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路史卷四十四宋罗泌撰余论七

译《路史》卷四十四，宋代罗泌撰，余论七 蓂荚　【朱草】蓂荚，就是历荚。《世纪》说：尧时蓂荚生长在台阶两旁，每月初一生出一片荚，到月中已有十五片；十六日以后每天落下一片，到月底就落尽了。如果是小月，最后还剩一片，压着它便不落下。君王可以用它来推占历法是否合度；它是随着和气而生的。舜时也有这种草，另一个名称叫仙茅。所以田俅子说：尧做天子时，蓂荚生在庭院中，成为帝王制定历法的祥瑞。《瑞图》说：叶子圆形而有五种颜色，每天生一片荚，到十六日每天落一片，到月底落尽。《白虎通义》说：考察历法而得到合宜的尺度，蓂荚就会生长。《书中候·摘洛戒》说：尧、舜时都有蓂荚。周公摄政第七年，蓂荚又生长，这也见于《伏书大传》。有人说它就是朱草。《大戴礼》说：朱草每天生一片荚，到十五日以后每天落一片叶子，周而复始。按《孝经援神契》说，朱草生长、蓂荚繁殖，是两种东西。注释说：朱草是百草的精华，形状像小桑树，栽种后长三四尺，枝茎像珊瑚；生长在名山石岩下面，刺破它会流出像血一样的汁液；它的叶子随月亮的晦朔而生落，也像蓂荚，所以只是蓂荚一类的东西。《三礼义宗》说：朱草就是赤草，可以用来染成绛色衣服，以区别尊卑。君王施行德政而且持久不变，就会有相应德行的祥草生长。光武中元年间，群臣上奏说：大地神因应灵瑞，朱草开始萌生；又有赤草生在水边，这就不是蓂荚了。把它说成仙茅，更是荒诞。五位老人 郦道元《水经注》说：尧帝在河洛修筑坛场，选择吉日商议沉璧之礼，率领舜等人登上首山，沿河来到河边，遇见五位老人。五位老人相互说：“河图将要到来，向帝尧告知天命期限；知道我们的人，是重童子。”话说完，五位老人便化作流星飞入天空。这件事见于《论语比考》：“孔子说：我听说帝尧率领舜等人巡行首山，察看河边，遇见五位老人来到河边。第一位说‘河图将来告诉帝尧天命期限’，第二位说‘河图将来告诉帝尧天命谋略’，第三位说‘河图将来告诉帝尧天命书册’，第四位说‘河图将来告诉帝尧天命图象’，第五位说‘河图将来告诉帝尧天命符瑞’。”过了一会儿，赤龙口衔玉匣，展开图卷和刻版，题写着天命，可以卷起；用金泥封闭玉匣，盛放书册，威严地说：“知道我的人，是重童子。”五位老人于是化为流星，向上飞入昴宿。黄尧察看这些现象，龙消失了；尧等人打开图卷，上面说：“帝王应当处于枢纽百代的位置，后来把帝位禅让给虞舜。”尧长叹说：“唉，舜啊！上天的历数已经落在你的身上，你确实要执守中正。如果天下四海困穷，上天赐给你的禄位也会永远终止。”于是把帝位禅让给舜。所以任彦升《宣还皇后令》说：“尧看见五位老人进入河中，其中一位老人说：‘河图将来告诉帝尧天命期限。’” 又一位说：“河图推演神龟，告诉帝尧天命谋略。”又一位说：“山川鱼鳖都承受圣人的恩德。”又一位说：“河图推演神龙，口衔玉绳。”歌唱完后，五位老人飞上天空进入昴宿。《寰宇记》说：“如今河东县旧永乐县东三十里有五老山。尧登上首山察看河边，五位老人化为流星飞上天空进入昴宿。”如今河西县西十七里有五老仙人祠。古代的事情，也确实有它的源流。如今道州营道县北五里有五老人祠，从前唐国子司业出行到襄阳，遇到五位老人前来迎接；他们自称是舂陵人，唐国子司业送给他们帛和幞头，询问他们的住处，老人说在州城西北五里。前去访问却没有找到他们，只在那里留下了五龙井和遗落的丝织品，于是建立祠堂，称为五龙祠，建于贞元十九年。大观四年二月赐号“崇应”，政和年间封为寿圣、寿通、寿宁、寿成、寿应。陵台说 《大荒南经》说，帝尧、帝喾、帝舜都葬在岳山；《海内北经》中又有帝尧台、帝喾台、帝舜台之类的记载，不止一处。帝王的坟墓称为陵，也称为台。传说禹杀死相柳后，因为相柳的血腥臭，土地不能种植，于是把那里作为众帝之台。所以帝喾的坟墓称为顿丘台，尧母的坟墓称为灵台。邺地有魏文帝、魏武帝以及甄后的三座陵台，这就是张宾所说的三台险固；即使在上古，也把陵墓称为山。黄帝葬在南甲山，称为桥陵，也称为桥山，就是这个道理。山，是取其形状像山；陵，是取其形状像陵，所以因而称为山陵。

译《风俗通》说：“陵是天生自然之物，所以王公的坟墓称为陵。” 有人说秦代称山，汉代才开始称陵。殽地有二陵，难道是汉代才开始这样称呼的吗？至于台，就像夷俗中称道路的说法。繇余氏之墓　【陶臣氏　乌陀氏】苏州节度使钱元镣的侄孙文炳，任元帅府判官，检校礼部尚书。显德年间，他入京供奉，饱学多文，善于应对，尤其精通青鸟之术。开宝五年，他的妻子丘氏去世，便在报恩禅寺旁的古松林中寻找吉地。僧人常泰也怀疑那片丛林占据山冈，必定是古代贤人的坟墓，不可重新营建。文炳坚持不听，主持开工发掘。果然发现古墓道，数层版石之下，棺椁已经灰烬全无，只有一具尸骨斜靠在石间，长超过一丈，胫骨也有二尺长，明亮得像南方的黄金。东边有一只铜铛，旁边缀有青色花纹；西边有玉璧和宝剑，也已破败毁坏，只有剑柄上的环还在，是用美玉制成，大小足以合抱，光洁而纯白。文炳十分喜爱，不听役夫劝阻，便洒酒祭奠后下去，准备拿取那个环。忽然有一只黑蜂，形状像弹丸，从剑下飞出，螫中炳的右眉之间；不久他感到昏闷而昏死，被抬回去后便死了。常泰把墓重新掩埋。第二天早晨，文炳的长子知玄放声号哭，顿时也昏迷过去。他看见一个男子，容貌古朴粗野，身高一丈多，穿着鱼鳞甲，双脚呈金色，赤脚挺剑，走到面前对知玄说：“我是帝尧的臣子繇余氏，与陶臣氏、乌陀氏一起辅佐禹治理洪水，因功封在吴地，死后葬在这里。当时这里还是海水向东渐渐退去形成的山地，这处宅兆确实吉利，居住在这里也会安稳。可是你的父亲刚愎自用，掘开我的版石，这已经是不义；竟然还想夺取我的玉櫑，还有什么罪过比这更严重？虽然现在把他击死了，但他正好隶属于我的籍册；我在冥间有主管他的官府，而你的父亲也不会受到痛苦，你不必再悲悼。”知玄这才苏醒。钱希白特意为此作了记载，由此可知宅墓的吉凶从太古就有，而关于坟墓诉讼的说法也不能掩盖。自尧帝以来直到开宝年间，已经历经数百千年，而人的精魂仍然存在，足以相信命分确实不可逾越，正直诚信和忠贞诚恳也不会磨灭。除去凶年 关于流放四凶，自熙朝以来，明经之士间或有人能够知道，但对于先后次序仍不能究明，最终也都归于妄说。舜开始摄政时，立即划分为十二州；随后流放四凶的族人，命禹治理水患，水土平定以后，才又恢复为九州，所以能够确定共工被流放到幽州。四凶的流放发生在划分十二州之后，这是明白的。《舜典》中本来就可以看出，论者却认为舜划分十二州是在禹治水、另行划定九州之后，颠倒了先后而失去纲统。程颐一派都说，殛杀鲧属于说明刑罚的内容，并不是先划分州郡再殛杀鲧。胡益之一派甚至说，幽州、崇山、三危原本是共工、驩兜、三苗先前受封的土地，现在才把他们流放、放逐到那里。鲧治水没有成效，曾被窜逐到羽山；如今又说他因怨恨旧事而被殛死，这些都不合道理。四凶都是当时掌权的世家、公卿和豪门大族之臣。《庄子》说，共工、驩兜、三苗之罪，都发生在尧时。陆德明说，尧六十年放逐驩兜，六十四年流放共工，六十六年窜逐三苗；不知道他依据什么，虽然与其他说法颇不合，但尧准备逊位禅让的意图，本来就在六十年以后。《大戴记》中孔子的话说，四凶被放逐也都发生在尧时代；荀子《国事》和《淮南鸿烈》都说尧讨伐驩兜，《国事》中荀子还说尧讨伐共工，《国语·周语》说尧殛杀鲧；这样看来，鲧被殛杀并不是舜时的事。据《舜纪》说，舜回来向帝报告，于是帝流放了共工。《周书》却说，共工长期居于显要职位，后来被唐讨伐。因此，学者往往认为这不合经书，有些人不相信。然而《吕刑》说“遏绝苗民，安定国家”，也明确说的是尧。鲧和共工的事，应该详加考察；他们正是因为诽谤禅让而被放逐，可世人还说鲧因为治水无功而被处死，这种说法果真足以相信吗？凡是对百姓有功劳的人，先王无不祭祀他们。鲧即使治水没有成功，但劳作了九年，也算是勤于民事的人了，哪里有到了被处死的地步？假如鲧不能在前面为禹开创功业，禹也未必能在后来迅速收取治水之功。《祭法》说，鲧堵塞洪水，禹能够修治鲧的功业，这说明鲧并非没有功劳。如果确实因无功而被处死，怎么还能在夏郊受到祭祀？苏子瞻说，四凶的罪行，没有人能详知，只是突然被抛在一边罢了。《吕梁碑》《吕梁碑》由刘耽撰写。碑上的字是小篆，笔画有讹误和剥蚀，偶尔能够辨认的只有六十字。刘耽在传记中没有记载。根据碑文所说“皇帝登封之岁”，他大概是秦、汉之间的人。碑中叙述虞帝时代说：“舜的祖先是幕，幕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乔牛，乔牛生瞽叟，瞽叟生舜。命禹治理水道，吕梁一段特别完整。”拿它同传记考核，只有没有“句望”一项，而且没有说舜出自黄帝，我想这大概得到了正确的传承。甲申年秋七月，我在内相郭知章、字明叔的家中看到它。郭公过去也常常收集古代碑刻，其中有许多是六一先生没有见过的，这碑是其中二百件里的一件。碑中文字的气势奇特，大概没有人能辨识。唉！有虞氏的光明德行，千古流传而没有厌弃它的，哪里会有世代祭祀却不明白其意义的呢？隔了几千年之后，我能够考论并编次它。上天还没有丧失这篇文献啊！吕梁就是龙门。但彭城以东也有一座亭子，称为吕梁，大概正如夷陵、陆浑、交趾等地也有称为龙门的地方一样。历山 历山就是今天河东县的雷首山。这座山有九个名称，其中一个叫首阳，临近黄河，同大华山相对峙，也就是所谓的历观。扬雄所说“登历观以迳望”，乐史说历山在偃师西北二十五里，那里有舜庙、舜井、妫水和汭水。妫水在南，汭水在北【“妫”一作“沩”。沩水、汭水和舜庙，后周宇文防撰《地记》说，两条水都在首山北面的山中，直流到山下而汇入黄河；但是孔安国、马融、王肃、杜预、皇甫谧都认为，汭是妫水的曲折处】后来魏代《舆地图》《上谷记》说，下洛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城，城西北三里又有历山，形状像倒扣的锅，山下有舜、瞽叟两座祠，说这就是舜居处和登帝位的遗迹。为什么一直听说到这里，而齐国历城南面五里又有历山？《水经注》说山上有舜祠，县城东面又有舜井，也说是舜耕作的地方。《寰宇记》说舜井在县城东面一百步，是舜挖掘的，又说华水与历山的井相通。曾子固说，舜耕作于历山，在雷泽捕鱼，在黄河岸边制陶，在寿丘制作各种器具，到负夏去谋求生计。康成说历山在河东，雷泽在济阴，负夏则在卫地。皇甫谧于是说寿丘在鲁国东门北面，黄河岸边就是陶丘，即定陶西南的陶丘亭。

译耕作、种植、制陶、捕鱼都是舜早年的事情，这些地方一定不会相距太远。如今它们都在鲁、卫之间，那么历山就不能单独在河东，于是有人便认为河东是舜娶妻以后居住的地方，后世又因为那里有妫水而牵强附会【《齐州二堂记》】。河中是帝舜出生的地方，或者也是他的都城所在地；历城是古代的历下，两地相距很远。舜耕作捕鱼时，只是因为瞽叟不顺从他，暂时来到荒野，并不像后来为了谋生而远行；起初未必远离父母身边。至于黄河岸边和雷泽的说法，尚未详尽。考察《九域志》，济南、濮阳、河中都有历山，都保存着祠庙；如今秦地的池阳、澧阳、始宁、河县、上虞、无锡也都有历山。《列子》说舜在河阳耕作，《书大传》说舜在黄河岸边制陶。按《元和郡县志》，河东县北四十里有旧陶城；苏氏《演义》说历山有四处：一在河中，二在齐国的历阳县，三在冀州，四在濮州的雷泽。雷泽没有听说有两处，耕作和捕鱼必定不会相距很远，因此这里的说法是对的。如今曹、濮之间有舜豢龙井，定陶城都是舜的遗迹。然而历山哪里止有四处呢？信都的历山，乐史也认为是舜耕作的地方。《援神契》说舜生于姚墟，应劭认为姚墟与雷泽相近。《寰宇记》说，雷泽县东十三里有历山，县西北十六里也有历山。如今濮州雷泽西北六十里有一座小山孤立着，称为历山；山北有小土丘连接着池塘，称为姚墟。邵谧沿袭这一说法，都记作舜耕作的地方。池州建德县东十里又有尧城，山县南三十里有尧城、尧祠，说是尧巡行所到之处，梁武帝曾在这里设置太原府。县北二十里是舜城，城中有舜井，还有▯山，山上有尧、舜二祠。元和《郡志》说，这是两位帝王南巡所到之处【▯山角落的井叫舜井。秋甫《志》说，历山在东流县东三十里，高八十丈，山上有尧、舜二祠，是南巡所到之处，原属祈门。《新安志》说在祈门西八十五里。《寰宇记》说石埭西一百六十里有栎山，高五里，山上有澄水。大抵古迹多是传闻，错误很多。如今太湖县北七里龙山也有尧舜庙，人们也说放勋就是唐代的神尧】周处《风土记》说，始宁县境内又有舜耕作的田地，有一座山生长着许多柞树，因此称为▯山，又把具区当作雷泽，因为其中有大雷山、小雷山。王介甫也听从这种说法，实在荒谬。即使帝舜果真南巡到这里，又怎么会同他耕作、捕鱼的时期有关呢【《风土记》说，太湖中有大、小两座雷山，相距六十里。大雷山高一百二十丈，在长兴东北六十里；两山之间叫雷泽，就是舜捕鱼的地方，所以浙东有余姚、上虞和舜有关的江河，被称为舜的本土】况且姚、妫这样的名称到处都有，金国西城县旧时就有姚方、妫墟。杜佑说舜出生在这里，《世本》也说妫墟是舜的都城，在西城县。如今长沙县有沩水，说是舜的都城；上虞有损石，号称蒍公崭；会稽又有妫水，三抚泉流经这里向东入海，《图经》也把这里当作舜接受厘降的地方。祝阿旧县又有泺水，民间称为娥姜水，水源处有娥皇、女英的庙；水源山上有帝舜祠，山下开凿大洞作为舜井【《寰宇记》作罗姜水】兖州泗水源头又有陶墟，也有舜井；陶墟西面的土丘称为妫亭，山下有一片方圆十五里的漏泽，被指为帝舜捕鱼的地方，却不知道这只是从桃墟谢息迁来的地方。又据《水经注》，上虞一名虞宾，《太康地记》说那里是为躲避丹朱而居之处；雷泽也不止一处。周处说雷泽就是太湖，所以《寰宇记》引用《尚书释言》说它在震泽。阳城县就是汉代的濩泽县，墨子说舜在这个泽中捕鱼，如今在阳城西北十二里。《寰宇记》所说的乌号，切合这里。郡国志说城邑西面如今有地名舜田；但现在潭州益阳、岳州沅江，以及旧梁国的重华县都有虞帝城，《记》也说那里是舜的都城。《述异记》说湘水岸边三十里有相思宫、望帝台，志书认为是二妃的遗迹。冷道、临武、桂阳、蓝山等地，都有帝舜的祠庙。蓝山还有舜水、舜乡，在县西十五里；永明县西十五里，也都有娥皇、女英的庙。江华太平乡有舜女寺，就是历城东南十里的那座庙。晏氏《三齐记》说庙在县东南，是后人思念舜而修建的。《湘中记》说：这里有舜留下的风气，百姓淳朴，老人还弹奏五弦琴，唱《渔父辞》。没有不把这里当作虞帝居住之地的，难道这些说法都能相信吗？太尉 《尚书》中《▯握河纪》说：舜担任太尉，所以《帝王世纪》说，尧命舜担任司徒。太尉在正月以太尉的身份行事；考察《月令》，其中说命太尉辅佐杰出人才。郑玄注说：太尉是秦代的官职。《汉书·百官公卿表》也这样说。只有应劭《官仪》认为太尉是周代官职，康成在《中候》的注中首先采用了他的说法，却同《礼经》的注释相矛盾，所以束晳据《中候》加以诘难。《正义》又根据《中候》的说法，认为三王时代有司马而没有太尉，因而认为太尉是尧设置的，三王没有设置。我考察《春秋元命苞》说：尧在黄河边考察，赤龙背负河图，和太尉舜等一百二十人共同打开观看，结果相合。图中确实说尧坐在船中，和太尉舜等人临河观看；凤凰背负河图授给尧，图用赤玉匣盛装，长三尺、宽八寸、厚一寸，用黄玉作检，以白玉绳封住两端，印章上写着“天赤帝符玺”。《春秋运斗枢》也说：舜以太尉的名号即天子位。第五年二月，向东巡狩，乘船同三公、诸侯临河观看；五彩黄龙背负河图出来，放在舜面前，旋即潜入水中向前离去。图用黄玉匣盛装，长三尺、宽八寸，有门，用白玉作检，以黄金绳捆束，用芝泥封住两端，印章上写着“天黄帝符玺”，是鸟篆文字。

译舜和大司空禹、临侯博望等三十人聚集，打开河图。图用玄色绨帛制成，长三十二尺，其中有七十二帝的地形制度和天文星位度数的差异，舜把它收藏在大麓。河图所说的内容同这里大略相同，可见这种说法流传已久。然而吕氏《书》的《孟夏》篇说命太封辅佐杰出人才，却没有说太尉。黄帝时代太封担任司马，这就是太尉【周代的大司马到了秦代成为太尉，汉武帝时又恢复为大司马，东汉又恢复为太尉。“尉”是从上安抚下属的意思。《周官》说大司马的职责是进用贤能、兴起功业，以建设邦国；《王制》说司马负责辨论官吏的才干，这些都是辅佐杰出、成就贤良的事情】刘昭认为纬书、候书崇尚神鬼，动辄夹杂怪诞之说。太尉这个官职实际掌管天文；虞舜担任宰相，主持璇衡、施行政令，这里应当是根据他的职位来追记前代官职，并非虞舜的真实官号。大概太尉的职掌确实由舜掌管，所以后来按照职掌相同而追称太尉，并不是官名弄错。康成从注释《中候》到注释《礼经》，难道会突然忘记帝王的官职吗？大概他也知道这一点，只是在《中候》中不说明，而在《月令》中说明了。小人的过错必定要文饰【刘嘏】“同人于宗”，这是导致吝难的道路。男女如果同姓，后代就不会繁盛。所以子产说：“内宫不纳同姓女子，子孙就不会繁殖。宫中有四个姬姓女子，晋侯的疾病仍不能痊愈。婚姻是祸福的阶梯。”因此君子不娶同姓女子。买妾而不知道她的姓氏，就用占卜来确定。这是为了亲附远方、厚待亲属、严格区别亲疏，使人知道自己同禽兽有别。胥季说：“异姓就是不同德，不同德就有不同的气数。气数虽不同，男女仍可相互婚配以繁衍人民。同姓就是同德，同德就是同心。同心即使相距很远，男女也不相互婚配，是因为不愿亵渎尊敬之情。亵渎就会产生怨恨，怨恨和混乱滋生灾祸，灾祸滋生就会使姓族灭亡。所以娶妻要避开同姓，是害怕发生混乱和灾祸。”鲁昭公娶吴国女子，死后记载不写她的姓。至于卢蒲癸娶庆氏之女，却说宗族不避同姓；吕后把妹妹嫁给吕平，这些事又怎么能够作为依据呢？王莽曾说：“姚、妫、陈、田、王五姓，都是我的同族，都可以作为宗族。”然而到了宜春侯的女儿，他就把宜春当作姓氏，说她出自不同支系，纳她为妃，并称她为宜春氏。难道他不知道妫姓也是齐国王族吗？临淮人陈矫、刘颂都是由姑母陈氏抚养长大，便冒称陈姓。等到刘颂娶陈矫的女儿时，又说姚、虞、陈、田同出于舜，世人也因此认为婚姻礼法并不禁止。刘嘏已经娶了刘畴，太常认为这是错误的，于是他改称钟姓出自钟离。胡同、胡母、单、复等姓互相通婚，也不因同一本源而感到后悔。于是他写信给卞壸说：“尧、舜的婚姻，正是从上古开始划分姓氏、断绝同姓婚姻；应氏、韩氏同庶姓通婚，则是在后世终于形成的。荀崧竟然认为这样可以，我真不知道尧、舜作为大圣人，反而成了后世改变人情、败坏风俗、扰乱伦理、没有礼义的罪魁吗？”然而《礼记》的传注竟然有上古五代可以通婚、商代人六代可以通婚的说法，难道不是小人冒充礼义，为自己行为寻找依据吗？小人违犯道义，什么时候不曾假借圣人作为借口呢？礼是圣人的本性，也是圣人之礼产生的根源。狂人喜好啃食手指，醉汉啃食泥土和粪便，难道能说清醒的人也会这样做吗？庾蔚之说：“同姓婚姻很容易辨别，而小人的私情机巧又使事情更加复杂。”刘嘏身处边地，没有别的婚配对象，还可以说情有可原；假如又没有婚配对象，难道就要同猪交配吗？《周礼·春官》中的小史掌管建立世系、辨别昭穆，按姓氏把人联系起来而不混淆，以祭食把宗族联缀起来而不区别。即使百代以后，婚姻也不能相通。后世士大夫的谱系不再明确，宗族没有以祭食联缀亲属的意义，下面又失去了奉事宗族的礼制，氏姓便无法区别。所以王通说：“任、薛、王、刘、崔、卢等姓之间的婚姻，不合古礼。”那么应当怎样看待谱系呢？《魏氏春秋》说：司空王基是当时的大儒，却娶了司空王忱的女儿，认为他们同姓同源，只是不同于周室之后。昌黎人张仲娶范阳人张琏的女儿，他的弟弟还要先询问张卓，然后才成婚。王伯璵、郑康成都是当时的名士，他们也替儿子王稚宾娶了王处道的女儿。当时的清议对此完全没有讥刺，便可知道礼传中这种荒谬说法由来已久。杜佑是儒学宗师，学识广博，冠绝一代，却也说商代以前的婚姻不避同姓，难道是见惯了这种事而没有觉察吗？江南人陶谷，是唐氏的儿子，后来又娶了唐氏女子，有人提出非议，他便改称这是出自不同支系。由此可知，不守礼法的人大多都是同一种情形。所以我曾说，后世教化失去了根本，读经史的人任意制造泛滥的说法，只是用来资助自己想做的事情罢了。读书人有那么多，而市井百姓却不这样做，谁会相信呢？瞽叟杀人 桃应问道：“舜做了天子，皋陶担任士官，瞽叟杀了人，那该怎么办？”孟子说：“把他抓起来就是了。”那么舜不加禁止吗？孟子说：“舜怎么能去禁止呢？因为他也有应当接受的法令。”那么舜该怎么办？孟子说：“偷偷背着父亲逃走，沿着海边居住，终身快乐而忘却天下。”孟子这番话，大概是针对接受法令约束的人而说的。刘敞说【舜明白，凡是执行五刑，都必须推究父子亲情，树立君臣大义来权衡处理。商鞅制定法律，可以说严酷苛刻，但仍认为太子是国君的副贰，不可以施刑，于是只惩罚他的老师。哪里有皋陶担任士官而逮捕瞽叟的道理】五臣范说【这不是孟子的话。《尚书》说舜能够使瞽叟和谐相处，使他确实顺从而不触犯奸邪；孟子又说瞽叟已经得到欢悦，哪里会有杀人的事？不能得到父母的欢心，就不能做人；不能顺从父母，就不能做儿子。舜看到天下归附自己，仍把它看得像草芥；只有不能得到父母的欢心，才不能做人，哪里有不加禁止的事？皋陶没有逮捕瞽叟的道理，舜也没有抛弃天下、逃到海边的事情】叶梦得等人说【这是孟轲的过错和妄说；瞽叟不曾杀人，皋陶何曾逮捕瞽叟，舜也不曾背着他逃走】他们认为瞽叟确实杀了人，皋陶确实逮捕了他，舜确实背着父亲逃走，这就错得太远了。

译《春秋》记载杀死大夫，有时称为公子，有时称为世子，有时称为兄弟。公子是尚未受命为大夫的人，却把他看得同大夫一样重要；世子是国君的嫡长子；兄弟是国君同母的兄弟。他们被杀，不论有罪还是无罪，都斥责杀人的国君，以彰明亲亲之道。周代制度规定，同姓贵族有罪，不立即在市朝处死，必须交给甸师施刑，不让国人共同审议。公卿、士、庶人则有议亲之法；公族有罪，虽然亲近，也不能因此违犯执掌刑法的官吏，这是正确的原则，也是为了顾及百姓。作为国君而亲自残害自己的同族，没有比这更大的不祥。宣帝诏书说：“父子之间的亲情、夫妇之间的道义，是人的天性。即使有祸患，也应当互相遮护、保存亲情，这确实是爱发自内心，是忠厚到了极点，怎么能够违背它呢？”从今以后，儿子藏匿父亲、妻子藏匿丈夫、孙子藏匿祖父、妾藏匿自己的父母，都不治罪；只有父母藏匿儿子、丈夫藏匿妻子、祖父母藏匿孙子，才处死。仍请廷尉把此事上报。哪里有天子的父亲杀了人，而廷尉还能逮捕他的道理？曹操和马腾的马进入麦田，主簿议定罪责，曹操便自行处罚，割掉头发；太子的马蹄践踏了屋檐的滴水沟，廷理依法斩杀驾车的辀，并戮辱御者。唐朝党仁弘因贪赃百万应当处死，五次奏报后，太宗怜悯他自首而愿意受刑，正要进食时撤去食案，准备依法赦免他，召集五品以上官员说：“人君从上天所接受的，不能因为私情而失去信用。” 现在朕出于私情偏袒党仁弘。”这就是自己扰乱法律，在上天面前辜负天命。有司在南郊设置草席，进献蔬菜饭食，将要请罪三日。群臣先后坚决请求，太宗才停止。唐代的大臣尚且不肯听从太宗在南郊请罪，舜的臣下难道会听任他背着父亲逃到海边吗？晋国有个案件涉及士匄，便听取他的审理。士匄不能辨明曲直，供词也没有彼此吻合，却说：“天子所支持的，我就支持；天子所反对的，我就反对。”这说明他知道尊重天子，却不知道审决案件、遵守法律的道理。法律是天下的法律，天子只不过负责掌管它罢了。它的权力本来不在天子，而在士师。成王命令君陈说：“商朝遗民被关在刑狱中，我说该施刑，你就不要施刑，我说该宽宥，你就不要宽宥；我说不该宽宥，只要取其中正。”可见宽免或加刑、轻判或重判，只看法律，天子本来就不能预先干预；但“取其中正”，当然也有其中应有的权力。直躬作证说父亲偷羊，孔子厌恶这件事，说：“直躬为了一个父亲，两次取得了正直的名声。”石奢的父亲杀了人，楚昭王审理时放走了他，石奢便自刎而死。孔子却说：“父亲为儿子隐瞒，正直就在其中。”哪里有瞽叟杀人而皋陶真的能够逮捕他的呢？那么究竟怎样才可以呢？答案是：舜不以隐瞒法律为难，皋陶不以放弃士官职责为难罢了。隐瞒法律不过是失去职位，却能使天下的父子高兴；放弃士官职责不过是失去职守，却能使天下的君臣关系安定。舜难道就能因此成为不合格的君主，皋陶难道就能因此成为不合格的臣子吗？《路史》卷四十四 【史部，别史类，《路史》】钦定《四库全书》《路史》卷四十五，宋代罗泌撰，余论八 即位时书称元年，并不是《春秋》创立的法则 “元年”是史官记事所采用的本来称谓。国君即位的第一年称为元年，古代史书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