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路史卷三十四宋罗泌撰发挥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路史》第三十四卷，宋代罗泌撰写，发挥三 辨析玄嚣、青阳、少昊 玄嚣、青阳、少昊，是三个人。议论者把玄嚣当作青阳，有的又把青阳当作少昊，有的甚至把三人合为一人，实在浅陋。考察《春秋纬·黄帝传》说黄帝传十世，虽然未必足以相信；但《竹书纪年》说黄帝到禹共三十世，按今天考察的纪年，也有十二世。从前汉代杯育冶自黄帝以来，一直记到元凤三年，共三千六百二十九年；帝王世代、享年和在位年数，本来就很多。按内简记载，黄帝之后有帝鸿、帝魁、青阳、金天，然后才到高阳。金天、少昊都是青阳的儿子。考察典籍就没有疑问，按世系考察也不违背。青阳和玄嚣本来就是两个人。【王冰《黄帝经序》说：“黄帝有九个儿子：第一是帝鸿，封于冀；第二是金天，封于荆；第三是挈，封于青；第四是青阳，封于徐；第五是颛顼，封于预；第六是高阳，封于雍；第七是帝喾，封于梁；第八是帝辛，封于兖；第九是姬都，封于阳。”这里说的“子”，不是指出生关系，而是指世代。按世代考察，情况确实如此，但这段记载有错误：第二个金天应当是帝魁，第三个挈应当是少昊，第四个青阳是少昊的后代，第六个高阳是颛顼的儿子，第八个帝辛应当是高辛，第九个姬都应当是尧。】司马迁撰写《史记》，没有记载少昊，也完全不知道他的出身，只说玄嚣不能继承帝位。少昊的法度和规范，明显地存在于人们眼前；自三代以来，都是人们尊崇采用的，在五帝的祭祀位次中受到祭祀，在《月令》的次序中也有明确位置。他的德行在人间如此显著，而玄嚣不能登帝位，那么玄嚣不是少昊，显然可以确定了【《国语》《史记》及古书都没有说少昊是黄帝之子】。《史记》说：“黄帝生玄嚣，玄嚣就是青阳，降居于江水。”这是太史公的错误。黄帝有二十五个宗族子弟，赐姓十二个，史书只记载其中纪姓二人，其余十三人都是姬姓【《史记》说得到姓氏的有十四人；《国语》说十二姓，其中二姬、二纪，文字十分清楚。解释者却拆分为十三姓，大概是不知道《国语》中姬、纪为两个姓，因而误解了青阳】。青阳与夷、彭同属纪姓，玄嚣与苍林同属姬姓。少昊生于青阳一支，沿用纪姓；帝喾出自玄嚣一支，沿用姬姓。《世本》说纪姓出自少昊，而帝喾的儿子帝尧仍沿袭姬姓。氏姓的来源各有分支，因此玄嚣、青阳也显然不能视为一人【玄嚣是西陵氏之子；青阳是方雷氏之子；少昊是于类氏之子】。玄嚣降居江水，青阳怎么会有降居江水的事情呢？”},{ 大概太史公把这两个人都记作出自黄帝，并列在黄帝之后，后世因传习而把事情弄错了。他原本应当写作：“生玄嚣、青阳；玄嚣降居江水。”【此处少了一个“玄嚣”字。】魏国曹子建赞颂少昊时，也说少昊祖出轩辕，是青阳的后代；这样看来，少昊是黄帝的孙子，是青阳的后代。只有《帝德考》说黄帝的儿子少昊名清，又说清就是青阳；他的儿子名挚。这大概就是太史公所取用、因而使学士产生疑问的地方，也许“少昊”二字是传写者附加上去的。【少昊不是清，挚就是少昊；郯子说“我的祖先是少昊”，说的就是挚即位这件事。】因此张衡列举司马迁、班固记载中的违误，说《帝系》关于黄帝生青阳、昌意的说法，与《周书》的说法不同；郭璞也说少昊是金天氏、帝挚的儿子。但把挚当作青阳的名字，又是错误。记载和注释混乱到这种程度，学士又怎么能够求得确证呢？所以我特意详细辨明。

译论史书没有记载少昊 司马氏父子世代掌管太史之职，他们撰写《史记》，开头写黄帝，接着写颛顼帝、帝喾，又接着写唐、虞。如果是要记载三皇，就不应遗漏伏羲、炎帝；如果是要记载五帝，就不应排斥少昊而以黄帝为开头。学者探求其中缘故却不得其解，这就是后世纷纷议论、苏轼因此记载三皇的原因。我私下考察，太史公把黄帝列在开头，只是因为沿用了《世本》；至于《大戴礼》《帝系》《五帝德》，大概是记载世代，而不是专门主张三皇或五帝的说法。或者是因为后世的氏族姓氏没有不出自黄帝的，所以把黄帝列在开头并尊奉为始祖。至于伏羲、炎帝，听闻很少，所以没有记载。这才是太史公的本意。【孔安国、刘向、服虔把黄帝列为三皇，而司马迁把他列为五帝之首，晁错、桓谭、王肃于是把这当作依据。把黄帝列为五帝之首，五帝就成了六人，三皇又少了一人；所以甄曜度增加祝融氏，《白虎通》增加共工氏，郑康成增加女娲为皇，而五帝仍为六人，并认为德行符合五帝标准的人就可以称帝，不必拘泥于人数。梁武帝于是又把燧人氏列为皇，把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列为五帝，不算舜在内，说舜既不是三皇，也不是五帝，只和三王合称四代，这尤其没有根据。】然而不记载少昊，终究是错失了。难道是认为《易》没有记载吗？《易》说：“神农氏去世，黄帝、尧、舜氏兴起。”其中连颛顼、帝喾都没有，何况少昊氏呢？《易传》没有说到，难道就能断定他们不存在吗？如果没有这些人，就不会有这些称号。年代遥远，世代久远，流传下来的东西本来就少，难道只有少昊和颛顼、帝喾的事迹如此吗？大约五帝都遵循黄帝之道，没有另行改革创制，所以《易传》没有特别记载。刘恕不知道这个道理，竟然因此把少昊排除在外，连专门纪载也没有，果真正确吗？即便如此，这还只是世人所知道的；世人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万世以后，也许有书从岩壁中出现，其中足以使人相信圣人没有说出的事情，必然很多。不是圣人不说，而是言语没有涉及；也不是言语没有涉及，而是制度没有显著流传。言语没有涉及，后世就无从观察，这是学者的不幸。难道只有少昊、颛顼、帝喾如此吗？有人说：“《易传》没有涉及这些，我已经听明白了。敢问周代采用六代的乐舞，分封三恪，为什么也都没有涉及呢？”回答说：“不采用那些乐舞，先贤已经说得很详尽了，大概只是制度没有流传罢了。况且掌管音乐的官员用《云门》祭祀天神，用《咸池》祭祀地祇，用大磬祭祀四方望祭，贯通夏、商、周三代的乐舞总共六种。【“磬”是古代“韶”字；如今《周官》等书都写作“大磬”，说舜乐大韶之外另有大磬，是错误的。】黄帝的乐舞很多，为什么唯独选取《云门》呢？” 尧、舜的乐舞也很多，为什么唯独选取《咸池》和大磬呢？大概是因为其中的法度值得尊崇，醇厚的德性值得喜爱。没有采用的，是因为法度不足而有所迁变。因此《三统历》说周代改变了乐制，所以《易》没有特别记载。崔灵恩说，那些乐舞既不是原有舞制，也不合于当今，所以越过它们而采用《云门》。不设立那些乐舞，也就不把相应的后代列为三恪。这些说法都只知道一个方面，不知道另一个方面。从前六国君主中，魏文侯最爱好古道。汉孝文帝时，得到古乐的人是窦公，他献上的书，正是《周官》所载大司乐的乐章。后来河间献王与毛生等人，采集《周官》和诸子所说的音乐材料，编成《乐记》。然而大司乐有《云门》《大卷》《大咸》，《乐记》却有《大章》《咸池》，两者本身就相互抵牾。云门、大卷都是黄帝的乐舞，大咸就是尧的《咸池》之舞，大章也是尧的乐舞。这难道不是因为法度值得尊崇、醇厚的德性值得喜爱吗？况且《英》《韶》本来都是黄帝的乐舞，后世不知道的还有铸造十二口钟来配合《韶》《英韶》的事。颛顼称其乐为《承云》，帝喾称其乐为《大韶》，这说明高阳继承了它，而高辛又使它发扬光大。舜歌咏《九渊》来赞美禹的功绩，禹沿用它作《大夏》，所以这本来就是少昊的乐舞。帝喾创作《大韶》六列、《五英》，舜加以修订并采用，所以这是三位后王的乐舞；虞舜又兼采修订并使用了它们。然而《韶》不称帝喾而称舜，《九渊》不称少昊而称禹，是因为舜、禹把它们补备了。【各项详见本纪。】如果说三恪没有得到封立，那是我从前没有听说过的。少昊的后代，周代把他们封在莒地。只是因为相隔世代太远，所以没有列入三恪。颛顼的后代有禹，禹的后代又有陆终。禹的后裔本来已经列入三恪；陆终的六个儿子，在周代都分有土地和疆域，并不是没有封立。帝喾的后代后来成为陶唐氏、商和周；唐和商的后代都已经列入三恪，周代自然不必再说。至于上古的君主，他们的世代遥远，世系微弱难考，政事散佚，乐舞残缺，有些事情已经无法考察。即使想采用他们的乐舞、封立他们的后代，又怎么能够做到呢？又有的确实封立了，但所封之国没有流传下来，也就无法记载。如此固陋的说法，本来不值得迷惑后来那些想听到真实情况的君子；我怎么能因此略去不说呢？说明三正。周、秦以来，先王的政事制度没有一个确定不变的说法，实在太混乱了。夏、商、周三代所尊尚的制度不同，正朔各异，服色也不相同。从前我私下听说过这些，究竟确有其事，还是并没有这回事呢？如果说确有其事，议论者却认为正朔是圣人不曾说过的；周文王、周武王施行政事，而正朔沿用嬴秦的制度，并不妨害治理；嬴秦施行政事，而服色遵从三代，也不损害其混乱，关键只在于是否顾及根本。如果说没有这回事，议论者又认为自五帝以来，正朔全都不同；三皇以前，服色全都改变，不这样就不足以称为盛大。然而广川先生、河汾老子仍然这样说，最终也没有得到适中的结论。有人说：承继帝位的沿用旧制，实行革命的就改变时制。因此夏禹以前没有改制，这种说法对吗？【孔安国说：自古帝王都以建寅月为正月，只有商代改变夏代的命令，采用建丑月为正月；周代改变殷代的命令，采用建子月为正月。大概是认为实行革命的君主必定要创立新制度，来改变天下人的耳目。】孔子作《春秋》，记载“王三月”；古代的君王必定保存前两代的制度，所以用来贯通三统。三易之书开头分别取乾、坤、艮；如果轻慢废弃三正，扈氏因此被认为不恭敬，那么为什么要到禹以后才变革呢？【三统合于一个元始，所以《春秋》记“春王正月”的有九十三个王，记“二月”的有二十一个王，记“三月”的有十九个王，说明这只是当时君王所用的正月，用来贯通三统。】

译所以汉宣帝下诏说：“《春秋》在正月记载‘王’，是重视三正，谨慎对待三微。”高堂隆说：“三个月的春季都称‘王’，是为了说明三统。”然而我私下考察，三皇时代，年份都以建寅为纪。颛顼的历法，以摄提作为纪年的开端；帝尧把四个儿子分别分治，也在仲春以鸟星定正，这说明他们所采用的建正相同。虞舜的制度虽然没有明确流传下来，但分巡四岳镇，必定按照四仲月进行，这说明三位圣人相互授受时，所遵守的是同一原则。假使舜改变了尧的正朔，禹就会再加以改变；夏正合于天道，说明并没有改变。事情也并非如此简单，实际上还涉及人事。大概天事也在其中。为什么呢？天下的事情有根本，也有文饰；有承因，也有变革。文饰是天的事情，根本是人的事情。可以变革的是文饰，不可变革的是根本。因此，在文饰方面可以变革，三皇时代也必然会变革；在根本方面可以守持，即使到了三代也仍然要守持。所以商汤既然革除夏制，就采用建丑为正月；但到了制定历法、纪年时，又恢复以冬季为岁首。【《外纪》说：商汤革除夏制，改变正朔，以建丑为正月，变更服色和称号；但制定历法时不再以正月朔旦为节，而改以十一月冬至为元，周代沿用了这一做法。】周武王既然革除商制，就采用建子为正月。至于授予农时、巡狩祭祀，却仍然采用夏时，这说明根本从来没有改变。【《外纪》说：武王攻克纣王后，改用建子为正月，以承接三统；至于恭敬地把农时授予民众、巡狩和祭享，仍然采用夏时。两件事大概是本纪所记历法的事实，出自《汲书·周月》：“夏代的历数合于天道，是百王共同遵循的。商汤对夏用兵，顺应天道而实行革命，改变正朔，变更服色和称号；文与质，表示不相沿袭。以建丑之月为正月，好像天时发生重大变化，这也是一代的事情。到了我周王讨伐商代，改变正朔、另立制度，以承接三统；至于恭敬地授予民时、巡狩和承奉祭享，仍然采用夏时。可知夏时不可改变，改变正朔只是表示不相沿袭罢了。”】只有《元祀十有二月》是太甲所用的正月，却不按商正记载；只有“一月既南至”是周书所用的正月，却不按周正记载。《正月繁霜》《四月维夏》《五月鸣蜩》《六月徂暑》《九月授衣》，说的都是夏时。所以《易说》说：“三王郊祀，都一律采用夏正，这是出于人事。”【《春秋》记载“王正月”，解释者认为是周正月；周代建子为正，这是天道如此。虽然天道始于子月，但春季必定在寅、卯、辰三月；如果把周代的正月、二月称为春，难道可以吗？】所以按照《周官》的说法，春、夏、秋、冬都采用夏时；《小雅》和《豳风》也都采用夏正，毛氏、郑氏的解释都是这样。大概《春秋》正是为了尊崇周王，怎么能不采用当时君王所用的正朔呢？《大传》说：“改变正朔、变更服色，这就是与民众一起进行变革。”疏中解释说：“正”指一年开始，“朔”指每月月初；意思是君王取得政权后，表示从自己这里改换开端，所以月份的朔日也随着新的正朔改变。唐代彭偃所说“君王的政事，以改变人心为上”，就是这个意思。晋代傅常侍议论说：接受禅让，应当不改变正朔；遇到变乱而通过征伐取得天下，才应改变正朔。魏代接受汉代禅让，也最终没有改变正朔，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传文说：“五帝各有不同的时代，不相沿用乐制；三王处于不同世代，不相袭用礼制。不相沿用的是乐器，而音乐的情感从未改变；不相袭用的是礼制的文饰，而礼的实际内容从未改变。因此，正朔不同，只是建寅、建子、建丑不同，而春为卯、秋为酉却相同；服色所改变的只是黑、白、赤，而上衣绘饰、下裳用絺的等级相同。忠、质、文虽然所尊尚的不同，但簠豆陈设、升降行礼的节次相同；爵位、财富、亲亲虽然所尊贵的不同，但施行仁、义、礼、信却相同。这难道不是文饰可以改变，而根本不可改变吗？”孔子说：“商代承袭夏代，礼制哪些有所损益可以知道；周代承袭商代，礼制哪些有所损益也可以知道。商代继承夏代，周代继承商代，虽然有改制之名，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根本，只是改革文饰而没有改革根本。如今忠、质、文三者相互配合而成就治理，就像寒暑相互交替而形成一年一样，只是有时某一方面有所偏胜，怎么可以只任用其中一方面呢？为什么议论者要把它们分开，说成彼此补救的权术呢？《易》说：“兑正当秋季。”既然以兑为正秋，那么震就是正春，坎就是正冬，离就是正夏，这是必然的。【《周书·周月》说：四时构成一年，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三月，共十二个月，以中气标明时令。春季三个月的中气是雨水、春分、谷雨，一直到冬季三个月的中气；这是天地的正道，是不可改变的原则。】所以北斗必须指向寅位，才称为春；必须建巳，才称为夏。这是不可改变的原则。如今把冬天当作春天，把夏天当作秋天，就是使四时反转，失去各自的位置。况且既然已经说建丑，而史书开始重新定位时，却说“三祀十有二月”，这说明月份没有改变；说建亥，而史书开始建立国家时，写作“元年冬十月”，这说明时令没有改变。子、丑两月不是春季，也就明确了。【采用建寅，称为岁；采用建子，称为年。太史公以岁、年排列叙事，就是这个意思。】又有采用前代历法的情况：周正建子，但四时的事务也采用夏正。例如正岁举行读法、三年一次考核群吏，采用建寅；像司稼考察年成丰歉一类的事务，则采用建子。】从前颜渊，是孔子以帝王之道许许认可的人。他提出治理国家的问题时，孔子便把四代的礼乐告诉他：乘坐车舆，就遵从商代；服用冕服，就遵从周代。唯独说到时令时，明确让他实行夏时，确实是因为人事不能改变。【“实行夏时”，说明夏政合于天道；乘商代的车舆，说明商政合于地道；服周代的冕服，说明周政合于人道。三者齐备，然后用《韶》乐来完成。乐，是政教成就的表现。从前县子问子思说：“颜子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要实行夏时；商、周的政制不同，不是这样吗？”子思说：“夏代的历数合于天道，这是尧、舜共同遵循的。商、周实行革命以顺应天道，因此改变正朔，使这件事显得神圣，如同天道发生变化一样。”】但世上有一种把年首作为根本的说法，认为子时到了半夜，就立即属于第二天，于是把子月、丑月归入下一年。大概也是不知道这里所说的是天事。又怎么知道日出前二刻半就是天明呢？

译圣人难道不是根据人事来施行这些制度的吗？懂得这一点，就可以讨论三正了。【天施、地化的道理，自有其规律：人生于寅而成于申，地化始于丑而完成于辰，天施始于子而又回归于此，事情更加繁多。】即使如此，商代以建丑改变夏正，却不能把这种制度施行到周代；周代以建子改变商正，当然也不能把它施行到夏代。秦代以刻为建正，这是什么时代的制度呢？它既然不能施行，却还把它称作闰位，也是应该的。汉朝承袭秦制，不能改变，到了孝武帝时才终于能够采用夏正。夏代、魏代起初采用建寅，到魏明帝曹叡时才改用建丑；到他的孙子齐芳时，才重新遵从夏正。唐代到了永昌年间，还仍然实行建子，后来改用夏正。上元初年，又重新采用建子，过了一年又恢复建寅，像这样纷纷更改，胶葛混乱。然而从汉代到现在，经过一千多年，只有夏正最终没有能够改变，难道不是文饰可以变革而根本不可变革吗？那些纷纭的议论，难道也知道三代的政制只是文饰改变、根本没有改变吗？如果不是这样，三代以下的事情，难道值得我屑屑谈论吗？” 青阳遗下的妹妹 君主有九种大惑，其中有四种属于有才之人，五种属于无才之人。喜好财货、贪求仙术、迷恋女色、侍奉四夷，这是有才之人所受的迷惑；热衷游观、喜欢符瑞、沉溺声乐、亲近便佞、谄媚佛教，这是无才之人所受的迷惑。这九件事都足以使人自身败亡、国家灭亡，而女色尤其紧迫。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像喜爱美色那样喜爱德行的人。”天下的事物，只要喜爱它，就会被它迷惑。小的迷惑容易改变爱好，大的迷惑容易改变本性。所以，抢夺黄金的人看不见市场上的商人，追逐▯的人看不见泰山，何况女色能够改变人的感情呢？艳妃、姯妓、婐▯以柔媚姿态使人屈服；当他爱好女色到了耗尽身体、满足欲望的地步，以至于五情失常、超越伦常、悖乱荒谬，却不知道自己所作所为，君主也就会如此。即使在屋漏之下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地方，他仍然无处不用尽自己的欲望，像当涂之子那样把心思留在幽暗房间里，无非是纵情任意、满足心愿，心中怦怦不安、焦躁惶惶，只怕不能达到极端，幽深而秘密。到了这种时候，敌国想求取什么而得不到呢？诬陷诋毁的话在尊贵的宴席之间流传，鸩毒在谈笑之下发生，日渐削弱、月月浸润，谁能察觉呢？这样看来，使人由人变成禽兽、使国家由盛转衰，哪一件不是由此造成的呢？从前孔子在鲁国任职，齐景公听从犁弥的计谋，把女乐送给季氏，孔子于是离开了。舟之侨在虢国任职，晋献公采用荀息的计策，把女乐送给虢公，舟之侨于是离去。由余在戎国任职，内史廖替秦穆公设谋，送给戎国两名女乐，由余于是逃奔。伍子胥被吴国任用，陶朱公为勾践谋划，遗送西施、郑旦给吴国，于是伍子胥死了。这并不是什么神秘的策略，也不是什么惊骇奇异的谋略。然而四次出手，四次都命中，仿佛出自同一轨迹，实在是因为人的嗜好相差不远，而喜好美色之心与喜好德行之心不能同时并重。所以，即使是大有作为的君主，一旦在这件事上受到蒙蔽，那么像孔子这样的圣人、像子产这样的贤者，也只能离去；像伍子胥这样的忠臣，也只能死去。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道理能够推行，又有什么谋略能够成功呢？虽然如此，这还只是用来对付小国罢了，所以也有用来对付大国的。过去夏朝讨伐岷山，岷山便用妹喜来对付夏；商朝讨伐有苏，有苏便用妲己来对付商；周朝讨伐褒国，褒国便用姒氏来对付周；晋国讨伐骊国，骊国便用姬氏来对付晋。因此说，三代的灭亡，都是由于这种东西。既然如此，那么郑武公被胡人困扰时，先把妻子的女儿送去使胡人心情欢娱，然后才突然袭击并夺取重丘；重丘氏被青阳困扰时，先把妹妹送去迷惑他的意志，然后才突然袭击并防守它；这也不过是秦越人给小儿反复施用、屡屡见效的那种简易方术罢了。唉！完备的义理，是用来养护心志的；设置酒肉美食，是用来养护形体的。义理占上风，正气就旺盛，天理就能运行；酒肉美食占上风，血气就滋长，人的欲望就炽烈。人的欲望炽烈，喜好美色之心就高涨，天理便废弃，所以喜好德行之心就减轻。内在的权衡轻了，外物就重；内在的权衡重了，外物就轻，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三代以及晋侯，已经有前车之鉴了，但吴、鲁、戎、虢后来又沉溺于此。然而此后承继这种情况的，历代都不缺少，这是为什么呢？也不过是因为不够刚强罢了。刚强，是上天所赋予的德性，也是君子的操守。整天勤勉奋发，自我坚强而不停息，那么天下万物就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的心志，更何况在穷究事物之后所得到的道理呢？以礼法施于妻子，以礼法施于两个女儿；一旦端正了家庭，天下就安定了。又怎么会到了意气凌驾万人，却反而被一个女子的容貌困顿挫败呢？由此说来，贞观年间的君主，也足以自豪了。【贞观二十年，高丽进献美女二人。太宗对高丽使者说：“你回去告诉你的君主，美色是人人所看重的东西。你所进献的女子，确实很美。但我认为不应这样做。我怜悯她们离开本国的父母兄弟，只留下自身，却忘记了亲人。若只是爱惜她们的容色，却使她们的内心受到伤害，朕不取用这种做法。近来林邑进献鹦鹉，那鸟尚且懂得思念故乡，诉说请求回到本国，何况是人呢？”于是把她们退还了。】辨析伯翳并非伯益【秦、赵应以少昊为祖】有些事情看似迂曲，实际上却很重要；看似缓慢，实际上却很急迫。世系次序的混乱、姓氏的失传，正是人伦因此紊乱、风俗因此日益浅薄的原因。我记述少昊，既已辨明玄嚣、青阳、少昊是三个人，又把太史儋、老子、老莱子合并认为是一个人；既已驳斥仲衍不可能是孟亏的弟弟，现今又进一步说明伯翳不能作为伯益的名或字，难道没有道理吗？孟亏处在夏启的时候，而仲衍侍奉商大戊，哪里会有同父的兄长，早于自己四百年出生的呢？伯翳是少昊的后裔、皋陶的儿子；伯益则是帝高阳的第三个儿子隤▯。然而世人都把伯翳当作伯益，实在错得厉害。我曾经考察过：伯翳是嬴姓的祖先。书籍和传记都说嬴姓确实出自少昊，其源流非常明确，并不是高阳的后裔【郯子说：“我的祖先是少昊。”《郑语》说嬴姓是伯翳的后代，其他记载大多相同。《中▯》说苗兴：“陶苗是秦的皋陶，属于少昊的后裔。”】考察《陈杞世家》的叙述，其中列举舜、禹的功臣共十一人，说伯翳的后代由周平王封于秦；又说垂、益、防、龙的后代，后来不知被封在何处，所以没有记载。还说皋陶死后，把他的后代封在六地，有的在许地；后来才举用益而把政务交给他。这样看来，伯翳不可能是伯益，尤其明显。

译所以刘秀在校订《山海经》的表文中说：“夏禹治水时，伯益和伯翳主管驱逐禽兽。”由此可知益、翳是两个人，也有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只是太史公有时把益、翳不加区别，因而导致后世人的错误。《秦本纪》说：高阳的后裔孙女女脩生了大业，大业娶女华，生了大费。女脩是高阳的后代女子，嫁给了少昊的后裔；至于大业的父亲，大概是父亲的名字没有明确记载，秦、赵两家于是便以母族为祖，奉颛顼为祖先，这不符合追溯生身祖先的义理。郯子说：“我的祖先是少昊，嬴氏就是他的族人。”这样看来，秦、赵应当以少昊为祖，才是正确的。班固一类的人不知道考察这一点，竟直接把女脩当作男子，并把她系属于高阳之后，所以世人便把伯翳当作伯益，不再加以区别。再考察一番，伯翳大概被封在费地，所以有“大费”的称呼。至于被封在大唐的费昌、费仲，都是他的后代；但世人又反过来把大费说成伯翳的字，更加可笑。况且大业是皋陶的父亲，《史记》音义又把皋陶说成就是大业，大概是因为《史记》记载大业之后没有提到皋陶，因而产生了错误。到了《世纪书》，竟直接说高阳生了大业；又把大业的妻子女垂。说成大业的儿子，并另列出女华为妻，名叫扶始。扶始生皋陶，皋陶生伯益。《唐书》采用了这种说法，这就是《春秋元命苞》的说法不值得作为事实依据的地方【《元命苞》说：尧做天子时，在季秋下旬，梦见白帝送给他一个乌喙之子；他的母亲名叫扶始。扶始登上高丘，白帝上方有像虎一样的云，她感应到这种气象而生下皋陶。扶始询问此事，正如尧所说的乌喙之子，指的就是皋陶。】原焚 太过分了，焚烧尸体的惨酷竟到了这种地步！这难道还不如禽兽吗？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是因为人存有善心，也因为人懂得礼。孟子说：“存养本心、涵养本性，就是用来侍奉上天的。”所谓存心养性，就是尽到自己的职责而无愧于心。活着时有供养，死后有安葬，这才是应尽的职责。子夏说：“可悲啊，贫穷！活着没有办法供养父母，死后没有办法按照礼制安葬他们。”人活在世上，难道只是为了求得温饱、安逸和快乐而已吗？活着是为了供养父母，死后是为了按照礼制安葬父母罢了。如今，父母活着时没有办法供养，反而还把他们遗弃；死后没有办法按礼安葬，反而又把他们焚烧。不只是遗弃他们，还要断绝关系；不只是焚烧他们，还要抛弃他们。这样还可以称作人吗？孔子说：“现在所谓孝，只是说能够供养父母。至于狗和马，也都能得到饲养；如果没有敬意，凭什么来区别呢？”能够供养已经很难了，但仍然不足以称为孝。那么，所谓孝，难道只是能够供养而已吗？还必须有敬意。既没有敬意，又不供养；既不供养，又不安葬。这是什么道理呢？曾子说：“谨慎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追念远代的祖先，百姓的德行就会归于敦厚。”如果防祭之礼薄而不厚，那么背弃死者、忘掉生者的人就会多起来。破旧的帷幕不能丢弃，是因为要用来埋葬马；破旧的车盖不能丢弃，是因为要用来埋葬狗。孔子贫穷，没有车盖；他的狗死了，尚且还给它一张席子。圣人对于万物，尚且都尽到自己的心意。父亲啊，你养育我；母亲啊，你哺育我；如今却反而让父母活着时离散，使他们受冻挨饿而不加照顾；等到他们死了，又举火把他们焚烧，把尸体抛入急流，使其化为微尘而漂散，以此表示他们永不复返。这样做比不上对待犬马，差得太远了！唉，焚尸是戎族的习俗。过去夏、商、周三代，罪行达到极恶悖逆的程度，才有焚烧尸体的刑罚，用来表示施以凌迟并断绝其为人的资格。为什么后世不明白其中的缘故，反而去追随戎族的习俗，把凌迟恶逆之人的刑罚施加到自己的亲人身上，难道不是极其可悲吗？姑且说些话来针砭这种做法：孕妇胎儿必定会受伤，扶助生者，尸体必定会出现创伤。天地使人重视生，是因为人醒着时活动，睡着时做梦；使人谨慎对待死亡，是因为人的神灵在生时依附身体，死时便离开。立起和表作为神道，陈设玄舆以及各种象征性的器物，启程时祭祀道路神，派臯嘷祝祷；搬动尸体时不使之震动，不使之惊扰，凡是用来安定神魂、安顿灵魄的事情，无不唯恐稍有不足。如今劈开棺材、裂毁外椁，使经过的人惊惧失魂，这难道叫安顿灵魂吗？正当火焰炽烈时，皮肤在器皿中胀裂，筋骨和尸骸收缩如胎儿，甚至有尸体仿佛站起蹲坐；这种事禽兽都不忍心做，而孝子顺孙却时常这样对待，难道你心里安宁吗？再考察《雷公之书》和《炮炙之方》，即使是一根骨头、一块石头，也必定说要保存其本性；如今焚烧尸体，却希望柴薪烧得猛烈，还装入袋中鼓风助火，务求把它烧尽，完全不遗余力。父母的本性果真还能保存吗？然而愚昧的人最终仍被迷惑，甚至还为自己能这样做而沾沾自喜，说：“我能做的事已经全部做完了。”如果反过来追问这样做的依据，他们就说：“佛教是一种教法。佛很会祝祷，也很会忏悔，这样就能使死者往生善地。”唉，怎么会愚昧到了这种极点呢？世上有引导人溺水的人，对别人说：“我很会祝祷，将使你成为水仙；你只管溺水，不必担忧，相信我吧。”你会相信他吗？既然已经遗弃并断绝亲情，正要焚烧无根无据的故纸来作祭席；既然已经焚烧并抛弃尸体，正要说些无用的蛮族语言来祝祷。这果真值得相信吗？活着承受离散断绝之苦，死后承受焚烧抛弃之惨，却反而只顾从事毫无益处的祭席和祝祷，这就如同把饭撒掉、把水泼掉，却去询问不用牙齿咬断东西的方法；其无情、悖谬和欺诬，已经很明显了。从前我在秘阁的闲谈记录中看到，有个郑民张福诠，因贵粜之事被雷击毙，他的妻子在半路焚烧他的尸体时突然死去。后来她神志昏乱地说：“福诠被雷震死，已经备受痛苦了，却又不停地焚烧他，太过分了！” 由此我知道，焚尸确实会给死者带来痛苦，而且非常惨酷，难道不应当引以为戒吗？《易》说：“敦厚地安止，吉祥。”《象传》说：“敦厚安止之所以吉祥，是因为厚待生命的终结。”要使人归于敦厚，必须从人伦关系开始。人伦关系中最切近的，没有比丧葬和祭祀更重要的了，怎么反而可以草率从简呢？收藏价值千金的玉璧，要用缇衣包裹十层，匣门上加九道锁，斋戒沐浴后才取出，尚且唯恐不够恭敬，何况是自己的亲人呢？王乔成仙的故事，本来就说天下有玉棺；可见不可磨灭的人情，即使到了天上也不会废弃。况且佛教还说：“世尊去世时用金棺银椁，这是他自奉的方式，大概就是这样。”那么，怎么反而用焚烧抛弃的做法来对待世人呢？说不是这样。若说死者能够遗弃形体，那么波旬为什么还要号哭，文殊为什么还要顿足？这果真是遗弃形体了吗？既然如此，如今实行焚尸的人，真是连禽兽都不如。孝子顺孙，大概也应当为此退一步考虑并深思吧？不过，流俗之所以这样做，还是有其缘故的。奉行佛事的人说：“没有多余的钱财，所以不能安葬。”沉溺于阴阳之说的人又说：“没有吉利的葬地，所以不能安葬。”唉！上古没有佛教，为什么还有地狱呢？后世诵经，为什么就一定有天堂呢？如果天堂不存在，那么原有的说法就已经成立；这样君子就会登上地狱。

译如果地狱不存在，那么原有的说法同样已经成立；这样小人就会进入地狱。可是信佛的人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忠孝既然已经昭明，即使有三鹤也会自行归来；碑文和诔文即使写得崇高，没有后代又有谁来守护呢？高纬的父母并非没有选择墓地，隋文帝的墓田也并非没有选择吉地，但最终反而招致灾祸，这也可以据理明白了。那么，世上的君子为什么不也考察地势、斟酌节制这种做法呢？设置棺椁来收殓尸体，开掘墓穴原野来安置它，使将要腐化的尸体不暴露在外，使追念远祖的人不失去安葬之处；同时又制定法令，禁止超过期限不安葬，却去做佛事、谈阴阳的人，这样大概才差不多可以了。为原理、李二氏作辨正。世上那些错误的说法，难道没有关于氏姓的吗？不是氏姓没有系统，而是喜欢谈论氏姓的人把它说错了。我撰写《路史》以后，天下的氏姓才开始得到纠正。臯陶的后代有嬴氏、偃氏；因为臯陶担任理官，所以又有理氏、李氏。“理”就是天理，因此《天官书》说：“左角星为李。”那么，“李”和“理”二字在古代只是相通，并没有别的含义。陆佃解释“礼用”时说：“李，是水之子，也是水子。”可以说是正确的。仁就是实，所以古代把“理”作为理官的字。《管子》说：“冬季就是李。”又说：“黄帝得到后土，让他辨明北方，于是任用他为李官。”《吕氏春秋》也说：“后土担任李官。”又说：“臯陶担任李官。”从前晋文公任命李离为李官，正是认为他是臯陶的后代。可见古代理官的“理”字直接写作“李”，含义相同。《左传》说：“一介行李”，就是昭公十三年《左传》中的“行李”。杜预说：“行李，就是使者。”如今这两个字并用，《国语》用“行理”来指奉节出使、迎接宾客的人。贾逵说：“理，就是吏，是小行人。” 孔晁的本子也写作“李”，说：“行李，是行人之官。”宣公三十年《左传》说“行李往来”，《郙阁颂》说：“行李咨嗟。”大概夏、商时代已经有李氏了（详见《少昊纪》）。可是氏姓类书以及《北史》和唐代《新唐书》《旧唐书》等，却说老子出生在李树下，于是以李为姓；有的说因为逃乱时吃了苦李而得姓；有的又说因为饥饿时以树木的果实充饥而姓李。这些说法都荒诞无稽。范祖禹说：“典籍说臯陶担任士官，而史书却说他是大理，已经不合经典；又把李氏说成出自臯陶，更不是同族。唐朝的先祖出自陇西狄道，并不像商、周世系那样可以考察。说唐朝出自狄道可以，说李氏不出自臯陶，却还没有考核清楚。”葛孝先竟直接说老子的母亲是李氏之女，所以老子因母亲而姓李。等到他的孙子洪把这些说法传给神仙，又说老子生在李家，所以仍姓李，这些都不对。汉代属国侯李翊的碑文说李氏出自箕子，更是毫无根据。唉，后世的荒诞说法一天比一天多，氏姓被误解得不胜其数，谁来纠正它们呢？老子化胡的说法。《德经》说：“从生处出来，进入死处。属于生的一类有十三分，属于死的一类有十三分；人活着却自行走向死地的，也有十三分。”（我曾说，道属阳而德属阴，老氏归于阳，释氏归于阴；把道德分为两部经书，其中的意义就在这里。过去没有人知道这一点，只有道君皇帝把僧人称作“德士”，大概已经体会到了这一层。）人的本性本源，清澈而虚静，彻底通明，哪里曾有生死呢？之所以有生死，只是从本性中出来就是生，进入就是死罢了。“属于生的一类有十三分”，是说十成之中，生者占三成；“属于死的一类有十三分”，是说十成之中，死者也占三成。“人活着却自行走向死地有十三分”，是说人的本性本来属于生，却不能保持安静，常常被外物所扰动而自行走向毁灭，十成之中又有三成如此。大概生者占一成，死者占两成。既然已经有九成归入生死，剩下那一成为什么被置于一旁而不显现呢？难道不是既不出于生、又不入于死的一类吗？也就是不生不死的一类。这样，生死之道有九成，不生不死之道有一成。佛教的教义，不过就出于此。老子所谓化胡，所传的只是这一道理；称作《德经》，其事理可以看出。（详见《五千文意》。大概是故意留下疑义给后人猜测。韩非认为这是四肢九窍三生，李宿认为是食神、禄与倒食——阳干之前的一阳干为食神，之后的一阳干为倒食，彼此吞食攻伐，都在天干十三之数中；把这些当作所谓生死之类，便是沉溺于术数了。）然而释氏中无知的人，往往忌讳这件事，又加以诬蔑欺骗，这本来就不是毗婆尸佛的意思（释氏所推尊的过去佛毗婆尸）。老子不知道这一点，于是又群起争论容貌仪态的盛衰以及出世先后的问题，只显出他们不能取胜罢了。不过，释教徒的无耻，难道只是诬蔑老子吗？就连羲皇、女娲、孔子、颜回这样的圣人，也不能幸免。那些腐儒既然没有能力斥责他们，反而还跟着制造恐怖说法。唉！（佛教有所谓《造天地经》说：宝历菩萨降生人世，号称伏羲；吉祥菩萨降生人世，号称女娲；摩诃迦叶就是老子；儒童菩萨就是孔丘。又有《清静法行经》说：真丹国能够接受教化；当佛教受到侵侮时，迦叶便化身为老子，净光童子化身为孔丘，又派月明儒童化身为颜回。三个弟子出生在这个国家，于是国家能够接受教化；如果受到侵侮，就如此处理。因此唐代杜嗣先有“吉祥御宇，儒童衍教”的说法，韩愈说：“佛教说孔子是我们世尊老师的弟子。”释教徒于是有诋毁韩愈的议论，他们的肆无忌惮实在太过分了。可是道教一派也有记载：庄王癸巳年，一阴之月，老君派尹真人喜乘月精白象下到天竺，托生在佛教徒母亲腹中。唉，这种说法也算是善于报复了。天下的事情，难道会有两条不同的道吗？老教和释教的教义，起初本来是一致的，只是后来各自创立教法、另开门户，以显示不同，最后才到了互不相涉的地步。） 如今溧水县以南七十五里有一座儒童寺，本来是孔子祠。唐景福二年，改作孔子寺，因为孔子到楚国时曾经过这里，南唐又改名为儒童寺。所以我曾说，江南的灭亡，不是文教的罪过，而是信奉浮屠的过错。（己丑年闭门阅读《化胡经》。）

译论恒星不见。说话没有根据，是妄言；听了却不加审察，是妄信；随声附和而不加选择，是妄随。佛教徒说，佛是摩耶夫人所生，这是荒诞之说。大地震动，夜空出现天光而恒星不见，这便是妄言者所说的事情。（佛的父亲是净饭王，母亲是摩邪夫人；“摩邪”就是“莫邪”。）所以古今谈论此事，《周书异纪》说：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年，四月八日，井水泉水泛滥涌出，宫殿震动，恒星不见，五色光芒贯穿太微。昭王问太史苏繇，苏繇回答说：“西方有圣人出生，再过一千年，他的教法将传到这里。”因此世人认为，孔子所记“恒星不见”，是为了作为佛出生在异域的证明，传记也全都沿袭这种说法；这就是妄信者。（《汲冢纪年》说：昭王末年夜里有五色光贯穿紫微，那一年昭王南巡而没有回来。所引《异纪》大概就是这件事。按《春秋》在昭王之后。）可是《春秋》所记“恒星不见”，是在庄王十年甲午年，距离昭王甲寅年相差三百四十年。所以顾微之《吴地记》说，佛法开始时典籍没有记载，却也沿袭旧说，把鲁庄公七年夜里出现“恒星不见”当作佛出生之日。然而“恒星不见”是在四月辛卯这天晚上；这一年四月初一是丁亥日，辛卯是本月初五，并不是初八。这些说法都不能牵强附会。（鲁庄公七年其实就是庄王十年，所以齐王巾有“周鲁二庄亲见昭王夜景”的说法。谢丞在《汉书》中认为是癸丑年七月十五日，托生于摩耶腹中。庄王十年甲寅年四月八日才是其出生之日，但庄王十年实际上是甲午年，并非甲寅；甲寅又在二十年之后。这都是腐儒习惯于妄说，刻意牵合而不知道考证。释教徒想要贬低老子化胡的说法，所以把它推到昭王时期；信老子的人又不能用道理胜过对方，便再推说老子在商王阳甲庚申年降生于玄妙之胎。说法纷纭荒诞，无法一一记述。假如他们懂得“弟子未必不如老师，老师未必贤于弟子”的道理，就一定不会制造这些妄说。）唉！大地震动，夜空发光，而恒星不见，星星像下雨一样陨落，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变异吗？（《左传》说“臣雨”，是说星数很多。《左传》说星与雨一同出现，《谷梁传》说星先陨落然后下雨，这些都不对；白天星星不见，是因为白昼本来就看不见星星，因此那天晚上应当没有云雨。所以《公羊传》说：“不是雨。”鲁国史记原文说：“星雨落下，距离地面不到一尺便又返回。”孔子修订时说：“像下雨一样，难道能说星星和雨同时出现吗？”《本行经》说：“虚空没有云，却自然而然地下雨。”浅陋的人谈论经典，竟到了这种地步。）幽王时期三川发生地震，伯阳甫认为这是周朝灭亡的征兆，后来果然如此。（详见《春秋外传》。）历考前代，夜空出现天光（汉成帝元延元年、晋穆帝永和十年，都发生了岁星扰乱权柄的事；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张祚元年，都不久便发生大乱）；恒星不见（古人说：君主不严明法度，国家便会消亡；又说：天子失政、诸侯暴横，是国家灭亡的征象。陈宣帝太建五年九月月底，恒星不见，二十八宿以及中外诸官星摇动）；星星像下雨一样陨落（汉永始元年二月癸未、晋武帝太始四年七月，都向西流；晋武帝太康九年八月壬子、宋文帝元嘉二十年三月乙未，都向北运行，直到天明也无法计数；元嘉二十四年正月，大星都向西流，直到天亮日光出现才停止；宋孝武帝大明五年三月，流星数万上千，一同向西运行；梁中大通四年七月甲辰、隋开皇十九年十二月乙未、唐代宗广德二年二月丙寅、唐僖宗中和元年八月癸丑及十三年十一月、唐哀帝天祐二年三月乙丑、五代后唐长兴元年九月辛酉，都是乱世的征兆。用《春秋》的话来考察，在这以前，五国合纵，联合拒绝周王的命令；在这以后，齐国、晋国主持盟会，周王室于是衰微。汉永始年间，也发生了五侯专权、王莽篡位。从此以后，晋、梁时期尤其多，大概都是佛教逐渐兴盛所对应的征兆。这些都不是好事，何况各种妖异之事在夜间纷纷出现，古今只有这一次。如果佛果真因为这种变异而出生，那本来就不是家庭中的善良器物，何况年月干支没有一项能够相合呢？可是倡导这种说法的人都把它当作真实事件，又进一步神化它，这不正是妄随吗？（有人说：“怎么知道不是昭王时期发生的呢？”回答说：“不是。那些人之所以牵强附会，正是因为《春秋》记载的是四月辛卯，于是误认为是初八。古今《占镜》说，庄王九年四月初八已经不存此事；杜预没有考察，却又改成初七，难道是自己编定长历而又自己弄错了吗？再考察《高僧传》《世说》《宋书·刘宣传》，都把四月初八当作佛的生日；《岁时记》却把四月初八当作弥勒出生之日，二月初八当作释迦出生之日。信奉释教的人舍弃家庭，进入关中，斋戒焚香、以花环绕城池，称为“行城”。所以《寿阳记》《梁典》有四月初八行城取乐的记载，《阿那含经》说这一天应当遵行入关之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日〕 所谓二月，大概只是因为采用周历，记载者妄自区别罢了。所以说佛十九岁时，以四月八日出家；《本起经》却说二月八日越城出家，那么这个八日只是出家之日，并不是出生之日。再考察《春秋》所记恒星不见，在此后一百一十五年老子才出生，又过十五年孔子才出生。那些妄说的人难道不知道吗？他们只是想争个先后，所以一意把年代往前推罢了。于通说：三教可以合为一教。既然说是三教，那么孔子、老子、释迦的出生就不应相隔不同时代；佛也决不可能出生在恒星不见的时候。三教鼎立，怎么能拿异代传记中的说法来迷惑人呢？实在不值得疑惑。不过，佛教必定出于老子，从“从生处出来，进入死处”这一章就可以知道了。）再说，恒星不见虽然未必就是佛出生的征兆，但考察这种变异，也可知道它或许是后来佛教出现的征兆。说孔子曾经写过这件事，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刘向说：“夜，象征中国。”他的儿子刘歆说：“夜，象征夷狄。”刘歆、刘向的说法虽有不同，但都各有道理。为什么呢？圣人不熟悉夷狄，只因夷狄有弊病，中国为防止这些弊病，所以把它记载下来。佛教成为中国的弊病，已经十分明显。夏、商、周三代时，关卡只盘查而不征税；凡是奇巧技艺、奇异器物、怪诞行迹和妄行之人，都不得进入城门以内，因为担心它们扰乱百姓、动摇民众，不能将其排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五年〕

译佛教这种教法，在三代以后本来就不应存在。可是三皇五帝时期，原本已经有这类人了。早晨守门、肩荷蓧竹的人，哪个时代没有呢？只是先王之道充满天下，天下人都有恒常的本性，所以那些偏邪的习气无从侵入。三代以后，人的身心虚弱羸病，正处在急切畏惧、戒备之中，却又不知道守持正道；因此这种邪风恶气才得以长驱直入。庄子、列子出现的时候，佛教也就将要出现了。孔子知道这一点，而庄子、列子不知道。看《微子》一篇，就能看出圣人为什么对此忧虑。三代之际，常常严加讥察和禁止，难道只是随意这样做吗？到了后世，不仅撤销了这些盘查禁令而顺从它，反而把它延请到宫门之内，全家人一起听从它。两千年间，那些耗散精气、摧毁心胆以至死亡的人，不知道有几千几百亿，可是还把这种结果当作得道吗？狂人向东奔跑，追赶狂人的人也向东奔跑；迷路的人奔向水中，救援迷路者的人也奔向水中。这还不能算错，因为他们所去的方向相同，但他们前往的原因不同。如今看见狂人奔跑，便也竭尽力气效仿；看见迷路者跳入水中，便也衣衫飘动地跟随。这种狂妄迷乱也太严重了，难道不可悲吗？“佛”字的名称。《学记》说：“施加于人时悖逆，求取时也悖逆。”《释名》说：“辔，就是佛。”意思是牵引悖戾的东西来控制马。因此《曲礼》说：“献鸟的人要使鸟首朝下，蓄养鸟的人则不要使它首朝下。”所谓“佛”，就是弯曲违逆、不肯顺从的意思。观察“佛”字的构形，是一张弓随着两支箭，难道不是违拂吗？古语说：“听从劝谏，不要违拂。”这里“辅拂”的“拂”，也写作另一种字形，其含义可以看出。“佛”是说：我的道理对人是违逆的。人们说：他的道理对我是违逆的。人们本来就因这一点称它为佛，佛教也因这一点自称为佛。所谓“佛”，不过如此罢了。然而庸俗之人侍奉佛，想抬高它却找不到美好的称号，于是改变这个字的意义来迎合美称。释教说：“佛，就是觉悟。”唉，说佛是觉悟，也还是不知道它为什么叫觉悟。（梁武帝因为“佛”有悖逆的音义，开始把“悖”的音改为“倍”；后来经书史籍才沿用这种读法，这是不对的。宋子京已经在《国语音义》中加以订正。）不过，世俗尊崇佛的程度，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了。他们都想尊崇佛，却不知道尊崇它的真正理由。我请求把这个说法发扬光大，并进一步解释说：世上的人都不会赞誉佛；如果想夸耀佛的事迹，我却能替他们说出来。《瑞应本起经》《因果经》等书，都是用来玷污佛的。为什么不把《中备经》中关于孔子的说法也拿来附会呢？《中备经》说：“观察震卦爻象的变动，就知道有佛。”又为什么不引用列御寇所记商太宰询问孔子的话来赞誉佛呢？其中的说法是：商太宰见孔子，说：“丘，您是圣人吗？”孔子说：“圣人吗？我孔丘哪里敢当，只不过是博学多识罢了。”商太宰问：“三王是圣人吗？”孔子说：“善于任用智谋和勇力的人才是圣人，我不知道。”又问：“五帝是圣人吗？”孔子说：“善于任用仁义的人才是圣人，我不知道。”又问：“三皇是圣人吗？”孔子说：“善于顺应时势的人才是圣人，我不知道。”商太宰大为惊骇，说：“那么谁是圣人？”孔子神色改变，过了一会儿说：“西方有圣人。不治理却不混乱，不发言却自然使人信服，不教化却自然推行；广大无边，百姓无法给他命名。我怀疑他是圣人，却不知道他究竟是真圣人，还是不是真圣人。这不就是佛吗？”《中备经》列举列御寇的说法，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孔子的话。但如果真是这样说的，那么三皇五帝都不能和他的圣德相比。这样看来，佛岂不是显得极其高大、极其危险了吗？那么世上的人，难道也有谁能这样赞誉佛吗？所以我说：世上的人都不会赞誉佛；如果想夸耀佛的事迹，我却能替他们说出一套话来。想要赞誉佛的人，请参考台氏的说法。佛教的习俗（长久保持富贵）。浮屠教最令人厌恶的地方，尤其在于用利益来诱惑人。人的常情，没有不想活而厌恶死的，没有不想存在而厌恶灭亡的，没有不想安稳而厌恶危险的，没有不想富裕而厌恶贫穷的，没有不想安逸而厌恶劳苦的，没有不想长寿而厌恶夭折的。为什么呢？只是因为看重外物罢了。圣人忘却自身，不被外物牵累；圣人以外的人，没有谁能免除这种欲望。因此贫穷的人无不想富裕，处于富裕中的人却更加担心重新贫穷；卑贱的人无不想显贵，处于显贵中的人却更加担心重新卑贱；处在危险中的人都想安全，已经安全的人却没有不厌恶再次陷入危险；活着的人都想长寿，已经长寿的人却没有不厌恶再次死亡。欲望一旦达到，就牢牢地无法解脱；而佛教徒便制造奸诈虚伪的说法来迎合这种心理，说：“我能使你获得生命、安宁、富裕和显贵。不仅如此，修习我的法事的人，富裕后不会再贫穷，显贵后不会再卑贱，安稳长寿的人也不会再患病和死亡。”虽然绝无此事，世上的愚人却无不受迷惑而奔向他们。以至于割断头发、悬挂身体、炼烧手腕、钉刺髁骨、轻贱自身、祈求子嗣、抛弃孩子、祈禳灾害，无所不用其极，却没有人制止。甚至身居上位的贤者，也不知道孔子所说长久守持富贵的道理，反而有时也去做这些事。然而贫穷与卑贱、疾病与死亡，最终总有不能逃避的时候；即使如此，人们也不知道因此认定佛教的说法是错误的。那些奸诈虚伪的人估量到贫贱、疾病和死亡有时不可避免，自己的伎俩终究会失败，于是又编造无法查验的说法来欺骗人：“西方有极乐世界，修习我的法事的人死后将得到黄金大地居住。”虽然也绝无此事，愚人却更加坚定地相信，因为无从验证。舍卫等国，臣服于天竺；雪山、鹫岭之间，驿使经常往来。夜叉、罗刹本来就是三国的名称；所谓炮烙地狱，正是从阿育王的金刚舍利、琉璃、玛瑙等物演变来的。至于华夏出产铁，青狮、白象、骆驼、孔雀，也正如华夏饲养车乘一样。断刀破械、解缚吐火，都是幻术；剪发穿耳、吹螺击钹，也都是他们本来的习俗。世上的愚人一点也不知道这些，却把它们类推为不可认识的神异之事。那些浅陋的人又倡导诡怪之说，实在值得讥笑。考察《晋宋浮屠记》说：“临倪国王生了浮屠太子，父亲叫屑头邪，母亲叫莫邪。浮屠身穿黄色衣服，起初头发像青丝。莫邪梦见白象而怀孕，生产时从左胁出生，头上有发髻，能走七步，仅此而已。”

译到了汉哀帝时期，景匿接受大月氐使者，国王派伊存口授浮屠经书；其中所记载的内容，正好与老子相互出入。大概从前老子向西出关，经过天竺，教导胡人而成为浮屠。后来他的门徒相互推崇赞誉，流传过程中失去了真实情况罢了。至于法显、道安等人所记载的天竺诸事，大体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哪里像今天这样诡异荒诞呢？有人说：“你为什么要议论这些释教的事？只要不看它的书就好了。”程子说：“佛书根本不必看，看了就会陷进去。”这话并不对；不看佛书，只是程子个人的做法。如今有个自称有道的人挖地指示说：“脚下有宝藏。”于是经过的人便停下脚步，没有不徘徊，希望能够得到那宝藏。知道这是骗人的人，必定会挖掘土地，明白告诉大家真相，这样后来的人就不会受迷惑。如果只是担心人们陷进去而加以阻止，那么自己也没有弄清宝藏究竟是否真实存在，人们反而会更加不相信。因此我替他们挖出这个虚假的宝藏来说明真相，希望人心大概可以归于正道。唉！尧、孔的教化，建立起来如同登天一样艰难；浮屠之徒破坏它，却如同火烧毫毛一样容易。因循苟且，是天下最大的祸患；它是庸人所喜爱的，却是圣人所忧虑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庸俗昏愚之徒容易受欺骗迷惑，何况他们又喜欢因循苟且呢？而浮屠之徒正好顺着他们的因循心理，使他们安于苟且；又教导他们苟且行事，这就是他们的教法容易传播、却难以回头的原因。天道运行刚健，君子因此自我奋发而不止息；整天勤勉不懈，这就是顺应天道。从未听说把因循苟且当作德行。堵塞百川、挽回狂澜，君子怎么能不因此动心呢？道因异端而彰明。没有异端，圣人之道固然尊贵；但有了异端，圣人之道反而更加尊贵。道难道会被异端弄得昏暗吗？浮云遮蔽月亮，月亮什么时候真的昏暗过？月亮之所以为月亮的本质始终存在；只要驱散遮蔽物，月亮就更加清明。异端危害圣道，圣道什么时候真的昏暗过？道之所以为道的本质始终存在；只要除去它的危害，道就更加明白。所以，道既会因异端而昏暗，也会因异端而更加彰明。佛、老、孔三家的道理，根本大不相同。但世上的人常常受迷惑而不能辨别，只是因为不知道它们的差异。他们之所以不知道差异，是因为不能把各自的见解合起来比较。不比较各自的见解，怎么能明白差异？不明白差异，怎么知道哪一种更尊贵？这大概就是圣人之道直到今天仍不明白的原因吧。我请求说明它们的差异：老子谈命，佛教谈性，孔氏则兼谈性命；老子谈生，佛教谈死，孔氏则兼明生死；老子修道，佛教修德，孔氏则把道德合起来修养。这就是三者根本不同的地方。不过，老子并非不谈性，只是把命看得更重；并非不修德，只是以道为根本。佛教则不同，只知道性最为急迫，不需要等待命；只知道德最为尊崇，却不与道相契合。他们之所以违背道与命，只是因为不知道下学的意义，也不知道穷究事理罢了。像老子这样的人，不仅恭敬笃厚、守礼守信、治国有道，对于军事之事尤其用心；他博爱的方略已经与佛教不同了。至于孔子，他对天地的功绩深厚，使人类的道理完备，哪里只是谈生死、性命的一个方面呢？孔子说：“专门攻击异端，那就是祸害了。”异端危害圣道，所以应当加以攻驳；圣人却暂且不去攻击它，并不是不攻击，而是因为一旦攻击，危害可能更大。《春秋》的原则是责备贤者；异端的道理难道可以实行吗？我本来不能不责备它。如今既然知道它不正确，就不应当同它交往；却奋然同它争辩。既然认定它是异端，就不应当把它引入正道并列之中；却偏偏把它引来与正道并列，结果如同虎兕冲出牢笼，牛羊死在围栏中。然后又转而仇视它，这是谁的过错呢？唉！佛教危害吾道，已经很久了。从前的大贤无不想除去它，却始终没有成功，是因为意见相反的人又从中牵制挽留。王子说：“我直到现在才知道三教可以合为一教。”柳子又说：“佛教的话往往与《易》和《论语》相合。”将它们不相合之处取出来辨析，已经是在承认它们可以相比较了。既然把佛教引来与正道并列，并把它列为三教之一，就是在诱导它进入正统。这难道不是所谓“攻击异端反而成为祸害”吗？学者最大的祸患，没有比不懂《易》却妄加议论更大的了。王子说：“《易》的奥妙，全在佛书之中。”这正是柳宗元的昏昧。难道还要再把佛教引进来吗？如今愚昧的百姓和幼童看见有人玩弄木头老虎，既惊喜赞叹，又害怕喜爱，回去后还向邻里的妇人夸说，过了一年也没有停止；却不知道真正的老虎正蹲伏在深林中，目光凶猛而神色不动，样子与狗并没有不同，只是人不能接近它罢了。那么，庸人所敬奉的佛，也不过像愚民幼童喜欢木虎一样，只因为可以接近、可以玩弄罢了。对于这两个人的说法，我难道要置之不理吗？又恐怕世人把它们当成真实道理而无人辨识；若辨析，又担心你们受迷惑太深，反而诽谤我，使这种祸害更加扩大。即便如此，我还是不能不大略加以纠正。大体说来，天下的事情，做得过分就会反过来损害常理。真君坑杀沙门、毁坏佛像，到了极点，安帝时又恢复建立；唐德宗毁坏佛经佛像、驱逐僧道，到了大象年间又恢复；会昌年间撤毁寺院、把僧尼编入民籍，到大中年间又恢复。难道这也是不知道《易》道贵在变通吗？有人说：“那么最终就不能攻击异端了吗？” 回答说：“端正它的义理，不必担忧。” 《路史》卷三十四。史部，别史类，《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