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１１、拯又言：“前端明殿学士、知定州苏轼落职知英州。（案：《十朝纲要》，知英州在壬子日。） 按轼敢以私忿形於制诰中，厚诬詀诋，轼於先帝不臣甚矣。王得君愤其诋诬之甚，上书言之，旋被谴斥以死。秦观浮薄小人，影附於轼，请正轼之罪，褫观职任，以示天下后世。”
１２、丙戌，（案：二字，据毕沅《通鉴》增。） 诏苏轼合叙复日未得与叙复，秦观落馆阁校勘，添差监处州茶盐酒税。（《纪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五。案：《太平治迹统类》云：刘拯言：“宣仁尝谓宰相编修实录官，每任先朝曾责降者，盖虑谤书一成，不可改追也。是时权臣擅政，虽差邓温伯、陆佃林、范祖禹代之，至於吕公著谓常平法失天下心，若韩琦因人心，如赵鞅举甲，以除君侧之恶人，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先帝怒其诬忠以胁君也，令词臣明言其故，黜知颍州。公著提举实录日，谓无此语，令史官改之，请重审阅，其间书不以实，辄移易增减，情涉诬诋以闻。乞重行黜责，以正国典。”从之。又言苏轼云云。《宋史·秦观传》云：绍圣初，坐党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论其增损《实录》，贬监处州酒税。使者承风望指，候伺过失，既而无所得，则以谒告写佛书为罪，削职徙郴州。）
１３、乙酉，左司谏翟思言：“先帝考古，成宪条，定官制，循名辨，实以起太平之功绪。元祐以来，浸已变乱。请召有司，应职名缪乱者，一循官制，各与釐正。”诏：“令编修官置局，考具合完补，改正事目，申三省取旨；改正毕，别取旨，罢局所请，集成六典，更不修纂。”（《纪事本末》卷九十三，又卷一百。案：罢修官制局，《宋史·本纪》在五月壬寅日。《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复元丰改官员。《编年备要》云：每岁毋过百四十人。）
１４、丙戌，侍御史虞策请复置天下义仓。（《纪事本末》卷九十三。案：《纪事》不系日；《宋史·本纪》，复义仓在丙戌日。《编年备要》云：除二广外，复置之。毕沅《续通鉴》云：丙戌，虞策请复置天下义仓，每苗税一石，出米五斗，自来年为始，专充赈济。从之。）
１５、癸巳，新差知苏州吕惠卿知江宁府。（《纪事本末》卷百三十。）
１６、丁酉，左正言上官均言：“臣窃见前宰相吕大防，天资强狠，怀邪迷国，尝与御史中丞苏辙阴相党附，同恶相济。伏愿陛下察究本末，出自睿断，特加施行，以明示朝廷好恶，判别忠邪，以正纲纪。然后朝廷尊而天下安，此国家先务，惟陛下留神采择。”（《纪事本末》卷百一。）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上亲政，修复元丰故事，士大夫争献所闻，吏部尚书彭汝砺一无所论。而知寿州朱服贺改元表，力诋元祐变法。章惇乃出汝砺知成都府，而召服为中书舍人。案：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云：绍圣初，彭器资自权尚书，韩持正自侍郎出知成都府，皆除宝文阁直学士。两人皆辞行，即复以待制为州。盖成都故事，须用杂学士，而权尚书、真侍郎皆止当待制也。《编年备要》云：时章惇欲专黜陟之柄，乃出汝砺为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而召服为中书舍人。於是，上官均言：“汝砺行义高洁，今虽除美职与藩郡，其实疏之，非所以近正人也。服柔倭倾险，今自外擢为从官，非所以远佞人也。”不从。汝砺坚辞，行章累上，或以为慢，当谪。上不许，降宝文阁待制、知江州。寻又以都承召之，命未下而卒。曹内翰《彭吏部墓志》云：绍圣元年，上初专听，召二三大臣条举熙宁、元丰政事，人人争献所闻，公居之如不能言者。或问之，答曰：“在前日则无言之者，於今则人人而能言之矣”。以宝文阁待制知江州，入辞，上劳问甚宠曰：“卿非久别也。”公曰：“陛下今所复者，其政不能无是非，其人不能无贤否不肖。政惟其是，则政无不善；人惟其贤，则人无不得矣。”《宋史上官均传》云：章惇阴去异己者，已出吏部尚书彭汝砺
译11、刘拯又进言说：“前端的殿学士、定州知州苏轼应被罢免职务，改任英州知州。（注：《十朝纲要》记载，苏轼任英州知州是在壬子日。）查考苏轼竟敢因私怨而在制诰中显露出来，严重诬蔑诋毁，苏轼对先帝不忠的程度已经非常严重了。王得君因愤恨苏轼的诋毁诬蔑，上书陈述此事，随即被谴责斥退而死。秦观是轻浮浅薄的小人，依附于苏轼，请求惩治苏轼的罪行，并剥夺秦观的职务，以昭示天下后世。”
12、丙戌日，（注：“丙戌”二字，是根据毕沅《通鉴》增补的。）下诏苏轼在叙复官职时不得参与叙复，秦观被免去馆阁校勘之职，添差监处州茶盐酒税。（注：《纪事本末》卷一百一及卷一百五记载。又注：《太平治迹统类》记载：刘拯进言说：“宣仁太后曾对宰相说，编修实录的官员，凡是曾在先朝被责罚降职的人，大概是因为担心谤书一旦形成，就无法更改追回了。当时权臣擅权，虽然派遣邓温伯、陆佃、林希、范祖禹等人代替他们，至于吕公著说常平法失去了天下人心，如果韩琦顺应人心，像赵鞅举兵讨伐那样，以清除君侧的恶人，不知陛下将如何对待他？先帝愤怒于他诬陷忠良以胁迫君主，命令词臣明确说明原因，贬黜为颍州知州。吕公著在提举实录时，说没有这样的话，命令史官修改，请求重新审阅，其中记载不符合事实的，就随意移易增减，情势涉及诬蔑诋毁，以此上报。请求重新贬黜责罚，以正国法。”朝廷听从了。又进言关于苏轼等事。《宋史·秦观传》记载：绍圣初年，秦观因被列入党籍，出任杭州通判。因御史弹劾他增删《实录》，被贬为监处州酒税。使者秉承风向旨意，伺察他的过失，既然没有发现什么，就以请假抄写佛书为罪，削去职务，迁徙到郴州。）
13、乙酉日，左司谏翟思进言说：“先帝考察古制，确立宪章，制定官制，循名责实，以兴起太平的功业。元祐以来，逐渐变得混乱。请求召集有关部门，对于职名谬误混乱的，一律遵循官制，各自予以厘正。”下诏说：“命令编修官设立局所，考合应当完备补充、改正的事项，申报三省听取旨意；改正完毕后，另行听取旨意，罢免局所，请求将成果集成《六典》，不再另行修纂。”（注：《纪事本末》卷九十三及卷一百记载。注：罢免修官制局，《宋史·本纪》记载在五月壬寅日。《续宋编年资治官鉴》记载：恢复元丰改制官员。《编年备要》记载：每年不超过一百四十人。）
14、丙戌日，侍御史虞策请求恢复设置天下的义仓。（注：《纪事本末》卷九十三记载。注：《纪事》不系日期；《宋史·本纪》，恢复义仓在丙戌日。《编年备要》记载：除两广外，恢复设置。毕沅《续通鉴》记载：丙戌日，虞策请求恢复设置天下义仓，每苗税一石，出米五升，从明年开始，专门用于赈济。朝廷听从了。）
15、癸巳日，新任命为苏州知州的吕惠卿改任江宁府知府。（注：《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记载。）
16、丁酉日，左正言上官均进言说：“臣私下看到前宰相吕大防，天性强悍狠毒，心怀邪念迷惑国家，曾经与御史中丞苏辙暗中相互勾结，同恶相济。恳请陛下察究事情的始末，出自圣明的决断，特别加以施行，以明确显示朝廷的好恶，辨别忠奸，以端正纲纪。然后朝廷才能尊贵而天下安定，这是国家的首要任务，希望陛下留神采纳。”（注：《纪事本末》卷一百一记载。）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皇上亲自执政，恢复元丰年的旧制，士大夫争相献言，吏部尚书彭汝砺却一无所论。而寿州知州朱服在贺改元的表文中，极力诋毁元祐变法。章惇于是让彭汝砺出任成都府知府，而召朱服为中书舍人。注：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记载：绍圣初年，彭器资从权尚书，韩持正从侍郎出任成都府知府，都被授予宝文阁直学士。两人都推辞赴任，随即又以待制身份担任州职。这是因为成都府的惯例，必须使用杂学士，而权尚书、真侍郎都只相当于待制。《编年备要》记载：当时章惇想专揽升降官员的权力，于是让彭汝砺以宝文阁直学士身份出任成都府知府，而召朱服为中书舍入。于是，上官均进言说：“彭汝砺品行高洁，现在虽然授予美职和藩郡，实际上是疏远他，这不是亲近正人的做法。朱服柔弱阴险，现在从外任提拔为从官，这不是远离佞人的做法。”朝廷没有听从。彭汝砺坚决推辞，奏章屡次上呈，有人认为他傲慢，应当贬谪。皇上不允许，降为宝文阁待制、江州知州。不久又用都承旨召他，命令未下达他就去世了。曹内翰《彭吏部墓志铭》记载：绍圣元年，皇上刚专断听政，召见二三大臣列举熙宁、元丰年的政事，人人争相献言，彭公却像不能说话的人。有人问他，他回答说：“以前没有人说的，现在人人都会说了。”以宝文阁待制身份任江州知州，入朝辞行，皇上慰劳询问非常宠信，说：“卿不久就会回来。”彭公说：“陛下现在所恢复的政事，不能没有是非；所用的人，不能没有贤与不肖。政事只要合乎正道，就没有不善的；人只要贤能，就没有不得当的了。”《宋史·上官均传》记载：章惇暗中排挤异己，已经让吏部尚书彭汝砺
知成都府，召朱服为中书舍人。均言：“汝砺不可出，服不可用。”惇怒，迁均为工部员外郎，寻提点京东、淮东刑狱。
译（他）任成都知府，（又）召朱服担任中书舍人。均进言说：“汝砺不可以外放，朱服不可以任用。”惇大怒，将均调任为工部员外郎，不久又让他提点京东、淮东路的刑狱事务。
１五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辛丑朔。） 甲辰，诏进士罢试诗赋，专治经术。（《纪事本末》卷一百。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五月，罢进士习赋，令专治经术，各专大经一，中经一，愿专二大经者听。据《长编》卷四百二十五：元祐四年四月戊午，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周易》、《书》、《公羊》、《穀梁》、《仪礼》为中经。《文献通考》卷三十一云：时有建请於《诗》、《书》、《周礼》三经义中出题，以试举人者。朝廷下其议，有司承意，谓为可行。既而右正言邹浩言：“三经义者所以训经，而其书非经也。以经造士，而非经之题试之，甚非先帝专用经术之义。后出题，讫依旧法。”《宋史·上官均传》：奏罢诗赋，专以经术取士。）
２、辛亥，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刘奉世为端明殿学士，充真定州路安抚使兼知成德军。奉世再乞罢政，故有是命。（《纪事本末》百一。案：费衮《梁谿漫志》卷一云：元丰官制，枢密院之副有同知、有签书，虽不同时，然未尝频年虚位。绍圣元年五月，刘仲冯自签书出知真定，自是不除签书，虚位者三十年。政和间，童贯以宦寺为签书，然叆三月，遽躐为领院矣。毕沅《通鉴》云：奉世为人，简重有法度，常云：“奉世惟知事君，内省不愧怍士大夫公论而已。得丧，常理也。事如寒暑加人，虽善摄生者不能无病，正须安以处之。””时以章并用事，力乞外补。乃罢。）
３、甲寅，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先皇帝挌地进壤，西戎之咽喉如安疆、葭芦、浮图、米脂，据高临下，宅险遏訩。元祐初，用事之人委四塞而弃之，外示以弱，实生戎心。乞检阅议臣所进章疏，列其名氏，显行黜责。”“惇等因开列初议弃地者自司马光、文彦博而下凡十一人。惇曰：“弃地之议，司马光、文彦博主之於内，赵禼、范纯粹成之於外，故众论莫能夺。若孙觉、王存辈，皆暗不晓事，妄议边计者。至於赵禼、范纯粹，明知其便，而首尾异同以傅会大臣，可谓挟奸罔上。妄议者犹可恕，挟奸者不可不深治。”上以为然。《纪事本末》卷百一。）
右正言张商英言：“先皇帝以历代典礼讹谬，置详定礼官考合异同，请废兴坠，谓天地合祭非古也，据经而正之。元祐之臣，乃率其意，刬荡前美，既画权且合祭指挥於前，苏轼又发六议於后。太常博士陈祥道又以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诗，为牢不可破之论，乃降手诏云云，请再下礼部详议。如南北异郊，不违经训，天地合祭，非出圣断，则前此立议之臣，诬天造命，罪在不赦。”（《纪事本末》卷百一。案：岳珂《愧郯录》卷三云：绍圣元年五月甲寅，以右正言张商英言，诏礼官详议。戊午，中丞黄履复言，诏送礼部。二年正月辛亥，又诏议如何可以亲行祭地之礼，然后可罢合祭，时又未敢以合祭为全非也。二年正月戊午，遂诏，间因大礼躬祭地示，然实未尝行。又云绍圣之议，主合祭者钱勰、范纯礼、韩宗师、王古、井亮采、常安民、李琮，主分祭者蔡京、林希、蔡卞、黄履、吴安持、晁端考、翟思、郭知章、刘拯、黄庆基、董敦逸、丰稷、傅楫、叶祖洽、刘定、虞策。稷、楫、祖洽欲省仪，以便祭，刘定、虞策则迁就。十月神州之祭者也，其谈皆具是矣，载以丁未。祖周庙为先庙后，郊亦周之礼，盖亦以变为常尔，至加力奏乞。集议之日，互相诘难，以尽众心，而祖禹遽白大防，以当朝廷酌其可否而行之，若使相诘，必致纷争失体，继遂并集议而罢，故商英之撼，时论必以为称首，有以启之欤！）
４、戊午，朝奉郎、管勾灵仙观邢恕复直龙图阁、知徐州。（《长编》卷四百二十八：元祐四年丁酉，傅尧俞、朱光庭言邢恕。原注：绍圣元年五月十八日，恕以朝奉郎管勾灵仙观，复直龙图阁、知徐州。又卷四百八十六：绍圣四年四月辛未，论邢恕诬谤。原注：绍圣元年五月，复职知
译五月甲辰日，下诏废除进士考试中的诗赋科目，专门考察经学义理。
辛亥日，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的刘奉世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兼任真定州路安抚使和成德军知军。刘奉世再次请求辞去政事，因此有了这道任命。
甲寅日，殿中侍御史郭知章上言：“先帝开拓疆土，西夏的咽喉要地如安疆、葭芦、浮图、米脂等地，地势高峻，居高临下，占据险要以遏制敌寇。元祐初年，当权之人放弃这四处边塞，对外显示软弱，实际上却滋长了戎狄的野心。请求查阅议臣所进的章疏，列出他们的姓名，公开予以贬斥责罚。”章惇等人于是开列了当初主张弃地的名单，从司马光、文彦博以下共十一人。章惇说：“弃地的议论，司马光、文彦博在朝廷内部主张，赵禼、范纯粹在地方上促成，所以众人的议论无法改变。至于孙觉、王存等人，都是昏庸不明事理、妄议边防计策的人。至于赵禼、范纯粹，明明知道弃地有利，却前后态度不一以迎合大臣，可以说是挟持奸诈蒙蔽皇上。妄议的人还可以宽恕，挟奸的人不可不严厉惩治。”皇上认为他说得对。
右正言张商英上言：“先帝因为历代典礼存在错误谬误，设置详定礼官考校异同，请求废除或兴复废弛的礼制，认为天地合祭不符合古制，依据经典予以纠正。元祐时期的臣子，却顺从自己的心意，扫除前代的美好制度，先前已经拟定权宜暂行的天地合祭指令，苏轼又在后面提出六条异议。太常博士陈祥道又引用昊天上帝有‘成命郊祀天地’的诗句，作为牢不可破的论据，于是降下手诏，请求再下诏让礼部详细商议。如果南北分别祭祀不违背经训，天地合祭并非出自圣明的决断，那么此前设立此议的臣子，就是诬蔑上天造化的命令，罪在不赦。”
戊午日，朝奉郎、管勾灵仙观的邢恕恢复直龙图阁的官职，出任徐州知州。
５乙未，监察御史周秩言：“近诏太常议故相王安石谥，伏以安石遭遇神宗皇帝，其君臣相与行道，以成一代之文。愿特诏两省众礼官等会礼部议上朝廷，取决于圣裁，而后有司颁焉。”诏不候本家行状，令太常官共议谥，选博士一员撰议。（《纪事本末》卷百三十。）
６、己未，枢密院言：“户部看详役法所申诸路复免役法，未审得合与不合，依旧行免役法。”诏并依熙宁旧敕施行。（《纪事本末》卷一百。案：《太平治迹统类》云：曾布具劄子言：“毁废先朝法度之人既已黜逐，则前日之良法善政，当次第讲究增损施行；而国论未尝及，又言政事非得人不能举，若但以私爱憎喜怒，则人才必难进。今既不能公选人才，则政事何从而举？若不稍复可行之法度，则是先朝政事不可行；若不可行，则毁废之人何以得罪？”上瞿然。布因言：“令使役法已行，然成书方上而议论无所折衷。蔡京、王右忠侍从之选，然两人所见多不同，执政又未通晓，其官属日相纷争，众议恐未易了。昨初降役法，但云依元丰八年见行条约，则已曲尽。及章惇欲立？本，令去年秋科纳钱遂展至今年五月，役人多已替放，又却令候今年放罢，只失此两科役钱仅八百馀万。今臣书既上，议论不一，将来施行，必有不便於人情者。元祐所行，止谓於人情不便，今若不便於人情，又何以异？”《编年备要》云：初，役法、差募二者俱有弊，王安石主雇，司马光主差，范纯仁、苏辙俱光门下士，亦以差役为未便。章惇，安石门下士，亦以雇役为未便。纯仁、轼、惇虽贤否不同，然悉聪明晓事，兼知南北风俗，其所论甚公，各不私其所主。元祐初。光复差役，惇议曰：“保甲、保马，一日不罢有一日害。如役法则熙宁初以雇役代差役，讲之不详，行之太速，故后有弊。今复差役代雇役，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后必有弊。”光不以为然。惇对太皇太后帘下，与光争辨，语不逊，太皇怒，惇以罪去。蔡京时知开封府，用五日限改畿县雇役之法。至是惇入相，复议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讲议，除京为户部尚书兼提举。於是京欲掩盖元祐迎合之迹，乃白惇曰：“取熙宁、元丰法施行之耳，尚何议为？”惇信之，遂请人额，雇直一从元丰旧法。）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立宏词科。明年，礼部立试格。除诏诰、赦、敕不试外，章、表依见体式，赋如唐人《斩白蛇》、《幽兰》、《渥洼马赋》之类，颂如韩愈《元和圣德诗》、柳宗元《平淮夷雅》之类，箴如扬雄《官箴》、《九州箴》之类，铭如柳宗元《途山》、张孟阳剑阁铭之类，戒谕如近体《戒谕风俗》、《戒百官》之类，序如颜延之《王融曲水诗序》之类，记亦用四六词理俱优者为上等，次优者为次等，词格超异者取旨，上等循两资，次等循一资，承务郎以上，比类推恩。案：《十朝纲要》，甲辰日。《宋史·本纪》作己酉日。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十六云：绍圣元年五月四日，中书省言：“有唐随事设科，其名不一，有词藻宏丽、文章秀异之属”。诏别立宏词科。五月四日为甲辰日，而己酉乃初九日，或四日中书省言，而九日下诏也。《宋史·本纪》，明年丙午又载立宏词科。又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此条前后多脱误，兹据《编年备要》改正。大观四年五月甲寅，改宏词科为词学兼茂科。据洪迈《容斋二笔》，大观所改增试制诰二篇。陈桱《通鉴续编》云：帝谓与制科试策无异，欲罢。会殿中御史郭知章校制科策，因言先朝既策进士，即罢制科，近年复置，诚无所补，与帝意合。三省上言：“今进士纯用经术，如诏、诰、宣、章、表等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阙；若悉不习试之，何以兼收文学博异之士？”遂改置宏词科。岁许进士及第者诣礼部请试，如见守官，则受代乃请，率以春试上舍生，附试不专立院也。所试章、表、露布、檄书，用骈俪体；颂、箴、铭、诫、谕、序、记，用古
译５乙未日，监察御史周秩上言：“近来诏令太常寺商议故相王安石的谥号，臣认为王安石蒙受神宗皇帝知遇，君臣共同推行道义，从而成就了一代的文治。希望特别诏令两省及众礼官等在礼部集会商议后上奏朝廷，由圣上裁断，然后由有关部门颁布。”诏令不等待王安石本家呈报行状，命太常寺官员共同商议谥号，选派一名博士撰写议状。（《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
６己未日，枢密院上言：“户部审议役法所申报的各路恢复免役法一事，尚不清楚是否合适，是否依旧实行免役法。”诏令全部依照熙宁年间的旧敕施行。（《纪事本末》卷一〇〇。按：《太平治迹统类》记载：曾布上奏章说：“毁废先朝法度的人既已被罢黜驱逐，那么前日的良法善政，应当依次讲求增删施行；而国论未曾提及，又说政事非得人不能举，如果只凭私人的爱憎喜怒，那么人才必然难以进用。现在既然不能公正地选拔人才，那么政事从何举荐？如果不稍微恢复可行的法度，那就是先朝的政事不可行；如果不可行，那么毁废法度的人凭什么获罪？”皇上惊惧醒悟。曾布于是说：“如今役法已经实行，但成书刚上报而议论没有定论。蔡京、王右忠是侍从之选，但两人所见多不相同，执政又未通晓，其属官每日相互纷争，众议恐怕难以了结。当初刚颁布役法，只说依照元丰八年现行的条约，就已经周全了。等到章惇想要立定根本，命令去年秋科纳钱于是展期至今年五月，役人大多已替换放免，却又命令等待今年放免，只损失这两科役钱近八百多万。现在臣的奏章既已上报，议论不一，将来施行，必然有不利于人情之处。元祐年间所行的，只说是因不利于人情，现在如果也不利于人情，又与元祐有何不同？”《编年备要》记载：起初，役法、差募两者都有弊端，王安石主张雇役，司马光主张差役，范纯仁、苏辙都是司马光门下的士人，也认为差役不便。章惇是王安石门下的士人，也认为雇役不便。范纯仁、苏轼、章惇虽然贤与不贤不同，但都聪明晓事，兼知南北风俗，他们的议论很公正，各自不偏私所主张的一方。元祐初年，司马光恢复差役，章惇议论说：“保甲、保马，一天不罢就有一天的危害。至于役法，熙宁初年以雇役代替差役，讲求不详细，实行太迅速，所以后来有弊端。现在恢复差役代替雇役，应当详细议论熟讲，或许可行，而限定只有五天，太迅速，后来必然有弊端。”司马光不以为然。章惇在太皇太后帘下对答，与司马光争辩，言语不恭敬，太皇太后发怒，章惇因获罪离任。蔡京当时任开封府尹，用五天的期限更改京畿各县雇役的法令。至此章惇入朝为相，又复议以雇役改差役，设立机构讲求议论，任命蔡京为户部尚书兼提举。于是蔡京想要掩盖元祐年间迎合的踪迹，便对章惇说：“取用熙宁、元丰的法令施行罢了，还议论什么呢？”章惇相信了他，于是请求确定人数，雇直一律依照元丰旧法。）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设立宏词科。第二年，礼部设立考试规格。除了诏诰、赦、敕不考试外，章、表依照现有的体式，赋如唐人《斩白蛇》、《幽兰赋》、《渥洼马赋》之类，颂如汉人《元和圣德诗》、柳宗元《平淮雅》之类，箴如扬雄《官箴表》、《九州箴》之类，铭如汉人《途山》、张孟阳《剑阁铭》之类，戒谕如近体《戒风俗》、《戒百官》之类，序如汉人《王融曲水诗序》之类，记也用四六词理俱优者为上等，次优者为中等，词格超异者取旨，上等升两阶，中等升一阶，承务郎以上，比照类推恩赐。按：《十朝纲要》记为甲辰日。《宋史·本纪》记为己酉日。王应麟《玉海》卷一六说：绍圣元年五月四日，中书省上言：“有唐随事设科，其名不一，如词藻宏丽、文章秀异之类”。诏令另立宏词科。五月四日为甲辰日，而已酉则是初九日，或许是四日中书省上言，而九日下诏。《宋史·本纪》，第二年丙午又记载设立宏词科。又按：《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这条前后多有脱误，这里根据《编年备要》改正。大观四年五月甲日，改宏词科为词学兼茂科。根据洪迈《容斋二笔》，大观年间所改增试制诰二篇。陈桱说：皇帝说与制科试策无异，想要罢免。恰逢殿中御史郭知章校制科策，于是说先朝既策进士，即罢制科，近年来复置，确实无所补益，与皇帝心意相合。三省上言：“现在进士纯用经术，如诏、诰、章、表等文，都是朝廷官守日用，不可缺；如果全不习试，何以兼收文学博异之士？”于是改设宏词科。每年允许进士及第者到礼部请求考试，如现任官，则受代乃请，通常以春试上舍生，附试不专门设立院。所试章、表、露布、檄文，用骈俪体；颂、箴
体或骈俪，惟诏、诰、赦、敕不以为题。凡试二日四题，试者虽多，无过五人，中程则上之三省。覆试分上、中二等，推恩有差。词艺超异者，特奏命官。
译文体有时要求对偶工整，但诏书、诰命、赦令、敕令不以此作为考题。凡是考试两天四道题，应试的人虽然众多，但录取不超过五人，符合标准者上报给三省。复试分为上等、中等两个等级，给予恩荫有差别。文辞才艺卓越出众的人，特别奏请任命为官员。
１、六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庚午朔。癸酉，诏罢讲《礼记》，候秋凉日讲《诗》。《纪事本末》卷九十二。）
２、甲戌，监察御史刘拯言：“议者谓蔡确在相位，吴处厚以迎合确意，勘舒亶事，狱成，怨确不用己，取其诗曲意率合以倾之。伏望圣慈尽复确官爵恩数，治其诬罔之尤者，以申确之冤。”（《纪事本末》卷百七。案：《太平治迹统类》：右正言张商英言：“宣化圣烈皇后奉承顾命，保祐陛下惟仁，旧居深宫惟亲惟慈，政事在公惟惠，何尝预知惠卿擅兴甲兵，蔡确贪天之功，作诗讪谤等事？言臣本以惠卿与司马光争经义有隙，搆其事以媚光，又虑蔡确异时再用，必欲杀之以灭口，出危语，激怒帘箔，表悰相济，行其奸言，殛确於新州，窜惠卿於建州。夫以太皇太后之公平慈惠，而并臣乃导以淫刑滥罚，贬死宰相，使此曹易地而立吕、武之朝，则何所不至。乞检会禁中臣僚草制吕惠卿、蔡确本家进状，省官杂议。如事出谗搆，则诬告反坐，邦有常刑。夫元祐之臣，无君亦已甚矣。陛下虽欲置而不行，如宗庙法令何？如天下后世何？”明年十一月丙辰，赠确太师。）
３甲戌，御史中丞黄履（案：毕沅《通鉴》：闰四月戊戌，以黄履为御史中丞。元丰末，尝为中丞，与蔡确、章惇、邢恕交，每确、惇有所嫌恶，则使恕道风旨於履，履即排之，时谓之“四凶”，为刘安世所排论而出。惇复引用俾擢复仇怨，元祐正臣，无一得免矣。） 言：“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吕大防，观文殿学士、知青州刘挚，资政殿学士、知郓州梁焘，当垂帘日俱为柄臣。焘先鼓倡邪言，吴居厚继陈诗注，刘安世等遂共攻之，执政既主於中，仍投蔡确岭外。累遇恩沛，不令生还，家有慈亲，终不得见，死非其辜，中外愤叹。自陛下躬临机务，洞照奸诬，浸复确官，贲於泉壤，切谓遭横逆者既伸忠愤，力排陷者未正典刑，宜加显斥，以允公议。”左司谏翟思言：“近论元祐以来，内外奸人，附会大臣，诋先朝以希进擢。乞出章疏，条例是非，明谕中外，雪先朝之诬。”又论吕大防等擅作威福，相与诎窜吕惠卿、蔡确，乞各正罪犯未闻施行，望出睿断，以慰公议。（《纪事本末》卷百一。）
４、左正言上官均言：“吕大防、苏辙擅操国政，不畏公议，引用柔邪之臣。如李之纯擢为御史中丞，杨畏、虞策、来之邵皆任为谏官、御史，是四人者，倾险柔邪，嗜利无况，其所弹击者，皆受吕大防、苏辙密谕，或附会风旨以济其欲。切观陛下自亲机务，收还政柄，大防、辙党人十已去其七八，然杨畏六人，尚居清要，未快士论。伏望考察大防、苏辙擅权欺君之罪，推究杨畏等朋邪害正、趋时反覆之恶，谴责黜免，明正典刑，以示天下。”（《纪事本末》卷百一。案：《长编》卷四百六十七：元祐七年冬十月癸酉，杨畏论刘挚及苏辙。原注引邵伯温云：杨畏击刘挚、苏颂为苏辙也。按辙与挚实同被劾，挚逐而辙留，盖挚别有与章惇交通事耳，伯温所云，恐不足信。绍圣元年六月五日，上官均章云云，伯温盖本此，必当时有是说。据《太平治迹统类》：五月己未，侍郎杨畏为吏部侍郎。吕大防既超迁杨畏礼部侍郎，畏知大防当去，章惇必复用。时惇居苏州，有张横者，惇妻之侄也。惇方丧其妻，横往惇，畏讬横致意云：“畏度事轻重，因吕大防、苏辙以逐刘挚、梁焘；又欲并逐大防及辙，二人觉知，遽夺畏言职。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宁、元丰，首为公挌路者。”及惇赴召，百官郊迎，畏独请自陈述，语多质大防。有直省官闻之，叹曰：“杨侍郎前日谄事吕相公，亦如见章相公也。”惇信其言，故其还迁畏吏部。据此，则伯温此说似有因。《长编》原注驳之，似未合前后以证其事，今附辨之以备考。）
５、右正言张商英言：“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援引朋党，肆行讥议，至如罢免役法，则曰只有‘揭簿定差’四字；下诏
译六月（按：钱大昕《朔闰考》记载：本月庚午日初一。癸酉日，下诏停止讲授《礼记》，等候秋凉时再讲授《诗经》。《纪事本末》卷九十二记载。）
甲戌日，监察御史刘拯进言：“议论的人说，蔡确在担任宰相时，吴处厚为了迎合蔡确的心意，查办舒亶的案件，案件定论后，吴处厚怨恨蔡确不任用自己，便选取蔡确的诗篇曲意附会，以图倾覆他。恳请皇上恩慈，全部恢复蔡确的官职爵位和恩遇，惩治那些诬陷欺罔最严重的人，以伸张蔡确的冤屈。”（《纪事本末》卷一百零七记载。按：《太平治迹统类》记载：右正言张商英进言：“宣化圣烈皇后秉承先帝遗命，保佑陛下以仁德为本，过去住在深宫之中，只亲近慈爱之人，处理政务公正惠民，何曾预先知道吕惠卿擅自兴兵、蔡确贪天之功、作诗讥讽等事？进言的人原本是因为吕惠卿与司马光在经义上争辩而有嫌隙，便构陷此事以讨好司马光，又担心蔡确日后再次被任用，必定想杀掉他以灭口，说出危言耸听的话，激怒帘后，内外呼应，施行奸诈之言，将蔡确贬谪到新州，将吕惠卿流放到建州。凭借太皇太后的公平慈惠，却连我这样的人都引导她施行酷刑滥罚，贬谪致死宰相，让这些人如果换个地方站在吕后、武后的朝廷上，那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请求查核宫中臣僚起草的诏书以及吕惠卿、蔡确本家呈递的状子，省察官员们的各种议论。如果事情是出于谗言构陷，那么诬告者应反坐其罪，国家有常定的刑法。元祐年间的臣子，不尊重君主也太过分了。陛下虽然想搁置不论，但宗庙的法令怎么办？天下后世的人怎么看待？”次年十一月丙辰日，追赠蔡确为太师。）
甲戌日，御史中丞黄履（按：毕沅《通鉴》记载：闰四月戊戌日，任命黄履为御史中丞。元丰末年，他曾担任御史中丞，与蔡确、章惇、邢恕交往，每当蔡确、章惇有所嫌恶的人，就让邢恕传达旨意给黄履，黄履就排挤那人，当时人称他们为“四凶”，被刘安世排挤论奏而离职。章惇再次被起用后，提拔黄履以报复仇怨，元祐年间正直的臣子，没有一个人能幸免。）进言：“观文殿大学士、永兴军知府吕大防，观文殿学士、青州知府刘挚，资政殿学士、郓州知府梁焘，在垂帘听政时都担任执政大臣。梁焘首先鼓动邪说，吴居厚接着陈述诗注，刘安世等人于是共同攻击他们，执政大臣既在朝中主持其事，仍将蔡确投送到岭外。多次遇到恩泽普施，却不让他活着回来，家中有慈爱的母亲，最终没能再见一面，死得不明不白，朝廷内外愤慨叹息。自从陛下亲自处理政务，洞察奸邪诬陷，逐渐恢复蔡确的官职，使其在九泉之下得到荣耀，我认为遭受横逆的人既然伸张了忠愤，极力排挤陷害的人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刑罚，应当加以显明的斥责，以符合公众的舆论。”左司谏翟思进言：“近来议论元祐以来，内外的奸人，依附大臣，诋毁先朝以谋求晋升。请求公布章疏，条例是非，明确告知朝廷内外，洗雪先朝的诬蔑。”又议论吕大防等人擅自作威作福，相互勾结贬谪吕惠卿、蔡确，请求各自定罪却未见施行，希望陛下做出英明的决断，以慰藉公众的舆论。（《纪事本末》卷一百零一记载。）
左正言上官均进言：“吕大防、苏辙擅自掌握国家大政，不畏惧公众舆论，引用柔顺奸邪的臣子。比如李之纯被提拔为御史中丞，杨畏、虞策、来之邵都被任命为谏官、御史，这四个人，阴险奸诈柔顺邪恶，贪利不知止，他们所弹劾攻击的人，都是接受了吕大防、苏辙的密令，或者附会风向旨意来满足他们的欲望。我看陛下自从亲自处理政务，收回政权，吕大防、苏辙的党羽十成已去掉了七八成，然而杨畏等六人，还占据清要职位，未能使士人舆论满意。恳请考察吕大防、苏辙擅权欺君的罪行，推究杨畏等人结党营私、危害正道、趋时反复的恶行，谴责罢免，明正典刑，以昭示天下。”（《纪事本末》卷一百零一记载。按：《长编》卷四百六十七记载：元祐七年冬十月癸酉日，杨畏弹劾刘挚及苏辙。原注引用邵伯温的话说：杨畏攻击刘挚、苏颂是为了苏辙。按苏辙与刘挚实际上同时被弹劾，刘挚被驱逐而苏辙留下，大概是因为刘挚另有与章惇交通的事，邵伯温所说的，恐怕不足信。绍圣元年六月五日，上官均的章疏如此说，邵伯温大概是据此，必定当时有这种说法。根据《太平治迹统类》：五月己未日，侍郎杨畏任吏部侍郎。吕大防既然越级提拔杨畏为礼部侍郎，杨畏知道吕大防将要离去，章惇必定再次被任用。当时章惇住在苏州，有个叫张横的人，是章惇妻子的侄子。章惇正为妻子服丧，张横前往章惇处，杨畏托付张横致意说：“杨畏衡量事情轻重，借吕大防、苏辙之力驱逐刘挚、梁焘；又想要一并驱逐吕大防及苏辙，二人察觉后，立刻剥夺了杨畏的言官职务。杨畏表面在元祐，心里在熙宁、元丰，是首先为公卿开路的人。”等到章惇奉召入朝，百官到郊外迎接，杨畏独自请求陈述，言语多指责吕大防。有直省官听到后，叹息说：“杨侍郎前几天谄媚侍奉吕相公，也像现在侍奉章相公一样。”章惇相信他的话，所以回朝后提拔杨畏为吏部侍郎。据此，那么邵伯温此说似乎有根据。《长编》原注驳斥它，似乎没有结合前后事实来证明，现在附辨以备考。）
右正言张商英进言：“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吕大防、刘挚等人援引朋党，肆意进行讥讽议论，至于罢免免役法，就说只有‘揭簿定差’四个字；下诏
求直言，则专赏讪谤之人；置诉理所雪罪犯，则画自熙宁元年以后；弃渠阳州县，则甘言猥语，无所不至。凡详定局之所建明，中书省之所勘会，户部之所行谴，言官之所论列，词臣之所告命，指摘快剔，鄙薄<口虽>笑。当垂帘之际，制内臣之得志者，翦除陛下羽翼於内；执政之用事者，击逐陛下股肱於外，天下之势殆哉岌岌乎！”（《纪事本末》卷百一。案：《太平治迹统类》载商英此疏下有云：望下三省禁中检会前后章疏，付臣详签贴，奏上，陛下与大臣斟酌而可否焉。考《编类》，章疏在二年十二月，盖此时商英已有此请也。）
译寻求直言，就专门奖赏那些诋毁诽谤的人；设置诉理所来昭雪罪犯，却限定从熙宁元年以后开始；抛弃渠阳州的州县，就用甜言蜜语和卑劣之词，无所不用其极。凡是详定局所提出的建议，中书省所核查的事务，户部所执行的遣责，言官所议论的条目，词臣所发布的诏令，都被指摘得痛快淋漓，被轻蔑嘲笑。在太后垂帘听政的时候，压制那些得势的内臣，在宫内剪除陛下的羽翼；执政用事的人，在宫外击退驱逐陛下的得力助手，天下的局势真是危险极了！”（《纪事本末》卷一百一。按：《太平治迹统类》记载商英这道奏疏下面还有话说：希望命令三省在宫中检阅前后的章疏，交给臣详细签署批注，奏呈皇上，由陛下与大臣们斟酌决定采纳与否。考察《编类》，章疏是在二年十二月，大概此时商英就已经有此请求了。）
６、监察御史周秩言：“吕大防前为尚书左仆射，居官日久，恣为奸恶，与台谏官阴相党附，同列大臣，一不合意，则讽谕击逐，凶焰日炽，人莫敢当。於是专己自任，不循法守，大奸不法，人神共怒，天下不容，未正典刑，戾伤和气。”观文殿大学士、左光禄大夫、知永兴军吕大防落观文殿大学士，降授右正议大夫、知随州。（《纪事本末》卷百一。案：《长编》卷四百十九：元祐三年闰十二月己未，御史中丞李常等论王汾口吃滑稽，不任谏职。原注：绍圣元年六月五日，周秩云可考。今《纪事本末》载周秩言，不见李常论王汾事，其文已因删节佚去。）
７、秩又言：“刘挚初与邢恕合论，谓司马光当容蔡确。恕荐挚为侍御史，既在言路，与光及吕公著通谋排去确等，因以逐恕。谏议大夫孙觉论稍异於挚，光遂超擢，又为执政。”（《长编》卷四百十四：元祐三年九月丁巳，孙觉引疾求罢。原注载此数语。案：秩此疏，《纪事》已有删节，今据原注附此。）
８、侍御史来之邵言：“先皇帝熙宁初，属任宰相王安石建立法度，将以惠泽天下后世。而当是时，司马光以为非是，贻书王安石，诋斥论难。安石为之援经引文，开谕曲直，而光胶於流俗，决意不回，乃以提举崇福宫，退居於洛。刘挚於此方任言事御史，亦累上章，历诋朝廷政令，坐是责监衡州酒税。至元丰中，稍加擢用，未几，复以罪去。此二人者，一则以暗谬强愎，自置闲地；一则以数干吏议，相继退黜。元丰末，光入持政柄，擢挚为侍御史，既而首引凶徒王岩叟、朱光庭俱在言路，结成党与。宰相自确而下，挚等相与诬毁缔搆，尽力排逐。由是先帝顾命大臣，去之略尽，而陛下孤立於上矣。”（案：《太平治迹统类》载之邵此疏下又有云：先朝法度次第废革，先帝二十年积功累行为之一空。以先朝赏罚为不中理，则悉听诉理刘挚，罪无轻重率从原减，由是先帝擢用之人往往闲废，而光之党分布中外矣。以先帝财用为得之非义，则凡市易贷缗，不问本息一切损放，而河北积米九百万斛一日散之几尽。凡此者，出於司马光之意而假以刘挚、王岩叟、朱光庭之言。方是时，先帝陵土未乾，而光等更唱迭和，刬革扫除，忠臣义士，熟视而吞声，无敢谁何？光与岩叟、光庭相继死亡，独刘挚未殖灭者，此实天所以遣陛下。今刘挚尚以观文殿学士外领藩镇，久稽天诛，斯论上郁。望暴挚之罪，明正典刑，上以伸先帝之志，下以塞搢绅之望。）
９、观文殿学士、太中大夫、知青州刘挚落观文殿学士，降授左朝奉大夫、知黄州。（《纪事本末》卷百一。）
１０、太中大夫、知汝州苏辙降授左朝议大夫、知袁州。（《纪事本末》卷百五。案：毕沅《通鉴》云：知袁州。责词略曰：“垂帘之初，老奸擅国。置在言路，使诋先朝。反以君父为仇，无复臣子之义。”中书舍人林希所草。老奸，盖阴指宣仁也。希典中书，自司马光、吕大防、公著、刘挚等数十人之制，极其詀诋。一日草制，掷笔於地曰：“坏尽名节矣！”又案：毕氏以辙知袁州附五月末。《纪事本末》在六月初五日甲戌，日月互异，是必有误。）
１１、左承议郎、新知英州苏轼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纪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五。（案：《太平治迹统类》云：来之邵论轼诋斥先朝。陈桱《通鉴》云：轼至惠，泊然无所带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
１２、陈衍落遥郡刺史，降左藏库副使，添差监郴州酒税。（《长编》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省言究治张士良狱。原注：见绍圣元年六月五日。案：陈桱《通鉴续编》：陈衍贬监郴州酒税在二年十月。考《长编》卷九十五，备载陈衍始末。据云，元年六月十八日，衍送白州编管，二年正月二十六日，衍配朱崖军。二年已配朱崖，陈氏谓二年十月始贬，恐误。）
１３、丙子，知渭州孙览召知开封府。（
译6、监察御史周秩上言：“吕大防先前担任尚书左仆射，在位时间长久，肆意作恶，与台谏官员暗中结党依附，同朝的大臣，只要有一人不合他的心意，就暗示、劝诱他人攻击驱逐，凶恶的气焰日益嚣张，人们没有人敢抵挡。于是专断独行，自以为是，不遵守法度，大奸大恶，违背法纪，人神共愤，天下不容，没有受到应有的刑罚，伤害了国家的和气。”观文殿大学士、左光禄大夫、永兴军知府吕大防被免去观文殿大学士的职务，降授为右正议大夫、随州知州。
7、周秩又上言：“刘挚起初与邢恕共同议论，说司马光应当宽容蔡确。邢恕推荐刘挚担任侍御史，刘挚既然身在言官行列，便与司马光及吕公著串通阴谋排挤去除蔡确等人，借机驱逐了邢恕。谏议大夫孙觉的议论稍微与刘挚不同，司马光就破格提拔他，又让他成为执政大臣。”
8、侍御史来之邵上言：“先帝在熙宁初年，委任宰相王安石建立法度，打算以此恩惠天下后世。而当时，司马光认为不对，写信给王安石，诋毁斥责并辩论驳难。王安石为此援引经书文献，开导晓谕是非曲直，而司马光拘泥于世俗成见，决意不回头，于是被任命为提举崇福宫，退居洛阳。刘挚此时正担任言事御史，也屡次上奏章，历数诋毁朝廷政令，因此被贬责去监管衡州的酒税。到了元丰年间，稍微得到提拔任用，不久，又因罪离职。这两个人，一个因为昏庸谬误、固执己见，自置于闲散之地；一个因为屡次触犯吏议，相继被贬黜。元丰末年，司马光入朝掌握政权，提拔刘挚为侍御史，接着首先引荐凶恶之徒王岩叟、朱光庭都在言官行列，结成党羽。宰相从蔡确以下，刘挚等人互相诬蔑构陷，尽力排挤驱逐。因此先帝临终托付的大臣，几乎被全部赶走，而陛下在上孤立无援。”
9、观文殿学士、太中大夫、青州知州刘挚被免去观文殿学士的职务，降授为左朝奉大夫、黄州知州。
10、太中大夫、汝州知州苏辙降授为左朝议大夫、袁州知州。
11、左承议郎、新任英州知州苏轼被责授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惠州。
12、陈衍被免去遥郡刺史的职务，降为左藏库副使，添差监管郴州酒税。
13、丙子日，渭州知州孙览被召回朝廷担任开封府知府。
《长编》卷四百八十一：元祐八年二月乙卯，览知渭州。原注：绍圣元年六月七日，乃自渭》召入。案：《宋史孙览传云：召知开封府至，则拜户部侍郎。）
译《长编》卷四百八十一记载：元祐八年二月乙卯日，孙览被任命为渭州知州。原注：绍圣元年六月七日，他才从渭州被召入京城。按：《宋史·孙览传》说：召他任开封府知府，等到他到达，就任命他为户部侍郎。
１４、壬午，罢校勘黄本，出左宣德郎蔡肇。（《长编》卷四百八十四：元祐八年五月甲申，左宣德郎蔡肇校勘黄本。原注：云：明年六月十三日出。案：程俱《麟台故事》，又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二：绍圣元年闰四月，罢校勘黄本，故出肇也。）
１５、皇城使张士良添差监颍州酒税。（《长编》卷四百九十：绍圣四年八月丁酉，究文及甫与邢恕言。原注：张士良自绍圣元年六月十三日以皇城使监颍州酒税，其后不见再贬。）
１６、皇城副使梁知新添差亳州盐酒税。（《长编》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省言究治张士良。原注：六月十三日，皇城使士良、皇城副使梁知新添差监颍州、亳州盐酒税。又云士良自元年六月十三日以皇城使监颍州税，其后不再贬。邵伯温云已编白州，误也，对狱，乃送白州。）
１７、癸未，礼部言：“太学博士詹文奏：恭惟神宗皇帝圣智高妙，盖极象数，尝念文字之学，世所不知，深诏儒臣，俾共探讨。而王安石实进其说，当时未及颁行而学者亦已见之，其於性命道德之理则思过半矣。元祐《贡举敕》乃令进士不得引用字说，而与申、韩、释氏之书同禁，乞除去《字说》之禁。”从之。（《纪事本末》卷百三十。原注：《新录》删去元奏，但《元祐贡举敕》“令进士不得引用王安石《字说》，乞除其禁。从之。”辨曰：“安石穿凿破碎，不足以仰称神宗明诏。自其学既行之后，士风人才，视昔时为何如？则所谓‘於性命道德之理思过半者’，诬可信乎？”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除《字说》禁在五月。《十朝纲要》：六月甲申，除进士引用王安石《字说》之禁。）
１８、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曾布为中大夫、同枢密院事。（《纪事本末》卷百三） 十。
１９、乙酉，中书舍人林希案：希为中书舍人在元年四月。言：“吏部送到吏部侍郎王钦臣可授宝文殿待制、知庐州词头。按钦臣资性险邪，本缘附会宰相吕大防以至进用。大防朋党甚众，钦臣为之首，前后言者，屡攻其公私过恶，大防皆抑而不行。大奸方斥，馀党正当窜逐，肃清仕路，钦臣岂可以加侍从职名付之方面守寄？所有制词，未敢撰进。”诏王钦臣除集贤殿修撰、知和州。（《纪事本末》卷百一。）
２０、监察御史刘拯言：“右朝奉大夫，充崇政殿说书吕希哲，学术无闻，出於奏补，岂能为陛下发明道德之蕴？伏望为官择人，别与差遣。”中书舍人林希言：“吏部房送到崇政殿说书吕希哲可秘阁校理、知怀州。按希哲故相公著之子，公著父子，世袭行邪，厚貌深情，莫能窥测，结固朋党，鼓倡虚名，上惑圣听，罪恶甚大，未经谴责，岂可更冒职名出守便郡！”诏吕希哲守本官，差知怀州。左司谏翟思言：“吕大防、刘挚、苏轼、苏辙以谤讪先朝，变乱法度，擅作威福，褫职夺官，谪守方州，安置岭表，中外闻命，举皆忻快。然司马光、吕公著首发事端，虽已终牖下，赠官美谥，自可追夺。王岩叟与挚，同恶相济，若假以年，当窜远域，则赠官与子孙恩泽亦当追夺。其合志同事有若文彦博、范纯仁，其背公死党有若梁焘、刘安世、吴安诗、韩川、孙升》等，乞各正典刑。”（《纪事本末》卷百一。案：《太平治迹统类》：张商英言：“梁焘、范祖禹、吴安诗、刘唐老、孙升、韩川等，当元祐初中伤无罪，合行窜责。”）
２１、资政殿学士、知郓州梁焘落资政殿学士，降授左中散大夫、知鄂州；左承议郎充宝文阁待制、知成德军刘安世落宝文阁待制，降授左承议郎、南安军；左朝奉大夫、直集贤院、管勾西山崇福宫吴安诗落直集贤院，降授朝请郎，监光州盐酒税；左朝散郎充龙图阁待制、知虢州韩川落龙图阁待制，依前左朝请郎知坊州；左朝请郎充集贤学士、权知应天府孙升落集贤院学士，依前左朝散郎知房州。（《纪事本末》卷百一。）
２２、丁亥，诏翰林侍读学士、提
译14、壬午日，停止校勘《黄本》，左宣德郎蔡肇被外放。（《长编》卷四百八十四记载：元祐八年五月甲申日，左宣德郎蔡肇校勘《黄本》。原注说：明年六月十三日外放。按：程俱《麟台故事》，以及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二记载：绍圣元年闰四月，停止校勘《黄本》，所以外放蔡肇。）
15、皇城使张士良添差监管颍州酒税。（《长编》卷四百九十一记载：绍圣四年八月丁酉日，追究文及甫与邢恕的言论。原注：张士良从绍圣元年六月十三日起以皇城使身份监管颍州酒税，此后不见再次被贬。）
16、皇城副使梁知新添差监管亳州盐酒税。（《长编》卷四百九十三记载：元符元年三月戊午日，三省上奏追究张士良。原注：六月十三日，皇城使张士良、皇城副使梁知新添差监管颍州、亳州盐酒税。又说张士良从元年六月十三日起以皇城使身份监管颍州税，此后不再被贬。邵伯温说已编管白州，这是错误的，对质审讯后，才送往白州。）
17、癸未日，礼部上奏说：“太学博士詹文上奏说：‘恭敬地推想神宗皇帝圣明智慧高超，大概穷尽了象数之理，曾经念及文字之学，世人所不了解，深切诏令儒臣，让他们共同探讨。而王安石确实进献了他的学说，当时还没来得及颁布施行，但学者们也已经见到了，对于性命道德的道理，思考已经过半了。元祐《贡举敕》却规定进士不得引用《字说》，并且与申不害、韩非、佛教的书籍一同禁止，请求除去对《字说》的禁令。’”朝廷听从了。（《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原注：《新录》删去了原奏，只保留‘元祐《贡举敕》规定进士不得引用王安石《字说》，请求除去禁令。朝廷听从了。’辨析说：‘王安石穿凿附会、支离破碎，不足以仰承神宗的明诏。自从他的学说实行之后，士风人才，比起从前怎么样？那么所谓‘对于性命道德的道理思考已经过半’，这种诬蔑可以相信吗？’按：《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除去《字说》禁令在五月。《十朝纲要》记载：六月甲申日，除去进士引用王安石《字说》的禁令。）
18、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曾布任中大夫、同枢密院事。（《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
19、乙酉日，中书舍人林希上奏说：林希在元年四月任中书舍人。说：“吏部送来吏部侍郎王钦臣可以授予宝文殿待制、知庐州的词头。查考王钦臣性情险恶邪恶，本来是因为依附宰相吕大防才得以进用。吕大防朋党众多，王钦臣是他们的首领，前后言官屡次攻击他们的公私过错罪恶，吕大防都压制而不执行。大奸臣刚刚被斥退，余党正当放逐，肃清仕途，王钦臣怎么可以加授侍从职名并托付方面守寄？所有起草的制词，不敢撰写进呈。”诏令王钦臣改任集贤殿修撰、知和州。（《纪事末》卷一百一。）
20、监察御史刘拯上奏说：“右朝奉大夫，充崇政殿说书的吕希哲，学术没有名声，出自奏补，怎么能替陛下阐发道德的蕴义？恳请为官职选择人才，另外给予差遣。”中书舍人林希上奏说：“吏部房送来崇政殿说书吕希哲可以任秘阁校理、知怀州。查考吕希哲是故相吕公著的儿子，吕公著父子，世代沿袭行邪，外表忠厚内心深沉，无法窥测，结固朋党，鼓吹虚名，向上迷惑圣听，罪恶很大，未经谴责，怎么可以再冒任职名出守便郡！”诏令吕希哲保留本官，差遣知怀州。左司谏翟思上奏说：“吕大防、刘挚、苏轼、苏辙因为诽谤讥讽先朝，变乱法度，擅自作威作福，被剥夺职务官职，贬谪守方州，安置岭表，朝廷内外听到命令，全都高兴痛快。然而司马光、吕公著首发事端，虽然已经死在家中，赠官美谥，自然可以追夺。王岩叟与刘挚，同恶相济，如果假以时日，应当放逐到远方，那么赠官与子孙恩泽也应当追夺。那些合志同事的有文彦博、范纯仁，那些背公死党的有梁焘、刘安世、吴安诗、韩、孙升等，请求各自正典刑。”（《纪事本末》卷一百一。按：《太平治迹统类》记载：张商英上奏说：“梁焘、范祖禹、吴安诗、唐老、孙升、韩川等，在元祐初年诬陷无罪之人，应当进行放逐责罚。”）
21、资政殿学士、知郓州的梁焘被罢去资政殿学士，降授左中散大夫、知郓州；左承议郎充宝文阁待制知成德军的刘安世被罢去宝文阁待制，降授左承议郎，安置南安军；左朝奉大夫、直集贤院管勾西山崇福宫的吴安诗被罢去直集贤院，降授朝请郎，监管光州盐酒税；左朝散郎充龙阁待制知虢州的韩川被罢去龙图阁待制，依前左朝请郎，知坊州；左朝请郎充集贤院学士权知应天府的孙升被罢去集贤院学士，依前左朝散郎，知房州。（《纪事本末》卷一百一。）
22、丁亥日，诏令翰林侍读学士、提
举兖州景龙宫赵彦若，龙图阁学士、知陕州范祖禹，提举明道宫、左朝奉郎充集贤院校理、新知鄂州黄庭坚，管勾明道宫，各於开封府界居住，就近报应，国史院取会文字。（《纪事本末》卷百一。案：《太平治迹统类》：三省言：“昨提举修实录吕大防奏：‘《神宗皇帝实录》今已成书，望欲依例除定本外，将见在草正各一本，与提举实录官以备照证外，除依前降指挥，焚毁元祐六年十月十一日朝旨。’依诏，令吕大防、范祖禹将所得草正封角，差得力人管押递铺，送赴修国史院送纳。如传到写别本，亦同封角送纳。或转写与他人，即令自陈，如辄隐留，当行重贬责。周秩言，恐《实录》诬罔，诸书传后故也。”《宋史·本纪》：五月己酉，修国史曾布请以王安石《日录》载之《神宗实录》。）
译提拔兖州景龙宫赵彦若、龙图阁学士兼陕州知州范祖禹、提举明道宫兼左朝奉郎充集贤院校理兼新任鄂州知州黄庭坚、管勾明道宫，各人在开封府界居住，就近上报，由国史院收集文书。（《纪事本末》卷一百一。按：《太平治迹统类》记载：三省上言：“此前提举修实录吕大防上奏：‘《神宗皇帝实录》如今已经成书，希望依照惯例，在确定定本之外，将现存的草稿正本各一份，交给提举实录官以备查考印证，其余按照先前下达的指令，焚毁元祐六年十月十一日的朝旨。’依照诏令，命吕大防、范祖禹将所得的草稿正本封好，派遣得力人员押送递铺，送往修国史院缴纳。如果传抄出其他副本，也同样封好送纳。如果转抄给他人，就令其自行陈述，如果擅自隐瞒留存，将予以严厉贬责。周秩说，这是担心《实录》歪曲事实，诸书流传后世的原因。”《宋史·本纪》记载：五月己酉日，修国史曾布请求将王安石《日录》载入《神宗实录》。）
２３、戊子，诏周秩言事失当，罢监察御史，差权知广德军。（《纪事本末》卷百一。案：《太平治迹统类》云：三省以周秩所上三章进呈，其一曰：“臣自待罪言职，闻奸人邪说久矣，其害於政事者有五。陛下亲政以来，天下之人，莫不鼓舞，而怀不自安惟元祐死党三十馀人而已。刘挚恶党已为吕大防、苏轼、苏辙之党排斥出外，今在朝廷者绝微。窃唯大防恶党半已出外，半犹在京。其在禁中者，近日稍逐去；其在朝廷者，方且日夜结营，造谤害事。今陛下欲修先帝大业，若不尽去恶党，则必作奸谋起事端，中伤陛下信任之人，去草必尽其根。”《编年备要》云：时为监察御史，上言元祐党人之言曰：“向有御批，欲增隆皇太后仪，又如治平中，如议濮庙，令吕大防如何住得，所以求去。且大防与司马光等向议濮庙事，以欧阳修议为非，当朝廷惑於邪议，至今英宗所生母任氏犹为仙游县君。呜呼！邪说盛行，使天子不得尊其母，可不恨哉！”上读至“吕大防如何住得，所以求去”，曰：“大防何尝有言！且仪物事未付外，非有司所当与，今秩越次及之，是迎合也。”又读至“天子不得尊其母”，上曰：“此言，激怒也。”又言：“垂帘之日，奸臣谋害蔡确，引郑雍等自王府官为侍从，使亲王私於权臣。”上曰：“此是何言！使亲王闻之，且不自安。如秩置之言职，朝廷无安静之理。”遂以秩知广德军。《太平治迹统类》又云：执政初欲换省官，上曰：“与外任。”遂以守广德军。）
２４、壬辰。（《长编》卷三百五十：元丰七年十一月辛酉，木工杨琪以修大相国寺西浮图及延春阁为三班借职。原注：绍圣元年六月壬辰，蔡卞云云可考。案：原文已佚。）
２５、丙申，都水使者王宗望等言：“措置回河，自阚村以下至内黄下埽缕隄七十里，所用薪刍万数不少，除将年计物料那融分擘外，其上件七十里，见为七节修治，每节各管一十里。今约度每节添置梢草四十万束，乘此秋成，计置每束约用钱三十五文，计九万八千贯，合取朝旨应副，更乞差官措置。”并从之。（《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１、七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庚子朔。辛丑，广武埽危急，诏都水使者王宗望即亟往广武埽提举救护。《纪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回河》及《导洛》两见。）
２、壬寅，翰林学士兼侍读蔡卞、御史中丞黄履言：“旧令讲读、说书官每月职钱十贯，元丰八年十二月圣旨，侍读职钱特添作三十贯。臣等备言讲职，未有补按而坐縻厚禄，实侥冒欲，望寝罢，只依元丰已前数目。”诏不允。（《纪事本末》卷九十三。）
３、上谓辅臣曰：“广武埽危急，去洛河不远，须防涨滥，下灌京师，已遣中使往视之”。辅臣出图及状以奏曰：“此由黄河北岸生滩，欲水势趋南岸，今时雨已止，河必减落。然已下水官与洛口官同行按视为签堤，及去北岸嫩滩，令河顺直，则无患矣。”（《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４、癸卯，都水使监丞冯忱之言：“广武埽危急，水势刷塌堤岸，欲乞筑拦水签堤一道。”诏令冯忱之、李伟》、郭茂恂相度，从长措置。（《纪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宋史河渠志》四云：元年七月辛丑，广武埽危急。壬寅，帝语辅臣：“广武埽去洛河不远，须防涨溢下灌京师。”明日，乃诏都水监丞冯忱之相度筑拦水签。壬寅为七月初三日，《志》云明日，乃初四日癸卯也。《纪事本末》误异日，今依《河渠志》编辑。）
５、丁未，知桂州、直龙图阁、左散大夫谢麟卒。（《长编》卷四百八十：元祐八年正月庚子，谢麟知桂州。原注：云：麟卒於桂在绍圣元年七月初八日。）
６、戊申，诏差入内高品黄汝贤往广武等埽传宣抚问救护大河堤埽兵吏役兵，赐银合茶药缗钱有差。（《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７、御史中丞黄履言：“大理，天下之平而断刑之官，选任尤重
译23、戊子日，皇帝下诏指出周秩议论政事失当，罢免其监察御史职务，改任代理广德军知军。（《纪事本末》卷一百一。按：《太平治迹统类》记载：三省将周秩所上的三章奏疏进呈皇帝，其中一章说：“臣自从担任言官以来，听闻奸邪之人散布邪说已很久了，这些邪说对政事的危害有五点。陛下亲政以来，天下之人无不欢欣鼓舞，而心中感到不安的，只有元祐年间的死党三十多人罢了。刘挚的恶党已被吕大防、苏轼、苏辙的党羽排斥出朝廷，如今在朝廷中的势力极其微弱。我私下认为吕大防的恶党一半已外放，一半仍留在京城。那些在宫禁中的人，近日已稍加驱逐；那些在朝廷中的人，正日夜结党营私，制造诽谤以危害政事。如今陛下想要修成先帝的大业，如果不彻底清除这些恶党，他们必定会策划奸谋、挑起事端，中伤陛下信任的人，除草必须除尽它的根。”《编年备要》记载：当时周秩任监察御史，上言指责元祐党人的言论说：“先前有御批，想要增隆皇太后的仪制，又如治平年间，讨论濮庙祭祀之事，吕大防怎么能待得住，所以请求离职。况且吕大防与司马光等人当初讨论濮庙之事，认为欧阳修的议论是错误的，当时朝廷被邪说迷惑，至今英宗的生母任氏仍仅为仙游县君。唉！邪说盛行，致使天子不能尊崇自己的母亲，这难道不令人愤恨吗！”皇帝读到“吕大防怎么能待得住，所以请求离职”时，说：“吕大防何曾说过这样的话！况且仪制之事尚未交付外朝，不是有关部门所应参与的，如今周秩越级提及此事，这是迎合上意。”又读到“天子不能尊崇自己的母亲”时，皇帝说：“这话，是激怒人心。”又提到：“垂帘听政之时，奸臣谋害蔡确，引荐郑雍等人从王府官员升为侍从，使亲王与权臣私相勾结。”皇帝说：“这是什么话！如果让亲王听到，将会心中不安。如果周秩被安置在言官职位上，朝廷就没有安宁的道理。”于是任命周秩为广德军知军。《太平治迹统类》又记载：执政大臣起初想调换省官，皇帝说：“给予外任。”于是任命周秩为广德军知军。）
24、壬辰日。（《长编》卷三百五十：元丰七年十一月初八日，木工杨琪因修建大相国寺西浮图及延春阁，被任命为三班借职。原注：绍圣元年六月初九日，蔡卞的言论可供考证。按：原文已佚。）
25、丙申日，都水使者王宗望等人上言：“治理黄河回流的工程，自阚村以下至内黄下埽的缕堤共七十里，所用的柴草数量不少，除了将年度计划物料调剂分配外，上述七十里堤防，现分为七节修治，每节各管十里。如今估算每节需添置梢草四十万束，趁此秋收时节，计算每束约用钱三十五文，共计九万八千贯，应请朝廷批准拨付，并请求派遣官员专门处置。”全部听从他们的建议。（《纪事本末》卷一百十二。）
1、七月（按：钱大昕《朔闰考》：本月庚子日为初一。辛丑日，广武埽情况危急，皇帝下诏命都水使者王宗望立即前往广武埽主持救护。《纪事本末》卷一百十二。按：《回河》及《导洛》两处均见。）
2、壬寅日，翰林学士兼侍读蔡卞、御史中丞履上言：“旧制规定讲读、说书官每月职钱十贯，元祐八年十二月圣旨，侍读职钱特别增加到三十贯。臣等详细陈述讲读之职，并未有补益按察之功却坐享厚禄，实为侥幸贪冒，希望停止增加，只依照元丰年以前的数目。”皇帝下诏不允。（《纪事本末》卷九十三。按：《纪事本末》卷九十三。）
3、皇帝对辅政大臣说：“广武埽情况危急，距离洛河不远，必须防备涨水泛滥，向下灌注京师，已派遣中使前往视察。”辅政大臣拿出地图及状纸奏报说：“这是由于黄河北岸产生沙滩，想要使水势趋向南岸，如今时雨已停，河水必定减退。但已派遣水官与洛口官员一同巡视查看以加固堤防，并清除北岸新生的沙滩，使河道顺直，就没有祸患了。”（《纪事本末》卷一百十二。）
4、癸卯日，都水监丞冯忱之上言：“广武埽情况危急，水势冲刷坍塌堤岸，请求修筑一道拦水签堤。”皇帝下诏命冯忱之、李伟、郭茂恂共同相度，从长计议处置。（《纪事本末》卷一百十二。按：《宋史河渠志》四记载：元年七月辛丑日，广武埽危急。壬寅日，皇帝对辅政大臣说：“广武埽距离洛河不远，必须防备涨溢向下灌注京师。”第二天，便下诏命都水监丞冯忱之相度修筑拦水签。壬寅日为七月初三日，《志》说第二天，即初四日癸卯。《纪事本末》误作异日，今依《河渠志》编辑。）
5、丁未日，桂州知州、直龙图阁、左散大夫谢麟去世。（《长编》卷四百八十：元祐八年初一，谢麟任桂州知州。原注：记载：谢麟在绍圣元年七月初八日卒于桂州。）
6、戊申日，皇帝下诏派遣入内高品黄汝贤前往广武等埽传达圣旨，抚慰救护大河堤埽的兵吏役卒，赐予银合、茶药、缗钱有差别。（《纪事本末》卷一百十二。）
7、御史中丞黄履上言：“大理寺，是天下公平断刑的官署，选任官员尤其重要
。先皇帝振修百度，初立选试之法，第二等者，其取常难，是为精密；惟是中等，乃得入大理为断刑官，自是文士有预试中选者。故奏案之上皆理官，躬自考阅裁断，多所全活，舞文之吏不能移夺。元祐中，以大理断刑官恩典常难重，故责考任举主而增以常历刑法官与县令优课为奉举法，其试入优等者，不得预焉。臣欲乞自今专行先朝选试之法，删去常历刑法官、县令优课等条目，自试预上选者不得为断刑官，庶乎官得其人而职事举矣”。又监察御史郭知章言：“乞係法官并依熙宁、元丰条，取试法优等人充，庶几上副仁圣好生之德。”诏令刑部、大理寺依元丰选试推恩法立条。（《纪事本末》卷一百。案：《纪事》此条下又云：诏贬司马光等。据《纪事》卷百一，逐元祐党人已详载，故删去。详见丁巳十八日及戊午十九日诏。）
译先帝整顿各项政务，最初设立选拔考试的制度，其中第二等录取标准向来严格，这是因为要求精密；只有中等者，才能进入大理寺担任断刑官，从此文士中有参加选拔考试并中选的人。因此，呈报的案卷都由理官亲自考核阅览并裁断，保全活命的人很多，玩弄文字法令的官吏无法改变或夺取判决。元祐年间，因为大理寺断刑官的恩典向来难以获得且要求重要，所以责成考核任用举荐人，并增加以常历刑法官和县令优秀考课作为举荐之法，那些考试中进入优等的人，不得参与。臣请求从今以后专门实行先朝的选拔考试之法，删去常历刑法官、县令优秀考课等条目，凡是参加选拔考试进入上等者不得担任断刑官，大概这样官员就能得到合适的人选而职事得以举行了。”又监察御史郭知章说：“请求法官一律依照熙宁、元丰年间的条例，选取考试中优等的人充任，大概这样才能上副仁圣好生之德。”下诏命令刑部、大理寺依照元丰年间的选拔考试推恩法制定条例。（《纪事本末》卷一百。按：《纪事》这一条下面又说：下诏贬谪司马光等人。根据《纪事》卷一百一，驱逐元祐党人的事已详细记载，所以删去。详见丁巳十八日及戊午十九日的诏书。）
８、庚戌，权京西转运使郭茂恂言：“洛水暴涨，已开▯口闸放水，有灵蛇见土，人以为河流将平之验。”诏令差官致祭。寻京西转运司、都水丞、南外丞言河流渐顺，别无黄水透入洛河，於清汴》可保无虞。（《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９、癸丑，诏差权工部侍郎吴安持乘传往广武埽及洛口》措置救护。（《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１０、甲寅，都水使者王宗望奏：“广武埽已刷塌，地步阔远，塌透大堤，须修捲埽岸。役兵数少，特乞暂差在京壮役广固共三千人，并下京东都大司，於缘汴装卸人内，除府界、泗州外，告差刷南京界以下装卸一千人，并吏部差有心力使臣取押；内广固壮役，差去员装卸，东京、淮南各一员，依例支破，递马驿券，兼程前来；其人兵，限使臣到并一日内起发，及合本处支借，附带合用锹杵等赴役。”御批：“除广固指挥不差外，馀可并依所奏日下便与处分。”（《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１１、乙卯，指挥：“拨两浙上件籴米本钱，并赐发运司乘时计置籴买。除准备诸路年额未到间先次起发外，应一切支费，并仰补足额数起发，仍常管所赐钱本数目，毋致放散”。（《长编》卷五百十：元符二年五月癸亥，三省言籴折斛钱原文云云。诏依绍圣元年七月十六朝旨施行。据原文拾补於此。）
１２、丙辰，上曰：“甚忧雨不止，昨日遣中使於四郊取穀穗视之，京城东低，田已伤雨，北郊犹无害，然恳祈晴霁未之应。”宰臣章惇奏曰：“高原虽无所害，闻低田已伤，曹、濮、陈、蔡间应须为害，犹赖零雨细微耳。”（《纪事本末》卷九十三。）
谏官张商英言吕希纯于元祐中当缴驳词头不当及附会吕大防、苏辙事。上曰：“去冬以宫人阙人使令，因召旧臣十数辈，此何系外庭利害？而范祖禹、丰稷、文及甫并有章疏陈古今祸福以动朕听，希纯等犹缴奏争之何乃尔也！”安焘对曰：“闻文及甫辈上书，亦为人所使。”上曰：“必苏辙也。”会中书舍人林希言吕希纯尝草《宣仁圣烈皇后族人迁居诰》，有曰“昔我祖妣，正位宸极。”其言失当及变乱奉祀礼文、荐牙盘食等数事，乃夺希纯宝文阁待制，知亳州如故。（《纪事本末》卷百一。）
１３、丁巳，三省言：“范纯仁、韩维朋附司马光，长纵群凶，毁讪先帝，变乱法度，以快不逞之心，内范纯仁仍首建弃地之议，滋养边患。”诏纯仁特降一官，为通议大夫，差遣如故。韩维已致仕，特置不问。初，章惇请责纯仁，上曰：“纯仁持议公平，非党也，但不肯为朕留耳”。惇曰：“不肯留，即党也。”上勉从惇请。（《纪事本末》卷百一。）
１４、御史中丞黄履言：“前宰相司马光，昨自先帝识拔，进位枢庭。光以不用其言，请归修史，先帝盛德优容，曲从其欲。书成，仍以资政殿学士荣之，其恩可谓厚矣。迨垂帘初，朝庭起光执政，当时士论翕然称之，以为光真能弼成圣德，上报先帝。不谓光深藏祸戾，追忿先朝，凡有所行，皆为非是。夫法令因革，固缘时宜，岂有一代宪章，俱无可取，归非於昔，敛誉於身？此而可容，孰为咎者？”监察御史周秩言：“司马光以元祐之政，以母改子，非子改父，失宗庙之计。朝廷之政，必正君臣之义，以定父子之亲，岂有废君臣父子之道而专以母子为言。”又曰：“遗诏明白，必以嗣君为主，则光岂不知当循皇家父子之正统？”又曰：“光之谥曰文正。夫谥法之美，极於文正，死而加以极美之谥，所以劝后也。今其所为乖戾如此，当正其谥号之美恶，庶以惩后世。”又曰：“吕公著亲为先帝辅弼之臣，受国厚恩，又非司马光之比。当司马光释憾於先帝，公著不能救正，又辅导之为右仆射，岁馀，遂除司空、平章军国事。切蒙朝廷先以太师文彦博为光所引，既召而来，谏官言其奸邪，不可辅政，朝廷乃以平章军国重事处之，止於重事，稍夺其权，公著之所知也。及公著之命，
译8、庚戌日，代理京西转运使郭茂恂上奏说：“洛水暴涨，已经打开零口闸放水，有灵蛇出现在土中，人们认为这是河流即将平息的征兆。”皇帝下诏命令派遣官员前往祭祀。不久，京西转运司、都水丞、南外丞上奏说河流逐渐顺畅，没有黄河水渗入洛河，对于清汴河可以确保没有忧患。（《纪事本末》卷一百十二。）
9、癸丑日，皇帝下诏派遣代理工部侍郎吴安持乘坐驿车前往广武埽及洛口安排救护事宜。（《纪事本末》卷一百十二。）
10、甲寅日，都水使者王宗望上奏说：“广武埽已被冲刷坍塌，地势宽阔遥远，坍塌穿透了大堤，必须修筑卷埽岸。服役的士兵数量太少，特别请求暂时派遣在京师的壮役广固军共三千人，并下达给京东都大司，在沿汴河的装卸人员中，除了府界、泗州外，告发派遣刷选南京界以下的装卸人员一千人，并由吏部派遣有心力的使臣押送；其中广固壮役，派遣去员装卸，东京、淮南各一员，依照惯例支取费用，递送马匹驿券，兼程前来；那些士兵，限定使臣到达后一日内起发，以及应当由本处支借，附带合用的锹杵等工具赴役。”皇帝批示：“除了广固指挥不派遣外，其余都可以依照所奏，立即给予处分。”（《纪事本末》卷一百十二。）
11、乙卯日，下诏：“拨出两浙上述购买粮食的本钱，并赐予发运司趁时计划购买。除了准备各路年额未到之前先次起发外，应当一切支用费用，都仰仗补足数额起发，仍然常管所赐钱本数目，不要致使放散。”（《长编》卷五百十：元符二年五月�亥，三省言购买折斛钱原文云云。诏依照绍圣元年七月十六日朝旨施行。据原文拾补于此。）
12、丙辰日，皇帝说：“非常担忧雨不停止，昨日派遣中使到四郊取谷穗查看，京城东面地势低，田地已经受到雨水伤害，北郊还没有灾害，然而恳切祈求晴天却没有回应。”宰相章惇上奏说：“高原虽然没有什么灾害，听说低田已经受损，曹、濮、陈、蔡之间应该会有灾害，还依赖零星小雨细微罢了。”（《纪事本末》卷九十三。）
谏官张商英上言吕希纯在元祐年间应当缴驳词头不当以及附会吕大防、苏辙的事情。皇帝说：“去年冬天因为宫人缺少使唤的人，因而召见旧臣十数人，这与外朝利害有什么关系？而范祖禹、丰稷、文及甫都有章疏陈述古今祸福来打动我的听闻，吕希纯等人还缴奏争辩，为什么竟然这样！”安焘回答说：“听说文及甫等人上书，也是被人所驱使。”皇帝说：“一定是苏辙。”恰逢中书舍人林希上言吕希纯曾经起草《宣仁圣烈皇后族人迁居诰》，其中有“昔我祖妣，正位宸极”的话，其言辞失当以及变乱奉祀礼文、荐牙盘食等几件事，于是剥夺吕希纯宝文阁待制的职务，知亳州如故。（《纪事本末》卷一百一。）
13、丁巳日，三省上言：“范纯仁、韩维朋党依附司马光，纵容群凶，毁谤先帝，变乱法度，以满足不逞之心，其中范纯仁仍然首建弃地之议，滋养边患。”皇帝下诏范纯仁特别降一官，为通议大夫，差遣如故；韩维已经退休，特别放置不问。起初，章惇请求责罚范纯仁，皇帝说：“范纯仁持议公平，不是党人，只是不肯为我留任罢了。”章惇说：“不肯留任，就是党人。”皇帝勉强听从章惇的请求。（《纪事本末》卷一百一。）
14、御史中丞黄履上言：“前宰相司马光，从前被先帝识拔，进位枢庭。司马光因为不被采用其言论，请求归家修史，先帝盛德优容，曲从他的愿望。书成，仍然以资政殿学士荣宠他，他的恩惠可以说很厚了。等到垂帘初，朝廷起用司马光执政，当时士论一致称赞他，认为司马光真能辅佐成就圣德，上报先帝。没想到司马光深藏祸戾，追恨先朝，凡有所行，都是错误的。法令因革，固然缘于时宜，岂有一代宪章，都无可取，归罪于过去，收敛赞誉于自身？这如果可以容忍，谁是罪人？”监察御史周秩上言：“司马光以元祐之政，以母亲改变儿子，不是儿子改变父亲，失宗庙之计。朝廷之政，必须正君臣之义，以定父子之亲，哪有废君臣父子之道而专以母子为言的。”又说：“遗诏明白，必以嗣君为主，那么司马光岂不知当循皇家父子之正统？”又说：“司马光的谥号曰文正。谥法之美，极于文正，死而加以极美之谥号，所以劝后也。现在他所为乖戾如此，应当正其谥号之美恶，庶以惩后世。”又说：“吕公著亲为先帝辅弼之臣，接受国家厚恩，又不是司马光之比。当司马光释憾于先帝，吕公著不能救正，又辅导之为右仆射岁馀，遂除司空、平章军国重事。切蒙朝廷先以太师文彦博被司马光所引，既召而来，谏官言其邪，不可辅政，朝廷乃以平章军国事处之，止于重事，稍夺其权，吕公著之所知也。及吕公著之命，”
乃去‘重’字，事无大小，皆得平章。名虽亚於彦博，权则过之，实兼三省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之职。自国朝以来，虽有大功，如赵普、王旦，命以此职，未有敢当之者。况垂帘之时，大臣宜谦畏，而公著但为子孙计，急於富贵，不避嫌疑而居之。及大防、刘挚、苏轼、苏辙，皆公著所引，为国大奸，陛下若不照其奸罪，以明示天下，则公著所处，皆为国朝故事，以兆后世大臣僣窃之祸。”又言：“吕大防、刘挚、苏轼、苏辙皆落职为知州，缘臣奏论大防等所为皆大奸恶，今朝廷但薄责而已。臣愚以为陛下必欲薄责之，则不当以臣所论事为罪名；若论其营私不法，则其罪不可胜数。且挚与辙讥斥不减於轼，大防又用轼之所谋、所言得罪，轻於苏轼，天下必以为非。”诏司马光、吕公著各追所赠官并谥告及所赐神道碑额，仍下陕州、郑州各差官计会本县於逐官坟所拆去官修碑楼，磨毁奉敕所撰碑文讫奏。（案：刘延世《孙公谈圃》卷上云：司马温公隧碑，赐名“清忠粹德”。绍圣初，毁磨之际，大风走石，群吏莫敢近，独一匠氏挥斤而击，未尽碎，忽仆於碑下而死。） 王岩叟所赠官亦行追夺，知随州、降授右正议大夫吕大防守本官，行秘书监，分司南京，郢州居住；知广州、降授左朝议大夫刘挚守本官，试光禄卿，分司南京，蕲州居住；（案：《宋史·刘挚传》：再贬光禄卿，分司南京、蕲州居住。将行，语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顾国事，不迁怒百姓，但责吾曹，死无所恨。正虑意报复，法令益峻，奈天下何！”忧形於色，无一语及迁谪意。） 知袁州、降授左朝议大夫苏辙守本官，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梁焘提举灵仙观，鄂州居住；刘安世管勾玉隆观，南安军居住。初，章并用蔡卞议，光及公著皆当发冢斫棺。三省同进呈，许将独不言；惇去，上留将问曰：“卿不言何也？”将曰：“发冢斫棺，恐非盛德事。”上曰：“朕亦以为无益公家。”遂寝其奏，第令折去碑文。（《纪事本末》卷百一。原注：此据邵伯温《辨诬》及曾纡《南游记旧》删修，不知许将果能不言否，当考。又蔡卞此时未执政，不应与三省同对，惇但用其议耳。邵氏误也，曾纡亦不记许将，止云曾布纳说。又卷百七。案：毕沅《通鉴》云：黄履、周秩、上官均、来之邵、翟思、刘拯、井亮采，交章言光等畔道逆理，未正典刑，大防等罪大罚轻，未厌公论，凡十九疏。章惇悉以进呈，遂诏追光、公著赠谥，并毁所立碑。曾布密疏请罢毁碑，不报。苏颂方执政，臣奏事，但取决於宣仁，帝有言，或无对者，惟颂奏宣仁必再奏帝，有宣谕，必告诸臣以听圣语。及言者劾颂，帝曰：“颂知君臣之义，无轻议也。”又曰：“梁焘每起中正之论，其开陈排击，尽出公论，朕皆记之。”由是颂免，而与焘外祠。）
译于是去掉“重”字，无论事情大小，都能得到公正的评议。吕公著的官名虽然仅次于吕公著（此处疑为原文衍文或指吕公著本人，结合语境应指其名义地位略低于吕公著或指其名义上不如吕公著显赫，但实际权力超过他），实际上兼任了门下省侍中、中书省中书令、尚书省尚书令的职权。自本朝开国以来，即使有大功的人，如赵普、王旦，被任命担任此职，也没有人敢接受。何况在太后垂帘听政之时，大臣应当谦恭畏惧，而吕公著只考虑子孙的利益，急于追求富贵，不避嫌疑而居此高位。等到吕大防、刘挚、苏轼、苏辙这些人，都是吕公著所引荐的，他们成为国家的大奸臣，陛下如果不查明他们的奸恶罪行，向天下明示，那么吕公著所做的事，都将成为本朝的先例，从而引发后世大臣僭越窃权的祸患。”又进言说：“吕大防、刘挚、苏轼、苏辙都被罢免官职任知州，是因为臣上奏论述吕大防等人的行为都是大奸大恶，现在朝廷只是对他们轻微责罚。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如果一定要轻微责罚他们，就不应当把臣所论列的事情作为他们的罪名；如果论究他们营私舞弊、违法乱纪，那么他们的罪行数不胜数。况且刘挚和苏辙讥讽斥责皇帝的程度不亚于苏轼，吕大防又采用苏轼的计谋、言论而获罪，处罚比苏轼轻，天下人一定会认为这不公正。”
诏令司马光、吕公著各自追夺所赠予的官职以及谥号告身，还有所赐予的神道碑额，仍然下令陕州、郑州各自派遣官员会同本县，在各位官员的坟前拆除官府修建的碑楼，磨毁奉敕撰写的碑文，完成后上奏。（案：刘延世《孙公谈圃卷上》说：司马温公的墓碑，赐名“清忠粹德”。绍圣初年，毁坏磨刻的时候，大风卷起石块，众官吏不敢靠近，只有一名工匠挥动斧头击打，还没完全击碎，忽然倒在碑下而死。）
王岩叟所赠予的官职也执行追夺，知随州、降授右正议大夫的吕大防守本官，行秘书监，分司于南京，在郢州居住；知广州、降授左朝议大刘挚守本官，试光禄卿，分司于南京，在蕲州居住；（案：《宋史·刘传》记载：再次贬为光禄卿，分司于南京、蕲州居住。将要出发时，对儿子们说：“皇上任用章惇，我即将获罪。如果章惇顾念国家大事，不迁怒百姓，只责备我们这些人，我死而无憾。正担心他意在报复，法令更加严酷，那天下怎么办！”忧虑表现在神色上，没有一句话提及被贬谪的怨恨。）
知袁州、降授左朝议大夫的苏辙守本官，试少府监，分司于南京，在筠州居住；梁焘提举灵仙观，在鄂州居住；刘安世管勾玉隆观，在南安军居住。起初，章惇采用蔡卞的建议，司马光和吕公著都应当开棺戮尸。三省一同进呈奏章，只有许将不说话；章惇离开后，皇上留下许将问道：“你为什么不说话？”许将说：“开棺戮尸，恐怕不是盛德之事。”皇上说：“朕也认为这对国家没有益处。”于是搁置了这份奏章，只命令折去碑文。（《纪事本末》第一百一十一卷。原注：这是根据邵伯温《辨诬》和曾纡《南游记旧》删改修撰的，不知道许将是否真的不说话，应当考证。又蔡卞此时未执政，不应当与三省一同对答，章惇只是采用他的建议罢了。邵氏错了，曾纡也不记载许将，只说曾布采纳了建议。又见第一百一十七卷。案：毕沅《通鉴》说：黄履、周秩、上官均、来之邵、瞿思、刘拯、井亮采，接连上奏章说司马光等人背离正道、违背天理，尚未正法，吕大防等人罪大罚轻，未能平息公论，共上奏十九次。章惇全部进呈，于是下诏追夺司马光、吕公著的赠官谥号，并毁坏所立的碑。曾布秘密上疏请求停止毁坏碑文，没有回复。苏颂当时执政，臣子奏事，只取决于宣仁太后，皇帝有言论，有时无人应答，只有苏颂奏报宣仁太后必定再次奏报皇帝，有宣谕，必定告诉众臣以聆听圣语。等到言官弹劾苏颂，皇帝说：“苏颂懂得君臣大义，不要轻易议论他。”又说：“梁焘每次提出公正的言论，他的陈述抨击，都出于公论，朕都记得。”因此苏颂得以免职，而梁焘出任外地的祠禄官。）
１５、周秩又言：“秦观落馆阁校勘、左宣德郎，差监处州茶盐酒税，罪罚重轻，人言未允。”诏秦观降授左宣议郎，依旧处州监当。（《纪事本末》卷百一。案：《长编》卷四百十四：元祐三年九月丁巳，孙觉引疾求罢。原注：绍圣元年七月，周秩言：“司马光因邢恕以奉蔡确尝致书求用，一日得志，确、恕皆议持平被逐，孙觉、李常亦以持平之论忤光，不蒙援引。”然秩以六月十九日戊子已以言事失当被责，不知此时何以更有言章惇《长编》所载亦究不得其日，今姑依《纪事》附此。）
１６、右正言张商英言：“按内臣陈衍，先管勾储祥宫，大防之子数往谒，因本宫道士武宗道而与衍结识，既而大防又遣三省行首张充公往御药院与衍关通，寻援行衍入国史院承受；而检讨官张耒、秦观又因衍而与苏辙兄弟道达言语，其奸状明白，中外共知。而大防尚典郡，衍尚玷禄仕，甚非所以驳奸邪、立威令也。欲乞再正大防罪恶，投之散地；削夺衍官，配流海岛。庶朝廷宫省内外，人人畏肃，不敢怀邪，饰非以事，吾君天下之望也。”诏陈衍追毁出身已来文字，除名勒停，送白州编管，仍仰所在官司，差得力人转押前去。（《纪事本末》卷百一。原注：《新录辨诬》曰：“元祐二三大臣事实已系日书之，今删去琐碎文致之词而存其大概，然其曲意诬罔，亦不待辨而可知。焘以为既云“不待辨而可知其诬”，则琐碎文致之词虽具存之亦无伤，今并依《旧录》。案：《长编》卷四百九十五原注，陈衍编管在六月十八日，与此异日月。今考丁巳乃七月十八日，《长编》原注六月，或为七月之误文。）
１７、上谕执政：“闻河埽久不修，故几坏者数处，渑池、原武、阳武，皆已遣水官乘疾置护役。昨日报洛水又大溢注於河，若广武埽坏，大河与洛水合而为一，则清汴不通矣，京都漕运殊可忧，宜亟命吴安持与王宗望同力督作，苟得不坏，过此亦须措置为久计。安持强傒可倚，其促安持往营度之。”皆对曰：“但雨止则可无虞，臣等谨奉命退，当召安持至政事堂以圣意谕之。”（《纪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回河、导洛两见。）
１８、戊午，诏曰：“送往事居，是必责全於臣子；藏怒宿怨，岂宜上及於君亲？朕继体之初，宣仁圣烈皇后以太母之尊，权同听览，仁心诚意，专在保祐朕躬。自以帘帷之间，闻见不能周及，故不次以用大臣，推心以委政事，非独待任，耆艾所冀，恢明圣躬。司马光、吕公著，忘累朝之大恩，怀平时之觖望，幸国家之变故，逞朋党之奸邪。引吕大防、刘挚等，或并立要途，继司宰事；或迭居言路，代掌训词；或封驳东台，或劝讲经筵，顾予左右前后，皆尔所亲。於时赏罚威恩，惟其所出。周旋欺蔽，表悰符同。宗庙神灵，恣行讪讟；朝廷号令，辄肆纷更。轻改役法，开诉理之局，使有罪者侥幸；下疾苦之诏，诱群小之谤言。诬横敛则淫蠲苟免之逋，诬厚藏则妄耗常平之积。崇声律而薄经术，任穿凿而紊官仪。弃境土则谬谓和戎，弛兵备则归过黩武。城隍保民而罢增濬，器械资用而撤缮完。凡属经纶，一皆废黜。人材淆混，莫辨於流品。党与纵横，迭分於胜负。务快乘时之愤，都忘讬国之谋。方利亮阴之不言，殊非慈闱之本意。十年同恶，四海吞声。虏计得行，边方受害。昔先王受命，召公惟挌国之闻；江左虽微，兴宗有易代之叹，天下后世，其谓朕何？临朝弗怡，视古有愧，况复疏远贱士昧死而献言，忠义旧臣交章而抗论，迹著明甚，法安可私？其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各已等第行遣责降讫。噫！优礼近司，朕欲曲全于体貌；自干明宪，尔今复追于诛夷。至于射利之徒，胁肩成市，盍从申儆，俾革回邪。惟予不忍之仁，开尔自新之路，除已行遣责降人数外，其馀一切不问，议者亦复勿言。惟有见行取会实录修撰官已下及废？渠阳寨人，自依别敕处分。咨尔群工，明听朕命。宜令御史台出榜朝
译15、周秩又上奏说：“秦观被免去馆阁校勘、左宣德郎的职务，改任处州茶盐酒税监，这罪罚轻重不当，舆论认为不公。”皇帝下诏将秦观降授为左宣议郎，仍留在处州担任监当职务。（《纪事本末》卷一百一。按：《长编》卷四百十四记载：元祐三年九月丁巳日，孙觉称病请求罢免。原注：绍圣元年七月，周秩上言：“司马光因邢恕曾向蔡确写信请求任用，一旦得志，蔡确、邢恕都因主张持平而被驱逐，孙觉、李常也因持平之论触怒司马光，未得到援引。”然而周秩在六月十九日戊子日已因言事不当被责罚，不知此时为何又有奏章。章惇《长编》所载也究查不到具体日期，现在暂且依据《纪事本末》附在此处。）
16、右正言张商英上言：“查核内臣陈衍，先前掌管储祥宫，吕大防的儿子多次前往拜谒，通过本宫道士武宗道与陈衍结识，随后吕大防又派遣三省行首张充公前往御药院与陈衍勾结，不久援引陈衍进入国史院担任承受；而检讨官张耒、秦观也通过陈衍与苏辙兄弟传递言语，其奸邪情状明白，朝廷内外共知。然而吕大防仍担任地方长官，陈衍仍玷污官位领取俸禄，这很不利于驳斥奸邪、树立威令。请求再次惩办吕大防的罪恶，将他投闲置散之地；削夺陈衍的官职，发配流放到海岛。希望朝廷宫省内外，人人敬畏肃然，不敢心怀邪念，掩饰过错来行事，这是天下人对我们君主的期望。”皇帝下诏陈衍追毁出身以来的文书，除名勒令停职，送往白州编管，并命令所在地的官府，派遣得力的人押送前去。（《纪事本末》卷一百一。原注：《新录辨诬》说：“元祐二三大臣的事实已经按日记载，现在删去琐碎的文辞而保留其大概，然而其曲意诬罔，也不待辩驳就可知。李焘认为既然说‘不待辩驳就可知其诬’，那么琐碎的文辞即使全部保留也无妨，现在一并依据《旧录》。按：《长编》卷四百九十五原注，陈编管在六月十八日，与此处日期不同。现在考证丁巳日是七月十八日，《长编》原注六月，或许是七月的误写。）
17、皇帝告诉执政大臣：“听说黄河堤防长久不修，所以几乎决口的地方有好几处，渑池、原武、阳武，都已经派遣水官乘坐驿车督促役夫。昨天报告洛水又大泛滥注入黄河，如果广武埽决口，大河与洛水合而为一，那么清汴河就不通了，京都漕运非常令人担忧，应当立即命令吴安持与王宗望同心协力督促施工，如果得以不坏，过了这次也须筹划长远之计。吴安持强干可以倚靠，催促吴安持前往经营筹划。”大家都回答说：“只要雨停就可以没有忧患，臣等谨遵命令退下，应当召吴安持到政事堂，将圣意告知他。”（《纪事本末》卷一百十二。按：回河、导洛两事已见前文。）
18、戊午日，皇帝下诏说：“侍奉过往的君主，居住于现存的君主之下，这必须要求臣子周全；隐藏愤怒宿怨，难道适宜上及于君主亲人吗？朕继承皇位之初，宣仁圣烈皇后以太后的尊贵，权同听政，仁心诚意，专在保佑朕身。自认为在帘帷之间，见闻不能周全，所以破格任用大臣，推心置腹委托政事，不仅对待任用，老臣所期望的，是发扬圣明的皇躬。司马光、吕公著，忘却累朝的大恩，怀有平时的不满，庆幸国家的变故，逞弄朋党的奸邪。援引吕大防、刘挚等人，有的并立在要职，相继主持宰相事务；有的交替居于言路，代掌训词；有的封驳东台，有的劝讲经筵，看朕左右前后，都是你们所亲信。当时赏罚威恩，全由他们发出。周旋欺蔽，表里符同。宗庙神灵，肆意诋毁；朝廷号令，随意纷更。轻率改变役法，开设诉理之局，使有罪者侥幸；下达疾苦之诏，诱导群小的谤言。诬蔑横征暴敛则淫蠲苟免之逋欠，诬蔑厚藏则妄耗常平之积。崇尚声律而轻视经术，任用穿凿而扰乱官仪。放弃境土则谬谓和戎，松弛兵备则归过黩武。城隍保护百姓而罢增濬，器械资用而撤除缮完。凡是经纶之事，一概废黜。人材淆混，莫辨于流品。党与纵横，迭分于胜负。务快乘时之愤，都忘托国之谋。方利亮阴之不言，殊非慈阃之本意。十年同恶，四海吞声。虏计得以施行，边方受害。昔先王受命，召公有挌国之闻；江左虽微，兴宗有兴代之叹，天下后世，将谓朕何？临朝不怡，视古有愧，况且疏远贱士昧死而献言，忠义旧大臣交章而抗论，迹著明甚，法岂可私？那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人，各已等第行遣责降完毕。唉！优礼近司，朕欲曲全于体面；自干明宪，尔今复追于诛灭。至于射利之徒，胁肩成市，何不申儆，俾革回邪。惟予不忍之恩，开尔自新之路，除已行遣责降的人数外，其余一切不问，议者亦复勿言。惟有现职取会实录修撰官以下及废渠阳寨人，自依别敕处分。咨询尔群工，明听朕命。宜令御史出榜朝
堂，进奏院遍牒。”时司马光等既贬，上谓刑惟厥中，故有是诏。（《纪事本末》卷百一。案：毕沅《通鉴》云：初，李清臣冀为相，首倡绍述之说，以计去苏辙、范纯仁，亟复青苗、免役法。及相章惇，心甚不悦，复与为异。惇贬司马光等，又籍文彦博以下三十人，将悉窜岭表。清臣进曰：“更先帝法度，不能无过，然皆累朝元老；若从惇言，必骇物听。”帝然之。戊午，乃降是诏。）
译堂，进奏院遍牒。”当时司马光等人已经被贬，皇上认为刑罚应当适中，所以有了这道诏令。（《纪事本末》卷一百一。按：毕沅《通鉴》说：起初，李清臣希望担任宰相，首先倡导“绍述”之说，用计谋排挤了苏辙、范纯仁，急切地恢复青苗法、免役法。等到章惇担任宰相，李清臣心里非常不高兴，又与章惇产生分歧。章惇贬谪司马光等人，又登记了文彦博以下三十人，打算将他们全部流放到岭南。李清臣进言说：“更改先帝的法度，不可能没有过错，但他们都是历朝的老臣；如果听从章惇的话，一定会使世人震惊。”皇上认为他说得对。戊午日，于是颁布了这道诏令。）
１９、右正言张商英言：“文彦博背负国恩，伏请检详本末，推考是非。”诏：“台谏之职，议当论列，然彦博年及耄期，四朝旧相，先帝待遇，恩礼至厚，宜加阔略，以优老臣，可特置不问。”（《纪事本末》卷百一。案：《编年备要》为周秩等言，此云张商英言，有异。）
２０、庚申，章惇等对曰：“前日再谪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刘安世，并司马光、吕公著谥告赠典及仆神道碑，既榜朝廷，众论以为宽。馀人连逮尚众，陛下许其自新，一切不问，莫不欣悦。仰服圣德仁厚，惟其亲党之论则不可知。”上曰：“据其罪状甚可诛，然不欲究其事，乃用轻典，聊示惩责尔。”（《纪事本末》卷百一。）
２１、壬戊，户部尚书蔡京言：“神宗皇帝熙宁之初，将欲有为於天下，得王安石而任之。於是置条例司，选天下英材，设官分职，参备其事；兴利补弊，功烈昭著。元祐以来，天下用度，浸以匮竭，美意良法，尽遭诋诬，在于今日，正当参酌旧例，考合得宜，以称陛下追述先志之意，以成足国裕民之效。然事之可与者方且毛举，岂臣单力所能胜任。伏望圣慈检会熙宁中置条例司故事，上自朝廷大臣，下选通达世务之贤，同共考究。庶几成一代之业，以诏万世其后用。”是置局修整，命张康国、邓洵武》看详利害事以闻。（《纪事本末》卷一百。原注：《新录《辨诬》曰：元祐节用爱民，府库充实，而云“天下用度，浸以匮竭”，应删去八字。）
２２、吴安持言：“广武第一埽危急，即自决口与清汴绝近，缘洛河之南，去广武山千馀步，地形稍高。则巩县东七里店至洛口不满十里，可以别开新河，引导洛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诏吴安持等再行相度，如果利便，即计的确工料结罪保明以闻。（《纪事本末》卷百十二。案：此条《宋史河渠志》四作“丙寅日”，或安持言在二十三日壬戌而诏安持相度在二十七日丙寅也。）
２３、三省具吕惠卿、王中正、宋用臣元罪状进呈，当再叙。章惇曰：“惠卿所主极无名。”上曰：“与复旧官，并资政殿学士。”（《纪事本末》卷百三十。案：毕沅《通鉴》此附八月壬申，与此日月异，必有一误。）
２４、丙寅。（《长编》卷四百五十三：元祐五年十二月丙午，废弃黔阳等地。原注：绍圣元年七月壬戌丙寅可考。案：原文已佚。）
２５、丁卯。（《长编》卷四百七十六：元祐七年八月，诏宋用臣叙遥郡刺史，外州任便居住。原注：云：绍圣元年七月丁卯合参考。案：原文已佚。）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复免役钱。上谓章惇曰：须从民便，不愿者勿强也。案：《编年备要》此下有云：上又曰：“如宽剩钱，亦何须取之，朝廷安待此以佐用耶。”乃诏开封不得抑勒及取宽賸钱毋过一分。《宋史·本纪》不载。《宋史食货志》上六云：诏：“复免役法，凡条约悉用元丰八年见制。乡差役人，有应募者可以更代，即罢遣之。许借坊场河渡及封桩钱以为雇直，须有役钱日补足其数。所输免役钱，自今年七月始。耆户长、壮丁召雇，不得已保正、保长、保丁充代，其他役色应雇者放此。宽賸钱，不得过一分，昔常过数，应减下者，先自上五等人户始。”
又：置府界孳生监。案：《十朝纲要》：丙寅日。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四十九云：元祐元年二月十六日，命郭茂恂度陕西、河东置七监，畿内十监复七监，甫二年而废牧地尚三千馀顷。绍圣元年七月二十七日，复置孳生监。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十一
哲宗
△绍圣元年（甲戌，一○九四）
１、八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庚午朔。辛未，诏丁忧人左朝请郎、宝文阁待制范纯粹降一官，为直龙图阁、知延安府。以御史郭知章论其在元祐间尝献议？安疆、葭芦、吴堡、米脂等寨，故有是命。《纪事本末》卷百一。）
２、丙子，以权户部侍郎
译右正言张商英上言：“文彦博辜负国家恩德，恳请陛下查核事情始末，推究判定是非。”皇帝下诏说：“台谏的职责，应当议论陈述，然而文彦博年事已高，是历经四朝的老宰相，先帝对待他，恩惠礼遇极为优厚，应当对他宽宏大量，以优待老臣，可以特别搁置不予追究。”（出自《纪事本末》卷一百一。按：《编年备要》记载为周秩等人上言，此处说是张商英上言，存在差异。）
庚申日，章惇等人对答说：“前日再次贬谪吕大防、刘挚、苏辙、梁�、刘安世，以及司马光、吕公著的谥号、告身、赠典和仆射神道碑，既然朝廷已经张榜公布，舆论认为宽大。其余牵连被逮捕的人尚多，陛下允许他们改过自新，一概不予追究，无不欢欣喜悦。仰慕佩服圣上的仁德厚道，只是对于他们亲信党羽的议论则不可得知。”皇上说：“根据他们的罪状，本来完全可以诛杀，然而我不愿深究其事，于是采用较轻的刑罚，姑且表示惩戒罢了。”（出自《纪事本末》卷一百一。）
壬戌日，户部尚书蔡京上言：“神宗皇帝在熙宁初年，打算在天下大有作为，得到王安石并任用他。于是设立条例司，选拔天下的英才，设置官职分工，共同筹备事务；兴利除弊，功业显著。元祐以来，天下的财政开支，逐渐枯竭，美好的意图和良法，全部遭到诋毁诬蔑，在如今，正应当参酌旧例，考察核实以使其适宜，以符合陛下追述先帝志向的意思，以成就富国裕民的成效。然而对于可以推行的事情，现在却只是细举其过，这难道是我一人之力所能胜任的吗。恳请圣上慈悲，检阅熙宁年间设立条例司的旧例，上自朝廷大臣，下选通晓世务的贤才，共同考究。希望能成就一代的功业，以昭示万世之后。”于是设置机构进行修整，命令张康国、邓洵武详查利害情况上报。（出自《纪事本末》卷一百。原注：《辨诬》说：元祐年间节约用度爱护百姓，府库充实，却说“天下的财政开支，逐渐枯竭”，应当删去这八个字。）
吴安持上言：“广武第一埽危急，如果决口，与清汴非常接近，沿着洛河以南，距离广武山一千多步，地形稍高。那么巩县东七里店到洛口不到十里，可以另外开凿新河，引导洛水靠近南边流动，占用的土地最少，用工非常微小。”下诏让吴安持等人再次勘察，如果确实便利，就计算确切的工料，立下军令状担保明确后上报。（出自《纪事本末》卷一百十二。按：此条《宋史·河渠志》四作“丙寅日”，或许吴安持上言在二十三日壬戌，而下诏让吴安持勘察在二十七日丙寅。）
三省备齐吕惠卿、王中正、宋用臣原来的罪状进呈，应当再次叙用。章惇说：“吕惠卿所主张的极其没有名分。”皇上说：“给他恢复原官，并担任资政殿学士。”（出自《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按：毕沅《通鉴》将此附在八月壬申，与这里的日期不同，必定有一个错误。）
丙寅日。（《长编》卷四百五十三：元祐五年十二丙午，废弃黔阳等地。原注：绍�元年七月壬戌丙寅可考。按：原文已佚。）
丁卯日。（《长编》卷四百七十六：元�七年八月，下诏让宋用臣叙用遥郡刺史，在外州随意居住。原注：说：绍�元年七月丁卯合参考。按：原文已佚。）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恢复免役钱。皇上对章惇说：必须顺从百姓的便利，不愿意的不要强迫。按：《编年备要》此处下面有说：皇上又说：“像宽剩钱，又何必收取，朝廷难道依靠这个来辅助用度吗。”于是下诏开封不得强迫以及收取宽剩钱不超过一分。《宋史·本纪》没有记载。《宋史·食货志》上六说：下诏：“恢复免役法，所有条约全部使用元丰八年的现行制度。乡里差役的人，有应募的可以替代，就遣散他们。允许借用坊场河渡及封桩钱作为雇佣的费用，必须有役钱时补足其数额。所缴纳的免役钱，从今年七月开始。耆户长、壮丁召雇，不得已由保正、保长、保丁充任替代，其他役色应当雇佣的照此办理。宽剩钱，不得超过一分，过去常常超过数额，应当减少的，先从上等五等人户开始。”
又：设置府界孳生监。按：《十朝纲要》：丙寅日。王�《玉海》卷一百四十九说：元�元年二月十六日，命令郭茂恂在陕西、河东设置七监，畿内十监恢复七监，刚两年就废除了牧地尚有三千多顷。绍�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恢复设置孳生监。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十一
哲宗
△绍�元年（甲戌，一○九四）
1、八月（按：钱大昕《朔闰考》：这个月庚午朔。辛未日，下诏让丁忧的人左朝请郎、宝文阁待制范纯粹降级一官，为直龙图阁、知延安府。因为御史郭知章议论他在元�年间曾经献议安疆、葭芦、吴堡、米�等寨，所以有这个命令。《纪事本末》卷一百一。）
2、丙子日，任命权户部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