近人搜集零碎材料编成的书，假托崔鸿之名，并不是宋代所有的本子。宋代龚颖《运历图》记载，前凉张寔改元永安，张茂改元永元，张重华改元永乐，张祚改元和平，张天锡改元太清，张大豫改元凤凰，说是出自崔鸿的书。晁公武说：晋史记载张轨世代承袭凉州，只奉愍帝建兴年号；其中只有张祚篡夺政权，把建兴四十二年改为和平元年，张祚被诛后，又恢复奉行穆帝升平年号。不知道龚颖依据什么。有人说这些出自崔鸿的书，但崔书久已不传世，无法考察。我拿现今的本子对照，却根本没有这件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引用崔鸿的年表，可见当时年表一定还没有散失，但现存本子却没有。又据《崔鸿传》说，崔鸿的书都有赞、序、评论，《通鉴》中也多有引用；如今的本子却只把《通鉴》引用的文字摘取出来，附在传记末尾，这还能够说不是伪本吗？孔毅甫说，按照古代史书体例，两个人同一件事，必定说“事情见某人传”。《晋书》记载王隐劝祖约不要下棋的一段，两人的传中都出现，文字重复烦琐，这正是史书体例混乱的开端。若是崔氏原书，现今本子中同一件事竟出现三四次；何况其中列传大多只有寥寥数行，不记出生、死亡，也不叙官职，东拼西凑、涂抹改写的痕迹清清楚楚，这是不必辨别便能看出的事实；古今没有这样的史书体例。然而那些乡野无学之人，把坊间流行的《汉魏丛书》再拿来删削现本，删得百不存一，那么即使它真是崔氏旧本，经过这样的删削也已经不值得观看，何况它本来就是伪书呢？自古以来就有喜欢伪造书籍的人，如葛稚川伪托《西京杂记》，柳子厚伪托《龙城录》，都属于后人假托。但归根究底，一旦遇到有眼力的人，就必定无法掩盖，可以说只是白费心力，白白编造而已。○答临川先生询问汤氏《宋史》帖

译明朝末年重新修撰《宋史》的有三家：临川汤礼部若士、祥符王侍郎损仲、昆山顾枢部宁人。临川所修《宋史》亲自用朱笔、黄笔批改校订，还没有脱稿。长兴潘侍郎昭度任抚赣时得到这部稿本，延请各位名家补足成书。东乡艾千子、晋江曾弗人、新建徐巨源都参与其中。他们搜罗宋代野史，竟达到十多簏。事情最终没有完成，后来潘昭度把这些书稿带回了吴兴。因此，这部书不仅是阁下所说的西江文献，对我们乡里来说也有气味相投之处。当时祥符王氏所修的稿本也归于潘昭度，但两家都在编排纂辑上用力很多，而临川本更好。临川本从《本纪》《志》《表》都作了改定，其中《列传》的体例尤其好：例如把道学人物合列于《儒林传》中（梨洲先生论《明史》不应另立《道学传》，就是以此为依据），把嘉定年间误国的诸臣归入《奸佞传》；又把濮王、秀王、荣王三位嗣王单独列为一卷，以区别于其他宗室（《宋史》没有为荣王立传），这些都属于百世不易的论断。至于五闰年间禅代时那些庸碌遗臣，多加删削；建炎以后有名望的大臣，则多有补入，差不多可以成为《宋史》的善本了。甲申以后，石门吕及甫成为潘氏的女婿，这部书于是归了吕及甫。姚江黄梨洲征君因为讲学往来于浙西，吕及甫请征君为这部书完成未竟的工作，征君欣然答应。吕及甫于是取出其中改订的《历志》，请他校正并约定体例，又把那十多簏野史全部拿出来，但最终议定的事情没有实现。吕及甫去世后，他的侄子无党把书稿带入京师，准备直接依据草稿开雕刊刻。无党又去世了，新城王尚书阮亭只得到一份目录抄本，所以曾说：这部书如果经过黄征君之手，就可以完成一代史书；即使得到无党刊刻他的草稿，流传也会容易些，然而无奈上天总是有办法使它失败。花山马氏是无党的姻亲，所以这部书很快归于花山。没有多久，花山的书便散失到各处。海宁沈氏得到它，在卯辰年间，我在杭州听说沈氏拿这部书向仁和赵上舍谷林求售，立即前去查看大概，极力劝赵氏收购，却没有成功。壬子年冬天，我在京师遇见沈民诸郎，问起这部书的存亡，他说已经归了太仓金氏。然而这部书几次易主，现存的只有《本纪》《列传》，至于那十多簏野史，则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了，真是令人长叹。这部书在吴下常被误认为祥符本；但根据过去所听闻的情况，从石门流到花山的，确实是临川的底稿，黄征君的话可以作为证据。我年轻时读《宋史》，感叹它自建炎年间南迁以后，满纸都是荒谬之处，想得到临川本作为蓝本，或许再从中拾遗补阙。可是风尘岁月流逝，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如今如果能派人到太仓求取一份抄本副本，那将尤其是文坛的幸运。宁人顾氏改修《宋史》，听说他的草稿已有九十多册，是晚年所作，死后归徐尚书健庵所有，如今也无法追问了。著书困难，把书传下去更加困难，说到这里，怎能不感到惘然。○答赵征君谷林询问南宋雷枢密遗事帖。《宋史》没有为雷枢密雷孝友立传，《宰辅表》也遗漏了他被罢官的时间，因此他在朝廷中的事迹无从考察。但根据各篇列传中的记载，他在嘉定初年屡次诋毁开禧年间主张用兵的大臣，即使水心先生也未能幸免。水心在用兵问题上竭力推辞起草诏书，雷孝友却还抨击他，那么很令人怀疑雷孝友是依附史弥远来排斥正直之人。后来看到《木笔杂钞》，其中说陈自强原是太学生、服膺斋的学生，陈自强执政后，雷孝友当时正任学官，于是立碑颂扬他。陈自强失败后，雷孝友想把碑磨掉，以抹去自己的痕迹，但诸生不同意。有一天诸生赴试，雷孝友急忙派人把碑捶毁。嘉定更化后，雷孝友反过来攻击别人，以表明自己不党附韩侂胄；这样看来，雷孝友的仓皇反复，也太厉害了。然而我读《朱子文集》，其中谈到党锢之祸时，却说雷孝友能够辞官离去，并举他来讥刺那些贪恋职位的人，可见雷孝友本来确是清流人物。党锢的名册本来没有牵连到雷孝友，而他能洁身自守、不受污染，很像皇甫规主动免祸。不过他后来又看到了什么，为什么出仕呢？雷孝友由依附韩侂胄转而依附史弥远，并不值得奇怪；但他由依附赵汝愚转而依附韩侂胄，却很令人惋惜。唉，古今人物一旦失足而无法挽回，最终到了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地步，大多就是这样，难道只有雷孝友如此吗？考察《江西瑞州府志》，雷孝友由南剑州教授升任国子学录，逐步升官至祭酒；改立碑、磨去碑文，都出自他一人之手，而陈自强已经被罢相。雷孝友随即由御史中丞升为给事中，又拜为参政。大概他在任祭酒时依附韩侂胄，在任中丞时依附史弥远；官位越显赫，内心也就越热衷于攀附。雷孝友最初辞官，是在任学录期间，那时对富贵的希望还没有那么强烈。《通志》说雷孝友在光宗时已经任祭酒，那又是不对的。雷孝友被罢去枢密使后，以资政大夫身份出知福州，也没有什么可考见的事情。他死后赠官太师，谥号文简。考察南宋的儒林师表，没有谁的声望比芮祭酒更高，也没有谁比雷祭酒更为丑恶。《宋史》都不能详细记载这些事情，想以此作为后世劝善惩恶的依据，却不知道它所排比编纂的究竟是什么。○答临川先生论庆元党籍郑湜帖。

译去年承蒙您赐问庆元党籍中的第七人郑湜，《宋史》没有他的传记，您让我考察他的生平始末。我行箧中的书不多，只找到《福建通志》，与旧史合参，又旁参《朱子语录》，得到他生平的大概。志书说：郑湜字溥之（一字补之），是闽县人。乾道年间考中进士，光宗时任秘书郎，所陈奏的都是正直的议论。庆元初年以起居郎权任直学士院，赵忠定公被罢相，郑湜起草制书，其中有“扶持危局，安定倾覆，任用忠臣，竭尽节操”的话。韩侂胄认为这是褒扬赵汝愚的言辞，大怒，把他调出任本州知州。后来任刑部侍郎，被列入党籍，死后谥文肃。考察李枅曾问朱子：“溥之起草赵丞相罢相的制词固然很好，但依我看，如果当时不肯起草，立即请求外调，那就更加奇特了。”朱子认为不必这样，但后来既然升迁之后才出任外官，也算是好的。溥之却不肯外调，所以令人怀疑。如果不肯起草而立即外调，也没有这样的先例。李枅说：“像富郑公封还遂国夫人封号的诏命以前，也曾有过这种事。”朱子笑而不答。这样看来，溥之起草制书之后，应当升了一官，后来才被调往外地。溥之又曾和朱子讨论禁止盗贼的方法，也记载在《语录》中。《宋史·宁宗本纪》记载，绍熙五年七月，派郑湜到金国报告禅位之事。《金史·交聘表》记载，明昌五年闰十月，宋翰林学士郑湜来访，考察这两条记载即可明白。宋代制度中，翰林学士承旨以下是翰林学士，翰林学士以下是直学士院。承旨不常设置，由任学士时间较久的人担任；其他官员进入翰林院而尚未授予学士官职的，称为直院。溥之本来任直院，出使金国时只是暂借翰林学士的名衔出行罢了。又如陆文安公去世时，溥之在祭文上署名“江淮总领”，那么他就是由秘书郎出任总领，再由总领入翰林院任直院。赵忠定被罢相在庆元元年三月，第二年便有伪学之禁。溥之既然被斥退出任外郡知州，为什么很快又能入朝任侍郎？既然被召回任用，为什么又遭到禁锢？我的意思是，这或许就是他起草制书时所升的官职，后来人误记了。溥之在党籍中列于高等，他一生历任官职的详细情况，必定还能在其他书中见到。《宋史》本身只是荒疏浅陋罢了，还可以继续考索。谨奉上答复，不能详尽。○答陈时夏先生论鄂忠武王从祀帖。承蒙赐读《鄂忠武王从祀说》，考证精密广博，没有什么可以再超过它的。再加上安排得井然有序，次第之间没有一点错乱，可以想见先生对忠烈遗事的拳拳用心，即使是千百年前的人，也没有不留意的。假如我能在掌管礼制、太常寺的职位上任职，一定能够为圣朝厘正祭祀典礼，早晚敬肃清明，以奉行天子表彰礼乐的旨意。回想我年轻时，也曾因为各史所记鄂王岳飞的事迹零散而不完备，想把新旧《宋史》两部以及南宋各类稗史，与《金陀粹编》合起来考察一遍；转眼已过十年，迟疑徘徊，始终没有实行。如今在先生的文章中看到了大略，真是幸运之至。其中还有一些我另外见到、想和先生讨论的地方。《资治通鉴续编》说，命大理卿周三畏、中丞何铸先行审查岳飞的事情，不久又命万俟卨等人办理。这样看来，周三畏也没有附和秦桧。虽然各类稗史所说的“辞去官职进入丹霞山”未必可信，关于“翦头仙人”的各种记载或许也不可靠，但周三畏大体应当属于薛仁辅、李若璞一类的人，不能因为《辨诬录》没有记载他就把他完全删去。至于何铸，原来是贼臣秦桧的鹰犬，即使后来有功，也不能抵消以前的罪过。周三畏则不是这一类人，似乎应当在薛仁辅之后，另设大理卿周三畏的牌位。《道园集》中有一篇题为《鄂武穆王墨迹》的文章，说这些墨迹是武宁汤盘收藏的，原是他先世文林君在军中的文书。武穆在绍兴元年所署的文书，汤盘说岳武穆死后，文林上书论列此事，于是也一同受害。文丞相曾题写他家厅堂的匾额，说“忠节遗墨故在”。据此看来，文林也是岳飞幕府的属官。文山、邵庵都是以忠孝和文学著称的大儒，应该不会妄言，因此似乎应当在于鹏、孙革之后，另设幕属汤文林的牌位。《金陀粹编》又记载南剑布衣范澄给皇帝的上书，言辞也慷慨激切，但没有记载他与刘允升事情的先后，也无法考察上书后朝廷如何处置。这属于编纂中的疏漏，但一个平民凭仗义气叩击宫门，自然足以流传千古。或者他就是《西湖志余》所说的“百二十人众名”之一，总之已经无法考问，必须大书特书来表彰他，似乎也应当在刘允升之后，另设南剑布衣范澄之的牌位。至于大宗正士{亻褭}，凭借皇族后裔的尊贵、藩王封国的重大地位，肯以全家百口相保，幽闭而死于闽地，与岳飞公同享不朽，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只是恐怕天潢贵胄不应列在两庑之中，如果鄂王神灵有知，或许也会感到不安。我的意见是，应当在另外的殿中奉祀大宗正安齐王赵士{亻褭}，以及太傅、枢密使、蕲王韩世忠。两位主人蕲王韩世忠，在鄂王岳飞冤死时，只有他触犯秦桧的怒火，当面斥责并在朝廷上争辩，本来应当首先列入祭祀。但韩王是岳飞的前辈，功勋高、声望重，流传后世的事迹不只这一件，何况也绝没有让他配享岳飞的道理。不如与宗正王一起在另殿中合祀，不知先生认为怎么样？至于银瓶小姐附享祭祀，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但这是一桩很大的疑案。来集之《樵书》说：“孝宗时访求岳氏子孙，襁褓以上的都授予官职。年幼的女子等候出嫁，便授予她丈夫官职。武穆有女儿安娘，她的丈夫高祚补授承信郎。岳云的女儿大娘、岳雷的女儿三娘，等到出嫁之日，各自补授她们的丈夫为进武校尉。”这些话也收录在《金陀粹编》中。那么银瓶为尽孝而死，既没有经过皇帝下诏追赠，况且岳珂是武穆的孙子，而这部编书中竟一次也没有提到她。可是历代既然已经有人举荐她，谁又敢废弃她的祭祀呢？然而其中的疑点也不能不保留下来。如今在寝宫中，既然想把东厢排列五位儿子并附祀孙珂，西厢排列五位夫人并附祀银瓶，那么安娘有明确的谱系，又明显承受了皇帝恩命，她不得附祀，也就可以知道了。其他如想在门左设置圉卒张宝的牌位，这显然是出自传奇的妄语，恐怕不足为信。何况这部编书完全依据史传，即使是稗官野史也不敢轻易收录，更何况传奇呢？某谨此叩首奉答，不能尽述。○奉浙东孙观察论南宋六陵遗事帖。

译昨天拜访幕府，承蒙您询问南宋六陵遗事，因为仓促，没能把话说完。冬青之举，被世人艳称的只有唐玉潜、林白石罢了。同时参与此事的人，虽然不能一一写出姓名，但如王修竹、郑宗仁，都有确凿的考证。谢皋父则在暗中辗转运作其中的事情；草窗记录陵墓、派罗诜办事，虽然没有和诸位公卿共同谋划，也算是先后为这项事业奔走的人。只有《崖山志》所说的余则亮一事，我还应当暂缺，等待考证。明朝初年已经收复后，穆陵的遗骸被迎回，在乡大夫祠左边建立双义祠，祭祀唐玉潜、林白石。不久又把它迁到陵墓右边，凡是祭祀六陵，就一并祭祀他们。建立这座祠堂是对的，只可惜对其他同样仗义的诸公还没有完全顾及。我曾经走到攒宫山下，抚摸宋学士的碑文；祭享殿和四周的围墙虽然已经几乎完全毁坏，仍有约略可寻的遗迹。我到处询问樵夫牧童，却唯独找不到祠址所在，因而茫然。当时江南旧臣在元朝都城任官的并不少，却竟不能说一句话来保全宋陵，使杨髠纵容其滔天罪恶，以致玉匣珠襦几乎狼藉殆尽。诸位君子因为上朝时不与他同坐、宴饮时不与他同席，亲自为故君守护陵墓，恒星书中说陨落七次；在山南翻墙时折断了脚，几乎落入虎口。即使到了百世以后，只要分一碗麦饭来酬答他们的明德，又有谁忍心取代他们呢？可是更有一件极不平的事：杨髠是西番的谬种，本来就是豺狼虎豹都不吃的残余；而与他同恶的泰宁寺僧人，则是开启盗掘攒宫首祸的人。如今在西泠路上，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争相毁坏杨髠遗迹，凿毁飞来峰的塔，折断六一泉的塑像，甚至连地藏也遭祸，波及天女。然而泰宁殿宇靠近陵寝，竟巍然独存，佛灯、木鱼、鼓声没有随着麒麟、辟邪、石马一同毁灭；茂陵的秋风中还留下磨剑之辈，难道只有冬青、灵鸟会和杜鹃一起泣血吗？山鬼如果有知，也应当怒发冲冠。祠祭之事本来记载在有关部门的职掌中，如今唐、林祠宇全都荒芜为茂草，那么兴废祠宇、复兴废坠，正是明朝使君所应当修明典礼的地方。把逆僧的旧址犁平，蓄水淹没它，也可以算是整饬风教的一端。应当把当日扶持正义的群体集合起来，让他们共同在一堂受祭，这正是明朝使君表彰幽潜之士的做法。世事变迁、山河改易，又经历了几百次祭祀；远望四山风雨之地，一片苍茫。然而他们还曾向兰亭呜咽，向谁家寻求真迹；诸君子的魂魄仍然在这里，为什么经过这里却没有人过问呢？谨敢把这些话告诉您，希望不要因为它迂阔而弃置不理。〇再奉观察孙公帖 我先前给幕府写帖，想毁掉攒宫山的泰宁寺，听见的人都笑我，认为这几乎就像丁零人盗取苏武的牛羊，却让曹公来追究此事一样。他们不知道泰宁寺应当被毁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当日参与了杨髠的恶行。所谓泰宁寺，究竟是什么地方呢？它就是永茂陵的旧址。宁宗驾崩时，吏部侍郎杨华上奏说：“泰宁寺山冈高大奇伟，前面有五座山峰，正好以太上皇青山的雄伟（青山是村名）为正面，两侧又有紫金、白鹿山的秀丽，因此可以知道先帝安葬弓剑之处应当就在这里。”于是诏令迁移泰宁寺，并以其寺基择定仁烈皇后杨氏的祔葬之地。泰宁寺因此改成了永茂陵。至元二十二年，杨髠说：“会稽有泰宁寺，宋朝曾以它修建攒宫；钱唐有龙华寺，宋朝曾以它修建郊坛，都是名胜之地，应当恢复为寺，以便为皇上的东宫祈求长寿。”当时攒宫已经改成寺院，又下令毁掉郊坛；永茂陵因此又恢复为泰宁寺。唉！我听说当初修建攒宫时，赵清献公、陆楚公两家的先茔都被圈入其中，朝廷允许他们按时祭扫，通行的道路仍旧照常；天子推恩及人的仁德尚且如此，而寺僧的悖逆竟到了这种地步。然而我私下奇怪，明朝洪武年间官府勘察时的疏忽。浙江行省绘制图册进呈时，只有孝陵、理陵还存有殿宇围墙，其余的只剩下封土和树木，于是设置守卫人户，严禁砍柴放牧；可是宁宗陵墓的兆域早已被犁平，哪里还能说还有封土和树木呢？禁山之中，竟然有人侵占龙穴作为道场，这说明有关官府只是敷衍地奉行空言，从未真正清查核实。正统、弘治两朝也曾再次勘察，想收回民间侵占的土地，哪里知道这座寺本来就是诸陵之一，并不是可以任意占用的空地，反而放纵而不治理；若说让它成为樵牧之地，还有什么比这更过分的呢？如今虽然又处在改朝换代之后，但故国陵寝都受到法令的重视，明朝使君如果确实把这件事告知有关官府，使他们查清事实并将寺僧驱逐出去，那么对于金粟之堆来说，功德岂是浅薄的呢？唉！一座陵墓尚未修筑，双匣遗骨已经传来，当时义士的力量敌不过逆僧，如今又能有什么办法呢？我的意见是，应当把寺院房屋全部毁掉，大书题刻“宋永茂陵故址”，并修筑围墙来保护它。至于冬青古树，已经多年不开花，近来又和佛寺杂糅在一起，湮没得无从寻觅；如果能用整修攒宫剩余的力量一并整治天章寺，这才是白衣之灵深深寄望于后世志士的心愿，所以冒昧再次向您陈说。它。○答史雪汀问六陵遗事书

译会稽县攒宫山旧名宝山。绍兴元年，哲宗昭慈皇后去世，遗诏规定以常服入殓，不得使用金玉宝物，暂且就近选择吉地殡葬，等军事安定后，再归葬园陵。所制作的梓宫，只求周围能容纳尸身，不必拘泥旧制，以便日后迁奉。朝廷商议想给陵寝增添名号，曾纡上奏说：“皇帝、皇后陵寝如今还在伊洛，不久回到中原就会合葬，应该以‘攒宫’为名。”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攒宫”这一名称从此开始。这一年，徽宗显肃皇后郑氏在漠北去世。绍兴五年，徽宗也去世。绍兴七年，何藓归来，才听到讣告，首先上奏陵名为永固。绍兴九年，高宗懿节皇后邢氏在漠北去世。绍兴十二年，金人送还三具梓宫。当时选人杨伟写信给执政，请求奏报朝廷，朝廷命大臣取三具梓宫中最下面的一具劈开查看。后来礼官请求采用安陵的旧例，梓宫一进入宋境，就用外椁承接，仍把衮冕、翚衣放入椁中，不改动原来的入殓诏令。这一年，把徽宗郑后合葬在昭慈太后攒宫西北，改陵名为永佑；又把邢后攒葬在昭慈太后西边。绍兴二十九年，高宗母亲显仁皇后韦氏去世，攒葬在永佑陵西边。绍兴三十一年，渊圣皇帝的讣告传来，遥上陵名为永献。乾道年间，朝廷派使者寻找陵寝之地，却没有提到钦宗的梓宫；金人把他葬在巩县。钦宗皇后朱氏随同北迁，不知道她死在何处以及死于哪一年哪一月。高宗陵名为永思，慈烈皇后吴氏附葬于孝宗攒宫永思陵西边。成肃皇后谢氏附葬，陵名为永阜。光宗陵名为永崇，宁宗陵名为永茂。仁烈皇后杨氏附葬于孝宗；成穆皇后郭氏、成恭皇后夏氏、光宗慈懿皇后李氏、宁宗恭淑皇后韩氏，因为攒宫位于山陵之前，神灵已经安定，所以都没有迁来附葬。理宗陵名为永穆，度宗陵名为永绍。这就是六陵的大概情况。元世祖至元十四年（《续纲目》记在十五年，谢皋羽诗说“知君种年星在尾”，指的是十四年戊寅，罗云卿、张孟兼都主张这一说。若是十五年，就是己卯年；《元史》又另说是甲申年。其他如唐玉潜诗说“犬之年羊之月”，指甲戌年六月；林霁山诗说“羊之年马之月”，指癸未年五月；孔希鲁叙述霁山诗又认为是“丙之年子之月”，指丙子年十一月。） 唐玉潜、林霁山都是亲身参与这件事的人，但记载彼此交错。孔希鲁所述的一首诗又有不同说法。周公谨《癸辛杂志》另说是乙酉年，陈善依照《纲目》，具琼依照《元史》，宋濂撰写《穆陵遗骼》依照《癸辛志》；《元史》也是宋濂总裁的，但所记又提前了一年。现在我采用谢皋羽诗的说法。番僧杨琏真珈任江南总统，与丞相桑哥内外勾结作恶。会稽有天长寺，是原宋朝魏宪靖王的坟院。有个福建僧人法号西山，献媚于杨髠，于是献出这座寺院，乘机挖掘魏王坟墓，得到很多金玉，由此启发了盗掘陵墓的念头。剡地僧人法号云梦又加以赞助。此前，永茂陵本是泰宁寺的旧址，杨髠先命寺僧宗恺、宗允假称杨侍郎、汪安抚侵占寺地，向官府呈告。不久又唆使妖僧嗣占到妙高山上奏，说南宋诸陵应当毁掉，桑哥从中表示赞同。至元十五年，大规模征发民夫，连同番僧和各种凶恶的差役一起挖掘陵墓。当时有中使罗诜守护陵墓不肯离去，竭力同他们争辩，被僧人泽狠狠鞭打，还用刀威胁他，罗诜大哭着离去。先挖掘宁宗、理宗、度宗和杨后的四陵，随后又挖掘高宗、孝宗、光宗以及孟后、韦后、吴后、谢后的攒宫。盗取的珍宝数不胜数。徽宗陵中得到玉走马、乌玉笔箱、铜掠拨绣管；高宗陵中得到珍珠戏马鞍；光宗陵中得到交加白齿梳、香骨案；理宗陵中得到伏虎枕、穿云琴、金猫晴为徽龙肝石为轸，又有一枚绿玉磬，是杨太真之物；度宗陵中得到五色藤丝盘、映鱼黄琼扇柄。其余金珠以万计，都被尸气侵蚀，像铜铁一样，有的因此被丢弃，没有收取。理宗陵藏物尤其多，开棺时有白气直冲天空，大概是宝物的光焰。只有徽宗棺中没有尸体，只有一段朽木罢了。大概和议达成时，金人只把空棺交给宋朝，而道君皇帝的梓宫仍在五国城（云谷《卧余录》、《全辽志》都说五国城城头有徽宗墓，《癸辛杂志》说是徽宗、钦宗二陵；徽宗只有一段朽木，钦宗只有一盏灯檠。《野获编》说钦宗的遗柩没有送还，哪里会有灯檠？黄耒《史》认为这是高宗皇后邢氏的讹误，事情或许确实如此）。理宗的尸体像活着一样，尸体下面铺着锦，锦下面垫着竹丝细席。有人把它抢走，扔在地上发出铿锵声，原来是金丝编成的。有人告诉盗墓者，含在口中的珠子能在夜里发光，于是他们把理宗的尸体倒悬起来，在林间沥取水银。这样做了三天，理宗的头就不见了。大概西番的风俗认为帝王的头骨可以镇压邪祟、招致财富，所以把它盗走了。这天夜里西山传来哭声。各处番僧所挖掘的园陵和大臣墓，共有一百零一处。其他抢劫、盗窃、诈骗所得的赃物，共有十一万六千三百锭；侵占田地三万三千亩，其他财物也大致如此。当时有原宋朝将作监主监王英孙，字才翁，别号修竹，是会稽人。他家境富裕而又喜欢款待客人，许多遗民，如吏部架阁平阳林德旸、国子学正平阳郑朴翁、山阴布衣唐珏，都聚集在他家中，共同谋划。于是准备酒食，买来羊和猪，邀请乡里的年轻人来宴饮。酒喝到兴浓时，把事情告诉他们，大家都说同意。有一个年轻人问：“事情败露了怎么办？”唐珏说：“如今四野到处都是暴露的尸骨，可以挖出来替换。”于是制作了六具石函，刻一个纪年字作为标号，从思陵以下依次按标号收取遗骨。林德旸装扮成乞丐，背着竹箩，手拿竹夹，遇到骨头就放进箩中。他先铸造了一百十面小银牌带在腰间，偶尔遇到番僧的差役，就用银牌贿赂他们，于是取得了高宗、孝宗两陵的遗骨。

译郑朴翁等人有时假装采药者，背着草囊进入陵墓，看到荒草中有遗骨就拾取。有时趁夜潜入山中，拿野外的遗骨替换陵中遗骨。由于害怕事情败露，甚至有人翻墙时摔断了脚，于是终于把各陵遗骨都取了出来。当时有传言说理宗的头骨被北方军队投入湖水中，他们购买渔人的网去打捞，最终也没有得到（《崖山志》把这件事说成是俞则亮所做）。过了七天，僧人下令收集陵骨，把它们和牛马的骨骸混杂在一起，在临安旧宫中修筑镇南塔，用来镇压。杭州人悲痛不已，甚至不忍抬头观看。当时罗诜正害怕遭祸，逃藏在民间，听说诸陵全被挖掘，便穿戴衣冠寻找遗骨，没有找到，只得到一小片孝宗的头骨和各位皇后的残骨，于是将它们全部火化。各位遗民则秘密把拾到的遗骨埋葬在兰亭山南天章寺前，每一陵挖一个穴，上面种六株冬青树作为标记。至元二十八年，诸僧的罪行被发觉，诏令派脱脱、塔喇海、忽辛三人追查。僧官、江南总统杨琏真珈盗用官物；不久又应当晓谕江淮百姓，那些倚仗总统势力而不缴纳田租的人，依例征收租税。台省诸臣请求追究杨琏真珈擅自挖掘陵寝的罪行，明正典刑。皇帝下旨免除死罪，只让他把被僧人占据的人口、田地交还。明太祖洪武二年，皇帝和学士危素谈论史事，危素于是详细讲述挖掘陵墓的始末，以及杨琏真珈截取理宗头骨做饮器，后来事情败露，饮器被没收入官，赐给西番僧人中担任帝师的人。皇帝凄然说道：“南宋各位君主并没有大的失德之处，和元朝又不是世代仇敌；既然趁他们衰弱而夺取天下，为什么还要放纵奸人如此残酷地肆虐？”当天就御书给丞相、宣国公李善长，派工部主事谷秉彝到北平大都督府和守臣吴勉处访查饮器的下落。西僧汝讷监藏、深惠奉诏把饮器献来，皇帝下令交给应天府官夏守忠。这一年，把诸陵遗骨埋在南门高座寺西北；第二年，浙江行省进呈宋朝诸陵图，皇帝命礼部尚书崔亮把遗骨重新埋入原来的墓穴。洪武九年，诏令浙江守臣规定诸陵五百步以内禁止砍柴放牧，设置守陵户二人，每三年轮换一次。又制定制度，派道士携带香帛前往祭祀；皇帝登基时，则派官员祭告。理宗头骨有碑，旁边建有高耸的亭子和义士祠。当初诸僧挖掘陵墓时，泽曾用脚踢理宗的头来表示无所畏惧，随后得了脚病，不几年便溃烂而死。听说自己得志后，又倚仗杨髠的势力，强行夺取百姓田产，被乡里二十个人埋伏在路上，剁碎杀死。宗恺也因其他事情受杖刑；凡是得到金玉的人家，不是死亡就是生病，很少有幸免的。唐珏没有儿子，在己卯年上元夜梦见一个黄袍人牵着一个孩子交给他，后来生了儿子唐珙，最终成为著名儒者。唉！北宋诸陵起初被金人挖掘，后来刘豫又设置河南淘沙官，把山陵中的财物搜掠一空（详细情况见《刘豫事迹》）。南渡以后本来足以引为鉴戒，却仍然穷奢极欲、穷尽工巧，以致给身后留下灾祸，可以说是很不明智。虽然如此，刘豫本来就是草窃之徒，前代如汉代的赤眉、唐代的温韬，也都属于盗贼。元世祖是统一天下的君主，他的臣下如廉希宪、伯颜等遍布朝廷，却让妖僧任意妄为，使天地为之震动，日月为之昏暗，国运不长本来就是应当的。谨慎地把这些事情全部叙述下来，奉给您置于座右；另外还有数条考订异同之处，一并附上，不能尽述。○与史雪汀论《行朝录》书 明朝末年的记载，自甲申以后，如荧光和微火一样微弱；当时的著述者捕风捉影，失实之处更多。加上各家下笔，不免各有偏袒，即使正人君子，有时也不能避免，后来的学者读这些书，就像面对纷乱的丝线，无法理清。夏彝仲《幸存录》出于黄梨洲《汰存录》的考订；夏彝仲曾在历朝任职，耳闻目见，难道还会有谬误而不能避免吗？我谈论史事的困难，竟到了这种地步。至于梨洲所著《行朝录》，也颇有遗漏和错误，请允许我援用《汰存录》的例子，略加考索。方以智随亡国朝廷逃到梧江，曾经加授大学士衔，这是丁亥年的事情。这一年朝廷从梧江迁往武冈，方以智没有跟上扈从队伍，进入天雷苗地；但他并没有在当时做和尚，出家是在庚寅年冬天、两广再次失守时。如今《行朝录》说“丁亥三月，方以智抛弃妻子入山为僧”，这是错误的。这一年刘承胤让武冈向北归附桂王藩府，仓皇疾驰，途中遇雨，宫眷的衣食全都缺乏。古坭口总兵侯性远来迎接皇帝，奉命筹办一切供给，三宫的服饰和宫人的衣被都准备齐全，三宫感念他的恩德，于是口头授予他商邱伯爵位。此后侯性便没有什么可考的事，也没有听说有进封爵位之事。如今《行朝录》说“商邱伯侯性入卫，晋封祥符侯”，是错误的。明朝《行朝历》和本朝新历在朔日、晦日、闰月、余日方面有很大不同。本朝在辛卯年二月置闰，而明历在庚寅年闰十一月。大学士瞿武耜在十一月初六日被捕，于闰十一月十七日遇害。如今《行朝录》说：“被捕第二天遇害；戊子四月以丙寅为朔，闰月以乙未为朔。”又说：“四月以乙未为朔。”这是错误的。湖州诸生潘骏观在己丑年春天入朝觐见行朝，诏授兵部主事，庚寅年冬天因陈邦傅的祸乱而死于扈驾途中；《行朝录》说“戊子年潘骏观任兵部主事”，是错误的。何吾驺在己丑年三月才到达，诏令他入阁，不久就离去；他走后，黄士俊才到来，与严起恒一起任职。庚寅年皇帝车驾迁往梧州时，严起恒才以年老请求退休而离开。《行朝录》说“己丑年正月二十八日，起用旧辅黄士俊、何吾驺入直”，是错误的。焦琏驻守平乐，在两广武臣中最为恭顺，与陈邦傅不和，最终被陈邦傅诱骗，取下首级投降孔有德。《行朝录》中提到焦琏的话，似乎把他完全写成了跋扈之人，却不记载他守节而死的事。严起恒竭力阻止孙可望受封秦王，后来孙可望挟持皇帝到南宁，有一个姓张的护卫登上严起恒的船，问王爵封号究竟是秦王还是其他封号；严起恒说：“将军走远些。” 他前来迎接皇帝，功劳非常大。如果问这件事，就是在以封王之事相要挟。张护卫挥拳乱打严起恒，严起恒投水而死。有一天夜里，老虎把他的尸体驮出水面。如今《行朝录》中一句也没有提到。凡是这类事情，都还只是大略，不能全部列举。《行朝录》共有十多种，其中最为疏略的是《滇黔纪年》。我应当把自己的所知记录下来，与这部书及其他各书相互对照。以上不能尽述。○答陆聚缑编修论《三藩纪事》帖。

译《三藩纪事本末》全是荒诞不经的话，其中人物、地点的错误，年月日期的错乱，多得无法一一计数。恰好看到您所辑录的《江西通志》中间或引用它，所以昨天曾略微提到其中的说法；承蒙您下问，因详细情况没有讲完，谨把批注的一册送到您的案前。其中最大的错误，没有比监国鲁王死于郑氏之手这一案更严重的了。郑氏不奉鲁王，是因为隆武诏书颁行时出现了间隙。因此当时从丁亥到辛卯，海上原有两个朔日系统：郑成功在金门，援引天复、天祐的旧例，仍称隆武三年，同时奉淮王为监国，所颁历法称为“东武四先历”。钱忠介公在长垣，则颁行鲁王二年己丑历；粤中使者到达后，郑成功奉行鲁王年号，淮王去掉监国称号；舟山在鲁王辛卯年以后仍奉鲁王年号，而鲁王完全失去了自己的领地。壬辰年鲁王驻于中左所，不久又驻于金门；癸巳年也去掉监国称号，向滇中通报，于是海上的历法才统一。后来舟山旧臣日益衰落，鲁王最终依靠郑氏寄居。丁酉年我驻在南澳，己亥年陈光禄士京去世，派人前去祭奠。大概郑成功虽然不奉鲁王，但他送去的粮饷仍按宗藩之礼，从未有过欺凌之举。辛丑年郑成功进入台湾，壬寅年鲁王从缅甸来到，郑成功也去世了，海上遗臣又奉鲁王为监国；然而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也不奉鲁王，只是徒具形式罢了。甲辰年鲁王去世。这不仅郑成功没有背逆的事情，就是他的儿子也没有。只是相传他给鲁王的粮饷比其父亲时稍有减少，而《三藩纪事》却说鲁王在南澳时，郑成功把他沉入海中，岂不是荒谬吗？我曾听说苍水督师在己亥年军队覆没后，孤军悬在海外；郑成功已经远走，没有人和他共同复仇，他自知不能成功，只因为鲁王还在，所以不敢立即遣散军队。因此这年鲁王去世，他便入山隐居。这是我已故祖父兄弟收藏的苍水手札，至今还保存着。墓志中没有提到表彰这一节的文字，那么苍水本来就是和鲁王共存亡的人。《冰槎集》中祭祀王文明的文章有“十九年旄节”的话，那么说他不得善终，究竟根据什么呢？梨洲先生责备郑氏说：“我们的君主之子在他家中，却不能奉戴他，以向天下申明大义。”这说明鲁王去世后，他的儿子仍然依附郑氏。郑成功父子固然是周室的顽民，但他们不辜负故国的忠诚，还是有可以原谅之处的。无缘无故把残害宗藩的恶行加在他们身上，《郢书》式的讹传因此损害旧史，其中的冤屈实在不少，所以另行详细说明始末，告诉您。其余大略都见于册中。○与赵谷林辨析《啸台集》中记载苍水事迹书。吴农祥《啸台集》中的文章散漫冗长，本来就不值得说；而且他所记载的明末事情尤其失实。例如说刘阁部中藻和李尚书向中在海上挥戈相战，说瞿临桂死在黔中，说陈大樽殉节，说隆武帝追赠官职，又说章格庵是阁部（章的官职是少宰），都是信口胡说，欺骗不知道实情的世人，愚蠢到简直无法一一列举。请只拿他为张侍郎所作的一篇传记来说，其中写道：“监国赐给公进士出身，授任兵曹。”考察公起初出仕时任检讨，掌管制诰事务，又兼任行人使出使闽地，并不是部郎。他又说：“改任兵科监，统领张名振的军队，从松江出发，遇飓风覆舟六日，钱塘失守，护送监国出舟山，依附张名振。张名振死后，公统领他的部众。舟山被攻破，护送监国到了厦门。”考察公是由检讨升任佥都，并非兵科。钱塘被攻破时，监国到了舟山，黄斌卿拒绝接纳他。监国进入闽地，到达长垣之后，公才统领张名振的军队从松江出发。黄斌卿败亡后，监国才进入舟山。舟山被攻破时，张名振还没有死。农祥所说的没有一件不是错误的。他又说：“这时隆武帝灭亡，郑成功听说监国到来便很高兴，前来接受约束，并到厦门迎接公。” 考察监国第二次从舟山进入闽地时，郑成功已经起兵六年了；说隆武帝到这时才灭亡，奇怪。郑成功因为隆武帝和监国彼此不和，始终不奉戴监国；说他前来接受约束，也奇怪。公虽然和郑成功有往来，却从未合军；说郑成功迎接公进入厦门，也奇怪。他又说：“己亥之战，琉球、日本的军队都来会合。”考察周鹤芝曾经出使日本请求援兵而没有得到，阮美也曾请求援兵，这些都在舟山失守之前；郑成功从未请求日本援兵。当时郑成功全军出动，公把自己的部队另编为一营，并没有外国军队。他又说：“河北、圻南都响应，朝廷近畿议论迁都以躲避。”这就是乡野人的说法了。公的军队想向下攻取九江，以夺取楚地，消息怎么可能传达到京城附近？这简直像袭用曹魏畏惧关公的说法，却不知道本朝威德的盛大。他又说：“公的军队溃散后逃回，九死一生，可惜没有记载这件事的人。”既然如此，农祥连公的《北征录》也没有见过，却妄自为公作传，他胡说也就不奇怪了。至于说公屯田于林门岛中而被捕，则不知道公被捕时军队已经溃散。说公的儿子死在白下，则不知道他死在京口。总而言之，没有一句足以作为依据的，简直是把郢书说成燕说，混淆真实的史书，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用意。农祥自负博学多闻，近来方文辀、杭大宗也都极力推重他，却不知道他的话没有什么值得采信的。○给绍兴太守杜君的书信

译您体恤明朝旧臣中殉难诸家的后人，每年给他们赏赐和抚恤，并且让这成为惯例，实在非常厚重。可惜的是，讨论此事还有不够精确之处。丙戌年画江之战，虽然在越地建立了政权，但越地首先起事的人中，义兴跟随明朝灭亡，格庵出逃，死去的仅剩尚书一人而已。所以古人说，如果尚书不死，那么越地将大为丧气。甲申年的倪、施、周三位君子，乙酉年的刘、祁两位君子，也还要依靠尚书作为后继力量。不知道您为什么唯独对尚书的后人一字不提，反而提到王侍郎？把遂东列在后面，是一个大错误。遂东本来任监司，丙戌年才以詹事兼任礼部官职；大军渡过长江时，遂东已经生病，躲在秦望山的丙舍中。始宁倪无功说他本来有意迎接明朝官员，只是因病不能做到。这件事虽然不敢拿来玷污他，但总之可以确定他从未殉死。大概遂东死在丙戌年暮秋，距离尚书投水自尽时已经将近十旬。萧山徐涵说，他的生日正好在亡国之后，家里还为他开筵庆贺，君子们讥笑他。这就是众人议论的所在，不可能掩盖。明朝灭亡以后，野史最多，其中真伪杂陈，大多不足为据；然而从没有人说遂东殉国。只有娄江人杨陆荣所著《三藩本末》中说遂东绝食而死。陆荣是个狂妄的人，他的书荒诞错误，不值得相信，世上也从没有人相信他的书。可是姚江邵念鲁忽然相信了这件事，并据此为遂东立传，这一定是王氏子孙用这种“郢书”来欺骗您，而您偶然没有察觉。甲甲之变时，句容孔阁学贞运也恰好死在那段时间，梁溪邹漪也附会说他尽节。可是如今孔氏后人不敢承认这件事，是因为它关系到旧史，分量很重。至于尚书的大节，本来不必多说；即使只论他居住乡里的事，也对水利沟渠很有功劳，例如重新修筑三江闸、扩建麻溪坝，以及协助刘忠正公修筑茅山闸，越地人都能说出来。孙叔敷修筑芍陂留下的恩惠至今还在，也不是遂东那种放浪于湖山之间的人可以相比的。我大略把事情的始末向您陈述，希望您再询问越地众多有识之士，仔细考察并订正它。○寄给万丈孺庐、询问徐巨源事迹的信 昨天前往您的高斋拜访，本想询问新近修建的巨源征士之死，但座中有别的客人，来不及说。关于巨源之死，世人大多说，有一位与他家世交的前辈一向被巨源轻视，便在夜里派人刺杀他；其实并不是抢劫钱财的盗贼。敬亭沈高士耕岩的孙子樗崖叙述他们先世的话，也认为如此。然而我私下有所怀疑：假使巨源死于同乡仇家的谋害，牧斋的诔文中不应竟然完全不稍加提及。何况据我所听闻的夫已氏为人，即使他对于“不侍奉两个姓氏”之说有所惭愧，也还不是那种公然毁弃操守的人。那时江西局势纷乱，前面有杨万的军队，后面有金王之难。巨源是前代的贵公子，卓然保持气节，脚可以踢焦原，手可以搏击雕虎，几次都濒临死亡。他能谨慎而免于死，绝不是巨源所能预料的。假使夫已氏想杀巨源，只要稍微一动手，暗中早已布下没有漏洞的罗网；却偏偏没有这样谋划，拖延了很久，直到太平之后，朝廷以高车束帛装饰门庭，他才采取刺杀行动，这是多么笨拙啊！所以我私下认为，夫已氏和巨源彼此厌恶，固然不必说；但巨源死后，哀悼巨源的人便把疑似弓影的猜疑加到了他身上。在桑田变为沧海的时代，志士的处境危险得像早晨的露水，像世人所传说的那样，当然有很多这种情况；但从巨源的行迹来看，事情似乎并不完全如此。当时长洲徐隐君昭法也遭遇了这种劫难，几乎丧失性命。巨源之死，反而是夫已氏的不幸。您对于乡邦文献的传承，见闻一定有独到而可靠之处，不知道您是否认为是这样。《鲒埼亭集》集外编卷四十四，《鄞全祖望绍衣》简帖（四） ○奉给临川先生的帖子一

译读了您关于朱熹、陆九渊的各篇著述，考察古事最为精核，辨析论说也最为长处。不知情的人或许怀疑您过分申说陆学，知情的人则认为这并没有损害尊崇朱学。我考察会通朱、陆之学的说法，如今世人都认为源头出自东山赵氏，然而其实并不始于东山。袁清容说：“陆子和朱子生在同一时代，在同一朝廷做官，他们的争辩，是朋友之间互相讲习、彼此受益，书信都还在。不出一百多年，异党之说便深文巧辩。淳祐年间，鄱阳汤中民会通朱、陆之说。到他的侄子端明文清公时，更加阐明并合二家之学，足以补足两家的不足。这是最早会通朱、陆的人之一。”清容又说：“广信龚君霆松，发愤在《四书集》中撰写朱、陆异同的要点，把陆子及其学者所讲授的内容保存下来，使后人有所考察。这是元人中会通朱、陆的人，但也在东山之前。”汤氏二人是淳祐年间的巨子，假如他们的书还保存着，一定很有可观之处。龚氏的书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如今也都失传了。虽然如此，四百年来争论这个问题的人有胜有负、反复更替，我认为都不是懂得学术根本的人。清容曾说：“朱子门人在宝庆、绍定年间，不敢把老师所传另编成书，是因为有黄公勉斋在世。” 勉斋去世后，夸多求广，语录、语类竞相出现，朱、陆两家的矛盾才广泛流行。清容一生并不很懂学问，但这句话不但可以确定朱子门人的问题，也可以确定陆子门人的问题。朱子的门人有谁能比得上勉斋？可是关于门户异同的话，从来没有出自勉斋之口。况且勉斋在世时，使人不敢争论门户；那么那些一定要排斥陆学来申明朱学的人，可以知道他们并不是真正从朱学中有所领会。由此推论，陆子的门人也是如此。舒公广平在陆氏门中，就像朱子有勉斋一样。听见有人诋毁朱子，广平总是告诫他不可轻易议论；那么那些一定要排斥朱学来申明陆学的人，也可以知道他们不是真正从陆学中有所领会。圣人之学最重在亲身实行，而著书立说终究难免有所偏颇。朱、陆之学都是亲身实行的学问；对于他们立言中的偏颇，后人取其醇正而略去瑕疵，这才是真正会通朱、陆。若只是拘泥文字、牵合义理，喋喋不休地逞弄自己攻守争辩的本领，那不过是替朱、陆充当传话辩护的使者；即使让一方屈服、一方伸张，对亲身实行又有什么关系？不过，推究这些人的本意，是想替朱、陆继承真正的传统。不知道假使勉斋、广平还在世，一定连厌恶他们都来不及，更不可能把他们引入共同学习的行列；这样做也只是徒然自苦罢了。明代儒者中承继东山一脉的，大家都推重篁墩；此外还有督学金溪王蓂，号弘斋，著有《陆子心学录》，在嘉靖初年是您乡里的前辈。又有侍郎李堂，号堇山，是四明人。陆子的精粹言论，出自临海王敬所之手，这也是应当著录的人。○奉给临川先生的帖子二

译承蒙您给我看《陆子学谱》，其中搜罗隐逸，远远超过姚江黄征君《学案》的数倍，后世追溯道统源流的人可以没有遗憾了。陆子的教说在浙河以东广泛流行，但当时被称为祭酒的人，一定首先推举四明四位先生。慈湖祭祀徐文忠公，是因为徐文忠本人说他能见到陆子，实在靠文忠的力量。水心撰写文忠墓志说，徐公以“悟”为宗旨，心领神会而明朗透彻，从日常生活中就近取法，为学者开示修行证悟所凭借的途径。至于形体毁坏、心神死亡，神明观察、气息听察，如同静中响起雷霆、幽暗之外出现明亮的太阳，没有一样不使人豁然明白，自以为有所获得。这篇文字确实记录了文忠与陆学相合之处，而《宋史》从略没有记载；如今得到您的表彰而显露出来，实在很好。文忠属于陆学，这是确定的；至于他最终是否成为陆氏弟子，书籍传记中却永远有明确的文字。东发黄氏《日钞》说，文忠见到陆子关于“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论说，于是让慈湖拜陆子为师，这与慈湖的祭文相合。这样看来，文忠并没有拜陆子为师；而年谱中有“文忠侍学”的话，恐怕不能作为依据。古人师生之间的交从并不草率，所以有辗转私下仰慕学习而不妨碍称为弟子的情况，如胡文定公对于大小程子，就是私淑；杨、谢诸公的学问，以及李文惠公对于朱子，也都是这种情况。有些人虽曾随从请教、讨论，却不能把他列为弟子，如谯定对于程门；又如陈止斋进入太学后，受到东莱、南轩的影响很多，但两位先生都没有把止斋看作入门弟子。您在徐文忠公以下，牵连列出蔡文懿公、幼学吕太府祖俭、项龙图安世、戴文端公溪，统统说成陆子的弟子，我不能没有疑问。南宋时期浙学极盛，然而东莱死后，大愚守承其兄之学，自成一家；叶、蔡尊奉止斋，以继承薛、郑之学自成一家；于是和同甫的学问鼎足而立。这些人都左袒而不尊朱，右袒而不尊陆，自己建立门户。所以大愚给朱子写信时，还说江西学术完全没有根柢，朱子对此加以非难。蔡行之曾经见过陆子，有问答之语，见于年谱。但行之是郑监岳的女婿，年轻时就跟随监岳的兄长敷文讲学；止斋又是敷文的高足，所以行之后来又跟随止斋。如今看行之所著的书，大多一生都在古人的经制和治术方面探求，确实从未明称另有老师。肖望也是乡里之学的传人，项平甫往来于朱、陆之间，但未曾偏向某一方拜师，终究没有确凿证据。跟从陆子的人，假如因为陆子文集中偶尔有切磋砥砺的话，就把杨、袁等人都说成他的同门，那么谱系就会混乱，宗传也会混淆，这恰恰会成为陆学的拖累。我私下对此十分害怕。至于罗文恭公点、刘少保伯正、李参政性传、杨漕使楫，都只是因为文集中偶尔有交往，就贸然把他们著录进去，甚至把文恭的儿子也列为再传弟子，我都不敢认为正确。这是撰写《考亭渊源录》的人所犯的错误：凡是与朱子同时讲学的人，只要辈分稍低，便称为弟子；他的用意是夸耀门墙兴盛，却不知道这些大儒并不接受这种说法，朱子自己也不敢居此名位。前些日子在讲席中，我几次说到南轩的弟子直到赵方阁下，认为赵方未必可以指为受业弟子。我今天的话，也就是您的意思。恭敬地想，您的著作将要使绝学流传、征考微言，关系并不小；愿意献上我这点晒曝芹献般的愚见，不知您会不会认为这是妄说？丰宅，名有俊，是鄞县人，清敏公稷的后裔，曾有赎回孤女的事情，见《赵葵行营杂录》。郑溥就是郑湜，闽地人，是庆元党籍中的首要人物。诸葛诚，名千能，会稽人。陈蕃叟就是陈武，是止斋的堂弟，也是庆元党籍中的人。他的始末另有一页详细说明，而且这些人都不是陆子的弟子。其余的人我还不能全部了解，容我以后继续考察得到，再来拜见您。不尽之处，恭敬致歉。○奉给临川先生的帖子三

译昨天私下读《陆子学谱》，其中关于刘通判淳叟遗事的记载，似乎还有不完备之处。抚州府志说，淳叟以隆兴通判任上去世；但也有人传说他晚年曾经做和尚。看陆子写给止斋的信，说他冒着暑热从临江回来，患痢疾，十多天不能起床，实在可悲。这个人近年来远避师友，倒行逆施，极其令人惋惜。春夏之间，我最近到了城门，见他卧病，正打算等他病愈后大力提拔他，没想到他竟从此长逝。那么府志所说“卒官”，似乎是为了避讳此事而编造的说辞；否则为什么会有“归来后病在城中”的话呢？朱子也说，没想到淳叟会突然变得如此反常。我过去往京城上奏事情时，曾来与他相见，他极力宣称陆子静的学说大错特错。我于是责问他说：“如果子静的学术有问题，自然应当交给公众评议，您怎么能这样说？”从这些话也看出他的资质浅薄；但他起初深信陆学，归根到底还是自己不善于识人。这样看来，淳叟先已经背叛了陆子的学说，后来才归依佛教。考察淳叟十七岁时就成为陆子的弟子，先拜庸斋为师，后来拜复斋为师；他与槐堂讲席的情谊最深，所以朱子责备他薄情。朱子又说：“从前经过江西时，和子寿交谈，淳叟独自离开，坐到后面的角落里，完全不管学道的人打坐。” 我斥责他说：‘即使是我和陆先生的话不值得听，也比你年长几岁，为什么要故意作怪？’我曾说，陆子教导学生，反复叮嘱他们要亲近老师、选择朋友，并且让他们实行九容；可是他的弟子们大多反而违背这些，即使是像傅子渊这样的高足，也都未能完全避免，因此屡屡同朱子相左。总不能说这不是弟子失传了老师教法的过错。陆子曾评论门下之士，认为淳叟最早知道自己的过错。如今看草庐所作《井斋丛集序》，称淳叟天资超群，人物伟岸，却深深悲叹他早年显达，不能长久亲近老师，其中含有微词；那么他背叛教法也很早。淳叟任隆兴通判的事迹没有记载，而朱子谈到治理三名官吏的事时说：‘淳叟过于张扬，所以惹出事端。’这就是陆子所说淳叟的事情很令人惊骇，认为是后生意气的话。淳叟和陈教授正己是莫逆之交。正己起初向陆子学习，后来向同甫学习，后来又向东莱学习，最后也和淳叟一起学佛。然而朱子说，在淳叟用功的时候，他超过正己；所以等到他狼狈不堪时，情况比正己严重，这是因为淳叟直接做了和尚，而正己不过学习了佛学。淳叟起初由诚斋推荐，得以列入六十人的行列；人们称赞他在朝廷任职时敢于直言，他的风操气节本来就不是偶然如此。谁能想到他晚年却由高处迁入低谷，竟到了这种地步？这又和石应之、曹立之等人因为意见不同而改向他人学习的情况，不能相提并论。我私下认为，淳叟本传似乎不应略去这一节。○奉给临川先生的帖子四

译读《陆子学谱》到赵与簨、袁韶的传记时，我心中有所疑问。四位先生讲学时，我们甬勾东一带没有不跟随他们游学的人，所以其中不免混入旁支。慈湖的弟子有史丞相弥远，絜斋的弟子有袁参政韶。即使史嵩之，也曾和和仲讲学。您的《学谱》不收录史氏两位丞相，却把赵、袁两人集中大书特书。但是与{筹心}年轻时跟随慈湖，慈湖对他的许可和称许十分周备；看他因为求师的缘故从苕霅迁居而来从学，可见他仰慕道术而诚恳勇毅。自从他任临安尹以后，行为就大为改变，而本传记载得不详细。大概《宋史》自嘉定以后，凡是祸害国家的臣子的传记，都缺略而不完备。不过与{筹心}的始末，在全史中仍然可以参考看见。史嵩之起复时，朝廷上下都攻击他。这年正月，侍御史刘汉弼去世；四月，右丞相杜范去世；六月，右史徐元杰去世。舆论沸腾，直学士院程公许请求追究此事，没有得到答复。与{筹心}上奏请求在天府设置狱案，皇帝同意了。程公许封还奏章说，与{筹心}是史嵩之的死党，请求改送大理寺审理，命台臣主持此事。于是下诏命殿中侍御史郑寀改为审理，但郑寀也是史嵩之的党羽，案件最终没有在史嵩之服丧期满前结束。正言李昴英、殿中侍御史章琰、监察御史黄师雍又接连上疏攻击他；李昴英痛切弹劾与{筹心}，甚至拉住衣襟极力进言。黄师雍又说叶阊是与{筹心}关系最深的心腹，和徐霖接连进言。于是李昴英、章琰离开朝廷，郑寀引用周坦、叶大有、陈垓进入御史台，把黄师雍等人全部排挤出去。史嵩之实际上是党魁，而与{筹心}又是依附史嵩之的党魁级人物。不只是吴正肃公评论沈炎，说他是与{筹心}的爪牙心腹，甘愿充当攻击人的工具。本传说与{筹心}所到之处急于求取财利，几乎像聚敛之臣。您怀疑这些事情没有证据。考察淳祐六年正月，设置国用机构，因此任与{筹心}为提领官。九年九月，下诏命与{筹心}提领户部财用，设置新仓储积一百二十万石。淳祐仓准许自行任用官员四人。十一月，下诏命与{筹心}提领国用，以资政殿学士兼任浙西安抚使。后来历任绍兴、平江、建康三府知府，都兼任发运、屯田等使。开庆元年二月，以观文殿学士任扬州知州，兼任镇江知府，又兼带总领财赋的职务。与{筹心}作为掌管财政的计臣，事情已经明显如此，还有什么可疑的？后来史嵩之死去，余势已经熄灭。贾似道一天天扩大势力，与{筹心}重新结党；沈炎借排斥吴潜之机，最终酿成贾似道滔天的大祸。这些事即使想替他辩解也做不到。他一时相互勾结、共同作恶的人，如郑寀、周坦、陈垓、沈炎之流，没有一个不是小人；由此就可以知道与{筹心}一生的为人了。我们乡里从元代延祐、至正年间直到明代成化年间，旧志以及荥阳、南山等文献记录，都没有为与{筹心}作传。直到嘉靖年间的志书才有他的传记，当时是因为他的后裔中有做高官的人。与{筹心}原籍青田，永乐年间处州府志有与{筹心}的传记，也说他善于理财以补助国用，又说他治理京城善于揭发奸弊，有赵广汉的作风。我认为，宋末的临安难道可以用赵广汉那样的治理方式来治理吗？这不过是借此放纵他的聚敛威势罢了。至于袁韶的本传没有详细说他的过错，而卷末总论认为他是当时宰相的私人；其他各家奏疏中也都指他为史弥远的党羽，这些事情似乎都不应替他隐讳。况且大儒门下也不一定全无不肖之人，前面有朱子的傅伯寿，再前面有杨文靖公的陆棠，再前面有程子的郉恕；亲近他们的进取之处，却不亲近他们的退守之处，这也是圣贤无法改变的事情。您因为他是慈湖的弟子而替他辩护，这已经没有必要了。《宋史》对于陆子的学说推崇尊重，未曾不到极点；四位先生以后，如融堂、蒙斋等人，都追溯他们的学术源流而加以称美，难道偏偏要对与{筹心}、袁韶有所周全吗？何况与{筹心}、袁韶是我们四明的先贤，哪里敢故意作严酷的评论？然而公众的议论不可以被湮没。与{筹心}的谥号见于本纪，所以传记只是略写，这也不是《宋史》遗漏了文字。○奉给临川先生的帖子五

译承蒙您来信指出，我此前考察大愚吕氏任明州官职的年月，是误解了《宋史》的文字；您因此说，本传只称他任监仓将要赴任，恰逢祖谦去世，按照官府法令服丧半年而不赴任就是违限；祖俭一定要服满整个丧期，于是特别下诏把一年作为期限，服丧期满后赴铨选，改调夔州，所以大愚始终没有赴明州。即使朱徽公给滕德粹的信，也只是因为提到他有监仓之命，所以一并说到他。我重新仔细考索，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深宁王氏所作《四明七观》记载，大愚任司仓，除去仓中的淫祠，这是明显可以考察的仕宦踪迹。又考察大愚寄给王季和的诗，诗中说：“晁景迂在大观庚寅年冬天任四明船场，七十多年后，我恰好以仓氏的职务来到这里；王兄季和也来这里担任景迂当年的官职，我们一同访求旧迹，至今还可以考察，偶然写成几句寄给季和，并呈给叔晦。”诗中有：“鄞江旧有船司空，小江晚望江之东，朅来海头四阅月，尘埃满袖生氋氃。”这是大愚初到明州时所作。当时慈湖正在浙西帅幕中担任参佐，广平在徽州任教授，絜斋和德粹同年考中进士，任江阴县尉，只有叔晦以国正身份居家，所以来往的人不包括前三位。他游览候涛山的记文说：“壬寅年冬天，我为了求取俸禄来到海东，距海六十里。友人潘端叔任定海主簿，我们约定一同游览却没有实现。今年夏天四月，端叔因为谢子畅从临安来到这里，在太白、鄮山之间相会；约定日期，康炳道兄弟在王季和家相会（炳道名文虎，弟弟蔚道名文豹，都是东莱的弟子）；李叔润正居丧，他是敬史丞相的小儿子；开叔杨希度同行；舒元英也和他的弟子诸葛生来到东莱，死于辛丑年。”大愚在壬寅年冬天任官，正好与服满丧期的时间相合。元英是广平的弟弟。他题写《慈溪龙虎轩诗》说：“近年来世路转为坎坷，正大、中庸的议论越来越多；出仕本来无心，归来也是好事，何必让胸中自起干戈。”似乎是大愚将要离开明州时所作。那么本传所谓“服满任期后赴铨选”，是监仓任期考核期满后另有新的任命，并不是说服丧期满后承接上文。何况大愚赴铨选时，本传说平园当时任宰相，召请他而他不去；宰辅表明平园由西枢进入中书是在淳熙丁未年春二月，而朱子答大愚的信说：“什么时候能够在朝班中相见，如今已经很难说了；关系疏远就更难，只管收敛君主的心念，这是第一要义。” 题注标明在丁未年冬十一月，这就是大愚赴任的时候；从壬寅年离开官职，到丁未年，前后共六年。德粹考中进士，正是东莱去世的那一年；他初次出仕任鄞县尉五年，才调任鄂州教授，那时就能见到大愚了。这件事对于先贤来说本来只是小节，不值得深入考察；但它同我们乡里的文献很有关系，所以再次详细陈述。○答临川先生询问淳熙四君子世系的帖子 杨、袁、舒、沈四位先生的学问，都出自陆子；其中杨、沈二人又更多得自家庭教诲。文元公的父亲廷显，以道学作为后辈的老师。舒文靖公曾经拜他为师，在自序其学问时说：南轩开端，象山洗濯，老杨先生琢磨。文靖曾经和朱子讲习贯通，又向东莱询问中原文献，但自序中没有提及，只把老杨先生和张、陆并称；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融堂作行状说：“公的形貌清瘦，却果敢刚毅，有见识和器量；义理上认为不可以做的事，即使万人也不能使他回头。约束自己非常严格，教训子弟有纪律。书面训诫接连成篇，每一个字都值得佩戴在身上。然而他待人十分平和宽恕，即使樵夫牧童的一句善言，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老师。他反省过错非常恳切，丝毫不宽宥自己，有时甚至流下眼泪。”陆文安公为他的墓揭文，说：“年纪已经到了耄耋，学问却每天进步；如今我所认识的四明杨公，只有这一人而已。”端宪公的父亲铢，官做到签书镇东军判官，曾向焦先生求学，大概是私下仰慕程门学说。史忠定把他推荐给朝廷，称赞他的乡里品行值得推重，士大夫都信服他。他和人交往，当面规劝对方的过失，退后却不再说坏话，有正直诚信的风范。文靖公的父亲黻，是绍兴庚辰年的进士，官任通直郎（见《开庆四明志》，今志已经失载）。陆文安公常说：“舒公的温和恭敬足以警戒骄傲懒惰的习气，纯粹和厚足以消除鄙陋吝啬的心。” 不知道他的学问从哪里来；至于正献公的父亲文则，只是一位博学高雅的士人，著有《瓮牖闲评》一书。这就是四位先生世系中可以考察的部分。至于端宪的弟弟，名炳，字季文，不到四十岁就放弃科举场屋，拜陆子为师，专心穷究性理。赵忠定公以遗逸之才推荐他，他不肯出仕，终身安于贫困；这也是《学谱》中应当附带立传的人。关于我和郑南溪讨论《明儒学案》的条目，《明儒学案》中有些地方需要商榷。我的意思是想把这些意见附注在原传末尾，不擅自改动正文。凡是需要补入的，各自按照学派接在相关部分之后，谨先列出几条如下。慈湖四传弟子 杨文元公的学问，在明初传承他的人仍然很盛。在我们乡里，桂文裕公彦良、乌先生春风、向献县朴，都是著名人物。这些人是慈湖四传中的嫡系后裔，应当补入《逊志学案》前后。至于刘御史安、颜太仆鲸之类，系统并没有断绝。如今舍弃桂、乌诸公而只收录刘、颜，就等于没有给他们安排前面的传承。河汾学案 文清从高密魏范那里学习理学。大概魏是姓，范是名，所以各书都相同。先生却认为魏纯字希文，另有一个姓范的人；恐怕这是错误。纯字和范字字形相近，因而发生讹误。这虽然只是偶然失于考据，也不可不改正。镜川学案 杨文懿公讲学，不专门尊奉朱学，也不专门尊奉陆学，而是深入造诣、亲身实践，以求自己有所领会。他所著《五经四书私钞》，都不随便附和前代儒者。其大略见于我所作《镜川书院记》中。鄞地的儒者，前有南山，后有甬川；文懿的品行与他们鼎足而立，而著书更多，应当为他另立一个学案。阳明子的道统昌盛时，五星聚集在室宿；子刘子的道统显明时，五星聚集在张宿。

译阎征君百诗说：“嘉靖初年五星聚集在室宿，司天官占卜说这是主兵谋之象，而先生归来成为阳明的祥瑞。天启年间四星聚集，张先生认为是五星聚集，却把它归为蕺山的祥瑞，似乎应当把这一类话删去，不给后人留下攻击的口实；这才是爱护先生。”我考察认为，百诗的话是对的。后来先生的儿子百家作行略，又说“五星聚集在箕宿，而先生的学案也完成了”，我也曾告诉黄氏应当删去这些话。（阳明五星聚集室宿的祥瑞，出自董布衣石甫。） 渭厓学案 王尚书阮亭怀疑渭厓不应收入学案；我从他的文集中看，他也颇有讲学的话，至于他在朝廷中的作为，那就不用说了。然而渭厓很诋毁阳明，学案却收录了他；那么仇侍郎沧柱所说先生偏袒乡人，实在是荒谬的话。史运使桂芳集 我曾经见过《史惺堂集》，这个人性情孤高，解释经书多凭自己的见解，很像季长沙一类的人，却又比不上他；《学案》从未提到他，大概是没有见过他的文集。可以略微摘取他的主要思想，补入其中。阳明永嘉弟子 王鹤潭把永嘉、五峰诸位先生同列为传承姚江一脉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不予收录？考察先生本来就说过，阳明的弟子有许多散失，记载不完备。五峰诸位朴实治学、品行淳厚，不像龙溪那样横冲直闯；但他们的造诣似乎也还不深，附在浙中学案之后就可以了。近溪学案 胡宗正是诸生，向近溪学习科举文章。近溪和他谈《易》，认为他很有所得，反过来拜他为师。这个人后来也没有什么成就。胡清虚是门子，因为患恶疾被赶出，于是学习道术。近溪和他做朋友，却说宗正就是清虚，这是错误的。阳明山左弟子 聊城王尚书汝训，谥号恭介，是穆文简的弟子。他十三岁就向老师上书，以圣人之学自我期许；他在朝廷任职时非常刚正，曾经在我们浙江任巡抚。我曾见过他的文集，可以附在穆文简的传记中。忠端学案 忠端的名望和德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至于他能够举出绕朝赠策这件事，实在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学案》竟然提到它，岂不是反而显得浅薄吗？吴霞舟学案 邓濳谷把理学、心学分成两派，是因为明代儒者本来有薛、王两派的说法。谈论此事的人已经认为这种分法有支离之病。然而理学、心学在明代儒者那里本来就有这种称说。霞舟语录把道学、理学分开，似乎把道学看作亲身实行，把理学看作《宋史·儒林传》中的人物，那就更加错误了。这种说法怎么可以采纳呢？○答诸生询问南雷学术的帖子 南雷本来就是大儒，他在念台门下受业时，学问还没有达到深厚境界。国难以后所得的学问，每天都在推进念台的学说，能够有所发明，都是他的功劳。他兼通九流百家，又超出了念台的藩篱而窥见漳海之室；但始终能够不违背纯正儒学，这就是所谓杂博而不过分。所以就他的学问来说，明代三百年间没有这样的人，并不是夸大。只是先生不免受到后人议论的地方，有两点：第一，党人的习气没有完全消除，因为他年轻时就进入社会，门户之见深入心中，不能突然除去，这就不是无我的学问；第二，文人的习气没有完全消除，不免在匡正义理、阐明道义的余暇，仍流连于枝节文辞，这也是他的毛病。这两点先生大概自己也不知道，却时时流露出来，实际上对他的德性和心术造成的损害不小。假如先生起而询问，也一定不会认为我的话是错误的。除此之外，世上诽谤先生的人，都是妄言；否则就是出于仇敌之口。当湖说夏峰和先生本来都是君子，可惜他们教导学生不十分清楚；这大概是因为仍有朱、陆门户之见，所以才这样说。当湖的弟子中，那些卓然可以流传的人在哪里呢？也没有看见万公择、董吴仲这样的人；由此可知，轻易议论前辈实在困难。如果说先生作为故国遗老，不应当再同当时的人交往，以此作为他风操气节的污点，那也不对。先生的文集中多次谈到这件事，我只举一见：余水志说：“这个人生在天地之间，不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自身不是道开，难以吞下白石；身体类似王微，曾经还要借助药物，因此感叹活埋在土室之中很难做到。”又一见郑平子的序说：“王炎午祭生文丞相，他的风度气节很峻烈；然而读他写给姚牧庵的信，殷切地请求对方答复，可见士人报国各有分限，实在也不能过分苛求。”由此可以知道先生处世自持的方式，本来有很大的不得已。先生年老而且有母亲，怎么能完全废弃奉养母亲的甘旨？只要大节没有亏损，本来就不能为了求清白而竟然完全避世。再看他送万季野北行的诗，告诫万季野不要向河汾提出太平之策，那么先生不可动摇的操守，又确实如此。因此，评论历史人物的人应当周详考察，不能用片面的话给他下定论。先生一生的始末，已经全部见于我所作的墓碑；只是那些可以作为别人的借鉴、补充之处，本来不应写入碑文，所以借您明白询问的机会详细说及。○答诸生询问榕村学术的帖子

译榕村在《圣祖实录》《世宗实录》中本应有传记，只是外间没有见到。然而实录对于他的学术也记载得不很详细。榕村的学术，就是他的宰相事业，从这一点便可以想见。假如说他能够推崇朱子，足以接续中断的学术传统，那就是愚昧无知的话了。榕村对于明代儒者中稍稍建立门户的，都极力诋毁。他对于同乡尤其讥刺石斋，详细情况见于他的语录中。他的堂弟广卿曾经叙述他说过的话：“石斋这个人是经，他的著作是纬。”我笑着回答说：“你们家相公的著作，外表像经；但他这个人，却纯粹是纬。”广卿变了脸色离去。榕村又说：“石斋虽然受到重用，难道足以平定天下的乱事吗？”我说：“石斋的风节有余，才干谋略确实不足。”只是榕村长久承受皇帝的恩宠，他对天下治理的补益又有多少呢？拿这些话讥刺石斋，难道不是有眼睛却看不见自己的睫毛吗？榕村的大节问题，是当时众人共同指斥的，绝对无法逃避。他早年出卖朋友，中年夺情，晚年竟然把外妇的儿子带回来；足以称为三案中的大儒，难道就是这样吗？出卖朋友这一案，福建人对此叙述得十分杂乱，事情或许未必确实如此，但总之，他暧昧的心迹，以至于不能在清议面前自行辩白，那么大概也有可惭愧的德行了。夺情这一案，有人为他辩解，说此前昆山徐尚书非常嫉妒榕村得到进用，便向圣祖进谗言。圣祖虽然没有立即相信，但榕村因此受到严密考察，由院长降职为匦使，所以榕村非常害怕，不敢再请求归乡。不过昆山虽然嫉妒，我认为圣祖在位时不应有这种事，恐怕这是榕村为自己文饰过错的话。外妇的儿子，一个因游荡而死在京师，另一个回来承继宗祧。何学士义门是他的弟子，也叹息说：“做学问的人竟然有这种事。”其余事情就不容易一一说尽了。我的同乡陈大理心斋曾任漳浦县令，认为最令人苦恼的没有比相门子弟更多的了，应酬接待忙不过来。因此我曾说，石斋的学问即使万万不如榕村醇正，但像这几件事，福建中三尺高的孩童也有理由相信石斋不会做这些事，而榕村在这方面有所不及。虽然如此，这还只是从他的亲身实践来说；即使从他的经学造诣来说，也只有律吕、历算、音韵颇称有所得，其余也不足称道。他用筹算来解释《图书》，支离得厉害；谈论互体，更是荒谬，不合古法。榕村自己夸耀他编选《明文前选》精当，说：“一个乡、一个国家的士子，只要能熟读此书，就可以永远免受兵火之灾。” 唉！相公在文章末尾所表现的学问，说是能够成就中和、使天地万物各得其位并生长的功业，原来全都在这里；这样看来，不过是兔园制举的本领罢了。他晚年又取用欧罗巴国的技术，自夸为绝学，认为那就是月窟天根的秘密。石斋恐怕免不了要遭到他的讥笑了！近来那些只凭耳朵听说的人，被他门墙声势的盛大所震动，争相依附于他的学统，实在可悲。因此我也忍不住要喋喋不休地说这些话。○奉万九沙先生，问任士林《松乡集》书。九沙先生阁下：您两次来访枌榆，而我羁居荒山，诚心想见您，不知何日才能得到一次慰藉？夏天中间两次承蒙您的来信，听说您近来因身体不适而静养，我挂念到了极点，只是不能经常致信问候，实在惭愧。我今年从寒食以后，每天读卫湜《礼记集说》一卷，近来已经读到七十卷，才知道吴草庐《礼记纂言》完全以这部书为蓝本，只是删去了其中的繁芜；由此追忆先生曾说，草庐所引用的注疏，恐怕多取自卫氏删节本中的话，这确实没有说错。近来从陈外翰那里得到《西湖七家诗》，是沈栾城、吴尺凫等人所作，前面有先生所写的一篇序例；那些诗也不算特别成家，但所引用的书目非常繁多，其中偶尔有宋元文集，是我没有见过的。我常常想渡过渐江，向各位君子访求这些书，哪怕得到一瓻的进展也好，只因俗务牵累耽搁，迟疑至今没有成行。我现在急切想请问的，没有比任士林《松乡集》更重要的了。任士林是鄞县人，生于宋末元初；他与谢皋父、唐玉潜交好，博学而擅长文辞。当时鄞江一带以著述闻名的人，首推学士袁公桷，任士林实际上与他齐名，却不知什么缘故，四明新旧传记、地方志都遗漏了他的姓名。只有堇山李司空《四明文献志》在袁学士传记末尾附载了他，但他的乡里、官爵、字号都无法考察。我年轻时读谢皋父的《晞发集》，其中有一篇任士林所作的《皋父传》，宋景濂极力称赞它。此后我非常留心，抄录编纂书籍，想寻找其中一个字片语都不可得；后来读《杂事诗》，发现其中赫然有所引用，才知道《松乡集》还存在。书中所载赠给唐玉潜的诗说：“世上如冬青般长存的高尚情谊很少，山中每日记录的好诗却很多。”这是很好的句子。天下的好书未必都能流传，即使流传了，也未必有人全都知道；最终同样归于尘土草木。要想像袁中郎得到徐文长的诗，像林茂之得到白云先生的诗，那是多么难得！我私下认为，著述家的通达与困厄，也有幸运和不幸。如今甬东文献凋残，几乎空缺，零落得像清晨的星星；所谓鲁灵光殿，除了先生还能向谁询问？那么各位乡先生地下的魂魄，都在等待先生，不要因为我的小子癖好过于放纵、不值得重视，就把这件事抛弃了。古人说搜罗文献困难，即使博学的名儒也不免有遗漏。若以杲堂、后村两位君子承担甬、剡两地耆旧的选录，本来应当没有遗憾；然而《唐文粹》所载孙拾遗哭方玄英的诗，却遗漏了剡地的文献；《宋文鉴》有丰清敏咏荷花的诗，却遗漏了甬地的文献，何况后世著名的文章呢？恳请先生给七子写信，询问这部书落在谁的手中，以慰藉我十多年如渴求水一般的思念。此外还有楼大防《攻媿集》、高似孙《疏寮集》、戴表元《剡源集》、袁清《容集》，都是属于甬川文献的书，也一并希望您搜访，不止这些。○奉万西郭，问魏白衣《息贤堂集》书。

译听说您近来得到魏白衣《息贤堂集》，我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世事变迁、战乱纷扰，文献凋零，甚至有连姓名都无法流传下来的，更何况著述呢？先生始终念念不忘忠孝，从茶铛药灶之间把这些遗物亲自拿来拂拭保存。苌弘的碧血不至于荡然化作冷风野马，仅此一事就足以扶持宇宙间的一重元气。又听说白衣有个从孙子良，能够以表扬先世为念，只是遗事已经湮没，无法考索，实在令人遗憾。这也可算是金陀居士一流的人物，在尘世中并不多见。记得此前陶四律天说，他乡里有白衣的文集，我就再次拜托他访求购买。蹉跎了很久，一直没有得到消息。哪里想到先生已经满足了我的请求。您所询问的白衣死亡事迹始末，在我所著《沧田录》中原有简略的一段，但苦于记载不很详细。大致情形还是可以考见的。按白衣原名璧，字楚白，世代籍贯在慈水；后来入赘寄居归安，于是成为归安学的生员，后来改名耕，别字白衣，又改名更，号雪窦山人。白衣年轻时就负有奇才，性情放荡不羁，傲然自得，不肯屈就于尺幅之内。山阴祁忠敏公很器重他，为他遍注名于各诗社之中。他的诗远取法晋魏，下至景纯的《游仙诗》、支遁的赞佛诗，在晋宋之间纵横游历。他近来的律诗纯粹承袭杜陵，后来又改为宗法太白。他曾说，诗是用来通达感情的，欢乐就一定要把欢乐写尽，悲哀就一定要把悲哀写尽；一切赌博游戏、朋友宴饮、城郭中的游览、金石文字的辨析搜求，只要有触动心怀的，就不刻意矜饰，以充分表达为止。这些话见于竹垞所记的《诗话》。他居住在吴兴别鲜山中，那里是晋代高士沈桢避乱时居住的地方，有一条渡口叫息贤，于是他用它题名自己的寓所。国难发生以后，他穿着麻鞋草鞋，落魄于江湖之间，遍走于各支义军之中。当时江南已经归入清朝版图，残余的游魂和余烬出没于山寨海岛之间，白衣替他们传递消息，藏在夹壁中传递书信，冒着危险奔走，备受毒害。可是白衣的气势反而更加猛烈张扬。司马败北时，延平从海上出发，大江的道路断绝，司马徘徊不知往哪里去，白衣拦在道路上上书，仍然陈述金陵的形势，请求召集流散人员进入焦湖，谋划再次举事。这些话载在《司马北征纪略》和屈翁山《成仁录》中。司马逃走以后，当权者逐渐听说白衣从前的谋划，便派出游骑四处搜捕，颁布榜文悬赏捉拿。白衣逃亡潜行，遇到人家就投宿。我的祖父怀有一首知交所作的诗，其中有“二十年热血埋鸳井，万里桑田寄柳车”的句子，说的就是白衣。癸卯年，因海上投降的士卒把消息牵连到白衣，白衣逃到山阴，进入梅里祁氏园中。当时忠敏的儿子班孙谋划招募敢死之士作为护卫，白衣取间道渡海，最终还是被追踪发现，捆绑押到军门。他抗声直言，始终不屈，死在会城的菜市场。当时和班孙一起藏匿白衣的山阴人李达、杨迁，也都被发配戍守边外。事情平定后，山阴张杉把他葬在西湖。白衣之死比张司马早一年，竹垞、西河两人的文集可以考证。先生认为他在甲辰年因司马之事一同殉难，这与他的生平并不完全相合。他有前集、后集，我所见的不过几十首，不知先生所得是否是他的全部著作？当时与白衣最要好的，是始宁人钱霍，就是当时所称的“魏钱”。他的文集我曾经见过，古诗也仿效太白，只是近体诗很不佳。他为人的风采气概，和白衣相仿。后来他也因事相继死去。此前陶四律天说，他乡里原本已经把文集刻成，只是避讳他的姓名，改用别的姓氏填入，把魏、钱二人的文集合成一集。巡逻船经过时，托人祭祀鲁公的表文，特意借用季汉的姓名，这也是常情，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只是黎邱的幻影，或许会遭到鱼目混珠；这正是我们两人共同担心的。应当等找到这部书后，取来与先生的藏本校对，确定一个定本，交给子良。先生请保存我这封信，把它当作白衣的小传也可以。○奉九沙先生，论刻《南雷全集》书。

译九沙先生座下：分别以后，我的血疾稍稍缓解。无奈七月中忽然感染毒气，胸中好像有石块堆积，不能下咽，又大病一场。八月间冒寒，再次大病，到重九以后才略微恢复。会见从君西郭，承他详细转达您的挂念，感激不尽。听说越中有富人愿意刊刻梨洲遗书，恰逢先生《南雷文约》将要完成，真可说是上天的幸运。不过我认为，梨洲文集的淘汰选取不可不精，梨洲经史诸书的搜罗也不可不完备。从前读梨洲《文定》第四、第五集，其中玉石俱出，真伪混杂。我曾对史雪汀说：黄先生晚年的文字之所以如此，一是渐渐接近崦嵫山，精力不如壮年；二是常常应亲朋、门生故旧的请求，写些谀墓之文，掩盖了真正的文采。如果不严格淘汰，必然会有取舍不精的遗憾。但古人的文集，本来依赖有力量的高足弟子为之校订，然后当世才不至于混入闲杂文字；如李侍郎对于韩吏部，方侍读对于宋学士。也有经过多年才得到一位私淑弟子传承，如虞山对于震川。如今文坛衰落，询问黄竹浦的高足弟子，除了先生还能归托给谁？文约的著作，我知道它不会愧对古人。至于梨洲一生的精力，本来不在区区文辞方面；根据我浅陋的见闻，他在经学方面有《易学象数论》《授书随笔》《春秋日食历》《四书私说》等书，在史学方面有《待访录》《行朝录》《思旧录》《汰存录》《从政录》，以及《西历假如测望》等书；我没有听闻、见到的，应当还有很多。这些都是石渠阁、天禄阁所应当收藏的，是插着牙签、登上玉轴的珍贵典籍，却反而因为流传不广，天下学者有的还不知道有这些书。茫茫天地造化，苍狗白云，转眼之间没有什么不会消失。因此考察历代《艺文志》：汉书所记载的典籍到唐代已经损失十分之九，唐史所载到宋代又损失了十分之九。李长吉锦囊中的珍秘诗稿，有的竟至于被扔进厕所；陆君实填海的诗篇，只能向劫火询问。所幸斯文尚未完全丧失，还有关心世道的人出来搜集保存，或许前辈一生的心血不至于和尘土草木一同归于消灭。假如先生不因为这是妄言而斥责我，请与南溪、西郭共同谋划这件事。我虽然浅陋低劣，也当洗砚秉烛来参加。我的乡里先生如杨镜川、丰人翁，都有经学著作。丰氏《五经世学》，先王父说曾经见过，如今闲置的只剩下《鲁诗世学》一书，而其余…… 即使广泛访求，也已经无法再得到；至于镜川的《五经私钞》，则连片纸都没有保存下来（纯按杨氏、丰氏所著，先生后来都访得了这些书；大概作于雍正初年，先生当时二十岁左右）。这就是我对天下有心之士长叹徘徊，不能不大声呼告的原因。今年秋天我从书商那里得到吴草庐《春秋纂言》，这部书在天下不容易买到，玉峰徐氏费力求取也没有得到，而我竟然得到它，不敢私自收藏，请把它公之于同好。程泰之《禹贡图论》、刘三吾《书传会选》，一并奉上。江云渭树，什么时候能举行一次尊酒之游？临封信时心中惘然。○给卢玉溪，请求借抄《续表忠记》书。玉溪先生座下：没有见到您，已经四个月了。邗江遥远，遥望之下十分牵挂；我常常从李元音的家信中询问您的起居消息，知道您近来生活安适顺畅，是上天保佑这位有灵光的人，为鄞江护住硕果，实在庆幸。前些时候我再三诚恳请求，想要抄录弗庵先生《续表忠记》三集的一部副本，承蒙先生也答应了，却始终没有得到您的赐予。我知道先生所以迟疑，一是名山秘藏之书或许有许多忌讳，二是都尉史书不是合适的人不能妄自传抄，所以应当迟迟等待。桓谭、侯芭一类的人，这两方面都具备。虽然如此，我私下还有一番话：曾听毛西河说，天地之间奇异的事物长期被压抑而不能显现，必定会成为怪异之物，所以不要以为好书就一定能够流传。当它刚开始时，未必不能流布；等到迟延日久，光芒被掩藏在牙签缃轴之中而无人展开，它的怨怒之气也许会招来风雷、导致水火，最终被天地造化收回，作为化育万物的材料。那郑所南的井底铁函，浸在三百年的枯泥中仍未腐朽；明代逊国史的流传，是从萧寺承尘上得到的，这都是上天的幸运。不然，陆君实的海上日记、邓光荐的《填海录》、吴立夫的《桑海录》，也可能无法流传。不只是这些，谢承、华峤诸公所作的《汉书》，何彦鸾、孙盛诸公所作的《晋志》，裴子野、魏澹诸公所作的南北史，也有的没有流传下来。它们不能流传，是这些书的不幸；但让记载日星河岳的著作任其沉浮湮没，最终同草木一起腐朽，则是后死者的罪过。凭我的无能，自知哪里配得上传承前辈的著作，被先生讥笑本来也是应该的；但我始终希望先生不要把它藏得太深。至于担心忌讳，采薇、叩马的诸位先贤并不妨碍应天顺人的举动；即使有少数需要避忌的地方，也不妨趁现在稍加商议。近世魏征君冰叔、黄征君梨洲的文集，其中有许多空行和缺字，可以援引先例，不必过分拘泥忌讳。明代野史总有一千多家，其中文字多半芜杂污秽，不值得收录；若说到峥嵘独出、能够以《史记》《汉书》的笔法为正史提供蓝本的，记事只有梅村《绥寇纪略》，列传只有《续表忠记》。梅村的书被邹南漪篡改删削，已经不是原来的面貌；《表忠记》又没有见到全部，都很令人遗憾。如果我的浅见有可以采用的地方，希望不要弃置；只盼归帆能够借用，我拜您为师时也已经老了。一旦发生意料之外的风波，谁来过问这些遗书呢？那将使我们这些人抱有杞、宋亡国之人的悲哀；这是我最为害怕的。所以我不避冒昧，叩头上书请求。《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五　鄞人全祖望绍衣 简帖（五） ○《水经·湛水篇》帖子，寄给东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