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四卷
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班彪引古语：「杀史见极平易正直。」
韩氏愈曰春秋谨严
又曰春秋书王法不诛其人身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书也。功过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过，而学春秋，则大意立矣。春秋之间，有功者未有大于四国者也。有过者，亦未有大于四国者也。不先治四国之功过，则事无统理，不得圣人之心矣。」
译所谓“传”，是指那些含有讽刺、讥讽、褒扬、隐讳、褒贬之意的文辞，是不可以写在书上的。”
班彪引用古语说：“杀害史官，是因为史官过于平易、正直。”
韩愈说：“《春秋》的笔法严谨周密。”
又说：“《春秋》记载的是王法，并不诛杀当事人本人。”
邵雍说：“《春秋》是孔子的刑书。功劳与过错不能互相掩盖。五霸之中，他们是功劳最大的，也是罪责最重的。先确定五霸的功过，然后学习《春秋》，那么主要宗旨就确立了。在《春秋》记载的时期，有功的人没有比齐桓、晋文、宋襄、秦穆这四位国君更大的了；有过的人，也没有比这四位国君更大的了。如果不先厘清这四位国君的功过，那么事情就没有条理，也就无法领会圣人的心意了。”
程子曰：「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防辞奥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予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
又曰：「春秋有重疉言者，如征伐、防盟之类，盖欲成书，势须如此，不可事事各求异义。但一字有异，或上下文异，则义须别。」
胡氏安国曰：「春秋为诛乱臣贼子而作，其法尤严于乱贼之党。」
朱子曰：「春秋是圣人据鲁史以书其事，使人自观之以为鉴戒耳。如书即位者，是鲁君行即位之礼；继故不书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礼。若桓公之书即位，则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礼耳。」
通论
公羊氏高曰：「君子何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
董氏仲舒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着明也。』」
又曰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
王氏通曰：「春秋之于王道，是轻重之权衡，曲直之绳墨也。舎则无所取衷矣。」
孔氏颖达曰：年、时、月、日四者，史之所记，皆应具文。而《春秋》之经，或时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系月、月而无时者。或史文先缺，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备文，而后人脱误。桓十七年五月无夏，昭十年十二月无冬。既得其月时，则可知。仲尼不应，故阙其时，独书其月。当是写者脱漏。其日不系于月，或是史先阙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无月，而有壬申、丁丑，虽欲改正，无以复知。其时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之文，亦或自有详畧案经传书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书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书日者四百三十二。计年数畧同，而日数向倍。此则乆逺遗落，不与近同。且他国之告，有详有畧。若告不以日，鲁史无由得其日而书之。如是，则当时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仲尼从后修之，旧典参差，安能皆使齐同？去其日月，则或害事之先后；备其日月，则古史有所不载。自然旧有日者因而详之，旧无日者因而畧之。既有详畧，不可以为褒贬。故《春秋》诸事，皆不以日月为例。
啖氏助曰：左氏比余传，其功最高，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谷梁意深，公羊辞辩，随文解释，徃徃钩深，但以守文坚滞泥难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条例，义有不合，亦复强通，或至矛盾不近圣人夷旷之体，又不知有不告则不书之义，凡不书者皆以义説之，列国至多，若盟防征伐丧纪，不告亦书，则一年之中可盈数卷，况他国之事不慿告命，从何得书，但书所告之事，定其善恶，以文褒贬耳，左氏言褒贬者又不过十数条，其余事同文异者亦无他解，旧解皆言从告及旧史之文，若如此论，乃是夫子写鲁史耳，何名修春秋乎，故谓二者之説俱不得中。
赵氏匡曰：啖氏依公羊家旧説云：「春秋变周之文，从夏之质。」予谓春秋因史制经，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兴常典也，着权制也。故凡郊庙、丧纪、朝聘、搜狩、昏取，皆违礼则讥之，是兴常典也。非常之事，典礼所不及，则裁之圣心，以定褒贬，所以穷精理也。精理者，非权无以及之，故曰：「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是以防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然则圣人当机▯断，以定厥中，辩惑质疑，为后王法，何必从夏乎？问者曰：「然则春秋救世之宗指安在？」荅曰：「在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不失纤芥而已。」又曰：「褒贬之指在乎例，缀叙之意在乎体。所谓体者，其大概有三，而区分有十。所谓三者：凡即位、崩薨、卒葬、朝聘、防盟，此常典所当载也，故悉书之，随其邪正而加褒贬，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赋税、军旅、搜狩，皆国之大事，亦所当载也。其合礼者，夫子修经之时，悉皆不取，故公谷云：「常事不书」，是也。其非者及
译程子说：“《春秋》的大义，有几十条像日星一样光明，是容易看见的。只有那些措辞深奥、含义隐晦，且根据时势灵活变通的地方，才难以知晓。有时抑制，有时放纵；有时给予，有时剥夺；有时进用，有时退避；有时隐微，有时显著，却都能合乎义理的安适，文质相称的中道，宽猛相济的适宜，是非判断的公正，这才是处理事务的权衡标准，衡量大道的模范准则。”
又说：“《春秋》中有重复使用的言辞，比如征伐、会盟之类，大概是因为要编成书册，情势上必须如此，不能每件事都强求不同的含义。但只要有一个字不同，或者上下文不同，那么含义就必定有别。”
胡安国说：“《春秋》是为了诛讨乱臣贼子而作的，它的法则尤其严厉地针对乱贼的党羽。”
朱熹说：“《春秋》是圣人依据鲁国史书来记载事情，让人们自己观看它作为鉴戒罢了。比如记载‘即位’，是指鲁君举行了即位之礼；继承君位却不记载‘即位’，是指没有举行即位之礼。至于桓公记载‘即位’，那是桓公自己使他的即位之礼变得正当罢了。”
通论
公羊学家高子说：“君子做什么？为了《春秋》。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贴近的了。”
董仲舒说：“孔子知道言论不被采纳，大道不能施行。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的表率。他说：‘我想把它载入空泛的言论中，不如体现在具体行事上那样深切明显。’”
又说：《春秋》辨别是非，所以擅长治理人。
王通说：“《春秋》对于王道，是衡量轻重的权衡，是判断曲直的绳墨。舍弃它就没有可以取法的准则了。”
孔颖达说：“年、时、月、日这四项，史书所记载的，都应当具备完整的文字。而《春秋》的经文，有时只记时不记月，只记月不记日，也有记日却不连属月份、记月却不连属季节的情况。有的可能是史文原本就缺失，孔子没有改动；有的可能是孔子原本写全了，后来的人脱落误漏。桓公十七年五月没有‘夏’字，昭公十年十二月没有‘冬’字。既然得到了月份和季节，就可以知道了。孔子不应该这样，所以缺失了季节，只写了月份。这应当是抄写者脱落遗漏造成的。那些记日却不连属月份的，可能是史官原本就缺失文字。比如僖公二十八年冬天下面没有月份，却有壬申、丁丑，即使想改正，也无法再知道了。那些记时不记月、记月不记日的，史官的文字，也许本来就有详略之分。按照经传记载日期的，共六百八十一件事。从文公以上，记载日期的有二百四十九件；宣公以下，也是六位国君，记载日期的有四百三十二件。计算年数大致相同，而日数却将近一倍。这是因为久远的事情遗落，与近世不同。况且其他国家的通报，有详有略。如果通报不提及日期，鲁国史官无从得知日期而记载。像这样，当时的史官，也不能使日月都具备。孔子后来修订它，旧典参差不齐，怎么能都使之齐同？去掉日月，或许会损害事情的先后顺序；具备日月，则古史有所不载。自然旧有日期的就因而详细记载，旧无日期的就因而简略记载。既然有详略，就不能作为褒贬的依据。所以《春秋》中的各种事情，都不以日月为例。”
啖助说：“《左传》相比其他传注，功劳最高，广泛采纳各家说法，叙事特别完备，能让百代之后的人大致看到事情的始末，借此来探求经文的本意。可知《谷梁传》意旨深刻，《公羊传》言辞辩丽，随着文句解释，往往能钩深致远，只是坚守文辞过于僵滞固执，难以通达，牵强附会日月来曲解条例，义理不合，也强行贯通，甚至导致矛盾，不符合圣人平易旷达的体统，又不知道‘不通报就不记载’的原则，凡是没记载的都用义理去解释。列国非常多，如果会盟、征伐、丧事等，不通报也记载，那么一年之中可以写满几卷，何况其他国家的事情不凭借通报，从哪里得到记载呢？只是记载所通报的事情，判定其善恶，用文字来褒贬罢了。《左传》中说到褒贬的也不过十几条，其余事情相同而文字不同的也没有其他解释。旧解都说这是遵从通报以及旧史的文字，如果这样论述，那孔子只是抄写鲁国史书罢了，怎么能叫修订《春秋》呢？所以说这两种说法都不恰当。”
赵匡说：“啖助依据公羊家的旧说认为：‘《春秋》变革周代的文饰，遵循夏代的质朴。’我认为《春秋》是依据史书制定经典，以阐明王道，它的主要旨意只有两个方面：振兴常典，彰显权变。所以凡是郊祀、宗庙、丧事、朝聘、狩猎、婚娶，都违背礼制就讥讽它，这是振兴常典。非常之事，常典所不及的，就由圣人裁断，以定褒贬，用来穷尽精微的道理。精微的道理，非权变无法达到，所以说：‘可以与他一起走向正道，未必可以与他一起坚守；可以与他一起坚守，未必可以与他一起权变。’因此那些拘泥于夏代质朴的人，不能赞一词。那么圣人当机立断，以确定中道，辨别疑惑，解答疑问，为后王立法，何必一定要遵循夏代呢？问的人说：‘那么《春秋》救世的宗旨在哪里？’回答说：‘在于尊崇王室，纠正僭越，举起三纲，提挈五常，表彰善行，憎恶恶行，连细微之处也不放过罢了。’又说：‘褒贬的旨意在于条例，连缀叙述的意趣在于体例。所谓体例，大概有三类，而区分有十种。所谓三类：凡是即位、崩薨、卒葬、朝聘、会盟，这是常典所应当记载的，所以全部记载，随着其邪正而加以褒贬，这是第一类。祭祀、婚姻、赋税、军旅、狩猎，都是国家大事，也应当记载。其中合乎礼制的，孔子修订经典时，全部不取，所以公羊、谷梁说：‘常事不记载’，是对的。其中不合礼制的以及……”
合于变之正者，乃取书之，而増损其文，以寄褒贬之意，此其二也。庆瑞、灾异及君被杀、被执及奔、放、逃、叛、归、入、纳、立，如此竝非常之事，亦史册所当载，夫子则因之而加褒贬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所谓十者：一曰悉书以志实，二曰畧常以明礼，三曰省辞以从简，四曰变文以示义，五曰即辞以见意，六曰记是以着非，七曰示讳以存礼，八曰详内以异外，九曰阙畧因旧史，十曰损益以成辞。知其体，推其例，观其大意，然后可以议之耳。或曰：「圣人之教，求以训人也，微其辞何也？」荅曰：「非微之也，事当尔也。人之善恶，必有浅深，不约其辞，不足以差之也。若广其辞，则是史氏之书耳，焉足以见条例而称春秋乎？」
译符合变化中正之道的，才选取记载，并增删其文字，以寄托褒贬之意，这是第二点。吉庆祥瑞、灾祸异常，以及君主被杀、被俘，以及出奔、放逐、逃跑、叛变、回归、进入、接纳、拥立，这些都非常之事，也是史册应当记载的，孔子则借此加以褒贬，这是第三点。这就是著述的大致情况。所谓十种方法：一是详尽记载以记录事实，二是省略常事以阐明礼制，三是精简言辞以追求简练，四是变换文辞以显示含义，五是依据言辞以显露意图，六是记载是处以彰显非处，七是示以避讳以保存礼制，八是详述内史以区别外史，九是缺漏省略因袭旧史，十是增删损益以完善文辞。了解其体例，推究其规则，观察其大意，然后才可以议论它。有人问：“圣人的教化，旨在训导世人，为何言辞隐微呢？”回答说：“并非刻意使其隐微，而是事情本该如此。人的善恶，必有深浅之分，如果不约束言辞，不足以区分差别。如果言辞广博直白，那就是史官的书籍罢了，哪里足以体现条例而称为《春秋》呢？”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为后世王者而修也。乱臣贼子诛死者于前，所以惧生者于后也。」
程子曰：「诗书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诗书如药方，春秋如用药治病。圣人之用，全在此书。所谓不如载之行事，深切着明者也。」
又曰：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于断例，则始见其法之用也。
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无小大，莫不书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
又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见于此。乃穷理之要，学者只观春秋，亦可以尽道矣。」
又曰：「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后来，书得全别一般事，便书得别有意思。若依前例观之，殊失也。」《春秋》大率所书，事同则辞同，后人因谓之例。然有事同辞异者，葢各有义，非可例拘也。
汪氏藻曰：六经惟《春秋》为仲尼作，圣人见其所志之书也。学而不眀乎是非，何以为人？治而不眀乎刑赏，何以为国？此书之所以作，而为万世法也。
朱子曰：「史记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説，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説，上那形而上者。」去
吕氏大圭曰：「春秋穿凿之患，其大端有二：一曰以日月为褒贬，二曰以名称爵号为褒贬。《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事成于日者书日，事成于月者书月，事成于时者书时。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
刘氏永之曰：春秋因乎鲁史而笔之，传之而王法由诸而明，乱逆由诸而章也。言之重，辞之复，必有大羙恶焉，此先儒之説也。抑尝考之，盖史册之实录，而其纪载之体异焉耳。其凡有五：有据其事之离合而书之者，有重其终而录其始者，有重其始而录其终者，有承赴告之辞而书之者，有非承赴告之辞，闻而知之而书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纪实也。夫首止之与葵丘也，皆夏之防而秋之盟，是离而为二事矣，故再书焉，此据其事之离合而书之者也。践土之防羙矣，而盟不异，书同日也；平丘之防无羙焉，而盟则异，书异日也。皆实之纪也，非羙之大而详其辞也。将书其取鼎也，于稷之防，则始之以成宋乱，此重其终而录其始也。既书曰「宋伯姬卒」也，于澶渊之防，则终之以宋灾，故此重其始而录其终也。防未有言其故者，于兹二者，言之特以眀其所重也。他如书「实来」则先书「州公如曹」，书「齐侯伐北燕」则遂书「暨齐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乱，叔鞅至自京师，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乱」，此非承赴告之辞，闻而知之而书之者也。刘单以王猛居于皇，则来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则来告矣，此承赴告之辞而书之者也。皆实之纪也，非恶之大而详其辞也。曰「言之重，辞之复，必有大羙恶焉」者，先儒之过也。
经传源流
班氏固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杜氏预曰：「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防，小事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乗，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徳与周之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周徳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眀，赴告防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防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眀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刋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畧，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
陆氏徳明曰：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君举则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诸侯亦有国史，《春秋》即鲁之史记也。孔子应聘不遇，自卫而归，西狩获麟，伤其虚应，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因鲁史记而作《春秋》。上遵周公
译周敦颐说：“《春秋》是匡正王道、阐明大法的著作。孔子是为后世的君王而编修它的。乱臣贼子在前被诛杀，是为了让后世的活着的人感到畏惧。”
程颐说：“《诗》《书》是记载大道的文字，《春秋》是圣人运用的工具。《诗》《书》好比药方，《春秋》好比用药治病。圣人的运用，全在这本书里。所谓不如记载在行事中，那样更加深切显著明白。”
又说：“五经中有《春秋》，就像法律中有判例一样。律令只陈述法律条文，至于判例，才开始见到法律的实际运用。”
又说：“《春秋》的文字，每一处都意在示人。比如土木工程的事，无论大小，没有不记载的。它的用意只是想让君主重视民力。”
又说：“《春秋》一句话，就是一件事；是非就体现在这里。这是探究事理的关键，学者只看《春秋》，也可以穷尽大道了。”
又说：“《春秋》以前，已经确立了体例；到了后来，记载了完全不同的事，就写出了不同的意思。如果依照以前的体例来看，就大错特错了。《春秋》大致上记载的事相同，用词就相同，后人因此称之为体例。然而有事同而辞异的，大概各有其义理，不能用体例来拘泥。”
汪藻说：“六经中只有《春秋》是孔子所作，是圣人记载他所志在之事的书。学习而不明白是非，怎么能做人？治理国家而不明白刑罚奖赏，怎么能治国？这本书之所以被创作，是为了成为万世的法则。”
朱熹说：“《史记》说《易》由隐而显，《春秋》推见至隐，《易》与《春秋》是天人之道。《易》从形而上的角度说，体现在形而下的事物上；《春秋》从形而下的角度说，上升到形而上的道理。”
吕大圭说：“《春秋》穿凿附会的弊病，主要有两点：一是以日月作为褒贬，二是以名称爵号作为褒贬。《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事情发生在某日就记载日，发生在某月就记载月，发生在某时就记载时。那些应当记月却没记月，应当记日却没记日的，都是史官的失误。”
刘永之说：“《春秋》依据鲁国的史书而笔削，通过它王法得以彰显，乱逆得以显明。言语郑重，文辞重复，必定有重大的善恶，这是前代儒者的说法。我也曾考察过，这大概是史册的实录，只是记载的体例不同罢了。其体例有五种：有根据事情的分离与合并而记载的，有重视结果而记录起端的，有重视起端而记录结果的，有承接赴告的言辞而记载的，有并非承接赴告的言辞，听闻而知晓而记载的。这五种，是它的体例，而都是为了记录事实。首止和葵丘，都是夏天的会盟和秋天的结盟，这是分离为两件事，所以再次记载，这是根据事情的分离与合并而记载的。践土的会盟很好，而盟约没有不同，记载在同一天；平丘的会盟没有好处，而盟约却不同，记载在不同天。这都是事实的记录，并非因为善行重大而详细其文辞。将要记载取鼎的事，在稷的会盟，就以成宋乱作为开始，这是重视结果而记录起端。已经记载了‘宋伯姬卒’，在澶渊的会盟，就以宋灾作为结束，这是重视起端而记录结果。会盟没有说明原因的，在这两件事中说明，特意用来表明它所重视的。其他如记载‘实来’就先记载‘州公如曹’，记载‘齐侯伐北燕’就接着记载‘与齐平’，都是这类情况。子朝的动乱，叔鞅从京师回来，说不知道谁是对的，所以说‘王室乱’，这是并非承接赴告的言辞，听闻而知晓而记载的。刘单因为王猛居住在皇地，就前来报告；敬王居住在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就前来报告，这是承接赴告的言辞而记载的。这都是事实的记录，并非因为恶行重大而详细其文辞。说‘言语郑重，文辞重复，必定有重大的善恶’，是前代儒者的过错。”
经传源流
班固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杜预说：“《周礼》有史官，掌管邦国四方之事，传达四方的志意。诸侯也各有国史，大事记载在简册上，小事只记在简牍上。”孟子说：“楚国称之为《梼杌》，晋国称之为《乘》，而鲁国称之为《春秋》，其实是一样的。”韩宣子到鲁国，看到《易》《象》和鲁《春秋》，说：“周礼全在鲁国了，我如今才知道周公的德行和周朝之所以称王的原因。”韩宣子所见的，大概是周朝的旧典礼经。周朝德行衰微，官职失去其职守，上面的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简册所记载的，多违背旧章。孔子依据鲁国史书的简册，成文考证其真伪，而记载其典礼，上以遵循周公的遗制，下以阐明将来的法则。那些教化所存、文辞所害的，就删削而纠正它，以示劝戒。其余的都直接沿用旧史，史书有文有质，文辞有详有略，不必更改。所以传文说：“其善志。”又说：“非圣人孰能修之？”
陆德明说：“古代的君王必定有史官，君王的举动就记载，用来谨慎言行，昭示法式。诸侯也有国史，《春秋》就是鲁国的史记。孔子应聘没有遇到机会，从卫国回来，西狩获麟，哀伤其虚应，于是与鲁君子左丘明在太史那里观书，依据鲁国史记而作《春秋》。上遵周公”
遗制，下眀将来之法，褒善黜恶，勒成十二公之经，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之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説经也。《春秋》所贬损人，当世君臣，其事实皆形于传，故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説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之传。邹氏无师，夹氏有录无书，故不显于世。汉兴，齐人胡母生、赵人董仲舒竝治《公羊春秋》。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吕歩舒，皆仲舒弟子。嬴公守学不失师法，授东海孟卿；及鲁眭▯，▯授严彭祖及顔安乐。由是《公羊》有严、顔之学。▯弟子百余人，常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彭祖授琅邪王中，中授同郡公孙文及东门云；安乐授淮阳泠丰及淄川任翁；丰授大司徒马宫及琅邪左咸。始贡禹事嬴公，而成于眭孟，以授颍川棠谿惠；惠授泰山防都；又疏广事孟卿，以授琅邪筦路。筦路及防都，又事顔安乐；路授大司农孙寳。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武帝时为博士，使与董仲舒论。江公呐于口，而丞相公孙▯本为《公羊》学，比辑其义，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卫太子复私问《谷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鲁荣广、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蔡千秋、梁周庆、丁姓皆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宣宗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乃召千秋与《公羊》家竝説，上善《谷梁》説。后又选郎十人从千秋受。防千秋病死，徴江公孙为博士，诏刘向受《谷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徴周庆、丁姓待诏，使卒授十人，十余嵗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望之等多从《谷梁》，由是大盛。庆姓皆为博士，姓授楚申、章昌、曼君。初，尹更始事蔡千秋，又受《左氏传》，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传子咸及翟方进、房凤。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萧秉，为讲学大夫。左丘明作传以授曽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谊传至其孙嘉，嘉传赵人贯公，贯公传其少子长卿，长卿传京兆尹张敞及侍御史张禹。禹数为御史大夫萧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荐禹徴待诏，未及问，防病死。禹传尹更始，更始传其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防，防授苍梧陈钦。《汉书·儒林传》云：「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始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左氏》，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防。刘歆歆授扶风贾徽，徽传子逵，逵受诏列《公羊》《谷梁》不如《左氏》四十事，以奏之，名曰《左氏长义》。章帝善之。逵又作《左氏训诂》。司空南閤祭酒陈元作《左氏同异》，大司农郑众作《左氏条例章句》。南郡太守马融爲三家异同之説。京兆尹延笃受《左氏》于贾逵之孙伯升，因而注之。汝南彭汪记先师竒説及旧注。太中大夫许淑、九江太守服防、侍中孔嘉、魏司徒王朗、荆州刺史王基、大司农董遇、徴士炖煌周生烈竝注解《左氏传》。梓潼李仲钦着《左氏指归》，陈郡颍容作《春秋条例》。又何休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谷梁废疾》。郑康成鍼《膏肓》、▯《墨守》、起《废疾》。自是《左氏》大兴。汉初立《公羊》博士，宣帝又立《谷梁》，平帝始立《左氏》。后汉建武中，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羣儒蔽固者数廷争之。及封卒，因不复▯。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上《左氏》，乃立于学官，仍行于世，迄今遂盛行。二传渐微。左氏今用杜预注《公羊》、用何休注《谷梁》、用范▯注。
译遗留的旧制，是为了阐明未来的法则，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编撰成十二公的经文，传授给弟子。弟子们退下后议论纷纷，左丘明担心弟子们各自固守己见，从而失去经文的真意，所以论述历史事实而作传，表明孔子不是用空泛的言论来解说经义。《春秋》所贬损的人物，都是当时的君臣，他们的事实都体现在传文中，因此隐藏经文而不公开宣扬，这是为了避免当时的祸难。到了末世，口耳相传的学说流行，于是有了公羊、谷梁、邹氏、夹氏的传注。邹氏没有师承，夹氏只有目录没有书籍，所以不显于世。汉朝兴起，齐国人胡母生、赵国人董仲舒都研习《公羊春秋》。兰陵人褚大、东平人嬴公、广川人段仲、温地人吕步舒，都是董仲舒的弟子。嬴公坚守学问不违背师法，传授给东海人孟卿；以及鲁国人眭孟，眭孟传授给严彭祖和颜安乐。从此《公羊》有了严、颜两家的学问。眭孟弟子有一百多人，他常说：“《春秋》的真意就在严、颜二人那里了。”严彭祖传授给琅邪人王中，王中传授给同郡人公孙文和东门云；颜安乐传授给淮阳人泠丰和淄川人任翁；泠丰传授给大司徒马宫和琅邪人左咸。起初贡禹师从嬴公，而在眭孟那里学业大成，以此传授给颍川人棠溪惠；棠溪惠传授给泰山人防都；另外疏广师从孟卿，以此传授给琅邪人管路。管路和防都，又师从颜安乐；管路传授给大司农孙宝。瑕丘人江公从鲁地申公那里学习《谷梁春秋》和《诗经》，汉武帝时担任博士，让他与董仲舒辩论。江公口才笨拙，而丞相公孙弘原本研习《公羊》学，比较整理其义理，最终采用了董仲舒的学说。于是皇上因此尊崇《公羊》学派，下诏让太子学习；卫太子又私下询问《谷梁》，并认为它很好。此后《谷梁》学逐渐衰微，只有鲁国人荣广、皓星公两人研习。荣广完全能传授《诗经》和《春秋》，蔡千秋、梁周庆、丁姓都跟随荣广学习。蔡千秋又师从皓星公，为学最为笃实。汉宣帝即位，听说卫太子喜好《谷梁》，于是召见蔡千秋与《公羊》学派一同讲说，皇上认为《谷梁》的解说更好。后来又选拔十名郎官跟随蔡千秋学习。恰逢蔡千秋病死，征召江公的孙子为博士，下诏让刘向学习《谷梁》，想让他辅助教学。江博士又死了，于是征召梁周庆、丁姓待诏，让他们最终完成对那十人的传授，十多年后十人都精通熟练，于是召见。五经著名儒者、太子太傅萧望之等人在殿中大会，评定《公羊》《谷梁》的同异，萧望之等多数人遵从《谷梁》，从此《谷梁》学大盛。梁周庆、丁姓都成为博士，丁姓传授给楚国人申、章昌、曼君。起初，尹更始师从蔡千秋，又学习《左氏传》，选取其中变化道理相合的内容作为章句，传授给儿子尹咸以及翟方进、房凤。起初江博士传授给胡常，胡常传授给梁人萧秉，担任讲学大夫。左丘明作传传授给曾申，曾申传授给卫国人吴起，吴起传授给他的儿子吴期，吴期传授给楚国人铎椒，铎椒传授给赵国人虞卿，虞卿传授给同郡人荀卿，名况，荀况传授给武威人张苍，张苍传授给洛阳人贾谊，贾谊传授给他的孙子贾嘉，贾嘉传授给赵国人贯公，贯公传授给他的幼子贯长卿，贯长卿传授给京兆尹张敞及侍御史张禹。张禹多次向御史大夫萧望之讲述《左氏》，萧望之认为很好，推荐张禹征召待诏，还没来得及询问，恰逢张禹病死。张禹传授给尹更始，尹更始传授给他的儿子尹咸以及翟方进。胡常又传授给黎阳人贾防，贾防传授给苍梧人陈钦。《汉书·儒林传》说：“汉朝兴起，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都修习《春秋左氏传》。”起初刘歆从尹咸和翟方进那里学习《左氏》，从此谈论《左氏》的人都以贾防为根本。刘歆传授给扶风人贾徽，贾徽传授给儿子贾逵，贾逵受诏列举《公羊》《谷梁》不如《左氏》的四十件事，上奏皇帝，名为《左氏长义》。章帝认为很好。贾逵又作《左氏训诂》。司空南阁祭酒陈元作《左氏同异》，大司农郑众作《左氏条例章句》。南郡太守马融撰写三家异同的学说。京兆尹延笃从贾逵的孙子贾伯升那里学习《左氏》，进而为之作注。汝南人彭汪记录先师的奇说及旧注。太中大夫许淑、九江太守服虔、侍中孔嘉、魏司徒王朗、荆州刺史王基、大司农董遇、征士敦煌人周生烈都注解《左氏传》。梓潼人李仲钦著《左氏指归》，陈郡人颍容作《春秋条例》。又是何休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谷梁废疾》。郑康成针砭《膏肓》、破除《墨守》、救治《废疾》。从此《左氏》大盛。汉朝初年设立《公羊》博士，宣帝又设立《谷梁》，平帝才开始设立《左氏》。后汉建武年间，以魏郡人李封为《左氏》博士，群儒中固执己见的人多次在朝廷争辩。等到李封去世，于是不再设立。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上奏《左氏》，于是设立在学官，仍然流行于世，直到今天于是盛行。公羊、谷梁两传逐渐衰微。现在《左氏》采用杜预的注，《公羊》采用何休的注，《谷梁》采用范宁的注。
啖氏助曰：古之解説，悉是口传。自汉以来，乃为章句。如《本草》，皆后汉时郡国，而题以神农；《山海经》广説殷时，而云夏禹所纪。自余书籍，比比甚多。是知三传之义，本皆口传。后之学者，乃着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子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毎一出师，具列将佐；宋则毎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防之文，毎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説、讽諌等杂在其中。故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公羊》、《谷梁》初亦口授，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故多乖谬，失其纲统。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传。
郑氏樵曰：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有未经夫子笔削之春秋，有已经夫子笔削之春秋。孔颍达曰：春秋之名，无所经见，惟昭二年韩起来聘，见鲁春秋。晋语司马侯对悼公曰：羊舌肸习于春秋。悼公使之▯其太子。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亦云教之以春秋。由此观之，是周之典礼不存，惟鲁春秋为列国所重，皆在夫子未修之前。旧有春秋之目，则韩起之所见，与叔向、叔时之所学者，乃周公、伯禽以来，上自天子，下至列国，礼乐征伐等事，无不备载，皆周之盛时为王之典章。此杜预所谓周之旧典礼经是也。今汲冢▯语亦有鲁春秋，记鲁献公十七年事，诸如此类，皆夫子未生之前未经笔削之春秋也。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此鲁史记东迁以后事，已经夫子笔削之春秋也。或谓春秋之名，取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或谓一褒一贬，若春若秋；或谓春获麟，秋成书，谓之春秋，皆非也。惟杜预所谓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此説得之。汲冢琐语记夫子时事，自为夏殷春秋。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以至晏子、虞卿、吕不韦、陆贾著书，皆曰春秋。葢当时述作之流于正史外，各记其书，皆取春秋以名之。然观其篇第，本无年月，与错举春秋以为所记之名，则异矣。
问《公谷传》大概皆同？朱子曰：“所以林黄中説，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当时皆有所传授，其后门人弟子始笔之于书耳。”曰：“想得皆是齐鲁间儒，其所着之书，恐有所传授，但皆杂以己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圣人之旧。”
马氏端临曰：案《春秋》古经，虽《汉艺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见，而自汉以来所编古经，则俱自三传中取出，经文名之曰正经耳。又曰：《易》有彖象，本与卦爻为二，而王弼合之；《诗》《书》有序，本与经文为二，而毛苌、孔安国合之；《春秋》有三传，亦本与经文为二，而治三传者合之。先儒务欲存古，于是取其已合者复析之，命之曰古经。然彖象之与卦爻，序之与经，毛、孔、王三公，虽以之混为一书，尚未尝以己意増损于其间，苟复析之，即古人之旧矣。独《春秋》一书，三传各以其説与经文参错，而所载之经文又各争异，盖事同而字异者，及邾仪父盟于蔑于眜之类是也；事字俱异者，尹氏、君氏之类是也；元未尝书其事而以意増入者，孔子生、孔丘卒是也。然择其差可信者，则左氏为优，何也？葢公羊、谷梁直以其所作传文搀入正经，不曽别出，而左氏则经自经而传自传。又杜元凯《经传集解序》文以为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则是左氏作传之时，经文本自为一书，至元凯始以左氏传附之经文各年之后，是左氏传中之经文可以言古经矣。
传注得失
欧阳氏修曰：「传之于经，勤矣。其述经之事，时有赖其详焉。至其失传，则不胜其戾也。其述经之意，亦时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圣人而反小之，欲尊经而反卑之。取其详而得者，废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取其卑小
译啖氏助说：古代的解说，全都是口耳相传。自从汉代以来，才形成章句。比如《本草》，都是后汉时期郡国的著作，却题名为神农所作；《山海经》广泛解说殷商时期的事，却说是夏禹所记载。其余的书籍，此类情况非常多。由此可知，《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的含义，原本都是口耳相传。后来的学者，才将其写在竹帛上，并以祖师的名称作为标题。你看《左氏传》，对于周、晋、齐、宋、楚、郑等国的事情，记载最为详细。晋国则每次出兵，都详细列出将领和副将；宋国则每次因国家兴衰，都完备列举六卿。所以知道史官的文书，每个国家各不相同。《左氏传》得到了这几个国家的史书，传授给门人，意义则是口耳相传，没有形成文字。后代的学者，才推演并贯通它们，汇总并合并它们，编排年月，作为传记。又广泛采录当时的文献，所以兼有《子产》、《晏子》以及各国卿大夫的家传，还有《卜书》和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所以虽然叙事很多，但解释义理却很少，是非交错，混杂难辨。《公羊传》、《谷梁传》起初也是口授，后人根据它们的大义，分散配属经文，所以多有乖谬，失去了纲领统绪。然而它们的大旨，也是子夏所传授的。
郑氏樵说：《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有未经孔子笔削的《春秋》，有已经孔子笔削的《春秋》。孔颖达说：《春秋》这个名称，在经典中没有见到，只有鲁昭公二年韩起来聘问，看到了鲁国的《春秋》。《晋语》中司马侯回答晋悼公说：羊舌肸熟悉《春秋》。晋悼公让他教导太子。《楚语》中申叔时论述教导太子的方法，也说用《春秋》来教导。由此看来，是周朝的典礼不存在了，只有鲁国的《春秋》被列国所重视，都在孔子修订之前。旧有《春秋》这个名称，那么韩起所看到的，与叔向、叔时所学习的，乃是周公、伯禽以来，上自天子，下至列国，礼乐征伐等事，无不详细记载，都是周朝盛世作为王者的典章。这就是杜预所说的周朝的旧典礼经。现在汲冢《琐语》也有鲁《春秋》，记载鲁献公十七年的事，诸如此类，都是孔子出生之前未经笔削的《春秋》。孟子说：王者的踪迹熄灭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是鲁国史记东迁以后的事，是已经孔子笔削的《春秋》。有人说《春秋》这个名称，取自赏赐在春夏，刑罚在秋冬；有人说一褒一贬，像春像秋；有人说春天获麟，秋天成书，称为春秋，都不对。只有杜预所说的年有四时，所以错举作为所记载的名称，这个说法是对的。汲冢《琐语》记载孔子时事，自称为夏殷《春秋》。墨子说：我见过百国的《春秋》，以至于晏子、虞卿、吕不韦、陆贾著书，都称为《春秋》。大概当时叙述创作的流传于正史之外的，各自记载其书，都取《春秋》来命名。然而看它们的篇章次第，本来没有年月，与错举春秋作为所记载的名称，就不同了。
问《公羊传》《谷梁传》大体相同吗？朱子说：“所以林黄中说，只是一个人，只是看他的文字，怀疑如果不是一个人写的。”有人说：“怀疑当时都有传授，后来门人弟子才开始写在书上。”朱子说：“我想都是齐鲁间的儒者，他们所写的书，恐怕有所传授，但都夹杂自己的意思，所以多有差错。其中符合道理的，怀疑是圣人的旧说。”
马氏端临说：查考《春秋》古经，虽然《汉书·艺文志》中有记载，但孔子所修订的《春秋》，其原文世人没有见到，而自汉代以来所编的古经，都是从三传中取出的，将经文命名为正经罢了。又说：《易经》有彖辞象辞，本来与卦爻分为二，而王弼将它们合并；《诗经》《尚书》有序言，本来与经文分为二，而毛苌、孔安国将它们合并；《春秋》有三传，也本来与经文分为二，而研究三传的人将它们合并。先儒想要保存古本，于是将已经合并的再次分开，命名为古经。然而彖象与卦爻，序言与经文，毛、孔、王三公，虽然将它们混为一书，但尚未曾用自己的意思在其中增减，如果再次分开，就是古人的旧本了。唯独《春秋》一书，三传各自将自己的说法与经文参差错落，而所载的经文又各自争异，大概事情相同而文字不同的，如邾仪父在蔑盟、在眜盟之类；事情文字都不同的，如尹氏、君氏之类；原本没有记载其事而凭意思增加的，如孔子生、孔丘卒之类。然而选择比较可信的，那么《左氏传》为优，为什么呢？因为《公羊传》、《谷梁传》直接将自己所作的传文搀入正经，不曾另外列出，而《左氏传》则是经自经而传自传。又杜元凯《经传集解序》文认为将分经的年份与传的年份相附，那么就是《左氏传》作传的时候，经文本自为一书，到杜元凯才开始将《左氏传》附在经文各年之后，所以《左氏传》中的经文可以说成是古经了。
传注得失
欧阳氏修说：“传对于经，很勤勉了。它叙述经中的事情，有时依赖它的详细。至于它违背传，则不能容忍它的乖戾。它叙述经中的意思，有时也有收获。等到它失误时，想要夸大圣人反而缩小了圣人，想要尊崇经反而贬低了经。取它的详细而正确的，废弃它的失误的是可以的。嘉许它尊崇扩大的心意，是可以的。取它的卑小”
又曰：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五六。程子曰：「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
晁氏説之曰：「谷梁晚出于汉，因得监省左氏、公羊之违畔而正之。至其精深逺大者，真得子夏之所传。范氏又因诸儒而博辩之，申谷梁之志也。其于是非亦少公矣，非若征南一切申传，汲汲然不敢异同也。」
杨氏时曰：「伯淳先生尝有语云：『防春秋若经不通，则当求之传；传不通，则当求之经。』某曽问之云：『传不通，则当求之经，何也？』曰：『只如左氏春秋书『君氏卒』，君氏乃惠公继室声子也；而公羊春秋则书曰『尹氏』。传云：『大夫也。』然声子而书曰『君氏』，是何义？当以尹氏为正。』此所谓求之经。」
胡氏安国曰：「传《春秋》者三家，左氏叙事，见本末；公羊、谷梁辞辩而义精。学经以传为案，则当阅左氏；玩辞以义为主，则当习公谷。」
胡氏宁曰：左氏释经，虽简而博，通诸史叙事，尤详能令百世之下，颇见本末，其有功于《春秋》为多。公谷释经，其义皆密，如卫州吁以称人为讨贼之辞也。公薨不地，故也不书葬，贼不讨以罪下也。若此之类，深得圣人诛乱臣讨贼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绪，非曲説所能及也。啖赵谓三传所记，本皆不谬，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妄加附益，转相传授，浸失本真，故事多迂诞，理或舛驳，其言信矣。然则学者于三传，忽焉而不习，则无以知经；习焉而不察，择焉而不精，则《春秋》之宏意，大旨简易明白者，汨于僻説，愈晦而不显矣。
朱子曰：「左氏曽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防徃徃不曽讲学。公谷考事甚踈，然义理却精，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説话，徃徃不曽见国史。」
又曰：「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因举「芟夷蕴崇」之一▯，是闗上文甚事？《左传》是一个审利害之几、善避就底人，所以其书有贬死节等事。其间议论有极不是处，如「周郑交质」之类，是何议论？其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义理，此▯不如《公羊》説。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议论。
又曰：「或有解《春秋》者，专以日月为褒贬，书时月则以为贬，书日则以为褒，穿凿得全无义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义理穿凿，故可观。」
问胡春秋如何？曰：胡春秋大义正，但春秋自难理防。又曰：前辈做春秋义，言辞虽粗率，却説得圣人大意出。如二程未出时，便有胡安定、孙泰山、石徂徕他们説经，虽是甚有踈畧处，观其推明治道，直是凛凛可畏。
又曰：「左传是后来人做，为见陈氏有齐，所以言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见三家分晋，所以言公侯子孙必复其始。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
择之説，文定説，得理太多，尽堆在里面。朱子曰：「不是如此底，亦压从这理来。」
问《春秋》胡文定公之説如何？曰：“寻常亦不满于胡説。且如解经不使道理明白，却就其中多使故事，大与做时文答防相似。”
晁氏公武曰：「三传之学，谷梁所得最多，诸家之解，范寗之论最善。」
郝氏经曰：「三传之説虽不同，要之出于圣人之门，而学有所自，终不外圣人之书法。自王通为三传作，而春秋散之言，而卢仝辈遂谓三传当束髙阁，而独抱遗经。陆淳、啖助、赵匡等因之，遂创为之传。自是春秋之学不专于三传矣。」
虞氏集》曰：「昔之传《春秋》者有五家，邹、夹先亡，学《春秋》者据《左氏》以记事，以观圣笔之所防，而或议其浮华与经意逺者多矣。是以《公》《谷》据经以立义，专门之家，是以尚焉。唐啖、赵师友之间，始知求圣人之意于圣人手笔之书。宋之大儒，以为可与三传竝治者，明其能专求于经也。然传亡，存者惟《纂例》等书。意其传之所▯明，无出于所存之书者。清江刘氏，权衡三传，得之为多，而其所为传，用意
译又说：经文不依赖传注就能通晓的，占十分之七八；因为传注反而产生疑惑的，占十分之五六。程子说：“用传注来考证经文中记载的事迹，用经文来辨别传注的真伪。”
晁氏说之评论道：“《谷梁传》在汉代晚期才出现，因此能够借鉴、反省《左传》和《公羊传》的违背背离之处而加以纠正。至于其中精深远大的内容，真正得到了子夏所传授的精髓。范氏又依据众儒的说法广泛辩论，以申述《谷梁传》的宗旨。他在是非判断上也稍微公正一些，不像征南那样一味申述传注，急切地不敢有不同的意见。”
杨氏时评论道：“伯淳先生曾经有话说：‘研读《春秋》，如果经文不通，就应当去探求传注；如果传注不通，就应当去探求经文。’我曾经问他：‘传注不通，就应当去探求经文，为什么呢？’他说：‘比如《左传》记载‘君氏卒’，君氏是惠公的继室声子；而《公羊传》则记载为‘尹氏’。传注说：‘这是大夫。’然而声子被称为‘君氏’，这是什么意思？应当以‘尹氏’为正确。’这就是所谓的探求经文。”
胡氏安国评论道：“解释《春秋》的有三家，《左传》叙述事件，能看清始末；《公羊传》、《谷梁传》言辞辩论而义理精微。学习经文以传注为案据，就应当阅读《左传》；玩味言辞以义理为主，就应当学习《公羊传》和《谷梁传》。”
胡氏宁评论道：《左传》解释经文，虽然简略但广博，贯通各种史书的叙事，尤其详细，能让百代之后的读者，大致看清始末，它对《春秋》的功劳很大。《公羊传》和《谷梁传》解释经文，其义理都很严密，比如卫国州吁一事，称“人”是讨伐贼臣的措辞；国君死而不记载地点，是因为有缘故；不记载葬礼，是因为贼臣没有讨伐，以此归罪于下属。像这类情况，深得圣人诛杀乱臣、讨伐贼子的用意。考察其源流，必定有头绪，不是曲解所能达到的。啖助、赵匡认为三家传注所记载的，本来都没有错误，义理则是口耳相传未形成文字，后代学者妄加附益，辗转传授，逐渐失去了本真，所以故事多迂腐荒诞，道理有的错乱驳杂，他们的话可信。然而学者对于三家传注，忽视而不学习，就无法知晓经文；学习了而不明察，选择了而不精审，那么《春秋》宏大简易明白的宗旨，就会被偏颇的学说淹没，更加晦暗而不显扬了。
朱子说：“《左传》作者曾见过国史，考证事情很精当，只是不懂得大义，专门在小处处理，往往没有讲学。《公羊传》和《谷梁传》考证事情很疏漏，但义理却很精微，这两家是经生，传承了许多说法，往往没有见过国史。”
又说：“《左传》中的‘君子曰’最没有意思，比如举出‘芟夷蕴崇’这一条，与上文有什么关系？《左传》是一个审察利害几微、善于避就的人，所以他的书中有贬低死节等事。其中议论有极不对的地方，比如‘周郑交质’之类，这是什么议论？他说：‘宋宣公可以说知人了，立穆公，他的儿子享受了祭祀，这是以义命名的。’只知道利害，不知道义理，这不如《公羊传》的说法。君子大居正，这才是儒者的议论。”
又说：“有的人解释《春秋》，专门以日月作为褒贬，记载时月就认为是贬，记载日就认为是褒，穿凿得全无义理。像胡文定公所解释的，是以义理进行穿凿，所以值得观看。”
问胡氏的《春秋》怎么样？回答说：胡氏《春秋》大义端正，但《春秋》本身很难处理。又说：前辈做《春秋》义，言辞虽然粗率，却说得出了圣人的大意。比如二程未出现时，就有胡安定、孙泰山、石徂徕他们解说经典，虽然有很多疏略的地方，但看他们推明治道，真是凛凛可畏。
又说：“《左传》是后来人做的，因为看到陈氏拥有齐国，所以说八代之后没有人能与之相比；看到三家分晋，所以说公侯子孙必定恢复其初始。《左传》是史学，《公羊传》和《谷梁传》是经学。史学记得事情，但在道理上便出差错；经学在义理上有功，但记事多错误。”
择之的说法，文定的说法，得到的道理太多，都堆在里面。朱子说：“不是这样的，也压制着从这个道理来。”
问《春秋》胡文定公的说法怎么样？回答说：“平常也不满意胡氏的说法。比如解释经文不让道理明白，却在其中多用故事，大与做时文答题相似。”
晁氏公武评论道：“三家传注的学问，《谷梁传》所得最多，诸家的解释，范寗的论述最好。”
郝氏经评论道：“三家传注的说法虽然不同，总之出于圣人之门，而学问有所本，终究不超出圣人的书法。自从王通为三家传注作序，而《春秋》散见于言论，卢仝等人于是认为三家传注应当束之高阁，而独自怀抱遗经。陆淳、啖助、赵匡等人沿袭这种观点，于是创制了新的传注。从此《春秋》的学问不专于三家传注了。”
虞氏集评论道：“过去传《春秋》的有五家，邹氏、夹氏先亡，学习《春秋》的人依据《左传》来记事，来观察圣人笔削的用意，而议论其浮华且与经意相远的很多。因此《公羊传》、《谷梁传》依据经文来立义，专门之家的学者，因此崇尚它们。唐代啖助、赵匡师友之间，开始知道在圣人亲手写的书中寻求圣人的用意。宋代的大儒，认为可以与三家传注并列学习的，说明他们能专门在经文中寻求。然而传注亡佚，存留的只有《纂例》等书。推测传注所阐明的，没有超出所存留的书的。清江刘氏，权衡三家传注，得到的很多，而他所做的传注，用意”
日讲春秋解义总説
<经部,春秋类,日讲春秋解义》>
钦定四库全书
日讲春秋解义卷一
隐公【公名息姑，鲁惠公之子，姬姓，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始受封，传世十有三，而至隐公摄主国事。諡法不尸其位，曰隐】
周【文武开基，始都丰镐。幽厉板荡，平王东迁洛阳，尽举故都而弃之。秦所谓东周也。于是王室微弱，至平王四十九年而入春秋。鲁隐公三年，平王崩，桓王立】
郑【姬姓，伯爵，自桓公始受封。周厉王之子，宣王之弟也。子武公，武公子庄公。庄公元年，封弟▯于京。二十二年，克▯于鄢，入春秋】
齐【姜姓，侯爵，自太公相武王定殷，受封于齐，受命专征，侯伯传世十三，至僖公九年入春秋】宋【子姓，公爵，周武王定殷邦，封微子啓于宋，以奉殷祀，传世十四，至穆公七年入春秋，鲁隐公三年，穆公卒，弟殇公与夷立】
晋【姬姓侯爵，自唐叔始受封，传世十一，而至昭侯。昭侯封文侯之弟成师于曲沃，晋始乱，分为二，以翼、曲沃别之】
翼【昭侯之后传孝侯鄂侯。鄂侯二年，入春秋。隐公五年，曲沃伐翼，翼侯奔随。王命虢公立鄂侯之子光于翼，是为哀侯。隐公六年，晋逆翼侯于随，纳诸鄂，谓之鄂侯】
曲沃【成师之后，传曲沃庄伯。曲沃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隐公七年，曲沃庄伯卒，子称代立，是为曲沃武公】
卫【姬姓侯爵，自康叔始受封，传世十三，至桓公，十三年入春秋。鲁隐公四年，卫州吁弑桓公自立。冬，杀州吁，宣公晋立】
蔡【姬姓侯爵，蔡叔之子，蔡仲率徳改行，成王复封于蔡，传世十三，至宣公二十八年入春秋。鲁隐公八年，宣公卒，子桓侯封人立】
曹【姬姓，伯爵，自曹叔振铎始受封，传世十二，至桓公，终生三十五年，入春秋】
滕【姬姓，侯爵。至鲁隐公七年，见滕侯卒。其后称子，葢为时王所黜】
陈【嬀姓，侯爵，舜之后，自胡公始受封，传世十二，至桓公二十三年入春秋】
杞【姒姓，侯爵，夏禹之后，自东楼公始受封，传五世至武公，二十九年入春秋，鲁庄公二十七年书“杞伯来朝”，葢为时王所黜，其后又称子】
薛【任姓侯爵至鲁隐公十一年见来朝。庄公三十一年书薛伯卒。葢为时王所黜。其后至昭公三十一年见葬薛献公】
莒【已姓，子爵。至鲁文公十八年，见庶其】
邾【曹姓附庸国，自仪父入春秋后，为子至鲁庄公十六年，书邾子克卒】
许【姜姓太岳之后，至鲁隐公十一年，见许庄公及许叔；鲁桓公十五年，许叔入于许；即鲁僖公四年，许男新臣卒，葬许穆公也】
小邾【曹姓，颛顼之后。鲁庄公五年，书郳黎来来朝，葢附庸而未爵命。其后数从齐桓公尊王室，王命为诸侯。至鲁僖公七年，始书小邾子】
楚【芈姓，子爵，自熊绎始受封。八世至熊渠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此▯王之始也。又八世至熊仪，是为若敖。又二世至熊眴，是为蚡冒。其弟熊通簒立，是为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
秦【嬴姓，伯爵，颛帝之后也。殷有蜚廉，周有造父。周孝王使非子畜马蕃息，分土为附庸邑之。秦六世至襄公，将兵救周，送平王东迁，有功，封为诸侯。襄公卒，文公立。文公四十四年，是为隐公元年。又六世至穆公任好，十五年，鲁僖公十五年，始见《春秋】
吴【姬姓子爵，自太伯祚吴，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吴，又十四世至寿梦，而吴始益大，称王，鲁成公七年始见《春秋】
越【其先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也，封于防稽，以奉禹祀。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鲁昭公五年，偕楚伐吴，始见于《春秋》。允常与阖庐战而相怨伐。定公十四年，允常卒，子句践立，是为越王。是年，吴伐越，越败之于檇李】
钦定四库全书
日讲春秋解义卷一
隐公【名息姑，惠公之子，以平王四十九年嗣位，諡法不尸其位曰隐】
【左传】惠公元妃孟子【子宋姓】孟子卒，继室以
译日讲《春秋》解义总说
（经部，春秋类，《日讲春秋解义》）
钦定四库全书
《日讲春秋解义》卷一
隐公【名息姑，是鲁惠公的儿子，姬姓，爵位为侯。从周公子伯禽开始受封，传了十三代，到隐公时代理国政。谥法规定，不实际占据君位的人，谥号为“隐”】
周【周文王、周武王开创基业，最初建都于丰、镐。周幽王、周厉王时政局动荡，周平王东迁至洛阳，完全放弃了旧都。这就是秦国所说的东周。从此王室势力衰微，到平王四十九年进入春秋时期。鲁隐公三年，周平王去世，周桓王即位】
郑【姬姓，伯爵，从郑桓公开始受封。郑桓公是周厉王的儿子，周宣王的弟弟。郑桓公的儿子是郑武公，郑武公的儿子是郑庄公。郑庄公元年，将弟弟共叔段封于京邑。二十二年，在鄢地击败共叔段，这一年进入春秋时期】
齐【姜姓，侯爵，从姜太公辅佐周武王平定殷商，受封于齐地，受命拥有专征伐之权，侯爵爵位传了十三代，到齐僖公九年进入春秋时期】
宋【子姓，公爵，周武王平定殷商后，封微子启于宋地，以奉祀殷商宗庙，爵位传了十四代，到宋穆公七年进入春秋时期。鲁隐公三年，宋穆公去世，弟弟殇公与夷即位】
晋【姬姓，侯爵，从唐叔开始受封，爵位传了十一代，到晋昭侯。晋昭侯将晋文侯的弟弟成师封于曲沃，晋国从此开始混乱，分裂为两部分，分别称为翼和曲沃】
翼【晋昭侯之后传位给晋孝侯、晋鄂侯。晋鄂侯二年，进入春秋时期。鲁隐公五年，曲沃军队攻打翼城，翼城国君逃到随国。周天子命令虢公在翼城拥立晋鄂侯的儿子光，这就是晋哀侯。鲁隐公六年，晋国从随国迎回翼城国君，将他安置在鄂地，称为晋鄂侯】
曲沃【成师之后，传位给曲沃庄伯。曲沃庄伯十一年十一月，正是鲁隐公元年正月。鲁隐公七年，曲沃庄伯去世，儿子曲沃武公继位】
卫【姬姓，侯爵，从卫康叔开始受封，爵位传了十三代，到卫桓公，十三年进入春秋时期。鲁隐公四年，卫州吁杀害卫桓公自立。冬天，杀死了州吁，卫宣公晋即位】
蔡【姬姓，侯爵，是蔡叔的儿子。蔡仲遵循道德，改变行为，周成王再次将蔡地封给他，爵位传了十三代，到蔡宣公二十八年进入春秋时期。鲁隐公八年，蔡宣公去世，儿子蔡桓侯封人即位】
曹【姬姓，伯爵，从曹叔振铎开始受封，爵位传了十二代，到曹桓公，在位三十五年，进入春秋时期】
滕【姬姓，侯爵。到鲁隐公七年，记载滕侯去世。后来称子爵，大概是被当时的周天子贬黜】
陈【嬀姓，侯爵，是舜的后代，从陈胡公开始受封，爵位传了十二代，到陈桓公二十三年进入春秋时期】
杞【姒姓，侯爵，是夏禹的后代，从东楼公开始受封，传了五代到杞武公，二十九年进入春秋时期。鲁庄公二十七年记载“杞伯来朝”，大概是被当时的周天子贬黜，后来又称子爵】
薛【任姓，侯爵。到鲁隐公十一年，记载薛国来朝见。鲁庄公三十一年记载薛伯去世。大概是被当时的周天子贬黜。后来直到鲁昭公三十一年，记载安葬薛献公】
莒【己姓，子爵。到鲁文公十八年，记载庶其】
邾【曹姓，是附庸国。从仪父进入春秋时期后，爵位为子。到鲁庄公十六年，记载邾子克去世】
许【姜姓，是太岳的后代。到鲁隐公十一年，记载许庄公和许叔；鲁桓公十五年，许叔进入许国；即鲁僖公四年，许男新臣去世，安葬许穆公】
小邾【曹姓，是颛顼的后代。鲁庄公五年，记载郳黎来来朝见，大概是附庸国而未受封爵位。后来多次跟随齐桓公尊崇王室，周天子命令其为诸侯。到鲁僖公七年，才开始记载小邾子】
楚【芈姓，子爵，从熊绎开始受封。八代传到熊渠即位，他的长子熊康为句亶王，中子熊红为鄂王，少子熊执疵为越章王，这是称王的开始。又八代传到熊仪，这就是楚若敖。又两代传到熊眴，这就是楚蚡冒。他的弟弟熊通篡位，这就是楚武王。楚武王十九年进入春秋时期】
秦【嬴姓，伯爵，是颛顼的后代。殷商时有蜚廉，周朝时有造父。周孝王让非子养马繁殖，分给他土地作为附庸邑。秦国六代传到秦襄公，率领军队救援周王室，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秦襄公去世，秦文公即位。秦文公四十四年，就是鲁隐公元年。又六代传到秦穆公任好，十五年，即鲁僖公十五年，开始见于《春秋》】
吴【姬姓，子爵，从太伯统治吴地，五代传到周章，周武王灭殷商，因此封他于吴地。又十四代传到寿梦，吴国开始强大，称王，鲁成公七年开始见于《春秋》】
越【其先祖是禹的后代，少康的庶子，封于防稽，以奉祀禹的宗庙。后来二十多代，传到允常。鲁昭公五年，联合楚国攻打吴国，开始见于《春秋》。允常与阖庐交战而结怨。鲁定公十四年，允常去世，儿子句践即位，这就是越王。这一年，吴国攻打越国，越国在檇李击败吴国】
钦定四库全书
《日讲春秋解义》卷一
隐公【名息姑，是惠公的儿子，在周平王四十九年继承君位，谥法规定不实际占据君位的人，谥号为“隐”】
【左传】惠公的原配夫人孟子【孟子是宋国女子】孟子去世，继室以
声子生隐公【声子，孟子之侄娣也。元妃卒，次妃摄治内事，故谓之继室】宋武公生仲子【宋，杜注：梁国睢阳县，今河南归徳府治】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鲁，括地志：曲阜县外城，伯禽所筑也，今属山东兖州府】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追成父志，以位让桓。为桓尚少，立为大子，率国人奉之。为经元年春不书即位，传】
译声子生下了隐公。声子是孟子的侄娣。元妃去世后，次妃代理处理宫内事务，所以称她为继室。宋武公生下了仲子。宋国，杜预注解说：即梁国睢阳县，如今是河南归德府的治所。仲子出生时，手上就有纹路，写着“做鲁国的夫人”。鲁国，《括地志》说：曲阜县的外城，是伯禽修筑的，如今隶属于山东兖州府。所以仲子嫁给了我，生下了桓公，而惠公去世，因此隐公即位并奉养桓公。这是为了追成父亲的遗志，把君位让给桓公。因为桓公年纪尚小，立他为太子，率领国人奉养他。这就是《春秋》经文中隐公元年春天不记载“即位”的原因，传文对此有解释。
元年
【公羊传】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此鲁隐公即位之首年，孔子笔削所托始也。诸侯奉天子正朔，凡有事于天子之国，必用天子之年。至纪本国之政，亦得自用其年，旧史之常法也。首年称元，自董氏仲舒以为视大始而欲正本，何休、杜预附而益之，遂有体元之説。胡氏安国推衍干
元，坤元之用，而谓体元者，人君之职；调元者，宰相之事。又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虽理亦可通，而非经之本指也。《舜典》称“元日”，《商书》称“元祀”，古之帝王，义或有取，而遂目为圣人之书法则凿矣。
春王正月
【左传】元年春王周正月【言周以别夏殷】不书即位，摄也。
【公羊传】春者，何？嵗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制法之王】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母俱媵也】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桓母右媵】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谷梁传】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成隐让桓之志】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隐长桓幼】春秋成人之羙不成人之恶。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不明让者之善，则弑者之恶不显】其恶桓何也？隐将让而桓弑之，则桓恶矣。桓弑而隐让，则隐善矣。善则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贵义而不贵惠【惠谓私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扬父之羙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兄弟天伦也【兄先弟后，天之伦次】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隐为世子，受命于惠公；为鲁君，已受命于天王矣】已废天伦而忘君父【弟先于兄，是废天伦；私以国让，是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隐者，可谓轻千乗之国，蹈道则未也。王正月者，周正，建子之月也。周人即以是月为春夏。书《甘誓》曰：「怠弃三正，则三正叠用。」古已有此。而《汉书·陈宠传》曰：「冬至之节，阳气始萌，天以为正，周以为春。」又其明征也。以经文考之，桓十四年春正月无冰，成元年春二月无冰，襄二十八年春无冰。若夏正建寅之月，则冻宜解，无冰非异矣。况卯辰之月乎？定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若建亥之月，则陨霜非异，而亦无菽矣。以是知先儒「夏时冠周月」之説，未得其实也。《春秋》之例，必通一时，无事可纪，乃书首月，以备四时而成嵗。惟人君之始年，虽下二月有事可纪，必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史防之正法也。隐公自居于摄，虽改元、朝庙、与国人更始，而未行即位之礼，故不书即位。庄、闵、僖、元年不书即位，与此同。盖事有其实，既行即位之礼，旧史所书，孔子不得而削也。未行即位之礼，旧史所无，孔子不得而増也。胡氏安国乃谓孔子首绌隐公以明大法，误矣。谓上不禀命于天子，则鲁十二公之所同也。谓内不承国于先君，则于定公之书即位不可通矣。侯国纪事，虽得自用其年，而所奉乃天子之朔，故必书王正月。程氏端学曰：「若周史则不书王，得其义矣。先儒乃谓天下皆知有帝，故虞之正月不冠以帝；天下皆知有王，故夏之正月不冠以王。而以加王于正为孔子特笔，亦臆説也。」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凡书邾，公羊俱作邾娄；蔑，公羊、谷梁竝作昩。此书盟之始。邾，今山东邹县；蔑，杜注鲁地，今泗水县东有姑蔑故城】
【左传】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
译元年
【公羊传】元年，是什么意思？是国君即位的第一年。
这是鲁隐公即位的第一年，也是孔子删削史书所依托的起始之年。诸侯奉行天子的正朔，凡是在天子之国有所作为，必定使用天子的年号。至于记载本国的政事，也可以自己使用自己的年号，这是旧史的常规法则。第一年称为“元”，自从董仲舒认为这是观察大始而想要正本清源，何休、杜预附和并加以增益，于是有了“体元”的说法。胡安国推演“乾元”、“坤元”的作用，说“体元”是国君的职分；“调元”是宰相的事。又说：“元就是仁，仁是人心。”虽然道理上也可以讲通，但这并不是经文的根本旨意。《舜典》称“元日”，《商书》称“元祀”，古代帝王，意义或许有取于此，但因此就把它看作是圣人的书法准则，那就太牵强附会了。
春王正月
【左传】元年春天，周历的正月【说“周”是为了区别于夏历和殷历】没有记载即位，是因为隐公是摄政。
【公羊传】春，是什么意思？是一年的开始。王者，指的是谁？指的是文王【文王，是周朝开始受命制定法度的君王】为什么先说“王”而后说“正月”？是“王”的“正月”。为什么说“王”的“正月”？是为了强调大一统。隐公为什么不说即位？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意。成全隐公什么心意？隐公打算平定国家后把政权归还给桓公。为什么要归还给桓公？桓公年幼但地位尊贵，隐公年长但地位卑微，他们尊卑的差别很细微【母亲都是媵妾】国人都不知道，隐公年长又贤能，众大夫拥立隐公让他即位。如果隐公在这个时候推辞即位，就不知道桓公将来是否一定能即位。而且如果桓公即位，就担心众大夫不能辅佐年幼的君主。所以凡是隐公的即位，都是为了桓公的即位。隐公年长又贤能，为什么不应该即位？立嫡子以年长不以贤能，立庶子以尊贵不以年长。桓公为什么尊贵？因为母亲尊贵【桓公的母亲是右媵】母亲尊贵那么儿子为什么尊贵？儿子因母亲而尊贵，母亲因儿子而尊贵。
【谷梁传】即使没有大事，也一定要记载正月，是为了慎重对待开端。隐公为什么不说即位？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志向【成全隐公让位给桓公的志向】成全什么呢？是说国君不打算自己当鲁公。国君不打算自己当鲁公是为什么呢？因为打算让位给桓公。让位给桓公合乎正道吗？回答说：不合乎正道【隐公年长，桓公年幼】《春秋》成全人的美德，不助长人的恶行。隐公不合乎正道却成全他，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显示桓公的恶行【如果不彰显让位者的善，那么弑君者的恶就不明显】显示桓公的恶行是为什么呢？隐公打算让位而桓公杀了他，那么桓公就恶了。桓公杀了隐公而隐公让位，那么隐公就善了。既然隐公是善的，那么说他不合乎正道，是为什么呢？《春秋》崇尚道义而不崇尚私惠【私惠指个人的恩惠】信奉正道而不信奉邪道。孝子宣扬父亲的美德，不宣扬父亲的恶行。先君想要把君位给桓公，这不是正道，而是邪道。虽然如此，既然已经战胜了这种邪念而把君位给了隐公。如果已经探知先君的邪念而最终把君位给了桓公，那就是成全父亲的恶行。兄弟是天伦【哥哥在前，弟弟在后，这是天然的伦常次序】作为儿子接受父亲的安排，作为诸侯接受天子的任命【隐公作为世子，受命于惠公；作为鲁君，已经受命于天王了】自己废弃天伦而忘记君父【弟弟在哥哥之前即位，是废弃天伦；私自把国家让出，是忘记君父】来施行小恩小惠，这叫作小道。像隐公这样的人，可以说轻视千乘之国，但说他践行正道，那就还没有做到。王正月，是周历，建子之月。周人就把这个月作为春夏。《甘誓》记载：“怠慢废弃三正，那么三正就重叠使用。”古代已经有这种情况。而《汉书·陈宠传》说：“冬至的节气，阳气开始萌动，天以此为正，周以此为春。”这也是明显的证据。用经文来考证，桓公十四年春天正月无冰，成公元年春天二月无冰，襄公二十八年春天无冰。如果是夏历建寅之月，那么冰冻应该解冻，无冰就不是异常现象了。何况是卯月、辰月呢？定公元年冬天十月降霜冻死了豆类。如果是建亥之月，那么降霜就不是异常现象，但也应该没有豆类了。由此可知，先儒“夏时冠周月”的说法，没有符合实际情况。《春秋》的体例，必须贯通一个时期，如果没有大事可记，就记载第一个月，以完备四季而构成一年。只有国君的第一年，即使下个月有大事可记，也一定要记载“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这是史官的正统法则。隐公自居于摄政，虽然改元、朝拜宗庙、与国人更新开始，但没有举行即位之礼，所以不记载即位。庄公、闵公、僖公的第一年不记载即位，与此相同。大概事情有其实，已经举行了即位之礼，旧史所记载的，孔子不能删削。没有举行即位之礼，旧史所没有的，孔子不能增加。胡安国却说孔子首先贬低隐公以阐明大法，这是错误的。说上面不禀命于天子，那么鲁国十二位国君都是相同的。说内里不继承先君的国家，那么在定公记载即位上就无法讲通了。诸侯国记载史事，虽然可以自己使用自己的年号，但所奉行的却是天子的正朔，所以一定要记载“王正月”。程端学说：“如果是周史就不记载‘王’，这就得其义了。先儒却说天下都知道有帝，所以虞朝的正月不冠以‘帝’；天下都知道有王，所以夏朝的正月不冠以‘王’。而把‘王’加在‘正’前面认为是孔子的特笔，这也是主观臆测。”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凡是记载邾，公羊传都作邾娄；蔑，公羊传、谷梁传都作昩。这是记载盟誓的开始。邾，在今山东邹县；蔑，杜预注为鲁地，今泗水县东有姑蔑故城】
【左传】三月，隐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邾仪父就是邾子克，因为没有受到天子的任命，所以不记载爵位，称他为“仪父
【公羊传】及者，何？与也。防、及、暨，皆与也。曷为或言防，或言及，或言暨？防，犹最也【最，聚也】及，犹汲汲也。暨，犹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仪父者，何？邾娄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为称字？襃之也。曷为襃之？为其与公盟也。与公盟者，众矣。曷为独襃乎此？因其可襃而襃之。此其为可襃奈何？渐进也【去恶就善曰进】眜者，何？地期也【其所期处】。《谷梁传】及者，何？内为志焉尔【内，谓鲁也】仪，字也。父，犹傅也。男子之羙称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也。不日，其盟渝也【渝，变也】眜，地名也。
按聘礼、大射仪、燕礼，五等诸侯皆称公，而公食大夫礼又以名篇，则谓君为公，本周制也。鲁侯爵而称公，乃臣子尊君之辞，故孔子仍而不革。邾，鲁附庸国，仪父其君之字也。附庸未得列于诸侯，故书字以别之。与王朝大夫、诸侯兄弟同。春秋凡书盟者，恶之；及者，内为志；防者，外为主。是盟隐公所欲，故曰及也。诸侯当讲信守义，以承王事。义不明而有私交，信不足而有盟诅。春秋志大道之公，是以恶之也。况数年以后，公即伐邾，盟果何益哉？
【附録左传】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费伯，鲁大夫费庈父也。费庈父食邑，今山东鱼台县西南有费亭。郎，杜注鲁邑，今鱼台县东北有郎城。传曰：「君举必书」，然则史之防书皆君命也。今不书于经，亦因史之旧法，故传释之】
夏五月，郑伯克▯于鄢【郑，今河南新郑县；鄢，今河南鄢陵县】
【左传】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凡传言初者，因此年之事而推其所由始也。申，国名，姜姓，今河南南阳县北有故申城】生庄公及共叔▯【共，今河南辉县，▯出奔共，故曰共叔】庄公寤生【史记，寤生，生之难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勿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制，郑邑，一名虎牢，今河南汜水县西有虎牢城，武姜请于庄公，欲以制邑封▯】公曰：“制，岩邑也【言其地岩险】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虢叔，东虢君也，恃制岩险而不修徳，郑灭之，虢故城在今汜水县东近荥阳界】请京【京，杜注郑邑，今荥阳县有京县故城】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祭仲，郑大夫】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墙长三丈，髙一丈，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过百雉言城之周围过三百丈之数】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三分国城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不合三等法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已【鄙，邉邑，贰，两属也】公子吕曰【公子吕，郑大夫】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叔乆不除，则举国之民当生他心】公曰：“无庸，将自及【言无用除之，彼将自及于祸也】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前两属者今皆取为己邑】至于廪延【言所侵愈多，廪延，杜注郑邑，今河南延津县】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子封，即公子吕也，厚谓土地广大】公曰：“不义不昵【言不义之人不为众所亲昵】厚将崩【以墙屋喩也，厚而无基，必自崩，喩众所不附，将自败也】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乗【完城郭，聚人民，缮治其甲胄与兵器，具备其歩卒与车乗】将袭郑，夫人将啓之【无钟鼓曰袭，啓开也】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乗以伐京【古者兵车一乗，甲士三人，歩卒七十二人】京叛大叔▯，▯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书曰郑伯克▯于鄢，▯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实出奔而以克
译“及”是什么意思？是参与的意思。防、及、暨，都是参与的意思。为什么有的说防，有的说及，有的说暨？防，如同最的意思；及，如同急切的意思；暨，如同迟缓的意思。及，表示我方愿意；暨，表示不得已。仪父是谁？是邾娄国的国君。为什么连名带字都写出来？为什么要称字？是为了褒扬他。为什么要褒扬他？因为他与隐公结盟。与隐公结盟的人很多，为什么唯独在这里褒扬他？因为这里有值得褒扬的地方。这里值得褒扬的是什么？是渐进的意思。眜是什么？是约定的地点。
《谷梁传》：“及”是什么意思？表示鲁国主动愿意。仪，是字；父，如同傅，是对男子的美称。为什么不称邾子？因为邾国上古时期地位卑微，没有得到周天子的爵位任命。不记载日期，是因为盟约变了。眜，是地名。
按照聘礼、大射仪、燕礼，五等诸侯都称公，而公食大夫礼又以名篇，那么称君为公，本是周代的制度。鲁侯爵位却称公，是臣子尊称君主的言辞，所以孔子沿袭而不改变。邾国是鲁国的附庸国，仪父是其国君的字。附庸国未能列入诸侯，所以书字以区别之，这与王朝大夫、诸侯兄弟相同。《春秋》凡是记载盟约的，都是厌恶它；“及”，表示内方主动；“防”，表示外方为主。这是隐公所希望的盟约，所以说“及”。诸侯应当讲究信义，以承接王事。道义不明而有私交，信用不足而有盟诅。《春秋》志在大道之公，所以厌恶它。况且几年以后，隐公就攻打邾国，盟约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附录左传】夏四月，费伯率领军队修筑郎城。不记载，因为不是公的命令。
夏五月，郑伯在鄢地战胜了共叔段。
【左传】起初，郑武公从申国娶妻，名叫武姜。生庄公和共叔段。庄公出生时难产，惊吓了姜氏，所以取名叫寤生，于是姜氏厌恶他，喜爱共叔段，想立他为太子，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没有答应。等到庄公即位，姜氏为共叔段请求制邑。庄公说：“制邑是险要的城邑，虢叔死在那里，其他城邑任凭吩咐。”姜氏又请求京邑，庄公让共叔段住在那里，称他为京城大叔。祭仲说：“都城超过百雉，是国家的祸害。先王的制度，大都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都不超过五分之一，小都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邑不合制度，您将无法忍受。”庄公说：“姜氏想要这样，怎么避开祸害？”祭仲回答说：“姜氏哪有满足的时候？不如早点为他做安排，不要让他滋长蔓延，蔓延了就难办了。蔓延的草尚且不能清除，何况是您宠爱的弟弟呢？”庄公说：“多做不义的事，一定会自己垮台，您姑且等着吧。”不久，大叔命令西部和北部的边邑两属于自己。公子吕说：“国家不能两属，您打算怎么办？如果想把国家给大叔，我就去侍奉他；如果不给，就请除掉他，不要使百姓产生二心。”庄公说：“不用，他将自取祸患。”大叔又收取两属的边邑作为自己的城邑，一直扩展到廪延。子封说：“可以了，土地广大将得到民众。”庄公说：“不义就不会亲近，土地广大将崩溃。”大叔修缮城郭，聚集民众，修整铠甲兵器，准备好步兵和战车，将要袭击郑国，夫人将为他做内应。庄公得知他的日期，说可以了，命令子封率领战车二百辆去攻打京邑。京邑的人背叛大叔，大叔逃入鄢地，庄公在鄢地攻打他，五月辛丑，大叔出逃到共国。史书说郑伯在鄢地战胜了共叔段，共叔段不守弟道，所以不称弟，如同两国君主，所以说克，称郑伯，是讥讽他失教，称为郑国的意志，不说出奔，是难以直书。
为文明，郑伯志在于杀，难言其奔】遂寘姜氏于城颍【城颍，杜注郑地，史记正义曰许州临颍县是，今河南临颍县有故城】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颍谷，颍水所出，在今河南登封县，封人典封疆之官】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舎肉【食而不啜羹，欲以▯问也】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据武姜在设疑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阙掘也，隧地中道也】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赋赋诗也，中融外泄各自为韵，盖所赋之诗有此辞，传畧而言之也】遂为母子如初，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言能广施孝道，感悟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译为了彰显文明，郑庄公的志向在于诛杀，难以说他是出逃。于是将姜氏安置在城颍，并对她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再相见。”不久之后，庄公又后悔了。颍考叔担任颍谷的封人，听说了这件事，便向庄公进献物品。庄公赐给他食物，颍考叔吃的时候把肉留了下来。庄公问他原因，颍考叔回答说：“我有母亲，都尝过我做的食物，却未曾尝过君王的肉羹，请允许我把肉带回去给她。”庄公说：“你有母亲可以奉养，难道只有我没有吗？”颍考叔说：“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庄公告诉了他原委，并且告知了自己的悔恨。颍考叔回答说：“君王何必担忧呢？如果挖地直到见到泉水，在隧道中相见，谁能说这样不对呢？”庄公听从了他的建议。庄公进入隧道时作诗说：“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氏走出隧道时作诗说：“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于是母子关系恢复如初。君子评论说：“颍考叔是真正的孝子，爱自己的母亲，并将这种孝心推广到郑庄公身上。”《诗经》说：“孝子之孝没有穷尽，永远赐福给你的同类。”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公羊传】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已杀之，如勿与而已矣【如即不如齐人语也】▯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其地何？当国也。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糓梁传】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之有徒众也。▯，郑伯弟也。何以知其为弟也？杀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为弟也。▯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失子弟之道矣。贱▯而甚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于鄢逺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懐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奔走至鄢，去已逺矣，郑伯犹追杀之，何以异于探其母怀中赤子而杀之乎】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此春秋诛意之文也。按郑庄克▯，君臣合谋，则当称国命；公子吕为帅，则当称将；出车二百乗，则当称师。而经专斥郑伯，所以恶庄也。克者，以力胜之，若雠敌然。不称弟▯，不弟也。于鄢，谓既伐诸京，又蹙诸鄢，极之于其所往也。自常情观之，▯躬为不义，庄待其及而后讨之，似亦非过。而春秋归狱于庄，何哉？当其始，姜欲立▯，▯复多才，为国人所与。庄遽欲除之，而罪状未着，惧无辞于母氏与国人也。故授以大邑，为作乱之阶。命贰收贰，其势渐逼，犹曰姑待，曰无庸。纵使失道，俟其缮甲兴师，形迹显著，然后以叛逆讨之，则国人不敢从，姜氏不敢主，而▯属籍当絶，不可复居父母之邦矣。夫王者以善养人，惟恐人之不入于善也。而郑庄于弟，则惟恐不入于恶。春秋所为深诛其意，以正人心而扶世道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此书王室下交诸侯之始，左传】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缓，且子氏未薨，故名【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缓也，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同轨毕至，言海内皆至也】诸侯五月，同盟至【五月而葬，杀于天子，同方岳之盟，其地渐近，故五月可至，不言毕至，至不至无所拘也】大夫三月，同位至【三月而葬，杀于诸侯，古者行役不逾时，故三月而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过月而葬，杀于大夫，外姻之在他国者，过月可至，此言赴吊各以逺近为差，因为葬节】赠死不及尸【尸未葬之通称】吊生不及哀【诸侯已上，既葬则缞麻除，无哭位】豫凶事【仲子在而来赗，故曰豫凶事】非礼也。
【公羊传】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为以官氏？宰，士也【言宰与周公同，言名又与宰周公异，是宰下之士也】惠公者，何？隐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称夫人？桓未君也。赗者，何？丧事有赗。赗者，盖以马【谓士不备四也】以乘马束帛【乗马谓大夫已上，备四也。束帛谓▯三纁二】车马曰赗，货财曰赙，衣被曰襚。桓未君，则诸侯曷为来赗之？隐为桓立，故以桓母之丧告于诸侯。然则何言尔？成公意也【尊桓母以赴告天子诸侯，隐公之意也】其言来，何？不及事也【时葬事已毕，无所复施】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礼也【言惠公、仲子当各使一使】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比夫人为微，故不得与惠公竝】
【谷梁传】母以子氏【妾不得体君，故以子为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礼，赗人之母，则可；赗人之妾，则不可。君子以其可辞，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赗者，何也？乗马曰赗，衣衾曰襚，贝玉曰含，钱财曰赙。
天王，周平王也。系王于天，春秋之特笔也。宰者，冢宰，咺其名也。惠公、隐公之父，仲子，惠公之妾也。王朝公卿，例书爵。咺，六卿之长，而名之，何也？冢宰，纪法所从出。君有过举，当据纪法以争之。今乃承命下赗诸侯之妾，使咺不知其不可，是不智也。知其不可而不言，是不忠也。故特贬而书名，以见其失职也。
【附録左传】八月，纪
译【公羊传】“克”是什么意思？是杀死了他。既然杀死了他，为什么称为“克”？是为了加重郑伯的罪恶。为什么要加重郑伯的罪恶？因为他的母亲想要立共叔段，他却杀死了他，这就如同没有给予他（生存的机会）罢了【“如”即“不如”，是齐地口语】。“〇”（共叔段）是什么人？是郑伯的弟弟。为什么不称他为“弟”？因为他掌握了国家政权。为什么记载了地点？因为他掌握了国家政权。齐国人杀了无知，为什么不记载地点？因为无知在国内。在国内，即使掌握了政权，也不记载地点。如果没有掌握政权，即使在国外，也不记载地点。
【谷梁传】“克”是什么意思？是能够。能够什么？能够杀死。为什么不直接说“杀”？是为了显示共叔段有党羽和民众。共叔段，是郑伯的弟弟。怎么知道他是弟弟呢？凡是杀害世子和同母弟弟的，史书称其为“君”，根据称其为“君”这一点，就知道他是弟弟。共叔段是弟弟，却不称他为“弟”；他是公子，却不称他为“公子”，这是为了贬低他。共叔段丧失了做弟弟和子弟的道理。轻视共叔段，而更加严厉地谴责郑伯。为什么更加严厉地谴责郑伯？是因为郑伯处心积虑，最终导致了杀弟的结果。在鄢地，距离很远，还说是去捕捉他，就像从母亲的怀里把他抓出来杀死一样，这是为了加重谴责【共叔段逃跑到鄢地，离郑伯已经很远了，郑伯还追杀他，这与从母亲怀里抓取婴儿杀死有什么区别呢】。那么，作为郑伯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放慢追击，让盗贼逃脱，这才是亲近亲人的道理。
这是《春秋》诛责内心动机的笔法。按照郑庄公击败共叔段这件事，如果是君臣合谋，就应当称国君的命令；公子吕作为统帅，就应当称将领；出动战车二百辆，就应当称军队。而经文专门斥责郑伯，所以是为了厌恶郑庄公。“克”，是用武力战胜，就像对待仇敌一样。不称共叔段为“弟”，是因为他不守弟弟的本分。在鄢地，是说既在京地讨伐他，又在鄢地逼迫他，把他逼到了他所去的地方。从常情来看，共叔段亲自做不义之事，郑庄公等到他犯事之后才讨伐他，似乎也不是过错。而《春秋》把罪责归于郑庄公，为什么呢？当初，姜氏想要立共叔段，共叔段又很有才能，被国人所拥护。郑庄公急于除掉他，但罪状还不明显，担心在母亲和国人面前没有借口。所以把大邑封给他，作为他作乱的阶梯。命令他管理两个边邑，形势逐渐紧迫，还说是暂且等待，说不用管。即使他失道，等到他修整甲兵、兴师动众，形迹显著，然后以叛逆的罪名讨伐他，那么国人就不敢跟随，姜氏就不敢主持，而共叔段的宗族关系应当断绝，不能再居住在父母的国家了。君王用善道养育百姓，只怕百姓不向善。而郑庄公对待弟弟，却只怕他不走向邪恶。这就是《春秋》深深诛责他内心动机，以端正人心、扶持世道的缘故。
秋七月，周天子派宰咺来送惠公和仲子的丧礼助葬财物【这记载了王室向下与诸侯交往的开始。《左传》：秋七月，周天子派宰咺来送惠公和仲子的丧礼助葬财物，太晚了，而且子氏还没有去世，所以称其名【惠公的安葬在《春秋》记载之前，所以说太晚，子氏就是仲子，去世在二年】。天子七月安葬，天下通行车轨的地方全部到达【天下通行车轨的地方全部到达，是说海内都到了】。诸侯五月安葬，同盟的国家到达【五月安葬，比天子短，同一方岳盟约的国家，地方逐渐靠近，所以五月可以到达，不说全部到达，到不到没有拘束】。大夫三月安葬，同职位的人到达【三月安葬，比诸侯短，古代出行服役不超过一个季度，所以三月同职位的人到达】。士超过一个月安葬，外亲到达【超过一个月安葬，比大夫短，在他国的外亲，超过一个月可以到达，这是说报丧吊唁各以远近为差别，因此作为安葬的节制】。赠送死者的财物赶不上尸体【尸体是未安葬的通称】，吊唁生者赶不上哀痛【诸侯以上，安葬后就除去丧服，没有哭位】。预先准备凶事【仲子还在世就来送助葬财物，所以说预先准备凶事】，不符合礼制。
【公羊传】“宰”是什么官职？“咺”是什么名字？为什么用官职和姓氏？宰，是士【说宰与周公相同，说名字又与宰周公不同，是宰下面的士】。惠公是谁？是隐公的父亲。仲子是谁？是桓公的母亲。为什么不称她为夫人？因为桓公还没有即位。赗是什么？丧事有赗。赗，大概是用马【是说士不具备四匹马】。用四匹马和束帛【四匹马是说大夫以上，具备四匹。束帛是说白绢三匹、浅红色绢二匹】。车马叫赗，钱财叫赙，衣被叫襚。桓公还没有即位，那么诸侯为什么来送赗？因为隐公为桓公而立，所以用桓公母亲的丧事告知诸侯。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说？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意【尊崇桓公的母亲，向天子和诸侯报丧，是隐公的心意】。说“来”，是什么意思？没有赶上丧事【当时安葬的事已经完毕，没有地方再施行了】。说惠公、仲子，是什么意思？是兼称。兼称不符合礼制【说惠公、仲子应当各派一个使者】。为什么不说“及仲子”？因为仲子地位卑微【比夫人卑微，所以不能与惠公并列】。
【谷梁传】母亲因儿子而得氏【妾不能配享君主，所以以儿子为氏】。仲子是谁？是惠公的母亲，孝公的妾。礼制，送赗给别人的母亲，可以；送赗给别人的妾，不可以。君子用可以接受的言辞，接受了它，但他的心意没有赶上丧事。赗是什么？四匹马叫赗，衣衾叫襚，贝玉叫含，钱财叫赙。
天王，是周平王。把王系于天，是《春秋》特有的笔法。宰，是冢宰，咺是他的名字。惠公，是隐公的父亲，仲子，是惠公的妾。王朝公卿，惯例书写爵位。咺，是六卿之长，却书写他的名字，为什么呢？冢宰，是法纪所从出的地方。君主有过失的举动，应当依据法纪来争辩。现在却奉命向下送赗给诸侯的妾，让咺不知道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不智。知道不可以却不争辩，这是不忠。所以特别贬低而书写他的名字，以显示他失职。
【附录左传】八月，纪
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纪，国名，姜姓，侯爵，今山东夀光县东南有纪城。夷，国名，妘姓。杜注：在城阳庄武县，今山东即墨县西有庄武故城。隐十一年传曰：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春秋》例也】有蜚，不为灾，亦不书【蜚，负蠜也，盖食苗虫之属。庄二十九年传曰：凡物不为灾，不书】
译鲁国讨伐夷国，夷国没有告知原因，因此《春秋》没有记载。有飞虫出现，但没有造成灾害，因此也没有记载。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此书参盟之始，宿国名，风姓，男爵。杜注：东平无盐县也。今无盐故城在山东东平州东】
【左传】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黄，杜注：宋邑，外黄县有黄城，今外黄故县在河南▯县东北】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公羊传】孰及之内之？微者也。
【谷梁传】及者，何？内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宿，邑名也。”
宿国名惠公与宋有防至隐公立而求成于宋遂为此盟内称及外称人皆微者也微者之盟防不志此其志者有宿国之君在也凡书盟者恶之或谓周礼有司盟之官至于诅祝玉府戎右太史皆有职以掌盟载之事意者盟以结信出于人情亦先王所不禁乎不知司盟之设非先王所欲而不禁乃欲禁之而不能也圣人欲尽去盟诅之私直追大道之公恶盟之心与先王设盟之心未尝不合皆欲以维信义之穷耳
【附録左传】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以桓为大子，故隐公让而不敢为丧主】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大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卫侯来防葬，不见公，亦不书【卫杜注：在汲郡朝歌县，今朝歌故城在河南淇县东北，诸侯防葬非礼也，不得接见成礼，故不书】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公孙滑，共叔▯子】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虢，西虢国也，姬姓，公爵，杜注：▯农陜县东南有虢城，陜县今河南陜州也，凡师能左右之曰以】请师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公子豫，鲁大夫，私请师】豫请徃，公弗许，遂行，及邾人、郑人盟于翼【翼，杜注：邾地，在今山东费县西南】不书，非公命也。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此书王臣私交之始。杜注：祭，国伯爵也。路史：周圻内管城东北有古祭城，今河南开封府东北有祭伯城】
【左传】十二月，祭伯来，非王命也。
【公羊传】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奔也。奔则曷为不言奔？王者无外。言奔则有外之辞也【谷梁传】来者，来朝也。其弗谓朝何也？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防。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天子畿内大夫有采地谓之寰内诸侯】聘弓鍭矢不出竟埸，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贰之也【聘弓鍭矢者，古者以弓矢相聘问，故左传云：“楚子问郤至以弓。”《尔雅·释器》云：“金镞翦羽谓之鍭。”束脩之肉者，脩脯也。臣无竟外之交，故弓矢不出竟埸。在礼家施不及国，故束脩之肉不行竟中。谓之竟埸者，竟是疆界之名。至此易主，故谓之疆埸。不贰之者，言臣当一一禀君命，无自专之道也】
祭邑名伯，或曰爵，或曰字。祭伯，天子之卿。畿内诸侯来者，来朝于鲁也。不曰朝，而曰来，不与其朝也。曷为不与其朝？非王命也。私交者，人臣所禁。故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防诸侯。况隐公之立，未尝朝王。祭伯不奉王命，而逺来朝鲁，是为结外交，藐君父，营私蔽公。罪孰大焉？《春秋》于王臣外交，皆贬而不与，所以正其本也。
公子益师卒
【左传】众父卒【众父，公子益师字】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礼，卿佐之丧，小敛、大敛，君皆亲临之，崇恩厚也。小敛，始死之敛。盖隐公不亲临众父始死之敛，故不书众父卒日】。《公羊传】何以不日？逺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所见，谓昭、定、哀；所闻，谓文、宣、成、襄；所传闻，谓隐、桓、庄、闵、僖】
【谷梁传】大夫日卒正也【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故録其卒日以纪恩】不日卒恶也【恶故略之】
益师鲁卿众父之名称公子者，鲁侯之子也。诸侯之卿皆受命于天子，当时不复请命而使为卿，故皆不书官，不与其为卿也。其不书卒之日，公羊以为逺，然公子彄逺矣，而书日，则非逺也。谷梁以为恶，然公子牙、季孙意如恶矣，而书日，则非恶也。左氏以为公不与小敛，然公孙敖卒于外而公在内，叔孙舎卒于内而公在外，不与
译九月，鲁国与宋国在宿地结盟。【这是记载参盟的开始，宿是国名，风姓，男爵。杜预注：在东平无盐县。现在无盐故城在山东东平州东边。】
【左传】惠公晚年，在黄地打败了宋国军队。【黄，杜预注：宋国的邑，外黄县有黄城，现在外黄故县在河南某县东北。】隐公即位后寻求和解，九月，与宋人在宿地结盟，开始互通往来。【公羊传】谁与谁结盟？是地位卑微的人。
【谷梁传】“及”是什么意思？表示内部地位卑微。宋人，表示外部地位卑微。地位卑微者的盟会，不记载日期。宿，是邑名。”
宿是国名。惠公与宋国有防备，等到隐公即位后向宋国求和，于是有了这次盟会。对内称“及”，对外称“人”，都是指地位卑微的人。地位卑微者的盟会，本不应记载，这里之所以记载，是因为有宿国的国君在场。凡是记载盟会的，都是表示厌恶。有人说周礼设有司盟的官职，至于诅祝、玉府、戎右、太史都有职掌，负责盟约记载的事。大概盟约用来结信，出于人情，也是先王所不禁止的吧？不知道司盟的设置，并非先王想要而不禁止，而是想要禁止却没能做到。圣人想要完全去除盟诅的私意，直接追求大道的公正，厌恶盟约的心与先王设置盟约的心未曾不合，都是为了维系信义的穷尽罢了。
【附录左传】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隐公没有亲临，所以不记载。【因为桓公被立为太子，所以隐公谦让而不敢做丧事的主持人。】惠公去世时，有宋国军队，太子年幼，所以葬事有缺憾，因此改葬。卫侯来会葬，没有见到隐公，也不记载。【卫，杜预注：在汲郡朝歌县，现在朝歌故城在河南淇县东北，诸侯会葬不合礼，不能接见完成礼仪，所以不记载。】郑国共叔段的叛乱，公孙滑出逃到卫国。【公孙滑，是共叔段的儿子。】卫国人替他攻打郑国，夺取了廪延。郑国人率领周王室的军队、虢国的军队攻打卫国的南部边境。【虢，是西虢国，姬姓，公爵，杜预注：陕县东南有虢城，陕县现在河南陕州。凡是军队能指挥左右的叫“以”。】向邾国请求出兵，邾子私下请求公子豫。【公子豫，是鲁国大夫，私下请求出兵。】公子豫请求前往，隐公不允许，他就出发了，与邾国人、郑国人在翼地结盟。【翼，杜预注：邾地，在现在山东费县西南。】不记载，因为不是隐公的命令。新建南门，不记载，也不是隐公的命令。
冬十二月，祭伯来到鲁国。【这是记载王臣私下交往的开始。杜预注：祭，是伯爵。路史：周王畿内管城东北有古祭城，现在河南开封府东北有祭伯城。】
【左传】十二月，祭伯来到鲁国，不是奉王命。
【公羊传】祭伯是谁？是天子的卿大夫。为什么不称“使”？是出逃。出逃为什么不直言出逃？因为王者没有内外之分。说“奔”就有内外之分的言辞了。【谷梁传】“来”，是来朝见。为什么不说是朝见呢？王畿内的诸侯，如果没有天子的命令，不得出疆。诸侯不认为这种外交正当，所以不承认他是来朝见。【天子畿内的大夫有采地称为寰内诸侯】聘问用的弓和鍭矢不出疆界，束脩之肉不在疆界中通行。因为有至尊者，不能有二心。【聘弓鍭矢者，古人用弓矢互相聘问，所以左传说：“楚子问郤至以弓。”《尔雅·释器》说：“金镞翦羽谓之鍭。”束脩之肉者，是干肉。臣子没有疆界外的交往，所以弓矢不出疆界。在礼制上，施予不及国家，所以束脩之肉不在疆界中通行。称为疆界者，竟是疆界之名。到了这里易主，所以称为疆埸。不贰之者，是说臣子应当一一禀承君命，没有自专的道理。】
祭是邑名，伯，有人说爵位，有人说字。祭伯，是天子的卿。畿内诸侯来者，是来朝见鲁国。不说是朝见，而说是来，是不承认他的朝见。为什么不承认他的朝见？不是奉王命。私下交往，是人臣所禁止的。所以寰内诸侯，没有天子的命令，不得出疆与诸侯交往。何况隐公即位，未曾朝见周王。祭伯不奉王命，却远来朝见鲁国，这是结外交，藐视君父，营私蔽公。罪过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春秋》对于王臣的外交，都贬斥而不承认，是为了正本清源。
公子益师去世。
【左传】众父去世。【众父，是公子益师的字。】隐公没有参与小敛，所以不记载日期。【礼制，卿佐的丧事，小敛、大敛，国君都亲自参加，以尊崇恩情。小敛，是刚死时的收敛。大概隐公没有亲临众父刚死时的收敛，所以不记载众父去世的日期。】
【公羊传】为什么不记载日期？因为年代久远。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所见，指昭公、定公、哀公时期；所闻，指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时期；所传闻，指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时期。】
【谷梁传】大夫记载日期去世是正当的。【国君的卿佐是股肱，股肱受损，还有什么比这更痛心的呢？所以记录其去世日期以纪念恩情。】不记载日期去世是表示厌恶。【厌恶所以略去。】
益师是鲁国卿，众父是他的名。称公子，是因为他是鲁侯的儿子。诸侯的卿都受命于天子，当时不再请命而任命为卿，所以都不记载官职，不承认他们为卿。不记载去世日期，公羊传认为是因为年代久远，然而公子彄年代也久远，却记载了日期，所以不是因为年代久远。谷梁传认为是因为厌恶，然而公子牙、季孙意如也很可恶，却记载了日期，所以不是因为厌恶。左传认为是因为隐公没有参与小敛，然而公孙敖死在外面而隐公在里面，叔孙舍死在里面而隐公在外面，都没有参与。
小敛明矣，而书日，则左氏之説亦非也。程子曰：「或日，或不日，因旧史也。古史记事简略，日月或不备。春秋因旧史有可损而不能益，是为得之。」胡氏谓见恩数之有厚薄，亦因左氏之説而失之者与。
译小敛的日期已经明确了，而《春秋》却记载了日期，那么左氏的说法也是错误的。程子说：“有的记日，有的不记日，这是沿袭旧史的缘故。古代史书记事简略，日期有时不全备。《春秋》依据旧史，有可以删减的却不能再增添，这才是正确的。”胡安国认为这是为了显示恩数有厚薄，也是沿袭左氏的说法而失误了吧。
二年春，公防戎于潜【此书防之始，戎今山东曹县故戎城是也。濳鲁近戎之地，当在今兖州府西南境】
【左传】二年春，公防戎于潜，修惠公之好也。戎请盟，公辞【谷梁传】防者，外为主焉尔。知者，虑【察安审危】义者，行【临事能断】仁者，守【众之所归，守必坚固】有此三者，然后可以出防。防戎，危公也。
春秋之例，事以时成，则书时，而不书月。而隐公自元年以后，皆不书正月，虽事以月成者，亦书时。故谷梁谓“隐十年无正，隐不自正”；公羊谓“隐不有其正”，皆非也。隐在位十有一年，王命五至，身既不朝，又无一介之使报礼于京师，是不奉正朔也。故不书正，以示义焉。《春秋》凡防，皆讥君臣同词者，非封建之国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此书入国之始，莒今山东莒州，向国姜姓，汉置向县，今江南怀逺县西有故县村】
【左传】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不安于莒，归其父母之国】夏，莒人入向，以姜氏还。
【公羊传】入者何？得而不居也。」
【谷梁传】入者，内弗受也【苟不以罪，则义皆不可受】向，我邑也。
无骇帅师入极【骇，《谷梁》作侅。此书大夫专兵之始。极，附庸国。今山东鱼台县西有极亭。《左传】司空无骇入极，费庈父胜之【司空，鲁卿。无骇不书氏，未赐族。庈父，费伯也】
【公羊传】无骇者何？展无骇也。何以不氏？贬。曷为贬？疾始灭也。始灭昉于此乎【昉，适也】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此灭也，其言入何？内大恶讳也。
【谷梁传】入者，内弗受也【内谓所入之国】极国也。苟焉以入人为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称氏者，灭同姓，贬也。
莒，小国，称人，略之也。春秋小国，卿大夫皆称人，无骇称名。春秋之初，大夫未张，犹多不书其氏也。向、极，皆国名，入者以兵造其国都，得之而不居也。其义为逆而不顺，诸侯非奉天子之命，不得自相侵伐，其不率者，则大司马九伐之法施焉。今莒、鲁无王命而擅入人国，天王不能讨，直书其事而义自见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此书盟戎狄之始，唐，杜注鲁地方，与县北有武唐亭，在今山东鱼台县】
【左传】戎请盟。秋，盟于唐。复修戎好也。
戎在徐州之域，去鲁为近，故春既有潜之防，秋复有唐之盟。其书「日」者，以戎异于列国诸侯，故谨之也。潜之防，戎请盟而公辞，今乃遂与之盟，不可已乎？书「及」，所以责公也。
九月，纪履緰来逆女【履緰，左作裂繻】
冬十月伯姬归于纪
【左传】九月，纪裂繻来逆女。卿为君逆也。
【公羊传】纪履緰者何？纪大夫也。何以不称使？昏礼不称主人【为养亷逺耻也】然则曷称？称诸父兄师友。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则其称主人何？辞穷也。辞穷者何？无母也【宋公无母，莫使命之】然则纪有母乎？曰有。有则何以不称母？母不通也【礼，妇人无外事，母命不得达，故不得称母，通使文所以逺别也】外逆女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不亲迎也。始不亲迎，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女曷为或称女，或称妇，或称夫人？女在其国称女，在涂称妇，入国称夫人。伯姬者何？内女也。其言归何？妇人谓嫁曰归。
【谷梁传】逆女亲者也【亲谓自逆之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国氏者【以纪冠于履緰之上为以国氏】为其来交接于我故君子进之也礼妇人谓嫁曰归反曰来归【反谓为夫家所遣】从人者也妇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从长子妇人不专行必有从也伯姬归于纪此其如专行之辞何也曰非专行也吾伯姬归于纪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无足道焉尔
履緰纪大夫伯姬鲁女许嫁于纪者也，书履緰逆女，讥纪侯之不亲迎也。夫妇人伦之本，父子君臣皆于此托始焉。孔子告哀公以大昏为政之本，文王之亲迎于渭，韩侯之亲迎于蹶里，竝见雅诗。今纪侯不亲迎
译鲁隐公二年春天，鲁隐公在潜地防备戎人。这是《春秋》记载防备戎人的开始。戎人指的是今山东曹县故戎城一带的戎族。潜地是鲁国靠近戎人的地方，应当在今兖州府西南境内。
《左传》记载：二年春天，鲁隐公在潜地防备戎人，是为了重修惠公时期与戎人的友好关系。戎人请求结盟，鲁隐公推辞了。
《谷梁传》说：所谓“防”，是指对外部事务以我方为主导。智者，能审察安危；义者，遇事能果断行事；仁者，能坚守正道，使众人归附，防守必定坚固。具备这三者，然后才可以出兵防备。防备戎人，使鲁公处于危险境地。
《春秋》的体例，事情在某个季节完成，就只记季节，不记月份。而隐公自元年以后，都不记正月，即使是按月完成的事情，也只记季节。所以《谷梁传》说“隐公十年没有正月，隐公自身不正”；《公羊传》说“隐公不拥有正月”，这都是不对的。隐公在位十一年，王命五次到达，他本人既不朝见天子，也没有派一个使者去京师回报礼节，这是不奉行正朔。所以不记正月，以此显示大义。《春秋》凡是记载“防”，都讥讽君臣使用相同的词语，因为这不是封建国家的做法。
夏天五月，莒国人攻入向国。这是《春秋》记载攻入他国的开始。莒国在今山东莒州，向国是姜姓，汉代设置向县，今江南怀远县西有故县村。
《左传》记载：莒子从向国娶妻，向姜在莒国不安，便回到父母之国。夏天，莒国人攻入向国，把姜氏带回来。
《公羊传》问：什么是“入”？答：占领而不居住。
《谷梁传》说：所谓“入”，是指内部不接受。如果不以罪名为由，那么道义上都不应接受。向国，是我们的城邑。
无骇率领军队攻入极国。骇，《谷梁传》作侅。这是《春秋》记载大夫擅自用兵的开始。极，是附庸国。今山东鱼台县西有极亭。《左传》记载：司空无骇攻入极国，费庈父战胜了它。司空，是鲁国卿。无骇不书氏，是因为尚未赐族。庈父，就是费伯。
《公羊传》问：无骇是谁？答：展无骇。为什么不称氏？答：贬低他。为什么贬低他？答：痛恨他开始灭国。灭国是从这里开始的吗？答：在此之前就有了。在此之前，为什么从这里开始？答：寄托开始于此。为什么寄托开始于此？答：因为这是《春秋》的开始。这是灭国，为什么说“入”？答：因为内部的大恶要避讳。
《谷梁传》说：所谓“入”，是指内部不接受。极是个国家。如果以攻入他国为志向，别人也会攻入你的国家。不称氏，是因为灭同姓，所以贬低。
莒，是小国，称人，是略写。春秋时期小国，卿大夫都称人，无骇称名。春秋初期，大夫势力尚未扩张，还有很多不书其氏的情况。向、极，都是国名，“入”是指带兵到达其国都，占领而不居住。其义为逆而不顺，诸侯不奉天子之命，不得自相侵伐，不遵奉命令的，就施用大司马九伐之法。现在莒、鲁没有王命而擅自攻入他国，天王不能讨伐，直书其事，大义自然显现。
秋天八月庚辰日，鲁隐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这是《春秋》记载与戎狄结盟的开始。唐，杜注说是鲁地，县北有武唐亭，在今山东鱼台县。
《左传》记载：戎人请求结盟。秋天，在唐地结盟。再次重修与戎人的友好关系。
戎人在徐州地域，距离鲁国较近，所以春天既有潜地的防备，秋天又有唐地的结盟。书中记“日”，是因为戎人不同于列国诸侯，所以谨慎记载。潜地的防备，戎人请求结盟而鲁公推辞，现在却与他们结盟，难道不可停止吗？书“及”，是用来责备鲁公的。
九月，纪国的履緰来迎娶女子。履緰，《左传》作裂繻。
冬天十月，伯姬嫁往纪国。
《左传》记载：九月，纪裂繻来迎娶女子。卿为君主迎娶。
《公羊传》问：纪履緰是谁？答：纪国大夫。为什么不称使？答：婚礼不称主人（为了培养廉耻，远离羞耻）。那么称什么？答：称诸父兄师友。宋公派公孙寿来纳币，为什么称主人？答：因为言辞穷尽。言辞穷尽是什么意思？答：没有母亲（宋公没有母亲，没有人命令他）。那么纪国有母亲吗？答：有。有为什么不称母？答：母亲不通（礼制规定，妇人无外事，母命不得传达，所以不得称母，通使文是为了区别内外）。外逆女不书，这为什么书？答：讥讽什么？答：讥讽开始不亲迎。开始不亲迎，是从这里开始的吗？答：在此之前就有了。在此之前，为什么从这里开始？答：寄托开始于此。为什么寄托开始于此？答：因为这是《春秋》的开始。女子为什么有时称女，有时称妇，有时称夫人？答：女在其国称女，在途中称妇，入国称夫人。伯姬是谁？答：内女。为什么说“归”？答：妇人嫁曰归。
《谷梁传》说：逆女是亲自去迎娶。派大夫不是正道。以国氏者，是因为纪冠于履緰之上，所以君子进之。礼制规定，妇人谓嫁曰归，返回曰来归。从人者也，妇人在家受制于父，既嫁受制于夫，夫死从长子。妇人不专行，必有从也。伯姬归于纪，这怎么像是专行之辞呢？答：不是专行。吾伯姬归于纪，所以志之。其不言使何也？答：逆之道微，无足道焉尔。
履緰是纪国大夫，伯姬是鲁女，许嫁于纪。书履緰逆女，讥讽纪侯不亲迎。夫妇是人伦之本，父子君臣都于此托始。孔子告诉哀公，大婚是政事之本，文王在渭水亲迎，韩侯在蹶里亲迎，都见于雅诗。现在纪侯不亲迎。
而使履緰来，岂所以重大昏之礼与？然程子有言，亲迎者迎于所馆，故有亲御授绥之礼。且如秦楚逺隔，岂有委宗庙社稷而亲迎妇者？文王亲迎于渭，未尝出疆，且为公子时也。以此义推之，韩侯因觐而迎，非私行，故于礼无讥。天子诸侯之礼，每与士庶人异，二説竝存而不可偏废也。
译而让履緰前来，这难道是重视大婚之礼的做法吗？然而程子曾说，亲迎是在迎亲者所住的馆舍进行，所以有亲自驾车、授予登车绳索的礼仪。况且像秦国与楚国相隔遥远，哪有舍弃宗庙社稷而亲自去迎娶新娘的道理？文王在渭水边亲迎，未曾越过国境，况且那时他还是公子。按照这个义理推论，韩侯借朝见天子之机迎亲，并非私自出行，所以在礼法上没有可指责之处。天子与诸侯的礼仪，常常与士人和百姓不同，两种说法并存而不可偏废。
纪子伯、莒子盟于密【伯，左氏作帛。此书外相盟之始。密，杜注：莒邑。今山东昌邑县东南有密乡故城】
【左传】冬，纪子帛莒子盟于密鲁，故也。
【公羊传】纪子伯者，何？无闻焉尔。
【谷梁传】或曰：纪子伯莒子，而与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纪子以伯先也【伯，长也】
以子系纪，非其爵；以伯系子，无其国。此阙文也。阙文之例有三：有自仲尼削之者，如桓公无王，王不称天之类，以大义削之，而本非阙也。至于旧文脱简，无从考按，而夫子因之；或秦灰之后，卷帙散亡，经师口授，譌舛莫稽，而后儒又因之，皆不得不阙者。虽作者之圣，述者之明，不能有所増损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公羊传】夫人子氏者，何？隐公之母也。何以不书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将不终为君，故母亦不终为夫人也。
【谷梁传】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隐之妻也。卒而不书，葬夫人之义，从君者也。
夫人子氏之薨，《左传》无明文。杜预因归赗豫凶事之説，而断以为桓公之母。仲子，夫既为夫人，未有无諡者，何他日考宫仍称仲子而不书其諡乎？《公羊》以为隐公之母，果隐公之母，则既以夫人之礼书薨，亦当以夫人之礼书葬矣。故程子独取《谷梁》“隐妻”之説，而胡氏安国因之。薨者，上坠之声。夫人先君而薨，则不书葬。妇人从夫者也。
郑人伐卫【此书诸侯专征伐之始】
【左传】郑人伐卫，讨公孙滑之乱也【治元年取廪延之乱】
郑公孙滑在卫，卫尝为滑伐郑，至是郑庄修怨以伐卫。夫▯既糊口四方，滑兄弟之子必欲絶之而后快。庄之忮悻，不待贬而自见矣。征伐者，天子之大权，就使卫果有罪可声，郑果有言可执，非奉王命不得兴师，而况迁怒复怨，为廪延之微郄乎？不书战者，卫自输服而不待战也。凡书伐而不书战者，皆可以此义通之。
日讲春秋解义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日讲春秋解义卷二
隐公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此书日食之始】
【公羊传】何以书记异也？日食则曷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后。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谓二日食，己巳日有食之，是也】失之后者，朔在后也【谓晦日食，庄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
【谷梁传】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内壤【壤日之轮廓，其所吐出者壤在外，其所呑食者壤入于内】阙然不见其壤有食之者也【日既阙损，不知壤之所在，必有物食之】有内辞也，或外辞也【食者内壤，故曰内辞；吐者外壤，故曰外辞。传无外辞之文者，盖时无外壤也；而曰或外辞者，因事以推明义例耳】有食之者，内于日也【日食既有两种之辞，今直云有食之者，为壤在于内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谓经不明言月之食日也】知其不可知，知也【圣人慎疑，所谓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厯法周天之度，日行疾，月行迟，日月一岁凡十二防。方防则月光都尽而为晦，己防则月光复苏而为朔。当月朔而日月之防，东西同度，南北同道，则月掩日而日为之食。精厯算者皆能豫推之，是有常度矣。既有常度可求，则灾而非异矣。然每食必书，示后世以遇灾而惧之意也，亦以示后世治厯明时之法也。日者，众阳之宗，为隂所掩，王者于此修徳行政，扶阳抑隂，以见克谨天戒之意。经书日食三十六，示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左传】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公羊传】何以不书葬？天子记崩，不记葬，必其时也【至尊无所屈也】诸侯记卒，记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时也【设有他故，葬必易期】曷为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防【等杀其词，以别尊卑】
【谷梁▯】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
译纪子伯与莒子在密地结盟。【“伯”，《左传》中写作“帛”。这是记载两国国君相互结盟的开始。密，杜预注：莒国的城邑。如今山东昌邑县东南有密乡故城。】
【《左传》】冬天，纪子帛与莒子在密地结盟，这是鲁国的旧例。
【《公羊传》】纪子伯是谁？没有听说过他。
【《谷梁传》】有人说：纪子伯与莒子，和他结盟。又有人说：因为年份相同、爵位相同，所以纪子以“伯”（长）的身份排在前面。【“伯”，意为长。】
用“子”来系属纪国，不符合他的爵位；用“伯”来系属“子”，又没有他的国家。这是经文缺失的文字。缺失文字的例证有三种：有一种是孔子亲自删削的，比如桓公时期不称王，王不称天之类，是为了大义而删削，原本并非缺失。至于旧文脱落简牍，无从考证，而孔子沿袭了它；或者秦朝焚书之后，书卷散失，经师口耳相传，错误混乱无法查考，而后儒又沿袭了它，这些都是不得不缺失的。即使是作者的圣明，传述者的明智，也不能有所增删。
十二月乙卯日，夫人子氏去世。
【《公羊传》】夫人子氏是谁？是隐公的母亲。为什么不记载葬礼？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意。成全隐公什么心意呢？因为隐公将不能最终做国君，所以他的母亲也不能最终做夫人。
【《谷梁传》】夫人去世，不记载地点。夫人，是隐公的妻子。去世而不记载，葬礼也不记载，这是夫人的义理，妇人跟随丈夫的缘故。
夫人子氏的去世，《左传》没有明确记载。杜预根据归赗豫凶事的说法，断定她是桓公的母亲。仲子，既然已经是夫人，没有没有谥号的，为什么后来考宫时仍然称仲子而不记载她的谥号呢？《公羊传》认为是隐公的母亲，如果是隐公的母亲，既然已经以夫人的礼仪记载去世，也应当以夫人的礼仪记载葬礼了。所以程子唯独采纳《谷梁传》“隐公妻子”的说法，胡安国也沿袭了它。“薨”，是向上坠落的声音。夫人先于国君去世，就不记载葬礼。因为妇人跟随丈夫的缘故。
郑国人攻打卫国。【这是记载诸侯擅自征伐的开始。】
【《左传》】郑国人攻打卫国，是为了讨伐公孙滑的叛乱。【治理元年夺取廪延的叛乱。】
郑国的公孙滑在卫国，卫国曾经为公孙滑攻打郑国，至此郑庄公重修旧怨攻打卫国。公孙滑既然已经流亡四方，公孙滑兄弟的儿子必定要断绝他而后快。郑庄公的嫉妒怨恨，不需要贬斥就自然显现了。征伐是天子的重大权力，即使卫国真的有罪可以声讨，郑国真的有理由可以执持，不奉王命也不得兴兵，何况是迁怒报复，为了廪延的小小嫌隙呢？不记载战争，是因为卫国自己投降服罪，不需要交战。凡是记载“伐”而不记载“战”的，都可以用这个义理来贯通。
日讲春秋解义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日讲春秋解义卷二
隐公
三年春天，周历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这是记载日食的开始。】
【《公羊传》】为什么记载？因为这是异常现象。日食为什么有的记载日期，有的不记载日期？有的说朔日，有的不说朔日？回答说：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这是日食发生在正朔之日。【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就是这种情况。】那些有的记载日期，有的不记载日期，有的是日食发生在朔日之前，有的是发生在朔日之后。发生在朔日之前的，朔日在前面。【指二日发生日食，己巳日有日食，就是这种情况。】发生在朔日之后的，朔日在后面。【指晦日发生日食，庄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就是这种情况。】
【《谷梁传》】只说日而不说朔，是日食发生在晦日。说“日有食之”，是什么意思呢？“吐”是日轮向外扩张，“食”是日轮向内收缩。【“壤”指日轮的轮廓，它向外吐出的部分，日轮在外；它向内吞食的部分，日轮入内。】空缺看不见日轮，是有东西在吞食它。【日轮已经缺损，不知道日轮在哪里，必定有东西在吞食它。】有“内辞”，也有“外辞”。【“食”是日轮向内收缩，所以叫“内辞”；“吐”是日轮向外扩张，所以叫“外辞”。传文中没有“外辞”的文字，大概是因为当时没有日轮向外扩张的情况；而说“或外辞”，是根据事情来推明义例罢了。】说“有食之”，是指日食发生在日轮内部。【日食既然有两种说法，现在直接说“有食之”，是因为日轮在内部。】那些不说“食之”的，是什么意思呢？【指经文不明确说月亮吞食太阳。】知道不可知的，就是知。【圣人谨慎对待疑惑，所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知。】
历法中周天的度数，太阳运行快，月亮运行慢，日月一年共有十二次相遇。当相遇时，月光完全消失就是晦，已经相遇后月光复苏就是朔。当月朔时，日月相遇，东西同度，南北同道，那么月亮掩盖太阳，太阳就发生日食。精通历算的人都能预先推算，这是有常度的。既然有常度可以推求，那么就是灾害而不是异常了。然而每次日食必定记载，是向后世展示遇到灾害而恐惧的意思，也是向后世展示治理历法、明确时节的方法。太阳是众阳的宗主，被阴气掩盖，君王在此时修德行政，扶阳抑阴，以显示克制谨慎对待天戒的意思。经书记载日食三十六次，是告诫人君不可忽视天象。
三月庚戌日，天王去世。
【《左传》】三年春天，周历三月，壬戌日，平王去世，报丧说是庚戌日，所以记载它。
【《公羊传》】为什么不记载葬礼？天子记载去世，不记载葬礼，必定要等到时候。【至尊无所屈从。】诸侯记载去世，记载葬礼，因为有天子存在，不能必定等到时候。【假设有其他缘故，葬礼必定改变日期。】为什么有的说“崩”，有的说“薨”？天子说“崩”，诸侯说“薨”，大夫说“卒”，士说“不祔”。【等级差别用词，以区别尊卑。】
【《谷梁传》】高说“崩”，厚说“崩”，尊说“崩”。天子的去世，是因为尊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