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路史卷三十二宋罗泌撰发挥一

译传文说：“太极是元气，包含三者而合为一体。” 所谓“包含三者”，就是一和一合为二，二再和一合为三。太极与两仪合起来是二，两仪与太极合起来是三；一就是三，三就是一。哪里只是包含三，连五十五也无不具备。正如有形体就有影子，有一就有二，有三以至于无穷。太极存在于天地以前，却不能说在天地以前；存在于天地以后，也不能说在天地以后；贯穿天地始终，却未曾有终；作为天地的开始，却未曾有开始。正因为它同天地万物融和合一，没有先后终始，所以道得到它而成为太一，天得到它而成为天一，帝得到它而成为帝一；万物无不禀受它，便称为命；无不以它为根本，便称为性；无不由它生出，便称为天；无不由它主宰，便称为心。从古到今，没有一个时刻不存在，也没有一个时刻不具有。并不是今天有了太极，明天才有两仪，后天才有四象、八卦；也不是今天有两仪而太极隐遁，明天有四象而两仪消亡，后天有八卦而四象隐没。譬如果核尚未裂开时，这就可以称为太极。它尚未裂开时，本来就具备两仪；两仪之间又各自具备两片，两片合成的形状就是“人”字。所谓桃、梅、杏和“人”，三才之道同时完备于其中，由此可见。一生为【原文疑字】，它与“人”相同，所谓“侧【原文疑字】”。因此木的本性仁厚而良善，称为“谷”，都是具有生长道理的。两片刚被称为“人”时，等到【原文疑字】入土重新生长，两片又重新生长起来，便成为【原文疑字】。“【原文疑字】”就是“人”显著呈现出来的形态。所以孔子说：“仁，就是人。”果核尚未【原文缺字】时，人在其中，因此赐给君前的果核便把它怀藏起来，因为其中有人。由此看来，人虽然只是一种事物，却同两仪一起产生，在万物之中是特殊的。所以说：“天地的本性，以人为贵；人是万物之灵，怎么能不重视呢？”唉，先生如果不说，荀子、扬雄一类人凭什么选择取舍呢？后来超过荀、扬的人就可以知道了。我起初默默探究这些道理，认为能够同《易》相匹敌的只有文字学，想写成一部书。可惜许叔重、王安石一类人不足以同他们谈论。于是写下这些浅陋的读书札记，只希望后世特立独行、后来居上的人能够明白。阐明《易》的彖辞和象辞 《易》是一部阐明卦象的书。从前圣人创作《易》，探究天下事物的奥秘，穷尽造化的隐微；其中的妙处有些不能用语言传述，于是便加以模拟：形容近处的自身和远处的事物，全都取来寄托在卦象之中加以显现，这是圣人的大恩惠。孔子说：“八卦排列成行，卦象就在其中了。”八卦的三画尚未分立时，本来就已经有这些卦象。天地确定位置，山泽互通气息，雷与风相互迫近，水与火不相冲害，这些都是借卦象来告知的。因此八象确立，八卦的意义便显现了；不只是八卦，六十四卦也无不各有卦象。泽中的火、山中的天，难道是故意这样夸张吗？大腹白眼、猪涂、鬼车，所用譬喻虽然浅近鄙俗，取类却十分广大。若不从显明处寻求，幽微之理就无法阐发；若不取近处作譬，远处的道理就无从说明。内外、上下、远近、大小，必定要相互交错、反复错综，彼此递相发明，然后道理才没有剩余的蕴藏。再说三百八十四爻，也全都有卦象；“易”“彖”“象”这些名称，本身也各是一种象。《易》是变易的意思，是日月交替变换、彼此交易的意思【彖，是【原文疑字】的意思】；是隐藏【原文疑字】而留下踪迹的意思。至于“象”，就是取法于此而已，是景象和征兆依稀仿佛、尚未形成具体形体的状态【【原文疑字】与“遯”相同，【原文疑字】仍有搏取之意，如“玄”有测度之意；“象”如同想象、拟议；称作“遯”。甲，是起数而藏匿的方法。放出的豚，只有一只脚先起，含有隐去的意思】大概形体是卦象的显著呈现，而卦象又是彖辞的文采。就名称而言，《易》与彖、象也是取三种事物命名。《易》取自“易”，象取自“象”，彖取自“彖”，这是什么意思？“易”是蜥蜴的名称，守宫就是它。身体颜色没有固定，一天变十二次，这就是“易”取其变化之意【易就是刺易，即蜥蜴；也叫石蜴、辟宫、龙子、蝾螈、蝘蜓、祝蜓、蝎虎、守宫，又叫蚵蠪。东齐称为防【原文疑字】，善于治疗蛇病，俗称蛇师，又叫蛇舅母、十二时；每个时辰变一次颜色，所以正式名称叫易。用朱砂喂它便变红，汉武帝曾将它用于宫闱中的守宫术；它能与龙通气，所以祈雨时使用它，又能吐出雹子，还能同鱼相合为六】“彖”是茅犀的名称，就是豨神。犀形而独角，能够知晓先兆和吉祥，这就是彖取其先兆之意【彖也叫茅犀，形状像犀而较小，只有一只角，善于预知吉凶，交广地区的山中有它，当地人称为猪神】至于“象”，则直接取它的身体形状相似这一点，远看近看不变，并且【原文疑字】有固定的位置，胆随着四时而移动罢了【韩非子说：人很少见到活象，只得到死象的骨头，按照它的图形来想象活象，所以凡是凭意念想象的都称为象。如今各种兽类的形状各自不同，只有象无论大小都大体相似，而且近看与远看也没有差异，所以称为象。象身上有十二处【原文疑义】，肉少，只有鼻子的根部肉多；胆随着四季移到四只脚，五岁才开始哺乳，三年生一胎，也能预知吉凶。淳化年间，上苑驯养的大象死了，皇上下令取它的胆，却没有找到，便询问姚铉，姚铉找到胆，在前左足处】所以《易》就是卦象，取各种事物来作为卦象，圣人的见识便由此显现了。

译例如乾卦取龙为象，坤卦取马为象，小过卦取鸟为象，损、益卦取龟为象，姤卦、中孚卦取鱼为象，解卦、未济卦取狐为象，童牛、牝牛为牛象，豮、羸为猪象；虎、豹、苋、狗、羊、防、豚、羝、牲、禽、见鲋、隼、雉、鸿、鸡、鸣、鹤、凤凰，也都取来作为卦象【凤凰见于穆姜占筮之事】。至于器物，则取象于床、几、枕、柅、船、车、鼓、舆、席、辐、轮、輹、匕鬯、资斧、瓶、瓮、缶、匡、鼎、鬴、茀、幕、弧、矢、尊、酒、簋、贰；服饰方面，则取象于簪、圭、衣、繻、屦、履、袂、袽、绳、囊、赤绂、黄裳、布、帛、鞶带、徽纆；居处方面，则取象于家、室、庭、宫、庖、藩、牖、舍、庐、蔀屋、王居、次、处、栋、桷、门户；城邑方面，则取象于邑、国、阶、衢、城、隍、闗、虚、庙、巷、比邻、郊野；植物方面，则取象于稊、华、杞、瓜、兰、竹、苇、木、茅、茹、莽、株、葛藟、枯杨、蒺藜、丛棘、硕果、包桑；天象方面，则取象于月、斗、夜、昼、雷的出入、日中、【原文疑字】风云、晦、雨、霜、坚冰、终朝、几望、先甲、后庚、三岁、旬、季、七日、八月；地理方面，则取象于田、渊、河、川、陂、险、泥、干、涂、阴、甃、磐、菑【原文疑字】、丘园、九陵、岐山、穴、沛泽、谷、平陆、坎窞、林、鹿、刚卤、金、玉、泉、井、沙、石、东、西、南、北；人体方面，则取象于躬、肤、项、趾、頄、辅、口、鼻、颊、舌、牙、齿、夤、限、阳、尾、手、足、耳、目、颐、面、须、发、腹、背、脢、拇。还取象于腓、臋、汗血、股肱、心膂、眇、跛、孕育、天劓、剕刖、荷校、桎梏、刵、渥、尸疾、婚娶、庆誉、齐咨、涕洟、歌号、笑语、咥噬、嗟泣、威仪、志意、逋系；闚盱、突来、焚弃，没有不加以取象的，仍未脱离取类的范围。高宗、文王、王母、箕子、帝乙、鬼方、同人、弟子、康侯、大君、士夫、家人、元夫、大师、夫子、宫人、考妣、妾妇、壮耋、群丑、臣子、童仆、主宾、朋友、大夫、小子、女、须、娣妹、邑人、行人、寇盗、戎介、仇众、族类、史巫、商旅、武人、恶人、夷主、配主、金夫、后夫、老妻、女妻、不速、大首、建侯、行师、幽人、丈人、锡命、好爵、灾眚、驱田、战征、耕获、凭涉、弋获、盟、荐、言、禴、元筮、失律、南狩、纳约，以及【原文疑字】足、黔喙、翰音、巩华、巢飞、蹢躅、角牿、羽翼、香臭、甘苦、玄黄、朱白、孚膏、公餗、干胏、腊肉、饮食、烹饪、勿药、遇毒等类，全都一一比附取象，没有遗漏；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足以穷尽它的意义。因此，彖辞确立，卦义就明白；象辞设置，爻义就显现，哪里还会有凝滞不通呢？可是后世学者烦琐地堆砌荒杂辞语，沉溺于章句训诂，尚且不知道《易》的意义，又从什么途径能够达到它的真实内涵呢？即便如此，这也只是一种取象的方法。至于龙，不只是乾卦取龙为象，坤卦也取龙为象；马不只是坤卦取马为象，乾卦也取马为象；龙和马也不只是乾、坤二卦取象，坎、震二卦同样取象。因此，触类旁通就可以形成相应的卦象，结合义理就可以形成相应的变化。学者如果能够据此探求，就能看见伏羲、文王的心意；看见伏羲、文王的心意，就能看见天地的心意。伏羲、文王的心意就是天地的心意，天地的心意就是我的心。看见我的心，就看见《易》了。如今不依靠这些来探求，只看见后世的人执着于卦象而迷失《易》的本义，反而责怪伏羲白费笔画，认为文王有病，不先从彖象入手明白它，却想深入探求《易》，这就像背着苓草的人所作的妄言。舍弃捕兔的蹄罟而去寻找兔子，舍弃渡水的船只而去穷究大海，古今哪里有这样的道理？能够神妙地领会并阐明它，答案必定就在其中。《易》的名称 有人问：“先生把《易》的彖、象看作三种事物，从取名的意义说确实如此，但敢问圣人的本意是什么？”我说：“我不能知道。”贤者的话，可以用一条途径概括尽；圣人的话，却不能用一条途径穷尽。即便如此，请允许我姑且泛泛地谈谈《易》的道理。《干凿度》说：“易，是简易、不易、变易。”《易》的道理广大深远，而以乾、坤为首。乾、坤是《易》的门户。从前圣人体现天地之道，首先确立这两个卦，用来象征天地、日月、阴阳、鬼神，再由六爻表现它们。六子和三才，由两个卦的画形成六爻的位置，于是八卦的卦象显现出来。生生不息的道理，就完备了。画卦从一开始，建立于二。一画为奇，象征天；两画为偶，象征地。因此奇画形成于三画而成为乾卦，偶画形成于三画而成为坤卦。乾卦的画与坤卦的画交合，产生三男；坤卦的画与乾卦的画交合，产生三女。从主卦来说，一卦之中八卦全都具备。因此卦体一经建立，就分出阴阳。四、五、上爻作为上卦属阳而象天，初、二、三爻作为下卦属阴而象地。初、三、五这三个阳位形成震、坎、艮，二、四、上这三个阴位形成巽、离、兑，于是八卦形成。

译初爻和三爻既以阳画开始和终止，象征震、艮，又以两个阳爻象征春、夏；四爻和上爻既以阴画开始和终止，象征离、兑，又以两个阴爻象征秋、冬。周旋往来、彼此应答，不必等待坤卦参与。因此使用的数是三百六十，乾卦全部使用，而坤卦全部不使用。卦先发生变化，爻随后发生变化；如果倒卦还不够，就接着用反类；反类还不够，就接着用互体，于是《易》的变化之道便明辨了。这就是所谓变易。天有两个正位，地有两个正位，共同使用两种变化，形成八卦；天有四个正位，地有四个正位，共同使用二十八种变化，形成六十四卦。因此，小成卦的正位有四，变化有二，合成六；大成卦的正位有八，变化有二十八，合成三十六。纯阳卦是乾，纯阴卦是坤；从一阳开始的复卦起，共有六卦；一阴开始的姤卦起，共有六卦；二阳开始的临卦起，共有十五卦；二阴开始的遯卦起，也共有十五卦；三阴、三阳从否、泰开始，共有二十卦，总共六十四卦。阳从下方顺次生长，阴便反向在上方逆行回复；阴从下方顺次生长，阳便反向在上方逆行回复。从乾、坤开始，经咸、恒，终于既济、未济，难道还能够再作变易吗？这就是所谓不易。所以说：“《易》作为一部书，不可离开；它作为一种道理，屡屡迁变。运动变化没有固定停留之处，周流于六虚之中，上下没有常位，刚柔相互【原文缺字】。”《易》因此称为“易”：可以用变化来占断，也有用不变来占断的情况。以变易作为道理，同时也有交易的道理。阳画为刚，阴画为柔。外卦的爻画来到内卦而居于内，内卦的爻画前往外卦而居于外，交易的道理便显现了。有时顺着生长而前进，有时逆向返回而来；有时正向交互推求，有时反向发动、彼此对待。刚柔总是两两相互交换，只是随变化而适宜。唉！交易的道理，我从日月运行中看到了。月亮运行在天空中，第三天形成震卦，初次在庚位出现，所以震卦纳庚；第八天形成兑卦，初次在丁位出现，所以兑卦纳丁；第十五天形成乾卦，乾卦纳甲、壬；第十六天形成巽卦，开始在辛位退隐，所以巽卦纳辛；第二十三天形成艮卦，于是退到丙位，所以艮卦纳丙；第三十天形成坤卦，坤卦纳乙，于是消长的道理形成了。所以说：日月就是“易”；把它写成“日月”，在文字上正好成为“勿”。“勿”是月亮光彩散开的样子。因此月光散在太阳下面叫作“易”，散在太阳上面叫作“曶”；相对而明亮叫作“明”，相对而亏缺叫作“昒”。“易”就是朔，即所谓“朔易”；“曶”就是晦，“明”就是望，“昒”就是望日发生月食。因此，西方称为昒谷；“明”记载在东南，而朔、易二郡却都著录在东北。如今太阳西去、月亮东来，月亮西去、太阳东来，这是事物的变易；寒气过去、暑气到来，暑气过去、寒气到来，这是时令的变易；将要天亮时忽然【字形不明】、临近夜晚时忽然昶明，这是运行的变易；热气极盛便下雹，寒气极盛便下雨，这是气候的变易；暴风使石裂，雨水积聚使草木炎盛而休止，这是形势的变易；蛇变成鳖，鳖变成蛇，这是形体的变易；鱼成群而飞，鸟成群而沉，这是性情的变易；精气凝聚成为万物，游魂流动而产生变化，这是精的变易；开始感应而生，最终变化而死，这是神的变易；喜中潜伏着祸，惧中依傍着福，这是事情的变易。所以，万物不变易就不能生长，六子不变易就不能成形。艮、兑在终爻上相互变易，坎、离在中爻上相互变易，震、巽在初爻上相互变易。开始就是终结，终结又是开始，因此变化没有穷尽。难道可以用一条途径说尽吗？《易内篇》说：“日月相互追逐，就是易。”所以疾病有阴阳之分；所谓“易”，就是大病之后，阴阳交合便随即发生变化。男子称为阴易，女子称为阳易。患易病三次便会死亡。由此推论，日月相互交替的道理就更加明显了。《易》说：“日月合在一起就是明。”意思是说，明没有什么能超过日月；然而“明”并不是日月合在一起。唉！哪里能得到史籀、钟、云、房这些人，与他们讨论呢？【逐音籀，夸父与太阳竞走】考察沈括论述日月的话，有人问我：“日月的形状，是像丸子，还是像扇子？如果像丸子，那么它们相遇时，难道不会互相碰撞吗？”我回答说：“日月的形状像丸子，这一点怎么知道？从月亮的盈亏可以验证。月亮本来没有光，就像银丸一样，是太阳照耀它才发光。光开始产生时，太阳在月亮旁边，所以光在一侧，看起来才像弯钩。太阳渐渐远离，照射的部分逐渐增多，月亮的光便稍微圆满，像一枚弹丸。把粉涂在弹丸的一半上，从侧面看，涂粉处就像弯钩；正面相对观看，则是正圆。由此可以知道月亮形如丸子。”日月属于气，有形状而没有实体，所以彼此相遇并不会相互阻碍。程子说过：“日月作为事物，是阴阳显现得最为盛大的。” 同名氏辨 耳目所能接触到的事物，有不能全部穷尽的。世人知道孔子的谥号是文宣王，却不知道齐国的竟陵王子良和隋朝的长孙雅也都称文宣王。汉代有两个龚遂都做过郡太守，又有两个京房都精通《易》及灾异之学。既然如此，经历千年之久、相隔万里之远，却有不约而同、彼此相合的情况，哪里能够说得完呢？从前谁曾听说过唐尧和虞舜？等到取考《梁史》，又有一个所谓虞舜的人，官任丞太常，曾经推荐明堂的议论【即《虞▯同名录》；汉代有名为盗的虞舜，考察应是絮舜，见《东观记》，“絮”音女居切】；汉代又有唐尧任临武长，难道尧舜可以作为人名吗？【临武与交州相接，交州旧时进贡荔枝，唐尧劝止此事；但《桂阳志》中说是汝南人唐羌任临武长，或许后人厌恶其冒犯古帝之名而改易了它，时在永元年间】我撰作《路史》，已经辨明祝融氏、共工氏、帝魁氏、青阳氏、高阳氏、浑敦氏同夏后启、商汤，以及有巢氏、豕韦氏彼此并非同一人，之后才为有些人的无知而惆怅【刘恕把神农说成大庭氏，又说与古代大庭氏不同，这是不对的，大概是受旧说牵制。夏后启是邹公之子，与白公同时，见《吕氏春秋》】经书、史书中同名同姓的人很多，例如刘弘、王褒都有十一人【刘弘十一人，十人见前录；一人为北齐获泽县公；王褒十一人，九人见前录，一人为汉代铸工，见孝成鼎铭，一人为真人，另有内传】；张良有九人，张敞、王吉都有八人。这样看来，记载在文献中的人物，哪里不令人迷惑呢？

译前录已有记载。士▯是士鞅的父亲，却又说他曾任士鞅的相国【士文伯，也是范氏族人，与士鞅之父宣子同名，见《昭公六年传》；又都写作“丐”，有人怀疑“丐”才是正字，其实不是。春秋时人的名和字也都相互配合；文伯字伯瑕，与楚国阳丐字子瑕，意义正相同；郑国泗乞也字子瑕，“丐”与“乞”意义相同。襄公三十一年记载“使▯请命”，▯就是文伯，怎么能随意改动呢？又考察人物表，士鞅也有两人，一人在中上，一人在中下，相距并不远，大概无法弄清】寿梦是句吴的君主，却又说他臣属于越国【寿梦就是《春秋》中所称的吴子乘；越国大夫中也有寿梦，见《昭公二十四年》】《尚书》只记载四代，却已经包括两个伯夷【一个是虞的秩宗，一个是劝谏周武王的人；虽然不见于《尚书》，却是孔子所称述的。杜甫的属吏中也有伯夷，见《课伐木诗》；但高阳氏的老师叫伯夷，世人有时写作柏夷，前录沿用了这种写法，便不正确。颜鲁公文集中把颜柏夷写错了】；而《论语》一书中竟有两个南宫括，世人却没有察觉【一个是向孔子问后羿之事的人，一个是太公的朋友，列在“十乱”之中】。公孙龙是孔门的高才弟子，颜回却做了晋代的羌族老师；时代不同、事情不同，正好不必烦闷。又如王羲之曾在苻健那里做官，张华曾辅佐慕容德，韩信投降俘虏，曾参被诬为杀人；这些说法若并列在同一时代，难道不该让人惊讶得把杵都扔掉吗？从前萧绎、陆善经都撰有《同姓名录》，但也不能完全包罗刺取；即使到了后世，同名者仍多得无法穷尽，而古代也并不少。请让我说说那些涉及史事的例子：古代有庸成氏，黄帝的臣子也叫庸成【也都写作容成。《列仙传》中杨玉时的容成公自称是黄帝的老师，这又是后世的赤松子】；伏羲叫苍牙，掌管天雷的官吏也叫苍牙。伏羲的臣子叫巫咸，后来商朝又有帝巫咸，另有未宣，担任唐朝刺史治理濮地；离娄侍奉黄帝，后人却据此谈论商朝的臣子【王褒传注说离娄是黄帝时目光明察的人，即离朱】；张若侍奉黄帝，后人却指为秦国的士人【娄若都见《庄子》；秦国张若就是蜀郡太守，曾与张仪共同修筑成都城，后来李冰代替他，见《蜀纪》】；赵隐在商国任职，却屡次举荐魏国贤人【魏国黄门郎，迁任秘书监，见鱼豢《典略》；唐朝宰相赵隐于大中三年登第，见《唐登科记》，咸通年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冯夷与费昌为友，后人却把他同河伯混为一谈【周武王伐商时，问及交战的两位神，河伯就是水夷】；看到叔均便想到后稷的儿子【《山海经》作商均或淑均，是后稷的孙子叔均】；见到习朋便怀疑是齐国大臣【《黄帝臣洽闻记》作隰】；称风后为轩辕的老师【禹曾向风后请教，见《玄女战经》】；说伍胥是楚国族人【黄帝的臣子，见《玄女兵法》】；称赤松子为炎帝的诸侯【皇初平也有此称号】；把季连与柳下惠相提并论【季连是陆终之子，季克之子也叫季连】；把仲衍说成孟戏的弟弟【仲衍是纣王的兄长】；把孔甲说成孔子的孙子，这些都属于见闻混淆【孔甲是黄帝的史官；孔子的八世孙鲋也叫孔甲；夏后孔甲另有其人，详见《纪》中】。又有帝喾的臣子和有穷国的君主都叫羿，并且都以射箭闻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日〕 少昊的儿子和鲁国的士人都叫般，并且都因技艺巧妙而著名。凡属这类情况，几乎无法全部记载。又如虞仲的孙子确实叫虞仲【周章的孙子】；蔡昭侯申，实际上是蔡文侯申曾孙之子，这些都是难以解释的事情【“虞仲”是虞国国君的字，在义理上说得通；但两个“申”的名字应有一个错误。刘贡父说：如今又有一个叫申远的。名字与祖父相同，恐怕古代不会这样。然而鲁庄公的孙子有仲婴齐，鲁文公的孙子又叫公孙婴齐；仲婴齐是按祖父之名命名的，而且两人还同时存在。郑国有公孙段，字子石；印段也字子石，是公孙段从父的儿子。大概宗族庞大，名字有不相统属的情况；近代给儿子取名申的宗正善就属于此类】汉代赵王叫如意，广宗王又以如意为名；唐代义成王叫琮，奉天王又以琮为名；郁林王叫恪，建王又以恪为名。这是为什么呢？三代的君王都尊重谱牒世系，后世却有人直接沿用同姓先代的名字，谁知道他们不是祖先呢？仅以晋代王氏一部谱牒来说，就有两个浑【昶之子、戍之父】、两个恺【茂之子、仁君之夫】、两个绥【俞之子、戎之子】、两个乂【绪之父、衍之父】、两个澄【济之弟、衍之弟】、两个处冲【还、湛】、两个安期【含之子、湛之子】。难道只有其他宗族混用名字而没有人察觉吗？唉！有人姓孔，字却叫仲尼，那么当然不能说他就是仲尼。既然如此，君子又何必一定要仿效旧人的名字，以致留下供识者讥笑的把柄呢？

译论遂人氏改火 顺应天道的生存，违逆天道的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自古明王治理天下，难道也能违背这个道理吗？不过是顺着天时来奉行天道，不违逆它罢了。因此制定时令，授予百姓顺应时节的法则，设置官职、取法天象来制作服饰，都是为了顺应天道。从前遂人氏兴起，观察乾象，考察辰星和心宿，发明用钻燧取火，分别使用五种木材来改换火种，难道只是为了惠及百姓吗？这是为了顺应天时【四时有五种变化：榆树、柳树青，所以春季取它们；枣树、杏树红，所以夏季取它们；桑树、柘树黄，所以季夏取它们；柞树、槱木白，所以秋季取它们；槐树、檀树黑，所以冬季取它们。都是依据木材的性质，因此可以救治时令性疾病】我曾考察，心宿是天上的大火，辰、戌是火的两个墓位，所以季春时心宿昏沉而见于辰位，便取出火种；季秋时心宿昏沉而见于戌位，便收藏火种。卯位是心宿的明堂，心宿到了这里火气大盛，所以仲春禁止用火，以戒备火势过盛。成周盛世时，每年仲春命司烜氏用木铎在国中重申禁火令；季春将要出火时，由司爟掌管用火的政令；四时更换国火，以救治时令疾病。季春取出火种，季秋收藏火种，百姓都遵从。到了规定的时令便施行火令；凡国中失火、郊野焚烧草莱，都要依照法令施加刑罚。这样天地就顺畅，四时得以形成，气息不会失常、郁结，国家没有灾病，百姓因此安宁。郑国在三月铸造刑书，士文伯认为六月必有灾祸，后来郑国果然发生火灾；大概是火种尚未取出便先行用火，所以理应不能避免灾祸。如今所谓寒食节在清明前一百零五日，吃熟食、断绝烟火，称为龙忌，大概源于此事【司烜氏在仲春用木铎重申禁火令，因将要出火而警戒百姓；仲秋火种入藏时则不再警戒。宫正在春秋两季用木铎重申宫中的禁火令，因为宫禁更加严格】可是周举的书、魏武帝的命令，以及《汝南先贤传》《陆机邺中记》等，都认为这是为了纪念介子推，说子推在三月三日被烧死，后世因此禁火。唉，这多么荒谬！这与说伍子胥溺死后，海神便为他每天早晚涨潮，有什么不同呢？【我最初作《赋潮》，知道这种说法荒诞；有人说古人关于潮水的记载没有早于伍子胥的，因为《周举书》中有“朝宗”的话，而齐景公曾想沿海观看潮水。况且屈原说过听潮水相互冲击，《易》也有“行险而不失其信”的话。天地既然存在，就自然有这种潮水，难道一定要见于纸上以后才相信吗？伍子胥漂浮在吴江中，恰好有祠庙位于潮头，难道丹徒、南防等地的潮水又是为谁而涨的吗？】其详见后面的《赋》。我考察《左氏传》和司马迁的著作，哪里曾有介子推被焚烧的事情？何况清明、寒食起初并没有固定日期，而《琴操》记载子推死于五月五日，并非三月三日【古人于三月上巳日举行祓禊，寒食在清明前三日，起初没有固定日期；后世既把日期定为清明前一日，又妄称为三月三日。周举传说：“每到冬季中间，总要寒食一个月，因为介子推被焚烧尸骸，神灵不喜欢举火。”这样说来，介子推又将死于冬季中了。况且伍子胥之死既说是在五月五日，浙江人每年春天竞渡龙舟时，又有谁想到招魂节呢？沈佺期有《三月三日独州欢州》诗，重开避忌之宴，另作招魂的引文；王绩也有《三月三日赋》。这样看来，招屈原的魂也用三月三日了，并不可信】火是神异之物，功用也很大。从前隋朝王劭曾以先王有钻燧改火的义理为据，上表请求更换火种，说：“古代周官规定四时更换火种，以救治时令疾病。明火不更换，时令疾病必然发生；圣人制定法则，难道是徒然的吗？”从前有人把洛阳的火种带过长江，世世代代奉行此事，火色变成青色；而晋国的师旷吃到用劳薪烧成的食物，便知道木柴已经用旧。如今温酒、炙肉，使用石炭火、柴火、竹火、草火、麻秸火，气味各不相同，这说明新火、旧火的原理本来就应有差异。至于按五时取五种木材来更换火种，王劭可以说是知道其根本了。火厌恶陈旧的薪柴，也厌恶已经烧过的柴木；自开辟以来就是如此。晋代荀勖进献饭食，也知道柴木已经烧旧；隋文帝所见江宁寺的晋代长明灯，灯火也呈青色而不发热。传记中说有人把巴豆木放入灶中燃烧，便使人泄泻；用有粪臭的草烧饭，往往使食物味道恶劣。这样看来，火种不更换而不使人生病的情况是很少的。我因此更加知道圣人改火、重申火禁、按四时五种变化整治火政，难道是故意制定繁琐文饰来损害风俗，明明可以不做却偏要做吗？【东晋初年，王离的妻子李氏把河南的火种带过长江，说是从祖母那里接受的。王氏有遗书二十卷，临终告诫不要断绝火种，于是常常种植这种火。传了二百年，火色像血，称为圣火。宋、齐之间，李老妇年九十多岁，用这种火治病，很多人痊愈。老妇死后，人们为她安葬，称为圣火。阴雨天气，常看见火从坟墓门中冒出；如今把那里称为圣火巷。《金陵故事》说：就是禅众寺前直向南的小巷】传记不是说过：“违背天道，必有大祸”吗？前汉武帝尚且设置别火官，命令丞掌管钻燧取火之事，后世为什么反而废除了呢？石勒居住在邺地时，便不禁止寒食；结果建德殿遭雷震，震及端门，襄国西门骤起冰雹，介山平地低陷一丈多，禽鸟死亡达数万，方圆千里草木摧折。秋季庄稼荡然无存。五行之气发生这样的变化，却还不知道原因的人，反而认为这是为了介子推而造成的。即使如此，魏、晋的风俗尤其看重辰星为商星，实际是祭祀大火；汾水、晋地之间参星与虚星交错运行，并不是和气所造成的。辨析史皇氏 吕不韦的著作说：“史皇发明文字，就是仓颉氏。”管氏、韩非子、《国语》《史记》都没有说仓颉是史官。根据《世本》说：“史皇、仓颉同一等次。”又说：“沮诵、仓颉制作文字。”也不曾说他们是史官。到了韦诞、傅玄、皇甫谧等人，便仓促地把他认作黄帝的史官，大概是宋衷首先造成了错误。宋衷《世本》注说：“仓颉、沮诵，是黄帝的史官。”只是不了解宋衷依据什么这样说；后代儒者没有见过他的书，却又互相引用，把这说成《世本》的原文。《世本》哪里有这种话呢？我私下考察，仓颉的称号叫“史皇”，又叫“仓帝”。《河图说征》说：“仓帝兴起时，天降粟雨，青云扶日。”这句话也见于《洛书说河》。《淮南子》解释说：“史皇生来就会写字。”这样看来，“仓帝”“史皇”不是臣子的称号，这是很明白的。后世只看见他有“史皇”的名号，便认为他是史官。这里的“史”难道就是今天所谓的史官吗？【古人把字书称为史，所以有仓颉《史篇》一类的名称。扬雄说：“史啊史啊，并不是《史记》。”】

译孔子说：“我还赶得上看到史书有缺文的时候。”意思是字书中有缺漏的文字，我还来得及看到它原本完整的样子，而如今已经不能再见了。因此班固叙述《小学》时说：“古代制定文字，必定要求字形相同；不知道的地方就空缺不写，向故老请教。”东汉徐防以后，才开始把“阙文”解释成空缺的史事；苏轼于是把“有马者借人乘之”七个字说成当时缺失的文字，这是错误的。孔子大概是在说明：自己有马却不能驾驭，就借给别人来驾驭；文字有缺失、不能订正，就依靠别人来订正。自己不能驾马，可以借助别人；别人有缺误，也可以由自己订正，这有什么妨害呢？如今没有人能看到它完整的样子，只是不能加以订正罢了，所以说“如今没有了”。“夫夫”是表示疑惑的语气。况且上古最初制作文字的人是仓颉，但无怀氏已经刻有徽号，伏羲氏已经创立书契，都在炎帝、黄帝之前，难道一定要到黄帝时才开始制作文字吗？这就是崔瑗、蔡邕、曹植、索靖、顾野王等人都认为古代帝王已经创制文字的原因【崔瑗称草书之体，蔡邕称篆书之体，成公绶称隶书之体，《繁钦砚铭》以及许慎，都称仓颉为颉皇】。即便如此，《三五历古史考》说仓颉生活在炎帝时代，这种说法足以相信吗？《尚书疏》中张楫的《书》说：“仓颉是帝王，生于禅通之纪。”而《丹壶记》在“禅通之纪”开头另列“史皇氏”，由此可知张楫的《书》是有根据的。卫氏、慎到认为仓颉在包羲之前，这并不是虚妄【孔颖达《尚书疏》辨析得较为详细；只有卫氏说仓颉在包羲、仓帝的时代，谯周说在炎帝时，徐整说在炎黄之间，这些说法都有失误】我又对此加以考订。《春秋河图揆命篇》说：“苍、羲、农、黄，三阳辅佐天德圣明。”解释者说，苍就是仓颉，羲就是包羲；他们与神农、黄帝四位君主，都能奉行三阳来辅佐上帝。这更能说明仓颉是帝王，而且在包羲以前。所以《河图玉版》说：“仓颉为帝，南巡阳虚之山。”巡狩之事，本来就不是臣下所能行的。从前孔子曾说：封禅泰山，观察那些因改易国姓而称王的人，可以见到七十多位君主；三皇在绎山封禅，五帝在亭山封禅，三王在梁甫山封禅。可是《庄子》说，七十二代封禅留下有形迹、界限和刻石记载的地方，有一千八百多处。各代兴亡都可以考查。管夷吾对齐桓公说：“古代举行封禅的有七十二家，我管夷吾所记得的有十二家：无怀、伏羲、神农、炎帝、黄帝、高阳、高辛、唐、虞、禹、汤、成王；他们都是受命之后才举行封禅。” 无怀在伏羲之前，是其中可以记载的；而其余六十位，都是无从考知的，并且还在无怀氏以前。这些都是孔子得以见到的；在七十二位君主之前，又有孔子无法见到的君主【《诗外传》说：“古代封泰山、禅梁父的有一万多人，孔子亲自考察，也不能全部辨认。”所以孔颖达说，文字在伏羲以前就已经存在，只是尚未使用；教化世人到伏羲时，才开始创制书契】由此可知，封禅文字的由来已经很久远了。上古君主的世代很多。《丹壶记》以史皇作为禅纪的开端，但梁代的记载还没有全部穷尽。按照这种说法，虽然不能全部见于经书，但士人考察、核实《诗》《书》，再由已见之事推知未见之事，那么无怀氏以前的事也可以加以讨论。仓帝、史皇，难道是臣下的称号吗？辨析葛天氏 《世纪》说，大庭氏之后第十一世是葛天氏；服虔却把大庭氏说成就是葛天氏。请问这两说应当以哪一种为准？从前庄周叙述古代帝王，只说有庸成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庸氏、伏羲氏、神农氏，仅此而已，根本没有提到葛天氏，所以服虔便把葛天氏当作大庭氏。六韬《大明》所叙又有共工氏、浑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却没有大庭氏、中央氏、赫胥氏，这正是学者疑惑的地方。班固所列古今人物表中，庸成在共工之后，大庭紧随其后，葛天又在朱襄之后；但从女娲、共工、庸成直到无怀，全都列在包羲之下，《遁甲开山图》也是如此。《世纪》沿用了这种说法，于是世人便认为这些都是包羲的后代。后来见不到他们的制度，又说他们都沿袭包羲的制度，这实在是严重的诬妄。不仅如此，班固所叙又删去祝庸氏、轩辕氏，大概是因为《史记》称黄帝名轩辕，而高阳时代有祝融，便认为是同一个人，于是删去。孔仲远因此说没有祝融氏；《金楼子》依照庄周的叙述，又删去轩辕氏。高诱则把朱襄说成炎帝；郑康成又把大庭说成神农；六韬所叙把共工列在尊卢之后，把庸成列在祝融之后，把葛天列在朱襄之后。这些相互背离、隐蔽固执的说法，无法胜数。这就是《礼记正义》认为封禅书所说的无怀在伏羲氏之前，并据此认为《世纪》不足相信的原因【《开山图》说，从女娲到无怀共十五代，合计一万七千七百八十七年；《外纪》说一千二百六十年；又有说五万七千七百八十二年、一千一百五十年或一万六千零八十年。这些说法与《列子》记载杨朱所说伏羲以来三万多万年的话一样，都是无法相信的】近世有所谓《三坟书》，竟把有巢说成提捷的儿子，把遂人说成有巢的儿子，把包羲说成遂人的儿子；大庭、无怀以下，则都说是包羲的臣佐。又有《天一遁甲》，把祝庸、少昊等说成四方的四帝，居于四方，辅佐黄帝治理天下【这是把《月令》四方之帝说成黄帝的辅佐，并非黄帝所灭的四帝】等到王符撰写《潜夫论》，又说颛顼本人的称号是共工，代替少昊氏；其子叫句龙，生了契。他的后裔成为商汤。炎帝本人的称号是魁隗，他的后嗣成为伊尧；又把帝喾说成伏羲的后代，把帝舜说成黄帝的后代，把禹说成少昊的后代。这些相互离散、隐晦混乱的说法，尤其应当摒弃。论货币的起源

译传文说：“君主拥有山，山中有金；用金铸造货币，用货币平准粮食，凭此接受俸禄、储备国家粮食，这才掌握了国家的上层权力。” 金、木、水、火、土，是上天的五种财物，与天一同产生，随着万物一起运行，百姓都要使用它们，废弃其中一种都不可以。百姓知道饮食、衣裳的用途，于是货币产生了。货币产生后，天下得以流通；圣人掌握它，用来治理天下。那么这种形势的由来，难道不是因为它本来就是百姓生活所需要的东西吗？从前商朝百姓中有人因为没有粮食而卖掉子女，汤用庄山的金铸币把他们赎回；夏朝百姓中有人因为没有粮食而卖掉子女，禹用历山的金铸币把他们赎回。沈演论述布币，认为布币兴起于周代；班固、桓谭都说夏、商没有记载，这是为什么呢？《易》说：“神农氏聚集天下的货物，进行交易后离去。”这样看来，货币在炎帝以前就已经出现了。我曾广泛访求古代货币，以封禅文字、匜洗上的刻辞加以考订，又用《汗简》所辑古文、籀韵、外书、集字等材料来验证，于是有葛天、轩辕、尊卢的货币，大昊的九棘币，神农的一金币，黄帝、少昊的货币，帝喾的一金币，高阳的平阳金，尧的泉币，舜的当金，以及防乘马一类，清楚地都是这样。可见古代未尝不是用货币的轻重来治理天下【古代货币都用时代或君主的称号区别；旧日钱文、钱谱往往把它们列为奇品，却都不能辨识】例如异布中有一种铸作“▯斤一金”的，是大昊的九棘币，长一寸七分，肩宽一寸，两足之间六分；有肉郭，好部位有幕文，文作舌芒。又有铸作“▯山舌”的，是少昊的货币，长、宽都相同，有好部位。天宝元年，李幼奇得到一种文字作“□□”的，是高阳金；长一寸一分，下部宽九分，首部长、宽各五分，向上逐渐变宽，足支四分，足间宽三分，背文像“八”字。又长平布中有铸作“践以舌一”的，以及铸作“允□仑□平□□□”的，共五种；都有肉郭，都是高阳金。又有“▯斤”币，长达一寸八分，肩宽一寸一分，足间五分，【字形不明】重十二铢，没有好郭，是帝喾的货币。李涿家中还有一品，长二寸一分，肩宽一寸七分，枝长六分，间距四分半，首部宽七分，质地厚重二十八铢，文字作“▯豆三斤”，全体幕文作“▯”。另有一种大小、轻重与此完全相同，六字也相同，但都倒书；其中“▯”写作“▯”，是黄帝的货币，是这种货币中最大的一种。舜的防乘马币，长二寸，上部宽一寸二分，下部宽一寸三分，首部长、宽各七分，足间五分，正面【字形不明】文作“尚全▯疋□□”；正面肉郭、好部位都有周郭】《洪范》所说的八种政务中，粮食列第一，货币列第二。因此，粮食和货币必须相互凭借才能兴盛，是一天也不能缺少的东西。这样看来，货币流通的起源已经很久远了。伏羲的货币是荚钱，旧钱谱都把它列在布币一类。传文称九棘流传于羲皇时代，所以货币文字中有【字形不明】；封演、顾烜都为它作了钱谱。周、秦时期的货币，以及黄帝、少昊、高阳、帝喾的货币，后人又分别称为长平、异布、污漫、蔽固，哪里还知道其中有古文字呢？董逌撰写《钱书》，大略加以辨析，所以把太昊的货币列在开头，这样做也是适宜的。他认为货币兴起于太昊以前，但仍把葛天、尊卢的货币都记录下来。太昊以后，仍然没有完全考察清楚。货币文字中又有“葛、李、泊、云”等字；古代“葛”字如此，所以世人认为这是葛天氏的货币。又有一种铸作【字形不明】的，王存也认为是轩辕氏的货币，说古代“轩辕”二字合写为一字。虽然不能把这种说法当作定论，但黄帝氏既然已有黄帝称号的货币，那么这种就确实可以看作轩辕氏的货币。为什么解释者又拘泥于《史记》所说货币止于唐、虞，以及鲁褒所说货币出自黄帝，反而认为货币不出于上古，何况葛天、轩辕这样的洪荒时代呢？三代的书写文字名目多有变化，并不一致；到了虞、夏，敦、【字形不明】所见的文字，夏、商又有不同的字形。古今书写文字不同，难道能因为使用籀文，就否定葛天、轩辕时代的货币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文字是圣人用来建立制度、显示文字统一的。即使有圆形、椭圆形、隐藏形状、横斜形、异体配置等差别，其中本来就有便于使用的形式，于是相沿袭而不改变。事物本来有在一时使用、后来废弃的，也有久远以后重新沿用、竟与古代相符的，很多都是如此。世上有隶书，世人说是王次仲创制的；但临淄人得到齐胡公的铜棺，棺前浮雕隐起的文字全是今天的隶书，可见隶书并非出自王次仲。又怎么知道它不是出自上古呢？《韩非子》说，仓颉制字时，自己环绕自身的形状表示“私”，背离“私”的形状表示“公”。汉人又论说风气能生虫，所以仓颉制字时在“凡”字中增加虫形而成为“风”。由此可见，最初创制的文字起初与汉代文字并没有不同。况且从前谁曾亲自听闻古代的情形呢？包羲氏厘定天下土地的制度：天下的山共有五千三百七十座，居住之地五十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出水之地八千里，受水之地八千里，出铜的山四百五十七座，出铁的山三千六百零九座，用这些来划分土地、种植谷物。戈矛由此产生，刀币也由此产生；能干的人有余，笨拙的人不足。在泰山封禅、在梁甫山举行禅礼的有七十二家，他们的功业、德行和声望都由此可见，这就是所谓国家的财用。因此，伏羲氏的制度已经十分完备。等到考察管夷吾回答桓公的话，就知道轻重之术自遂人氏以后便已经存在。自从书契产生以来，历代君主举行封禅的有七十二家，他们的文字、制度各不相同，但用货币来救济时弊却相同。由于时代久远、记载简略，后世不加考察，便说古代没有货币，还说葛天、轩辕时代没有文字，这也实在是荒谬。

译论三易 孔子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现图，我这一生大概完了吧！”已经很久了，上天似乎无意让这种文化再出现。龟图、凤书，是天地的文字。等到它们显露出来，天地的文字有时便不能再隐藏。圣人取法它，用来治理天下；如果它隐藏而不显示，圣人也就无从施为。像从前圣人得到河图而制作《易》一样，有神明在暗中辅助，蓍草也由此实际产生。圣人于是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从参两之数的自然状态中取法，依据阴阳的变化建立卦象，发明刚柔的内涵而产生卦文；天地的文字才灿然陈列在八方之间。这是“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是小成的《易》【以阳为根本的上升在上，以阴为根本的下降在下。乾为纯阳，是天，所以正位在南；坤为纯阴，是地，所以正位在北。乾把正性赋予离，因而离中空，有太阳的象征；坤把正性赋予坎，因而坎中实，有月亮的象征。太阳生于东方，所以离正位于东；月亮生于西方，所以坎正位于西。这也就是南方的火生于东方的木，北方的水出于西方的金。如今《上经》以乾坤开头、以坎离结尾，是取四正方位的卦】乾坤相交而生男女；乾向下交于坤，所以三个阳卦附属于坤；坤向上交于乾，所以三个阴卦附属于乾。乾第一次变化成为巽，位于乾的左边；第二次变化成为艮，所以位于坎的左边；第三次变化成为坤。坤第一次变化成为震，位于坤的左边；第二次变化成为兑，所以位于离的左边；第三次变化成为乾。艮是山，兑是泽。地势在西北较高，所以由艮居其位；四条大河汇聚于东南，所以由兑居其位。雷从地中出，所以附属于坤的东南；风迫近天空，所以附属于乾的西南。如今《下经》以震、艮、巽、兑为用，是取四维方位的卦。乾、坤、离、坎纯一而不变，所以居于四正；震、艮交替生成，巽、兑相互变易，所以居于四维。这就是伏羲所安排的乾坤变化的自然次序。因此养生家有纳甲之说，与此正相符合，其中包含日月消长的道理】帝从震方出现，在巽方整齐，在离方相见，在坤方任事，在兑方喜悦，在乾方交战，在坎方劳苦，在艮方完成，这就是连山的《易》【这是大成的《易》，按照五行相生的次序排列，大概神农的《易》更重视人事。乾坤确定上下的位置，坎离分列左右的门户】乾在子时产生，坤在午时产生，坎在寅时终结，离在申时终结，以此应合天时。这是谁的《易》呢？乾坤相交，万物化生；但到了功成之时，男女发挥作用，而父母退居其位，这是天地的常理。阳顺势运行，所以乾顺行前进四位，处于西北；阴逆势运行，所以坤逆行后退四位，处于西南。因此伏羲最初的经以乾在坤前，而《归藏》的次序以坤在乾前，最终都归结于此。离火生于东方而在南方旺盛，坎水生于西方而在北方强盛。火向上燃烧，水向下滋润，所以离由东方向南，坎由西方向北。雷在春分时从地中出，所以由东北归于卯方；泽在秋分时开始潜藏，所以由东南返回西方。春夏交替之际，使万物生长的力量是风，所以巽由西南而居于巳位；冬春交替之际，使万物停止生长的是山，所以艮由西北而处于寅位。这是顺应地理方位并显现于实际作用的安排，大概也根本出自伏羲时代，只是后世没有看见罢了】初▯、初乾、初离、初▯、初兑、初艮、初厘、初奭，这就是《归藏》的易【这是《归藏》的初经，也因袭伏羲氏。伏羲的《易》以天为本，《归藏》的《易》以地为本】学者不知道深入考究这些文字。乾、兑、离、震在天为阳，在地为刚，所以在天的位置居于东南，在地的位置居于西北；巽、坎、艮、坤在天为阴，在地为柔，所以在天的位置居于西北，在地的位置居于东南。建立天道、建立地道，自然的道理就是这样。▯就是坤字，▯就是坎字，厘就是震字，奭就是巽字。这是《归藏》正文中的卦，都是六位，也就是黄帝的《易》】这就是所谓三皇之《易》。小成的《易》是伏羲的《易》，文王因袭它。连山是列山氏的书，夏人因袭它。归藏是归藏氏的书，商人因袭它【《世纪》说：夏人因袭炎帝，称为连山；商人因袭黄帝，称为归藏；文王扩充六十四卦，撰写九、六的爻辞，称为《周易》。传说夏代叫连山，商代叫归藏，周代叫周易，并不是三代各自创作的。神农建立市场，取法噬嗑卦；耒耨的利益，取法益卦；黄帝制作舟楫，也取法涣卦。难道只有三代才如此吗？《山海经》说：伏羲氏得到河图，夏后氏因袭它，称为连山；黄帝氏得到河图，商人因袭它，称为归藏；列山氏得到河图，周人因袭它，称为周易】杜子春沿袭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考察《归藏》的文字，有“乾为天、为君、为父、为大赤、为辟、为卿、为马、为禾、为血卦”等说法，由此可知它与今本《易》相通。有人说《归藏》是黄帝的书，但坤卦占筮中却有“尧把两个女儿下降嫁给舜”的话；节卦又说“殷王使他的国家常常没有谷物之日”一类的话。《易》若是伏羲的书，为什么又有帝乙、文王等人的文字呢？这是卦象相同，而文字并非原文。连山的文字，是禹时代写成的；归藏的文字，是汤时代写成的；《易》的文字，则是文王所作。至于爻辞，是周公所作；彖辞、象辞，则是孔子所作】所谓“易”，就是变易、变化。《易》以乾坤为首。连山，就是重重的山，所以以重艮为首；艮就是山。归藏，就是万物收藏于其中，所以以重坤为首；坤就是收藏。按照时令配合方位，这是三统的政治原则【三统就是三正：黄钟子月为天正，林钟丑月为地正，大簇寅月为人正。天正是十一月，所以乾为首；地正是十二月，所以坤为首；人正是十三月，所以艮为首。夏代得到人统，所以使用连山；商代得到地统，所以使用归藏；周代得到天统，所以使用《易》】三种《易》的书，所依据的书体相同，而方法各不相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十一月、正十二月、正十三月〕

译这些卦都由六爻组成；经卦共有八个，别卦共有六十四个。书虽然只有一部，但《易》崇尚变化，《连山》《归藏》崇尚不变，这是法则不同。变化的是老爻，不变的是少爻。《易》用九、六，是崇尚老爻；《连山》用七，《归藏》用八，是崇尚少爻。崇尚变化的占法有三百八十四种，不变的占法也有三百八十四种，共七百六十八种。用来推求天地阴阳神妙之数，判定天地阴阳以及人事吉凶的内容，就完备了。【有人说，商代蓍策为三十六，大概商氏的《易》以坤为主，坤的蓍策数是三十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按道理确实如此。】有人问：“《易》以变化来占筮，那么不变就没有占法了吗？”回答说：“不是。凡占变化，是以发生变化的爻作为占断依据；占不变，是以没有变化的爻作为占断依据。古代把三种《易》参照起来占筮，并不是不用它们。【五爻不变，就以变化的爻占断；五爻全变，就以不变的爻占断。凡变爻的繇辞从下往上取，不变爻的繇辞从上往下取；不如此的，只有乾卦而已。穆姜占筮遇到艮卦变为八，其五爻都变，只有六二不变，所以以六二为占断依据。唐人不了解这一点，以为史官苟且用这种说法解释穆姜，只是想求得与《周易》相合，并非如此。】虽然如此，《易》的道理主要在于实际运用；到了三种《易》，只是用于占筮，而《易》的道理本身并不预先限定于此。《连山》《归藏》的卦数都是六十四，与《易》相同。只是《易》讲变化，所以一个卦可以变化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也可以归结为一个卦。因此用六十四乘六十四，得到四千零九十六。这与《连山》《归藏》把一个卦加倍的道理不同。于是又用五十来约取，成为三千二百，这就是现在《易》卦三十二阳、三十二阴的数目。大衍之数五十，实际上就是这里的总括。【一加倍为二，二加倍为四，四加倍为八，八加倍为十六，十六加倍为三十二，三十二加倍为六十四。用五十乘六十四，得到三千二百，就是三十二的数目。】有人说：“三种《易》有变化与不变化的不同，但书却是一部。都以乾为首；说以艮为首，是把艮作为起首的法则。把艮作为起首法则，是取其止而不变，并不是说书以艮卦为首。说以坤为首，是把坤作为起首的法则。把坤作为起首法则，是取其静而不变，并不是说书以坤卦为首。领会意旨而忘掉卦象，哪里还谈得上什么首卦呢？”这种说法不对，难道还不知道《大易》掌握的是法则，而不是掌握它的书本形式吗？如果书果真是一部，那么《连山》应当得到阳，《归藏》应当得到阴。从屯卦以下，每一卦都各有分别；但在三种《易》中，卦并不分别，所以说它们没有差异。况且难道不知道《杂卦》的次序与《序卦》的排列不同吗？这又是为什么呢？伏羲氏的“小成”，神农把它改成“中成”；神农的“中成”，黄帝把它改成“大成”。伏羲氏的“先天”，神农把它改成“中天”；神农的“中天”，黄帝把它改成“后天”。这难道不是因为《易》的道理广大，能够随时变通而没有穷尽，不是一种法则所能完全包容的吗？所以，伏羲创制在先，神农、黄帝又相继在后发扬光明；变通的方法不得不共同采用，但它们所体现的道理难道从来就不同吗？世上那些论说的人不追究这一点，反而认为《易》的道理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随时改变；这种说法也荒诞迷惑人。千百世以后，如果真有一位大圣人，知道占法可以改变，而卦本身却不能增减，那么《易》的道理就清楚了，又何至于拘泥于书名，纷争于变与不变呢？夏称为《连山》，商称为《归藏》，周称为《易》。它们的运用虽然不同，归宿却是一致的。

译跋《三坟书》书籍散佚，难道只是后世才这样吗？从前楚国的倚相能够阅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书；等到孔子寻求古代史籍时，除了《五典》《九丘》以外，《三坟》《八索》已经无法看到了。后世更不知道它们究竟是什么书。【亡佚的书中有《九共》九篇，这其实是“九丘”二字的错误。“隶丘”写作“丘”，因讹误而成为“共丘”，“区”字也是如此。考察《左氏传》有时写作“九区”，说是九州的区域。古人多把“丘”写作“区”，所以“鬼容蓲”变为“鬼容丘”，“驱、岖、躯”等字也转写为“駈、岴”。说“▯就是云丘聚”是不对的。又说记述职方官而删去《九丘》，也是凭空臆测。】孔安国认为，伏羲、炎帝、黄帝的书叫《三坟》，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的书叫《五典》；郑康成赞同这种说法，贾逵也认为《三坟》是三皇时代的书，《五典》是五帝的常典。到了马季长，才把《三坟》解释为阴阳开始生成的天地人三种元气，把《五典》解释为五行之说。把这些说法与书籍本身相互参照，难道真是这样吗？【安国又认为，讲八卦的书叫《八索》，记载九州的志书叫《九丘》。贾逵认为《八索》是八王的法则，《九丘》是九州亡国的鉴戒；张平子则把《八索》解释为法令中的八种议论，把《九丘》解释为周代的九刑，众说纷纭，彼此不一。】孔颖达说：《三坟》在《五典》之前，数量又与三皇相应；“坟”又是大的意思，与“皇”的意义相近，所以说是三皇的书。《尧典》《舜典》是二帝的典籍，由此向上推，那么五帝应当对应《五典》。贾公彦说：孔安国、郑玄的说法没有明确经文依据，所以延叔坚、马季长的解释才有不同。】考察道家一派有所谓《洞神秘录》，说它就是《三坟》。《小有经》下卷记载：三皇治理世间，各自接受一部书，用来治理天下，这就叫《三坟》。后来有八帝继三皇而兴起，也都以神灵之道治理，各自接受一部书，这就叫《八索》。到黄帝撰述历法，得到所谓《三皇内文》，就是这部书。【《抱朴子》说：黄帝向东到青丘，经过风山，见到紫府先生，紫府先生把《三皇内文》传给他。《云笈》说：八帝各治理一千年，上面三帝称为三精，中间三帝称为三变，下面二帝称为二化，共八卷。】《三洞经》叙录说：《小有三皇文》本来出自《大有》，天皇、地皇、人皇各一卷，是上古三皇所接受的书。文字像符篆，藏在名山之中，大多不完整，只有峨眉山保存得最全。从前智琼拿着两卷《皇文》给人看，始终不能解释，于是又把它还了回去。王公用帛书写成，经过精勤求得，传给贤能通达之人。大字本叙述十四篇，是按天文次序编排的纲要；《小有经》下卷所记载的有十一篇。各卷推究部类、根据本经分别仪式，共十四卷，是孟先生所记录的；山中流传的，仍然是十一卷。【两种本子并行流传于世。】晋武帝时，南海太守、晋陵人鲍靓在元康二年二月二日登上嵩高山石室，看见古代《三皇文》，全都刻在石上。鲍靓以总数五两告知▯，接受了它，并为之作序说：“《三皇文》是古代最初传给三皇的书，名叫《皇文》。但是《三皇经》的序文却说，鲍君所得的本子与世间流传的不同。”鲍靓后来把它传给葛洪，这就是《三坟》。陆修静所得的本子，则传给弟子孙游岳；起初只有四卷，后来陶弘景分辨支流，逐渐增至十一卷，与今天的《皇文》略有不同。然而考察《三皇经》文字，虽然号称《三坟》，大多是符箓、架构一类的内容。黄芦子、西岳公传下来的本子，与逢▯的说法相抵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卷〕 郑先生所传的，就是葛玄的《三皇文》。】逢▯的说法，正是把《内经》《素问》《灵枢》与《易》相提并论，究竟有什么遮蔽之处呢？《灵枢》《素问》是医家关于明堂的书。世间儒生只看到其中深奥的言语和精密的义理，却没有探究它的端绪，所以把它们与《易》并列，说成有真实贯通之处。我的家中有《三坟书》，从祖父孝俛先生那里传下三卷，以山、气、形为内容。《三坟》中，山坟讲君臣、百姓、万物、阴阳、兵象，称为《连山》；气坟讲生发、运动、成长、养育以及止杀，称为《归藏》；形坟讲天地、日月、山川、云气，称为《坤干》。又有《河图姓纪》以及《天皇▯辟》《地皇政典》之类，大多假托伏羲、炎帝、黄帝来立说，以迁就孔安国的说法。书中说，元丰年间在南阳旅舍中得到它，是酬谢所得的伪书。【又说毛渐出使西京时得到它。】大体上，读书人高谈风月、花草之间的事，尚且足以掩盖浅陋；至于谈论《易》，如果不是有所领悟，少有不令人发笑的。如今看这部书，其中说：“伏羲创作《易》，君民、事物、阴阳、兵象才开始明白。”一句话中浅陋鄙俗全都显露出来，这难道是远古包氏的言语吗？又有人说燧人是提捷的儿子，有巢是燧人的儿子，伏羲是有巢的儿子；轩辕、柏皇、大庭、无怀都说成伏羲的臣子，还给他们加上龙官、火纪等称号，就更加值得鄙弃了。周鼎、商盘上的籀文以及已经散佚的古书，早已同今天的文字不相同；而这部书大多写成所谓“柳叶篆”，与今天流行的俗体字几乎没有多少差别，伪造这一点可以知道了。“坟”是“大”的意思，大概是礼法之书；“索”是探究八种形体相应的意思。所以史伯说：“调和八索以成人，建立九纪以立德，都是从自身近处取法。”张平子把《三坟》解释为三礼，马融把《八索》解释为八卦，都是有道理的。有人说：“孔子赞述《易》道，以此删除《八索》，那么《八索》已经灭亡了。”难道真是这样吗？近来听说有人把《三坟》作传进献，看来他确实没有考察清楚，也没有真正见过这部书。女娲补天说【共工有三种说法】

译见闻不明，是因为智慧和认识受到局限。智慧、认识不能超越局限的人，对粗浅的事尚且迷惑，何况精妙的事呢？我看《列御寇》记载共工氏撞击不周山和女娲补天的事情【这是古本《列子》的文字。王充所引关于天的说法也如此，所以《尹子·盘古篇》说：“共工撞击不周山，折断天柱，断绝地维；女娲补天，射下十个太阳，只有旧木仍在。”《列子》先叙述女娲的事情，然后才说到共工，大概是后世传抄错误，并非古本原文。】大概是说共工作乱，开始扰乱天的纲纪，地维断绝，天柱折断，这是大乱到了极点。女娲氏兴起，奋然发怒，消灭共工而使天下平定，四方土地重新端正，万民重新获得生存，这就是所谓补天、建立纲常的功劳。可是昧于事理的人竟有炼五色石补天、地势北高南低的说法，多么错误啊！见闻误人，实在太严重了。伏羲是蛇身，神农是牛头，这是对这些事情有所辨析的人所说的，但世人却不能理解。挖井得到人，而说他只有一只脚；如果不是通达事理的人，偶尔把它刻下来，如今恐怕还会有人相信。为什么呢？认识不能超越局限的人，被见闻蒙蔽，还乐于把别人的谬说当作自己的知识。共工氏，是太昊时代的国侯。到了太昊末年，他才放纵凶暴、专横跋扈，以此扰乱天下，自称属于水德，把水作为纪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日〕 他说作乱，大概是在冀地，所以传文有“女娲救济冀州，冀州于是平定”的话；说这是女娲代替众人平定共工之乱，已经很清楚了。因此郯子叙述祖先的话，把炎帝放在共工之后，这可以作为依据。然而各种传记互相纠结，无法详尽考察。刘安、贾逵认为共工曾与高辛争夺帝位；《史记》《文子》认为是高阳诛杀了他；荀卿认为是禹讨伐他；《淮南子》又说是在舜时。这没有别的原因，大概是《尧典》说到共工，所以学者认为他在尧时；《舜典》又说到共工，所以有人又认为他在舜时。共工氏并不是尧时代的那个共工，尧的共工也并非舜所任命的那个人，这是不可不知的。尧的共工是少昊氏的儿子，舜的共工则是炎帝的后裔。垂只是职掌工事的人，论者却被众多说法迷惑，于是都说共工是官职而不是人名，并把传记中颛顼、尧、禹时代的共工都认为是后世共工氏的后代，这是多么荒谬啊！“共工氏”是他的称号，是拥有国家的氏族；而舜时的共工是官职。帝舜说：“垂，你担任共工正合适。”尧时的共工则是人名而已。《左氏传》可以证明这些，怎么能凭空臆测而立说呢？还有人认为共工氏就是炎帝的后裔，更不是所谓懂得事理的人了。垂不过担任工师的职务，掌管水利方面的大事，怎么能说他就是共工呢？况且从炎帝到尧，几乎相隔二千年，事情相距太远了。夏革说：“从万物之外、事情发生以前的情形，我是不知道的。”用今天推测古代，年代确实渺远难考；但人情道理却大致相近，可以推知。唉，这也不过是只看眼前的说法罢了。天下的道理是贯通一致的，万物之外、事情发生以前，难道另有一种道理吗？道理一以贯之，古今的事物怎么会有不同呢？共工氏没有“霸”的名号 显曹君子有记载，我依据展禽所说“共工氏称霸九州”的话，传述者都说“霸”没有正式记载，只是称王者的德行和力量有纯有杂的说法吗？回答说：不是。“霸”这个名称，我从前没有听说过。难道它是指周代末期齐桓公、晋文公的事吗？回答说：韦、顾、昆吾，难道不是商代的霸者吗？韦、顾、昆吾当然是后世所听说的，难道是因为德行和力量有纯有杂才这样称呼吗？国佐说：“三王称王，是树立德行而帮助天下实现共同愿望；五伯称霸，是勤勉努力而以此辅助王命。”当时周室旧族和名分还存在，所以国佐知道王不能称霸，霸也不能称王。【书中侯注说：“霸”如同“把”，传文所说五伯之霸，是说他们以诸侯之长的身份把持王者的政权；大体上，霸就是强大的伯，仅此而已。】到了战国士人游说驰骋、凭空架构、无中生有，以便实行自己的计谋，后来才产生德力有纯有杂的说法。李泰伯的话说得好：“霸是诸侯的称号，霸的意思就是伯，是用来统领诸侯的。”道的纯杂在于人的不同，但王、霸的称号不能混淆。王道，是使天下安定；霸道，是使中国受到尊重，并不是德行有纯有杂的说法。即使把纣能够改过自新说成武王的功绩而不可信，那么西北地区称霸最盛的，也不过是这样罢了。西伯称霸而德行纯正，齐桓公、晋文公称霸而德行驳杂。三代称王而德行纯正，秦、汉称王而德行驳杂。总之，他们谈论王道、霸道，都希望纯正而不希望驳杂，哪里只是王道、霸道如此呢？帝道、皇道也是一个道理。泰伯的话，只知其一而没有完全明白。我从司马文正那里听到与此相同的道理，他说：古代的王者一定设置三公，一公在朝廷内部，另外二公分治天下，称为二伯。周室衰微，二伯的职务废止，二伯的称号于是转变为霸，“霸”的名称从此确立。荀子、扬雄以来的人不追究它的本源，于是把王道、霸道分成两条道路，这就是霸道产生的缘由。我没有听说古代曾有“霸”这一称号。汉代学者的问题在于只追逐声名、寻求影像，仅仅看到后世有五霸，便认为古代也有霸；看到共工氏的事迹不明白，便说他是古代的霸者。他们谈论往古，没有不拿当时的情形来衡量的。【羊容说：古代帝王把天下分为两半，让两位公分别治理，称为二伯，就像周公、召公分治陕地。】有人问：“那么共工氏继承包羲的时代，是伏羲、炎帝一类的人吗？”回答说：“不是，他大概像项籍一类的人吧？” 项籍曾经称霸并拥有九州，在秦、汉之间横行天下，尊奉义帝，分天下而封诸侯为王，自己则称“西楚霸王”；他自我定位就是如此。那个共工氏大概与项籍是一类，而不是与齐桓公、晋文公一类。他不过是在帝位之间窃取权势，不能称为霸者。《路史》卷三十二 【史部，别史类，《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