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路史卷三十七宋罗泌撰发挥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路史》卷三十七，宋代罗泌撰，《发挥》第六。尧、舜任用人才。尧、舜都是圣人，他们治理天下，原则上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考察他们治理天下的方法，为什么又有这么大的差异呢？陶唐氏尧任用人时，必须经过众人共同推举后才任用，而且还一定要反复考察、质疑之后才任用。到了虞氏舜时，一声“咨，俞”发出，众人已经推举的人就没有不被任用的，从未说一句话怀疑臣下推举他们是否出于私心，也没有怀疑人才是否过滥。朝廷之上，没有什么比任用人才更急迫的了，可二位帝王任用人才为什么差异这样大？有人说：尧不如舜，所以总是怀疑臣下；舜的德行光明显著超过尧，所以没人敢错误地推举人才。这就是皋陶认为尧难以侍奉的原因。这种说法也很荒谬。尧、舜治理天下，难道会存心在这些细节上有所区别吗？也只是善于因时应对罢了。说“都”，说“俞”，哪里有两种道理，一种困难、一种容易呢？只是不得不这样做罢了。况且皋陶所谓“难于侍奉”，并不是不了解尧，而是尧自己不轻易改变。伊尹曾说：从前尧见到人就能了解他，舜任用人以后才了解他，禹则等到事情成功后才推举他。三位圣人推举人才的方法虽不同，却都取得了成功；这样看来，天下善于知人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尧。如今如果说尧不知人，那么他又怎么能从舜那里得到人才呢？只是尧不自信，舜不自任。不自信，所以向别人谋划并拿来与自己所知相参照，不因大臣的话就一定照办；不自任，所以使内心明白的道理与外界情况相合，不凭个人独断的精明就把事情办完，也不因此隔绝而怀疑臣下，若不是这样，又怎么能得到人才、又怎么能治理天下呢？不过，虞舜时代，任用人才由舜自己决定，四族被罢黜，八元、八恺被提升；陶唐尧的时代，却反复考察到了极点。然而四凶在朝廷中却不知道罢黜，十六位俊杰在野外却不知道举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解释者说，史克的话是对的，这是尧做不到的地方。唉，这也太过分地诬蔑尧了。尧之所以可贵，在于能够使百官各得其职。如今如果长期压抑元凯，那么“克明俊德”就是空话；长期庇护四凶，那么“百姓昭明”就是妄语。圣人难道只是说说而已吗？大概就像去掉莒仆这件事，宣公不能办到，而行父办到了。那个史克恐怕是担心宣公因自己不能罢免莒仆而感到羞耻，又担心行父擅自罢免会显得专断，所以借此为宣公开脱罢了。至于尧、舜的作为，本来都是要为天下后世垂示法则的。再进一步说，十六位俊杰的举用，并非在同一年完成，本来就有尧所举用的人；四凶的罢黜，也并非在同一年完成，本来就有尧所罢黜的人。只是尧的时代，黎民已经发生变化，所以十六位俊杰没有全部举用，并不足以损害他的治道；天下万国已经和谐，所以四凶没有全部罢黜，也不足以妨害他的治理。这并不足以损害他的治道，所以明知人才而不立即举用，是为了给后世慎重选官作示范；也不足以妨害他的治理，所以明知奸邪而不立即罢黜，是为了给后世驾驭奸邪作示范。舜则从侧微之处崛起，建立了人的准则。如果不能把升降黜陟的道理充分显示出来，就不足以改变天下人的见闻。因此，舜被纳入百揆之职后，八元、八恺就不能不被举用；舜成为四门之宾后，流放、逃窜、诛杀等措施也不能不实行。所以过去没有举用而现在举用，是为了给后世任用人才作示范；过去没有罢黜而现在罢黜，也是为了给后世排除奸邪作示范。这本来就是不得不这样做。即使如此，凶邪被去除、俊杰被举用，朝廷清明，天下因此得到治理，万物因此安宁，这是正常的情况。俊杰不被举用，凶邪不被罢黜，玉石混杂，而天下也得到治理，万物也得到安宁，又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说：禹征伐苗民，是接受舜的命令；那么舜罢黜凶邪，也是接受尧的命令。尧将要把帝位禅让给舜，担心天下还未安定，所以留下四凶给舜，又留下、保存十六位俊杰送给舜，让舜在一天之内决定取舍，从而使天下人心服，这是其中一种说法。若真是这样，那么尧、舜本来就是有意这样安排的了。三位圣人相互授受帝位，难道会像后世奸邪之人相互勾结那样吗？舜之所以得到天下人的信任，难道还要等到今天罢黜凶邪、举用俊杰才获得吗？天下人本来早在他尽力耕田、恭敬履行子职的时候就已经信任他了，难道还会只是因为这些事吗？大体说来，尧谋划任用人才，一开始都从下面考察，所以他所举用的人不可能全都合适，而他所任用的人也不得不反复考察。舜居住在山林湖泽之间，退处幽隐之地，天下人才的优劣，平日里已经听闻很多并且熟悉详知。等到有一天把他们显用于天下，贤能的人为我所用，不才的人自然由我罢黜。事情来到就应对，事物出现就辨明，因此不用离开坐席几案就能了解实际情况，又何必等反复疑难之后才任用呢？况且他所任用的稷、契一类人才，都是经过反复申命任用的，所以即使有众人共同推举，也有不必再经过疑难考察就可以任用的。唉！人果真难以了解吗？如果是尧，只有尧才能与他相合；如果是桀，只有桀才能与他相合，并不是绝对不能相合。君主只要去掉那些像桀的人，亲近那些像尧的人，又何必担心不能识人呢？尧和桀，本来都曾说过：知人善任、采纳谏言，是做君主的第一要务。采纳谏言，并没有什么特别难处，只是担心人们不向我进谏罢了。是否采纳，完全取决于做君主的自己。至于知人，这是天下最困难的事；君主如果能够知人，万事就都办妥了。尧、舜之所以能够治理天下，就是因为遵循了这条道理。后世如果有人有所作为，难道还能超出这个道理吗？

译论治水的先后。天下的事情，从来没有人不能做成的。掌握了其中的道理，就没有不容易的；违背其中的道理，就没有不困难的。当洪水造成灾害时，尧急于寻找能够治理它的人，可以说非常迫切了。然而用鲧却没有治好，用禹却治好了，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一个掌握了道理，一个没有掌握道理罢了。水存在于天地之间，就如同气血运行于人的全身。人体之中，血气流行，没有多余，也没有不足。洪水还没有得到治理时，难道是水有多余吗？只是壅塞而失去了运行的道路，于是特别在地面上流行罢了。等到水已经得到治理，也不是水有所不足，而是疏导合乎道理，于是就在地下流行。孟子说：“智慧如果像禹治理水那样，就只是顺着水自然流行的地方去做，并不妄加干预。”又说：“禹治理水，是遵循水的规律。”禹治理水，难道是凭自己的智慧从中凿造出什么吗？也只是没有违犯水的本性罢了。洪水在地面上流行时，伯禹治理它，必定有开始的地方。那时水势浩大无边，河流平原连成一片，我不知道簸箕、锹铲的功夫从哪里施展。后世的人看见他的功绩无边，却找不到他的遗迹，想寻求其中的道理又不能得到，于是认为这是神圣之事，不是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便把它归入不可穷究的领域，荒诞的说法也因此流行起来。研究老子的人，甚至说水道中有一种所谓金丹的灵物，得到它并服食，就可以知道万物的名称，穷究河流源头的道理；还说禹曾经得到过它，确实把它当作可以防御雷电、役使鬼神的东西。不只是一般学者怀疑它，起初我对这些说法也曾经怀疑。于是我把所有关于《禹贡》的传文取来阅读，发现没有一篇不是认为禹施行治水功绩是从下游向上游进行，先治理冀州，接着是兖州、青州、徐州，最后是雍州。雍州土地最高，所以最后治理。这种说法，大概是按照《禹贡》叙述九州的次序来说的，我从来没有不讥笑它。上游是水的源头，下游是水的归宿。上游既然已经涨溢并蓄积起来，下游就会被淹没而没有剩余。如今治水却先从下游开始，绝没有这个道理。我本来就认为治水必定从上游开始，难道禹也能倒行逆施吗？于是我摒弃众家传说，拿出伯禹的书，重新按照九州次序观察、亲手推画，却仍然找不到其中的道理；又考察九州次序来寻求，还是找不到。于是退下来考察《导山》的文字，这才开始得到其中的道理。这样以后，我才相信自己所说的应当从上游开始，确实毫不怀疑。九州的区分，不是在治水工程刚开始时形成的，而是治水所用的簸箕、锹铲，必定先施用于水害尤其严重的地方。划分州界并不依据水流，治水也不受州界限制；不依据水流，所以荆州、梁州都涉及沱水、潜水。沱水、潜水，是长江、汉水的支流。不受州界限制，所以壶口必须记在梁州，岐山也必须记在梁州；壶口、岐山，是梁州、雍州的山。开头写梁州、岐山，可以看出上游一定先治理到沱水、潜水；也可以看出下游在后，事情的次序没有错。孔子说：“禹划分九州，沿着山势疏浚河道。”禹说：“我沿着山势砍伐树木。”疏浚河道、砍伐树木，必须沿着山势进行，因为要从上游开始。山难道可以疏导吗？所谓疏导山，只是疏导水罢了。因此，四列山脉，是从正阴一直到正阳，也就是由北向南。中原七条大水，从黄河直到长江，也同样由北向南。疏导汧水直到岐山，是黄河治水开始的地方；到王屋山，是济水开始治水的地方。渭水从鸟鼠山开始，洛水从熊耳山开始，淮水从桐柏山开始，这是阴列山脉。汉水从嶓冢山开始，长江从汶山开始，这是阳列山脉。谁说治水先后的次序看不出来呢？疏浚沟渠和小水道，使它们通向大河；疏通各条河流，使它们通向大海。难道是先治理下游吗？再考察一下，尧时洪水的灾害，严重的没有超过黄河、济水，较小的则以渭水、洛水为极限。黄河的灾害在冀州、兖州、雍州，济水的灾害在兖州、青州、徐州。因此治理黄河、济水，只治理它们附近的地方而不治理源头；洛水的治理止于豫州，渭水的治理止于雍州。所以渭水、洛水附属于黄河，不必另外费力；因为黄河一旦治理，渭水、洛水自然就会跟着治理。况且九州的土地并不是都受洪水之苦，还有受灾更严重的地方。淮水次于汉水，汉水次于长江，长江次于济水，这是大小的区别。淮水所淹及的是徐州，长江、汉水所淹及的是梁州、荆州、扬州。但黄河之害是冀州严重而雍州较轻，济水之害是徐州较轻而青州严重。至于长江、汉水，则荆州、扬州受灾尤其多。如今治理冀州却从雍州开始，那么治理青州就必定先于徐州，治理扬州、荆州就必定先于梁州。这就是所谓水的规律。正因为从上游向下游进行，所以扬州只写“敷浅原”一项，而兖州、青州、徐州没有山，事情的次序没有错误。至于九州的次序，那只是洪水已经平定以后，分别疆界，筑堤蓄住余水，开辟平陆、平土，确定赋税次序罢了。因此，九州次序从北向东，转到南方，然后折向西方，回到王都；而《禹贡》叙述九州的次序，则是在贡赋确定以后，评定功绩的轻重、长短，按照先难后易排列罢了。因此先写黄河、汉水，接着写长江、济水，最后写渭水、洛水。至于泾水，因为水小而附属于渭水；黑弱水又处于遥远荒僻之地，治理更加困难，所以把它列在黄河之首。这些都不是治水先后的次序。由此可知，《禹贡》一书实际上不是专为记载治水而作的，而是为了确定赋税，附带显示伯禹的功绩。九条河流的排列，并不是治水时的次序，而是史官排列难易次序的结果。因此，把《导山》列在九州之后，又把九川附在《导山》末尾，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我再私下考察，治水的功绩始于黄河，终于黄河；开始于雍州，终于雍州。徐州、兖州、梁州、荆州之间往来划定疆界，都不止一次。如今却说雍州土地最高，所以最后治理，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唉！禹疏通河渠，是顺着水势把水当作老师；神农从事农业，是顺着禾苗来教导人。鲧治水，只知道用土去压制水，却不能顺应水趋向低处的本性，于是堵塞水的泄道，反过来侵犯水势，激怒了洪水。所以只疏通了一条水道，下面五项都被废弃。上帝震怒，不把《洪范》九畴赐给他，最后把他处死。禹于是继承兴起，顺着水势疏导。九畴才被赐下。九畴是从自然规律中产生的，并不是人的力量和个人私智所能造成的。

译所以顺应它就吉利，违背它就凶险。既然如此，伯禹治理洪水，难道是凭自己的智慧强行开凿吗？只是没有违犯水的本性罢了。唉！自禹以来，只有商代都城在黄河以北，偶尔遭受水淹陷落；然而一遇到陷落就迁都，所以始终没有造成大害。春秋时期，山崩地震等灾变全都发生过，然而唯独没有遭受黄河水患，可见禹的功绩施于后世人们，是多么巨大。后世的水患，本来没有比伯禹时代更严重的；然而一条黄河的水患，直到今天仍未见能够治理，这是为什么呢？也只是舍弃顺势而行，反而效法违逆水势罢了。把堤防修得很高，却在堤上建造房屋，这有什么见识呢？又怎么知道鲧、禹所以能够成功的道理呢？那些以兴利为名的大臣，为什么竟至于残害百姓，和水争夺尺寸之地，以此满足水边小鬼的愿望呢？我论述治水的次序，是感叹禹的功绩，悲伤世人只知道开凿而不能理解禹的道理，所以再次叹息。炀帝以水上游乐为戏。隋炀帝昏昧轻浮，不修治政事，沉溺于游乐嬉戏。大业年间，他命学士杜宝常修撰《水饰图经》十五卷，刚刚完成，便在曲水设宴，召集群臣观看水上装饰。有神龟背负八卦从黄河出现，进献给伏羲；黄龙背负图从黄河出现，玄龟口衔符从洛水出现，大鲈鱼口衔箓从翠妫水出现，把它们授给黄帝。黄帝在玄扈举行仪式，凤凰降落在洛水岸边；红色甲壳的灵龟口衔书从洛水出现，授给仓颉。尧和舜等人一起坐船漂浮在黄河上，凤凰背负图，赤龙载着箓从黄河出现，授给尧。龙马出现在河水中，赤色文字从河中出现，授给舜。尧、舜在黄河洲渚观看，遇到五位老人来告诉他们帝王的天命。尧在汾水北岸见到四位贤人，舜在黄河岸边制陶。黄龙背负黄文符玺图从黄河出现，授给舜。舜与百官相互应和歌唱，鱼儿跃出水面，一个白面鱼身的长人捧着图从水中出来，授给禹。长人跳舞进入黄河，应龙用尾巴画地，疏导、决开水源，禹跟随它治理洪水。禹开凿龙门，疏通九河，渡过长江时黄龙背负船只，玄夷仓水使者于是带着《山海经》来到。随后又遇到两位神女；神泉之上，帝乙观看洛水，黄龙两次跃起，化为黑色玉带，上面有红色文字。周公辅佐成王，举行舜的礼仪，荣光遮蔽黄河，这类景象共有七十二种，于是用七十二艘船贮存，轮流进献以供娱乐。唉！名教之中，本来就有很多乐趣，何至于把圣贤当作游戏？不灭亡还等待什么呢？贡法并不是不好。这就是龙子所说的话吗！古代实行贡法，为什么不好呢？孟子说：“夏后氏实行五十亩田的贡法，商人实行七十亩田的助法，周人实行百亩田的彻法。贡法，就是百姓自己耕种自己的田地而缴纳赋税，每五十亩取其中五亩作为贡；助法，就是借用百姓的劳力耕种公田，每七十亩取其中七亩作为助；至于彻法，就是公田、私田合并计算，每百亩取十亩。贡，就是献；助，就是借；至于彻，只是全部取用罢了。先王的制度，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贡法为什么不好呢？”从前先王规定百姓的产业，难道本来就想规定这些数字吗？只是不得已罢了。五十亩而实行贡法，这是伯禹同百姓约定的制度，不能再增加，大概只能有所减少。如今却说每年考核田亩数，把它作为固定制度，难道是先王的意思吗？推究禹的法令，何尝不是以当时的情况为根本呢？只是后代的人不能通达其适宜之处，反而用削减田亩的办法改变它，所以才产生弊病。怎么可以因此议论禹的法令不好呢？如今看见战国贡法的弊病，就拿它来责怪禹，这是什么道理？年成好时多取一些，还说不算暴虐，难道是君子的话吗？夏代谚语说：“我们的王不出游，我们凭什么休息？我们的王不巡游，我们凭什么得到帮助？”由此可知，夏代虽然说确定了贡法，大概也辅以补助百姓的政策。为什么偏偏到了周代才也实行助法呢？黄帝时代，八家组成一井，因此取十家收益中的一份作为公田。公田实行助法，已经很久了。为什么偏偏说夏代才实行助法呢？三代向百姓征取赋税，名称虽然不同，但都按十分之一征取，起初并没有改变。十分之一，是仁义的政治，是三代共同实行的原则。超过这个数，就比尧、禹更苛重而接近桀，会损害百姓，属于不仁；少于这个数，就比尧、禹更轻而接近貊，无法供养君上，属于不义。这些都不是三代所实行的中正原则。只是贡法有后世使用不善的弊病，禹不能在弊病尚未形成以前预先改变它；助法虽然有长久可行的优点，却也不能专门用于已经实行贡法之后。这样看来，周代兼用贡法、助法，又用彻法来征取，只是时代更替、事情不同罢了。解释者因此说，周王畿以内使用贡法，按年成上下确定制度，不设公田；王畿以外使用助法，设置公田而不向百姓征税，凭借百姓剩余的劳力耕治野地。《诗经》说：“降雨给我们的公田。”《周礼》又说遂人兴办耡田，里宰按时把民众编成耦耕队，旅师收集郊野的耡粟，所以耡就是助法。只有助法设有公田，这就是周代实行助法的情况。命令各地贡赋由司徒按照土地等级均衡，地贡由土均掌管，闾师负责农人耕作之事，征收九谷；司稼巡视田野，依据年成好坏确定征收办法，这就是周代实行贡法的情况。只是按田亩征税而使用赋法，那么助法被废弃已经很久了。这就是孟子特意引用《诗经》来说明助法，却不谈贡法的原因；他确实知道当时的贡法不好，想让滕侯实行助法。郊野实行九分取一的助法，国都之中实行十分取一的赋法；这样看来，王畿内外的制度又不同了。即便如此，二者都是十分之一；“九一”是从井田制度来说的，“什一”是从借民力耕公田来说的。自从郑玄解释匠人以来，认为通常都是十分之一为正数，然而孔颖达等人却说助法是九份取一份，贡法是十份取一份；这样一来，助法取取得更多，贡法取取得更少，难道是孟子的本意吗？不过，夏、商、周三代授田的原则相同而数目不同，是因为伯禹时代洪水造成的洼地灾害尚未远去，九州的土地本来有些已经显露出来却还未开垦，有些已经开垦却还未治理好。人的劳力还不足以完全开发土地的利益，可耕地还少，所以每户授田五十亩。经过夏、商到周，人力逐渐增加，疆土也更加开辟，所以商代每户七十亩，周代每户一百亩。《诗经》说：“看那终南山，禹曾治理它；原野高低平整，曾孙来耕种；划定疆界，整治田理，田亩向南向东排列。”由此可知，夏代的制度简略，周代的制度完备。皇氏、刘氏却说夏代百姓多，所以每户五十亩；

译商代百姓少，所以每户七十亩；周代百姓更少，所以每户一百亩。熊氏则说，夏代政治宽缓，所以每个成年男子的土地征税一半；商代政治稍急，于是征税七成；到周代政事极其繁密，所以全部征税。贾公彦又拿六遂的上地和司徒四等土地制度来说明，说夏代贡法依据一易之地，每户二百亩，其中甸一百亩、莱一百亩，所以二百亩征税一百亩，就是五十亩取贡；商代助法依据六遂的上地，甸一百亩、莱五十亩，所以一百五十亩征税一百亩，就是七十亩实行助法；周代彻法依据不易之地，一百亩全部征税。这样一来，古代百姓总是多，后世百姓越来越少；古代税赋总是轻，后世税赋越来越重；古代土地全是一易之地，后世土地全是不易之地，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他们又哪里知道三易之地周王室全都拥有，而六遂的土地制度与司徒的法令已经不同呢？不易之地，每户一百亩，就是遂人的上地、田一百亩；一易之地，每户二百亩，就是遂人的中地、田一百亩加莱地一百亩；再易之地，每户三百亩，就是遂人的下地、田一百亩而莱地为两倍。为什么周代土地治理得越好，反而有更多下地，而夏、商时代却没有呢？况且遂人的上地还加莱地五十亩，这已经与他们的说法不同；他们反复论说却没有依据，于是又改说司徒主管近郊，遂人主管野外。可他们连六遂加莱、司徒三易土地高下的制度都不了解，怎么能据此议论三代的贡法、助法呢？夏代依据一易之地，本来就有上地；商代依据上地，难道没有一易之田吗？既然说都是十分之一，而《载师》又说二十取一，若二十取三，与十二取一不同，那是《载师》的征法；它只是向有地的主人征取，并不是向井田、牧地中的百姓征取。唉！闾师、司稼所掌的是贡法，不是助法。巡视野外察看庄稼，按年成好坏制定征收办法，于是每年照常征收，难道是夏后氏的法令吗？孟子这些话，大概只是为了挽救战国时期一时暴取的弊病。如今九州的贡赋，已经有每年固定的常规；至于某些年份歉收、边境出现特殊情况，又另行征收赋税，随时势制定变化，灾年难道有取足额赋税的道理吗？只是后世使用不善，只知道每年都按常规征取，而不知道在特殊时期另行安排，这就是它成为弊病、不能完备的原因吗？从前太宗皇帝平定河东以后，制定和籴法。当时米每斗十钱，草每束八钱，百姓乐意同官府交易。后来物价上涨，收购价格却不改变，于是成了河东长期的祸患。如果说河东和籴成为弊政，可以；如果说太宗皇帝制定和籴法本身不好，就不可以。禹的贡法，说后世使用不善，可以；说禹的法令本身不好，就不可以。如今逐渐染上战国贡法的弊病，却用它来议论禹的法令，就像看惯了无盐的臼头洼眼之状，便据此评论南威、西子，说她们未必是天下最美的女子一样。我所以说：这就是龙子所说的古代贡法吗？贡法为什么不好呢？辨析涂山与伯益。古往今来的事情，学士们的说法十有九错。伯禹娶涂山氏而立家，这件事记载于巴渝；又在陆浑建立祠庙，在涂山会盟并在钟离树立碑碣，又在巴渝设置表记。伯益先于禹去世，却说他在箕山之北避让启位，请让我分条说明。陆浑就是三涂山，旧《盟会图》说涂山在亳州，并非涂山国，这是错误。苏鹗在演义中辨析涂山有四处：一在会稽，一在渝州，一在濠州，都设置过禹庙；第四处是文字音义所说的嵞山，即古代国家涂山，是禹娶妻的地方；但把宣州的当涂认作涂山，更是错误。巴东县的涂山就是巫山，因为它靠近长江和禹出生之地，更不对，详见《纪》《注》。禹二十岁时侍奉舜，舜命令他继承鲧治理洪水，大约八年以后洪水才平定。洪水平定以后才开辟九州，所以《夏书》说：“经过十三年才使九州统一。”所谓“超过壮年”，大概还要再过几年。禹开始划分九州时，实际先治理冀州、兖州；冀州、兖州治理好以后，才开辟青州、徐州、扬州。禹三十岁在涂山娶妻，按年龄推算，正当他急于治理徐州、扬州之后，所以结婚四天就急忙赶去办理政事；因此，他娶妻的涂山，明确是寿春的涂山。舜接受禅让时，禹才十多岁；又过了二十多年才娶妻，所以吕不韦说三十岁娶于涂山。禹任职不在舜开始摄政时，也不接近鲧被处死的日子；他离鲧被处死已经很远，十岁并不是能够治理洪水的年龄。孔颖达又说舜摄政时九州已经治理完毕，更加疏略荒诞。过去吴国攻打越国，毁坏会稽山，得到一块可以装满一辆车的骨头，使者把这件事告诉孔子，孔子认为是防风氏的骨头。禹在会稽召集群神，所诛杀的防风氏，地点是会稽的栋山。一种说法是，涂山就是会稽山，因此《左传》又说：“禹在涂山会见诸侯；防风氏守卫封山、禺山之间。”涂山的会盟距离最近却最后到达，到了这里帝王才诛杀他，那么这里的涂山明确就是会稽的涂山。地名更改最为混乱。如今宜州南陵的东南有旧当涂城和禹墟，记载都把当涂山之国作为应有之地，认为禹娶的是涂山侯国。考察今天的当涂，是太康二年设置的于湖县；成帝时，因为江北当涂的流民住在于湖，侨置当涂县，隶属淮南。晋代州郡志说，愍怀之乱时，琅邪王濬出镇扬州，渡江到南方，在金陵占卜建都；大业、衣冠、礼乐、郡邑的名称都随渡江迁自北地。当涂迁到江南，始于东晋。封山、禺山都在湖州武康。尧的臣子中，只有彭祖、皋陶、伯益最为长寿。皋陶活了一百零六岁，伯益超过二百岁。然而按年龄计算，他们也都在禹之前去世了，哪里有所谓避让启位的事呢？皋陶在高辛氏末年已经任职，侍奉唐尧、虞舜；等到禹接受禅让时，他跟随禹避让，那么当时已经一百六七十岁。伯益是高阳氏之子，他的侄子黎，等到侍奉其父时，高阳氏已经去世，伯益至少四十岁。经历高辛、唐、虞三代，共二百二十年；如果伯益活到二百六十岁，才赶得上禹接受禅让。况且考察《尚书》，哪里曾有禹让位给伯益七年的事情？只是皋陶在禹接受天命之初曾经出现，却没有活到禹去世，所以《皋陶谟》的序说：“谋划明晰，辅弼协调。”意思是他提出谋略时明达，担任辅佐时协调。由此可见，他的德行只达到辅佐的程度，而禹最终没有把帝位让给他。这是孟子的错误。凡是这类事情，书写起来就多得写不完，辨析起来又有些不足以辨析；姑且举出同类问题触类旁通地加以说明，也可以由此推知其他三类。

译《小弁》序。《小弁》这首诗，是讽刺周幽王的。考察《毛诗序》，则说是太子的师傅所作。然而考察孟子，他却认为这是人子最大的怨恨，为什么呢？既然说是人子有怨，那么这首诗就不能是太子师傅所作，而且《诗序》也不是出自孟子以前了。难道孟子的话有可能是错误的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子女对父母，只是想按自己的真实感情去对待罢了。对自己的父母却不能表达真实感情，所以有时会产生怨恨。所谓怨，是为了表达对父母亲爱的感情罢了。如果是他的师傅所作，那就是陈述义理来表达他的感情；高子即使固执，难道能把它当作怨恨吗？怨恨产生时，就像烟气刚刚郁积；如果没有办法疏解，心志就不能自行表现出来，便会成为沟渠中的污水。所以必须有办法疏解，并且合乎义理，这也是圣人所允许的。只有不合乎义理、不能得到真实感情的表达，高子才把它称为小人。孟子说：父母的过错很大，子女不能不怨。这样看来，这首诗是因为人子的心中有所郁结而作，已经很清楚了。假如是他的师傅替他作的，他的怨恨怎么能更加深重呢？况且《凯风》也不是某个人特意创作的。有人说：如果这样，那么《诗序》所说的两首诗难道都错了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小弁》是人子作诗，而《诗序》是圣人所作。所谓“刺幽”，它的意义已经包括完整了；可是解释者认为说子女怨恨父亲，不可以作为教训，所以才把作者托称为太子的师傅罢了。即使如此，中山胜、赵台卿都说是伯奇所作。刘更生甚至认为伯奇是王国的太子，说他的继母想立自己的儿子伯封，于是在王面前诬陷伯奇，王因此相信了她。难道真是这样吗？周幽王宠爱申后和伯服，将要废掉太子宜臼并杀死他，所以太子作了这首诗，哪里还会牵涉伯奇呢？伯奇是尹吉甫的儿子。吉甫听信后妻的诉说，伯奇被黜退，事情本来相似，却不是同一件事，不能据此立论。曹植《恶鸟论》说：吉甫听信后妻的谗言，想杀伯奇；他的弟弟伯封寻找伯奇却找不到，于是作了《黍离》诗。民间又说，吉甫后来醒悟，游行田野，看见伯奇变成伯劳鸟，于是体察他妻子的说法；这些当然不可信。然而《韩诗》也认为《黍离》是伯封所作。那么伯封作《黍离》中的“民莫不谷，我独于罹”，难道是他师傅的话吗？“踧踧周道，鞠为茂草”，难道是伯奇的话吗？

译夏代户口。户口的增加或减少，不一定就是国家盛衰的标志。然而过去观察国家的人，必定把人口多寡作为贫富的依据；评论宰相的人，也把近郊户口多少作为优劣的依据。国家治理或混乱的迹象，从这里也能看出来。养育百姓，是君主和宰相的职责。因此先王把天下看作一家，减省刑罚和徭役，减轻赋税，用尽一切办法安抚、保护、保存百姓，把他们看作初生婴儿，唯恐人口不能繁衍。周成王时，司徒用保息之法爱护养育万民，年终登记户籍，周王便拜受户籍册。乡官考核比较，登记的事情尤其详细。所以成王时，人口增长到一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七十三。幽王、厉王之乱，百姓凋敝；到庄王十三年，五千里以内已经不是天子能够控制的地方。从公侯直到百姓，只剩一千一百八十四万一千九百二十三人，而诸侯各国仍有一千二百户。这是桓公二年的情况。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战争连绵，百姓无法安生，所以诗中说：“早知我会这样，不如不出生。百姓大概已经把自身看成负累了。”接着又说：“我自身尚且不能保全，哪有空闲顾及我的后代？”这样看来，又怎么能指望人口繁衍呢？从这以后，战国时代纵横争战，百姓任人宰割。秦国修筑长城，动用四十多万人；修建阿房宫、骊山陵墓，动用七十多万人。伊阙之战失败，斩首二十四万人；长平之战，死者也有四十多万人。至于十万人、几万人，或者五万、七万人，更是无法全部记载。然而七国戍守所用的兵力，仍有五百多万人。秦、项残暴凶狠，杀人没有限度。汉初平城之战，军队才号称三十万，而以万为单位计算的人口，只超过二百万人。到孝文帝时，经过六十年休养生息，烟火遍布万里。不幸武帝穷奢极欲、滥用武力，晚年天下人口和财力损耗过半。所谓代替天地治理百姓的人，难道本来就应该这样吗？自魏代直到北周，人口有时分离、有时合并，大概不足以相比。北齐高氏设置校籍官，登记户数为三百零三万二千五百二十八。隋氏平定陈国时，户数只有四百万。这是三百九十九万九千六百零四，即后周的户数。大业二年，户数达到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炀帝继承这一人口基础，却放纵荒淫，首先营建洛邑，每月征发丁夫二百万人；开凿导洛入淮的水道，引沁水沟通黄河，又修筑长城，动员人数大多超过百万。成年男子不足，便用妇女充数，死亡过半，甚至超过这个数。大业末年，竟达到十室九空，个人死亡，国家也衰亡。《北史》说：大业元年，征发河南各郡男女七百万人，开通济渠，从西苑引谷水、洛水到黄河；又从汶水引黄河通到淮水。唐氏继承隋朝，贞观末年，户数仍不到三百万。到天宝末年，唐朝兴起一百四十年，而人口户数仅仅和隋朝相当。乾元三年，户数为三百一十万四千七百二十六。当时一百九十六州中，纳税户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三十四，不纳税户一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肃宗即位后核对户籍，安禄山一场叛乱使户数损失五百多万。五年之间，三份中又失去了两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只是内有一个杨太真，外有一个李林甫罢了。成事困难，败事容易，真令人悲伤。《通典》说，天宝十四年户数总共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唐志》说，开元二十八年户数也只有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只有《资治通鉴》说，天宝初年天下上报户数九百零六万九千一百三十四，人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这两部书的说法不知哪一个可见依据。然而宋仁宗皇帝时三司上报的材料，也记载唐代户数为九百六十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大概是有根据的。乾元三年核算天宝年间减少的户数为五百八十八万三千五百八十四，减少的人口为三千五百九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三。当时即使河朔地区强悍割据、户籍没有登记在册，平定后重新登记的人口即使有一半，也已经损失了一半。用这个数字核对，《通典》的记载较为真实，只少七百户。然而《唐志》说天宝户数减少五百九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四，又少了十万户。由此可知，历代统计户口，多半都只是大略数字。永徽年间，天下增加的户数很多，皇帝多次向户部询问高履行。隋、唐两代户数，因上报大业时有八百多万户，如今只有三百多万户。到开元年间发生大蝗灾，户口逃散，才采用宇文融检括、招集流民的办法，勉强得到八十多万户。从此以后，各州县大多相互虚报增加户数。代宗时，户部登记的户数最多二百九十多万，人口稍稍恢复、生息，达到一千六百多万。到元和初年，各方镇合计户数才一百四十四万。宪宗却不加以体恤，频繁用兵并搜刮财物；闽越之地甚至按财产多少计算来养育百姓，百姓受逼迫而饥饿，往往互相残食。唉！百姓的生存，在肃宗、代宗、德宗、宪宗之间，真可以说极其不幸了。郭子仪先请求停止战争，独孤及后来请求让疲惫的百姓休养，却几乎没有人听从。人口的减少，全都是由于横征暴敛。李勃常常这样进言，但宪宗仍然没有省察。当时的百姓即使想像草木一样，在天地之间自生自死，也办不到。有人说：“有兴盛就必然有衰败，有成就就必然有毁坏。”这也是天地运行的规律：汉代有文帝、景帝，后来继之以武帝；隋代有高祖，后来继之以炀帝；唐代有明皇，后来继之以禄儿。盈满到了极点就会亏损，本来不是人力所能遏止的。因此胡寅认为，博古的人说，自古人君养育百姓，达到千万户、尸口便停止；他说三代的情况没有见到，三代以后两汉以下，确实没有超过这个数的。为什么偏偏不考察这件事，反而不知道呢？

译汉元始年间，户数达到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一十二户【元始二年人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永寿三年也达到一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户【人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世纪》记元始年间户一千二百二十三万，永寿年间户一千六百七万零九百六】。我大宋宝元元年，户数为一千一十一万四千二百九十七【《编年》作一千三百一十万，《宝训》作一千一十万四千二百九十】；庆历二年竟达到一千三百三十万七千六百四十户【嘉祐三年为一千八十二万五千五百八十户；见《长编》，六年增加三十六万五千五百九户，其中主户七百二十万九千五百八十一，客户三百八十八万一千五百三十一；八年达到一千二百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一十户，丁二千六百四十二万一千六百五十一】；熙宁十年达到一千四百二十四万五千二百七十户【吕祖谦所记数字】；元丰二年为一千三百九十万户【见曾巩《太祖皇帝总序》】。为什么偏偏没有见到这种情况呢？【仁宗皇帝曾读真宗《正说养民篇》，看到历代户口增减的数字，回头询问侍臣，遍问天下民籍，却没有人能够回答，于是下诏命三司、编修院查阅前汉以来的户口数字，进呈朝廷。国家起初承接五代衰败残破的局面，太祖皇帝初年有州一百一十一、县六百三十八，户仅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末年有州二百九十七、县一千八十六，户三百九万五百零四。到了章圣天禧年间，户数已经达到八百六十七万七千六百七十七，安养百姓的成效竟如此显著。建隆元年，吏部核取各道现有的官户口数，以户口增减作为州县升降的依据，不久便停止了】汉代长吏以户数最多作为考课标准，所以州县很少有人逃亡，摊派逃户、隐瞒户口的弊病也很多；许多客户被冒充为主户，仿佛户数有所增加。因此伏无忌记载，每位皇帝即位时，都要统计户口和垦田的大数，以显示其增减。皇帝以后又不再考察这些数字，大概就是因为只掌握了大略。孝平帝以来，王莽接着兴起，人口尚存的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二三。孝桓帝以后，黄巾、董卓等相继而起，人口仅存十分之一二了。百姓啊，百姓啊，难道不是几乎要没有活人了吗！我曾私下对此作过概括：唐尧、虞舜、夏禹时期，太平兴盛了三百年；而从商汤到盘庚也将近二百年。能够保全民众的君主世代出现，本来不是后世那些平庸、短促的时代可以相比的。当时的户籍，难道只有千万吗？然而考察史传，禹治平洪水以后，人口才一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即使说尧代水土刚刚平治，民户尚未繁息，但涂山会盟时，带着贽礼来朝的有万国；如果不包括侯伯诸国，怎么会有仅仅一千人口便能立国的呢？人民和财用存在于天地之间，也如同血气周遍于人的一身，难道会有多余或不足吗？隋朝平定陈国后，不到三年户数就增加了五百万；即使说当时太平而人口繁息，又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达到这种程度？这应当是文帝喜好办理吏事，郡县竭力核查统计，所到之处虽然能够骤然造成富强，但大业年间的动乱已经使这一切瓦解，无法恢复。因此朝廷虽然极其富裕，郡县却已经极其贫困；兵籍虽然极其繁多，民力却已经困乏。百姓的膏血今天已经耗尽，明天的兵源也将枯竭【魏太和年间，百姓苦于户调，以至于互相隐瞒冒充，三五十家合为一户。杨炎清查隐漏户口，动辄查出田地四百万，而百姓因此更加困苦。开元年间，宇文融检括隐匿户口和多余田地，一年之内收得八百万亩，而百姓的生计力量也耗尽了。户口考课怎么能被当作实际情况来看待呢】如果古代先王能与百姓共同谋求生计，而后世不能这样做，那么听任百姓自行谋生，也就够了。可是后世又不断加重剥削和征发，百姓痛恨搜刮，只要不陷于贫贱、溃败就不会停止。正因为没有谋生之路，百姓才在濒临灭亡、衰败断绝之际，轻易地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他们痛恨上层统治者，已经没有像先王末世那样依依不舍、心中不忍的感情，这难道只是百姓的罪过吗？从前赵简子修筑保障，尹铎减少户数，使百姓宽松；后来韩、魏发生动乱，襄子唯独得以免祸，那么先前宽待百姓，正是襄子有朝一日得以归附民众的原因。百姓有什么罪呢？虞、夏的百姓，既得到充分养育，又受到周全教化，没有瘟疫和战争的灾祸，父子祖孙相继十几代，成为太平时代的百姓；能够代替天地履行职责，这才可以说没有愧对天地。所以说：保全民众就能称王；如果不能保全臣民，又凭什么保有王位呢？关龙逢【关于桀、纣的事，很多都超过了事实】凡是发生在千百年以前的事情，如果不幸不知道详情，就应当存疑，把疑问传下去，怎么能妄自作说呢？关龙逢，是夏桀的大夫。他当时的死，在君臣之间必定有曲折，只是后世无法听闻罢了。然而作说的人一定跟着加以夸大，这些说法可信吗？我曾私下考求此事，关龙逢入朝进谏，难道真会说出极端诋毁桀的言辞吗？君臣上下交往，其中也可能有离间之言。他在《竹书》中，起初被说成是进谏瑶台；《新序》则说是进谏酒池。但无论如何都是进谏。至于他的死，韩非说桀伤害了他的四肢，刘向却说桀把他拘禁起来，事情就有疑问了。到了符子，又说他是走上炮烙之刑，到底哪一种可信呢？那种说法是：桀在瑶台观看炮烙刑，回头对龙逢说：“快乐吗？”龙逢说：“快乐。”桀说：“观看刑罚却感到快乐，为什么没有恻隐之心？”龙逢回答：“刑罚本来很痛苦，但天下人都以此为苦，而君王却以此为乐，这是君王的心意。臣是您的股肱之臣，哪有心里高兴而股肱却不高兴的呢？”桀说：“听你的进谏，如果能使我有所攻取，就听从；如果不能，就治你的罪。”龙逢说：“看您的处境，就像头顶着危石、脚踏着春冰；从来没有头顶危石而不被压倒、脚踏春冰而不陷下去的人。”

译桀说：“你知道我将亡，却不知道自己也将亡，请你走上炮烙刑，让我看着你灭亡，以此知道我不会灭亡。”龙逢于是歌唱道：“休息吧，造化之神，使我因出生而劳苦，又使我在炮烙上得到休息吧。”于是便走上炮烙刑。到了汲冢出土的张华所著之书，又改说他是进谏长夜之宫，并且劝说桀必然灭亡。桀说：“我拥有百姓，就像天拥有太阳一样；太阳灭亡，我才会灭亡。”桀认为这是妖言，于是杀了他。至于“头顶危石、脚踏春冰”的说法，言语本来就不合伦次，难道真是关龙逢说的，炮烙之事也真发生过吗？考察典籍，这些行为听说是纣所做的，却没有听说是桀所做的。大体上，书籍和传说所记桀、纣的事情，多半是互相模仿编造的。例如《世纪》等书所说的倒拖九牛、手抚房梁而更换柱子、用钩伸索、徒手握铁而使沸汤流动、倾覆宫室瑶室，以及琼台三里、金柱三千、车行酒、骑行炙、酒池糟丘、脯林肉圃、宫中九市、三千人牛饮、山丘鸣响鬼神哭泣、山行石泣、两日并出、以人喂兽、六月到西山打猎、以一百二十日作为一夜等事情。纣如果真是这样，却说桀也这样，难道二人会完全相同吗【《外纪》采用了这些说法】王充说：“既然能牛饮，就必然还会像虎一样吃人了。” 如果酒池在庭院中央，就不能称为长夜宫；如果车辆在运送酒，就不是酒池；如果骑马的人在运送烤肉，就不是肉林。大概只是把酒倾倒在地上，四面流淌得像池子；把肉挂在树林中，任人取食，人在其中嬉戏奔走，所以说“裸逐”，意思只是没有节制罢了。从前周公告诫康叔，说纣使用酒，务求把享乐做到极致。并没有这些说法；即使真能用钩、伸索倒拖九牛，这也不过是力气罢了，和亡国有什么关系，怎么会成为极端罪恶呢？吞珠欺骗官吏是一件事，韩非说是伍员所为，《国事》却说是张丑所为；弓影致病是一件事，《风俗通》说是杜宣，《晋史》说是乐广的门客；抱瓮灌田是一件事，《庄子》说是汉阴丈人，《说苑》说是卫国的五位丈夫；旅舍中的人劝太公回到自己的国家，《说苑》说是郑桓公寒冷而制作▯，韩康伯的说法则是张芜教诲一位长者；太史公说汉宣帝时的渤海太守，褚先生却说是汉武帝时的北海太守；感化不孝子，《仇览传》说是陈元时的蒲亭长，《谢丞书》说是羊元时的阳遂亭长；挑土偶讥讽的故事，《战国策》说是苏秦对李兑，《史记》说是苏代对孟尝君；身体卧在石上、以为有熊渠、养由基的故事，后来又有李广的异说；献长生药，有荆王、燕王、汉武帝不同的说法；献空笼，也有淳于髡、蔡无泽不同的说法。流传辗转而越来越荒诞，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作为确实记载了【《新序》说楚国熊渠看见卧石，以为是虎，射箭射入石中；《韩诗》也说箭镞没入金石；《吕氏春秋》《论衡》则说养由基看见卧石，以为是犀牛，射箭射入石中；《汉书》《西京杂记》则说是李广；鲍照古诗注又说是景公制作弓，射石而箭镞饮羽。又《战国策》说有人把不死药献给荆王，中射之士夺来吃掉，荆王想杀他，他回答说：“如果杀了我，这就是死药了。”于是荆王没有杀他。《汉武内传》则说是东方朔，汉武帝想杀他，东方朔如此回答，等等。《类说》又说有人把不死药献给燕王，人已经死了，燕王还在寻找那药。○国事：蔡无泽向齐国献天鹅，途中把它弄丢了，便献上空笼，齐君仍厚待他；另一说认为这是淳于髡对楚王的故事】至于野史、小说和稗官所记的故事，这类尤其繁多。例如《广异记》《玄怪录》都有妻子投果的故事【《广异记》说开元年间张、李二人同学道术，李某厌倦后离去，后来做到大理官，拜访张某，张某设宴款待他；李某的妻子手持筝不敢说话，只投给他林檎，直到他离去仍在手中。《玄怪录》则说王恭伯拜访裴湛，看见他的妻子手持筝，投给他朱李】《逸史》《仙传拾遗》都有箜篌作为婚姻媒介的故事【《逸史》说是卢、李二位书生，《仙传拾遗》说崔宇经过薛肇家，箜篌上书写“天际识归舟”两句，二书相同】；《集异记》说韦侍御在华山遇到老翁，被引去拜见诸位祖姑和阿婆等，这其实是《逸史》中杨越公六代孙的故事。至于烂柯、流红、宫女等故事，各种说法也不一致。大体说来，文人说客喜欢相互仿造编撰，以取悦世俗；他们整天吃饱饭而不用心思考，只是描摹前人、仿效古事，甘愿跟在别人后面，却不以荒诞为患【烂柯的故事，《述异记》说王质进入信都石室山，遇见童子下棋；《东阳》等书则说他们弹琴唱歌；《异苑》《广异记》等书又说有人进山，看见两位老人玩樗蒲，便拄着鞭子观看，不一会儿鞭子腐烂、马鞍朽坏。○流红的故事，《云溪友议》和《本事诗》说是卢渥看见的，《张子京记》则说是于祐；《北梦琐言》则说是李茵遇鬼；《云芳子》伪托宫嫔的故事和宫女坟，在《丽情集》中却说是姚王京；《南史》说是王整的女儿、卫敬瑜的妻子。说到桀、纣的事情，也不过是这一类罢了。从前祖伊刚开始责备纣时，只说他淫逸嬉戏、自取灭亡而已。等到周武王列举他的罪状，又说他斩杀涉水而来的人、剖开贤人的身体、炙烤忠臣、剖取孕妇腹中的胎儿，这已经十分过分了。史传又有把人剁成肉酱、制成肉干的文字，《六韬》更编出剖心等三十七条罪行。因此子贡说：“纣的无道，并没有严重到这样的程度【《史记》说纣把九侯剁成肉酱，把鄂侯制成肉干；《明堂位》说把鬼侯制成肉干来享祀诸侯；《吕氏春秋》也说杀梅伯，将其剁成肉酱，杀鬼侯，将其制成肉干，在宗庙中用来礼待诸侯。鬼侯就是九侯。但《淮南子》说剁成肉酱的是九侯的女儿，肢解梅伯的是另一人；《春秋繁露》说纣活活烧人，闻其焦臭，剖开孕妇腹部观看胎儿，杀梅伯剁成肉酱，处死鬼侯的女儿，取出她的玉璧，这样看来就不是杀鬼侯本人。《外纪》说九侯把女儿送给纣，女儿不喜欢淫乱，纣杀了她，于是把九侯剁成肉酱；鄂侯争辩，也一并被制成肉干。这些大概出自《世纪》，哪里能完全相信】我曾说过：“赞扬善行不要超过事实，抑制恶行也不要过分粉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章〕

译赞扬善行而超过事实，人们就不会相信；抑制恶行而过分粉饰，人们就不会引以为戒。夏桀的罪恶，如贪财、亲近巧言谄媚之人、杀害进谏者、宠幸嬉游之徒，其中任何一件都足以使他灭亡。说这些的人又何必过分编造，使后人反而不能引以为戒呢？汲冢古文册书说：“桀修饰倾宫，筑起瑶台，建造琼室，设置玉门。”但《淮南子》二子却说：“建造象牙长廊，设置玉床。”甚至说当时至高的德行隐没而不显扬，帝王之道被遮蔽而不能兴盛，树木枯槁并且裂开，容台摇动而倾覆，群犬嚎叫着投入深渊，野猪堵塞草席而占据低洼处，美人披头散发、面目涂黑而无人容纳，发出曼声，烧着蜃炭，宫门深闭而不歌唱；飞鸟折断翅膀，走兽不能迈步；山上没有高大的树干，泽中没有低洼的水；田里没有一株站立的禾苗，道路上没有莎草和萍草；堆积的金子折断棱角，成串的玉璧失去纹理。这难道不是过分夸张的说法吗【《老子》说：“世道将要灭亡时，君主昏暗而不明，道废弃而不实行，德行隐没而不显扬，做事违背上天，发布命令违逆四时；春秋缩减其和气，天地除去其德，大夫隐退而不进言，群臣推举异说而破坏常道，邪人谄媚而暗中谋划，骨肉疏远而不亲附；田里没有一株站立的禾苗，道路上没有缓步而行的人；堆积的金子折断棱角，成串的玉璧没有多余；龟甲没有腹部，蓍草占筮说：‘施行如此如此。’”大概后来的说法就是由此铺衍出来的】韩婴《诗传》更说：“糟丘高得可以望见十里。”《管子》记载说：“女乐三万人，早晨在端门喧闹，三条大街都能听见。”众多说法相互混杂，大概是认为：“若不是这样，就不足以称为桀。”这只会使后世平庸的君主和乖僻的统治者做出更多不义之事；他们听到进谏便拒绝，还说：“我的罪过还没有达到桀的程度。”这难道不是失去本意了吗？凡是谈论桀、纣事迹的说法，我不敢全都相信。《伐桀升陑辨》道路有两条，不过是仁与不仁罢了。商汤取得天下，是因为仁；夏桀失去天下，是因为不仁。心存仁德，难道会贪图其中的利益吗？只是顺应上天、顺应民心，不得已而已。孔子编次《汤誓》说：“伊尹辅佐商汤讨伐夏桀，从陑登上，随后在鸣条之野与桀交战。”夏桀的都城在安邑，商汤的都城在亳。亳在安邑以东，而鸣条在安邑以西。陑又在鸣条以西南、黄河河曲以南。它距离亳和安邑都很远。商汤发动讨伐，却不从东方的道路直捣安邑，反而从下游向上到达陑，再转而向下奔赴鸣条，这是为什么呢？这正是仁人的军队。军队本来一定要兼程赶路、加倍行军，如今却不是这样，反而迂回遥远，军粮从陑运出，大概是要向桀的军队显示行动，使他们知道有所防备罢了。因此桀得以出兵，在鸣条之野迎战，事情就很清楚了。唉！讨伐别人的国家，竟然也有仁义，我从“升陑”这件事看到了这一点。可是孔安国却认为，登上陑道是为了出其不意地袭击桀。仁人的军队难道会出其不意地袭击别人吗？顺应天意和民心，尚且还带有惭愧之德；出其不意地袭击别人，又怎么能称为汤呢？况且既然说是出其不意，为什么还故意加倍行军、延缓日期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一定是因为这个缘故。突袭并不是用兵的正道，九伐之法中也没有这种做法。《春秋》记载“袭”字，只是特意用来表明作为君主的人却做了盗贼之事罢了。齐国的技击之士，不能与魏国的武卒交锋；魏国的武卒，不能抵挡秦国的锐士；秦国的锐士，不能抗衡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节制之师；齐桓公、晋文公的节制之师，本来又不能与商汤、周武王那种以仁义为节制的军队相对抗。既然连一般用兵都不应当采用欺诈诡谲的手段，何况是仁义之师呢？刘子政说：“商汤想讨伐夏桀，伊尹请求停止向桀进贡，以观察他的动静。桀发怒，召集九夷的军队，九夷的军队全都到了。伊尹说：‘还不可以。’第二年又停止进贡，桀再次召集九夷，九夷已经不再响应了。于是商汤才兴兵讨伐桀。”仁人的军队，什么时候不是凭借正道行事呢？可是有人还说：“用兵采用诡诈之道，有险要可以据守，如果对方不知道依靠我方就能占据它，那就占据它；有隙可乘，如果对方不知道防备我方就能乘隙进攻，那就乘隙进攻。”用兵的原则，只在于求得胜利罢了，其他都不必计较。因此古代讨伐别国，不必先询问是否是仁人；上天授予的机会如果不取，反而会遭受它的责罚。正当上天所赞助的时候，李靖能够顺势利用它，于是击破吐浑；宋襄公不能乘此机会，只是徒然拘守那一点小小的仁义，果然在▯战败。汤从陑出兵，大概就是出于这个原因；这样看来也还是错误的。李靖说：“正兵由君主掌握，奇兵则由将领掌握。”晋朝羊叔子致力于修养德行、建立信义，以此怀柔吴人；每当双方交战，必定预先约定日期。作战时不进行掩袭，陆抗驻守边境，往来行人也不曾断绝。陆抗常告诫边防守军说：“他们专门施行德义，我们专门施行暴力；这样不用交战，他们自然就会服从。何况是汤、武那样的军队呢？”诡诈之道，是兵家所使用的。遇到危急而赴援，是为了弥补来不及准备的情况，这也是将领家的事情。汤又何必这样做呢？当初商汤得到伊尹，便问他说：“桀的罪恶很重，我打算讨伐他，应该怎么办？”伊尹回答：“可以，但不可以违背正道。我先替您去观察他。”于是前往夏国，告诉桀君主和百姓彼此需要的道理，但桀不施恩惠，于是极其淫乱昏昧，极其不能明察，不能保有并享受百姓的奉养。有夏的百姓日益贪婪怨恨，天天憎恨桀，割取夏邑的财物。伊尹回来以后，又再次前往夏国，为桀制作酒食，希望桀能进入他的劝诫之中，但桀仍任凭这种暴虐的德行，放纵地追求享乐。伊尹这才开始以夏为耻，再回到商国，劝说商汤讨伐夏。因此说：“伊尹辅佐汤讨伐桀”，由此可知讨伐桀的并不是汤；既然讨伐桀的不是汤，那么就是伊尹了。桀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啊，我愿意和你一起灭亡”，说明天下百姓希望他灭亡，已经很久了。伊尹和汤本来就不得不这样做。在鸣条交战，然后发布誓辞，这不是预先戒备、突然袭击的军队。军队没有预先戒备，是因为众人的意志已经一致；众志一致了，难道还要窥伺对方没有防备的时机吗？既然如此，桀失去天下，显然不是汤夺取的。是上天取走了它。上天凭什么取走它？是百姓取走的。百姓取走，就是上天取走；上天取走，就是汤取走。汤难道会在其中存有私心吗？不过是顺应百姓罢了。所以说：“汤放逐桀，是为了完成禹的功业。”袭击别人的军队，五霸都不会做，难道却说汤做了这种事吗？唉！孔氏是汉代儒者中的冠冕人物，但他对于典籍也有很多穿凿之处。他说文王内心已经秉持王道之心，表面上率诸侯侍奉纣王；武王在盟津会合诸侯，是为了占卜诸侯讨伐商纣的意向。后来又退兵以示弱，并说四岳是不得已才推荐舜，又说汤是出其不意地袭击桀，这些都是妄加推测。唉，天下的妄说，哪里能穷尽呢！前史记载说：“高定七岁时，问父亲郢关于汤讨伐君主的事情。父亲说：‘顺应上天和民心。’高定说：‘服从命令的，在祖庙赏赐；不服从命令的，在社坛诛杀。这是顺应民心吗？’”这种小孩子的话，君子至今还在传诵，却没有详细考察这其实是《启誓》，不是《汤誓》。

译那皇甫谧又说桀醉酒不醒，所以汤才讨伐他，这种说法难道足以作为证据吗？《汤逊解》【卞随、务光 ○许由，在四岳之中】庄子说：“汤讨伐桀，曾因卞随谋划此事，卞随没有回答；又因务光谋划，才任用伊尹。灭商以后，汤把天下让给卞随。卞随投椆水而死；汤又把天下让给务光，务光投卢水而死【《吕氏〈离俗览〉》也有较详细的记载，说卞随投颍水，务光投募水】。纪佗听说这件事，害怕祸及自身，带领弟子隐居在窾水三年。申屠狄听说后，于是投河而死。因此《列仙传》说：‘汤讨伐桀，曾找务光谋划，务光发怒说：“这不是我的事情。”汤取得天下后，把天下让给务光，务光于是背着石头沉入卢水而死【申屠狄是商代人。《鹖冠子》说：“申屠易认为世道混浊，背着石头投河。”所以《墨子》有“申屠投河，河伯分流”的说法。皇甫谧认为务光是黄帝时代的人，而韩婴、刘向认为是崔嘉谋划此事。申屠狄又以子胥、泄冶之事作答，大多难以相信】。汤讨伐桀，难道是他所愿意的吗？不过是顺应天意民心，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罢了。虽然如此，从道义上说是顺应天意民心，从事情本身说却是臣子讨伐君主。因此汤放逐桀以后仍有惭愧之德，没有喜悦的神色。大概汤的心意，是亲自加重自我约束，确实害怕天下后世的乱臣贼子借此获利，因而背叛自己的君主，把这件事作为借口。” 那么汤的内心，难道会因为自己顺应天意民心，就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吗？正因为他不以顺应天意民心自居，这才是仲虺陈述道理、引证义理并加以充分解释的原因；他深深害怕汤始终忧虑惭愧，从而损害革新政治，又担心这会使天下后世产生错误认识。唉！以汤的勇略和智慧，难道天下之事还能动摇他的心吗？他灭商以后把天下让出，大概确有其事。可是卞随、务光凭什么能够承受这件事呢？从前有尧，曾经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以此为耻而不接受，退隐逃到箕山。庄周称道这件事，又说有一个子州支甫，也曾接受尧的禅让；舜也曾把天下让给他。子州支伯以及善卷、北人无择、若石户之农，又有狐不偕，都被说成不接受尧的禅让，投河而死。这大概是战国时期，君臣之义分辨不清、君臣互相残害的产物，所以庄周的议论只是有所激发罢了。然而圣人把天下授予别人，难道会这样轻率吗？这就是太史公对卞随、务光的事表示怀疑，而认为许由的故事是虚妄传言的原因。把天下让给别人，是尧最高的德行。尧知道天下将要争斗并陷入动乱，早就想用逊让、禅让来给天下后世树立榜样，这并不是一天之内才产生的念头。难道只是因为他的儿子不肖吗？朱不肖，难道九个儿子全都不肖吗？况且舜还没有被看见时，尧所逊让的本来就不止一个人。他把天下让给四岳时，许由已经在其中了，这就是把四岳的福禄让给许由。说的人又何必一定要另作解释，因而把尧的禅让说成虚妄呢【罗昭文说：治理天下的人，一定说陶唐氏、 有虞氏；继承天下的人，则一定告诫说不要像丹朱、不要像商均。由此可知陶唐氏、 有虞氏是圣人，而丹朱、商均是不肖之人。天下人只知道丹朱、商均不肖，却不知道是否贤能并不在于朱、均自身，而在于陶唐氏、 有虞氏明知他们不肖却仍任用他们。陶唐氏、 有虞氏将把天下的大器推让给公天下，所以先以不肖之名废黜他们，然后使家天下不由自己成为家天下，儿子也不由自己成为儿子，而不再取决于朱、均是否贤能。朱、均后来蒙受不肖之名；许由的事迹大概更加显著，不是寓言。吕正献说：不能说许由没有其人，大概是有所见】虽然如此，有些事情疑惑很大，不能不加以分析。《墨子》说：汤把天下让给务光，随后派人对他说：“汤从前讨伐桀，把天下让给您，是想把恶名加在您身上。”务光以此为耻，于是投清泠之渊而死。《韩非子》也这样说。那么这件事，难道真是姑且制造出这样一个名义吗？汤没有这样做【《说林》说：汤讨伐桀，害怕天下人说自己贪图天下，便把天下让给务光，又害怕务光接受，于是派人对他说了上述的话。这是用小人的心思来揣度君子。《列仙传》说务光耳朵长七寸，就是暓光。荀子写作牟光。《类林逸士传》说禹聘请他为上卿，务光投河。《韩非子》也说他投河，而《仙传》说武丁想任用他为相，他投梁水而死。皇甫谧又认为他是黄帝时代的人，异说竟如此之多。卢水在右北平，椆水在颍川，有人说在范阳，清泠水在南阳西鄂。周氏下面说：此人是无择投身之处】至于《周书·殷祝解》，又说是桀把王位让给汤，论者对此表示怀疑。墨子还说，夏桀败逃以后，汤想比拟尧、舜，于是让夏人制造出推让的事迹，难道真是这样吗？唉！隋氏把唐王封为相国，加授九锡，高祖认为这是魏、晋以来的繁文缛节，拒绝而不接受，这件事值得称许。然而以武力取得天下，却一定要说是接受隋朝的禅让，仍然没有摆脱末世的弊病和鄙陋。这就是成汤的事情到了末世反而成为可供议论的原因吗？不可任用小人 《易》为什么要作呢？是为小人而作的。《春秋》为什么要作呢？也是为小人而作的。小人的祸患，哪个时代没有？不幸遇到世道衰微，世袭的封君和世袭的权贵，受迷惑而不能明察，往往向小人询问君子的情况，使小人在君主面前手舞足蹈，恶行积累，祸患相连，没有任何遮挡，像黎丘的鬼一样，指给人看那是小人，旁边的人却往往左右环顾而看不见。在这种时候，也可以说是危险了。孔子说：“只有女子和小人难以养育；亲近他们，他们就不谦逊；疏远他们，他们就怨恨。”小人和女子，都属于阴类；他们肃杀的气息侵入人身，就像秋风冷雨一样，受到其害的人日益加深、月月惨痛，却都不能察觉。从外表看，本来似乎柔弱脆弱、不能自立，但他们造成的祸患却没有人能够抵御。我学习《易》，也曾从山泽的卦象中体会到圣人的寄意吗？少男、少女，是艮、兑卦的正常象征；但它们的弊害竟至于成为妾和阍寺。阍寺，是男子中的卑贱者；妾，是女子中的卑贱者。那一阴向外取悦人，这两阴在内形成阻隔；阴暗、幽险、邪僻，事情正是如此。虽然如此，上位者本来有能够识别他们的，但往往不肯除去他们，反而一再亲近他们，只是因为辨别善恶不明，心志不刚强，沉溺逸乐而喜欢柔媚罢了。

译天下本来没有哪一天没有君子，也没有哪一天没有小人，只在于如何驾驭他们罢了。驾驭得法，君子的道路就会胜过小人，小人也会受到感化；驾驭失当，小人的势力就会盛大，君子也会随之离去。这就是安危、治乱分途的原因。君子和小人，处在义与利之间，其实并不难辨。君子心怀义，小人心怀利。心怀义的人难以进用，却容易退避，因为他们不肯苟且迎合；心怀利的人容易进用，却难以退去，因为他们善于巧言逢迎。不肯苟合的人，是人们所嫌恶的；巧于逢迎的人，是人们所喜爱的。因为喜爱，所以容易亲近；因为嫌恶，所以容易疏远。容易疏远的，责备就周全；容易亲近的，宽待就较多。宽待的，一个过失就足以掩盖百般非议，百次欺骗也不足以被认为是过错；责备周全的，即使扶助上天之德，也不能遮蔽细小的疏失。一天的违失，就可能埋没千朝的功绩。大概责备周全的人，常常不把他当作君子；宽待亲近的人，常常不怀疑他是小人。二者一旦混淆，顺从自己的人必然亲近，严正不阿的人必然疏远。这是情理和形势所决定的。苟且简便却毒害自身，贪图一时快意而留下日后的忧患，这是人的常情。因此，才智中等的君主，常常疏远君子而亲近小人。小人喜欢有所作为，器量浅近而功效迅速；君子行事顺其自然，事业深远而道理似乎疏缓。因此君主喜欢功效，不喜欢君子，归根到底，君主总是喜欢任用小人，却往往迅速导致动乱。君子有所顾虑，小人没有羞耻。有所顾虑，所以常常有所忍耐；没有羞耻，所以没有什么不敢做。因此小人常常获胜，君子常常困穷。这就是天下见到太平局面总是很少的原因。伊挚原是夏的厨官，却使商兴起；姜牙原是商的屠夫，却使周称王；武王任用百里奚这个虞国的亡虏，使秦称霸；韩信原是楚国的亡卒，却成就了汉业；荀彧是袁绍所弃的臣子，却使魏国强盛。燕国强盛，是因为乐毅离开魏国而来；魏国兴起，是因为崔浩辞离晋国。这七位君主得到他们，便有七次兴盛；那七位君主失去他们，便有七次衰败。为什么会这样显著呢？失去辅佐，便有扈氏被讨伐；任用专权者，驩兜被放逐；成就驹权，三苗便逃窜；听信侈佞，桀便败逃；任用左强，纣便覆亡；任用优旃，晋国遭祸；任用寺貂，齐国危乱；把政事交给惠廧，宋国便动乱。这几位君主，喜欢任用小人这一点相同，而自身遭遇祸患也同样相同。《易》说：“不可任用小人，否则必然扰乱国家。”假如小人可以任用，又怎么会有亡国败家的事情呢？这就是先代圣人、明王之所以严加防范、恳切告诫的原因，难道是出于不得已吗？祸害天下的首要因素、败坏国家和家庭的工具，确实没有什么比小人更早、更严重的了。诸葛武侯说：“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灭亡的原因。”所以权德舆评论说，西汉的灭亡始于张禹，东汉的衰败始于胡广；崔群也说，罢免张九龄而任命李林甫为相，开元年间的治乱从此已经分开了。一个贤臣足以掌握千里之地的命运，一个奸佞也足以使国家灭亡。君子和小人的消长，实际上关系到天下的祸福，治乱的变化迅速得如同回声应答。任用和罢免之际，怎么可以不慎重选择呢？富郑公说得好：“天子没有具体的职事，只在于审察辨别君子和小人，决定他们的进退；这就是天子的职责。”像唐德宗，也可以说是不明白自己的职责了。萧、陆、姜、汤，只因为有丝毫触犯，便被认为辜负恩德、罪大弥天；而韩、窦一类人，却常常把功劳当作罪过的遮盖。这不就是用对待小人的办法对待君子，却用礼待君子的办法礼待小人吗？怎么能不发生动乱！统治天下的君主，难道可以不对此深切警戒，却偏偏喜好逸乐和柔媚吗？《路史》绝笔 从前商汤把九鼎迁到亳，到了大同之时便产生惭愧之德。周武王用车载运九鼎，迁到三巫和鹿丘，却没有继续前进，义士认为这是不对的。因此圣人编定关于君道的书，开头是《二典》；关于臣道的书，开头是《两谟》。这些都用“若稽古”的话作为篇名。至于商、周两代君臣的书，却都没有收入。难道不是因为尧、舜、禹、皋陶、益、稷的事迹可以考察，而商、周君臣的行为不足以效法吗【“曰若”是引辞，李尤《阳德殿赋》说：“曰若炎唐稽古作先。”李善所引的《尚书》都作“粤乃古书也”。“若稽”就像说“谨按”罢了，不是训释为“顺”或“如”。“两谟”是《益稷》，归入《皋陶谟》】所以门人在《尧曰》篇中，上面记载帝王取得天下的原因【从“在子一人”以上】，下面讲帝王治理天下的方法【从“谨权量”以下】；对于尧、舜、禹，赞美他们能够执守中道；到了汤、武，只称说他们能归罪于己。难道汤没有执守中道吗？大概门人从圣人的意旨中所得出的学问，就是如此。这就是《路史》所以作为终篇的原因。而且，作会盟以后百姓才开始叛乱，五典也因此衰薄了。有虞氏的纪论说，还没有向百姓施行诚信，百姓却已经信任他；夏后氏的纪论说，还没有向百姓施行敬意，百姓却已经敬重他。从这些事情来看【《论语·尧曰》的说法，唯独《尚书》不记录尧的言语；《禹谟》所记是帝舜告诫禹的话，《汤诰》也没有“成汤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以及“惟尔万方”的话。大概是圣人见闻广博，所以有的互相保存，有的加以删去；有人认为这是两处脱错，实在是妄说】唉！圣人的心意，他们用来对待天下的原则深远，用来对待后世的用意也深厚。唐尧、虞舜时期，做君主的向上谦让，做臣子的向下谋划，天下从来没有争斗和动乱。汤、武固然是圣人，但他们所做的事是放逐、诛杀；伊尹、周公固然忠诚，但他们所做的事是放逐、摄政。如果不幸事势改变，必须由汤、武、伊尹、周公来处理，那么他们也就是忠臣和圣人。可是有人只听说事情而不详细了解，却袭取他们的行迹，这样能够保证最终不发生争斗和动乱吗？所以圣人希望天下后世的君主成为尧、舜，却不希望他们成为汤、武那样的君主；希望天下后世的臣子成为禹、皋陶、益、稷，却不希望他们成为伊尹、周公那样的臣子。他们用来对待天下后世的心意，可以说既深远又厚重。后世学士不懂得这一点，却认为《诗》《书》篇章开头和结尾的次序都只是偶然，没有用意。到了司马光作《稽古录》，从伏羲开始，到孔子结束，于是把汤、武也纳入其中。难道这符合圣人的防范之意吗？若不是这样，那么在笃信、明义、崇德、报功之前，哪里敢说这是我所能考察的呢。《路史》卷三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