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日终，是四月以前当称元祐九年。窃考《长编》，元符元年六月改元，其正月上已书元年，此当依彼文例书元。）
译一日结束，因此在四月以前应当称为元祐九年。我私下考证《长编》，元符元年六月改元，但其正月上巳日仍书写为元年，此处应当依照那本书的体例书写为元祐。
１、正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癸酉朔。己卯，责授左武卫将军、分司南京、许於本处居住张诚一追复旧官。《长编》卷三百七十九：元祐六年戊戌，朱光庭言张诚一邪险，乞重行黜责。原注：六年五月十八日，责授客省使、太平观。绍圣元年正月七日，追复旧官。）
２、庚辰，议开鸡爪河。（《长编》卷四百八十：元祐八年正月丁未，范百禄言回河。原注：赵鼎臣《河渠书》云：八年四月，吴安持奏乞开鸡爪河。又绍圣元年正月八日，有开鸡爪河事。与鼎臣所载不同。案：原文已佚。毕沅《通鉴》云：水官请权堰梁村，缕断张包等河门，闭内黄决口，开鸡爪，疏口地，回河东流。於是诏遣中书舍人吕希纯、殿中侍御井亮采乘传相视，且会逐司定议。偁议以为：“东流阔处无二百步，益以涨水，何可胜约。去岁尝闻鸡爪十五馀丈，未几生淤，形势可见。一日东流既不容，北流又悉闭，上壅横溃之患，可胜道哉！请先导张包以存北流，修西堤以备涨水，因其顺快，水流既通，则河将自成矣。”时独东路提刑上官均与偁议合，而众相论难，累日不决。乃周视东北流，较形势，审利害，会逐司诘之，曰：“将濬鸡爪以决东河於北流，可乎？”水官曰：“不可。张包存则东流败矣。”诏使曰：“审尔，则水之趋北，势也，柰何逆之！”由是从偁议，奏请存张包而治北流。会诏中格，复罢。）
３、丁亥，左司谏虞策言：“今岁大河水入德清军城，一城生聚被害者众，盖是水司失於预备。若选臣僚与熟於河事之人仔细行视，必可以见得将来水势所向紧慢，於逐处州县镇城预作堤防，免公私仓卒受患。”诏令都水监丞郑佑等并本路安抚司及转运司、提刑司相度闻奏。先是，都水司者吴安持奏：（案：《宋史河渠志》三：安持言：“近准朝旨，已堰断魏店剌子，向下北流一枝断绝。然东西未有堤岸，若涨水稍大，必披滩漫出，则平流在北京、恩州界，为害愈甚”。） “乞塞梁村口，缕张包口，开清丰口以东鸡爪河。”三省即令安持与北京留守相度施行。时苏辙以祈穀宿斋，不与也。（案：《栾城集·颍滨遗老传》云：正月，安持奏乞塞梁村口，缕张包口，开清丰口以东鸡爪河。八日，辙以祈穀斋宿，即令安持与北京留守司相度。是月癸酉朔，八日为庚辰日也。） 吕大防为山林使，行有日矣。辙见大防於待漏，语及河事，大防直视曰：“此大事，不可不慎。”辙曰：“诚然，公亦宜慎之。”范纯仁旧不直东流议，辙告纯仁曰：“当与微仲议定，乃令西去。”纯仁曰：“命已下，柰何？”辙曰：“事有理，谁敢不从！”即议於皇仪门外而再降指挥，使都水监与本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司议，可即一面施行，有？议疾速闻奏。纯仁始意与大防背，至是乃相信服。（《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４、戊子，三省言：“权河北路转运副使赵偁言：‘恩冀旧河，既已淤殿内黄，宗城不可复塞，而阚村一带，乃大河所行之道，欲乞叆候冰消，即开阚村等三河门，使伏槽之水就不顺直却行，开濬澶渊故道，准备分播涨水。’”是时水衡锐意回河，论奏以千百数。诏率下转运司议，同列多畏，恐不敢正言，或以不知河事为解。偁独居中持议，不少假借，每沮却之，因复上河议，其略曰：“自顷有司回河几三年，工费搔动半於天下，复为分水又四年矣。古所谓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势，道而分之，盖其理也。今乃横截河流，置埽约以阨之，开濬河门，徒为渊潭，其状可见。况古道千里，其间又有高处，故累岁涨落辄复自断。臣谓当完大河北流两堤，复修宗城口，废上、下约，开阚村河门，使河流端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费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绪，而河患庶几息矣。”八年二月，水官议以北流浅小，可为软堰，权闭，涨则决之。赵偁上议曰：“臣窃以河事大利害有三，北河全河，患水不能分也；东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决
译正月。据钱大昕《朔闰考》记载，本月癸酉日初一。己卯日，将此前被贬为左武卫将军、分司南京、允许在本地居住的张诚一，恢复其原官职。《长编》卷三百七十九记载：元祐六年戊戌日，朱光庭弹劾张诚一奸邪阴险，请求对他进行严厉的贬斥。原注：元祐六年五月十八日，张诚一被贬为客省使、太平观提举。绍圣元年正月七日，恢复其原官职。
庚辰日，商议开凿鸡爪河。《长编》卷四百八十记载：元祐八年正月丁未日，范百禄上言关于黄河改道的事。原注：赵鼎臣《河渠书》说：元祐八年四月，吴安持上奏请求开凿鸡爪河。又记载绍圣元年正月八日，有开凿鸡爪河的事。这与赵鼎臣所记载的不同。按：原文已佚。毕沅《通鉴注》说：水利官员请求暂时筑堰梁村，切断张包等河门，封闭内黄决口，开凿鸡爪河，疏通口地，使黄河水向东流。于是皇帝下诏派遣中书舍人吕希纯、殿中侍御史井亮采乘驿车前往视察，并会同各相关部门共同商议。赵偁上议认为：“东流河道宽阔处不过二百步，加上暴涨的河水，哪里能容纳得下。去年曾听说鸡爪河深十五丈多，不久就淤塞了，形势可见。如果一天之内东流不能容纳，北流又全部封闭，上游壅塞、横向溃决的祸患，哪里说得尽呢！请先引导张包河以保留北流，修筑西堤以防备涨水，顺着水流顺畅的趋势，水流一旦通畅，黄河自然就会形成河道了。”当时只有东路提刑上官均与赵偁的意见一致，而众人互相争论辩驳，好几天不能决定。于是他们巡视东北流，比较地势，审察利害，会同各相关部门责问说：“打算疏浚鸡爪河以决开东河向北流，可以吗？”水利官员说：“不可以。如果保留张包河，东流就会溃败。”皇帝派出的使者说：“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水向北流是形势使然，怎么能违背它呢！”于是听从赵偁的意见，上奏请求保留张包河而治理北流。恰逢诏书中途被搁置，此事再次被废止。
丁亥日，左司谏虞策上言：“今年黄河水进入德清军城，全城百姓受害众多，这大概是水利部门没有做好预备工作。如果选派臣僚与熟悉黄河事务的人仔细巡视，必定可以探知将来水势冲击的缓急，在各处州县镇城预先修筑堤防，以免公私仓促间遭受祸患。”皇帝下诏命令都水监丞郑佑等人与本路安抚司及转运司、提刑司共同考察后上奏。在此之前，都水司官员吴安持上奏：（按：《宋史河渠志》三记载：吴安持说：“近来遵照朝廷旨意，已筑堰切断魏店剌子，向下的北流一支断绝。然而东西两边没有堤岸，如果涨水稍大，必定冲刷滩地漫溢而出，那么平缓的水流将在北京、恩州境内，危害更加严重”。）吴安持说：“请求堵塞梁村口，切断张包口，开凿清丰口以东的鸡爪河。”三省立即命令吴安持与北京留守共同考察施行。当时苏辙因为祈谷祭天而斋戒，没有参与。（按：《栾城集·颍滨遗老传说：正月，吴安持上奏请求堵塞梁村口，切断张包口，开凿青丰口以东的鸡爪河。八日，苏辙因为祈谷祭天而斋戒住宿，于是命令吴安持与北京留守司共同考察。本月癸酉日初一，八日为庚辰日。）吕大防担任山林使，即将出行。苏辙在待漏院见到吕大防，谈到黄河事务，吕大防直视着说：“这是大事，不可不慎重。”苏辙说：“确实如此，您也应该慎重。”范纯仁以前就不赞同东流的意见，苏辙告诉范纯仁说：“应当与吕大防商议决定，才让他西去。”范纯仁说：“命令已经下达，怎么办？”苏辙说：“事情有道理，谁敢不服从！”随即在皇仪门外商议，再次下达指令，让都水监与本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商议，可以立即着手施行，如果有异议迅速上奏。范纯仁起初意见与吕大防相左，至此才相信并信服。（《纪事本末》卷一百十二。）
戊子日，三省上言：“代理河北路转运副使赵偁说：‘恩冀旧河，既然已经淤塞在内黄，宗城决口无法再堵塞，而阚村一带，是黄河水流经的道路，请求等到冰融化后，立即开凿阚村等三个河门，使伏槽中的水顺势而行，开凿疏浚澶渊故道，准备分流暴涨的河水。’”这时水利官员锐意于黄河改道，议论奏章数以千百计。皇帝下诏一律下发给转运司商议，同僚大多畏惧，不敢直言，有的以不懂黄河事务为借口。赵偁独自居中主持议论，毫不宽容，每每阻止驳回，于是又上奏黄河治理意见，其大略说：“近来有关部门治理黄河改道将近三年，工程费用骚扰动荡了天下的一半，又实行分水治理四年了。古代所说的分水，是顺着河流、根据地势，引导而分流，这是其中的道理。现在却横截河流，放置埽坝以阻碍它，开凿河门，白白形成深渊潭水，其状况可见。况且故道千里，其中又有高处，所以历年涨落辄自行断绝。臣认为应当完善黄河北流两岸的堤防，修复宗城口，废除上、下埽坝，开凿阚村河门，使河流端正笔直，以形成深道。集中治理三条河的费用来治理一条河，一两年可以完成，而黄河祸患或许可以平息了。”元祐八年二月，水利官员商议认为北流浅小，可以筑软堰，暂时封闭，涨水时就决开它。赵偁上议说：“臣私下认为黄河事务的大利害有三，北河全河，祸患在于水不能分流；东流分水，祸患在于水不能流通；宗城河决
，患水不能闭也。是三者，能去则为利，未能去则为害。今不谋此，而议欲专闭北流，止知一日可闭之利，而不知异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为力，而不知阚村方涨之势，未然并以入东也。请俟涨水伏槽，观大河全盛之势，以治东流、北流可矣。”於是诏罢软堰。五月，水官又请进梁村上、下约，束狭河门。偁争不能涉，既涉涨水，遂壅而溃。南犯德清，西决内黄，东干梁村，北出阚村，宗城决口复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断，河水四出，坏东郡浮梁。幅员数百里，纵横散漫，漂庐舍，败冢墓，遗民仅免者老弱，聚金堤上，哀号之声数里不绝。是年冬，水官又请因河狭浅，权堰断，使水势入孙村口。明年，偁又上言：“壅水为患，著验甚明，臣尝进愚议，正谓此也。今有司又欲迁德清，并欲濬清丰诸口，归纳故道。臣谓河过孟津初行平地，必须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沧棣，始播为九河，以其近海而无患也。有司回河分水，八年之间，二渠分流，功卒不就，其势可见，柰何又欲派分之邪？河自横垄、六塔、商胡、小吴，百年之间，皆从西决，盖河徙之常势也。先帝睿断，灼见河势，且鉴屡闭屡塞之患，因顺其性，使之北行，此万世策也。自有司置埽创约，横截河流，回河不成，因为分水。初决南宫，再决宗城，三决内黄，亦皆西决，则地势西下，昭然可见。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势，戾水性，臣未见其能就效也。臣请闭阚村河门，修平乡钜鹿埽、焦家等堤，濬澶渊故道，以备涨水。如此，则五利全而河患息矣。”偁数建河议，水官均未能屈，或遣以甘言说偁曰：“回河，上意也，公毋固执，恐自贻祸。”偁曰：“人臣当官而行，惟职是视，安敢妄测主意，以负国也？”水官又请权堰梁村，缕断张包等河门，闭内黄决口，开鸡爪，疏口地，回河东流。於是诏遣中书舍人吕希纯、殿中侍御史井亮采乘传相视，且会逐司定议。以为：“回河大利害也，八年之间，役费不赀也，已试久矣，要当果决。今又欲权堰缕断，首取之议，不敢同也。张包一带，即阚村旧河，中间空缺，距西堤七八十里，就使回河，悉为缕断，安能奭大河之訩哉？且东流阔去无二百步，益以涨水，何可胜纳？去岁尝开鸡爪十五馀丈，未几生淤，形势可见。一日东流既不容，北流又悉闭，上壅横溃之患，何可胜言哉！请先导张包以存北流，修西堤以备涨水，因其顺决，水流既通，则河将自成矣。”是时独东路提刑上官均与偁议合，而众相论难，累日不决。乃诏周视东北流，较形势，审利害。会逐司诘之，曰：“将濬鸡爪以决东河於北流，可乎？”漕宪曰：“可，第无益耳。”又曰：“将不塞张包以存北流，於东流可乎？”水衡曰：“不可。张包存则东流败矣。”诏使者曰：“审尔，则水之趋北，势也，柰何逆之？”由是从偁议奏，请存张包而治北流。既施行矣，会中格，复罢。偁太息，谓其子曰：“河无事，妄扰之耳。议者每以浸害塘泺，上惑朝廷，曾不知北流断则塘泺遂淤矣。北流尚存则恩、冀、沧、景悉为河南地，以河为限，此大利也。元祐之末，浮梁几危；绍圣之初，竟漂败之，西警广武，南抵澶渊，吾谓不上壅则下溃，既已信矣。不三数岁，恐河无安定之理，谁当复为上言之乎！”又大名府路安抚使许将言：“大河东流，的确利害。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从北流，则虑河下流已湮而上流横溃，为害益大。若直闭北流，东徙故道，则复虑受水不尽而破堤为害。窃谓宜因梁村之口以行东，因内黄之口以行北，而尽塞诸口，以绝大名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观故道，足以受之，则内黄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则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议，则民心固而河之顺复有时，可以保其无害。”诏：“令吴安持、郑佑与本路安抚、转运、提刑司官从长相度，具图、状保明闻奏，既有未便，亦各具利害来上。”（《纪事本末》卷百十二。案：此係合前后为论，所云八年
译担心的是水势无法被封闭。这三者，能够去除就有利，未能去除就有害。现在不谋划这些，却议论想要专门封闭北流，只知道一日可封闭的利益，却不知道日后堵塞后的祸患；只知道北流伏槽的水容易用力，却不知道阚村正涨水的势头，尚未发生就已经一起流入东流了。请等到涨水伏槽，观察大河全盛的形势，再治理东流、北流就可以了。”于是下诏罢免软堰。五月，水官又请求推进梁村上、下约，束狭河门。吕偁争辩说不能涉水，既然涉过涨水，于是壅塞而溃决。向南侵犯德清，向西决口内黄，向东干扰梁村，向北流出阚村，宗城决口又经过魏店，北流因此淤塞而断绝，河水四处流出，毁坏东郡浮梁。方圆数百里，纵横散漫，漂走庐舍，毁坏冢墓，遗留的百姓仅免死的都是老弱，聚集在金堤上，哀号之声数里不绝。这年冬天，水官又请求趁着河狭浅，暂时堰断，使水势流入孙村口。第二年，吕偁又上言：“壅水为患，验证非常明显，我曾进献愚见，正是说这个。现在有关部门又想迁移德清，又想疏浚清丰等口，归纳故道。我认为黄河经过孟津初行平地，必须全流，才形成河道。大禹治水，从冀北抵达沧棣，才开始分播为九河，因为靠近大海而没有祸患。有关部门回河分水，八年之间，二渠分流，工程最终没有成功，其形势可见，为什么又想分派呢？黄河自从横垄、六塔、商胡、小吴，一百年之间，都从西边决口，大概是黄河迁徙的常势。先帝英明决断，灼见河势，并且鉴于屡次封闭屡次堵塞的祸患，于是顺从其本性，让它北行，这是万世的策略。自从有关部门设置埽坝创约，横截河流，回河不成，于是改为分水。初决南宫，再决宗城，三决內黄，也都是西边决口，那么地势西下，昭然可见。现在想要平息河患，却逆地势，戾水性，臣没有看到它能见效。臣请求封闭阚村河门，修平乡钜鹿的埽坝、焦家等堤，疏浚澶渊故道，以准备涨水。这样，那么五利全而河患平息了。”吕偁多次建立河议，水官都不能使他屈服，有的用甜言蜜语劝说吕偁说：“回河，是皇上的意思，您不要固执，恐怕自招祸患。”吕偁说：“人臣应当当官而行，只看职责，怎么敢妄测主意，以辜负国家呢？”水官又请求暂时堰断梁村，缕断张包等河门，封闭内黄决口，开鸡爪，疏口地，使黄河东流。于是下诏派遣中书舍人吕希纯、殿中侍御史井量采乘传相视，并且会同各有关部门定议。认为：“回河是大利害，八年之间，役费不赀，已经试验很久了，应当果决。现在又想暂时堰断缕断，首先采取的议论，不敢同意。张包一带，就是阚村旧河，中间空缺，距离西堤七八十里，即使回河，全部缕断，怎么能平息大河的喧嚣呢？况且东流宽阔不到二百步，加上涨水，怎么能容纳？去年曾经开鸡爪十五余丈，不久生淤，形势可见。一日东流既不能容纳，北流又全部封闭，上壅横溃的祸患，怎么能说得完呢！请先引导张包以保存北流，修西堤以准备涨水，顺着它顺势决口，水流既通，那么黄河将自然形成了。”这时只有东路提刑上官均与吕偁议合，而众人相论难，累日不决。于是下诏周视东北流，比较形势，审察利害。会同各有关部门诘问，说：“将要疏浚鸡爪以决东河于北流，可以吗？”漕宪说：“可以，只是没有益处罢了。”又说：“将不塞张包以保存北流，对于东流可以吗？”水衡说：“不可以。张包保存那么东流就败坏了。”下诏使者说：“确实如此，那么水趋向北，是形势，为什么逆它呢？”于是听从吕偁的议论上奏，请求保存张包而治理北流。已经施行了，恰逢中途搁置，又罢免。吕偁叹息，对他的儿子说：“黄河没有事，妄自扰乱罢了。议论的人每每以浸害塘泺，上惑朝廷，曾经不知道北流断那么塘泺就淤塞了。北流尚存那么恩、冀、沧、景都为河南地，以河为限，这是大利。元祐末年，浮梁几乎危险；绍圣初年，终于漂败，西警广武，南抵澶渊，我说不上壅那么下溃，已经相信了。不三数岁，恐怕黄河没有安定的道理，谁当再为皇上言呢！”又大名府路安抚使许将说：“大河东流，的确利害。估计现在的利益，如果舍弃故道，只从北流，那么顾虑河下流已湮而上流横溃，危害更大。如果直接封闭北流，东徙故道，那么又顾虑受水不尽而破堤为害。私下认为应当趁着梁村的口以行东，趁着内黄的口以行北，而全部塞住各口，以绝大名各州的祸患。等到春夏水大至，才观察故道，足以容纳，那么内黄的口可以塞；不足以容纳，那么梁村的工程可以停止。确定成议，那么民心固而河的顺复有时，可以保其无害。”下诏：“命令吴安持、郑佑与本路安抚、转运、提司官从长相度，具图、状保明上奏，既然有不便，也各具利害上奏。”
５、甲午。（《长编》卷四百七十八：元祐七年十月戊午，吴安持》赐服。原注：云：赵鼎臣《河渠志於此下载其父偁奏议，乞罢北外丞司。当考。今附注绍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案：今原文已佚，注亦无考，偁语见前。）
诏章衡叙集贤院学士，以刑部言三期满应再叙也。（《长编》卷四百七十九：元祐七年、十二年，章衡并除集贤学士。原注：云：绍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甲午，诏章衡叙集贤院学士，以刑部言三期满应再叙也。不知此何以书，或误。案：《长编》元祐七年十二月原注云或误。则此自不误，当存其文。）
６、辛丑，三省言：“大河累年利害未决，又权都水使者吴安持与大名府路安抚使许将及河北转运副使赵偁议论各不同，虽已令安持、都水监丞郑佑与本路监司从长相度，虑更有异议，奏请往复，诏差中书舍人吕希纯、殿中侍御史井亮采乘驿放朝辞，限三日往北京取索都水监及本路安抚、转运、提刑司所陈黄河利害文同议。如议论归一，即依前降指挥施行；如有异议，即仰吕希纯、井亮采定夺具图、状保明闻奏。”先是，范纯仁面奏许将双行梁村、内黄口，事理稍便，吴安持亦以为然，即诏安持一面施行。苏辙曰：“大河之势东高西下，去年北京留守蒲宗孟以都城危，奏乞於西岸增筑马头一百步，约水向东。朝廷指挥水官与安抚、提刑司保明，如委得北流、东流，上流别无疏虞，然后施行。逐司遂乞减马头一百步。然是秋涨水，为马头所激，转射东岸，漂荡德清军第一埽，为害最大。及涨水稍落，不能东行，却倒射西岸，恐须令逐司共议，乃得其实。”上曰：“此事不小，当使众人议之。”然已降指挥，越二日，三省奏事罢，上特宣谕曰：“黄河利害，非小事也，已遣两制以上官二人按行相度。”范纯仁等皆曰：“河上夫役将起，方议遣官，恐犹留后事。”苏辙曰：“臣去年尝乞遣官按行，是时太皇太后以为水官只在河上，犹不能保河之东西，今骤遣人亦难决。”上曰：“此事非细事，但使议论得实，虽迟一年亦何损。”於是专遣吕希纯、井亮采往视。（《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７、户部言：“淮东提刑司奏乞於本路户部封椿并续收到坊场钱内拨赐五十万贯充常平钱应副，乘时收籴斛斗，欲依所乞拨三十万缗充常平籴本支用，除助役钱外，於所乞坊场钱内拨赐。”从之。（《纪事本末》卷百十。）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正月，驸马都尉韩嘉彦於长公主亏礼不逊，擅宿外第，责置蕲州。案：《编年备要》：吏部侍郎彭汝砺言：“周之王姬下嫁诸侯，车服不係，其夫犹执妇道以成肃雍之德。今嘉彦以不能下长公主而废，是以妇得以胜其夫。妇得以胜其夫，是子可以胜父，臣可以胜君。其源一开，其流有不可塞，不可不谨。”
又：除河东大铜钱禁。案：《宋史·本纪》：辛丑日。《食货志》下二：熙、丰后，铜钱日少，铁钱滋多。绍圣初，铜钱千遂易铁钱二千五百。
１、二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癸卯朔。） 甲辰，张利一除军职。（《长编》卷四百四十九：元祐五年十月甲辰，苏辙言利一不得军情。原注：绍圣元年二月二日，又除军职，寻罢之。案：《长编》卷四百八十一：元祐八年二月己酉，杨畏、来之邵言利一不足当任。诏利一罢知渭州。）
２、丁未，资政殿学士、通奉大夫、守户部尚书李清臣特授正议大夫、守中书侍郎，端明殿学士、右正议大夫、守兵部尚书邓温伯特授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丞。清臣首倡绍述，温伯和之。（《纪事本末》卷一百。原注：清臣自时召自真定未至也，后三日，遣使赐茶药。《旧录》云：上以清臣、温伯皆先帝旧臣故用，时初亲政，绍述也。《新录辨》曰：清臣首倡绍述，以得柄用。《诗》曰：“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清臣之谓矣。自“上以”下二十字删去。又卷九十三，又卷百一。案：《栾城后集·颍滨遗老传》云
译5、甲午日。（《长编》卷四百七十八记载：元祐七年十月戊午日，吴安持被赐予服饰。原注称：赵鼎臣在《河渠志》中于此记载其父赵偁的奏议，请求罢免北外丞司。应当考证。今附注于绍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按：如今原文已佚失，注记也无从考证，赵偁的话见于前文。）
下诏让章衡叙升为集贤院学士，因为刑部上言任期已满三年，应当再次叙升。（《长编》卷四百七十九记载：元祐七年、十二年，章衡都被任命为集贤学士。原注称：绍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甲午日，下诏让章衡叙升为集贤院学士，因刑部上言任期已满三年，应当再次叙升。不知此处为何记载，或许有误。按：《长编》元祐七年十二月的原注称或许有误。那么此处自然没有错误，应当保留其文字。）
6、辛丑日，三省上言：“黄河连年来的利害问题未能决断，加上暂代都水使的吴安持与大名府路安抚使许将以及河北转运副使赵偁议论各不相同，虽然已命令吴安持、都水监丞郑佑与本路监司长官共同商议，担心仍有异议，奏请往复争论，下诏差遣中书舍人吕希纯、殿中侍御史井量采乘驿车，免去朝辞，限三日内前往北京索取都水监及本路安抚、转运、提刑所陈述的黄河利害文书，共同商议。如果议论达成一致，就依照先前下达的指令施行；如果有异议，就要求吕希纯、井量采裁定，绘制图样、具状保明上报。”在此之前，范纯仁当面奏报许将提出的双行梁村、内黄口方案，事理稍显便利，吴安持也认为可行，于是下诏让吴安持一面施行。苏辙说：“黄河的水势东高西低，去年北京留守蒲宗孟因为京城危急，奏请在西岸增筑一百步的马头，以约束水流向东。朝廷指令水官与安抚、提刑司保明，如果确实能让水流向北、向东，上游没有其他隐患，然后才施行。各衙门于是请求减少马头一百步。然而秋季涨水时，被马头激荡，转而射向东岸，漂荡了德清军第一埽，危害最大。等到涨水稍退，水流不能向东行进，却倒射向西岸，恐怕必须让各衙门共同商议，才能得到实情。”皇上说：“这件事不小，应当让众人商议。”然而已经下达了指令，过了两天，三省奏事完毕，皇上特意宣谕说：“黄河的利害，不是小事，已经派遣两制以上的官员二人去巡视商议。”范纯仁等人都说：“河上的夫役即将兴起，方才商议派遣官员，恐怕会留下后患。”苏辙说：“臣去年曾请求派遣官员巡视，当时太皇太后认为水官就在河上，尚且不能保证河流的东向西向，现在突然派人也难以决断。”皇上说：“这件事不是小事，只要议论能求得实情，即使延迟一年又有什么损失。”于是专门派遣吕希纯、井量采前往视察。（《纪事本末》卷一百十二。）
7、户部上言：“淮东提刑司奏请在本路户部封存的储备金以及后续收到的坊场钱中，拨赐五十万贯作为常平钱以应急需，趁时收购粮食，想要依照所请拨出三十万缗作为常平籴本支用，除了助役钱外，在所请的坊场钱中拨赐。”皇上批准了。（《纪事本末》卷一百十。）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正月，驸马都尉韩嘉彦对长公主亏礼不逊，擅自在外宅住宿，被责罚安置到蕲州。按：《编年备要》记载：吏部侍郎彭汝砺上言：“周朝的王姬下嫁诸侯，车服不依制，她的丈夫尚且恪守妇道以成就肃雍之德。如今韩嘉彦因为不能谦下长公主而被废黜，这是让妻子能够胜过丈夫。妻子能够胜过丈夫，就是儿子可以胜过父亲，臣子可以胜过君主。这个源头一旦打开，其流弊就有不可堵塞的，不可不谨慎。”
又记载：废除河东大铜钱的禁令。按：《宋史·本纪》记载在辛丑日。《食货志》下二记载：熙宁、元丰之后，铜钱日益减少，铁钱越来越多。绍圣初年，一千铜钱可以兑换二千五百铁钱。
1、二月（按：钱大昕《朔闰考》记载：这个月癸卯日初一。）甲辰日，张利一被任命为军职。（《长编》卷四百四十九记载：元祐五年十月甲辰日，苏辙上言张利一不得军心。原注称：绍圣元年二月二日，又任命张利一为军职，不久罢免。按：《长编》卷四百八十一记载：元祐八年二月己酉日，杨畏、来之邵上言张利一不足以胜任。下诏让张利一罢免渭州知州。）
2、丁未日，资政殿学士、通奉大夫、守户部尚书的李清臣特别授予正议大夫、守中书侍郎，端明殿学士右正议大夫、守兵部尚书的邓温伯特别授予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丞。李清臣首先倡导绍述，邓温伯附和。（《纪事本末》卷一百。原注称：李清臣此时从真定被召，尚未到达，三天后，派遣使者赐予茶药。《旧录》说：皇上因为李清臣、邓温伯都是先帝的旧臣所以任用，当时刚亲政，是绍述。《新录辨》说：李清臣首先倡导绍述，因此得以掌权。《诗经》说：“谁生厉阶，至今为梗。”说的就是李清臣。从“上以”以下二十字删去。又见卷九十三，又见卷一百一。按：《栾城后集·颍滨遗老
：微仲之在陵下也，尧夫奏乞除执政，上即用李邦直为中书侍郎，邓圣求为尚书右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丰事激怒上意，邦直尤力旧法。《太平治迹统类》云：元祐八年十一月，杨畏上疏言：“神宗皇帝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之道。”上即召畏登对，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朕皆不尽知其详，具姓名密以闻。畏即疏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行谊，各加品题；且密奏书万言，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为宰相。上皆嘉纳。《编年备要》云：温伯请复名润甫，寻卒。陈桱《通鉴续编》云：帝亲政之初，见虑未定，范、吕诸贤在廷，左右弼谟，俾日迩忠谠，疏绝回遹，以端其志。向元祐之治业庶可守也。而李清臣怙才躁进，阴觊政柄，首发绍述之说以隙国是，群奸嗣之，重为荐绅之祸。又云：润甫尝陈武王能广文王之声，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开绍述。故有是命。）
译微仲在陵下时，尧夫上奏请求任命执政大臣，皇上随即任命李邦直为中书侍郎，邓圣求为尚书右丞相。这两人长期被外放，不得志，于是借元丰年间的事情激怒皇上，李邦直尤其竭力维护旧法。《太平治迹统类》记载：元祐八年十一月，杨畏上疏说：“神宗皇帝变革法度、确立制度，旨在垂范万世，恳请陛下加以讲求，以成就继承之道。”皇上随即召见杨畏当面应对，询问他先朝哪些旧臣可以召用，朕对这些人的情况都不完全了解，请将他们的姓名详细密奏上来。杨畏随即上疏列举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润甫、李清臣等人的品行事迹，分别加以品评；并且密奏万言书，陈述神宗建立法度的用意，请求召章惇担任宰相。皇上全都嘉奖采纳。《编年备要》记载：邓润甫请求恢复原名邓润甫，不久去世。陈桱《通鉴续编》记载：皇上亲政之初，见识思虑尚未稳定，范纯仁、吕公著等贤臣在朝，左右辅佐谋划，使皇上亲近忠正之士，疏远邪僻之人，以端正其志向。这样，元祐时期的治绩或许还可以保持。然而李清臣倚仗才华、急躁求进，暗中觊觎政权，首先发起“绍述”之说以破坏国家既定方针，群奸相继附和，严重祸害了士大夫阶层。又记载：邓润甫曾陈述武王能够发扬文王的声望，成王能够继承文王、武王的道统，以此来开启“绍述”之说。因此有了这道任命。
３、己酉，都水使者吴安持、都水监郑佑言：“勘会堰梁村、缕继张包、闸内黄决口、疏口地、开鸡爪河凡五事，乞据疏内相度同议已得归一者，使听一面施行。”诏令相度定夺黄河利害所相度逐件事理，可以先次兴工，即一面施行。（《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４、葬宣仁圣烈皇后於永厚陵。（《纪事本末》卷九十一。案：毕沅《续通鉴》：夏国进马，助太皇太后山陵；复遣使再议易地，诏不允。）
５、庚戌，集贤殿修撰、知庆州（案：《东都事略》作“广州”。） 蒋之奇除宝文阁待制。（《长编》卷四百八十一：元祐八年二月乙卯，之奇知庆州。又卷四百八十二：八年三月，之奇权户部侍郎。原注：绍圣元年二月八日，自集撰除宝制》。案：《东都事略《蒋之奇传》：哲宗立，除直龙图阁，升发运使、天章阁待制、知潭州，以御史言，降集贤殿修撰、知广州。贼岑深攻陷新州，之奇遣钤辖杨从先讨平之。除宝文阁待制，再为发运使，改河北都转、知瀛州。《宋史》本传：广州妖人岑深善幻，聚党二千人，谋取新兴，略番禺，据岭表，群不逞借之为虐，其势甚张。之奇遣钤辖杨从先致讨，生擒之。加宝文阁待制。南海饶宝货，为吏者多贪声，之奇取前世牧守有清节者吴隐之、宋璟、卢奂、李勉等，绘其象，建十贤堂以祀，冀变其习。《宋文鉴》卷四十曾肇《除之奇宝文待制制》云：三圣图者，萃在延阁。儒学之士，列职其中。讽议持论，维时妙选。虽身在江海之上，而名近日月之光，则世以为荣，任亦加重。具官蒋之奇，富以辞艺，博知古今。台阁践更，号为久次。眷予南服，付以列城。属愚民弄兵，骚动岭表。武夫利赏杀贼，善民而尔应接，经营多中机会。有罪就戮，无辜获申。载嘉汝能，宜用襃显。进于侍从之列，不改师帅之旧。庶使远人观望，益加二千石之尊。为汝之光，不既多乎！）
６、丁巳，相度定夺黄河利害所言：“看详都水监所奏乞权堰梁村、缕断张包等河门、闸内黄决口于窦家港，上下多疏口地及开鸡爪河等五事，除梁村水口，据大名府路安抚司，河北路都转运使、提刑司，都水监官北外丞司状，并称：‘合行堰断，同议已得归一，本所相度，可以先次兴工。’已牒逐司，一依前降朝旨，一面施行讫。”（《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７、己未，吕希纯、井亮采归自河上，极以北流为便。方施行，而签书枢密院刘奉世援旧例，乞与河议。奉世，文彦博、吴充门下士也，常以北流为非。（《纪事本末》卷百十二。案：《东都事略·苏辙传》云：初，元丰中，河决大吴，既而导之北流，水性已顺，而文彦博等力主回河之计，辙争之，不能夺。至是又论黄河东流之害凡三事。八年，都水吴安持乞於北流作软堰定河流，以免淤填，辙以为不可。及遣吕、井往视，归，极以北流为便。刘奉世乞与河议，其言纷然。吕、井之议遂格，而辙亦以罢政。於是河流遂东凡七年，而后北流始通。）
８、祔宣仁圣烈皇后神主於太庙。《纪事本末》卷九十一。案：《宋史·本纪》：癸亥，减两京、河阳、郑州囚罪一等，民缘山陵役者蠲其赋。甲子，诏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罢避高遵惠讳。《宋文鉴》卷三十二毕仲游《代宰相宣仁圣烈皇后哀册文》云：维大宋元祐八年岁次壬申九月三日癸酉，大行皇太后崩於寿康殿，旋殡於崇政殿之西阶。粤明年正月，迁祔座於永厚陵，礼也。丛殿祐空，袒庭燎晻。云似却而复凝，月虽辉而如惨。孝孙嗣皇帝臣煦，临遣奠以兴哀，瞻振容而永慕。凤吟管以何悲，龙挟輴而若驻。羽卫罗阙，神仪布露。爰制近司，纪陈圣度。其词曰：“皇矣大宋，宝命自天。重明累圣，跨成轶宣。正后在中，契于坤乾。较任比姒，亦逾於前。有系自姜，源深积厚。功熙我朝，方虎是偶。奄韩宅鲁，益昌厥后。月瑞日符，是兴太母。於铄太母，躬义率仁。居静犹地，含和如春。正素自禀，
译3、己酉日，都水使者吴安持、都水监郑上奏说：“核查堰梁村、缕断张包、闸内黄决口、疏浚决口地段、开凿鸡爪河这五件事，请求依据奏疏中经过商议已达成一致意见的事项，允许直接施行。”皇帝下诏命令负责考察裁定黄河利弊的官员，对逐件事理进行考察裁定，可以先期动工，即直接施行。（《纪事本末》卷一百十二。）
4、将宣仁圣烈皇后安葬于永厚陵。（《纪事本末》卷九十一。（按：毕沅《续通鉴》记载：西夏进献马匹，助太皇太后修筑陵墓；又派遣使者再次商议改换陵址，皇帝下诏不允。））
5、庚戌日，集贤殿修撰、知庆州蒋之奇被任命为宝文阁待制。（《长编》卷四百八十记载：元祐八年二月乙卯日，蒋之奇任知庆州。又卷四百八十二记载：八年三月，蒋之奇暂代户部侍郎。原注：绍圣元年二月八日由集贤殿修撰升任宝文阁待制。）（按：《东都事略·蒋之奇传》记载：哲宗即位，任命蒋之奇为直龙图阁，升任发运使、天章阁待制、知广州。因御史弹劾，降为集贤殿修撰、知广州。贼人岑深攻陷新州，蒋之奇派遣钤辖杨从先讨伐平定。任命为宝文阁待制，再次担任发运使，改任河北都转运使、知瀛州。《宋史》本传说：广州妖人岑深擅长幻术，聚集党羽两千人，图谋夺取新兴，掠夺番禺，占据岭南地区，一群不法之徒借机作恶，其气势很嚣张。蒋之奇派遣钤辖杨从先征讨，活捉了岑深。加封宝文阁待制。南海地区珍宝货物丰富，做官的多有贪腐的名声，蒋之奇选取前世有清廉节操的地方官吴隐之、宋璟、卢奂、李勉等人，绘制他们的画像，建立十贤堂来祭祀，希望改变这种风气。《宋文鉴》卷四十曾肇《任命蒋之奇为宝文阁待制的制书》说：三圣图汇聚在延阁。儒学之士，在其中任职。讽谏议论，当时精心选拔。虽然身在江海之上，但名声接近日月之光，世人以此为荣，责任也随之加重。具官蒋之奇，富有辞章才艺，广博知晓古今。在朝廷任职，号称资历深厚。眷顾你镇守南方，托付给你一座城池。适逢愚民动乱，骚动岭南。武夫为利赏杀贼，善良百姓因此得以安抚，经营谋划多能抓住时机。有罪者受到惩处，无辜者得到昭雪。嘉奖你的才能，应当用褒奖显赫。进入侍从之列，不改变统帅的旧职。希望使远方之人观望，更加增加二千石的尊严。成为你的光荣，不是很多吗！）
6、丁巳日，负责考察裁定黄河利弊的官员上奏说：“详细审阅都水监所奏请暂时堰断梁村、缕断张包等河门、在窦家港闸内黄决口、上下多处疏浚决口地段以及开凿鸡爪河等五件事，除了梁村水口，根据大名府路安抚司、河北路都转运使、提刑司、都水监官员北外丞司的文书，都称：‘应当堰断，商议已达成一致，本所考察，可以先期动工。’已发文书给各相关部门，完全依照先前下达的朝廷旨意，直接施行完毕。”（《纪事本末》卷一百十二。）
7、己未日，吕希纯、井亮采从黄河前线回来，极力主张黄河向北流更为便利。正当准备施行时，签书枢密院事刘奉世援引旧例，请求与黄河改道之事进行辩论。刘奉世是文彦博、吴充门下的士人，常认为黄河向北流是错误的。（《纪事本末》卷一百十二。（按：《东都事略·苏辙传》说：起初，元丰年间，黄河在大吴决口，随后引导它向北流，水性已经顺从，而文彦博等人极力主张回河之计，苏辙争辩，不能改变他们的决定。至此又论述黄河东流的危害共三件事。八年，都水吴安持请求在北流处修筑软堰以固定河流，避免淤塞填平，苏辙认为不可。等到派遣吕希纯、井亮采前往视察，回来后，极力主张北流更为便利。刘奉世请求与黄河改道之事进行辩论，他的言论纷乱繁杂。吕希纯、井亮采的意见于是被搁置，而苏辙也因此罢免政事。于是黄河向东流了七年，之后北流才重新疏通。））
8、将宣仁圣烈皇后的神位附祭于太庙。（《纪事本末》卷九十一。（按：《宋史·本纪》记载：癸亥日，减轻两京、河阳、郑州囚犯的罪责一等，百姓因修筑陵墓服役的免除其赋税。甲子日，下诏依照章献明肃皇后的旧例，停止避讳高遵惠的名字。《宋文鉴》卷三十二毕仲游代宰相撰写的《宣仁圣烈皇后哀册文》说：维大宋元祐八年岁次壬申九月癸酉日，大行皇太后崩逝于寿康殿，随即停殡于崇政殿的西阶。到了第二年正月，迁神位附祭于永厚陵，这是合乎礼制的。丛殿空寂，袒露的庭院中灯火昏暗。云气似退却却又凝聚，月亮虽光辉却显得惨淡。孝孙嗣皇帝臣煦，亲临祭奠以兴起哀思，瞻仰仪容而长久思慕。凤吟管乐为何如此悲伤，龙挟灵车仿佛停驻。羽卫罗列宫阙，神仪显露。于是制定近司，记载陈述圣德。其词曰：“皇矣大宋，天命自天。重明累圣，超越成宣。正后居中，契合乾坤。较任比姒，也超过前人。有系自姜，渊源深厚。功业兴盛我朝，方虎是配偶。奄韩宅鲁，更加昌盛其后。月瑞日符，兴起太母。於铄太母，躬行义理，率行仁德。居静犹地，含和如春。秉持素朴，
聪明夙闻。作合英祖，齐庆？曜。受养神考，阴功善教。体道不违，惟德是冢。元丰末命，帝命惟辟。听断勉同，以补天隙。拥佑神孙，立民之极。恭以励人，俭惟化俗。衣有大练，奁无片玉。房闼不出，四海在目。信义由中，九夷思服。如鉴不尘，如璞不缁。三事大夫，正直是咨。宗藩外戚，渗漉惠慈。人爵王官，虽卑不私。庙谒靡行，外朝靡践。池篽靡临，惟正自勉。服御靡更，惟恶是善。庸尔万方，为则为典，左右皇躬。动有坛宇，居由范防。造次於是，浸隆且昌。如天清明，霁日之光。治化方成，忧劳亦至。外若平居，中潜遘厉。坤轴轧以夜摧，月轮翩而晓坠。守大化之靡恒，尚斯民之为意。呜呼哀哉！珠箔低垂兮云务犹隔，蕙帐仿佛兮炉烟未消。想仙驭以何适，谢人寰而已遥。万乘号恸，哀缠九霄；千官缟素，雨泣东朝。呜呼哀哉！人与神兮变何速，秋复春兮时以徂。牺樽盈兮未忘於平昔，地綍动兮难留於须臾。翼八翣以为卫，陈六衣而氾涂。呜呼哀哉！野苍茫兮人渐远，意徘徊兮天欲晚。逆洛涧兮嗟备物之如在，逾巩岸兮知神游之不返。山川已兆於真宅，松柏犹凝於故苑。呜呼哀哉！玉晦龙蛰，金藏鉴昏。泉关掩夜，宫闱泣晨。车轨同兮虽来於万国，宝座间兮惟朝於百神。鱼惟炬以非日，雁长鸣而不春。呜呼哀哉！成内则於三朝，贻素风於十祀。致理之勤兮今已往，大道之公兮古如此。何远其家以为国，而忧其民之犹子。宜大书而作册，俾永光於宋史。呜呼哀哉！”）
译聪慧早闻。与英祖联姻，齐享荣耀。受神考养育，阴德善教。体悟大道不违，唯德是尊。元丰末年受命，帝命唯辟。听断勉力同心，以补天隙。拥佑神孙，确立民极。以恭励人，以俭化俗。衣有大练，奁无片玉。不出房闼，四海在目。信义发自内心，九夷思服。如镜不蒙尘，如璞不沾黑。三事大夫，咨询正直。宗藩外戚，浸润惠慈。人爵王官，虽卑不私。不谒宗庙，不践外朝。不临池苑，唯正自勉。服御不更，唯恶是善。使万方效法，为则为典，辅佐皇躬。动有坛宇，居有范防。造次于此，日益隆昌。如天清明，霁日之光。治化成而忧劳至。外若平居，中潜遘疾。坤轴夜摧，月轮晓坠。守大化之靡恒，尚斯民之意为。呜呼哀哉！珠箔低垂兮云雾犹隔，蕙帐仿佛兮炉烟未消。思仙驭之所适，谢人寰而已遥。万乘号恸兮哀缠九霄，千官缟素兮雨泣东朝。呜呼哀哉！人与神之变何速，秋复春兮时以徂去。牺樽盈兮未忘平昔，地綍动兮难留须臾。翼八翣以为卫，陈六而泛涂。呜呼哀哉！野苍茫兮人渐远意徘徊兮天欲晚。逆洛涧兮嗟物如在，逾巩岸兮知神不返。山川已兆真宅，松柏犹凝故苑。呜呼哀哉！玉晦龙蛰兮金藏鉴昏，泉关掩夜兮宫闱泣晨。车轨同兮万国来朝，宝座间兮百神朝拜。鱼惟炬以非日，雁长鸣而不春，呜呼哀哉！成内则于三朝，贻素风于十祀。致理之勤兮今已往，大道公兮古如此。何远其家以为国而忧其民之犹子。宜大书作册，俾永光于宋史。呜呼哀哉！
９、甲子，张士良、陈衍、梁知新罢御药房，士良提点醴泉宫，任便居住。（《长编》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省言究治士良狱。原注：张士良以绍圣元年二月二十二日与陈衍、梁知新罢御药房，士良提点醴泉宫，任便居住。）
１０丙寅，三省、枢密院同进呈吴安持所画河图及利害。范纯仁曰：“昨专遣吕希纯、井亮采躬亲行河，决定利害，宜用其言，不可复从水官之说。”上曰：“希纯等行河不及一月而迁，止到大名，未尝至恩、冀，恐有所不尽也。”韩忠彦等曰：“吕希纯等所上河议亦未可施行，又以监察御史郭知章奏乞专委水官任河事。”上曰：“河事固当专付之（《长编》卷四百八十一：元祐八年二月丙子，尚书省检市易欠户。原注：云：明年二月二十四日可考。） 水官，失职则责之可也。”希纯、亮采之议寻格。（《纪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希纯、亮采遣使在辛丑，归在己未。）
１１、戊辰，诏曰：“朕昨亲奉皇太后圣谕，皇太妃保育之德著於中外，虽已备极崇奉，而仪节之间，犹有未称。盖旧仪虽全比皇后，而宫闱舆盖之制及出入所用，宜有所加。苟於本朝祖宗以来，母后之制有所差降，则褒隆之数可以施行。朕恭承玉音，惓惓慈训，其下礼部、太常寺礼官，参考典礼、仪制及臣僚上栈拜名、命妇进见等仪式奏闻。”（《纪事本末》卷九十一。案：《栾城后集《颍滨遗老传》云：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门客。时皇太妃之兄朱伯材以门客奏徐州富人窦氏，尧夫无以裁之。一日日中，请辙於都堂与邦直议之，辙曰：“上始亲政，皇太妃邠中事当遍议之，车服仪制，已付礼部矣。皇太后月费，尚书省已奏，乞依太皇太后矣，皇太妃宜付户部议定。至於奏荐亦当议，有所予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处，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后行，於体为便。”明日奏之，上曰：“月费俟内中批出，奏荐皇太后家减二年，皇太妃十年。”议已定，邦直独曰：“此可为后法，今姑予之可也。”上从之。邦直》之附会类如此。又案《长编》三百九十三：元祐元年十二月丙午，礼部尚书韩忠彦言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册宝，并一切法物，已有故事。原注：绍圣元年十六日可考，当即指此。）
１、三月壬申朔，案：据钱大昕《朔闰考》增“朔”字。相度定夺黄河利害所奏：“本所寻亲到北京元城县孙村口及馆陶县堤埽相视一带水势，次到梁村口、张包口及内黄县蒲潘口相北流水势。考之前世河流次第及广行，询访利害，大抵北流势顺下，故河道常欲趋北，前后所施行，人工不少，故见今水流分路颇多。今来逐司议论不同者四事，惟张包河门等最为要切。安抚司、都水监之意，欲於断堰处仍起堤三十里，以防夺动大河；转运之意，欲存留，以为北流下河。所陈之利害，本所契勘东流自梁村西下至孙水口一十六里有馀。见今伏槽水势约八九分，已来行流，然河身皆自人力所开，大段窄狭。其阚村埽乃元祐三年所置，本欲横截大河，使之东去。自阚村埽至内黄下埽，空缺者七十馀里，张包河乃在其间，虽即今水势浅小，然去北之势极为顺便，但自决大吴口后来，累年之间，北流堤防，全不修葺。即日难以便依转运、提刑司所请，张包等河门，不行缕断流，待涨水之出，仍乞闸内黄决口，凿开元里堤，使水势无壅其东行；亦依安抚司、都水监所请，疏口地、开鸡爪河，以助东流之水势，保明委是诣实。”明日，诏都水者王宗望：“疾速前去提举，照管措置，务要於向下州军别无疏虞，候将来涨水，见得河势行流次第，令都水监具的确利害保明闻奏。”（《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２、癸酉，上批新知陈州、龙图阁侍制蔡卞为中书舍人。（《纪事本末》卷百一。）
３、朝奉郎、监察史郭知章奏：“臣窃见大河分东、北之流，河北生灵被害甚久，往年朝廷议欲回河，盖尝患之而未能也。今兹河复故道
译9、甲子日，张士良、陈衍、梁知新被罢免御药房职务，张士良改任提点醴泉宫，允许他随意居住。（《长编》卷四百九十五记载：元符元年三月戊午日，三省上言追究审理张士良的案件。原注：张士良在绍圣元年二月二十二日与陈衍、梁知新一同被罢免御药房职务，张士良提点醴泉宫，允许随意居住。）
10、丙寅日，三省、枢密院一同进呈吴安持所画的黄河图及利弊分析。范纯仁说：“日前专门派遣吕希纯、井亮采亲自巡视黄河，决断利弊，应当采纳他们的意见，不可再听从水官的说法。”皇上说：“吕希纯等人巡视黄河不到一个月就被调任，只到了大名，未曾到达恩州、冀州，恐怕情况了解得不全面。”韩忠彦等人说：“吕希纯等人所上的治河建议也不可行，又加上监察御史郭知章奏请专门委任水官负责河务。”皇上说：“河务固然应当专门交给水官负责，如果失职，责备他们就可以了。”吕希纯、井亮采的建议不久就被搁置。（《纪事本末》卷一百十二。按：吕希纯、井亮采被派遣在辛丑日，归来在己未日。）
11、戊辰日，下诏说：“我日前亲自奉承皇太后的圣谕，皇太妃保育的恩德显扬于朝廷内外，虽然已经极尽尊崇奉养，但在礼仪节度方面，还有不够恰当的地方。大概旧有的礼仪虽然完全比照皇后，但宫闱中的车舆伞盖制度以及出入所使用的器物，应当有所增加。如果在本朝祖宗以来，母后的制度有所差别降等，那么褒扬隆重的规格就可以施行。我恭敬地承奉玉音，深切地感念慈训，此事下达给礼部、太常寺的礼官，参考典礼、仪制以及臣僚上殿拜名、命妇进见等仪式，奏报知晓。”（《纪事本末》卷九十一。按：《栾城后集·颍滨遗老传》说：母后之家，每十年奏报一次门客。当时皇太妃的兄长朱伯材以门客的身份奏报徐州富人窦氏，尧夫无法裁决。一天中午，请苏辙在都堂与邦直商议，苏辙说：“皇上刚开始亲政，皇太妃邠州的事应当普遍商议，车服仪制，已经交给礼部了。皇太后的月费，尚书省已经奏请，请求依照太皇太后的标准，皇太妃应当交给户部议定。至于奏荐门客也应当商议，有所给予可以交给吏部。凡事交给有关官府，必定以法律裁决处理，朝廷又斟酌其可否然后施行，在体制上更为便利。”第二天上奏，皇上说：“月费等待宫内批示，奏荐皇太后家减少两年，皇太妃十年。”议定之后，邦直独自说：“这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现在姑且给予就可以了。”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邦直的迎合附会类同于此。又按《长编》三百九十三：元祐元年十二月丙午后，礼部尚书韩忠彦上言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的册宝，以及一切法物，已有先例。原注：绍圣元年十六日可考，应当就是指这件事。）
1、三月壬申初一，按：根据钱大昕《朔闰考》增加“朔”字。相度定夺黄河利弊所上奏：“本所随即亲自到北京元城县孙村口及馆陶县堤防埽坝，视察一带水势，接着到梁村口、张包口以及内黄县蒲潘口视察北流水势。考察前代河流的次序及广泛巡视，询问访查利弊，大体上北流水势顺流而下，所以河道常常想要趋向北方，前后所施行的工程，人工耗费不少，所以如今水流分路很多。现在各官府议论不同的有四件事，其中张包河门等最为紧要关键。安抚司、都水监的意见，想要在断堰处仍然修筑三十里堤防，以防备冲夺大河；转运司的意见，想要保留，作为北流下河。所陈述的利弊，本所核查东流自梁村西下至孙水口十六里有余。如今伏槽水势约八九分，已经来行流，然而河身都是人力所开，非常狭窄。那阚村埽是元祐三年所设置，本意想要横截大河，使水向东流去。自阚村埽至内黄下埕，空缺的有七十多里，张包河就在其中，虽然如今水势浅小，然而趋向北方的水势极为顺便，只是自从决开大吴口以来，多年之间，北流的堤防，完全不修葺。目前难以立即依照转运、提刑司所请求的，张包等河门，不进行缕断水流，等待涨水出现，仍然请求关闭内黄决口，凿开元里堤，使水势没有壅塞而向东行；也依照安抚司、都水监所请求的，疏浚口地、开凿鸡爪河，以助长东流的水势，保明确实是真实可信的。”第二天，下诏都水使者王宗望：“迅速前去提举，照管处置，务必要在下游州军没有疏漏危险，等到将来涨水，看清河势行流的次序，让都水监详细具报确实的利弊保明上奏。”（《纪事本末》卷一百十二。）
2、癸酉日，皇上批旨新知陈州、龙图阁侍制蔡卞担任中书舍人。（《纪事本末》卷一百一。）
3、朝奉郎、监察御史郭知章上奏：“臣私下看见大河分东、北两流，河北百姓受害很久，往年朝廷商议想要回河，曾经担忧这件事而不能做到。如今黄河又恢复故道
，水之趋东者已不可遏；若顺而导之，闭北而行东，其利百倍。近日朝廷遣使按视，闻已开梁村，闭北流，尚有阚村、张包河等处，逐司议论未一。臣以谓都水监官，朝夕从事於河上，耳目之所见闻，心志之所思虑，议论之所相接，莫非水也。河身之曲折高下，利害轻重本末，宜熟知之矣。今使水官不得尽其职而惑於浮议，臣恐河事一误，则河北之民，未得安堵而乐业。伏望陛下特降睿旨，专委水官，以图经久可行之策，以幸河北一路元元之民，不胜幸甚！”（《长编》卷五百十七：元符二年冬十月甲子，郭知章等以导河东流之议无功降责。原注：附证绍圣元年三月二日郭知章奏疏。案：今据原注辑入，又元祐八年十二月丙寅。）
译水流向东的趋势已经无法遏制；如果顺应水势加以引导，封闭北流而让水向东流，其利益将成百倍。近日朝廷派遣使者视察，听说已经开通梁村，封闭北流，但阚村、张包河等地，各部门议论尚未统一。我认为都水监的官员，早晚都在河上工作，耳目所见的、心思所虑的、议论所涉及的，没有不是关于水事的。河道的曲折高低、利害轻重、根本枝节，他们应当非常熟悉。现在让治水官员不能尽其职责，反而被浮泛的议论所迷惑，我担心河务一旦出错，河北的百姓，就不能安居乐业了。恳请陛下特别下达圣旨，专门委任治水官员，以谋划长久可行的策略，使河北一路的百姓受益，不胜荣幸！
４、乙亥，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为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案：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二云：吕丞相大防微仲罢相，以大观文出知颍昌府。制有曰：“改元而后与政历九年之间，有国以来，首相踵三人之久。”盖自国初至元祐，为首相居位者，多止七八年耳。） 后二日，改知永兴军。大防当宣仁圣烈皇后垂帘时，位首相逾六年，上春秋既长，大防第专意辅导，未尝建议亲政，虽宣仁圣烈皇后有复辟之志，卒不得申，当国日久，群怨交焉。及宣仁圣烈祔庙，殿中侍御史来之邵乞先逐大防以破大臣朋党，因疏神宗所简之人章惇、安焘、吕惠卿等以备进用。大防亦自求去位，上亟从之。（《纪事本末》卷九十九，又卷百一。）
５、乙酉，上御集英殿试进士，策曰：“朕惟神宗皇帝躬神明之德，有舜、禹之学，凭几听断，十九年之间，凡礼乐法度所以惠遗天下者甚备。朕思述先志，拳拳业业，夙夜不敢忘。今博延豪英於广殿，策之当世之务，冀获至言，以有为也。夫是非得失之迹，设施於政，而效见於时。朕之临御几十载矣，复词赋之选而士不加能，（案：《宋史李清臣传》作“士不知劝”。） 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雇可募之说杂（案：《宋史李清臣传》作“可差可募之说纷”。） 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侵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至於吏员猥多，兵备刓阙，饥馑荐至，寇盗尚蕃，此其故何也？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夫亦何必焉！（案：《宋史李清臣传》作“圣人亦何有必焉”。） 子大夫其悉陈之无隐。”中书侍郎清臣之言也。（《纪事本末》卷一百。原注：《旧录》云：上亲政，内出策问，士莫不欣庆，知上绍述之意。《新录》辨曰：祖宗之所以望后世子孙之所以丕承先志者，要归於治耳，不在於法令因革之间也。况策问固曰“可则因，否则革”矣，亦何尝必哉。而云“士莫不欣庆，知上绍述之意”，此史官之私意也。今删去。）
６、癸巳。（《长编》卷五百十四：元符二年八月戊子，石豫言阚村水涨，有司坐视不救，今日全河北流，渰浸成患。原注：鲜于绰《传信录》论北流事，附绍圣元年三月二十二日，可考。案：《传信录》原书已佚。据《长编》卷五百十七：元符二年十月甲子，责降水官引鲜于绰《传信录》云：绍圣元年春，都水使者王宗望等於内黄下埽闭断北流，至涨水时，犹有三分水势。然上流诸埽已多危急，下至将陵埽仍决溢。是年冬，闭塞阚村而下。及创筑新埽七十馀里，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由故道。有旨：“水官保任过涨水无疏虞，当议推赏；如有訩决，必重有行遣。”至绍圣五年，始等第推恩。元符二年，已经五稔矣，或大小暴涨十馀丈，堤岸决溢，又适值主者乖谬，不即闭合阚村，水复成北流。工部侍郎张商英天觉奏，以为水官阴附元祐奸臣，回河东流所致，追责累年，建议水官削职安置吴安持、郑佑、王宗望、郭知章、鲁君贶等凡二十四人。然说者谓元符二年之水，三门开元所建《圣德颂》，并大惓年重修禹庙皆在山顶，悉遭漂没。盖自开元大惓以来，水未有如此之大者，非堤之过也。自是言河事者，人以为戒，务持两端，莫敢确然任责。东流未复之前，已淤平东塘，其后，又过佛圣窝，塞侵及西塘矣！）
７、丁酉，上御集英殿，试进士毕渐以下通礼诸科经律及第、出身总六百人。时，初考官取管策者，多主元祐；杨畏覆考，专取熙宁、元丰者，故渐为之首。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依前官知汝州。先是，辙言：“臣伏见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欲复（案：《遗老传》同此。陈桱《续通鉴》作“绍复”。） 熙宁、元丰故事之意，臣备位执政，不敢不言。然臣窃料陛下本无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牵於父子之恩，不复深究是非，远虑安危，故劝陛下复行此事。所谓小人之爱君，
译4、乙亥日，右光禄大夫、代理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被任命为观文殿大学士、颍昌府知府。（按：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二记载：吕丞相大防字微仲罢免宰相职务，以观文殿大学士的身份出任颍昌府知府。诏书中说：“改元之后参与政事历经九年，自建国以来，首相连续任职三人这么久。”大概从建国初到元祐年间，担任首相在位的人，大多只任职七八年罢了。）两天后，改任永兴军知军。吕大防在宣仁圣烈皇后垂帘听政时，位居首相超过六年，皇上年纪已经长大，吕大防只是专心辅导，未曾建议亲政，即使宣仁圣烈皇后有恢复旧制的志向，最终也无法实现，他执政时间长久，招致众人怨恨。等到宣仁圣烈皇后神位附祭太庙时，殿中侍御史来之邵请求先驱逐吕大防以打破大臣结党营私的局面，于是上疏推荐神宗所简拔的人选章惇、安焘、吕惠卿等人以备任用。吕大防也自己请求离职，皇上很快听从了他的请求。（《纪事本末》卷九十九，又见卷一百一。）
5、乙酉日，皇上驾临集英殿主持进士考试，策问说：“我认为神宗皇帝亲身具备神明的德行，拥有舜、禹那样的学问，依靠几案听取断案，在十九年之间，凡是礼乐法度用来恩惠遗留天下的都非常完备。我思慕继承先帝遗志，诚恳勤勉，早晚不敢忘记。现在在广殿广泛招揽豪杰英才，用当世的事务进行策问，希望获得极佳的言论，以便有所作为。是非得失的迹象，施行于政事，而效验显现于当时。我临朝执政将近十年了，恢复词赋选拔而士人并不更加能干，（按：《宋史李清臣传》作“士人不知劝勉”。）罢免常平仓官员而农民并不更加富裕，可雇可募的说法混杂（按：《宋史李清臣传》作“可差役可招募的说法纷乱”。）而役法成为弊病，或东或西的议论不同而黄河祸患滋长，赐予土地以安抚远方而羌夷的侵扰未止，放宽利益以便利百姓而商贾的道路不通。至于官吏冗杂众多，军备残缺，饥荒接连到来，寇盗仍然众多，这是什么缘故呢？可行就沿袭，不可行就变革，只有恰当最为可贵。难道一定要怎样吗！（按：《宋史李清臣传》作“圣人也何必一定要怎样”。）各位士大夫请详尽陈述不要隐瞒。”这是中书侍郎李清臣的话。（《纪事本末》卷一百。原注说：《旧录》记载：皇上亲政，从宫内传出策问，士人没有不欣喜庆贺的，知道皇上继承先帝遗志的意思。《新录》辩解说：祖宗之所以期望后世子孙之所以盛大继承先帝遗志，关键在于治理罢了，不在于法令沿袭变革之间。况且策问本来就说“可行就沿袭，不可行就变革”，又何曾一定要怎样呢。却说“士人没有不欣喜庆贺，知道皇上继承先帝遗志的意思”，这是史官的私意。现在删去。）
6、癸巳日。（《长编》卷五百十四记载：元符二年八月戊子日，石豫上言阚村水势上涨，有关部门坐视不救，今天全部河水向北流，淹没造成祸患。原注说：鲜于绰《传信录》论述北流之事，附在绍圣元年三月二十二日，可以考证。按：《传信录》原书已失传。根据《长编》卷五百十七记载：元符二年十月甲子日，责降水官引用鲜于绰《传信录》说：绍圣元年春天，都水使者王宗望等人在内黄下埽闭断北流，到涨水时，还有三分水势。然而上游各埽已多危急，下到将陵埽仍然决口泛滥。这年冬天，闭塞阚村以下。等到修筑新埽七十多里，完全闭断北流，全部河水向东由故道流去。有诏令：“水官保证度过涨水没有疏忽，应当商议奖赏；如果有决口，必定重重处置。”到绍圣五年，才开始按等级推恩。元符二年，已经五年了，有时大小暴涨十多丈，堤岸决口泛滥，又恰逢主管者错误，不立即闭合阚村，水又向北流。工部侍郎张商英字天觉上奏，认为水官暗中依附元祐奸臣，导致河水东流回转，追究责任多年，建议水官削职安置吴安持、郑佑王宗望、郭知章、鲁君贶等人共二十四人。然而议论的人说元符二年的水灾，三门开元所建的《圣德颂》，以及大惓年重修禹庙都在山顶，全都遭受漂没。大概自开元大惓以来，水灾没有这样大的，不是堤坝的过错。从此谈论河务的人，人们以此为戒，务必持两端态度，不敢明确承担责任。东流未恢复之前，已经淤平东塘，其后，又经过佛圣窝，堵塞侵及西塘了！）
7、丁酉日，皇上驾临集英殿，主持进士考试，毕渐以下通礼诸科经律及第、获得出身资格共六百人。当时，初考官选取管策的人，多主张元祐；杨畏覆考，专门选取熙宁、元丰的人，所以毕渐成为榜首。太中大夫、代理门下侍郎苏辙保留原官职任汝州知州。在此之前，苏辙上言：“我俯伏看见御试策题，历数诋毁近年行事，有想要恢复（按：《遗老传》同此。陈桱《继续通鉴》作“绍复”。）熙宁、元丰旧事的意思，我备位执政，不敢不言。然而我私下揣测陛下本无此心，必定有人妄意陛下受父子之恩牵制，不再深究是非，长远考虑安危，所以劝陛下恢复此事。所谓小人之爱君，
取快一时，而非忠臣之爱君，以安社稷为悦者也。臣窃观神宗皇帝以天纵之才，行大有为之志，其所设施，度越前古，盖有百世而不可改者矣。（案：《栾城后集·论策题劄子》作“而不可变者矣”。） 臣请为陛下指陈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终身不加尊号，裁损宗室，恩至於袒免，减朝廷无穷之费；出卖坊场，雇募衙前，免民间破家之患；罢黜科举诵教之学，训练诸将慵惰之兵；置寄禄之官，复六曹之旧；严重禄之法，禁交谒之私；行浅攻之策，以折（案：《遗老传》“折”作“制”。） 西戎之狂；收六色之钱，以宽杂役之困；其微至设抵当卖熟药。（案：《栾城后《集》此句下有“凡类此者”四字。） 皆先帝之圣谟睿算，有利无害，而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当，何世无之！而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昔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赋匮竭，於是修盐铁、榷酤、平准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即位，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谶决事，上下恐惧，人怀不自安；章帝即位，深鉴其失，代之宽仁恺悌之政，后世称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修文偃革，号称太平，并臣因其极盛，为天书之说；及章献明肃太后临御，览大臣之议，藏书梓宫，以泯其迹；及仁宗听政，亦绝口不言，天下至今韪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继，大臣有过计，创濮庙之议，朝廷为之汹汹者数年；及先帝嗣位，或请复举其事，寝而不议，（案：《栾城后集》作“寝而不答”。） 遂以安静。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皇帝之圣，岂其薄於孝敬而专事变易也哉？盖事有不可不以庙社为重故也。是以子孙既获孝敬之实，而祖、父不失圣明之称，此真明君之所务，不可与流俗议也。臣不胜区区，愿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轻事改易。若轻改九年已行之事，擢用曩岁不用之人，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词，则大事去矣。臣不胜忧国之心，冒犯天威，甘俟谴责。”奏入，不报。辙言：“臣近以御试策题，有欲复熙宁、元丰政事之意，寻具劄子，论先帝所立政事，见今遵行，已自非一。其间事有过差，元祐以来，随宜修政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孙孝敬之义，未审陛下以臣言为然否？然窃观自陛下亲政於今，已是半年，臣等日侍清光。若圣意诚谓先帝旧政有不合更改，自当宣谕臣等，令商量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尝略闻此言，而忽因策问进士，宣露密旨，中外闻者，莫不惊怪。（案：《栾城后集《第二劄》此下有云：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为，子弟有不预知而亟与行路谋之，可乎？臣闻两喜必有溢美之名，两怒必有溢恶之言。喜怒不忘於心，而以议天下之政，必有过甚而不平者。朝廷虽今昔之异，其实一家，欲有所为，当爱惜事体，岂可如仇雠之相反惟患不速也哉？） 顷者，元祐之初，初议更张，亦未免此病，故役法一事，随改随复，数年而后稍定。臣於此时为谏官，后为御史，每言差役不可尽行，如河流不可强遏，上下顾望，终不尽从。陛下以此察之，臣非独私元祐之政也，盖知事出匆遽，则民受其病耳。议者谓元丰之事有可复行，而元祐之政有所未便，臣愿陛下明诏臣等公共商议，见其可而后行，审其失而后罢，深以生民社稷为意，勿以此匆匆，则天下之幸也！”（案：《栾城后集》又载《贴黄》云：臣窃见章惇昔任枢密使与司马光争论役法，其言曰：“免役之法，利害相杂。”又曰：“见行役法，今日自合改更。”又曰：“自行免役，所遣使者，不能体先帝爱民之意，差役旧害虽已尽去，而免役新害随而复生，今日正是更张修完之时。”又曰：“凡改更政事，固有不可缓者，有可以缓者。京东西保马，缓一日则民受一日之害，此不可缓者也；加役法，岁月之间，改更了当，诚不为缓。”陛下谓惇岂欲破坏元丰故事者哉？而言犹若此，则元祐改更，诚不为过矣。） 辙
译只求一时的痛快，而不是忠臣爱护君主、以安定国家为喜悦的做法。我私下观察神宗皇帝凭借天赋的才能，施行大有作为的志向，他所推行的措施，超越前代古人，大概有百世不可改变的了。（案：《栾城后集·论策题札子》作“而不可变者矣”。）我请求为陛下指明大略：先帝在位将近二十年，终身不加尊号，裁减宗室，恩泽只到袒免亲，减少了朝廷无穷的耗费；出卖坊场，雇募衙前役，免除了民间破家的祸患；罢黜科举诵读经教的学问，训练诸将惰怠的士兵；设置寄禄官，恢复六曹的旧制；严明俸禄的法度，禁止交结请托的私弊；实行浅攻的策略，以遏制西戎的狂妄；收取六色钱，以宽缓杂役的困苦；细微之处甚至设立抵当库、卖熟药。（案：《栾城后集》此句下有“凡类此者”四字。）这些都是先帝的圣明谋略和睿智计算，有利无害，而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曾失坠。至于其他，事情有失当的，哪个朝代没有呢！父亲在前面创立，儿子在后面补救，前后互相补救，这就是圣人的孝道。从前汉武帝对外征伐四夷，对内兴建宫室，财赋枯竭，于是实行盐铁专卖、酒榷、平准均输的政策，百姓不堪忍受，几乎导致大乱；昭帝即位，委任霍光，废除烦苛的法令，汉朝才安定。光武帝、显宗以察察为明，以谶纬决断事务，上下恐惧，人人心中不安；章帝即位，深刻鉴戒他们的过失，代之以宽仁恺悌的政策，后世称赞他们。到了我们本朝，真宗皇帝，修文偃武，号称太平，丁谓等人趁着极盛之时，制造天书的说法；等到章献明肃太后临朝听政，采纳大臣的建议，将天书藏于真宗梓宫，以泯灭其踪迹；等到仁宗听政，也闭口不谈，天下至今认为这是对的。英宗皇帝从藩邸入继大统，大臣有过分的计谋，创立濮庙的议礼，朝廷因此闹得纷纷扰扰达数年之久；等到先帝嗣位，有人请求重新举行此事，先帝搁置不议，（案：《栾城后集》作‘寝而不答’。）于是天下安静。以汉昭帝、章帝的贤明和我们仁宗、神宗皇帝的圣明，难道是因为薄于孝敬而专门改变政事吗？大概是事情有不能不以宗庙社稷为重的缘故。因此子孙既获得了孝敬的实益，而祖、父也不失圣明的称誉，这真是明君所致力追求的，不能与流俗议论。我不胜区区之心，愿陛下反复考虑我的话，千万不要轻易改变政事。如果轻易改变九年已实行的政事，提拔任用往年不用的人，人们怀有私忿而以先帝为借口，那么大事就去了。我不胜忧国之心，冒犯天威，甘愿等待谴责。”奏章呈入，没有答复。苏辙说：“我近来因为御试策题，有想要恢复熙宁、元丰政事的意思，随即具呈札子，论述先帝所立的政事，现在遵行的，已经不止一项。其中事情有过失偏差的，元祐以来，随时修政以安定天下，这正是子孙孝敬的道理，不知道陛下认为我的话对吗？然而私下观察自从陛下亲政到现在，已经是半年，臣等每日侍奉清光。如果圣意确实认为先帝旧政有不合更改的，自然应当宣谕臣等，令商量处置。现在从宰臣以下，未曾略闻此言，而忽然因为策问进士，宣露密旨，中外听闻的人，没有不惊怪的。（案：《栾城后集第二札》此下有云：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作为，子弟有不预知而急忙与路人谋划，可以吗？我听说两喜必有溢美之名，两怒必有溢恶之语。喜怒不忘于心，而以此议论天下之政，必定有过甚而不平的地方。朝廷虽然今昔不同，其实是一家，想要有所作为，应当爱惜事体，岂可像仇敌那样相反惟患不速呢？）近来，元祐之初，初次议定更张，也难免此病，所以役法一事，随改随复，数年之后才稍微安定。我在这个时候担任谏官，后任御史，每说差役不可尽行，如河流不可强遏，上上下下观望，最终没有完全听从。陛下以此察之，我不是独自偏私元祐之政，而是知道事情出于匆遽，则百姓受其病苦。议论的人说元丰之事有可复行的，而元祐之政有所不便，我愿陛下明诏臣等共同商议，见到可行而后实行，审察其过失而后罢废，深深以生民社稷为意，不要以此匆匆忙忙，那就是天下的幸运了！”（案：《栾城后集》又记载《贴黄》说：我私下看见章惇昔日任枢密使与司马光争论役法，他的话是：“免役之法，利害相杂。”又说：“现在实行的役法，今日自合改更。”又说：“自从实行免役，所派遣的使者，不能体察先帝爱民之意，差役旧害虽然已尽去，而免役新害随即又生，今日正是更张修完之时。”又说：“凡是改更政事，本来有不可缓的，有可以缓的。京东西保马，缓一日则百姓受一日之害，这是不可缓的；加役法，岁月之间，改更妥当，确实不算缓。”陛下认为章惇难道是想破坏元丰故事的人吗？而话尚且如此，那么元祐改更，确实不算过错了。）苏辙
既再具劄子，上固不悦。李清臣、邓温伯又先媒孽之。及面谕，上益怒，遂责辙曰：“人臣言事何所害？第昨卿奏机事，不可宣于外，请秘而不出，今乃对众开陈，且以汉武帝事比先帝，引谕甚失当。”辙曰：“汉武帝，明主也。”（案：《东都事略《苏辙传》作“武帝》，英主也。”） 上曰：“卿所奏称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立盐铁、榷酤、均输之法，其意第谓武帝穷兵黩武，末年下哀痛之诏，此岂明主乎！”（案：《东都事略·苏辙传》作“财用匮乏，岂得谓之英主？”） 辙恐动，趋下殿待罪。上声甚厉，范纯仁独进曰：“史称武帝雄材大略，为汉七制之主，辙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当以礼，不宜如此急暴。”上怒稍霁。辙退，举笏谢纯仁曰：“公，佛地位人也。”归家，即具奏曰：（案：《栾城后集·为待罪劄》，《集》中云：臣以愚拙，特蒙圣恩擢用，不次备位政府已及三年，报效不闻，负乘为罪，前后累至烦言，浼渎天听，孤危之迹，寝食不遑。祗自去秋以来，纷纭少止，方欲祈天请命，力求补外，适以东朝变故，不敢自陈。） “今者偶因政事，怀有所见，辙欲倾尽以报知遇，而天资闇昧，不达机务，论事失当，冒犯天威，不敢自安。（案：《栾城后集此下有云：谨已迁观音院待罪。） 伏乞圣慈，（案：《栾城后集》此下有云：察臣久欲退避，以免素餐之讥。） 怜臣不识忌讳，出於至愚，少宽刑诛，特赐屏逐，以允公议。”诏苏辙除端明殿学士、知汝州。权中书舍人吴安诗草制曰：“文学风节，天下所闻，擢任大臣，本非朕意有可否，固宜指陈而言，或过中引义非是，朕虽曲为含忍，在尔亦自难安。原诚终自爱君，薄责尚期改过。”上批：“苏辙引用汉武故事，比拟先帝，事体失当；所进入词语不著实，朕进退大臣非率易也，盖义不得已，可止散官知汝州，仍别撰词进入。”制曰：“朕以眇躬上承烈考之绪，夙夜祗惧，然以丕扬休功，实赖左右辅弼之，克承厥志，其或身在此地，倡为奸言，拂於众闻，朕不敢舍。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顷被选擢，与闻事机，当协恭以辅初政，而乃忘体国之义，徇习非之私，始则密奏以指陈，终於宣言而眩听。至引汉武，上方先朝，欲以穷奢黩武之姿，加之秉则经德之主，言而及此，其心谓何？其解东台之官，出守列郡之寄，尚为宽典，姑务省循，可特授依前太中大夫、知汝州。”（《纪事本末》卷一百。原注：此段参取《实录》及苏辙《遗老传》并邵伯温《辨诬》。前制吴安诗》所草，后制当求主名附益之。此时吕希纯及蔡卞实为中书舍人，后制必卞所草也，当考。伯温》作《元祐辨诬》云：先是，宣仁后既崩，吕相大防欲迁杨畏为谏议大夫，范相曰：“上新听政，谏官当求正人，杨畏不可用。”吕相方约畏为助，谓范相曰：“岂以杨畏曾言相公邪？”苏门下在坐，诵畏弹范相文，范相曰：“某自颍昌被召，不知人有言也。”遂乞罢政。哲宗不许，吕相更超迁杨畏为礼部侍郎，范相恐伤吕相意，不复言。后吕相充宣仁后山林使，杨畏首背吕相，称述熙宁、元丰政事与王安石学术。哲宗用其说，下国子监，印《三经义。明年春，殿试，李清臣作策题，以熙宁、元丰、元祐故事相参，两存其说，问孰便者。初考官多取主元祐者，杨畏覆考，取主熙宁、元丰者，故以毕渐为首。清臣遂以礼部尚书拜中书侍郎，欲取相位，以苏门下在，未能迁。一日对，哲宗言：“苏辙兄弟改变先帝法度。”苏门下奏曰：“陛下即位，宣仁后垂帘之初，臣兄轼方起谪籍知登州，入为郎官，为起居舍人。臣自筠州监酒被召，是时清臣为左丞，今日反谓臣兄弟变先帝法度，是清臣欺陛下也。”清臣辞屈。乃曰：“苏辙尝以汉武帝比先帝。”哲宗震怒，声色甚厉。苏门下顿首待罪。范相进曰：“史称武帝雄材大略，为汉七制之主，盖近世之贤君。苏辙果以此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
译已经再次呈上奏札，皇上本来就不高兴。李清臣、邓温伯又事先挑拨离间。等到当面训示时，皇上更加愤怒，于是责备苏辙说：“臣子议论政事有什么害处？只是昨天你上奏机密事务，说不可以对外宣扬，请求保密不泄露，现在却当众公开陈述，而且拿汉武帝的事情来比拟先帝，引喻非常失当。”苏辙说：“汉武帝是英明的君主。”（注：《东都事略·苏辙传》记载为“汉武帝是英明的君主。”）皇上说：“你上奏中称汉武帝，对外征伐四方夷狄，对内兴建宫室，设立盐铁专卖、酒类专卖、均输法，你的意思只是认为汉武帝穷兵黩武，晚年下达哀痛诏书，这难道是英明的君主吗！”（注：《东都事略·苏辙传》载为“财政匮乏，怎么能称为英明的君主？”）苏辙恐惧战栗，快步走下殿去等待治罪。皇上的声音非常严厉，只有范纯仁上前说：“史书称汉武帝雄才大略，是汉朝七代君主中的杰出者，苏辙拿他比拟先帝，并不是诽谤。陛下亲政之初，任免大臣应当依循礼制，不应该如此急躁暴烈。”皇上的怒气稍微平息。苏辙退下后，举起笏板感谢范纯仁说：“您是具有佛家境界的人。”回到家中，立即撰写奏章说：（注：《栾城后集·为待罪札》中写道：臣因为愚笨拙劣，特别蒙受圣恩提拔任用，越级担任政府要职已近三年，没有听到报效国家的功劳，反而因负乘之罪，前后多次招致烦琐的言论，玷污天听，处境孤立危险，寝食不安。只是自从去年秋天以来，纷扰稍微停止，正想祈求上天请命，力求外调补任，恰逢东宫发生变故，不敢自行陈述。）“现在偶然因为政事，心中有所见解，苏辙想要倾尽所有以报答知遇之恩，但天资愚钝，不通晓机务，议论政事失当，冒犯天威，不敢自我安适。（注：《栾城后集》此处后面写道：已经恭敬地迁往观音院等待治罪。）恳请圣上慈爱，（注：《栾城后集》此处后面写道：体察臣长久以来想要退避，以避免白吃饭的讥讽。）怜悯臣不识忌讳，出于极度的愚笨，稍微宽恕刑罚诛杀，特别恩赐罢黜驱逐，以顺应公众的议论。”下诏苏辙担任端明殿学士、知汝州。权知中书舍人吴安诗起草诏书说：“文学风节，天下所闻，提拔任用为大臣，本来不是朕的本意，有肯定或否定的意见，固然应当指陈议论，或者超过限度、引经据义不当，朕虽然曲意包容忍耐，在你自己也难以安心。推究诚心终究是爱护君主，轻微的责罚还期望你改过。”皇上批阅说：“苏辙引用汉武帝故事，比拟先帝，事体失当；所进呈的词语不切实，朕任免大臣不是轻率随意的，实在是义理上不得已，可以只授予散官知汝州，另外撰写诏词进呈。”诏书说：“朕以渺小的身躯上承先帝的基业，日夜恭敬戒惧，然而要发扬美好的功业，确实依赖左右辅佐，能够继承先帝的志向，如果有人身在此位，倡导奸邪之言，违背众意，朕不敢舍弃。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近来被选拔提拔，参与机密事务，应当同心协力辅佐初政，却忘掉了体恤国家的道义，顺从习以为非的私心，开始时秘密上奏以指陈过失，最终公开宣言以迷惑视听。甚至引用汉武帝，比拟先朝，想要把穷奢极欲、黩武好战的姿态，加在秉持法则、遵循德行的君主身上，言论达到这种地步，他的心里在想什么？解除东台官职，出任地方郡守，已经是宽大的典制，姑且致力于反省遵循，可以特别授予依前太中大夫、知汝州。”（出自《纪事本末》卷一百。原注：这段参考采纳了《实录》及苏辙《遗老传》以及邵伯温《辨诬》。前一道诏书是吴安诗起草的，后一道诏书应当寻求署名附加上去。此时吕希纯和蔡卞实际担任中书舍人，后一道诏书必定是蔡卞起草的，应当考证。邵伯温《元祐辨诬》记载：在此之前，宣仁太后已经去世，吕相吕大防想要提拔杨畏为谏议大夫，范相范纯仁说：“皇上刚听政，谏官应当寻求正直的人，杨畏不可任用。”吕相正约好杨畏作为助力，对范相说：“难道因为杨畏曾经弹劾相公吗？”苏门下苏辙在座，诵读杨畏弹劾范相的文章，范相说：“我从颍昌被召入京，不知道有人议论。”于是请求罢免政事。哲宗不允许，吕相反而超升杨畏为礼部侍郎，范相恐怕伤害吕相的心意，不再说话。后来吕相担任宣仁太后山林使，杨畏首先背叛吕相，称颂熙宁、元丰年间的政事和王安石的学术。哲宗采纳他的说法，下诏国子监，印刷《三经义》。第二年春天，殿试，李清臣制作策题，将熙宁、元丰、元祐的故事相互参照，两存其说，问哪种更方便。起初考官多录取主张元祐的人，杨畏复核，录取主张熙宁、元丰的人，所以让毕渐为第一。李清臣于是以礼部尚书拜中书侍郎，想要取得相位，因为苏门下在，未能升迁。一天对答，哲宗说：“苏辙兄弟改变先帝法度。”苏门上奏说：“陛下即位，宣仁太后垂帘之初，臣兄苏轼刚从贬谪籍中起用知登州，入朝为郎官，任起居舍人。臣从筠州监酒被召，当时李清臣任左丞，今天反而说臣兄弟改变先帝法度，这是李清臣欺骗陛下。”李清臣理屈词穷。于是说：“苏辙曾经拿汉武帝比拟先帝。”哲宗震怒，声色非常严厉。苏门下叩头等待治罪。范相进言说：“史书称汉武帝雄才大略，为汉七制之主，大概是近世的贤君。苏辙果然以此比拟先帝，并不是诽谤。陛下亲
政之初，进退大臣，不当如诃叱奴仆。”哲宗怒少霁。罢朝，苏门下举笏谢范相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苏门下初对范相诵杨畏弹范相章，本疑范相者，及此，方知其贤。苏门下寻以本官出知汝州。伯温》所云“下国子监，印《三经义》”，月日当考。按熙宁八年六月十九日，乞有敕令国子监雕印《诗》、《书》、《周礼义》矣。不知伯温》何故云尔也。李清臣既为中书侍郎，乃出策题。伯温谓清臣先出策题，误也。又卷百一，又卷百五，较此为略。）
译政事之初，对于大臣的任免，不应当像呵斥奴仆那样。”哲宗的怒气稍微平息。退朝后，苏门下举起笏板向范相致谢说：“您是有佛家地位的人。”苏门下起初面对范相时，曾诵读杨畏弹劾范相的奏章，原本怀疑范相，到了这时，才认识到他的贤德。苏门下不久以原官身份出任汝州知州。《伯温》中所说“下诏国子监，刊印《三经义》”，具体的月日应当考证。查考熙宁八年六月十九日，已请求有敕令让国子监雕印《诗》、《书》和《周礼义》了。不知道《伯温》为何这样说。李清臣既然已任中书侍郎，才出策题。《伯温》说清臣先出策题，是错误的。又见卷一百一，又见卷一百五，比这记载简略。）
８、庚戌，龙图阁直学士蔡京权户部尚书。（《纪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陈桱《通鉴续编》云：自成都召还。又案：陈桱《通鉴》，书京权户尚在改元后，不系月。考改元在四月，则京权户尚与此异。）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云雾不辨。
１、四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壬寅朔。） 癸酉，监察御史郭知章言：“吴安诗行苏辙诰，重轻止徇於私情，褒贬不归於公议。”诏安诗罢起居郎。（《纪事本末》卷百五。）
２、甲辰，国子监司业翟思为左司谏，左朝奉郎上官均为左正言，右朝散郎周秩、左朝散郎刘拯？为监察御史，左朝请郎张商英为右正言。商英前自开封府推官出为河北西路提点刑狱，元祐四年五月改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又徙淮南》，逾五（案：“五”字据《太平治迹统类》补。） 年不复召，於是始擢谏官，故商英攻元祐大臣不遗馀力。《纪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三十一。（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言：焘及祖禹、吴安诗、刘安世、刘唐老、孙升、韩川，当吕大防擅权时，并以亲旧相为表悰，通传旨意。今首恶虽已贬黜，而焘等犹未明云窜殛。於是降焘知鄂州，安世知南安军，川知坊州，升知房州，安诗监光州酒税。又案：此皆六月事。） 商英尝奏疏论风俗曰：“我神考发明道德之意以作成人材，同一风俗，大志未集，神灵在天。宣仁圣烈太后保祐陛下，讬心腹於辅弼，寓视听於台谏，而势利之下，是非蜂起，阿谀附会。一旦乌合，或上叛君亲之恩，或下背师友之训，或小合传缄，白昼告急，或手扇障面，夜半造门，或苞苴结私第之欢，或伏地修门生之敬。於是浮言竞作，鄙谚交兴；川洛异党，秦汾分门。拨而后动，谓之“天平”；子大而无见，谓之“盲大虫”；交通相纽，谓之“八关阴”；私搆架，谓之“五鬼”；谁何门户，谓之“约闹抱”；持其足，谓之“小鬼荙”；所亲而去，谓之“过房失所”；合而还，谓之“归宗”；伺察报探，谓之“灭门”。（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伺候报探，谓“灭门”；瞪走马<革登>，势尽相图，谓之“徒中反告”。呜呼！士大夫平日不素讲闻师儒先生之高谊，不自慎重，身被讥议，亦有足悲者。若滋长不已，则憎爱恩怨未易改。以上数语，与《纪事本末》相异，馀均同。） 臣愚欲望陛下以臣此章，降手诏戒励，揭之朝堂，风示四方，庶几薄恶之风浸息，醇醲之化日孚。《易》曰：‘君子以居，贤德善俗。’其在兹时乎！”《纪事本末》卷百一。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此条上载：六月，台谏论吕大防等擅作威福，贬大防等云云，及周秩贬广德与除《字说》禁三条。此条下又载祖禹知陕，纯仁罢相，诸事而下又标闰月五月云云。前后错乱，殊多错简。下放此。
３、乙巳，都水使者王宗望言：“躬亲相视，得东流水势已及八九分，张包河一支，即日减落，水势甚微。上件河门，若不断闭，切虑向去，涨水不测，牵夺大河水势向西訩刷，河门愈更深阔。已牒大名府都大与本地分都大修闭，限十日毕工去讫。”《纪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十朝纲要》：乙巳，诏以都水使者王宗望言修闭张包河门。《长编》卷四百八十四：元祐八年五月戊戌，李之纯及杨畏、来之邵言责董敦逸、黄庆基。原注：绍圣元年四月乙巳当考。）
４、庚戌，龙图阁学士曾布除翰林学士、知制诰。布自高阳徙江宁，诏许入觐，言先帝政事当复施行之，宜改元，以顺天意。初除户部尚书，寻改是命。《纪事本末》卷百三十。（案：陈桱《通鉴续编》云：初，司马光谕曾布增损役法，布辞曰：“免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己手，遽自改易，义不可为。”遂以户部尚书出知太原，五徙知江宁府，过京，留拜承旨。）
５、壬子，侍御史虞策言：“吕惠卿等指陈苏轼所作诰词，语涉讥讪，望核实施行。”殿中侍御史来之邵言：“
译8、庚戌日，龙图阁直学士蔡京暂代户部尚书。（《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一。按：陈桱《通鉴续编》说：从成都召回。又按：陈桱《通鉴》记载蔡京暂代户部尚书在改元之后，不系月份。考证改元在四月，那么蔡京暂代户部尚书与此不同。）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三月壬寅初一，发生日食，云雾遮蔽无法看清。
1、四月（按：钱大昕《朔闰考》：本月壬寅初一。）癸酉日，监察御史郭知章上言：“吴安诗起草苏辙的诰命，轻重取舍只顺从私情，褒贬评价不归于公议。”下诏罢免吴安诗起居郎职务。（《纪事本末》卷一百五。）
2、甲辰日，国子监司业翟思任左司谏，左朝奉郎上官均任左正言，右朝散郎周秩、左朝分散郎刘拯任监察御史，左朝请郎张商英任右正言。张商英先前从开封府推官出任河北西路提点刑狱，元祐四年五月改为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又调任淮南，超过五年不再被召见，于是才提拔为谏官，所以张商英攻击元祐年间的大臣不遗余力。《纪事本末》卷一百一，又卷一百三十一。（按：《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说：范祖禹及祖禹、吴安诗、刘安世、刘安世、刘唐老、孙升、孙升、韩川，在吕大防专权时，都凭借亲旧关系互相作为表里，传达旨意。现在首恶虽然已被贬黜，但范祖禹等人还没有明确被放逐。于是降范祖禹知鄂州，刘安世知南安军，韩川知坊州，孙升知房州，吴安诗监管光州酒税。又按：这些全是六月的事。）张商英曾上疏议论风俗说：“我神宗皇帝阐发道德的意旨以造就人才，统一风俗，大志尚未完成，神灵在天。宣仁圣烈太后保佑陛下，将心腹托付给辅弼大臣，将视听寄托给台谏官员，而在势利之下，是非蜂起，阿谀奉承。一旦乌合之众聚集，有的对上背叛君亲的恩德，有的对下背离师友的训诫，有的稍微符合传言，白天就告急，有的用手扇遮面，半夜造访家门，有的用礼物结交私宅的欢心，有的伏地修习门生的敬意。于是流言竞相兴起，鄙俗谚语交错流行；川洛形成不同党派，秦汾分为不同门户。拨动而后动，称为‘天平’；子大而没有见识，称为‘盲大虫’；交通相纽，称为‘八关十六子’；私下构陷，称为‘五鬼’；谁何门户，称为‘约闹抱’；持其足，称为‘小鬼荙’；所亲而去，称为‘过房失所’；合而还，称为‘归宗’；伺察报探，称为‘灭门’。（按：《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伺候报探，称为‘灭门’；瞪走马<革登>，势尽相图称为‘徒中反告’。唉！士大夫平日不讲究听闻师儒先生的高尚情谊，不自自重慎，身遭讥议，也有值得悲伤的。如果滋长不已，那么憎爱恩怨就不容易改变。以上数语，与《纪事本末》不同，其余均同。）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以臣此章，降下手诏警戒勉励，张贴在朝堂，风示四方，或许薄恶的风气逐渐平息，淳厚的教化日益信服。《易经》说：‘君子以此居住，贤德善俗。’大概就在现在吧！”《纪事本末》卷一百一。按：《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此条上载：六月，台谏议论吕大防等擅作威福，贬吕大防等云云，以及周秩贬广德与废除《字说》禁令三条。此条下又载范祖禹知陕，纯仁罢相，诸事之下又标闰月五月云云。前后错乱，错简很多。以下同此。
3、乙巳日，都水使者王宗望上言：“亲自视察，得知东流水势已及八九分，张包河的一支，当日减落，水势很微弱。上述河门，如果不切断关闭，切虑将来，涨水不测，牵夺大河水势向西冲刷，河门更加深阔。已发牒大名府都大与本地分都大修闭限十日完工去讫。”《纪事本末》卷一百十二。（按：《十朝纲要》：乙巳日，下诏以都水使者王宗望言修闭张包河水门。《长编》卷四百八十四：元佑八年五月戊戌日，李之纯及杨畏、来之邵弹劾董敦逸、黄庆基。原注：绍定元年四月乙巳日当考。）
4、庚戌日，龙图阁学士曾布除翰林学士、知诰。曾布从高阳调任江宁，下诏允许入觐，说先帝政事应当恢复施行，应当改元，以顺天意。初任户部尚书，不久改任此命。《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按：陈桱《通鉴续编》：初，司马光告诉曾布增损役法，曾布辞曰：“免役一事，法令纤悉，都出自自己手，骤然自己改易，义不可为。”于是以户部尚书出知太原，五次调任知江宁府，过京，留拜承旨。）
5、壬子日，侍御史虞策上言：“吕惠卿等指陈苏轼所作诰辞，语涉讥讪，望核实施行。”
轼在先朝，久以罢废，至元丰擢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轼凡作文字，讥斥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行吕惠卿制词，则曰‘始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行吕大防制词，则曰‘民亦劳止，愿闻休息之期’；撰司马光神道碑，则曰其‘退於洛，如屈原之在陂泽’。凡此之类，播在人口者非一，当原其所犯，明正典刑。”制曰云云。（案：《编年备要》载制词曰：轼行污而詀正，学僻而欺愚。顷在先朝，自取疏斥，肆予纂服，开以自新，弗说尔心，覆出为恶，辄於书命之职，公肆诬实之辞。凡此立法造令之大经，皆曰蠹国害民之弊政。顾威灵之如在，岂神理之可容！深惟厥辜，宜窜远服，祗夺近职，尚临一邦。） 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制词，中书舍人蔡卞所撰也。（《纪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五。案：《编年备要》云：於是元祐诸人相继黜责，而轼为之首。）
译苏轼在先朝时，长期被罢免废置，直到元丰年间才被提拔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苏轼凡是撰写文章，都讥讽斥责先朝，援引古代事例来比喻当今，多引用衰败时代的事情，以发泄私人的愤恨怨恨。在起草吕惠卿的任命诏书时，他说：“起初建立青苗法，接着推行助役法、均输法，自比于商人，实行手实法的祸害，下至鸡猪都受到波及，凡是能够损害国家、祸害百姓的，都纷纷捋袖争先倡导”；在起草吕大防的任命诏书时，他说：“百姓已经辛劳不堪，希望听到休养生息的时间”；在撰写司马光的神道碑时，则说司马光“退居洛阳，如同屈原身处沼泽之地”。像这类言论，在人们口中传播的不止一处，应当追究他所犯的罪行，明确地依照法律惩处。”皇帝下诏说云云。（按：《编年备要》记载诏书说：苏轼行为污秽却标榜正直，学问偏颇却欺骗愚民。不久前在先朝，自取疏远斥退，等到我继承皇位，给予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他不但不感激，反而再次作恶，竟然在担任起草诏令的职务时，公然肆意使用诬蔑不实之辞。凡是这些立法造令的重大原则，都被他说成是损害国家、祸害百姓的弊政。考虑到先帝的威灵仿佛还在，难道神灵之理可以容忍吗！深深考虑他的罪过，应当流放到远方服役，只剥夺他近身的职务，还让他治理一个州郡。）撤销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的职务，依旧担任左朝奉郎，知英州。诏书由中书舍人蔡卞撰写。（《纪事本末》卷一百一，又卷一百五。按：《编年备要》说：于是元祐年间的各位人士相继被贬斥责罚，而苏轼是其中的首犯。）
范纯仁言：“臣方在病假，仍乞罢免朝廷之事，不合与闻，然有未尽之诚，上觊少禆圣听。窃见全台言苏轼行吕惠卿诰词，言涉讪谤。伏缘熙宁法度出於建议之臣，又州县奉行之际，多有过当，不副神宗爱民求治之意。及至垂帘之后，惠卿方用谏官之言，特行重窜，苏轼因撰词之际，遂至过诋惠卿。今台谏章揽归先朝，事体不便；况今来言者，多是垂帘时擢归言路之臣，当时畏避不即纳忠，今日观望，始有弹奏。若便施行其说，亦恐玷垂帘之圣明，妨陛下纯孝之德。三省进呈之际，伏望圣断特加容贷，不惟可全国体，亦可稍镇浇风。”（《纪事本末》卷百五。案：《太平治迹统类》载纯仁此疏下又有云：高士敏昔在成都，曾有犯罪；来之邵曾任本路监司，略无举发。及至太皇上仙，高士敏特与改官。来之邵又弹奏苏轼云：“执政时，曾为人所弹击言者，寻皆黜责，当台谏略不辨明。及苏轼得罪，便云所谪太近，吐刚茹柔，率多类此。使朝廷赏法过中，莫不由此。”又言：“吕惠卿谪时，李清臣方为左丞，若言涉讪谤，清臣岂肯书诰行出？今旧臣惟有清臣在此，更乞询访。”不听。）
６、癸丑，御劄“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布诰多方，使咸体朕意。”（《纪事本末》卷一百。原注：《旧录》云：“诏既下，天下晓然知上意矣。”《新录》辨曰：绍圣初，惇、卞等主绍述之论，胁持上下，改元曰绍圣，其意已明。“诏既下，天下晓然知上意矣”十一字可除去。按：此月十二日改元，二十一日章惇乃为相，绍述胁持，惇固如此；第改元诏书，惇犹不与耳。范祖禹《代言集》载改元诏书，乃祖禹所草，当考。案：《编年备要载御劄略》曰：朕日听外朝之治，躬临万务之微。渺若涉渊，未知攸济。顾念祗承上帝，诞保受民，惟骏惠於先猷，以缵隆於下武，乃稽仁祖之成宪，思大文考之烈光。其因盛夏之辰，载新元统之号，宜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宋史·本纪》：是日，白虹贯日。《十朝纲要》：癸丑，用翰林学士曾布言改元。）
７、翰林学士兼侍读范祖禹为龙图阁学士，知陕州。先是，祖禹屡乞补外，上曰：“不须入文字，俟执政有阙。”明日，苏辙责汝州，祖禹再上章请郡。不许。盖上欲以祖禹代辙也。既而沮之者甚众，祖禹固求出，乃有是命。（《纪事本末》卷百一。）
８、甲寅，诏故观文殿学士、集禧观使、守司空、荆国公、赠太傅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庙。（《纪事本末》卷百十三，又卷百三十。）
９、蔡渭诉其父确冤，追赠左正议大夫。（《长编》卷四百九十：绍圣四年八月丁酉，蔡渭诉粉昆事。原注：云：按《实录》，绍圣元年四月十三日，蔡渭诉确冤，追赠左正议大夫。案：《宋史·本纪》，确追赠与王安石配飨同在甲寅日。是月壬寅朔，甲寅十三日也。确子孙依正议大夫亡殁条与恩泽，见二十二日诏。毕沅《续通鉴》云：太子少师致仕冯京卒。帝临奠。蔡确之子渭，京婿也，於丧次诉其父冤。甲寅，复诏确为右正议大夫。《长编》作“左正议”，必有一误。《东都事略·刘安世传》：蔡确之子渭数上书讼吕大防、刘挚及安世等陷其父，朝廷委蔡京等究治无验。）
１０、侍御史虞策言：“苏轼既坐讥斥之罪，犹得知州，罪罚未当。”诏轼降充左丞议郎。（《纪事》本末卷百五。案：轼贬知英州在丁巳十一日。）
１１、资政殿学士、中奉大夫、吏部尚书胡宗愈为通议大夫、知定州。（《纪事本末》卷百一。）
１２壬戌，翰林学士曾布修《神宗皇帝正史》。（《纪事本末》卷百三十。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神宗实录》请取王安石《日录》参照编详。《宋史·本纪》：四月戊辰，同修国史蔡卞请重修《神宗实录》。闰月丙申，命左仆射章惇提举修《神宗国史》。五月己酉，修国史曾布请以王安石《日录》载之《神宗实录》。文互异。蔡卞上疏言：“先帝盛德，大
译范纯仁上言：“臣正处在病假之中，仍请求免除朝廷事务，本不该参与听闻，但仍有未尽的忠诚，希望稍微有助于圣明的听闻。我私下看到台谏官弹劾苏轼撰写吕惠卿诰词时，言语涉及讥讽诽谤。推究缘由，熙宁年间的法度出自建议之臣，而在州县执行时，多有过度不当之处，不符合神宗皇帝爱民求治的本意。等到垂帘听政之后，吕惠卿才采纳谏官的意见，特意对他进行严厉贬谪，苏轼因此在撰写诰词时，便过度诋毁吕惠卿。如今台谏将章奏归咎于先朝，事理上并不妥当；况且如今进言的人，多是垂帘听政时被提拔到言路的臣子，当时畏惧回避，不立即进献忠言，今日观望形势，才开始弹劾。如果立即施行他们的说法，恐怕也会玷污垂帘听政时的圣明，妨碍陛下纯孝的德行。三省进呈奏章时，希望圣断特别加以宽容贷免，这不仅能够保全国家的体统，也可以稍微遏制浇薄的世风。”（《纪事本末》卷一百五。按：《太平治迹统类》记载范纯仁这道奏疏后面还有：高士敏过去在成都，曾有犯罪行为；来之邵曾任本路监司，完全没有揭发。等到太皇太后去世，高士敏特意被改任官职。来之邵又弹劾苏轼说：“执政时，曾经被人弹劾的言官，不久都被贬斥，当时台谏官却不加辩白。等到苏轼获罪，却说被贬的地方太近，吐刚茹柔，大多像这样。使得朝廷赏罚失当，没有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又说：“吕惠卿被贬时，李清臣正任左丞，如果言语涉及讥讽诽谤，李清臣怎肯书写诰词发布？如今旧臣只有李清臣在此，请求再行询问查证。”朝廷没有听从。）
6、癸丑日，皇帝下诏：“将元祐九年改为绍圣元年。广泛颁布诏令，使大家都体会我的意思。”（《纪事本末》卷一百。原注说：《旧录》记载：“诏书既下，天下人都清楚地知道皇上的心意了。”《新录》辩解说：绍圣初年，章惇、曾布等人主张绍述新政，胁迫上下，改年号为绍圣，其意图已经明显。“诏书既下，天下人都清楚地知道皇上的心意了”这十一字应当删去。按：这个月十二日改元，二十一日章惇才担任宰相，绍述胁迫，章惇固然如此；只是改元的诏书，章惇还没有参与。范祖禹《代言集》记载改元诏书，是范祖禹起草的，应当考证。按：《编年备要》记载御札略说：我每日听取外朝政事，亲自处理万务细微。渺小如同涉越深渊，不知如何渡过。回顾念及敬承上帝，大保受命于民，只有遵循先王的遗教，以继承发扬下世的武功，于是考察仁宗的成法，思慕文考的光辉业绩。趁着盛夏时节，更新纪元称号，适宜将元祐九年改为绍圣元年。《宋史·本纪》记载：这一天，白虹贯日。《十朝纲要》记载：癸丑日，采用翰林学士曾布的建议改元。）
7、翰林学士兼侍读范祖禹担任龙图阁学士，知陕州。在此之前，范祖禹多次请求外放，皇上说：“不需要上奏章，等执政官有空缺。”第二天，苏辙被贬到汝州，范祖禹再次上章请求任地方官。不被允许。因为皇上想让范祖禹代替苏辙。不久反对的人很多，范祖禹坚决请求外放，于是有了这道任命。（《纪事本末》卷一百一。）
8、甲寅日，下诏让已故观文殿学士、集禧观使、守司空荆国公、赠太傅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宗庙。（《纪事本末》卷一百十三，又卷一百三十。）
9、蔡渭申诉其父蔡确的冤屈，追赠蔡确为左正议大夫。（《长编》卷四百九十记载：绍圣四年八月丁酉日，蔡渭申诉兄弟之事。原注说：按《实录》，绍圣元年四月十三日，蔡韦申诉蔡确冤屈，追赠左正议大夫。按：《宋史·本纪》，蔡确追赠与王安石配享同在甲寅日。这个月壬寅初一，甲寅是十三日。蔡确子孙依照正议大夫亡殁条给予恩泽，见于二十二日诏书。毕沅《续通鉴》说：太子少师致仕冯京去世。皇帝亲临祭奠。蔡确的儿子蔡渭，是冯京的女婿，在丧次申诉其父冤屈。甲寅日，又下诏蔡确为右正议大夫。《长编》记载为“左正议”，必定有一个错误。《东都事略·刘安世传》记载：蔡确的儿子蔡渭多次上书控告吕大防、刘挚及刘安世等人陷害其父，朝廷委派蔡京等人查究没有证据。）
10、侍御史虞策上言：“苏轼既然犯了讥讽斥责的罪过，还能担任知州，罪罚不相当。”下诏苏轼降职充任左丞议郎。（《纪事本末》卷一百五。按：苏轼贬知英州在丁巳日十一日。）
11、资政殿学士、中奉大夫、吏部尚书宗愈担任通议大夫、知定州。（《纪事本末卷一百一。）
12、壬戌日，翰林学士曾布修撰《神宗皇帝正史》。（《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按：《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神宗实录》请求取用王安石《日录》参照编详。《宋史本纪》记载：四月戊辰日，同修国史蔡卞请求重修《神宗实录》。闰月丙申日，任命左仆射章惇提举修撰《神宗国史》。五月己酉日，修国史曾布请求将王安石《日录》载入《神宗实录》。文字互有差异。蔡卞上疏说：“先帝盛德，大
业卓然，出千古之上。而《实录》所记，类多疑似不根，乞验索审订，重行刊定，使后世无所迷惑。”诏从之。以卞兼国史修撰。毕沅《续通鉴》上疏在戊辰日。陈桱《通鉴续编》云：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实录》，尽书王安石之过，以明帝之圣。蔡卞，安石壻也。邵伯温《闻见前录》：卞从安石从子防所求安石旧作《日录》，文饰奸伪，芟落事实，尽改正史。据毕沅《通鉴》，诏以《日录》参定《实录》在五月己酉。）
译其功业卓然，超出千古之上。然而《实录》所记载的内容，大多疑似且没有根据，请求查验搜求、审订核实，重新刊印确定，使后世不再迷惑。”皇帝下诏听从了他的建议。任命蔡卞兼任国史修撰。毕沅《续资治通鉴》记载上疏之事在戊辰日。陈桱《通鉴续编说：元祐年间，史官范祖禹等人修撰《神宗实录》，将王安石的过错全部写入，以彰显皇帝的圣明。蔡卞是王安石的妻弟。邵伯温《闻见前录》记载：蔡卞从王安石的侄子王防那里求得王安石旧日所写的《日录》，粉饰奸伪，删削事实，全部改定了史书。根据毕沅《通鉴》，下诏以《日录》参定《实录》之事在五月己酉日。）
１３资政殿学士降授通议大夫、提举洞霄宫章惇为正议大夫、守尚书右仆射（案：《宋史哲宗本纪》、《宰辅表》均作“左仆射”。《编年通鉴》、《编年备要》同此，作“右”。兼中书案：《宋史·本纪》、《宰辅表》，“中书”作“门下”。据▯《长编》卷五百元符元年七月庚午章惇放罪原注云，惇以绍圣元年四月为左揆兼门侍。此右仆射、中书侍郎恐有误。侍郎。案：《编年备要》载制词云：“方政令出於帘帷，操柄归於廊庙，善政良法多所纷更，正色危言不惮强奭。十年去国一德保躬。虽风波并起於畏途，而金石不渝乎素履。”又曰：“四方之休戚壅於上闻，并臣之忠邪牵於公议，眷求真宰，秉我国成。”翰林学士曾布所草也。於是，礼部侍郎杨畏亟令人语惇曰：“畏前日度势力之轻重，遂因吕、苏以逐挚、焘。方欲逐吕、苏而二人觉，罢畏言职。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宁，首为相公开路者”。）
１４、兼中书侍郎范纯仁为右正议大夫，充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上既亲政，言者争论垂帘。纯仁乞依明道二年故事，下诏禁约，并录诏以进。不从。纯仁数称疾求罢，晨后出居慈孝寺，再录诏以进。（案：《范忠宣行状》云：绍圣元年，言事者交章力排垂帘时事，人情大恐。公曰：“太皇太后保祐圣躬，欲跻天质於尧、舜之上，其功烈，其诚心，幽明所共鉴也。今人主初亲政，而议者辄自为计，不恤国，是一何薄哉？”遂以明道二年五月癸酉诏书上之，曰：“望陛下稽放而行，以戒薄俗”。） 且言：“近闻狂人传播拟策目，云当经圣览。（案：《范忠宣行状》云：狂人赵天启作拟试策，传播中外。） 又台官章疏，或以取用其说甚非。陛下尊奉先太皇太后，勤劳公正，保祐圣躬之意。伏乞特降明诏，以信万方。（案：《范忠宣遗文缴明道诏书劄子》下又有云：此书不颁行，薄俗恐难禁止，臣今再录明道诏书缴连上进。伏望圣慈遵本朝之旧典，法仁祖之圣孝，特降明诏，以信万方，天下幸甚。又贴黄云：） 方今妄为诋讦者既多，陛下容之则妨圣孝，惩之则恐不忍，不若以诏禁约，事得两便。”讫不从。纯仁固求罢，而有是命。（《纪事本末》卷百一。案：《范忠宣行状》云：公知不容於时，再上章乞去，语甚恳切，遂以公知颍昌府。陛辞日，赐坐啜茶，慰劳甚渥。上曰：“卿耆德硕望，朝廷所赖，然坚不肯为朕留。卿虽在外，两为宰辅，凡有所以禆益於时政者，但入文字来，无形迹。”公曰：“敬受命。”既到官，值兴广武埽役，下颍昌、汝州科稍草一百万，公曰：“两处之民，不习河役，方荐饥之后，加之道路阻远，则永为深患。”力请至七八方免。然其破产失业已十三四，有至非命而死者矣。报到，闾巷田野，讙呼鼓舞，如脱机穽。方为公立生祠，会公南迁，畏事者止之。）
１５、癸亥，诏蔡确特依正议大夫亡殁条与子孙恩泽。（《纪事本末》卷百七。）
１６、翰林学士曾布为翰林学士承旨，（《纪事本末》卷百三十。）
殿中侍御史来之邵为侍御史。（《纪事本末》卷百一。）
丁卯，中书省言：“勘会推行差役迄今十年，民间苦於差扰，议者纷纷，前后改移不一，终未成一定之法。”诏府界诸役法依元丰八年见行条约施行，仍自指挥到日为始。左司谏翟思言：“祖宗以来，中书差除、铨曹注授各有条格，不相参错。元祐大臣，招权市恩，旧係铨注，昔多归堂除，奔竞请托，恬以成风。望诏有司，依祖宗以来中书差除，立为定法，馀归铨曹。用元丰中选格注授，庶几人无觊望。”诏送给事中、中书舍人看详。（《纪事本末》卷一百。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复元丰免役法。据《长编》卷二百三十七，熙宁四年十月壬子朔，颁募役法。原注云以绍圣元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三年五月三日敕详定。是月壬寅朔，二十六日为丁卯。《编年》、《通鉴》於此条后书闰月五月，而前已书六月台
译资政殿学士降授通议大夫、提举洞宵宫章惇改任正议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兼中书侍郎范纯仁改任右正议大夫，充任观文殿大学士、颍昌府知府。皇上既然亲自处理朝政，谏官们争论垂帘听政的问题。范纯仁请求依照明道二年的旧例，下达诏书加以禁止约束，并将诏书抄录进呈。皇上没有听从。范纯仁多次称病请求罢免，早晚都到慈孝寺居住，再次抄录诏书进呈。并且进言说：“近来听说狂人传播拟定的策目，说应当经过圣上阅览。又台官的章疏，有的采用其中的说法，这很不妥当。陛下尊崇奉侍先太皇太后，勤劳公正，保佑圣上身体的心意。恳请特别颁布明确的诏书，以取信于天下。”当时妄加诋毁攻击的人已经很多，陛下宽容他们就会妨害圣上的孝道，惩罚他们又恐怕不忍心，不如用诏书禁止约束，事情就能两全其美。”最终皇上没有听从。范纯仁坚决请求罢免，于是有了这道任命。
癸亥日，下诏蔡确特别依照正议大夫去世的条例给予子孙恩泽。
翰林学士曾布改任翰林学士承旨。
殿中侍御史来之邵改任侍御史。
丁卯日，中书省上言：“核查推行差役法到现在已经十年，民间苦于差役的骚扰，议论者纷纷，前后更改不一，终究没有形成确定的法规。”下诏府界各项役法依照元丰八年现行条约施行，并从命令下达之日开始执行。左司谏翟思进言：“祖宗以来，中书差遣任命、铨曹注授各有条格，互不参杂。元祐年间的大臣，招揽权柄、收买人心，原本属于铨曹注授的，大多归于中书堂除，奔走竞争、请托说情，安然成为风气。希望下诏有关部门，依照祖宗以来中书差遣任命，确立为固定法规，其余归铨曹处理。采用元丰年间的选格进行注授，或许人们就没有非分的期望。”下诏送给事中、中书舍人审阅详定。
谏论吕大防云云，殊失前后次序。《宋史·本纪》与《纪事本末》同。辨正见前“甲辰，张商英擢谏官；壬戌章惇为右仆射”下。又案：邵伯温《闻见前录》：绍圣初，哲宗亲政，用李清臣为中书侍郎，范丞相纯仁与清臣论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许。范公坚辞，帝不得已，除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召章惇为相，未至，清臣独当中书，益觊幸相位。复行免役、青苗，除诸路常平使者。惇至，不能相容，以事中出知北京。）
译关于吕大防上谏的论述，完全打乱了前后的时间顺序。《宋史·本纪》与《宋史纪事本末》的记载相同。对此的辨正，见前文“甲辰日，张商英被提拔为谏官；壬戌日，章惇担任右仆射”一条之下。又查考：邵伯温《闻见前录》记载：绍圣初年，宋哲宗亲自主政，任用李清臣为中书侍郎，范纯仁丞相与李清臣在政事上意见不合，范纯仁请求离职，皇帝不许。范纯仁坚决辞官，皇帝不得已，任命他为观文殿大学士、颍昌府知府。召章惇入朝为相，章惇未到任时，李清臣独自主持中书省事务，更加希图侥幸获得宰相之位。再次推行免役法、青苗法，设置各路常平使者。章惇到任后，两人不能相容，李清臣因事被外放，出任北京知府。
是月，秘阁校理李昭玘为秘书丞。《长编》卷五百五：元符二年正月辛未，李昭玘罢馆职。原注：昭玘，绍圣元年四月以秘阁校理为秘书丞。（案：《宋史·李昭玘传》：用李清臣荐，为秘书省正字、校书即，加秘阁校理。通判潞州，潞民多不葬，昭玘饬官地，画兆竁，具棺衾，作文风晓之，俗为一变。入为秘书丞、开封府推官。）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罢五路开宝通礼科。案：《十朝纲要》、《宋史本纪》：丙寅，罢五路经律通礼科。《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此条已书“六月，台谏论吕大防”云云，前后殊失次序，今依《宋史》附此。辨正已见前“甲辰，张商英擢谏官；壬戌，章惇为右仆射”及“丁卯，复元丰免役法”两条下。王应麟《玉海》卷六十九云：熙宁罢通礼科，元祐六年四月乙未复置，至是又罢。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十
哲宗
△绍圣元年（甲戌，一○九四）
１、闰四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辛未朔。辛未，监察御史郭知章为殿中侍御史。《纪事本末》卷▯百一。）
２、壬申，复置提举常平等官。（《长编》四百四十八：元祐五年九月乙酉，令提举常平结绝。原注：绍圣元年闰月二日，复置提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闰月，复提举常平等官。《编年备要》云：以陆师闵等二十三人为之。时左右相虚位，李清臣有所觊觎，乘章惇未至，亟命陆师闵等。《太平治迹统类》云：戊寅，新差提举荆南湖路常平茹束济仍旧通判沧州。言者论束济常赂刘挚，私简以示杨畏，险薄无行，人所不齿也。）
３、殿中侍御史井亮采请罢十科举士法。（《纪事本末》卷九十三，又卷一百。案：元祐元年七月辛酉，司马光请设。《十朝纲要》、《玉海》卷一百十六：闰四月癸酉，罢司马光所定十科举士法。此作壬申，或请罢在初二日壬申，诏罢在初三日癸酉也。） 从之。
４、辛巳，左司谏翟思言刘挚不葬其父。（《长编》卷四百六十七：元祐六年十月壬午，刘挚自言牢笼章惇、邢恕等罪，辞位。原注：刘跂《辨诬录》云：言者论挚奸回险诈，力引私党，为臣不忠。父死于衡，委而不葬，为子不孝。於是挚抗章辞位。其后，挚自作《家庙记》以辨当时之冤。刘安世为其集序。案挚罢相非坐此，《罢录》误也。《家庙记》乃元祐六年十二月知郓州时所作，今集有之。要当求郑雍、杨畏等言章略加删附，庶详挚与苏辙招致人言本末。绍圣元年闰四月十一日，左司谏翟思言挚不葬其父，方罢相时，言者未及此。）
５、癸未，权发遣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安惇言：“差役之法行之年终未就绪，而宽恤优剩，实未如旧日输钱之为便也。望复熙宁旧法，令民均纳役钱，官自募人应役。”诏送户部看详役法所。（《纪事本末》卷一百。案：《文献通考》卷十三：帝始亲政，三省言：“役法尚未有就绪”。帝曰：“第行元丰旧法而减去宽剩钱，百姓有何不便耶？”右司谏朱勃言：“输钱免役固有过数多敷者，用钱雇役有立值太重者，役色之内有优便而愿自投募不必给雇者，苟详为裁值，则人情无有不便。”诏付户部详议。）
６、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太学补外舍请依《元丰令》，一岁四试。”从之。（《纪事本末》卷一百。）
７、甲申，礼部侍郎孔武仲为宝文阁待制、知宣州。（《纪事本末》卷百一。）
８、乙酉，殿中侍御史来之邵言：“故宰相王安石配享先帝庙廷，请诏有司原考王安石事业，特加谥号，以慰公议。”诏所属详定以闻。（《纪事本末》卷百三十。）
９、提举崇福宫吕惠卿知苏州。（《纪事本末》卷百三十。）
１０、监察御史刘拯言：“工部侍郎李之纯前为御史中丞，阿附苏轼为其用。御史王庆基言轼诋诬先帝，董敦逸言辙以国家名器，私与所厚。之纯遂以庆基等诬罔忠良，乞行窜逐，庆基等再被降谪。之纯朋邪苟容，望赐黜
译这个月，秘阁校理李昭玘担任秘书丞。《长编》卷五百五记载：元符二年正月辛未日，李昭玘被罢免馆阁职务。原注说：李昭玘在绍圣元年四月以秘阁校理的身份升任秘书丞。（按：《宋史·李昭玘传》记载：因李清臣推荐，担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加官秘阁校理。任潞州通判时，潞州百姓多有不埋葬死者的习俗，李昭玘划定官地，规划墓穴，备齐棺木被褥，撰写文章晓谕教化，风俗因此大为改变。入朝担任秘书丞、开封府推官。）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罢免五路开宝通礼科。按：《十朝纲要》、《宋史本纪记载：丙寅日，罢免五路经律通礼科。《续宋编年資治通鉴》这一条已经记载了“六月，台谏弹劾吕大防”等内容，前后顺序完全错乱，现在依据《宋史》附在此处。辨正内容已见前文“甲辰日，张商英提拔为谏官；壬戌日，章惇担任右仆射”及“丁卯日，恢复元丰免役法”两条之下。王应麟《玉海》卷六十九说：熙宁年间罢免通礼科，元祐六年四月乙未日恢复设置，至此又罢免。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十
哲宗
△绍圣元年（甲戌，一〇九四）
1、闰四月（按：钱大昕《朔闰考》：这个月辛未日初一。辛未日，监察御史郭知章担任殿中侍御史。《纪事本末》卷一百一。）
2、壬申日，重新设置提举常平等官职。（《长编》卷四百四十八：元祐五年九月乙酉日，命令提举常平事务结束。原注：绍圣元年闰月二日，重新设置提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闰月，重新设置提举常平等官职。《编年备要》说：任命陆师闵等二十三人担任此职。当时左右宰相职位空缺，李清臣有所觊觎，趁章惇未到任，急忙任命陆师闵等人。《太平治迹统类》说：戊寅日，新差派的提举荆南湖路常平官茹束济仍旧担任沧州通判。言官弹劾茹束济经常贿赂刘挚，私自将简牍出示给杨畏，阴险浅薄没有品行，为人所不齿。）
3、殿中侍御史井亮采请求罢免十科举士法。（《纪事本末》卷九十二，又卷一百。按：元祐元年七月辛酉日，司马光请求设立。《十朝纲要》、《玉海》卷一百一十六：闰四月癸酉日，罢免司马光所定的十科举士法。这里写作壬申日，或许是请求罢免在初二日壬申日，下诏罢免在初三日癸酉日。）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4、辛巳日，左司谏翟思弹劾刘挚不埋葬他的父亲。（《长编》卷四百六十七：元祐六年十月初九日，刘挚自己陈述包庇章惇、邢恕等人的罪行，辞官。原注：刘跂《辨诬录说：言官弹劾刘挚奸诈阴险，极力拉拢私党，作为臣子不忠诚。父亲死在衡阳，弃置不葬，作为儿子不孝顺。于是刘挚上章辞官。后来，刘挚自己撰写《家庙记》来辩白当时的冤屈。刘安世为他文集作序。按：刘挚罢相并非因此事，《罢录》记载错误。《家庙记》是元祐六年十二月任郓州知州时所作，现在文集中有收录。应当寻求郑雍、杨畏等人的弹劾章疏略加删减附入，或许能详细弄清刘挚与苏辙招致人言的始末。绍圣元年闰四月十一日，左司谌翟思弹劾刘挚不埋葬其父，当时罢相时，言官尚未提及此事。）
5、癸未日，代理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安惇上言：“差役法实行到年终尚未就绪，而宽恤优剩，确实不如旧日缴纳役钱方便。希望恢复熙宁旧法，让百姓平均缴纳役钱，官府自己招募人应役。”皇帝下诏送户部看详役法所。（《纪记本末》卷一百。按：《文献通考》卷十三：皇帝开始亲政，三省上言：“役法尚未有就绪”。皇帝说：“只实行元丰旧法而减去宽剩钱，百姓有什么不便呢？”右司谏朱勃上言：“缴纳役钱免除役务固然有超过数额多摊派的情况，用钱雇佣役夫有定价太重的情况，役色之内有优便而愿意自行投募不必给雇佣费的，如果详细裁定价格，那么人情没有不便的。”皇帝下诏付户部详议。）
6、殿中侍御史郭知章上言：“太学补外舍生请依据《元丰令》，一年四次考试。”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纪事本末》卷一百。）
7、甲申日，礼部侍郎孔武仲担任宝文阁待制、宣州知州。（《纪事本末》卷一百一。）
8、乙酉日，殿中侍御史来之邵上言：“已故宰相王安石配享先帝庙庭，请求下诏有关部门考察王安石的事迹，特别加赐谥号，以安慰公众舆论。”皇帝下诏所属部门详定后上报。（《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
9、提举崇福宫吕惠卿担任苏州知州。（《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
10、监察御史刘拯上言：“工部侍郎李之纯以前担任御史中丞，阿附苏轼为其所用。御史王庆基上言苏轼诋毁诬蔑先帝，董敦逸上言苏辙将国家名器，私自给予所亲近的人。李之纯于是以王庆基等人诬陷忠良为由，请求将他们流放，王庆基等人再次被降职贬谪。李之纯结党营私苟且宽容，希望赐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