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八

译所征收的赋税，虽然另有其他用途，但后来相继沿用，导致财政匮乏。以至于今天耗尽天下根本财富的原因，起初是因为边防事务。第一，元符三年九月诏令，府界及各路现管的坊场钱，在留出本路一年应支部分后，将剩余数额留一半准备支用，另一半特别命令起运上京。第二，同年十一月诏令，起运现管的常平、免役钱，依照前诏执行。第三，建中靖国元年二月诏令，各路提举司将现存的抵当息钱一并起运上京。第四，同年三月诏令，起运各路量添酒依抵当指挥的钱款。第五，同年三月又下诏，从各路助役钱中拨出一半充作常平粜本，另一半计算安排起运上京，调拨前往三路增添常平籴本。”又说：“自从元丰七年以来，用常平等积并的钱款补助边防费用，每年取二百万缗为定额，只以三年为期，大概是不想多耗费天下民财来补助边防用度。神宗爱惜百姓的用心可谓深切啊！怎么应该取用三十年间根本积蓄的财物，一旦大大违背既定法度而偏用于一方呢？西边财力枯竭则必然要从东南取用，东南积蓄的剩余财物，如今在无事之时，已经巧取而偏用了，如果东南发生意外的祸患，又将从哪里取用呢？”又说：“五道诏令之后，同年五月又降下一道诏令，用广西钱一百万贯和预买绢。诏文说：‘人户愿意请领价钱，如果在年例之外支散，可以接济。’实际上人户并不愿意。且以无为军为例，民间买一匹绢，须用一贯四五百文足钱，人户请领常平钱一贯文省。如今在年例之外新增加支散的数额，这是聚敛的手段。臣担心自此一道诏令之后相继没有止境，况且侵削十路，百姓只得到绢一百万匹，不足以充作陕西三两个月的费用，这难道是神宗接济百姓的方法吗？”案：徽宗五道诏令，只见于陈瓘奏贴黄中。五月的诏令，也见于《文献通考》卷二十记载：尚书省上言：“预买钱多，人户愿意请领，比往年例增加供给。”诏令各路提举司借用本司剩余利钱，同漕司来年市绢，计算纲次赴京。陈瓘说：“预买的利息，比常平重数倍，人们都以此为苦，怎么说愿意请领！如今又新增加，虽然名义上是接济，实际上是聚敛的手段。”）在罢兵之后废弃先帝政令，在冗费之余资助国家财政。这好比决开江河的大堤，蓄积沟渠的小水，并非说没有涓涓细流的帮助，但怎么能弥补滔滔洪流呢！大大违背神宗的心意，完全背离继承先帝遗志的道义。臣职责所及，按理不可沉默，现在撰写《国用须知》一本上奏闻达。

译又进呈《日录辨》说：“臣陈瓘去年五月十八日在紫宸殿面圣，上奏札子说：‘臣听说王安石的《日录》七十多卷，详细记载了熙宁年间上奏对答议论的话。这是人臣私下记录的书，不是朝廷的正式典籍。自从绍圣年间重修《神宗实录》，史官请求将这本书下发给史院。凡是《日录》、《时政记》、《神宗皇帝御集》中没有记载的，往往专门依据这本书，追议刑罚赏赐的授予与剥夺；把宗庙的美德，都归给了臣下。所以臣希望诏令史官另行删改修撰，以成就一代不可更改的典范。’那天蒙受批付给三省，后来没听说施行。大概绍圣史官请求将《日录》下发给史院的，是因为现在他是宰相的缘故。臣地位低下、人微言轻，轻率议论大典，实在是因为宗庙至为重要，道义上不敢沉默。大概只有神宗皇帝体悟大道、运用至极，效法上天有所作为，自己得到师臣，授予他政权的柄权。即使是伊尹和商汤，都具有一致的德行，没有什么不同，而美好的谋略和计划，确实出自我们的君主。说到经术，那么精微的言论和深奥的意义，都是他自己领悟的；说到政事，那么改革法度以成就功业，取成于心中，这就是神宗皇帝独自的志向，也是王安石之所以归美于他的原因。当权的臣子，对此理不明，借奉行宗庙之名，独尊王安石；借绍述先帝之名于诏令，寄托好恶于刑赏。至于编纂记录私下的言论，如同继任皇帝的事，于是使秘密赞美的话语，宣扬于外，而一朝大典，祖述旧事，只专美于人臣，不归德于我们的君主，凌压宗庙，以培植私利，事情乖谬，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岂只是辜负神宗皇帝在天之灵，也失去了王安石事奉君主的心意！臣所以恳切而不能停止。因此将所见撰写成《日录辨》一篇，详细陈述上奏听闻。”按：《十朝纲要》说：十月乙巳日，因为左正言范致虚的言论，诏令先前关于修撰《实录》参取元祐年间及陈瓘请求删除王安石《日录》等指挥不要施行，仍然诏令实录院以朱本、墨本进呈。（按：朱本、墨本，是绍圣初年另行修撰取舍之事。在元祐所修的，则在墨本上用雌黄涂改，称为“墨本”；进入绍圣所修的，则用朱笔修改，称为“朱本”。）

2、这天，陈瓘与左司员外郎朱彦周在都堂拜见左仆射曾布，写信责备曾布说：“阁下德行崇高、功劳巨大，是四海之内所赞颂的。然而说阁下没有过错，则不可以尊崇私史而压制宗庙，因边境费用而破坏先帝政令，这两件事，是阁下的过错。违背神宗皇帝的志向，破坏神宗皇帝的事功，在这两件事上，天下人所共知而圣主不能听闻其说法。蒙蔽的祸患，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又说：“熙宁条例司所讲论的，元丰右曹所遵守的，满朝公卿，没有比阁下更知道其本末的。现在阁下独揽政权，首先破坏先帝功业，弥缝壅蔽，人们不敢议论。他日主上因为这两件事，以继述先帝的事询问阁下，将用什么来回答？当此之时，阁下虽然有亲信的辅助，恐怕也不能高枕而卧了。”又说：“阁下对瓘有推荐提拔之恩，瓘不敢辜负，所以论述吉凶的道理，献上前甲的言论，希望有益于阁下。如果阁下不体察我的心意，拒绝而不接受，那么今天的话，说它辜负恩情也可以。”曾布读了陈瓘的信大怒，不久笑着对陈瓘说：“这封信如果是别人，得到它一定发怒，曾布则不然，即使十封信，也不计较。”陈瓘将《日录辨》和《国用须知》交给曾布后退出。（《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九。按：岳珂《桯史》记载陈瓘全文，说：陈瓘听说，古代贤人未曾没有过错，周公、孔子、颜渊都有过错。子路听到过错就高兴，所以成为圣贤的门徒；成汤改过不吝惜，所以成为百世的老师，所以说‘有过错而能改正，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普通人改过，善行在一身，大臣改过，福泽及于天下。阁下德行崇高、功劳巨大，是四海之内所赞颂，然而说阁下没有过错则不可以。尊崇私史而压制宗庙，因边境费用而破坏先前政令，这两件事是阁下的过错。违背神宗皇帝的志向，破坏神皇的事功，这两件事，天下人所共知，而圣主不能听闻其说法，蒙蔽的祸患，有什么比这更大的？瓘所撰写的《日录辨》一篇，已经进呈给皇上，阁下试着读一读，那么所谓尊崇私史而压制宗庙的就可以看到了。瓘去年所论陕西、河东的事，未尽详细，近来守无为，奉行朝廷诏敕，才知道天下根本的财物，都已经运往西边。近来因为都司职事，看详内降札子，于是叙述其事，名叫《国用须知》，也已经进呈给皇上，阁下试着读一读，那么所谓因边境费用而破坏先前政令的就可以看到了。主上修继述的成效，阁下却违背志向破坏事功，作为继述，从今日以后，其成效逐渐显现，所以误导我们君主的，不也太大了吗。成效迅速的，尤其在于边境费用。熙宁条例司所讲论的，元丰右曹

译在内则是宰相。帅臣只负责管理一方事务罢了，即使耗尽府库的财物来倾泻，也不应苛责。至于宰相的职责，则与此不同。怎么能因为知道天下匮乏枯竭，就安然无事而不消除匮乏枯竭，反而败坏先前的政令，进而致力于蒙蔽，阁下想要推卸过错，可以吗？瓘近来因禀报事务，听到阁下的言论，将尚书省指为衡量道义的地方，瓘认为阁下这话错了。三省的长官，适宜遵守法律罢了，至于衡量道义，那是天子与三公的事，哪里是太宰所能参与的呢？两年日食的灾变，都发生在正阳之月，这是臣道过于强盛的应验，也是阁下所应当畏惧的，应当坚守并衡量，哪里是压制畏惧的意思呢！《周官》说：“身处尊宠就要想到危险。”如今天下旱灾蝗灾，方圆数千里，天象灾变屡次发生，人心忧虑恐惧，边防费用败坏，国家用度耗竭，而阁下却正认为这是符合道义准则的体统，可以说是身处尊宠却不想到危险了。阁下对瓘有推荐提拔的恩德，瓘不敢辜负，因此论述吉凶的道理，进献先见之明的言论，希望有益于阁下。如果阁下不体察我的心意，拒绝而不接受，那么今天的言论，说我是辜负恩德也可以。辜负与不辜负在于瓘，体察与不体察在于阁下。侍奉君主的职位没有高低之分，各自践行自己的志向，谁能剥夺呢？瓘去年九月三日呈上奏章，都请求奏报东宫，这是为了尊崇君主而抑制外戚。钦圣太后未曾体察，于是瓘被贬黜，后来慈爱的意旨开明醒悟，于是瓘得以重新起用。君主体察孤臣的竭尽忠诚，钦圣太后知道忠言有补益，母亲慈爱儿子孝顺，君主圣明臣子正直，这是国家两全其美的道路，宗庙社稷无尽的福分。如今钦圣太后采纳忠言的美德，尚未昭示于天下，而谏官坚定不移的心意，却在朝廷获罪。胁迫把持的风气，比去岁更甚，背离正道的议论，由大臣倡导，所以厚待钦圣太后的，果真在于此吗？瓘前日推辞都司的任命，而阁下未允许我离去，阁下一定有安置瓘的办法，这是士大夫们共同明白的。主上念及钦圣太后采纳忠言的心意，体察孤臣坚定不移的心意，奖赏劝勉的恩德，至深至厚。瓘想要选择死节，以此来图谋报效，不辜负君主，不惭愧于外戚，一身的安危，哪里有空闲去顾惜呢！然而今天的言论，怎知不被阁下体察呢，阁下深思罢了。瓘不敢担任重要职务，再次招致烦扰的言论，又不忍心沉默离去，只希望阁下留神听取，幸甚。岳珂说：“前书《尊尧集表》，大概与此互相参照始末，震慑谄媚、树立懦弱，不厌其烦地多次书写。”

译3、癸丑日，邹瓘又抄录所上奏的《布书》以及《日录辨》、《国用须知》，写成详细文书呈报三省说：“日前我到尚书省校对书籍，承蒙中书相公当面详细告知，说我所论述的，是元祐年间那种片面、浅陋的见解，并且说天下从未缺乏钱财，即使有十本《布书》，布帛的供应也不会动摇。我不知大体，冒犯了大臣，除了已经具状呈报御史台请求赐予弹劾外，恳请向皇上陈述，早日将我贬谪放逐。”（《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九，又见卷一百三十。）

4、甲寅日，三省将奏章进呈给皇上，皇上看着曾布说：“这是报答恩德的地方吗？”曾布说：“我本不想多嘴，但道理上应当陈述的，不敢停止。臣在绍圣初年任职史院不到两个月，因为元祐年间所修的《实录》，凡是司马光的《日记》、《杂录》，有的是从传闻中得来，有的是从宾客处得来，所记载的事情，几乎没有不全面收录的；而王安石有《日录》，都是当时君臣面对面反复讨论的话语，请求取来交给史院对照编修，这是最公正的议论。后来绍圣年间重修《实录》，过了几年才成书，我未曾见过。当时修书的是章惇、蔡京，如今提举史院的是韩忠彦。而邹瓘认为我尊崇私人史书，压制宗庙，不知这是什么意思。神宗理财，虽然连年用兵，但所到之处府库充实。元祐年间不合理地耗费散失，又有支出没有收入，所以仓库因此空了。于是说我破坏了三十年的根本大计，恐怕不公正吧。”皇上说：“你一向援引邹瓘，又想任命他为左右史，我说不行，议论太偏颇，今天怎么样？”曾布惭愧谢罪。而韩忠彦等人都说：“邹瓘一定要离开，应当给他一个郡的职位。”曾布说：“我本不与他计较，朝廷宽容，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于是任命邹瓘为泰州知州。皇上命令责罚邹瓘，韩忠彦及陆佃都说：“邹瓘的话确实过分，如果责罚邹瓘，那么邹瓘反而因此获得名声，曾布一定能宽容邹瓘。”于是任命邹瓘为泰州知州。曾布起初想让邹瓘依附自己，派人告知心意，将要重用他，邹瓘对他的儿子邹正勷说：“我与丞相议论多有不合，现在却想用官职来引诱我。我有一封信将要送给他，你替我写。”并且说：“郊祀恩荫不久就要到了，恐怕失去给你官职的机会，怎么办？”邹正勷拜了两拜，愿意写信。邹瓘很高兴，第二天拿着信去见曾布。曾布果然大怒，于是有了去海陵的命令。在此之前，邹瓘以都司权给事事的身份，何执中任礼部侍郎，一天用简札给邹瓘说：“早点去见贵人，您就正式任职了。”所以邹瓘对邹正勷说了那些话。（《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九。按：《宋编年通鉴》说：邹瓘上奏说：“臣曾请求另修《神宗实录》，以成就一代的典章，但没有听说施行，大概是因为绍圣年间的史臣现在做了宰相的缘故。”没有答复。当时邹瓘兼任权给事中，曾布将要推荐他，正式任职，有人把这事告诉邹瓘，邹瓘说：“我与曾布议事不合，如果接受他的推荐晋升，而又与他意见不同，那么公议和私恩，两方面都有愧了。”到了这时，邹瓘到政事堂，拿着信给曾布看说：“尊崇私人史书而压制宗庙，因边境费用而破坏先帝政令，这两点，是阁下的过错。”曾布认为邹瓘所论述的是元祐年间片面、浅陋的见解。邹瓘于是呈报三省，请求弹劾自己妄言的罪过，于是外放为泰州知州。）

中书舍人邹浩上奏说：“邹瓘一向以声望闻名，被当时的人推重，现在到都司任职，还没有超过一个月，就让他外放，恐怕不是向天下展示并安慰公议的做法。恳望收回新的任命，以保全朝廷对待士人的体统，所有录黄，不敢签书下发。”皇上不听从。右谏议大夫陈次升也说：“邹瓘首先蒙受提拔，士大夫之间，都为此祝贺。现在听说邹瓘因为与宰相议论不合，因此被罢免，如果传闻属实，不仅有遗弃人才之嫌，也担心失去人心。恳望圣上恩慈再赐详细斟酌施行。”（《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九。按：《陈次升传》：徽宗即位，召为侍御史，升任右谏议大夫。进献体道、稽古、修身、仁民、崇简、节用六件事，言论多规劝切直。崇宁初年，以宝文阁待制身份任颍昌府知府。陈次升三次担任言官，建议不随便附和，刘安世称赞他对元祐年间的人有功。然而他所议论的曾肇、王觌、张庭坚、贾易李昭玘、吕希哲、范纯礼苏轼等人，公议有的不以为然。谨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说：《宋史》如此记载，是门户之见。）

5、这月，邢恕呈报实录院文书说：“我任御史中丞，被章惇排挤，与同知枢密院事林希都以原官职罢免。我于是外放为汝州知州，几个月后，改任南京知州。当时哲宗也慢慢知道林希与我都被罢免，林希有罪名，而我却没有明确的罪名。章惇担心我再次被任用，就查找出我在元祐初年因罢免中书舍人责罚为陶州知州时，曾在帘箔前上疏自我辩白，但帘箔中本来未曾听取，责罚的命令于是下达。后来再责罚为永州监当，前后九年，都在贬谪名单中，都是因为国家大事，不因为私事，而章惇全部置之不论。到了元符元年冬天，就取下三年前我的章疏，挑剔疑似之处，向上欺骗哲宗的圣听，降我三级官职，责罚为南安军知州。章疏中只在于自我叙述经历本末，未曾干及朝政，却详细叙述神宗皇帝追念过去对我的话，考察我的本末，记住我的姓名，于是又召还馆阁。又

译至于神宗皇帝晚年，能够察知我，认为我忠信，于是授予我尚书省官职，却在责罚我的诏书中一并删去不提，特意记载我熙宁初年违逆圣旨被罢免馆职的话，以此巧妙地诋毁诬陷我。当时我因为隔着帘幕与皇帝不相知，担心被认为此前曾经违背正道以求进身，所以说到我被授予尚书职方员外郎时，司马光也被授予资政殿学士，其日期可以考证。章惇就诋毁我说“自认为与司马光一同被提拔”。又因为我当时与韩维有交情，所以说到韩维一向有名望德行，与司马光、吕公著属于同一类人。章惇就诋毁我说“指权臣为名德”。这些都见于训词之中，足以作为明显的证据。而去年六月间，章惇还在掌权，责罚我均州分司，反而说司马光、吕公著被追贬到海外，是由我排挤所致。吕公著被贬海外，责词还在，罪名可见；与司马光所犯的言论之罪，并没有丝毫关联。章惇贬谪司马光，已经是严重诬陷，至于连同吕公著一起贬到海外，当时的人尤其知道这是没有名目的。那么吕公著与我，多次都不相干，事理非常清楚。至于贬谪司马光到海外，是因为司马光在元丰八年春天与范祖禹曾说：“当今皇帝已经即位，然而娄后的事情仍然值得忧虑。”范祖禹先到京师，我因此与范祖禹闲聊说哲宗才十岁，等到还政，还需要十年，中间的事情也有值得忧虑的，范祖禹就赞同司马光的话。当时司马光尚未起用，不能深知宣仁太后的用心，所以有这样的话。然而他对哲宗的心意，则是忠诚的。范祖禹与司马光深知彼此，所以与我说的，正是认为司马光是善意，并非恶意。我曾对蔡确、章惇说过，也是认为司马光的话有忧国爱君的意思。当时，朝廷正打算重用司马光，想让他做宰相，又因为帘幕之上有人，司马光在帘中说话，于是有了形迹。我特意秘密地对蔡确等人说，难道是认为司马光心意不善、有陷害司马光的意思吗？等到绍圣年间，章惇怀疑我，担心我不为他所用，每每拿司马光、吕公著来说事，想要加以控制。甚至说我曾是吕公著的上宾，又说我以前常常把司马光托在手掌心。凡是绍圣年间侍从臣僚，没有不知道这件事的。那么章惇在贬谪司马光、吕公著的时候，难道会让我知道他的谋划吗？因为叶祖洽议论王珪的事，林希本来出自王珪门下，又是亲戚，章惇既然与林希结党，因为林希的缘故，暗中想庇护王珪。而叶祖洽议论王珪的事，却引司马光、吕公著与王珪相比，说司马光、吕公著已经贬为节度副使，那么王珪怎么能放置不管呢？章惇当时贬谪王珪，是因为叶祖洽屡次上章疏，至于司马光、吕公著，则已经贬为节度副使，其后并没有人议论，又别无事由，只是被叶祖洽的话所激怒，于是同日与王珪一起被贬，那么章惇难道曾经询问过我，我也何曾听闻章惇的谋划呢？章惇只是在贬谪司马光、吕公著后，我后来才听说章惇在哲宗面前拿司马光的话“娄后事犹可虑”，就认为这是庆幸事情如此，兼看司马光的责词，说其“实藏祸心”，那么他的用意就可以知道了。至于吕公著的责词，则与责为节度副使的词大体都相互对应，其后没有别的罪名，然而不知道章惇当日因为什么与司马光一起责罚呢？章惇既然贬谪司马光，知道有别的事由，就在贬谪司马光那天，随即画旨下达编类所，凡是涉及臣僚的事，都仰赖本所直接取会，仍然备坐；如果有隐匿、增减、漏泄，都科以除名的罪名。贬谪司马光后五十二天，编类所才发牒来，只取会司马光的言语而已，与吕公著毫无关联。我立即回牒，详细坐实元丰八年夏天范祖禹与我说的“曾与司马光同在洛河官船中说到先皇帝已经即位，然而娄后的事情仍然值得忧虑”。我随即曾对左仆射章惇及已故左仆射蔡确说过，确实是实情。回牒现在在编类所案卷中，可以检查对照。我只说司马光的话“仍然值得忧虑”，那就是忧虑恐怕有这种事，怎么章惇把值得忧虑的话反而指为祸心呢？兼当年二月初，责罚司马光为节度副使时，责词中已经有“潜怀睥睨之邪计，欲快倾揺之二心”，这两句，固然已经指司马光“仍然值得忧虑”的话为邪计、二心，只是他的话不太明白罢了。等到贬谪司马光到海外那天，则说“乃与凶党实藏祸心，至引宣仁衰乱不道之谋，借喻宝慈圣烈的非意之事。兴言及此，积虑谓何？”只是更注解邪计、二心的词罢了。就知道章惇再贬司马光、吕公著，是有激而然的。其下“积虑”二字，是章惇狡诈，想要包含司马光话中的“虑”字在其中罢了。然而司马光所说的“仍然值得忧虑”，直是忧恐之言，固然没有庆幸愿意的意思，与章惇所说的“虑”，文义语脉理自然不同。章惇虽然强行想要牵合，不免更加显露他的编造。如果章惇认为司马光的话明显有恶意，那么当日责辞，为什么不实载司马光“可虑”的话以显示有幸灾乐祸的意思？章惇如此，即是著录司马光本语，章惇知道果真如此则不足以欺骗迷惑天下，人必有词，所以隐匿司马光本语，修饰以己意。那么诬陷司马光的，特出于章惇，事理非常明白。我的牒又说“随即对章惇及蔡确说过，则明显可见不是绍圣后的话。”这话出自范祖禹。范祖禹与司马光至相厚，固然不是谈论司马光的恶；我传范祖禹的话，固然不是陷害司马光的意思。现在

译圣明天子正在辨明司马光、吕公著的冤屈，而章惇确实陷害了司马光，自己却不承认罪责，反而将祸患嫁祸给邢恕。这与之前斥责邢恕前往南安时的辞令说“自认为与司马光一同被提拔，指责权臣为有名望的德行之人”前后大相径庭。况且在章惇将要贬斥司马光的时候，如果邢恕与章惇意见一致，那么章惇必定先让邢恕供认分析，然后才执行处置，哪有先贬谪司马光到海外，后来才来询问情况的道理！大概是因为章惇知道邢恕与自己意见不同，如果先来询问情况，就担心邢恕或许会隐瞒，或许会为司马光辩解，那样就难以编造罪名。所以章惇先用自己的意思，编织成司马光的罪状；贬谪司马光之后，再揣测圣意，用除名的罪名来威胁，这才来询问情况。而邢恕所回复的公文辞令如前所述，不肯迎合章惇，附和贬斥的言辞，这是显而易见的。加上贬谪司马光到海外半年后，邢恕才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当时林希与章惇互相勾结，称邢恕是吕公著一党的人，想以此相威胁。邢恕担心这话一定会传到哲宗耳中，于是曾借事上奏陈述说：“章惇曾以我向来与司马光、吕公著交情深厚为由，想以此控制我。先前，章惇曾说我经常依托司马光在手掌心。我回答章惇说：司马光向来有贤名，在元丰以前，天下人谁不称赞他的贤德！本来不能预先知道司马光日后做宰相，改革过度。至于神宗皇帝末年，也曾特别晋升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那么神宗难道不认为司马光贤德吗？章惇后来又当面驳斥我，说：我是吕公著的上宾。我回答：以我为吕公著的上宾，固然不能欺骗相公。但在元祐年间，我与吕公著的进退祸福本来不同。当吕公著在元祐年间进用时，我却退隐；当吕公著在帘省，得知福分的时候，我却因拂逆帘箔之怒而获祸，这与章惇不同。章惇说：如果不依靠他，那就必须跟随吕公著过岭去。”邢恕既然向哲宗详细陈述了这两件事，并且说：“恐怕章惇今天以此挟持我，想让我顺从他，我自省往昔，确实曾称赞司马光、吕公著，但我本是公开言论，并非有私心。我想被章惇挟持，那么御史台就可以废除了。”哲宗当面告知说：“你既然与他进退不同，不妨不要相信。”所谓不要相信，是让他不要相信章惇。如果邢恕果然先迎合章惇，证明司马光的罪状，贬谪司马光到海外，那么章惇、林希又以此再次威胁挟持，章惇只请求查验证实。邢恕被贬到南宫，告辞时还说：“自认为与司马光一同被提拔，指责权臣为名德之人。”那么知道当邢恕任御史中丞时，章惇以邢恕与司马光等人向来交情深厚而诋毁他，是可以知道的。程颐被贬到涪州，也是林希与章惇认为邢恕向来师从程颐，所以在哲宗面前构陷成程颐的罪状；没有听从贬谪程颐，却在执政大臣聚会的地方诋毁说：“老师既然这样，作为弟子的人应当如何？”邢恕随即听到这话，也曾对哲宗皇帝陈述说：“程颐被贬，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罪？我对于程颐往昔确实以师友之间相处，但自从元丰三年程颐曾到京师与他相见后，至今二十年不曾相会。元祐年间与程颐又不同进退，那么？即使治程颐的罪，怎么能中伤我？章惇只因为林希的缘故，挟私用刑，那么天下人怎么能心服！理当奏明。”哲宗说：“知道了。”林希的诋毁，先朝大臣都听到了他的话，那么邢恕对哲宗当面辩明此事，可知林希为章惇谋划；还想要用程颐来中伤，那么对于司马光、吕公著又可知了。现在《实录》应当详细记载司马光、吕公著被贬，那么治司马光罪的本末应当得到实情，乞请赐予查照会知。”（《续长编》卷四百八十六。原注释：刘跂《辨谤录》记载张舜民的话，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刘跂前往张舜民处相见，张舜民当时任吏部侍郎，说：“去年秋天四次登对，都乞求早日辨明宣仁皇后的疑谤，那么各位臣僚家中的诬陷构陷之事就都释然了。”皇上说：“当日诬谤，自然不分明，今天却不用分明辨之。”问：“曾见过邢恕的责词吗，这是辨明宣仁皇后的。”回答说：“未曾见过。”后来又贬谪周秩到广德军，皇上又说：“也是辨明宣仁皇后的。”张舜民又说：“娄后的语言，本是章惇说出，指以为是邢恕所言。邢恕曾上章乞求与贼臣章惇各自被五木对辨于御史府，不降出。”张舜民曾乞求将此章付外。皇上不允。案：张舜民所言邢恕乞求与章惇各自被五木对辨娄后事，其他书并无记载，应当考证。）

译《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八月，中书舍人傅楫被罢免。曾布自认为对傅楫有提拔引荐之恩，希望他能帮助自己。但傅楫坚定守正，凡是命令不恰当的，必定极力陈述意见。他又曾上疏营救王古、范纯礼，曾布更加不高兴，于是将他外放担任亳州知州。考：《宋史》傅楫本传记载为“博州”。本传说：曾布自认为对傅楫有提拔引荐之恩希望他为自己所用。傅楫毫不迎合退让，凡是命令有不恰当、用人有不满意的，全都极力论辩，虽然屡次被驳回也不改变志向，曾布大失所望。皇帝因为傅楫是旧日学伴的缘故，多次向他咨询，傅楫每每以遵循祖宗法度、保持安静自然为进言。李清臣劝皇帝清心省事，皇帝说：“近臣中只有傅楫这样说。”傅楫在朝廷一年多，看到时事逐渐变化，私下感叹说：“灾祸大概从这里开始吧！”听到的人认为他言过其实，傅楫笑着说：“以后会相信我的话。”于是上疏请求离职，以龙图阁待制的身份担任博州知州。

又记载：晁补之被罢免。管师仁说：“苏轼、苏辙都深深诋毁先帝，而晁补之、黄庭坚都是他们的门生，不能让他们聚集在朝廷。”于是外放担任河中府知府。考：“苏辙”前面，应当有“苏轼”二字，否则“皆”字没有着落。《宋史·管师仁传》记载：管师仁被提拔为左司谏，论奏苏轼、苏辙深深诋毁熙宁年间的政令，他们的门生吏部员外郎晁补之等人不适宜在朝廷。于是将他们逐出朝廷。

一、九月己未日（考：钱氏《朔闰考》：己未日，是这个月的初一。）陈瓘被罢黜后，皇帝告诉蒋之奇、章楶（考：当时蒋之奇任枢密院知院事，章楶任同知枢密院事。）说：“陈瓘是被李清臣指使的，元祐党人被驱逐大半，还敢这样。曾布独自抵挡众人的排挤，确实不容易。你们暂且代表朕的意思，再三慰劳他。”这天，曾布入朝应对，留下身体当面谢恩，慰劳更加勤切，并且对曾布说：“先朝的法度，大多没有修举。”又说：“元祐年间的小人，不能不驱逐。”曾布回答说：“陛下刚下诏书，认为用人没有那时和此时的区别；如果臣下能够顺承奉行，就一定不会像今天这样区分。然而抱有偏见的人，终究不能统率，应当更加缓和处理。”考：“当更”二字，似乎应该乙转，“率更”连读。皇帝说：“你畏惧什么？”并且说：“你大多顺从元祐党人。”曾布说：“臣不是畏惧别人的人，处在众人喧哗之中，独自依靠皇上的眷顾，得以自立，抱有偏见和异论的人确实不少，他们不肯改过自新，固然应当驱逐。然而为了体现陛下仁厚的德行，每件事不敢做得过分，所以想要从容适中罢了。如果说臣顺从以及畏惧元祐党人，不知圣意如何？”皇帝笑着说：“哪有这种事，只是人们这样说，所以提及。”（《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

一、十月（考：钱氏《朔闰考》：这个月戊子日初一。）癸巳日，考：《东都事略》、《宋史》都系于乙未日，岳珂《愧郯录》也作癸巳日。右光禄大夫、门下侍郎李清臣被罢免，改任资政殿大学士、大名府知府。《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在此之前，曾布单独应对，皇帝告诉曾布，人物中有可以诏令应对的，只要奏请召来，就应当批付给阁门。曾布不久将刘焘、王防、周焘、白时中等四人的名字上报，皇帝全都批令他们应对。这四个人，都是曾布的门生。李清臣秘密启奏皇帝，说刘焘、王防等人是“四察八侦”。随后在众人面前公开说“四察八侦”不能担任言事官。皇帝脸色大变，众人不明白他的话。皇帝告诉蒋之奇、章楶说：“李清臣大概是指王防、刘焘等人。”命令他们告诉曾布知道，并且说：“李清臣所做的，是妇人女子的事。”不久召见刘焘告诉他，仍然让他转达皇帝旨意，当时是九月丙戌日。两天后，曾布留下身体谢恩，皇帝用察侦的话告知他，并且说：“所谓察侦，都是臣亲自接触的人，君子小人，各有党类，这些人都是知道顺承圣意、奉行法度的人，并非营私舞弊。如果像晁补之、毕仲游这类人，都是与李清臣辈背公死党的人，必定不与臣亲近友好，这是理所当然的。”皇帝说：“李清臣危害政事，应当罢免。”曾布说：“晁补之等人能做什么？李清臣在政府，就危害政事了。”皇帝说：“彭汝霖屡次有文字，但还没有发出，你可以告诉彭汝霖缴还李清臣，那么趁着他请求外放，就可以让他离去。”曾布说：“臣不曾与言事官交往。考：当时彭汝霖任御史。昨天圣谕，让彭汝霖召吴则礼传达圣意，臣到现在不曾让吴则礼到彭汝霖那里。现在既然接到旨意，容臣辗转传达。”皇帝知道曾布没有奉行诏命。第二天，赵挺之应对，于是命令他告诉彭汝霖，彭汝霖于是起草奏疏将李清臣安置在待漏院，三省各自申送一份照会状，只说：“前后五次有章疏，告诉李清臣应当罢政，没有承蒙施行，认为他必定能自己请求而安然自处。担心李清臣不知道，已经记录申送给他了。”李清臣得到彭汝霖的申状，都不告诉同僚，曾布及同僚也不知道其中的缘由。奏事完毕，李清臣留下身体请求离去，于是出居僧舍。皇帝将李清臣的札子交给通进司，派遣一个老卒持送。按旧例，应当派遣御药封还。而李清臣留下时，曾经告诉皇帝说：“臣本没有离去的意思，只是被言官所逼迫，如果蒙恩派遣使者

译宣召，臣更不敢违抗圣上的旨意。因此皇上不敢派遣使者，担心他（使者）最终会滞留不归。”并且告诉谕之奇和谕之楶，（他们）大笑。（后来）再次上奏札，批付给三省，于是有了这道任命。（岳珂《愧郯录》卷五。按：《宋编年通鉴》说：李清臣与曾布有嫌隙，每次在皇上面前，互相诋毁。谏官陈祐议论曾布的过失，皇上认为陈祐与李清臣交结，想要罢黜曾布而援引李清臣。御史彭汝霖于是迎合皇上的意旨，屡次弹劾李清臣的奸邪。李清臣心中不安，出任大名府知府。《宋史》本传说：尚书右仆射韩忠彦与他有牵连，只听信他的话，罢免范纯礼、张舜民，不让吕希纯、刘安世入朝，都是他的谋划。不久被曾布陷害，出任大名府知府而死。又《彭汝砺传》说：李清臣与曾布不和，曾布先暗示江公望去攻击他，打算让江公望担任谏议大夫，江公望不听从。彭汝霖最终驱逐了李清臣，果然得到了谏议大夫的职位。这与六月甲辰日的记载相合。）

译2、甲午日，欧阳棐凭借直秘阁的身份出任蔡州知州。（《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一注。按：原注说：在建中靖国元年十月七日。根据钱氏《朔闰考》：这一年十月戊子初一，那么七日就是甲午日。《宋史》欧阳修本传记载：欧阳修的次子欧阳棐以直秘阁的身份出任蔡州知州。蔡州土地贫瘠，赋税沉重，转运使又实行“覆折”的苛令，向百姓多征敛，百姓无法忍受。恰逢朝廷下诏禁止，但佐吏畏惧使者，不敢按照诏书旨意行事。欧阳棐说：“州郡对待百姓，诏令如果有不便之处，尚且应当建议请求更改。如今天子诏书情意深厚，知道覆折之害民，亲自下诏制止。如果因为畏惧而不执行，怎么配做长官？”命令当天就执行。）

3、戊戌日。（按：《续长编》卷五百二记载：邹浩议论在京各官署今后接受一司后续颁布的法条以及临时指挥，需通报门下、中书后省，谏官查阅，以便事情得以周知。注说：建中靖国元年十月十一日当考。如今其原文已佚失。钱氏《朔闰考》：这一年十月戊子初一, 那么十一日就是戊戌日。）

1、十一月壬午日，三省奏事完毕，右仆射曾布独自留下，进呈内降的起居郎邓洵武所献的《爱莫助之图》，他的说法认为陛下正在继承先帝遗志，但没有臣子辅助他。那图依照史书年表的体例列为旁通，（按：“例”，《东都事略》作“列”， 《九朝备要》作“别”，应当依据《通鉴续编》作“列旁行”才是正确的。）分为左右两部分。从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阁阁、学校分为七格，左边称为绍述，（按：《东都事略》作“元丰”。）右边称为元祐。左边列举辅助绍述的人，宰相、执政中只有温益一人而已，其余每格只有三四人，如赵挺之、范致虚、能甫、钱遹（按：原本“致”作“至”，“适”作“适”，今依据《十朝纲要》、《通鉴续编改正。）就是如此。右边列举朝廷辅相公卿百官都在其中，多达一百多人。又在左边另立一项，用小纸条遮盖住。曾布秘密禀报遮盖臣僚姓名的事，皇上说：“邓洵武说非用蔡京不可，因为不与你意见相同，所以遮盖住了。”曾布说：“邓洵武所陈述的，既然与臣所见不同，自然不应当参与议论，请求搁置下来。”第二天，于是改交给温益。温益欣然奉行，请求登记议论之人，于是皇上决意任用蔡京了。（《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原注：曾布之子曾纡作《家传》说：建中靖国元年六月，太常少卿邓�武进献《爱莫助之图》。按：所说的六月以及邓洵武的官名，都是错误的。现在不予采纳。按：《东都事略·邓绾传记载：邓绾的儿子邓洵武，徽宗即位后，担任起居郎。当时韩忠彦、曾布为宰相，邓洵武趁进对时说：“陛下是先帝的儿子，如今宰相韩忠彦是韩琦的儿子。先帝推行新法以利民，韩琦曾经议论其非；如今韩忠彦为相，将要更张先帝的法度，这是韩忠彦作为韩琦的儿子，能继承父亲的志向；陛下作为先帝的儿子，却不能继承父亲的志向。陛下一定想要继承先帝遗志，非用蔡京不可。”又进献《爱莫助之图》。被召试中书舍人，升任给事中兼侍讲，晋升吏部侍郎。岳珂《桯史说：建中靖国初年，韩文定公韩忠彦当政，党祸稍解，天下人得以吐气。邓洵武担任起居郎，乘间以继承熙宁、元丰政事为言，皇上心意虽然不能没有触动，但未曾坚决。邓氏有位中丞叫邓绾，成都人，在熙宁初年，任宁州通判。曾经上言，陛下得到圣臣，得到青苗良法，臣以宁州民心欢悦来推测，天下可以推知，只有陛下坚守不变，不要迷惑于流俗。王安石高兴，向皇上推荐，于是逐步被召擢升。这时蜀士在朝中的，都唾骂他，邓绾有“唾骂随你们去，好官必须我来做”的话。邓洵武，大概是他的儿子。自己估量清议必定不会宽贷，且有驷马难追的忧虑，正值韩忠彦知晓此事，不知如何挽回天意，忧虑形于神色。有位馆客听说后，献计说：“新法是先帝所行之法，韩琦确实曾经阻挠它，被条例司所驳斥，先帝因为他的勋劳没有治罪。如今韩忠彦得政而废除新法，这是韩忠彦能继承韩琦的志向，韩忠彦作为臣子，尚且不忘其父，皇上作为天子，难道忘其父兄吗！如果能以此向皇上辨明，皇上必定感动。”邓洵武欢喜致谢不及，凑近皇上，按照他的话进言，皇上脸色严肃，立即答应。于是崇宁改元，天下人明白知道他的意图了。邓洵武又进献一图，叫“爱莫助之图”，将元丰、元祐人才分为两部分，能继承先帝遗志的居左，只有温益以下一二人，而列于右边的，都指为害政，大概举朝没有遗漏的。在左列之上，秘密覆盖一名叫蔡京，说非用蔡京为相不可，皇上阅览后认为正确。邓洵武也逐步达到执政地位，最终造成蔡氏二十年擅权祸国，酿成靖康年间异族酷虐的，就是这张图。起初，神宗既任用王安石，随即也厌恶他，邓绾推荐王安石之子王雱，宸笔中出，因为邓绾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人荐人，不循

译分守，于是罢免中丞，改任虢州知州。洵武凭借左史的职位推荐宰相，以普通官员的身份改变国家政论，可以说是不遵守本分的人了。这是因为（他）与（某人）相似吧！

译《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十一月，恢复平准务。

又记载：庚辰日，举行郊祀合祭。按：《东都事略》写作“庚申”，这是错误的。各书都写作庚辰日，举行郊祀合祭。但文义不够完整，应当补上“天地”二字。然而《东都事略》说：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这是分祭。《宋史本纪》记载：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庚辰日，在圜丘祭祀天地。认为是合祭。又《礼志三》记载：建中靖国元年，殿中侍御史彭汝禄又请求改行合祭之礼，韩忠彦认为不可。曾布极力主张北郊之说，皇帝也赞同，于是罢免了合祭。那么也认为是分祭，前后又自相矛盾。《九朝编年备要》则记载郊祀罢免合祭说：起初，下诏冬季祭祀以郊祀进行，以体现天地的开端，暂时在圜丘合祭，而起居郎周常认为合祭天地不合礼制，只是权宜之计，恐怕从此就把它当作常例。并且说：“臣近来曾担任礼职，看到当时议论的人认为合祭不合礼制，神宗下诏让礼文所详细审定，而臣僚们的看法不同。有的想约减仪仗、均衡赏赐，而让皇帝亲自前往北郊一次，这是陈襄的意见；有的想皇帝亲自前往南郊，提前七天斋戒，之后三天住宿，当时住在太庙以告慰祖宗，住在北郊以祭祀地祇，住在南郊以祭祀天神，这是清臣的意见；有的想沿用先朝亲自耕种、合祭的旧例，都趁着三年一次郊祭天帝的时机，暂时停止郊祀，而在孟冬之月在地郊举行祭祀，这是王存的意見；有的想在冬至亲自郊祀上帝，采用至日报天的说法，于是就在圜丘的北面，另外祭祀皇地祇，这是陆佃的意见；有的想在郊祀之年的夏至之日，盛大的礼容，完备的乐舞，派遣冢宰代理祭祀，这是张璪的意见。神宗独独采用张璪的意见，于是罢免了合祭。陛下正想继承神宗的遗志，应当一正旧典，作为子孙长久遵守的制度，请求下诏群臣重新商议。”而御史彭汝霖也议论合祭不合礼制。皇上想罢免之前的命令，而韩忠彦、陆佃表示怀疑。韩忠彦说：“神祇不是差遣官员，被台谏攻击就罢免。”曾布进言说：“暂时合祭，元祐七年的指令，是因为苏辙的议论而废除了神宗的正确言论。况且不畏炎热而亲自祭祀北郊，是尽诚心以祭祀天地，有什么可怀疑的！”韩忠彦坚持认为不可，皇上倾向于曾布，于是下诏暂时罢免。《备要》这篇文章，各史书都没有记载，大概是取自李氏的《长编》。说下诏暂时罢免，是指暂时罢免合祭，与《礼志》的文字相符。那么《本纪》说在圜丘祭祀天地，是不对的。《玉海》卷九十三记载：建中靖国元年八月甲午日，下诏暂时在圜丘合祭天地。起居郎周常认为合祭不合礼制。丙辰日，下诏暂时罢免合祭。十一月庚辰日，在圜丘合祭。王氏既然说下诏暂时罢免合祭，又说在圜丘合祭，言语尤其矛盾。宋代李攸《宋朝事实》卷五记载：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南郊大赦文：“门下：朕继承宝命，恭敬遵循宏大的规划，参酌上天的仪制，铺陈昭示旷远的典章。奉行神考恭敬实行的志向，继承绍圣年间申讲的文献，将完成对皇祇的祭祀，先向穹昊致享。于是选择吉日，整饬自身，诏令虔诚。在清庙献祭以肃穆地侍奉，在圆坛款待而拜享。苍璧已经安放，紫烟已经升起。”等等。玩味这篇赦文，那么这一年郊祀昊天而不祭祀皇地祇尤为明显的证据。《十朝纲要》记载：八月甲午日，下诏将来冬季祭祀以郊祀进行，以体现天地的初始，暂时在圜丘合祭。己卯日，采纳侍御史彭汝霖的言论，罢免合祭天地。十一月庚辰日，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大赦，改明年年号。言语简练而确凿。《宋史陆佃传》记载：将要祭祀南郊，有关部门想装饰大裘匣，费用黄金很多，陆佃请求换成银。徽宗说：“匣子一定要装饰吗？”回答说：“大裘崇尚质朴，后世加以装饰，不合礼制。”徽宗说：“那么罢免它可以吗？连日来，丰稷屡次说这个了。”陆佃于是称赞说：“陛下做到这一点，是盛德的举措。”徽宗想亲自祭祀北郊，大臣认为盛暑不可行，徽宗意志非常坚定。朝会退下后，大家都说：“皇上不认为劳累，应当就实行它。”李清臣不以为然。陆佃说：“元丰年间不采用合祭而采用北郊，是您的意见。现在反而认为不可，为什么呢？”李清臣于是停止。考察这数年中，各史书都不说在北郊祭祀皇地祇。《宋史礼志》记载：政和三年，下诏礼制局商议方坛制度。这一年新坛建成。那么建中靖国年间虽然有详细审定北郊仪制的命令，但没有实行。岳珂《愧郯录》记载：元祐三年正月，下诏亲自祭祀地祇，实际上未曾实行，直到政和四年五月丙戌日才开始实行方泽祭祀，虽然哲宗、徽宗坚持主张这个意见，也是十九年才得以实行。这个说法确凿。

又记载：礼部尚书丰稷罢免。在此之前，皇上告诉曾布，诋毁神考，第一是丰稶，其次是张舜民。而丰稷又说：“近日建造宫殿以安顿神灵，营建寺庙以尊崇先考。又设置御前生活以供应内庭之用，而外面的议论不明白，私下认为喜好修造、崇尚华美。”丰稷所陈述的大抵是以崇尚节俭、爱护百姓为言，至于君子与小人的界限，必定反复究切。既然多次因为议论事情，触犯权贵近臣，出任知

译苏州。

译十二月（按：钱氏《朔闰考》称：本月丁亥日初一。）庚寅日，朝请大夫、洪州知州叶祖洽被任命为宝文阁待制、瀛州知州，按：“瀛”，《宋史》本传写作“青”。瀛州知州吕希纯改任颍州知州。在此之前，皇上认为黄河以北的各将领都是元祐年间的人，想要全部更换他们，所以吕希纯、叶祖洽有了这道任命。这都是曾布代为请求的结果。曾布又拟议让蔡京代替张舜民，朱绂代替刘安世，召张商英任户部侍郎，叶祖洽最初也被拟议，也召为侍郎。皇上已经答应了，韩忠彦禀告皇上说：“叶祖洽等人的差遣任命，曾布说都已经得到圣旨，不知其中是否有可以议论的地方，还容许臣陈述吗？”皇上说：“不妨。”于是韩忠彦极力诋毁张商英、叶祖洽不可任用。皇上说：“张商英曾有过文章，朕想召他回来；叶祖洽暂且让他去地方任职。”（《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又卷一百三十一。按：《宋史》本传说：叶祖洽与曾布关系深厚，人们称他为“小训狐”。曾布掌权时，想以吏部侍郎召他，韩忠彦不同意，禀报后任命为宝文阁待制、青州知州。还未赴任，曾布最终引荐他为吏部侍郎。曾布罢免后，才出任定州知州。）

辛卯日，在此之前被贬谪降职的人都得到旨意凭借赦免之恩恢复官职，只有章惇、苏辙进呈后没有实行。章惇的儿子章援刺血上书，皇上把章援的书信交给曾布，曾布想留下禀报，但没有成功。不久，丁忧的人曾诞拿着长信送给曾布，并附奏疏一份，奏疏是密封的，所陈述的十件事是：一、陈述圣瑞应当确立名号；二、蔡京、卞革、曾拯、曾镗等人应当重新收用；三、安惇、蹇序辰无罪，应当恢复旧职；四、章惇对国家有功，责罚太重，应当重新任用。末篇说皇上应当秘密告知元符皇后，让她自己上表请求退去妃位以避开元祐旧党。其狂妄诽谤之类的话就像这样。（按：《宋史曾诞传》附在《邹浩传》中说：邹浩所交往的田画、王回、曾诞，都是良士。孟皇后被废时，曾诞三次给邹浩写信，劝他极力请求恢复皇后之位。等到邹浩因直言被贬南迁，曾诞写了《玉山主人对客问》来讥讽他。有见识的人把它比作韩愈的《谏臣论》。现在看这份奏疏，与《宋史》记载相违背。大概当时有两个曾诞？与朱绂、李积中相同。）等到庚寅日，曾布才留下应对，于是呈上章援的书信，皇上颇为称赞他的孝道，有怜悯他的意思。曾布想暂且让他调任广南靠近京城的一个州，皇上也答应了。又把曾诞所呈的十件事，写成札子列出条目进呈，皇上说：“明天一同进呈，就可以施行。”又说：“必须让他停职编管。”退朝后，就把札子送到三省，韩忠彦看到后，对曾诞的狂妄勃然大怒。这天，进呈时，起初商议追夺官职停职，又商议编管，而韩忠彦想除名送到湖南，皇上听从了他。章惇也不再内迁，皇上只说：“暂且作罢，恐怕动摇人心。”所以就此作罢。（《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

甲午日，左仆射韩忠彦多次请求罢免宰相职务，不被允许，于是搬出东府。有诏书说押入韩忠彦与曾布意见相异，曾布多次倾轧他，所以韩忠彦请求避位。（《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

戊戌日，中大夫、提举洞霄宫蔡京恢复龙图阁直学士、定州知州。（《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又卷一百三十。按：卷一百三十一将此事系于元符三年十一月戊戌日，在此前一年。考查前年十一月没有戊戌日，现在依据卷一百二十订正。《宋史》本传说：蔡京提举洞霄宫，住在杭州。童贯以供奉官身份到三吴地区访求书画奇巧之物，留在杭州数月，蔡京与他交往，不分昼夜。凡是所画的屏风、扇带之类，童贯每天送到宫中，并且附带着言语议论奏报到皇帝那里，因此皇帝属意蔡京。又太学博士范致虚一向与左街道录徐知常交好，徐知常凭借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殿，范致虚深深结交他，陈述他平日的志趣倾向，说非任用蔡京为相不足以有所作为。不久宫妾、宦官合为一词赞誉蔡京，于是提拔范致虚为右正言，起用蔡京任定州知州。然而考查《宋编年通鉴》及《九朝编年备考》，童贯到杭州监造御前生活在崇宁元年三月，而蔡京已经在该年十二月任定州知州了。）

辛丑日，降授朝奉大夫、随州知州张商英暂代户部侍郎。（《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又一百三十一。按：“随州”，卷一百二十写作“陈州”，字误。《宋史》本传说：张商英降职任随州知州。崇宁初年，任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学士。没有说暂代户部，根据《长编》，暂代吏部在本月乙卯日，任翰林学士在崇宁元年四月丙戌日，而没有迁任刑部的事。）

壬寅日，朝奉大夫、滁州知州范镗恢复集贤修撰、澶州知州。朝散郎、少府少监、分司西京邢恕，中大夫、光禄寺少卿、分司南京吕嘉问，中散大夫司农寺少卿、分司南京路昌衡，一并取消分司职务，邢恕任随州知州，吕嘉问任蕲州知州，路昌衡任滁州知州。除名勒停放归田里的人安惇任朝奉郎、提举太平观，蹇序辰任朝散郎、提举明道宫，通议大夫、林希追复资政殿学士。（《纪事本未》卷一百二十。）

戊申日，中大夫、少府少监

译分司南京，居住在池州的蔡卞恢复左正议大夫、提举崇禧观的职务。（《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按：《宋编年通鉴》记载：十二月，邢恕、吕嘉问、路昌衡安惇、蹇序辰、蔡卞一并恢复宫观职务，不久又授予郡守职位。召张商英到京城。原注说：那些声称要继承熙宁、元丰年间政事的人，其实是想要驱逐元祐年间的正直人士。元祐年间的正直人士如吕希纯、任伯雨、陈祐、陈�、丰稷、江公望、晁补之范纯礼等人，当时的宰相曾布畏惧他们，将他们一一贬斥离去。正直人士既已离去，奸邪之人便得以肆意施行其志向，绍圣年间的佞臣邢恕、安惇得以再次在朝廷任职，这是由于王安石曲解学问、见解偏颇，使得佞臣邪党至今布满朝廷，从而酿成靖康之祸，确实是有原因的。）

译8、下诏命商英等人一同乘坐驿车赶赴京城。（《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一。）

9、癸丑日，下诏允许章惇的亲生子女孙辈在外地指射差遣，不得擅自前往京城及上奏章疏。这是听从了曾布的请求。（《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

10、乙卯日，下诏通议大夫林希追复资政殿学士、銀青光禄大夫，恩例如同从前。执政官左正议大夫、提举崇禧觀蔡卞出任大名府知府。（《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商英暂代吏部侍郎。《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又卷一百三十一。）

11、这一年，女真杨割去世，阿骨打继位。（《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二。原注：此据《金盟本末、《华夷直笔》、《北辽亡辽录》增入。此后十一年为政和元年，天祚帝改元乾统，十一年为天庆元年。末尾附有天祚帝荒淫无度，阿骨打与各国谋划叛乱之事。按：宋代宇文懋昭《大金国志》称：其祖先龛福五世至胡来，世代担任酋长，袭任节度使。胡来生了三个儿子，小儿子叫杨割，杨割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叫阿骨打，次子叫吴乞买，再次子叫思改，即黏罕的父亲。金人自杨割太师开始在各部中称雄。起初，契丹国旧帐萧解里聚集众人做强盗，暗中逃奔女真，于是命令杨割图谋他。杨割拖延了几个月，独自斩杀了解里，派遣阿骨打献上报头，其余的人全部留下不遣返。契丹不得已，反而晋升其父子的官职。从此杨割暗中怀有大的志向，致力农耕积蓄粮食，训练士兵放牧马匹，大量购买金玉，用来贿赂契丹权贵，像这样十多年，没有显露出来。辽主延禧刚即位那年杨割去世，阿骨打继位。阿骨打承继了杨割富庶的余荫，兵强马壮，加上辽主天祚帝贪婪搜刮，上下荒淫，阿骨打更加有了异心。宋代彭伯川《治迹统类》、李焘《十朝纲要》、叶隆礼《契丹国史》也说：女真杨割去世，儿子阿骨打继位。根据《金史·世纪》：杨割在癸未年去世。实际上是宋代的崇宁二年，并非在建中靖国元年去世。这一年，兄长的儿子乌雅束继位，并非阿骨打继位。阿骨打也是杨割兄长的儿子，与此相矛盾。《世纪》又说：杨割太师名讳盈歌，“盈”近“杨”，“歌近“割”，是南北语音讹误。辽人称呼节度使为太师。从景祖到太祖，都有这个称呼。凡是《丛言》、《松漠记》、张�《金志》等书，都没有可取之处。钱大昕《考异》说：现在《丛言》、《金志》两书都不传，只有洪皓《松漠纪闻》所载的九代世系，颇与史书相合，而译字多有不同。宇文懋昭《大金国志》以阿骨打为杨割太师的长子，即史书所讥讽的，是没有可取之处的。毕沅《续通鉴考异》也遵从《金史·世纪》，认为《长编》沿袭《金盟本末》等书的错误而未加考证。）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说：十二月河东发生地震。按：《九朝编年备要》记载在明年正月，《宋史·本纪》两处记载，与此相同。考察《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说：崇宁元年二月，朱肱说河东二十二郡，其中十一郡昼夜震动，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今年正月二日，还没有停止，百姓震死，动辄以千计等等。这是说这一年十二月、下一年正月连续震动不止。这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辛亥日。

又说：这一年，辽主洪基去世，孙子延禧继位。洪基将要去世时，告诫孙子延禧说：“南朝通好多年，你性格刚强，不要生事。”又告诫大臣说：“继位的君主如果妄动，应当极力劝谏阻止。”延禧就是天祚帝。按：根据宋代叶隆礼《契丹国志》，辽主洪基于宋元符三年秋七月去世。《东都事略·张舜民传》说：张舜民出使辽国，见到耶律延禧为皇太孙，于是著论以他所喜欢的命名为茶、古画、音乐、美姝。将来必定有像张义朝那样带着十三州归降的，应当不到四十年就会见到。

卷十九

徽宗

△崇宁元年（壬午，一一〇二）

1、正月（按：《宋史·本纪》、钱氏朔�考：这一年壬午正月丁巳朔。）癸未日，曾布奏事完毕。在此之前温益留对，请求借机削去刘奉世、张舜民、刘安世、呂希纯、王觌等人的职名，又说晁补之任河中知府不当。皇上指令曾布看过后取进来。温益把这话告诉了曾布，曾布回答温益说：“借机罢黜他们，自然应当如此。”原注：刘安世、呂希纯罢职在四月十三日，刘奉世在五月十四日，张舜民在四月十七日，王觌在五月十一日。（按：晁补之任河中知府，建中靖国元年八月可考。）到了这时，曾布留对，皇上心里知道是为了这件事，所以一并留对温益。曾布回答如前，皇上说：“元祐年间的人诉�先朝，道义上不可容忍。现在街巷之人尚知父子之义，朕岂能因为言论罢免晁补之郎官却让他去任河中知府，像这样都过分了。”又说：“谢文瓘与吕公著通信，尊崇吕公著超过君主而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