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史卷三十一　　　　　宋　罗泌　撰

译封建后论。唉，古代治理天下的情形已经看不到了。我曾考察古人用来治理天下的各种措施，看到它们已经无法企及；等到后世轻视、毁谤这些措施，竟至于悲痛。古代圣王谋划建立一件事情、制定一项法令，必定把它作为万世不可更改的计策；他们反复筹划，其中必有不可轻易动摇之处。等到真正施行时，不惜劳累自己，也不怕历经百年，一定要把它完成。他们深思远虑，考虑周密，坚持不懈，定期求得成功后才停止。因此有的制度要历经几代，才终于能够建立。制度建立以后，不违背原先的原则，自然积累利益，足以让后世长期守行。一次劳作而永久安逸，难道会让它早晨更改、晚上又改变吗？即使中间偶有增损，也只是小的方面；大的原则终究不能稍有动摇。所以孔子说：“殷承袭夏，周承袭殷，只是承袭而已；没有听说他们改变原有制度，只是在有所损益。”过去如此，后来难道会不同吗？大的方面已经足够，就因袭而不改；小的方面有所增损，以救济时弊，难道还难以理解吗？孔子又说：“将来继承周朝的，哪些地方应当损益，即使百代之后也可以预知。”何止百代，直到千代以后，也可以坐着预知。难道只有孔子知道吗？像我罗泌这样愚钝的人，也可以预先知道。为什么后世不探求其中的缘故，不知道千代的利益和百位圣人的劳苦，只看到一时的弊害，便大肆毁谤，竟一点疑虑也没有，于是使万世最好的制度在一朝之间迅速毁坏，难道不可悲吗？考察从前先王制定法令，除了正朔、服色等制度外，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历经夏、商、周，世世代代都遵守，没有改动。到了秦氏，社会崇尚权谋，凭借变诈来富国强兵、取得天下；习惯于旧有的做法，便把先王的法令全部变更，毫不顾惜。继承秦朝的人，只看到这种作为能带来眼前利益，却不知道利益越近，祸患来得越急。他们没有长远考虑，不知道守常可以长久安定，反而把多所作为视为能干，把守常看作拘谨，把因袭看作平庸，争相改制兴作：废除封建，废弃井田，毁掉乡里选举，废除肉刑，使先王的良法几乎扫地而尽。治理国家的人却还说要“复古”，互相说要“追求古代的治理”，却完全不知道根本已经被拔掉了，只顾着浇灌破盆，想让树枝重新变青，后来就难以为继了。回顾通常的说法，万事失去道理，都是由于封建制度松弛造成的。封建之制，三皇在前面建立，五帝在后面承继，制度由此开始完备。历经夏而达到商，到了周朝达到极盛，封建制度才真正严密，可以说劳苦极多。不幸后世在上者失去制度，诸侯僭越天子，大夫僭越诸侯，礼乐、征伐和权柄四处崩溃，而王室官员和方伯彼此勾结贪货，没有人讨伐他们；日益沉溺放纵，直到灭亡才停止。因此人人都说：“周朝因为衰弱而灭亡。”评论者只看到周朝因衰弱灭亡，便把罪过归于建立诸侯，却不知道周朝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正是因为封建使国家得以保存。假如上层统治者在郡县制之前稍微失去控制，夷王、厉王时就已经失国了。夷王、厉王没有失国，这正是封建制度的功效。秦凭借险要地势、滥居天子之位，看见周朝因诸侯弱化而灭亡，便认为自己因诸侯制度而得利；又回想从前夺取天下的艰难和用力之多，认为那是六国造成的。于是废除诸侯、设置郡守，功臣和宗室连一尺土地也没有。当时秦固然以为计策得当。然而没有多久，刘邦、项羽便在龙断兴起，难道拥有土地才能称王吗？贾生的计策，不过是多建诸侯国而削弱其力量；柳宗元却认为郡县有利，可以早晨任命，若不合道，晚上就罢黜；晚上授职，若不守法，早晨就斥退。这难道不是认为诸侯难以控制，而郡县容易支配吗？为什么三代建立国家时没有平民横行作乱的祸患，而秦汉设置郡守以后，群盗并起，州郡却没有能够制服他们的呢？东周虽然衰弱不振，仍有侯伯彼此维系，所以没有立即灭亡。王莽、董卓窃取汉家的天下，郡县中没有一个人敢于议论；部刺史依据六条法令巡察政事，其中五条是考察二千石官员违法。可是部刺史有时也不遵守法令，与郡守互相逼迫，便有平民呼喊起来；不出几十人，经过几十个郡，却没有谁能制止他们。那些像斗筲小人一样的盗贼，从穿墙小偷发展到在国都城门之间转移，竟没有人阻挡。即使南郡有一位太守慷慨奋发、出面办事，也很快遭到夷灭；可见郡县的权力一向被夺取，逐渐衰落到这种地步，已经不值得依靠了。唐明皇号称能够优厚任用郡守、刺史，亲自加以勉励选拔，甚至从侍从中选任，可以说是很重视了。然而一旦安禄山在河北发动变乱，二十四州便纷纷响应；由此可见建立国家、设置郡县的事情，大体情形已经清楚。汉朝初年，首先鉴戒秦朝的道路，改革土地制度，建立诸侯国，这个计策不能说不正确。只是没有建立相应的法制，所以中途有无法控制的忧患。汉朝君臣不知道这一点，却一味把祸患归咎于诸侯强大，于是极力谋求削弱他们。到了元帝、成帝时期，宗室诸国已经完全衰弱，而王氏的子孙已经充满朝廷；王侯、宗室低头叩首，甚至进献符命、玉玺，没有一个人能替他们抵挡祸福，情势已经很明白了。世祖兴盛时，能够充分鉴察时弊，然而没有追究根本；开国功臣和有大德之人，一个也没有建立封国。因此灵帝、献帝时期奇祸接连发生，内外都没有援助。曹氏以此为戒，把宗室贤者杂然安置，却又相隔千里，只保留名号，所以元首发表议论而最终仍不知道其中的弊端。等到一旦事变发生，浮桥、泥泞等阻隔接连出现，甚至想求死也不能。魏朝的封疆，也从此不再建立封国。晋朝又以魏朝为戒，加倍分封同姓；然而矫枉过正，设置军队、授予职位，最终导致八王之乱，祸患接踵而来不能收拾，这就是制度失去方法。宋、齐之间，又以晋朝为戒，把诸王宗国置于典籖的防制之下，而诸王被诛杀，也都是由于典籖。宇文氏以此为戒，又失去了宗室的孤立和弱势。到了隋文帝统一天下，又重新以这些事情为鉴。为什么仍然没有深入研究呢？把宗子、宗室全部交给大镇，结果导致骄奢无度，权势与帝室相等，最终不能善终。唉，天下果真难以制驭吗？从秦到魏五百年间，下层之所以反复议论，上层之所以纷扰治理，昏乱喧嚣、反复不定，都是由于封建制度没有决定实行。从晋到隋五百年间，下层之所以反复议论，上层之所以纷扰治理，昏乱喧嚣、反复不定，都是由于郡县权力不能专一。

译当时的人在东边失误，后来必定转向西边；先前误判，到了今天就必定反说为正确。这是历代宝贵臣▯议、建立国家和设置郡县的大致情况。胸中昏乱，哪里曾经看清过一尺一寸的真相呢？唐太宗也可以说是世所罕见的英明君主。他刚取得天下时，感慨《周官》中“只有王者建立国家，辨别方位、端正位置，治理国家、规划田野，设置官员、分配职务，作为百姓的准则”这句话，认为如果不实行封建、不实行井田制，却想恢复周公的治理，是不可能的。于是奋然讲论封建之事，并把陈就之事寄望于魏征，可以说有独到见解。可惜他的明断还不够，不能当机立断；他的主张留在中书省，魏征不能决定，于是设置爵位的制度终于兴起，封建立国的主张最终没有在天下实行，而礼乐▯坏的迹象已经出现，皇帝还为此忧虑。因此当时虽号称大治，府兵刚刚安定，然而武氏一乱，几乎使唐朝不能保全；改为彉骑，变成藩镇，喧扰纷乱，最终导致唐朝灭亡。可见天下的形势没有建立起来，祸患正是如此。仅“封建”二字，经过一千五六百年，议论还没有定论；又哪里有空闲大力整顿政事呢？所以说：天下的弯曲还不足以损害事理，但矫正弯曲所造成的弯曲常常更深；天下的弊病还不足以损害政事，但挽救弊病造成的弊病往往更大。这些都是仓促兴办事情、考虑不成熟所导致的。至和二年，范蜀公在谏院进言：“恩州从皇祐五年秋到去年冬天，知州一共换了七任。河北各州大多也是这样，希望军队得到训练，哪里能够做到呢？”我私下观察，雄州的马懐徳、恩州的刘涣、冀州的王徳恭，都有才能、勇气和谋略，可以责成他们辨理政务，请求让他们长期任职。然而形势已不同于过去，如今不从根本上采取措施，只是徒然举措；仅在二三州实行，就像用一筐土阻挡江河，白白做了也没有益处【《名臣传》】。请以从前河东的折氏、灵武的李氏，以及冯晖、杨重勋的事情来说。冯晖任灵武节度使，杨重勋世代拥有新秦，作为西北藩屏。后来冯晖去世，太祖武皇于是迁徙他的儿子冯翊，把邻近的镇交给杨重勋。于是双方开始耗费朝廷的经略力量。折氏、李氏两姓自五代以来世代拥有当地土地，后来被敌人消灭。武皇于是让他们世袭，常说外部防守、内部入侵，如果不实行世袭就守不住。实行世袭后，他们的子孙年代久远，家产和势力必然爱惜吝护，分外会加强防备。假如发生叛乱，自然可以治理讨伐；即使他们反过来反噬，原陕一位帅臣也足以抵御。何况朝廷的恩信又没有差错，他们还能从什么地方发生这种事呢？这正是圣人的深谋远虑、国家的极好谋算，当然不是末世困居穷谷、见识浅近的流俗之人所能知道的。后来议臣突然认为世袭不便；对于折氏，因为有河东的功劳，姑且让其继续世袭；而李氏则迁到陕西两镇，于是失去了灵夏的国和郡。这些事情本来彼此相类。髙宗在位时，范宗尹等人抗争议论，打算把京畿、东西、湖北、淮南一并分为镇，名义上设置镇抚使。除茶盐之利这一关系国家财政的收入归朝廷外，仍旧设置提督官；其余监司全部罢免，财赋除上供以外，都听任帅臣调度使用；州县官允许自行辟置，只有知州、通判必须奏请朝廷审查任命；转运使允许便宜行事；帅臣除非召回或擢升，不得任意罢免；替代守御、抵御盗寇而有功的，允许世袭。皇帝下诏同意。拟定世袭以后，皇帝说：“如果让他们世袭，恐怕事情的权势太重，应当等到能够确保守卫而没有忧患以后，再允许世袭。”于是下诏将河南、河阳、唐、汝授给河南的翟兴，将楚、泗、连水授给楚州的赵立，将滁、濠授给滁州的刘立，将光、黄授给光州的吴翊，将舒、蕲授给舒州的李成海，将淮阳授给海州的李彦先，将承、天长授给承州的薛庆和，将无为授给和州的赵霖，全部任命为镇抚使。后来李成凭舒、蕲叛乱，扰乱江西，这是议臣轻率行事而不懂政务造成的失误。李牧任赵国将领，功业因长期任职而成就；李勣镇守太原，威名因长期坚持而树立。将帅屡次更换，这正是古人暗中谋划使吴地归附、让浑濬取得成功的关键；责任不能专一，即使责任专一却不能长期任职，想让事情成功，怎么可能呢？假如这几个人一时反噬，只用原陕一位帅臣抵御，确实就够了，那么世袭有什么不便呢？评论者却以武皇鉴戒唐末五代的事情为由，认为把镇兵归还朝廷，就不能再实行封建。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武皇不实行封建，只是不崇重封建的名义；至于封建的实际内容，他本来已经暗中谋划并秘密实行了。李汉超任齐州防御使，监察关南兵马，共十七年，敌人不敢窥视边境。郭进任洺州防御使，兼守西山巡检，累计二十年。贺惟忠镇守易州，李谦溥任隰州刺史，姚内斌任庆州知州，都有十多年。韩令坤镇守常山，马仁珪镇守瀛州，王彦升驻守原州，赵赞镇守延州，董遵诲驻屯环州，武守琦戍守晋州，何继筠治理棣州。至于张美镇守沧、景二州，也都长期任职。管▯之利、贾易之权，全都交给他们。又让他们自行招募骁勇之士，作为自己的爪牙；军中的政务，全都允许他们便宜行事。因此二十年间，几乎没有西北方面的忧患。这种深藏的机密和防御，大概就是让人依靠它而不自知罢了。为什么议论的人不追究其中的缘故，竟把军队说成只是天子的军队，使郡县不能拥有它呢？所以自宝元、康定以来，凭借中原的力量却不能抵挡一隅的元昊；靖康时，金人长驱百舍，直捣梁师，藩篱的限制荡然无存，最终横冲溃败，没有人能够支撑。从今天看来，这难道只是冬冰冻齿一样的小患吗？唉，想治理天下的君主并非每代都有，而大臣又常常忧虑不知道根本事务。这就是我常常责怪征、普的原因，认为唐室和我朝不实行封建，都是郑公、韩王不懂得用帝王之道要求君主，而采取这种寻常苟且的治理。考察过去的著述，想对封建问题作出定论的人很多。扬雄、王通本来没有什么过错。陆平原的议论，依据古代、验证当今，反复论说，当时却没有人真正赞许他。李百药首先提出国家建立并不依靠封建的说法，后来喜好新奇的人推尊柳宗元，于是反复撰文发挥他的说法，可以说是不通晓国家根本体制的人了。下至宋朝，又被这种说法迷惑，误解杜佑的话，便仓促认为建立诸侯、设置郡守，应当像质朴与文饰交替救弊一样轮流实行。

译早晨更改、晚上又改变，即使是小户人家的锅釜、老妇人的瓶盆，尚且不能如此，何况国家大事呢？我为《国名纪》追述先王的事业，时常对此畅论，不能自已，于是把后来的一些粗浅议论一并写在后面，等待将来必定有人能够熟悉制度，详明礼法，用坚定不移的意志来完成，并长期坚持，像主父偃那样容易推行。熟悉制度，就不会把国家当作试验；详明礼法，就有可以遵循的规范；以坚定意志成就它，事情就没有不成功的；长期坚持，事情就没有不安定的。尸臣人牧，又何必担心筑舍不能完成或尾大不掉的过失呢？究言【庚申年从诚斋归来时作】。天下万事，必定都有纲领。抓住一条纲领，众多细目就会随之而行。比如一家之事，大小事务层出不穷，必定要先端正大纲，然后事情才可以办理；一个郡的事务，大小事项成千上万，也必须先端正大纲，然后事情才可以治理。何况天下这样大、事务这样繁多，难道可以随着事情凭个人意愿，靠尝试来处理吗？封建，是天下的大纲。我起初论述封建有十大好处、郡县有十大弊害。十年以后再论封建，发现事情没有一项不是它的好处；论郡县，发现事情没有一项是它的长处。然而前面的议论，只知道古代封建的好处，还没有涉及今日封建的好处；只知道封建尚未产生弊病，却没有说明郡县最终不行。总的说来，封建与郡县，正如愚者与智者各自千虑，也都有得失。侯伯有百十人，难道没有残酷邪恶的吗？守令有百十人，难道没有有美德的吗？论者只看见陈灵公、卫宣公、鲁桓公、齐穆公，便以为诸侯的失误；看见卓茂、鲁恭、龚遂、黄霸、召信臣、杜诗，便以为守令的长处。却不知道汉代四百年间，守令有数万人，循吏不过几十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侯伯有千余人，其中不守道义的也屈指可数。佛门徒众以亿万计，难道没有远肇、玄奘、僧澄这样的人，为什么其余人就不值得称说？宾客、进士有成百上千，难道没有韩、范、文、富这样的人，为什么其余人就不值得计算？三数百个郡、县、邑，在千百百年的时间里，宰守、牧令以万计；三年一次的大比，以及千百百年间的廷试、对策，登进选拔者有数万人。难道其中没有各有数百名杰出者，被推为首选吗？可是稀少、疏落、寥寥如此，为什么竟这样不懂得权衡轻重呢？大抵人性习惯于眼前，而昧于眼睛看不到的长远。所以做臣子的贪恋爵位、丧失廉耻，不过是希望以尊贵显达来使自身荣耀，谋求世代的赏赐；陷入贪赃违法，也不过是为自己的私利打算，想把它留给子孙罢了。但使自身荣耀、遗留给子孙的东西，难道一定要官位高、土地大吗？小国寡民，也只是希望它长久、希望它传承、希望它成为自己的所有物罢了。如今士大夫急于求取资历、转任官职，奔走竞争，想把这些传给子孙；可是不过一两代便衰败，子孙最终不能承受。广置田宅、从事兼并，想把这些留给子孙；可是不过一两代便贫困，子孙最终不能保有，这也只是不了解怎样才能长久罢了。崇尚教化，教化最终没有实行；兴修礼乐，礼乐最终没有建立；抵御夷狄，夷狄最终没有享服；振兴风俗，风俗最终没有敦厚；禁止兼并、抑制奔竞，兼并和奔竞最终没有停止。百千年之间，议论充满天下，朝野纷纷争辩，也可以说是辛劳极了。然而，谈论乡里选举，却不知道乡里选举不能施行；谈论宗法，却不知道宗法不能建立；谈论民兵，却不知道民兵不能恢复；主张实行井田，却不知道井田不能推行。说要减少刑狱，刑狱却几乎没有减少；说要建立家庙，家庙却几乎没有建成。至于劝勉农业、驾驭吏员、澄清冗员、清理流品，例如清理赋税、裁减俸禄等，争相谈论、竞相议论，动辄把匣柜都塞满了，却始终没有见到一项主张真正得到施行。有时议论建置，详尽周密；命令颁布，严肃明确；能够遵照实行的，也不过是数十到一百个郡邑中的少数，而且只实行五七次；这五七次中，又不过一两年便悠然废去。这样的政治，对君主和百姓又有什么补益呢？还是因为不知道：不实行封建，形势上就不可能推行这些事情；一旦实行封建，这些事情便会不待说明而自行恢复。大纲既然不正确，局部的讲说发动，实际上只是纷扰而徒劳口舌，白白耗费纸墨罢了。请姑且拿方圆百里的县来说：东西南北不过五十里，这就是我的家。早晚出游居处，什么事情会接触不到？耳目所能接触的，什么事物会不了解？年高贤德之人不过百人左右，怎么会不能审察？官师卿士不过一百多人，怎么会不能精核？胥吏是我百姓的蛀虫，怎么会不能严加约束？狱讼关系百姓的性命，怎么会不能详察？田地荒芜之处不过方圆百里，怎么会不能开辟？赋税和用度不过一个国家的范围，怎么会不能清理呢？【《书大传》说：圻，是天子的疆界；诸侯则称为境。天子巡游不出封圻，诸侯若不是朝见或聘问，不出境。齐桓公讨伐山戎，经过燕国，燕君送他出境。齐桓公问管仲，管仲回答说：“不是天子，不能出境。”燕国因为害怕失礼。齐桓公于是把燕君所到之地割给燕国。诸侯听说后，都到齐国朝见。汉代诸侯擅自越出国界的，都削夺爵位，降为司寇，杨丘侯、终陵侯之类就是这样。方圆百里以内可以安排游览观赏，本来没有什么限制，所以能够熟悉当地的风俗人情。燕国害怕齐国割地，这接近于合乎义理，但也是战国时期的事情。可贵之处，仍在于它知道越过境界不合周礼。】国与邑各项设施完备，所以生产受到限制；生产受到限制，所以兼并断绝【卿大夫既然各有家，又各有采地，自然没有同百姓争夺田产的弊端】宫室居处齐备，所以宅第减少；宅第减少，所以百姓居处宽敞【各家住宅都已具备，就相当于私家礼仪完备。如今士大夫罢官后便营造私第，侵占遮蔽闾巷，因此如果贪图财物，便没有停歇】疆界确定，所以远方戍守停止；远方戍守停止，所以民兵得以形成【一个国家之内，百姓自行守卫，正如今天地方豪强互相援助，也不过在数百里以内，不再有远赴边远地区、离乡背井、生离死别的祸患，所以人们都乐于从军守卫】兵民受到扰乱，所以戎狄畏惧；

译戎狄畏惧，所以外来的侮辱被排除【藩篱的形势形成，层层拱卫，内外隔绝而有界限。】所以有封建就没有戎狄。土地疆域分明，所以贤能与不肖能够显现；贤能与不肖显现，所以乡举里选得以恢复【方圆百里之间，百年乡社中的人才，不必等待乡里举选，朝廷本来都可以自行了解，因此不必明说便能自行恢复。如今合并天下而想实行乡举里选，是不通晓世务】乡举里选恢复，所以士人清正修洁；士人清正修洁，所以浮泛的学术停止【必须先防察其才德，然后考验其实际才能，就不会有泛滥卑猥而进用无用之学。古代先选取而后考试，所以精审；如今先考试而后选取，所以泛滥。这是自然的道理】官职相称，所以仕途澄清；仕途澄清，所以奔走争逐停止【先选取而后考察，使有这种能力的人担任这种官职，使有这种才干的人居于这种职位，才干与实际相符，自然没有侥幸进用。如今不辨贤能与不肖，只看资历和举主，却想不让人奔竞，是不懂人情世故】俸禄供给分散，所以贡赋清明；贡赋清明，所以鞭笞刑罚减少【甸地方圆八里，丘地方圆四里，邑地方圆二里。三公有五甸，共得三万二千亩；下至下士有一丘一邑，共得二千亩。私田不计入其中，王国、采地各自足以供给其俸禄，在王朝中便不再另发俸禄】胥吏安定常久，所以存心宽厚。存心宽厚，所以能够守法令【胥吏也有禄田，有固定产业而不频繁更换，自然会爱惜自身并遵守法令，枉曲滥用自然减少，这也能保全他们的臀部和脊背】四民安定，所以田野得到开辟；田野得到开辟，所以赋税充足【田地归于百姓，而赋税收入归卿大夫，不会有凭借势力兼并的祸患。田里既然宽广，上面又有固定的劝农措施，那么追逐末业的人自然减少】宗庙建立，所以兄弟亲睦；兄弟亲睦，所以风俗淳厚【有国才有宗庙】宗庙建立，所以子孙孝顺；子孙孝顺，所以宗族和睦【有邑才有宗庙】奸邪、凶恶、盗贼和蛀虫的势力强弱、事情的难易，随着地区而分别处置，必定能够取得相应成效。醝、茗、竹、漆等物产的有无多寡，任凭土地所宜而增减，必定能够适合其实际。这样一来，远近的利害、多少的得失、治乱的状况，都各自处理政务，不必烦劳上面琐碎地过问。京都由内史治理，也不过勤于防守京畿，修明礼乐，谨慎地考虑方伯所涉及的刑政，并以威严和怀柔加以督促劝勉，天下就治理好了。所以我曾说：不实行封建，乡举里选必定不能施行，均田井地必定不能安排，兼并必定不能止息，奔竞必定不能抑制，官职必定不能澄清，胥吏必定不能约束，奸宄必定不能惩治，士卒必定不能精练，教化必定不能兴盛，财赋必定不能节省。人民没有固定的君主，刑法没有固定的规范，官府没有固定的职事，吏员没有固定的畏惧，士人没有固定的操守，百姓没有固定的产业。凡是有所作为，也不过是在苟且应付之中，求得比同列略微优异一些罢了。这样施政行事，安排措施，往往都失于议论，这难道只是苟且而已吗？其实也是因为不知道古今末弊，以及利与不利的根本，而郡县制的形势正是如此。因此，必须实行封建以后，宗法和民兵才能在天下推行；必须有诸侯以后，乡举里选才能在各国施行。假使封建制度重新恢复，那么直到最后，也不会有奔竞、欺诈诡谲、寡廉鲜耻地争夺，以及自行滋生侵吞兼并的祸患；道路上迎送奔走所耗费的劳苦，试院考官浮薄末流、滥加名号的弊病，也都可以随之消除。至于劝农、驾驭吏员、澄清冗员、清理流品，以及清理赋税、裁减俸禄等，只要不明说便会自行端正。下面有贡而没有赋，上面有赐而没有俸，凡事都遵循道理，又有什么会早晨改变、晚上又改变而不能施行呢？车舆服饰完备，妃子齐备，仓廪充实而礼义兴起，婚姻亲好结成，朝聘礼仪讲明，刑罚减少而盗贼平息，那么荣耀和愿望也就满足了。宗庙的美盛、百官的富足，既已足以自行享受其乐，又把这些传给子孙，使家世荣耀、宗族显赫，也已经各自满足了欲望，那么也只须按时修明礼法来示范后世，选取贤能之人共同治理罢了，何至于心神不宁、劳碌奔波，彼此欺诈，互相苛求轻视，胥吏喧腾争夺而剥削取利，最终招致司败的诛罚呢？河北的州郡，是古代的畿服之地。定远东西八十里、南北七十二里；宁边东西八十二里、南北七十里；文安东西八十里、南北六十里；破虏的经纬都只有三十里；靖戎的经纬都只有四十五里。虽然说是险要而艰难，但得到这些地方的人，只是眼前一时，大家都把它当作荣耀。何至于远远望去而迷惑，竟夸谈四五百里呢？一个国家不合道义，便是自取灭亡；一个将帅不合道义，便是自取覆灭。又何至于忧疑反复、出入不定，怀疑它不能图谋呢？所以建立国家的原则，只在于形势。秦、楚的强大，不过是强大的弊端罢了。至于天下的形势、民俗的弊病，难道不正在这里吗？世人只看见晚周诸侯强大，却不知道那是天下形势合在一起；只看见后世守令软弱，却不知道那是天下形势分散。因此，议论封建的人以为它的弊病在于弱，实际上却能使国家强大；议论郡县的人以为它的长处在于强，实际上却使国家衰弱。这些都是轻率武断的回答。夏、商时代广泛建立诸侯，本来没有兼并的弊病。禹初年有七千诸侯，到商代有三千，到周代有一千八百。只是他们的子孙往往不过一两代便不能自我振作，废弃、衰退、困厄、断绝，终于归于灭亡和消歇，这是因为朝廷不修明封君制度，在上者不加留意，才导致如此罢了。我私下又思考：国家败坏而废弃，必定会有剩余的贡地。剩余贡地开始出现时，势必先在邻近之处；邻近之地年久废弃，积累的日子越多，而防守又不能稽察，于是相接的邻封便因而认作自己的土地而占有。等到它强大起来，恰逢周室动乱，便互相侵夺据有，最终再也无法纠正。你说：“公子张向楚防告诫说：‘齐桓公、晋文公起初进入时，四境之内还没有完备的属地；统一一方之后，如今竟有畿田归属诸侯。句践的土地，南到句吴，北到御儿，东到鄞溪，西到姑蔑，纵横不过百里，所以说这是郼岐那样广大的土地，也是万国归顺的结果。难道这就是它的根本吗？如今说建立国家有利于一个宗族、设置郡县有利于百姓，难道懂得其中的道理吗？’东迁以前、夏商周三代交替之际，建立国家何尝不利于百姓？桓、灵、惠、怀、肃、代、德、宪诸帝在位时，列郡中的百姓如泥沙尘土一般，又哪里见到他们安定而获利呢？所以我说：‘建立国家有利于一个宗族，也反过来有利于百姓；设置郡县既不利于百姓，也反过来不利于一个宗族。’封建时代，即使一个人在上面失德，万国之中各自还有政教，听到的人可以因此受到激发；郡县时代，一个人失德，便会像波涛倾颓、瓦片解体一样，天下四海共同遭受祸害。

译两种情形本来不能相提并论。然而论说者仍把郡县看作天下为公的开端，说从秦代才开始；他们难道是只看惯了秦始皇清静宫殿、琳琅宫宇的深邃幽静，却不知道其中的真相吗？即使如此，这件事也很难说清。世上主管计议和清理赋税的人，总说：“不可以轻率议论，姑且沿袭旧制。”有人谈到澄清冗员，又说：“不过是想苟且求安罢了，不要无事生非。”像这样，却想用封建的主张推进政事，不就像看见防风氏那样孱弱的身躯，却强迫他承担乌获的重任，必然折断而死吗？辛宽说过：“我到今天才知道，先君周公不如太公望懂得封建的道理。”朱晦翁感叹天下的事情都做不好，是因为没有穷究天下的大纲。吕东莱感叹天下的事情不能办理，是因为不明白天下的大纲。李泰伯讥刺万事没有一件能够施行，却知道邦国不能兴盛。两程子知道百事没有一件完全正确，却不知道封建制度没有建立，只是制度失当。前代贤德之士谈封建，大多不过是轻率地说说而已。魏征、马周、李百药之辈，也不过熟悉纸上谈论；至于侯守实际的利弊，何曾稍微探究过大略？何况柳宗元、苏轼等文士争奇斗胜，以及掌管册府、专门务求新奇独特言论的人呢？这就是我不怕年老，仍喋喋不休地分条写下这些话的原因，难道只是希望用来向应举士子夸耀吗？我只是想把它抄录下来，重申于朝廷和民间，使人人传阅、家家议论。年深日久之后，熟悉它的利害所在，如果有博大高明的人从中兴起，一举把它施行于天下，那么岂不只是我小小的愿望能够略微实现，实际上也是天下的福祉和万世的幸运。必正札子【五月日】必正很久没有机会当面相见，每每深切地思念仰慕。只是时常向仲威询问你的行止，详细听说你已经完全屏除外间事务，专心研究家学。精神气度既已安定，气色容貌也更加昌盛。听到这些，我惊喜不已，以至于高兴得不能入睡。承蒙你过分厚重的情意，不嫌弃我长期荒疏、废弛的状态，仍想用著述来开启我的茅塞。我在病中展读省览，所得超过从前听闻的。其实愚见对此病已很久了。古人认为四海不可以由一人独自专有，所以分封诸侯作为藩屏，让他们共同治理，使人人都爱护自己的百姓，把它作为永远不废的事业。他们为此考虑得长远，所立法度真实可靠，所施恩惠广博，所用治理精密，不再有后世苟且应付的弊病，也恢复上古淳厚笃实的风气。百姓既然信服他们，吏员自然畏惧他们；没有朝夕纷更的念头，而有因循接续、成就功业的好处。作为君主的人，也不至于把信任交给不合适的人，使天下百姓嗷嗷失所，让四方万里之间朝令夕改，因轻率狂妄而失去守持；而在上位者却安然任意行事。柳子厚所谓“天下为公的开端从秦代开始”，却不知道“天下私有的开端也从秦代开始”。如今天下之人翻山渡海来供奉一个人，改变心意、改换面孔来侍奉一个吏员，这难道是圣人的本意吗？最大的好处有十项，最大的祸害有十二项，清楚明白，无法一一列举；姑且只从大纲说起，就像提起衣领，皮衣自然整齐了。然而这件事确实难以说明，别人也不会相信。正是因为把天下据为私有的心思，在过去处于下位的人又怎么能够把它举出并纠正呢？姑且等待后人不再迷惑，也就可以了。我疲倦得厉害，不能继续接着论述，草草写下这些来回复您的来命。崕略惶恐。国姓衍庆纪原 氏族的兴起，由来已经很久远了。从一个姓氏向上推溯，直到有国有家的人，都不能不考察其本源。若不考察本源，只在眼前五庙、七庙的奇偶和昭穆次序上讲究，那么先公教化所由产生、前代陶铸所造成的根源，岂不因此湮没，使后代子孙不能继续相承？将来想追寻数千百年以前的族系，又不知道凭什么考察取信。何况国姓的深浅，更关系到国脉的长短、世运的盛衰以及天命人心的去留，难道可以置之不论吗？从前秦始皇焚烧竹简，编造简略的姓氏谱系，君子私下感叹他败坏伦常；魏帝舍弃拓跋氏，改用元氏纪年，君子深深责备他背弃祖先。太史公撰写《尧舜本纪》，说他们的源流都出自黄帝，后世把他看作良史；唐代史臣编写《世系表》，先列宗室，后列宰相，后世指称它为完备的史书。这大概是因为祖宗积累形成的源流，是千万世享有国祚的明证；如果只记录小处而遗漏大处，对臣下详尽而对君主简略，岂不是一代纪录中的缺文吗？恭敬地思念本朝历代圣主相承：太祖、太宗凭英明睿智奠定大业，真宗、仁宗凭忠厚守成、遵循法度，高宗、孝宗凭谋略决断成就中兴功业。自开创基业到今天，甲子已经超过四周；从今天以后，本来还将传承无穷。然而赵氏得姓的原因，历来诸儒讨论，仍没有得到核实。议论的人只看到《史记》所记程婴、杵臼的事，便认为赵氏得姓始于此，却不知道并不只源于此。又只看到《左氏》所记赵朔、赵武的事，便认为赵氏得姓或许由此而来，却不知道也不只由此而来。又只看到《史记》所说造父因在徐方建立功劳而受封于赵城，成为赵氏，以及张说《氏族对》把韩、陈、鲁、卫、许、郑、魏与赵氏并列而言，便又认为赵氏因国而得姓，却不知道也不只因国而得姓。唉！处在刘汉时代却不知道刘氏是尧的后裔，处在李唐时代却不知道李氏是少昊的后裔，都是考订还没有达到周详。何况身居堂堂天朝，却不知道天派的源流所在，难道可以吗？我国拥有天下以后，曾下诏让有关官员考求赵氏得姓的缘由。大中祥符年间，营造玉清昭应宫，又下诏让儒臣考求自赵氏得姓以来有名可考的人，共三十六人，绘像供奉在东西两廊。元丰年间，郎官又因为前代星象不明，请求访求程婴、杵臼的墓地，为他们立庙。

译朝廷并不是不重视氏族，只是执掌文字记录的人不能把圣意阐明推广，不能向上推究德行深厚、功业积累以及源流深远所产生的结果，反而满足于浅见，沉溺于成说，照例把赵氏推为造父之后，却不知道夏代末年已经有一位名梁、讳梁的人，见于正史；那么赵氏得姓不只始于造父，已经很明白了。商代初年也有一位名隐、讳隐的人，官职是牧师；那么赵氏得姓不只始于造父，也确实清楚了。战国中期，卫平曾以名梁之人向宋元王进言；后魏时李谱又以讳隐之人对寇谦之说：“三六以上有一位弘正而真正尊贵的人，姓赵名道隐，在商代初年得道；到了百家谍、风俗传、易等书，也都说张、王、李、赵四姓都是黄帝所赐的姓。”由此又可知道赵氏得姓不只始于造父，也更加明显了。何况程婴、杵臼的事情全都并不存在，连同括、屠岸的事情也都不合事实，这还能够算是至理之论吗？大体说来，百寻高的大树生长在千仞高的山冈上，它盘曲在地下的根，通常同枝干相称；百川之水汇入众水所宗的海洋，也决不是从没有根源的积水洼地开始的。商拥有天下六百多年，大概是由契六百多年的孕育形成的；周拥有天下预计八百年，也必定是由后稷八百多年的根基在先代孕育而成的。赵氏得姓至今，大概已经历四千多年；此后太祖武皇才成为天下的根基，可以说根源深厚，可以说流传久远。再以明德加以重视，以仁政使之厚实，享有长久寿命，难道一定要等到有智慧的人才知道吗？家国的寿命为什么不同于人的寿命？只在于善于保养的人能防止、珍惜元气，必定使它长久流衍，并以道德修整风俗，以仁义滋润根本；这样承受天命、超过历数，本来就不是客卜的龟兆和短促的筮占所能预知的。仙源积庆，我曾经在所撰《路史》中详细辨析过，现在姑且再次编录，以备史官采择。《路史》卷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路史》卷三十二，宋代罗泌撰，《发挥》第一 论太极 道不能靠语言来认识，越用语言说明，反而越显得幽微难见；性不能靠辨析搜求，越加辨析，反而越显得晦暗迷惑。性与道本来就不是语言和辨析所能穷尽的。子贡说：“先生如果不说，那么我们这些学生还述说什么呢？”他想听闻道理，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可是性与天道终究还是不能从孔子那里听闻。难道不是因为上等的人只在语言辨析之外显示出自己的所得，而下等的人不能领会其中所以如此的道理，越认为明白反而越昏昧吗？《易》说：“有太极，这是两仪产生的根源；两仪产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太极和两仪、四象、八卦分别来说，共有十五项；合起来说，只有一个。一就是太极，而太极就是太一。在万物出现以前，它本来已经浑然形成；在万物出现以后，它也未曾有所亏损。它只有性而没有形，和两仪、四象、八卦同我一起产生，同时具备，却不曾真正产生，也不曾真正死亡。大概有中央就有两位、四方、八极；有太极就有两仪、四象、八卦。从天地这样的大处，到万物这样的小处，每一物都具备它，没有多余也没有欠缺。凡有形有色的东西，哪一样不具备这个太极和这些仪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