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下
卖於民以籴穀，则重增烦扰。且禾稼荡尽，籴之亦无所得。故饥馑之岁，金帛无所用，惟食不可一日无耳。”上曰：“已令漕五十万石以振之，可足乎？”对曰：“臣闻瀛州三分之一耳。”上曰：“然则奈何？”对曰：“臣闻河北东、西路，水所不及州县颇稔，可籴。又汴水未绝，宜多漕江、淮之穀以济之。”上又问：“谏官难得，人谁可任者？”对曰：“臣贱官，何敢荐人。”上固问之，对曰：“臣仓猝不能记，容臣退而密奏。”上因论治道，言：“州县长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择。”对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馀州，责其精择诚难。但能择十八路监司，使之择所部知州而进退之，知州择所部知县而进退之，得人多矣。今之提转，古方伯、州牧之任，系一路休戚，当慎择天下贤才，不可但取资叙及酬奖为之也。”上又问：“两府辞郊赍劄子何不呈？”对以“同僚有假故。”上问：“兹事何如？”对曰：“臣已有奏状，臣所见止如此，更乞博访近臣，裁以圣意。”上曰：“谁不同？”对曰：“独臣有此愚见，外人皆不以为然。”上曰：“朕意亦与卿同，听其辞赏，乃所以成其美，非薄之也。然减半无益，大臣恳辞，不若尽听之。”对曰：“今郊赍下至卒伍皆有之，而公卿更无，恐於体未顺。”上曰：“已有带马矣。”对曰：“求尽纳者，人臣之志；赐其半者，人主之恩也。”后数日，光与王珪禹玉、王安石介甫，同进呈《郊赍劄子》於延和殿。光言：“方今国用不足，灭害荐臻，节省冗费，当自贵近为始。宜听两府辞赏为便。”介甫曰：“国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赍所费无几，而惜不之与，未足富国，徒伤大体。昔常衮辞赐馔，时议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禄。今两府辞郊赍，正与此同耳。且国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务也。”光曰：“常衮辞禄位，犹知廉耻，与夫固位且贪禄者，不犹愈乎！国家自真庙之末，用度不足，近岁尤甚，何得言非急务也？”云云。《纪事本末》均节去不载，今据《传家集》所载附注於此。至《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所载，亦仅取“安石曰常衮至非急也”数十字，而不录安石语，仅云“安石谓非是”五字而已。於当时之言论发端，均未明晓。） 安石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困穷，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邪？”安石曰：“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於民，将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逢起，遣绣衣使者追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贼邪？此言岂可据以为实？”安石曰：“太祖时赵普等为相，赏赍或以为万数。今郊赍匹两不过三千，岂足为多？”光曰：“普等运筹帷幄，平定诸国，赏以万数，不亦宜乎！今两府助祭，不过奏中严外，办沃盥，奉帨巾，有何功勤而将比普等乎？”与安石争论久之。王珪曰：“司马光言省费自贵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费不多，恐伤国体，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上曰：“朕亦与司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适会安石当制，遂以上前所言意批答曰：“朕初嗣服，於祖宗之制未有所改也。卿等选於黎献，位冠百僚上，或辞或受，人用观政，朝廷予夺，所以驭臣。贵贱有等，势如堂陛，惟先王之制国用，视时民数之多寡。方今生齿既繁，而赋入又为不少，理财之义，殆有可思，此不之图而务自损，祗伤国体，未协朕心。方与勋贤虑其大者，区区一赐，何足以言，所乞宜不允。”公亮等遂不敢辞。《纪事本末》卷五十七。）
译向百姓出售粮食以收购谷物，则会增加烦扰。况且庄稼已荡然无存，收购也一无所获。所以灾荒之年，金银布帛毫无用处，唯独食物一天也不能缺少。”皇上说：“已下令漕运五十万石粮食去赈济，能足够吗？”回答说：“臣听说只够瀛州三分之一。”皇上说：“那该怎么办？”回答说：“臣听说河北东、西路，洪水未波及的州县收成颇丰，可以收购。又汴河水道未断，应当多漕运江、淮的粮食来救济。”皇上又问：“谏官难以求得，谁可以担任？”回答说：“臣是微贱之官，怎敢推荐人。”皇上坚持追问，回答说：“臣仓促间记不起来，容臣退朝后秘密上奏。”皇上于是谈论治国之道，说：“州县长官，大多不得其人，政府不能精心挑选。”回答说：“人不容易了解，天下三百多个州，要求精心挑选确实困难。只要能挑选十八路的监司，让他们挑选所管辖的知州并决定其升降，知州挑选所管辖的知县并决定其升降，得到的人才就多了。现在的提点刑狱、转运使，是古代方伯、州牧的职责，关系到一路的兴衰，应当慎重挑选天下的贤才，不能仅仅依据资历和酬奖来任命。”皇上又问：“两府大臣推辞郊祀赏赐的诏书为何不呈递？”回答说：“因为同僚有请假的原因。”皇上问：“这件事怎么样？”回答说：“臣已有奏状，臣的看法只到如此，再请求广泛咨询近臣，由圣意裁决。”皇上说：“谁不同意？”回答说：“只有臣有这种愚见，外人都不以为然。”皇上说：“朕的意思也与卿相同，听任他们推辞赏赐，是为了成全他们的美德，并非轻视他们。然而减半没有益处，大臣恳切推辞，不如全部听从。”回答说：“如今郊祀赏赐下至士兵都有，而公卿大臣反而没有，恐怕于体制不顺。”皇上说：“已有带马的赏赐了。”回答说：“请求全部缴纳，是人臣的志向；赐给他们一半，是人主的恩德。”几天后，司马光与王珪禹玉、王安石介甫，一同在延和殿进呈《郊赍劄子》。司马光说：“如今国家用度不足，祸害接连发生，节省冗费，应当从尊贵亲近的人开始。应当听从两府大臣推辞赏赐为宜。”王安石说：“国家富有四海，大臣郊祀赏赐所费无几，而吝惜不给予，不足以使国家富裕，只是伤害大体。从前常衮推辞赐宴，当时议论认为常衮自知不能，应当推辞俸禄。如今两府大臣推辞郊祀赏赐，正与此相同。况且国家用度不足，并非当今的急务。”司马光说：“常衮推辞禄位，尚知廉耻，与那些固守职位且贪恋俸禄的人相比，不是更好吗！国家自真宗末年，用度不足，近年尤其严重，怎能说不是急务呢？”等等。《纪事本末》均节略未载，今据《传家集》所载附注于此。至于《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所载，也只取“安石曰常衮至非急也”几十个字，而不录安石的话，仅说“安石谓非是”五个字而已。对于当时的言论发端，均未明晓。）王安石说：“国家用度不足，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的缘故。”司马光说：“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人头征收、用箕敛取以耗尽民财，这样百姓就会困穷，流离失所成为盗贼，这难道是国家的利益吗？”王安石说：“这不是善于理财的人。善于理财的人，百姓不加赋税而国家用度充裕。”司马光说：“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司马迁记载下来以讥讽汉武帝不明。天地所生的货物财宝，只有这么多，不在民间就在公家。桑弘羊能使国家用度充裕，不取之于民，将从哪里取？果真如所言，武帝末年怎会群盗蜂起，派遣绣衣使者追捕呢？不是百姓疲敝至极而成为盗贼吗？这话怎能据为事实？”王安石说：“太祖时赵普等人为相，赏赐有时以万计。如今郊祀赏赐匹两不过三千，岂足为多？”司马光说：“赵普等人运筹帷幄，平定诸国，赏赐以万计，不也适宜吗！如今两府大臣助祭，不过奏中严外，办理沃盥，奉持帨巾，有何功勤而将比作赵普等人呢？”与王安石争论很久。王珪说：“司马光说节省费用从尊贵亲近的人开始，司马光说得对；王安石说所费不多，恐怕伤害国体，王安石说得也对，请陛下裁决。”皇上说：“朕也与司马光相同，如今暂且以不允回复即可。”这天，恰逢王安石当值起草诏书，于是以上面所说的意思批答说：“朕刚继承皇位，对祖宗的制度没有更改。你们从百姓中选拔，位居百官之上，或推辞或接受，人们借此观察政教，朝廷给予或剥夺，是用来驾驭臣下的。贵贱有等级，势如堂阶，只有先王制定国家用度，视时民数量的多少。如今人口既多，而赋税收入也不少，理财的道理，大概有可思考之处，不图此而务求自我减损，只伤害国体，不符合朕的心意。正与功勋贤能考虑大事，区区一赐，何足挂齿，所乞请的不允。”公亮等人于是不敢再推辞。《纪事本末》卷五十七。）
３、甲寅，迩英讲读毕，上独留王安石与语。两府不敢先出，以俟之，至日晡，乃出。（《纪事本末》卷五十九。）
４、癸亥，迩英讲读毕，上又独留王安石赐坐。（《纪事本末》卷五十九。）
５、乙丑，复行《崇天历》。供备使李元亨、权知司天少监周琮，各夺一官；秋官正周应祥周安世、中官正马杰王栋、冬官正杨得言，各夺两官。初，司天监请重造惓，元亨、应祥等同知算造，琮提点，既成，各进官，琮子及姻戚皆预焉。在监善惓者，琮未尝与议，至是占验颇差，故并削夺。（《纪事本末》卷五十二。案：《长编》卷二百零四，治平二年三月丁卯，惓成，赐名《明天》。周琮等迁两官。可考。沈括《梦溪笔谈》卷七云：庆历中，有术士姓李，多巧思，馆於荆王门下。会太史言月当食於昏时，李自云：“有术可禳。”荆王试使为之，是夜月果不蚀。王大神之，即日奏闻，诏付内侍问状。李云：“本善惓术，知崇天惓蚀限太弱，此月所蚀，不当浊中，以微贱不能自通，始以机巧干荆邸，今又假禳禬以动朝廷。”诏送司天监考验。李与判楚衍推步日月蚀限，加二刻。李补司天学生。至熙宁元年七月，日辰蚀东方不效，卻是蚀限太彊。惓官皆坐谪，令监官周琮重修，复减去庆历所加二刻。苟欲求熙宁日蚀，而庆历之蚀复失之。议久纷纷，卒无巧算，遂废《明天》复行《崇天》。至熙宁五年，卫朴造《奉元惓》，始知旧蚀法止用平日度，故在疾者过之，在迟者不及。《崇》、《明》二惓加减，皆不曾得其所因，至是乃能究其失。）
６、丙寅，诏河北马军并令立社，依陕西、河东路供备钱助买马。其先给官价钱并增之，仍卖内库珠千馀万给其用。群牧司奏请：“兼监牧通判，并三年一更，以马死数定其课能。在任与诸监使臣，协心傒集有劳，满日应赏者，委群牧司保明，听再任兼监牧，知州诛赏。准此。”从之。（《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四十九：熙宁元年八月，命河东诸路买马，每五千匹赴卫州监牧。）
７、戊辰，王荀龙请织造圆坛地衣。（《长编》卷二百二十，熙宁四年二月甲戌，李肃之言，检典礼并南郊仪，无地衣制度。诏罢之。原注：元年八月二十八日，王荀龙请造地衣。）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八月，孙觉罢。案：《太平治迹统类》：八月壬寅，太子中允、同知谏院孙觉通判越州。觉既降官，累章求出，不许。觉以为：“去岁有罚金御史，兹有贬秩谏官，御史怀奸挟邪，或论事越理，或暗默不胜任，皆朝廷所宜放黜。然未有罚金贬秩犹在位也。”邵亢亦累章求出，不许。觉遂移牒邠门、御史台及所领诸局云：“论邵亢、滕甫奸邪，方待罪不入朝，及釐务邠门以闻。”上批出曰：“觉牒所言事不同，宜与外任，差遣便郡。”考觉责授太子中允，仍知谏院，在七月辛巳。《宋史全文资治通鉴》云：先是，陈升之登对，帝面许擢置中枢，而觉相继登对，帝因与言升之宜居有密；邵亢不材，向欲使守长安，而宰相以为无过。时升之已有成命，而觉不知退，即上言，宜使亢知永兴，升之为枢密使。帝以觉为希旨，故责之。觉又言滕甫贪污，颇僻斥其七罪，帝不信，以觉疏示甫，甫曰：“陛下无所疑，臣无所媿矣。”
１、九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庚午朔。） 乙酉，刘航为河南监牧使，崔台符为河北监牧使。先是，枢密院言：“旧制，以为左右骐骥院总司国马。景德中始增置群牧使副、都监、判官，以领厩牧之政，今欲专任责成，分置局官。乃诏河北、河南分置监牧使、都监各一员，以河南监并为孳生监。（案：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四十九：马之孳生，系大名府、洺、卫、相州七监。） 在外诸监，分属两使，其官廨河北於大名府、河南於河中府。后徙京西诸监官吏，委监牧使奉举按劾，仍不隶於群牧司，专属制置使，后又诏隶枢密院，不领於
译3、甲寅日，在迩英阁讲读完毕，皇上单独留下王安石与之谈话。两府官员不敢先离开，等待王安石，直到傍晚，王安石才出来。
4、癸亥日，在迩英阁讲读完毕，皇上又单独留下王安石，赐他座位。
5、乙丑日，恢复施行《崇天历》。供备使李元亨，代理司天少监周琮，各削去一官；秋官正周应祥、周安世，中官正马杰、王栋，冬官正杨得言，各削去两官。起初，司天监请求重新编造历法，李元亨、周应祥等人共同负责推算编造，周琮负责提点监督。历法编成后，众人各晋升官职，周琮的儿子及姻亲也都参与其中。在司天监中擅长历法的人，周琮未曾让他们参与讨论，至此历法推算验证颇有差错，所以一并削夺官职。
6、丙寅日，下诏河北马军都令建立社，依照陕西、河东路供给备用的钱款来资助买马。原先发给的官价钱都予以增加，仍然卖出内库珍珠一千多万来供给使用。群牧司上奏请求：“兼任监牧通判，都三年更换一次，以马匹死亡的数量来评定他们的政绩优劣。在任期间与各监使臣同心协力，勤勉聚集有功劳的，期满应当赏赐的，委托群牧司核实证明，允许再次担任兼监牧职务，知州的诛罚赏赐也照此办理。”皇上听从了。
7、戊辰日，王荀龙请求织造圆坛的地衣。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八月，孙觉被罢免。查考：《太平治迹统类》记载：八月壬寅日，太子中允、同知谏院孙觉出任越州通判。孙觉被降职后，多次上章请求外放，不被允许。孙觉认为：“去年有被罚款的御史，现在有被贬秩的谏官，御史心怀奸邪，有的议论事情超越法度，有的昏庸沉默不能胜任，这都是朝廷应当罢免的。然而没有因为罚款贬秩还留在职位上的。”邵亢也多次上章请求外放，不被允许。孙觉于是移文给邠门、御史台及所管辖的各局说：“弹劾邵亢、滕甫奸邪，我正待罪不入朝，等到在邠门处理事务后上报。”皇上批示说：“孙觉移文所说之事不同，应给予外任，差遣到便利的郡县。”查考孙觉被责授太子中允，仍掌管谏院，在七月辛巳日。《宋史全文资治通鉴》说：在此之前，陈升之登对，皇帝当面许诺提拔他进入中枢，而孙觉相继登对，皇帝因此对他说陈升之应居有密之地；邵亢没有才能，先前想让他镇守长安，而宰相认为他没有过错。当时陈升之已有成命，而孙觉不知退让，立即上言，应让邵亢知永兴府，陈升之为枢密使。皇帝认为孙觉迎合旨意，所以责罚他。孙觉又上言滕甫贪污，颇为偏邪，列举他的七条罪状，皇帝不信，把孙觉的奏疏给滕甫看，滕甫说：“陛下无所怀疑，臣无所惭愧了。”
1、九月，乙酉日，刘航任河南监牧使，崔台符任河北监牧使。在此之前，枢密院上言：“旧制，认为左右骐骥院总管国家马匹。景德年间开始增设群牧使副、都监、判官，来统领马厩牧养之政，现在想要专任责成，分设局官。于是下诏河北、河南分设监牧使、都监各一员，将河南监合并为孳生监。在外各监，分属两使，其官署河北在大名府，河南在河中府。后来迁移京西各监官吏，委托监牧使奉命举荐弹劾，仍然不隶属于群牧司，专属制置使，后来又下诏隶属于枢密院，不领于
制置使，仍省群牧都监一员。（《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长编》卷二百六十二：熙宁八年四月戊子，河南监牧使并废。以中书、枢密院言：“河南十二监，自熙宁二年至五年，岁出马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六百二十四，馀止堪给马铺。两监岁费及占牧地约租钱总五十三万九千六百三十八缗，计所得马，为钱三万六千四百九十缗而已，得不称失。”故废之。《十朝纲要》：乙酉，置南北监牧使。）
译制置使一职，仍然保留；但裁撤群牧都监一员。（《纪事本末》第七十五卷。按：《长编》第二百六十二卷记载：熙宁八年四月戊子日，河南监牧使一并废除。这是因为中书省、枢密院上言：“河南十二个监牧机构，从熙宁二年至五年，每年出产马匹一千六百四十匹，其中可供骑兵使用的有六百二十四匹，其余的仅能供给驿站使用。两个监牧机构每年的经费以及占用牧地所损失的租钱，总计五十三万九千六百三十八缗，而计算所得马匹的价值，仅为三万六千四百九十缗，所得远不抵所失。”因此将其废除。《十朝纲要》记载：乙酉日，设置南北监牧使。）
２丁亥，翰林学士承旨王珪等言：“旧制，宰相使相子孙除将作监丞，弟兄孙侄并授太祝、奉礼郎，亲堂弟侄与守校书郎，今定宰相使相奏亲堂弟侄只与校书郎。旧制，大卿监子与在京主簿，弟兄孙侄与试校书郎，今定大卿监每次郊礼亲子与试校书郎一人，候该参选并与注初等职官，弟兄孙侄降一等，内曾任知杂、省副非责降者依旧制。少卿监子并与试校书郎，兄弟孙侄与斋郎，今定少卿监两次郊礼许奏一人，内曾任知杂、省副非责降者依旧制。谏议大夫、待制、观察使以上，两遇郊礼许奏子侄亲属一人，今定三遇郊礼许奏一人。旧制，诸妃遇圣节，许奏亲属一人，每隔年许奏二人，郊礼许奏一人；嫔御每遇郊礼各奏一人，两遇圣节与一次，依南郊例，今定诸妃每遇圣节并南郊只奏一名，惟许奏有服亲；淑仪、婕妤、贵人遇南郊，许奏小功以上亲属一人；位号别而品资同者，许比类奏荐。旧制，皇亲妻两遇郊礼，方许奏一人亲伯叔兄弟侄，今定皇亲妻更不许奏。旧制，郡县主遇郊礼，方许奏亲生子与右班殿直，其夫之亲属及庶子，须两遇郊礼许奏荐一人与借职，今定郡县主遇郊礼许奏亲子一人，只与幕职，若奏孙及庶子，即两遇郊礼许奏一人，更不许奏夫之亲属。旧制，臣僚之妻为国夫人者，遗表奏子孙恩泽，今定更不奏人。旧制，诸卫将军，诸司副使、枢密院诸房副承制以上，自转授后两遇郊礼方许奏荐，今定累奏不得过两人，如被奏荐人亡殁许别奏；其将军、副使、路分都监以上，须入仕及三十年以上係亲民差遣，其见任监当、但曾历亲民非责降者亦同。旧制，公主每遇圣节、郊礼许奏夫之亲属一人，并遇公主生日许奏一人，今定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生日更不许奏，其遇圣节并郊礼，所奏依治平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条贯，须於有服之亲。旧制，分司官、两省以上官，遇郊礼许奏子孙，仍旧例止降等与恩泽；其郎中以上，如遇郊礼，子孙并未有官者特奏一名；其两省以上致仕遇郊礼，比分司官更降一等；并大两省致仕，依见任官所奏亲疏施行，其降等与恩泽，即依旧制。今定分司致仕、两省以上，不许奏緦麻以下。旧制，两府遇郊礼，奏医人一名，与试国子、四门助教，不理选限；及教练使一名，宪衔逐次奉圣旨，依例内教练使多奏作试衔，不理选限，及奏荐试衔不理选限人多，卻用陈乞奏换三班差使。殿侍旧许将合得转官及其馀恩泽若人吏等出职，陈乞劻授与亲戚官者，今并乞不许劻授。两府初除及转官罢任，各奏门下人吏恩泽，旧例多至十人以上，并乞减半。其两省以上奏补子孙京官难减省，窃缘有出身选人例，须五人举主，方得改转京官，今奏补人便充京官迁转更无限碍，但监当六年便入亲民，比之有出身选人，实为优幸，今乞奏补京官并须本部通判、知州职司及内外两省以上官四人奏举，内仍有本辖官一人两任实满六年，方入亲民差遣；若奏补班行及监当有举主二人两任六年者，准此。”诏并从之。先是，殿中御史悰行陈兆楷言：“仁宗以来，屡革京官之授。”知谏院吴申言：“今卿、监七十馀员，将来子孙尽奏京官，少卿、监中带职员郎共五百馀员，员外郎八百员，数年之后，尽迁郎中，将来奏荐，复倍於今。”同知谏院吴充言：“宫掖妃嫔恩例亦乞裁酌。”都官员外郎庞元英言：“入官之弊，独诸副使未甚裁损。”四状并批送学士院，集两制同详定。（《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３、丁酉，诏三司裁定宗室月料、嫁娶、生日、郊礼给赐。时京师百官月俸四万馀缗，诸军十一万缗，而宗室七万馀缗，其生日、嫁娶、丧葬及岁时补洗杂赐与四季衣不在焉。（《纪事本末》卷六十七。案：明年，复诏裁减。二年十二月癸亥日可参考。）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九月，诏艺祖子孙属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王之。案：《宋史全文资治通鉴》：手诏曰：“我艺祖之兴，以天发之期，再造区夏，大谟伟烈，被诸万世
译丁亥日，翰林学士承旨王珪等人进言：“旧制规定，宰相、使相的子孙授将作监丞，兄弟、孙辈、侄辈均授太祝、奉礼郎，堂弟、堂侄授守校书郎，如今规定宰相、使相奏请堂弟、堂侄只授校书郎。旧制规定，大卿、大监的子弟授在京主簿，兄弟、孙辈、侄辈授试校书郎，如今规定大卿、大监每次举行郊祀大礼时，亲子可授试校书郎一人，等到该参加选官时一并注授初等职官，兄弟、孙辈、侄辈降低一等，其中曾担任知杂、省副且非因责罚降职者仍依旧制。少卿、少监的子弟均授试校书郎，兄弟、孙辈、侄辈授斋郎，如今规定少卿、少监每两次郊祀大礼允许奏请一人，其中曾担任知杂、省副且非因责降者仍依旧制。谏议大夫、待制、观察使及以上官员，每两次郊祀大礼允许奏请子侄亲属一人，如今规定每三次郊祀大礼允许奏请一人。旧制规定，各位妃子每逢皇帝诞辰，允许奏请亲属一人，每隔一年允许奏请二人，郊祀大礼允许奏请一人；嫔御每逢郊祀大礼各奏请一人，每两次皇帝诞辰与一次郊祀大礼相同，依照南郊惯例，如今规定各位妃子每逢皇帝诞辰及南郊只奏请一名，只允许奏请有服制的亲属；淑仪、婕妤、贵人每逢南郊，允许奏请小功以上亲属一人；位号不同但品级资历相同的，允许比照类别奏荐。旧制规定，皇亲的妻子每两次郊祀大礼，才允许奏请一位亲伯叔、兄弟、侄子，如今规定皇亲的妻子不再允许奏请。旧制规定，郡县主每逢郊祀大礼，才允许奏请亲生子授右班殿直，其丈夫的亲属及庶子，须每两次郊祀大礼允许奏荐一人授借职，如今规定郡县主每逢郊祀大礼允许奏请亲子一人，只授幕职，若奏请孙子及庶子，即每两次郊祀大礼允许奏请一人，不再允许奏请丈夫的亲属。旧制规定，臣僚的妻子被封为国夫人的，在遗表中奏请子孙恩泽，如今规定不再奏请人员。旧制规定，诸卫将军、诸司副使、枢密院各房副承制及以上官员，自转授后每两次郊祀大礼才允许奏荐，如今规定累计奏请不得超过两人，如果被奏荐的人死亡允许另奏；其中将军、副使、路分都监及以上官员，须入仕及三十年以上且担任亲民差遣，现任监当、但曾历任亲民且非责降者亦同。旧制规定，公主每逢皇帝诞辰、郊祀大礼允许奏请丈夫的亲属一人，并每逢公主生日允许奏请一人，如今规定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生日不再允许奏请，其每逢皇帝诞辰及郊祀大礼，所奏请的依照治平三年九月二十九日的条规，必须是有服制的亲属。旧制规定，分司官、两省及以上官员，每逢郊祀大礼允许奏请子孙，仍依旧例只降低等级给予恩泽；其中郎中及以上官员，如逢郊祀大礼，子孙且未有官职的特奏一名；其中两省及以上致仕官员每逢郊祀大礼，比分司官再降低一等；以及大两省致仕官员，依照现任官员所奏请的亲疏关系施行，其降低等级给予恩泽，即仍依旧制。如今规定分司致仕、两省及以上官员，不允许奏请緦麻以下亲属。旧制规定，两府每逢郊祀大礼，奏请医人一名，授试国子、四门助教，不计算选限；以及教练使一名，宪衔逐次奉圣旨，依照惯例内教练使多奏作试衔，不计算选限，以及奏荐试衔不计算选限的人多，却用陈乞奏换三班差使。殿侍原先允许将应得的转官及其他恩泽如人吏等出职，陈乞请求授予亲戚官职的，如今一并请求不允许授予。两府初次除授及转官罢任，各奏请门下人吏恩泽，旧例多达十人以上，一并请求减半。其中两省及以上奏补子孙京官难以减省，私下因为出身选人的惯例，须五人举荐，才能改转京官，如今奏补的人便充任京官迁转更没有限制，只要监当六年便入亲民差遣，比起有出身的选人，实在过于优幸，如今请求奏补京官均须本部通判、知州职司及内外两省及以上官员四人奏举，其中仍有本辖官员一人两任实满六年，才入亲民差遣；若奏补班行及监当，有举主二人两任六年的，准此例执行。”皇帝下诏全部听从。在此之前，殿中御史悰行陈兆楷进言：“仁宗以来，屡次革除京官的授予。”知谏院吴申进言：“如今卿、监七十余人，将来子孙全部奏请京官，少卿、少监中带职员郎共五百余人，员外郎八百人，数年之后，全部迁升郎中，将来奏荐，又比现在加倍。”同知谏院吴充进言：“宫掖妃嫔的恩例也请求裁酌。”都官员外郎庞元英进言：“入官的弊端，唯独诸副使未甚裁减。”四份奏状一并批送学士院，召集两制共同详定。（《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丁酉日，下诏三司裁定宗室的月俸、嫁娶、生日、郊祀给赐。当时京师百官月俸四万余缗，诸军十一万缗，而宗室为七万余缗，其生日、嫁娶、丧葬以及岁时补洗杂赐与四季衣物不在其中。（《纪事本末》卷六十七。按：第二年，又下诏裁减。二年十二月癸亥日可参考）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九月，下诏艺祖子孙中关系亲近且行为尊贵者一人，裂土封王。按：《宋史全文资治通鉴》：手谕说：“我艺祖兴起，顺应天命之期，再造华夏，宏大的谋略与伟大的功业，流传万世
，而莫高焉。其令中书门下考太宗之籍，以属近行尊者一人王之。”九月辛未，泾州观察使从式进封安定郡王。《东都事略》、陈毕《通鉴》亦均作九月辛未，封太祖曾孙从式。《玉海》卷一百三十：熙宁元年八月，诏王太祖之后。九月辛未，舒国公从式封安定郡王，进彰化军留后。熙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诏宣祖、太祖、太宗之子孙，择其一人为宗，令世世封公。又据《十朝纲要》，诏在八月壬寅，封在九月，今以九月为下诏日，恐误。《编年备要》：九月，封太祖后。初诏中书门下考艺祖子孙属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王之，使当从献於郊庙，世世勿绝。适韩琦从长安入觐，因言：“主鬯从献，皆太子事。忽择一人令郊庙从献，岂不疑骇天下视听乎！”上悟，遂罢从献之旨。命词但云“遵仁宗庆历四年故事”。《东都事略·刘攽传》云：熙宁初，神宗手诏推求太祖诸孙属行尊者为王，以奉太祖。后攽曰：“礼，诸侯不得祖天子。太祖传天下於太宗，继体之君，皆太祖子孙，不当别为太祖置后。以谓太祖之子唯德昭、德芳二人，宜从其后，世世勿降爵，宗庙祭祀，使之在位，则陛下褒扬艺祖，休显著明矣。”陈桱《通鉴》云：帝谓创业垂统，实自太祖，顾无以称。乃下诏封楚康惠王德芳孙舒国公从式为安定郡王，奉太祖祀，世世勿绝。明年，复诏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择其后一人为宗，令世世封公，以奉其祀。毕沅《通鉴》云：辛未，泾州观察使、舒国公从式进封安定郡王。从式，德芳之孙也。
译（太祖之尊），而没有比这更高的了。于是命令中书门下考察太宗的族谱，将血缘亲近且辈分尊贵的一人封为王。”九月辛未日，泾州观察使赵从式进封为安定郡王。《东都事略》和陈桱《通鉴》也都记载为九月辛未日，封太祖曾孙赵从式。《玉海》卷一百三十记载：熙宁元年八月，下诏封太祖的后代。九月辛未日，舒国公赵从式被封为安定郡王，晋升为彰化军留后。熙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下诏宣祖、太祖、太宗的子孙，各选择一人作为宗子，令世世代代封公。又据《十朝纲要》记载，下诏在八月壬寅日，封王在九月，现在以九月作为下诏的日子，恐怕有误。《编年备要》记载：九月，封太祖的后代。起初下诏让中书门下考察艺祖（太祖）子孙中血缘亲近且辈分尊贵的一人，分封土地让他为王，让他参与郊庙祭祀的从献，世世代代不要断绝。恰逢韩琦从长安入朝觐见，于是进言说：“主持祭祀和参与从献，都是太子的职责。忽然选择一人让他参与郊庙从献，难道不会让天下人感到疑惑和惊骇吗！”皇上醒悟，于是撤销了从献的命令。诏书措辞只说“遵循仁宗庆历四年的旧例”。《东都事略·刘攽传》说：熙宁初年，神宗亲手写诏书推求太祖的各位孙子中辈分尊贵的人封为王，以奉祀太祖。后来刘攽说：“礼制规定，诸侯不得以天子为祖。太祖将天下传给太宗，继承皇位的君主，都是太祖的子孙，不应当另外为太祖设立后嗣。我认为太祖的儿子只有德昭、德芳两人，应当从他们的后代中选人，世世代代不降低爵位，在宗庙祭祀时，让他们在位，那么陛下褒扬太祖，恩德就显著彰明了。”陈桱《通鉴》说：皇帝认为开创基业、确立法统，实际上始于太祖，却没有什么来称颂他。于是下诏封楚康惠王赵德芳的孙子、舒国公赵从式为安定郡王，奉祀太祖，世世代代不要断绝。第二年，又下诏宣祖、太祖、太宗的儿子，都选择其后代一人为宗，令世世代代封公，以奉祀他们。毕沅《通鉴》说：辛未日，泾州观察使、舒国公赵从式进封为安定郡王。赵从式是赵德芳的孙子。
１、十月庚子朔，枢密言：“河南、河北监牧使欲令每年各许同奏举有牧地县分选人、知县令、主簿充京职官共五员，理为举主。”《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编年备要》云：初，范纯仁知襄邑县，有牧地，卫士纵马暴民，纯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隶纯仁，有诏劾治，纯仁言：“兵须农以养恤，兵当先恤农。”朝廷是之。听牧地隶县自纯仁始。）
２、壬寅，诏讲筵权罢《礼记》，自今讲《尚书》。先是，王安石讲《礼记》，数难记者之非是，上以为然，曰：“《礼记》既不当法言，择其有补者讲之如何？”安石对曰：“陛下欲闻法言，宜改他经。”故有是诏。（《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又卷五十九。案：《玉海》卷二十六：熙宁元年二月十一日，御阁，诏王珪、苗镇等讲《礼记》。十月戊申，诏经筵毋讲《礼记》。此作壬寅，与《玉海》异日，必有一误。据《朔闰考》：是月庚子朔，壬寅乃初三日，戊申乃初九日。） 是日，上因留王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议论。”上曰：“唐太宗必得魏郑公，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魏郑公、诸葛亮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对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契；陛下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魏郑公、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纪事本末》卷五十九。案：《东都事略》所载此下有云：“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自古悉朝廷无贤者，以人君不明，好近小人；好近小人，则贤人虽欲自达无由矣。”神宗曰：“自古治世，岂能使朝廷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
３、丙午，上问讲读官富民之术，司马光言：“方今之患，在於朝廷务其名不务其实，求其末不求其本。凡富民之本在得人。县令最为亲民，欲知县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转运使。陛下但能择转运使，使转运使按知州，使知州按县令，何忧民不富也！”（《纪事本末》卷五十三。）
４、丁未，上批：“河北、河南监牧使所管地辽阔，若非许令举一二属官与之协力，恐难办事。今於京官以下各举一人，供奉官以下各举二人充当勾当公事，并理本资序，十数年后岁老渐深，或授以逐州通判，或本司都监，庶几共济，早见成绩。”（《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编年备要》云：诸监牧田，大抵皆宽衍，为人所买占，故议者争请收其馀资，以供刍粟，言利者乘之，始以增广赋入为务。二年，诏括河南、北监牧司总牧地，旧籍六万八千馀顷，而今籍五万五千，馀数皆隐於民。自是请以牧田赋民者纷然，而诸监寻废矣。《玉海》卷一百四十九：取总牧地河南六监三万三千顷，河北六监二万三千顷。）
５、乙卯，诏出奉宸库珠二千三百四十万，付河北四榷场鬻之，别封椿以备买马。（《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宋史·本纪》载出珠买马於九月乙卯。据《朔闰考》，是月庚子朔，乙卯为十月十六日，九月则为庚午朔，无乙卯日。《玉海》卷一百四十九：川秦入场额市马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洪迈《容斋三笔》云：以奉宸库珠子二千三百四十三万颗鬻银钱，准备买马。）
６、己巳。（《长编》卷二百十八：熙宁三年十二月壬申，文彦博对资政殿，顾问京都等路禁军数，并遂诏并军额。原注：元年十月末可考。又《长编》卷二百五十四：熙宁七年六月乙酉，上谓：“财用若少留意，则所省不可胜计。昨者拨并军营，会减军员。”原注：元年十月末，二年七月十九日、十月十二日，三年三月末，皆并营事。案：原文已佚。十月庚子朔，月末为己巳日。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三：
译十月庚子初一，枢密院上奏说：“河南、河北监牧使请求允许每年各一同奏举有牧地的县分选人、知县、主簿担任京职官共五员，并计算为举主。”《纪事本末》卷七十五记载。（按：《编年备要》说：起初，范纯仁任襄邑县知县，该县有牧地，卫士放马侵害百姓，范纯仁抓了一个人杖责他。牧地起初不隶属范纯仁，皇帝下诏弹劾治罪，范纯仁说：“军队需要依靠农民来供养抚恤，军队应当先抚恤农民。”朝廷认为他说的对。听任牧地隶属县治从范纯仁开始。）
壬寅日，皇帝下诏讲筵暂时停止讲解《礼记》，从今以后讲解《尚书》。在此之前，王安石讲解《礼记》，多次驳斥记述者的是非不当，皇帝认为他说得对，说：“《礼记》既然不符合法度之言，选择其中有补益的内容讲解如何？”王安石回答说：“陛下想听法度之言，应该改讲其他经典。”因此有了这道诏令。（《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卷五十九。按：《玉海》卷二十六记载：熙宁元年二月十一日，在御阁，下诏王珪、苗镇等人讲解《礼记》。十月戊申日，下诏经筵不要讲解《礼记》。这里写作壬寅日，与《玉海》日期不同，必定有一个错误。根据《朔闰考》：这个月庚子初一，壬寅是初三日，戊申是初九日。）当天，皇帝趁机留下王安石坐下，说：“暂且想听听你的议论。”皇帝说：“唐太宗必定得到魏征，刘备必定得到诸葛亮，然后才能有所作为。魏征、诸葛亮确实是世间罕见的人才。”王安石回答说：“陛下如果真的能成为尧、舜，就必定有皋陶、夔、稷、契；陛下如果真的能成为高宗，就必定有傅说。魏征、诸葛亮都是有道之人所羞于提及的，哪里值得称道！”（《纪事本末》卷五十九。按：《东都事略》记载此处后面还有：“凭借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太平，学者不算不多，但常担心没有人可以辅助治理，是因为陛下选择治国方略不明，推心置腹不够，即使有皋陶、夔、傅说那样的贤才，也会被小人遮蔽，卷起抱负离去。自古以来朝廷没有贤人，是因为君主不明，喜欢亲近小人；喜欢亲近小人，那么贤人即使想自我通达也没有途径。”神宗说：“自古治理盛世，难道能让朝廷没有小人吗？即使是尧、舜的时候，也不能没有四凶。”王安石说：“只有能够辨别四凶并诛杀他们，这才是尧、舜之所以为尧、舜的原因。如果让四凶肆意施展谗言邪恶，那么皋陶、夔、稷、契，又怎么肯苟且享受俸禄，终老一生呢？”）
丙午日，皇帝询问讲读官富民的方术，司马光说：“当今的祸患，在于朝廷追求名声不追求实际，追求枝节不追求根本。大凡富民的根本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县令最亲近百姓，想知道县令是否有能力，不如问知州，想知道知州是否有能力，不如问转运使。陛下只要能够选拔转运使，让转运使考核知州，让知州考核县令，还担心百姓不富裕吗！”（《纪事本末》卷五十三记载。）
丁未日，皇帝批示：“河北、河南监牧使所管辖的土地辽阔，如果不允许他们举荐一两名属官与他们协力，恐怕难以办事。现在在京官以下各举荐一人，供奉官以下各举荐二人充当勾当公事，并计算原本资序，十数年后资历渐深，或者授予各州通判，或者本司都监，希望共同治理，早日见到成绩。”（《纪事本末》卷七十五记载。按：《编年备要》说：各监牧田，大抵都宽广平坦，被人购买占据，所以议论的人争相请求收回剩余资金，用来供给草料粮食，言利的人趁机而上，开始以增广赋税收入为务。二年，下诏清查河南、北监牧司总牧地，旧账册六万八千多顷，而今账册五万五千顷，剩余数目都隐匿在民间。从此请求将牧田赋税给百姓的人纷纷出现，而各监牧不久就废除了。《玉海》卷一百四十九记载：取总牧地河南六监三万三千顷，河南六监二万三千顷。）
乙卯日，下诏拿出奉宸库珍珠二千三百四十万颗，交给河北四个榷场出售，另外封存储备以备买马。（《纪事本末》卷七十五记载。按：宋史本纪记载拿出珍珠买马在九月乙卯日。根据《朔闰考》，这个月庚子初一，乙卯是十月十六日，九月则是庚午初一，没有乙卯日。《玉海》卷一百四十九记载：川秦入场定额市马一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洪迈《容斋随笔》说：用奉宸库珠子二千三百四十三万颗出售银钱，准备买马。）
己巳日。（《长编》卷二百十八记载：熙宁三年十二月壬申日，文彦博在资政殿对答，顾问京都等路禁军数量，于是下诏合并军额。原注：元年十月末可考。又如《长编》卷二百五十四记载：熙宁七年六月乙酉日，皇帝说：“财用如果稍微留意，那么节省的不可胜计。昨天拨并军营，合计减少军员。”原注：元年十月末，二年七月十九、十月十二日，三年三月末，都是合并军营的事。按：原文已经遗失。十月庚子初一，月末为己巳日。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三：
熙宁元年，诏诸路监司，察州兵拣不如法者按之，不任禁军降厢军，不任厢军者免为民。七月，手诏，拣诸路半分年四十五以下胜甲者，升为大分；五十以上愿为民者，听之。又云：先时陈升之建议卫兵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减请徙。从之。吕公弼上言，以为既使之去本土，又减其常廪，於人情未安，且事体甚大，难遽行也。司马光亦言其不便，曰：“在京禁军及其家属，率皆生长京师，亲姻联布，安居乐业，衣食县官日久。年四十五未为衰老，尚任征役，一旦别无罪负，削廪远徙，是横遭降配也。沙汰既多，人情惶惑，大致愁怨，虽国家既久承平，纪纲素张，此属汹汹，亦无能为。然诏书一下，万有道路流言，惊动百姓，朝廷欲务省事，复为收还，则顿失威重，向去不复可号令矣。若逐推行，则众怨难犯。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张彦之乱，此事之可鉴者。且国家竭天下之财，养长征兵士，本欲备奭边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军，坐费衣食，是养无用之兵，寘诸无用之地也。又使边陲常无事则已，异日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争求益兵。京师之兵既少，必须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广为拣选，将数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旧兵尚请衣粮，而新兵更添衣粮，是弃已教阅经战之兵，而收市井畎亩之人，本欲减冗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费而费更广，窃恐非计之得也。臣伏愿朝廷，且依旧法，每岁拣禁军有不任征战者，减充小分，小分复不任执役者，於令听其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兵籍，虚费衣粮。人情既安於所习，皆无咨怨，国家又得其力用，不为虚设。冗兵既去，大费自省，兹事系国家安危，不敢不言。”右正言李常亦言不便。从之。案：《通考》所载非十月末事，然《纪事》不载，姑附此，以备参考。）
译熙宁元年，朝廷下诏给各路监司，让他们考察州兵中选拔不符合法度的人并加以弹劾，不能胜任禁军的降为厢军，不能胜任厢军的免除军籍成为平民。七月，皇帝下亲笔诏书，选拔各路半分队中年纪在四十五岁以下能够胜任铠甲的士兵，提升为大分队；五十岁以上愿意成为平民的，准许他们。诏书中又说：先前陈升之建议卫兵中四十岁以上稍微不符合标准的人，酌情减少俸禄并调往他处。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吕公弼上书进言，认为既然让他们离开本土，又减少他们平时的俸禄，在人情上难以安定，况且这件事关系重大，难以立即实行。司马光也说这样做不合适，说：“在京师的禁军及其家属，大都在京师生长，亲戚姻亲遍布各地，安居乐业，依靠官府供给衣食已经很久了。年纪四十五岁并不算衰老，还能胜任征战服役，一旦没有罪过，就削减俸禄远调他乡，这是横遭贬谪流放。淘汰的人太多，人心惶恐疑惑，普遍产生愁苦怨恨，虽然国家长久承平，法纪向来严明，这些人闹事，也做不了什么。然而诏书一下，万一路上出现流言，惊动百姓，朝廷想要避免麻烦，再把他们召回来，就会立刻丧失威严，以后就无法再发号施令了。如果逐一推行，众人的怨恨难以触犯。梁朝分割魏博的军队导致张彦之乱，这是可以借鉴的事情。况且国家耗尽天下的财富，供养长期征战的士兵，本来是为了防备边疆，现在淮南不是用武之地，却大量屯驻禁军，白白耗费衣食，这是供养无用的士兵，把他们放在无用的地方。再说边疆常常无事也就罢了，将来如果稍有警急，主管军事的臣子，必定争相请求增加兵力。京师的士兵既然少了，就必须派遣使者四处奔走，大力招募，广泛选拔，人数将比今天多几倍。被淘汰的士兵，旧兵仍然领取衣粮，而新兵又增加衣粮，这是抛弃已经训练过、经历过战阵的士兵，而招收市井田野之人，本来想要减少冗员，结果冗兵更多，本来想要节省大笔费用，结果费用更广，私下担心这不是好的计策。臣恳请朝廷，暂且依照旧法，每年选拔禁军中不能胜任征战的士兵，减充为小分，小分中又不能胜任服役的，按照法令听任他们自便。在京师居住，只是不要让老病的人还占据兵籍，白白耗费衣粮。人心既然安于所习惯的，都没有抱怨，国家又能得到他们的力用，不成为虚设。冗兵既然去除，大笔费用自然节省，这件事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不敢不说。”右正言李常也说这样做不合适。朝廷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按：《通考》所载不是十月末的事情，然而《纪事》没有记载，暂且附在此处，以备参考。
１、十二月己亥朔，诏：“京东武卫四十二指挥并分隶河北都总管司，六指挥隶大名府路，三十六指挥分隶定州高阳关两路，分番往戍。”先是，此军本备河北戍守，近岁分屯诸路，朝廷将减缘边土兵，以省三司餽物，故有是诏。（《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东都事略蔡挺传》：挺奏：“以义勇点刺累年，虽训肄以时，而未施於征防，可以按府兵遗法，俾之分番更戍，无补所阙土兵。”诏问挺措置远近分番之法。挺即条上，以泾、渭、原、仪四州义勇分五番，番三千人，防秋以八月十五至九月罢；防春以正月十五日至三月罢，周而复始，比之募土兵省费多矣。《宋史兵志》一：高阳关两路更戍；其休番，选差兵官三人依河北教阅新法训练，仍差使臣押教。又诏京东路募河北流民，招置教阅厢军二十指挥，以忠果为额。青、郓、淄、齐州各三指挥，济、兖、曹、濮州各两指挥。又《兵志》五：诏以指挥分番者，大名府五十三为四番，真定、瀛、洛、邢、沧、定、冀、恩、赵、深、磁、相、博自三十九以及十二并为三番，德、祁、澶、棣、霸、滨、永静、永宁、怀、卫、乾宁、莫、通利自十一以及四并二番。九指挥以上者再分本番为三，教始十月，止十二月；六指挥已上者再分本番为二，教始十月，止十一月，终满一月罢遣。帝尝问陈升之曰：“侯叔献言义勇上番何如？”王安石曰：“此事似可为，但少须年岁间议之。”升之曰：“今募兵未已，且养上番义勇，则调度尤不易。”安石曰：“言募兵之害虽多，及用则患少，以兵与民为两途故也。”）
２、庚戌，种谔自随州安置复西京左藏库副使、商州都监。（《长编》卷二百十六：熙宁三年冬十月甲子，诏种谔赴阙。初，谔自随州安置复西京左藏库副使、商州都监。会谔丁母忧。原注：谔初复官，已见元年十二月十二日。又卷二百十七：熙宁三年十一月癸卯，谔复皇城使。原注：云：元年，除西京左藏使、商州都监。丁母忧，不拜。今据辑此。案：谔降四官，随州安置，在二月丙辰日。陈桱《通鉴》於十二月书诏谔随州安置，恐误。盖以谔复官之日为谔责降之日也。）
３、赐夏国嗣子秉常诏曰：“朕肇膺皇惓，奄宅万邦，凡抚远人，必推大信，乃顾西陲之守，实殚累世之忠。爰自近年颇隳故矩，以至间令首领，诱害边臣，浸远宪度之常，自绝贡输之路。才行诘问，忽报凶哀，而能惩事以谢愆，沥哀而请命。今方罹於荼毒，当曲示乎慰存，乃复羁送罪酋，载驰使介。愿坚诚节，规欲自新。今又奉表及已禀从圣旨，归纳塞门、安远二寨，仍乞别进誓文，永遵臣礼。详览来情，朕甚嘉之。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册，并以绥州给还，所有岁赐，自封册后，并依旧例。”薛宗道既得罪，秉常更遣都罗重进来言曰：“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而反教夏国之人叛其君，何哉？”朝廷乃罢分赐酋豪之议，止令归纳二寨，还以绥州。重进凡三往反议之，於是始奉表听从，故朝廷答秉常诏，许行封册，然犹未遣使也。（《纪事本末》卷八十三。）
４、壬子，韩绛建议讲求和籴利害。（《长编》卷二百八十四：熙宁十年八月乙丑，诏陈安石乘传同转运司讲求和籴利害。原注：绛始建议，在熙宁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是月己亥朔，十四为壬子日。案：《宋史·食货志》上三云：神宗即位，京师米有馀蓄，命发运司损和籴数五十万石，市金帛上京，储之榷货务，备三路军须。未载韩绛议。惟《志》后又云绛复建议。）
５、癸丑，诏选人以淹滞被举内该磨勘者，听引见与京官，馀依试身。言书判人注官，被举者凡三十七人，权夔州察推官蒲宗孟在焉。治平间，宗孟尝上书言水灭地震，语斥大臣及宫禁官寺。既引见，上识其姓名曰：“是尝言水灭地震者邪！”於是宗孟又言：“向者大臣为法，以节约进士、经生之数，举天下而计之，三年之间，率常数千万人而取三四百也。又裁减任子之令，
译十二月己亥初一，下诏说：“京东路武卫四十二个指挥，全部分别隶属于河北都总管司；其中六个指挥隶属于大名府路，三十六个指挥分别隶属于定州路和高阳关路，分批次前往戍守。”在此之前，这支军队原本是为了河北的戍守而准备的，近年分驻在各路，朝廷打算减少沿边的土兵，以节省三司的物资供应，所以有了这道诏令。
庚戌日，种谔从随州安置复任西京左藏库副使、商州都监。
赐给夏国嗣子秉常的诏书说：“我刚刚承受皇位，统御万邦，凡是安抚远方的人，必定推行最大的诚信，于是顾念西陲的守卫，确实竭尽了累世的忠诚。自从近年颇违旧规，以至于偶尔让首领诱害边臣，逐渐背离法度的常规，自己断绝了进贡的道路。刚进行责问，忽然报告凶丧，而能因事惩戒以谢罪，倾诉哀痛而请求宽恕。现在正遭受苦难，应当格外表示慰问安抚，于是又拘送罪首，派遣使者往来。希望坚守诚节，打算自我革新。现在又奉上表章，表示已听从圣旨，归还塞门、安远两座寨，仍然请求另进誓文，永远遵循臣子的礼节。详细阅览来意，我非常赞赏。等到誓表到达时，就派遣使者封册，并把绥州归还，所有的岁赐，从封册之后，都依照旧例。”薛宗道获罪后，秉常又派遣都罗重进来进言说：“皇上正以孝道治理天下，反而教唆夏国人背叛他们的君主，为什么呢？”朝廷于是停止了分赐酋豪的提议，只命令归还两座寨，把绥州归还。都罗重进总共三次往返商议，于是才奉上表章听从，所以朝廷答复秉常的诏书，允许进行封册，但还没有派遣使者。
壬子日，韩绛建议讲求和籴的利弊。
癸丑日，下诏选拔因淹滞而被举荐且符合磨勘条件的人，允许引见授予京官，其余依照试身。言书判人注官，被举荐的共三十七人，权夔州察推官蒲宗也在其中。治平年间，蒲宗孟曾上书谈论水灾地震，言语斥责大臣及宫禁官寺。引见时，皇上认得他的姓名说：“这就是曾经谈论水灾地震的人吗！”于是蒲宗孟又说：“先前大臣制定法令，以节约进士、经生的数量，举天下计算，三年之间，通常有数千万人而只取三四百人。又裁减任子的法令，
期岁而补者增而为三岁，三岁者增而为再郊。三丞告老之泽，十八道使者迁任之宠，例皆寝罢，大较比旧每岁已有千馀人不占仕籍矣。入仕之难既如此，既仕之后又多为不可进之格以沮之，故举职官之令行，而京官岁损者常百馀员，朝廷犹以为未也。召见引对之际，又不用铨筦正律，不存祖宗故事，与夺无准，出於临时，使天下有偶失之叹。今年六月己未之诏，（案：此诏，《纪事本末》失载，文已佚，无可考证。） 又令天下通判不得举京官，转运判官亦减其当举之数。甚者又有增年迁秩之法，正郎限员之令，仕官而有可止之时，则人之为善，有可止之心矣。方今所贵而宠用者，进士一科。以进士言之，使天下之仕者率三十而得京官，比及引年之日，不过为陛下中行郎中耳。然而其间几何而至此，其补奏而得仕、诵书而得入官者，又岂人人四十而尽京官邪！治平之法，减京官以举职官，使京朝官以上四年而磨勘。持此之术而行之十年，仕路自清，吏员自少，五六十年之弊，欲一日去之不亦遽乎！”（《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译服丧期满补官的年限由一年增加到三年，三年的又增加到两次郊祀。三位丞相传授恩泽的惯例，十八道使者升迁任用的宠遇，按例都停止施行，大致相比过去，每年已有千余人不再占据官职名册了。入仕的困难既然这样，入仕之后又多用不能晋升的资格来阻挠他们，所以颁布举荐职官的法令，而京城官员每年减少的常常有一百多人，朝廷还认为不够。在召见应对的时候，又不使用铨选管理的正常法规，不保留祖宗的旧例，任免没有标准，出于临时决定，使天下人有偶然失误的感叹。今年六月己未日的诏书，又命令天下的通判不得举荐京官，转运判官也减少他们应当举荐的名额。更严重的还有增加年龄晋升官阶的法令，正郎限制员额的命令，做官而有可以停止的时候，那么人们行善，就有可以停止的心思了。当今所重视而宠信任用的，只有进士这一科。以进士来说，让天下的做官者普遍三十岁得到京官，等到按年龄退休的时候，不过是陛下手下的中等郎中罢了。然而其间经过多少年才达到这个地步，那些通过补奏而做官、通过读书而入仕的人，又难道人人四十岁都能成为京官吗！治理太平的法度，减少京官来举荐职官，使京朝官以上每四年考核一次。用这种方法实行十年，做官的途径自然清明，官吏人员自然减少，五六十年形成的弊端，想要一天内去除它，不也太急促了吗！
６、乙卯。（《长编》卷二百十一：熙宁三年五月庚戌，诏武臣诸州未立定合兼钤辖州军，除知州带经略。原注：元年十二月乙卯可参照。案：原文已佚。）
７、丙辰，诏：“夏国杀杨定人等李崇贵、韩道喜并免决，崇贵刺配洪州，道喜编管庐州。”己未，夺杨定出身已来文字，籍没田宅，子仲通，（案：《宋史·夏国传》：定子仲通亦被虏去。） 广南编管。定左右卖国，朝廷初不知，既被杀，又赠官。及崇贵等至，事乃露，故有是命。（《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宋史·夏国传》云：李崇贵言杨定奉使谅祚，尝拜称臣，且许以归沿边熟户，谅祚遗之宝剑、宝鉴及金银物。及归时，上其剑、鉴而匿其金银，言谅祚可刺，帝喜，擢知保安军。故夏人以为卖己，杀之。至是事露，帝乃薄责崇贵而削定官，没其田宅。）
８、庚申。（《长编》卷二百二十二：熙宁四年四月癸酉，诏天下军器，除三路缘边已差官阅视，其他路令转运逐州选官相验，运副、运判，分指逐州督趣。原注：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年三月九日。案：原文已佚。）
９、乙丑，韩琦判大名府，降手诏听便宜从事。（《纪事本末》卷六十三。案：安阳集《魏公家传》云：七月，公以凡处置多为执政沮难，不得如志，又边事向宁，乃以疾求罢。因奏曰：“陛辞之日，亲奉德音，候西事稍宁，即令臣卻知相州，愿全旧恩，使均劳逸。”章六七上，不许。乃召忠彦上殿，令驰驿往彼慰谕，及询访边事。忠彦回，又附表恳诉之，乃召复知相州，仍令赴阙朝觐。公时冒大暑至都，上见公形容黧瘁，惊叹久之，乃曰：“不知侍中实曾不安，始疑讬以为辞，自此须且速就安养。”公退而喜曰：“相州始可必矣。”陛辞之日，上从容访问政事，公因条陈，用人当辨邪正，为治之本，莫先於此。上又谓公云：“谁可属国？”公引元老一二人，凡所以裨圣德者甚多。上曰：“侍中之龟鉴，朕敢不从。”公至相州数月，上遣御药院内侍刘有方斋手诏曰：“地震河朔，涉秋冬未止，川防溃决，里民流离，朕甚惕然。朕尝虚上宰之位，伫卿之还，虽岁月一易，犹恐未欲轻去乡里。且大名为天下喉襟之地，相去止数舍间，人情未为不乐也。将欲除卿西路安抚使，故驰一介之使以谕朕意，苟勉而祗命，则朝廷岂有北顾之忧哉！”公奏曰：“君之使臣，当即降命，而先驰使指，委曲为谕，此乃陛下仁恤老臣，过示优礼。然臣方得守乡郡，陛辞之日，陛下矜臣状貌，知其未安，许臣亟赴本任。今到任未及百日，恐未能辄当烦重，况当此大异之后，正在朝廷加意拯救，凡有措置，须假应副。若复如陕西，一皆沮而不行，必上误圣寄。”十二月，复降手诏曰：“已除卿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抚使，仍听便宜从事，苟朝廷有可应副，朕当力为主张。今差御药院内侍李舜举斋敕赐卿，宜即祗受。”公再辞不许，遂之任。公以河朔沿边次边及近悰以来州军乡村人户，自去年秋冬以来，将带老小、车乘、衣装、钱物过黄河南去，称昨经灭伤，往唐、邓、许、汝间，许买田土居住，至今未绝。自来朝廷累令州县存恤赈济，兼去年夏秋残零，税赋租课，并已倚阁，及住催贷粮，不差夫役，又有赊籴常平仓斛斗，支俵麦钱，非不周至。况上件人户，各有行装次第，且非寒饿不能自存之人。时间听信奸人扇摇，轻去父母坟墓，与乡里骨肉离散。近奉朝旨，振济许从便宜，乃分遣官於诸桥渡晓谕，计口给券，令还乡里，至则又以粮贷之。兼并之家，乘时贱市流民田者，皆先令还地，宽以岁月，归厥值。朝廷以大名府路彊壮元额一万三千一百馀人，今管五千七百馀人，令具不补因依以闻。公奏曰：“河北彊壮，自庆历二年拣刺义勇之时，下等短弱之人，并退充賸员彊壮，於帐内别项椿管，至今近三十年，州县以退下人数，更不差填。今一路久罹灭困，非是添补彊壮之时，愿罢取索，以安众心。”从之。保州
译6、乙卯日。（《长编》卷二百十一记载：熙宁三年五月庚戌日，下诏规定武臣中各州尚未确定应兼任钤辖的州军，除知州外兼领经略使。原注：元年十二月乙卯日可参照。按：原文已散佚。）
7、丙辰日，下诏说：“西夏杀害杨定等人，李崇贵、韩道喜一并免除死刑，李崇贵刺配洪州，韩道喜编管庐州。”己未日，剥夺杨定自获得出身以来的所有文书，没收其田宅，其子杨仲通，（按：《宋史·夏国传》记载：杨定的儿子杨仲通也被俘虏。）编管广南。杨定左右亲信出卖国家，朝廷起初并不知晓，杨定被杀后，又追赠官职。等到李崇贵等人到来，事情才暴露，因此有这道诏令。（《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按：《宋史·夏国传》说：李崇贵说杨定奉命出使谅祚，曾经拜称臣下，并且许诺归还沿边熟户，谅祚赠送他宝剑、宝鉴以及金银财物。等到杨定回国时，上交了剑、鉴而私藏了金银，并说谅祚可以刺杀，皇帝很高兴，提拔他担任保安军知军。所以西夏人认为他出卖了自己，杀了他。至此事情暴露，皇帝才轻责李崇贵而削去杨定的官职，没收其田宅。）
8、庚申日。（《长编》卷二百二十二记载：熙宁四年四月癸酉日，下诏全国军器，除三路沿边已派遣官员阅视外，其他各路令转运使逐州选派官员相验，转运副使、转运判官，分别指派逐州督促。原注：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年三月九日记载。按：原文已散佚。）
9、乙丑日，韩琦判大名府，降下手诏听任他根据情况灵活处理事务。（《纪事本末》卷六十三。按：《安阳集·魏公家传》记载：七月，韩公因为各种处置多被执政官员阻挠，不能如愿，加上边境事务趋向安宁，于是以生病为由请求罢免。于是上奏说：“辞别陛下的那天，亲自奉承圣旨，说等西边战事稍安，就让我回任相州知州，希望保全旧恩，使劳逸均等。”奏章上了六七次，不被允许。于是召见韩忠彦上殿，命令他乘驿马前往那里慰谕，并询问边境事务。韩忠彦回来，又附表恳切诉说，于是召韩公复任相州知州，仍命令他到京城朝觐。韩公当时冒着酷暑到达都城，皇上看见韩公面容憔悴，惊叹了很久，于是说：“不知道侍中确实身体不适，起初怀疑是托辞，从此必须尽快去安养。”韩公退下后高兴地说：“相州之任终于可以确定了。”辞别陛下的那天，皇上从容询问政事，韩公于是条陈，用人应当辨别邪正，治理国家的根本，没有比这更优先的。皇上又对韩公说：“谁可以托付国家？”韩公引荐了一两位元老，凡是用来辅助圣德的话很多。皇上说：“侍中的借鉴，朕怎敢不听从。”韩公到相州几个月，皇上派遣御药院内侍刘有方斋戒手诏说：“河朔地区地震，经历秋冬没有停止，河堤溃决，百姓流离失所，朕非常忧虑。朕曾经空出上宰的位置，等待卿回来，虽然岁月更替，还担心你不愿轻易离开故乡。况且大名是天下咽喉之地，距离相州只有几舍，人情并不觉得不乐意。想要任命卿为西路安抚使，所以派遣使者来传达朕的意思，如果勉强接受命令，那么朝廷岂有北顾之忧呢！”韩公上奏说：“君主派遣臣子，应当立即下达任命，而先派遣使者传达旨意，委婉地告知，这是陛下仁恤老臣，过分表示优待。然而臣刚刚得以守卫家乡郡县，辞别陛下的那天，陛下怜悯臣的状貌，知道臣身体未安，允许臣尽快赴任。现在到任不到百日，恐怕不能立刻承担烦重的职务，况且在大灾之后，正在朝廷加意拯救的时候，凡是有措施，必须借助应副。如果又像陕西那样，一概阻挠而不实行，必定会耽误圣上的托付。”十二月，又降下手诏说：“已任命卿判大名府，充任河北路安抚使，仍听任便宜行事，如果朝廷有可以应副的，朕当极力主张。现在派遣御药院内侍李舜举斋戒敕书赐给卿，应当立即接受。”韩公再次辞谢不被允许，于是赴任。韩公认为河朔沿边、次边以及近畿以来的州军乡村人户，自去年秋冬以来，带着老小、车马、衣装、钱物渡过黄河南去，声称曾经遭受灭顶之灾，前往唐、邓、许、汝之间，允许购买田土居住，至今没有断绝。历来朝廷多次命令州县存恤赈济，加上去年夏秋收成残损，税赋租课，都已经倚阁，并且停止催征借贷粮食，不派遣夫役，又有赊买常平仓粮斛，支给麦钱，并非不周到。况且上述人户，各有行装次第，并且不是寒饿不能自存的人。只是暂时听信奸人煽动，轻易离开父母坟墓，与乡里骨肉离散。近来奉朝旨，赈济允许便宜行事，于是分派官员在诸桥渡晓谕，按口发给凭证，令其返回乡里，到达后又以粮食借贷给他们。兼并之家，趁时低价购买流民田地的，都先令归还土地，宽限岁月，归还其价值。朝廷因为大名府路彊壮元额一万三千一百多人，现在管辖五千七百多人，命令具报不补充的原因上报。韩公上奏说：“河北彊壮，自庆历二年挑选刺字义勇之时，下等短弱之人，都退充剩员彊壮，在账内别项椿管，至今将近三十年，州县以退下人数，不再差填。现在一路长期遭受灭顶之困，不是添补彊壮的时候，希望罢取索，以安众心。”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保州
自嘉祐以来，议欲修展关城，至是刘几复乞展筑，朝廷终以张皇引惹难之。公奏曰：“保州闻欲展城，军民莫不欣喜，况雄州、高阳关皆尝修展，不闻引惹。既非创筑，於虑誓无嫌，愿亟城之。”从之。又案：《家传》所载公以河朔云云，至“亟城之，从之”，皆二年事，《纪事本末》不录。然此皆魏公在大名时之事迹，今附初判大名下以备考。又案：《安阳集》载《魏公辞免河北四路安抚使劄子》云：臣伏蒙圣慈，特差中使刘有方斋来诏赐臣，以地震河朔，涉秋冬未止，川防溃决，里民流离。且大名为天下襟喉之地，将以授臣，兼欲除臣河北四路安抚使。及有方口传宣旨，亦如诏意者。惟君使臣，当即降命，而先驰使指，委曲为谕者，此乃陛下加礼老臣，过示仁恤。且虑犬马之诚，或有所蕴，庶几得以自达也。幸甚！幸甚！窃念臣昨以夏秋久疾，不能当西帅之重，累具奏牍，披沥血恳，方得还守乡郡。陛见之日，陛下矜臣状貌，知其未安，故许臣亟赴本任。臣今藏府虽稍宁息，然肌骸依然虚劣，近复气攻左臂，举动颇艰，神识眊然，饮食殊减，见多方调理，未得痊平。况到任未及百日，方谐保养，若遽然又当烦重，则臣衰老如此，精力有限，虽欲继之以死，实恐有误国家。惟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若容臣更养疾三五月间，俾其气体渐完，始降成命，则臣奉承圣寄，或可勉彊。臣又念昨在陕西，当羌人绝好边鄙用兵之际，凡有处置，朝臣尚动加沮诘，不甚应副孤危，自视无所施设，赖陛下神明垂照，方获善退。比来河朔地震水灭之后，生民失业，人情震骇，妖异仍作，近古未有，全在朝廷加意轸虑，多方拯济，则可以纾一方之患，岂但徙臣北京，便为消伏之策！至於朝廷合与应副之事，若复似陕西，一皆沮而不行，则陛下虽得命世大贤，使当此任，料亦不能少济。矧臣素禀愚朴，何以胜其大责哉！唯陛下深鉴前事，无俾老臣重居有过之地，兼河北定州、真定府、瀛州三路，从来朝廷谨择帅臣，得以专制，盖凡百耳目相接，易为裁处。今若又置四路安抚使以总之，则恐徒翻空文，使逐处愈难承禀，故昔日程琳、陈执中知其无益，并曾辞免，只当大名一路，朝廷悉从其请，如陛下俟臣稍康，必徙臣於北都，臣亦乞如程琳、陈执中例，只充一路安抚。所贵事不务於虚名，职可修於实效。又《第二劄子》云：臣伏蒙圣慈，特差中使李舜举斋赐臣诏敕，及传宣抚问就差臣大名府，充河北安抚使，仍听便宜从事者。臣衰病馀生，赖陛下大恩，得假守乡里，以遂调养，甫及百日，殊未补复，而陛下以北道继有地震水灭之患，不以臣无状付此重寄。臣上体圣意，丁宁训谕，当彊率疲劣，不敢再有诉免，然前者刘有方回，臣已附奏定州、真定府、高阳关三路，唯朝廷谨择帅臣，使得专制，职事耳目相接，易为裁处。故昔日程琳、陈执中任大名府，亦曾差充河北路安抚使，寻以此辞避，遂只当大名一路。若将来徙臣北京。亦乞如程琳、陈执中之例，臣今卻授敕充河北一路安抚。且臣昨所陈请，盖欲朝廷不崇虚名，使逐路各展实效，庶几不误朝廷虚置。兼臣自去年疾病之后，精神顿觉减耗，不类日前，若忝窃权任，不自量力，卻致旷败。虽陛下以重责加臣，何益国事。欲望睿明照此，别赐指挥，许臣只充大名府路安抚，以安愚分。臣今见交割相州公事与通判讫，且在本州，候得俞旨进发。）
译自嘉祐年间以来，朝廷商议想要修缮扩建关城，到这时刘几复请求扩建修筑，朝廷最终因为担心张扬声势会招致敌国挑衅而难以决断。公上奏说：“保州听说要扩建城墙，军民无不欣喜，况且雄州、高阳关都曾修缮扩建，也没有听说招致挑衅。既然不是新建城墙，在顾虑盟誓方面没有嫌疑，希望尽快修筑城墙。”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又查：《家传》所载公以河朔……直到“尽快修筑城墙，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都是元祐二年的事，《纪事本末》没有收录。然而这些都是魏公在大名府任职时的的事迹，现在附在初次判大名府之下以备查考。又查：《安阳集》记载《魏公辞免河北四路安抚使札子》说：臣恭敬地承蒙圣上慈爱，特意派遣中使刘有方带着诏书赐予臣，因为河朔地区发生地震，从夏天到秋天没有停止，河防溃决，百姓流离失所。而且大名府是天下的要害之地，将要授予臣，并且打算任命臣为河北四路安抚使。等到刘有方口头传达圣旨，也与诏书的意思相同。只是君主派遣臣下，应当立即下达命令，而先派遣使者指示，委婉地晓谕，这是陛下对老臣加礼，过分地显示仁爱与体恤。并且担心臣像犬马一样的忠诚，或许有未能表达的意思，希望借此得以自我陈述。非常荣幸！非常荣幸！私下想到臣去年夏秋季节久病，不能担当西面主帅的重任，多次上奏章，剖白沥血恳求，才得以返回家乡郡县任职。觐见陛下那天，陛下怜悯臣的状貌，知道臣身体尚未安适，所以允许臣尽快赴任。臣现在内脏虽然稍微安宁，但肌肉骨骼依然虚弱，近来又气攻左臂，行动颇为艰难，精神昏沉，饮食大大减少，现在多方调理，未能痊愈。况且到任不到一百天，刚刚调养好，如果突然又担当烦重的职务，那么臣衰老如此，精力有限，虽然想以死继之，实在恐怕有误国家大事。只有陛下天地父母般的恩情，如果允许臣再养病三五月间，使身体逐渐恢复，然后下达成命，那么臣奉承圣上的寄托，或许可以勉强胜任。臣又想到去年在陕西，正当羌人断绝友好、边境用兵的时候，凡是有所处置，朝臣尚且动不动加以阻挠诘问，不大应援孤危的处境，自视无所施展，依赖陛下神明垂照，才得以妥善退兵。近来河朔地震水灾之后，百姓失去生计，人心震骇，妖异接连发生，近代少有，全在朝廷加意忧虑，多方救济，才可以缓解一方的祸患，难道只是把臣调任北京，就能成为消伏祸患的策略吗！至于朝廷应当应援的事，如果又像陕西那样，一概阻挠而不实行，那么陛下即使得到当世大贤，让他担当此任，料想也不能稍有补益。何况臣向来禀性愚钝朴实，怎么胜任这重大的责任呢！希望陛下深刻鉴察前事，不要让老臣再次处于有过失的地位，况且河北定州、真定府、瀛州三路，向来朝廷谨慎选择帅臣，得以专断处理，因为凡是耳目相接，容易裁处。现在如果又设置四路安抚使来总领，那么恐怕只是空翻文书，使各处更加难以承禀，所以过去程琳、陈执中知道这没有益处，都曾辞免，只担任大名一路，朝廷全部听从他们的请求，如果陛下等臣稍好，必定把臣调任北都，臣也请求像程琳、陈执中那样，只担任一路安抚使。所贵在事情不追求虚名，职务可以修于实效。又《第二札子》说：臣恭敬地承蒙圣上慈恩，特意派遣中使李舜举带着诏敕赐予臣，并且传达宣抚慰问，就地任命臣在大名府，充任河北安抚使，仍然听任便宜行事。臣衰病余生，依赖陛下大恩，得以暂守家乡，以遂调养，刚满一百天，完全未能恢复，而陛下因为北道接连有地震水灾之患，不以臣无状托付这重寄。臣上体圣意，叮咛训谕，应当勉强率领疲劣之身，不敢再有诉免，然而先前刘有方回来，臣已附奏定州、真定府、高洋关三路，只有朝廷谨慎选择帅臣，使得专断处理，职事耳目相接，容易裁处。所以过去程琳、陈执中任大名府，也曾差充河北路安抚使，随即以此辞避，于是只担任大名一路。如果将来调任臣到北京，也请求像程琳、陈执中的例子，臣现在却授敕充河北一路安抚。况且臣昨天所陈请，是想要朝廷不崇尚虚名，使各路各自施展实效，希望不至于误朝廷虚置。兼臣自去年疾病之后，精神顿时觉得减耗，不像从前，如果忝窃权任，不自量力，却导致旷败。虽然陛下以重责加臣，对国事有什么益处。希望睿明照此，另赐指挥，允许臣只充大名府路安抚，以安愚分。我现在已经交割相州公事与通判完毕，暂且在本州，等候得到圣旨后出发。
１０、权河北监牧使崔台符言：“应牧地民户已占佃者，乞并令具所出租税，自今尽归本司支用。”从之。（《纪事本末》卷七十五。）
１１、是月，王韶管傒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长编》卷二百二十八：熙宁四年十二月戊辰，密院进呈部奏。原注：韶作机宜，） 乃元年冬，被诏相度招抚，乃二年七月。（案：《长编》原注不系日月，辑附十二月末。原注文简，取《宋史》本传增辑数字。宋史《王韶传》云：韶试制科不中，客游陕西，访采边事。熙宁元年，诣阙上《平戎策》三道，其略以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夏人比年攻青唐，不得克，万一克之，必并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间，牧马於兰、会，断古渭境，尽服南山生羌，西筑武胜，遣兵时掠洮、河，则陇、蜀诸郡当尽惊扰，瞎征兄弟其能自保邪？今武威之南，至於洮、河、兰、鄯，皆故汉郡县，所谓湟中、浩亹、大小榆、栀罕，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幸今诸羌瓜分，莫相统一，此正可合肥兼之时也。诸种既服，则河西李氏在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孙，瞎征差盛，为诸羌所畏，若招谕之，使居武胜或渭源城，使纠合宗党，制其部族，习用汉法，异时族类虽盛，不过一延州李士彬、环州慕恩耳。为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无所连结，策之上也。”神宗并其言，召问方略，以韶为管傒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五云：王韶取熙河，《国史》以为尝游侠陕西，采访边事，遂诣阙上书。偶读《晁以道集》与熙河钱经略书云：熙河一道，曹南院弃而不城者也，其后夏英公喜功名欲城之。又其后一王长官韶者，薄游阳翟，偶见《英公神道碑》所载云云，遂窃以为策以干丞相。时丞相是谓韩公，视王长官者稚而狂之。若河外数州则又王长官弃而不城者也，彼木征之志不浅，鬼章之睥睨尤近而著者，陇拶似若无能，颇闻有子存，实有不可不惧者。此书盖是元祐初年，然则韶之本指乃如此。予修史时未得其说也。《英公碑》，王岐公所作，但云尝上十策，若通唃厮啰之属羌，当时施用之，馀皆不书，不知晁公所指为何也。）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四
神宗
△熙宁二年（己酉，一○六九）
１、正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己巳朔。） 乙酉，枢密院进一。（案：此上有脱误。） 减住营尚多，而驱策之方犹少，但如种古之徒已不获自尽。（《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２、辛卯，知同州赵尚宽、知唐州高赋、知齐州王广渊，条奏置义仓事，上批近诏齐、唐等郡，讲求修复社仓，且图经久之法。知陈留县苏涓亦言：“臣所领邑，最为近畿，谨为天下郡县倡率，劝谕百姓置义仓，以备水旱。条上措置事：户第一等出粟二石，第二等一石，第三等五斗，第四等一斗五升，第五等一斗，麦亦如之。村有社，社有仓，仓置守者，耆为输纳，县为籍记。岁丰则量其数以入，岁凶则量其数以出。停藏久则又为借贷之法，使新陈相登；多寡不一则又为通融之法，使彼此相辅。”上曰：“陈留辅邑，耳目不远，可且听其施行，徐访利害。”涓又言义仓五事，并论臣僚所言未便者十二事，可行者五。诏除一事，每值饥荒，借贷与被灭户种粮未便，除放仍责以二三年限还纳，可令中书更详度外，馀并且依所奏施。又诏曾公亮曰：“近王广渊於齐州创置义仓，已劝粟十万馀石，若渐可成就。今广渊罢去，当得人继守其事，可特诏广渊举知州一人。”（《纪事本末》卷七十三。案：《宋史王广渊传》不载广渊置义仓事，而载乞留本道钱贷贫民事。《食货志》则云河北转运司傒当公事王广廉尝奏於陕西转运司私行青苗，是乞留钱贷民者广廉，非广渊也。《宋史》无广廉传，盖误合廉、渊二人之事为一。时广渊由齐州改京东转运，三年五月丁巳由京东迁河东，未尝至陕西，至陕西者，广廉。《宋史·食货志》所载犹
译10、河北监牧使崔台符上言：“凡是牧地中百姓已经占据耕种的，请求让他们全部缴纳所租种的田税，从今以后全部归本司支取使用。”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纪事本末》卷七十五。）
11、这个月，王韶担任管勾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长编》卷第二百二十八：熙宁四年十二月戊辰，枢密院进呈部奏。原注：王韶担任机宜文字，）其实是熙宁元年冬天，接到诏令去相度招抚，那是熙宁二年七月。（案：《长编》原注没有注明日期，辑录时附在十二月末。原注文字简略，选取《宋史》本传增补了几个字。《宋史·王韶传》说：王韶参加制科考试没有中第，客居游历陕西，探访采集边防事务。熙宁元年，到朝廷献上《平戎策》三道，其大略认为：“西夏可以攻取。想要攻取西夏，应当先收复河、湟地区，这样西夏人就会有腹背受敌的忧患。西夏近年攻打青唐，不能攻克，万一攻克了，必定会合兵向南，大肆掠夺秦、渭之间，在兰、会放牧战马，切断古渭边境，完全降服南山生羌，向西修筑武胜城，派遣军队时常掠夺洮、河地区，那么陇、蜀各郡将会全部惊扰，瞎征兄弟还能自保吗？现在武威以南，直到洮、河、兰、鄯，都是汉朝旧有的郡县，所谓湟中、浩亹、大榆、小榆、栀罕，土地肥沃，适宜种植五谷的地方就在那里。幸好现在各羌族分裂，不能相互统一，这正是可以合并兼并的时候。各羌族既已降服，那么河西李氏就在掌握之中了。况且唃氏子孙中，瞎征比较强盛，被各羌族所畏惧，如果招抚劝谕他，让他居住武胜或渭源城，让他纠合宗族党羽，控制他的部族，习惯使用汉法，将来族类虽然强盛，也不过是一个延州李士彬、环州慕恩罢了。作为汉朝的辅助力量，并且使西夏人没有可以连结的对象，这是上策。”神宗赞同他的话，召问方略，任命王韶为管勾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五说：王韶攻取熙河，《国史》认为他曾经游侠陕西，采访边防事务，于是到朝廷上书。偶然读到《晁以道集》中与熙河钱经略的信说：熙河一道，是曹南院放弃而不筑城的，后来夏英公喜欢功名想要筑城。再后来有一个叫王韶的长官，浅薄地游历阳翟，偶然看到《英公神道碑》所记载的这些话，于是窃取作为策略来求见丞相。当时的丞相是韩公，看待王长官像幼稚而狂妄的人。如果河外数州又是王长官放弃而不筑城的，那么木征的志向不浅，鬼章的窥伺尤其近而明显，陇拶似乎没有能力，颇听说有儿子存在，实在有不可不惧怕的地方。这封信大概是元祐初年的，那么王韶的本意就是这样。我修史时没有得到这种说法。《英公碑》，是王岐公所作，只说曾经献上十策，如果通晓唃厮啰所属的羌族，当时施用了，其余都不记载，不知道晁公所指的是什么。）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四
神宗
△熙宁二年（己酉，1069年）
1、正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推考》：这个月己巳初一。）乙酉日，枢密院进呈。（案：此处上面有脱漏错误。）减缩驻营还很多，而驱使调遣的方法还很少，只是像种古这样的人已经不能自我保全了。（《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2、辛卯日，同州知州赵尚宽、唐州知州高赋、齐州知州王广渊，分条上奏设置义仓的事，皇帝批示近来的诏令齐、唐等郡，讲求修复社仓，并且谋求长久的办法。陈留县知县苏涓也说：“我所管辖的县，最靠近京城，谨为天下郡县倡导表率，劝谕百姓设置义仓，以预备水旱灾害。分条上奏处置的事：第一等户出粟二石，第二等户一石，第三等户五斗，第四等户一斗五升，第五等户一斗，麦子也这样。村有社，社有仓，仓设置看守的人，由乡老负责输纳，县里登记造册。年成丰裕就估量数量存入，年成凶荒就估量数量取出。存放久了又制定借贷的方法，使新粮陈粮相互轮换；多少不一又制定通融的方法，使彼此相互辅助。”皇帝说：“陈留是辅佐京城的县邑，耳目不远，可以暂且听任施行，慢慢访查利弊。”苏涓又说义仓五件事，并论述臣僚所说的不便利的十二件事，可行的五件。诏令除去一件事，每逢饥荒，借贷和给被灾户种子粮不便利，免除后仍责成在二三年内归还，可让中书省再详细考虑外，其余暂且都依照所奏施行。又诏令曾公亮说：“近来王广渊在齐州创设义仓，已经劝募粟十万多石，如果逐渐可以成功。现在王广渊离任，应当得到人继续坚守这件事，可特别诏令王广渊举荐一个知州。”（《纪事本末》卷七十三。案：<宋史·王广渊传>不记载王广渊设置义仓的事，而记载请求留下本道钱贷给贫民的事。<食货志>则说河北转运司傒当公事王广廉曾经上奏在陕西转运司私自实行青苗法，是请求留下钱贷给百姓的是王广廉，不是王广渊。<宋史>没有王广廉传，大概是误将廉、渊二人的事合为一。当时王广渊由齐州改任京东转运使，三年五月丁巳日由京东迁任河东转运使，未曾到陕西，到陕西的是王广廉。<宋史·食货志>所记载的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