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四

译朱勔的仪容气度、服饰用品，都模仿皇帝的规格；他的田产房屋，横跨连接多个州县。这就是所谓分支比主干粗、小腿比大腿粗，对国家没有好处，是百姓忧愁怨恨、士大夫愤慨痛心并咬牙切齿的原因。朱勔的大恶如此，天地都不能容忍，但他却仍然安然住在宅第里，竟然没有丝毫指斥，怎么能够惩戒不法行为并彰显法典宪章呢？恳请陛下英明决断，赐给他死刑，没收他的财产。凡是朱勔所引荐任用的人，全部罢免，以慰天下人的公意。朱勔作为一个市井小人，却被授予象征将帅权力的旄钺，与有重大功劳的将相同等。他的子侄中担任承宣、观察使等官职的有好几人，仆役也能担任横行等武官，陪嫁妾室也有封号，玷污侮辱了名位和器物，朝廷内外都不平。

（按：《靖康要录》中这是另一篇奏章，与前一篇同日上奏，这里仅节录了几句话。而《靖康要录》记载其全文说：臣曾经议论朱勔放归田里，处罚与罪行不相称，没有蒙受施行。臣再为陛下详细列举他的罪恶。朱勔是个市井小人，起初凭借巨额财富结交权贵，进奉花石以及制造御前物品，前后十年，侵蚀消耗御府及东南的财物，无法计算。凡是进奉的物品，都强行夺取士人和百姓的财物，不曾支付代价；制造物品，则州县的财力因此耗尽，所献的物品价值不到万分之一，其余都被他窃取以自肥。等到他分派权幸之人去谋求恩宠，所以朱勔被授予旄钺，与有重大功劳的将相等同。子侄中担任承宣、观察使的有好几人，下至仆役也担任横行等职，陪嫁妾室也有封号，玷污名器，朝廷内外不平。朱勔与他的儿子朱汝功、朱汝贤，各自建立门户，招揽权势、买卖官爵，上自侍从官直到省寺官员，下则监司直到州县长吏属官，通过他们父子而晋升的人很多。贿赂公行，他们家门前像市场一样热闹，废置任免，容易得像翻手掌一样。于是使得讲究道义的人，不敢追求官职，因为朱勔所引荐任用的人遍布朝廷内外。朱勔的田产，横跨州县，每年收取租税十余万石。豪华宅第和名园，几乎占了吴郡的一半，都是从士人和百姓手中夺取的，地方长官为他所用，没有人敢怎么样，人人含冤，痛入骨髓，这就是像大猪长蛇一样接连吞食百姓的人。近来他曾引荐赵霖建造三十六浦闾以及浙西园田，驱使两浙安居乐业的百姓，兴办必定不能成功的劳役，白白耗费壮丁，忧患波及下户。当时天气寒冷，在风雨波涛中役使百姓，死者相藉。赵霖想谋取利益献给朱勔，督役更加严厉，吴、越百姓不堪其苦。卢宗原任徽州知州，想把公使库的钱财全部送给朱勔，朱勔突然引荐他担任发运使，不久得到待制的官职。卢宗原聚敛刻薄，六路百姓受害，妄兴水利，侥幸谋求公赏，实际上是倚仗朱勔的声势，无所忌惮。徐铸、应安道、王仲阅等人，把常平转运使的钱财给他，船只首尾相接运往那里，都依靠朱勔窃取了显赫官职。小人多才能，穷奢极侈，他的住宅游园宅第，都模仿皇宫禁苑，服饰饮食器物用品，上僭越皇帝规格，在私家建造御容殿，这不是用来表示严肃、尊崇君父的做法。在京师则以养种园为名，迁徙居民作为宅第。占据官船和士兵名额很多，耗费官粮充作私用。臣近来曾经议论朱勔专断国家利益，行使朝廷权力，而权势与人主相等的人就是这个人。臣子的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像这样而不诛杀，那么朝廷的法度就废弛了！废弛法度来恩惠奸恶之人，不是圣朝所应该做的。恳请陛下特别震怒，立即加以诛杀，并流窜他的子孙，没收他的资产。凡是所引荐任用的人，全部罢免，作为乱臣贼子的警戒。）

下诏将朱勔安置到广南，没收他的财产。（《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八。按：李焘《十朝纲要》：这一年二月丁巳日，责罚朱勔居住衡州。三月甲午日，下诏没收朱勔家产，安置到广南。就是这件事。这个月弹劾朱勔的人，在舜陟之前有许翰等人；与舜陟同日的有余应求，他的奏章，都见于《靖康要录》，现在也附载在这里。这个月十六日，臣僚上言：查核朱勔父子倚仗权势，妄作威福，已经不是一天了。平江府以及两浙各州县，自通判以上，往往都出自朱勔门下，气焰熏天，无所不至。又听说朱勔家收养亡命之徒和逃兵多达数千人，每逢初一十五，门客使臣，罗列在庭院下，腰佩金印的不下三五百人。两浙的百姓，既遭受毒害，又厌恶他的僭越，平时不敢怎么样，姑且躲避祸患罢了。臣近来拘截船只，应付行宫，那些诸王帝姬仓促间乘坐草笼网船东下，而朱勔的儿子朱汝贤、朱汝功，妄自设立名目，贴占上等座船十余艘，搬运所藏黄金等物，全部运回平江。至于其他州县尚能与友婿胡缔、亲家刘懤前往体察核实，得到朱勔父子叔侄的家产不计其数，达数千百万。前日金贼侵侮深入，上至皇帝供奉的物品，下至臣僚百姓的家产，都聚集起来以应对一时的急难，怎么能容许奸恶蛀虫之人，竟然侥幸免祸！希望特别降下睿旨，从京城选派清廉强干的官员委托他，取便捷道路前去体察究查。两浙现任官员，如果有不经过三省、密院直接降旨差遣前往的，都先予罢免。如果有虽然是朝廷指挥而来但资历本由朱勔父子推荐的，即行体察，如果不作恶，暂且留在任上；如果有作恶违法害民的，具名奏劾，重行法典宪章。至于招纳亡命之徒，也允许所委派的官员根究指证

译确实如此，随即进行处置。对于朱勔目前在家中的财产，一并请求直接没收，以资助国家财政。田产和住宅也一并拘禁查收，或许可以稍微安抚东南地区平日受害的百姓。奉圣旨，两浙路各州县凡是因勾结朱勔而骚扰、危害百姓的官吏，都命令本路转运使程昌弼、顾彦臣调查核实并索取证据，先行罢免职务，派遣官员兼任代理，并申报尚书省。那些被朱勔家招募来的花石纲人兵，全部挑选补充入厢军、禁军。仍然要拘束朱勔家的财产，先拨付招兵所需的物资，直接没收朱勔的家产，拘收田宅。按照奏请，由本路负责保管，申报朝廷听从指挥。

十八日，御史中丞许翰进言：恭敬地看到陛下自从承继大位以来，独自发扬刚健之德，诛杀流放凶恶奸邪之人，四方之人，没有不欢欣鼓舞的。唯独朱勔父子，尚未被消灭，士人的议论仍然郁结不畅。朱勔肆意作恶，超过二十年，专门用奇技淫巧，迷惑朝廷。花石的供应，毒害流传于海内，耗尽百姓的膏血，掏空州县的库藏。他们一家之内，建立节度使、担任正任官职，仆役姻亲，全都补授官爵，权势倾覆朝廷内外，扰乱朝政。名义上是供应御前，实际上却搬入私室。钱粮出入，不允许查核，计算他的赃款，多得无法计数。近臣曾经论奏，当今战事兴起之际，上下匮乏，应当修明理财的政治，应当从东南开始。虽然各局的支用，难以稽查，但有关部门的账籍，还可以查核。希望陛下选择有风力、清正强干的官员，在两浙就近的处置司，逮捕朱勔父子及其侄子朱汝翌、朱汝贤等人。以及历来专门应付、曾经担任监司、知州、知县，有能力刻剥百姓、助长其凶焰的人，除了徐汝、王汝明、蒋彝已经死亡外，命令前发运使卢宗原、陆寘，前两浙提刑王仲阅、胡邃，前两浙提举常平赵霖，前平江府知府应安道、通判陆宗、许操、司录周杞，前常熟县知县宋晦，前华亭县知县黄昌衡、淮南运司俞赒，前秀州知州周审言，以及各衙门的人吏已经和尚未出职的，一并请求勾取到有关部门，一并查核，彻底查清历来应付过的钱物，计算他们的家产，全部没收。其中百姓的田园如果是被强夺侵占的，根据契约归还。朱勔父子罪恶滔天，如果不正法，在藁街处死，不足以舒展东南士民的怨愤之气。上述官吏，各自都有罪行，请旨罢黜责罚施行。

二十八日，监察御史余应求进奏：臣听说舜帝接受天命诛杀四凶，而天下信服，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用刑轻重符合人心。陛下临朝以来，元凶巨奸，相继被诛杀驱逐，而天下之情始终没有满足，是因为用刑轻重不符合人心。再次，臣请求陈述，近年掌权的臣子，欺君妄上，专权依仗宠幸，侵吞财害民，败坏法度祸国，奢侈超过制度，行贿受贿不法的，蔡京开始，王黼结束，那么蔡京的罪大于王黼是确凿的。毁坏军政，制造边境嫌隙，背弃盟约挑起战端，招致寇患孕育祸患，私取官物，擅自蓄养禁民的，童贯开始，谭稹继承，那么童贯的罪大于谭稹是确凿的。佳花美石，珍禽异兽，用车船运送，水陆不绝，割剥百姓，荼毒天下的，朱勔开始，李彦继承，那么朱勔的罪大于李彦是确凿的。在外统领枢密院，在内参与朝政，任用名士来助长其奸恶，盗取文名来售卖其虚伪，专门谄媚来引导圣意，竞相制作淫靡来动摇上心的，蔡攸、梁师成确实是这样做的，那么蔡攸、梁师成的罪相同。最近的祸患，责任在于这八个人，如今王黼、谭稹、李彦、梁师成有的被诛杀有的被流放，而蔡京、童贯、蔡攸、朱勔还从轻处罚，处罚不同到了这种地步，这是军民愤怨、士论喧沸的原因，也是陛下有刑罚失当的讥讽、大臣有庇护奸邪的诽谤的原因。希望陛下仁慈，大正典刑，将蔡京、蔡攸流放至南荒，将童贯、朱勔在东市枭首示众，以慰藉宗庙社稷之灵，以决断天下之期望，不胜荣幸！

译乙未日，左司谏陈公辅进言说：“臣认为蔡京父子，虽然没有好的谋略和正直的言论来辅佐君主，但他们的邪恶谄媚、奸诈阴险，能为自己谋划，那么满朝公卿中，没有谁能超过他们。如果让他们在京城附近逗留，日后奸诈的阴谋再次肆虐，群臣都乐于依附他们，陛下即使想要控制他们，也做不到了。希望陛下独自奋起威严果断，迅速将他们放逐，以慰天下公正的舆论。”诏令说：“蔡京可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安置在德安府；蔡攸先前已降为大夫，因为劝谏太上皇北归，特别依照已下达的指令，让他前去侍奉省中。”

三月，张邦昌被罢免，任命徐处仁为太宰，唐恪为中书侍郎。当时朝廷召徐处仁，又提拔唐恪，人们都祝贺，唯独给事中谢克家说：“州郡失去了一位好太守，朝廷得到了一位奸邪之人。”后来，他们附会李纲的错误言论，荒谬得不可言说。徐处仁入朝为相，京城百姓都寄予厚望，都认为他会有所建树。等到他掌握大权后，却毫无好的策略，又与吴敏的议论不合。

译一天，徐处仁正拿着笔，吴敏用言语侵扰他，徐处仁用笔掷去，正好打在吴敏脸上，他的面颊、额头和鼻子都变黑了，同座的人都因此离开。第二天，吴敏上奏了这件事。没过几天，罢免了徐处仁，让吴敏代替他。吴敏年轻，大多不熟悉政务，不能裁断减省。当时军务紧急如星火，吴敏却不加留意。当时人们说：吴敏不治理太原却治理太学，不治理防秋（秋防）却治理《春秋》，不治理奸臣石（指石得一等人）却谈论王安石，不治理肃王却治理舒王。这是讥讽他不切合实际事务的缘故。

按：李心传《十朝纲要》记载：三月己巳日，太宰张邦昌被罢免为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乙宫使，原中书侍郎徐处仁升任太宰，但未记载唐恪。《靖康要录》在三月三日有罢免张邦昌、授予徐处仁太宰的制文。三日就是己巳日，也未记载唐恪。《东都事略》、《北盟汇编》、《宋史·本纪》、薛应�的著作、毕沅的《续通鉴》都在己巳日同时记载唐恪为中书侍郎，只有王宗沐的《续通鉴》将此事系于戊辰日，比其他书早一天，怀疑王宗沐可能有误。

《要录》、《会编》都记载三月三日《罢张邦昌制》说：“难进易退，确实体现了君子的高风；尊崇旧臣优待贤能，实在看重朝廷的道义。颁布明确的命令，宣告于治理的朝廷。光禄大夫、太宰兼门下侍郎张邦昌，见识深沉而精微，器量广博而作用深远。早年登上禁近之位，廷臣中没有超过他的；长期参与政事机要，天下确实受到他的恩赐。鉴于他对社稷有功，让他位居台衡（宰相之位）。丙吉有声誉，独擅边防的预备；王商质朴，有严正的汉相威严。念及他奔波劳苦，让他处于真祠（闲职）的安逸。升迁至秘殿，以便于咨询；陪赐爰田，以彰显物产的采择。啊！留侯知足，愿意远离人事的劳累；南仲将归，不要畏惧简书的急迫。让他保全明哲，以保住功名。特授观文殿大学士、太乙宫使，依旧为光禄大夫，加食邑七百户。”

《授徐处仁太宰制》说：“国家如同放置器物，安危的形势相互显现；治理如同循环，文治与质朴的适宜交替使用。正值初年更张政令，更加图谋任用老成之人。人们都说他贤能，政事将往何处去？大中大夫、守中书侍郎徐处仁，内心坚强坚定，坚守正道端正方直，器量广博而周知，轻视薛宣的方略；才能全面而藏而不露，鄙薄黄霸的功名。尚且如同黄�的咨询，确实慰藉百姓的期望。我恭敬地继承圣训，嗣守大业，思念艺祖的艰难，效法仁皇的忠厚。周朝分封八百国，应当谨慎守护地图；汉朝制定三千条法律，期望完全遵循轨迹。想要振兴圣统，没有超过老臣的，于是登上左揆（宰相）的高位，兼任东台（门下省）的侍从，一并赐予爵位和食邑，昭示宠爱的光辉。啊！多难兴邦，在于勉力而行道；无为而治，期望垂拱以仰成。让他践行古人的作为，不辜负天下的赞誉。特授通奉大夫、太宰兼门下侍郎、兼任神霄宫使。”

又按《靖康遗录》在“理舒王”句下有“不管燕山却管聂峰，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却管理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理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理立太子”等语。考查林泉《野记》说：金国使者来议和，徐处仁请求交给种师道处置，少宰吴敏主张和议，不答应；吴敏又安排注籍亲戚几人，徐处仁抹去了他们，因此不和。

译又五月，命李纲前往南京迎接太上皇。四月，太上皇才抵达京师。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即《十朝纲要》）记载：这一年二月丙午日，金军撤退，朝廷随即下诏奉迎太上皇。三月丁卯初一，派遣徽猷阁待制宋日奂奉表前往道君皇帝行宫。癸酉日，任命门下侍郎赵野为道君行宫奉迎使。癸未日，派遣知枢密院李纲前往南京迎候道君皇帝。《宋史·本纪》、薛应旂《宋元资治通鉴》、毕沅《续资治通鉴》也都记载为癸未日，只有《东都事略》记载为癸卯日，然而这个月丁卯初一，不可能有癸卯日，《东都事略》记载有误。李纲迎接太上皇之事，在他自撰的《靖康传信录》中叙述最为详细，现在摘录其文如下。《传信录》说：起初，在恭谢行宫时，因为都城被围困封闭，断绝了东南方向的驿传通信，又阻止东南方向勤王的军队，又命令李纲在各地卸货缴纳，泗州官吏将此事上报。朝廷不认为这样处理得当，道路上议论纷纷，而且说另有隐情。而太学生陈东上书请求诛杀六贼，指斥蔡京、蔡攸、童贯、朱勔高俅、卢宗原。于是朝廷商议派遣聂山为发运使，秘密谋划处置他们。聂山请求诏书以及开封府使臣数十人一同前往。右丞李纲向皇上禀报说：“这几个人罪恶固然不可宽恕，然而聂山此行，恐怕朝廷不应当这样处置。从前肃宗想要发掘李林甫的坟墓，李泌劝谏说这样对明皇有何交代？肃宗抱着李泌的脖子哭泣说：‘我没想到这一层。’假如聂山所图谋的果然成功，惊动了道君皇帝，这忧患就在陛下身上；假如所图谋的不成功，被这几个人察觉，万一他们挟持道君皇帝逃往东南，索要剑南一道，陛下将如何处置？”皇上感悟说：“那该怎么办？”李纲回答说：“不如罢免聂山此行，公开贬谪童贯等人，请求道君皇帝疏远这几个人，早日回銮，可以不劳而事定。”皇上认为正确。聂山于是没有成行，童贯等人也相继离去。又说：三月二十七日，宰相和执政大臣在延和殿奏事，进呈车驾出郊前往资福寺迎奉道君皇帝的礼仪注记，耿南仲想要全部屏退道君皇帝左右的内侍，在行宫门口张贴榜文，敢留者斩。先派人搜索，然后车驾进见。李纲认为不如只依照常法，不必如此，以示猜疑，如果一定要过度防范，恐怕反而会有无法防范的事情发生。耿南仲说：“《易经》说‘或之者，疑之也’。古人的猜疑，是不可避免的。”李纲说：“古人虽然不免于猜疑，但贵在有所决断，所以《尚书》有《稽疑》篇，《易经》说‘以断天下之疑’。如果猜疑之情不能化解，如所谓窃窃私语者，那么祸患就不小了。”耿南仲喋喋不休。李纲上奏说：“天下的道理，不过是诚与疑、明与暗罢了。诚则明，明则愈诚，从诚与明推演下去，可以达到尧、舜的境界；疑则暗，暗则愈疑，从疑与暗推演下去，其祸患到了不可胜言的地步。耿南仲应当用尧、舜之道辅佐陛下，但他这个人昏昧而多疑，他的话不值得深究采纳。”皇上笑了，而耿南仲愤怒至极。退朝后，再次在睿思殿召对。赐茶完毕，耿南仲忽然起身上奏说：“臣刚才在对班中遇到左司谏陈公辅，陈公辅是二月五日与李纲勾结士民伏阙请愿的人，怎么能担任谏职，请求送御史台彻底查办。”皇上和宰相都感到愕然。李纲上奏说：“臣刚才与耿南仲在延和殿辩论，实在是为了国家大事，没有私心，而耿南仲记恨臣的话，所以有此奏章。伏阙之事，陛下向来明察，臣不敢再辩解。但臣以无才之身，冒任枢密辅臣，承蒙陛下特别知遇之恩，未能有所补报，区区素志，想等贼兵出疆，道君皇帝銮舆还阙，然后请求归隐田庐，这是臣的愿望。现在耿南仲这样说，臣岂敢再留，愿将陈公辅之事送交有司，臣请求辞官待罪。”皇上笑着说：“伏阙的士庶数以亿计，如何勾结？朕深知此事，卿不必如此！”耿南仲仍然不停止。于是李纲出宫，居住在启圣院，不再回府，上札子请求离去。奏章共上十多次，皇上都批答封还，不允，派遣御药官宣押造朝及押赴察院治事。《宋史·靖康要录》这个月有《赵野等奉迎道君表》、《道君示宋日奂诰》及陈公辅《奏乞更择重臣迎候诸文》，一并附录如下。靖康元年三月七日，开封少尹田灏特别提拔为直秘阁，差充宣谕使司参谋官，门下侍郎赵充道君太上皇帝行宫奉迎使，蔡充副使。皇帝《迎道君表》说：臣言，一旦远离圣颜，再次经历月律更替，望着云飞而结想，等候日御以言旋。春序将尽，暄和在后。恭惟道君太上皇帝怡神昭旷，熙命穆清，化洽区内，治以超于振古；心游物表，道自妙于从霄。惟翼卫于百神，宜骈臻于万福。恭念时巡之久，岂无顺劳之劳！方天地之晏清，顾邦之宁谧，夙驰使介，爱达诚忱。伏望回銮，驭以安居。溯龙舟而利涉，致天下而养，申微愿于晨昏，得四海之欢。慰群心于黎庶，瞻望行阙，臣无任云。谨遣皇帝太保、护国武昌军

译使、景王臣杞，通议大夫、守门下侍郎臣赵野，安德军节度、充上清宝箓宫使臣郑威之等人，上表章奉迎圣驾，并将此事上报朝廷。十五日，道君太上皇帝下诏说：我向来内心仰慕道教，将帝位托付给继承大统的圣主，以顺应天命，其中的善美之处难以言喻。然而，我仍有恭敬谢恩之意，难以立即安逸享乐。我乘船东来，再次劳烦有关部门，护卫士兵仅满三千人，各项事务都是草创阶段，原本就可以知道情况艰难。等到边境官吏加紧防备，胡人骑兵侵犯宫阙，我的行宫远在淮水、泗水一带，而京城全部关闭，道路隔绝，我深深自我思忖，恐怕给继承大统的圣主带来忧虑，所以留下浙兵来保卫自己。至于停止粮食运输、截断公文传递，都是出于私下的担忧和过分的计较，害怕这些物资被敌寇利用罢了。因为这三件事，奸人趁机制造谣言，加以粉饰，使其看似有理，于是导致朝廷产生怀疑。每当看到御史台的弹劾文书和皇帝命令州县的敕令，实际上都涉及到我自身，谈到这些，我不禁流泪。近来因为继承大统的圣主派遣宋日奂带着书信来到行宫，才得以沟通父子之情，话语详尽曲折，坦诚明白，因此两宫（太上皇与现任皇帝）释然，心中没有芥蒂，再次考虑宗庙社稷的安宁。虽然依赖大臣辅佐赞成的帮助，至于让我父子之间欢愉，略无丝毫忧疑的，宋日奂竭尽力量贡献最多。传言说在孝子之门寻求忠臣，就像张仲在周朝，而宣王取得成功，这确实是孝子恩泽及于同类的效果啊。宋日奂在两宫之间周旋，大概有足以称道的古人风范，因此写下这件事，来赐给宋日奂。十六日，秘书省校书郎陈公辅上奏说：恭敬地听说太上皇帝圣驾将要回还，朝廷内外欣喜庆贺，这是陛下孝顺诚心所感应的，是天下人的幸运。然而有人以为，太上皇帝身边有怀藏奸诈的臣子，编造言语，离间陛下与太上皇的父子关系，导致产生疑心，我私下对此感到困惑。仰思太上皇帝临朝执政时间长久，去年冬天夷狄侵扰，因为厌倦万机政务的繁杂，于是想要内禅退位。而陛下天性至孝，感动哭泣，退避不受，太上皇慈爱劝谕多次，才即皇帝位，这与唐睿宗因为天变而回应天戒，太子惶恐畏惧入宫请求处理政事的情形稍相类似，哪里能比得上唐明皇幸蜀、肃宗在灵武自行即位的情况！这应当是父子欢好之情，即使千万年也不会再有疑心了。至于陛下更改各种事务，提拔或罢免大臣，奖善罚恶，兴利除害，都是以宗庙社稷为念，符合天下的公议，所以奉行太上皇的诏旨，哪里会有私心呢！即使奸臣用百种手段离间，但太上皇仁慈，陛下孝顺，二十多年，人们没有闲话，难道一旦就能被离间吗？况且父子是天然的血缘亲情，太上皇对于陛下亲近呢，还是对于群臣亲近呢？我认为太上皇的亲近，没有比陛下更亲近的了。我担心臣僚没有完全明白这个意思，或许因为道路上相传的言论，迷惑圣明的听闻，导致父子之间自然产生这种疑虑，这是非常不可取的。况且太上皇聪明勇智，宽宏豁达，不防备奸邪，逐渐被侵扰迷惑，已经痛心地自我感悔，决然不再怀疑，将帝位授予陛下。当时在位时，已经亲自下达哀痛的诏书，追思自己的过错，引咎叹息，大力革除弊端，免除旧有的祸害，对天地发誓，难以再改变，即使禹、汤罪己，周公改过，又能超过什么呢！陛下今天所做的事，完全遵循太上皇去年十二月的诏书。我担心赵野等人不能委婉地为陛下感激陈述，请求再选择重臣，分批次前往前路迎接等候。万一太上皇圣意稍微有所怀疑，就应当恳切详尽地陈述陛下笃厚的孝心，详细开具去年诏书与今天奉行的意思，确实没有少许差异。至于诛杀驱逐奸恶，明正典刑，是因为深深愤恨群邪误国，导致太上皇有逊位南巡之事，洗雪君父的耻辱，孝顺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太上皇英明睿智刚决，如果详细明白这个意思，怎么会怀疑呢！然后迎接奉养的礼仪，加倍隆重，陛下銮驾，亲自出近郊，后妃嫔御，亲王贵族，下至百官公卿、士人百姓老人，都应当前往迎接，使圣意醒悟前日离去匆忙那样，今天归来尊贵荣耀如此，如果不是陛下堪当托付的重任，使寇难稍平，京师人安，政修举，人心欣快，能这样吗！以此来慰悦太上皇的心，才知道这件事作为天子的父亲，尊崇到了极点。自从回宫后，各种供奉的物品，陛下节俭过度地接受，太上皇务必极尽隆重丰厚，制定为法令格式，使四方都知道陛下对待自己微薄，奉养父亲丰厚，来劝勉天下的孝道。仍然请求在臣子中选拔端正之士，有德行学问、全忠孝大节的人，辅佐赞颂太上皇，每日侍奉闲居，开导圣心。穷尽天人性命的真谛，脱然不再以天下事累己。爱惜精神收敛光明，治心养气，用来保佑无疆的寿命，难道不是很好的吗！我听说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悌而已，孝悌的极致，通于神明，光耀四海，无所不通。陛下贵为天子，只有父亲最尊贵，能够尽到生养侍奉的礼节，确实是天下的快乐，不可再增加。臣愚昧，伏愿陛下亲身实践尧、舜的孝道，至诚尽道，来侍奉他的父亲，父子之间洞然没有细微的嫌疑，固然足以感动太上皇的心，而谗邪不入，慈爱更加隆重，那么天地百神，保佑圣躬，将看到陛下成全万年人子的孝道，太上皇享受万年天下的奉养，宗社增加福佑，生灵蒙受福泽，从今开始，哪有穷尽呢！臣是一介微臣，没有言责，然而区区愚忠，日夜不忘爱君忧国之心，所以前后屡次以狂言，冒犯天诛。今天又不避僭越

译我的罪过，竟妄自揣测议论陛下父子之间的事，死有余辜。恳请陛下以睿智仁慈特别赐下裁决处置。奉圣旨，陈公辅免除现缺谏官之职。又有臣僚上奏说：恭敬地想到太上皇帝统治天下二十六年，为政事忧虑勤劳，对繁杂的政务感到疲倦，早就有传位给圣慈（指宋高宗）的意思。近来因为敌寇深入侵犯，战事正起，出于诚心，让他担任开封牧，把军国大事托付给他，这就是传位的本意。凭借太上皇帝英明果断，独自确定大义，崇高的盛德，可比拟帝尧，在朝的大臣，没有能够辅佐睿明之君的。而诚心退让托付的心意，未能使天下信服，怎么昭示后世，让天下人看到天子的用心呢！希望颁布明诏，推究盛德，对内对外宣布，以符合陛下尊崇孝养的心意，记载在史册中，流传到无穷尽，天下人非常幸运。奉圣旨依奏。《十朝纲要》记载：四月己亥日，皇上在迎春苑迎接道君皇帝，奉请道君皇帝进入龙德宫居住。壬寅日，皇上在龙德宫朝见。《要录》记载：这一年四月三日，车驾前往宜春苑，奉迎太上皇帝。这一天，太上皇帝进入国门。三日就是己亥日，与《纲要》相符。

译四月（据钱大昕《朔闰考》：本月丁酉日初一。）壬子日，任命知应天府杜充为集英殿修撰，兼任隆德府知府。（据考：隆德府于二月癸丑日陷落，而三月庚寅日姚古收复，见李焘《十朝纲要》。）当天，斡离不派遣议和使者贾霆、副使冉企（据考：“冉企”，《宋史·本纪》和毕沅《续通鉴》均写作“冉企弓”，《东都事略》写作“冉企”，与《纪事本末》相同。）前来，随即命令王俅引导他们入朝。当时王俅到达中山望都县，追上了肃王。斡离不因为三镇尚未攻下，没有让肃王回去，所以派遣贾霆等人来商议。（见《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五。据考：《靖康要录》说五月六日王俅与贾霆、冉企一同前来，与此记载不符。《东都事略》、《宋史·本纪要》均系于四月壬子日，与此相同，现将《要录》的文字附载于此，以等待考证订正。《要录》五月十日记载：右武大夫、知东上阁门事王俌奉命出使斡离不军中，迎接肃王。金人拒绝，杀害官吏士卒十九人，抢夺马匹十二匹，后来接纳他们说是误事。斡离不原本约定肃王到达黄河就返回。至于违背约定，坚决扣留肃王等待交割三镇后才放人，然而肃王最终没能回去。王俅五月六日与使者贾霆、冉企一同前来。）

癸丑日，御史中丞陈过庭上言：“蔡京、王黼、童贯，制造祸乱根源，同样犯下大恶，然而流放诛杀的刑罚，只加于王黼，而蔡京、童贯只是在好的地方安置，罪行相同惩罚却不同。”诏令蔡京移往衡州安置；童贯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在郴州安置。臣僚又上言：“看到朱勔父子都在衡州一处安置，刑罚尚未公正。”（据考：朱勔于二月丁巳日被责住衡州，又于三月甲午日被安置广南，如今已是四月，还说他在衡州，这是为什么呢？）诏令：“朱勔移往韶州羁管，儿子汝贤去全州，汝功去复州，汝文去峡州，汝明去建昌军；侄子汝相去某州，汝舟去临江军，汝冀去归州，弟弟朱勚去抚州，一并居住。”（见《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八。据考：《北盟会编》、《靖康要录均记载此事在十六日，即壬子日，与此相差一天。《要录》、《会编》均载有原奏，现附录于此。元年四月十六日，御史中丞陈过庭上言：国家承继祖宗积累的盛世，近年以来，国家用度匮乏，海内空虚，百姓愁苦，盗贼横行。金人趁中国没有防备，敢于率领数万人直接侵犯京城，是因为将相大臣，同恶相济，二十多年，才导致如此。蔡京在前窃弄权柄，王黼在后窃弄权柄。蔡京、王黼在内败坏法度，童贯、蔡攸在外败坏法度。争权夺利，起初虽然互相矛盾，至于包藏祸心，害民蛀国，则如同符节相合。然而流放诛杀的刑罚，只加于王黼，蔡京、童贯只是在好的地方安置罢了；罪行相同惩罚不同，谁不怀疑？虽然上天恩德宽恕，想要保全，无奈天下愤恨嫉妒怎么办？让四方夷狄嘲笑怎么办？如果蔡京和童贯不在市朝示众，不投放到荒远之地，确实不足以平息天下人的心意。奉圣旨，蔡京移往衡州安置，童贯责授昭化军节度使副使，在郴州安置。臣僚上言：看到朱勔父子都在衡州一处安置，刑罚未正。臣私下认为人臣的罪过没有比僭越更大的，道义上不应赦免。谨按朱勔在私家建造神霄殿，竟将太上皇的御容安奉其中，凭借此胁迫上下，凡是节日郡县官吏与监司经过，都在他家朝拜。人臣的家有朝拜之称，这是什么道理！昔日应奉挽舟之名，私自招募士兵数千人，实际上是为了自卫，不隶属州县，结为死党，大逆不道，迹象明显。窃弄权柄，江淮以东，都受其毒害，掠夺民产，没有极限。如平江司理院，想要得到它，州郡立即迁徙，没有敢不听从的。凶焰如此，如果不早做处置，私下恐怕另生事端。希望将其在市集示众，让众人唾弃，遣散其子孙，投放到四方边远之地，以杜绝奸邪侥幸，天下非常幸运。奉圣旨，朱勔移往韶州羁管。）

癸亥日，御史中丞陈过庭上言：当蔡京专权时，蔡攸则用阴谋诡计出入宫禁，外表显示不同，内心实际附和。（见《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一。据考：下文贬及童贯，而这里说只弹劾蔡京、蔡攸，似乎疏漏。陈过庭这天上的奏章，实际上兼弹童贯。陈过庭奏章全文见《靖康要录》，现附载于此。《要录》：四月二十九日，御史中

译可以！又上奏说：蔡京因奸恶被流放到远方，他的儿子和孙子，自然应当跟随侍奉。如今蔡攸住在杭州，蔡翛住在宿州，各位孙子住在拱州，各自派遣妻妾，自己谋求安适便利，这种不孝行为更加严重了。应当命令有关部门将他们发遣到贬谪之地，以使他们知晓人伦道义。）诏书说：蔡京等人长期违背法典，众议不容。蔡京可以改贬到韶州，蔡卞改贬到英州，蔡攸改贬到循州，蔡翛责授节度副使、安置在永州，蔡攸的子孙分别送到湖南。（《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一，又卷一百四十八。按：李焘《十朝纲要》将此事系于乙丑日，在癸亥日之后两天。《宋史·本纪》、薛应旂的《续通鉴》也在乙丑日，只有毕沅的《续通鉴》在癸亥日，与此相同。《靖康要录》在当月二十九日，也就是乙丑日，不知哪个是正确的？）

译《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夏季四月，西夏军队侵犯边境，攻打震威城。西夏首领对守城将领朱昭说：“大金与我约定夹攻宋朝，黄河以北的土地归大金，黄河以西的土地归我国。如今麟州、府州等所有堡垒都已归我所有，你依仗什么而不投降呢？”西夏军队进攻非常急迫，城池陷落，朱昭战死。按：陈桱《通鉴续编》说：在此之前，粘没喝派遣撒拇出使西夏，答应割让天德、云内、金肃、河清四个军镇以及武州等八个馆驿的土地，因此攻打镇威城。兵马监押朱昭奋力作战却失败了，于是将他的妻儿全部杀死，把尸体投入井中，再次率领士兵搏斗而死，城池于是陷落。不久，金将兀室率领数万骑兵假装出猎，突然袭击天德，逼迫驱逐西夏军队，全部夺取了那里的土地。西夏人请求讲和，金人扣留了他们的使者。又按：“震威城”，《宋史·本纪》、陈�《通鉴续编》、王宗沐《续通�鉴》都写作“镇威城”，《东都事略》、�编年备要》写作“震威”，薛应旂《续通�鉴误》写作“震武”。

又恢复《春秋》学官。按：《宋史·本纪》、毕�沅《续通�鉴》都记在乙巳日，《靖康要录》记在九日，也就是乙巳日。《要录》记载：靖康元年四月九日，少宰吴敏上奏章说：“《六经》垂示训诫，大概是天地用来奠定世间法度的，就像长江、黄河、淮河、济水，经营中国大地，最终流入大海。自夏商周三代以后，凡是百姓有一顿饭的安宁，都是《六经》的功劳。大概是因为人们遵循它却不知晓，只是遗憾强秦的祸害，导致礼制残缺、音乐消亡。而近来王安石以精通经术自任，又废除了其中一部，他的意思是认为《鲁史》已经亡失，而《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不足以取信，那么《春秋》就永远无法再考证了。却不知道圣人创作经典，难道没有预料到后来各种言论依次湮没，而这部经典独自留存？当那个时代，圣人难道不想向天下阐明它的学说！况且人发表言论，如果言辞不能表达心意，而一定要等待补足它的解说，那么文章也就谬误了。而圣人的经典，难道是这样的吗？这大概是思考得太不够了。从前韩宣子到鲁国，看到《易象》和鲁国的《春秋》说：‘《周礼》全在鲁国了。’《易经》阐明天道，而《春秋》彰显王法。譬如天地之间，天象星辰昭示在上，而形体物质陈列在下，这都是由一气所形成。那么文王创作《易经》，素王创作《春秋》，这都是《周礼》所在的地方。臣希望下达明诏，重新设立《春秋》学官，今年科举考试，就以此选拔人才，希望共同讲解圣人遗留的经典，以辅助世间教化。臣不胜感激之愿。”奉旨依奏。

又设置详议司，由徐处仁、吴敏、李纲三人主持其事。又选拔官员担任检讨，分为六房，限期半年，废除一切政令，群臣认为这与熙宁年间的条例司、崇宁年间的讲议司相似。条例司想要改变祖宗的法度，讲议司想要制礼作乐来粉饰太平，现在想要破除繁文�缛节、削减雕饰，以救济艰难时局，相似的只是名称，而不相似的是实质。皇上不相信，进言的人不停止，不久罢免了详议司。按：李�纲《十朝纲要》将此事系于戊申日，《靖康要录》记在当月九日。那么乙巳日比《纲要》早四天，大概是乙巳日奏上而戊申日才举行。《东都事略》也在戊申日。薛应旂《续通�鉴》系于己亥日，恐怕有误。《靖康要录》记载：靖康元年四月九日，少�宰吴敏上奏：“皇天眷顾保佑宋朝，以开创中兴的大业。《诗经》说‘周虽然是旧邦，它的天命却是新的’，说的就是今天。当今天下百姓尚未见到恩德，敌人尚未畏惧威严，认为应当大加变革，以承受上天的福佑，而虚度岁月、苟且偷安，凭什么能成功？臣不胜恐惧。希望明诏宰相执政设置机构征辟属官，遵从上皇的诏旨，选取祖宗旧法，全部加以讨论，恢复那些适宜于今天的，以造福天下，成王斟酌先祖的道，宣扬天道恢复古制，希望大概在于此。”奉圣旨依奏，设置机构讨论。不久诏令少宰吴敏、太宰徐处仁各自推荐旧官十员，仍然差遣宰臣充任详议提举官。徐处仁推举吕本中、范宗尹为吏房，赵�柟、李�车为户房，刘宁止、张元�傒为兵房，安�元、方�若为礼房，莫�俦为刑房，刘彦�边为工房；吴敏推举梅执礼、晁说之为吏房，张�悫、向子�諲为户房，折�彦质为兵房，孙�傅为礼房，胡安国、李�朴为刑房，李�弥大、江端友为工房，在尚书省令厅设置机构，以侍从官为参议，其余官员为检讨，分为六房，让各自讨论，限期半年结案。奉圣旨依奏。提举官差遣李�纲、吴敏、徐处仁。臣僚上书说：“近来请求设置详议司，讨论祖宗旧法，虽然已经允许设置机构征辟属官，但进言的人屡次论述，认为不应当设置。现在尚未开局，请求不再设置机构。如果圣意尚欲讨论，就请求令尚书省六曹各自将事情上报。都省送中书省取旨施行。”奉�圣旨依奏。五月十九日，监察御史�胡舜�陟上书，请求暂时罢免详议司。听从了他的建议。李�纲《十朝纲要》：五月甲申日，罢免详议司。甲申日是五月十八日，比《要录》早一天。

又诏令吏部考核滥赏，凡是因杨�戩、李�彦

译那些凭借公田、王黼与朱勔的应奉事务、童贯和谭稹等人在西北的军事行动、孟昌龄父子负责的河防工程，以及夔州蜀地、湖南地区的开疆拓土，关陕、河东地区的货币改革，吴越、山东地区茶盐陂田的利益，宫观池苑营缮工程的功劳，后苑书艺局文字库等机构的费用；还有那些因亲近宠幸之人引荐，献颂可取，效力宣力，应奉有功，特别参加殿试的一类人，他们所获得的恩荫待遇，全部予以剥夺。

案：《宋史·本纪》、薛应�的著作以及毕沅的《续资治通鉴》都将此事系于癸丑日，王宗沐将其系于癸卯日，这是错误的。《靖康要录》记载臣僚上言是在四月十五日，即辛亥日，比癸丑日早两天。大概是辛亥日奏章呈上，而癸丑日才下达诏书。

并引《靖康要录》：臣僚上言说：“否泰因同类而相反，君子和小人各自因同类而往来。当今天下奸恶之人如织，污秽郡县，残害百姓，凡是庸才都没有烂羊羹那样的才能，滥施恩宠让人有续貂之叹。吏部官员充斥，没有空缺可以拟任注授。户部空虚匮乏，供给不起俸禄，如果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铲除改革，恐怕终究无法有所作为。如今因为军兴多事，郡县供应转运，鞭打良民，没有直钱却强行买粮，上下都陷入困境，公私都感到劳苦。而奸邪无用之人，坐吃俸禄积蓄，这就是所谓繁茂其枝叶而去除其实质，剥开其枝条而伤害其根本。希望诏令吏部考核所有官员，凡是凭借杨戬、李彦的公田，王黼、朱勔各道的应奉事务，童贯、谭稹等人在西北的军事行动，孟昌龄父子负责的河防工程，以及夔蜀、湖南地区的开疆拓土，关陕、河东的货币改革，吴越、山东的陂田，宫观池苑营缮工程的功劳，后苑书藝局文字库等的赏赐，结党营私，各从其类；还有那些因亲近宠幸之人引荐，献颂可观，效力宣力，应奉有功，特别参加殿试的这一类人，这些都是祸害百姓、蛀蚀国家、败坏风俗、妨碍贤才、奸凶占据职位、贿赂买官的人，他们所获得的恩荫待遇，不论高低，一律追夺，恢复其原本的官阶。如果不是士族却横夺名器，如节度使横行霸道的贵官，秘殿延阁的华职，有的让童稚奴仆滥膺，有的让商贾胥吏贿赂获取，人人议论列举，文书徒然繁多。希望命令吏部大致具备家世履历，通报给台谏分司查看详审，上报朝廷，依次裁减抑制。那些因公田等事如鲜于可等人，被无理贬谪驱逐的，应当从原判决的月日起，恢复其资阶恩数，量才提拔，以鼓励忠良。然后职位才能清明，贤能才能进用，民生才能安定，国用才能节省。从前唐朝废除斜封墨敕的官员，一天停止数千员，不以为疑，那么现在又有什么难的呢？粪土之墙，工匠就不会涂抹粉刷；郑卫的瑟调，后夔也难以奏出《箫韶》。希望陛下顺应天命，而一新政治。”奉圣旨依奏。

译又恢复科举考试使用诗赋。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即《十朝纲要》）记载：本月己未日，再次下诏科举依照祖宗旧法，以诗赋选拔人才，禁止使用《庄子》、《老子》及王安石的《字说》。《宋史·本纪》、应旂、毕沅《续资治通鉴》也记载在己未日，只有王宗沐记载在甲寅日，恐怕有误。《靖康要录》记载：本月二十三日，臣僚上奏言。二十三日，也就是己未日。《靖康要录》记载：二十三日，臣僚上奏言：“我认为国家的治乱在于用人，用人在于考察实际才能。熙宁年间，王安石执政，更改祖宗之法，附会经典，号称新政。用爵位俸禄招诱轻率进取、贪图利益的人，让他们作为奥援，挟持新政，期望必定推行，自比商鞅，天下开始遭受其害。以至于读书人，不谈论性命之学就不说话，不读《庄》、《老》之书就不读书，上慕黄帝、轩辕，下比尧、舜、三代，认为汉、唐不值得效法，流弊至今，为害日久。晋朝因王衍沉溺于《庄》、《老》，最终导致南渡。如今天下读书人，执笔弄墨，朝朝教诲、夕夕劝谕，登上孔子之堂，尊崇虚无之教，却想使风化教习不坏，朝廷安定，怎么可能做到！朝廷通过科举选拔卓越杰出的人才，用诗赋对待有才能的士人，用策论测试操守节义，或者用吏学来质询，或者以时政来要求。现在的策论之士，全是虚无无根之言，想要士人详知古今治乱，不可能做到了。国家以诗赋选拔出的名臣，数不胜数。变更旧章之后，至今五十年，特别杰出、与众不同的大臣，有几个人呢？国家富强、百姓安康，果真赶得上祖宗时代吗？不用辩说就可以知道了。如今国威不彰显，是因为用人不考察其实际才能，补救的方法，没有比遵循祖宗成法更好的了。王安石《解经》，有不违背圣人旨意的，也允许收用。至于《老》、《庄》、《字说》，一并禁止。”奉圣旨，送交礼部详细商议。

又追复吕公著等人的官职。按：李焘《十朝纲要》记载：本年四月辛酉日，追复吕公著、韩维、范纯仁吕大防的旧官职。《靖康要录》记载：元年四月二十五日，臣僚上奏言，上皇圣旨说：士大夫中的贤能之人，陷入党籍，这是上皇晚年醒悟的意思，陛下都应当奉承，不可迟缓。近日党人中只有司马光独自受到褒奖尊崇，如吕公著、韩维、范纯仁吕大防范焘等人，都还来不及。吕公著侍奉仁宗皇帝，称他有颜回的节操，英宗、仁宗尤其加以礼遇，神宗曾赐手札说：‘托付内外腹心的重任，均分皇家休戚的重担，没有超过您的。’他的眷顾待遇可谓到了极点。都记载在《国史》中，不可诬蔑。凡是列入元祐党籍的，都是一时的名流，希望一并洗刷，全部追还旧职以及应得的恩泽。如陈瓘、邹浩在崇宁初年，都被任命为言官，天下称为‘邹陈’。如今陈瓘已受褒赠，而邹浩未见叙复，希望早日施行，以符合公议。奉圣旨，由吏部、刑部开具职位姓名，元祐党人犯罪的原因以及未曾牵涉复职、不管遗漏的，具状申报尚书省。二十五日，就是辛酉日，与《纲要》相符。

又下诏台谏是天子耳目，宰执不当荐举，应当亲自提拔。按：李焘《十朝纲要》将此事系于壬戌日。《靖康要录》记载：本月二十五日圣旨。以丁酉日为初一推算，二十五日为辛酉日。

又赵良嗣先前被贬谪到郴州，就地诛杀。按：《三朝北盟会编》记载：本年三月二十七日癸巳日，在郴州诛杀赵良嗣。李焘《十朝纲要》记载：本年七月辛卯日，派遣广西转运副使李昇之诛杀赵良嗣，并函送首级赴京，将其子孙流放到海南。《宋史·本纪》及陈桱王宗沐、薛应旂、徐乾学毕沅《续鉴》也都记载在七月，都与本书记载四月不符，只有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将此事系于四月，王偁《东都事略》记载在四月癸亥日，与此相符。《靖康要录》记载：本月二十七日圣旨，取赵良嗣首级。又记载七月二十七日圣旨，赵良嗣，命令广南西路转运副使李昇之执行死刑后，函送首级赴京。同一书中两次记载此事，显然有误。现在暂且系于四月末，以等待考正。《靖康要录》记载：四月二十七日，监察御史胡舜陟上奏：“我见今日造成边患，几乎倾覆社稷，实在是因为朝官赵良嗣，谄媚狡猾，是虏中的奸雄，起初在其国获罪而逃跑。童贯得到他，延为上客，于是与金人订立海上之盟。因此得以窃据禄位，每天与童贯谋划收复燕地，败坏契丹百年的友好关系，招致金寇侵陵的祸患，将赵良嗣在街市处死，还不足以报答我百姓肝脑涂地的痛苦。如今他还居住在郴州，安居在好地方，刑典未正，公议不容。近来童贯也移居郴州，岂能让三个贼人共处？希望特别赐予英明决断，在街市杀他；其指挥使杨思顺，妻子济阳郡夫人侯氏，与其家属，一并迁徙到岭表，以舒缓天下愤懑之情。”奉圣旨，取赵良嗣首级。七月二十七日，臣僚上奏言：童贯在政和年间接纳燕人赵良嗣作为谋主，开始订立平定燕地的计议，经营十年

译中原地区空虚，招纳叛逃亡命之徒，遍布各州县，最终导致百姓遭受苦难。奉圣旨，赵良嗣可命广副李昇之跟随到各州军执行刑罚完毕后，将首级装入函中送往京城。应当商议将赏赐送往宣抚司军前，命令开封府派遣一名得力的使臣，携带此次的处置命令，带领执行刑罚的公差前往李昇之处听候差遣，并取回首级返回。泄露机密者，依照军法处置。其子孙已下达命令，送往万安军编管。

译又过了一个月，金人派遣萧庆来催促之前许诺的金帛，皇帝下诏让三省共同商议。金人在城下逼我们订立盟约，贪婪而无信用，不能再给他们。于是将萧庆拘禁在都高。徐处仁、吴敏提出建议，说：萧庆本是契丹人，不如好好对待他让他回去，给耶律余睹写信，联合出兵以打败金人。皇上派遣吴敏到驿站慰劳萧庆，赐给耶律余睹的信，让他带着回去；萧庆回去后，将信快马加鞭送给粘罕，因此粘罕发怒，攻打河东更加紧急了。按：本书十月六日杨天言来问罪时，附带记载此事，称有都管赵伦，没有萧庆；《靖康要录》十一月十日邢倞被勒令停职时，附带记载此事，则有叙述者，与赵伦二人，也没有萧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又称宰相徐庆仁将蜡书交给修职郎王伦。根据《靖康要盟录》及《三朝北盟汇编》，则是萧仲恭、赵伦二人。《金史·萧仲恭传》也记载了此事，而《宣和录》、《靖康遗錄》及本书都写作萧庆，难道萧仲恭就是萧庆吗？存疑等待考正。蜡书见于《靖康要盟录》，附载于此。《要盟录》说：先前，在四月因为虏使萧仲恭等人回朝，秘密赐给耶律太师信，用黄绢书写，说：大宋皇帝致信给左金吾卫上将军、右都监耶律太帅：过去我烈祖章圣皇帝，与大辽在澶渊结盟，敦厚诚信修好和睦，一百多年。边境安宁，百姓蒙受福泽，情义如同一家，没有战争战斗之事。通和之久，自古所未有。金人不讲道义，在北方起兵，拘禁天祚帝，剪灭其国家，对于中国誓好之旧义，应当兴师以拯救危亡。而奸臣童贯等人迷惑国家擅自发号施令，阻挠信使，接纳结交仇敌，许诺金帛，分据燕地。金匮之约，藏在宗庙，抛弃不遵守，神人共怨。导致金人的强暴，敢肆意猖獗，扰乱边境，直达都城，就是因为这个缘故。道君太上皇帝深深痛惜以前的错误，因此成就内禅。朕刚即位，只怀长远之图，念及烈祖的遗德，思念大辽的旧好，废食兴念，无时敢忘。凡是前日大臣前后误国构祸的，都已被流放驱逐，想要亲近仁善邻邦，以为两国生灵无穷之福。此志已定，没有用来传达的方法。而使者萧仲恭、赵伦的到来，能陈述辽国与燕、云之遗民不忘耶律氏的恩德，希望借助国内诏令，拥立德高望重之人，众望所归，适合国人，没有比金吾更合适的了。恰好符合我的心意，非常欣慰。过去听说金吾以前为辽国领兵，多次有大功，谋划拥立晋王，实为大辽宗社的计策，不幸事情未能成功，避祸离开国家。假使前日的谋划实行，晋王拥有国家，那么天祚帝安享荣养。耶律氏不灭亡，对于天祚帝不害其为忠，而对于耶律氏的计策，行至忠了。宗社之英，天人所助，应当继承辽国，能够继承前人的美好，以安慰遗民的思念。当今总兵在外，应该有西南招讨大帅的协助，云中留守尚书愿忠辅佐，同心协力，足以共同成就大事。以中国之势，竭力拥卫，有什么不成功的！谋事贵在果断，时机不可失，希望金吾图谋！信不能尽言，已令萧仲恭、赵伦当面陈述委曲。天气炎热，更希望保重。谨此告知。”毕沅《续通鉴》记载此事在当年七月萧仲恭回金时。陈桱《通鉴续编》、X乾学《通鉴后编》与王宗沐、X应旂《续通鉴》追述此事在当年八月金人分道入侵时，都只提萧仲恭、赵伦二人，与《要盟錄》相符。《宣和录》：皇上派遣吴敏到驿站，慰劳萧庆，才让他开门。萧庆见到吴敏，立即痛哭投地。吴敏让左右扶起他，以皇上的意思慰问他，对他说：“本朝皇帝因为金人违背盟约而来督责金帛，群臣不忍心，所以请求留大使在此。皇帝认为大使本是契丹懿亲，奉使而来，原本不得已，认为大使良苦，派遣我奉候。”萧庆哭泣谢恩，于是假装骂金人反复无信义。起初与我国家约和，取走金帛，却最终灭掉它，反而立异姓，称藩臣之。国王是契丹外孙，被强迫立，非其本意，常说天皇创业逾二百年，一旦沦亡，未曾不哭泣。如今大朝如果能赐予誓书，约为兄弟，如先朝南北旧例，愿意归约国主举兵相应，上以报答大朝的恩赐，下以复国家之仇，破金必定成功。如果大朝迟疑不决，本朝孤弱，任由其制约，中原之难，没有尽头。吴敏心中喜悦认为确实如此，退朝上奏萧庆之言如此，于是请求赐给耶律余睹信，让萧庆斋去。又按如堵本书十月六日作余睹，《靖康遺錄》也作余睹，毕沅《续通鉴》作X都，《十朝纲要》作余堵。《金史入《叛臣传》作耶律，其姓氏也。《宣和录》、《靖康要录》、《北盟会编》称耶律X吾，X吾其官也。

1、五月（按：钱大昕《朔闰考》：本月丙寅朔。）丁丑，王师与金人在榆次县交战，制置副使种师中战死。（《靖康要录》十二月十九

译《日附》记载种师中死于五月五日，为庚午日，与这里相差三天。《东都事略》、《宋史·本传》、薛应旂、王宗沐、毕�0的《续编通鉴》都系于丁丑日，与这里相同。）起初，斡离不率军撤退，抵达中山、河间两镇，那里的军民坚守城池不肯投降。肃王、张邦昌以及割地使者等人亲自到城下劝降，守军随即用箭石攻击他们，使他们退去，沿边各郡也是如此。（案：《续宋编年通鉴》将这几句话系于二月，现在删去不取。）种师中因此进兵逼近金人，金人退出边境，粘罕的军队到达太原，太原也坚壁固守，金兵包围了它，攻破了周围各县，采用锁城法困住它，使城内城外不能相通。（案：《续宋编年通鉴》说：锁城法，是在城外箭石射程不及的地方筑城环绕，分派士兵防守，使内外不能相通。）虽然姚古进兵，收复了隆德、威胜，（案：李焘《十朝纲要》：这一年三月庚寅，姚古收复隆德府，辛卯，收复威胜军。又《宋史·本传》、薛应旂、毕�0的《续通鉴》相同。）扼守南北关，多次出兵，有胜有负但不能解除包围。（案：李焘《十朝纲要》：这一年四月丙辰，姚古与粘罕在关南交战，战败，退守隆德府。）于是下诏令种师中从井陉道与姚古形成犄角之势。种师中进军驻扎在平定军，收复了寿阳、榆次等县。当时粘罕因为暑热渡过隰地，（“度隰”，《靖康要录》写作“度井陉”）在云中会合西山军队时留下的士兵，都分散去放牧牲畜，侦察的人认为金兵已经分散，将要回去向朝廷报告。大臣们相信了，从朝廷中督促作战没有一天间断，使者络绎不绝，诏书以逗留畏缩严厉责备种师中。种师中读诏书叹息说：“逗留畏缩，是兵家的大罪。我一生都在军旅之间，现在老了，能忍心以此获罪吗！”慷慨地奔赴战场，坠入悬崖下而死。将士退守平定军。《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五。案：《续宋编年通鉴》说：种师中乘胜收复寿阳、榆次等县，有轻视金人的意思，又军需物资和赏赐士兵的物品，都留在真定，不随身携带。金人趁机突袭各军，用神臂弓击退他们，想要赏赐射箭的人，而随身携带的银碗只有几十枚，库吏报告不够而作罢，于是士兵都愤恨怨恨。又曾约定姚古、张灏两军一同进军，两人没有到，种师中与金人在榆次交战，带着伤奋力作战而死。看这个，那么他的过错不仅仅在于督促作战的人了。陈桱《通鉴续编》以及封有功《编年》、《靖康小雅等书记载此事互有详略，一并记录附在此处，以等待考证。陈《鉴云》：种师中五月辛未抵达寿阳的石坑，被金将完颜活女袭击，五战三胜。回师趋向榆次，到达杀熊岭，距离太原百里。士兵非常疲乏，敌人知道了，全部兵力攻击右军，右军溃败，前军也奔逃。种师中独自率领部下死战，从卯时到巳时，身上受四处伤，强忍伤痛战斗而死。“活女”，毕�0《通鉴》写作“和尼”。《金史》有他的传记，是娄室的儿子。封氏《编年》说：先前，种师中接到诏书，用军队护送大金使者回去。到达大名府，又接到诏书率领所统辖的军队救援太原。于是从天长出发经平定军，到达寿阳县，几百里之间，没有见到一个金人。种师中认为金人知道军队到来，都已经逃走了，而我们的军队肆意行动，没有穿戴铠甲手持兵器，五种兵器的装备，都交给随从背着。快要到达石坑时，有报告说前军已经到达石桥，距离太原只有二十里。中军到达石坑，军营还没有驻扎，有报告说榆次县路上金人的骑兵将要到达。种师中说：“一定是金人零散的归顺将领。”下令后军去捕捉，转眼间，金人大举到来，我们的军队来不及应对，骑兵冲杀，奔溃受伤，数不胜数，种师中于是战死，侥幸脱身的士兵将领十中没有两三个了。《靖康小雅》说：当时许翰同知枢密院事，不懂军事机宜，用严厉的文字约束种师中，不容许片刻停留。种师中正想规划应该做的事，并等待粮饷稍微供给充足，才进军，而许翰督促责罚更加紧急。种师中长叹说：“事情不成功，是天意。我何必吝惜一死，不报效国家呢！”于是从土门进入井陉到达榆次。金人先前在县城驻扎军队，种师中派遣军队击退他们，于是进入县城让士兵休息，当时军中缺乏粮食三天了。战士每天只给一勺豆，都有疲乏的神色。第二天，敌人派遣重兵迎战，招安的巨寇杨志作为先锋，首先不战，从小路直接回去。前军参谋官黄友战死。胡骑从四面聚集，官军溃散，种师中独自与亲兵小校几百人搏斗，左右用名马援助种师中，请求一起逃跑。种师中推辞说：“我是大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应当求生，你们赶快离开，不要触犯敌人的锋芒。”种师中于是奋力作战而死。《靖康要录》：九月三日，官员上言：“听说昨天出兵河东，大将种师中全军覆没，军威受挫，太原的包围，至今没有解除。更加给圣上宵衣旰食带来忧虑，更加壮大了戎虏凭借势力侵犯的气势，忠义之士，愤懑切齿，却不知道本来出兵的地方实际上导致了这样的结果。种师中老成持重，号称名将，熟悉敌情，通晓军律。率领万人大军，出援孤城，所应当的是估量敌人制胜，临机应变，以谋求万全之

译有利可图，必定不会轻举妄动，去侥幸追求速战之功。同知枢密院事许翰，轻浮急躁且缺乏谋略，却喜欢谈论军事，便以逗留畏缩、不肯进军的罪名，发公文督促责罚，命令出兵以赎罪过。师中向来刚强，不能忍受逼迫催促。许翰从中制约他，师中实在无法忍受，便不顾万死之险，决意一战，最终导致大败。陛下虽然已经知道师中是尽忠报国，然而师中怀着怨恨死于地下，而许翰的罪过却未曾昭示天下，臣实在为此痛心。假使像许翰这样的人成百上千地待在朝廷，对国家有什么补益，而失去一位师中，关系却非常重大。臣谨查考，许翰始终依附在蔡京门下，指天誓日，结为死党。陛下刚即位之初，反而任命他为御史中丞，他未曾用一句话提及蔡京、蔡攸的罪恶，反而在与同僚议论时，委婉开导劝解，用自身庇护他们，又想让他的同僚不再进言，听闻此事的人没有不愤恨痛疾的。他首先推荐蔡氏家族的姻亲陈求道担任台谏属官，陈求道因告发揭短而获罪。虽然陛下明察其奸邪不再任用，但士大夫的舆论尤其感到不平。许翰越级升迁至枢密院，在国事艰难多事的时候，却称病请假，几个月都不出来办公。如今还以延康殿秘阁的职务，出任近地藩镇的长官。况且许翰在言官职位上，就结党营私、庇护奸邪来欺骗君主；在枢密院任职，就胡乱行事、制造事端来误国。追究他的罪状，难道还止得住诛杀吗！恳请陛下圣明决断，重重地赐以贬谪斥退，作为对心怀奸诈、欺瞒君主的警戒，稍微赎清师中将士在九泉之下的冤屈。”奉圣旨，许翰被免去官职，安置到宫观闲职。

译《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五月，招募百姓捐献财物以资助军需。按：《靖康要录》中手诏的时间在四月。《四史朔闰考》记载：这个月丙寅日初一。初二日就是丁卯日。又按《宋史·本纪》、毕沅的《续通鉴》也都系于丁卯日，只有《北盟会编》记为庚午日，与《靖康要录》相差三天。《靖康要录》记载：初二日手诏说：“朕继承大统，日夜兢兢业业，思考如何安抚四海百姓，恩惠养育民众，以此作为长久之计。然而敌寇未平，未能停止战争，所以将发动天下的军队，以振兴国威，但是兴兵十万，每天耗费千金。当今在积弊之后，朕虽然痛下决心自我克制勉励，不敢奢侈浪费，裁减冗官，勉强供给经费，对于军队的使用，确实没有足够的财力来供给。过去汉帝招募百姓向边塞输送粮食，军队因此得以接济。如今朕对上为了祖宗社稷的重任，将以此奠定中兴大业；对下为了亿万百姓，将以此谋求休养生息之时，这正是忠臣义士协助渡过艰难时期的时候。凡是天下士民上户中，有能够拿出多余的钱粮来资助军需的，让州县听从其自愿，不得强迫，不论多少，不另作其他储蓄，专门用来充作招募士兵、供养士人的费用。将数额上报枢密院，各自以名字上报，朕将按等级给予恩赏，以此作为对忠义行为的鼓励，特此诏示，想必应当知晓。”

又，杨时请求罢免王安石配享孔子。按：《宋史·本纪》及李焘的《十朝纲要》记载：这个月戊辰日，下诏追夺王安石王爵，罢免其在孔子庙的配享。又按《宋史·本纪》、薛应旂、宗沐、毕沅的《续通鉴》也都系在戊辰日。《靖康要录》中杨时上言在五月三日，也就是戊辰日。《靖康要录》记载：杨时又被陈过庭弹劾，下诏让他一同出任外任监当官。现在一并附录于此。五月三日，右谏议大夫杨时说：“我见蔡京掌权二十多年，祸国害民，几乎危及社稷，人们对他切齿痛恨，但议论他的罪行的人，却不知道他罪行的根源。大概蔡京以继承神宗皇帝遗志为名，实际上挟持王安石来谋取私利，所以推崇王安石，加封王爵，使其配享孔子庙廷。而蔡京所做的，自认为符合王安石的意图，让人不敢议论，稍有不同意见的，就以不忠不孝的名义严厉贬斥。人们都闭口不言，不敢说话，蔡京得以肆意妄为。那么导致今日祸患的，实际上是王安石开启了先例。我仔细考察，王安石挟持管仲、商鞅的权术，用六艺来粉饰奸诈言论，变乱祖宗法度。当时司马光已经说过他的危害会在几十年后显现，今日之事，如同符契相合。他著述邪说，蒙蔽学者耳目，败坏他们的心术，不可胜数。姑且就其中对今日危害特别严重的几件事来说明，那么他的邪说就可见了。过去神宗皇帝曾称赞汉文帝爱惜百金而停止修建露台，说：‘朕是为天下守财罢了！’这是谨慎节俭的美德，心怀长远谋划，正应当顺承发扬。王安石却说：‘陛下能用尧、舜之道治理天下，即使耗尽天下财富来供养自己也不算过分，守财的话不是正理。’他不知道尧住茅草屋、土台阶，从未耗尽天下财富来供养自己。他称赞禹‘在家能节俭’，那么耗尽天下财富来供养自己的人，必定不是尧、舜之道。后来王黼、朱勔借这种说法来应付花石纲之事，耗尽天下之力，号称‘享上’，实际上是王安石耗尽天下财富供养自己的说法开启了先例。他解释《凫鹥》这首守成的诗，在末章认为‘以道守成的人，役使万物，安泰而不骄傲；主宰万物，花费而不奢侈，谁还会斤斤计较以爱惜财物为事呢？’《凫鹥》的五章，只说：‘凫鹥在沙洲，公尸来此熏熏然。美酒欣欣然，烤肉芬芳。公尸宴饮，没有后患。’自古解释的人，没有安泰而不骄傲、花费而不奢侈的说法。王安石独自倡导这种说法，以开启君主的奢侈之心。后来蔡京等人轻视财物妄自使用，专门以奢侈靡费为事，大概是祖述这种说法。那么王安石邪说的危害，难道不严重吗？我恳请圣旨判定王安石学术的错误，追夺王爵，诏令内外毁去配享的塑像，使邪说淫乱不迷惑学者，实在是天下万世的幸运。”奉圣旨，王安石应依照郑康成等人的例子，从祀孔子庙廷，命令礼部改正施行。五日，御史中丞陈过廷上奏：“我听说太学是贤士的关键，礼义由此产生。如今学官在上面互相辱骂，学生在下面互相殴打，更甚者学生挥袖争先，祭酒抱头逃避，败坏风化教育，怎么这么严重呢！况且朝廷大臣的进退出处，是常理。学正冯楫扬言认为这是对的，博士雷观痛斥认为这是错的。喧争纠举，比街头巷尾妇女互相辱骂还厉害。除了本台正在调查外，不知道学生取法于什么？《五经》的训诫，义理深奥微妙，后人见解不同，有的对有的错，各派学者不能避免。对的必定指为正论，错的必定指为邪说，这是近世偏颇的言辞，不是万世的通论。自从蔡京专权，专门推崇王氏之学，凡是苏氏之学，都认为是邪说而禁止。近来取消此禁令，通用苏氏之学，各取所长而去其短。祭酒杨时矫枉过正，又议论王氏”

译制造邪说，这又是不对的。导致诸生聚集众人，直接来到祭酒的位次，想要当面诋毁他，当时如果祭酒不自行回避，必定会惹出事端。又有时中斋有个姓叶的学生，偏袒王氏的学说；止善斋有个姓沈的学生，偏袒苏氏的学说，甚至互相殴打，人数稍多，学校的事务体统，本来应当是这样的吗！臣恳请陛下圣恩裁断斟酌，如果祭酒杨时持有偏见和曲解，德行不足以服众，学正冯楫、博士雷观光浮好争，大大丧失了读书人的体统，请求下令，一并斥责。又对于诸生中鼓动聚集众人作为首犯的人，以及两斋互相殴打的人，也请求下达给所属部门追查姓名，严厉排斥。希望这样朋党不形成，争讼不产生，使得学者乐于正道、趋向正途，不陷入邪僻，那真是非常幸运啊！奉圣旨，御史台派遣官员调查。不久下诏将他们一并外放担任监当官。陈桱《通鉴续编》说：中丞陈过庭、谏议大夫冯洸上疏诋毁杨时，于是罢免了杨时。祭酒杨时因此请求罢免谏官职务，下诏改任给事中。杨时极力推辞，于是以徽猷阁待制的身份退休。

译又，种师道驻守滑州，因年老多病请求罢免。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即《十朝纲要》）将此事系于壬申日，《靖康要录》在当月十二日记载种师中死讯后，紧接着记载种师道请求罢免。十二月为丁丑年，而壬申日是初七，正是种师中去世的日子。这说明种师道请求罢免是在种师中去世之前，《靖康要录》恐怕有误。

又，赦免河北地区。按：《靖康要录》记载当月九日有赦免河北的诏书。九日乃是甲戌日。又《宋史·本纪》、毕沅的《续资治通鉴》也都系于甲戌日。《靖康要录》记载：九日诏书说：“朕亲自承受慈母的训导，继承并守护宏大的基业，涉入治国之道尚浅，为日尚短。恰逢戎狄入侵践踏，遍及河北地区而骚扰不安。依靠宗庙社稷的灵验，驱赶犬羊般的敌人而将其消灭。凭借将帅士民的力气，保全金汤般坚固的城池屹立不倒。三关得以安宁，万民都感到喜悦。推举舜帝继位，经历各种艰难，而上天付托于我，希望大概就在此处。我有愧于无德，却继承了文武之业。于是念及黎民百姓遭受焚烧劫掠的忧患，军队耗尽转运供给的苦楚，丁壮勇于抵御，老弱疲于供给军需。田野萧条，已经失去了耕种桑麻的时节；尸骨撑拄，或许遭受刀箭的灾祸。痛在朕心，罪不在你们众人。应当颁布喜庆的恩泽，用来解除艰难忧患。凡是河北路州军，德音到达之日，死罪减等，其余无论轻重一律赦免等等。呜呼！诚信顺从获得天人的帮助，能够平定祸乱；赦免宽恕效法雷雨，期望共同享受恩惠。希望你们一方，体会我的至诚之意。”

又，种师中死讯传到，皇上在禁中哭泣，追赠他为使相，授予他的子孙二十人官职。姚古屯兵威胜军，帐下统制官焦安节谎传敌军到来，以动摇军心，军队在盘陀溃散，退保隆德。安节劝姚古逃跑，所以两郡都溃散了。姚古和安节回到京城，李纲召见安节，在琼林苑内将其斩首，姚古被流放到广州。按：《靖康要录》：这一年六月三日，李纲担任两河宣抚使。二十五日，赐御宴在琼林苑为李纲饯行。二十六日，李纲犒劳军队完毕，在琼林苑斩杀乐州都护、统制熙河路军马的焦安节。李焘《十朝纲要》记载为李纲饯行在六月庚申日，斩杀安节在六月辛酉日，都与《要录》相符。姚古被安置在广州则在壬戌日，大概是二十七日。《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姚古被责授节度副使，在广州安置在六月二十八日癸亥，与《纲要相差一天。《靖康要录》：这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御史中丞陈过庭上奏：“周世宗在高平作战，斩杀败将何徽、樊爱能等七十多人，军威大振。像世宗那样，政事法度，虽然未尽完善，至于用兵果决，确实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臣仔细考察，河东制置使姚古虽然本是武将世家，其实畏缩懦弱，向来没有战功。之所以登坛持节，只是因为用名马宝物贿赂童贯之门，滥受恩赏，以至于此。然而承受国家厚恩，不思报答称职。自从太原被围，姚古率领重兵在威胜、隆德，逗留数月，未曾寸进。等到种师中以忠勇自我奋起，而姚古违背约定不予应援，遂导致种师中失利，这是姚古可斩的第一条罪状。敌人正包围太原，没有一骑一卒敢窥探南北关；自从种师中失利，姚古就退兵威胜，士民叩马恳求，愿意共同守御，姚古却半夜逃跑，致使威胜的百姓，扶老携幼，死在道路上，哭泣之声，震动山谷，这是姚古可斩的第二条罪状。姚古既已退兵，其部将又在众人中妄言说：‘国家已经割让太原给金人，我们可以南归。’于是役夫、搬运粮草器甲以及民众在厢房者，全部抛弃而去，这是姚古可斩的第三条罪状。兴师之初，有十五人效力直入隆德，捆绑伪守倅献出，不流血而得一郡。姚古却掩盖其功状，不据实上奏，致使这十五人只得到赐帛，士气不扬，抱着戈矛不战，这是姚古可斩的第四条罪状。当伪官守隆德时，存恤其民人，保护其妇女，贼兵敢犯，立即斩杀示众；又关闭贼兵于他所，不许妄出，请求粘罕，遣还其兵。自称先世是汝、颍间人，深有效忠顺从之志，一旦捆绑至军中，姚古若能像韩信用左车、李愬释放李祐那样，太原之围自此可解，却贪冒功赏，献图于朝，用心不忠怎能成事？这是姚古可斩的第五条罪状。有人在上党道中看见数十个持大刀巨斧的人，拥骑而载妇人，说是将官宠妾，军中妇人，不可胜数，人无斗志士气不振，这是姚古可斩的第六条罪状。姚古想要退兵，无以发端，忽然有统制官焦安节厉声上前说：‘虏骑迫近，为何还留在此处？’姚古既不能斩杀安节以慰众心，就听从其言，领众宵遁，实在是姚古的谋略假借于安节，这是姚古可斩的第七条罪状。樊爱能、何徽一失，而世宗斩杀他们，姚古有大罪，可斩者七，难道可以宽恕吗？近日如统制官张师正、王从道畏法逃窜，已试用军法，如此特小者耳。斩杀一个姚古则主威立，斩杀一个姚古则军声振，斩杀一个姚古则四夷知畏，岂但能解除太原一方之围而快龙德士庶之愤而已！伏望特赐

译睿断，明正典刑。”奉圣旨，将姚古责授为节度副使，安置在廉州。又《九朝编年备要》在“子孙”二字之下，还有“族属”二字。《北盟会编》记载：种师中去世，享年六十八岁，他的侄子种沔招引亡魂，护送灵柩到达京师。皇帝在禁中痛哭，亲自撰写祭文说：“唉，这位虎臣，你为了公务而忘却自身。”派遣内侍张实去致祭，追赠种师中为蔊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马，授予他子孙及族属三十人官职，赐功德院名为“旌忠”。种师中有两个儿子：种濬、种潜。种师中死后，朝廷商议追究违抗军令的兵将罪责，中军统制官王从道穿着朝服在马行市被斩首；副统制张师正率领的胜捷军当时正驻扎在大名，接到命令后，大名府知府李弥大将其斩首，军队于是溃散，后来被韩世忠招降的就是这支军队。又李心传的《十朝纲要》记载：五月乙未日，姚古与金人在盘陀交战，兵败，逃回隆德府。这是在种师中死后十九天。《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在五月十九日甲申日，这是在种师中死后七天。

译又颁布告诫、勉励的诏书。在此之前，谏议大夫冯澥进言说：世间有公论，有中道。公论是天下人所共同认可的，而中道是万世不变的。对于祖宗的法度与元丰年间的法度，应当选择其中可行的来施行；对于诸经的古注与王安石的新议，应当选择其中好的来遵从，何必认定这一方是对的，那一方是错的呢？朝廷将诏书张贴在朝堂上，御史李光驳斥这一观点，皇帝没有听从。右正言崔鶠上奏说：冯澥本是熙宁、元丰年间的人才之一，自从（朝廷）宣扬继承熙宁、元丰的政令以统一道德，天下便一致趋向谄媚奸佞；宣扬继承熙宁、元丰的政令以同化风俗，天下便一致趋向欺骗蒙蔽；宣扬继承熙宁、元丰的理财之道，导致公私财力枯竭；宣扬继承熙宁、元丰的培育人才之法，导致人才匮乏；宣扬继承熙宁、元丰的开边策略，导致胡人侵犯宫阙，这就是任用熙宁、元丰人才所带来的后果。于是皇帝颁布了诏书。原注吕中说：自从二月金人撤军，到十一月金人再次入侵，本应上下同心协力，以挽救旦夕危亡的紧急局势，然而朝廷却正在争论结党营私，台谏官员正在追究前事，士大夫们争论法度的新旧，辨析党派的邪正，如同鼓动烈焰，涨起洪波罢了。金人撤军并非因为我们的德行足以感化他们，我们的力量足以制服他们，只是因为两位首领的势力未必能取胜，担心被我们勤王的军队所乘虚而入，所以撤军来误导我们，使我们的意志懈怠、军队解散，然后他们才能得逞。而金人撤军之后，我们上下互相称庆，去东南迎接太上皇，解散关陕的西军，勤王的军队全部回到各道，宰执、台谏的议论，名义上说不放弃三镇，实际上却不救援三镇；言辞上认为修好内政自然可以抵御夷狄，实际上却以此为借口来处理不急之务。国家对待外敌大体上是危急时谋划，缓和时就遗忘，难道只有靖康年间如此吗？案：《靖康要录》记载：六月二日有崔鶠的奏疏，李光的札子，随即颁布诏书。据《四史朔闰考》：六月初一为丙申日。初二日为丁酉日。冯澥的两份奏疏则在五月，现在一并附录于此。五月十日，左谏议大夫冯澥进言说：我听说太学是道义产生的地方，教化的源头，贤士的关隘。博士在上面讲解阐明、教导启迪，子弟在下面切磋琢磨，从容自得，人们没有不同的议论，这确实是太学的兴盛景象。国家自从崇宁、大观年间以来，实行贡举考试之法，而乡举里选，只是空走形式。从此士人失去了坚守，太学教养的方法，全部衰败不振。士人不自重，务求轻浮，博士先生习惯于结党营私，各自提出说法，不再有恰当的标准，煽动成风。依附王氏之学的，就诋毁元祐的文章；依附元祐之学的，就讥讽王氏的说法，风气败坏至此，颓废破败无法挽回，这是当今的大患。近来朝廷废除了对元祐学术的禁令，不专主王氏之学，陛下本来想要中立不偏倚，六经的宗旨，只取那些说理通达的，舍弃那些谬误的，不专主一家，这确实是很大的举措。我访闻太学中，在上面主持考试取舍的人，有时专主一偏之说；在下面守经肄业的人，有时执着一偏之见，上下喧哗争执，这非常不符合陛下开设学校、教养众多士人的本意。我又听说臣僚上言，请求废除王安石配享太庙，并认为王安石的说法是邪说。朝廷听从了进言者的请求，废除王安石配享太庙而将其列入从祀，这确实是公议所在，谁认为不对呢？如果进言者认为王安石的说法是邪说，那就错了。王安石解释经书固然不能没有失误，孟子所说的“息邪说”，是指杨朱、墨翟的言论；如果把王安石的说法等同于杨朱的言论而视为邪说，那就应当再次禁止它，这就是引起学者诽谤而导致纷乱的原因。士人背着书箱，前往天子之学接受教养，不仅仅是为了进取爵禄，也希望他们所受的教养、所学的内容以及操守如何。如今科举临近，如果士人引用王氏之说，而有司怀有私心，便将其视为邪说而黜落，那么利害所系非常重大，我固然不得不进言。我希望陛下明诏有司，训诫内外，凡是学校科举的考校取舍，不得专主元祐之学，也不得专主王氏之学，无论是传注还是己说，只要说理恰当即可。如果有司擅自以私人的好恶来取舍，请求重重斥责，希望使天下学者明白无误，而学校中的众多士人得以安心。奉圣旨依奏。十三日，左谏义大夫冯澥上奏说：我听说天下有公论，有中道。公论是天下人共同认可的，而中道则是万世不变的。熙宁、元丰及元祐以来，人没有公论，治理失去中道，不偏于此，就偏于彼。天下疲于变更，士大夫困于贬谪，五六十年间的是非互相攻击，祸福互相倾轧，纷争扰攘，直到前日的大乱才停止。陛下龙兴，凭借英明的资质和睿智的决断，诛锄奸凶，铲除弊端，旷然大变，与天下重新开始，应当在此时向天下阐明大公至正之道，汇聚天下的公论，垂范万世而不变。而我私下听闻近日朝廷的议论，观察士大夫的趋向，渐渐又偏向元祐，鼓动倡导应和，逐渐不可解脱，那么义理又将不得其中，政治又将不得其平了。我听说道贵在适中，法则随时而变。祖宗的法度，到现在一百多年了，大概有可行的，也有不可行的。现在只要选择可行的施行，不可行的去除就行了，何必认为祖宗的是对的而熙宁、元丰的是错的呢？传注的说法，千

译如果多活几年，对于圣人的经典，不能说没有补益，但归结到公众的舆论，难道没有浅陋遗漏、未尽善之处吗？王安石凭借闻名当世的学问，阐发精微奥妙，著成《新经》，在太学刻版，颁行天下，学者们一致尊崇敬仰，但归结到公众的舆论，也有穿凿附会过分的弊病。《新经》命令学者选择其中好的方面去遵循，不好的方面去改正也就罢了，何必一定要认为传注是对的而《新经》是错的呢？祖宗的治理年代久远，臣没有赶上看见。熙宁、元丰年间，朝廷内外安宁太平，公私财物充实，法令完备，赋税徭役公平，朝廷没有侥幸居位的人，州县没有横征暴敛，夷狄畏惧威德，盗贼不作乱，假使今天的治理能达到那时的水平，有什么不可以呢？那时学校中英才如林，研习经书和吏治，都有根本渊源，科举程式还在，可以查考，假使今天的学者能达到那时的水平，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自从崇宁年间以来，蔡京掌权二十多年，纷纷更张变乱，没有安宁停止的时候。自从熙宁、元丰的法度被扫除得干干净净，所以国家大坏，到了如此极端的程度。仁宗皇帝，是陛下的高祖；神宗皇帝，是陛下的祖父。子孙的心，难道会有厚薄之分吗？王安石、司马光，都是天下的大贤，他们的优劣高下，自有公众的舆论。臣希望陛下不要有个人好恶，不被偏私党派所蒙蔽，真诚地执守中正，以此照耀臣下，那么是非自然明了，纷争自然平息了。伏望陛下仁慈，与两府大臣稍微详细商议，如果有可采纳之处，乞请在朝堂上公开张榜，颁示太学，以安定士人的心，以杜绝众人的疑虑，那么臣无论生死都感到幸运。如果不这样，臣甘愿承受因邪说而被诛杀的罪名，早点正法，以警示天下，这也是臣生死都感到幸运的事。请陛下裁决。三省共同奉行圣旨，在朝堂上出榜。六月二日，右正言崔鸥上奏：臣看到诏书说谏臣直言得失以求真实的是非，这体现了陛下求治的迫切。然而几十年来，王公卿相，都出自蔡京门下。那些被提拔担任要职，等待依次任用的人，又充斥在台省。使得一个门生死了就有一个门生活着，一个旧吏被驱逐就有一个旧吏来，交替掌握政权，互相执掌国政，历经千百年没有一个人互相异见，即使有万代子孙也没有一个人害自己。这是蔡京的本来图谋，怎么能听到直言是非的话传到陛下耳中！比如冯澥最近上奏章，他说熙宁、元丰年间，士人没有异论被斥逐，布衣之士，谁敢有异论呢？士人携带书策背着书箱，不远千里，游学于学校，他们的意图不过是求取官职罢了。王安石著《三经》之说，采用他学说的人入仕，不采用他学说的人被斥退。于是天下人顺从地雷同，不敢表示可否，衰败以至于今天的大乱。这是没有异论的巨大效果，他怎么敢用这种说法来迷惑君主呢？又说崇宁以来，博士先生，习惯于党派，各自为说，依附王氏之学，就在考试中诋毁元祐的文章；信奉元祐之学，就在考试中讥讽王氏之说，这是最为欺罔的，难道有博士先生敢为了元祐之学而讥讽王氏之说吗？自从崇宁以来，蔡京用事，用学校之法驾驭士人，如同军法驾驭士兵。大小互相制约，内外互相管辖，一旦有异论的人在其中，就连累上下学官，用罢免禁锢的刑罚对待他们。他的意图是认为，一旦有异论，自己的罪过必然暴露于天下，被君主听闻罢了，博士先生有敢诋毁讥讽王氏的人吗？请求下诏太学，选取博士，重新审视，那么冯澥的荒诞欺罔就显现了。至于苏轼、黄庭坚的文集，范镇、沈括的杂说，害怕他们或许记载祖宗的事迹，或许记载名臣的言论，对自己不利，所以一概禁止，用严刑坐罪，用重赏收买，不得收藏，那么禁止士人异论，方法也已经严密了。冯澥说元祐之学讥讽王氏之说，他的欺罔不也太厉害了吗？欺罔的言论公然流行，那么真实的是非从哪里显现呢？然而先王探求真实的是非也有方法。皇帝向下询问百姓，《周官》说询问众人，《孟子》说不以左右卿大夫的话为然，一定要询问国人，那么真实的是非就显现了。臣请求将冯澥所上的奏章连同臣的奏章，悬挂在象魏，张贴在通衢，以验证国人的舆论并赏罚，以警戒欺罔君父的小人，这是陛下的福气，天下的幸运。又上奏：臣最近上奏章论谏官冯澥，没有蒙受施行，冯澥又升任吏部侍郎，这是士人舆论共同忧虑的，臣正逢言责不能不说。看冯澥的意思，不过是想用熙宁、元丰的法度来治理国家。冯澥是熙宁、元丰人才之一，自己想推行就自我安定，自己的学说被废弃就自身危险，不是为国家忠诚谋划。这关系到天地否泰，国家治乱的分野，不可忽视。过去在仁宗、英宗时，特别选拔天下敦厚朴实敢言之士留给子孙，而王安石用事，都把他们视为流俗之人，全部驱逐，于是自己创立新说来造就士人，号称新美之才。新美之才充斥朝廷，而君主听不到天下的安危。元祐之初，任用司马光为相，收用仁宗、英宗时的人才，所以宣仁圣烈皇后拥立少主不出帘帷而天下大治。询问四方夷狄，就都顺服了；询问盗贼，就消弭了；询问军士，就预先归附了；询问百姓，就富裕安乐了。当时，天下的形势安定如泰山。等到章惇、蔡卞用事，把他们放逐到瘴疠荒远之地。蔡京暗中蓄谋异图

译凶恶的阴谋更加炽盛，于是将熙宁、元丰年间的人才全部收罗任用，用美好的官职引诱他们，用丰厚的俸禄收买他们，于是天下的小人纷纷追随，众口一词，互相呼应，鼓吹继承熙丰新政的言论，以此来诱惑君主。所谓继承熙丰新政，统一道德标准，却使天下人一致谄媚奸佞；所谓继承熙丰新政，统一风俗习惯，却使天下人一致欺诈蒙蔽；所谓继承熙丰新政，治理财政，却使公私双方都受到损害；所谓继承熙丰新政，培养人才，却导致人才匮乏；所谓继承熙丰新政，开拓边疆，却导致四方夷狄交相侵犯，胡尘逼近宫阙！这就是任用熙宁、元丰年间人才的效果。这就好比治病，一位医生治病而痊愈，另一位医生治病却恶化，贤与不贤不用比较就很明白了。况且在元符末年，因为连年四月朔日发生日食；四月是正阳之月，古人所忌讳。皇帝下诏征求直言，应诏上书的人数以千计。蔡京借此机会清除异己，派遣心腹党羽考核评定，分为邪正两等，与自己意见相同的定为正，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定为邪，冯澥与蔡京一同参与考核，所以被列在正等。凡是异己者，蔡京都指斥为邪，陷害他们获罪，共有数十人。近来太上皇下诏自责，其中说因为征求直言被权臣所夺，反而归咎于建议的臣僚。那么，前日附和蔡京被称为上书正等的人，都是今日的罪人。陛下刚即位时，天下人观察陛下的好恶是非，以此预测世道的兴衰，现在任用蔡京所定的正等人，这难道是太上皇好恶悔过的本意吗？天下的士人听说后就会离心离德。又上奏说：臣听说前谏官冯澥曾上疏请求在朝堂张贴榜文，朝廷认为是对的，予以施行；御史李光认为不对，缴还驳斥。等到李光缴还驳斥时，冯澥不敢自我辩白，大臣也不敢为他辩解，对李光置之不问，对冯澥升迁而不加责问，政令刑罚如此，士人的议论纷纷扰扰。况且如果认为冯澥的话是对的，那么李光就有罪；如果认为李光的话是对的，那么冯澥就应被斥责，应当斥责反而升迁，这就叫做奖赏奸邪。《左传》说：“下属认为罪过是正义的，上级奖赏奸邪。上下互相蒙蔽，难以成就大业了。”顺着这种趋势发展，导致今天的大乱。陛下半夜思考，吃饭时叹息，不知道如何善后。而臣下不思如何排除奸邪、理清纷乱，以减轻陛下对社稷的忧虑，只是沿袭从前互相蒙蔽的手段，来试探陛下，这是罪人。将来如果有议论说蔡京继承熙丰新政是对的，而被没收的资产可以归还，被放逐的子孙可以任用的，该怎么办呢？怎么知道会这样？如果试探的说法得行，而陛下没有明察奸邪，那么什么话不能说，什么主张不能进？这不只是臣所担忧的，也是天下忠臣义士共同担忧的。现在臣冒着奸邪的锋芒，踏进祸患的机关，与陛下陈述，最终不能取胜而自取灭亡，也很愚蠢。但臣的职责在于言责，讨伐奸邪的阴谋，堵塞祸乱的根源，为国家长远考虑，这是臣的责任。况且侍从之臣，是执政的阶梯。近来冯澥的意图不过是想依次补任近臣，逐渐担任宰相之位，以推行他的邪说，巩固他的党羽，作为万世自保的计划，这是贼臣蔡京的手段，实行至今，天下破坏，这也到了极点。陛下还忍心让蔡京的余党再次破坏吗！前车之覆未倒而不引以为戒的有，但没有前车已覆而不引以为戒的。恳请陛下追究冯澥的建议，李光的驳奏，谁是谁非，而明确赏罚，以昭示四方，使四方清楚地知道陛下的政令不容奸邪，那么即使是邻国敌人也不敢轻视中国。不然，普通百姓，愤然不服，国威就不能再振作了。请陛下裁决。侍御史李光上札子论冯澥推崇王安石的学说，蛊惑众心，王安石设置条例司，专任自己的才能，排斥驱逐名贤，任用小人，逐渐导致蔡京、蔡卞操持继承熙丰新政的说法，扫除祖宗法度。在李光札子之后，御批：祖宗的法度，子孙应当像金石一样坚守。蔡京首先倡导继承熙丰新政，变乱旧章，直到今天，可以作一道诏书。诏书说：朕以浅薄陋劣，继承圣祖基业，只有祖宗开创疆土，多次休养生息，以至于今天。那些法度条章，虽然随时有所增减，凡是用来恩惠遗留天下的，都根基于仁义，恩泽施予百姓，深入骨髓，在于后人奉承不敢有改变。近来，蔡京心怀谄媚，搜罗邪恶，妄作不宁，凡是旧章常法，肆意变乱，挟持继承熙丰新政的言论，作为胁迫之计，内外骚动，公私困乏。近年太上皇深刻洞察其奸邪，亲自执笔，清除弊端，都予以纠正。等到朕继承大统，日夜恭敬恐惧，与公卿大夫谋划遵循旧制，致力于引导二帝三王的常道，以契合我历代圣人的心意，作为万世的依靠。还担心邪说偏行，习以为常，动摇众心，损害国体，明确指示旨意，没有不学习的。

译又任命李纲为两河宣抚使。起初，朝廷听说种师中战败，种师道又因年老多病请求归乡，于是另行商议选拔宣抚使，代替种师道领兵再次救援太原。耿南仲认为，国家衰弱而敌人强大，应当割让三镇来贿赂他们。李纲上奏说：“祖宗留下的土地不可割让，割让只会助长敌人的势力，百姓陷入夷狄之手，这难道是作为百姓父母（君主）的道理吗？”皇上采纳了李纲的意见，制定了再次救援的计划。耿南仲说：“如今想要救援太原，非李纲不可。”耿南仲因为李纲持异议，所以将他外放。李纲被召见应对，自己陈述是书生不懂军事，恐怕不能胜任，而且会耽误国家大事。过了十多天不接受任命。有人对李纲说：“您知道皇上派您去的意思吗？这并非为了边防事务，而是想借此让您离开，这样京城的人就没有借口（反对）。您如果坚持卧病不起，进谗言的人更能推行他们的说法，皇上发怒且后果不可预测，怎么办！”许翰写了“杜邮”两个字送给李纲，李纲这才接受任命。宣抚司得到三万士兵但缺少马匹，李纲禀告皇上说：“军事行动没有马匹就无法振奋军威，想要征集京城的马匹，不久命令被搁置没有实行。李纲将两万人分为五军，当时胜捷军在河北叛乱，派遣左军前往宣抚安抚，又派遣右军隶属刘韐。当时刘韐被任命为宣抚副使，又任命解潜为制置副使代替姚古，任命折彦质为河东勾当公事，与解潜一起在隆德府治理军队。李纲请求银绢百万，约定在六月二十二日出发。

案：《靖康要录》记载：六月三日，下诏任命知枢密院事李纲为河北河东路宣抚命。六月三日是戊戌日。《东都事略》、《宋史·本记》、毕沅《续通鉴》也都系于六月戊戌，只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十朝纲要）系于五月丙子，与原本五月相符。丙子是五月十一日，与六月戊戌相差二十三天。根据《靖康传信录》，六月三日召对睿思殿。从此授官之日当天就召对，如果按《纲要》所说，则是授官二十三天之后才召对，恐怕不合情理，这是第一处不合；本书说李纲受宣抚使任命在种师中战败之后，而种师中死于五月丁丑，如果是丙子日，则在丁丑前一天，反而在种师中未死之前，这是第二处不合；原本与《纲要》恐怕都错了。根据《靖康传信录》：六月三日，在睿思殿召对，告知想要派遣他的原因。李纲再次拜谢极力推辞，自己陈述：“我是书生不懂军事，在围城之中，不得已为陛下料理军事，实在不是我的专长。现在让我做大帅，恐怕不能胜任，而且会耽误国家大事，死不足以抵罪。”皇上不允许，立即命令尚书省书写敕命，让他当面接受，李纲上奏说：“即使我不自量力，为陛下出行，也必须选择吉日接受敕命。现在任命大将像呼唤小孩一样，可以吗？”皇上于是允许另择吉日接受敕命。李纲退下后随即称病告假，上札子请求退休，极力陈述不能做大帅的原因。并且说：“这一定有建议不容我在朝廷的人。”奏章上了十多份，都被批答不允许，并且督促他接受任命。于是台臣余应求、谏官陈公相继上言李纲不应离开朝廷。皇上都认为是大臣游说，将他们斥退，于是没有人敢说话了。

又贬谪陈公辅。案：《靖康要录》记载：六月十日，司谏陈公辅上札子。奉圣旨，左司谏陈公辅以差遣监合州酒税务。十日是乙巳日。《宋史·本纪》、薛应旖、毕沅《续通鉴》也都系于乙巳。《要录》札子说：我私下观察今日天下的形势，好比病人的身体，有在四肢的，有在心腹的。守奭防备失当，边境骚动，河北寇难刚刚退去，河东用兵失利，西夏人在西部边境也偶尔侵扰，病也很重了，然而还在四肢。至于朝廷之上，君主听信言论不审慎，大臣用心不公正，士大夫趋向不一致，而这病在心腹。四肢的病不治，还不至于有害，心腹的病不治，身体就无法保全了。我冒死等待罪责，为陛下陈述。近来狂虏直接逼近京城，各门不开，仅一个多月，宗庙社稷，危如累卵。然而人心坚守，士气奋发，最终能使番寇退去，国家得以保存，这是因为四肢虽然有病，而心腹没有病的缘故。怎么说呢？陛下即位之初，求取言论唯恐不及，大小官员，各自尽言，而陛下听取，未曾迷惑。言论好的，即使是疏远卑贱的人，必定施行；言论不当的，即使狂妄到极点，也不加罪，所以上下没有不通情的，朝廷没有壅蔽的祸患。现在却不是这样，忠言切直却未必被信任，奸言倾覆却未必被察觉，真伪不明，是非蜂起，而陛下更加迷惑了。前日余应求因为迎合大臣获罪，不知道他所言何事，只看到应求亲自为陛下提拔，每次想要尽忠图报。如果希求进身，为自身谋划，自然应当用谄媚之言迎合陛下，为何要迎合大臣？人情都认为不是这样。现在陛下又不公布他所言，明确他的罪责，以消除天下的疑虑，却暗中驱逐他，中外都认为这是大臣想要堵塞言路。应求何足可惜，我担心没有人敢为陛下尽言，那么大臣的忠邪，政事的好坏，人情的疾苦，国势的安危，就不能再被上闻了。所谓君主听信言论不审慎，就是这个原因。陛下即位之初，一时大臣

译本来就有奸邪平庸、不堪任用的人，陛下明察秋毫，逐渐将他们罢免，于是专门委任一两位忠诚正直的大臣。他们自己也深知陛下委任专一，又见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所以各自竭尽忠诚，不敢怀有私心，互相倾轧诋毁。现在却不是这样，有的因怨恨互相攻击，有的用巧言互相诋毁，各自培植私人党羽，不把国家公事放在首位。像李纲这样的人，他的忠诚勇敢虽然可以信赖，但他刚愎自用，难免有过失，所以同僚们心中不平，共同诬陷诽谤，陛下已经对他产生怀疑了，现在却更派他出使并统领军队。周宣王时，尹吉甫之所以能成就北伐的功业，是因为国内有张仲这样孝顺友爱的辅佐。现在陛下如果认为李纲可以建立功名，一心一意地任用他，就像唐宪宗任用裴度那样，固然可以要求他取得成功，但圣心已经对他产生怀疑，而大臣中又没有张仲那样的辅佐，那么这件事就尤其危险了。李纲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宗庙社稷的存亡，才是值得忧虑的。臣所说的大臣用心不公正，就是指这种情况。

陛下刚即位时，所有政事都以祖宗的法度为准则，痛下决心革除积久的弊政，清除弊端的根源，民心欢欣鼓舞，庆幸还能看到仁宗四十二年太平盛世的景象，而士大夫们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没有人敢提出异议。现在却不是这样，有的人想将祖宗熙宁、元丰年间的法度并行使用，有的人想将王安石等儒者的学说兼收并蓄，持两种偏颇的说法，树立折中的理论，像冯澥这类人就是这样。陛下起初想完全恢复祖宗的法度，还担心妨碍太上皇帝所推行的政事，所以迟迟没有决断。现在太上皇帝已经自己深刻认识到奸臣误国，想要彻底革除以前的错误，臣僚们却还敢挟带私意来损害公法。况且王安石开创弊端，蔡京继承并宣扬，流弊发展到如今，几乎使天下灭亡。如果不是祖宗的恩德对百姓深厚，怎么能重新保全国家呢？现在再发表这种是非不一的言论，这是什么道理呢？臣听说以前太上皇帝刚即位时，就想追复祖宗的法度，不到一年时间，任用曾布、蔡京，以至于中途停止。今天回想起来，确实是错误的。但当时的错误，天下的局势还能支撑一二十年。现在如果再犯错，就大大不同于从前了。全国百姓穷困愁苦，公私两方面都困迫艰难，国势危急窘迫，人心惊恐畏惧，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一旦有所失误，立刻就会招致祸乱。议论朝政的大臣，竟然不考虑这些，真令人叹息啊！臣所说的士大夫趋向不统一，就是指这种情况。

以上这三点，都是心腹之患，不可不治理，希望陛下赶快治理。审慎地听取言论，不要因为言语就治人的罪，让臣下各自竭尽他们的见解；专一地委任大臣，不要让邪曲害了正道，让大臣各自竭尽他们的公心；破除模棱两可的说法，完全回归祖宗的法度，让士大夫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如果这样，那么心腹之患就消除了。四肢的毛病即使没有去除，暂且稍等片刻，一定没有大害，因为从来没有能治好心腹疾病却不能治疗四肢疾病的情况。如果不这样，那么内外都会生病。臣是个卑微的小官，侥幸被提拔，全家几口人，白白吃着国家的俸禄，并非不能用阿谀奉承的话迎合圣意，勾结大臣，苟且求得一时的富贵，只是自己回想平生志愿，希望效法古人那种专一辅佐君主的忠诚。现在身居谏官之职，如果不竭尽我的愚忠，稍微图谋报答，不仅辜负了陛下特别的知遇之恩，也辜负了我平生所学，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人间呢？恳请陛下稍减威严，留心听取阅览，臣冒犯圣听、应受放逐诛杀之罪，实在不敢逃避，只请陛下处置。请陛下裁决。奉圣旨，左司谏陈公辅被派去监管合州的酒税事务。

译又有彗星出现在紫微垣。按：《三朝北盟会编》将此事系于六月二十八日癸亥。根据《靖康要录》，陈过庭称是在二十七日壬戌之夜。《东都事略》、《九朝编年备考》以及《宋史·本纪》、王宗沐、薛應旂、毕沅的《续通鉴》都系于壬戌日，与这里相同，《会编》恐怕有误。《靖康要录》记载：靖康元年七月十六日，御史中丞陈过庭上言：臣见前月二十七日壬戌之夜，以及今月初四日戊辰之夜以来，彗星出现在天的东北方。凭借陛下恭谨节俭、忧虑勤勉，仁爱百姓、爱惜万物，恩泽施于四海，不应当招致这样的灾变，所以凡是通晓天文的人，都说这是金贼灭亡的征兆。考察天理，验证人事，金贼残暴，杀伤太过严重，自取灭亡，确实有这样的道理。虽然天道幽深遥远，天象显著明亮，倘若因为幽深遥远的说法而忽视显著明明的警戒，似乎不符合古代圣明君王端正政事以应对天变的义理。何况戎狄尚未消灭，寇盗尚未平定，君主的威势尚未振奋，国家的形势尚未强盛，权柄纲纪尚未举起，纪律尚未严明，是非尚未分明，赏罚尚未得当，罪人已经抓获，却未施加明确的刑罚，宽大的诏令已经颁布，百姓却未蒙受实惠，仓库尚未充盈，私室尚未富有，权贵近臣之中，并非都是正直之人，州县之间，并非都是廉洁的官吏，命令多次下达却多次更改，任命屡次上报却屡次变动。朝廷有姑息养奸的政令，官吏多有冗杂的人员。像这样，星象垂示警戒，怎么可以忽视呢？伏望陛下适时降下明诏，切实自我警戒畏惧，对内修养德行，对外修明政治，进用君子，斥退小人，奖赏廉洁，免除苛扰，修缮兵器甲胄，选拔车兵步兵，防备边疆，储备粮食，体恤百姓的隐痛，去除冗杂的官吏，铲除弊端的根源。像这类事情，依次施行，或许能将灾变转为吉祥，将祸患转为福泽。愿陛下加以察验。请陛下裁决。

又有太白（金星）、荧惑（火星）、岁星（木星）、镇星（土星）四星聚集在张宿。按：《九朝编年备考》、《宋史·本纪》、薛應旂、毕沅《续通鉴》相同。

又金朝设置元帅府，以谙版孛极烈斜也马为都元帅，粘罕、斡离不作为左右副元帅，挞懒、兀室作为左右监军，阇目及耶律余睹作为左右都监，共七人。这时粘罕、兀室、余睹三大酋长放弃太原向北离去，往返一千多里避暑，等到秋天才回来，而我们的援兵云集却不能解除太原的围困，失策太严重了。按：《金史·太宗本纪》：六月庚申日，任命宗望为右副元帅。宗望就是斡离不，这与这里系于六月相合。《三朝北盟会编》：这一年四月十五日辛亥，金人建立元帅府，设置官属：都元帅、左右副元帅左右监军、左右都监，共七人。引用《节要》说：斡离不最初侵犯燕山，粘罕最初侵犯河东，称为都统府，至此改称为元帅府，这是刘彦宗的建议。《会编》系于这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戊午，粘罕从隆德府向南侵犯泽州界。二十四日庚申，粘罕经过泽州，游骑一直到达孔寨河，晋、绛戒严。二十六日，逢奉使路允迪等，说城下讲和，已经割让三镇，于是回到太原，在城外旧城筑城居住，号称元帅府。全部陷落属县，运输草料粮食，做长期居住的计划。那么二月已经有元帅府之称。同一本书中，两种说法不合，《会编》恐怕有误。又按挞懒，《金史》、《大金国志》都有传记。《大金国志》说：一名挞辣，一名昌，是武元的堂弟。《金史》有两篇《挞懒传》，而与阿里刮击败宋兵，俘获胡直孺、随师元一事，两篇传记都记载，不知道应当归属哪一篇。兀室就是《金史》中的希尹。《大金国志》说：兀室一名悟室，一名希尹，是武元帝的疏族，族属为子。《金史》说：完颜希尹本名谷神，是欢都的儿子。都见本传。阇目，就是《金史》中的阇母，有传记。《大金国志》作阇目，没有传记。余睹前作如堵，注释详见本年四月。

（慈谿冯一梅辑注）

卷五十五

钦宗

△靖康元年（丙午，一一二六）

1、七月（按：钱大昕《四史朔闰考》：这月乙丑朔。）乙亥日，蔡京调任儋州，（按：《续宋编年通鉴》蔡京流放儋州系于二月，错误。二月甲寅朔，蔡攸与童贯开始被孙觌弹劾，但只是责降并未放逐。）蔡攸调任雷州，（按：李<上直下土>《十朝纲要》记载：这一年五月壬申日，调任蔡攸安置浔州。这大概是从浔州移置雷州。）因为臣僚屡次上章论奏他们阴险贼害、奸恶，罪过明显，请求将他们投弃海外。凡是蔡京的子孙，都分别迁徙到湖南、江西的偏远郡县，不久下诏遇到大赦，不得酌情移近。（《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一。原注：蔡京天性险恶诡诈，玩弄智巧以控制他人，在君主面前，左顾右盼，专门为了固守权位。始终持有一种说法，认为应当超越拘谨保守的习俗，竭尽九州四海的力量来奉养自己。徽宗虽然富贵他，但暗中知道他的奸佞谄媚，不可以托付国家，所以屡次起用又屡次罢黜。曾经收罗他向来不合的人，如赵挺之、张商英、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