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史卷八　　　　　　　　宋　罗泌　撰前纪八

译禅通纪 尊卢氏 尊卢氏。《董氏钱书》有尊卢氏钱币，钱文作“□”；以夏、商钱币考察，知道这是尊卢氏的钱币。尊卢氏就是宗卢氏。“宗”“尊”古代通用，所以贾逵把“宗盟”解释为“尊盟”，《谷梁传》把伯宗写作伯尊。他建立政制，掌管天地，储藏万物，革除天下旧有的弊端，只用钱币来流通。自遂人氏以后直到帝王时代，都设置货币来沟通有无；史皇氏以后，凡是统治人民的君主，都通过封禅来彰明承受天命。如今这里只著录那些有时代遗迹的。尊卢氏的钱币大概是用来区别时代的。有人怀疑这是黄帝的钱币，大概因为葛卢山开发后产出金属，黄帝取金制币，以流通各种货物。然而钱币只举一个字，竟与山名合成一名，不应当有这样奇异的区别。尊卢氏无所特别亲近，也无所特别疏远；怀抱德行，发扬和气，使天下顺从，世间因此安宁。他治理九十多年，居住在嵹台山南面，葬在浮肺山北面。浮肺山就是今天的蓝田山，山西仍有尊卢氏墓，也见于《后魏风土记》《长安志》等书。此山又名覆车山，郭缘之说它形如翻覆的车；旁边有女娲谷，又名玉山。《寰宇记》说女娲氏陵也在这里，可知此地是三皇的旧居。后来有尊氏、尊卢氏、罇氏。《纂要》《文世纪》说，尊卢氏之后是混沌、昊英、有巢、朱襄；《世本》把尊卢氏列在伏羲之后；应劭《风俗通》则因袭班固世表的次序，说尊卢氏属于太昊时代的诸侯；《姓纂》等书也沿用了这种说法，这不对。班氏大概弄错了时代，妄把他列在后世。我自从季甫年少求学以来，渐渐通晓三经，一边等待时机，一边从事学业，从未整日停息。三次询问博士，恰好遇到异书；询问旅人，搜求金石遗迹，预先认为必有益处，即使奴仆宾客也都拜为老师，不知严寒、暑湿对身体的毒害。我在衡山、湘水一带得到云阳氏的踪迹；在广都得到盘古的祭祀；在冯翊得到史皇氏的墓；在蓝田得到尊卢氏的遗迹；在衡山得到祝融氏的遗迹；在长安得到阴康氏的坟冢；在肺山得到华胥氏的封土；在黄龙得到女娲氏的碑碣；在荼水得到炎帝的陵墓；在峨眉得到黄帝的文辞；在雍地得到帝鸿氏的坟土；在云阳得到少昊氏的坟冢；在成阳得到庆都的墓穴；在大山得到有虞氏的文字；在陈仓得到娥盲的墓葬；在商于得到女英的坟墓；在杼山得到夏后的铭文。怎么会有这么多呢？我唯独奇怪刘子政说商汤没有葬处，而崔骃、薛瓒都说济阴亳县如今有汤冢。《皇览》说它在亳城北郭以东三里，高七尺；韩婴所说的帝乙墓，又该怎么解释为没有呢？据《伏韬北征记》说：“博望城内有商汤、伊尹和箕子的坟墓，如今都已成为丘陵。”杜预也说：“梁国蒙县北面的薄伐城中有汤冢，西面有伊尹、箕子冢，如今城内还有旧坟。”蒙县大概就是这个地方，但记载又说“王子乔墓、亳地的汤冢、己氏的伊尹冢”。颜师古也一直对此表示怀疑。于是寻求可以验证的地名，又发现另有汤冢。汉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长卿查验、记录水灾，经过汤冢；在汉代隶属扶风的地方还有汤池、征陌。怎么能说没有汤冢呢？然而商汤的都城亳与葛相邻，似乎也不在这里。等到考察《秦宁公本纪》：“秦宁公二年攻伐汤，三年与亳交战，亳王逃奔戎地，于是灭掉汤。”这才知道周穆王、周桓王时期，另有一个汤，也号称亳王，被秦国灭掉，是西戎的君主，葬在征地，而不是成汤的墓。后来再看《圣贤成冢记》，成汤的墓在后魏天赐年间已经毁坏。铭文说：“两千年来困于恩，其明器全都被河东的张恩盗取，投入河中。”由此知道成汤的埋葬已经很久，到了那时已经不再存在。刘子政的话并非没有根据。唉！上古尊卢、祝融、阴康、华胥的陵墓，尚且还历历可考，为什么成汤的葬处却不能长久保存，偏偏如此呢？实在令人叹息。祝诵氏 祝诵氏【“庸”“诵”古代通用；“诵”又写作“颂”，所以《礼》中“庸钟容磬”以及《汉书》中的“容”都写作“颂”，是有原因的】又称祝龢【见《金楼子》等】这就是祝融氏【“祝”有裁断之意，变化而加以裁制就叫祝；陆佃解释《月令》说：“木发而荣之，金辱而收之，火祝而融之，水玄而冥之。”大概“融”就是使火变热。 《白虎通》说：“祝”是联属，“融”是继续；能够联属、继承三王之道并实行它】。当时还没有种植谷物，也没有什么创造制作；他以广寿为师，以培养自己的德行。刑罚尚未施行，百姓就受到劝导而自行教化，三纲得以端正，九畴得以有序，因此天下和洽，万物都顺遂【梁武帝《祠堂画像碑》说：“祝诵氏没有什么创制作为，尚未产生嗜欲，刑罚尚未施行。”《六韬》说：“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这是古代的王者。他们没有驱使百姓，百姓却自行教化；没有奖赏百姓，百姓却受到劝勉。”这些都是古代善于治理政事的人】。于是听弇州的鸣鸟，把它作为乐歌；制作音乐，使它相互联属，用来沟通人伦类别、谐和神明、调和人的声音。因此人的耳目聪明，血气平和，寿命长久，移风易俗，天下大治；所以歌乐便成为礼制的节文【古代不是帝王不能制作音乐。《孝经纬·五行钩命决》说：“伏羲氏有立基，神农氏有丁谋，祝融氏有祝续。” “祝”本来多写作“属”，见《白虎通义》及各种乐纬，意义是相通的】。他顺应火来施行教化，号称赤帝【《淮南子》说：“南方的极远处，从北方的边界到炎风之野，是赤帝祝融所主管的地方。”祝融也号称赤帝】。所以后世的火官便因而以“祝融”为称谓【“祝融氏”是号，“祝融”也是职名，本来不是人名。黎任祝融，吴回也任祝融，都是官职】。都城在防，所以郑国称那里为祝融之墟【防就是郐，后来这片地方成为郑国。《诗谱》说，溱水在郐国祝融之墟。到周代重黎之后代居住在那里，成为郐国。《春秋》有郐城，这地方在溱水、洧水之间；现在新郑东北三十里有古郐城，就是那里。上古帝王的都城后来称为“墟”；爽鸠氏是人臣，所以齐国只说建立国家】。他治理了百年，死后葬在衡山南面，因此那里被称为祝融峰【《衡山记》说祝融葬在衡山北面，这是不对的。现在祝融峰下有舜帝观，南面有祝融墓。楚灵王时山崩，墓被毁，发现了《营丘九头图》。 《荆州记》说衡山南面有南正重黎墓，所以《思玄赋》有“俯衡阿，睹有黎圯坟”的话。然而张氏、盛氏两人都认为墓主是黎，这就不对了。现在当地祠庙记载都说他是高辛氏的臣子，而且高辛氏时黎任祝融，黎死后由吴回代替；但黄帝时庸光也任祝融，怎么能指为黎呢？况且少昊的四位叔父都没有葬处，为什么唯独黎有墓？这又是汉代儒生的臆说】。后来有祝氏、融氏、祝宗氏、祝龢氏等姓氏【见《姓苑》等书。《白虎群儒通义》把祝融列为三皇，宋代有些论三皇的著作也列入祝融，并置于黄帝之前。梁武帝《祠画像》叙述先是伏羲氏，其次祝诵氏，再次神农氏，然后才是黄帝、颛顼，大概是有所依据的，哪里能说祝融只是帝喾的臣子呢？洪丞相说：先儒所说的三皇并不一致，太史公采用《大戴礼》，迁置少昊而不记录；又因为经传中说颛顼以后黎任祝融。只有《庄子》把祝融氏与伏羲、神农、赫胥并列。《白虎通》既然依从《史记》，便把伏羲、神农、祝融列为三皇。至于五行，又把祝融作为南方之神，这本来不是一种贯通的说法。梁碑把祝融说成祝诵，并置于伏羲、神农之间，正是《白虎通》的说法】

译后来又有祝氏、融氏、祝宗氏、祝龢氏等姓氏【见《姓苑》等书。《白虎群儒通义》把祝融列为三皇，宋代有些论三皇的著作也列入祝融，并置于黄帝之前。梁武帝《祠画像》叙述先是伏羲氏，其次祝诵氏，再次神农氏，然后才是黄帝、颛顼，大概是有所依据的，哪里能说祝融只是帝喾的臣子呢？洪丞相说：先儒所说的三皇并不一致，太史公采用《大戴礼》，迁置少昊而不记录；又因为经传中说颛顼以后黎任祝融。只有《庄子》把祝融氏与伏羲、神农、赫胥并列。《白虎通》既然依从《史记》，便把伏羲、神农、祝融列为三皇。至于五行，又把祝融作为南方之神，这本来不是一种贯通的说法。梁碑把祝融说成祝诵，并置于伏羲、神农之间，正是《白虎通》的说法】赞曰 古代的祝融氏，使人民萌发而和乐；刑罚和赏赐都还没有施行，又有什么创造制作呢？听取弇州的声音，才创制乐歌。乐声以相互联属为要，这就是祝龢，用来谐和人神，沟通人伦。顺应火而开启祥瑞，开始称为炎帝；承受先师教导以培养德行，于是三纲得以平正，万物各自顺遂，天下大道清明。治理天下能够达到制作音乐的程度，然后才可以说治理完备了。音乐是治理的最高境界。人的生命，与天地同体，无不具有神明的本性，清澈充足于内，并不是从外界进入的。一旦被外物遮蔽，就会逐渐沉溺放纵，滑失自己的天性，以至于放纵人的欲望而不能返回性命的本源，这是什么原因呢？人有血气、心智的本性，却又有无常的哀乐喜怒；五种嗜欲、六种欲望从外部破坏它，而没有东西加以节制。因此先王顺应人本来具有的性情，寻求天生的和谐，为它制定节制，使人以自身所生发的情感为乐，从而返回本源。音乐，是人的节制，也是人性本来具有的东西。它感动人很深，教化人的作用很显著。金石丝竹本身不会发出声音，羽旄干戚本身也不会自动呈现舞姿；它们藏于无形之中，从虚无中显现出来，一定有所凭借。声音中的嗟叹、气息中的叹息，是自然之声自行发出；手舞足蹈，是人的天机自行发动。它们具体存在于心中，通过气息表现出来，也一定有所寄托。人的内心深藏不露，难以测度，但忧喜愤郁在外部感发出来时，便有无法抑制的地方。所以圣人面向南方治理天下，以人心为根本，调节律吕，使大小相称、始终有序，制作音乐以应合天道，把教化深入百姓之中，依循数理召唤它，借助器物迎接它，这样音乐的条理便与德行相合了。再用节义来约束它，用事业来通达它；起居、视听、侍奉父亲、顺从兄长，凡是人的行为和所乐之事，没有一样在此之外。这样一来，最高的和谐日积月累，乖戾争斗的念头就消除了；最大的顺从日积月累，抵触暴戾的气息就消散了。五官七体全都顺从正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朋友之间，无不彼此和谐而不相背弃。用《诗》来记载，用《书》来彰明，用《易》来贯通，用《礼》来体现，用《春秋》来守持。五者本末相随，共同贯通大道，所以阴阳得到次序，声音发动而气息随之，万物也都欢乐地完成生长。情感深厚而文理明晰，德行昌盛而教化神妙；光明广大，声音流动不息，于是众物显露而生，天地的德性化育万物，无不欣然兴起。音乐震荡血脉，流通精神，浸润到骨髓之间，坚固肌肤的防护；鼓舞万物，陶冶百姓和各族，而人自己并不知道。因此中和之声发扬开来，充满天地之间；用于郊祀，天神便降临；用于宗庙，人鬼便享祭。这一切都是出自本来具有的和谐，中和之声自然达到如此。中和之声，是人性本有的和谐，并且同天地八方的气息相互流通。人是它的

译主宰，情感是它的根本，律吕是它的作用，乐器是它的居所。六间、六始，是用来发挥作用的；金、石、丝、竹、陶、匏、革、木，则是用来承载它的。登堂歌唱、堂下吹管，都是尊重人的声音。歌钟在左，歌磬在右，是用来辅助人声的。又用五声来辅助它：宫声配合信，安顿意志；徵声配合礼，安顿神；角声配合仁，安顿魂；商声配合义，安顿魄；羽声配合智，安顿志。宫声洪大而舒展，徵声低抑而急促，角声和缓而简约，商声疏散而明亮，羽声舒展而空灵。变宫生徵，变徵生商，变商生羽，变羽生角，变角生宫，于是五音的气息协调了。五音协调，五运之气就平和，五纬的运行也端正。黄钟从中气产生，以中正调平它，于是四时六气得到协调。黄钟是律吕的根本，中正是历法的源头；在律中表现为声音，在历法中表现为气息。因此律与历同时产生：冬至时声音产生于三始，历法源于三统。所以黄钟之律以三寸为根本，三吕合为三十六，三律合为四十二，于是黄钟的根本建立了。六始为律，六间为吕；律取法乾，吕取法坤。因此六阳居其位，从复卦开始；六阴居其位，从姤卦开始。阴在坤中成就，阳在乾中成就。乾卦终了而位在亥，坤位在申而卦在亥。亥是乾坤交会之处，是阴气的极点，也是阳气由此开始的地方。阳气从申引出，到亥完备。因此亥为阳月，是水所居的方位。人的胎儿、草木的根，都从这里开始。乾为大赤，坤为大黑；赤色进入黑色而成为玄色，玄色之中产生白色，造化由此出现。胎儿在亥中孕育，根在艮位，而三白之化寓于其中。赤黑配合于乾，三白由此产生；乾坤配合于亥，三统由此出现。因此音乐由阳气而来，并由水化生。律有五声，十二律变动之后，六十卦的配合便形成了；六十卦配合形成，十日、十二辰的数目便制定了。由此再乘以六，便得到一周期的日数。气息不会突然推进，律吕也不能独自形成。演奏黄钟，歌唱大吕；演奏大簇，歌唱应钟，用来使声音相合。听音乐来校准权衡，量土灰来测定日影，以候验钟律来调和气息。声音相合之后，神灵的降临与显现才可以预期；气息调和之后，阴阳的进退才可以验证。相互生成、相互变化；轻的加以增益，重的加以减损，偏斜的加以纠正，讹误的加以削除，于是五运、六气、九宫、四治的弊病就可以消除了。体与用相互权衡，周遍铺陈，用来退除不正之气，招来不足的气息。因此春天使用宫声、秋天使用律声，百花就凋落；冬天使用宫声、夏天使用律声，雷就发声。宫声激发角声，寒冷山谷也会在春天生长；徵声激发羽声，夏天也会出现霜雹。这仍然是寄寓于造化而加以取用。声音产生于日，律产生于辰。日以六甲纪年，辰以五子纪日。八卦纳入甲数，于是土与日相通；五子居于律中，于是八卦隐含其中。因此用声音召唤气息，用律吕确定历法。取八方完整的声音，寄托在八方完整的乐器中。由此可以察知天地和谐与命运乖离的灾异，也可以判断敌我胜负、马匹步卒的多少，往往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预先知道。同声相应，是万物的情性。因此杀伐之气聚集时，音调崇尚宫声；周武王等待商纣必败，听到南风衰微而死声到来；师旷也由此断定楚国出师不会成功。七六之丝相合，八卦之气便形成；四寸之管吹响，八方之风便到来。充分运用它，足以改变民风、教化民俗；听到它的人，可以考察德行而知道治理状况。没有《英茎》就不能和谐，没有《云咸》就不能调和；没有《渊韶》就不能完备，没有《濩武》就不能复古。探究五行的妙用，穷尽万物的精华；彰明本真而端正情

译性，用它节制事务、整治仪容；通彻心志中的昏乱，解除内心的纠结，去除德性的质朴障蔽，通达大道的阻塞。

译因此阳气不会穷尽，阴气也不会闭塞；刚气不至于暴怒，柔气不至于畏缩。内在的都呈现玉色，外在的都发出金声。容貌端正，气息就调和；气息调和，肌肤就安定；肌肤安定，面色就匀整；面色匀整，天下就受到教化。空窍的阻塞、胃中的伏积、关膈处的阻滞以及浑涵冰结之处，都随着本元之气而得到充实，没有细微之处不能进入。七始确定以后，九奏全部完成。即使鸟兽的声音，也都与乐律相关。大声显著，小声鸣叫，随着四时交替发生；和顺之气蒸腾，嘉美的生物繁殖，福祉随之增多。地上的祥兆、天上的瑞应，以及各种福物，都不需约定便自然到来。好像方诸生水、圆燧生火，都是因同类而产生，有些事情是不期待也会自然如此；哪里还会有吹奏不舒展、收敛失当、延缓郁结、振发深沉、竭尽怒气等弊病呢？祝诵氏的乐，承续朱襄氏以来的乐；阴康氏以来的乐，调和伏羲氏创立根基的乐，神农氏扶犁的乐，黄帝氏《云门》的乐，少昊氏《九渊》的乐，高阳氏《承云》的乐，高辛氏《六英》的乐，尧的《章》，舜的《招》，禹的《夏》，这些都获得天地的中和，用来发泄人的郁抑、通达人所潜藏的情感、发挥人的智慧，使政事平正，说到底都只是获得了人声的和谐。因此清角一奏，凤凰便遮蔽日光；《箫韶》九成，百兽便相率起舞。事情确实如此。三皇五帝以后，淳厚日渐衰薄而虚伪兴起，璞玉被剖散而制成器物，人也开始狡诈并与万物相争。天地的本元和四时的至气，开始离开次序而不得安居其所。所谓音乐，不过是留意钟鼓巢产之声，缀合舞位进退快慢的文饰，记录铿锵的节奏，把奇异瑰丽作为繁复文饰罢了。郊祀、宗庙等仪式中进退俯仰，本想召来和气、招致柔顺嘉美、使人心服而巩固寿命，却成了齐国之乐。楚地歌唱很少有楚人应和，吴地歌唱几乎没有越人应答，这不是已经很困难了吗？下至战国各国，曹国的奢侈、魏国的▯，陈国的浮薄、唐国的忧患，都没有值得说的。桑间、濮上的淫靡之音流行，君主骄纵而政事涣散，百姓流离，官府败坏，再也无法约束制止。烦琐、等第不齐的淫声扰乱心神、堵塞耳朵，于是哀痛由此产生。春秋时期，战争天天不断，魂成为燕地的气氛，魄化为魏地的尘土，凄凉哀怨的声音传入匏管；轻视生命、败坏伦理、伤害君主、抛弃父亲的行为，使变乱悖逆的声音从金石乐器中发出。三纲沦丧，六纪坠毁，放纵情欲而伤害教化，只因不能合于天心，所以妖气、灾害、异常接连发生，各种疾病一同兴起。乐师击鼓，三次进食，寄身于河海之间，国家终于到了不可治理的地步。用千钟奏大吕，铸造乐器反而使内部更加混乱。新声兴起，巫觋之音出现，君主更加卑弱，心志只剩焦躁肃杀；想要得到所谓“一人唱歌，三人叹和”，又怎么可能呢？汉魏以来，情感和文采一同消亡，人们习惯于轻薄戏狎的言辞，声音也不再纯正美好。匏笙排列不成行列，舞蹈也不合章法。在枫庭陈列郑、陈之声，在殿堂上升用胡部乐。迎神时演奏边地曲调，宫中乐案排列熊罴图像；宫房之乐则唯恐淫荡嘈杂的声音听不到，变化怪异的新声不够新。声音不合正调，乐器名制也随之改变。声音既然在数度之外多出，便进一步分割；寻求五音而不能满足，就增加二变；十二律合奏而不协调，就再加四清。建立四通之制，保留尺八倚歌；梵呗、娄罗、悦般等乐进入，风雅之乐便衰退了。五日又四分之一日不能再减少，六日又八十分之七也不能裁割，而六十卦从未增加。二变不能与正声相应，增加四清又不相合，于是子声兴起。七个五音、八个律吕，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这样一来，虽然有黄钟、大吕的声音和商、角、徵、羽的乐器，按旋宫法却得不到应有的变化，用来迎接气息也得不到平衡。中和之声从哪里取得呢？中和之声失去，律就不合当；律不合当，音乐就不相配；音乐不相配，情感和文采便一同消亡。情感和文采既然消亡，旋宫的制度、迎气的律吕，难道还能独自保持端正吗？这使后世议论者看到，先王制作音乐的道理，古今其实相同。陶、匏、革、竹等乐器，以及搏拊、戛击等用法，古今也相同。所谓八风、十二律，未必不与人的情性相合；但所谓麟、凤、龟、龙，距离人类就很远了。于是人们开始怀疑先王的事迹是夸大的说法，却不知道其中有合乎道理的地方，因此也没有什么可怪的。有宏大荡漾的声音，就有荣盛的福庆；有和平的声音，就有繁殖兴盛的财富。淫靡、猛烈而哀伤的声音，是万宝常据以知道隋朝不能长久的；宫声发出而不回归，是王令言据以占验炀帝不能回头的；宫声离散而不相连接，商声混乱而暴烈，是子宪据以识别唐明皇迁移宫调的；不召来商、角与徵的乖戾，是王仁裕据以知道嗣真、明、章、怀诸帝废弃的。黄钟中含有争斗之事，裴知古听宗庙乐，在庆赐举行时从声音中听出政事将受损害；其中有些征兆是不能消灭的。因此龙舟五更的声音兴起，国家便不可保全；胡戎《无愁曲》兴起，君主便不可久留。《除爱水断苦轮》的歌声振作，台城便沦陷；《打沙锣振铜钹》的伎乐进用，屈茨卹便遭难。所以音乐，是天地的和合。形体发生变化，心也随之变化；志向发生变化，声音也随之断绝。它从极细微处发出，回应到遥远之地，即使圣人也不能压制它。亡国杀民的时代并非没有音乐，只是人们所喜爱的音乐并不值得喜爱。大概是因为内心发出的东西没有找到适当的寄托，而道之外的东西又没有找到适当的位置。趋于繁琐、骄傲邪僻、烦乱暴戾、泛滥沉溺，是乱国所喜爱的，也是悲哀百姓所喜欢的。因此孔子说：“君子的声音，像万物生育的气息；忧愁的感受，不加在心中；暴戾的发动，不存在于身体。这是治世安定的风气。”“小人的声音，像杀伐的气息；中和的感受，不存于心中；温柔的发动，不存在于身体。这是乱世的风气。”治世的君主以道胜过欲望，所以他的声音安宁而快乐。《雅》《颂》的创作，政事难道会不和谐吗？乱世的君主以欲望忘掉大道，所以他的声音哀怨而愤怒。《郑》《卫》的创作，政事难道会不乖离吗？时代不同，声音就不同；声音不同，政事也不同。那么亡国的君主反复迷惑、迁移改易，刑罚政令纷乱纠结，难道只是使人哀伤思虑而已吗？他的百姓也因此困苦了。所以君子听声音，不只是听铿锵的节奏，也一定要看它是否与自己的志向相合。天地之间，温和而和谐的东西，无不是音乐，只是人们得到它的方式不同。

译取用夷则的羽声，不能兴起嘉庆之门；使用黄钟的宫声，不能奏入庶人的居室。因此必须有盛大的德行，才会有完备的声乐；必须有伟大的功业，才可以制定音乐。这是先王用来防护和治理天下的凭借。所以虽然音乐已经完备、制度也已制定，但德行浅薄、功业微小，便没有资格制作它，哪里只是不能用来娱乐而已呢？鲁庄公国小而钟大，曹刿正在请求谋划对付他；齐桓公打算铸造大钟，鲍叔牙尚且认为这是过错，何况没有功业的人呢？当晋侯前往宋国时，宋国用《桑林》迎享，晋侯害怕而退入内室；后来奏《雍》时他病了，占卜说祟祸在《桑林》。到晋平公登上施夷台，想演奏《清角》，师旷认为这是黄帝所作，如今君主德行浅薄，不足以演奏。师旷请求停止，平公不听，仍然演奏。狂风暴雨一齐到来，掀毁房屋，打乱祭器。平公恐惧而伏地，晋国发生大旱。其实《清角》并不能必然改变自然，《桑林》也不一定真的能降祟。只是先王用来维持礼乐等级的制度十分严格，不能混乱；所以制度衰败时，诸侯一旦越级使用，便会精神丧失、气息受伤，不能自我停止。因此说：音乐开始于恐惧，因为恐惧而尊崇；继之以怠慢，因为怠慢而逃遁；最终陷于迷惑，因为迷惑而愚昧。因为愚昧，所以要依靠大道；大道可以承载人，使人和它一同前行。痿病的产生、赤地的变故，难道不是恐惧所导致的吗？所以音乐是如此值得依靠。国家有饥荒，君主就不进食；国家有严寒，君王就不穿裘衣。储备足够九年使用的粮食之后，天子才进食多种美味，每天举行乐舞；诸侯才食用珍味，而不撤下编钟编磬。因此草木没有长成，就不应烦劳钟鼓之声；文德没有施行，就不必使用干羽舞容。钟鼓、干羽本来只是装饰和谐的工具。杜诜所说的、张文收所请求的，唐太宗常常驳回而不准许，也是因为认为百姓安乐，金石自然畅和；音乐在于人与人的和谐，并不在于声音本身。为什么后世不明白这一点，反而拘泥于微小的累黍，以此不断祈求合乎中和之气呢？丝弦本来不足以制定声音，黍粒本来不足以考定律吕。这样的说法流传已久：宾下生大吕八八，左旋终于中吕，这是班固所依据的。应钟声降低到大吕十律，却反而提高一个均，这是没有记录清浊变化的错误。所谓黄钟，未必果真不是大吕；所谓应钟，未必果真不是无射。萧条是形体的主宰，寂寞是声音的主宰。没有绳墨和准绳可以施用，但平直的运行也无从逃避，这是一种不可共同传授的方法。五音无法彼此比较，但二十五弦却能以声音相应，这是不可传授的道理。内心存在于众多虚空之间，并与万物相接，这种境界父亲不能用言语教给儿子；超脱于事物的形气之外，却又表现在弦上，兄长也不能向弟弟说明。三块像乾卦一样的铜，三块像乾卦一样的炭，同时敲击它们，铸成的三口黄钟声音仍然不同，何况尖、圆、肥、瘦等形制不相同的器物呢？所以不以神明般的领悟去理解幽深的道理，却依靠器物和数目来确定正音，只会使人迷惑。到崇宁初年，魏汉津制定指尺，于是皇帝哀叹黍粒不能作为尺度，打算用声音来确定律吕，但掌管音乐的臣子没有人能够做到。用神瞽来确定律吕，必须考察中和之声，也不过是顺应其自然状态加以引导，难道河内没有真正的芦苇，或者上党没有真正的黍粒吗？《高山流水》的妙处本来就不在琴弦。即使如此，天自然高，地自然厚，日月自然明，神妙之理也不会改变。黄帝、伯禹、冲正所相合的道理，因此律度制定出来，幽明之理便都顺遂；如果拿纬书和随广、叔宝之流的尺度去衡量，固然不能减少荒陋，却可以使它广博端正。凤凰在山岗鸣叫，众鸟便跟随；鹤在树荫下鸣叫，小鹤便应和。万物本来各有自己的类别和方位，智巧果敢并不足以使它们彼此宾服；各有自己的情性，皮毛和色泽也不足以使它们彼此役使。一定要以仁作为恩惠，使天下没有不亲近的；以义作为准则，使天下没有不适宜的。残虐暴横不出现在上位者那里，忧愁愤郁不在下位者中发生。黄沙平息，送别元戎，停止战争，使士、农、工、商没有一个失去自己的位置。然后以性情为根本，以度数为考察依据，修治五府，调和三事，把它作为治理的准则。合乎生气的和谐，导引五常的实行，取仁义道德的端绪加以倡导。平淡安静、恬适愉悦的韵律，布散流行而不泄露，幽深昏默而没有声响，用来发挥作用。以人的行为回应它，顺应天道；内在端正志向，外在通达情感。宽广得不能容纳奸邪，狭窄得不留下欲望，于是邪污淫僻之气无从接近。向上彰明太初，向下使民心向善。文采虽有差异而爱心相合，穷究根本而知道变化。因此从文辞考察，文辞足以议论而不烦乱；从音调发出，音调足以使人欢乐而不流荡。听到它便喜悦，喜悦便畅达，畅达便通明，通明便返回本真。万物无不鲜明，觉醒而清楚，舍弃旧习而趋向新生。君子因此更加敦厚，小人因此不再悔恨，治理之道就通达了。举鼎移梁时用乐声邪鄃，春耕秋收时用聆听缶声来休息。因此诸侯勤于治理，休息时用钟鼓；卿大夫治理政事，休息时用竽瑟。马已经驾好却不能休息，弓已经张开却不能松弛，这本来不是有血气的人所能做到的。圣王难道本来就不制作音乐吗？两位君主相见，作揖谦让而进入门内；进入门内，悬乐便奏起；作揖谦让登上堂，登堂后乐声便停止。入门时击奏金属乐器，是表示情意；登堂时歌唱《清庙》，是表示德行；堂下吹奏管乐《象》《武》，是表示功业。因此君子不一定要亲自彼此交谈，只需用礼乐表示而已。重华听到钟磬之声而传授夏道，伊尹在乐声中受到感发而归于亳。手执朱干、玉戚，夏籥依次起舞，难道只是娱乐而已吗？《韶》用于齐国，八佾舞于大夫庭院，世人没有谁责怪它，只是看到了声音节奏的可娱悦而已。至于孔子，却不忍看见和听见它，因为他不放纵自己的情感，不丧失自己的本心，知道他们没有先王的德行，制作乐舞也不合礼制。《雍》是天子用来享祀诸侯的乐歌。乐工作为诸侯，天子庄严肃穆，为什么却在三家大夫的堂上奏起呢？诸侯僭越天子，大夫僭越诸侯，已经很久了。设置两座观台，乘坐大路，陈设带有锡饰的朱干，戴冕冠而舞《大武》八佾，以宫悬陈列《大夏》，祭祀时使用白牲，这些都是天子的礼制，是子家驹用来劝告的内容。

译但昭公不知道，竟说：“我有什么呢？”既然发生了僭越，臣下便受到影响而趋向恶行，这又能怪谁呢？所以礼，是音乐的大根本。饲养猪来酿醴，并不是为了招来祸患，但诉讼却因此增多；使蚕化为祫，并不是为了争夺，但钳制、刑罚却更加增多。因此即使钟鼓确实陈设，笾豆也整齐排列，如果百拜的礼数没有完成，宁可酒味酸了也不饮；如果十献之礼没有完成，宁可酒干了也不品尝。酒喝到兴浓耳热，拔剑击打柱子，哪里还知道天子的尊严？抬脚弄眼，翻筋斗，裸身追逐，又哪里知道名教之乐呢？在这种时候，音乐几乎就要带来灾祸了。所以君子探究事情的起始，谨慎对待它所显示的意义；哀乐的区别，必定以礼来完成；教训百姓、端正风俗，也必定以礼来实现。必须先完备礼，然后音乐的文饰才可以施行。因此礼就像提着皮衣的领子，只要弯曲五指提起它，衣服其他部分自然顺从，不可胜数的事理也会随之整齐。礼从外部施行，却产生于内心；乐从内心产生，却作用于外部。礼用来治理外在，所以通过看可以知道；乐用来反照内心，所以通过听可以知道。通过看而知道的，会因观察而受到教化；通过听而知道的，会因感受而受到教化。所以礼乐是观察和感化的方法，不可偏废。礼在上位者之间交往中发动，乐在下位者之间交互发生，观察感化的道路于是形成。礼达到中正，乐达到和谐；中和的根本，都出自自己的内心，并不需要借助其他东西去寻求。亡国杀民，只是因为对自己内心共同具有的东西没有加以体察，反而把自身排除在外，向外寻求礼乐，于是离礼乐更加遥远。所以说：教化不合时宜，万物就不能生长；男女没有区别，混乱就形成。教化不合时宜，就是没有音乐；男女没有区别，就是没有礼。夏、殷的礼，我还能说出一些，但音乐却没有流传下来。礼具备了，音乐也就存在其中。孔鲤快步经过庭院，孔子询问他是否学习礼，却没有告诉他音乐，因为音乐必须由人自己领悟。颜子谈治理国家，最终归结到《韶》乐舞；虞帝教导贵族子弟，先从典乐开始。并不是没有《诗》和《礼》，而是立足于礼，最终要在乐中完成。乐需要礼才能建立，礼没有乐也不能完成。因此在兴盛的时代，礼乐的形式和实质都具备，人们借助器物来通达根本；时代不足以彰明大道时，礼乐的作用就只剩虚文，人也不能受到上位者的教化。偏重礼而依赖乐，会伤害天地、损害百姓，于是违背道理、危害政事的后果都会出现。君王的德行不能下达，百姓的愿望不能上通，却想让人兴起谦让之风，致力于使国家根本稳固、家室富足，这是堵塞水源却要求水流清澈，即使有十个舜也办不到。因此说：节制愤怒没有比音乐更好的，节制音乐没有比礼更好的。为什么有关官员请求制定法律时，认为该记的就记、该删的就删，到了礼乐却说不敢呢？这是敢于用法律杀人，却不敢用礼乐教化人、惠及人。若一定要因为俎豆、管籥之间有一点不完备，就断绝礼乐、不再举行，那就是舍弃小的不完备而采取大的不完备。这就是汉代礼乐令人遗憾的原因，也是张奋之所以自我叹息的原因，难道不值得忧惧吗？《路史》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路史》卷九　宋代罗泌撰写，前纪第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