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五鄞全祖望绍衣

译盘洲说：“所谓‘表’，是表明、揭示这件事，并不是表奏。”我认为这就是石表的“表”，与碑、碣只是名称不同而实际相同。然而帝王家的著作大多使用碑，使用表的只有这一例。近人不了解古代金石的体例，竟然把碑和表分成等级，这是错误的。○跋北齐干明碑 这块碑立于干明元年，碑文采用隶古字体。整块石碑都漫漶不清，只保存了边框。其中能够辨认的有“镇北将军”“秘书监”，大概是某人的官职。又有“祠堂”二字，大概是祠阙。应当广泛考查金石著录来弄清楚。○跋唐则天后少林寺敕书石刻 嵩山少林寺有大唐垂拱二年皇太后的敕书，因为寺中长出了冬笋，降下诏书以记载喜庆。又有大周天册万岁二年皇帝的敕书，因为寺中出现仙藤、白露的祥瑞。寺僧把两篇敕书合刻在石上。唉！浇灌冬笋，为什么不哀悼黄瓜呢？寻求仙藤、白露来作为祥瑞，哪里知道鹦鹉的翅膀已经完全折断了呢？○跋唐开元祀泰山铭旧本 开元年间的泰山碑铭，刻在山顶的岩石上。被前明的俗吏用“忠孝廉节”四个大字凿刻在上面，旧文因此毁去了一半。天下的荒谬妄作竟有这样的吗？竹垞曾向当地老人询问，老人说一定要架木头、系绳索攀登上去，然后才能拓印；而且山高风大，既受风吹又被太阳暴晒，纸张容易破裂，所以摹拓碑文非常困难。我得到的是明代范侍郎天一阁收藏的本子，完整无缺。在今天还能遇到这样的旧本，实在值得珍爱。秦汉封禅的奢侈心态，这块碑虽然有警戒告诫的话，但已经渐渐流于空言了。至于“野无遗贤”的庆贺，那更是它功业的极致。○跋李阳冰《谦卦》篆书 李阳冰上书李大夫，论述古篆，想要备齐六经文字，刻石立于明堂；可惜他提出了这个请求，却没有实现。假使阳冰果真主持这件事，难道不会远胜于开成石经的版本吗？我的朋友当涂徐文靖君曾说，阳冰的事情虽然没有实行，但他所书写的字样应当还有保存下来的。所以吴立夫诗中说“阳冰石经欲鷇乳”，我告诉他说：“韩退之记识阳冰的儿子服之，曾得到阳冰用蝌蚪文书写的《孝经》，这不就是阳冰的字样吗？如今流传的《谦卦》，也就是字样中的一种。” ○跋唐大使府墓砖 我在邗上时，有人挖地得到墓砖，砖上有“大使府烧造”五字，拿来问我是什么时代的。我说：“这是唐代的砖。唐人称节度使为大使，以区别于副使。若是杨吴以后，就应当称作都统府了。它的字画虽然不是名家所写，但也严整而有法度。” ○跋薛尚功手书《钟鼎款识》薛尚功手书《钟鼎款识》二十卷，收藏在天一阁。范氏请周密、赵孟俯、杨伯岩、柯九思、张天雨、王行、周伯温七人鉴赏，灵武斡玉伦、徒克庄也有题跋。最后有丰坊的题记：“范氏的书帖大半是万卷楼的旧藏，只有这部不知道从谁那里得到。看我所题的字就可以知道了。”石刻流传下来的大概只有它的一半，而手书本精审翔实，更加珍贵。范氏还藏有副本，见我非常喜爱它，就把副本送给了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万卷〕 ○跋宋方信儒、陈孔硕题名 这块石刻作于宋嘉定癸酉年，万公信儒任安抚，陈公孔硕任判官，在蕲州庆祝祝瑞节时，探访白龙洞等胜景，用篆书题写姓名，气势极为雄伟。方、陈二位公，是开禧以后的名人。题名末尾对这一年事情办完、登临游览，百姓安定快乐，深感欣喜，这与一般游人的游赏情趣不同。后来我喜爱这块石刻，便为它作跋。○题《王半山鄞女志》舒王安葬夭折的女儿，墓地在我乡崇法院旁。谢皋羽经过那里题写诗句，相传院中有很多舒王与会老往来的墨迹，戴曾伯《惊风急雨》的诗就是其中之一。先侍郎的小女儿，许配给屠侍郎的儿子本畯，还没有行笄礼就去世了，附葬在检讨公的墓旁。开土时得到一块石头，原来是舒王所写的墓志。于是把它掩埋起来，又稍稍移到北面。唉！这一块土地，世世代代都是夭折女子的墓穴吗？先侍郎曾写文章记载此事，如今失传了，于是补写在文集中。○题蔡卞重书《曹娥庙碑》曹娥庙的石碑很久以前就不存在了。宋元祐年间，蔡卞任越州知州，重新书写并立碑。蔡卞兄弟都以书法著名，但蔡卞稍微被蔡京的名声掩盖了。只是孝女的碑文竟由奸邪之人书写，实在令人痛恨。○跋金朝散胡东平神道碑 金朝散大夫、同知东平府、兼山东西路兵马都总管、磁州人胡嵩的神道碑，是栾城李学士冶撰写的。朝散大夫的孙子、山东按察使祗遹亲自书写碑文，并兼写篆额：“明昌年间新开辟道路时，公上书说，上京、合懒等五路的牛头税和粟税只是虚名而不切实际，应当核算以备边疆之用。皇嗣尚未确立，应当整肃端正六宫，以扩大皇嗣延续。当时大臣没有才能，五路大姓大多不奉法令。元妃李氏专宠，台谏官没有人敢轻易议论，而公独自直言指责她。听到这件事的人没有不震动的。这大概是朝散大夫的大节，所以碑文在开头按时间次序记载了它。”我的朋友杭编修世骏正在搜求《金史》的遗文，于是把它寄给他。碑石非常巨大，从元代以后从中间穿凿，已经不能再用作柱子了。书法也工整可爱。○跋元翰林学士王文定公神道碑 王文定公的神道碑，是他的儿子公孺编纂的，碑文附见于《秋涧大全文集》，但石刻已经不存在了。明弘治辛亥年，华容王府君王俨镇守卫辉，在墓旁拜祭，感慨地生起仰慕先贤之情，重新刻石，并修复祠堂，清理墓地，使高大的碑石焕然一新。唉！今天的官吏听到这件事，大概会认为只是羊叔子本人做得好罢了。然而这又与人事有什么关系呢？哪里还能得到像这样具有古道和高雅情怀的人呢？我反复读华容题跋，不由得为之惆怅。○跋明司经局题名碑 明代制度，东宫官属分为詹事府、左右春坊和司经局。春坊、司经局虽然隶属于詹事府，但各自处理政务。因此一府、二坊、一局，官署分处不同地方。最初在洪武、宣德年间，左右春坊还各设置一名大学士，本来就不是詹事府所统辖的。改朝换代以来，一直沿袭旧制。后来春坊、司经局的官署都毁坏了，才一同集中到詹事府。然而官衔排列仍然不相统属。近人不了解旧例，担任春坊、司经局职务的人，竟然自己认为是詹事府的官员，真可以发人一笑。这块碑是先礼部公掌管司经局时所立，碑文和书法都出自他本人之手。我家自明嘉靖以来，世代掌管诏令，对于馆阁旧事，大致能够说清它的始末。可惜我才智愚钝，多次被推荐却没有升任一方长官，忽然离开回望玉堂，仿佛它在天上一样。偶然展开这块碑，不禁因此惆怅。○跋柳州罗池庙碑

译世上流传的柳州罗池庙碑拓本，一定要盖上太守的印章。我觉得奇怪，便询问缘故。柳州人回答说：“我们柳江中常有风浪，如果带着盖有太守印章的碑拓经过，往往就不害怕，所以一直沿用这种做法。”于是我想起明人刘烶《笔谈》中说，这块碑曾经埋入瓦砾之中，兵火之后，当地人取来筑城，筑到哪里哪里就坍塌，连续修筑都是如此；他们因此惊讶，便寻找石碑，发现它还在那里。石碑已经横裂成两半，大家扶起它重新竖立。有这样的事吗？柳宗元的神灵真是令人敬畏。过去田拾遗评论柳宗元，说他的精气很多，魂魄强盛，这句话说得最好，真正了解鬼神的情状。古代的人活着是明圣，死后成为明神；他们来有来处，离去也有归宿。因此申甫从岳山降生，傅说成为列星，总不必靠祸福来惊动人，然后才使人知道他们在幽冥中不朽。柳宗元凭借世间罕有的才能，正将要在天下大有作为，却一举失意，不免被奸邪之人诬陷，年老时被放逐到荒远之地，死后仍然受到注视。他的精气，是英武而又光明磊落的精气；他的魂魄，是郁结而沉冤未伸的魂魄，本来就有不能和金石一同消亡的地方。这是天地造化使游魂发生的变化，另有这样一种情形，不能按照通常的例子来论断。况且我曾经读柳宗元《祭吕衡州文》，对此也有领会。柳州与衡州，在八司马中交情尤其深厚；柳州哭祭他时，已经说到他的精神化为浩荡的太虚、凝结为光辉，化为雨露、雷霆，又化为贤人奋发的力量，化为神明的询问。这正是他抒写愤懑、预示身后命运的地方，竟然预先见于这篇文章，也实在令人悲伤。刘煦认为这是柳州人的妄说，责怪昌黎轻率地把它当成事实；他的议论虽近于正理，但对于鬼神的德性却还没有通晓。即使如此，柳宗元一生的操守和论说都依循中庸，所以他说：“圣人的道，不把穷究异事当作神奇，也不借助上天来抬高自己。”他批评左氏《春秋》《内外传》、吕不韦《月令》时不遗余力，到了晚年留下的言论，却忽然亲自实行了自己所反对的做法，难道不会暗自发笑吗？况且柳宗元在柳州施行惠政，遗爱深厚地留在百姓心中，百姓为他建庙祭祀是应该的。如果一定要靠祸福来惊动人，以显示他的奇异，反而浅薄了。至于《龙城录》是王性之伪造的，它所记载的罗池石刻文字，大概是因昌黎诗中的话附会编成的，并不是昌黎反过来采用了它的话。《木笔杂钞》竟又拿它来证明昌黎诗写错了。如今柳州还有柳宗元的遗墨，写着这几句话，但文字与《龙城录》稍有不同，大概也是柳州人伪造的。○跋欧阳修、曾巩《金石录》中的桂阳周府君碑 桂阳周太守有开通武溪水道的功劳，直到今天仍享受庙祀。可是《后汉书》却略去不记，古今那些被湮没的循吏，哪里数得清呢？然而欧阳文忠认为他是周憬，曾文定公认为他是周昕。大概两位先生所见的碑本都缺少姓名，于是根据听闻来补足。文忠认为碑上虽然缺名，但还可以辨认出来；未必如此。我考查《太平寰宇记》：广东韶州新泷有太守周昕的庙，就是最初开通此水道的人。行人要放鸡、撒米来祈福，并忌讳穿着湿衣进入庙中。这样看来，这块碑应当是为周昕所作。至于《寰宇通志》说湖广衡州武水有太守周憬的庙，也可能是另外因为有功而祭祀他，只是年代久远、传说讹误，才把他移说成周昕。武溪从临武发源，向南流三百里进入桂阳，在昌乐汇合。一位太守的庙在水的北岸，另一位太守的庙在水的南岸。虽然两地相隔还很远，但容易因为同姓、同官而混淆。曾文定的辨析，仍然没有把详情弄清楚。自古以来，金石之学足以补充史传；然而如果不广泛搜求、考定真实情况，反而会增加许多错误。即使想纠正前人的错误，却不能弄清前人为何错，也还不足以驳倒他们。○跋水心先生《石经春秋诗》嘉祐年间开封的石经，一片纸、一个字都没有保存下来，民间也无法得到。像成都孟蜀时期的石经版本，尚且还能见于藏书目录，也算是奇事了。偶然读《水心诗集》，其中说：“《石经春秋》，是一代奇宝。王氏把它作为熙宁、元丰时期的学校教材，废置不用。瑞安沈彬老用蜡摹得一部，他的孙子沈体仁建阁收藏起来。”我于是给它题名《深明》，诗中说：“叹息过去洛门刚刚刻上石经，没过多久却遭遇了禁书之祸。”这里所指的是开封石经。然而我考查嘉祐年间的情况，它在宋代本来流传就很少，不只是《春秋》如此；水心特意把它归咎于荆公，是因为荆公不懂《春秋》。实际上，荆公所谓“断烂朝报”的话，是后人附会出来的，尹和靖曾经辨明过这一点。况且荆公虽然不懂《春秋》，又何尝废弃石经中的《春秋》呢？假如后世有人误解《水心诗》，将又增加荆公一项过错，难道可以不辨明吗？大概自从各部经典都有刻板版本以后，人们便多不再观看石经，这也是自然的趋势。即使西安石经能够保存下来，也只是幸运罢了。写下这些话留给我的朋友杭君堇浦，使他附在《石经考异》之后。○跋《礼记》石经《月令》唐天宝年间刊定《月令》，把它置于四十九篇之首，又增补了其中的文字；至于把七十二候割裂开来，则是按照纬书分配的。他们把六日七分作为一卦，配属一个月，又分为公、辟、侯、大夫、卿五等。卦处在公位的得到两爻，下面各等各得一爻，每一爻配一个候。这种割裂是荒诞说法中最严重的一种，而李林甫等人竟依据它来校定《月令》，可以说是不学无术了。颁行天下以后，朝廷于是诏令集贤院另作注解，以取代郑玄的注，于是又另作疏义，以取代孔颖达的疏。这些文字鄙陋，开成石经遵循并采用了它，才成为不可更改的定本。宋端拱年间，李至任国子监判官，请求恢复古文，朝廷下令让两制官员议论。韩伾、张泌、胡旦都认为可以，其他人多说朝廷祭祀和仪制大多依照唐注，请暂且照旧；又说这样便于宣读时令。大中祥符年间，孙奭又提出此事，舆论最终认为改作很困难，于是作罢。这件事见于《宋三朝国史志》；《六经奥论》认为只是因为王学士禹偁独自反对，所以没有改，不对。后来终于改从古文，是在景祐初年，见于晁氏《读书志》。○跋孟蜀广政石经

译宋代不看重陕西本的石经，却看重蜀本，大概是因为陕西本只有正文，而蜀本有注吧？当时学校颁行的都用蜀本，所以徽宗所引用的石经也都是蜀本，如今已经亡佚了。我偶然经过赵谷林的小山堂，见到他的蜀本石经《毛诗》，从《周南》到《卫风》，即使只是片段，也值得珍贵。其中有许多地方可以和今天的监本互相考证异同，可惜不能得到完整的本子来阅读。○跋宋嘉祐石经 宋仁宗把石经刻在石上，使用篆书，是有意恢复古制了。当时杨南仲一类人都是名家。然而我得到汴京石经的几张纸，发现它的篆书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跋廖氏世彩堂《韩文》仁和赵征士谷林的儿子小林，从曲阜孔氏那里得到宋刻《韩吏部集》，原来是廖莹中的世彩堂本。廖莹中刊刻的书，工料没有比九经更精良的了，但草窗评论说，不如《韩柳二集》刻得好。如今看小林得到的这部，确实很好。唉！廖莹中失身于贾似道，蒙受恶名而落入下流，但他对于风雅之学也不是毫无帮助。拿它和秦氏的毕少董、韩氏的向冰相比，大概还胜过他们。只是假使莹中仅仅替贾氏鉴定书画，悠闲地游处东阁，不沾染权势之事，虽然不能说符合君子洁身自好的道义，却还不至于给当时造成大玷污。贾似道门下的座客，浙东有梅礀先生胡身之，浙西有荪壁先生金一之，以及我乡的安竹林吏部，都参与其中。梅礀、竹林多次规劝，却没有被采纳，所以确实清白不染；荪壁也还算是遗民，只是没有遭受像莹中那样的祸患。明代严氏势盛时，文休承也曾替他鉴定书画，但评论者从未因此责难他。我不能不为莹中深深叹息。然而当时那些享有盛名的士大夫，竭力排挤史氏之后村，尚且不能免于丧失操守，又何必过分责怪莹中呢？总之，莹中校订审定的经籍，终究是值得珍藏的，不能因为其人而废弃。从前湖上养乐园是贾氏的宅第，左边的别墅以及旁边的香月邻，就是莹中所建。这部集子辗转迁徙，后来仍归于赵氏，足以作为湖上的旧物；这些珍贵书册能有这样的遭际，也是幸运。只是哪里能够得到九经连成一轴，并且柳先生的文集也欣然同来，合成一双璧呢？小林，希望你再广泛搜求。○跋旧刻《三苏文集》后 旧刻《三苏全集》是元代人物的藏本，明初曾进入乐安郡王府，后来归我乡袁尚宝忠彻家，不久又流转到吴尚书原博、温阁学、员峤等人的藏书库中，另外还有鲁国世家的印章，连同各家收藏印记共十三方。它的《栾城集》后面另有“清梦轩刊本”五字，不知道是哪一家所题，但纸色非常陈旧。如今世上这样的书也很少了。《宋史》说高宗赠苏轼太师，谥号文忠，并亲自书写序赞赐给他的家人。如今这部书所载的诏书，却是孝宗乾道九年所书。这样看来，《宋史》错了。《挥麈录》记载苏辙有“章简”的谥号，那么文定公的谥号恐怕是后来改的。如今这部书载有淳熙年间的谥议，说明文定公是最初请求便确定谥号，又是王明清记错了（“章简”是元绛的谥号）。苏洵“明允”的谥号是在开禧年间赐予的，当时雁湖执政，主张蜀学，于是用一个字的谥号来加以恩宠。如今这部书唯独没有见到他的诏书和谥议，不知道是原本失载，还是本来有而后来脱落了。我在雍正癸丑年得到这部书，中间落入有权势者手中二十二年，乾隆辛未年又重新归还，喜悦之情难以言表。而且这本来就是我乡柳庄的旧藏，因此在书后作跋。○题重刻宋本《广韵》后 顾亭林购买《广韵》时，只得到明人的删节本，没有见到这个版本。刻成以后又惋惜它不完整，于是广泛引用前人书中所记载、而明代删节本没有的内容，记在书后。如今用这个版本考查，亭林所引用的内容全都在其中。只有姚宽《国策后序》引用《广韵》“蓝”字条下“雍门中大夫蓝诸”一句，今本失去“雍门”二字，又写作“中山大夫”。这样看来，也免不了有脱落和异文。这个版本依据宋刻重刻，尚且有这样的遗憾，哪里能再访求旧人所藏的本子来校勘订正呢？《广韵》的注释很丰富，但我看它列举姓氏的体例，并不十分严密。例如说孔氏的“孔”，取殷代的姓“子”，因契降生祥瑞，自“乙”字加“子”而成，这就是诬妄。卫国有左公子职、右公子泄，却把他们列入“左公”“右公”的复姓一类，不也是荒谬吗？邓国则说出自殷王武丁之后，却不知道邓姓为曼，见于《左氏》。伍子胥在吴门抉出自己的眼睛，他的子孙于是以胥门为氏；胥门巢大概就是他的后代，却不知道伍子胥出生时，胥门巢已经做将领了，这些都见于《左氏》。其他如杨、扬、伍、五、母、毋的区别，也都不能审定，大概仓促罗列，错误多得无法穷尽。如果逐一爬梳考订并加以纠正，未必不能成为陆法言、孙愐的功臣。（姓氏方面的遗漏错误，还有很多。） 这部书成于宋景德年间，所以凡是唐代的避讳字都已经不再避讳。唯独引用《齐民要术》时，仍写作《齐人要术》，大概只是偶然没有来得及改正。由此可知，蜀中石经沿袭唐代避讳，本来不足为怪；但一定要认为这是不忘故国，也未必如此。像把《齐民要术》写成《齐人要术》，难道只是因为不忘唐文皇吗？亭林说十个天干都引用岁阳，唯独“戊”字下面没有引用；着雍认为这是明代删节本脱文，如今这个版本也是如此。然而在九鱼部下另见“着”字；又说凡是姓氏都引用古人来证明，明代删节本删去了这些内容。如今考查这个版本，也并不完全如此，大概未必每个姓氏都有名人可以登记，所以略去了。○跋《干道四明图经》四明的地方志，以我家收藏的最为完备。从胡尚书的《宝庆志》、吴丞相的《开庆志》、袁学士的《延祐志》、王总管的《至正志》、季孝廉的《永乐志》、杨教授的《成化志》到张尚书的《嘉靖志》，没有一部散失，足以自豪了。张制使的《干道志》是最初编纂的地方志。购买而不可得，于是我到天一阁范氏家，见到《四明文献录》全部引用了它，狂喜之下便另行抄出。于是扬州小玲珑山馆马氏、杭州小山堂赵氏，都来借抄。不过我仍怀疑这不是足本。我曾见《成化志》在遐追山两座庙下记载刘毅、胡韔劝谏吴越王不要纳土的事情，认为出自《干道志》，如今却没有，看来脱简大概很多。然而终究是难得的书，值得珍爱。○跋四明《宝庆志》《开庆续志》

译胡尚书榘的《宝庆四明志》二十一卷，吴丞相濳的《开庆续志》十二卷，都是宋刻本。我从同乡陆参政懋龙的书库中得到它们。《宝庆志》先把郡志十一卷列在前面，分为叙郡、叙山、叙水、叙产、叙赋、叙兵、叙人、叙祠、叙遗九类，接着是六县志十卷。《续志》则不分郡县，专门记载吴丞相治理四明的事情以及他的诗文而已。我乡的地方志，以《干道图经》和这两部志最古老，实在是文献的根本，值得珍藏。雍正庚戌年，我因拔萃科进入太学，这部书被人窃去，后来落在富人手中。仁和赵五兄谷林用白金四十锭赎回，仍然抄了一部副本还给我。我作长歌感谢他。尚书的志见于陈振孙《书录》《鄱阳马氏通考》以及明代焦氏《经籍志》（胡志是罗浚所编成的，焦氏误认为罗廥）；吴志则没有藏书家提到。此前临川李侍郎穆堂、江都马舍人嶰谷，都曾向我借抄，我迟疑未寄。现在也托谷林抄录一份送给他们。书签历经阻滞，五百年后才开始流传于世，大概也是命数使然吧。古人的著述即使很好，如果不是合适的人，也不会受到重视。尚书在朝廷做官时，和薛极等人依附史弥远，时人称作“四木”，当时有“草头古，天下苦之”的歌谣。他的著作和丞相的书并列，实在有损德行。因此我以前作诗谈到胡志时写得很简略，然而也未尝不暗自笑自己迂腐。○再跋四明《宝庆志》《开庆续志》吴丞相的《开庆志》全都记载他治理四明时的善政，从第九卷以下则是他的诗稿。我的朋友杭君堇浦很怀疑这不合地方志的体例，我说丞相治理我乡时最有惠政，正可以从这部志中充分看见他真诚的心意和施行的政绩怎样惠及百姓；而且从他闲暇时从容作诗饮酒，也可以想见当时刑罚清简、政务简易的风气，本来不必用地方志的体例来要求它。何况丞相的遗集没有流传下来，那么这部志得以保存，难道不能说是有功吗？只是《宝庆志》有许多错误，例如把元丰年间的舒亶、中兴时期的王次翁都写成洋洋大篇的传记，却没有记载高宪敏接受杨文靖之学，也没有记载他拒绝秦桧求婚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史忠定传》说他的叔父签枢在秦桧死后才罢官，那么连国史和宰执年表都没有考察。袁正献公附在远祖袁毂的传记后面，也写得很简略。罗浚说此书在一百零五天内完成，当然应该有这些错乱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五日〕 ○三跋四明《宝庆志》《开庆续志》《宝庆志》中有记载胡尚书以后事情的内容，我起初很怀疑。后来才知道此书曾经被刘制使黻增补过。第一卷《牧守》，从胡尚书以后共有二十人，到吴丞相又有十人，到刘制使时也列入其中，由此可知是刘制使增补的。等读到第二卷《经籍志》，其中有《四明续志》三百三十幅，说是吴丞相设置的；又有四十五幅，说是刘公设置的。我乡的地方志自吴丞相以后，直到延祐年间才有续本，从没听说有刘氏续志，这才知道所谓四十五幅，就是散入《宝庆志》中、后来增补的那些内容。然而刘制使治理我乡是在咸淳年间，自淳熙四先生以后，我乡值得表彰的人物数也数不清，刘制使一个也没有增补，却增补那些琐碎小事，实在是舍本逐末。○跋延祐《四明志》延祐《四明志》二十卷，是袁学士清容编修的。这部志流传很少，藏书家都没有。即使在我乡，也只有两部，一部在天一阁范氏家，一部在陆高士春明家。然而两部都缺少第九卷、第十卷、第十一卷，大概没有办法找到完整本了。清容是文章大家，但这部志在是非判断和事实准确方面颇有遗憾。例如谢昌元、赵孟传都列有佳传，却遗漏了袁镛的忠节。大概清容的父亲也是降臣，又受到吴丞相履斋贬斥言论的牵累，恐怕是因为他祖父越公的怨恨，并非秉笔直书。○再跋延祐《四明志》佛教徒的积习，是喜欢说大话，大半仍是孔子“我为老师、你为弟子”那种旧习气。至于荒谬到极点的，像《延祐四明志》中有育王寺住持知愚的传记，他本来没有别的善行，只说吴丞相履斋任庆元知府时，非常尊敬礼遇他。吴丞相问：“希望得到法师的语录，请您作序引以流传不朽。”知愚坚决推辞，退下后对人说：“吴濳晚年像得了风病一样，灾祸将要降临，我哪里愿意让我的文章被吴濳看见？”吴丞相大怒，把他关进监狱，杖打了他。不久，吴濳果然被贬谪而死。丞相立身有学术，在朝廷任职有节操，治理我乡有惠政，死在贾似道手中，并不是他的罪过。什么样的愚蠢和尚，竟然到了鄙弃他的文章而不屑一顾的地步？大概他必定是因为别的事情受了杖责，却编造这个说法来掩饰自己。清容把它记下来，实在令人无法理解。○跋至正《四明续志》至正《四明续志》十二卷，是王总管宁轩编修的。王总管在我乡是循良之吏，整治它山堤堰，功劳最大。志中所记载的堤堰，补足了清容志书的不足。元代的牧守能做到这样，大概极少见。○跋成化《四明志》南里先生编纂府志，质朴真实，值得观览。他大概是醇厚的儒者，可是东沙编续的志书却没有为他立传。当时南里的儿子和孙子，都做到藩臬监使一类的官职，一门显贵。东沙大概与他有旧怨，所以故意略去他的事迹。然而南里的传记出自西涯李文正之手，并不依靠东沙。后来东沙之后编志的人，不能采录西涯的传记来补入，实在疏漏。我还寻求得到南里的一首诗，补入《甬上耆旧诗》中。○跋《宁波简要志》

译《宁波简要志》二卷，是明代黄南山先生润玉所著。先生曾经撰写《四明文献录》，这部书就是对那部书的删括。我的抄本来自万处士斯同家。我乡的地方志从宋元直到今天，已经散失不存的只有张津《四明图经》、姜屿《明越风物记》和罗廥《四明志》而已，其余都保存完好。雍正辛亥年，浙江修纂通志，我当时正在京城，厉二樊榭、杭二堇浦从千里之外寄信来，索求四明旧志。我派人向家父请求，取出书架上所有的书：胡尚书榘《宝庆志》、吴丞相濳《开庆志》、袁学士桷《延祐志》、王总管元恭《至元志》，以及明代杨教授实《成化志》、张尚书时彻《嘉靖志》，又把郑教授真的《四明文献》、李侍郎堂的《四明文献考》和先生的两部书，全部送到修志局。大概我乡的书，比其他府更为完备，譬如礼家，幸而不至于像杞、宋那样无从考证罢了。○跋《它山水利备览》《它山水利备览》一卷，我从故太仆陈朝辅家抄得，但不是完整本。按《至正四明续志》记载，它山堰以东的各种碶闸共有三十三处：拦浦堰、唐家堰、黄家堰、新堰、擂木堰、朱家堰、风伯碶、何家小堰、沈家堰、张家小堰、徐家堰、楼家堰、华家堰、虾堰、黄家藕池堰、屠氏桥闸、范家闸、靳家堰、郑家堰、祁胡堰、李家墖堰、陈五耆堰、张家堰、小冯堰、垆头堰、蒋家堰、大苏堰、段塘堰、朱濑堰、王家堰、松树浦、郑十八郎堰、郑家食利堰，王总管说以上都记载在《魏氏水利备览》中。松树浦附近又有强堰，都是防止、蓄积水源，避免渗漏流失的地方，应当按时加以修筑，以防旱灾和水灾。如今这部书全都没有记载，由此可知不是完整的豹子本〔此处“完豹”疑为“完本”或相关讹字〕。五百年以来，水利日益荒废，三十三座堰大概有许多已经无法考查了。这部书是泉使魏岘所作，我乡魏氏大多出自丞相文节公之后，在志书中见到的有魏豹文、魏峻。而泉使以水利著作流传于世，为乡里建立功业，不愧为溪上的贤者吧。泉使的儿子叫{氵雩}、叫洽，都以诗歌著名，也见于这部书中。《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六　鄞县全祖望绍衣 论（一） ○《春秋五霸失实论》春秋时期所谓五霸，说法并不一致。有人说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有人则把吴王阖庐列入而排除宋襄公；又有人列入越王句践而排除秦穆公。我都不认为正确。秦穆公本来就不是中原的霸主，曾经只是西戎的盟主，怎么可以说他主持诸侯盟会呢？虽然《史记》曾有天子赐命给他的记载，但不足凭信。宋襄公确实曾经主持盟会，只因被楚国困败，所以没有始终保持霸业。前代儒者也曾说过这一点，只是不知道楚庄王其实不足以称霸。楚庄王对于中原，连宋襄公那样歃血为盟的事情尚且得不到，凭什么说他称霸？大概楚国从成王、穆王以来，没有一天不在争取霸权，却始终不能称霸；直到与宋国结盟、在虢地会盟而停止战争以后，才开始专门在申地会合诸侯，霸业才算形成。然而楚灵王无道，终究不能说是霸主，所以只能追溯归附于楚庄王（楚庄王不是霸主，只有马骕曾提到这一点）。至于吴国，到黄池主持盟会，才终于成就霸业，但国家也随即灭亡，这也和宋襄公属于同一类。越国虽然曾经主持盟会，但跟从它的诸侯寥寥无几，哪里能夸耀它会合诸侯的盛况呢？所谓霸主，必定要能使天下有声望的国家都来听命，确定诸侯朝聘的节度，显示征伐的威势，号令分明，像葵邱、践土那样，然后才无愧于礼乐征伐由自己出发的地位。像楚、吴、越这样的国家，不过是草率窃取、苟且简略，只能算霸业的余绪罢了。即使超越秦、宋，又哪里足以继承齐桓公、晋文公呢？那么，五霸究竟应当算谁？回答说：齐国一位，晋国四位。晋国的霸业，从文公、襄公直到昭公、顷公，共有十位君主，实际只有四代。晋文公年老才得到国君之位，急于求得霸业，已经有所成就，却在围攻郑国的战役中被秦国欺骗，这是他最深的遗憾。幸而晋襄公确实像他的父亲，足以继承霸业；从晋灵公以后，晋国才开始衰落。晋成公因为邲地战败，几乎失去霸权；到晋景公时又振作起来，到晋厉公时再次衰落，在晋悼公时中兴，规模盛大，颇有先君遗风。平公以后直到昭公、顷公，就没有什么可讥议的了。所以晋文公、襄公、景公、悼公，接续齐桓公，合起来正好是五霸。晋国失去霸业时，齐景公稍微有恢复霸业的志向，却不能做到，因此霸业在这里断绝。世上没有见识的人认为，一个晋国就占了五霸中的四个，怀疑我对晋国过于优厚。他们不知道，评论四王时，周文王、周武王占了其中两个，并不是偏爱周王室。楚国凭借强大而好胜，没有谁比楚灵王更甚。当时南北形势已经形成，而申地会盟一定要请晋国同意后才能举行，因此可知天下诸侯所仰望的，只有晋国。如今户部侍郎临川李公最赞同这个看法。○论春秋四国的强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