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五

译正夫、郑居中、王黼等人，轮流担任台司之职来牵制他。蔡京每次听说将要被罢免，就进入宫中拜见皇上，磕头祈求哀怜，完全不顾大臣应有的廉洁气节。燕山之役兴起时，蔡攸实际参与行动，蔡京送给他一首诗，表面上说不可行的话，希望事情办不成，从而为自己解脱。晚年，蔡京在家设立府署，那些贪图利益、谋求进身的人在他的门前徘徊，输送财物，奴仆中因获得美官而接踵而至，纲纪法度，全都成了虚文，有识之士私下对此感到忧虑。而蔡京害怕失去权势的心理，无所不至，盘根错节，牢固得无法摆脱。最终招致祸乱，误了国家，成为宗庙社稷的大祸，虽然因获罪而死，但天下人仍对他没有受到正法感到遗憾。按：这一年五月，蔡攸被安置在浔州，至此改安置在雷州。而五月安置在浔州一事，本书没有记载，是《纪事本末》偶然遗漏了。他的奏章文书都见于《靖康要录》，附载在这里。《要录》记载：五月七日，监察御史胡舜陟上言：“臣听说朝廷访闻蔡攸现在郑州，不立即上路，命令本路提刑司催促他起程随侍。臣私下认为，早晨接受命令晚上就启程，这是人臣的道义；冬天使父母温暖，夏天使父母清凉，晚上安顿早晨请安，这是人子的孝道。蔡攸罪责极重，公议不容。陛下暂且对他从轻处置，恩德深厚，他本应奉命反省过错，无暇安居。却骄横傲慢，肆意妄为，拖延在近郡，甚至烦劳特别旨意，派遣官员督促逼迫后才出发，这就是怠慢皇上、违背命令，丧失了人臣的道义。蔡攸平时不孝，视父亲如仇敌，恶言詈骂，无所不至，现在看到他父亲因罪被流放，往往感到高兴。所以起初请求随侍，只是想要逃避罪责，最终不肯前往，乃是不孝的真实表现。像这样就是断绝三纲，废弃五常，连禽兽都不如。不久前金贼侵犯京城，日夜盼望四方勤王的军队，以解救危急。太上皇南巡，也没有一天忘记陛下，一定希望军队来护卫京城。蔡攸担任恭谢行宫使司，竟然下发札子，妄称圣旨，抗拒越过江东将兵逐州土兵弓手，并且没有得到团结起发，听候指挥使唤，又命令镇江府、扬泗州有已发遣经过的人都在留。推究蔡攸的计谋，一定是庆幸京师失守，留下东南的军队来自卫，用心如此，不忠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蔡攸作为臣子不忠，作为儿子不孝，得罪于名教，在天地之间无处容身，难道典刑可以宽贷吗？恳请迁徙蔡攸到岭表偏远恶劣的地方，作为乱臣贼子的警戒。请陛下裁决。”臣僚上言：“臣听说善于除恶的人，像去除草一样断绝根株；不善于除恶的人，像养虎一样留下祸患，其祸福并非不明显易见。自古以来人生几失而不可救的，是因为犹豫牵制，坐视不忍决断。臣仔细考察，蔡攸大罪有七条，那些小罪数不胜数，不再说了。以枢密之臣从事俳优鄙贱之事，淫言秽语，巧发应机，怪服异装，刻意献媚，出入禁闼，沉溺宴游，处于男女合避之嫌，触犯君臣至严之分，内宫外朝界限不清，堂阶陵夷，这是蔡攸的第一条罪状；盗取权柄，卖弄恩惠，援引死党，父子兄弟，自相攻伐，排斥异己，拉帮结派，门户分为楚越，等到蔡京被贬到衡州，有旨令蔡攸随侍，本应闻命就道，却隐匿踪迹在荥阳，积日不发，既不顺从他的君主，又不孝顺他的父亲，这是蔡攸的第二条罪状；勾结宦官，握臂交膝，既然亲近私恩，互相输诚，一推一挽，呼吸相助，这是蔡攸的第三条罪状；幽、燕之役，开衅起戎，把力争说成恢复，把侵扰说成抚定，把营、平、檀、栾要害控扼之地，送给金人，蜂虿在怀，虎兕在檻，还公然肆意欺骗，以为百世伟绩，酬功之际，超取上资，国公帝师，一概授予，傲慢自大，居之不疑，这是蔡攸的第四条罪状；金虏既已违背盟约，诡谋日益显露，药师负恩，逆迹又著，帅臣将校的章疏接连到来。从去年秋末，中朝士大夫已窥见私语，知道祸必至，而蔡攸作为帷幄谋臣，边机在手，即使不聪明，看到形势也能醒悟，却隐瞒不报，惴惴然惟恐前日冒功受赏的奸迹暴露，致使金虏长驱直入，药师助叛，畿邑为之骚动，两路遭受荼毒。圣主宵衣旰食，生民疮痍，是谁造成的，这是蔡攸的第五条罪状；蔡攸知道祸必至，不报朝廷，不谋君上，却自己急于为妻儿打算，他家所蓄器皿金银首饰之类，先自销熔，为轻装计，等到金虏将至，卷室而东去，襁褓之子和所爱的人，都携带前往，还安然肆语说，得旨扈上皇驾，纵使当时恳求得到命令，也应留家属在京城，与国均忧。臣最近在润州有人来说，六夫人某日出某寺观烧香，六夫人和诏使修撰某日过江回去，大概是蔡攸的妻子和儿子。回去的日子，实是二月二十四日，在太上皇渡江回銮之后。其避危图安之念，反复熟虑，直至如此。为君为宗社为万姓谋，如此轻忽；为妻为子为婢妾计，如此审慎，人臣不忠，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这是蔡攸的第六条罪状；太上皇既传位陛下，则陛下是神明之主了。凡戴天履地而为人者，谁不稽首说

译我们的君主啊，何况身为辅佐大臣呢？何况前日职务在枢密院呢？枢密院实际上掌握兵权，说战说守，这实际由它掌管，可以片刻离开吗？现在外州兵马都监，小邑巡尉，敌人到来就逃跑，相比其他官员，罪过本来加重一等，如果朝廷谋划兵机所寄托的人，先众人而逃跑，应当如何呢？蔡攸的罪过第七条。蔡攸罪过有七条，天下共同知道。那前四条罪过，纵然交付宽大的法典，在祖宗时，也应当投荒。那后三条罪过，则隐藏敌寇秘密祸患，残害我的百姓，庇护自身谋取家族利益，忘记我的宗庙社稷，蔑视君臣之义，抛弃大兵的权柄。自古人臣有此三恶，哪里可以再容于天地之间呢？如果不早执行诛杀，那对祖宗怎么办？那对天下后世怎么办？从前唐五王不诛杀武三思，导致唐室再次动乱。曾不知道几案上的肉，角翼又生长，潜飞深宫，大肆吞噬，可以不害怕吗？蔡攸奸诈狡猾诡秘，公卿大臣有落入计谋中而不醒悟的。我估计他不一二年，必定有为他游说的，开始允许到门，随即就进入内室。如果立足之地，奸计就实行，勾引支党，同恶相济，萧墙的祸患，起于意外。这时虽然自己悲伤后悔，咬肚脐又来得及吗。希望陛下大明典刑，以绝后患，如果散官安置湖外，确实不足以平息天下的纷纷议论。”奉圣旨，移浔州安置。六月五日，臣僚上言：“自从崇宁初年蔡京辅政，首先扰乱旧章，排斥异己，汲引同类，对待以不次，早上脱去冗散，晚上宿在严近。常情怨恨克制自重，于是枉道求合，靡然成风。凡是所厚待的，大概不独显荣其身，又及其子孙，又及其亲戚旧友，暗中互相倚重，盘根错节，牢不可破。两纪之间，门生旧吏，充满天下。然而有才能的少，没有才能的多；省事者少，生事者多。贪婪残暴苛扰，远近告病，这还不是蔡京的本意。考察他建立三卫，设置四辅，疏浚兴化的水，修筑临平的塔，又命令许敷仁奏请太上皇五日一次视朝，当这时，谁不为朝廷寒心？幸好他的族子有所陈告，台臣因此论列其事，太上皇虽然务纳污，还是命令整理他的坟山。蔡京的僭越之心，最终不肯停止，又加王安石王爵，想自己作为阶梯，众论喧腾，心不自安。又封韩琦以堵塞人言，于是蔡确、何执中、郑居中、童贯，都因此为例封王了。本朝封王的，不过国初功臣及后父罢了。毁坏国朝的法度，助长奸雄的心，蔡京凶悖的情态，遇事就发作，不可一一数说。依靠上皇圣明，不被邪说所惑。蔡京知道狂谋最终不得逞，于是结附戚里内侍，交通宫禁，肆意所欲为，以耗国财，敝民力，必定想要坐视颠覆，以快不遂之意。邓洵、范致虚等，托为绍述之言，以助蔡京劫持上下；而何执中、余深、林逸、薛昂，都是他的死党，济其奸谋，成其羽翼，使他不可制。太上皇每下诏书，施行善政都被这辈人壅遏。因此见人心日益愁怨，国势日益陵迟，权臣日益盛强，朝廷日益孤弱。赵挺、刘逵、张康国、郑居中、刘政夫虽然号称与蔡京不同，然而引用群小，梗闭正路，也由一道。蔡京、蔡攸，是他的子弟，相与为异，有若仇敌，考察其踪迹，实皆同恶相济。至于王黼为相，奢汰愈甚，开疆黩武，祸及生灵，迹其所来，也本由蔡京。势位相轧，于是相攻陷，于是导致犬羊窥伺，变生一旦。太上皇流离，宗庙社稷危险，虽然其所致非一，总之造端立本，舍蔡京而谁？现在蔡京降黜，虽然屡有指挥，然而罚不当罪，舆论犹郁。纵然朝廷未欲诛于两观之下，还是应当投之海外，以示薄责，他的宗族婚姻因蔡京而致显官的，希望全部改正。那何执中、余深、邓洵等，第其罪恶与王安石等王爵，也实行寝罢施行。”奉圣旨，蔡京、蔡攸永不放还；如果臣僚敢有引荐，应当正刑章，仍然报行言章。七月十日，左正言程瑜奏：“伏见臣僚近有章疏，屡论列蔡京罪过，刚窜岭南，而韶州乃佳地，使蔡京自择，不过如此，近日虽然有不放还指挥，然而蔡京旦暮之人耳，不早逐之海外，确实无以答天心而塞人望。考察蔡京阴贼著于心，造饰奸宄，胁制臣邻，迷惑国家妄上，不可悉数。至于诬谤上皇，罪应诛戮的，臣请为陛下言之。神宗弥留之际，高太后赞决大命，大臣共闻，初无议论。蔡京却自称常带刽子入内，想斩杀王珪，以禁制高太后不暇他议，哲宗已立，自己实有功。使高太后饮恨于重泉，而仁宗与子之意，不暴露于天下。然而谋一身的利益，而诽谤前朝诬母后如此，谁说人臣而敢为之？上皇性本慈爱，忘记慕功名。蔡京获柄用，假绍述以济奸谋，驱逐台谏以塞言路。外则结交党与，内则暗连宦官，相与倡为丰

译“亨豫大”这种说法，开启了奢侈华丽、夸耀铺张的弊端。大改旧有章法，妄造新事，无不损害国家、祸害百姓，不仅欺骗君主、蒙蔽皇上，还破坏了转运法，仅够京城内廷开支，而淮河、泗水一带的储备，以及宝钞、茶、盐的制度，全部供给御前使用，导致转运经费枯竭。天象在上变动而不担忧，舆论在下喧哗而不顾惜，以至于将军政大权委托给童贯，让他在外专横恣肆，赏罚不公，将士饥寒无人顾恤，将士们怨恨叹息，最终导致招致外患，几乎使宗庙社稷覆亡。他窃据高位，擅自操纵威福二十多年，海内人士都侧目而视。他的归宿在于困竭民力，蛀蚀邦国财用，败坏军政，使太上皇背负天下的诽谤，实际上怀有问鼎篡位之心，只是顾忌天下怨恨嫉恨他的人太多，不敢发作罢了。罪恶昭彰，死有余辜，这是天所不容、地所不载的，臣僚们议论弹劾，不可胜数。然而两三个臣子怀着对蔡京的庇护私恩，争相为他开脱，这确实是不忍心辜负蔡京的私恩啊，难道不奇怪吗？斧钺不用而刀锯日渐钝坏，君子所说的国家政治衰败，是指刑罚日益施加于微贱之人，而不施行于大臣身上。陛下修养祖宗的盛德，臣不敢用杀大臣来开启陛下的心意，只希望将他流放到海外，以显示法律必定施行于大臣。解除宣仁皇后的怨恨，是为人孙应尽的本分；分担太上皇的诽谤，是为人子应尽的本分。陛下此举，为人子孙的心意便无遗憾，有什么顾虑而不做呢？如果要对奸邪之人施行法律，却受制于宰相的牵制，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请陛下裁决。”

译2、丙子日，童贯被改贬至吉阳军安置。（《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八。按：李焘《十朝纲要》、《宋史·本纪》以及薛应旂《续通鉴》均将此事系于乙亥日。《三朝北盟会编》将此事系于丁丑日，只有徐乾学《通鉴后编》、毕沅续编的《通鉴》与此处记载相同。）

3、甲申日，蔡京到达潭州，去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八。案：李焘《十朝纲要》记载：七月乙酉日，下诏蔡京子孙二十三人已被分派流放到湖南、江西的偏远地区，从此以后即使遇到大赦也不再酌情调动。当天，蔡京死在潭州。这比甲申日晚一天。《三朝北盟会编》以及《宋史·本纪》、薛应旂续编的《通鉴》也记载在乙酉日，都与《纲要》相同。只有王宗沐续编的《通鉴》说诏书下达十天后蔡京才死。那就是乙酉日下诏，而甲午日才死，不知依据的是什么？徐乾学《通鉴后编》、毕沅继编的《通鉴》都记载在甲申日，与此处同日。《中兴姓氏奸邪录》说：蔡京到达潭州，在东明寺因病去世，享年八十岁。）

4、辛卯日，下诏童贯随其所到的州军执行死刑完毕后，将首级装入木匣送往京城。（《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八。注：李焘《十朝纲要》：派遣监察御史张澂诛杀他。也在当月辛卯日。而《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八月二十三日丙辰日，到达南雄州，追上童贯，遵照圣旨处置，在使院斩首。砍了三刀没断，于是靠着门框切断，取其首级，用水银等浸泡保存，斋戒管理送往京城。九月二十一日甲申日，将童贯首级示众，张贴告示于开封府。其日期均与此不同。大概七月辛卯日是下诏之日，八月丙辰日是行刑之日，九月甲申日是张贴告示于开封府之日。《东都事略》、《宋史·本继》、薛应旂、徐乾学、毕继编的《通鉴》都系于七月辛卯日，而《宋史》及徐、毕两部《通鉴》又记载九月壬午日在闹市枭首童贯。壬午、甲申，只差两天。陈桱《通鉴续编》、王继编的《通鉴》都系于七月，也都是依据下诏之日。《靖康要录》：七月二十七日奉行圣旨，九月十九日张澂回朝奏报，附载其文于此。《要录》：七月二十七日，臣僚上书说：“我私下观察，自从陛下临朝以来，台谏官员以至学士大夫奏疏上书，都请求诛杀童贯以谢天下。陛下圣明宽宏，久久未予批准。我私下认为，祖宗留下的法度，在治安无事之时，杀大臣是应当禁止的，至于后世有臣子扰乱天下、危及宗庙社稷而不杀的，这不是祖宗的本意。况且童贯是阉割后的残废之人，在祖宗时，只配做扫除的役使，哪里真是所谓的大臣呢？童贯掌握兵权近三十年，大奸大恶，不可一一列举。我单独论述他可杀而不可赦的理由。破坏太祖皇帝的兵制，败坏真宗、仁宗皇帝的信誓，勾结万里之外的小夷，残害百余年兴起的国运。女真首领想归附，却拒绝其表章而不接受；女真首领暗中逃跑，却指出其踪迹让人去擒拿。契丹旧臣，痛恨入骨髓，借女真之手，让他们报复，旁边勾结西夏，共同成为仇敌。女真骑兵想入侵，童贯还催促前往太原，经营云中。女真攻破忻州、代州，就舍弃太原而归。他的船只装载亲近的士兵以及兵器、家属，佩戴陕西河北河东宣抚使印，乘船渡过汴河、江淮而去。童贯在这个时候哪里还有陛下，陛下为何最终赦免他？希望陛下思考夷狄侵夺的变故，实际上产生于童贯，导致太上皇前日的流亡，痛惜陛下父子之情，肃王今日的被拘禁，伤害陛下兄弟之爱。念及太祖、太宗百战得来的天下，一个童贯实际上危及它，这如果不杀，我担心太祖、太宗含怒于上天不止。我希望陛下发扬乾刚之德，发出睿智的决断，就在童贯被贬的地方，用囚车押到京师，陈列百官，召集六师，在宫阙之下诛杀。剁碎他的身体赐给战士，将他的首级送给女真。战士受到剁碎的肉，必定踊跃增加士气；女真打开木匣，必定惊恐畏惧威严。契丹的怨恨稍平，女真的军队自然退去。如果不这样，那么垂死的老奴，将死在窗下，受四夷侮辱，遗笑万世，无以安慰祖宗的神灵，那么女真的军队恐怕不会灭绝。”又上书说：“我按察童贯以奴隶的身份，承受不世有的恩遇，攀附恩宠，包藏祸心。近来臣僚论其罪恶，详细记载在章疏中，因为他在家养兵，在库房储备铠甲，有暗中图谋不轨的迹象，陛下宽恕，暂且流放到海裔。今天私下听说有关部门检查器用，又有交椅以青龙首金银缘背为装饰的，士人议论传骇，认为童贯的不轨踪迹暴露无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希望断自圣心，正其典刑，天下幸甚。”奉行圣旨，童贯罪状十条，首先推荐朱勔兴起花石纲，引赵良嗣灭契丹，修建延福宫等，我在东宫时屡次被摇动，策立之时也有异语，不等待策命擅自离开东南，差留守不授命，东京解围听闻而厌恶，家中有非法之物，私养死士。前述罪行不容诛杀，也可以告知中外。仍派遣监察御史张澂带领开封府公人前去追

译童贯，随从前往各州军执行死刑完毕后，将首级装入匣中送往京城。对于应当议定斋戒护送宣抚司军前一行人员中泄露机密者，依照军法处置。其子孙已下达指令送往吉阳军编管；目前跟随童贯的子孙，责令张澂移交所在州军，选派官员并多派兵役押送前往。九月十九日，监察御史张澂上奏，到达南雄州，已将童贯执行死刑完毕。其首级用黑漆木匣盛装，并用水银和生油浸泡养护，严密保护斋戒押送前来，不知应交给何处。奉圣旨，交付枢密院接收，查阅前后臣僚的奏章以及张澂的奏报，命令开封府用大字在市集喧闹处张贴榜文告示，并展示首级。

译《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秋季七月，废除元符年间上书邪说等禁令。考据：《宋史·本纪》、薛应旃、王宗沐、毕沅的《续通鉴》、徐乾学的《后编》均记载为乙丑朔。《十朝纲要》记载为当月乙亥，与诸书不合，恐怕有误。

又有彗星出现在东北方，长数丈，掠过帝座，扫过文昌，大臣们认为这是夷狄将要衰败的征兆，不是中原的忧患。提举醴泉观谭益勣当面奏称天象可畏，应当修养德行以顺应天意，不应被阿谀奉承的言论所迷惑。考据：《靖康要录》记载：当月十六日，御史中丞陈过庭上奏称，从前月二十七日壬戌夜、今月初四日戊辰日以来，彗星出现在天的东北方。可知此书将此事系于七月，应当是指戊辰夜而言。李焘《十朝纲要》记载：当年八月庚子，因星象变异，皇帝避殿减膳，诏令侍从官条陈民间疾苦。《靖康要录》在八月九日记载降下此诏，均不记载彗星出现的具体日期，只有《三朝北盟会编》在八月七日庚子记载彗星出于东北，而在八日辛丑因彗星出现而下达诏书。徐乾学《后编》、毕沅的《续通鉴》记载彗星出现与下诏都在八月庚子，《东都事略》记载在八月辛丑，《宋史·本纪》在八月庚子记载避殿减膳，而在辛丑诏求民间疾苦十七件事，全部予以废除。大概彗星从六月壬戌夜开始显现，到八月还没有消失。

又下诏停止讨论。左正言程瑀对此进行争辩，认为有三件令人痛愤的事，两件令人深惜的事。皇帝不听。考据：此节原本附载于四月诏令吏部考覆滥赏之后，记载七月但不记载具体日期。现在根据《靖康要录》，当年七月十二日程瑀有此奏章，以乙丑朔推算，十二日乃是丙子。然而程瑀奏章中有“七月七日之诏已下”的话，说明下诏应当在七日辛未，而程瑀在十二日奏上也。《十朝纲要》记载：当年七月辛未下诏，此前想要惩革滥赏十余件事，然而岁月已久，真伪混淆，难以究治，可以不再过问。这与程瑀所称七月七日正相符合。《靖康要录》记载：元年七月十二日，左正言程瑀上奏：“臣听说赏赐、剥夺、任用、罢免，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权柄。古人掌握这个权柄以役使众人，喜怒不存于心中，秉持公心，依据事理，只以恰当为贵。有赏赐有任用，不伤害于人；有罢免有剥夺，不伤害于道义，所以下属知道君主不是出于私心。得到的人不怀恩德，失去的人也不敢怨恨。就像春夏施予生机，秋冬肃杀万物，各依其时发挥其化育作用，造物主既然无心，万物又何曾怀恩或怨恨呢？如果只想有赏赐而无剥夺，有任用而无罢免，这就如同想要有春夏而无秋冬，这果真可行吗？那么前日所赏赐的，今日剥夺；前日所任用的，今日罢免，也只看合乎道理如何罢了！不审察其理是否应当剥夺罢免，却忧心忡忡害怕人们怨恨，这也是过于计较了。臣私下认为近年来，上有权臣，内有邠官，外有恩幸，窃取权柄，轻视官爵，论功行赏，补授泛滥，不可胜数。陛下即位，臣下交章论列，四月十五日和五月七日所得圣旨，既然允许褫夺裁抑，正合众心。士大夫们欢欣鼓舞，认为官署从此清明，名器从此贵重，俸禄从此节省，侥幸之徒从此退去，听任依年限进升的人从此免于淹滞，实在是天下的幸事。事务吏曹文移取索，未能上报。五月九日又降圣旨，深念侥幸苟得之人，不值得深责，可以让他们自新，以显示宽大。特别开放愿意致仕与依进纳正官的途径，那些官品已高，或元初被赏赐，不至于侥幸冒进的人，具名取旨。其实有军功战功以及吏职年老补授的人，不再褫夺；其中有才力之人，可以量才任使，先行施行。圣旨可谓深厚，也足以堵住众多之口了。众臣不惟天下公议如何，所以怀私植党，暗中曲解，阻挠成命，想要入粟纳金人，并理限选依官户之法，则欺骗陛下说是实为公私之利，恐怕陛下失信于人。想要让所有叨冒滥授之人，注授、磨勘、赴任，各自依从私意；有司未加稽考，则以有司现行一例阻节为言。既然有旨令裁抑，那么合该注授的未得注授，合该磨勘的未得磨勘，合该赴任的未得赴任，有什么可怀疑的？却阻节归道有司画旨，并且命令依条注授磨勘赴任。苟且之事，岂是初政所应有的，却公然著于命令，这是什么道理呢？还觉得不痛快。又装饰小说以迷惑宸听，于是七月七日之诏下达了。诏书流传臣听，寻绎诏旨，认为有三件令人痛愤的事，两件令人深惜之事，敢为陛下陈述。岁月既久，干涉虽众，三铨如果未废，简牍尚存，可以复查，何至于真伪混杂而不可究治呢？群臣以难以究治欺骗陛下，这是令人痛愤的第一件事；赦宥之行，只是除去罪恶罢了。如今以往昔滥授爵赏，想要加以厘正，未曾求其瑕疵而加刑罚，群臣却以经过赦免而请求罢止，首尾相悖欺骗陛下，这是令人痛愤的第二件事”

译那些凭借冒进而身居高位、滥受重赏的人，是百姓所痛恨、众人所厌恶的。如果褫夺其官职、抑制其权势的措施果决施行，他们将会欢欣鼓舞。如今却有人向陛下进言，将姑息纵容僭越滥赏之流说成是安定百姓、和睦众人的意思，这是黑白不分、是非颠倒。我揣测陈启进言的时候，必定是企图恐吓动摇陛下，认为百姓不安定、众人不和睦，形势应当置之不问，这是令人痛惜愤慨的第三点。

僭越滥赏之徒，侥幸得志，萌芽于崇宁年间，兴盛于政和年间，猖獗于宣和年间，都是依附权臣、宦官和恩幸之人罢了。那些卑贱趋附、如同奴隶般办事的人尚且不问，除此之外，他们通过贿赂结交、搜刮应承，都是剥削我们百姓膏血的人。却让这些人享受高爵，居于百姓之上治理百姓，那些奉法循理的官吏，不论是由堂除还是吏部差注，都被他们攘夺，怨声载道。现在幸好加以裁抑，百姓和官吏稍微有了欣慰的期望。不久却又反悔，这是令人深深惋惜的第一点。

太上皇去年冬天几乎更改了所有政事，唯独没有涉及这一项，难道认为不应当澄清淘汰吗？大概是将此事留给陛下，让陛下一举廓清，以震动天下耳目。陛下即位后，臣僚再三进言，陛下也幸运地再三听取，宰相和执政也再三奉行圣旨。如今宰相和执政不以退位后有后话为非，不以反悔为嫌，用心巧妙周密，持论坚牢，以此欺骗陛下，恐怕陛下偶尔没有察觉他们的实情，于是为此降下诏命，先前所规划的都全部推翻了。我所担忧的，不只是侥幸之流重新得志，还担心天下人私下议论最初改革的失误，这是令人深深惋惜的第二点。

从前管仲剥夺伯氏三百户的封地，伯氏吃粗食直到老死也没有怨言；诸葛亮废黜廖立、李平，等到诸葛亮去世，廖立流泪，李平致死。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剥夺和废黜他们做得恰当。如今群臣不考量是否恰当，仅仅以避怨为事，使得陛下不能专断废置予夺的大权，我私下里不明白。希望陛下体察我所言，决断无疑，收回诏命，让有关部门尊奉五月九日的圣旨施行。其中愿意致仕以及依照进纳正官法这两项，因为转官有数量多少的区别，职名有高下的不同，有原本就是选人而改官的，有原本就是白身而受命的，轻重不相当，恐怕难以限定为两类，希望再让三省详细商议。

况且我曾经观察唐代斜封官的滥授，主张罢免的是姚崇、宋璟。后来崔莅、薛昭素为此进言，而太平公主在宫内支持他们的说法，再次下诏量才叙用。而姚崇、宋璟也被斥逐，如果姚崇、宋璟还在位，叙用的诏令恐怕不会遂行。前些时候裁抑的指令，都是宰相和执政聚集商议画定的旨意。如今又更改，难道不同于狐狸埋了东西又挖出来吗？前后言辞不一，是非混杂，坐致政令不统一，损害国家体面，希望陛下留神裁察。请陛下决断。

译又，胜捷军叛乱，朝廷讨伐并平定了它。起初，胜捷军统制官张思正与金人在河北遭遇，战败溃逃至大名府，宣抚使李弥大斩杀张思正以警示众人，却无法安抚军心，众人都感到不安。又听说童贯已被处死，有一位名叫李福的大校，带头在青州、淄州一带掠夺，胁迫跟随的人多达四万。李弥大派遣副将韩世忠攻打他们，追到临淄河，在阵前斩杀李福，其余的人丢弃铠甲逃跑。韩世忠单人匹马进入他们的军中说道：“我们都是西人，平生只杀番贼，何曾做过贼呢？皇上让我招降你们，如果能投降，全部赦免你们的罪过。”众人都下拜请求命令，于是投降了。按：童贯在辛卯年被处死，而胜捷军在丙戌年已经被平定，那么胜捷军的叛乱一定是在童贯被处死之前。这里说听到童贯已被处死，恐怕有误。

又，杨时进言说：宣仁皇后保佑哲宗，却冤枉地遭受诬蔑诽谤，很长时间未能澄清，请求执行行政典章。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即《十朝纲要》）记载：七月丁亥日，下诏让侍从官共同商议修改宣仁皇后的谤史。《宋史·本纪》、薛应�《宋元资治通鉴》、毕沅《续资治通鉴》、徐乾学《宋史纪事本末后编》都相同。

1、八月（按：钱大昕《四史朔闰考》记载：这个月甲午日初一。）庚申日，派遣刑部尚书王云出使斡离不的军队，应道军承宣使曹曚作为副使，答应给予三镇的税赋数额。（《宋史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五。按：《靖康要录》记载这件事在八月二十六日，根据甲午日初一推算，二十六日应是己未日，比这里记载的庚申日早一天。李焘《十朝纲要》记载：这个月乙卯日，派遣礼部尚书王云出使金国，以閤门舍人马识远作为副使，到了庚申日，又派遣使者出使金国。就是这件事。《宋史·本纪》、徐乾学《宋史纪事本末后篇》都将王云出使金国系于乙卯日，王宗沐、薛应�、毕沅《续资治通鉴》都系于庚申日，与这里相同。《靖康前录》称，王云从金国回来，已经与金人议定，竟然被吴敏所阻挠。然而吴敏罢职是在这个月己未日，即在庚申日前一天，不应该在罢职后还能阻挠议和。大概之前已经出使答应给予三镇税赋，而吴敏阻挠了，到了这时吴敏罢职，王云才再次出使金国。《宣和录》记载这年七月十五日，写信给金人，答应给予三镇税赋。可知王云出使之前已经往返多次了。本书二月辛酉日记载王云、曹曚出使金人，商议用租赋代替割地的约定，还不止这一行。现在将《宣和录》的两封信及《靖康前录》附载于此。《宣和录》记载：七月十五日，写信给金人粘罕说：“大宋皇帝致书大金国元帅，近来因为专使，常常用书信，详细记载诚恳的心意，想必已经通晓明白。只是因为三镇的百姓，眷恋乡土，誓死坚守，虽然命令也不听从，于是导致军队驻扎，日子已经很久。重新考虑士兵和百姓，各自为了自己的君主，困于暴露在野外，深可怜悯伤痛！因此想要用三镇的税租，缴纳作为岁币，既不失通和的议定，也是长久之计，相信仁明之人，一定能体察。已经派遣使者到大金皇帝及皇子郎君那里，现在再命令单车，再次陈述始末，希望加以倾听！有一些礼物，详细写在另外的纸上。秋暑仍然炎热，更希望保护。”又写信给斡离不说：“大宋皇帝致书大金国皇子郎君，近来常常问候，详细表达诚恳的心意。最近因为使者返回，还详细敦厚友好的意思，只是因为三镇的百姓，眷恋乡土，虽然命令也不听从，导致军队驻扎，日子已经很久。重新考虑士兵和百姓各自为了自己的君主，困于暴露在野外，深可怜悯！因此愿意用三镇的租税，缴纳作为岁币，方才彰显大信，相信不会受闲言影响；将探究长远图谋，岂是产生于细微之事！成就两国的长远利益，在于仁人之谈，想必英俊之人，一定能体察。已经派遣使者到大金皇帝和大金国相元帅那里，现在再命令单车，再次陈述始末，希望加察！有一些礼物，详细如另纸。秋暑仍然烦热，更希望保护。”《靖康前录》说：先前，朝廷因为姚古、种师中、黄迪战败，于是派遣王云出使金国，到了这一天，王云到宫门向太上皇奏报，说金人也颇厌战，只要三镇税租，效仿关南十县的旧例，限定半个月，再次到达燕山，仍然要求坐定税租岁计的银绢数目，以及要求三道使命前往三处诏谕，如果听从所请，就立即解兵，仍然不得爽约。王云日夜奔驰，一共六天到达京城。详细奏报，太上皇大喜，询问群臣是否可行？王云与太宰吴敏向来不和，于是吴敏阻挠王云的请求。朝廷既然不听从王云的请求，于是派遣王云出任邓州知州。王云再三论列利害，说：“朝廷既然曾经答应三镇，誓言墨迹未干，怎么能改变盟约？现在斡离不听从我的话，中国不是金人居住的地方，譬如吞舟的大鱼，动荡而失去水，那么蚂蚁能害它；吞车的野兽，有甲壳而离开山，那么蚂蚁能咬它，大概是居住在不合适的地方。然而贵朝之所以想要三镇二十州，虽然得到土地，不过是租税而已，不如效仿关南地，让南朝每年上缴税租，这是万全之策。我多次请求，才肯听从，希望相公仔细商议。”吴敏说：“斡离不既然与圣上立盟，回兵之后，反而陷落隆德，掠夺我们的子女，焚毁房屋。这是金人先已违背盟约，不给予三镇，本来就应该了。”王云说：“我曾经对斡

译斡离不说：“粘罕原本是我的后军，后来因应军期，所经过的州县不服从，就攻打隆德府，经过泽州。粘罕当时不知道两国已经议和，后来既然得到了我的命令以及贵朝的公文，便立即向北前往太原，专门等候交割的使者。虽然偶尔有劫掠的事情，那是巡逻士兵所为，两国既然一定要议和，小事就不必计较了。至于税租的请求，自有账册记载，早上就会上报数目。”说完就返回朝廷。吴敏说：“你身为大宋的臣子，却坚决为夷狄效力吗？皇上曾经下诏晓谕天下。”用各种理由阻止斡离不。没有回复。这些都是吴敏被罢免以前、二月辛酉以后的事情。

译《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八月，朝廷召还李纲，任命种师道接替他的职务。李纲担任宣抚使，而副使刘韐、制置使解潜察访使张灏、勾当公事折彦质量等人都直接接受皇帝御前的处分，事情得以专断直达。李纲上奏说，由于节制权力不专一，恐怕会耽误国家大事，虽然皇帝下达命令加以约束，但这些人依然像以前一样专断直达。军队出征后稍有挫折，李纲认为分路进兵，敌人会用全力对付我军的孤军，不如集结大军，从一路进发。恰逢范世雄率领湖南军队到达，李纲便推荐他担任宣抚判官，正想会合军队亲自率领讨伐敌人，却被召还了。种师道接受任命，没有士兵跟随，等到驻扎在河阳时，金国使者王汭从燕京前来，种师道听说金国必定再次入侵，急忙上疏请求皇帝前往长安，大臣们认为这是怯懦的表现。不久，种师道被召还，命令刘韐接替他的职务。刘韐还没来得及出发，又命令范讷接替刘韐。

按：《靖康要录》记载：这一年九月十九日，下诏罢免李纲宣抚使职务，任命他为观文殿学士、扬州知州。根据甲子朔推算，十九日应该是壬午日。《北盟会编》也相同。而这本书记载在八月，《十朝纲要》记载在八月丙申，都与《要录》不符。《靖康传信录》说：皇上任命种师道以同知枢密院事的身份，保留原官职退休。走到封邱县时，收到尚书省的公文，有旨意，任命他为观文殿学士、扬州知州。从被召还到任命为扬州知州，相隔多日。大概《纲要》记录的是召还的日子，而《要录》记录的是任命为扬州知州的日子。《宋史·本纪》、王宗沐、应旂、徐乾学、毕沅等人的《通鉴》也都记载八月丙申召李纲还朝，而记载九月戊寅李纲出任扬州知州，只有《东都事略》仅在九月戊寅记载李纲被罢免。这是根据他出任扬州知州的日子来说的。

又按：李纲的《十朝纲要》，刘韐接替种师道是在这一年九月壬辰，而《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十月三日乙未，种师道因病被召还京师。比《纲要》晚了三天。《北盟会编》说：这时种师道已经在郑州病重，昏迷后苏醒，部下请求留下，种师道说：“想到在殿前说的话，怎么忍心不进京呢。”到达河阳后，病情加重，朝廷听说后，急忙召还，派遣医生不停治疗。据此可知，种师道还朝，确实是因为病重，没有其他原因。《宋史·本纪》、薛应旑、毕沅《续通鉴》、徐乾《后编》都记载十月丙午，召种师道还朝。比《纲要》晚了十四天。

另外，刘岑、李若水分别出使金军，请求暂缓进军。使者回来后，说到达斡离不军中，只索要归朝官员，所欠金银，见到粘罕则专门谈论三镇之事。

按：《靖康要录》记载：本月十九日圣旨，著作佐郎刘岑暂任太常少卿充任计议使，派遣出使大金国；邠门宣赞舍人马识远去担任副使。宗泽暂任宗正少卿出使斡离不军前，李若水暂任秘书少监出使粘罕军前担任副使，并命令选派人员，限七日起程。李若冰改名为李若水，刘岑当天先从试院出发，都请求暂缓进军的原因。二十一日，徽猷阁待制王云暂任礼部尚书充任大金国和议国信使，马识远担任副使，刘岑改派充任大金军前和议使，周望依旧担任正旦国信使。之前派遣的李处权命令不要出发，所有计议使副，都改为和议。十九日是壬子，二十一日是甲寅。《宋史·本纪》记载是乙卯，那就是二十二日。《十朝纲要》记载是甲寅，与《要录》相同。《北盟会编》：本月二十日癸丑，李若水出使金人于山西军前。又说：二十四日丁巳，李若水以吏部侍郎身份充任山西军前和议使，王履以相州知州身份充任山西军前和议副使。九月一日甲子出京城，十五日戊寅在榆次县见到粘罕。关于大金山西军前的叙述尤为详细，各书记载参差错落，都是十九日以后的事情。《东都事略》记载是甲辰，那就是十一日，恐怕是甲寅的笔误。斡离不、粘罕所谈内容不同，详见李若水的札子，附录于此。

《靖康要录》：十月十二日，李若水上札子说：“臣等奉命出使山西皇子军前，馆伴首先质问三镇以及所欠金银、归朝官员、岁币这四件事。等到见到皇子，只说‘这件事，是大事’，意思是三镇。随后到达国相军前，馆伴没有主意。等到见到国相，专门处理三镇之事，没有一句话提到岁币、归朝官员，至于金银不仅不说，而且深以为讳。有的说有的不说，有的相同有的不同，总之不过这四者。臣等仔细考虑，像归朝官员，白白耗费俸禄，终究不被任用，玩忽职守而留下他们，只会留下祸患。之前已经下诏派遣，不应当再吝惜。况且金人因为用绢书写的原因，坚决要这些人，以显示本朝不再收纳，并且断绝燕人向南的念头，不如给他们，以迎合他们的心情。臣担心将来人数少了，又另生事端，已经先说明了损伤的原因。他们既然相信而不怀疑，所以说根据现有情况让他们过来。臣等论述归朝官员如此，岁币春天不给，秋天也不给。朝廷必定认为既然已经用兵，岁币怎么能给？然而用兵的说法归罪于将帅，秉持礼节而议和，派遣使者不断，起初并没有明确与他们决裂，怎么

译难道没有不答应他们的道理吗？臣等担心朝廷议论中爱惜今年的岁币，只对他们说讲和之后，必定不会亏欠减少。他们并不深究臣等关于岁币的议论，至于城下所许诺的金银，臣等起初并不知道确切数目。既然听到馆伴所说，才知道如此之多，于是痛陈当初使者不估量朝廷有无，胡乱许诺罢了。现在国库已竭，从哪里得来？他们也知道没有，所以说如果确实没有，可以用其他物品折抵。臣等关于金银的议论就是这样。三镇是祖宗之地，而且陵寝在其中，关系重大，臣等本来已经恭敬遵从圣训，委婉提出折抵租税的说法。他们说既然割让三镇，那么租税自然属于大金，怎么还能拿来折抵。臣等又以保全生灵、延续盟好，获得永久的利益来打动他们，但他们的意志坚决，最终未能达成一致，仍然说已经让王汭将意旨带去了，不再像皇子那样还有犹豫不决的话语。去留的决定，只希望陛下裁断，臣等浅陋的见解，恐怕还没有穷尽。更希望陛下参酌王云、刘岑所说的话，揣度王汭的情意，让侍从官以上聚集商议，早点为此谋划，不要让敌人长驱直入，造成无法支撑的局面，那么天下就幸运了。”又上奏章说：“臣私下看到朝廷向来派遣使者，没有不把皇子看得重要，把国相看得轻的，各种礼节也是这样。臣等到达他们两处，详细看到情况，几乎与传闻不同。人们只看到皇子是大圣的儿子，亲属关系较近，昨天到城下，威势远播，夸耀显露他的功劳，大有跋扈的气势，所以特别重视他。然而国相是堂叔，又是左副元帅，职位在上，论功劳也相等，而皇子轻浮骄纵，颇有容易答应的迹象，国相严肃整饬，常常有很多坚决拒绝的话。所以皇子要求归还朝官而国相不这样，皇子想对三镇犹豫不决而国相坚决不许，皇子索要金银很急切而国相反而以此为忌讳。曾经拿这些不同之处，质问馆伴，他就愤怒地说：‘这件事是一样的，莫非是贵朝看重的。’辨别他的细微意思，似乎怨恨我们对待他们有差别。又秘密询问他们的随从人员，真定寨中的说：‘这件事只由皇子决定。’在太原寨中的说：‘皇子常来这里请示。’虽然说是各自维护他们所侍奉的人，但已经看到有互相倾轧的迹象。以前常听说皇子忌恨国相攻下太原，功劳超过自己，所以有想要议和的意思。现在国相攻陷的城邑增多，而他的规模之大，事情的重要性，又超过了他。希望陛下委屈自己为了百姓，根据时势运用德行，均衡对待他们的礼节，希望使双方信任，不损害和议的大计。”又上奏章说：“臣等从深州进入金人乱兵中，辗转一千多里，回到南关，经过府两个，经过军两个，经过县七个，经过镇寨四个，并没有本朝的兵马，只看到金人列营数十个，官舍民房，全部被焚毁，瓶罐窗户之类，没有完整的。只有井陉、百井、寿阳、榆次、西沟、太谷等处仅有百姓存在，但已经是汉人和番人杂居。应役的公差都说：‘力量无法支撑供给，胁迫命令拜降。’男女老幼，欺凌削弱一天比一天严重，瘦弱残破穷苦，样子像阴间的人。每次看到臣等，知道来议和，嘴上虽然不说，心里实在申诉，往往用手加在额头上，叹息哽咽，甚至流泪。又在山上看到有逃避的人，连绵不绝。听说各自收集散失逃亡的士卒，建立寨栅来自卫，手持弓刀来抵御贼寇。金人屡次派人多方引诱他们，必定被剿杀。可见仗义死节，尽力抗拒腥膻，真有眷恋皇上的心意。只有河北、河东两路，浸润祖宗的恩德，将近二百年，昨天因为蔡京掌权，新政流毒，百姓无法生活。而童贯开拓边境，燕、云首先祸乱，剥取百姓膏血，来从事空虚的事业。壮年人疲于调发，产业荡于诛求，道路上嚎哭，血泪申诉无处，涂炭桎梏，谁来救他们？陛下即位之初，力行仁政，只有这边境事务没有停止，没有沐浴醇厚的恩泽。而现在戎马凭陵，肆意攻陷，百姓知道什么，势必胁迫跟随；而在城里的百姓，没有犹豫向贼的意思，在山里的民众，有激昂抗拒贼寇的心意，可以说没有辜负朝廷了。哀怜这些百姓无法生存，佩服这些百姓有义气，羞愧起颜面，痛在肺肝。以陛下忧虑百姓的心，爱护百姓的急切，而主持议论掌权的人，前后误国，陷入死地，可以为之流泪，可以为之痛哭。说到这些，实在触犯忌讳。然而臣等微薄的忠孝之心，目睹其事，不忍心不上报。希望陛下深切忧虑，略微采纳愚昧的说法，下达哀痛的诏书，安慰过去的百姓；思考救援的计策，拯救将来的百姓。上答天心，下慰百姓的希望。请陛下裁断。”

译又，徐处仁、吴敏被罢免。任命唐恪为少宰，何卤为中书侍郎，陈过庭为尚书右丞；尚书右丞许翰被罢免同知职务，由聂昌代替，李回任签书枢密院事。当时，门下侍郎耿南仲专主议和，皇上赞同他的意见，徐处仁极力争辩。耿南仲引荐王云出使金国，暗中请求驱逐两位宰相以作为借口。左正言程瑀上奏说：“徐处仁平庸寻常，吴敏、耿南仲昏庸懦弱，唐恪阴险狡诈，这就是政事荒废败坏而不能振兴的原因。陛下应当另外选拔英才贤士，以谋划国家大计。”

案：《东都事略》、《宋史本纪》、王宗沐、薛应旂、毕沅的《续通鉴》都将此事系于己未日，《靖康要录》系于二十四日，即为丁巳日。《北盟会编》则系于八月二日乙未。另外，许翰被罢免一事，薛应旂、徐乾学、毕沅的《三鉴》都系于戊午日。徐处仁、吴敏被臣僚弹劾，详见《靖康要录》，现在一并附载于此。

《靖康要录》记载：这一年七月十三日，御史中丞陈过庭上奏说：“臣听说汉代的田千秋凭一句话使汉武帝醒悟，在旬月之间就取得了宰相之位，匈奴单于说：‘汉朝设置的丞相不是贤人，一个妄人上书就得到了。’大概宰相用人不当，被四方取笑。被戎狄轻视到如此地步，而要求他安抚百姓、镇守四方，也就难了。臣谨按：少宰吴敏没有才能却喜欢做奸邪之事，没有见识却喜欢耍弄权术。又加上他天性阴险谄媚，像驼背弯腰的人，表面上好像畏惧别人，退下后却危害他人。他自幼时被蔡京父子养在门下，阿谀奉承、亲近狎昵，日益亲近依附。当郑居中任宰相时，与蔡京结下嫌隙，蔡京于是大力提拔吴敏等人，列于侍从，分布亲信党羽，四面刺探，当时被他中伤陷害的人不可胜数。奸迹既已显露，长期被弃置不用。前年蔡攸及蔡翛复出作恶，首先加以推荐引荐。吴敏知道蔡京、蔡翛将要败亡，而蔡攸及李邦彦齐驱并进，于是又背叛蔡京而跟随蔡攸。考察他的行为，哪里适合安置在朝廷，以玷污宰辅的重任？自从太上皇禅位，陛下登极之初，授受禅让，如同唐尧、虞舜，起初没有闲言碎语，他却贪图天子的功劳以为己力，每每在章疏中喋喋不休地自我表白，这是吴敏的第一条罪状。陛下仁孝通达于神明，显扬于四海，天下人所共知。吴敏竟然准备札子，想要让百官在太上皇面前说陛下孝顺，在陛下面前说太上皇慈爱，传播于朝廷内外，使人心疑惑，这是吴敏的第二条罪状。臣僚屡次上章弹劾蔡京父子、余深、李邦彦等人，吴敏竭力营救护持，大多阻抑不施行，或者施行不尽，使陛下的刑政赏罚不均，这是吴敏的第三条罪状。前不久方贼作乱，吴敏住在真州，突然携带家眷，逃到甍社，州人因此惊骇不安。昨天金寇侵犯京城，他又首先入呈札子，请求让他的父亲搬家东下，执政和从官纷纷效仿，使京师的民众煽动摇动、惶恐疑惑，这是吴敏的第四条罪状。左司郎官吴岩夫，是婚姻之家，明显有亲属嫌疑，吴敏将他引列为宰辅属官，倚为腹心，而不顾公共舆论，这是吴敏的第五条罪状。吴敏的妻兄曾开初任东平知府，叶梦得任颍昌知府，吴敏认为东平不如颍昌，于是让曾开与叶梦得互换职务。曾楙、曾班、曾几都是他的妻党，所以授予大藩的符节，或者持节治理好的地方，不惜爵位以私惠其亲属，这是吴敏的第六条罪状。过去与宇文虚中同任中书舍人，润色诰命，多依靠宇文虚中。等到台臣列举论罪宇文虚中与王蕃同恶，吴敏又极力营救，不加以施行，这是他的第七条罪状。吴敏曾经推荐燕瑛为广南漕臣，交通私情，大概不止一端；胡直孺任发运使时，吴敏寄居真州，干求请托，无所不至。燕瑛与胡直孺都因交结匪人，被推荐导致弹劾，虽然不得已而罢去，但特以龙图直学士的身份典领重要藩镇，这是他的第八条罪状。住在真州不能择友，而与赃污罪人石悈宴饮交往，近来又召石悈赴京，士人议论大哗，这是他的第九条罪状。太学官吴若上书痛斥他的罪状，起初愤怒地驱逐他，当日押出国门，这时金寇刚退，城外剽掠未息，吴若没有住宿之地，实在庆幸他被乱兵所杀，后来又恢复他的旧职，果真出于诚心吗？太学生陈东上书痛斥他的罪状，起初想要加以重刑，后来又任命他为官，作威作福，喜怒由己，这是他的第十条罪状。其他恶行来不及全部列举。吴敏自知才能不足以担当大任，心中惭愧，不敢抬头仰面见士民，众人都嘲笑他，不敢进入尚书省判状治事。自从掌权以来，不得已而过省者不过十几天而已。如今国家多事，外有夷狄交侵，内有纲纪废坏，即使是贤能智慧的人，还恐怕不胜其责；何况像吴敏这样的人，日后误国，万万无疑。古人说‘屋大而柱小，可为寒心’，正是说的吴敏啊。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念及祖宗创业的艰难，搜罗群策，共同实现中兴。像吴敏这样奸邪懦弱的人，应当迅速摈斥，如果迟疑不决，那么国势委靡，中外解体，不可支持了。臣不胜感激恳切之至。请陛下裁决。”

八月二十六日，臣僚上奏说：“我们考察自古中兴的君主，商高宗得到了傅说，周宣王得到了仲山甫，汉宣帝得到了丙吉、魏相，君臣相协

译人心，共同谋划治国。因此能够讨伐鬼方，抵御夷狄，单于仰慕道义，叩首称臣，这些事迹记载在经史之中，是不虚妄的。至于唐肃宗收复两京，迎接明皇，并非没有大功。但裴冕、苗晋卿等人，宰相的业绩平庸谬误，肃宗的治理因此不振。考究古事的士人，对此感到惋惜。伏惟陛下勤俭的品德，源于天生知晓；修明光明的学问，期望日益增进。大概只有商高宗、周宣王没有不同，汉、唐以下，都不值得计数。然而自从即位以来，到现在三个季度，边境未安宁，百姓动荡，兴起停滞、补救弊端的成效，没有值得称道的，大概是因为宰相不是合适的人选吗？谨查太宰徐处仁，起初由蔡京推荐，从县令晋升，不到三年就位居政府，士大夫震惊他升迁太快，却没听说他有好的声誉。自从金人退兵，陛下采纳他治理郡县的才能，提拔为宰相。大概想与他共同挽回天下的事务，把百姓愁苦叹息的弊端全部革除。但他器量格局平庸浅陋，不能把握大体，智识迟钝昏暗，不能通达时势变化，就不能统领百官，兴盛各项功业，以符合众人的期望。太宰的职位，可以冒领占据吗？谨查少宰吴敏，起初因为蔡京想联姻议亲，就凭借辟雍私试的高第入仕，因此与蔡京结为死党。在上皇朝时，士大夫看他，地位在刘昺、林摅之上。上皇内禅，睿智早已决定，父子授受，还有什么可疑的？而吴敏因为蔡攸刺探得到密旨，就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冒居两府，窃据相位。让他效力赎罪还可以宽容，但他用谄媚助长奸邪，用私情培植党羽，凡是他的施设，全都效法蔡京，意在专权固宠。徐处仁的昏暗，还能识破他。两人因此不和，而天下大事于是导致不能决断，每出一道命令、施行一项政令，任命一个官员、除授一个吏员，不顾宗庙社稷的安危，百姓的利害，只务求自己的言论占上风。拖延耽误时间的有，朝令夕改的有，于是使得天下的人，从春天到秋天，日日盼望朝廷的恩惠，却完全没有安慰他们的心意。如今北虏嚣张，重兵压境，河东的战事，军队疲惫粮食匮乏，成为天下的忧患，一天比一天严重，而议和的使者未派遣，扰民的事情更加繁多，怨恨喧哗一起兴起。上天显现异象，谷物还没到笭，飞蝗遮蔽天空。而徐处仁与吴敏傲慢放肆，完全不引咎避位，意在把过错推给君主，完全失去爱戴君主的道义。何况因小忿在殿前交争，大臣的体统，这样是对的吗？臣等采纳舆论，考究旧例，徐处仁与吴敏，误国辜负恩德，罪在不赦。陛下仰念祖宗创业艰难的往事，上皇罪己传位的心意，下体恤四海苍生翘首期盼恩惠之久，赶快罢免两个奸臣，另外安排任用，或许中兴的功业不羞愧于商、周，天下幸运极了。”奉圣旨，徐处仁任东平府知府，吴敏任扬州知州，一并免除谢辞，迅速出发赴任。九月五日，臣僚上言：“臣听说李唐诸帝，聪明英武没有比得上太宗的。等到太子承乾被废，因为三十一个儿子不知道立谁，心里无聊，承乾佩刀自刎，依靠长孙无忌抱住才免于一死。请求立晋王，于是事情才决定。虽然平时英略如此，一旦被多爱所牵制，不知道自处。于是知道在疑似之间，能断以大义，心中没有细微杂念的，确实是天下难能的。伏见道君太上皇帝，去年冬天毅然把大位内禅给陛下，不谋议宫闱，不问宦官，不询问郡君，使神器永远有依归，比唐太宗贤明多了。蔡攸出入密侍，听说上皇倦勤的意思很久，奸人多虑，用心不善，不肯宣露的，将有所等待。一旦上皇任命陛下为开封牧，蔡攸知道事势已定，又自度父子罪恶深重，平时内心忌惮陛下刚明，于是把话授给吴敏，让他提出建议。蔡攸又赞成立吴敏为门下侍郎，他虑患很深了。吴敏不自量，就攘夺为己功，群小交口称赞说有定策的功勋，这实在骇人听闻。借当时上皇意未有所主，即使有百个吴敏，能做什么呢？”奉圣旨，吴敏提举亳州明道宫臣僚上言：“臣听说国家的威柄，只有赏与罚。赏罚，是是非所以分明而政事所以建立的原因。如果只善者不赏，有罪者不罚，那就是是非倒置，没有惩劝了。伏见前宰相吴敏，因为上皇有内禅的意思，就请求传位给陛下，没过几天，就达到辅弼之位。自认为年少，恐怕不能协副众望，就招致贤能，张大声势，当时，人们都称赞他。等到戎虏退去，渐渐产生骄奢，挟赞助之功，傲慢无所忌惮。边防的急务，不再经意，将帅的任用，不再关怀，器甲迟缓而不预先准备，粮食稽迟而不早做安排，般运失时，蠹害严重。凡此数者，都是当今的先务，即使尽心竭力，还怕不能济事，而吴敏却安然视之如平时，能不为之寒心吗！以至元祐旧臣，就压制而不加牵复，蔡氏大恶，就遮蔽而不正典刑，使陛下的仁恩不能下布，而臣僚的章疏也受阻而不行。不问邪正，同于己的就喜欢；不问愚知，异于己的就厌恶。于是士大夫失望，百姓解体，就

译如今罢免他已算晚了。而吴敏虽然被罢免宰相之职，仍担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扬州，认为是自己的功劳。又感激蔡攸所授的言语，只想着报答蔡氏的恩情，完全不顾君臣大义。虽然上奏章攻击蔡京、蔡攸的罪行，但吴敏却挺身庇护，斥逐台谏官员，招引同门之人，作为他的帮手。迫不得已，经过三四次贬谪流放，才仅仅能将蔡京、蔡攸安置到湖外而已。陛下明察他们的奸恶，以乾刚之断，将蔡京投掷海外，将蔡攸流放岭表，将其子孙分别安置在远方。蔡京没来得及过岭就死在内地，大大不能慰抚天下人心，没有不归咎于吴敏的。正当金贼侵犯朝廷时，李邦彦想要议和，吴敏则认为议和是对的，即使三镇的重地，也立刻想抛弃给敌人；徐处仁想要议战，吴敏则认为议战是对的，即使种师中将贼兵逐出边境，也不认为是功劳。王云加倍行程北归，请求天书以商议退兵，吴敏于是阻挠他的建议；等到解潜、折可求战败，又请求派遣使者去议和，他丧失时机，竟到了这种地步。太原被围困，几年未能解除，河北的寇贼，离去后又回来，吴敏却还在发檄文给河北诸将，声称要袭击燕京，他错误的谋略误国，没有不这样的。国家危急之时，他又多次与同辈互相矛盾，心怀奸诈、积存恶行，柔顺谄媚、阴险狠毒，没见过能与他相比的。将他流放到边远之地，还恐怕不能平息众人的期望，观文殿大学士的崇高名号，宫祠的优厚职位，难道应该授予他吗？”奉圣旨，吴敏被免去职务。九日，臣僚上奏说：“近来曾论列吴敏掩盖太上皇内禅的恩德，应当将他投掷到荒远之地，作为不忠的警戒。陛下尚且保全他的体面，只让他免去职务、安置在宫祠，罪行重大而责罚轻微，不符合舆论。况且陛下自从即位以来，屏退宫嫔，不近声色，近来因为星象示警，减少膳食、避开正殿，以消除天变，忧劳勤勉、恭敬节俭，前代未曾听闻。吴敏身为宰相，自然应当仰体陛下至诚恻隐之意，早晚在公事上，思考如何报国。近来他重新打造金器数百上千，安置婢妾二三人，以供娱乐，自认为宰相的事业就是这样罢了。心如木石，完全没有忧国之心，这都能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因此内外大小事务，一概不再关心，同僚询问，只是笑而不答。恳请陛下远远地赐给他流放之刑，虽然不足以抵偿他误国的大过，也让他知道罪过不能侥幸免罪。”奉圣旨，吴敏被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安置在彦州。“彦州”，《宋史》作“涪州”

译又福州发生军乱，杀害了守臣李延俊，朝廷命令刘颔讨伐平定了叛乱。按：“李延俊”，《宋史·本纪》、徐干学《通鉴后编》、毕沅《续资治通鉴》都写作“柳廷俊”，《九朝编年备要写作“李庭俊”。

（慈溪冯一梅辑注）

卷五十六

钦宗

△靖康元年（丙午，1126年）

1、九月甲子初一，（按：《四史朔闰考》说：这一年九月初一没有干支。根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九月一日为甲子，知道甲子是初一，下面应该有“朔”字，据此增补。）金人攻陷太原。（按：太原陷落，《续宋编年通鉴》及《十朝纲目》、《东都事略》、《北盟汇编》、《宋史·本纪》、《金本纪》、王宗沐、薛应旗、毕沅《续资治通鉴》、徐干学《后编》都系于丙寅日。即这个月的初三日。）当时朝廷任命姚古为河北河东制置使，种师中做他的副手。姚古率兵到达威胜，听说粘罕将要到来，他的军队惊恐骚乱，一个晚上就逃回隆德，河东地区都为之震动，百姓大多逃往怀泽之间。（按：姚古逃回隆德是在这一年四月丙辰日，见《十朝纲目》。）当时各路救兵还没有到达，种师中的军队最先前进，到达榆次，与敌人交战，战死。（按：事情发生在五月丁丑日。）下诏任命李纲为宣抚使，督促各位将领救援太原，（按：李纲担任宣抚使是在六月戊戌日。）刘韐做副使，折彦质、王以宁、郭执中十多个人都在幕府中。又任命解潜为制置使，代替姚古、种师中统领西番兵，许孝为前军统制，派遣解潜驻屯威胜，刘韐驻屯辽州，王以宁节制浙江兵，张孝纯的儿子张灏担任陕西路都转运使兼浙东察访使，和都统制折可求、张思正等都驻屯在汾州，（按：《十朝纲目》，刘韐、解潜、折可求、张宋正、张灏等人授官治兵分屯各处系于六月辛丑日，《宋史·本纪》也系于六月辛丑日，但只记载了刘韐、解潜两人。《靖康要录》说：到了六月初，太原告急的情况越来越少，人们都知道被围困，内外忧患。有人听说李纲担任宣抚使已经到达怀州，于是任命刘韐为副使，负责平定一路；解潜为制置使，负责威胜一路；折可求为都统制，驻扎在太原以北；张思正也担任都统制，负责文水以南；并且任命张灏为陕西路都漕兼河东察使，督促他们作战，军队威势很大，河东的人都高兴地说：“太原围困解除，河东安定。”）范琼率领山东兵驻屯在南北关山之间，都距离太原五驿，约定从三条道路并进。恰逢城下（按：《续宋编年通鉴》说：当时大雨连月，有人用阴盛的话告诉皇上，处仁说：“李纲只是书生罢了。夷狄，是中国的阴。现在太原兵围未解，不为此担忧却担忧李纲吗？”）有张行中献上战车，说可以抵挡铁骑。于是制造了一千多辆。它的形制是两根竿子两个轮子，前面设置草编篱笆，四周长矛运转非常敏捷。每辆车用甲士三十五人，拿着弓弩、枪牌之类来护卫，结阵而行，铁骑遇到它都溃败。又制作蛮牌，在上面施加钉子，作战时铺在地上，用来抵御贼马的冲击。然而河东七月早晚已经凉爽，而军队还没有前进，而且多是江、浙、闽、蜀人，都瘦弱不能作战。（按：《靖康要录》说：河东七月早晚已经凉爽，铠甲可以抵御，人人相视说：“炎热本来就不能用兵，现在已经凉爽，却还没有前进，事情将怎么办？”又看到经过的官军，都是江、浙、闽、蜀人，弯腰跛脚，整天在道路上迁徙，问他们做什么的，回答说：“是救援太原的兵。”识者沉默。或者有懂军事的人，私下互相说：“敌人数量不多，广泛建立虚寨，来张扬声势罢了！如果让各位主帅三路同日进入，敌人一定不能支撑，我们取胜一定；如果参差不齐，胜负就不可知了。”）八月，刘韐的军队先进，金人合力攻击他。刘韐军队溃败，怀州将领王彦战死。（按：《续宋编年通鉴》说：总共九战，都胜利，斩杀俘虏数百人。）而解潜的军队和敌人在南北关相遇，（按：《十朝纲目》，刘韒、解潜与金人交战都系于这一年七月癸巳日，《三朝北盟会编》，解潜从威胜进兵驻屯南关在七月二十七日辛卯日，《传信录》也说二十七日。大概是辛卯日进兵而癸巳日与敌人相遇。）转战四天，杀伤相当。金人增派军队，解潜军队大败。解潜和几十骑兵逃到山间，（按：《十朝纲目》，解潜败走系于这一年八月癸卯日，《三朝北盟会编》在八月三日乙末日。）种师中也败走，所部军队只有一两个回来的。折执中、折彦质和河东转运使高卫、钱归善逃到隆德，只有张思正的军队在汾州，他的部队还有十七万人，号称百万，没有出战。金人互相说：“刘韐、解潜已经失败，不值得忧虑了。”于是驱赶妇女、老人、弱者守卫虚寨，来抵挡平定、威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