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路史卷四十三宋罗泌撰余论六

译《路史》卷四十三，宋代罗泌撰，余论六 孔子的生日 儒学衰落，有什么值得疑惑的呢？都是儒者自己不能尊重本门道术造成的。圣人的礼法运行在天地之间，是万物依靠它彼此生长养育的根本。它哪怕有一天停止，日月就会因此发生彗蚀，阴阳就会因此错乱，山川就会奔走失序，万物都失去自己的位置，难道只会导致臣下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吗？那么佛教究竟为什么还要同它分庭抗礼呢？如今那些头戴进贤冠、腰佩珩玉、享用太牢祭品、居住在高大屋宇中的人，尊贵显赫已经达到极点了。哪一样不是先圣人的恩赐呢？为什么乘坐高车经过道路，看到庙宇宫阙便空然不顾；看见笾豆倒在沟壑中也漠然不理；反而崇奉佛教、供养僧侣，以至于耗尽财力、谨慎拘束，日日虔诚祈祷，月月施舍供给，还认为没有满足。这是为什么？只是因为学识没有达到，内心没有真正的见解，却想借此求取荒唐虚妄的福报。佛教如果真能给人带来福气，那么王公大人今天的尊贵显赫，既不是依靠佛教得来，却反而把它拿来增进自身、润泽家庭；他们把一切根本归于先圣人，却又不知道义理和天命。过去有一位代理知州在上饶修缮孔庙，看见一个老和尚挥动手肘从旁经过，便把他抓住询问：“我经过佛寺，从来没有不肃敬的，怎么会得到这样的无礼待遇？” 和尚回答说：“儒者自己敬重我的教法，却不知道自己为何敬重我。佛经从来不敢随便泄露；闲暇时便珍藏起来，十重包装，归依它、敬奉它。等到拿出来，如果不是穿着盛装、焚香行礼，就不敢诵读。可是如今儒者横向丢弃经籍，任其污损毁坏，狼藉不堪；斋阁成了聚众争论的场所，庭廊反倒成了赌博游戏的地方。这样怎么能兴起儒学？”知州听后感到惭愧，便向和尚道歉。如今都城和各地任意丢弃经籍，实在毫无纲纪；所谓供养士人，竟全都成为无赖之徒，没有正当去处的人偷食其间；至于借用的生徒，也都是前辈门徒，千方百计占据寄籍之名，以便将来触犯刑法时可以免责。这样盘算出来的成才之士，怎么可能出现？姑且说到丧失礼法这件事。佛教有所谓四月八日，但本来并不是佛诞的真实日期，却使天下人奔走庆祝；沈道虔等人世代奉行，甚至推让宅第作为寺院，四月八日广设佛像，全家痛哭，流风竟到了这种地步。孔氏却有一个初度生日，竟没有史籍记载；不但没有记载，孔氏自己也不知道。孔子的道，本来不需要靠这个来决定轻重；儒者难道会因为这一点而拿孔子与佛陀比较吗？但道术的尊严在于尊师严道，礼义则存在于爱护和敬重之中。假如天下读书人能够借夫子初度之辰，略微加以记念，又有什么妨害呢【四月八日也不是佛诞的确切日期，详见《发挥》“恒星说”】？我过去考察《齐书》，见臧荣绪说宣尼生于庚子日。他每逢这一天便陈列五经，向孔子行拜礼，从来没有不仰慕孔子的。可是孔子诞生的那一天，史书和传记的记载都没有确定的日期。珞琭子说：“宣父以元辰为所畏，而五行书说孔子生于庚戍年二月二十三日庚子日甲申时。”考察庚戍年，是鲁襄公二十二年，也是周灵王二十一年；长历推算，这一年二月二十三日确实是庚子日。哀公十六年壬戍年四月己丑日孔子去世，是周敬王四十三年，享年七十三岁。但《公羊传》却在襄公二十一年记载“十一月庚子孔子出生”；《谷梁传》则把这件事系在十月之后，大概是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庚子日。这一年闰申月，按元术推算，节气已经过了子月，所以可以说是庚戍年。但有人认为是十月庚子日，那就是今天的八月，属于襄公二十一年、周灵王二十年。然而岁次为己酉，孔子便应当七十四岁，不能解释为庚戍年。因此刘氏《外纪》说孔子享年七十四岁。即使如此，《公羊子》说十一月，但这个月本来没有庚子日；根据孔氏家谱、祖庭记等文献，都说二十二年十月庚子日，其实是二十七日。所以林开认为，虽然庚子日所在月份的节气已经过去，却不知道周历的正月相当于今天的八月，也不能说是二月。现在确定把八月二十七日作为先圣人孔子的生日。鲜卑与乌丸 鲜卑，就是东胡。汉初东胡败于匈奴，退守鲜卑山、乌丸山，所以称为鲜卑，也称乌丸【《隋图经》说：鲜卑山在柳州东南二百里，又在棘城东部塞外、辽西北一百里处也有鲜卑山】。他们露宿荒野，饮食草野；桓帝、灵帝时期，完全兼并了北匈奴的土地。光和年间发生动乱，檀石槐的部族成为小种鲜卑，击败了他们。魏初，莫护跋率部进入辽西，跟随讨伐公孙渊，在大棘城北部受封建立国家，号称步摇。他的儿子本延任左贤王，孙子徒河涉归逐渐接受华夏风俗，被进拜为单于。涉归的两个儿子，长子吐谷浑凭借马匹建立国家，在甘松以南。其孙叶延成为吐浑氏，官制和风俗大多与中国相同。叶延死后，兄弟相继即位；到夸吕时号称可汗，一百多年后，又成为慕容氏【慕容钟任都督、录尚书事，投奔姚兴，姚兴任命他为始平太守、归义侯。自永嘉年间建立吐谷浑国，后来伏允死，顺继立为可汗。顺的儿子诺曷钵继位，被封为青海国王。诺曷钵死后，儿子忠继位；忠死后，儿子宣超继位，承袭可汗称号，生子曦。曦死后，儿子非继位。龙朔三年，吐蕃兼并其土地，族人分散迁徙到朔方、河东。当地风俗称其为退浑，共三百五十年，国家灭亡】。后来莫护跋迁到徒河青山，又把大棘城作为帝颛顼旧墟迁来此处【元康四年】；他教导农桑，整顿政令，征召儒生，安抚华人和夷人，四方远近都来归附，于是建立四郡加以统辖。他的儿子慕容皝于是称王于燕，前燕、后燕、南燕都是他的分支。唐国望都【尧山】

译唐国，就是今天中山的唐县。考察《舆地广记》，尧曾在这里受封为唐侯。汉代属中山国；今天中山的新乐，也是汉代旧唐县的所在地。这里有尧山、唐水，南面有望都城、望都里，东北有中山故城，另一个名称叫广唐城。张曜《中山记》所说的中人城，就是这里。望都城东面有尧的旧城，民间称为尧姑城。《世纪》认为庆都山在望都以南；张晏、皇甫谧都说，尧登上尧山，向南望见都山，因此称为望都。两地相距五十里；如今望都在唐县东北五十四里，民间称作孤山，也叫豆山。但《十三州志》说唐国故城在卢奴以北七十五里，卢奴就是今天的唐县。郦道元说该城距望都城八十里，距中山城七十里；推考验证，应当是唐城在尧山以北五里，与七十五里的说法相合。然而唐城南面没有山可以对应都山，于是有人想把唐城当作望都城；但北面又没有城可以对应唐城，便把唐城东南十五里的高昌城当作望都城，大概是不知道里程记载有误。即便如此，“唐”这个名称到处都有，平阳、安邑也都称为唐。平阳就是晋国的临汾，正是《诗经》所说的唐国所在地，有姑射山。据《九域志》记载，唐水上游的土地正式名称叫翼，另一名称叫绛，总称平阳。成王灭掉这个国家后，把这里封给叔虞，后来又改称唐。安邑就是今天的▯解，所以是旧绛国的翼城；城西二十里还有唐城，又有平晋城，城北二里有旧唐城。《寰宇记》说这是唐尧所筑。平阳本来是丹朱的封地。徐才《国都城记》和《元和郡县志》都说翼城是唐国，是帝尧的后裔之子受封之地；晋阳县北二里也有旧唐城，说是尧所筑，就是爕父迁徙后的居处。河北县南一百二十八里又有旧尧城。《九域志》记威胜军的临漳城，《风土记》也说是尧所筑；邢州的尧山县，就是汉代的柏人县，县西十二里有南蛮古城，今天相州还有古柏人城。《九域记》引用《世纪》说这里是尧的都城，县东北二十二里有柏乡城，因此与赵都柏乡县东西相对分居。《城冡记》说这是尧所置，有尧庙，认为尧曾登临此地，察看洪水，访求贤人。河东南面二十八里也有尧山，山上有尧城。《水经》认为这是唐尧治理政事的地方；雷首山也称尧山，有尧祠。唐地的尧山也有尧祠。张朏《齐地记》认为尧山是尧巡狩时登临的地方；河清西南八十五里、瑕丘东南七里、洙水以西以及滑州的灵祠，都有尧祠。上党长子县也有尧水和尧祠，《集古录》记载的两通尧祠碑都在济阴。《九域志》说，济阴现在还有尧沟。《九州志》说，曹地有尧庙。凡是尧开辟过并因此命名的地方，像《寰宇记》记载的尧迹尤其多。天下尧、舜的祠庙多得数不清。张朏都认为是尧巡狩所到之处，但记载也有无法全部包括的。比如东海县西北三里谢禄山上的尧庙，就是太始七年刺史刘崇所建，刘崇自称是尧的后代而为之修建；这一类尤其多。如今荆湖南北、江西、两浙以及桂阳、永明两水以南一带，祠庙场所多得无法逐一记载。《广记》也不能全部收录。能够彰明高尚的德行【至】当时和谐 圣人的德行本来不必借助外力，自然就会显明。尧帝德行高尚，所以能够彰明它，不过是因为他的德性光明，足以战胜自己的私欲罢了。《大学》解释说：“能够彰明高尚的德行，就是使自己明白；不是使你的德行不明白；这样就不会违背，也不会偏邪。你的德行不明白，就会违背而没有卿，此所以成为幽暗。”正因为高尚的德行能够彰明，所以由此可以亲睦九族。正因为九族已经和睦，所以由此可以辨明百姓。九族，是君王的亲族；百姓，是百官各族的姓氏。圣人治理天下，必定从近处推及远处，从亲近推及疏远。因此，治理国家必先治理家庭，整治家庭必先修养自身。这就是为什么辨明百姓必定先从亲睦九族开始。亲睦九族，必定要从彰明高尚德行开始。至于使万邦协和、黎民受到感化，又要等待百姓的德行显明【九族只担心不能和睦，所以必须使他们和睦；百姓只担心不能明白，所以必须使他们显明。亲爱亲族以求和睦，友爱贤人而不抛弃他们，这就是使他们和睦；用自己已经明白的道理去使别人明白，这就是使他们显明】《春秋传》说：“能够彰明高尚的德行，是修养自身；亲睦九族，是亲爱亲族；辨明百姓，是体恤群臣；协和万邦，是怀柔诸侯；使黎民受到感化、当时和谐，是指众多庶民。天下归附于他，这就是明德所产生的效果。”大体说来，天下不能治理，常常是由于远方的人不得安定；远方的人不得安定，常常是由于诸侯不能守法度。不能修养自身，九族从哪里亲睦起来？不能亲爱亲族，百官从哪里得到辨别和整治？所以一定要端正自身，然后内外才能顺服；一定要亲爱亲族，然后职务任用才能得当。当晋国处于末世时，宗族贤能者衰败凋落，奸佞之人却在朝廷。悼子父子既不亲近贤者，国宝一类的人又都是进谗言的奸佞。因此，一时的岳牧如囗泰等人竟然毫无畏惧顾忌，晋阳的军队于是兴起，他们之间的不和睦实在太严重了。考察这场祸乱的征兆，难道不是由于高尚德行没有彰明吗？这就是黎民受到感化必定要等待诸侯协和，而万邦协和又必定要等待百姓德行显明的道理。《典》说到“亲九族”以下，用“以”字，却不说“以于睦”。说九族“既”以下，不说“既”以上，是为了避免上文辞语重复。程子把百姓解释为庶民，孔氏把峻德解释为贤士，都还没有通晓。九族【三族并非异姓】

译亲爱亲族，是治理的开端。《礼记·小记》说：亲爱亲族，以三族推为五族，再以五族推为九族；按亲疏关系向上递减、向下递减、旁系递减，亲属关系就完备了。所谓九族，是说人出生就有父亲，成年后就有儿子；父亲、儿子和自己，是小宗伯所说的三族。父亲是儿子的祖父，因此向上推及自己的祖父；儿子是父亲的孙子，因此向下推及自己的孙子。这就是礼传所说的由三族推为五族。自己的祖父，从自己的儿子看，是曾祖王父；从自己的孙子看，是高祖王父。自己的孙子，从自己的父亲看，是曾孙；从自己的祖父看，是玄孙。因此再向上推及自己的曾祖、高祖，向下推及自己的曾孙、玄孙，这就是由五族推为九族。五等丧服中，只有父亲和长子服丧三年，宗族亲属没有比这更重的了。由三族推为五族，则祖父和嫡孙都服一年丧；由五族推为九族，则高祖、曾祖、曾孙、玄孙服丧三个月。这就是所谓向上递减。兄弟服丧一年，父亲的兄弟服九个月，祖父的兄弟服五个月，族兄弟服三个月，这就是所谓旁系递减【详见《礼书》卷六十】之所以不说由五族推为七族，是因为丧服等级到五服就结束了。虽然如此，高祖服三个月，曾祖就应服小功；祖父服一年，曾祖就应服大功。按祖父服一年推论，曾祖本应服大功，但实际只服齐衰三个月，这是因为不能以旁系的丧服来增加对尊亲的礼数。礼制规定齐衰三个月，并以此表明对象是曾祖，所以曾祖也是齐衰三个月。丧服的衰衣和麻带加重，是为了尊敬；减少服丧的日数，是因为亲情按亲疏递减。这叫作向上递减。高祖、曾祖、曾孙、玄孙都服三个月，是彼此相报。但曾祖服齐衰，曾孙、玄孙服缌麻，地位卑下，这叫作向下递减。这就是由五族推为九族。记载说：闺门之内有礼，三族就和睦了。《诗经》《尚书》说九族，而《小宗伯》《士昏礼》《仲尼燕居》只说三族，大概是因为五服的范围到此为止。从上下关系说就是九族，从丧服等级说就是五服；按袒免所涉及的范围，从旁系说又称六亲，其实是同一个道理。三族是亲属关系的根本，九族是亲属关系的极尽。举出三族，九族也就显现出来了。孔安国说：上至高祖，下至玄孙。《小记》的说法也已经很明白了。有人却认为高祖已不是自己能够亲自侍奉的人，玄孙也不是自己能够亲眼见到的人，而且出了本族，亲睦范围就不广，于是坚持异姓的说法。这就是何琦认为的：如果只说内宗，就不足以赞美帝尧的美德；他们也只是不懂所谓上下所及，并不是只及于高祖、玄孙本人，凡是与他们同出于高祖、属于旁系递减服属范围的，都包括在内。他们哪里知道，世代之间最难和睦的，恰恰在于内族中的曾祖、高祖以及外属亲族？世代相隔久远，交往稀少，对外亲的简慢淡薄有时还超过对陌生人，我对此实在有所怀疑。《桓公六年传》把外祖父母、儿子以及妻子的父母、姑母的儿子、姐妹的儿子、女儿的儿子和自己的同族列为九族。礼书于是说，缌麻以上都是恩情所及；妻子的父亲和舅父有丧服关系，明确属于亲族。女子嫁人后仍系本姓，并不算异族，所以《礼记》、戴氏著作、欧阳氏、夏侯氏、《白虎通义》以及如淳等人，都认为父母、妻子的亲族合起来是三族，分别计算则是九族。父亲的亲族分为四类【父亲五服以内的亲属，父亲的女兄弟嫁人后的子女，自己女兄弟嫁人后的子女，自己女儿嫁人后的子女】；母亲的亲族分为三类【母亲的父母，母亲的女兄弟，母亲的女兄弟及其子女】；妻子的亲族分为两类【妻子的父系，妻子的母系】。至于引用《伐木》中的诸父诸舅、《角弓》中的兄弟婚姻和《頍弁》中的父弟甥舅，认为其中所说的诸父兄弟是父亲的亲族，诸舅诸甥是母亲的亲族，婚姻是妻子的亲族，这是不对的。《伐木》诗说的是亲爱亲族以求和睦，并不是说九族。《角弓》说父兄，是讽刺幽王的诗；《頍弁》说诸公，也是讽刺幽王的诗。传注者据此认为是不亲睦九族，这不是诗的本意。《葛藟》是讽刺周平王的诗，却被解释为周王抛弃九族；《行苇》是赞美周人忠厚的诗，却被解释为能够亲睦九族，难道真是这样吗？“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昆”，是说远远抛弃亲族，反而把别人称作父亲、兄长。“戚戚兄弟，莫远具尔”，说的不是别人。亲近并联合邻人，难道邻人也属于亲族吗？况且《尔雅》中，内宗称为族，母亲和妻子的亲族称为党；父亲可以称为党，妻亲和母亲亲族却不能称为族。《白虎通义》说：“族就是会聚、聚集，从高祖以上会聚，到玄孙以下；一家有吉事，百家聚集；活着相亲相爱，死后相互哀悼，所以称为九族。”这也已经完全说明了它的由来。唉，以族人为罪而诛杀，是暴虐君王末期的政令。尧亲近舜并使其任职，只是担心施恩不够广泛，但也有一定的界限。因此，桀、纣虽然残酷，族诛也只限于一宗。秦襄公以来，设立夷三族的法律，张晏等人仍认为三族是父母、兄弟、妻子儿女。至于庄子所说的五纪、袁绍所说的五宗，以及匡衡、玄成所说的五属，也不过是父祖和子孙。庄子说六位，老子、班固《汉书·志》、贾谊说六亲，吕不韦说六戚，也不过是父母、兄弟、夫妻。所以贯高说：人难道不能容许自己爱父母妻子儿女吗？如今我的三族都因论罪而被判死，那么三族不是异姓就很清楚了。无奈刻薄残酷的人滥杀无度，一个人犯罪，禁诛竟扩大到三属；这是章帝所痛惜的事，而如淳还认为三属是父母和妻子的亲族，也实在荒谬。汉朝诛杀黥布时，并没有牵连蚡。玄对此加以驳斥，也可以说是明白透彻了。异姓亲属的丧服，不过到缌麻为止。缌麻服并不妨碍婚姻，而《士昏礼》说，唯恐三族发生意外而使婚姻废止，那么所说的也只是父、自己、儿子的兄弟而已。大功服只规定不能嫁娶，妻子的亲族难道会妨碍婚礼和送嫁吗？七庙

译天子有七庙，即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为七庙。七庙之中，必须有功者尊为太祖，有德者尊为太宗；这两类宗主世世代代不迁。后世继位的君主按昭穆次序排列，等到亲属关系尽了，就迁出宗庙。迁出的宗主成为毁庙之主，四时仍祭祀，到了祫祭时才可以合食于太祖之庙。祧庙并没有固定数目；例如周家只有后稷是始祖，文王、武王对百姓有功有德，成为不迁之宗，这就是一祖二宗。汉代儒生的说法越来越繁杂，于是认为远庙称为祧，有两个祧庙，举行享祭、尝祭以后就停止；从祧庙迁出后设为坛，从坛迁出后设为墠；在墠、坛上有祈祷时才祭祀，没有祈祷就停止；从墠迁出后就成为鬼。大概他们认为以坛、墠两处祧位补足七庙之数，这也是错误的。宗庙制度中，即使亲属关系已尽的宗主，也应当收藏在祧庙，怎么能把坛、墠当作祧庙，让它暴露在外呢？这大概是因为《金縢》中有周公设三坛同墠祈祷的文字，于是便认为祧庙都应如此。有人说：周代文王、武王是不迁之庙，从他们以下都轮流毁去、降迁。这也不对。庙，是供奉亲属关系尚未尽的宗主之处；祧，是亲属关系已尽、另行收藏宗主之处。进入庙的是祔祭，出了庙的是祧迁。有祔祭就必然有祧迁。说祧就不是庙，说庙就不是祧。如今竟用两个祧位来凑足七庙之数，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况且既然说是不毁，又怎么能称为祧庙呢？尧治水而不祷告 宋国发生大水，在社神前击鼓并用牲畜祭祀。商汤时大旱，在桑林祈祷。大水时用牲祭祀，说明水灾有禳除之事。水灾有祷告禳除，尧为什么不禳除？大旱时举行祈祷，说明旱灾有祈祷酬神之事。旱灾有祷告，水灾为什么不祷告？回答说：水灾造成的积水，就像人患水蛊；年岁发生旱灾，就像人患瘅疾。瘅疾、水蛊，是人体的奇异疾病；大水、旱灾，也是天地间的重大疾病。瘅疾、水蛊，不是善于诵咒就能消除，也不是禳祷就能避免。大水、大旱，难道是善于诵咒、善于祈祷就能改变的吗？尧、舜是神圣之人，明白事情本来如此。因此他们不改变政事，也不举行祈祷，只命令伯禹、益、稷去治理罢了。这就像水蛊必须用医治，瘅疾必须用药物。伯禹、益、稷随即治理，百川顺流；这也是天地所患的水蛊、瘅疾，遇到了使它痊愈的良医。然而汤举行祈祷，难道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如圣人吗？那也是为了示范教化。自己有病，有不能不行善的道理；亲人有病，也有不能不竭尽诚心的道理。婴儿突发疾病，药物没有及时送到，难道只是坐视不救吗？还是要奔走于群祀之间，希望神灵的功效出现呢？所以汤的祷告、宋国的击鼓，也只是为了竭尽他们的诚心罢了。所以，汤和宋国举行祈祷，是为了示范教化；尧、舜不祷告而命禹承担治理政事的责任。祭祀社神并击鼓，难道果真能够有所增益吗？桑林就是社。社属阴，击鼓使用的是声音；声音属阳，在社前击鼓，是用阳气来振发阴气，确实有这样的说法。不过，桑林祈祷这件事，难道要等七年以后才祷告吗？还是祷告以后要等七年才应验？七年以后才祷告，民事岂不是太迟缓了吗？祷告七年以后才应验，报应不也太晚了吗？所以我本来就说：汤和宋国的祷告，是为了示范教化；尧是任用禹治理政事。从有智慧的人看来，事情已经想通大半了。星次学说 费直《书》十二篇，把《易》卦与地域相配。蔡邕《月令章句》把节气配合各国分野。到皇甫谧作《帝王纪》，又把月份、律吕配入辰次来说明，事情就更加支离了。按蔡邕的说法，豕韦所在的星次，立春、惊蛰居于其中，是卫国的分野；直到元枵所在的星次，小寒、大寒居于其中，是齐国的分野。按皇甫谧的说法，星纪在十二辰中属于申，称为赤奋若，律吕属黄钟，斗柄建于子，是吴越的分野；直到析木在十二辰中属于寅，称为摄提格，律吕属应钟，斗柄建于亥，是燕国的分野。这是班固、郑玄的说法。郑氏律说，黄钟是子位的气，十一月建子，辰位在星纪；应钟是亥位的气，十月所建，辰位在析木。班固《汉书·律历志》说，娵訾初次的危宿十六度为立春，营室中段十四度为惊蛰；元枵初次的婺女八度为小寒，危宿初度为大寒。费直、皇甫谧二人的说法大概都是以此为根据。星纪在东北，而吴越实际在东南；降娄、娵訾位于戌、亥，而鲁国实际在东北；齐国临海在东，而星次却在北方；秦国处于西部边远地区，而它所属星次却在南方。因此有人根据古代受封之日、岁星所在的位置来解释。周武王灭商时，岁星在鹑火。伶州鸠说，岁星所在之处就是我们周国的分野。于是周属鹑火，从柳宿九度到张宿十二度，鹑火所在的星次就是周的分野。晋文公即位时，岁星在实沈。董因说，实沈所在的虚宿，是晋国君主的分野。于是晋属实沈，从毕宿十二度到井宿十五度，实沈所在的星次就是晋的分野。从张宿十七度到轸宿十一度，是鹑尾，为楚国分野。所以鲁襄公二十八年，岁星侵入元枵，禆灶知道楚子将死，说岁星离开本来所在的星次而侵犯鸟尾，周、楚都厌恶这种现象；这样看来，鸟尾就是楚的分野。从氐宿五度到虚宿九度，是大火，为宋国分野。所以鲁昭公十七年，心宿出现于火辰，▯慎知道宋、郑将有火灾，说宋国的大辰所在的虚宿都是火星所在之宫；这样看来，大火就是宋的分野。然而春秋、战国时期土地经常迁移变动，三晋尚未分立时，晋国究竟属于哪一分野？秦国控制西河，魏国应当属于哪一分野？周国既分为东周、西周，究竟以哪一个都城直接属于鹑火？陈国被楚灭掉后，怎么还能列入韩国分野？先受封、后占据土地，哪里能像康成所说的那样，同时对应某一星次？何况中原地区不过三千里以外，夷、蛮、戎、狄等外部地域更为遥远。详细考察各书，这些说法大概也是支离破碎而没有真正考究清楚。

译据甄曜书说，一个星次占三十度，一度相当于三千里。古代九州方圆三千里，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九州才只相当于天区一度的宽度。九夷、八蛮、五戎、六狄，难道太阳和星辰不照临它们吗？唉，古代国家疆域不过百里，怎么可能长期独占一个星次？何况古代有万国，周代有一千八百国，难道都没有受封之日，只有这十二国能够对应星次吗？战国七国初起时，天下以燕为弱、魏为强，韩、魏、赵的土地横跨数郡。后来魏国迁都大梁，西河就合入东井；秦国控制宜阳，上党就归入舆鬼。难道赵、魏的土地归了秦国，就随即改属秦国的星次吗？秦国本来就是周地，却不说属于周，而把东洛视为周的分野。唐国都城在京兆二郡，后来既然纳入京畿，论者却仍说是秦的分野；这就是国名变了而土地没有变。吴、楚、齐、晋，到春秋末年疆土扩张，一时都被配入星次，却不知道各国疆域错杂，根本无法一概而论。风俗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大山深谷和大河的地理形势各不相同。州郡虽然改变，山川却不会移动。闽、浙和五岭本来是两越之地；荆、扬、徐、梁正是三楚之地，又怎么能用这种方法来划分呢？这就是一行只取二十八宿中的七宿【唐代僧人一行辨认山河脉络，以两界为界，考察银河在四维的升沉】、取四象中的中央位置，从上元之首开始，以度数为纪，根据山河来划分各地分野；但这样仍然没有穷尽。如果以受封之日为依据，那么有的国家中断后又重新延续，有的以姬姓继承子姓；受封之日既然不同于前人，星次怎么还会不改变呢？《禹贡》没有说明，保章氏的说法也只能姑且如此，不能执定。即便如此，豕韦星次出现灾象，就一定是蔡国有祸吗？大梁星次出现凶象，就一定是楚国有灾吗？元枵星次出现，就一定表示饥荒吗？宋、郑的星纪星次却把占验定在吴越。永嘉年间，岁星、太白星、荧惑星聚集在牛宿、女宿之间，当时人说吴越应当有兴起的君王。不久这一年，元帝登极，所以史臣说星斗是祥瑞。苻坚谋划南侵，石越回答说岁星、镇星在斗宿、牛宿之间，这是福德所在；苻融也认为吴越不可攻伐，其中大概有不能轻易否定的道理。岁星所在之处为福，岁星所冲之处为灾，所以师旷、梓慎、禆灶的说法也有所得。天道在西北，晋国没有受害；天道到了越地，吴国反而不利，这些都是根据岁星来说的。龙、宋、郑所属的星次，宋国的大辰星次，陈国太昊所在的虚宿，郑国祝融所在的虚宿，都属火。然而卫国颛顼所在之处却属水。吴、越同属一个分野，史墨却认为越国得到岁星而吴国不应进攻，这又是难以理解的。昭公七年四月发生日食，论者认为这是鲁、卫有恶行，因为春分时太阳位于鲁、卫分野。昭公十年岁星在颛顼所在的虚宿，姜氏、任氏实际守着那片土地，于是这就成了齐、薛的分野。前代贤哲的说法，大概各自都有所见解，总之不必强行牵合于这些说法。其余情形如果还不能确定，总应以九州分野为正确依据。《唐书·月令》恭敬地传授农时，这是帝尧最急迫的政务。圣人把它列在最前面，可见民事的重要性。《礼记》中有《月令》，世人都认为它出自管子、吕不韦的著作，所以傅子说：“《月令》取自《吕氏春秋》。”到了杜君卿，才认为它出自管子、吕不韦，并把它编为十二纪之首。汉代戴圣最初把它收入《礼记》，大概是因为《管子》有讲四时职官的篇章；但他也不知道周公早已有关于时令的训诫，而关于时令的解释见于《周书》。这就是蔡氏认为《月令》是周公所作的原因。孟冬祈求来牟，就应当在建子之月举行，这是周正。正月会合诸侯，以及诸侯应缴纳的赋税，都不是秦代的事情。然而有人仍说，周代以六冕到郊外祭天，穿大裘、乘玉辂、建大常来迎接四时之气，而《月令》所说的车服又都依照四时颜色；何况其中还有太尉这一官职，既然秦代才有，就不可能出自周代。这也是不知道刘安《时则训》本于《月令》，而且又时有增删，难道就能说它属于汉代吗？我曾认真考察过，这些内容其实只是取法于《夏小正》。《夏小正》这部书，也只是本于前代炎帝、黄帝、颛顼、喾等一代代的治理，各有各自时代的时令。因为它流传的年代非常久远，所以历代都把它传承珍藏，作为重大的训典；因此虽然有所变易，但其中大的原则仍然不能改变。近来看到郭京《易举正》的序文说：“我朝唐代御注《孝经》删定了《月令》。”由此可知唐朝曾经改订古代的《月令》。我在斗南那里看到世家旧藏，得到一部唐代刻板的五经首帙作为馈赠。这部书把《礼记》列在前面，以《月令》冠于篇首，《曲礼》次之。《月令》一篇，在每个月分别说明节气和中气，措辞各不相同。它说，吕氏所定的孟春太阳位于营室，没有适时变通；却不知道节气会随闰月移动，节令会随斗柄所建而变化，等到每月朔日有所差异、中星出现不同，就会使雩祭错过时日，水旱灾害发生，这些事情有待改革。于是按照斗柄所建，以摄提格为标准加以删定，命集贤殿学士、尚书左仆射兼右相、吏部尚书李林甫，门下侍郎陈希烈等人给它作注。这就是《唐志》所说的《御定礼记月令》一卷。我特意把它表明出来，用来说明唐代仍然把民事看得很重。淳熙新元四年之日，墨庄藏书。沉璧

译《书》中《候握河纪》说：尧执政第十七年，仲月甲日，到稷山，把玉璧沉入黄河；青云升起，回风吹动落叶，龙马口衔铠甲，铠甲上有红色文字和绿色纹理，从河中出来，在坛前停下，吐出铠甲，回头离去。铠甲像龟，宽九尺，上面有文字，记载虞、夏、商、周、秦、汉的事情。帝尧于是抄写这些文字，收藏在东序。可是《世纪》说，尧和群臣在河中沉璧，因而形成《握河纪》，现在《中候》所说的就是这件事。王元长说：“握河沉璧。”孙氏《瑞图》说：帝尧即位，坐在河边，赤色神龙背着图而来，图上详载山泽河海的形势和国土的分域【《玄云篇》说：“龙飞多么婉转，凤翔多么和鸣。从前在唐、虞时代，也曾见到青云升上天际。”】帝舜敬守德行，恭敬地观察天象，因而光明显现【《玄云》说：象就是天象，也是治理象位的意思】到了稷山兴起的时候，祥光接连到来，黄龙背着图，图卷舒着来到水边，放在舜面前。舜与三公、大司空禹等三十人集合，打开图卷。周公登上王位摄政，治理政事与上天心意相合，万事秩序都得到安定，祥和之气充满天地【见《孝经援神契》】藩侯陪列在位，群公都来站立，像舜、周公一样，各有差等地得到感应【“差应”是差错，在后来的圣人应当承受神位，所以与此相近】到了太阳偏西时，祥光照入黄河，青云飘浮而来，青龙仰着玄色铠甲，来到坛前停下，济水停止流动，图卷停滞不动【青龙显灵仰起头，使玄色铠甲用来包裹图卷】周公观看，王公也观看【圣人精明，所以先行观看】其中文字说的是周代的事情，含有五百年后的警戒，以及秦、汉的事情【《中候·摘洛戒》说：“考察古代，周公旦敬奉上天，顺应天命；登位摄政到第七年，鸾凤出现，蓂荚生长，青龙口衔铠甲，玄龙背负书册。”以上见《野王符瑞图》】所以《中候》又说：周成王举行尧、舜的礼仪，把玉璧沉入黄河，白云升起而青云浮动，于是有苍龙背着图来到河边。但是考察这些记载，也只是黄帝的事情。按《野王符瑞图》说：黄帝轩辕氏东巡察看黄河，经过洛水，又沉下握璧，准备沉璧【“沉握”就是沉珪】各种历数都来会合，一同来到坛前；河龙背着图出来，图上有红色文字，像征天命【“象”字表示象征时代，见《握河记》《龙鱼河图》】说：上天授予帝号，黄龙背着图，鳞甲光彩耀眼，从黄河中出来。黄帝命侍臣抄写下来，向天下展示。河图又说黄帝道：我梦见两条龙授给我图，于是斋戒前往河洛求取，有大鱼逆流而来，浮着白图。黄帝跪下接受，河图便挺立起来。辅佐大臣说：黄帝斋戒七天七夜，天老一同随行，前往寻求河洛之书；到达翠妫泉，大鲈鱼逆流而来。于是询问五位圣人，却没有人看见，只有天老与他一起迎接。图上有兰叶般的朱红文字，五种颜色全都显现。黄帝沉下白图，神物便把它授给黄帝【见《兔园策》】又说：黄帝巡行于河洛之间，到达泽鸿泉，鲈鱼背着图授给黄帝。图上有兰叶般的朱红文字，名叫《录图》。前代《河图》又说，黄帝巡视洛水时，有一条长三丈、身体青色而没有鳞片的大鲤鱼，身上红色纹理组成文字。所以《世纪》说，黄帝时大地震动三天，帝尧在洛水边巡视，看见大鱼，用三牲祭祀它；天降大雨七天，河水奔流，于是得到图书，这就不只是沉璧于河的说法了。《路史》卷四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