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路史卷四十七宋罗泌撰余论十

译《路史》卷四十七，宋代罗泌撰，余论十 云梦二泽 云梦是楚地的两个泽。长江以南叫梦，长江以北叫云，因为两者跨江相接，所以称为云梦。《尔雅》所说的十个薮泽中，楚地有云梦；后世把它看作一个泽，所以杜预把云梦薮说成巴丘湖，郦道元说从江陵以东为云梦，北面为云梦之薮，都是错误的。考察《左氏春秋传》昭公三年，郑国朝见楚国，楚子在江南的梦泽打猎；防子之女所生的子文，被遗弃在梦泽中。由此可见，江南的确有梦泽。定公四年，吴国攻入楚国，楚子渡过睢水、济水和长江，睡在云中，这就是江北的云泽。“云土梦作乂”这句话，是说云地原先被水淹没，到这时才开始成为土地；梦地原先虽然是土地，却还不能耕作，到这时才可以耕作并得到治理。大概梦地稍高而云地较低。评论者不知道这一点，既把云梦看作一个泽，又说古经所谓“云梦土作乂”，是不对的。《春秋文耀钩》说：“从大别山以东直到富春、九江、衡山，都是云梦。”《子虚赋》说：“云梦方圆九百里，南面有平原大泽，沿着它的是大江。”安陆又有云梦县，这就是把两地合为一处了。沈立说：“云地就是今天的玉沙、监利、景陵等县，梦地就是今天的公安、石首、建宁等县。” 《史记》《汉书》也如此。班固在地理志中记载，华容、枝江以及江夏的安陆都各有云梦，学者于是更加不知道该听从哪一种说法。宋代《山川记》和郭璞都把梦说成南郡华容的巴丘湖，也就是枝江。楚子当时渡过睢水、济水和长江来躲避吴兵，而华容在楚地南面，安陆在楚地东面，所以有人说，楚子避吴的路线不应在这些地方；又说云在长江以北，所谓“济江”是指渡过汉水而言，这就更加荒谬了。汴（“汴”字本来写作“汳”，隋炀帝厌恶它从“反”，便改了字形。） 汴水流通的历史很久了，世人都说是隋炀帝开始开凿，用来巡幸维扬，此前从来没有汴水，这实在是大错。土地低洼，水必然向那里流，这是地势和规律所决定的。假如古代没有汴水，那么那里既高又向上，即使是大禹也不能使水在地面上流，何况是隋炀帝开凿汴水呢？汴水就是魏国的大梁水。所以东魏称为梁州，后周称为汴水；它就是汉代的漕渠，又名莨菪。那条渠很有水利作用。自秦氏迁徙平阴并开通灌注水道以后，后来因为开凿而形成空渠却没有填塞，于是任凭水流向下，经扶沟进入涡水，再通到泗水。到汉平帝时，黄河、汴水已经长期损坏，此后汴渠向东漫入兖州、豫州，百姓怨声载道。防伏宫因为乐浪王景的推荐，于是朝廷下诏征发数十万士卒，按照王景的规划修筑渠堤，从荥阳向东直到平原、千乘的海口，长达一千多里，每十余里设置一座水门，使水流相互回注。渠堤修成后，黄河与汴水分流，逐渐恢复旧有的水道。所以乐俊说，汴渠向东漫流，范围日益扩大，由此可知汴水流通已很久了。征发数十万士卒修筑渠堤，说明工程是从两岸筑起，汴水在堤中流行。设置水门来调节上游水势，则与今天的汴水没有不同。（这件事也见于《显宗纪》，征发士卒的人是谒者王吴。）魏太祖讨伐董卓时，他的堂弟曹洪到达荥阳，被董卓击败。太祖失去坐骑，徒步走到汴水边，水深不能渡，沿水寻找船只，才共同渡过。晋代祖逖的部将卫茦也曾在汴水击破石勒的别军。后来桓温准备疏通汴水以便北伐，却没有成功。义熙年间，刘毅疏通汴水来讨伐秦国，这才有了水流湍急、漕运便利的河道。等到王濬率水军伐吴，杜预写信劝他说，应从长江进入淮水，经泗水、汴水，再逆黄河而上，整军返回都城。王濬也说，自己将要成就古今无比的功业；如果从汴河撤军，那么汴水的大小必定不比今天小。尧、舜时代，帝都在中冀，处于黄河下游，八州的贡赋必定由黄河运到帝都。大概尧舜在位时重视役使民力，所以九州的河流各有汇入黄河的通道，用来通达朝贡、招来商旅并便利运输。今天《禹贡》每州末尾所记载的就是这些。只有淮水与黄河没有直接相连，却说“浮于淮泗，达于河”，大概是由淮水进入汴水，再逆汴水进入黄河。假如没有汴水，淮水、泗水从哪里能够通达黄河呢？由此可见，伯禹以前就已经有汴水了。我们宋朝建都大梁，贡赋运输到达京城，必定经过四条河道：从长江、淮水、荆湖来的，走汴河；从陕西来的，走黄河、三门、白波、沂水、汴水，经陈州、许州等地，再走石塘惠民河；京东地区则走广济河。大概要到达京城，必须以通达黄河为终点，这正是唐尧虞舜建都的本意。（宋朝初年还没有确定的制度，太平兴国六年才制定汴河运输制度，每年运送江淮六百万石、豆一百万石。） 大中祥符初年，汴河运米七百万石，黄河运米豆八十万石，惠民河运米豆六十万石，广济河运五百余万石。这是最盛时的数字，各种货物约为平时的十倍。景德年间已经减少了。青州、扬州没有说通达黄河，在徐州、兖州的记载中已经说明了。（兖州说“浮于济漯，达于河”，所以青州直接说“达于济”。徐州说“浮于淮泗，达于河”，所以扬州直接说“达于淮泗”，由淮水、济水通达到黄河。）大业初年，隋朝派皇甫仪从苑曲引谷水、洛水通达黄河，又从汴水边引黄河水沟通淮水，大规模征发河南男女一百多万人，疏浚开凿千里水道，以供巡幸江都，并筑堤种柳，称为通济渠。所谓隋河，只是隋炀帝因循旧有水道而加以疏浚、拓宽，百姓怨苦，因此才这样称呼它。（《坤元录》说：宋武帝北伐以后，这些水道又都淤塞了。大业元年，重新下令开凿道路，名为通济渠，西通河洛，南达江淮。隋炀帝巡游江淮时，便由此乘龙舟到江都，并转运交、广、荆、扬、益、越等州的漕粮。）到开元年间，齐澣任汴州刺史，请求开通汴水下游，从洪州的隋河到淮阴以北与淮水汇合。不久因为黄河源头水势湍急而堵塞，于是更可以知道汴水并非发源于隋河。当楚、汉相争时，曾以鸿沟分界。文颖认为鸿沟是从荥阳以下引黄河水向东南流，沟通宋、郑、陈、蔡、曹、卫以及济水、汝水、淮水、泗水，流入楚地，就是今天的官渡水。

译魏武帝与袁绍相持的地方，因此苏轼怀疑这里就是汴水，说它后来有时成为鸿沟，有时成为官渡水，位于汴水上下游一百多里的范围内；虽然不能确定，但这些水道都引黄河以通达淮水、泗水。至道年间，皇帝询问疏浚汴水的缘由，张洎回答说：“禹在荥泽以下把黄河分为阴沟，引水向东南流以沟通淮水、泗水，到大梁浚仪又成为下游水渠。一条水渠向东经过阳武、中牟台下，成为官渡水；另一条是秦始皇开凿河道灌溉郡地的水渠，称为鸿沟，也就是从黄河引出的沟，又叫菪沟，是王吴所修。浚仪渠向东与济水汇合，在敖山北面，又兼有邲水之名。隋炀帝开凿汴水，自称通济渠；国家又使惠民、金水、五丈、清汴四渠合流筑堤，所以物资供应没有缺乏。”（《会要》）史书说渠堤从荥阳向东修筑，那么上游有人怀疑它是鸿沟，下游有人怀疑它是官渡水，其实并不是这样。今天的汴渠自西向东，鸿沟却横贯南北，而官渡水正对着黄河，所以袁绍相拒时，沮授叹息说：“悠悠黄河，我们难道能渡过去吗？”官渡水不是汴水，也就很明显了。郦道元说禹堵塞荥泽，开渠以沟通淮水、泗水。我认为伯禹以前就有汴水，这是不可改变的论断。敷浅原 敷浅原大概在江州与鄂州之间，孔安国认为它又名博阳山。颜师古说：“博”应当作“傅”。《汉书·地理志》说，豫章郡历陵县南有博阳山，傅阳川在山南。古文把它写作敷浅原，读音为敷阳，后来误写成博。可是《水经注》说，敷浅原在豫章历陵县西南。《水经》所记载《禹贡》的山、水、泽、地，共有六十处山；直接称山的叫山，直接称水的叫水，而称为“地”的只有四处：流沙、九江、东陵、敷浅原。孔安国、颜师古把它看作山，是不同的说法。考察《通典》说：蒲塘驿，汉代历陵县有敷浅原，西面十里有博阳山。按照今天县城南面十三里有阳居山的情况，旧经依照这一说法，认为敷浅原就是名为博阳山的山。然而县境内只有一条水流入大江，人们称为傅阳川，它在这座山的东北，与《汉书·地理志》所说不合。杜佑又把敷浅原、傅阳山分作两处，大概是根据敷浅原的水来判断的。（《十道四蕃志》把敷浅原、博阳水都记在饶州；《九江、新旧寻阳录》也有记载。颜真卿经过蒲塘驿，辨析当地人所称蒲浅水、蒲敷，是音转而来的名称。南面有博阳山，当地人称为濮阳山；濮、博也是音转讹变，于是又把它说成博阳。）博阳山究竟在哪里，已经无法确实考定了。考察驿站西面几十里，只有一座望夫山，大概就是“望敷”的意思。《寻阳志》说：博阳山在德安县南十三里，望夫山在德阳县西北十五里，高一百丈，说是登上此山可以望见敷阳。《隋志》说：盆城有望夫山，也有人称望君山，就是此山。《方舆志》说，丈夫出门服役，妻子常登高远望，后来土石堆积成高山，因而得名。然而《寰宇记》说巴陵、当涂、黎城、德安都有望夫山，都以妇人思夫来解释，实在错误。地方志说，邑中有人认为县境古代有敷浅原，登上此山可以望见它，所以名为望敷。如今山下附近的村庄仍以敷里、敷外为名，这个解释才是正确的，大概类似“望都”之类的名称。今天崇阳以西二百二十里有云溪山，山势陡峭，清水流过，像带子一样分隔道路，这就是所谓敷浅原，不是博阳山。三江详证 《禹贡》扬州篇有“三江”的文字，而导水的文字却有中江、北江，解释者因此纷纷争论。孔安国说，长江从彭蠡分成三道，流入震泽；郑玄又把向东曲折流去的称为南江。历代始终没有定论，却不知道所谓三江并不是中江、北江；中江、北江起初也没有“三江”的名称，而三江原本并不流入震泽。《周礼·职方氏》所说的三江，是扬州的河流；《郡国志》、韦昭等人认为它们是吴郡南面的松江、浙江、浦阳江。考察这些水都从会稽入海。自班固冒然把它们称为南江、中江、北江，便与《禹贡》所说泯水、汉水汇合的文字混淆，所以有人怀疑南松江等只是吴地的小水，不足以称为大川，便想用泯水、汉水来充当三江。《志林》于是说：“长江在彭蠡分为三道而入海。”可是长江从夏口与汉水汇合，流入彭蠡时已经合为一水；从芜湖流出，经秣陵、京口到崇明入海，哪里有三条江呢？桑钦、许慎说，长江到彭蠡、石城之间分为两条：一条是中江，就是今天的大江；一条是北江，就是浙江。然而浙江发源于黟县，经过余姚、定海入海，和长江正好隔绝。因此《汉书》注又说，岷江是大江，至九江为中江，至徐陵为北江。这岂不是同一水源而有三个名称吗？难道真是这样？赣水发源于西方，章水本来叫豫水，“豫章”之名由此而来；西章又明明有“江南”的称号，这样也可以称为三江，只是这条江大禹没有到过，《禹贡》没有记载，学者因此不知道。震泽在吴地，彭蠡在楚地，两者相距甚远，毫不相涉；如今却说长江从彭蠡分流进入震泽成为北江，这是用扬州篇的文字来解释它，因而错误。所谓“三江既入，震泽厎定”，是说三江已经流入大海，震泽也因此平定下来；这是两件事，并不是说三江流入震泽。这就是郑玄认为三江从彭蠡分为三股水流向东入海的原因，但说成从三股水流分出，就更加疏远事实了。况且雷夏成为泽，灉水、沮水汇合于雷泽；雷泽在兖州，灉、沮在雍州，兖在东、雍在西，同样是两件事，而孔安国也认为是两条水在此泽汇合，大概是不懂地理范围所致。然而再考察《海内东经》说：“会稽山在大楚南面，是三江的源头。大江发源于岷山，海江发源于蔓山，南江发源于高山；高山在成都西面，这些水都流入大海。”因此郭景纯把岷江改作浦阳江，只是今人不知道这些地方在哪里罢了。学者又怎么可以随意援引浅显的证据来蒙蔽人呢？

译赣水从豫章流入彭蠡，泯水、汉水从汉阳汇合后流入彭蠡，于是合为一水，不是两水。然而《禹贡》仍有中江、北江的名称，是因为水性不同，各自循自己的通道流行，就像泾水、渭水分流一样；虽然水流汇合，水质并不混杂。只是泾、渭有颜色差异可以看见，而这里看不出来，所以郑渔仲据此认为水进入水中就会合流。难道水流到了九江，还能分辨它是江水还是汉水吗？林之奇于是说，禹时彭蠡以下有中江、北江，如今已经合为一水，只是因为孔安国被看不见的情况蒙蔽、苏轼被看得见的情况蒙蔽；却不知道林之奇所受的蒙蔽更严重。泯水从夏口与汉水汇合后流入彭蠡，假如再次流出而分成两江，也无法辨别哪一条是汉水、哪一条是泯水。何况关于两江的说法距离古代并不久，难道其中一条突然消失，只是后人不知道吗？其实两江进入彭蠡后虽然合为一水，但从汇合处以下，《禹贡》的文字仍然分别说江水、汉水，直到入海时仍分别叙述，十分明白，起初并没有说它们合流，所以也自有道理。大概江、汉汇合以后，从东陵附近略沿彭蠡一侧向东流出，又从芜湖流出，起初并不与彭泽的水混合，所以说“东汇泽”；这里的“汇泽之水”在它的东面。如今华容的青草湖中有大江，在县城东一百里处，曲折向南，与湘水、沅水两水汇合；春夏水涨，冬季流入零陵。大江由此显现，仍然各自循自己的通道流行。扬州说“三江既入”，而荆州说“江汉朝宗于海”，由此可知它们虽然同流，却仍各自循自己的通道。唐代许敬宗说：“济水流入黄河后潜行地下，向南涌出时，水的滋味仍然不同。”从今天扬子江江心有南零、北零之分，也可知道水虽汇入却没有真正混合，这一点确实不必怀疑。古代有五行之官，水官尽职，就能辨别水的性质和滋味；水可以潜入地下又重新涌出，汇合之后还可以再次分流，这些都能辨别出来。陆羽在扬子江心辨候南零之水，张江州也记载严濑水、扬子水、南零水各不相同。刘伯刍、季季卿品评天下的水，也认为各有不同。古代师旷、易牙、俞儿、张华、王劭都能辨别淄水、渑水，这其中自有道理。苏轼说“中江、北江凭滋味可以辨别”，也是以此为依据。但如果认为江水、汉水进入泽中后又重新分流，那就不对了；它们本来就没有真正合流。九江详证 《禹贡》导山篇说，从岷山到衡山，经过九江，到达敷浅原；导江篇说，从岷山到澧水，经过九江，到达东陵，向东曲折流行，向北汇入彭蠡。东陵就是今天的巴陵，与夷陵相对，分别位于东西两方；夷陵称为西陵，那么巴陵就是东陵，这一点确实可信。因此唐代《地理志》把今天鄂州的巴陵认作东陵。九江大概在东陵以上，却不在彭蠡以下。考察荆州篇说“九江既殷”，郑玄认为“殷”是众多的意思，说九江由山溪流出，水道孔穴很多，这是为了说明治理它的困难。九江的各条源流，在下游汇入长江，但并不是长江本身。孔安国说，长江在荆州边界分为九道；应劭于是认为它是在寻阳分流。班固《汉书·地理志》则说九江在寻阳县南面，诸水都向东汇合于长江，并把东陵定在庐江郡金兰。 《水经》也说金兰在西北，因为庐江郡有东陵乡。他们不知道金兰在彭蠡下游，并不是长江所到之处。许慎说“迤”是斜行、曲折流行的意思。如今江水经过洞庭到达巴陵，然后向东北曲折流入彭泽，这正是所谓“到达东陵，向东曲折而向北”的意思，难道是寻阳一带吗？况且大水接受小水称为“过”，两条水相互汇入、大小相当则称为“防”。黄河向东流过洛汭，又向北流过洚水；洚水、洛水汇入黄河，黄河只是流过它们而已。漾水流过三澨，渭水流过漆水、沮水，也都是这个意思。既然说长江分为九道，经文就应当说“分布为九江”，不应说“过”。关于九江，旧说有九处：一是畎，二是白蚬，三是嘉靡，四是乌土，五是▯，六是▯，七是麏，八是沙堤，九是廪。它们有的相距一百里，有的相距五十里，从鄂陵开始分流，在京口桑落洲汇合，前后有三百多里。张须元《九江图》又列有三里、五洲、白▯、菌州等名称。五洲就是蚬，三里就是畎。《寻阳记》则认为：一是乌，二是白▯，三是乌土，四是嘉靡，五是畎，六是源，七是廪，八是提，九是菌。“源”有的写作“浮”，“乌土”有的写作“乌白”。《水经》疏、《庄子》义疏等书，往往都把这些名称作为正确记载引用。晁百揆认为，这些只是地方俗称，与经文没有关系。桑落洲如今在宿松西南一百多里处。《十道四蕃志》说，长江从鄂陵分成九派，在这里汇合，称为九江口。又说寻阳江有八洲：一是沙洲，二是人洲，三是九江洲，四是葛洲，五是象洲，六是乌洲，七是感洲，八是▯洲；曲折排列成为九江洲，与江州、寻阳以江中为界。东武林洲在这些洲的下游末端，所以程大昌认为荆州境内到寻阳以东，便属于扬州；孔安国、应劭因而把它附会为水流汇合之处，却没有其他古代依据。孔安国说是九派，并没有说出名称。到张僧鉴、张须元、贾耽时，才为九派命名，但名称各不相同，大概都是出自民间传说。长江哪里曾经分成九道呢？到了蒋之奇，才把九江认作今天的洞庭湖，他大概也有自己的见解。我私下考察《汉书·地理志》，东陵一带本来就有沈水、渐水、元辰水、叙酉水、澧水、湘水、资水等九条水，都汇入洞庭湖，向东流入长江。《山海经》说：“洞庭山在九江之中。”《博物志》把君山称为洞庭山，所以张勃《吴录》说：“岳地的洞庭湖，就是荆州的九江。”如果说寻阳，那就是扬州境内，不是荆州。 《水经注》说，九江在长沙国不隽县西北；楚地就是今天岳州的巴陵，洞庭湖在巴陵西北，那么荆州的九江确实就是洞庭湖。虽然如此，秦、汉在寿春设置九江郡，却完全失去了九江本来的含义。后来英布成为九江王，王莽又把豫章改置为九江郡；刘歆认为湖陵九江流入彭泽，这是沿用《禹贡》的说法。太史公说：“我登上庐山，观看大禹的遗迹和九江口，哪里还能看到古代的九江呢？” 大概自秦、汉以来，解释者只知道寻阳就是九江。慧远记载，庐山在寻阳南面，南面靠近宫亭湖，北面面对九江；《寻阳志》说九江在州城西北二十五里，这些全都是草率的说法。《太康地记》认为湖水、汉水、元水流入彭蠡，那又是赣水的九条支流，距离就更加遥远了。辨析兖水与济水

译我既已考证三江，也考证了兖水、济水截断黄河的说法，这个问题古今都没有明白。《夏书》说：“兖水向东流成为济水，流入黄河，水满溢出成为荥泽；又向东从陶丘北面流出。”这些都是伯禹所知道的。（历代地理书都知道济水从河北温县流入黄河，又从河南荥阳溢出。）兖州、济水以及兖郡、济郡，正是因此得名。济源县在黄河以东，济南、济北、济阳、济阴都在黄河以南。自从杜预说济水由荥阳向东流过鲁国西面，到乐安入海，而兖水从王屋山流入黄河，才开始把两者分成两条水。杜佑、李吉甫、乐史、窦苹、郑樵等人，仓促援引后世的记载，认为济水在王莽末年因干旱而断塞，不再横渡黄河南流，于是把《水经》依照《禹贡》采用的说法当作疏误。所以唐高宗问许敬宗：“禹浮济水、漯水而通达黄河，为什么现在济水、漯水断绝，彼此不相连接？”许敬宗回答：“兖水、济水从温县流入黄河，潜入地下后在南面涌出成为荥泽，又潜入地下，在曹、濮之间涌出；汶水从南面流入，所以《尚书》又说浮于汶水而通达济水，却不说与漯水汇合。漯水从东武阳到千乘入黄河。”（漯水从济水分出，在东武阳入黄河，如今在莘县北面；这里所说的水不是济水入黄河的地方。）许敬宗大概也本于孔安国所说济水与黄河并流、截断黄河而溢出的意思，却不知道当时已经没有荥水从荥口汩汩流出。（荥阳的水承接黄河水流，经石门流出，称为荥口。） ○荥泽在今天荥泽县北面四十里。有人把济南等名称解释为济水从地下涌出的地方，却没有仔细考察，这就是一种偏见。杜佑所说的河南济水，如果是大禹命名的水名，或许是因为水性相同，或许是当时许多水流汇聚泛滥，济水恰好从河南溢出，所以得名，又何必采用潜流的说法呢？然而大禹一定不会把一时暂时泛滥的名称强加给后世。水的出处本来各不相同，确实有流入后并不混合、继续流行而又重新涌出的情况。从前郭缘在黄河上游遇到一个书生，问他怎么知道济水与黄河上游相通。书生说：“洛水淬过的剑，滋味正与黄河上游的水相同；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就像铅和锡一样。”北济流入黄河后，水性与黄河不同，不能混合渗入地下而潜行到荥阳，于是溢出成为荥泽。如今历下等地从地下涌出的水，全都是济水流过的地方。东阿的井水正是济水溢出的水，所以今天阿胶能够止浊、止吐；它向下、清利而沉重，所以能用来治疗淤浊上逆的疾病。以今天油和水本来就性质不同为例，在盛夏时节，冷热之气也各自循着不同通道流行，怎么能说水一定不能流过另一种水呢？泾水、渭水分流，南零水与其他水在地下汇合，这种道理并不少见。郑樵说，山越过山就会分开，水越过水就会合流；世上并没有山越山、水过水的道理。他说“汉水流入长江”，原文到这里为止，下面有脱文。“兖水流入黄河”一段，原文也到这里为止；而在“溢为荥”之前，应当还有几句导引沇水的文字。解说经文不通，却不认为是脱文，反而一定说是经文错误，这是读书人的通病。林之奇认为，汉水流入长江、济水流入黄河，都是合流而行；大禹导水时从这里开凿分支引流，所以仍保留“汇合”的名称。这也是用浅陋的见解揣测圣人。庭州有霸水，水滴下来，手和金属、铁器都能漏掉。（庭州霸水一滴一滴流下，用手和金属器皿承接也都会漏掉，只有葫芦叶不会漏。拘夷山中有水流下如糖浆，也是这样；饮用它，毛发会脱落而成仙。所谓驼溺，距敦煌二万里；道安《西域记》称为石驼溺，那里有婆罗门守护。）▯延一带的江水日夜流出油脂。（▯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就是这种水。它从河边石缝间与泉水杂出，用雉尾蘸取，装入缶中，像浓漆一样，燃烧时如麻秆烟，十分浓重。沈括取它制墨，松烟也比不上，所谓延川石液就是它；石炭烟也会把人的衣服熏得很黑。延川诗所谓“二郎山下雪纷纷，石烟多似洛阳尘”。）弱水能使毛发沉溺，黑溪的水呈黑色，铁器全都被腐蚀。（西海岛屿之间有一种水，像油脂一样黑，用金属、铁器承接都会渗漏，只有兽角可以贮存。） 南方人把这种水涂在树上，大象走到那里就不肯离开；昆仑人把它涂在身上，就能骑乘它，像骑家畜一样。畔怯水能腐蚀手。（婆罗门那里有畔茶怯水，出自山石的坎穴，有七种颜色，有的冷、有的热，能消蚀金属、石头和草木，手伸进去也会腐烂；人们取来，用骆驼骨、石人守护。）大概也可以说是没有这种水吧。息壤 洪水滔天时，▯偷取帝的息壤来填塞洪水。（《山海经》说：帝发怒，命祝融在羽山杀死▯。）息壤就是能够不断生长、永远不会穷尽的土。（例如“出入息”“息肉”“息钱”“息媍”等词中的“息”，都是生长、增益的意思。）因此又有息石。（高子勉《息石诗序》说，江陵庄严寺中有息石，有人说其中藏有玉。）汉元帝时，临滁之地涌起一片六里长、约二丈高的土。汉哀帝时，无盐县危山的土隆起，覆盖形状像驰道，大概也是息壤。

译江陵的土壤能够镇住水旱灾害。（《江陵图经》引用《别录》说：子城南门的地面隆起，像伏卧的牛马，铲去一夜之间就恢复原状；过去传说这是息壤腾跃践踏，或说有人因此死亡。）从前高从诲镇守渚宫，出行经过这里，在万胜门外询问书记孙光宪。孙光宪回答说：伯禹治水，从岷山到荆州，确定了各处泉源的孔穴，担心后世水势泛滥，于是用石屋镇压它，这件事大概出自《冥洪录》中裴相、欧献的记载。（元和初年，裴宙镇守荆州，向下挖了六尺，得到一块石头，形制像楼橹，完全仿照荆州城的样式；石中空，直径六尺八寸，制作很精巧。裴宙命人把它迁到藩篱之间。那年春天淫雨不断，四月仍不停，洪水上涨无法遏止，人们担心会被水淹成鱼。裴宙派人询问居住在楚山的欧献，欧献回答说：事情紧迫，来不及凿石，可以让陶工制作一个内外宽六尺八寸、楼堞、门槛与江陵城完全相同的模型，在南门外八十步处挖深六尺埋下，应当能够止水。裴宙开始惊叹前人填镇之法，便依从了他。埋葬祭祀的当晚，土又重新隆起。欧献是洛中的道士，博学多闻，这件事也见于《江陵志》。）王子融修治臧丙所处理的息壤时，雷雨突然聚集，于是停止挖掘并记载此事，留给救治灾害的人参考。（庆历甲申年，尚书郎王子融任职渚宫。当年春天一直不下雨，他遍访各处祠庙；五月壬申日，与郡中官员来到这里。因为如今地面已经不再隆起，而石屋屋檐将要露出，便请求挖出查看；即使因此招来水灾，也可以满足好奇心。于是准备畚箕、铁锹，放置数百担土，准备第二天动工。当晚雷雨大作，远近都得到滋润，便赶紧用祭品祭祀答谢。医博士张若水年过七十，于是说，他小时候见过大谏臧丙曾因久旱挖掘此物；几尺高的巨石像房屋，四面有柱、有窗，南面隐约露出门窗的形状，一百个人也搬不动，于是用巨绳捆住，率领水夫二百人把它踏入地下，随即大雨停止。还没来得及把石城全部挖清，便在上面盖了屋，后来又扩建，累土成坛，画作风雷佛像供奉；陈尧佐改为龙神。皇祐二年，王子融退休，才写下记文，命漕运使吕某刻石放置在那里。）苏轼说它曾多次应验。确实如此。（《息壤诗序》说：旁边有石碑记载，不可侵犯；畚箕、铁锹挖到哪里，土就会恢复原状，而且常常招来雷雨；两年干旱，多次挖掘都得到应验。）柳宗元所说龙兴寺地面的情况，天地之间本来就有很多这样的事。（记文说，这是永州的事：背负砖土隆起，高一尺五寸，铲平后又恢复高度，挖掘的人都死了。）▯曾用息壤填塞洪水，禹杀死▯后又使用它；▯用它来堵住水流，而禹用它来填补后患。（《淮南子》说：禹用息壤填塞洪水，是为了让土地生长隆起，并留下日后泄水的通道。） 龙负舟 《吕氏春秋》说：禹从涂山向南巡视，向南渡过长江，一条黄龙背负着船。船夫害怕了，禹仰头笑着说：“我奉天命而来，竭尽力量来渡水。百姓活着，不过是寄居于世；死了，便是归宿，为什么要忧虑呢？”黄龙于是收起耳朵游走了。《淮南子》说：禹看龙就像看蝘蜓一样，脸色不变；龙收起耳朵，摇着尾巴游走了。（书中说，禹向南渡江时看见黄龙。）文人撰写启表，往往多引用这件事，却不追究它究竟有无、是真是假。考察今天江陵、公安之间的江面，有一处地名叫龙巢，就是黄龙背负夏后氏船只的地方；那里常有龙出没，也就是桑钦所说的龙穴水口。注文说：江浦向右曲折向北，正对着虎洲；龙巢又在虎洲北面，它的南面有部驾口。宋景平二年，太祖入朝奉承皇统，走到这里时，有一条黑龙跃起背负皇帝的船，左右侍从都变了脸色。皇帝对王昙首说：“这正是夏禹接受天命的情形，我有什么德行能够承受它呢？”到达都城后即位，这大概是兴起帝业的祥瑞。《江陵志》说，龙穴水口在石首县。《十道四蕃志》说，两条龙摇着尾巴离去，禹派人追踪它们，进入了这个洞穴。《寰宇记》又说，巴陵有夏口浦；《郡国志》说，浦中有龙鱼。从前禹向南渡水时，两条龙夹护船只，由此可知夏后氏确实有这件事。十日 《古今通占镜》说：许多太阳同时出现，天下就会分裂；百官虽然设置，政令却不能施行。三个太阳同时出现，诸侯相互争斗，洪水也会出现。晋建兴二年正月辛未日，三个太阳从西方出现，向东运行。后来江东改元，刘聪、李雄发动叛乱。建兴四年，三个太阳又出现。这一年，皇帝在平阳遭遇兵乱。建兴五年五月庚子日，三个太阳再次出现。占辞说：出现三个、四个、五个太阳，天下的军队和君王会分别达到相应的数量。建武元年也曾有三个太阳同时出现，见于《晋阳秋》。太兴三年，五个太阳同时出现，后来前秦、后赵乘机并起。贞观初年，突厥也记载有五个太阳同时出现。干符六年十一月初一，两日同时出现并相互争斗，到第三天才消失。天上有十个太阳，居住在阳谷，在黑齿国以北。一个太阳住在扶桑树上枝，九个太阳住在下枝。它们依次按照甲乙轮流运行；中原君主失去正道，就会出现两个太阳争斗、三个太阳争胜，直到十个太阳同时出现，这是天下大乱的征兆。《山海经》说：太阳在温原谷中沐浴，扶桑树上一个太阳正要到达，一个太阳正要升起，都由乌鸦驮负。夏桀作乱时，曾有两个太阳同时出现；商纣时代，两个太阳又出现。一个将要沉没时，另一个正从一方升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日〕 所以考察《灵曜》说：黑帝灭亡时，两个太阳同时照耀。虽然如此，兴亡必定会同时出现；有德便会兴盛，无德便会灭亡，这是不可改变的规律。显德七年正月癸卯日，也曾出现两个太阳。当时苗从训跟随太祖出兵，看见太阳上面又有一个太阳，长时间相互摩荡，说这是天命。到了傍晚，六军拥戴太祖。由此看来，▯甲的事情大概确实存在。历代史书中还记载有出现多个太阳、月亮的情况：梁太清二年正月，两个太阳相承着出现在西方；唐代记载贞观初年，突厥说有三个月亮连续发光。考察这些事，原来是当时推测为突厥颉利的应验。虽然说是不同地域的征兆，但日月本来正是为中国而出现的占兆，怎么能说是颉利的征兆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两日〕 天门

译桀迁居垂地，所谓天门，在泽州晋城县太行山上，就是今天的天井关。地理志说它在高都，《通典》说关南有三眼大井泉，如今称为百岩，可以容纳百户人家。关在井的北面，所以又叫百家。战国时人说，桀的居处左边有天门的险要，右边有天溪的险隘，就是这个地方。吴起说：“夏后氏的居处，左边有黄河、济水，右边有太华山，伊阙在南面，羊肠在北面。修治政事却不仁义，所以商汤讨伐他。”羊肠就是五行山。从前周武王想在五行山修筑居所，周公说：“五行山险要坚固，如果德行能够覆盖它，内地的贡赋就会到来；假如我们暴虐混乱，别人要讨伐我们就困难了。”这就是太行山。这里大概是戏言，但君子认为它能说明持盈保泰的道理，所以袁子正《书》说：“桀有四岳、三涂的险要，京山、中南山的坚固。”可是到了鸣条，一天之内就失去了天下。因此说：“使人民定居，不能只靠疆域的界限；巩固国家，不能只靠山川的险阻；威服天下，不能只靠兵器铠甲的锐利。得到正道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多；失去正道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少。”难道可以只依仗地势险要吗？《路史》卷四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