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译范纯仁，勤于求取贤才，职责在于议论宰相人选。顾念旧日的德行，让他重新担任宰相职务，于是颁布任命文书，向在位官员宣告。具官范纯仁，秉持正直诚信之心，践行平坦平易之道。宽厚闲雅出于天生资质，忠义品格源于家庭教养。始终坚守一种节操，历经四朝出入朝廷，先前解除宰相重任，稍缺地方重臣。手持玉圭前来朝见，欣喜地看到其仪态风范，身着公服辞官归去，更加尊崇其体面。因此提拔他担任右副宰相，以应合中台星宿，恩宠晋升文官品阶，增加俸禄陪衬井田赋税。哎呀！高宗恭敬沉默思考治国之道，得到傅说来代言；康王垂衣拱手仰赖成功，有毕公的正直脸色。只有贤能俊杰充分发挥作用，那么阴阳寒暑才能得到调和。对外镇抚四方夷狄，对内安抚百姓。没有极致的公正就不能完成各项事务，没有统一的德行就无法达成伟大的太平。竭尽你的忠心，不要废弃我的命令。

译《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命令陕西沿边地区专门流通铁钱。考据：《宋史·本纪》记载：戊寅日，命令陕西沿边地区的铁钱、铜钱全部在邻近地区流通。王巩《随手杂录》说：陕西每一贯铜钱，需要用一贯三千文铁钱才能兑换，因此主管部门指挥各州，不得流出铜钱，于是民间效仿，传言铁钱将不再使用。家家户户收藏铜钱，轻易花费铁钱，因此铁钱贬值而物价更加昂贵。

1、八月（考据：钱大昕《朔闰考》：本月丙午初一。辛酉日，太皇太后患病，皇帝不上朝处理政务。《纪事本末》卷九十一。）

2、壬戌日，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郑�、韩忠彦、刘奉世进入崇庆殿问候太皇太后身体。吕大防等人说：“元丰五年，神宗皇帝服药时，曾下令赦免京城及京畿地区的罪犯。”太皇太后说：“不必这样做。”吕大防说：“元丰年间，神宗皇帝因为自己身体服药，才下达这道命令。现在皇帝是为了太皇太后，这样做更符合情理。”皇帝说：“依照旧例。”在此之前凡是上奏事务，皇帝未曾做出决断，至此皇帝认为太皇太后意在谦让尊重，所以有此宣谕。（《纪事本末》卷九十八。）

3、丁卯日，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雍、韩忠彦、刘奉世进入崇庆殿后殿，问候太皇太后身体。太皇太后告诉吕大防等人说：“如今病情加重，一定不能再与各位相见，暂且欣慰于你们辅佐皇帝，为朝廷社稷效力。”起初，吕大防等人想要退下，太皇太后唯独留下范纯仁，是有意托付。皇帝让吕大防以下众人都前往，太皇太后说：“老身受神宗皇帝托付，与皇帝一同临朝听政，你们（考据：《范忠宣言行拾遗录》引用《长编》，“公等”作“公事”）试着说说九年间，曾施加私恩给高氏家族吗？”吕大防回答说：“陛下以公正治理天下，何曾将私恩施及外戚。”太皇太后说：“确实只是因为至公，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病重将死，都不得相见。”说完流下眼泪。吕大防说：“近来听说圣体趋向安适，恳请稍微放宽圣虑服药。”太皇太后说：“不是这样。正想对皇帝说破，老身死后，必定有很多挑拨离间皇帝的人，应当不要听信。你们也应当早日请求退休，让皇帝另用一班人。”于是呼唤左右，问曾赐出社饭没有，于是对吕大防说：“你们各自去吃一匙社饭，明年社饭时节，要想起老身啊。”（《纪事本末》卷九十一。原注释：此段根据邵伯温辨诬并蔡�《直笔》删修。蔡�说：这天是社日。按戊辰是二十三日，而《实录》太皇太后对吕大防等人说，一定不能再相见，是二十二日，或许是太皇太后预先说的，现在只从《实录》，系于二十二日。）

4、戊辰日，太皇太后服药，大赦天下。（《长编》卷四百七十八：元�七年十月癸巳日，大赦。原注释：八年秋，太皇太后服药，大赦。考据：《太平治迹统类》说：八月庚午日，因为太皇太后服药，免除朝参。吕大防等人入宫问候太皇太后身体。此前吕大防上奏：“每日进呈文书颇为烦杂，请求从今以后小事不要烦劳省览。”宣谕太后今日脉象平和，延福宫奏章已得吉兆。�沅《通鉴》说：戊辰日，赦天下。《长编》没有系日，依照�《鉴》附于戊辰日。）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两�、河北、淮南发生水灾。考据：《宋史·本纪》：八月丁未日，久雨。壬戌日，视察京东西、河南北、淮南水灾。《五行志》：八年，从四月下雨到八月，昼夜不停，京畿、京东西、淮南、河北各路大水。诏令打开京师宫观五天，所在州县令长吏祈祷，宰相吕大防等人待罪。

1、九月（考据：钱大昕《朔闰考》：本�丙子初一。）戊寅日，太皇太后病危，宰相等人入宫问候身体，在崇庆殿西楹见到皇帝。皇帝哭泣说：“太皇太后保佑朕身，功德深厚，如今病情至此，该怎么办？应祖宗旧例，有可以尊崇追报的，应当全部施行。”（《纪事本末》卷九十一。）

2、太皇太后崩逝。（《纪事本末》卷九十一，又�九十三。考据：《宋文鉴》毕仲游《宣仁�后哀册文》作九月三日癸酉在寿康殿崩逝。然而考�钱氏《朔闰考》，本月丙子初一，没有癸酉日，三日正是戊寅日。《哀册文》所载干支恐怕有误。《宋史·本纪》、薛应�、王宗沐、�沅《通鉴》均与此相同。又考据：《宋史宣仁圣烈高皇后列�》说：元�八年九月，患病崩逝，享年六十二岁。）

3、己卯日，文武百官到崇庆宫听�太皇太后遗诏，园陵制度依照章献明肃皇太后典故。诏令有关部门将园陵改为山陵。（《纪事本末》卷九十一。考据：《栾城集》：改园陵为�陵。手诏：“

译大行太皇后接受遗诏临朝称制，保佑我这孤弱之身。她辛勤操劳九年，使四海富足安宁。她的大德尚未报答，便突然离开了东宫。她颁布最后的遗命，朝廷内外都悲痛哀伤。永远回想她平日极其谦恭的心意，常常避开皇后临朝听政的常规礼仪。等到这时留下的遗言，只要求以“园陵”作为陵墓的称号，这既不符合我尊崇她的本意，也失去了臣下爱戴她的诚心。应当诏令有关部门将“园陵”改为“山陵”。

译4、戊子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苏轼出任定州知州。（《纪事本末》卷一百五。原注：根据苏轼的奏议，八月十九日他仍以端明侍读的身份讲授《礼》、《书》，并论述汉、唐正史，那么六月二十六日不应已经任命他为定州知州。又《实录》在九月十三日再次记载任命他为定州知州，恐怕六月二十六日所记有误。不然的话，六月二十六日初次任命，随即没有实行，所以九月十三日再次记载，而《实录》不能详细记录其中的原因。查：《纪事本末》此注见于《长编》卷四百八十四元祐八年六月壬苏轼知定州下。《纪事本末》在九月十三日又系连知定州的文字，这一定是《长编》两处都存有记载，《纪事本末》因而两处都叙述了。然而考察《长编》卷四百八十四知定州下的原注，在“《实录》不能详记所以也”句后又有说：“六月八日，苏轼请求改任越州，未被允许。七月二十四日，苏轼又以新任定州知州的身份请求改任越州，诏令不允许。政目也在二十八日记载苏轼知定州。”以上共四十二字，《纪事本末》删去没有收录。又查：王氏宗稷《东坡先生年谱》说：元祐八年，不久以两学士的身份出京任定州知州。九月十四日，在东府雨中作《示子由诗》说：“去年秋雨时，我在广陵归；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大概定州的任命，一定在九月了。据此，那么九月十三日记载无误。又查《东坡集》卷三十三载《朝辞起定论事状》说：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新任定州知州苏轼上奏说：“右臣听说天下的治乱，出自下情是否通达。治理达到极致，直到小民，都能自我通达；大乱达到极致，直到近臣，也不能自我表达。《易》说‘天地交，泰。’其辞说‘上下交而其志同’。又说‘天地不交，否’。其辞说‘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所谓无邦，就是亡国的意思。上下不交，那么即使有朝廷君臣，亡国的形势已经具备，能不畏惧吗！臣不敢再引用衰世昏主的事情，只如唐明皇，是中兴刑罚搁置的君主。而天宝末年，小人在位，下情不通，那么鲜于仲通以二十万人全军陷没于泸南，明皇不知道逐渐导致此事。到安禄山反叛，军队已过黄河，而明皇还认为他是忠臣。这没有别的原因，下情不通，耳目被堵塞，那么其逐渐发展到这个地步。臣在经筵，多次论述此事。陛下执政九年，除了执政、台谏外，未曾与并臣接见。然而天下不认为不对，是因为垂帘之际，不得不这样。现在祥除之后，听政之初，应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臣虽然不肖，蒙陛下提拔为河北西路安抚使，沿边重地，以此为首位，臣当悉心论奏，陛下也应当垂意听纳。祖宗之法，边帅应当上殿面辞，而陛下独以本任缺官，迎接人众为借口，降旨拒绝臣，不令上殿，这是什么意思？臣如果伺候上殿，不过再留十日，本任缺官，自有转运使权摄，没有缺事，迎接人众，不过再支十日粮，有什么不可？而使听政之初，将帅不得一面见天颜而去，有识之士，都以为陛下厌闻人言，意轻边事，其征兆见于此了。臣备位讲读，日侍帷幄前后五年，可谓亲近。方当戍边不得一见而行，况且疏远小臣，欲求自通也难了。《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说‘帝出乎震，相见乎离。’圣人作而万物睹。现在陛下听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见离之道废祖宗临遣将帅之故事，而袭行垂廉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识者所以惊疑忧虑也。臣不得上殿，于臣之私，别无利害，而于听政之始，天下属目之际，所损圣不小。臣已于今月二十七日出门，非敢求登对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愚忠，今来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便废此言。唯陛下察臣诚心少加采纳。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光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不过数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识邪正之实然后应物而作故无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思不见水道之曲折而水滨之立观者常见之何则操舟者身寄于动而立观者常静故也。弈棋者胜负之形虽国士有所未尽而袖手旁观者常尽之何则弈者有意于争而旁观者无心故也。若人主常静而无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汉景帝即位之初用黾错更易法令黜削诸侯遂成七国之变。景帝往来两宫寒心者数月终身不敢复言兵。武帝即位未几遂欲用兵鞭

译通达四方夷狄，战争连绵、灾祸交织三十多年，然后才下达哀痛诏书，封宰相为富民侯。我由此知道古代英明睿智的君主，勇于建立功业，没有不后悔的。景帝后悔得快，所以局势变化后又恢复安定；武帝后悔得晚，所以几乎导致动乱。虽然迟速、安危略有不同，但比起像孝文帝那样始终平静无心、从头到尾不后悔的人，不可相提并论了！如今陛下圣明智慧超越常人，正值壮年，我希望陛下虚心遵循事理，暂时什么都不做，默默观察各种事务的利弊，以及臣下的邪正，以三年为期，等到弄清利弊的真实情况、邪正的实际情况，然后顺应事物而行动，使得行动之后，天下没有遗憾，陛下也没有后悔。上下共同享受太平的利益，那么即使耗尽南山的竹子，也不足以记载圣上的功绩，即使加上三代宗庙的寿命，也不足以报答圣上的恩德。由此看来，陛下有所作为，只担心太早，不担心稍晚，这已经很明白了。我又听说治理政事如同用药方，如今天下虽然尚未大治，实际上也没有大病。古人说‘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虽然未能完全消除小病，但比起误服坏药，希求万一的利益，却招致无法挽救的灾祸，要好得多！我担心急于进取、贪图利益的臣子，贸然提出这种说法，冒昧希望陛下深信古语，暂且坚守中医安稳万全的策略，不要被坏药所误导，这确实是社稷宗庙的利益，天下人非常幸运！”私下用这篇奏疏来考证，大概知道定州是在九月，而不是六月。而且有不令上殿当面辞别的命令，《纪事》没有记载。到六月二十六日，恐怕是因为九月二十六日，误将“九”字写成“六”字。如果六月已有知定州的任命，这篇奏疏不应该有“新知”字样。又《长编》原书及注中所引用的“读《礼》、《书》，论汉、唐正史的奏状”，其文字未列出，不知道是杨仲良删去，还是李焘《长编》原本就没有收录其文。现在根据《东坡集》中所记载的并附录于此。《东坡集·申省读汉唐正史奏状》说：元祐八年八月十九日，端明殿学士兼任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代理礼部尚书苏轼，同顾临、赵彦若上奏说：“近日遵照内降宰臣吕大防的札子奏报，臣每旬得以侍奉经筵，私下看到进读《五朝宝训》，将要读完，历来多采用前代正史进读。私下认为其中有不值得劳烦圣上阅览的内容，请求命令读讲官一同将汉、唐正史内可以进读的事迹抄录节选成篇，遇到进读的日子进呈讲解，或许有助于圣上的治理。请指示是否可行。奉御宝批依照奏请。右轼等人如今已经抄录节选缮写，稍成卷帙，将在将来开讲的日子进读，只是不知道是与《五朝宝训》一起进读，还是间隔一天读一次。谨向尚书省申报，恭候敕旨。”

译5、癸卯日，翰林学士兼侍读范祖禹上书说：“臣认为天下不幸，太皇太后驾崩，陛下哀痛至极，孝心发自天性，朝廷中听闻此事的人无不悲痛欲绝。如今陛下即将总揽政务，接见群臣，四方百姓都侧耳倾听，拭目观看。这正是宋朝兴衰的根本，国家安危的基础，天下治乱的开端，百姓休戚的起点，君子与小人消长进退的关键时刻，天命与人心去留离合的重要关头。唉！怎能不慎重呢！（注：《范太史集》此处另有记载：臣等长久担任讲读之职，职责在于议论思考，首先进言以助陛下万一。陛下应当先端正心意，推广圣孝，发出德音，施行仁政，以慰藉天下百姓的期望，这在于陛下用心而已，并非难以做到。希望陛下遵循根本去施行，那么枝节之处便不会困难。昔日周公因成王年幼，所以担任冢宰，治理天下七年，制礼作乐，以致天下太平，其功德极为崇高。周公去世后，成王追念周公的功勋劳苦，赐予鲁国天子礼乐，让世代祭祀周公，认为非如此不足以称颂周公的德行。成王报答周公如此，所以天下没有不归心的。汉代大将军霍光，尊立宣帝，霍光去世后，也以天子之礼安葬；宣帝刚开始亲理政务，又想着报答大将军的功德。周公、霍光都是人臣，有非凡的功劳，所以成王、宣帝都用非凡的礼节报答他们。何况太皇太后，是英宗的配偶，神宗的母亲，陛下的祖母，对宗庙社稷有大功，对亿万百姓有大德，对陛下的恩情，与天地一样无穷无尽，哪里是人臣所能比拟的呢！那么如今陛下应当首先做的，没有比报答太皇太后的恩德更重要的了。自仁宗以来，三位太后临朝听政，都有大功。章献明肃太后对于仁宗，慈圣光献太后对于英宗，抚养扶持，勤劳艰难，也不如太皇太后对于陛下这样。元丰末年，神宗卧病，不能发布号令，陛下年仅十岁，太皇太后在宫内定下大计，拥立陛下，储君之位于是确定。陛下拥有天下，是得益于太皇太后。听政之初，诏令下达，百姓无不欢欣鼓舞。自古太后，多偏私外戚，只有太皇太后未曾丝毫假借族人。不仅族人如此，徐王、魏王都是亲生儿子，因为朝廷的缘故，疏远隔绝。魏王病死后，才去探望一次；太皇太后病重时，徐王才得以入宫。进退群臣，必定顺应天下期望，不凭个人好恶进行赏罚，所以至公无私的德行，即使是普通男女口中，也能传颂。临朝九年，未曾稍微自我娱乐，焦劳刻苦，思念百姓，之所以如此，难道有别的原因吗？都是为了赵氏社稷，宋室宗庙，专心致志保佑陛下，所以自己承担劳苦，让陛下享受安逸。昔日章献明肃太后时，亲党多侥幸获得滥恩，仁宗亲理万机后，不免进行改革，所以小人不能没有怨恨。如今太皇太后临朝以来，左右请求，一概拒绝，内外肃然，大概因为朝廷不可没有法纪，所以自己承担怨恨，让陛下坐收肃清之功。陛下若想报答太皇太后的恩德，没有比遵循她的法度并坚守更好的了。祖宗以来，只以恩德结交百姓之心，希望四海安静无事。仁宗施行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念他，恭敬地看太皇太后的政事，就是仁宗的政事。然而仁宗皇帝天性宽厚，不忍拒绝别人，内降滥恩，后来屡有发生，只有太皇太后严正宁静，不可侵犯，所以能斥逐奸邪，裁抑侥幸，九年如一日。所以虽然恩德深厚，结交百姓，但小人怨恨的不少。）

如今必定有小人进言说：‘太皇太后不应当改变先帝的政令，驱逐先帝的臣子。’这是离间之言，不可不仔细考察。当陛下即位之初，太皇太后听政之时，臣民上书数以万计，都说政令有不便之处。太皇太后因为天下人心想要改变，所以与陛下一同改变，并非出于自己的私意而改变。既然改变了法令，那么制定法令的人及主持法令的人，有罪应当驱逐，陛下与太皇太后也是根据众人的言论而驱逐他们。那些被驱逐的人，都是上对不起先帝，下对不起万民，天下所仇视痛恨，大众想要一同除去的人，太皇太后哪里在中间有憎爱呢！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天下就不安定。（注：《范太史集》此处另有记载：希望陛下清心明理，辨别是非，斥退远离奸佞之人，坚决拒绝邪说。有敢用奸言迷惑圣听的，应当明确定罪，交付法典刑罚，严惩一人，以警戒群恶，那么就能安然无事。陛下如果稍微听信那些话，不惩治其罪，恐怕奸言邪说，会接连不断进献。万一报答的礼节稍有不到，对于太皇太后的圣德没有损害，但对于陛下的孝道有亏，必定大大失去天下人心。陛下难道没看见司马光以公忠正直被天下信服，陛下与太皇太后任用他为宰相，海内之人，无不欣喜，司马光去世之日，无不悲哀，甚至茶坊酒肆之中，也供奉他的画像。司马光之所以得人心如此，是因为他能辅佐陛下，与太皇太后……）

译后来功劳遍及天下。拿光宗的功劳与太皇太后相比，不过是万分之一，而百姓思念尚且如此，何况太皇太后有恩于天地，对陛下有父母般的德行，受天下生民爱戴，思慕之情无穷无尽。陛下如果听信小人的谗言，或者在追报恩德上有所欠缺，或者轻易改变她的政事，岂不是大大失去天下人心吗！人心在下背离，那么天象在上就会出现异变，陛下即使想行善来挽救，改过来自补，也来不及了。孝道是万种行为的根本，根本既然不立，那么其余还有什么值得看的呢！小人的私情，不是为朝廷打算，也不是为先帝着想，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日夜伺机而动，想要发泄怨恨已经很久了。现在太皇太后刚刚去世，陛下刚开始掌管政事，正是小人乘虚而入的时候，所以不可不预先防备。这些人既然已经在上误导先帝，现在又想再次误导陛下，天下大事，难道能经受住小人的再次破坏吗！

臣等恭敬地听说陛下，自从太皇太后患病以来，早晚不离左右，亲自照料药石饮食，夜间不解衣带，忧愁憔悴，泪流满面，表现在神色上。自从遭遇变故以来，哀痛思慕，形容消瘦，朝廷内外都听到了，丧服的礼节，务必遵从最隆重的规格，又下诏宣扬太皇太后的圣德，推恩高氏家族，这是大孝的极致。至亲之间，没有隔阂。然而臣等仍然提及此事，是私下听说小人众多，恐怕将陛下置于有过错的境地。像臣等所说的，虽然万万不会发生，但不敢不防患于未然。如果有细微的消息流传到外面，那么臣等辜负陛下，没有预先进言的罪过就大了。不胜忧国爱君之心，希望陛下深思熟虑。请陛下裁决。附注：臣等看到英宗即位之初，小臣中有张唐英，上《慎始书》，预言不宜追尊濮王。近臣中只有司马光首先提出。后来，建议的人误导英宗追尊濮庙，满朝都认为不可。朝廷虽然全部驱逐了台谏官员，但议论的人不停止，英宗最终不能违背众议，圣意只是郁郁不乐罢了。等到神宗即位，深深后悔英宗不听众议，于是提拔张唐英为御史，而司马光受到极大信任。现在小人进言，臣等固然不知道真假，但不敢不预先进言，也是担心朝廷既然有了这个开端，那么忠正之士必定争论不止，不仅在上扰乱圣心，也使天下人听闻而不平。人心一旦背离，就无法再收回，陛下日后追悔莫及，臣等的忧虑恐惧，实在在于此，希望陛下明察。

苏轼事先约定祖禹上章论列，苏轼的奏章已经写好，看到祖禹的奏章说：“您的文章，是经世致用的文章。我在朝廷的文字失之于过分恰当，不如您的话都可以实行。私下希望附名，在‘臣’字下加一个‘等’字。”毕沅《通鉴》说：戊申日，连同臣等七人上表请求听政。太皇太后去世后，人们怀着观望之心，不敢发言，翰林学士范祖禹担心小人乘虚为害，于是上疏说：“陛下方才总揽政务，接见群臣”等等，内容与上文相同。又案：《编年备要》说：祖禹心中不能平静，第二天又上奏。根据《范太史集第二劄子》有说：臣私下认为太祖承受上天眷顾，铲除五代的混乱，栉风沐雨，为子孙立下万世基业。太宗平定海内，用文治来守成。从真宗到神宗，都达到太平，海内安宁一百三十四年，即使是三代的盛世，也没有这么长久的。自古创业的君主，起于细微，亲身经历艰难，亲自承受辛劳，先有功于民，然后享受天下的奉养，所以失去天下的常常很少；守成的君主，生于深宫，不经历艰难，不承受辛劳，无功及民，却享受天下的奉养，所以失去天下的常常很多。因此古人有话说“创业不难，守成难”，大概危亡必定起于治安，祸乱必定生于安逸享乐。现在陛下继承六圣的遗业，守成一百三十四年的大业，应当想到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不可一日懈怠；人民是祖宗的人民，不可片刻忘记；百官是祖宗的百官，不可任用非其人；府库是祖宗的府库，不可用非其道。常常自我抑制敬畏，警醒圣心，一言一行，如同祖宗在上监临，在旁审视，这样就可以长久享受天下的奉养而不失去了。自从元丰末年，时运艰难困厄，先帝早逝。陛下即位，幸好依赖先太皇太后以公正之心，废除王安石、吕惠卿等人制定的新法而实行祖宗旧政，所以社稷危而复安，人心离而复合。甚至契丹主也与其宰相商议说：“南朝专行仁宗皇帝的政事，可命令燕京留守，告诫边吏遵守约束，不要生事。”陛下看戎狄的情意如此，那么中国人心可知了。先太皇太后日夜苦心劳力，为陛下奠定太平基业，九年之间，安静无事，已有成效，陛下只要由此持守遵循，那么成康之世的隆盛不难达到。臣希望陛下以静守之，丝毫不要更改，恭敬地临朝，虚心地处理政务，诏令左右大臣，行动必定遵循祖宗法度，陛下亲自总揽于上，咨询善道，考察采纳正直之言。

译这样，那么臣下的邪正、万事的是非，必定都能清晰地呈现在圣明的心中。水之所以能映照出毫毛和细微之物，使万物没有隐藏，是因为它的形态极其平整；镜子之所以能照见美丑，使人无处遁形，是因为它的镜面极其明亮。如果水和镜子自己晃动，那么即使是山岳也无法被看清。人心也是如此，只有极度的公正才能看清天下的私心，只有极度的端正才能看清天下的邪恶，只有极度的宁静才能看清天下的变动。荀子说：“内心虚空专一且宁静，就叫做清明。”圣人能够明察事理，正是源于内心的虚空专一。陛下为什么不看看先太皇太后，自从英宗、神宗时期起，她不出宫闱，未曾知晓天下事务，一旦临朝听政，所推行的政令，对上符合天意，对下契合人心，这是什么原因呢？不过是极度的公正、极度的端正、极度的宁静罢了。小人的情态专门追求私利，所以不利于公正；专门追求邪曲，所以不利于端正；专门追求变动，所以不利于宁静。他们只希望君主多有所作为，朝廷多有所变动，这样他们就能在其中有所希冀。如果朝廷保持宁静，上下各自安守本分，那么小人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现在陛下既然亲自处理万机，小人必定想要有所动摇，而怀有私利的人也都在观望。臣希望陛下向上念及祖宗创业的艰难，先太皇太后治国的辛劳，痛心疾首，将任用小人作为刻骨的警戒，坚守元祐年间的政令，应当像金石一样坚硬，像山岳一样稳重。山岳不可移动，圣明的政令不可更改；金石可以破碎，圣明的心志不可改变。使进谗言的邪恶之人不能进献邪说，观望之人也都改变心意，那么从今以后，朝廷清明，必定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是对的，恳请在臣子奏事的时候，明确显示圣意所趋向的方向，使朝廷内外同心，归于极度的端正，那么天下就太幸运了。臣长期侍奉在君主身边，不敢自同于众人，担心有奸诈的言论和邪说，迷惑误导圣上的听闻，所以臣最近与苏轼事先上奏，必定会蒙受陛下省察阅览。陛下圣明的学问考察古制，不必远求师法，前世的事，只有作为典范。仁宗效法太皇太后，使天下和乐安宁。至于昆虫草木，各自安享其生，这就是臣的志愿，不胜感激臣这微薄的心意。请陛下裁决。

译十月（据钱大昕《朔闰考》：本月乙巳日初一。）丙午日，中书舍人吕陶上言：“臣认为太皇太后保佑圣上身体至今九年，垂帘听政，天下安定治理，一旦抛弃四海百姓的养育之恩（去世），所有臣民百姓，都痛心泣血，却来不及表达哀思。然而臣在这个时候，把没有可疑之处当作可疑，把不必说出的话说出来。这是因为自从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以来，屏除罢黜凶恶邪恶之人，裁减抑制侥幸得势者，横行的恩惠和滥发的赏赐，全部革除，小人们心中，没有不怨恨的。万一有奸邪不正的言论，向上迷惑圣上的听闻，说太皇太后斥逐旧臣，更改政事。如今陛下既然亲自处理万机，那么某人应该重新任用，某事应该重新施行。这是治乱的关键，安危的契机，君子小人消长的征兆，在于陛下明察与不明察。如果回到元祐初年，臣担任台谏官，曾经因为奏事在帘前，恭敬地听到德音宣谕说：‘朝廷政事，对百姓有害的，就应当更改，其他不关乎利害的，也不须更改。每更改一件事，必定告诉大臣，恐怕外人不知道。’臣思考这话，那么太皇太后凡是有所更改，本来不是出于私意，大概是不得已而后更改的。至于章惇悖逆傲慢无礼，吕惠卿奸邪危害事物，蔡确毁谤大不敬，李定不为母亲守丧，张诚一盗取父亲墓中物品，宋用臣聚敛过度，李宪、王中正邀功挑起边境战事，都是自从积恶已久，罪不容诛。那么太皇太后所更改的事，都是百姓的便利，所驱逐的臣子，都是天下的恶人，怎么可以说是不对的呢！臣又听说从前明肃皇太后称制的时候，大多用私恩遍及亲信党羽，听断各种事务，有时导致过失差错。等到仁宗皇帝亲政之初，臣下于是有迎合上意，说她的缺失。仁宗察见真情与虚伪，下诏制止，凡是明肃皇太后垂帘时施行的诏命，已经施行的，遇到各种公事，不再允许随意上言。于是天下的人，都说仁宗深念社稷的功劳，能保全母子之爱，圣德广大，超越古今，记载在史册中，垂范后世，这是陛下应当效法并实行的。”（《纪事本末》卷九十一，又在卷一百一。）

庚寅日，监察御史来之邵上言：“著作佐郎张耒被任命为起居舍人。考察张耒性格轻浮浅薄，士人声望向来轻视，虽然经过权宜任用，资历仍然浅薄。平时只以依附权贵，撰写文书，谋求晋升为事，所以士大夫的议论不曾稍微肯定他的为人，而执政大臣，却独自认为他贤能。希望搁置张耒的任命，以安慰士人的议论。”（《纪事本末》卷一百一。）

侍御史杨畏上言：“张耒最近被任命为起居舍人，命令下达，因为张耒持论喧嚷，认为不妥。考察张耒虽然精通文辞，但平日行为轻狂傲慢，说资历，则资历浅；论人才，则声望轻。只因为请托宰臣执政的门庭，有时密谈结交，有时代为撰写文字，所以大臣极力援引，任命他担任此官。希望罢免张耒的新任命，以符合舆论。”在此之前，吕大防想任用侍御史杨畏为谏议大夫，要求范纯仁一同署名推荐，范纯仁说：“皇上刚亲政，谏官应当寻求正直之人，杨畏倾邪不可任用。”吕大防向来称赞杨畏敢言，且先前秘密约定杨畏助自己，对范纯仁说：“难道因为杨畏曾经弹劾过您吗？”苏辙当时在旁边，于是诵读杨畏的弹劾文章。范纯仁说：“范纯仁起初不知道。”然而任命名单不敢参与，于是借机请求避位。吕大防最终越级提拔杨畏为吏部侍郎。范纯仁恐怕伤害吕大防的心意，不再争辩。（原注：此据邵伯温《辨诬》以及《闻见录》、《范纯仁墓志行录·言行录》删修。）杨畏不久上疏（据《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说：杨畏为礼部侍郎，首先背叛吕大防，上疏内容相同。）说：“神宗皇帝更改法度建立制度以垂范万世，请求赐予讲求法制，以完成继承阐述之道。”皇上立即召杨畏登殿，询问杨畏先朝旧臣谁可以召用，朕都不能尽知，可以详细列出姓名秘密上报。杨畏立即疏陈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润甫、李清臣等人的品行道义，各自加以题写品评；并且秘密上奏书一万字，详细陈述神宗建立法度的用意，请求召章惇为宰相。皇上都嘉奖采纳了。（《纪事本末》卷一百一。原注：此据王铚元祐八年十二月《补录》事。现在因为杨畏升任礼部侍郎，附见。《补录》称礼侍杨畏，那么杨畏升任礼侍必定在十一月末，或十二月初。）

庚子日。（《长编》卷三百七十五：元祐元年十月乙巳日，诏令八路选人归吏部差遣。原注：元祐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吕大防云云。考察：原文已佚。）

十一月，（据钱大昕《朔闰考》：本月乙亥日初一。）在此之前，枢密院列出刘瑗等以下十人姓名，一并换入内供奉官。几天后，枢密院又发出内批，任命刘惟简、随龙为内侍省押班，权入内押班；任命梁从政为内侍省都知。命令既下，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诏书草稿。（《纪事本末》卷一百一。）戊戌日，执政一同进呈吕希纯的奏状，皇上说：“只因为京中

译缺少人员，况且有近期的先例。”吕大防说：“虽然如此，众人的议论中颇有不安之处。”章惇说：“这与冯宗道、梁惟简的例子正相类似。”苏轼说：“这件事并非没有先例，只是因为陛下亲政之初，朝廷内外都睁大眼睛观察圣上的德行，首先提拔任用宦官，所以众人心中惊疑罢了。然而臣等先前不能顺从挽回圣意，以至于使命令宣布于外，导致有关部门封还驳斥，这都是臣等的罪过。”奉世说：“虽然有近期的先例，但外人无法一一知晓，只是认为突然施行是不对的罢了！”吕大防说：“致使引发人们的议论，玷污圣上的听闻，这实在是臣的罪过。现在如果不听从他们的意见，那任命舍人的命令他们也不肯奉行，专门议论只会更加滋长彰明，在体制上是不便利的。”皇上释然地说：“任命暂且留下，等到祔庙时再取旨也可以。”退朝后，吕大防等人知道皇上从善如流，没有不互相庆贺的。

译2、翰林学士兼修国史范祖禹上言说：“近来听说陛下召见内侍十人，而李宪的儿子也在其中；又召见数人，而王中正的儿子也在其中。朝廷内外的臣子，乃至平民百姓，无不私下议论纷纷，深感忧虑。（案：《范太史集》此处后面有说：大家都说执政大臣不能坚持原则，把陛下置于有过错的境地，从此以后如果有比这更大的事，突然加以召用，必定惊骇众人的听闻。如果大臣还不能坚持原则，那么朝廷就完全没有法纪纲常，公正的舆论于是废弃，这对圣德的损害不小。）为什么呢？陛下刚刚亲自处理政务，到现在刚过一个月，天下的人，侧耳倾听、注目观望，未曾听说施行一项美好的政事，访求一位贤能的臣子，反而首先重用内侍，而且这么多，必定认为陛下偏私于亲近宠幸之人。恳请圣慈更加审慎考察，特别恩赐追回改正，以安定朝廷内外的人心。”没有答复。庚寅日，于是请求在垂拱殿当面陈述，并上呈札子，（案：《范太史集·论召内臣札子》是十一月十一日，此《论邪正札子》下面注云十一月十六日，在崇政殿进呈，奉旨留在宫中。根据《朔闰考》，这个月己巳初一，前面的丙戌是十一日；这十六日，是庚寅。据此补上“庚寅”二字。）说：“臣私下看见熙宁初年，王安石、吕惠卿等人创立新法，首先说天不值得畏惧，众人的意见不值得听从，祖宗的制度不值得效法，使得朝廷不惧怕消灭异己，不体恤众人的言论，全部变更祖宗的旧制，（案：范太史《集》作“旧政”）所以多引荐小人来误导先帝。（案：《范太史集》此处后面有云：功臣旧臣，被排斥弃用；忠正之士，相继引退。又引导先帝，用兵开拓边疆，与夷狄结怨。到熙宁七八年间，天下愁苦，百姓流离失所。幸好依靠先帝圣明觉悟，再次罢免王安石，两次驱逐吕惠卿，直到元丰年间，不再召用他们。而所引荐的小人，已经布满朝廷内外，无法再去除。如蔡确接连兴起大狱，王韶在熙河开拓边疆，章惇在湖南开拓边疆，沈起招惹交趾贼寇，导致三州沦陷，朝廷讨伐，前后死伤二十万人。吕惠卿、沈括、俞充、李稧、种谔等人兴办西事，死伤又二十万人。先帝悔恨哀悼，亲自告诉辅政大臣说：“安南、西师死伤都不下二十万人，朝廷不能推卸其罪责。”又说：“吕惠卿可以诛杀。”元丰末年，吴居厚在京东推行铁冶法，王子京在福建推行茶法，蹇周辅在江西推行盐法，李稧、陆师闵、李元辅在西川推行茶法、市易法，刘定在河北教习保甲，各路百姓，都愁苦嗟叹怨恨，家家户户都想造反。在这个时候，人心恐惧，朝夕难保。）幸好依靠陛下与先太皇太后早听从众人的言论，全部罢免新法，恢复旧政，天下的百姓，如同解除了倒悬之苦。九年之中，海内安宁，事理没有疑问，光明如同日月，外至戎狄，无不都依赖皇恩。只是向来被驱逐的小人，日夜窥伺，今日发生变故，胡乱猜测陛下不认为修改法度是正确的，如果让小人得以进入朝廷，必定进献奸邪之言，上以迷惑误导陛下，其次以倾轧陷害好人，下以胁迫控制群臣。万一陛下误听而小人再次被任用，岂止正直的人不敢在朝廷任职，恐怕宗室从此衰败，不能再振兴了。”（《纪事本末》卷一百一。案：《范太史集》此处后面有云：臣每次想到元丰末年人心已经离散，没想到朝廷又有今天，所以不避万死为陛下明白陈述。恳请陛下常以国家社稷为念，深刻惩戒小人倾危国家，明确告知执政大臣，凡是向来被驱逐的人，除了已经死亡的以外，活着的都要屏除废弃，永远不再任用，那么海内就没有不安枕的人心了。《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范祖渊上言说：“汉朝拥有天下四百年，唐朝拥有天下三百年，等到它们灭亡的时候，都是由于宦官，遵循同样的轨迹，大概与祸乱同流，没有不灭亡的。汉朝自从元帝任用石显，把政事委托给他，杀害萧望之、周堪，废黜刘向等人，汉朝的基业，败坏于元帝。唐朝自从明皇让高力士省阅决断章奏，宦官开始兴盛，李林甫、杨国忠都通过高力士得以进用，唐朝灭亡的祸患，基于开元年间。熙宁、元丰年间，内侍李宪、王中正、宋用臣三人最为杰出。李宪统领熙河军队，王中正统领泾原军队，震动内外；李宪陈述再次举事的策略，以至于永乐陷没；宋用臣兴修土木之役，为国家招致怨恨，这三个人即使加以诛杀，也不足以向万民谢罪。朝廷只从宽典，酌情加以废黜，虽然李宪已经死了，王中正、宋用臣还活着。陛下近来召见内侍十人，接着又召见数人，而李宪、王中正的儿子都在其中，又任命押班二人，带御器械二人，朝廷内外无不惊骇愕然。后来听说二人因为执政大臣说他们有过错而先被罢免，三人因为舍人缴还词头而暂且停止，然而之前的指令，首先违背了旧例。又李宪、王中正的儿子既然得以入侍，那么王中正、宋用臣也将被进用，人心不得不担忧，臣所以敢极力陈述。陛下与太皇太后听政之初，在外驱逐蔡确、章惇、吕惠卿等人以及群小，所以朝廷肃清，内外都没有凶恶之人，所以天下安静，近代内外肃清，没有像今天这样的。陛下如果真的能

译请听从臣的建议，全部追回并罢免任用宦官的命令，对于尚未到达的指令，另行安排差遣；已经入宫任职的，再调任为外官，那么内外官员都会称颂圣上的德行，万众一心。”皇上说：“所召用的宦官，朕岂有意任用他们，只是想分别给他们安排差遣罢了。”祖禹于是退下。又按：这是《论宦官劄子》。《范太史》在此《劄子》下注说：与《论邪正劄子》同日呈上。《纪事》未记载，现在附在此处。而《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对原文多有删节，现在根据文集补录。按“汉之基业，坏于元帝”下有云：东汉邓太后临朝，宦官掌权，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顺帝之后，五侯专权朝政。桓帝、灵帝之时，十常侍独断天下，子弟亲党，搜刮百姓，毒害流遍四海，依附他们的人恩宠及于三族，违抗他们的人灭及五宗，大肆考问党锢之狱，诛杀天下名士，于是黄巾贼起，朝野崩离。等到袁绍诛杀宦官，献帝流离困饿，而曹操借此篡位等等。又“唐亡之祸，基于开元”下有云：肃宗任用李辅国，末年卧病，李辅国带兵劫持将明皇迁往西内，杀死张皇后及二王，明皇因忧虑而死，肃宗因惊骇而死。贵为天子，上不能保全父亲，中不能保全自身，下不能保全妻子儿女，都是因为任用李辅国一人而已。代宗任用程元振，功臣畏惧谗言，吐蕃入侵攻陷京师，流亡到陕州。德宗任用宦官分别统领神策禁军，后来天子由他们拥立，唐室最终因此灭亡。宪宗服用金丹躁怒，被陈洪志所杀，敬宗被刘克明所杀。文宗想要讨伐宪宗的凶手，阴谋泄露，仇士良杀死四位宰相及朝臣，灭其族，血流成渠，朝廷半空，文宗忧愤而死。武宗以后，都由宦官拥立。僖宗称田令孜为父，天下大乱，黄巢起兵，流亡到蜀地，又幸兴元。杨复恭自称“定策老”，称昭宗为“负心门生天子”。刘季述等人将昭宗废于东内。韩全诲等人劫持昭宗，幸凤翔，于是崔胤诛杀宦官，而朱全忠劫持迁昭宗，最终将其杀害。汉、唐亡国之祸，残酷如此，后世的君主，能不以此为刻骨铭心的警戒吗？太宗时，王继恩有平定蜀地的功劳，中书省想任命他为宣徽使，太宗说：“朕读前代史书，不想让宦官参与政事。宣徽使，是执政的开端。”宰相恳切进言继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赏赐。太宗严厉责备宰相等人，于是命令学士另立宣政使的名目，让继恩担任。平民韩拱辰到御史台进言继恩功大赏薄，太宗大怒，认为韩拱辰妖言惑众，杖打脊背刺面，流放崖州。太宗可谓深刻借鉴前古而堵塞祸乱之源了。英宗服药，任守忠往来挑拨两宫，导致慈圣太后与英宗不和睦。进言者弹劾其罪，贬谪蕲州安置，尽逐其党羽。然后慈圣、英宗母子如初，宫中肃清等等。“未有如今日也”下有云：祖宗法度之所以维持，后世不可轻易改变，陛下为何先自破坏？陛下之所以享有南面之尊，继承已成之业，四方万里奔走，而听命的，是因为朝廷公正，天下心服。陛下能不谨慎吗！法度规矩，增修德政，使其超过垂帘之时，然后不失天下之望。现在还未进用一贤，施行一善，先骤然任用宦官。如此兴盛，四方听闻，必以为政出宫掖，无复纲纪，如同衰败之世，岂不大失人心吗？夫人心一旦失去，想要再收回很难。陛下若做一二件事，使中外悦服，四方震动，那么日后所为，有顺流之易，人心先信服故也。若做一二件事，使中外忧疑，四方解体，日后虽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岂能便心服吗？如此而望德业之光，名誉之隆，不是臣所知的。现在宦官只是陛下左右供使令的，臣虽至愚，也知道其必未害政之事。然而欲治外者，必先治内；欲治远者必先治近，所以明王慎选左右。壬人，尧舜畏惧；佞人，孔子远离，恐怕其有损而不自觉也。昔唐之时，仇士良好教其党曰：“天子不可令闲常，应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再及他事，则吾辈可以得志。切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仇士良以此固其权宠，故能专权二十余年。夫汉唐之事，当今必无。然而以先帝天资英睿，圣学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而内外为小人所误，对外兴师旅，对内兴百役，先帝未尝享太平之乐，最终因忧勤损寿。凡不便之事，都是群小所为，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谤，臣常常痛惜，所以不想陛下再亲近小人，大概因此也。等等。“万口一辞下”下有云：以为至美，才可以解众庶之惑，洗陛下之谤，这如同反掌之易，何难而不为呢？自从听闻近日两次指令以来，外议汹汹

译汹涌，都说大臣不能据理力争，陛下对有过失举措的台谏官员，又都畏惧回避宦官，没有人敢说一句话。只怕陛下不知道罢了，如果让陛下知道，必定不会这样做。臣在经筵侍奉八年。一天天地盼望，一年年地盼望，期望陛下成为有美德的君主，唯恐有丝毫的过失，所以不回避违背圣意，多次进献逆耳忠言。陛下每次垂听，因为臣愚钝直率而了解臣，臣也不衡量自己微薄的力量，私下以进献忠言为己任。如今这件事，实在关系到朝政的兴衰，人心的去留，臣在道义上与陛下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不忍心沉默旁观，敢冒万死之罪进献忠诚，只请陛下裁断明察。请陛下决定取舍。）

译十二月（按：钱大昕《朔闰考》称：本月甲辰初一。）乙巳日，尚书右仆射吕大防上言：“请求仿照《唐六典》，委派官员设立局所，编修成一部官制书籍，作为本朝的大典。仍请求由修史院的官员兼任领管。”（《纪事本末》卷九十三。按：毕沅《通鉴》称：甲寅日，仿照《唐六典》修撰官制。大概上言在初二日乙巳。而在十一日甲寅下诏设立局所。）

甲寅日，下诏在秘书省设立局所。选派范祖禹、王钦臣担任编修官，其中范祖禹兼任领管回报文书，宋匪躬、晁补之担任检讨官，仍将统一规划方案申报尚书省。（《纪事本末》卷九十三）

己未日，降授通议大夫、提举洞霄宫的章惇恢复资政殿东学士，散官吕惠卿恢复中大夫、提举崇福宫。（《长编纪事本末》卷四百七十六：元祐七年八月癸亥日，章惇知湖州，恢复提举洞霄宫。原注称：元祐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恢复资政殿学士。）（《长编纪事本末》卷四百六十八：元祐六年十二月辛巳日，下诏吕惠卿任光禄卿，分司。权给事中姚勔将诏书封还。罢免此事。原注称：元祐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吕惠卿恢复中大夫、崇福宫。按：《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称：十二月，章惇任资政殿学士，吕惠卿恢复中大夫，王中正恢复遥郡团练使。给事中吴安诗不肯书写章惇的录黄，中书舍人姚勔不肯起草吕惠卿、王中正的告词，都不听从。《太平治迹统类》称：己未日，权给事中吴安诗上言：“章惇任资政殿学士，差遣依旧，所有录黄不敢书写宣读执行。”下诏依照先前下达的指令。）

王子韶任集贤殿修撰。（《长编纪事本末》卷四百七十七：元祐七年八月甲申日，王子韶罢免秘书监。原注称：元祐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任集校。按：《宋史》本传称：出任知济州，上言请求追复先烈以留给后世法则，又以太常少卿被召，进升秘书监，拜集贤殿修撰、知明州）

丙寅日，朝奉大夫郭知章上奏：“臣私下观察到黄河分向东北的水流多次了，议论纷纷，向上迷惑朝廷的听闻，至今没有决断，河北百姓遭受祸患很久，已经失去赋税租粮，田地荒废离散，其危害不可胜计。臣认为地形有高低，水势有逆顺，河道有深浅，河流有缓急利害，都可以亲眼看到。正值隆冬霜降，水落河槽，那么利害还容易辨明。臣近来因出使事务到河北，从澶州进入北京，渡过孙村口，看见水向东流的，河非常宽阔而深；又从北京前往洺州，经过杨村浅口再次渡河，看见水向北流的只有十分之二三，然后知道黄河可以关闭北流而让水向东流无疑了。现在向东流的河，就是商胡的故道，询问父老，都说过去水流经这里七十多年了。现在水再次向东流是天的旨意，大概不是人力所能为的。向东流的利益非常广泛，其大略则是保存池塘湖泊，疏通御河，巩固北都，恢复民田。至于堤防的费用，兵夫的劳役，官员的数量，除草的用度，所节省的不计其数，那么臣的话是可以采纳的。请求早日降下圣旨，下达都水监相度施行。”（《长编纪事本末》卷五百十七：元符二年十月甲子日，郭知章等人因导河东流的议论无功。原注附载元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郭知章的奏疏。今根据原注辑录此条，又见三月癸酉日。按：《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说：这一年，黄河在内黄决口。《长编纪事本末》卷五百十七原注：曾孝广议论河事不合，水官最终建立东流的议论，不久黄河在内黄决口，派曾孝广巡视，因而得以实行他平素的志向。《宋史·本纪》：这一年，黄河进入德清军在内黄口决口。《河渠志》三：五月，水官请求进梁村上、下约，束狭河门。既然涉及涨水，于是壅塞而溃决。南犯德清，西决内黄，东淤积梁村，北出阚村，宗城决口的河水又流向魏店，北流因为淤积于是断绝，河水四处流出，毁坏东郡浮梁。十二月丙寅日，郭知章上奏如上。于是吴安持再次兼任都水。《宋史·马默传》：起初，元丰年间，黄河在小吴决口，于是不再堵塞，放任它向北流。元祐年间议论的大臣认为向东流便利，水官于是与他们合谋。马默与同时的监司上议，认为向北流便利。御史郭知章又请求顺从向东流，于是作东西马头，恢复故道作为长堤壅塞向北流的河水，劳费非常大。第二年，再次决口向北，最终不能使它向东流。）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九

哲宗

△绍圣元年（甲戌，一〇九四）：（《长编纪事本末》卷四百八十五绍圣四年四月丁酉日的原文有说，下诏元丰八年五月以后至元祐九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