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史卷七　　　　　　　宋　罗泌　撰

译赞曰：禅通纪著录其事。我掌握循环运行之理，考察功绩，合于一德；乘干而行，地不吝惜珍宝，于是权衡奇异和多余，制作刀币，使其与民众流通；按照物价平等施用，使有无相互转移。皇上由此尊贵，获得轩辕的大号。轩辕氏，是古代举行封禅的帝王，在黄帝氏之前。后世治学之士却都认为他就是黄帝氏，失去了这个称号本来的意义，没有比这更严重的错误了。从前防庄氏论述至德之世，说轩辕氏之后有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又在其后；再后来才有伏羲、神农、黄帝，其记载明白如此。各种钱币实物中，有黄帝金，也有轩辕金；董氏说另有两种。封禅文的文字中，有轩辕氏，也有黄帝氏；《庄子》记载的两位古代封禅之王，也如此。王存义说“轩辕”二字见于古封禅文。由此轩辕氏自是古代帝王，确实如此。后世只看到司马迁记载黄帝名叫轩辕，便不再考察古书，于是弄错了。赫苏氏 赫苏氏，就是赫胥氏。“胥”就是“苏”；传说认为他德行光明显著，百姓都归附他，所以这样称号。又有人把他认为就是炎帝，这是妄说。赫胥氏治理时，尊重百姓，重视事务。当时人们居住，却不知道要做什么；行走，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吃饱肚子便游玩，口含食物便嬉笑；白天活动，晚上休息；口渴便寻找饮水，饥饿便寻找食物；没有人知道什么是行善，什么是作恶。气息从三入一，恍惚迷茫，像有所遗失。《子华子》说，天的精气，其大数通常是出三而入一。人也是这样，呼气是出，吸气是入；一称为尊，二称为偶，三称为化，精气由三而成。宓羲、轩辕据此来计算。赫胥、大庭之时，恍惚如有所遗失，所以说“出于一，立于两，成于三”。《连山》据此显现形体，《归藏》据此驾驭气，《大易》据此建立数理。他光辉显赫，名声隆盛；有不居其位者，便以“胥”自况，取“胥史”的含义。九洛安定，于是从潜山洒脱退隐。潜山就是天柱山第十四洞天。《仙传拾遗》说，薛伯高的祖先玄真说：“祝融在衡山安栖神魂，虞帝在苍梧登仙，赫胥在潜山显耀踪迹，黄帝在鼎湖乘车飞升。”赫胥氏葬在朝阳。《寰宇记》说，赫胥氏墓在临济东边原朝阳城内二里处，即今章丘。后来有赫氏、赫胥氏，见《风俗通》。《诗经》说：“山中有扶苏。”《草木疏》作“扶胥”。《越绝书》说姑胥台，《董鉴吴地记》说姑胥山，也就是姑苏。人欲实在不可顺从。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没有不失去所欲求之物的。因此，求快乐的人失去快乐，求富贵的人丧失财富，求长存的人反而先得到灭亡，求荣誉的人必然走向耻辱；想要显得伟大的人，没有不先得到微小事物的。从前穆王放纵欲望，最终失去了所欲求的东西；秦始皇继之，秦始皇也失去了所欲求的东西；汉武帝又继之，汉武帝同样失去了所欲求的东西；明皇又接着这样做，这是什么原因呢？不过是夸耀与希求罢了。希求产生于原本没有的东西，夸耀出自自身不足，都是欲望。地位、俸禄、名声、寿命四样，是人最大的欲望。尊贵到成为天子，富有到拥有四海，就已经有了地位和俸禄；所不足的是名声，所没有的是长寿。而且名声难以达到远方，寿命也无法求得仙化。于是，经营四夷、使远方归服来夸耀名声，治理反而更加卑下；礼敬方士、求取成仙来希求长寿，身体反而更加困乏。用尽心力追求，名声和寿命却更加不可得到。即使如此，使远方归服很难，却还是人力所能做的；所谓成仙，则更是人力不能达到的。他认为，达到人力所能达到的，还不足以称为最高境界，必须达到人力所不能达到的，才足以夸耀。因此，中等资质的君主喜好名声的心，常常低于求长寿的欲望；求仙的志向，又比使远方归服更加看重。可叹啊，道就在近处，却到远处去寻找；事情本来容易，却偏要寻求困难。专心一意，这就是白昼飞升的方法。伏羲把这个道理传下去，炎帝也把这个道理传下去；黄帝、尧传给舜，舜传给禹；小颢、颛顼、高宗、文王、防龙、益、稷、周、召、箕、盘以及孔子，都共同得到过它。穆王一类人不知道从这里入手，却偏偏向外奔逐来寻求，这就像想去燕国却把车头朝向南方，两匹骖马越跑越快，自己以为立即就能到达，却不知道离目标越来越远。周隐遥告诫随文帝的话说得好：“帝王修道，比臣下更应迅速。”一句正确的话，可以使万域获得福祉。臣下所学的，并不是万乘之君所应修习的；刘知古也说，明皇作为人主，求长生与庶人不同；想得到长生，应当先用道化育人民，使人和气融洽，那么仙境自然会到来。至于作为庶人应做的事，我还不完全了解。这两人的话，可以说知道根本所在。后世之人若能据此寻求所谓精一之道，自然能够得到它，又何必耗损精神、劳苦筋骨，去接近死亡和祸患呢？即便如此，黄帝的作为并不在于此，赫胥氏的作为当然也不在于此。秦始皇刚愎迷惑而不醒悟，最终在沙丘陵迟而死，尸身和首级都没有收殓，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假使穆王听从祭公的劝谏，就不会死于祗宫；明皇考察至德年间的教训，就不会死在神龙年间；汉武帝如果不是凶狠困顿后自我悔悟，使危局转为平安，龙渊之庙也就不会建立。当初东方朔向皇帝进献药石时，本来就认为仙人得到长生是自然而然的，不可以急躁追求。若自身有道而不忧虑得不到，即使到了蓬莱见到仙人，也仍然没有益处。然而汉武帝仍未醒悟，后来听了大鸿的话，于是全部罢免了那些等待神人的方士。每次面对群臣，他都感叹自己过去愚昧迷惑，受到方士欺骗；这只是因为不知道道罢了。伊尹说过：“天子唯独不能强行造作这些事，必须先懂得道。懂得道，人欲就会减轻，民事就会加重。”这样，洒脱地显现踪迹，并不是难事。赫胥氏果真成仙了吗？我无法知道。我悲叹那些求仙的人反而丧失了自己的欲望，所以希望读书的士人不要说我过于荒谬，也许将来会有人默默理解它。葛天氏

译葛天氏。“葛天”就是权衡天道的意思。他于是仿拟旋转的苍穹，制作权衡天象，所以以葛天为号。说治理天下时，不用言语却自然取得信任，不施教化却自然实行，浩大无边，难以形容。谈到音乐，八名乐士手持牛尾，投足摆尾，敲击牛角扰乱节奏而歌唱八章。一章叫《载民》，二章叫《玄鸟》，三章叫《遂物》，四章叫《奋谷》，五章叫《敬天常》，六章叫《达帝功》，七章叫《依地德》，八章叫《临万物之极》。他们用土块、木板、瓦器、陶缶作为乐器，武舞和喧奏相随，这叫广乐。于是登封泰山，兴起货币来制定数目和制度，所以积滞之物得以流通，天下安泰。钱币文字中有“葛”字，李洎说这是古代的“葛”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 《董氏谱》说，葛天氏的钱币，字形虽然质朴，却与今天的隶书没有不同；只是今天的“曷”写作“匃”或“辞”，这些字只有声音而没有意义，而葛天氏钱币的字却从土、从曰；“曰”就是古代的“曷”字，在这里作声旁。“曷”与“堨”相同，所谓田堨、田堨，就是土地工程。古文“曷”多写作“□”，也与此相同。后来有葛氏。见《风俗通》，但少昊之后另有葛氏。又有权氏。赞曰：苍穹回旋，苍苍无际，谁能测知它的极处？如果没有圣人，谁来制定法则？不用言语却能取得信任，不施教化却能自行推行。葛天氏垂下法则，浩荡广大，难以名状。歌唱《载民》《玄鸟》，直临万物的极处；八章乐曲兴起歌谣，人们却不知道这是帝王之力。治理，就是使天下达到顺遂的道理。没有一件事不是事务，也没有一件事不是教化。梦有占卜，军旅有卜问，灾害有祈祷，诚信有盟誓，圣人从未废弃。因此，如果没有固定的祭祀，过度的淫祀就会多得无法列举；如果没有合乎中和的声音，过度的音乐就会多得无法使用。凡是百姓不能舍弃的事，圣人并不废除，只是替它规定节制和文饰罢了。古代从来不是没有音乐。洪荒时代，圣人出世，以道回应时代，各有一代的功业；有一代的功业，就必然有一代的音乐。即便如此，音乐是治理的彰显，礼制是治理的文饰。文饰产生而彰显出现，礼制在先而音乐在后，不能颠倒。八士演奏八章，并非没有节制；既然节制从未没有，礼制也从未废弃。然而世人轻视礼节，毁坏形体，以污秽轻慢作为行为，以怨恨无礼作为贤能；依托声音在聚偻旁边放纵，在父师身旁肆意喧嚷，说：“我这是通达。”我听说无怀氏、葛天氏并没有这样放荡无度。我曾学习《论语》，读到《微子》篇，看见其中记载周公对鲁公说的话，于是才知道孔子和三位仁人、八位乐士的心意，因而再三感叹。孔门弟子善于传述圣人的志向，而杨雄、王通都不足以理解它。《微子》这一篇，论述出仕和退隐的大体原则：把出仕看作通达的人，沉溺其中而不能停止；把隐居看作高尚的人，一去便不肯回来。然而为什么偏偏把这一章杂列在其中呢？因为周公的话，是对上用来教诲做君主的人，对下用来教诲侍奉君主的人而发的。做君主很难，做臣子当然也不容易。君臣之间的关系，实在微妙啊！如果对自己厚待的人都薄待，那么就没有什么不会薄待的了。亲近的人都可以施以杀戮，那么哪里还会有贤士大夫呢？二世残害骨肉，六朝杀戮宗室，这样的朝廷可以出仕吗？大臣如果不加以制止，君主就必然刚愎凶狠，信任小人。他废黜太子元良，却信任、尊崇虎贼；虐待劝谏辅臣，却任用尹谐；又信任石显而怀疑萧傅，任用裴龄而排斥陆贽，这样的朝廷可以出仕吗？不是这两种情形，圣人不会离去。因此，孔子说卫灵公无道，却仍然徘徊在他的国境之内，因为那里还有仲叔圉、祝鮀、王孙贾等人。明白这一点，那么三位仁人有的离去、有的为义而死，柳下惠有的被贬、有的留任，孔子离开齐国、离开鲁国，乐师奔赴齐国、楚国，八士被列于此篇，也都可以理解了。所以，旧友没有重大的过错，尚且不可以抛弃，那么君主没有重大的过错，难道可以离开吗？对朋友尚且不能求全责备，难道因为一个人有一点过错，就可以要求他十全十美而离弃他吗？懂得这一点，那么接舆、沮溺、晨门、荷蓧等人，也就可以加以评议了。唉！山林中的隐士，难道只是因为不知道返回仕途吗？世上又有无缘无故住在山岭、声称仰慕巢父、许由而求取通达的人，把中南山、少室山都当作仕进的捷径，实在有许多可取之处，难道只是高峻的中南山吗？巢父、许由的事，我并不相信。况且不出仕可以说是不合义，但长幼尊卑的节操，怎么能废弃呢？夷俟的姿态，我在原壤身上确实见过。既然如此，孔子数说他的罪过，又用杖叩击他，这才是圣人的隐微之处。至于阮籍、韦高、王澄、胡母辅之之流，又是为了什么呢？他们讥讽山甫，嘲弄文王，放荡无能，却嘲笑天下人崇尚贤者；纵情放荡而无操行，却非难天下最伟大的圣人。庄周尚且不这样，何况无怀氏和葛天氏呢？晋室的夷乱，南北朝的纷争更替，都是由这类人造成的，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任达”呢？所以先王治理天下，先重礼制，后重音乐。音乐是混沌放纵的边界，礼制是人的屏障。礼制过重就会使人愚钝，所以用音乐来使人舒展；音乐过盛就会使人流荡，所以用礼制来守持。礼制，是用来严明等级、制止放纵的。如果等级严明，还有什么值得忧虑的怠慢？如果防范周密，还有什么值得忧虑的混乱？那些箕踞、裸露身体、假托言语说自己通达的人，造成的祸害已经无法尽述。不只是圣人认为这是祸害，即使役使孔门弟子的人，也无不认为这是祸害。《诗经》说：“野外有死去的獐子，用白茅包裹它。”獐子既然已经死了，本来可以抛弃，为什么还要用白茅包裹呢？因为厌恶它污秽在地上。茅草这种东西虽然微薄，作用却可以很重要。《易》说：“用白茅垫着，便没有灾咎。”如果放在地上就可以了，再用茅草垫着，又有什么过错呢？这正是礼制不可废止的原因，也是放纵逃遁之人获罪于圣人的原因。《路史》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路史》卷八　宋代罗泌撰　前纪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