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译议。”皇帝在经筵上把韩琦的奏章告知曾公亮，命令他与王茂则一同前往。又说：熙宁三年二月，命令王茂则、巩相考察澶州、滑州以下直到东流的河势以及堤防的利弊。当时正在疏浚御河，韩琦说：“事情有缓急之分，工程有先后之别，如今御河的漕运畅通，尚未造成危害，不应当减少治理黄河的人力。”于是下诏停止三万三千名河工，专门治理东流。这是根据韩琦熙宁三年的奏疏。《宋史》将其附在二月之下，这与上述日期不同，怀疑《宋史》是依据诏书下达的时间来记载的。又《长编》卷二百十四记载：熙宁三年八月己未日，杨汲兼任都水使者。原注说：熙宁三年正月辛亥日、丙辰日可以参照。按：如今原文已经散佚。）

译４、戊午日，任命知河南府、观文殿学士、户部尚书张方正任尚书省并兼任提举集禧观。在此之前，张方平接到诏令，推举两名能够胜任谏官的人选，于是便以李大临、苏轼来应诏。张方平入朝觐见后，皇上打算任命他为宣徽使并留在京城，王安石说：“这是重大的任命，四方都在观望，不可没有议论。不知陛下是因为表彰他的功绩善行，还是仅仅怜悯他的资历？”皇上说：“只是怜悯他的资历。”王安石说：“怜悯资历有什么道理？张方平已经招致人们的非议，如果这样任命，必定会更加招致人们的非议。”又说：“张方平奸邪，谁不知道。恐怕这样的任命，对圣明的政事毫无补益。”等等。（注：《太平治迹统类》此处接着说：不久王安石又说：“陛下留下张方平非常不便，张方平任御史中丞时，依附贾昌朝等人，错误地影响了仁宗的赏罚很多，现在把他留在朝廷内部，对陛下有什么补益？只是让群邪又有了宗主罢了！”）张方平（注：原文缺失两字，据《太平治迹统类》补入。）也坚决请求留在南京任留台，于是任命他知陈州。张方平说：“民心与军事，是国家的根本。”等等。（注：《太平治迹统类》此处接说：希望陛下在广泛听取意见之外，采纳关于得失的公议，深入考察军民的情况，推究为社稷考虑的本意。朝廷尊严而国体太平，顺气相应而嘉禾生长，即使退下受诛杀，我也心甘情愿。）皇上对张方平说：“能再稍微停留一下吗？”张方平说：“退下就立刻启程。”（《纪事本末》卷六十三。注：《长编》卷二百二十六：四年八月戊午日。原注说：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张方平判都省。注文可供参考。《纪事本末》的注文原文已佚。）

５、庚申日，提点开封府界县事吕景上奏说：“府界的人户目前拖欠的借贷粮食有二十多万石，现在又发放青苗钱十五万贯，恐怕民力不能承受。”诏令送交条例司，召见提举官告诫晓谕他们。在此之前，侯叔献屡次督促吕景发放青苗钱，吕景认为京畿地区的各县都有驻军，每年的课利钱仅够借给各军使用，没有盈余。条例司又另外拿出购买陕西盐钞的钱五十万作为青苗钱，于是吕景又有此奏章。皇上起初想命令中书省告诫晓谕提举官，王安石说：“如果召提举官到中书省，各路听到这个消息必定观望，不敢推行新法，只让条例司指挥就可以了。”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６、这个月，废除安州云梦县改为镇。（《纪事本末》卷七十七。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说：春正月，录用周、唐的后代。注：《宋史本纪》记载为癸丑日。

１、二月壬戌初一，（注：毕氏《通鉴考异》说：瞿中溶说：“《辽史天象志》以癸亥作为宋二月初一。”那么壬戌就是正月最后一天，与《长编》相差一天。韩琦说：注：《魏公家传》记载：实行青苗法，众议都认为不便，台谏官凡是提到这点的，都被定罪贬斥，因此朝廷内外没有人再敢进言。韩琦感慨地上疏说：制置三司条例司上奏，现在打算将常平、广惠仓现有的粮食，遇到物价高时略微降低市价出售，遇到物价低时略微提高市价收购，并用现有的钱，依照陕西青苗钱的例子，取用人户自愿预先支取，令其随税缴纳粮食。其中有愿意领取实物粮食，或者缴纳时物价高愿意缴纳现钱的，都允许从便，务必在于优待百姓。如果遇到灾荒歉收，也允许在次年丰收时缴纳。如果这样实行，不仅足以应对凶荒的祸患，而且百姓既然接受了借贷，那么在耕作之时就不必担心缺粮。大概百姓困乏，常在新旧粮食不接之际，兼并之家趁其危急以索取加倍利息。现在打通一路的有无，高价时发放，低价时收敛，以扩大蓄积，平抑物价，都是为了百姓，而公家不以此获利，这也是先王散惠兴利而抑制豪强掠夺的本意。仍请求暂且在京东、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等到形成次序，即令各路依照此法施行。”奉敕依奏，随后又准敕节文，常平、广惠仓现有的钱允许依照陕西发放青苗钱的例子，每年在夏秋未熟以前，估量各处的收成时，酌定中等物价，订立预支每斗的价格，出示告示召人。愿意请领的十户为一保，就不拘户等高下；不愿意请领的，不得强制分配。如果客户愿意请领，就与主户合保；如果估量物数支给乡村人户有剩余，也允许依照上述方法支给，给坊郭有物力抵当的人户。如果缴纳时粮食价格高，愿意缴纳现钱的，也听任，仍相度量减当时价格缴纳。夏料在正月三十日以前，秋料在五月三十日以前支给。）“准转运及提举常平、广惠仓司公文，发放（注：《家传》作“支给”二字）青苗价钱，每十户以上结成一保，必须由第三等以上有物力的人充当头甲，每户支钱。第五等及客户不得超过一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级六千，第一等一万五千。（注：《家传》此处接着说：如所支钱外更有剩数，其第三等级以上人户，）委托本县估量

译（案：《家传》此下有云：于如今所定钱数之外，）增加供给三等以上的人户。如果有剩余的钱，更允许增加数额。对于坊郭人户中有物业抵押、愿意借钱的人，仍然五家以上组成一保，依照乡村青苗钱的方式支借。（案：《家传》此下有云：不得超过抵押物业价值的一半。）各县不得为了避免出纳的繁琐，致使各色人等煽动摇惑人户，反而声称不愿意请领。（案：《家传》此下有云：命令各县官吏用心告知晓谕。）如果确实不愿意请领，就具结罪状，通过马递申报到本司，以便选派清廉强干的人，前往那里晓谕。人户如果确实愿意请领，该县的相关责任人必定另行处置。事情道理稍重的，具报事由上奏。如果夏秋收成时物价稍贵，愿意缴纳钱款的，应当商议减少市价钱数，相比原来借的钱，十分中不得超过三分。假设一户借钱一千，缴纳的钱不得超过一千三百。臣私下认为，国家颁布号令，建立法制，必须信守其言，让百姓得到实惠，那么四方的人听闻看见，谁不心悦诚服！详查熙宁二年的诏书，务必在于优待百姓，不让兼并之家，趁百姓急迫以索取加倍利息，这都是为了百姓，公家不图利其收入，说是先王散施恩惠、兴办利事，抑制豪强掠夺的意思。现在乡村从第一等而下都设立借钱数额，三等以上更允许增加数额；坊郭人户有物产抵押的，依照青苗钱的例子支借。况且乡村三等以及坊郭有物业的人户，向来就是兼并之家。现在他们都多借到钱，每借一千，令缴纳一千三百，这就是官府放息钱，与原来敕令抑制兼并、救济困乏的意思完全违背，想要百姓信服，是不可能的。又乡村每保必须有有物力的人作为甲头，虽然说不强迫，但上等之户既然有物力，必定不愿意请领。官吏既然防备保内下层贫户不能缴纳，岂能避免差充甲头以备代赔呢！又严厉责成各县，如果人户不愿意请领，就令具结罪状申报，选派官员晓谕。却有愿意请领的，则相关责任人另行施行，或具报上奏。官吏畏惧提举司有权升黜，又防备选派官员，晓谕之时，岂无贫下浮浪愿意请领的人？如果为了避免被检举，那么情势上必须强行分配。况且贫下人户看见官府散钱，谁不愿意请领？然而本户夏秋各有税赋，又有预买以及转运司和买，两种绢，多年拖欠，借贷钱粮麦种钱之类，名目很多。现在再增加缴纳这一重出利青苗钱，愚民一时借领则很容易，到缴纳时则很难。所以自敕令下达以来，一路官吏，（案：《家传》作：“州县”。）上下惶惑，都说如果不强行分配，那么上户必定不愿意请领，只依据下层等第和无业客户，虽然迷惑愿意请领的人支给，实在难以催缴，将来必有行刑督索，以及勒令相关书手、典押、耆户长、同保人均摊赔偿的祸患。大凡兼并之家所放的息钱，虽然取利稍厚，因为有人拖欠，官府不许受理，往往旧债未偿还一半，早已又借到钱，兼并者既然有资本，所以能使得相互依赖，岁月渐渐取之。现在官府贷放青苗钱则不然，必须是夏秋随税缴纳，灾伤及五分以上，才允许下一科催还。如果连续两科灾伤，则必定官府没有本钱接续支给，官本因而逐渐有损失，其害明显如此。更有因此烦费虚扰之事，不敢详细陈述。去年河朔丰收，常平仓所籴白米，斛钱不过七十五到八十五以来，如果趁时收敛，遇贵出粜，不仅符合古制而免除有损失之弊，而且百姓确实得到恩惠，也足以收取盈余。现在各仓刚有籴入，而提举司就令停止，大概都要散充青苗钱，指望三分之利，收为已功，县邑小官，敢不奉行，哪有空暇更顾恤遗留给百姓久远的祸患呢？各路所行，大概料想如此。朝廷如果说陕西曾经放青苗钱，官府有所得而百姓以为便利，这是转运司因为军储有缺失。自冬涉春，雨雪及时，麦苗茂盛，决见成熟，实行于一时则可以。现在却差官置司，作为每年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岂是陕西权宜之比呢？况且初诏具于京东、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等成次第，即令诸路施行。现在此三路正担忧，不能奉行，而急于在诸路遍差提举官，以至西川、广也皆置使。恭敬地认为陛下自临御以来，夙夜忧劳，励志求治，况且继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后，百姓浸润德泽，只知道宽恤，未曾过度骚扰。如果只躬行节俭，以率先天下，常节制浮费，逐渐淘汰冗食，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言论纷纷四出，以致远近之疑呢！（案：《家传》此下又有云：我职责当安抚，日闻一路官吏所论，都说散钱不便。转运司明知侵扰利权，不可经久，尚且都不敢陈说，而小臣畏罪，谁敢言者？群臣如果顾避形迹，从而默默大惧，恐怕有误陛下委寄之重，）希望圣明更赐博访。如果我言不妄，乞尽罢诸路提举官，只管委托提

译派遣审理刑狱的官员，依照常平法的旧例施行。”（《纪事本末》卷五十九、卷六十三。按：《魏公家传》记载此奏章，又说是八月魏公已上奏。这与前文月份不同。）

译2、癸亥日（按：原作癸丑。本月壬戌初一，没有癸丑日，现在根据《纪事本末》卷六十三以及毕沅《通鉴》改为癸亥，即初二日。）皇上亲自从袖中取出韩琦的奏章，给执政大臣看，说：“韩琦真是忠臣，虽然在外地，也不忘记王室。我起初认为这可以利民，没想到竟然害民到如此地步！发布政令不可不审慎。况且城郭地区哪里会有青苗，使者也强行给他们吗！”王安石勃然大怒，进言说：“如果顺从百姓的愿望，即使是城郭地区又有什么妨害！”于是驳难韩琦的奏章说：“陛下修定常平法是为了帮助百姓，至于收取利息，也是周公留下的法度。”曾公亮、陈升之都认为城郭地区不应当发放钱款，王安石说：“城郭地区之所以发放钱款，是因为常平本钱多，农田所需要的已经确定并且有剩余，就借此来救济市井百姓的匮乏，又用来扩充常平的储蓄。”陈升之说：“只是恐怕州县官吏为了逃避责难而索取，所以强行摊派给上户罢了。”王安石说：“强行摊派确实恐怕有这种情况，但是等他们这样做时，严厉地罢黜责罚一两个人，那么这种弊端自然就会断绝。”

在此之前，御史程颢上言成都不可设置常平，因为那里百姓多而米少的缘故。王安石说：“百姓多而米少，就更不可以没有常平，米少就容易涨价，用常平来抑制兼并者，兼并者就不能使米价暴涨。”皇上说：“程颢认为蜀地百姓丰年才能吃到米，平时只吃豆类、芋头等，现在丰年却夺取他们的米来购买，这是让穷人终身吃不到米了。”王安石说：“现在常平不夺取他们的米来购买，那么兼并者也会夺取他们的米来购买，到了救急的时候，收取的利息必定加倍。”皇上说：“发放青苗钱而缴纳米，正值米价昂贵时如何命令他们缴纳？”王安石说：“米价贵则百姓缴纳钱。”皇上说：“缴纳钱则仓库只有钱，荒年用什么来赈贷？”王安石说：“常平的米既然已经全部售出，那么常平就只有钱，不只是现在的法令如此，即使是旧的法令也不免如此。”皇上最终还是对韩琦所说的话存有疑虑。王安石说：“臣认为这件事非常微小，利害也容易明白，即使让州郡强行摊派给上户发放十五贯钱，又必定让他们出二分利息，那么一户所赔偿的只有三贯钱。借此来扩充常平的储蓄，以等待百姓遭遇荒年，那么比起前代，向百姓征收米作为义仓，也不算不好。况且又不命令强行摊派，又有什么妨害而让皇上烦心过度忧虑呢？臣论述这件事已经写了十多万字，然而陛下尚且不能没有疑虑像这样，还被异端言论所迷惑，那么天下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皇上说：“必须听取所有人的意见，料想文彦博、吕公弼也认为不可，只是内心诽谤罢了。韩琦独自肯来说，真是忠臣啊。”皇上又说：“常平收取利息，奸雄或许可以借此作为说辞来煽动百姓。”王安石说：“现在专卖盐酒都使用重刑，来禁止百姓买绢，或者强行摊派盐，奸雄不借此作为说辞来煽动百姓。常平新法是为了救济贫乏、抑制兼并、扩充储蓄，以预备百姓遭遇荒年，不知道对百姓有什么痛苦！百姓分开来说则愚昧，合起来说则圣明，不至于为此动摇。大抵百姓害处加在身上自然知道。而且又没有私情，他们的言论必定符合事实；只有士大夫或许有私情，那么他们的言论必定不符合事实。”第二天，参知政事王安石声称生病在家，翰林学士司马光再次代为起草批答，说：“朕认为您才能高于古人，名望重于当世，从隐居之地召您出来，安置在朝廷，推心置腹，言听计从，没有人能离间，众人所共知。现在士大夫议论沸腾，百姓骚动，您却想要辞去职务，退居安逸之地。您的私心谋划，固然没有遗憾，朕所期望的，将要托付给谁！”王安石得到后大怒，立即上章自我辩白。皇上封还他的手诏，告诉王安石说：“诏书中的两句话，是因为文辞督促逼迫的过错，而朕失于详细审阅，现在看了非常惭愧。”又过了一天，王安石才入朝觐见，坚决请求罢免，皇上坚决挽留他，奖赏劝谏了很久。王安石退下后，又上奏请求罢免。（《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按：《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说：王安石说：“事情的真伪是非，如果不能明察，只务求多听取别人的意见，恐怕不只是常平之事不可为罢了。”于是声称生病请求分司。翰林学士司马光批答大略说：“现在士人议论沸腾，百姓骚动，您却想要辞去职务，退回安逸之地。您的私心谋划，固然无可遗憾，朕所期望的，将要托付给谁！”王安石头怒，上章自我辩白。皇上封还他的奏章，告诉他失于审阅。王安石入朝觐见后，坚决请求罢免，皇上奖赏劝谏他。）

3、丙寅日，下诏大宗正司设置丞两名，任命都官员外郎张稚圭担任大宗正丞事。下诏大宗正丞在芳林园设置治所，供给实俸和添支钱。（《纪事本末》卷六十七。（按：《玉海》卷一百三十说：二月丙寅日，下诏大宗正司设置丞两人，任命张稚圭、李德刍担任。在此之前，有人说丞不用庶姓，王安石摘录《春秋》公族大夫等事进献。这里仅有张稚圭一人，恐怕有脱漏错误。）

4、壬申日，翰林学士兼侍讲学士、右谏议大夫兼史馆修撰司马光担任枢密副使。在此之前，王安石上奏说：“有个人在这里（按：陈桱《通鉴》、毕沅《都鉴》都说：皇上想要重用司马光，询问王安石，王安石说：“司马光外表借托磨砺皇上的名声。

译（……云云。）对外假托磨砺君上之名，对内怀着依附下僚之实，所谈论的尽是危害朝政的事，所交往的尽是善于弄权之人。他得到高位之后，是感念陛下对他的眷顾，将改心换意，辅助陛下行事呢？还是凭借陛下的权势宠信，勾结朋党，以满足私人的愤恨欲望，从而阻挠陛下行事呢？臣根据既成事实来观察，他阻挠陛下行事是必然的。”于是王安石再次请假，而司马光便有了这道任命。（《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又见卷六十八。按：壬申为十一日。《传家集》记载十二日《辞枢密副使札子》说：臣接到邠门告知，已任命臣为枢密副使，随后接到御药院陈承礼传达圣旨，命令臣立即接受敕告。臣天性朴实愚钝，不通晓时务，近来又加上衰老多病，即使恪守旧职，还恐怕败坏事情，何况是破格提拔，待遇如此优厚？私下考虑，枢密院是机密重地，每日侍奉皇帝谋划大事，对内训练六军，对外安抚四海，用人得当与否，关系国家安危，哪里是臣这样不才之人所能胜任！恳请陛下仁慈，另选贤能之人担任此职，听任臣暂守旧职。请陛下裁决。又十三日《辞枢密副使第二札子》说：臣接到御药院黎永德奉宣圣旨，命令臣立即入朝觐见。臣屡次违背严诏，本当伏受重罚。只是自从接到任命以来，反复揣度自己的本分，自幼至成年，颇读经史，除此之外，一无所长。对于当世的事务，全然不通晓，平常放在闲散官职上，尚且勉强避免旷职败事，还因为文章写得不好，处理繁杂事务不是长处，担任翰林、审官等职时，每每想要辞免。何况在枢密院这样的要害之地，责任重大，一旦失职，死罪随之而来。臣虽然极其愚钝，也大致懂得自爱，量力而行，古人所赞许。因此宁愿冒犯违背诏令的罪过，也不敢承受窃据职位的讥讽。恳请陛下体察臣的诚恳，决非虚饰，特别恩准撤销新任命，只让臣守旧职。这是天地再生般的恩惠，是臣莫大的幸运。请陛下裁决。又十九日《辞枢密副使第三札子》说：臣先前两次辞免枢密副使，未获陛下批准。私下担心微薄的诚意，未能上达天听，必须详细陈述，再次上奏。臣听说人的才能性情，各有能做的和不能做的，君主衡量才能，然后授予官职，臣子审察能力，然后接受事务，因此官职不空缺而事务不败坏。臣有幸生在太平之时，家世为儒。臣从童年到二十岁，闭门读书，不与人交往。做官以来，多在京师，很少在外地任职，所以对于钱粮、刑狱等繁杂事务，都不能胜任，何况军旅之事，本来就不熟悉。唯独在解释经书、记述历史，以及以愚直之身补过拾遗，不避怨怒方面，或许万一有可取之处。因此每次拜官之际，辞免不能胜任的，而不辞免能胜任的。先前任命开封府推官，因事务繁杂曾辞免；后来任命修起居注、知制诰、翰林学士，因文采不工曾辞免；任命龙图阁直学士，因久在谏官职位无成效曾辞免；再次任命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因言事未完结曾辞免；任命史馆修撰，因正在修《资治通鉴》，恐怕与修国史难以两处供职曾辞免。其余任命国子监直讲、馆阁校勘、史馆检讨、集贤校理、直秘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权御史中丞，这些都是朝廷清贵要职，任命文书刚下达，臣立即接受，未曾擅自辞免。之所以这样，是自量驽钝可以鞭策激励，不至于旷职败事。天下人见臣屡次辞免恩命，有的认为是不慕荣贵，有的认为是伪装欺诈以邀取名声，这都是不了解臣的人。臣自幼学习赋、诗、论、策，参加科举考试，每三年一次，投状请求考核，难道是不慕荣贵吗？臣如果暗中营求而表面辞避，才可说是伪装欺诈以邀取名声。陛下体察臣，何曾如此，难道是伪装欺诈以邀取名声的人吗？臣的愚心，正只想辞免不能胜任的罢了。如今二府的职位，如果不是天下英杰之士，不可轻易安置，哪里是臣愚浅下才所能胜任！若遇国家大事参与末议，有毫厘之差，使陛下有晚食之忧，连累陛下知人之明，臣即使伏斧横尸，也不足以弥补罪责。加之素来有眼疾，不能远视，近来又多健忘，日常供职，尚且惧怕废缺，何况以衰病之身承担此重任！因此披肝沥胆，冒昧上陈，违犯诏旨，至于再三，触犯法律抵罪，不自知觉。恳请陛下特别恩准体察，依臣前奏，追回新恩，让臣守旧职，不胜忧惭危切之诚。面对纸笔叩头，俯伏等待命令。请陛下裁决。又按：《辞枢密副使第一》、《第二》《第三札子》，《纪事本末》未载，今取之，附于初诏任命之日下，其余札子附于癸未日下。）

译5、在此之前，文彦博请求辞去枢密使职务，皇上告知他必须满一年才准他离职。韩绛与王安石合力排挤文彦博，每当议事时，韩绛大多当面阻挠他。文彦博内心不平，于是执行满一年的诏令，坚决请求外放任职。皇上派遣中使召他入宫，将他押送到枢密院多次，文彦博总是回家躺卧，有时闭门不出。这天，皇上又当面告知他，文彦博这才恢复像以前一样处理政务。

6、兵部员外郎傅尧俞任直昭文馆、同判流内铨。（案：《宋史本传》记载为授予直昭文馆、权盐铁副使，不久外放为河北转运使。）傅尧俞刚守丧期满，来到京城。王安石一向与傅尧俞交好，傅尧俞没有立即去见他，王安石多次召见他。见面后，谈到新法，王安石对傅尧俞说：“当今议论纷纷，我期待您来很久了，打算以宝文阁待制、同知谏院的职位回报您。”傅尧俞推辞说：“新法世人认为不便，如果确实如此，应当极力论说。我平生不曾欺骗人，敢以实情相告。”王安石不高兴，于是有了这道任命。

7、辛巳日，（案：《纪事本末》此处脱漏“二月”二字。我查考《朔闰考》，正月癸巳初一，没有这一天，乃是二月二十日。又根据《传家集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下的注，正是熙宁三年二月二十日上奏，现在依附在二月内。司马光说：案：《传家集》记载：臣蒙受圣恩任命为枢密副使，多次派遣陈承礼等人催促臣就职。恩泽汪洋，天高地厚，不是臣粉身碎骨所能报答的。然而臣私下考虑陛下任用臣的意图，大概是察知臣狂妄直率，希望多少对国家有所补益。臣侍奉陛下的心，也不过是竭尽愚诚，以辅助圣德的一小部分。如果陛下只是用禄位荣耀臣，而不采纳臣的言论，那就是天官私自任用不适当的人，臣只是用禄位自我荣耀，而不能拯救百姓的祸患，那就是盗窃朝廷的名器来私利自己。实在担心对上连累陛下的至公，对下丧失微臣的一贯操守，这是臣屡次违背诏命不敢接受的原因。臣看见陛下天纵英明，励精图治，思得良策以革新美化天下。而策划的臣子不能仰承圣意，思虑不成熟，讲议不精当，只看见眼前的小利，不顾永久的大害。担忧政事不治，不能辅佐陛下修明祖宗的法典，反而变更扰乱先王的正刑；忧患财利不足，不能劝谏陛下恭俭节用，反而派遣聚敛之臣剥削平民。设置官员，则以冗员增加冗员；制定法律，则以苛刻增加苛刻。使四海危惧，百姓骚动，还坚持执行，不肯自以为错。）“臣先前曾上疏，说不应当设置三司条例司，（案：《传家集此处下有云：又说天下之事应当委托给转运使、知州、知县，不应当另外派遣使者扰乱其中。）又说因为经筵侍坐，说散发青苗钱不便。此后朝廷又派遣使者三十多人，（案：《传家集》作“四十多人”，下又有云：以提举勾当常平、推广惠仓，相度差役、农田、水利为名。）专门派遣使者散发青苗钱。（案：《传家集此处下有云：臣私下怀疑自己智识短浅，不足以知晓天下变通的事务。）又怀疑因为臣的言论，激怒策划的臣子，使他们更加用力推行，因此闭口不敢再说话。现在实行几个月，内外沸腾，都认为不便。然后臣才敢发言，案：《传家集》作“开口再说话”。那些说青苗钱不便的人，（案：《传家集此处下云：大抵只知道所派遣的使者有的年少位卑，倚仗权势作威作福，欺凌州县，骚扰百姓。）只论说今天的祸害罢了。臣所担忧的，在于十年之后，不是今天。（案：《传家集此处下有云：百姓之所以有贫富，是因为他们的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识稍长，忧深思远，宁可劳筋苦骨，穿恶衣吃粗食，终究不肯向人借债，所以家中常有盈余，不至于狼狈。贫者懒惰苟且偷生，不做长远打算，一醉就穷，没有盈余，就向人借债，积累不能偿还，以至于卖妻卖子，冻饿填沟壑，而不知道后悔。因此富者常借贷给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借贷给富民以自存，虽然苦乐不均，但还是彼此相资，以保全生命。现在官府自己出利息钱，以春秋贷给百姓。百姓中的富者都不愿领取，贫者却想要得到，提举官想要以多散为功，所以不问百姓的贫富，各随户等强行分配给他们。富者借债仍然多，贫者借债稍少。多的到十五缗，少的不少于千钱。州县官吏，恐怕以拖欠为负，一定让贫富相兼，共同组成保甲，还是以富者为首领。贫者得到钱随手就花光，将来粟麦稍有歉收，两税尚且不能缴纳，何况利息钱，肯定不能偿还，官吏催逼紧急，就散逃到四方；富者不离开，就独自偿还几家所欠，力量竭尽不够，官府一定为之搁置。春债未了，秋债又来，历年加深，债负更重。如果遇到凶年，就流转死亡；幸好丰收，那么州县

译那些官吏一并催收历年拖欠的债务，这使得百姓无论年成好坏，都没有休养生息的时候。穷人已经穷尽，富人也会变穷。臣担心十年之后，富人就没有多少了。富人如果也穷尽了，如果不幸国家边境有警讯，兴兵动众，凡是粮食、布匹和军需的费用，将从哪里去征收呢？臣不知道如今天下所发放的青苗钱总共是几千万缗，如果民力已经枯竭，再加上水旱灾害的毁灭，州县的官吏如果真有仁爱之心、爱护百姓的人，怎么能不为此向朝廷请求，乞求趁着郊祀大赦的机会免除这些债务？朝廷自祖宗以来以仁政养育百姓，怎么能看着百姓流离失所、辗转死亡，却一定要追讨他们所欠的债务？形势所迫，不得不听从请求者的话。然而官方的钱几千万缗已经发放出去而无法收回了。官方的钱既然已经发放，而百姓又困苦枯竭，只让乡里的胥吏在催督征收的时候有索取贿赂的资本，这可以称为好的计策吗？况且常平仓，是夏商周三代圣王的遗留制度，不只是李悝、耿寿昌能够实行的。粮食便宜时不伤害农民，粮食昂贵时不伤害百姓，百姓依赖它获得食物，而官府从中收取利益，好的法令，没有超过这一点的。近来之所以毁坏废弃，是因为官吏任用不得其人，并不是法令本身的过失。现在听说条例司把常平仓全部改为青苗钱，又用那里的粮食换取转运司的钱，这是想要彻底破坏常平法，专门推行青苗法。国家每逢灾荒年份，供军的仓库自身尚且不能充足，本来就没有多余的粮食来救济饥民，所依赖的只有常平仓的钱粮罢了。现在一旦全部作为青苗钱发放出去，往后如果有丰年，将用什么钱来平价收购粮食？如果有灾荒年份，将用什么粮食来救济百姓呢？臣私下听说先帝曾经拿出内藏库的一百万缗，资助天下的常平仓作为收购粮食的本钱。前几天天下常平仓的粮食总共达到一千多万贯石，现在无缘无故全部散尽，将来如果想到常平法的好处，想要重新收集，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个数目呢？臣认为发放青苗钱的危害还小，而破坏常平法的危害更大。现在陛下命令薛向在江淮地区进行贸易，把三百万缗交给他，又发放青苗钱数千万缗，其余五十万、三十万的，本来就不值得计数。陛下如果最终相信条例司所说的，推行并实施，不肯改变，以遵循旧有的惯例，十年之后，富户已经穷尽，常平法已经破坏，国库又空虚，不幸遇到方圆两三千里的水旱灾害，饿死的人遍布野外，加上四方夷狄侵犯边境，紧急军书频繁到来，战车堵塞道路，战争不止，转运粮饷不停。在这个时候，百姓中瘦弱的人如果不辗转死于沟壑，强壮的人如果不聚集成为盗贼，将去哪里呢？秦朝的陈胜、吴广，汉朝的赤眉、黄巾，唐朝的黄巢，都是穷困百姓所为。大势既然已经失去，即使有智慧的人，也不能善后了。臣私下认为太祖、太宗亲自披甲戴盔，栉风沐雨，跋涉山川，冒着箭石，为子孙成就了光明盛大的基业，如此美好。陛下试着取出所进献的《历年图》观看，从周末以来，直到国家初建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其间战乱动荡，本来很多。至于内外无事，不见兵器，一百多年，像本朝这样强盛的，难道容易得到吗？

译也。因此无论职位高低都惶恐不安，不敢自求安逸。如果不废除这个机构，那么百姓必定没有休养生息的日子了！）陛下如果能清醒觉悟，采纳臣的意见，废除制置三司条例司，并召回各路提举勾当常平使者。（注：《传家集》在此处后面还有这样的话：那些官员都送交审官院安排合适的差遣，青苗钱已经发放的，命令州县等到丰收时催收本金，不再收取利息，没有发放的不要再发放，常平仓的钱粮依旧封存，命令提点刑狱司管理，那么太平的基业就能恢复原状了。这件事明明白白，容易得像翻手掌一样，陛下为什么犹豫而不做呢！像这样）臣即使交还所有官职爵位，只要能作为太平盛世的百姓度过余生，那幸运就太多了。如果我的话不值得采纳，陛下即使提拔我进入中书省和枢密院，也只是让天下人指责我是贪图荣耀、冒受宠幸的人，不知道陛下将拿我有什么用呢？”（《纪事本末》卷六十三，以及卷六十八。注：《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摘录这篇奏疏，称其为《辞枢密副使奏》。根据《传家集》目录，这篇奏疏实际上是《乞罢三司条例司常平使》，《集》中所载的《辞枢密副使劄子》，一共上了六次，都按照《集》中的顺序附注在后面。）

译8、王安石入朝觐见后，又屡次上奏请求辞去职位，皇上告知韩绛，派他催促王安石处理政务。壬午日，王安石才出来处理政务。王安石休假期间，皇上告知执政大臣废除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打算立即奉诏执行，只有赵抃希望等王安石出来，让他自行废除。接连几天不能决定，皇上更加感到疑惑。王安石入朝谢恩，皇上慰劳询问说：“青苗法，我确实被众人的议论所迷惑。在寒食节假期里，静心思考这件事，没有什么危害，最多不过是稍微损失一些钱物，也值得忧虑什么。”王安石说：“只要努力推行，不要让小人故意破坏法令，必定没有损失钱物的道理。预买绢帛，实行已经很久了，也曾经损失过钱物吗？”王安石处理政务后，坚持得更加坚定，别人的言论不能再进入了。王安石请求担任分司官时，御史王子韶、程颢，谏官李常说有紧急奏章，请求登殿，说不应当听从王安石离职，意思非常恐惧。等到王安石重新处理政务，王子韶等人于是私下互相庆贺。先前，下诏各路提点刑狱官考察觉察提举常平官强迫摊派青苗钱以及州县强迫压制不敢发放的情况。等到王安石休假，曾公亮、陈升之等人执行先前的诏书，于是删去了“不得强迫压制不发放”的话，王安石重新处理政务，志气更加强悍，当面责备曾公亮等人说：“担任宰相应当有职守，怎么能胡乱下发文书，现在考察强迫摊派青苗，又擅自删去当时的诏书话语？”曾公亮等人不敢抗争。（《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9、癸未日，皇上又派遣李舜举催促司马光接受任命，并且传达皇上的意思说：“枢密院本是掌管军事的地方，自有职分，不应当再引用其他事情作为推辞。”司马光立即上奏：“臣如果已经接受任命，那么确实如圣旨所说，不敢谈论职分以外的事。现在还是侍从之臣，朝廷的缺失，没有不可以说的。”（案：《传家集》，这是《辞枢密使第五劄子》后附贴黄中的话。《纪事本末》节录，没有详细记载，现在连同《第四劄子》附录以备参考。《集》中记载二月二十一日《辞枢密副使第四劄子说：臣接到勾当御药陈承礼传达的圣旨，命令臣立即入朝觐见。臣仰承圣恩如此厚重，即使像木石一样顽固，也应当改变。然而臣坚守愚笨的志向不改变，确实是因为承受盛德的人必定要有报答，身居高位的人不可以没有功劳。臣自忖立身朝廷，才能器量短浅，一无所用，只有补过拾遗，可以弥补万一。当今成为天下祸患的，只有制置三司条例司，以及各路提举勾当常平、广惠仓的使者。如果陛下早晨下一道诏书废除它们，那么晚上就没有事了。所以臣不量力势，轻率地上陈。倘若陛下认为臣的话是对的，请求早日赐准施行；如果认为不对，那么臣就是狂妄愚昧的人，如今英才满朝，却提拔任用狂妄愚昧的人，让他玷污枢密院的地方，难道不是圣政的拖累吗！伏望圣慈追还枢密副使的恩命，让臣暂且担任旧职。请陛下决断。又二月二十二日《辞枢密副使第五札子说：臣接到勾当御药院李舜举传达的圣旨，命令立即前往邠门接受敕告。陛下圣恩无穷，愚臣不断推辞，陛下恩德愈盛，臣慢上的罪过愈深，忧惶失措，无地自处。臣私下认为陛下现在破格任用臣，必定认为臣的见识思虑有少许可取之处，臣也认为陛下非常赏识，不可以完全没有报答，所以请求废除制置三司条例司，以及各路提举勾当

译谏官的意旨，常常不被采纳。又有人说：“州县发放常平钱，实际上并没有拿出本金，而是强迫百姓支付利息。”其中特别严重的，甚至让善良百姓准备缴纳的费用，虚报数额以缴纳二分利息。皇上阅览李常的奏章说：“常平法的事务都经过中书省执行，现在人们议论纷纷如此，是因为执政大臣意见不统一造成的。”公亮说：“臣原本就认为不可行。”升之说：“臣原本也不愿意这样，现在已经签发了奏章，再也不敢多说了。”皇上说：“如果认为不可行，应当极力争论，为什么还要签发奏章？既然签发了奏章，为什么到现在才意见不一？”皇上问李常的奏疏如何处理，王安石说：“可以让他详细陈述，是哪里的州县这样做的？”公亮、升之都说道：“谏官允许根据传闻议论政事，怎么能让他详细陈述呢？”公亮说：“王安石只是想让他的意见占上风罢了。”皇上严肃地说：“哪有这种事！”公亮说：“如果这话是诬陷，上天确实看着呢。”王安石说：“起初我和升之谈论这个法令，升之认为难以实行，我就不再勉强；后来升之因为吕惠卿、程颢也指责他，升之害怕世俗舆论，于是肯同意签书。当时如果升之不同意，我又岂敢勉强？升之签发这道奏章，是因为天下可行的事情，直到众人意见尚未统一，就没有强行推行的道理。等到朝廷已经推行，那就不是我的私人意见，而是朝廷的诏令了。大臣对于朝廷的诏令，自然应当以身相殉，我不是喜好在议论上占上风，而是想要朝廷的法令受到尊重，被人信任，不被浮泛的议论随意更改。”于是皇上最终命令李常详细陈述，李常本是王安石所提拔的人，既然担任谏官，就进言青苗法收取利息不便。王安石看到后，大怒，于是说：“皇上让明确说出二分利息。”吕惠卿对李常说：“你怎么能辜负介甫？我能让你终身不如人。”等到王安石外任，李常虽然进言王安石不应当离去，又说青苗法不应当收取二分利息，请求废除它。王安石出京后，当面责备李常说：“你原本出自条例司，也曾参与青苗法的议论，现在反而攻击我，这与蒋之奇有什么不同呢？”

译乙酉日，韩琦上言：“河朔地区连年丰收，百姓安居乐业，加上臣年老多病，请求罢免臣河北安抚使的职务。”朝廷听从了他的请求。（按：《魏公家传》记载《乞罢河北四路安抚使奏疏》大意说：前年因为河朔地区刚遭受大灾，百姓遭受饥荒，抛弃产业离开的，道路上络绎不绝。臣体会上帝多次下诏托付委任的意思，不敢坚决推辞。如今已满一年，仰赖圣德感召，去年夏秋两季，连续获得大丰收，流亡佣工回归故里，疲惫病弱之人得以恢复，地震损坏的城垒，都已修缮坚固。在定州、真定府、高阳关三路都有优秀的将领，北方敌国平静无事，如果还冒任此职，实在是冗员。只担任大名府安抚使即可。）其实王安石因韩琦议论青苗法之事而愤怒，想借此阻挠韩琦。这时陈留县也不敢散发青苗钱，知县、大理丞姜潜知道必定无法避免责罚，便称病离职。（《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又见卷六十八。）

戊子日，司马光请假六日，（按：请假在二十二日，此处为二十七日。《传家集》也说二十七日呈上《辞枢密副使第六劄子》。）皇上又催促他入宫觐见，司马光说：（按：此为《第六劄子》。根据《传家集》所载说：臣恭敬地接到御药官刘有方传达的宣谕慰问，并询问臣几天后入宫觐见，命令尽早入宫。圣恩深厚，不忘记微贱之人，关怀体恤极为周到，臣如蝼蚁般的性命，不足以报答，惶恐不知所措。臣想臣的膝盖疮虽然稍有好转，但尚未痊愈，妨碍跪拜起立，不知道哪一天可以入宫觐见。不仅如此，还因为）“臣最近曾上疏，（按：《传家集》此处后面有说：请求罢免制置三司条例司，以及召回各路常平、广惠仓的使者。）没听说朝廷稍微采纳，（按：《传家集》此处后面有说，只听说条例司更加专权，催散青苗钱更加紧急，朝廷内外人心更加惶恐不安。）臣在这种情况下，凭何心敢担任高位？（按：《传家集》此处后面有说：所以宁愿遭受严厉谴责，也不敢擅自出仕。臣听说古代国家有大事，与卿士谋划，与百姓谋划，参酌下层意见，与众人意愿相同。因此事情没有不恰当的，政令没有不能推行的。不曾有四海之内卿士大夫，农商工贾，众口一词，都认为不对，只相信两三个人的偏见，而能成功致治的。希望陛下拿出臣最近所上的奏疏，向朝廷内外宣示，以便共同决断是非。）如果臣的话确实正确，请求早日施行；如果臣的话确实错误，请求不再派遣使臣宣召，早日收回枢密副使的任命文书。”（《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按：《传家集》此处后面有说：惩治臣妄言及违抗怠慢的罪过，明正典刑。以便使是非不至于混淆，微臣进退有处，不被天下人怀疑怪罪。请陛下裁决。又按：《太平治迹统类》说：当司马光极力推辞时，韩琦急忙写信给文彦博，请他劝勉司马光，说：“皇上倚重他，希望他能推行道义，道义不能推行，然后离开也可以。”文彦博把韩琦的信给司马光看，司马光严肃地说：“古今为此，受名利诱惑，败坏名节的人不少了。”于是文彦博回复韩琦信说：“君实做事，让人无法企及，应当在古人中寻找这样的人。”）

庚申日，刘希奭担任走马承受。（《长编》卷二百十二：熙寧三年六月壬戌日，刘希奭标定边界。原注说：刘希奭当时担任走马承受，已在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记载过。）

下诏收回司马光枢密副使的任命文书，仍任原职。（原注：林希说：凡是任命两府官员，听任其推让，最终停止任命的，本朝以前没有过。林希又说：在此之前，司马光每次因事请求面圣，或者皇上召见，司马光已经站在殿下，王安石必定以条例司官员的身份先于司马光进殿，他所陈述的都是为了阻挠为难司马光。司马光有所进言，皇上回答的话都是王安石的话，如同面对严酷的敌人。等到罢免枢密副使，入宫谢恩，皇上半夜批付邠门，让司马光第二天早晨面圣。王安石本来没有进呈的事，急忙取几卷书，带领韩绛上殿，又先于司马光进殿，只怕皇上听到司马光的话而高兴。邠门的官吏都为此暗自感叹。）在此之前，皇上想让司马光进入两府，王安石说：“司马光虽然喜欢发表异论，但他的才能难道能危害政事！只是像司马光这样的人，持异论的人倚仗他作为重要依靠；现在提拔到高位，这就是为持异论的人树立旗帜。司马光朝夕与之切磋琢磨的，不过是刘攽、刘恕、苏轼、苏辙之类的人罢了。看近臣所推崇的，所推崇的人如此，这个人就可知了。”王安石请假，皇上于是任用司马光。等到王安石恢复办公，司马光因此坚决推辞，于是罢免了他。曾公亮认为不可以，说：“青苗法的事，臣等也多次论奏。”皇上说：“这事与枢密副使何干，司马光不应当以此推辞。”曾公亮才作罢。（《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当时有越州山阴县知县陈舜俞因自劾违抗旨意，不散发青苗钱，被降职监管南康军税务，五年后去世。苏轼写文章哭悼他，称他“学术才能，兼具百人之器，一被斥逐就不再起用，士大夫认识与不认识的都深深悲悼他”等语。按：《宋史·陈舜俞传》：熙宁三年，以屯田员

译外郎担任山阴县知县，朝廷下诏让他等待继任者到来后返回馆阁任职。舜俞推辞说：“爵位俸禄和名器，是用来激励众多士人的，应当展示其神圣不可侵犯，怎么可以像交付药剂契约那样约定期限呢？”于是将中书省的文书张贴上交。青苗法推行时，舜俞不执行命令，上疏自我弹劾说：“如今百姓贫乏，愿意借贷的人往往存在。这就好比小孩子看到饴糖蜂蜜，谁不伸手指争抢着吃。然而父母急忙制止他们，是担心积聚甘甜，足以引发疾病。民间放贷财物，收取的利息最多只有一倍，约定偿还铜钱，而谷物、布匹、鱼盐、柴草、农具、锅釜之类，可以混合收取。朝廷招募借贷，有关部门约定以中等年成的价格作为标准，但必须偿还铜钱，想要像私家那样混合偿还其他物品是做不到的，愚昧的百姓多到出卖田宅、抵押妻儿的地步。有见识的乡老，告诫同乡的父兄，教诲子弟，没有不把借贷视为不善经营家业的。祖宗制定的法令，对于财物互相借贷，任凭书写契约，官府不予理涉。这种保全百姓的意图，如此深远。现在却是官府亲自放贷，用便利来引诱，用刑罚来督促，与旧法相比，大不相同了。诏书说救济百姓的匮乏并抑制兼并，然而让十户结为一甲，漂泊无根的人不得给予发放，那么匮乏的人已经不能蒙受恩惠。此法最终推行，只会更加成为兼并者的便利。怎么说呢？天下设有常平仓，并不是能人人按口粮领取救济，只是权衡谷物价格贵贱的权柄，使囤积者不能深藏以谋取暴利罢了。现在散为青苗钱，唯恐发放不尽，万一饥荒接连到来，必定有趁机高价出售粮食的人，不知道将用什么方法来制止他们？官制既然发放钱款收取利息，富户藏起钱财，坐等邻里拖欠之时，田宅妻儿随其意愿而得，这难道不是有利于兼并者吗？虽然分为夏秋两科，但秋季发放的期限与夏季征收的期限相同，夏季发放的月份与秋季征收的期限相同，正月发放夏科，五月发放秋科，征收也在当月，不过是辗转计算利息，百姓以发放当作缴纳，实际上没有利益，让我们百姓一旦领取青苗钱，终身乃至世世代代，每年都要两次缴纳利息，没有穷尽。这是另外设立一种赋税来败坏天下，不是王道之举。”奏章呈上，被贬责为南康军监酒税。又查：《宋史·食货志》上篇，也记载了舜俞的奏章，与本传文字互有详略，谨参合附录于此。

译又：许州长葛县知县乐京说：提举常平官声称助役法不便。让他详细列出理由，他又不回复，不肯处理县政，于是离职。提举官弹劾他，剥夺了他著作佐郎的官职。按：《宋史新编》卷一百九记载：乐京是荆南人，在家乡以品行道义闻名，因被推荐担任校书郎，曾任湖阳、赤水两县县令。宋神宗征求言论，乐京请求敬畏上天、保护百姓。他任长葛县知县时，不奉行助役法，自己弹劾自己请求离职。因获罪被剥夺官职，过了十年，才恢复官职监管黄州酒税，以承议郎的身份退休。元祐初年，被召赴京城，他没有去，最终死在家中。

又：刘蒙任唐州湖阳县知县。常平使者召集各县县令商议免役法，刘蒙认为不便，不肯参与商议，退下后条陈上奏其危害，随即投书弹劾自己离职，也被剥夺官职回到家乡。按：《宋史新编》卷一百九记载刘蒙字子明。都转运使刘庠推荐隐逸人才，刘蒙被召试成绩第一，任阳湖县知县。常平使者召集商议免役法，刘蒙条陈上奏其危害，随即投书弹劾离职，也被剥夺官职，回到家乡教书供养亲人。死时四十岁。门人撰写诔文颂扬他的品行，尊称他为正思先生。元祐初年，朝廷赐给他家丝帛。

又：赵抃自从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后，感激奋发，与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协力辅佐朝政，以公议为主。王安石起初参与政事，轻视朝廷如同无人，一天争论新法时，怒目说道：“你们这些人坐着不读书罢了。”赵抃反驳他说：“你说错了。像皋陶、夔、稷、契的时代，有什么书可读？”后来与王安石议论多有不合。不久司马光辞去枢密副使，台谏、侍从多因进言而请求离职。赵抃上疏说：“朝廷事务有轻重，体制有大小。财利之事为轻，而民心的得失为重；青苗使者在体制上为小，而禁中近臣耳目之臣的作用为大。现在不罢除财利之事而轻易失去民心，不罢除青苗使者而轻视禁中近臣耳目，舍弃重要的而选取轻的，得到小的而失去大的，不是宗庙社稷的福气。我担心天下从此不安。”奏言呈入，随即请求离职。皇帝不许。这一年再次重申之前的请求，于是任命他为资政殿学士、杭州知州。赵抃向来号称宽厚，杭州的无赖子弟，都聚集作恶。赵抃知道他们的意图，挑选重犯率领他们发配到其他州，恶党相继逃散。不久，调任青州。利用他的朴实厚道，以清静治理，青州人感到便利。当时山东旱灾蝗灾，唯独青州麦子多。蝗虫从淄川来，到了边境，遇到风倒退飞，落入水中全部死亡。按：《长编》卷二百十二记载：熙宁三年四月己卯日，赵抃任杭州知州。《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在二月连带提及此事，因为文字与《长编》稍有不同，暂且保留此说。

1、三月壬辰初一，曾公亮、陈升之都称病请假，这是因为与王安石争论青苗钱没有胜利的缘故。（《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按：《东都事略·曾公亮传》说：起初曾公亮推荐王安石可以大用，宋神宗让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曾公亮于是暗中帮助王安石。王安石设置条例司，改革众多事务，曾公亮一切都听任他，于是宋神宗更加专一信任。而王安石因为曾公亮帮助自己，深深感激他。御史到中书省争论青苗事，曾公亮低头不说话，王安石厉声与他反复争论。于是进言的人认为王安石专断，而曾公亮不参与其中。苏轼曾经从容责备曾公亮不能挽救纠正朝廷，曾公亮说：“皇上和王安石像一个人，这是天意。”）

2、枢密副使韩绛与文彦博、呂公弼争论拣退禁军，文彦博、吕公弼曾说这样不便，皇上命令暂且依照旧制。这一天，韩绛也称病请假。（《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甲午，司马光写信给王安石，请求罢除条例司及常平使者。王安石收到信，既羞愧又愤怒，却不敢回信，只说政见不同而已。书信往来共三次。（《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按《传家集》熙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给王介甫的信》说：我平时无事，不敢涉足两府之门，因此很久不能与传达命令的人沟通。春暖时节，想必您政务之余宽裕，问候您万福。孔子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有三种。”我没有才能，不足以辱没您与我交友。然而自从与您交往以来，十多年了，多次同僚，也不能说没有一天的交情。虽然我们都多闻，至于正直诚信，我不敢不尽力。至于谄媚逢迎、表面顺从、花言巧语，我本来就不敢做。孔子说：“君子和谐但不苟同，小人苟同但不和谐。”君子的道，出仕隐居、说话沉默，怎么可以相同呢？然而志向都是想要立身行道，辅佐世道养育百姓，这就是和谐的原因。过去与您议论朝廷事务，多次相违背，不知道您是否察觉，然而我对您的仰慕之心，从未改变。私下看见您独自背负天下大名三十多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的士人，认识与不认识的，都认为您不起用则已，起用则太平可以立刻实现，百姓都能受到您的恩泽。天子因此，在您不可起用的情况下起用您，引您参与大政，难道不是也希望众人所期望于您的吗？现在您从政刚满一年，而士大夫在朝廷以及从四方来的，没有不非议您的，如同出一口。下到平民百姓，小吏走卒，也私下怨恨叹息，人人归咎于您

译不知道王安石是否也曾听说过这些话，并了解其中的缘故呢？我私下认为，您门下的人正天天称赞您的盛德，歌颂您的功业，从未有一个人敢把这类意见传达给您。不是您门下的人都说：“他正得君心而专权执政，不要触犯他而招致祸患，不如坐着等待，不过两三年，他自然会失败。”像这样的人，不仅对王安石不忠，也对朝廷不忠。如果王安石真的相信这种想法，推行下去，等到两三年后，朝廷的祸患已经很深了，怎么还能挽救呢？像我就不这样，愧居朋友之末，不敢苟且逃避谴责和愤怒，不替王安石一一陈述这些道理。现在天下人厌恶王安石最厉害的，他们的诋毁无所不至。唯独我知道不是这样。王安石本来是大贤，他的过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罢了。为什么这样说呢？自古圣贤用来治理国家的方法，不过是让百官各自称职，委任他们并责求成功；他们用来养育百姓的方法，不过是减轻租税、薄取赋敛、免除拖欠的债务罢了。王安石认为这些都是腐儒的常谈，不值得做，想着要去做古人未曾做过的事。于是财政利益不委托给三司而亲自处理，重新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集有文才的人以及通晓财政利益的人，让他们讲求利益。孔子说：“君子明白义，小人明白利。”樊须请求学习种庄稼，孔子尚且轻视他，认为不如礼、义、信，何况讲求商贾的末利呢？假使他们确实是君子，那么本来就不会谈论利益；假使他们确实是小人，那么只会虐待百姓，来满足上级的欲望，又怎么能听从他们呢？由此可知条例司本就不该设置，既然设置了，又在其中不按次序用人，往往突然得到美官。于是谈论利益的人都捋起袖子环顾四周，炫耀卖弄争相进用，各自斗智斗巧，来变更祖宗的旧法。大抵所获的利益不能弥补所造成的伤害，所得到的不能抵偿所损失的，只是想另出新意，来为自己建立功名罢了！这造成的危害已经非常严重了！又设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四十多人，让他们在四方推行新法，先散发青苗钱，接着想让每户出助役钱，接着又想更广泛地搜求农田水利措施来推行。所派遣的人虽然都是选拔的才俊，但其中也有轻浮狂躁的人，欺凌州县，骚扰百姓。于是士大夫不服，农民商人丧失生计，诽谤议论沸腾，怨恨叹息充满道路，追溯其根源，都因此而起。《尚书》说：“百姓不安宁，也在于王公邦君室内。”伊尹担任阿衡，有一个百姓不得其所，就像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孔子说：“君子求诸己。”王安石也应当自己思考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不能专门责怪天下的人。侵犯官职扰乱政事，王安石反而认为是治国之术而首先施行；借贷取息是鄙俗之事，王安石反而认为是王政而大力推行；徭役自古都从百姓中出，王安石反而想征收百姓的钱雇佣佣人来服役。这三件事，常人都知道不可行，而王安石独自认为可行，不是王安石的智慧不及常人，只是想要追求非常之功而忽视常人知道的事情罢了！皇极之道，施之于天地，人们都不能片刻离开。所以孔子说：“道之所以不明，我知道了，是智者超过了它，愚者达不到它；道之所以不行，我知道了，是贤者超过了它，不肖者达不到它。”王安石的智慧与贤德都超过常人，等到他出错时，竟然与达不到的人的祸患相同，这就是我所说的用心太过。自古人臣中的圣人，没有超过周公和孔子的。周公、孔子也未曾没有过错，未曾没有老师。王安石虽然是大贤，与周公、孔子相比还有差距。现在却自以为我所见的，天下没有人能比得上，别人的议论与我相合就喜欢，与我不合就厌恶，像这样，方正之士从哪里进用？谄谀之士从哪里远离？方正之士日益疏远，谄谀之士日益亲近，而希望万事都能成功，让美好的名声传播到四方就难了！听从劝谏接纳善言，不只是君主的美德，对于臣子也是这样。从前郑人在乡校议论执政的好坏，有人建议子产毁掉乡校。子产说：“他们认为好的，我就实行；他们厌恶的，我就改正，这是我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薳子冯担任楚国令尹，有八个受他宠爱的人，都没有俸禄却有很多马。申叔豫用子南、观起的事情警示他，薳子害怕，辞退了这八个人，然后楚王才安心。赵简子有个臣子叫周舍，喜欢直言劝谏，每天有记录，每月有成果，每年有效验。周舍死后，简子临朝叹息说：“千张羊皮，不如一张狐腋。各位大夫上朝，只听到唯唯诺诺，听不到周舍的直言争辩，我因此担忧。”子路别人告诉他有过错就高兴；萧何担任汉相，有记录过错的史官。诸葛亮担任蜀相，发布教令给群下说：“违背覆议而得到正确结果，就像丢弃破鞋而获得珠玉。”然而人心苦于不能尽善。只有董允参书七年，事情有不到位的，达到十次之多。诸葛亮曾亲自校对簿书，主簿杨颙劝谏说：“治理国家有体制，上下不能互相侵越，请让我用治家来比喻给您。现在有人让奴仆耕种，婢女做饭，鸡司晨，狗吠盗，私业没有荒废，所求都满足。忽然有一天全都亲自去做，想要那些役使不再委托给别人，身体疲惫精神困顿，最终一事无成，难道是智慧不如奴婢鸡狗吗？是失去了做家主的方法。”诸葛亮谢罪。等到杨颙去世，诸葛亮流泪三次

译吕定公有一位亲近的人叫徐原，徐原有才华和志向，吕定公推荐提拔他做到了侍御史。徐原本性忠诚刚直，喜欢直言，吕定公有时有做得不当的地方，徐原就劝谏争辩，又在公开场合议论，有人把这事告诉吕定公，吕定公感叹说：“这正是我器重徐德渊的原因。”等到徐原去世，吕定公为他痛哭，极尽哀痛，说：“德渊是吕岱的益友。如今不幸去世，吕岱再从哪里听到自己的过错呢？”这几位君子之所以能够功名成就，都是因为乐于听取直谏，不忌讳自己的过失。至于那些骄傲自满、刚愎自用，不接受忠言劝谏而灭亡的人，数不胜数。王安石多了解前代的记载，本来不用我多说就能知道了。孔子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的，那就是“恕”吧？《诗经》说：“拿着斧头砍削斧柄，那准则并不远。”意思是说，把自己希望上级对待自己的方式去对待下级，把自己希望下级对待自己的方式去侍奉上级，不必远求。王安石向来刚直，每次在君主面前议事，就像和朋友在私室中争辩一样，一点也不降低言辞语气，把斧钺鼎镬等刑罚置之度外。等到宾客僚属拜见议论政事，就只把那些迎合心意、顺从如水的人亲近并礼遇；如果有见解稍有不同、微言新令不便的人，王安石就勃然大怒，有时辱骂羞辱他们，有时向皇上进言驱逐他们，不等他们把话说完。圣明的君主如此宽容，而王安石拒绝劝谏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是缺乏“恕”道吗！从前王子雍对待上级方正，却喜欢下级阿谀奉承自己，王安石不幸也接近这种情况吧！这就是我所说的自信太过了。我从前跟随王安石交游，王安石对于各种书籍没有不看的，而特别喜好《孟子》和《老子》的话。如今他得到君主的信任、身居高位而推行自己的主张，这应该先实行他所赞美的美德，一定不会先实行他所不赞美的事。《孟子》说：“只要仁义罢了，何必说利。”又说：“作为百姓的父母，让百姓怨恨的样子，将终年辛勤劳作；不能用来赡养他们的父母，又借贷来增加他们的负担，这恶行在于他们作为百姓的父母啊。”如今王安石执政，首先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大力讲求财利之事，又命令薛向在江淮实行均输法，想要完全夺取商人的利润，又分派使者向天下散发青苗钱而收取利息，使人愁苦悲痛，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这难道是孟子的志向吗？《老子》说：“天下是神圣的器物，不可以妄为，妄为就会失败，执持就会失去。”又说：“我无为而百姓自然教化，我清静而百姓自然端正；我无事而百姓自然富足，我无欲而百姓自然淳朴。”又说：“治理大国就像烹煮小鱼。”如今王安石执政，完全改变祖宗的旧法，先前的放在后面，上面的放在下面，右边的放在左边，成功的毁掉它，勤勉地耗尽日力接着用夜力而不得休息。使得上自朝廷下到田野，内起京师外至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没有一个人能够沿袭旧制、保持常规，纷纷扰扰，没有人能安居，这难道是老子的志向吗！为什么王安石从小读书，白头执政，竟然完全抛弃他所学习的而听从当今浅薄男子的谋划呢？古时候国家有大事，与卿士谋划，与百姓谋划。成王告诫君陈说：“有废除有兴起，出入都出自你们的谋划，众人的言论一致就施行。”《诗经》说：“古人有句话，要询问割草打柴的人。”孔子说：“上面斟酌百姓的言论，那么下面就仰慕上面的恩赐。”上面不斟酌百姓的言论。圣恩过听，想要让我担任枢密副使。我私下认为居位的人不可以没有功劳，承受大恩的人不可以不报答。所以敢申明去年的议论，进献当今的急务，请求罢免制置三司条例司，以及追回各路提举常平、广惠仓的使者。皇上因为王安石是心腹而不肯俯身听从。我私下想到皇上亲近重用王安石，朝廷内外的群臣没有能比得上的，动静取舍，只以王安石的话为信。王安石说可以罢免，那么天下的人都会蒙受他的恩泽；说不可罢免，那么天下的人都会蒙受他的祸害。如今百姓的忧乐，国家的安危，只系于王安石的一句话，王安石怎么忍心一定遂行自己的心意而不顾惜呢？人谁没有过错，君子的过错，像日食月食一样，有过错时人们都看得见，改正时人们都仰慕他，有什么损害光明！王安石如果真的能对皇上进一言，请求罢免条例司，追回常平使者，那么国家太平的事业都恢复旧观，而王安石改过从善的美德更加在眼前光大了！对王安石有什么亏损丧失，却固执不改变呢？我现在所说的正是违背王安石的心意，明知他不赞同，然而我和王安石志向虽然不同，大归则相同。王安石正想得到职位来推行他的主张，恩泽天下的百姓；我正想辞去职位来实行我的志向，拯救天下的百姓，这就是所谓的和而不同。所以敢陈述我的志向，来向王安石表达自己，来终结益友的道义，舍弃还是接受，就在王安石了。《诗经》说：“广泛地咨询谋划。”王安石得到我的信，倘若不赐予丢弃，希望与诚信之士谋划它的可行与否，如果给阿谀奉承的人看，一定不肯认为我的话是对的。那些阿谀奉承的人，想要依附王安石，借机改变法令，作为进身的资本。一旦罢免机构，就像鱼失去了水，这就是他们拉拢王安石，使他不能走正道的原因。王安石怎么顺从这些人的欲望而不考虑国家的大计呢？孔子说：“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这种人很少是仁德的。”那些忠信之士，在王安石掌权的时候，或许格格不入令人讨厌，等到失势之后，必定慢慢得到他们的帮助；阿谀奉承之士，在王安石掌权的时候，确实有顺从适意的快乐，一旦失势

译必定会有出卖王安石来谋求自身利益的人。王安石将如何选择呢？国武子喜欢直言不讳地揭露别人的过错，最终不得好死。我常自认为像他一样而不能改正。虽然如此，施加于善人身上，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因此才敢妄自发表意见而不迟疑。因为上书推辞恩命，没有得到批准；况且患有膝疮不能出门，无法亲自侍奉在左右陈述意见，只能写信陈述，惶恐畏惧更加深切。王安石是接受并听取我的意见，还是治我的罪并断绝关系，或是辱骂羞辱我，或者向皇上进言驱逐我，都没有不可的。我等待命令罢了。

又三月三日《与王介甫第二书》说：我因为承受您的眷顾很久，实在不忍心看天下议论纷纷，所以敢向您进献忠诚之言，心想即使不被抛弃断绝，遭受辱骂羞辱是必然的，没想到您竟然赐给我教诲的书信，关怀安慰温和厚道。虽然不肯信用我的话，也没有羞辱断绝我，足以看出君子宽大的德行，超过常人很多。我虽然不太懂孟子，至于义利的学说却非常明白。王安石或许有其他的解释，也恐怕是用心太过分了。《传》说：“制定法律如果宽松，它的弊端还只是贪婪；制定法律如果贪婪，弊端将会怎样？”现在各地丰收，官府散发钱币给他们，哪有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的事情？我所说的，是在几年之后常平法败坏，内藏库又空了，百姓在常规赋税之外再增加利息钱和役钱。又说追求利益的人，看到前人因为聚敛财富得到好官职，后来的人一定竞相产生新主意，来剥削百姓的膏脂，一天比一天严重，百姓财产已经枯竭，稍微遇到水旱灾害，那么我所说的，王安石将亲眼见到，知道我不是说过头话。在这个时候，希望不要归罪于年成罢了。有感而发，多有啰嗦，负罪更深。

又《与王介甫第三书》说：我惶恐地再次拜谢，再次承蒙您指示教诲，更加知道没有被抛弃疏远，而是收纳教导我，不胜感激惶恐。讨论法度授予有关部门，这确实是执政者的职责。但是应当举其大体而忽略细节，保留好的而革除弊端，不应当不分大小，全部改变旧法，以为新奇。况且人存在则政事就能推行，王安石如果能选择好的官员任用，弊端自然消除。如果官员不是合适的人选，即使每天授予他们好法，最终也没有益处。王安石所说的先王的政治，难道不是泉府赊贷的事情吗？我私下观察他的意思，似乎与今天散发青苗钱的意思相违背。况且先王的好政治很多，难道只把这个作为首要任务吗？现在散发青苗钱的人，不问百姓贫富，愿意不愿意，强行压制给他们，每年收取十分之四的利息，说不征收利益，我不相信。至于驳斥邪说，斥责奸佞之人，如果能这样，那是国家百姓的福气。只是恐怕王安石座下每天一起变法谈论利益的人，邪说、奸佞之人不少，那些歌颂功德、迎合心意的人都是这样，王安石偶然没有察觉罢了。盘庚说：“现在我的百姓，流离失所。”又说：“你难道用威势，来奉养你的民众。”又说：“没有谁敢隐瞒小人的规劝。”又说：“不是废弃他们的谋略，而是依靠明智。”大概盘庚遇到水灾而迁都，臣民有跟从的，有违抗的，盘庚不忍心用威刑胁迫，所以勤劳地开导解释。最终，都感化而跟从，不是说完全抛弃天下人的话而独自实行自己的意志。我难道劝王安石不关心国事而迎合世俗自我取悦吗？只是说天下不同的言论也应当稍微留意考察罢了。希望宽恕我的狂妄愚昧。不再多言。

王安石回信，见于《临川集》的只有一封，其余不记载，其他无处考证。根据《临川集》回答说：安石启，昨天承蒙教诲，私下认为与您交往相处友好的日子很久，而议论事情常常不合，所掌握的方法大多不同所以。虽然想强行唠叨，最终一定不会被您理解，所以简要回复，不再一一自我辩解。再次想到承蒙您看待厚道，在反复交流中不应该草率，所以现在详细陈述原因，希望您或许能宽恕我。大概儒者所重视的，尤其在于名实。名实已经明确，那么天下的道理就得到了。现在您用来教导我的，认为我侵夺官员职权、制造事端、征收利益、拒绝劝谏，以至于天下怨恨诽谤。安石则认为接受君主的命令，在朝廷讨论法度并修订，授予有关部门，不是侵夺官员职权。推行先王的政治，以兴利除弊，不是制造事端。为天下理财，不是征收利益。驳斥邪说，斥责奸佞之人，不是拒绝劝谏。至于怨恨诽谤之多，本来事先就知道会这样。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不是一天两天了，士大夫大多以不关心国事，迎合世俗自我取悦为善。皇上想要改变这个，而安石不衡量敌人的多少，想出力帮助皇上对抗他们，那么众人为什么闹哄哄呢？盘庚迁都，抱怨的是百姓，不只是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因为抱怨的人，所以不改变他的计划，大概考虑道义然后行动，正确而没有可以后悔的缘故。如果您责备我在位久，没能帮助皇上大有作为，以恩泽百姓，那么我知道罪了。如果说今天应当什么都不做，保持以前的做法而已，那就不是我敢知道的。没有机会见面，不胜区区向往之至。

又按：此答应当在温公第二书之后，第三书之前。大概第三书文义都与此答相针对，其余两封回信，《临川集》未记载，等待考证。

译3、范镇说：“自古以来，没有天子开设讲习场所的。”王安石说：“范镇所说的如果不是这样，陛下稍微看看《周礼》中有这样的记载，难道不感到羞愧耻辱吗！”（注：原本误脱“陛下”至“媿耻”共十三字，现在根据《太平治迹统类》补入。）陈升之注：这里上面也仅存一个“之”字，现在根据补入。陈升之以老母为由请求罢免职务，皇上坚决挽留他，陈升之退下。当天，皇上告诉王安石说：“如果听从陈升之罢免离去，人们议论又一定会纷纷扰扰。”王安石说：“陈升之心里有什么话？”皇上说：“心里郁郁不乐，只是不说罢了。”王安石说：“臣与曾公亮、陈升之商议政事多有不同，臣本来不敢勉强顺从。向来参知政事多由宰相引荐，只有宰相能议论政事，参知政事只是应诺而已。欧阳修当时有所异议，但最终不能改变韩琦的做法。臣在中书省任职，吏人都感到惊骇，认为不应当这样。曾公亮、陈升之本来熟悉近来的事情，不能心平气和地对待臣，也多次对人谈论臣在皇上面前议论政事，即使皇上有所指挥不当，臣也未曾敢阿谀顺从，哪里容得下同僚察看我侍奉皇上的用心？即使是同僚，也可以怨恨臣的本心了。”皇上说：“你既然担任职务，难道会苟且顺从人情吗！”（《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4、乙未日，制置三司条例司上言：“合并臣等屡次上言常平新法不便，命令统一申明，使人们知道法律的本意。现在有的用钱粮强行摊派给人；有的为了便于催缴，专门贷给物力雄厚的户；有的滞留百姓，不及时发放，故意纵容官吏索取，导致百姓白白耗费；有的不衡量百姓的物力给予，钱粮太多，导致难以催缴；有的不能防范辨别，让浮浪之人组成一保，冒领官物，导致难以催缴；有的拖延不及时催缴，想要借故非理地责罚公人和百姓之类。从此州县官吏松懈怠慢，借机作奸犯科，不能归咎于法律。请求现在各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官察觉，依照条令施行，命官员具案请示旨意，严厉惩处。安抚、转运、提刑提举官失于察觉，导致朝廷察访属实，也应当量罪，按朝廷法典执行。”皇上听从了。（《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又见卷六十八）

5、条例司奏折疏驳韩琦所说的话，都是王安石自己做的。（《纪事本末》卷六十三）不久韩琦又说：（注：《韩魏公家传》：韩公已经上章请求罢免青苗法、条例司，又疏难颁下，韩公也再次上疏辩解说：“臣最近因为河北路差官设置机构，春夏发放青苗钱给乡村坊郭人户，明确收取三分的利息，每保必须要求第三等以上有物力的人充当甲头，督促严厉，逐县支给，有伤国家体统。一路官吏上下都知道不便，但因为制置条例司是大臣主管，但人人心里非议而不敢公开说。臣受顾三朝而又职当安抚，实在不忍心雷同沉默，于是详细陈述利害本末，请求更加广泛地访求。如果臣的话不妄，就请求全部罢免各路提举官，只委托各路提点刑狱臣僚依照常平旧法施行。希望陛下豁然开悟，赶快赐命更改，使天下鼓舞圣明，不成为盛德的累赘。老臣献忠的心，难道有别的吗。”）“现在根据都进奏院文书，却蒙制置司认为臣的话都不对。（注：《家传》此下有云：条件疏驳乞申敕诸路，及直令进奏官张某指挥本院，将晓谕中书札子，颁行天下。）臣看详制置司疏驳事件，就把臣原奏紧要的话多删去，只举其大略，用偏辞曲意来阻难。又引用周礼国服为息的说法，文饰其谬妄。（注：家传此下有云：上以欺罔圣明，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将使没有人敢再议论其非。臣不胜痛愤，必须再次辩列，希望圣慈特别亲自阅览，然后降付中书、枢密院看详，以及送御史台集合百官定议。如果臣的话不对，就甘愿受窜逐诛杀；如果是制置司处置乖方，天下必受其害，就请求依照臣前奏，全部罢免各路提举官，只委托提点刑狱臣僚依照常平旧法施行，以慰众心。”（注：《家传》下有云：一、臣前奏说原降敕语，务在优民，不让兼并之家乘其急迫以邀取倍息，而公家无以利其入。现在乡村自第一等而下都立借钱贯陌，其第三等以上人户更加添数支给；坊郭人户有自己物业可以充抵当愿借请官钱的，依照青苗例支借，不得超过抵当物业价直的一半。况且乡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业人户，乃是向来兼并之家，现在都多得借钱，每得一贯，就纳一贯三百文，这就是官放息钱，与原敕抑制兼并济困乏的意思完全相违背。现在制置条例司疏驳说：“言者认为原降敕命说公家无所利其入。现在河北提举官乃令取息三分，与原敕完全相违背，失信于百姓。本司现在按《周礼》，泉府之官，民之贷取者，取民息有至二十，”

译却说国家的财用取自于此。如今常平新法预先发放青苗钱，只约定在收获时按照中等物价折算。如果收获时物价昂贵，就允许酌情减少市价来缴纳钱款，这就意味着没有确定应当缴纳的实际数额。所以河北提举官便约束州县，如果百姓情愿缴纳钱款，利息不得超过三分。至于京西、陕西等路的提举官，大体上约束不得超过二分。这大概是因为关于酌情减少时价的指令没有约定确定的数额，担心等到缴纳时，粮食价格加倍昂贵，州县酌情减少的钱数不多，反而导致百姓受损，所以有此约束，这并非法外擅自侵夺刻剥。在各路提举官所规定的缴纳比例中，只有河北约定的分数最多，然而也不过是三分的利息，确定收取三分的利息。如果物价低廉平稳，就应当缴纳实物，不收取利息，或者只收取一二分利息的时候，多与少相互弥补，比起《周礼》中借贷给百姓收取利息、确立固定分数，已经不算多了。最近下达的指令，又命令各路预先发放钱款。如果遇到物价极其昂贵，利息也不得超过二分，这就比《周礼》所收取的更少了。”臣私下认为，既然确立了太平的法度，必定没有剥削百姓以谋取利益的道理。只是汉代儒生因为距离圣人时代久远，解释可能有异同罢了。查考《周礼》，泉府掌管市场的征税，征收那些卖不出去的布帛，借贷给那些滞留在民间的物资，用它们的价钱购买，标明物价并记录下来，等待不时需要购买的人，各自按照原来的抵价。郑众解释说：“记录它的价格，标在物品上，不时购买的人，是指急需的人，抵价就是原来的价格。”臣认为周代的制度，百姓有货物在市场上却无人购买，或者有积压停滞而妨碍民用的，官府就按当时市价购买，记录物价向百姓展示。如果有急需的人，就按官府原来购买的价格卖给他们，这就是所谓的王道。《经》又说：“凡是赊欠的，祭祀不超过十天，丧葬不超过三个月。”郑众解释说：“赊，就是赊欠。因为祭祀和丧葬的缘故，所以从官府赊买物品。”唐代贾公彦疏解说：“赊给百姓，不收取利息。”《经》又说：“凡是百姓借贷，由有关官员辨别，按照国家的赋税标准收取利息。”郑众解释说：“借贷，是指从官府借本钱做买卖，所以有利息，使百姓不能获利；用他们做买卖所得，国家所出的作为利息，这就是所谓的王道。”而郑康成解释说：“用他们在国家服役所缴纳的税作为利息，在国家事务中受领园廛之田，而借贷一万钱的，那么一年期满收取利息五百。”臣认为《周礼》中国廛二十税一，近郊十一税一，远郊二十税三，甸、稍、县、都，都不超过十二税一。只有漆林的征收是二十税五，漆林是自然生长的，不是人力种植的，所以税重。康成于是约略此法，说从官府借贷钱款，如果受领园廛之地，借贷一万钱收取利息五百。贾公彦因而疏解说，近郊十一的话，一万钱，一年期满收取利息一千；远郊二十税三的话，一万钱，一年期满收取利息一千五百；甸、稍、县、都的百姓一万钱，一年期满收取利息二千。臣认为如果这样，那么必须是漆林的住户借贷才收取利息二千五百。然而当时未必如此。现在发放青苗钱，凡是春季借贷一万，半年之内，让缴纳利息二千；秋季再发放一万，到年终又让缴纳利息二千，这就是借贷一万钱的人不问远近之地，一年让收取利息四千。《周礼》中，最远的地方，只收取利息二千。现在青苗收取的利息尚且超过《周礼》一倍，那么制置司所说的“比起《周礼》借贷收取百姓利息，确立固定分数，已经不算多”，也是欺骗圣上听闻，自认为天下人都不能辨别罢了。况且古今制度不同，贵在顺应时势。《周礼》所载，有不能施行于今天的，这类事情不止一件。如果说泉府这一职务，现在可以施行，那么上面说用官钱购买市场上卖不出去的货物，以及民间收取的利息已经太厚，伤害农民已经很深，为什么还要引用《周礼》国服为息的说法，说发放青苗钱收取利息，是周公太平已经试验过的法度？这就是诬蔑玷污圣典，蒙蔽迷惑圣明的智慧，老臣能不叹息而痛哭吗？又制置司所说的“提举官约束州县缴纳钱款不得超过三分、二分。大概是因为酌情减少时价的指令没有约定确定的数额，担心遇到缴纳时，粮食价格加倍昂贵，州县酌情减少钱数不多，反而导致百姓受损。如果物价低廉平稳，就应当缴纳实物，不收取其利息”，臣也认为此论不实。因为小麦是最不耐储存的物品，向来常平法买不买，大概是担心积留损坏。今年各路雨雪及时，小麦有望丰收，麦价必定低廉，提举官必定不肯让人户送纳实物，因为缴纳下实物，就无法变卖转换。如果在转运司兑换钱款，那么各处军粮支用小麦极少，必定难以兑换；既然难以兑换，就占压本钱，下一年就没有钱发放给人户。臣因此知道制置司与提举官本来没有让人户送纳粮食的意思，所以开设这一条允许缴纳现钱的门路，将来只说人户情愿送纳实物，那么人户就必须卖麦缴纳钱款，岂不殃害百姓！希望陛下早日醒悟臣的话。一、制置司说“进言的人认为三等户以及坊郭有物力户就是历来兼并之家，现在确立贯陌，允许他们借贷，这就不是抑制兼并的意思。又河北提举官每保必须要上三等户一名，那么上等户，必定不愿意请借，官吏既然防备贫户不能缴纳，岂能避免差派充当甲头以备代赔？又河北提举官严厉责成州县，如果

译有人不愿请领青苗钱，就结罪申报；如果选派官员晓谕百姓，百姓却情愿请领，就应当另行处理；如果选派官员晓谕，只是为了避免被指责搜刮，难道没有贫困、底层、无业游民愿意请领的人吗？或许需要另行分散配给本司。如今核查乡村上三等户以及城市有产业户中，也有缺乏资金的人，向人借债，难道这些都是兼并之家！现在贷给贫民有余，就分给这类人户，免除他们向私人借取加倍利息，这正符合原诏令抑制兼并的意图。河北提举官要求每保必须有一名上三等户，是为了防止无业游民请领，将来难以催缴。如果有上等户愿意同保，那就不是无业游民，自然不必担心难以催缴；如果没有上三等户愿意同保，就自然依照提举官公文不允许发放，何必再另行分散配给？如果说上三等户必定不肯请领，必须差派他们做甲头，这自然是强行摊派，违背前法。况且今年开封各县已经发放，有很多上三等户情愿请领，这就不是官吏强行摊派。以近况验证远况，事理可知。至于提举司约束官吏，如果无人情愿请领，就结罪申报，另行选派官员晓谕，这只是防范因循守旧、回避事务、破坏法度的人，并不是胁迫官吏，必须强行摊派给百姓。如果提举官急于功利，暗示州县强行摊派给百姓，那么各路都有安抚、转运、提刑官，他们都是朝廷委任，地位都在提举官之上。如果有州县官员故意想要破坏新法，偏袒提举官强行摊派百姓，自然应当纠举，依法处理，并详细陈述情况上奏，怎么可以因为官吏违法的缘故，就想要废除法度？

臣私下认为，乡村上三等户以及城市有产业人户，并非只有臣知道他们是历来兼并之家，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现在制置司认为他们不是兼并之家，只是为了多发放青苗钱给他们而获得很多利益。然而原诏令的本意本是救济困乏，却把钱贷给这类人户，那么天下人都知道朝廷专门以取利为目的，实在损害国家体面。制置司如果说《周礼》有贷民之法，取之有道，在情理上没有嫌疑，那么现在兼并之家，通常开设质库、设置课场。如果担心收取百姓加倍利息伤害贫弱，那么各地都可以由官府自行开设以抑制兼并，然而自前世以来，厌恶这种做法太近于搜刮剥削，不忍心实行。现在青苗钱一事，没有比这更近于搜刮的吗！又说“每保必须有一名上三等户，是为了防止无业游民居领，难以催缴”。这强行摊派的态势，不用臣说就自己明白了。又说“如果说上三等户必定不肯请领，必须差派做甲头，这自然是强行摊派，违背前法”。这又完全不考察事势人情，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况且青苗法，内部有大臣极力主张，事情必定要实行；外部有专门差派的官员，只以多发放为职责，州县官吏往往由被迫强行摊派变为情愿，这是因为事势不得不畏惧而人情不得不顺从。监司官员，对于事势人情又有什么不同呢！皇宫高远，怎么能完全知道！希望陛下早日明察。

一、制置司说“进言的人认为亲身实行节俭，经常节省浮费，自然国家用度不缺乏，何必让兴利之臣四处出动，以致引起远近的怀疑。本司如今核查先王的政治，没有不以食货为开始的，设置官吏，大体多为了农事。近世以来，农民尤其困苦。如果朝廷只有徭役加在他们身上，起初没有每年补助的法度，近来自京城附近的堤防沟渠多有不治理，甚至都城附近绵延数百里的土地弃为荒地。父子夫妇，流离失所，四方偏远之地，无法周知，一方有水旱灾害，那么饿死的人互相枕藉，流离失所的人填满道路。如前年河北一次饥荒，不免漕运江、淮的米来救济，然而对于人的流亡饿死没有补益。至于非正常的用度，有时不免向等第人户强行借钱物，百姓典卖田产物业来供应暴虐的法令，这也可以说是国家用度缺乏了。至于差役困苦，农民使之失职，这是士大夫所共同看到的，不用论述就可以知道。所以陛下即位，诏书反复叮咛，以务农、理财、免除人役为政事的急务，当今应当忧虑的就是这些。现在设置提举常平、广惠仓官兼管徭役农田水利差役事，都是为了这些，本来不是让他们搜刮百姓，来辅助君主私费，又怎么能称为‘兴利之臣，而认为导致远近的怀疑？’”臣详细考察制置司所说的，提举常平仓官员，不是兴利之臣。现在既然明确实行贷钱取利的法度，说取之有道，在情理上没有嫌疑，那么不是兴利又是什么？至于东南所差派的均输官，也都是兴利之臣。况且西川四路乡村，百姓多是大姓，每一所有客户，动不动就是三五百家，依靠衣食借贷，勉强生存。现在如果差派官员设置机构，再把青苗钱贷给他们，那么客户与主户处历来借贷，既然不可避免，又必须出这一重官府利息；其他大姓，本来就不愿请领青苗钱。又广南东西路土地广阔人口稀少，水乡的风俗，粗足生计。现在也设置官司贷钱取利，所以对于远方百姓尤其不便，怎么能不说是“以致引起远近的怀疑。”国家疆域极广，一方有水旱灾害，是时常不免的。然而朝廷未曾不借贷粮种，尽

译救灾的政令旨在救济抚恤，所以使得遭受饥荒的人得以复苏，流离失所的人得以安定。自祖宗以来，可以说仁政已经充分普及，却从未曾向各等第的人户强行借钱物。只有英宗皇帝以及陛下即位之初，天下各地各有优厚的赏赐。朝廷从京师供应，未曾听说有三两路州军曾在坊郭富民处权且支借的，然而也及时归还。如今制置司将其指为暴令颁布天下，这是只知道主张青苗法而不顾毁谤怨恨之深，实在令人惊骇。希望陛下尽早省察。

一、制置司说：“进言的人认为坊郭人户既然没有青苗，就不可以贷借，本司如今按照常平旧法，也卖给坊郭之人。如今如果分发给农民有剩余，却仍然不允许坊郭之人贷借，这是让常平钱粮有滞留积压，而坊郭之人独自不能受到救济匮乏的恩惠。《周礼》设立借贷给百姓的法令，并没有都邑和郊野的限制。如今新法是约取《周礼》太平时期已经试验过的法令，并不是专门采用陕西的青苗条例。”臣详细考察制置司此说尤其不实。大抵自古以来常平仓遇到年成不好，物价稍高，应当减去原价出售。当时乡村则逐处多下达各县，取各乡近下等第户的姓名，印给凭证，令其收执前往仓库。每户卖给三石或两石以来，至于坊郭则每日零星卖给浮居人户；每人五升或一斛以来，所以百姓受到实惠，非常救济饥乏。却未曾见到坊郭有物业的人户来零星购买常平仓粮米的。这大概是制置司以青苗为名，想要多借钱给坊郭有物业之人，以期望获得多的利益，假称《周礼》太平已试之法，说没有都邑郊野的限制，来掩饰其偏颇的言论，希望陛下深入详察其荒谬。

一、臣最近接到真定府路安抚使司公文，称接到河北都转运常平、广惠仓司公文，真定府接到制置条例司札子。根据河北都转运常平、广惠仓司状文，接到朝旨从内藏库支取山东绢二十万匹，充作常平本钱，随即分拨给各州县发售，必定是货物卖不完，想要将绢分为两等，上等每匹作一贯三百五十文省钱，次等每匹作一贯三百文省钱，召人户情愿依照青苗见钱法请领，仰请更加切相度，如果依照减定的价例。确是人户情愿，就依照所申报的施行。如果坊郭人户情愿请领的，也听任常平司差派。殿侍康承丙称，从京城搬来绢二十万匹，唯有真定府未曾派人前往恩州请领搬运。帖康承丙急速前往真定府管下县分遍行催促，火速和雇，传乘前往恩州请领搬运，趁时支俵。查核真定府在恩州支下的绢三万匹，虽然尚未搬到，因为系准备充作秋科青苗价钱，即不缺钱支用。如果更差使臣下州府县分催促支散，以及取索文书，深属张皇骚扰，牒文臣本司请照会者。臣于是详细记录上奏，希望朝廷见到其为害之深，乞请察臣前奏散青苗钱不便的事理，尽早施行。却接到中书札子，奉圣旨，康承丙原本系皮公弼等请求差派充任差使傒当，兼且屡次降下指挥，令提刑司常切觉察所散青苗钱的发放，召人户情愿，不得抑勒，如果有抑配俵散，便令止绝，当值官员具姓名上奏，札与臣知者。臣查核转运司昨日将山东绢配卖与各州军坊郭等第人户，每一匹估价一贯五百三十文至一贯六百文以来，限半年交纳钱款，尚且近下等第人户有破卖家财才能贴赔送纳了结的。如今常平提举官将山东绢二十万匹，上等的作一贯三百五十文，每一贯取利二分，每一匹已经是一贯六百五十文省；下等的每一匹作一贯三百文，加上利息也是一贯六百文省，都随税只是百馀日省限纳足，与配卖与坊郭人户的价例全不相远。即对农民岂不为害！更差使臣督迫支散。公文中动不动就是火急之言，那么州县小官唯是应命，苟且免罪咎，将抑配当作情愿，何处更可辨明？况且制置三司条例司虽然由大臣主领，然而终究是定夺之所。如今将绢二十万匹直接行下指挥，允许散给乡村人户，依照青苗法纳钱，以及令坊郭人户愿请的也听任。那么自来未曾见到有定夺之司事不关中书、枢密不奉圣旨直接可以施行的。如此，那么是中书之外又有一中书也。然而中书凡事也必须进呈，或者等候画可，才敢施行，未曾直接便处分，希望陛下察其专断。如此，那么在外的守职臣僚，谁敢不禀从？希望尽早赐辨察，使事归政府，大概对国家体制为便。）

皇上阅览韩琦奏章引用《周礼》“丧纪无过三月”等话，王安石驳斥说这是赊买官物而不是称贷。皇上说：“这必定是强至所为，强至与曾公亮有姻亲关系。”王安石说：“强至也是赵抃的亲家。”强至，钱唐人。当时任大名府路机宜，所以皇上怀疑是强至所为。并将臣关于常平的章疏，皇上全部交给王安石。王安石又对皇上说：“章疏只有韩琦的可以辩驳，其余的人绝不尽理，不

译一定要辨明。”皇上认为他说得对。（《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又见卷六十八。按：徐乾学《通鉴后编》说：条例司驳斥韩琦所说的话，是王安石让曾布去做的。韩琦再次上疏论列，没有得到答复。）文彦博也拿青苗法的危害进言，皇上说：“我派遣宦官亲自询问民间，都说非常方便。”文彦博说：“韩琦是历经三朝的宰相，您不信他，却相信两个宦官吗？”在此之前，王安石曾经与入内副都知张若水、蓝元震动交结，皇上派遣使者暗中察访府界发放青苗钱的事，恰好派了这两个人，两人回来后，极力说百姓非常情愿，没有强迫摊派的情况，所以皇上深信不疑。（又按：《魏公家传》记载奏疏，其中上面有“八月，公已上章”的话，这与这里的月份不同。）

译6、丙申日，右正言李常上言：“王安石以文学闻名于世，因品行道义得到君主信任，却不以仁爱为本源来发布号令，不考察道义来谋求财赋，反而辅佐陛下施行这种祸害百姓、招致怨恨的权术。曾公亮、陈升之位居百官之首，身居辅佐大政之位，在议论时首鼠两端，毫无职守可言。谏官有的因职务阻隔，有的暗中窃附赞同，致使四海万里之内，百姓遭受毒害却无处申诉。臣与王安石虽有旧交之情，但如果因私情而不言，谁还能为朝廷说话呢！”中丞吕公著极力论述其不可行，请求核查臣子屡次上奏的内容予以施行。张戩上言：“天下的舆论难以掩盖，至公在于圣明的君主，行动必定遵循道理，不偏不倚，与道义相契合。建议认为便利就施行，如今已知有害就改正废止，这是顺应天下人心，成就天下事务。过去不对现在对，何必害怕改正呢？”（案：《宋史·道学传》记载：张戩任监察御史时，屡次上章弹劾王安石扰乱法度，请求罢免条例司并召回常平使者。弹劾曾公亮、陈升之、赵抃模棱两可不能救正，韩绛左右逢源顺从，成为死党，李定以邪谄窃取台谏职位。况且王安石专擅国政，因韩绛的诡诈顺从，台臣又任用李定这类人，接踵而来，祸根逐渐滋长。吕惠卿刻薄善辩，假借经术来文饰奸邪之言，岂宜在君主身边劝讲。奏章数十次呈上。）监察御史悰行程颢上言：（案：《明道文集·论新法疏》说：臣近来屡次上言，请求罢免预支青苗利息及裁汰提举官，日夜期盼，未蒙施行。臣私下认为：“明智的人在事物未成形时就能预见，智慧的人在祸乱未发生时就加以防备。况且今日事理显白易知，如果不趁机紧急决断，坚持得越久，必定留下后悔。后悔后再改正，危害已经很多了。案：《明道文集》此处下面有说：大概安危的根本在于人情，治乱的关键在于事物的开端。众人情志背离则言语不被信任，万邦和谐则做事必能成功。固然不可以用威力强行取胜，用言语必然胜利。而近日所听闻的，尤为不便。）

臣见制置司驳斥大臣的奏章，举劾不遵从命令的官员，只是让朝廷内外的人情，更加惊骇，这是举一偏而完全阻挠公议，因小事而先动摇众心。权衡轻重，未见其可。（案：《明道文集》此处下面有说：臣私下认为陛下固然已经洞察事体，究知是非，在圣心并非吝惜改正，由于柄臣尚且坚持固执，导致舆情大大郁结，众论更加喧哗，如果想要强行推行，必定难以最终成功。伏望陛下奋起神明般的威断，审察成败的先机。与其因一失而废弃万方，何如施以大恩而更新众志？对外裁汰使者的骚扰，迅速推行免除利息的仁政。况且粜籴之法兼行，储蓄的资财自然广博。在朝廷未失于举措，使议论何名而沸腾？）

伏乞核查臣先前所上的言论，早日赐准施行。”（案：《明道文集》又记载《论新法乞降责疏》：臣听说天下的道理，本于简易，而施行时顺从大道，则事无不成。所以说：“智者像禹行水一样，做他该做的事而不妄为。”如果陷入险阻，就不足以言智了。大概自古兴治，虽有专任独决，能成就事功的；未听说辅弼大臣人各有心，背离不一致，国政异出，名分不正，朝廷内外人情交相认为不可，而能有作为的。何况措置失宜，阻废公议，一二小臣实掌大计，用贱凌贵，以邪妨正的？凡此都是天下的道理不宜有成，而智者所不可行的。假设由此侥幸，事小有成，则兴利之臣日渐进用，崇尚德行的风气渐渐衰微，尤其不是朝廷的福分。况且天时不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这都是陛下应当仰测天意，俯察人事的。臣奉职不肖，议论无补，希望允准前奏，早日赐降责罚。）

右正言孙觉上言：“臣见制置三司条例司统一文书，颁行天下，晓谕官吏，其大要有七。至于论述敛散出入的弊端，将来可能造成的损失，人所共知的，都置不论，反而援引经义，以附会先王之法，与防微杜渐，将招致怨恨、引发祸患的。臣得以直陈，其条有三。”（《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孙觉疏其大要有七，其条三文佚，待考。《宋史本传》说：青苗法施行，首议者说《周官》泉府，百姓借贷，到缴纳利息二十取五，国家财用取具于此。孙觉条奏其妄，说：“成周赊贷，特以备民之缓急，不能白白给予，所以以国服为之息。然而国服之息，解说者不明。郑康成释经乃引王莽计算盈余收取利息，不超过岁什一为据，不应周公取息，重于莽时。况且载师所任地，漆林之征特别重，所以抑制末作。今以农民匮乏，将补耕助敛，反而比照末作而征收，可以吗？国事取具，大概说泉府所领，若市之不售，货之滞留于民用，有买有予，并赊贷之法而并举。倘若专取具于泉府，则冢宰九赋，将何用呢？圣世宜讲求先王之法，不当取疑文虛说以图治。今老臣疏远而不见听，辅臣迁延而不就职，门下执正”

译但政令未能推行，谏官请求治罪并求去职。臣实在担心奸邪之人结党营私，趁着众怒汹汹，动摇朝廷，钓取名声以获取赞誉，这不是国家的福气。”）于是进呈孙觉的奏疏。王安石说：“孙觉所说的没有道理，没读完就停止了。”皇上说：“人们的议论怎么会到这种地步？”王安石说：“从大臣到台谏，臣若有不同意见，人们就会议论纷纷，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赵抃说：“如果人情上不允许，即使由大臣主持，也难免受人议论，就像濮王的事情一样。”王安石说：“先帝的诏书，明确说濮安懿王的儿子不称濮安懿王为父亲，这是什么道理？（以上出自《纪事本末》卷五十五、卷六十八。）人有生身父母，有养育父母，都称为父母，即使是街巷百姓也不以此为碍。而两制、台谏却想让先帝称濮安懿王为皇伯，欧阳笑他们无理，所以众人愤怒而攻击他，这难道是正当的议论吗？司马光写奏议，竟说仁宗让陛下穿戴衮服冕旒，世世代代子孙南面统治天下，怎么能再顾念他的私亲呢？这样的话，就是认为因为得到天下就可以背弃父亲，违背伦理、伤害教化，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况且礼制规定，为人后者即为他的儿子，即使是士大夫也如此，难道是因为得到天下才成为他的儿子吗？司马光曾经问臣，臣以此告知他，并告诉他皇上曾问及此事，臣具体这样回答。吕诲之所以愤怒于臣，尤其因为这件事。”（原注：二年四月十三日，富弼说先朝稍微驱逐言事者，人们于是很少敢言事。）皇上说：“像台谏议论濮王的事完全没道理。”王安石说：“议论濮王的事虽然不完全合理，但当时言事者认为应当进一步追崇，尚未停止，等到不再称皇，也认为言论有力，那么当时言事者虽然不完全合理，对于时事也并非没有用处。”（《纪事本末》卷五十五。原按：王安石起初对皇上所说就是这样，不到一年，就深深诋毁台谏，说王安石不奸邪，可以吗？因此摘取注释于此。）皇上说：“宗室的事为什么没有纷纷议论？”王安石说：“因为两府大臣共同商议，所以大臣中没有动摇的人；又因为陛下不怀疑，所以不同意见无从产生。”皇上说：“均输的事为什么没有人议论？”王安石说：“人们的议论难道少吗！吕公著因为江西的事就攻击薛向，说薛向体量江西的文字先到达，他的话没有效果，所以他的意志受挫而不再敢为诬妄常平的事，大臣固然不高兴。只是陛下刚即位，认为这是善政，不敢有不同意见。但是自从开始施行，暗中想要阻挠破坏，以至于百般手段；后来陛下每次接见提举官上殿，就问新法是否便利，人人都知道陛下心中怀疑，所以内外勾结，共同进行诬罔。”陈升之说：“怎么能不让皇上询问群臣？这都是提举官所在之处夸大妄为，所以导致人们议论罢了！”王安石说：“提举官到任不过几处，如果妄为，只需有事实；完全没有事实可说，那么他的话怎么能听信？”皇上又谈到程颢的奏疏，王安石说：“程颢到中书省，略略告诉他方镇阻挠诋毁朝廷法令，朝廷申明让他知道法律的本意，不能说是驳斥大臣的章奏。程颢竟说大臣论列事情，应当包容这作为害利；如果不申明法律的本意，让内外都知道，那就是纵容邪说欺骗百姓，而现在诏令的本意，更加不能明白于天下，这样异议怎么能平息？”原注：诏书及程颢奏疏，据朱本附见。《日录》记载在十四日乙巳，新本删去。皇上因此谈到台谏官，说不可失去人心。王安石说：“所谓得人心者，是因为理义。理义，是人心所喜悦的，不仅是人心，至于天地鬼神也是如此。先王能使山川鬼神也都安宁，是因为行事有理义的缘故。如果有理义，即使周公导致四国都叛乱也不为失人心；如果没有理义，即使王莽有数十万人到宫门歌颂功德也不为得人心。”原注：《日录》记载在三月四日乙未，朱本附在五日丙申，现在从之。另一天，王安石与韩绛请求皇上再晓谕台谏，不要让他们纷纷议论。皇上说：“哪里有那么多的口舌去说？”皇上又晓谕王安石稍微修改常平法，以符合众议。王安石说：“陛下正以道义战胜流俗，与战争无异，现在稍微退让就坐下，就被流俗所战胜了。”（《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译7、丁酉。（《长编》卷二百十四记载：熙宁三年八月癸亥，皇帝下诏，命江淮地区发遣湖北转运司，对居丧期满的殿中丞、直史馆苏轼进行核查，涉及他往返经商贩卖，以及命令天章阁待制李师中提供证据，核实苏轼妄自冒名、差借兵卒的事实，并上报朝廷。这是因为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弹劾苏轼的缘故。原注：谢景温弹劾苏轼的事已附注在三月丁酉日。苏轼按例应任州职，也见于彼处注。按：原文及注，如今都已散佚。）

8、壬寅，谏官孙觉进见皇上，议论青苗法之事，并且说：“条例司驳斥韩琦的奏疏，刻版印发下去，这不是陛下对待功勋旧臣大臣的本意。幸亏韩琦质朴忠诚，本来没有其他顾虑，假如处在唐末、五代藩镇强盛的时候，难道不会给国家制造事端吗！”（《长编》卷二百十记载：熙宁三年四月戊辰，皇上误记孙觉的话以为是吕公著说的。吕公著因此降职知颍州，原注引用《吕公著家传》三月十一日壬寅，谏观孙觉进见皇上云云。辑入。）

9、甲辰，吕公著屡次上奏请求罢免提举官。（按：《长编》卷二百十记载：熙宁三年四月戌辰，辨析吕公著对答及韩琦奏疏的误记。原注说：吕公著自从三月十三日不再对答，共二十天。此奏章应当在十三日之前，如今不得其日，暂附在十三日甲辰之下。）王安石读到“取大臣章奏疏驳，巧为辨说，敷告天下”时，皇上说：“像这样，那么韩琦怎么能不心动呢？”王安石说：“朝廷制定合乎道理的法令，如今藩镇逐条疏驳，而执法官却不认为这是错的。藩镇作出无理章奏，朝廷谆谆教导晓谕，而执法官却称之为巧言辩说，这就不是合乎道理的正论。言事官应当逐条辩驳其错误，以启发陛下圣明才可以。如今只说巧言辩说，而不见辩说的不当之处，那么他们的心意就可见了！”《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卷六十八。皇上奇怪上下纷纷扰扰为何到了这个地步，王安石说：“陛下制定法令，宰相在上面动摇，御史中丞在下面动摇，藩镇在外面动摇。而起初没有人与陛下作为先后奔走、受辱的臣子，那么人情为何不至于此呢！”又读到“只令提点刑狱或转运使管勾”时，王安石说：“近来曾公亮也有此奏章。陛下试想，府界如果没有提举官，只有吕景，那么此法已经不能施行；京西没有提举官，只有提点刑狱，那么已经有人说都不愿意。请以此验证，那么不设提举官，交给其他部门，事情必定不能举行了。”皇上担忧官吏怠慢法令而不奉行，王安石说：“提举官虽然地位低，然而凭借朝廷的命令出使，尚且不敢按举州县不法之事，就已经纷纷然认为这是欺凌州县。言事官本当为朝廷守法，却反而结党附合流俗，像这样难道是正理吗！”皇上认为他说得对。（《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10、戊申，王安石独自进见皇上说：“陛下知道今日为何纷纷扰扰吗？”皇上说：“这是由于我设置台谏官员不当其人。”王安石说：“陛下对待群臣没有方法，屡次错失事机，另外设置台谏官，恐怕像今日这样的处置也不能避免纷纷扰扰。”（《长编》卷二百十谢景温推举御史条记载：先前，王安石独自进见皇上云云一段。原注说：这是王安石三月十六日进见皇上的话。今据原文辑录此段。）

11、丁未。（《长编》卷二百十八记载：熙宁三年十二月壬申，中书省言司农寺制定保甲条例。原注说：三年三月十七日。又《长编》卷二百三十六记载：熙宁五年闰七月辛酉，王安石说：“本为保甲，所以中书预议；如果只做保甲，所以中书预议；如果只是想要做义勇强壮，就应当命令枢密院取旨。”原注说：三年三月十七日也有此言。按：原文已散佚。）

12、戊申，（按：据《宋史·本纪》补日子。）范镇罢免知通进银台司之职。起初，范镇说：“韩琦上奏，中书省自当施行，不必下发条例司，也不应当命令李常分析封还诏书。”圣旨告知范镇行下数次，他仍然不肯。按：《宋史本传》说：诏令五次下发，范镇坚持如初。恰逢司马光辞任枢密副使，皇上准许，范镇又封还诏书说：“臣所陈述的大抵与司马光相似，而司马光追还新命，那么臣也应当加罪责。”皇上命令再次送范镇行下，范镇又封还说：“陛下自除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士大夫交口称庆，称为得人，至于坊市细民，没有不欢喜的。如今一旦追还告敕，不仅诏命反悔，实在恐怕阻碍司马光正直的言论和忠诚的计策。”皇上不许，将诏书直接交给司马光，不再经由银台司行下。范镇说：“由于臣不才，致使陛下废法，有司失职。”于是请求解除银台司职务，皇上准许。

13、己亥，（按：据毕沅《通鉴》补日子。）皇上派遣刘有方告知司马光，因为司马光屡次辞避，已行，褒许为银台司，不行，下诏命令刘有方告知旨意依旧供职。是日，司马光进见皇上于崇政殿，于是再拜谢恩，皇上说：“此命尚未罢

译“朕特意提拔你，你为何抗命不接受？”司马光说：“臣自知对朝廷没有能力，所以不敢接受。抗命的罪责小，尸位素餐的罪责大，因此如此。”皇上说：“你接受任命而振奋尽职，就不算是尸位素餐了。”司马光说：“如今朝廷所推行的，都与臣所说的相反，臣怎能免除成为尸位素餐之人呢？”皇上说：“相反的是什么事？”司马光说：“臣说条例司不应当设立，又说不应多派使者到外面干扰监司，又说发放青苗钱危害百姓，这难道不是相反吗？”皇上说：“如今士大夫们纷纷议论，都是说这些话。你是侍从之臣，听到这些不得不向朕进言罢了。”司马光说：“并非如此。当初议论时，臣在经筵，与吕惠卿争论，认为如果真的推行，必定导致天下纷扰。当时士大夫们往往还不知道，百姓则本来不知道这是不对的，是被浮夸的议论所迫才说的。”皇上说：“进言的人都说法度并非不好，只是所派遣的人选不当罢了。”司马光说：“以臣看来，法度也不好，所派遣的人选也不当。”皇上说：“你见过原来的敕令吗？”司马光说：“没看见。”皇上说：“原敕令不命令强行摊派，宿州却强行将陈麦配给百姓，卫州滞留不发放，朝廷已经下令查办违抗敕令、强迫百姓的人，朝廷本来就不容许这样。”司马光说：“敕令虽然不命令强行摊派，但所派遣的使者都暗示命令强行配给。比如开封府界十七个县，只有陈留县的姜潜张敕榜在县门及四门，听任百姓自行来请求才给予，最终没有一个人来请求。由此看来，其他十六个县恐怕都难免于强行摊派。”皇上说：“你的告敕还在宫中，朕打算再次颁发，你应当接受，不要再推辞了。”司马光说：“陛下如果真的能实行臣所说的话，臣不敢不接受；如果不能实行臣所说的话，臣以死坚守，必定不敢接受。况且诏令多次下达，而臣多次违抗，对臣的罪责更加严重，对陛下的威令也显得不能执行，上下都受到损害，希望陛下不要颁发。”皇上说：“你何必如此专门追求虚名？”司马光回答说：“凡是群臣能够担任两府之职，与从地面升到天上有什么不同！臣与其追求虚名，哪里比得上享受实利，只是不敢无功而受禄罢了。”皇上说：“你所说的，都不是你的职责。”司马光回答说：“臣只是担心接受了告敕，就不能谈论职责之外的事。现在不接受，是为了陈述国家的急务，不是为了自身。”皇上再三诚恳劝告，司马光再三坚决推辞，皇上说：“应当再考虑一下。”

译十四、壬子日，皇上驾临集英殿，赐予进士及第。（注：《十朝纲要》记载：三月己卯日，皇上驾临集英殿，开始策试进士，废除了诗、赋、论三道题目。）叶祖洽说：“祖宗多沿袭旧制、苟且行事，陛下加以改革并使之革新。”（注：这两句据《纪事本末》卷六十八补入。叶祖洽被定为第一名。）苏轼上奏请求另行评定等第，皇上不允许。起初，苏轼担任国子监考试官，当时是熙宁二年八月。王安石既然掌握政权，常常劝谏皇上独断专行，皇上专门信任他。苏轼在策问中写道：“晋武帝平定东吴，因为独断专行而成功；苻坚讨伐东晋，因为独断专行而灭亡。齐桓公专任管仲而称霸，燕王哙专任子之而灭亡。事情相同而功效不同，为什么呢？”王安石看到后很不高兴。皇上多次想任用苏轼，王安石必定阻挠诋毁他。苏轼又曾经上疏说：“陛下从去年以来，所推行的新政，都与治理天下的正道不同。”又撰写拟《进士对御试策》，皇上把苏轼所答的策问给王安石看，王安石说：“苏轼才能虽然高，但所学不正，现在又因为不能施展抱负的缘故，他的言论竟然放纵到这种地步，请罢黜他。”曾公亮说：“苏轼只是持有不同意见罢了，没有可治罪的过错。”后来，王安石又对皇上说：“陛下为什么不罢黜苏轼，难道是因为他的才能可惜吗？譬如驯服劣马，必须减少草料、增加鞭打，使它顺服，才能使用。像苏轼这样的人，不使他困顿而自我悔改，并挫败他不能施展抱负的心，怎肯为陛下所用？况且像苏轼这类人，他们的才能被世所用很少，成为世患却很大，陛下不可不审察啊。”（《纪事本末》卷六十二。注：《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说：皇上策试叶祖洽等二百八十九人，提拔叶祖洽为第一名，廷试策问从此开始。《编年备要》说：赐予叶祖洽以下及诸科八百多人及第、出身，等级不同。旧制，进士一天内兼试诗、赋、论，称为三题；特奏名进士只试论一道。至此废除三题，开始使用策问。第二天，策试特奏名进士也试策问。自从王安石掌握政权，常常劝谏皇上独断专行，皇上一味信任他。于是考官苏轼策问说：“晋武帝平定东吴，因为独断专行成功；苻坚讨伐东晋，因为独断而灭亡。齐桓公专任管仲而霸业，燕王哙专任子之而灭亡。事同功异，为什么呢？”王安石看到后不高兴。叶祖洽的策论说：“祖宗多有因循苟简的政策，陛下即位，加以革新。”初考分为三等，覆考分为五等。皇上命令宰相陈升之当面宣读，将叶祖洽定为第一名。苏轼于是说：“陛下策试士子，将寻求质朴正直的人，而阿谀顺从旨意的人却占据上等，我私下为此悲伤。”因此心中愤懑难平，拟作《进士对御试策》进献。皇上把苏轼所答给王安石看，说：“苏轼才能也高，但所学不正，陛下为什么不罢黜苏轼，难道因为他的才能可惜吗？譬如驯服劣马，须减草料加鞭打，使其顺服，才可用。陛下不可不审察啊。”薛应旂《通鉴》说：起初，同知贡举吕公弼在贡院中秘密上奏说：“天子临轩策试士子而使用诗、赋，不是举贤求治的方法，请求出自圣心，咨询访求治国之道。”至此皇上驾临集英殿策试进士，于是专用策问，赐予叶祖洽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叶祖洽，邵武人，所答策问专门迎合当权者。考官宋敏求、苏轼想罢黜他，吕惠卿提拔他为第一名。毕沅《通鉴》说：考官吕惠卿将阿附时势者列为高等，揭发直言之者列于下等；刘攽覆考，全部反过来。李大临、苏轼编排上官均第一，叶祖洽第二名，陆佃第五名。皇上命令陈升之当面宣读上官均等人的策论，提拔叶祖洽为第一名。）

十五、丙辰日，右正言、直集贤院、同修起居孙觉降职为广德军知军。（注：《宋史本传》、陈桱、薛旂、毕沅《通鉴》都记载：皇上刚即位时，孙觉担任右正言，因进言触犯皇上的意旨，被罢免。王安石早就与孙觉交好，打算援引他作为助手，从通州召回他，多次改任审刑院。当时吕惠卿掌权，皇上问孙觉，孙觉回答说：“吕惠卿明辨而有才能，认为对他有利。”所以皇上说：“朕也怀疑他。”青苗法推行，议论的人说“《周官》泉府，百姓借贷者最多支付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国家财政用度取自于此。”孙觉逐条上奏其荒谬，王安石看了后大怒，开始有驱逐孙觉的意思。又注：孙觉罢免在熙宁元年八月。《太平治迹统类》记载通判越州，未记载知通州时的月份。孙觉被召回，也不得其具体日期。）起初，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等都认为开封府界散发常平钱确实有强制摊派的情况，皇上派遣孙觉外出查核此事。孙觉喜欢奉行，于是下诏让孙觉会同开封府界提点、提举官体察有无强制摊派并上报。不久张戩说不应派遣孙觉。孙觉也上疏辞行。（注：《宋史》本传、徐氏《通鉴续编》：孙觉上奏并且说：“如陈留一县，前后榜文命令请钱，最终无人前来，所以没散发一文钱，由此可见百姓实在不愿与官府交往。所有体察之事，希望赐准停止。”）皇上批示：“孙觉上殿时声称不敢不虔诚奉行诏命，当天就整理行装，现在却如此反复，交付中书省询问。”不久王安石仍然单独对皇上说

译只是可以责成他降职，不必再弹劾审问。起初打算让他罢免修撰起居注的职务，让他回馆舍供职，王安石说不如给他一个州或军的职位。皇上说：“让吕惠卿留在这里，必定会再次鼓动世俗风气。”于是有了任命他知广德军的诏命，同时体量使的官职也一并罢免遣回。

译16、诏令审刑院、大理寺、刑部的详议、详断、详覆官，初次任职以三年为一任，再次任职以三十个月为一任，并且每任都按本官资序计算，其俸禄赏赐的总数，根据各官断案有无失误、错误、拖延以及校正刑名等情况，分为三个等级发放。京朝官、选人任职二年以上没有贪赃罪，即使有其他罪行但情节不严重的，允许两制官员、刑法寺主判官、各路监司同罪举荐考试刑名；如果没有人举荐考试，只要历任有两位举主，或者监司以上只有一位，都允许请求考试。考试时允许携带平时学习的文字参加。每天考一场，每场考一道案例，每道案例涉及的刑名大约十件以上、十五件以下，都是从旧断案中挑选罪犯，汇总成案，考到第五场为止。另外还要问《刑统》大义五道，所断案例，要详细陈述适用的条贯，如果刑名拟判有疑虑，就在所断案例中说明；应试人所断案例中的刑名有失误，让试官逐场详细记录，指明错误；也允许应试人再次向试官投状申诉，改正其断罪，总分达到八分以上，且重罪刑名没有失误，才算合格。其考试防范措施，都依照考试诸科的法规。起初，讨论谋杀刑名时，皇上奇怪于很多人不懂。王安石说：“刑名之事确实稀少，人们学习经书，不应当与官府日日讨论刑名，只是现在官府既然未能得到合适的人来断案定罪，就不能不彻底讲理。”皇上说：“必须选择几个人，懂刑名的人就可以了。”另一天，曾公亮请假，皇上告诉陈升之说：“法官的事看不见，将上学校的事也不见商量，中书诸事都没有头绪。曾公亮又已生病，相公正壮年，暂且勉力为朝廷建功立业，古人爱惜光阴与草木相同，不尽忠诚可惜。”于是定议，下诏考试刑法官大概始于此时。（《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按：《编年备要》说：九月，命令判大理崔台符等考试刑法。法官大概始于此时。陈桱《通鉴》说：设立考试刑法及详刑官，考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是用来对待那些不能从事进士业的诸科进士的。毕沅《通鉴》说：皇帝因为王安石议论谋杀刑名，怀疑学者不能通晓意思，于是设立刑法科，允许有官职无赃罪的人考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选取通晓的人，补任刑法官。又按：陈说似乎意义与此不同，毕说较为符合。）

17、李南公兼任京西提举常平事。（《长编》卷一百一十四：熙宁三年八月辛巳，嘉、蜀两州不向提举常平仓司报送文书。原注：三月二十五日，李南公兼任常平。按：现在原文已佚，就原注辑录此条。《宋史》本传：熙宁年间，提举京西常平。《长编》原注释无“京西”二字，根据《宋史》补入。）

18、己未，皇上告诉王安石说：“听说有‘三不足’的说法吗？”王安石说：“没听说。”皇上说：“陈荐说：‘外人说现在朝廷认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天学士院进呈考试馆职的策问，专门指责这三件事，这是什么道理？朝廷也何曾有过这种说法，已经另外作了策问了。”王安石说：“陛下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没有流连享乐，没有荒废亡国的行为，每件事都唯恐伤害百姓，这也是惧怕天变。陛下询问采纳人言，事情无论大小，都听从言论，难道是不恤人言吗？人言固然有不足恤的，如果符合义理，那么人言何足恤！所以《左传》说礼义不违背，何恤于人言！郑庄公因为人言多，也足以畏惧了。所以小不忍导致大乱，是《诗经》所讽刺的。那么认为人言不足恤也没有过错。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本来应当如此。况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多次修订敕令，如果法令一定，子孙应当世世遵守，那么祖宗为什么屡次自己变更？现在议论的人认为祖宗之法都可以遵守，然而祖宗用人都不按次序。现在陛下如果这样做，那么那些持异论的人必定更加纷纷议论。”（《纪事本末》卷五十九。）

国子监直讲王汝翼辞去条例司详检文字之职。（《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按：详检文字在二年九月辛未。）

19、这个月，皇上对王安石、韩绛说：“淤田不协力的人，你们知道原因吗？”王安石说：“不知道。”皇上说：“都水监阻挠破坏的，是因为侵犯了他们的职事。”王安石说：“如果都水监无意阻挠事情，那么本来就不应当侵犯他们的职事。一定要委任属官，应当让杨汲担任都水监，然而杨汲没有经过试用，陛下能让台谏没有议论吗？”皇上说：“使用新法，权理资序有什么不可以？杨汲难道不比王荀龙好吗？”王安石说：“如果用杨汲让他做属官，也不能独自成功，大概每件事都禀报沈立、张巩，杨汲怎么能辨别汇集另立一司，那么害怕他们阻挠破坏。”（《长编》卷一百一十四：熙宁三年，杨汲兼任都水。原注：三年三月，皇上对王安石说等等，根据此辑入。）

20、诏令提点铸钱、制置解盐等的臣僚各自具奏财用利害上闻。（《纪事本末》卷七十六。）

21、

译下诏将龙猛军的八支指挥合并为六支。旧制以三百五十八人为定额，自从康定、庆历年间以来，各军中间有合并或裁撤的情况。到了熙宁初年，大规模整顿军队定额，有的就地合并，例如龙卫军的三十九支指挥合并为二十支；有的将全部兵力划归其他部队，如宣威军并入威猛军和广捷军，宣威军因此被裁撤，契丹直拨入神骑军，契丹直因此被裁撤；有的合并营队而增加定额，如宣武军二十支指挥、四百人的定额，合并为十二支指挥、五百人的定额；有的就地更改名称，如骁猛军的四支指挥，将第四支指挥改充骁雄军，保留三支指挥。从此部队编制整齐严肃，没有名义存在而实际缺额的情况。

（《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按：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三记载：在此之前，军营都有定额。皇祐年间，马军满四百人、步军满五百人为一营。太平日子久了，兵制逐渐松弛，定额存在而士兵缺额，马军一营有时只有几十骑兵，步军一营有时不满三百人。既然不能形成完整的编制，而将校却很多，赏赐和粮饷是士兵的十倍，按定额依次升迁不敢稍微减少。皇帝对此感到忧虑，于是下诏合并裁撤各营。曾对辅政大臣说：“天下的财用，朝廷稍加注意，那么节省下来的数目不可胜计。近来裁并军营，计算减少军校十将以下三千多人，除去两节赏赐及随从的粮饷外，一年所节省的经费为钱四十五万缗，米四十万石，绢二十万匹，布三万端，马草二百万束，其他事务也是如此，国家的财用岂不充足吗！”起初，皇帝商议合并营队，大臣们都认为士兵骄横已久，突然合并必定招致祸乱。皇帝不听，王安石赞同皇帝坚决实行。熙宁至元丰年间，裁撤合并的非常多。王巩《甲申杂记》说：祖宗旧制，后殿则由军头引见司、皇城司、殿前司负责应差，殿前司统制诸班，皇城司统制亲事官、引见司统制马直、步直内的指挥，每人料钱五百文。熙宁年间，将马直并入云骑军，步直并入虎翼军，引见司的士兵于是被裁撤。）

译《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御史程颢因谏言未被采纳，请求罢免，朝廷任命他为京西提刑，他推辞不接受。在此之前，程颢曾与孙莘老在皇帝面前进言，指出青苗法不便；又曾对王安石说：“管仲尚且能说出政令应当如流水般顺畅，以顺应民心。如今参政您却苦苦要做违背民心的事，为什么呢？”王安石说：“您这样说，就显得贤良而诚意了。”当时张天祺在中书省极力反对王安石，王安石发怒，于是就在皇帝面前极力争辩，皇帝一一听从了王安石的意见。从此党派之分就形成了。孙莘老接受约束却不愿执行，于是获罪被贬。程颢于是待罪，随后被任命为京西提刑。程颢又请求面见皇帝，皇帝说：“有什么奏章？”程颢说：“如今近在咫尺面对天颜，尚且不能稍微挽回圣意，奏章还有什么用？”想要离去，而皇帝再三询问，程颢说：“陛下不应当轻易用兵，朝廷群臣中没有能担当大事的人。”

按：《十朝纲要》记载：三月，谏官孙觉、御史程颢都因议论新法不便获罪，孙觉出任广德军知军，程颢提举京西刑狱。《宋史·本纪》记载为五月乙卯。考证《长编》，五月的史事都有记载，没有这段文字，明确不是五月，《宋史·本纪》恐怕有误。《编年》、《通鉴》漏写了“三月”，现在依据《纲要》附录在这里。

又按：《明道文集·辞提刑疏》说：“臣承蒙圣恩，差遣暂代京西路提刑。已沥尽诚恳，不敢接受，愿听从贬谪，每日希望得到允许。不避烦琐渎扰，冒昧再次陈情。臣出身于闲散冗员，过蒙陛下提拔，置于言官职位。自供职以来，每次有议论陈述，只知道以忧国爱君为心，不敢以宣扬自己、夸耀众人作为行事准则。陛下体谅我的愚直，常常加以优容，所以我应当指陈安危，辨析邪正。知道君主不应当自以为是，所以不曾说谄媚阿谀的话；知道臣子道义上不应有私交，所以不敢做结党营私的打算。明处是陛下，暗处是鬼神，臣的微小诚意，实在仰赖您的监察。然而臣学识浅陋，智识疏阔，徒有拥戴圣上的心意，曾无挽回天意的力量。近来因极力陈述时政的过失，非议大臣的不同意见，不能弥补圣明的不足，这是臣荒废了职守。既然已经上奏章自我弹劾，隐居等待命令。哪料刑法未正，而恩典过度颁赐。如果臣稍微懂得廉耻，必定不敢蒙受耻辱而就职。如果见利忘义，厚着脸皮接受，陛下有这样的臣子，又有什么用呢？况且台谏的职责，是朝廷纪纲所依靠的，如果不以言论的是非为标准，都能进职离去，臣担心纪纲从此松弛废弛。臣虽然无状，敢以死请求。希望陛下开启如白日般的照耀，厉行如严霜般的刑罚，将臣贬谪到荒远边陲，实在甘心接受。”

《文集》中注说：奏疏呈上后，皇帝对王安石说：“人情如此纷纷扰扰，怎么办？”王安石说：“陈襄、程颢专门依附吕公著，都没有帮助陛下治理国家的实效。现在邪说纷纷之时，却任用陈襄为知制诰，程颢为提点刑狱，人们称他们平正。这类小人，如果依附吕公著，得遂其志，那么天下的利益都归于他们；既然不得志，又不失去陛下奖赏任用的名义，为什么肯退听而不为善呢？”于是任命程颢为佥书镇宁军节度使判官。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八

哲宗

元祐八年（癸酉，一〇九三）

七月丙子朔，观文殿学士、大中大夫范范纯仁任通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纪事本末》卷九十九。按：《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召范纯仁为右仆射，侍御史来绍之论范纯仁师从程颐，昏庸不才，对国家没有补益，不可再任宰相。杨畏也攻击范纯仁，都没有回复。范纯仁推辞，不被允许。入朝谢恩，太皇太后宣谕说：“相公暂且与吕大防同心协力。”《编年备要说：当时范纯仁知颍昌府，派遣内侍带着诏书赐给他，命令他乘驿车赴京。后来，太皇太后又说：“你父亲范仲淹，可以说是忠臣，在章献太后垂帘听政时，只劝章献太后尽母亲之道；等到仁宗亲政，只劝仁宗尽儿子之道，可以说是忠臣。相公的名望，众人所归附，必定能继承前人。”范纯仁叩头谢恩说：“臣不肖，何足以当得起劝奖委任的意思，然而不敢不努力。”《范忠宣行状》说：皇上派遣中使带着诏书抚慰问候，仍然赐予银盒、茶药。召范纯仁赴京，拜为通议大夫，再次担任右相。范纯仁推辞六七次，不被允许。又派遣中使催促范纯仁就位，于是入朝谢恩，帘中突然说：“你这次来暂且与吕大防等同心协力，人们说你必定先引用王觌、彭汝砺。”范纯仁回答说：“臣正想推荐这两人，希望陛下早赐进用。”陈桱《通鉴说：范纯仁将要被召时，殿中侍御史杨畏依附苏辙，想让他当宰相，于是与来绍之上疏，说范纯仁不可再任宰相，请求进用章惇、安焘、吕惠卿没有回复。等到范纯仁视事，吕大防想任用杨畏为谏议大夫，范纯仁说：“谏官应当任用正直的人，杨畏不可用。”吕大防于是作罢。按：吕大防后来在十一月最终任用杨畏为礼部侍郎。《范太史集记载：元祐八年，范纯仁以通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再次拜为右相。诰曰：“朕继承大位，像从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