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路史卷四十五宋罗泌撰余论八

译《尚书》说：“太甲元年，作为第一个祭年。” 虞夏传中也有“舜元祀”的文字。这样看来，即位之年称为元年，来源已经很久，并不是《春秋》才开始制定这种规则。“元”是善的首要，是圣人用以显现德行和施行治理的东西。伟大啊，乾卦的元始，万物依靠它开始，这是天所发挥的作用。至高啊，坤卦的元始，万物依靠它生长，这是地所发挥的作用。体察并承载元始，是君主的职责；调和元始，是宰相的事务。所以称为“元后”“元圣”“元宰”。把“一”称作元，是因为德行由此开始，所以奉行天地的作用罢了。古代君子一定要即位满一年以后才改换年号，是因为要慎重对待仓促的变革，绝不敢把前朝余年当作自己新政的开始。改元时，也要举行告祭宗庙的礼仪，然后才处理政事；这就是国史记载时政，必定以即位之年作为开始的原因。有人说：“元就是善吗？难道没有‘元恶’，为什么唯独说它是善？”那么称为元，只是希望奉行元始来养育万物、成就德行，也是为了表明端正根本、谨慎开端罢了。因此君子必须能够充分发挥万物和人的本性，然后才可以辅助天地化育万物；能够辅助天地化育万物，就可以同天地并列而三。得到丘民的拥护，难道能不谨慎对待自己的开端吗？考论尸祭 祭祀时设置尸，是为了体现君子以深厚和谐之情竭尽心力侍奉神灵。夏、商、周三代时，从天子到庶人，祭祀都设置尸。秦、汉以来，这件事废止了。因此有人便把古代重视尸看作拘泥固执，哪里知道圣人的用意呢？神灵要依托人才能行事，宗庙设置尸是为了尽孝；至于天地、社稷、山川以及各种小祀也都设置尸，同样是用侍奉父母的心来侍奉它们。有人说：如今设置神像，和尸相比，既尊贵又庄严，已经符合先王的心意，何必拘泥于古制呢？回答说：不是这样。尸和神主是两种不同的途径。古代尸、主并用，所以祭祀五祀都设置神主，举行三次祭礼后才迎尸【在宗庙祭祀五祀时，都在室内西南奥处铺席；祭户神就在户内西侧设置神主；祭灶神在门外东侧；祭中霤神在窗下；祭门神在门的左门枢处；祭軷禳神在门外西侧。都要在三次祭礼撤去之后，才把俎和祭馔分别陈列在席前，然后迎尸，这才是宗庙的礼仪。中霤就是庭院中央屋檐流下的水，今天俗称檐神；说它是室神，是不对的】特牲礼有神主也有尸；《逸礼》说，祫祭于太庙时，被毁庙的神主升入太庙合食，并设置两个尸，五庙、七庙都没有空置而不设尸的。亡国之社有尸而没有神主，邦国、都邑的社则有神主而没有尸。举行犯軷之祭时筑坛，用菩、刍、棘、柏作为神主，也设置尸。因此《坊记》说：祭祀有尸，宗庙有神主，是向百姓表示确实有所奉事。曾子问到已经停殡后祭祀五祀，尸入内吃三饭，这就可以知道有尸了【一人举爵，就意味着七尸、七庙。举爵时神主尊贵，所以不接受酬答】谯周《礼祭集》说，诸侯宗庙有木制神主，位于尸的南面，也就是在尸的上方；如今所设置的神像，实际上只是古代的神主罢了。国君举行卒哭祭后把神主祔入祖庙，祔庙后制作神主，神主立好后埋葬重，才开始以继承人为尸。虞祭时设置尸，神主用桑木制作，练祭时更换它，随后收藏在宗庙中作为祭祀神主。因此，未祔庙时有重而无神主；已经祔庙后有神主而无尸；一定要到虞祭以后才设置尸。少牢祭有尸而没有神主，大概祫祭时有神主，不祫祭时没有神主；所以卿以下没有神主的，以几筵作为神灵凭依；大夫用束帛作为神灵凭依；士结茅为丛作为神灵凭依。圣人的用意，哪里是这种世俗见解所能知道的呢【《公羊传》说，大夫听到国君的丧事，摄行神主之职前往，那么大夫也有神主。过去卫国孔悝把祏反置于西圃，所以徐邈等人认为有重就应当有神主；他们不理解大夫、士没有神主的意义，魏清河王怿竟然认为大夫、士也应当普遍设置神主，哪里知道圣人的用意】唉，鬼神之事，即使圣人也没有完全说尽；但从礼制的规定和数目中，也有可以看出其真实情状的地方。因为大体说来，神鬼属于阴类，如果不依附阳性的形体，就不能显现，所以设置尸来寄托它。举行郊祭时，尸和国王都穿裘服、戴冕；负责迎尸的士师也穿裘服、戴冕。舜进入唐郊时，丹朱充当尸；晋国祭祀夏郊时，董伯充当尸。这说明祭天也有尸。周公祭祀泰山时，召公充当尸；绎祭时以高子充当尸；祭祀灵星以及这三类辰星、山川，也都有尸。说“登祗只用一个尸”，就是祭祀时共用同一几筵。鲁国郊祭时，也让祝延请帝尸，稷尸跟随在后。可是公羊氏、《白虎通》《五经异义》都认为祭天没有尸，这似乎错了【祭天有尸，那么祭地有尸也可以知道；星辰有尸，那么日月有尸也可以知道；山有尸，那么河流也有尸可以知道。《白虎通》认为天没有形体，不能取象，所以宗庙有尸而天没有尸，这是不对的】圣人制定祭祀制度，只在于表达敬意，难道取决于有形还是无形吗？《凫鹥》赞美神祇、祖考，五章都有“公尸”。注释者本来把第一章解释为宗庙，第二章解释为四方百物，第三章解释为天地，第四章解释为社稷山川，第五章解释为七祀。这样看来，成周时代大小神祀都有尸，也可以知道了。由此推论，诸侯境内的山川、大夫采邑中的五祀，也都有尸。特牲礼是士的礼，少牢礼是大夫的礼，两者都有尸，那么诸侯也有尸了。《祭统》说，国君手执主瓒灌尸，这是诸侯之尸。守祧在天子祭祀时，按照尸的身份把相应服装交给尸，这是天子之尸。这样，从天子到庶人都设置尸。刚死时没有尸，是因为还把死者当作活人侍奉；成殡后一定有尸，是因为神灵开始有了所依；祭祀未成年死者一定压而不立尸，表示其生命尚未成熟；没有后代的一定压而不立尸，因为无人可以充当；男女使用不同的尸，是为了加强区别；同一几筵上设置两个尸，是因为神灵要合祭；夫妇共用一尸，是因为尊重同牢之义；宗庙中使用不同的尸，是因为亲近者必须详加区别；被毁宗庙共用一尸，是因为关系疏远而希望合祭；尸一定由孙辈充当，表示死者已经有了成年后代；妇女充当尸时坐着而不行拜礼，手不脱鞋，是为了避免被误认为宴饮放纵；祔祭用继承人充当尸，是崇尚质朴；下葬后主人赠送死者，祝先安排虞祭之尸，是为了尽孝；做儿子的不能给别人充当尸，因为这会压抑本宗之祭；天子宗庙祭祀，以卿的孙辈充当尸；诸侯则从大夫的孙辈中寻找充当尸的人，都要用同姓嫡子，因为昭穆相同【成氏说：下葬以前，尸体和棺木停在殡宫，是按照活人来侍奉，所以丧奠不用尸；虞祭之日，才开始设置尸】天子不用公，诸侯不用卿，大夫不用家臣，都是为了避开君主的身份；

译天子不用自己的儿子充当父亲的尸，诸侯不用自己的嫡子充当尸，卿大夫也避开上嗣，举行奠祭时同样不用自己的嫡子充当父亲的尸，都是这个道理。因此，尚未立为继承人的儿子，要由同姓中有嫡子而无父亲的人充当；亡国的社稷也有尸。小司寇充当尸，司寇、士师则依法律施刑。凡举行大禋祀、肆享、祭祀神示，大祝都手执明水、明火并发号施令。祝在尸前行衅礼，迎接尸，命钟鼓奏乐以劝尸进食，也如此办理。大丧刚发生时，尸体开始崩解，用鬯酒灌浴尸体。小祝在大祭祀时，迎接斋戒的祭品，送迎尸，替尸洗手，辅助行衅礼、撤祭品。大丧时则协助大祝，用盘盛水帮助尸盥洗。士师祭祀五帝时，用镬水替尸和国王洗手。宗祝跟随在尸后；大丧时鬯人供应鬯酒，用它给尸行衅礼。郊祭时，节服氏穿裘服、戴冕，派两人手执戈送迎尸。辅佐尸的人负责引导尸出入，告诉尸坐下或起立。祭祀完毕后命令撤去祭品。大夫的尸住两夜，先行一次告戒；士的尸住一夜，不告戒。国君在祭前三天住宿并告戒尸。确定祭日后，才安排尸住宿并告戒；第二天早晨穿朝服占筮。大夫在祭前一天占筮，士在祭前两天占筮。得到吉兆后才安排尸住宿。祝第二天早晨迎宾，然后举行祭祀【祥祭时除去腰间的麻绖并占筮尸，练祭时穿绳鞋；大祥时穿吉服，尸穿死者生前最上等的服装。士穿玄端服，妻穿宵衣。不能因为父亲卑贱而父亲是士、儿子是大夫，就按士的等级下葬，而祭祀时尸穿士服；父亲是大夫、儿子是士，就按大夫的等级下葬，祭祀时尸穿大夫服；父亲是士、儿子是诸侯，按诸侯祭祀，尸却穿士服；父亲是天子或诸侯、儿子是士，按士祭祀，尸也穿士服，这是有罪的行为】充当国君之尸的人戴弁冕出行，乘车时用几承托。卿大夫见到他要下车行礼。国君知道谁充当尸，也要亲自下车行礼。掌次负责供应帷幕，司乐奏《夏》，尸出入宗庙时清道，经过的人快步行走，以此教导敬意。国君与尸行走时脚步相接，大夫前后相继，士走在脚步中间。尸的作用是很重大的。大夫在宗庙中充当先君之尸，在庙门外就像臣子；进入庙中，就完全成为国君和父亲。在庙门外，国君像国君和父亲；进入庙中，就完全成为臣下和儿子。因此国君迎接牲畜而不迎接尸，大夫、士则由祝迎接尸。天子、诸侯则派士在门外迎尸。尸进入后登上席，面向东坐下；主人面向西南站立，拜请尸安坐，尸答拜，于是坐下接受祭祀。国君献酒给尸，尸灌酒之后，国君斟璋瓒酒让尸祭酒，尸尝饮。祭祀之后举行朝践，已经完成四次献酒，再进献熟食，于是进献熟肉，更换几。王和尸都有凭倚的柱子，王引尸进入室内，告诉尸安坐；尸缩取酒，尝饮。已经六次献酒，朝献礼完成，宾客之间互相酬酢，直到九献，这属于宾礼。王和孤各献四次；作为诸侯宾客的尸饮五次。国君洗玉爵献给卿，尸饮七次；用瑶爵献给大夫，尸饮九次；用散爵献给士。群有司都按照年龄次序饮酒，以表示等级。酬答群臣后，王脱下冕服，执盾牌起舞《大武》，以娱乐皇尸。继承人和群臣再加爵三次，众人轮流酬酒，跳武舞。尸起身后，国君和四卿分食尸所余的祭品。夫人进献豆，执校的人执醴酒，执镫的人把它授给夫人。尸向夫人酬酒，手执酒柄；夫人接受，尸手执酒器的足。尸饮三爵，众宾饮一爵，用以表示百姓之间有上下等级。尸出庙后，尸位上的继承人食用祭品。吃完后，报告已经吃饱。主人酳尸，尸酬答主人；接着主妇也这样做，宾长也这样做。祭祀礼成，祝进入，尸起身。主人下堂，祝走在前面，尸跟随其后，于是出庙。跟随尸的人不出大门，这是为了沟通神明，也为了彰明君臣的义理和儿子侍奉父亲的方式。夏代设置尸，到祭祀结束，有事时让尸坐着；商代让尸坐着，没有事情时也是如此。周代沿袭商代，所以尸仍然坐着，也举行六尸的旅酬。只有稷之尸，举爵后不接受。旅酬时告知尸行动的节度，劝尸饮食，告诉尸接受武舞的劝侑，就像孝子侍奉父母、奉养父母一样。祭祀开始时以侍奉神灵为主，所以朝践献腥肉；让尸坐在堂上，在室内告祭牲血；最后以人的奉养为主，所以馈食献熟食，把尸和神主引入室内，进献分解的牲体。主人献酒给尸，宾长以肝相随；主妇献酒给尸，宾长以膰肉相随。给尸的仆人斟酒，仿照国君的仆人，是取其象征意义。开始奏乐，是向天上寻求神灵；灌鬯之后，是向地下寻求神灵；在祊祭时，是在那边吗？还是在这边吗？又是在世间寻找神灵。这样一来，我的礼意就全部表达完了。因此音乐合奏，先祖便来听；灌鬯之后神鬼降临享用，大概由此知道他们必定来到、必定享祭。神就像火，火产生时没有形状，依靠物体显现光明；物体烧尽，火便熄灭。神本来没有固定方所，依靠物体显现作用；物体耗尽，神便潜藏。因此火本身不是可以烧尽的，附着在物体上的火却可以耗尽；神本身也不是可以耗尽的，但它附着于物体而显现的部分有耗尽的道理。古文字中，火在器皿中就表示尽，火燃尽后的灰叫烬，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孔子说：“击鼓起舞，以尽神灵。”斋戒三日、戒惧七日，都是为了在深厚缥缈的境界中寻求与神灵相合罢了。《白虎义》说：“祭祀之所以设置尸，是因为神灵虚无而寂寞。看它看不见形体，听它听不见声音。它从阼阶登堂，仰头看屋椽和栋梁，低头察看几案和席位。器物还在而人已经亡故，思念悲伤无处排遣，所以让尸坐着进食，损耗祭馔，欣喜得好像亲人吃饱了、喝醉了，又好像神灵已经醉了。”《诗经》说：“神灵都已经醉了，伟大的尸于是起身。敲鼓鸣钟送尸，神灵于是归去。”各位宰和君夫人都迅速撤去祭品，不敢迟延。因此，为神灵劝酒，尸一入内就举角；让尸安坐、进食，都是为了安排节度。到了斟盎酒让尸尝饮，甚至使尸喝醉，轮流酬酒后脱下冕服，尸便戴弁起舞，以尽神灵之情。后世礼制残缺，尸不再出现，但夷狄之中或许还保留着这种习俗。《周书·隋蛮夷传》说，巴、梁一带的风俗是，每年秋天祭祀时，乡里容貌秀美、胡须漂亮的人轮流迎接尸，替神灵祝祷。柳道一带的人祭祀时，也从同姓男子、妇女中选人陪享。这是尸制遗留下来的做法，如今巫童、方士也有借身附体的法术。他们借此沟通神明，仍然保留着圣人的遗意；只是国家宗庙、山川祭祀中已经寂然不存在了。曾子问说：“祭祀一定要有尸吗？”可见他早就对此有所疑问。魏高允上书责难文成帝时，却说尸祭早已废止，如今民间有时选取相貌相似的人充当尸进行祭祀，把他当作宴饮亲友来款待，像夫妇一样敬重，像父母一样侍奉，败坏了风俗教化。杜佑更说，古人质朴，华夏和夷狄风俗相同，所以有人以活人殉死来祭祀，设置尸侍奉死者并不适合采用。唉！他哪里知道圣人侍奉亲人，只要有一丝一毫没有做到，就不足以称为尽孝；至于他们用来沟通神明的方式，难道有些事情是不能完全用语言说尽的吗？鸾车是有虞氏的车

译大驭说，凡是驾御路车，都以鸾铃、和铃作为节拍。鸾和是君子用来调和心志、涵养气息的东西。登车后马一动，马一动鸾铃就响，鸾铃响而和铃应和；它们之所以能调和心志、涵养气息，是因为步行和趋行时也不会停止。乘车时鸾铃安装在车衡上，兵车安装在马衔处，遣车也称为鸾车，那么凡是车都应当有鸾铃。《春秋左氏传》说：“车上有锡铃、鸾铃、和铃，是为了彰明它们的声音。”君子出行，马额上有锡铃，旗首有铃，哪里只是车有鸾、和二铃呢？但这些都不如鸾铃、和铃声响铿锵。因此，前面的铃称鸾，后面的铃称和。特意说鸾车是有虞氏的车，难道是因为它的制度不同于三代的车吗？《明堂位》说：“钩车，是夏后氏的路车。”《司马法》也说夏后氏使用钩车。钩车，就是先正之车。大概是把车舆前部做成弯曲形，所以叫钩；既是君王乘坐的车，又是军队中先行的正车，虽然贵贱不同，但都取车体弯曲之意。郑康成把《司马法》的钩车解释成钩鞶，是错误的。山车下垂着钩，是古代的祥瑞；那是车辕上的钩，并不是钩车。舜帝无为而治【治理自有秩序】有所作为的人反而失败了，而把“无为”之说推行于世，成为世间祸患，尤其严重。虞帝初年，打开四方之门，使天下耳目明察；在璇衡旁校正七政；祭告上帝，禋祭六宗，分别祭祀山川；又接见群臣诸侯，协调时令、统一音律，修明礼制，询问岳官，命令负责考核的人核验政绩。他所做的事情，实在十分勤勉。然而先圣却说他是“无为而治”，后来解释这句话的人，便认为那是放弃准则、遗弃法度，什么事都不做，像道家一流所说的无为、清静空虚、放纵任性、漫无边际而不可约束。于是任意泛滥，放肆妄为；礼法之外的是非成败一概排斥，听任各种事物杂乱混合，任凭各自作为；权柄、纲纪、条文全都弃置不顾，从不稍加省察，于是天下开始大乱。虞帝所谓无为，难道是这样吗？他说过：“臣就是我的近臣，近臣就是我的臣。”意思是，臣是我的近臣，近臣也是我的臣；彼此相互依附，就是彼此亲近。所以他告诫群臣说：“臣下要做我的股肱和耳目。我想辅助百姓，你们就辅佐我；我想向四方施展力量，你们就去作为；我想观察天象、制定服饰，你们就替我明察；我想统一音律声调，以此考察政事的治乱、出纳五言，你们就替我听察。”这就是所谓股肱耳目；我有过错，你们要辅正我，难道是他什么事都不做吗？【你们辅佐，是股；你们作为，是肱；你们明察，是目；你们听察，是耳。】于是任命禹为司空，治理水土。任命弃为后稷，播种百谷；任命卨为司徒，施行五教；任命陶为士，审理各种狱讼；任命垂为工，改进器物和用具；任命益为虞官，使上下和谐；任命伯夷为秩宗，掌管三礼；任命防为典乐，教导胄子；任命龙为纳言，掌管政令的出入。各人分别履行自己的职务，然后朝廷内外的秩序才得以确立，帝才可以安闲地处在岩廊之上，以仁为本、以义为祖，总揽弘大的纲纪而没有人敢于懈怠；他的治理本来就很有次序。鸿水尚未平治时，天下的事情没有比治水更重要的，所以首先任命禹。水患已经治理，大陆已经可以开垦，接下来最急迫的是粮食，所以其次任命稷。百姓富足了才可以施教，所以又任命卨。仅有善心还不足以治理政事，所以其次任命皋陶，于是教化大为推行。接着任命垂来供给器用，任命益来使动植物繁殖；然后神与人才能和谐，所以又任命伯夷来完成典礼，再任命防来兴起音乐，于是王道就此成就了。然而天下的事情，尤其要防止上情不能向下宣达、下情不能向上通达；否则政事就无法治理，所以最后任命龙为纳言，此后上下之间才没有阻隔。得到禹，土地就平治、功业就完成；得到陶，百姓就归于中正；得到稷，众民就有粮食；得到卨，百姓就亲睦；得到益，万物就繁盛；得到夷，上下就互相谦让；得到防，众官就和谐。正因为这样，虞帝才能身穿袗衣、弹奏琴瑟，端正地拱手坐在一室之上，而天下得到治理，难道是他没有作为吗？只是他不亲自去做一切琐事罢了。所以说：“无为而治”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而是任用的人都合适，自己不必亲自处理琐碎事务。因此歌中说：“登进上天的命令，股肱之臣欢喜啊，元首振作起来啊，百工兴盛啊。”帝之所以无为而百工兴盛，全是因为诸侯和臣下各自承担“你作为、你辅佐、你明察、你听察”的职责。难道能像那样轻视礼节、毁弃形体，把自己放纵在绳墨准则之外吗？从前孔子曾想不再说话，却说：“上天说了什么呢？四时运行，万物生长。”天地以生养万物为最大的功绩；它运行四时、生长万物，本来确实没有刻意作为，只是四时自行运行、万物自行生长罢了。天下的人，并不是都必须有所作为，也不是都可以一概无为。有所作为，是商贾所做的事；无为，是佛、老所做的事。商贾和佛、老，置身于自身之外，都会越过他人的贫富而不加过问；但代替天地治理百姓的人，天下的人都是我的人，天下的事都是我的事，难道可以用商贾之道或佛、老之道来治理天下吗？轻视商贾、尊崇佛、老，本来也不是正确的论断。用商贾之道和佛、老之道治理天下，虽然招致的怨恨和博取的美名不同，但败坏政事却是一样的。所以说：舜的无为，是六辔都握在手中；佛、老的无为，则是捆住自己的两肘。这就是它们没有用处的原因。禹、皋陶告诫舜 人们常说：“做君主很难，做臣下也不容易。”孔子说：“如果知道做君主的艰难，难道还会没有办法吗？一句话就能使国家兴盛吗？”虞帝时，皋陶陈述谋略，没有提出什么高远绝异的训诫，只是说：“君主能够艰难地履行君主的职责，臣子能够艰难地履行臣子的职责。”这就是使国家兴盛的话。政事得到治理，百姓因此勤勉修养德行，原因就在这里。帝因此称善，说：“确实如此。”意思是说，君臣所面临的艰难，确实就是这样。君臣的艰难，不过是举荐贤能、采纳进言罢了。世上的平庸君主，近在身边的言论尚且有不能察知的，何况嘉言呢？这就是“没有什么可以隐藏”之所以难做到的原因。朝廷中的英才尚且有不能被举荐的，何况民间的贤才呢？这就是“没有遗漏贤才”之所以难做到的原因。堂下之地尚且如同远隔千里，宫门庭院之间尚且有来不及安抚的人，何况九州九洛呢？这就是“万国都安宁”之所以难做到的原因。忘记贤才、只亲近自己，群臣尚且不能任意虐待，何况无所申诉的百姓呢？这就是“不虐待无告之民”又一层艰难的原因。有才能的人能够奋发建功，却不能保证没有人被废弃，何况那些不显达的人呢？这就是“不废弃困穷之人”又一层艰难的原因。以上这些事情，正是君主据有国家的凭借，也是臣子辅佐君主的职责。从前能够做到这些的，只是那位聪明、圣明、有文德、有思虑的君主罢了。

译所谓“只有帝能够做到”，难道不就是能够克服艰难吗？即便如此，帝达到这种境界，难道真的不可能吗？只是他又谦逊自持，不夸耀自己罢了。拥有天下的人，并非不知道德业最为可贵；然而有德的人未必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未必有才能，有才能的人又未必有合适的时机和地位。如今他的德行广博而流布四方，已经具备德行了；既圣且神，又具备智慧；既勇武又有文德，又具备才能；而且完全拥有四海，成为天下的君主，又具备了时机和地位。这样还有什么艰难呢？但禹、益的话仍然这样说，或许也只是为了敬重君主，勉励他体会做君主的艰难罢了。所以，他正立志治理天下时，就用“唯有艰难”来告诫他；等到他认为事情艰难，又用事情可以办成来勉励他。禹、益的忠诚，在这里达到了极点；禹、益作为臣子的职责，在这里也尽到了极点。【“帝德广运”等语，指舜说。孔氏认为这是益赞美尧，不对。舜既然即位，群臣所称“帝”都应指舜。如禹说“帝念哉”“帝光天之下”，皋陶说“帝德罔愆”，都指舜。舜在世时，舜称尧为帝当然可以；假如益也称尧为帝，那么他又怎样称舜呢？】张子厚说：“这是赞美舜，因为舜把美德归于尧，所以益也把美德归于舜。”这个说法是对的。赓歌 政局已经安定，功业已经完成，这是君臣连续作歌、歌咏太平的时候。然而圣贤创作诗歌，难道只是徒然娱乐吗？一定有劝勉和告诫。如果没有劝戒，只是说些讨好取悦的话，那不过是中和乐职狎客分韵之类的作品，究竟有什么补益呢？元首所作的歌，是在政局安定、功业完成时作的赓歌，却没有忘记劝戒。后世如《大风歌》这样的作品，说它是杰作也可以，但不过是回忆故乡、思念壮士罢了，哪里有劝戒呢？孝武帝以来，歌咏芝房、天马的作品不少，究竟有什么益处呢？“敬承上天的命令，时刻谨慎，时时戒惧”，这是安定时不忘危险、对容易忽略的事有所忧虑的意思。“股肱之臣欢喜啊，元首振作起来啊，百工兴盛啊”，是说股肱之臣乐于竭尽忠诚，元首因此有所振作，而百工都能各得其职。“率领众人兴办事业，慎重遵守你的法度，敬慎啊；屡次省察，你的事业才能成功，敬慎啊”，是说率领臣下创办事业，关键在于遵循法度来要求事业成功。“元首明察啊，股肱贤良啊，众事安康啊”，是说君主英明，臣下就贤良；臣下贤良，众多政事才能得到办理并取得成功。“元首琐碎烦苛啊，股肱懈怠啊，万事毁坏啊”，是说君主烦琐苛细，臣下就不肯作为；臣下不作为，这就是万事坠败的原因。大概君主英明，小人就会离去，英才贤能就会得到任用；英才贤能得到任用，所以天下太平。君主不英明，英才贤能就会离去，而懈怠欺慢之人就会居职；懈怠欺慢之人居职，所以天下混乱，道理就是这样。不过，帝的歌先说股肱，皋陶的歌却先说元首，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有作为的君主常常担心得不到贤臣，有作为的贤臣也常常忧虑遇不到明君。担心得不到贤臣，所以希望臣下欢喜，然后君主才能振作；这就是臣下端正君主，使君主能够成为圣君。忧虑遇不到明君，所以一定要先使君主宽厚容纳，然后臣下才有所作为；这就是君主成为圣君，臣下不必等到命令便能承办政事。陈平曾说：“上辅佐天子，下使卿大夫各得其职。”他大概也体会到了这个道理吧？唐虞时代，君主贤明、臣下贤能，功业完成、政治安定，于是作歌咏唱；每一句话的发出，都没有忘记劝戒。这正是它可以成为万世法则的原因。胡益之论堂上堂下音乐，并辨说是非 《益稷之谟》记载了后防的论说。胡益之认为篇首的次序有传抄错乱，于是把它移置，并认为“防曰”二字是重复出现的。音乐的八种声音与政治相通，只有从中才能知道政治的治乱。因此，没有相应德行却创作音乐，就会造成悖逆；有相应德行而创作音乐，声音就会和谐。声音和谐，气就和谐；气和谐，人就和谐；人和谐，天地的和气也会响应。这是自然的道理，没有疑问。一变而祖考来临、诸侯谦让；再变而百兽起舞、众官和谐，这是堂上音乐的响应。再变而鸟兽行走整齐，再变而凤凰前来仪礼，这是堂下音乐的响应。鸟兽全都起舞，只是近处的鸟兽听见了乐声而起舞罢了；鸟兽行走整齐，则远处的鸟兽也将被激发起来；至于凤凰前来仪礼，则连不是按时出现的禽鸟也受到感召而来了。音乐感染万物，大概就是这样逐渐发生的。原文应当说：防说：“啊，我敲击鸣球，拍击琴瑟来歌咏，祖考前来，虞宾列位，诸侯以德相让；敲击石磬、拍击石磬，百兽都起舞，众官确实和谐。堂下吹奏管乐，击鼗鼓；合奏时击柷鼓，笙和镛钟间歇相应；鸟兽行走整齐。箫韶演奏九成，凤凰前来仪礼。”这样改动，也就是擅自妄改圣人的经典了。韶乐演奏九变才使凤凰前来仪礼，哪里是一、两变的功效呢？堂上音乐只举出它的演奏，堂下音乐则举出它的名称。难道不是因为堂上音乐所接触的对象较远，而堂下音乐所接触的对象较近吗？接触得远，所以只能听到它演奏的声音；接触得近，所以能看见陈列的乐器吗？详细记载近处，简略记载远处，也是记载的常法罢了。《南风》诗 步隲的奏疏说：“舜任命九官，就没有什么需要亲自操心的了。他弹五弦琴，歌咏《南风》诗。不走出朝堂而天下得到治理。”《南风》诗的歌词说：“南风温和啊，解除我百姓的愤懑啊；南风适时啊，使我百姓的财物增长啊。”《乐书》说：“《南风》诗，是生长万物的声音。”舜喜爱生养万物，与天地的心意相同，取得了万国百姓的欢心，所以天下得到治理。郑氏说：“南风，是滋长养育的风，用来比喻父母对自己的养育。”诗中所说的南风，也是说孝子歌咏它，表示自己得到父母的生养，就像万物得到南风而生长一样。康成认为诗的歌词已经无法听闻，而《圣证论》引用《尸子》《家语》来驳难他。熊安认为这是《凯风》诗，所说又不同。考察《纂异记》记载：张生到蒲关，梦见舜召见他，问他学习什么，他回答：“孔子、孟子。”舜问孟子是什么人；等到张生诵读孟子书中“往于田，号天怨慕”的话，帝说：“大概有不知道实情却妄自创作的人。我离开天下已经二千八百年了，秦汉典籍湮没了我的帝王事迹；‘号天怨慕’，并不是我所做的事。没有人促成却自然发生的，是天意；没有人招致却自然到来的，是命运。我哭泣、怨恨自己不能与父母相合，难道轲竟不知道吗？”这样回答，算是传达圣人的心意吗？舜叹息不止，拍琴唱道：“南风芬芳啊，青草茂盛；精妙的有道之音啊，归于清越的琴弦；广大无边的教化啊，出于自然。和乐兴盛啊，我的道完全；芬芳和煦啊，这种心意可以流传。”唱完又弹琴，为《南风》吟咏发声，称赞其美妙。因此《南风》的德化意义很大。《琴书》说：“舜弹琴，黄河清。”这也许就是从琴声中显现出来的吧？舜成为天下的法则

译古今虽然不同，但道理没有不同。古代已经有不同的事迹，却没有不同的本心。我心中所存的，就是天下所应敬仰取法的准则；今天所设置的制度，也就是后世所要观察仿效的。古代圣人之所以能独立于百代之上，使天下和后世有不能遗忘的地方，难道有什么别的办法吗？不过是以本心中的一个道理为根本罢了。圣人知道天下和后世有所期待于自己，所以对这一本心极其审察，不敢有丝毫不尽。天下的道理，只要与人心相契合，就是它在我心中表现出来的道理。只要在我心中表现出来的道理，即使细微也无愧，那么它与人心相契合的作用，就能长久而不改变。如果我自身所具备的道理有一丝一毫没有尽到，那么推及他人时，人们就会厌弃而不再继续。声音和容貌之前，有不需约定的妙处；形迹表现之外，有不必言说的契合。有所等待然后才顺从，本来就不如毫无等待而自然受到感化。先约定绳墨然后取得信任，哪里比得上在约定绳墨之前就彼此信任？先告知言语然后取得信服，哪里比得上在言语之外就彼此信服呢？古代英明的君主并不少，但舜成为天下的法则，行为流传在千百世之前，直到千百世之后，他遗留的清风仍足以使人惊惧感动。后世不断推求而不厌倦，赞誉而不厌烦，时间越久越不会忘记，只因为他有使百姓不忘的办法，而他之所以能首先施行这种影响，也是有缘由的。仁义的精微和专一，舜的一举一动都无愧于此。因此，他还没有向人施加信用，人们就已经信任他；法度彰明，礼乐显著，舜的行为也无愧于此。因此，他成为天下的法则，能够流传后世。这些全都是因为这一道理与人心相契合。人心中有这种本心，我这里有这种道理；用这种道理触发那种本心，这就是它能施行于万世而没有弊病的原因吗？舜、禹拥有天下却不把它放在心上 真正不能占有天下的人，才是能够占有天下的人。一个普通人，突然把天下交给他，即使是君子来处置这件事，也恐怕难免使天下进入他的心中。而舜看待拥有天下，与他吃干粮、吃野草时没有什么不同；禹看待拥有天下，与他戴帽、挂鞋、脱鞋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说：“舜、禹拥有天下，却并不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有物。”舜只是舜，禹只是禹，天下只是天下，究竟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所知道的，不过是修明人伦，确立天道的准则，穿山龙纹的璪冕，柴车而立，自称“不谷”罢了。汉朝诛灭诸吕后，从代地召来文帝拥立他。文帝最初接到诏令时，先与群臣谋议，又派宋昌观察形势，然后才前进。他向西面辞让三次，向南面辞让两次，因此一登上帝位，天下就安定太平，几乎达到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所以说：只有不把天下放在心上的人，才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至于昌邑王刘贺，从中午到下午，奔驰一百三十五里，随从骑士接连累死在道路上，这样的人哪里足以拥有天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路史》卷四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