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路史卷三十五宋罗泌撰发挥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路史》卷三十五，宋代罗泌撰，发挥第四。九次会合诸侯。事情不说明白，教化就不能成功。齐侯举行会盟有十五次，所谓“九合诸侯”，是就葵丘之会而言的。淮之会本来在葵丘会之后，而贯谷之举又不是其中最盛大的。至于动用兵车的会盟，则确实有过：庄公十四年攻打宋国，二十八年救援郑国；僖公元年救援邢国，四年侵犯陈国、蔡国，六年攻打郑国，以及僖公十五年救援徐国。首止之战，是为了安定周王世子，这就是所谓“一匡天下”。解释《春秋》说：使人相信他所信的，使人仁爱他所仁爱的。举行衣裳之会有十一次，却从未逼迫别人结盟；举行兵车之会四次，却从未发生大战。这说明他诚信敦厚而爱护百姓。所谓“仁其仁”，就是按照他的仁德去实行，也就是说，他所成就的正是仲之仁。晋平公问叔向说：“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一次匡正天下，这是君主的力量吗，还是臣下的力量呢？”叔向回答说：“譬如衣服，管仲裁制，隰朋剪裁缝合，宾胥无镶边收口（韩非子说，宾胥无剪裁缝合，隰朋镶边收口），君主把它穿上罢了；所以这是臣下的力量。”师旷倚着瑟笑他，晋平公问为什么（另一说是齐景公）。师旷回答说：“大凡做臣子的，就像厨师调味一样。管仲切割，隰朋熬煎，宾胥无调和，然后进献给君主。” 君主不肯进食，谁能强迫他呢？臣下又有什么力量呢？况且，君主好比土地，臣下好比草木；土地肥美之后，草木才能茂盛。所以说，这是君主的力量。九次会合诸侯，是齐桓公的盛大举动。可是孔子把它归功于管仲，大概是认为，齐桓公本来应当在上辅佐天子，振兴王室纲纪，继承旧有制度，却只是局促地会合诸侯以奉事周王，这不过是一个小相和一位卿大夫的事务罢了。唉，《诗经》在卫国有《木瓜》，在秦国有《渭阳》，正是用来教示齐、晋的美德，而其中并没有齐桓公、晋文公。管仲是霸主的辅佐者，把他与伊尹相比，他的器度和功业确实小了些。然而孔子仍说：“如果没有管仲，我恐怕就要披散头发、衣襟向左开了。”难道这只是像普通男女那样拘守小信吗？当他从堂阜解下刑具而登上上卿之位时，〔“綦之理”原文疑有讹误，含义不明〕，选拔贤能，确立士、农、工、商四民的秩序，制定轨制和里制，拒绝子华的计谋，履行与曹沬的盟约，向山海征取包茅，安定卫文公并排斥戎、狄，他的功业本来就值得称道。佛教徒的作为，同管仲的功业相比，哪一个更好呢？没有经历过冬天的寒冷，就不知道春天的温暖；不察看树根是否端正，就不能最终知道枝梢能否坚固。作揖谦让来救火，吟诵诗歌来救溺水者。作揖谦让、吟诵诗歌固然是高雅的事情，但对救火救溺又有什么补益呢？晨门扛着锄头，并非对世间毫无用处；但他对世间究竟有什么用呢？笃实践行信义、尊崇道德并报答功劳，我本来不以这些来责求他们。归还战马、放牧牛只，监狱空虚，这些是这类人所能做到的吗？约法三章、外门不闭，这些是这类人所能做到的吗？采拾桑麻，身穿毡毳，抛弃五谷而大口吞食海产，却对人说：“他们采用世间法，我采用出世间法。”我看见他们不过是在用夸大的言辞彼此欺骗。佛教事务过于兴盛，招来了上天的谴责。庸俗之人不能做大臣，庸俗的士人也不能做史官。用夷狄的礼仪，春秋对此是厌恶的。谢灵运、萧瑀、王缙这些人，聚集在殿庭、廊庑之间膜拜，这究竟是做什么呢？难道是在办理胡人的事情吗？身处朝廷之间，却不知道羞耻和厌恶，能称得上大臣吗？梁武帝不行正道，舍身到同泰寺做僧奴，百官僚属倾尽府库财物把他赎回。不久雷电交加，风云昏暗，把寺中的浮图、堂宇全都焚毁，一夜之间荡然无存。等到他再次舍身到光严禅室，重云殿中浮现仙花，忽然全都震动了三天，当时人把这看作祥瑞，而有见识的人便拿石季龙的事情来相比。同泰寺佛阁有七层，装饰以珍宝，大同十年被震火焚毁殆尽；重新建造还没有完成一半，侯景之乱便很快发生了。这就是上天明白的谴责和显著的警戒，可以看出来了。当时史官虽然能够记载他舍身的荒谬，至于上天警戒的事情却删去不录，难道不是因为史官都是庸俗之士，害怕佛教，把一时流行的虚妄福报之说隐没了吗？唐武后为薛怀义修建功德堂，规模可与明堂相比。它高达千尺，佛像的高度达到九百尺，整体的雄伟程度超过了千斛大船。佛像小指之间藏着十几辈【原文疑误】伪造的图像和血像，头部高达二百尺，前来观看的人多得挤满城郭，士女争相布施。不久火灾发生，佛像所在的殿室延烧到明堂，又烧到宝库，飞腾的烟雾直冲银河；铁制的【原文疑误】尺，在半夜之间没有留下片瓦，风把血像撕裂，吹散到数百处。既然如此，违反常理的事情，难道是释迦牟尼的本意吗？从前大顺二年七月癸丑，汴州相国寺发生火灾。这天晚上大雨、雷电交加，有一种像红色球块的东西，在门楼与【原文疑误】藤纲之间转动，绕行一周后便起了火。不一会儿，红色块状物向北飞去，又在佛阁的【原文疑误】藤纲之间盘旋，也绕行一周后起火。随后大雨倾注，地面积水数尺，但火势反而更加猛烈，蔓延到民居，三天不熄；那所谓“日月隐于檐槛”的景象，也将要被烧成灰烬了。详细考察历代，这样的事情几乎多得无法记载。这样看来，佛教果然不能违背事理而给人带来福祉。萧仿曾说，佛法可以从觉悟中取得，不能从外在迹象中求得。宝柱灿烂夺目，珠饰鲜明耀眼，这种敬奉正是所谓神灵怨恨、众人愤怒，灾祸积聚、患难发生。为什么愚昧的俗人不知道从这里出发，反而把佛教尊崇奢侈到极点，甚至薄葬自己的亲人、菲薄奉养父母，却争相趋奉谄媚？金碧辉煌、飞檐翚动，超过了玉阙；熔化黄金、销毁翠玉，单单使民间财力困竭。这样说来，能够免除灾祸已经是侥幸了，还谈什么福呢？我怜悯世上的士人，因为他们被这种说法诱惑并传播，却没有人制止，所以把这些事揭示出来，作为明亮的鉴戒。梁武帝的事情有的见于《佥载》，《隋志》也略有涉及。明堂和大顺年间的事情，也【原文疑误】见于《唐志》。更加成为朕的忧患【佛氏戒】。

译有人说：“墨家的兼爱，为什么不加以深入思考呢？墨家哪里能够兼爱？先王的时代，洪水已经平定，百姓已经有粮食吃了；又进一步教化他们，墨家能做到吗？蚩尤已经被平定，管叔、蔡叔已经被安定；又进一步使百姓富裕，墨家能做到吗？祸害已经除去，艰难已经平定，对百姓的爱也已经达到极致，这本来可以停止了；但先王又使他们富裕，又教导他们。先王的心意，是仁爱百姓并爱护万物，难道有止境吗？我知道墨家没有做到这些；不是没有这种意愿，而是确实做不到。不只是做不到，实际上还不知道仁爱的正道。不懂得仁，却只说我能够兼爱，那么这种爱从哪里兼顾起来呢？不能仁爱百姓，却只以戒杀鸡狗、蝼蚁作为兼爱，是多么浅薄啊！唉！这不过是妾婢、传娼之流，修饰一点小廉洁来迷惑众人的做法。先王所制定的戒杀，并不是这样。凡是畜养的动物，没有不被宰杀的；那些不被宰杀的，便不属于畜养之物。试以一个大郡来说，蜜蜂成群、蚂蚁聚集，人口动辄数万，谁家不养鸡？谁家不养狗？又有谁家的鸡狗从来不杀呢？那位墨家学者，果真能够戒除这种杀戮吗？所以先王只是制定礼制来加以节制。君子对于禽兽，看见它活着，便不忍心看见它死去；” 听到它的叫声，便不忍心吃它的肉。因此脚步不靠近厨房，鱼肉也不送到宗庙门槛以内，难道是没有戒杀的意思吗？他们戒杀，也是有方法的。郊祀、社祀用一头特牲，宗庙祭祀用一头特牛，这样神灵便能得到祭享。七十二种膳食、八十种常用珍味，使父母能够得到奉养。天子不合围猎，诸侯不把群兽一网打尽，大夫不捕取幼兽和鸟卵，士不堵塞水道，庶人不用密网。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狗和猪，庶人无故不食珍贵之物；这样以后，天下的牲畜才不会被无故杀害。又设置虞、衡等官职，按照万物生长繁育的时节，实行山林禁令，封禁湖泽和渔梁，以保护可以繁生的事物。严寒降临、蛰虫开始出土时，水虞便讲习使用罛、罶，捕取有名的鱼和水鸟，献到寝庙中尝新，并在各国施行，以帮助宣通阳气。鸟兽孕育、水虫成形时，兽虞便禁止设置罝罗、捕捉鱼鳖，把这些规定作为夏季的禁令，以帮助万物生长繁盛。鸟兽已经成形、水虫正在孕育时，水虞便禁止设置网罟、堤防和陷阱，以充实宗庙、厨房及畜牧所需的功用。仲春祭祀使用牺牲，到了季春之月，设置捕兽网、罗网、毕网、翳具等器具，都不得带出九门之外。豺没有祭祀兽肉时，不得用以田猎；獭没有祭祀鱼时，不得设置网罟；鹰隼没有捕取禽鸟时，不得使用毕网、罗网；昆虫还没有蛰伏时，不得用火焚猎；不得探取雏鸟，不得射杀栖息的鸟；不得在深水中滥捕，不得毁坏鸟巢；禽兽没有长成，不得捕杀；不得煮卖、贩卖【原文疑误】；不要杀幼虫，不要吃雏鸟。”鳖的甲片未满一尺不得捕取，猪不到一周年不得宰杀；不得剖取胎兽，不得剪发【原文疑误】；毛还没有长成的牲畜不得送入厨房；不得捕取幼鹿、幼麑，不得取鸟卵，不得【原文疑误】；蚳、蝝等虫各有固定禁令，这样万物便不会失去本性。时值万物生长繁育之际，野虞便禁止砍伐；树叶尚未变黄凋落时，斧头、斤斧不得进入山林；不得砍断旁枝，不得伤害新芽，不得毁折花萼；不得用风吹、用暴力摧残，不得焚烧山林，因此恩惠遍及动物和植物。这就是先王博爱万物的实际表现。所以说：“虞氏的恩惠遍及动植物，这才是真正遍及动植物的恩惠。”难道像那些假借仁义、错误地设置空话的人一样吗？魏正光年间，国库空虚，于是有关官署请求把百官和藩国来客的廪食、肉食减少三分之一。一年终了统计，节省了一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唐代规定正月、五月、九月实行刑禁，禁止屠宰和捕捞，每月大约有十天停止宰杀，这不过是暂缓死亡罢了。卖鱼、售肉，馈送小羊羔、带回宴席，这些固然比那种假借仁爱而不停止的做法好；谁知道其中没有仁爱呢？” 即便如此，我尤其忧虑的有两点：败坏先王的风俗，其危害本来就已经很急迫；而使军队的勇武之气衰靡，其灾祸更为严重。大夫世代不能没有暴乱，所以先王设置军队来禁止和防御暴乱。这是天地的规律，是圣人也不能除去的。不仅圣人不能除去，即使上天也不能除去。正因为不能除去，所以一定要树立威势。威势建立起来，暴乱就会停止。威势不能建立，就没有办法抵御暴乱，反而会招来侮辱。古代妇女不进入军中，正是因为她们会使军队的勇武之气衰靡，也就无法显示威势。暾欲谷说：‘寺刹的制度，使人变得柔弱，不是使用武力的方法，不可以大量设置。’他对毘伽说：‘突厥人生活在寒冷之地，所以都习武；唐兵虽然很多，却无从施展，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如今佛教使军队勇武之气衰靡，已经非常严重了。士人一旦接受这种学说，往往就会威势消散、身体离解，不能任用。这样看来，我所忧虑的，难道是吝惜军队本身吗？我是痛惜军队的勇武之气衰靡，以致天下灾祸兴起。从前黄帝初起时，立志求仙，爱护百姓而不愿作战，于是四方的帝王共同起兵谋害他。然而黄帝能够自己悔悟灾祸，选择兵士、整顿军旅，以威慑不守法者，此后天下才重新安定。以黄帝那样明智而圣明的人，尚且几乎不能免祸，何况不是黄帝的人呢？唐明皇初年，贤人辅佐政事，各项事情无不办成。他采纳姚崇的建议，削减唐中宗时期虚伪滥设的官爵一万二千多项，因此天下太平，四海富足。为什么皇帝凭着中等人的资质不能保持这种局面，到了天宝末年，反而广泛铸造金身、剃度僧人、修建寺院，舍弃前日已经显明并见效的政道，甘愿回到昏昧虚妄的说法中呢？于是安禄山之乱乘着弊端兴起，局势逐渐败坏、流离动荡，几乎不能振作。黄金铸成的佛像不能帮助树立威势、带来福佑；身穿缁衣、剃发的僧人，也不足以抵御凶恶的敌虏。而百姓流血丧生的灾祸，已经遍及天下。所以凡是说不杀生的人，最终必定会渐渐导致大规模杀戮而后才停止。这就是齐、梁两朝杀伐的灾祸比战国更加惨毒的原因：军队的勇武之气衰靡，威势不能建立。我不知道齐、梁的君臣奉佛尊经，以及戒杀禽虫的恩惠，能不能抵偿他们蔑视威势、招致灾祸、抛弃军队而使国家受辱的罪责呢？所以我说：假使佛教能够撤去君臣制度而治理国家，废绝兵武而使天下安定，那么这种教法没有什么不可以建立的。我见学者不知道先王之道的博大，却受到佛教的蒙蔽，都以为佛道广大而能够兼爱，所以根据先王虞衡之官的本意详细说明这些事情，进一步拓宽他们的见识。辨析四皓

译扬雄说：美称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世人所说的四皓，就是园公第一，绮里季第二，夏黄公第三，甪里先生第四。他们遭逢秦朝苛政，避居到商地蓝田山中。汉高祖招请他们，他们因为皇帝向来轻慢士人而没有前来。等到高祖因为戚姬的缘故想要更换太子时，吕后按照留侯的计策把他们请来，太子因而得以确定。这是四位老人的力量。事情完成后，他们离去，再没有出现。后来都葬在安陵。太白所说的‘荒草掩没四座相连的坟墓’，是说百姓感念他们的义行而祭祀他们。如今京兆蓝田、轵县以及上落、商地东巅，都有祠庙。有人说他们原是秦朝博士，世道混乱才隐居，因此《陈留风俗传》称：园公是秦朝博士，避居南山。汉高祖起兵后，以礼征聘他，他不肯出仕。惠帝即位，任命他为司徒。所谓圈公，就是园公。他本来姓圈，而崔氏所作的赞文也说四皓是秦朝博士。但考察有关传记，四皓在秦朝时已经进入商洛深山，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做过博士。况且汉代没有司徒这一官职，元寿二年才开始设置大司徒，园公又怎么会担任司徒呢？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即便如此，四皓的名号，记载者也不一致。例如圈公，自《史记》以来，《汉书》《法言》等书所记，都写作园公。《洽闻记》写作郭园公。《赞》和《仙传拾遗》又认为是东园公、甪里先生；孔安国《秘记》以及《汉纪》《仙传》写作角蠡，魏子写作禄里，这只是读音相通罢了【甪字有“禄”的读音，所以《礼记·大记》中郑康成认为应当读作禄；孔颖达说声音相近。顾野王以“敕”字反切甪字为“所甪翻”，可知古人直接把它读作“彔”音，后世不能明白，才妄自区别为从刀、从人。前些时候太祖皇帝问崔偓佺：李觉上奏说四皓中有一位先生姓什么，有人说加“人”旁，有人说加“夕”旁。崔偓佺回答：‘臣听说刀字可以用作角字，一夕、一人都不能组成字。’这件事也是依据《陈留志》李匡文的辨析，但崔偓佺错了】至于绮里季和夏黄公，毕文简特意把绮里季、夏看作一人，把黄公看作一人，大概是因为逸少、渊明、子美都有‘黄绮’一词，这种说法不对。考察《仙传拾遗》，书中说绮里季、东园公、甪里先生、夏黄公与张良是云霞之友，偶尔分开提到二人。况且夏黄公在崔氏家谱《老子》中都称作‘夏里黄公’，因此不能说成‘绮里季夏’。” 《元和姓纂》中又有夏里、绮里、禄里三个姓氏。夏里姓条说出自四皓，祖籍河内轵县，那么毕文简的说法确实错了。往年商地有人得到四皓神祠中的祭器，上面有绮里季和甪里的神位，也有夏黄公自己的名号，这就更加可以知道夏黄公本来就是一个人的名号。祭器上还刻有圈公神位以及圈公神位【原文重复疑误】；器字正写作圈，而颜师古《正俗》引用时称作圈。自序也说自己是圈公的后代，由此可知圈字才是正确的。再考察四皓的姓氏和名讳，其中差异很大。《陈留志》说圈公名庾，字宣明，是襄邑人，起初居住在园中，因此号称园公。有人说他姓国，名秉，与轵县人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里黄公为友。秉、庾二字读音相转，因此也称园公。《风俗通》所以说：四皓中的园公，本来也姓园。夏里黄公姓崔，名廓，字少通，是齐地人，隐居在夏里，因此号称夏里黄公。崔氏家谱记载，甪里先生是泰伯的后代，姓周，名术，字元道，京师人称他为霸上先生，甪里也只是他的号。陶渊明也曾引用这一说法，可见他并不是不知道黄公、绮里季都是不同的人。四皓的刻石，最初见于黄伯思，董逌后来又见到，隶书编纂的记载没有错误。《三辅旧事》说：汉惠帝为四皓在他们隐居的地方立碑，由此可知那些神祠祭器都是当时所刻的。有人说圈公姓韦，因为“韦”与“圈”声近；“国”是取其字义，大概是隐语【《风俗通》说：圈，是援助的意思，从“国”得形，以“袁”为声。如今市井俗语把韦氏称为园家】。考辨稷、契 天下相同的事不一定要说成不同，不同的事也不一定要说成相同。圣人对待人物，只要能够传承的，就不强求相同，也不故意夸大差异。尧、契、弃是帝喾的儿子，已经很明白了，但各位儒者都对此怀疑，认为契、弃既然都是尧的弟弟，而尧在位一百年，那么他们也都一百多岁了；哪里有尧在位这么久，却有贤能的弟弟不能任用，直到舜还未死时才举用他们的道理呢？仁人君子本来不会遗漏自己的兄弟而只顾治理国家，这是喜好求异、强求相同造成的过失。考察《左传》内传史克的话，高辛氏有八个有才德的儿子，当时称为八元，舜举用他们。杜预认为他们是高辛的后裔，是稷、契这一类的人；张融、孔颖达等人则认为稷、契都在八元之中，说距离圣人时代已经很远，应当相信他们是高辛的后裔，而不是高辛的儿子。况且按照纬书的次序，帝喾传了十代，尧以及稷、契都不能是帝喾的儿子，也不能是兄弟【谯氏也怀疑契生于尧的时代，舜才开始举用他，因此一定不是帝喾的儿子；于是说他的父亲名防，所以没有记载姓名。又说他的母亲有娀氏简逖与宗妇三人一同在河中沐浴，玄鸟留下鸟卵，她因此怀孕；这就说明她不是帝喾的妃子，却不知道在河中沐浴的说法多么荒诞】我考察尧继承挚之后，契、弃其实都已经被任用了。传记称尧任命契为司徒，任命弃为农师；后来得到舜，任命舜为司徒，才改任契为司马，这说明尧并不是没有任用他们【王充常说稷在尧时任司马，但伏氏《尚书》及《吕氏春秋》都说尧让弃主管农田。考察起来，“田”就是古代的农官；《淮南子》说，尧治理天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稷为大田师，也就是大农师】考察褚先生所叙述的孔子的话说：“从前尧命契为子氏，因为后来有商汤；命稷为姬氏，因为后来有周文王。”尧何曾没有任用他们呢？只是到了舜时才委以更大的责任。所以太史公认为尧都举用他们，只是还没有分别确定职务；传记中的说法大致可以看出来。只是《尚书》中没有记载罢了。《尚书》记尧的事情最为粗略，官署制度、礼乐、刑罚、赏赐全都看不出来。他在位一百年，能够知道的只有分别任命羲、和，流放鲧，考察舜等几件事。到了舜接受禅让，又任命契为司徒，弃为后稷，而且他们的官职任命都出自再次发布的命令，这说明是沿袭尧的旧制。何况他们被推举任用都在历次考察舜的那些年间，所以本来就是尧在主持政事。《甫刑》说：‘三位后代的功业没有被废弃，这是尧所任命的正道。’这样看来，稷、契在尧朝做官，确实不应怀疑。

译又有人说：《诗经》写“简狄”，只说她跟随帝喾；《诗经》赞美后稷，只称姜嫄，竟然没有提到帝喾。刘向在《列女传》中叙述踩足迹、吞鸟卵而生子的事情，都说发生在尧的时代；而传记记载简狄，却说她是有娀氏的美女。这样看来，姜嫄果真是帝喾身后十代的妃子；如果强行求证其中的缺漏，用来怀疑她的来历，那是不对的。《世本》《大戴礼记》说，从前帝喾十四位妃子的儿子都拥有天下，而稷的后代成为周人。周人既然已经向上追溯，认为后稷是帝喾的儿子，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曹植《赞》叙述姜嫄、简狄，说帝喾有四位妃子，所生的儿子都成为王；帝挚死后，尧承受天命。郑玄为《诗经》作笺时开始因纬书而产生怀疑，于是认为姜嫄是帝喾身后十代的妃子；但他注《礼记·檀弓》时又采用《帝系》的文字，前后也不相同】从前有娀氏有两个女儿，长女叫东逖，次女叫建疵。东逖是帝喾的第二位妃子，就是简狄。所以屈原说：“简狄在台上，帝喾为何合宜？玄鸟送来遗卵，为什么高兴？”又说：“高辛氏的神灵盛大啊，遇到玄鸟而得到遗赠。”古书中保存下来的，只有屈原、庄周、韩非、管子和《山海经》的记载可以作为凭据；他们说到简狄，没有一次不涉及帝喾，哪里有帝喾身后十代的说法呢【“贻”一作“胎”；古代“胎”“贻”也相通，所以采用杨震碑文“贻我三鱼”的写法】唉！自汉代以来，学者谈论《商颂》，很少有人不说稷、契是没有父亲而出生的。先儒张夫子、王逸一类的人，尚且被这种说法迷惑。假如不是褚先生，谁能知道神灵不能凭自身生成，必须借助人的生育才出生呢？既然姜嫄、简狄确实都在尧朝，那么也确实好像是没有归属的女子；如果果真是失去夫家的女子，又怎么能够到禖宫去祭祀呢【“佚”，是闲雅美好之意，与“妋”相同。纬书的说法确实荒谬，例如说五帝、三皇都是感应而生；但有的不是在郊外感应，就是在旷野相遇，更有甚者远在夷獠之乡，仿佛相隔数千里，难道帝王的妃后会随意到那种旷野去吗？而且它所叙述的足迹等事情，都很像私奔淫乱之事，这正是难以令人相信的原因】学者治学，实在不应如此偏僻；又怎能不重视对经典的详细考察呢？那些人只是猜疑我，所以我才详细辨析。考察周代 禹建立夏，契的后代建立商，稷的后代建立周。夏历十七世，商历三十世，大概经历四十七世以后才有周文王。禹以及稷、契都处在唐尧时代。考察史书记载，契传十四世到成汤，次序大体如此；但记载弃、后稷的后代十五世到文王，中间却经历了夏、商两代，所差竟有三十多世，脱漏得太严重了。从尧帝到周文王，经过一千一百多年，而只说传了十五世，符合人情吗？我曾私下考察，确实可以知道不窋并不是后稷的儿子，而公刘是商代的诸侯，大概处在周家传十代左右的时候。所以左氏说“文王、武王不以不窋为先”，而《国语·外传》却说夏朝衰败时，不窋才开始失去稷官。娄敬也说：“周自后稷受封于邰，积累德行仁义，传了十多代，到公刘时避开桀。”这说明公刘离后稷已经十多代，仍然处在夏桀统治的时代。所谓“夏朝衰败”，尤其不应早于履癸之前。然而论者却没有说是太康时代，为什么不认真考察到这种程度呢【《匈奴传》说：“夏道衰落，公刘失去稷官，迁变到西戎。”颜师古认为公刘是后稷的曾孙，而郑康成竟说他与太康同时，实在荒谬。传记说“太王亶父距离公刘二百多年”，那么他距离文王才四百年，大概应当处在仲丁、外壬时代】再详细考察，夏代的书记载帝王世系说：“帝俊生稷，稷生台蠒，台蠒生叔均，叔均成为田祖。”帝俊就是帝喾的名字，而“台”就是“邰”。后稷受封于邰，所以他的后代有台蠒、叔均。既然有台蠒、叔均，就知道稷的后代已经很多了。不窋显然不可能是稷的儿子。只是可惜其中世代相隔久远，有些不能全部考见。即便如此，单穆公说“后稷勤劳经营周室，传十五世而兴起”，这就是《世本》《史记》中可信的地方。难道不知道这里所谓“兴起”，并不是指文王，而正是指公刘吗？即使考察《世本》，从不窋以下到季历，仍有十七世，怎么能把十五世仓促地算完呢？世系谱牒实在太难整理了。梦龄之说荒谬【《竹书》】六经之书中，只有《礼记》杂乱而且多有妄说。关于武王年寿的事情，大概同纬书的说法一样荒诞。前代贤哲大多非难它，但我心中仍怀疑这种说法。我曾考察：如果相信古书，武王的寿命哪里会有九十三岁呢？况且武王年少时，文王四年，文王去世；武王服丧未终便讨伐纣王，灭商两年后，天下尚未安定便去世，从父子年龄推算，前后相差不过七年。这样说来，文王才七岁就生了武王。况且武王是文王的次子，那么伯邑考的父亲出生时，文王年纪才四五岁。这是一定不可能的第一点【《外纪》注说：文王十二岁加冠，十三岁生伯邑考。它引用《左传》“加冠而生子”的话，实在荒谬。考察起来，文王九年天下大势尚未统一，武王想继承父亲遗志讨伐商朝，所以没有改元。十一年讨伐纣王，这是武王三年。十三年是武王五年。灭商两年后去世。《世纪绍运图》说武王七年，大概是把《大誓》所说的十三年计算为从九年到十三年的五年。伯邑考其实是文王的嫡孙】况且武王去世时，成王才在襁褓之中，哪里会有九十多岁、一直没有继承人，过了衰老昏耄的年纪才生育的道理呢？圣人与常人的不同，只在于智慧和见识；精气到了应有的限度，便和常人没有不同。

译这是一定不可能的第二点【考察起来，周公抱着襁褓中的幼儿到朝廷面对诸侯，这件事是可信的。郑玄却说武王死后三年，周公才避居东方，当时成王已经十三岁；在东方住了两年，成王十五岁，周公才回来摄政七年，把政权交还成王时已经二十一岁，这些说法都是荒谬的。襁褓中的孩子不过一两岁，哪里有年过幼学之年还要依靠襁褓的呢？周公归来时，成王已经到了志学之年，难道还会等周公摄政七年吗？《真源赋》说：武王去世时，太子刚刚出生，这就是成王。周公摄政七年，成王才七岁。武王灭商两年后，天下仍未安定，又遭遇严重疾病；孩子年幼、国家危险、大臣尚未归附，周公正是在这个时候担忧天下事务有说不尽的困难，所以筑起三坛，祈求以自己的生命代替武王死去，把祷告之策藏入金縢，等待局势平定。武王虽然病情稍有好转，却不久又不能起身。武王去世时，成王才一两岁，因此周公摄政，四国散布流言，这些道理都可以看出来。四国散布流言，周公在东方居住了不知多少年才离开；如果说武王死后三年才居东、居东两年，那么罪人后来被捕又不知过了几年，周公才作诗送给成王。天上响起大雷，成王戴着弁冠，打开金縢，拿到书后哭泣；这也说明他已经加冠，能够通晓政事，就不需要等到摄政结束了。可是反而说成王十五岁时周公才开始摄政，这样前后矛盾，值得相信吗？《金縢》记载武王病情稍有好转的话，只是为了显示周公至诚祈祷得到回应；孔子保存《金縢》这一篇，是为了表彰周公的忠心。王充不相信《金縢》的事情，却反而相信武王九十三岁高寿的说法，也可说是看着浑浊的水而迷失了清澈的深渊【这些都是根据事理可以推知的，不必到处搜求遥远材料才知道【男子十六岁，天癸到来，才有生育的道理；八十岁时生育能力就断绝了。钱公辅对王安石说：“武王是圣人，八十岁还没有太子”，这种说法更加荒谬】考察《竹书纪年》，武王享年五十四岁，这个记载很少有事实根据。这样看来，“与你三龄”之类说法是汉代儒者的妄说，就可以看出来了。不过，天下的事情，本来有些话虽没有事实依据却必然如此，也有些话听起来像事实却一定不是真的。所以我曾说，武王的政绩绝不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所能完成的；但或许文王去世时，已经知道武王在位时间不会长，因而把迅速完成大业的嘱托交给了他？他说“我与你三者”，难道不是说我死后，你在三年内完成这件事吗？” 这也无法确定【另有一种说法，徐铉认为古代没有“龄”这个字；如果有，武王不应当不明白，却说“西方有九国”】《竹书》是在晋太康二年，魏国人盗掘魏安釐王墓时得到的古书，颇有事实依据；只是其中错乱驳杂、不纯粹，世人颇为怀疑。再考察书中“尚父致师，周师自誓至于罢兵”以及武王征召九牧、史佚主持九鼎、建造度邑等事情，都见于司马迁《周纪》；“美男破舌，缦缦奈何”等话，明显引用了战国时期《短长》中的话；太子晋等事情，见于王符的著作；少昊的事证，又完备地见于张衡的文集。由此可知，汉代时这部书还在，只是很少有人传述。子华子说：“我的君主从周地采得礼物，开始有蒲璧用来朝见，作了《程典》。”如今《程典》仍见于这部书中，难道全是后世伪造的吗？班固《汉书·艺文志》所列古今书籍之外，还有《周书》七十一篇；刘向认为这是孔子所论述的百篇之外的篇章，文字尤其雅正，不是汉代人所作。鲁国采用天子的礼乐【《明堂位》】士人不学习，古代我就知道这种情况了。聪明的人不屑于考察，愚昧的人又不知道考察的依据。鲁侯只是公侯的爵位，却设置两座观，建造五重门，完备六官，又以三个国家的女子作媵妾，建立太庙，建造明堂，乘坐大辂，车上载有弧、韣、斾，悬挂十二旒和日月图案。季夏在太庙祭祀周公，祭牲用白色牡牛，酒尊用牺尊、象尊和山罍，俎用梡、嶡，郁鬯用黄目，灌祭用玉瓒和大圭，进献用玉豆、雕饰的竹笾，酒爵用玉琖和雕饰之器，又加上璧散、璧角。堂上歌唱《清庙》，堂下吹奏《象》，手持朱盾、玉戚，戴冕冠舞《大武》；戴皮弁、穿素积衣，袒露上衣舞《大夏》。在郊外祭祀天帝，以后稷配享。国君戴衮冕站在东阶，夫人戴副袆站在房中。国君袒露上身迎接祭牲，夫人进献笾豆。大夫赞助国君，命妇赞助夫人。举行大雩祭天，夏季举行禴祭，冬季举行蒸祭，春季举行祠祭，秋季举行尝祭，随后又举行大蜡祭。宗庙建有复庙重檐，刮削楹柱使其通达向外，增高土台使酒尊突出，设置康圭【原文疑误】和屏风；以木铎振动朝廷，设置玄色车舆和旗表，把四夷的乐舞纳入太庙。这究竟是在做什么呢？考察先代贤人的解释，他们都说：‘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辅保他登上王位，制定礼制、创作乐章，颁布度量衡，于是天下臣服。’ 七年后，周公把政权归还成王；成王尊崇周公，所以把天子的礼乐赐给鲁国，以此使鲁国在天下扩大影响。若臣下不能建立这样的功勋，便赐给他臣下本来不能使用的礼制。《明堂位》说：‘从前成王认为周公对天下有功勋劳绩，便赐给他上公七百里的封地，又加在四等封爵之上，使他兼有十四个附庸国，并使用天子的礼乐。’唉，真有这样的事吗？天下有普遍通行的正道，不可以随意改变：仁、义、礼、信，是士人应当做的；孝，是做人子女应当做的；忠，是做臣下应当做的。因此侍奉父母像曾子那样，侍奉君主像周公那样，都是可以的。臣下尽忠、子女尽孝，哪里有超出本分、而臣子不能做的事情呢？世道衰败，教化不能明行于天下，忠孝的典范少了，所以一旦有人独自践行，便指责他做了分外之事；于是才有冒充名分、滥用典制，越过礼乐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悲的是学士大夫习惯于这些乱说，不能果断选择，又随之加以申说，哪里懂得先王的本意呢？礼制规定：天子行禘祭，诸侯行祫祭，大夫行享祭，庶人行荐祭。天子祭天，诸侯祭土；诸侯祭天，只有成为王者之后才可以。这是不可更改的典制。

译不是天子、不是王后，却举行雩祭祭帝、郊祭祭天，这又是什么典制呢？禘祭，是祭祀上帝的祭礼。因此不是王者就不能行禘祭。以赤色牺牲祭祀皇皇后帝和皇祖后稷，这是祭享、这是合宜的。鲁国却反而认为祭祀上帝是合宜的，不知道这其实是不合礼的。太庙是天子的宗庙，明堂是王者的礼堂，鲁国却使用它们，难道合礼吗？季路想让门人成为自己的臣下，孔子认为这是欺骗上天；曾子尚且不忍心让季孙氏用大夫之箦死去，而把王礼用于葬在汝地，难道可以吗？管仲辅佐齐桓公，使诸侯称霸，匡正天下；管仲就是齐侯的周公，却没有按侯爵之礼下葬。即使三归反坫这样的事情，圣人还严厉讥刺，何况用王者的制度而鲁国却采用呢？这样说来，三家用《雍》乐撤祭、舞八佾、登泰山祭祀、举行禘祭祭僖祖，也就有其原因了【传文说：学士大夫能够知道尊奉祖先；诸侯祭祀到自己的太祖；天子祭祀到始祖所出自的先祖；大夫有事向国君报告，便举行祫祭到高祖；诸侯有事向天子报告，便举行禘祭到祖先所出自的先祖。这是周代末年的制度，不是太平时代的制度；名称和器物正是为了辨明上下尊卑】公侯的封地方圆百里，伯爵七十里，这是周公制定的制度，天下不敢不遵守；而鲁国一国兼有十倍的土地，这是自己另立法度而自行抛弃周制。孟子说：周公封在鲁国，土地方圆百里，并不是不够；只是相对于百里来说很节俭。对于百里尚且说节俭，那么周公本来就没有越过制度。董仲舒说：成王允许鲁国举行郊祭，大概是报答周公恩德的礼仪。这样看来，董仲舒也认为这是成王赐给鲁国的，这不对。天子、诸侯的礼制，自伏羲以来从未改变；成王是周朝显明的王，也一定谨慎遵守礼制。如果反而破坏它，那么成王就是被迷惑了。这就是刘原父认为允许鲁国举行郊祭的必定是周王，却一定不是成王的原因；大概平王以后也没有完全懂得这种礼制。比如鲁惠公派宰让向天子请求郊祭、宗庙的礼制，天子派史角前往，惠公却阻止他。后来史角留在鲁国，于是有了墨翟的学说，鲁国采用郊祭的正是从这里开始。鲁惠公阻止史角，就是周王并没有把这种礼制赐给鲁国；既然没有赐给，鲁国仍举行郊祭，就是自行采用。过去荆人请求周王赐予大号，周人不答应，荆人仍自行称号；那么鲁国举行郊祭、禘祭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两观、大辂、万舞、冕冠和璪饰，难道不都是由此而来吗？假使成王已经把这些赐给鲁国，惠公就不必请求；惠公之所以请求，是在周平王时代。孔子说：鲁国举行郊祭、禘祭不合礼，周公的制度大概已经衰败了；鲁国举行郊祭，难道是为了尊崇周公吗【《吕氏春秋》认为桓王派史角前往，这不对。桓王在鲁隐公四年即位，这里大概应当是平王】有人怀疑《明堂位》是战国时期妄图僭越君位、替君主分担诽谤的人所作。书中这样说：“鲁国采用王者的礼制，天下流传已久；君臣从未互相杀害，礼乐、刑法、政事、风俗也从未改变。” 天下人把鲁国看作有道之国，可是鲁桓公杀害隐公而自立。共仲杀子般，杀害闵公而拥立僖公；襄仲杀太子恶而拥立宣公，这说明君臣之间曾经互相杀害。鲁国又把僖公的神位升于闵公之上，建立焬宫，配祀宣公；丹饰楹柱、雕刻椽子后迎纳夫人，不告朔，娶同姓女子，而大夫、宗妇相见时使用币帛，这说明礼制曾经改变。设置万仲子的宫室，举行襄仲死后的祭礼，这说明乐制曾经改变。讨伐莒国，献俘时使用活人和亳社，这说明刑制也曾经改变。发动兵甲，实行田赋，法律并非没有改变。最初征收田税，后来废除中军，政事也并非没有改变。祭祀爰居，击鼓应对大水，射鱼并观看社祭，风俗也并非没有改变。《明堂位》所谓“从未改变”的话，大概是在诬蔑鲁国；而我以前竟没有怀疑它。饱食之后还要思索并厌弃旧说，这才知道若不是孔子，谁能写出这样的文章？鲁国所作的不合礼之事，不止一端，只是都曾拿成王、周公来作解释。当时的臣子大概也有知道实情的。因此，这篇书先设置明堂中的位次，接着写鲁国僭越的事情，中间杂以三代的服饰、器物和官职，说明鲁国兼用这些制度，最后用“从未相变、相杀”的话作结；其中贬斥鲁国的意思很深。书中写鲁国从两观之间出入，本来就是为了更深地感叹鲁国礼制的败坏。关于《礼运》《礼器》以及传记中的话，难道是粗俗人的梦呓吗？” 即使鱼目混珠、令人疑惑，也应当到《大传》中考察其真伪。获麟解 鲁哀公十三年冬，《春秋》记载：“有彗星出现在东方。”十四年春，孔子在西方打猎，捕获了麒麟，《春秋》于是绝笔。归愚子说：“伟大啊，圣人的言论！古人说，三个月没有君主就要吊唁；如果《春秋》不写，天下凭什么知道还有东周呢？《春秋》为什么这样写，我已经明白了。开头为什么写鲁隐公？是为东周而设的。结尾为什么写捕获麒麟？也是为东周而设的。周朝自后稷、公刘积累功德，经过八百年才成就王业。太王开始奠定王业的基础，王季勤勉经营王室，他们所经历的辛苦艰难，可以说达到极点了。文王、武王不幸，武王之后由幽王继承，颠覆了宗周，几乎连腊祭都不能举行。平王即位后，周王室东迁；这一年，秦国开始被列为受天子命令的诸侯，获得了西周旧都。正当平王向东迁徙时，天下人都伸长脖子，期待周室中兴。到了鲁隐公元年，平王已经在位四十九年了。按年数计算已经太久，考察当时的形势也已经拖延很久，但他最终仍不能西归。诸侯僭越，大夫势力强盛，礼乐、刑法、政令逐渐毁坏废弛，再也无法恢复。所以孔子作《春秋》，从这里开始。删定《诗经》，便以王国之风列在前面；编次《尚书》，写到文侯接受命令为止，都是为了表明东周再也不能复兴。” 雅，是朝廷的乐歌；风，是各国土地上的歌谣。文王的诗列在《大雅》《小雅》中，他的政治由此就可以看见了。《黍离》这样的诗流入国风，仲尼怎么会对此无动于衷呢？命，是天子所制定的命令。成王在蔡地发布命令，在毕地发布命令，穆王向君牙发布命令，每次一发布，臣下都恭敬地接受。到了平王在申地发布命令，天下已经没有人知道有周王了。当时正值防犯防坱之时，一道命令授予文侯，随即便有弓箭赐给他；从此征伐之权便出自诸侯。《黍离》想要恢复为雅，哪里还能办到呢？所以说：王者的事业中断了，诗也就亡了；诗亡之后，《春秋》才产生。隐公即位第三年，平王去世，圣人的用意并不难看出。此后下至正沔，局势一天比一天衰落；三十八年后，有彗星出现在东方。第二年，鲁国在西方打猎捕获麒麟；鲁文公十四年，有彗星进入北斗；鲁昭公十七年，有彗星出现在大辰。《春秋》记载彗星，都记它所在的星次。这次为什么说在东方呢？鲁桓公四年，鲁公在郎打猎；鲁庄公四年，鲁公在禚打猎。《春秋》记载打猎，都写地名。这次为什么说在西方呢？而且这两个事件，都是接续记载并作为结尾。

译圣人的用意，我不敢说自己知道。从前成王在郏鄏定鼎，把那里作为东都；到平王时便迁居那里，称为“东周”。孝王把非子封在秦亭，作为西部边地大夫的属地，那里就是《尧典》所说的西方；东迁元年，秦开始强大，驱逐犬戎，在西畤祭祀，号称西秦，于是东西从此分开了。说东，说西，是当时人所知道的；圣人的用意，我不敢说自己知道。《春秋》的书法，如果不是确实有祥瑞麒麟，为什么要记载呢？麒麟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现，是圣人的感应吗？如果是这样，圣人的著述难道是为了自己吗？还是圣人的用意其实不在这里呢？麒麟，是王者的嘉瑞；彗星，是用来除旧布新的。东方除旧，西方却捕获麒麟，这就是圣人反袖拭面、泪水沾湿衣袍，终于放下笔说“我的道穷尽了”的原因。唉，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可是腐朽的儒生却解释说：“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绝不是淫巫、瞽史那样的人。为什么要这样荒诞滑稽呢？只不过是在推测未来的灾异罢了。”这话不对。那些推说祸福、摇动人心、迷惑众人的人，正是淫巫、瞽史一类人的做法。圣人当然不会这样做。至于因感而通达，进而知道将来的事，那只是圣人的余事；而国家的兴亡、政治的治乱，才是圣人最为切身关心的事情，为什么不会有所感应呢？像从前柱下史儋到秦国去，曾对秦献公说：“起初秦国和周朝相合，后来分开；分开五百年后又会合，会合十四年后，霸王就会出现。”彗星出现在尾、箕之间，经过大防，扫过东井，太史张孟也曾告诉苻坚：“不到十二年，燕国大概就会有秦国；再过二十年，代国将要灭掉燕国。”这些都是事先发出的预告。否则，《尚书》记载的是帝王的典章，而《秦誓》却是诸侯的文书，为什么要把它放在末尾，以悔过自誓呢？我不敢说自己知道。我撰述《路史》，既然谈到《春秋》为什么开始和结束，又感慨麒麟在不合时宜时出现，便作《麟说》。有人说：先生解释“获麟”的言辞已经很深了，但说孔子知道秦国必定继承周朝，似乎不对。假如孔子知道继承周朝的是秦国，那么对于周朝自身的衰微应当没有不知道的。然而他一出游就被围困在匡，在宋国遭受伐木之难，在陈、蔡之间困窘，在卫国被削迹，奔走于十二个国家，劳碌一生；这正像如今那些不知天命的人一样。连天命都不知道，又怎么会知道秦国呢？回答说：不是这样，正因为他知道，所以才会如此。提问的人又说：这岂不是先生在欺骗我吗？世上本来没有明知祸患不可躲避，却故意迎上去的人。回答说：认为祸患可以躲避，是中等资质以下人的见识。圣人知道祸患不可违避，所以一定亲身经历艰难困苦，以显明事情的归宿；如果不是这样，事情或许还可以挽回。假如让今天那些不知天命的人去做，必定会败于匡，必定会困顿于宋，必定会在卫国跌倒，也必定会在陈、蔡之间遭受惨败。后代人把颜渊居于陋巷而自得其乐、没有跌倒困顿看作胜过孔子，正是这种见识。从前唐代郑防求学时，有位从沧州来拜师的人说：郑相如曾对我说，孔子称继承周朝的人，即使百代之后也可以知道；哪里只是孔子，我也知道。于是他说，天宝末年将有大乱，而先生将受辱于贼人，只有守节才可以避免。” 齐国柳世隆有一天看着典签季党索的高齿木屐，在帘旌上写道：“永明十一年。”于是流泪说：“永明元年，我死后三年，丘山崩塌，齐国也将在此时灭亡。”后来果然都如他所说。既然相如、世隆的话没有错误，那么孔子知道秦继承周朝，就确实无疑了。唐代卢齐卿年幼时，曾向孙思邈询问自己的前途，思邈告诉他，五十年后将升任方伯，而我的孙子会成为你的属官；张燝藏也告诉萧俨说，继此两年，将在东宫掌管武职；后来免职，困厄于三尺土下；六十一岁时出任刺史，十月晦日禄命终止。后来，思邈的孙子孙浦才出生；到齐卿出任徐州刺史时，孙浦任萧俨的属官；孙浦后来又因失职被拘于高丽土窟六年，六十一岁时出任刺史而死。这些事情与预言大体没有违背。卢齐卿、萧俨不过是普通臣子，灾祥尚且如此不可改变，何况国家大事呢？《尚书》不从尧开始而从舜开始，不以秦结束而以周结束，世人却不知道这一点。当孔子从齐国返回鲁国时，代理鲁国国相事务，齐景公为此忧虑，于是采纳犁鉏的计策，把女乐送给季氏，孔子于是开始离开鲁国。孔子到了卫国，不久卫灵公和南子同乘一车，在都城中招摇，于是孔子赶往宋国，到了郑国，又到陈国，适逢晋、楚两国侵犯陈国。孔子经过蒲地，蒲人把他扣留下来。于是他又回到卫国，将要前往赵国；听说鸣犊被杀，到了黄河边便返回。随后又到陈国和蔡国。楚昭王将要聘请他，却封锁了道路。子西阻止楚昭王，孔子返回卫国，也曾有意留在卫国。但卫灵公年老后更加荒怠，怠慢孔子，故意问军阵之事，退朝后便命驾出行。卫人挽留他。适逢齐国攻打鲁国，鲁国因冉有进言而迎请孔子，于是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这时孔子大概六十八岁。【按《左氏传》，孔文子将要攻打太叔，向仲尼询问。仲尼说，簠簋祭祀之事，我曾经学过；甲兵之事，我没有听说过。退朝后命驾离去，孔子阻止他。将要阻止时，鲁人用财礼召请孔子，于是孔子归鲁。与《论语》所记，大概是同一件事。又按孔子在周敬王二十三年离开鲁国，当时五十六岁；敬王三十五年又从陈国到卫国，在外共十三年。鲁哀公十一年，季康子驱逐公华、公宾、公林，用财礼迎请孔子，孔子于是归鲁。孔子共两次到陈、蔡，五次到卫，后世多失去他出行次序的记录，所以特意记在这里。】岁月流逝，孔子开始感伤年老，却不能把这些经历全部载入当时的史事，于是删定《诗经》、整理《尚书》、正定礼乐、编定《周易》，撰作《春秋》，作为万世的典章法则。

译孔子返回鲁国大概六年后，发生了坐奠之祥。他在几篇空泛的文字中写出内心的忧惧，由此可以知道。百篇《尚书》都是帝王的重要训诫，却特意把《秦誓》放在末尾，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把它收藏在屋壁之中，说孔子不知道秦国的祸患，是不可以的。焚烧毁灭的惨祸，即使知道无法避免，仍然不敢废弃人为的努力罢了。因此，孔子害怕匡地、蔡地的困厄和灾祸，却不是忧虑自己的死亡，而是忧虑文献的灭亡。这样看来，匡、蔡的困厄并不是孔子所害怕的困厄，秦国焚书才是孔子所害怕的困厄，这就很清楚了。假如认为《秦誓》是为了赞美秦穆公改过，那么当时秦国不过是身着要服的荒怠君主，直到死仍然任用贤臣，这怎么能算改过呢？唉！齐小白一称霸，陈完就来到齐国；魏丕接受禅让，而司马仲达在服丧期满的那一年，刘季出生；齐国灭亡那一年，侯景已经在母胎中孕育；建成、元吉被杀的时候，正是武氏出生的最初阶段。这样看来，东迁之年，西秦开始受命，即使是孔子也已经预先知道了。夏书之后接着是《汤征》，商书之后接着是西伯戡黎，这些都是逐渐剥及肌肤的征兆。这样看来，《秦誓》接在周书之后，有什么可疑惑的呢？成汤、西伯是夏、商的异姓；秦穆公则是周朝的异姓。预见衰微，难道只是圣人才有吗？如果不是这样，希望有人能够说明给我听。只是不要说它是因感而起，我这样说不过是为它作结罢了。明防子 贤人以自身作为万世的法则；不幸遭逢世道动乱，却还要保持自身清白而离开，已经非常艰难了。世上的君子却有的不能察觉这一点，反而进一步诬蔑他们，于是使出仕和退处的道义不能明白地呈现于天下后世，也使奸人得以借着这些诬说来寻找借口、充作口实，真是太不幸了。防子是纣的庶兄。他离开商朝，大概是因为纣违背天命，灭亡将要到来，而自己也将不能免祸；于是他不忍坐视国家倾覆，不得已而离开。所以孔子说：“商朝有三位仁人。”防子刚离开时，没有明确记载他去了哪里，解释者却认为他抱着祭器归附周朝。唉，真有这回事吗？按《商本纪》，防子多次进谏而不被采纳，便和太师、少师商量后离去。等到比干因进谏而死、箕子被奴役，后来商朝太师、少师才带着祭祀和乐舞器具逃奔周朝。武王于是乘胜向东讨伐商朝，最初并没有说明这两位太师、少师是谁。到了《周本纪》，才说太师庇、少师强侍奉周朝。《尚书》当时大概记有携带器物离去的人，但并不是箕子、防子。只有《宋世家》才开始说，武王伐商时，防子亲自拿着祭器伏在军门前。这可以说是选择材料却不精审了。到了苏轼的古史著作，竟然径直认定商纣之乱时，防子就是拿着祭器投降周朝的人，这果真能成为事实吗？防子离开商朝，难道是随随便便的吗？他与箕子、比干谋划此事，已经很成熟了。所以他说：“我要从狂乱中出走，我们家族的长者将退避到荒野。”而父师的诏告也说：“王子出去走自己的道路。”可见防子决定离去的志向早已确定。他之所以迟迟没有行动，只是想等两位王子中的一人说句话来促成决定罢了。所谓离去，只是离开朝廷；他所谓“退避到荒野”，也不过像盘庚出逃荒野一样，使自己免于刑戮罢了，怎么会到了要抱着祭器投降周朝的地步呢？再考察一下，箕子、比干、防子都是纣的至亲，地位尊贵、居处接近，与纣共同承担祸福。纣不行正道，他们本来就不能苟且离去。现在只从他们各自安定自身的话来看，就知道三人都担心自己一旦突然先死，便无法善待先王，所以想各自尽忠来贡献自己；难道忍心把先王的重器带到别人那里去吗？纣虽暴虐，自己的天亲和宗国虽然危险，却还没有灭亡。哪有宗国尚未灭亡，就突然背叛天亲，带着彝器归附异姓的仇敌呢？窥伺成败、出卖宗族亲戚，是项伯之流所追求的利益；连乡里中自爱的人都不肯这样做，难道仁人反而会做吗？况且防子辱没自身、急忙归附周朝，对国家究竟有益还是无益呢？假如周朝果真实行王政，那么成汤的祭祀尚且不会被禹的祭祀废弃，武王难道肯断绝成汤的祭祀吗？假如周朝没有保存和延续商朝的心意，却突然带着这种危险、混乱、不祥的器物奔向新建立的国家，只会使防子蒙受诟辱、招致杀戮，对国家有什么补益呢？辱没自身，对宗国没有益处，即使非常愚笨的人也不会这样做，难道说防子会这样做吗？当商朝面临危亡时，防子是商王的至亲；如果洁身离去，那是仁；如果抛弃商朝而归附周朝，那就是叛逆。所谓仁人，绝不会在君主和亲族危急困迫之时背叛他们；在危急困迫之时背叛君亲的人，也决不是仁人。这两者如同冰炭，何况还要把重器带给别人吗？鲁僖公六年，楚国攻克许国，许子反绑双手、口衔玉璧，穿着丧服、载着棺材去见楚王。楚王问这是什么礼仪，逢伯回答说：“从前武王攻克商朝时，防子就是这样。武王亲自解开他的捆绑，接受他的玉璧并为他除去不祥，焚烧他的棺材，以礼相待并命令他恢复原有地位。”由此可见，防子归附周朝，是在商朝已经灭亡、禄父已经受封之后。他离开商朝，则大概是在国家尚未丧亡、箕子和比干尚且平安的时候。他逃走，只是隐藏踪迹、韬光养晦，等待纣王悔改，或者等待宗国重新存在罢了。等到纣王仍不悔改，箕子被奴役、比干被杀，武王便起兵将其推翻。在这时，防子正在野外，对这些事情没有丝毫参与。怎么知道呢？防子与武庚在尊卑、贤能与否方面，正相差悬殊。假如商朝尚未灭亡时防子就先投降周朝，那么他已经在武王身边了。以武王的贤明，加上吕望、周公辅佐，二人都在身边，难道肯舍弃长者而立幼子、抛弃贤能而扶植不肖，给后世留下忧患吗？大概武王攻克商朝后急于完成大义，还没有下车，便急忙寻找商朝后裔，所以立即立武庚为王，没有顾及防子。等到武庚已经拥有国家，防子才去见武王，武王为他除去不祥，使他恢复原位。后来武王去世，成王年幼，管叔、蔡叔挟持武庚反叛周朝，周公诛杀他们；这之后才访求防子并立他为宋国国君。他始终的离开和归附，正是这样。哪里曾经有抱着祭器的事呢？不过，司马迁《本纪》认为，防子离开后比干才死，比干死后箕子才被奴役，于是太师、少师才逃奔周朝。《世家》则说，箕子不忍心彰显君主的恶行，假装疯狂而成为奴隶；比干见他被奴役，才进谏而死；于是太师、少师进谏，防子离去。两种记载的先后次序完全相反，若据此来解释孔子的话，学者本来就会被孔子之说折服。然而，贤人的出仕和退处如果还有没有彻底明白的地方，就可能被人利用来资助乱说，所以一并加以考核辨析。氏姓的谱牒

译古代设有史官，左史记录言论，右史记录事件；氏族的谱牒则另成一家。因此有内传、外传，又有《世本》一类的书，不可删节。太史公撰写《史记》，于是把各族旧事按国别和人物分为纪、传，结果史事分类开始出现舍弃大的而记录小的情况。太史公这样做尚且可以理解，但自他以后却没有人能够改正。这就像欧阳修撰写《新唐书》中的唐氏纪传一样。于是我列出世系，大概是想说明景文作为臣子而世人不知道的事情，结果使宰相、宗室至今流传着不同的说法，实在可叹。我撰述《路史》，既然把天下的氏姓归纳起来，又特别看到高辛氏族姓氏众多，于是为此作纪，并再次感叹后世不讲求氏族源流。氏姓的显著，是人伦得以排列的依据，是风俗得以敦厚的依据，也是政教极为急切的事情。然而世人都忽略它，使其源流不能明白。这样看来，风俗浇薄败坏，难道只是百姓的罪过吗？古代司商之官负责协调百姓的姓氏，百姓之家不会无故改姓。后世官历一类的书，反而写有天老请求赐姓的文字，这是什么缘故呢？如果这样还想使氏族不混乱，是不可能的。武氏称为蝮，扬氏称为枭，萧氏称为蛸，孙氏称为厉，这些都是恶号，也必定有其缘由。王氏称为可，频李氏称为徒，何氏、杨氏称为普，陋如氏、蔡氏称为大利稽，这些都是夷人的语言。然而仍然可以考察。为什么氏姓之书不知道它们的由来，却又妄自作出解释呢？例如把双姓说成出自防，把双奇姓说成出自伯奇；愚姓说成出自愚公，度姓说成出自度支，军姓本来是冠军，皇姓本来是三皇，儿姓因语儿得名，终姓因六终得名，春姓来自春申，有姓来自有巢，居姓本来出自先且，居西姓本来出自西门豹；说象是丽的变体，说冷是冷伦的讹写；刍姓因牛哀食刍而来，兹姓因才子宣兹而来，审姓出自面势的审曲。这些究竟有什么典故？又如把童姓说成出自老童，洪姓出自共工，箕姓出自商纣，伊姓出自唐尧，昌姓出自昌意，累姓出自累祖，▯姓出自▯叔，季载而卑姓本出自卑耳之国。这些妄说错误，怎么能一概而论呢？上古的文字必须统一，而后世儒生把它看作小技，漫不经心地不去学习，氏姓失去系统就不足为怪了。况且名山未必一定从“山”字旁，名鸟未必一定从“鸟”字旁，草木的名称难道都要加上草木虫鱼的偏旁吗？为什么一定要另加虫鱼偏旁？国名、邑名也是如此。古代从“邑”旁的很少；如今不探究它们的源头，却说邾、郳、鄷、▯、防、邳、鄾、鄐、郾、鄅、▯、郐、鄣、▯、邡、▯、防、鄪、邭、卲、郧、鄘、邴、鄎、鄩、▯、▯、鄃、邘、郜、郕、郲、鄸、▯、邼、郙等姓，都是因为亡国避难而去掉“邑”旁，却不知道从“邑”旁是后世的俗制，古代很少这样。张纳的碑文说张姓本来如此，张星、柳敏的碑刻说柳姓因柳宿而来，这果然有什么根据吗？卢、雷、陈、甄既然说是声韵转变为仇、求、枣、棘，那么说仇姓后来改了，难道只是因为不学习吗？也是由于不认识字造成的。从前我曾说，王羲之戏笔把“林禽”写成“来▯”，世人过了一千年也不知道，反而说：“果然是谁叫▯来，才把它作为名字吗？”世俗儒生的可笑，大多如此。东方朔说“来来”就是“枣”，而枣阳本来是棘阳。我因此知道，文士把“棘”字改成“枣”，是因为文字讹变，并不是为了避仇。过去鲁国公索氏将要祭祀，防备同姓之人，因此占卜认为鲁国必定灭亡，便随之而去。汉文帝厌恶“随”字，从“辵”旁中去掉“辵”而写成“隋”，却不知道“隋”本来读音为妥；“隋”是祭祀鬼神时所用之物。守裶祭祀之后便收藏这个“隋”；又说“隋”是衅祭时杀牲割裂下来的肉的名称。最终国家因“隋裂”而灭亡，可见书写名称竟会这样防止灾祸。如此看来，君子怎么能不知道应当戒惧的地方呢？譬如百年的树木，树干分出十条大枝，大枝又分出百条小枝，枝条共有十万片叶子，但同出于一个根基。假如只看着叶子便说：“这片叶子的根本很遥远，难道不是这样吗？”这能不追溯到树干吗？所以沿着枝条寻找根本容易，从根本追寻末梢困难。三代君主中，只有商、周两代延续得最久，因此它们的氏姓尤其繁多，不能不加以记录。我撰述《路史》，又续作《国名纪》，这样以后，天下的氏姓才大体确定。沿着这些线索追寻，百姓的品德就会归于敦厚，难道只是区区的空文吗？《路史》卷三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