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六
名，蒙殛窜之罪，欺天误国，职尔之由。矧彼於此二人，实门下士，借誉引重，恩义非轻；一旦翻然，遽为雠敌，挤穽下石，敢为虚言。可落职罢知荆南，授少府少监，分司西京，均州居住。”建中靖国元年八月，邢恕申实录院状，力辨此事。）
译姓名，蒙受诛杀流放的罪责，欺瞒上天、贻误国家，都是你的过错。况且那两人，实际上是门下的士人，借以赞誉来抬高身价，恩义并不轻微；一旦态度大变，立刻成为仇敌，落井下石，岂敢说是虚言。可以免去官职，罢去荆南知州之任，授予少府少监之职，分司西京，在均州居住。”建中靖国元年八月，邢恕向实录院上奏状，极力辩白此事。）
３、辛亥，殿中侍御史龚夬上殿论蔡京罪状，上甚愠曰：“夬所陈，皆曾布之语也。”夬既自辨，遂请去。自京复留，布颇不自安。夬忤上意，龚原谓布曰：“得之外议，近习极不乐，有‘无震主之功而有震主之威’之语。”仍语布以勿与事，且曰：“韩、李皆上亲擢，尚且退缩，何必尔，但戢敛必无事。”又曰：“陈瓘亲闻上语，谓子宣与刘友端尝共事。”布曰：“布帅河东，友端作走马，同官三年，及其亲近，未尝与之接，其职事，亦无西府干务者。修造土木事，皆三省所行，未尝有交通之迹。布若能与友端交通，绍圣、元符中作相久矣。”范纯礼亦为布言：“上有所涵蓄，恐彻帘后必更有所为。”布寻问韩忠彦曰：“外议喧然，谓多谗谮上有所毁短否？”忠彦曰：“无之。”布又令弟肇请於忠彦，忠彦曰：“多方以言探试上意，恐有所疑，即开陈，然终无之。”又曰：“昨在外保全，及召还，皆子宣力，何敢隐也。”布所谓谗谮毁短等语，皆指蔡京也。（《纪事本末》卷百三十。案：《东都事略·陈瓘传》：御史龚夬言蔡京罪，朝廷不以夬言为然。夬将去位，瓘上疏言：“绍圣以来，七年间五逐言者，皆与京异议。今夬以言京，又将罢去，殆非祖宗奖励言官之意。”五逐言者，谓常安民、孙谔、董敦逸、陈次升、邹浩也，见《宋史陈瓘传》。）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六月，诏以坊场钱输内藏。案：《九朝备要》云：岁以百万缗为额。
１、七月（案：《宋史·本纪》：是月丙寅朔。） 癸酉，御史中丞丰稷、侍御史陈师锡言：“臣谨按，章惇当国七年，窃持威柄，祸及天下，勇於害贤，敢於杀人，临大变，订大事，包藏阴谋，发为异议。陛下尚优容之乎！祖宗怒惇久矣，今付陛下震之；上帝怒惇久矣，今命陛下诛之，陛下何惮而不果邪？”翌日，师锡又言：“惇包藏阴谋，发为异议，非皇太后圣谋前定，则陛下清明之躬，置之何地？惇之罪恶，莫大於此。伏望检会臣等劄子施行。”（《纪事本末》卷百二十。）
２、癸巳。（案：《续长编》卷五百十八载周綍论来春依条赈贷事。注云：元符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可考。今其文已佚。二十八日癸巳。）
３、甲午，左正言陈瓘言：“章惇独掌政柄，首尾七年，随其喜怒，恣作威福，助尊私史，则至於薄神宗；矜伐己功，则至於累宣仁。乐於用兵，大开边隙，陕西之民怨矣；而进筑不已，内府之财竭矣；而辇运不休，忘祖宗积累之艰，轻朝廷根本之地，谓人之怨怒为当尔，谓天之谴戒为流俗。杀张天悦之徒以箝众口，（案：《续长编》卷五百九注引陈瓘此文，以为张天悦，见绍圣四年闰二月丙戌朔。或即是张天锡，或别事，当考。） 广邹浩之狱以绝言路，天下震骇，人多自危。赖宗庙之灵，不廷不虞之变幸未发尔。哲宗一於委任，何负於惇，惇负哲宗，乃至於此。虽阴谋密计发於蔡卞，而力行果断，惇实主之。用《春秋》诛恶之法，则罪卞可也，任扶危持颠之责，则非惇而谁？”（《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续长编卷》五百九注引陈瓘此疏，以为在元符三年九月。“九”，盖“七”字之误，今据《纪事本末》编此。）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七月朔，太后还政。案：《东都事略本纪》，七月丙寅朔。
又：云：诏范纯仁赴阙，将以为相，纯仁已疾，听归颍昌。案：《东都事略范仲淹传》：子纯仁，徽宗即位，即日遣中使劳问。初授光禄卿，分司南京，道复右正议大夫、提举崇福宫。不数月，以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召，方倚为相，而纯仁以目疾固辞，许还颍昌里。
又：云：荧惑犯房、心。陈瓘言：“星文之变，昭示天下已数日矣，惟京师阴雨，见之最晚，则是远方之所知而陛下有所未知也。况房、心为宋之分野，大皇乃天子之位，前星乃太子之位。今幸未陵犯，愿陛下预思所以消禳之。”案：元刻本，“天子”作“天房”
译辛亥日，殿中侍御史龚夬登殿陈述蔡京的罪状，皇上非常恼怒地说：“龚夬所陈述的，都是曾布的话。”龚夬自我辩解后，便请求离职。自从蔡京再次被留任，曾布颇感不安。龚夬违背了皇上的心意，龚原对曾布说：“从外界议论得知，皇上身边的亲信极不高兴，有‘没有震动君主之功，却有震动君主之威’的说法。”接着告诉曾布不要参与政事，并且说：“韩忠彦、李邦彦都是皇上亲自提拔的，尚且退缩，何必你这样，只要收敛必定没事。”又说：“陈瓘亲耳听到皇上说的话，说子宣（曾布）与刘友端曾经共事。”曾布说：“我任河东帅时，刘友端任走马承受，同官三年，等到他亲近我时，我未曾与他交往，他的职务，也没有涉及西府（中书省）事务的。修造土木工程的事，都是三省执行的，未曾有勾结的迹象。我如果能与刘友端勾结，在绍圣、元符年间当宰相就早了。”范纯礼也为曾布进言：“皇上有所包容，恐怕垂帘听政结束后必定更有作为。”曾布不久询问韩忠彦说：“外界议论纷纷，说有很多谗言诽谤，皇上对我有所诋毁贬低吗？”韩忠彦说：“没有。”曾布又让弟弟曾肇向韩忠彦请教，韩忠彦说：“多方用言语试探皇上心意，恐怕有所怀疑，就开诚布公地陈述，但最终没有（怀疑）。”又说：“昨天在外保全，等到召还，都是子宣的功劳，怎敢隐瞒呢。”曾布所说的谗言诽谤诋毁等话，都是指蔡京的。（《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按：《东都事略·陈瓘传》记载：御史龚夬弹劾蔡京的罪行，朝廷不认为龚夬的话是对的。龚夬将要离任，陈瓘上疏说：“绍圣以来，七年间五次驱逐进言的人，都与蔡京意见不同。现在龚夬因为弹劾蔡京，又将罢免离去，大概不符合祖宗奖励言官的本意。”五次驱逐进言的人，是指常安民、孙谔、董敦逸、陈升之、邹浩，见《宋史·陈瓘传》。）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六月，下诏将坊场钱输送到内藏库。按：《九朝备要》记载：每年以百万缗为定额。
七月（按：《宋史·本纪》记载：这个月丙寅初一。）癸酉日，御史中丞丰稷、侍御史陈师锡进言：“我们仔细考察，章惇掌权七年，窃取威权，祸害天下，勇于陷害贤良，敢于杀人，面临重大变故，审定重大事务，包藏阴谋，发表异议。陛下还宽容他吗！祖宗对章惇愤怒很久了，现在交给陛下震慑他；上天对章惇愤怒很久了，现在命令陛下诛杀他，陛下为什么犹豫不决呢？”第二天，陈师锡又进言：“章惇包藏阴谋，发表异议，如果不是皇太后圣明的谋略预先决定，那么陛下清明的身体，将置于何地？章惇的罪恶，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希望检阅我们之前的奏章施行。”（《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
癸巳日。（按：《续长编》卷五百十八记载周綍议论来年春天依照条例赈贷的事。注说：元符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可以考证。现在那篇文章已经遗失。二十八日是癸巳日。）
甲午日，左正言陈瓘进言：“章惇独揽政权，前后七年，随着他的喜怒，肆意作威作福，尊崇私人史官，以至于轻视神宗；夸耀自己的功劳，以至于连累宣仁太后。乐于用兵，大开边衅，陕西的百姓怨恨了；而进筑不停，内府的财物耗尽了；而运输不止，忘记祖宗积累的艰难，轻视朝廷根本的地方，认为人们的怨恨愤怒是应当的，认为上天的谴责警告是流俗之见。杀害张天悦等人以钳制众人的口，（按：《续长编》卷五百九注引用陈瓘这篇文章，认为张天悦，见绍圣四年闰二月丙寅初一。或者就是张天锡，或者是别的事，应当考证。）扩大邹浩的案件以断绝言路，天下震惊，人们多自危。依靠宗庙的灵验，不测的变故幸好没有发生罢了。哲宗专一委任，对章惇有什么亏欠，章惇辜负哲宗，竟然到了这个地步。虽然阴谋密计出自蔡卞，但力行果断，章惇实际上是主谋。用《春秋》诛杀恶人的法则，那么定罪蔡卞是可以的，承担扶危持颠的责任，那么不是章惇又是谁呢？”（《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按：《续长编》卷五百九注引用陈�这篇奏疏，认为在元符三年九月。“九”，大概是“七”字的错误，现在根据《纪事本末》编入此处。）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七月初一，太后还政。按：《东都事略本纪》记载，七月丙寅初一。
又记载：下诏范纯仁赴京，将任命他为宰相，范纯仁已经生病，允许他回颍昌。按：《东都事略范仲淹传》记载：儿子范纯仁，徽宗即位，当天派遣中使慰问。起初授予光禄卿，分司南京，途中恢复右正议大夫、提举崇福宫。不到几个月，以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命召，正倚重他为宰相，而范纯仁因为眼疾坚决推辞，允许他回颍昌乡里。
又记载：火星侵犯房、心二宿。陈瓘进言：“星象的变化，昭示天下已经几天了，只有京城阴雨，看见得最晚，这就是远方所知道而陛下有所不知道的了。况且房、心是宋的分野，大房乃天子之位，前星乃太子之位。现在幸好没有陵犯，希望陛下预先思考消除灾祸的方法。”按：元刻本，“天子”作“天房”。
１、八月乙未，（案：钱氏《朔闰考》：乙未，是月朔也。） 秘书少监邓洵武为国史院编修官，从蔡京之荐也。给事中龚原、叶涛驳奏洵武不宜滥厕史笔，乃令中书舍人徐杰书读行下。（《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宋史龚原传》云：徽宗初，原除给事中。时除郎官五人，皆执政姻戚，悉举驳之，又论郝随得罪，不宜居京师，邓洵武不宜再入史院。《东都事略徐杰传》云：杰为中书舍人，修神宗正史，杰言：“元祐史官范祖禹等多主司马光记事，至绍圣之际，蔡京兄弟又用王安石《日录》，各为之说，正史所以久不成书者，良由史官好恶异同也。今史臣修正史，谓宜悉取当时辅相之家记录，以参校得失，则一代大典可信矣。”《宋史徐杰传》亦载此疏，以为除翰林学士时所上，《东都事略》系於为中书舍人。）
２、壬寅，左正言、编修国史陈瓘言：“山陵使章惇，奉使无状，以致哲宗皇帝大升轝陷泞不前，露宿於野。愿速降指挥，先次罢惇职事，免其朝见，别与差遣，以称陛下厚於泰陵之意，然后降出臣僚前后章疏，别议典刑。”（《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宋史·本纪》：壬寅，葬哲宗皇帝於永泰陵。《宋编年通鉴》云：葬哲宗於永泰陵。灵驾发引至巩县，遇雨，山陵使章惇先就幕次，大庆舆陷於淖中，臣僚不复随从，自旦至夜，二膳不时进，竟露宿野。）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八月，蔡京请作景灵西宫，以奉神宗馆御，而哲宗次之，陈瓘言不可者五，其一谓左宗庙，今乃在西，不合《礼经》，卒不能易。案：《宋史·本纪》八月庚子日事。据李攸《宋朝事实》景灵西宫记文，则经始於十月之甲子。盖八月庚子，乃蔡京奏准之日，至十月甲子，斯经始也。《玉海》卷一百云：元符三年，徽宗即位，八月，建景西宫，奉神宗於显承殿，为馆御之首。建哲宗神御殿於西，以东偏为斋殿。靖国元年九月，改显承殿为大明，北有殿曰钦仪，以奉母后；西则为重光殿，以奉哲庙。后又改钦仪为坤元。《九朝备要》云：初景灵宫，神宗未有馆御，而居英宗之后殿。及哲宗崩，又无以处之。蔡京言：“若为宫东，迫民居难展，宜即其西对御道立西宫，首奉神宗馆御，而哲宗次之。”右仆射韩忠彦以下亦请立西宫以奉神宗。诏恭依，且命户部尚书李南公总其役。右正言陈瓘言：“其不可者五：盖国之神位左宗庙，故神宗建原庙於左，今乃在西，不合《礼经》，一也；唐徐峤言‘大理寺杀气盛而鸟雀不敢栖’，今即其基，则非其地，二也；虽移官舍，不动民居，而大理与军器监及元丰库仪鸾司皆迁於他处，则彼亦有民居，不知遣几家而后可就，三也；神考以祖宗神御散在寺观，故合於一宫，今乃析为两处，则鸾舆酌献，分诣礼繁，四也；夫孝贵宁神，自奉安於显庆殿，既变且久，不宜轻动，五也。”瓘章累上，且论京之矫诬，卒不能易。《宋史丰稷传》云：哲宗升祔，议功臣配享，稷以为当用司马光、吕公著。或谓二人常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论其有功於时尔，如唐五王岂非得罪於中宗，何嫌於配享？”崇宁元年，诏蔡确配享哲宗庙廷。见《长编》原注。建炎中以司马光配享哲宗庙廷，见《宋史》。
又：云：出内库金帛助边。案：《宋史·本纪》：辛丑，出内库金帛二百万籴陕西军储。
１、九月甲子朔，左仆射章惇上表乞罢政，诏答不允。是日，惇留身请去，径出居僧舍。翌日，复上表，又答不允，遣中使押入，复径出。上谓辅臣曰：“朕待惇如此，於礼貌不为不至。”佥曰：“恩礼诚过厚。”又曰：“惇乞越州，当与之。”曾布曰：“唐李珏事政，与惇相类，初罢为太常卿，再贬浙西及昭州。”上曰：“然。”又曰：“朕不欲用定策事贬惇，但以扈从灵驾不职罪之，馀事候有人理会复议行遣。”（《纪事本末》卷百二十。）
２、辛未，特进、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申国公章惇罢尚书左仆射兼
译八月乙未日，秘书少监邓洵武被任命为国史院编修官，这是听从了蔡京的推荐。给事中龚原、叶涛上奏驳斥，认为邓洵武不应滥竽充数担任史官，于是皇帝命令中书舍人徐杰宣读诏书并执行。（《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按：《宋史·龚原传》记载：徽宗初年，龚原被任命为给事中。当时任命了五位郎官，都是执政大臣的姻亲，龚原全部予以驳斥，又论奏郝随获罪，不应居住在京城，邓洵武不应再次进入史院。《东都事略·徐杰传》记载：徐杰任中书舍人，修撰神宗正史，徐杰说：“元祐时期的史官范祖禹等多数遵循司马光的记事，到了绍圣年间，蔡京兄弟又采用王安石的《日录》，各自持不同说法，正史之所以长期未能成书，确实是因为史官好恶不同。如今史臣修撰正史，应当全部选取当时辅政大臣家中的记录，用来参校得失，这样一代大典才可信。”《宋史·徐杰传》也记载了这道奏疏，认为是徐杰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时所上，《东都事略》则将其系于徐杰任中书舍人时期。）
壬寅日，左正言、编修国史陈瓘上奏说：“山陵使章惇，奉命办事毫无章法，导致哲宗皇帝的灵车陷入泥泞无法前行，露宿野外。希望迅速下达命令，先行罢免章惇的职务，免除他朝见，另行安排差遣，以符合陛下对泰陵的厚意，然后再将臣僚前后的奏章公布，另行议定刑罚。”（《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按：《本纪》记载：壬寅日，将哲宗皇帝安葬于永泰陵。《宋编年通鉴》记载：将哲宗安葬于永泰陵。灵驾出发引路至巩县，遇到下雨，山陵使章惇先到幕次休息，大庆舆陷入泥淖中，臣僚不再跟随，从早到晚，两餐不能按时进献，最终露宿野外。）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八月，蔡京请求修建景灵西宫，用来供奉神宗的御容，哲宗的御容排在其次，陈瓘上言有五点不可行，其中一点说左宗庙，现在却建在西边，不符合《礼经》，最终没能改变。按：《本纪》八月庚子日的事。根据李攸《宋朝事实》景灵西宫的记文，则是在十月甲子日动工。大概八月庚子日，是蔡京奏请获准的日子，到十月甲子日，这才动工。《玉海》卷一百记载：元符三年，徽宗即位，八月，修建景西宫，将神宗供奉于显承殿，作为供奉御容的首位。在西边修建哲宗神御殿，以东偏殿作为斋殿。靖国元年九月，将显承殿改为大明殿，北边有殿叫钦仪殿，用来供奉母后；西边则是重光殿，用来供奉哲宗庙。后来又将钦仪殿改为坤元殿。《九朝备要》记载：起初景灵宫，神宗没有供奉御容，而住在英宗的后殿。等到哲宗去世，又无处安置。蔡京说：“如果建在东边，逼近民居难以施展，适宜就在西边对着御道建立西宫，首先供奉神宗御容，哲宗排在其次。”右仆射韩忠彦以下也请求建立西宫来供奉神宗。皇帝下诏恭敬依从，并且命令户部尚书李南公总管这项工程。右正言陈瓘上言：“有五点不可行：国家的宗庙神位在左边，所以神宗建立原庙在左边，现在却建在西边，不符合《礼经》，这是第一点；唐代徐峤说‘大理寺杀气盛而鸟雀不敢栖息’，现在就在其地基上建宫，则不是合适的地方，这是第二点；虽然迁移官舍，不触动民居，但大理寺与军器监以及元丰库仪鸾司都迁往别处，那么那些地方也有民居，不知道要遣散多少家才能建成，这是第三点；神考因为祖宗御容散在寺观，所以合并在一个宫，现在却分为两处，那么鸾舆酌献，分头前往礼仪繁琐，这是第四点；孝道贵在安宁神灵，自从供奉在显庆殿，已经变化且时间很久，不宜轻易移动，这是第五点。”陈瓘的奏章屡次上呈，并且论说蔡京的矫饰欺妄，最终没能改变。《宋史·丰稷传》记载：哲宗升祔太庙，议论功臣配享，丰稷认为应当用司马光、吕公著。有人说这两人常获罪，不可用。丰稷说：“只论他们对当时有功罢了，像唐代五王难道不是得罪了中宗，有什么妨碍配享？”崇宁元年，下诏蔡确配享哲宗庙廷。见于《长编》原注。建炎年间用司马光配享哲宗庙廷，见于《宋史》。
又记载：拿出内库的金帛资助边防。按：《本纪》记载：辛丑日，拿出内库金帛二百万籴买陕西军储。
九月甲子日初一，左仆射章惇上表请求罢免政务，皇帝下诏答复不允。这天，章惇留在殿中请求离去，径直出去住在僧舍。第二天，再次上表，又答复不允，派遣中使押送他回朝，他又径直出去。皇帝对辅臣说：“朕对待章惇这样，在礼貌上不算不周到。”众臣都说：“恩礼确实过于优厚。”皇帝又说：“章惇请求去越州，应当给他。”曾布说：“唐代李珏执政，与章惇相似，起初罢免为太常卿，再次贬谪到浙西及昭州。”皇帝说：“对。”又说：“朕不想用定策的事贬谪章惇，只以扈从灵驾不尽职的罪名处罚他，其余的事等有人处理后再复议执行。”（《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
辛未日，特进、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封申国公的章惇被罢免尚书左仆射兼
门下侍郎，依前特进知越州，仍故辞谢。（《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宋编年通鉴》云：侍御史陈次升言：“章惇自登揆路，任私害物，奉使山陵，措置乖谬。”於是惇乞罢政，命以特进知越州。逾月，中书检会瓘并臣僚上言，云惇编类章疏，看详诉理，受祸千馀家，凡士民暗昧言语，加以刃棓，钉手足，剥皮肤，斩胫拔舌之刑。责授武昌节度副使，潭州安置。考章惇责授节度副使在十月丙申，又为李清臣所劾也。）
译门下侍郎，依照之前的特进官衔出任越州知州，仍然上表辞谢。（《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按：《宋编年通鉴》记载：侍御史陈次升上言：“章惇自从登上宰相之位，徇私害公，奉命出使山陵，处置乖谬。”于是章惇请求罢免政事，朝廷任命他以特进官衔出任越州知州。过了一个月，中书省核查宋瓘及臣僚的奏言，说章惇编类章疏，审查诉理，导致一千多家遭受祸患，凡是士人百姓中不明智的言语，都施加刀棒、钉手脚、剥皮肤、斩小腿、拔舌头等酷刑。贬责授予武昌节度副使，安置在潭州。考证章惇被贬责授予节度副使是在十月丙申日，又是因为李清臣弹劾所致。）
３、甲戌，左正言陈瓘为右司谏。（《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宋史》本传作右正言迁左司谏。左、右字互误，当据此正。本传又云：瓘议论持平，务存大体，不以细故藉口，未尝及人晻昧之过。尝云：“人主讬言者以耳目，诚不当以浅近见闻，惑其聪明。”惟极论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
４、己卯，右司谏陈瓘言：“向宗良兄弟，交通宾客，漏泄机密，陛下知之乎？皇太后知之乎？”又曰：“皇太后不待祔庙，果於还政，事光前古，名垂后世。陛下所以报皇太后者，宜何如哉？臣恐假借外家，不足以为报也。”又曰：“宗良兄弟，依倚国恩，凭藉慈荫，夸有目前之荣盛，不念倚仗之可畏，所与游者，连及侍从，希宠之士，愿出其门。裴彦臣无甚傒才，但能交通内外，漏泄机密，遂使物议藉藉。或者以为万机之事，黜陟差除，皇太后至今与也。良由中外关通，未有禁戒，故好事之人得以益传耳。”（《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宋编年通鉴》载陈瓘此言。又云：太后闻之，怒，至哭泣不食，上再拜乞贬瓘，而怒犹未解。左右近习，或请擢蔡京执政，庶可解太后之怒，并臣皆莫敢言，乃以瓘添差监扬州粮料院。翌日，复有旨除瓘无为军。今考《纪事本末》，监扬州粮料为庚辰日，知无为军乃在丁亥，非翌日也。）
５、庚辰，上批：“陈瓘累言皇太后尚与国事，其言多虚诞不根，可送吏部与合入差遣。”三省请以瓘为郡，上不可，乃添差监扬州粮料院。瓘初不知被责，复求翌日案：《宋编年通鉴》无“翌日”二字。见上，閤门不许。瓘即具以劄子缴进，（案：《宋编年通鉴》无“以”字，《备要》作“瓘即以其劄子”。其一再论景灵西宫，其二论章惇罢相制所称国是，其三、其四皆指陈蔡京罪恶。《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罢”字，盖涉下文“罪”字而衍。《宋编年通鉴》无此字。《东都事略》本传云：瓘於门外缴四奏，并明宣仁诬谤修《实录》、建西京等事。按瓘所缴四奏，一论景灵西宫，已附注於八月；一论国是，亦附注於四月；其三、其四论蔡京疏，具详宋文鉴。其略云：臣伏见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当绍圣之初，与其弟卞俱在朝廷，导赞章惇，共作威福。卞则阴为谋画，惇则果断力行，且谋且行者，京也。哲宗笃於继述，专於委任，事无大小，信惇不疑。卞於此时，假继述之说，以主私史；惇於此时，因委任之笃，自明己功。京则盛推安石之圣，过於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功，毁蔑宣仁以合章惇。惇之矜伐，京为有助；卞之乖悖，京实赞之。当此之时，言官常安民屡攻其罪，京与惇、卞，共怒安民，协力排陷，斥为奸党。而孙谔、董敦逸、陈次升，亦因论京，相继黜逐。哲宗晚得邹浩，不由进拟，寘之言路。浩能忘身徇节，上副圣知。京又因其得罪，从而挤毁。是以七年之间，五害言者，掩朝廷之耳目，成私门之利势。言路既绝，人皆箝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当时之所行皆为今日之所改。臣请略指四事，皆天下之所以议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陛下既明其罪矣，兄弟同朝，埙篪相应，事无异议，罪岂殊科，一黜一留，人所未喻。此天下之所以议京者，一也；邢恕之累宣仁，陛下既明其罪矣。宣训之语，究治之事，陛下既察其诬造，於是司马光、刘挚、梁焘等皆蒙叙复。京尝奏疏，请诛灭挚等家族，审如京言，则所以累宣仁者，岂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则逐之，在京则留之，其可以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灵乎！此天下之所以议京者，二也；章惇自明定策之功，追贬王珪，京亦自谓元丰末命京带开封府刽子携剑之内，欲斩王珪，京之门人，皆谓京於此时禁制宣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今陛下雪珪之罪，还其旧官，则是以惇之贬珪为非也。在惇则非之，在京则留之，如是惇有词矣，珪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议京者，三也；章惇之初笃信京、卞，倾心竭意，随此二人，假继
译3、甲戌日，左正言陈瓘被任命为右司谏。（《纪事本末》第一百二十九卷。按：《宋史》本传记载为右正言升任左司谏。左、右二字互相错讹，应当依据此处校正。本传又说：陈瓘议论公正持平，致力于保全大局，不拿细微小事作为借口，未曾提及他人隐晦不明的过错。他曾说：“君主依靠言官作为耳目，确实不应当用浅近见闻，迷惑君主的聪明。”只是极力论述蔡卞、章惇、安惇、邢淑的罪责。）
4、己卯日，右司谏陈瓘进言：“向宗良兄弟，勾结宾客，泄露机密，陛下知道吗？皇太后知道吗？”又说：“皇太后不等祔祭宗庙，就果断归政，事迹光耀前古，名声流传后世。陛下用来报答皇太后的，应当是怎样的呢？臣担心凭借外戚，不足以作为报答。”又说：“向宗良兄弟，倚仗国家恩宠，凭借慈母的荫庇，夸耀眼前的荣华兴盛，不念想倚仗权势的可畏，所交往的人，牵连到侍从官员，希求宠幸的士人，愿意出自他们的门下。裴彦臣没有多少才能，只是能够勾结内外，泄露机密，于是使得舆论纷纷议论。有人认为是因为万机政务，官员的升降任免，皇太后至今还参与其中。这完全是因为内外勾结，没有禁止告诫，所以好事的人得以进一步传播罢了。”（《纪事本末》第一百二十九卷。按：宋《编年通鉴》记载陈瓘这番话。又说：太后听说后，发怒，甚至哭泣不进食，皇上再次拜谢请求贬谪陈瓘，但怒气仍未消解。左右亲近宠幸的人，有人请求提拔蔡京执政，或许可以消解太后的怒气，其他臣子都不敢说话，于是让陈瓘添差监扬州粮料院。第二天，又有旨意任命陈瓘为无为军知军。现在考证《纪事本末》，监扬州粮料院是在庚辰日，知无为军是在丁亥日，并非第二天。）
5、庚辰日，皇上批示：“陈瓘屡次说皇太后还参与国家大事，他的话大多虚妄不实，可以送交吏部安排应得的差遣。”三省请求让陈瓘担任郡守，皇上不同意，于是添差监扬州粮料院。陈瓘起初不知道被责罚，又请求第二天：按：《宋编年通鉴》没有“第二天”二字。面见皇上，阁门不许。陈瓘就立即用札子缴进，（按：《宋编年通鉴》没有“用”字，《备要》作“陈瓘就立即用他的札子”。其一再论景灵西宫，其二论述章惇罢相制中所称的国家大政方针，其三、其四都指陈蔡京的罪恶。《纪事本末》第一百二十九卷。按：“罢”字，大概是受下文“罪”字影响而衍生的。《宋编年通鉴》没有这个字。《东都事略》本传说：陈瓘在门外缴进四份奏章，并明确宣仁诬谤修《实录》、建立西京等事。按陈瓘所缴进的四份奏章，一论景灵西宫，已附注在八月；一论国家大政方针，也附注在四月；其三、其四论述蔡京的疏文，详细见于《宋文鉴》。其大略说：臣看见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在绍圣初年，与其弟蔡卞都在朝廷，引导赞襄章惇，共同作威作福。蔡卞则在暗中谋划，章惇则果断实行，既谋划又实行的是蔡京。哲宗专心于继承先帝遗志，专一于委任，事情无论大小，信任章惇不怀疑。蔡卞在这个时候，假借继承先帝遗志的说法，来主持私史；章惇在这个时候，因为委任的专一，来表明自己的功劳。蔡京则极力推崇王安石的圣明，超过神宗，来迎合他的弟弟；又推崇定策的功劳，毁谤蔑视宣仁来迎合章惇。章惇的自夸，蔡京有帮助；蔡卞的违背正道，蔡京确实赞襄。在这个时候，言官常安民屡次攻击他们的罪责，蔡京与章惇、蔡卞，共同恼怒常安民，协力排挤陷害，斥为奸党。而孙谔、董敦溢、陈次升，也因为论述蔡京，相继被贬逐。哲宗晚年得到邹浩，不由进拟，安置在言路。邹浩能忘身徇节，上副圣明。蔡京又因为他获罪，从而排挤毁谤。因此七年之间，五次陷害言官，掩盖朝廷的耳目，成就私门的利势。言路既断绝，人们都缄默，凡是所施行的，得以自恣，于是使得当时所施行的都成为今日所更改的。臣请略指四件事，都是天下议论蔡京的原因：蔡卞轻视神宗，陛下已经明察他的罪责了，兄弟同在朝廷，埙篪相应，事情没有异议，罪责难道不同等，一个被贬一个留下，人们所不能理解的。这是天下议论蔡京的原因，第一；邢恕连累宣仁，陛下已经明察他的罪责了。宣训的话，究治的事，陛下已经察明他的诬造，于是司马光、刘挚、梁焘等都蒙受叙复。蔡京曾经上疏，请求诛灭刘挚等家族，如果像蔡京所说，那么连累宣仁的，难道只是邢恕一个人而已吗！对邢恕则驱逐，对蔡京则留下，这样可以堵住邢恕不平的口而安慰宣仁在天之灵吗！这是天下议论蔡京的原因，第二；章惇自明定策的功劳，追贬王珪，蔡京也自认为元丰末年命令蔡京带开封府刽子携剑之内，想要斩王珪，蔡京的门人，都说蔡京在这个时候禁制宣仁，蔡京也有社稷的功劳。现在陛下洗雪王珪的罪责，恢复他的旧官，这就是认为章惇贬王珪是错误的。对章惇则否定，对蔡京则留下，这样章惇有词了，王珪有憾了！这是天下议论蔡京的原因，第三；章惇起初笃信蔡京、蔡卞，倾心竭意，跟随这两个人，假借继承
述之说，以行其私，三人议论，如出一口。自绍圣三年九月，卞为执政，於是京有觖望，而与惇睽矣。四年三月，林希为执政，於是京始大怨，而与惇绝矣。自今观之，京之所以与惇睽绝者，为国事乎！为己事乎！然京之所以语人者，曰：“我助惇而惇不听也，我故绝之；我教卞而卞不从也，我故怒之。我与弟卞不相往来久矣，我缘国事今与爱弟不相往来而况於惇乎！”臣窃料京之所以欺陛下者，亦必以此言也。何以验之？卞之赴江宁也，京往饯之。期亲远行，法当赐告。而京之所以牒閤门者，初以妹行为请，法不许也。遂请朝假，终不敢以弟卞为言。虽在朝假，而日至国门之外，京之动静如此，即不知陛下皆得其实乎？此明主之所宜察也。且兄弟同朝，共议国事，自无不相往还之理，假使不相往还，岂人伦之美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议京者四也。陛下即位之初，以用贤去邪为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无忌惮。陛下必欲留京於朝者，其故何哉？臣知陛下圣意，本无适莫，而京之所以据位希进、牢不可拔者，盖其韩忠彦、曾布不能为国远虑，轻率自用，激成其势故也。京、卞同恶，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议，则显正二人之罪何难之有？忠彦等不务出此而果於自用，於是讬於谋帅而出之太原，虽加以两学士之职，而实以诡计除之。想当进拟之时，必有不情之奏，用奇设策，不由诚心，二圣安得而无疑，公议亦以为未允。及京之留，布复争辨，再三之渎，无以取信；相激之势，因此而成。陛下进贤退邪，法则尧、舜，然而天下之心皆疑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复留故也。京之所以复留者，以忠彦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则留之者生於相激，万一京果大用，则天下治乱自此分矣！且自京、卞用事以来，牢笼荐引，天下之士处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数百人。其间材智艺能之士、可用之人诚不为少，彼皆明知京、卞负国，欲洗心自新，舍去私门，顾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谓京在朝廷，则此数百千人者，皆指为蔡氏之党；若京去朝廷，则此数百千人者皆朝廷之用，所以消合朋党，广收人才，正在陛下果於去京而已，此非臣之臆说，乃神考已用之术也。熙宁之末，王安石、吕惠卿纷争以后，天下之士分为两党，神考患之。於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后，不复用此两人，而两门之士，则皆兼取而并用之也。当时天下之士，初有王党、吕党，而朋党之祸终不及於朝廷者，用此术耳。今陛下留京於朝廷而欲收私门之士，是犹不去李庆、钱镠而欲收江浙之士也，不亦难乎！然则消党之术，惟在去京而已，今京关通交结，其势益牢，广布腹心，共谋私计，羽翼成就，可以高飞，愚弄朝廷，有同儿戏。陛下若不早寤，渐成孤立，后虽悔之，亦无及矣。）
译蔡卞陈述自己的说法，以推行他的私意，他们三人的议论，如同出于一人之口。自从绍圣三年九月，蔡卞担任执政官，于是蔡京产生不满，而与章惇疏远了。绍圣四年三月，林希担任执政官，于是蔡京开始深怀怨恨，而与章惇断绝关系了。从现今看来，蔡京之所以与章惇疏远断绝，是为了国家大事呢？还是为了个人私事呢？然而蔡京对别人说的话，是：“我辅助章惇而章惇不听从，所以我断绝与他往来；我教导蔡卞而蔡卞不遵从，所以我愤怒于他。我与弟弟蔡卞不相往来已经很久了，我因为国家大事现在与亲爱的弟弟都不相往来，何况对于章惇呢！”臣私下推测蔡京欺骗陛下，也一定是用这些话。用什么来验证呢？蔡卞前往江宁时，蔡京去为他饯行。至亲远行，按法应当赐给假期。而蔡京向閤门司递交文书，起初以妹妹出行为由请求假期，按法是不允许的。于是请求朝假，始终不敢以弟弟蔡卞为由。虽然是在朝假期间，却每天到京城门外，蔡京的举动如此，难道陛下都能得知实情吗？这是英明的君主应当明察的。况且兄弟同在朝廷，共同商议国家大事，自然没有不相往来的道理，假如不相往来，难道是人伦中的美事吗！这是天下人议论蔡京的第四点。陛下即位之初，以任用贤良、斥退奸邪为优先，而蔡京蒙蔽欺骗，毫无顾忌。陛下一定要把蔡京留在朝廷，其中的缘故是什么呢？臣知道陛下的圣意，本来没有偏私，而蔡京之所以占据职位、谋求进升、牢固不可动摇，大概是因为韩忠彦、曾布不能为国家做长远考虑，轻率自用，激成了这种局势的缘故。蔡京、蔡卞同流合污，天下人都知道，如果采纳天下的言论，以符合公议，那么昭示并纠正这两人的罪过有什么难的呢？韩忠彦等人不致力于这样做，反而果断地刚愎自用，于是借口谋划帅职而将他们外放到太原，虽然加给他们两学士的职务，但实际上是用诡计将他们除去。想当初拟定人选的时候，必定有不合情理的奏章，使用奇谋巧计，不是出于诚心，两位皇帝怎能没有疑虑，公议也认为不妥当。等到蔡京被留下，曾布又争辩，再三的冒犯，无法取得信任；相互激化的局势，因此形成。陛下进用贤良、斥退奸邪，效法尧、舜，然而天下人的心都怀疑陛下有重用蔡京的意思，是因为蔡京再次被留下的缘故。蔡京之所以再次被留下，是因为韩忠彦等人除去他不合乎正道。除去他不合乎正道，那么留下他的人就产生于相互激化，万一蔡京果然被重用，那么天下的治乱从此就分开了！况且自从蔡京、蔡卞掌权以来，笼络推荐，天下士人中处于要路、获得美官的不下一百人。其中材智艺能之士、可用之人确实不少，他们都明知蔡京、蔡卞辜负国家，想要洗心革面，舍弃私门，只是朝廷没有招揽他们罢了。臣认为蔡京在朝廷，那么这数百上千人，都被指为蔡氏的党羽；如果蔡京离开朝廷，那么这数百上千人都是朝廷的用人，所以消除合并朋党，广泛收罗人才，正在于陛下果断地除去蔡京，这不是臣的臆测，而是神宗已经使用过的策略。熙宁末年，王安石、吕惠卿纷争以后，天下的士人分为两党，神宗担忧这件事。于是自从王安石退位、吕惠卿外放之后，不再任用这两人，而两派的人，则都兼取而并用。当时天下的士人，起初有王党、吕党，而朋党的祸患最终没有波及朝廷，就是用了这个策略。现在陛下把蔡京留在朝廷而想要收罗私门之士，这就像不除去李庆、钱镠而想要收罗江浙的士人一样，不是很难吗！那么消除朋党的策略，只在于除去蔡京罢了，现在蔡京关通交结，他的势力更加牢固，广泛布置心腹，共同谋划私利，羽翼已成，可以高飞，愚弄朝廷，如同儿戏。陛下如果不早点醒悟，逐渐形成孤立，后来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
６、先是，御史中丞丰稷、殿中侍御史陈师锡言：“臣谨按翰林学士承旨蔡京，资政殿学士、知江宁府蔡卞，奸邪狠愎，兄弟同恶，迷国误朝，为害甚大。卞虽去位，尚窃峻职，玷名邦。京偃然在职，谓朝廷无识其奸，日夜交纳内侍、戚里以觑大用。中外见陛下容忍留京，咸谓果有大用京之意。”又曰：“况京好大喜功，锐於改作，若果大用，必须妄作，变乱旧政，天下治乱自此分矣，祖宗基业自此隳矣。”（《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治迹统类》云：初，丰稷入对，学士承旨蔡京於殿陛閒揖稷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为中司，今日必有高论。”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遂论京奸状。至是与侍御史陈师锡共言京、卞兄弟同恶，迷国误朝。不报。）
７、辛巳，稷登对，又言：“陛下持万乘威权，何惮一蔡京不能去，无乃为圣母有主张之意乎？当绍圣、元符间，章惇、蔡卞窃弄威权，残贼忠良，陷哲宗於有过之地，废元祐皇后於瑶华宫，京皆有力，考其罪恶，不下惇、卞，皇太后不尽知，万一知之，岂肯容留！惇、卞之恶，赖陛下神明之断，投之外服，虽典刑未正，颇快中外；京犹泰然在朝，有自得之色。忠臣寒心，良士痛骨，非自爱而忧之，盖为陛下忧，为宗庙忧，为天下贤人君子忧。”（《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宋史·丰稷传》：徽宗立，以左谏议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对，论蔡京奸状，既而陈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动。稷语陈师锡曰：“京在朝，吾属何面目居此？”击之不已，京遂去翰林。《陈师锡传》云：师锡拜殿中侍御史。言：“京援引死党至数百人，邓洵武内行污恶，搢绅不齿，岂可滓秽史笔？向宗回、宗良亦阴为京助，是皆国之深患。”帝曰：“此於东朝有碍，卿为我处之。”对曰：“审尔，臣当具白太后。”遂上封事言：“自昔母后临朝，危乱天下，载在史册，可考而知。至於手书还政，未有如圣母，退抑谦逊，真可为万世法。而蔡京阴通二向，妄言宫禁预政，以诬圣德，不可不察。”俄改考功郎中，师锡抗章言曰：“臣在职数月，所言皆当今急务。若以为非，陛下方开纳襃奖；若以为是，则不应遽解言职。如蔡京典刑未正，愿受窜贬。”於是出知颍、庐、滑三州。）
８、甲申，翰林学士曾肇上书皇帝及皇太后曰：“夫以皇太后定策之明，还政之速，著人耳目，可谓盛矣。今陈瓘以一言上及，遂致贬斥，非皇太后圣意。然四方万里之远，岂能家至户晓？万有一人或谓皇太后有所不容，则於威德不为无累。此臣惓惓之私，不能无疑也。以臣愚计，皇帝以瓘之所言狂率而逐之，皇太后以天地之量，隐忍包容，特下手书而留之，则天下之人，必曰皇帝恭事母仪，不容小臣妄议，其孝如彼；皇太后功德巍巍而能含洪光大，虽有狂言，不以为罪，其仁如此。两谊俱得，岂不美哉！”（《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东都事略·曾致尧传》云：曾肇上书，以为：“瓘昨者所论，臣虽不知其详，以诏旨观之，瓘言虽狂，其意则忠。何则？瓘以疏远小臣，妄意宫闱之事，披写腹心，无所顾忌，此臣所谓狂也。皇太后有援立圣明不世之大功，有前期归政过人之盛德，万一有纤毫可以指议，则於清躬不为无累。瓘以忧君之诚，陈预防之戒，欲以开悟圣心，保全盛美，忘身为国，臣子所难，此臣所谓忠也。以臣愚计”云云。其文较此为详。）
９、资治殿学士、左谏议大夫、知江宁府蔡卞落职，提举洞霄宫，太平州居住。宝文阁直学士、左中散大夫、知成都府路昌衡为司农少卿，分司南京；宝文阁直学士、中大夫、知郓州吕嘉问为光禄少卿，分司南京，光州居住。二人皆尝尹京，附会章惇、蔡卞，杀戮无辜也。（案：《宋史·路昌衡传》：坐清臣狱事，责司农少卿，分司居郢州。明年，起为滁州、定州，复直学士、知开封府。《吕嘉问传》：知开封府。时专附章惇，蔡卞，多杀不辜，焚去案牍以灭口
译6、此前，御史中丞丰稷、殿中侍御史陈師锡上言：“臣谨按翰林学士承旨蔡京、资政殿学士兼江宁府知府蔡卞，奸邪狠戾，兄弟同流合污，迷惑国君、贻误朝廷，为害极大。蔡卞虽已离任，仍窃据高位，玷污名邦。蔡京安然在职，认为朝廷无人识破他的奸诈，日夜勾结内侍、外戚以窥伺大用。朝野上下见陛下容忍并留用蔡京，都以为陛下确实有重用蔡京的意图。”又说：“况且蔡京好大喜功，急于变革，如果真被重用，必定妄加作为，变乱旧政，天下的治乱从此分野，祖宗基业从此败坏。”（《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按：《治迹统类》记载：起初，丰稷入宫应对，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在殿阶间向丰稷作揖说：“天子从外地召公担任御史中丞，今日必有高论。”丰稷严肃地回答说：“行动后自然知道。”于是弹劾蔡京的奸状。至此，他与侍御史陈师锡共同弹劾蔡京、蔡卞兄弟同恶，迷惑国君、贻误朝廷。皇帝没有答复。）
7、辛巳日，丰稷登殿应对，又说：“陛下手握万乘之威权，为何忌惮一个蔡京而不能罢免，莫非是因为圣母（皇太后）有主张留用他的意思吗？在绍圣、元符年间，章惇、蔡卞窃弄权柄，残害忠良，使哲宗陷入有过错的境地，将元祐皇后废黜至瑶华宫，蔡京都出了大力，考察其罪恶，不在章惇、蔡卞之下，皇太后若不完全知晓，万一知道了，岂肯容留！章惇、蔡卞的罪恶，依赖陛下神明的决断，将他们贬谪到外地任职，虽然正法未行，也颇使朝野痛快；蔡京却泰然在朝，有自得之色。忠臣为之寒心，良士为之痛骨，并非为了自保而担忧，而是为陛下担忧，为宗庙担忧，为天下贤人君子担忧。”（《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案：《宋史·丰稷传》记载：徽宗即位，以左谏议大夫召还，途中改任御史中丞。入宫应对，弹劾蔡京的奸状，随后陈瓘、江公望也都上言，未能动摇。丰稷对陈师锡说：“蔡京在朝，我们这些人有何面目在此任职？”不断弹劾，蔡京于是离开翰林院。《陈师锡传》记载：陈师锡拜任殿中侍御史。上言：“蔡京援引死党多达数百人，邓洵武内行污秽恶劣，士大夫不屑与之同列，岂可玷污史笔？向宗回、向宗良也暗中助蔡京，这些都是国家的深患。”皇帝说：“这关系到东宫（皇太后），你替我处理。”回答说：“如果确实如此，臣当禀明太后。”于是上密封奏章说：“自古以来母后临朝，危乱天下，史册记载，可考而知。至于亲手书写诏书还政，没有像圣母这样退抑谦逊的，真可为万世之法。而蔡京暗中勾结向宗回、向宗良，妄言宫禁干预朝政，以诬蔑圣德，不可不察。”不久改任考功郎中，陈师锡上章说：“臣在职数月，所言都是当今急务。如果认为不对，陛下正广开言路褒奖；如果认为对，就不应立刻解除言官职务。如蔡京未受正法，愿受贬谪。”于是出任颍州、庐州、滑州三州知州。）
8、甲申日，翰林学士曾肇上书皇帝及皇太后说：“凭借皇太后定策的英明，还政的迅速，昭示于人耳目，可谓盛大。如今陈瓘因一言上及，就遭贬斥，并非皇太后的圣意。然而四方万里之远，岂能家家户户告知？万一有人或说皇太后有所不容，则对威德不为无累。这是臣恳切私心，不能没有疑虑。以臣愚见，皇帝因陈瓘所言狂妄轻率而驱逐他，皇太后以天地之量，隐忍包容，特别下手诏挽留他，那么天下之人，必说皇帝恭敬侍奉母仪，不容小臣妄议，其孝心如此；皇太后功德巍巍而能含弘光大，虽有狂言，不以为罪，其仁爱如此。两全其美，岂不美好！”（《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九。案：《东都事略·曾肇传》记载：曾肇上书，认为：“陈瓘昨日所论，臣虽不知详情，从诏旨看，陈瓘言虽狂，其意则忠。为什么呢？陈瓘以疏远小臣，妄议宫闱之事，披肝沥胆，无所顾忌，这是臣所谓狂。皇太后有援立圣明不世的大功，有前期归政过人的盛德，万一有纤毫可以指议之处，则对清白的身体不为无累。陈瓘以忧君之诚，陈述预防之戒，欲以开悟圣心，保全盛德，忘身为国，臣子所难，这是臣所谓忠。以臣愚见”云云。其文较此为详。）
9、资治殿学士、左谏议大夫、江宁府知府蔡卞削去职务，提举洞霄宫，在太平州居住。宝文阁直学士、左中散大府、成都府知府路昌衡任司农少卿，分司南京；宝文阁直直学士、中大夫、郓州知府吕嘉问任光禄少卿，分司南京，在光州居住。二人曾都做过开封府尹，附会章惇、蔡卞，杀害无辜。（案：《宋史·路昌衡传》记载：因清臣狱事获罪，贬为司农少卿，分司居郢州。第二年，起用为滁州、定州知州，复直学士、知开封府。《吕嘉問传》记载：知开封府。当时专附章惇、蔡卞，多杀不辜，焚毁案卷以灭口。）
。徽宗时，屡暴其宿恶，至分司南京，光州居住，郢州安置。然为蔡氏所右，其壻刘逵蹇序辰、其死友邓洵武羽翼之，故不久辄起。） 朝散大夫、龙图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张商英，朝奉大夫、龙图阁待制、知瀛州范镗，并落职。商英知随州，镗知滁州，二人亦坐惇、卞党，故责。（《纪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案：龚夬论蔡卞落职太平州事，依《宋编年通鉴》附见五月乙卯。）
译宋徽宗时期，屡次揭露他平日的罪恶，以至于被贬为分司南京，在光州居住，后安置于郢州。然而他受到蔡氏一党的偏袒，他的女婿刘逵、蹇序辰以及故交邓洵武等人从中庇护，所以他不久就被重新起用。朝散大夫、龙图阁待制、河北都转运张商英，朝奉大夫、龙图阁待知瀛州范镗，都被免除职务。张商英改任随州知州，范镗改任滁州知州，这两人也因被划入章惇、蔡卞的党羽而获罪。（《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又卷一百三十一。按：龚夬弹劾蔡卞被免除职务、贬往太平州一事，依据《宋编年通鉴》附见于五月乙卯日。）
丁亥，诏新添差监扬州粮料院陈瓘知无为军。时瓘已出国门，即於门外露章辞免曰：“臣昨者自闻隔对以后，曾将上殿劄子具状缴进，为言蔡京在绍圣中亲写奏劄，乞诛灭刘挚等事。上件劄子所言，在监扬州粮料院以前。（案：《宋编年通鉴》云：瓘露章辞免云：“蔡京交通关结，其势益牢，广布心腹，羽翼成就，愚弄朝廷，有如儿戏，天下治乱之势，系於一京，不可不早辨也。陛下若以臣言为是”云云。） 陛下若以臣言为是，则当如臣所请，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后改臣差遣，以示听纳；若以臣言为非，则是臣事发，更为其罪，益大重加贬窜，乃得允当。今京桀骜自肆，无所畏惮，而臣章屡上，未蒙降出，则是陛下不以臣言为信矣。不信其言而轻於改命，传之天下，人必骇惑。”又实封奏曰：“京在朝廷，则国家未安，臣虽移得差遣，有何安乎？臣之不敢受命者，其说如是露章所言，未甚子细，复以此章干渎圣听，所以尽惓惓之诚也。所有知无为军敕，不敢祗受，迤逦前去扬州听候指挥。”迤诏不许辞免。（《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九，又百三十一。）
１、十月丙寅，上曰：“瓘言事极不可得，暂贬亦不久，前日遣人送黄金百两，瓘受赐泣下。”布曰：“陛下待遇如此，宜其感泣也。”（《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钱氏《朔闰考》：十月甲午朔，无丙寅日。《宋史本传》云：瓘出都门，缴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诬谤事。帝密遣使赐以黄金百两，太后亦命勿遽去。今据此附於瓘出都门之后。）
２、丙申，翰林学士承旨、中大夫蔡京为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吴居厚既罢，（案：《宋史吴居厚传》：居厚知开封府，为永泰陵桥道顿递使，坐积雨留滞，罢知和州。） 长安阙帅，上欲遣蔡京，韩忠彦以为当遣。或曰：“先已除两学士。”上曰：“与之。”忠彦曰：“长安与河东不同，兼京罪状已露，欲只与端明。”上曰：“善。”曾布曰：“京之出，天下所同欲，自差河东参差，皇太后不胜其怒，臣自此不复敢启口。圣意如此，何幸如之！”上曰：“近日陈瓘有言，因询其交通、近习之状，却有简与裴彦臣，云且烦於太后前主张保全。”布曰：“京立朝如此，何可使之善去，但以形迹东朝，故且令补外亦可也。”（《纪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原注：蔡绦《史补·原庙篇》云：京坐议原庙及三年服事得罪去。按得罪缘此二事，况原庙实用京议，绦妄云耳。案：原庙即景灵西宫也。李心传《朝野杂记》云：景灵有东西宫，放汉原庙之制。京议，见上八月，其三年服议，见《续长编》元符三年正月京之出知永兴，不关此二事，原注驳之是已。）
３、特进、新知越州章惇责授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始惇罢相，陈瓘论其责轻，於是中书省检会瓘章，而有是命。（《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东都事略李清臣传》云：章惇罢相，清臣奏：“章惇为相，朝廷属以政事为之，不置次辅，而惇不念体国，其所以开导上听者，莫非忮忍杀伐之事以己之平日仇怨，或讬谤讪宗庙，或称谋危上躬，窜逐南方，投之死地。故贬人及骨肉死者不得归葬，存者悉为囚徒。又因编类章疏，看详诉理，受祸者一千馀家。自古奸臣，少惇比者，今既罢去，尚以特进守藩，天下人心郁抑不快，盍加诛殛，以慰民望。”惇遂责散官安置。《治迹统类》云：清臣劾惇，议者以为反覆迎合云。）
４、壬寅，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曾布为右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辞免，不允。（《纪事本末》卷百三十。案：《东都事略本纪》：十月丁酉，韩忠彦为左仆射。壬寅，曾布为右仆射。《宋史曾布传》：徽宗遣中使召蔡京钅巢院，拜韩忠彦左仆射。京探徽宗意，徐请曰：“麻词未审合作专任一相，或作分命两相之意。”徽宗曰：“专任一相。”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复相矣。”已而复召曾肇草制，拜布右仆射，故其制曰
译丁亥日，下诏任命新添差监扬州粮料院陈瓘为无为军知军。当时陈瓘已经出了京城城门，便在门外呈上露章辞谢免职说：“臣近日自从听说被隔别对问之后，曾将上殿时的奏札写成状子缴进，陈述蔡京在绍圣年间亲自书写奏札，请求诛灭刘挚等人的事情。上述奏札所言，是在臣担任扬州粮料院监官之前。（案：《宋编年通鉴》记载：陈瓘露章辞免说：“蔡京勾结关通，权势日益牢固，广泛布置亲信，羽翼已成，愚弄朝廷，如同儿戏，天下治乱的趋势，系于蔡京一人，不可不早加辨明。陛下若认为臣的话是对的”等等。）陛下若认为臣的话是对的，就应当如臣所请，追究蔡京的罪责，明正典刑，然后更改臣的差遣，以显示听从采纳；若认为臣的话是错的，那就是臣的事情暴露，反而成为他的罪状，更加重地贬谪放逐，这才得当。如今蔡京桀骜不驯，肆意妄为，无所畏惧，而臣的奏章屡次上呈，未曾蒙恩降出，这说明陛下不认为臣的话可信。不信任臣的话却轻易更改任命，传扬天下，人们必定惊骇疑惑。”又实封上奏说：“蔡京在朝廷，国家便不得安宁，臣即使改任差遣，又有什么安宁呢？臣不敢接受任命的原因，就像露章所说的那样，露章所言不够详细，再次以此奏章冒犯圣听，是为了竭尽恳切忠诚之心。所有关于知无为军的敕命，不敢接受，将前往扬州听候指挥。”皇帝下诏不许辞免。（《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九，又卷一百三十一。）
1、十月丙寅日，皇上说：“陈瓘议论政事极其不可得，暂时贬谪也不会太久，前日派人送给他黄金百两，陈瓘接受赏赐时流泪哭泣。”曾布说：“陛下待遇如此，他理应感动哭泣。”（《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九。案：钱氏《朔闰考》记载：十月甲午朔，没有丙寅日。《宋史本传》记载：陈瓘出都门，缴进四章奏疏，并阐明宣仁太后诬谤之事。皇帝密遣使者赐给他黄金百两，太后也命令他不要急于离去。现在据此附在陈瓘出都门之后。）
2、丙申日，翰林学士承旨、中大夫蔡京任端明殿学士、永兴军知军。吴居厚已被罢免，（案：《宋史吴居厚传》记载：吴居厚任开封府知府，担任永泰陵桥道顿递使，因积雨滞留获罪，罢免后任和州知州。）长安缺少主帅，皇上想派遣蔡京，韩忠彦认为应当派遣。有人说：“先前已经任命了两名学士。”皇上说：“给他。”韩忠彦说：“长安与河东不同，况且蔡京的罪状已经显露，只想给他端明殿学士的职衔。”皇上说：“好。”曾布说：“蔡京外放，是天下人所共同希望的，自从差遣河东参差，皇太后不胜愤怒，臣从此不敢再开口。圣意如此，多么幸运啊！”皇上说：“近日陈瓘有言论，因此询问他勾结、亲近习玩的情况，却有信给裴彦臣，说暂且烦劳他在太后面前主张保全。”曾布说：“蔡京在朝廷如此，怎么可以让他善终离去，只是因为形迹牵连到东朝，所以暂且让他补任外官也可以。”（《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又卷一百三十一。原注：蔡绦《史补·元庙篇》记载：蔡京因议论原庙及三年服制获罪离去。按获罪缘于这两件事，况且原庙实际采用了蔡京的议论，蔡绦妄言罢了。案：原庙即景灵西宫。李心传《朝野杂记》记载：景灵有东西宫，仿照汉代原庙的制度。蔡京的议论，见上文八月，他关于三年服制的议论，见《续长编》元符三年正月。蔡京外放知永兴，与这两件事无关，原注驳斥他是正确的。）
3、特进、新任越州知州章惇被责授武昌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潭州。起初章惇罢相，陈瓘议论说他获罪太轻，于是中书省检阅陈瓘的奏章，才有这道命令。（《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案：《东都事略李清臣传》记载：章惇罢相，李清臣上奏：“章惇为相，朝廷将政事托付给他，不设次辅，而章惇不念顾全国家，他用来开导皇上听闻的，无非是嫉妒残忍杀伐之事，凭借自己平日的仇怨，有的诬蔑宗庙，有的称谋危害皇上身体，将人放逐南方，置于死地。所以被贬的人及骨肉死者不得归葬，活着的全都成为囚徒。又因编类章疏，看详申诉理由，受祸的一千多家。自古奸臣，少有比得上章惇的，如今既然罢去，还以特进身份守藩，天下人心郁抑不快，何不加以诛杀，以慰民望。”章惇于是被责授散官安置。《治迹统类》记载：李清臣弹劾章惇，议论者认为他反复迎合。）
4、壬寅日，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曾布任右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郞，辞谢免职，不被允许。（《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案：《东都事略本纪》记载：十月丁酉日，韩忠彦任左仆射。壬寅日，曾布任右仆射。《宋史曾布传》记载：徽宗派遣中使召蔡京入枢密院，拜韩忠彦为左仆射。蔡京探知徽宗心意，慢慢请求说：“麻词未审是专任一相，还是分命两相的意思。”徽宗说：“专任一相。”蔡京出来，宣言说：“子宣不再为相了。”不久又召曾肇起草制书，拜曾布为右仆射，所以他的制书说
：“左右置相，东西分台，相须而成，阙一不可。”《曾巩传》云：布之拜相，肇适当制，国朝学士弟草兄制，惟韩维与肇，为衣冠荣。《曾肇》所草制，《宋文鉴》载之。）
译在左右设置宰相，在东西分设尚书省，二者相互依存才能成就，缺少一个都不行。《曾巩传》中说：曾布拜相，曾肇恰好负责起草任命诏书，本朝学士弟弟起草哥哥的任命诏书，只有韩维和曾肇，这是士大夫的荣耀。曾肇所起草的诏书，《宋文鉴》中记载了它。
５、庚戌。（案：《续长编》卷五百十九载马诚权陕西路转运副使。注云：元符三年十月十七日可考。今文已佚。十七日，庚戌。）
６、辛亥，朝奉郎、集贤殿修撰、知荆州府杨畏提举洞霄宫。（《纪事本末》卷百二十。）
７、乙卯，中书省检会御史中丞丰稷言：“伏见责授武昌军节度副使章惇，昔在相位，变乱名实，颠倒是非；拔擢群小，布列中外；阴邪惨酷，更相唱和；流毒四方，感动天变。伏遇大明继照，群阴廓开，俊杰勷征，奸回窜伏。安惇、蹇序辰放归田里，吕嘉问、路昌衡分司，范镗、张商英、吴居厚落职，降知小州，惟林希、徐铎、叶祖洽未见朝廷施行。虽圣度包荒，尚冀黜责，臣职在纠慝，合具弹奏。”云云。诏资治殿学士、通议大夫、知大名府林希降端明殿学士、知扬州，朝散大夫、龙图阁待制、知洪州叶祖洽落龙图阁待制、知洪州，朝奉大夫、龙图阁待制、知青州徐铎落龙图阁待制、知湖州。（《纪事本末》卷百二十。）
８、丙辰，虞策以户部侍郎权户部尚书。（《续长编》卷五百二注。案：原注：云：元符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又以前户侍权户书。二十三日，丙辰也。《宋史》本传云：策奏徽宗，请均节财用，曰：“臣比在户部，见中都经费岁六百万，与天下上供之数略相当。尝以祖宗故实考之，皇祐所入总三千九百万，而费叆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万，而费五之一；熙宁五千六十万，而费尽之。今诸道随一月所须，旋为裒会，岌岌然不能终日，愿深裁浮冗，以宽用度。”）
９、戊午，新知南康军龚原改知寿州。（《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龚原八月乙未劾邓洵武，其知南康军当在九月以后。《宋史》本传云：朝论谓帝为哲宗庙服，当循开宝故事，为齐衰期。原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於庶人，一也。”主议者斥其妄，黜知南康军，改寿州。俄用三年之制，乃复修撰，知扬州。还朝，历兵、工部二侍郎，除宝文阁待制、知庐州。陈瓘击蔡京，原与瓘善，或谓原实使之，夺职居和州。）
１０、己未，诏略曰：“朕於为政取人，无彼时此时之间，斟酌可否，举措损益，惟时之宜；旌别忠邪，用舍进退，惟义所在，使政事不失其当，人材各得其所，则能事毕矣。无偏无党，正直是与，体常用中，祗率大体，以与天下休息，以成朕继志述事之美，不亦韪欤？若夫曲学偏见，妄意改作，妨功扰政，以害吾国是者，非惟朕所不与，迺公议之所不容，亦与众弃之而已。”（《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宋编年通鉴》云：下诏绍述熙、丰之政。即谓此诏。其实诏无是意，不过欲调和元祐、绍圣之人耳。初，陆佃上疏曰：“人君践祚，要在正始，正始之道，本於朝廷。近时学士大夫相倾竞进，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讦人为风采，以忠厚为重迟，以静退为卑弱，相师成风，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实在今日。神宗延登真儒，立法制治，而元祐之际，悉肆纷更。绍圣以来，又皆称颂。夫善续前人者，不必因所为，否者赓之，善者扬焉。元祐纷更，是知赓之而不知扬之之罪也；绍圣称颂，是知扬之而不知赓之之过也。愿咨谋人贤，询考政事，惟其当之为贵，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徽宗嘉其言，遂命修《哲宗实录》。此九月甲子朔事，具详《宋史·本纪》及《陆佃传》。又《曾巩传》云：巩弟肇，帝命肇作诏谕天下。肇见帝言：“陛下思建皇极，以消弭朋党，须先分别君子小人，赏善罚恶，不可偏废。”开说备至。已而诏从中出。是徽宗不以曾肇之说为然，而专主陆佃调和之论也。又《任伯雨传》云：建中靖国改元，当国者欲调和元祐、绍圣之人，故以“中”为名。伯雨言：“人才固不当分党与，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杂进可以致治者。盖君子易退，小人难退，二者并用，终於君子尽去，小人独留。唐德宗坐此致播迁之祸，建中乃其纪号，不可以不戒。”《丰稷传》云：稷言：“陛下以‘建
译5. 庚戌日。（按：《续长编》卷五百十九记载马诚权任陕西路转运副使。注云：元符三年十月庚戌日可考。今文已佚。十七日，即庚戌日。）
6. 辛亥日，朝奉郎、集贤殿修撰、荆州府知府杨畏被任命为提举洞霄宫。（《纪事本末》第一百二十卷。）
7. 乙卯日，中书省检阅御史中丞丰稷的奏言：“臣见被责授为武昌军节度副使的章惇，昔日在相位时，混淆名实，颠倒是非；提拔众多小人，遍布朝廷内外；阴险邪恶、残酷狠毒，互相呼应；流毒四方，感动上天降下灾异。幸遇圣明君主继位，阴霾廓清，俊杰辅佐，奸邪窜伏。安惇、蹇序辰被放归田里，吕嘉问、路昌衡被分司安置，范镗、张商英、吴居厚被罢去官职，降任小州知州，只有林希、徐铎、叶祖洽尚未见朝廷施行惩处。虽然圣德宽宏，仍希望予以贬黜责罚，臣职在纠察邪恶，应当具奏弹劾。”等等。诏令资治殿学士、通议大夫、大名府知府林希降为端明殿学士、知扬州，朝散大夫、龙阁待制、洪州知州叶祖洽罢去龙图阁待制、知洪州，朝奉郎、龙图阁待制、青州知州徐铎罢去龙图阁待制、知湖州。（《纪事本未》第一百二十卷。）
8. 丙辰日，虞策以户部侍郎的身份暂代户部尚书。（《续长编》卷五百二的注。按：原注云：元符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又以前户部侍郎暂代户部尚书。二十三日，即丙辰日。《宋史》本传记载：虞策向徽宗上奏，请求均衡节制财用，说：“臣近来在户部，见京城经费每年六百万，与天下上供的数额大致相当。曾以祖宗旧例考证，皇祐年间收入总计三千九百万，而费用占三分之一；治平年间收入四千四百万，而费用占五分之一；熙宁年间收入五千六百万，而费用全部用尽。如今各道随一月所需，随即聚敛，岌岌可危，不能维持终日，希望深切裁减浮滥冗费，以宽缓用度。”）
9. 戊午日，新任南康军知军龚原改任寿州知州。（《纪事本末》第一百二十卷。按：龚原八月乙未日弹劾邓洵武，他任南康军知军应当在九月以后。《宋史》本传记载：朝中议论认为皇帝为哲宗服丧，应当遵循开宝年间的旧例，穿齐衰服期年。龚原说：“三年的丧期，从天子到庶人，是一样的。”主持议论的人斥责他荒谬，贬黜他任南康军知军，改任寿州知州。不久采用三年丧制，于是恢复修撰官职，任扬州知州。回朝后，历任兵部、工部侍郎，任命为宝文阁待制、庐州知州。陈瓘弹劾蔡京，龚原与陈瓘交好，有人说龚原实际上是主使者，被夺去官职，居住在和州。）
10. 己未日，诏书大意说：“朕在施政用人方面，不分彼时此时，斟酌可行与否，举措增减，只以时宜为准；表彰辨别忠邪，任用舍弃进退，只以道义所在为准，使政事不失其恰当，人才各得其所，那么能做的事就完备了。不偏不党，与正直的人为伍，体现常道，遵循大体，以便与天下人休养生息，成就朕继承遗志、叙述先帝事迹的美好功业，不也是正确的吗？至于那些曲解学问、持有偏见，妄图改变法度，妨害功业、扰乱政事，以危害国家既定方针的人，不仅朕不认同，也是公议所不容，就与众人一起抛弃他们罢了。”（《纪事本末》第一百二十卷。按：《宋编年通鉴》记载：下诏绍述熙宁、元丰年间的政事。即指此诏。其实诏书没有这个意思，不过是想调和元祐、绍圣两派的人罢了。起初，陆佃上疏说：“君主即位，关键在于端正开始，端正开始的道理，根本在于朝廷。近来学士大夫互相倾轧、争着进用，以善于探求事意为精神，以能揭发他人为风采，以忠厚为重迟，以静默退让为卑弱，相沿成风，没有人能制止，纠正并挽救它，实在在于今日。神宗提拔真儒，立法治国，而元祐年间，全部肆意更改。绍圣以来，又都称颂。善于继承前人的人，不必因袭其作为，不好的就改正，好的就发扬。元祐的肆意更改，是知道改正而不知道发扬的罪过；绍圣的称颂，是知道发扬而不知道改正的过错。希望咨询贤人，考察政事，只以恰当为贵，达到大中至正，也在于今日。”徽宗嘉奖他的话，于是命令修撰《哲宗实录》。这是九月甲子朔日的事，详细记载在《宋史·本纪》及《陆佃传中》。又《曾巩传》记载：曾巩的弟弟曾肇，皇帝命令曾肇作诏书晓谕天下。曾肇见皇帝说：“陛下想建立皇极，以消弭朋党，必须先分别君子小人，赏善罚恶，不可偏废。开导解说非常详尽。不久诏书从宫中发出。这是徽宗不认为曾肇的说法正确，而专门主张陆佃调和的议论。又《任伯雨传》记载：建中靖国改元，当权者想调和元祐、绍圣两派的人，所以以“中”为名。任伯雨说：“人才固然不应分党与，然而自古没有君子小人杂进可以致治的。大概君子容易退，小人难退，二者并用，最终君子全部离去，小人独自留下。唐德宗坐此导致播迁之祸，建中乃是其纪号，不可以不警戒。”《丰稷传》记载：丰稷说：“陛下以‘建
中靖国’纪元，臣谓尊贤纳谏，舍己从人，是谓‘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习招权，是谓‘靖国’。以副体元谨始之义。”）
译中靖国”纪元，臣认为尊崇贤才、采纳谏言，舍弃己见、听从他人，这就叫做“建中”；不制作奇巧淫靡的器物，不让亲信近侍揽权弄势，这就叫做“靖国”。以此来符合体察元气、谨慎开端的意义。”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十月，以韩忠彦、曾布为左、右仆射。曾布之相也，御史中丞丰稷欲率台属论之，遂迁稷工部尚书，以王觌为中丞。稷力匄补外，不允。谢表有“内侍已成於怨府，佞人方剡於奏章”，上问：“佞人为谁？”曰：“曾布。陛下斥布，则天下事定矣。”案：曾布事已见上。《东都事略丰稷传》云：稷迁中丞，首论蔡京之罪，京贬；又论章惇误国，惇黜；又言宣仁佐佑哲宗，退黜小人，洎小人复用，遂造诬谤，今宜辨明。又史官修《神宗实录》，辄以王安石《日录》乱之，愿择史臣，申饬成书。又数言近习之非，会曾布由内侍进，将拜相，稷谓台属曰：“盍共论之。”迁工部尚书，布遂相。陈次升《谠论集奉弹曾布第四疏》云：布自登揆路，首罢丰稷御史中丞，引用门人王觌为代丰稷。陛下之所任，在职累月，忠言谠论，屡闻入告，布则忌之。觌乃布所引用，在职弥旬，未闻补报。今因人言，则有内相之命。陛下之所任者，恩数则薄；布之引用者，恩数加厚，颠倒如此，何以厌服人心！
１、十一月癸亥，案：钱氏《朔闰考》：癸亥，是月朔也。端明殿学士、新知永兴军蔡京知江宁府。（《纪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
２、右正言陈祐言：“按林希为中书舍人，草吕大防等责词，以司马光变法之初，指名老奸，略无忌惮。苏辙试贤良，而希言辙对策之时已有异志。至於文及甫造为刘挚甘心快意之事，亦希有以启之。陛下灼知奸党，明正典刑，而罪大责轻，人望不厌；况秘殿清职，近臣之优选，维扬会府，非待有罪之地。伏望圣明察希用心，最为犯义，重行黜责，投之间散，以申公宪。”（《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宋史林希传》云：初黜元祐群臣，希皆密豫其议。自司马光、吕公著、大防、刘挚、苏轼等数十人之制，皆希为之，词极其詀诋，至以“老奸擅国”之语阴斥宣仁，读者无不愤叹。一日，希草制罢，掷笔於地曰：“坏了名节矣。”）
３、乙丑，诏希落端明殿学士，依旧大中大夫、知扬州，（《纪事本末》卷百二十。） 孙谔自司勋为右司谏。（《续长编》卷五百六注。案：《宋史》本传云：徽宗立，复为右司谏，首论大臣邪正、政事可废置因革者，帝称其鲠直。议者欲以群臣封事付外详定，谔言：“君不密则失臣，是将速忠臣之祸矣，不宜宣泄。”乃止。迁左司谏，俄卒。谔与彭汝砺以气节相尚，汝砺亡，谔语所知曰：“吾居言责，不媿器资於地下矣”。）
４、庚午，赐故赠太傅王安石妻越国夫人吴氏江宁府官屋六十间，以吴氏讬蔡卞为家，旧有赐第京师已纳朝廷，而卞赴贬所，故有是赐。（《纪事本末》卷百三十。）
５、侍御史陈次升言：“臣伏见新除端明殿学士、知江宁府蔡京，顷在翰苑，倚势作奸，自除边帅，即怀怨望，臣僚屡有弹奏，不蒙显谪。今除知江宁府，仍领端明殿之职，采之众论，谓京负朝廷至深，朝廷待京何厚！伏望重行黜责，以示至公。”（《纪事本末》卷百二十。）
６、诏：“端明殿学士、中大夫、知江宁府蔡京落端明殿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正议大夫、提举洞霄宫蔡卞降为太中大夫，守少府少监，分司南京，依旧太平州居住。”京既贬，辅臣谓责卞轻，故并及之。（《纪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案：陈次升《谠论集奏弹蔡卞状》云：卞窃弄赏罚，私报恩仇。人有誉其妻父之善者，极力主张，寘之显要；有议其妻父之短者，指为诽谤宗庙，寘之深罪。其所进用，若非妻党之小人，即是门下之奸吏，更唱迭和，相引为重，造作事端，屡成冤狱。看详理诉，编类章疏，洗垢索瑕，中伤士类，或轻或重，皆出己意。或投之远方，或陷之深辟，毒流天下，实不忍闻。其事主行，虽在章惇，卞实启之。时人目为“笑面夜叉”，天下之所共知也。近虽责降，未厌人心。伏望圣慈重行窜责，以谢天下。）
７、辛未
译《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十月，任命韩忠彦、曾布分别为左、右仆射。曾布担任宰相时，御史中丞丰稷打算率领御史台的属官弹劾他，于是朝廷将丰稷调任为工部尚书，任命王觌为御史中丞。丰稷极力请求外放任职，未被允许。他在谢恩表中写道：“内侍已结成怨恨的根源，奸佞之人正在奏章中极力推荐。”皇上问：“奸佞之人是谁？”丰稷回答：“是曾布。陛下如果斥退曾布，那么天下的事就安定定了。”按：曾布的事前文已见。《东都事略·丰稷传》记载：丰稷升任御史中丞后，首先弹劾蔡京的罪行，蔡京被贬；又弹劾章惇误国，章惇被罢黜；又陈述宣仁太后辅佐哲宗，罢退小人，等到小人重新被起用，就制造诬蔑诽谤，现在应当辨明真相。又史官修撰《神宗实录》，擅自用王安石的《日录》扰乱史实，希望选拔史官，严加告诫以完成史书。又多次陈述亲近侍从的过错，恰逢曾布由内侍身份晋升，即将拜相，丰稷对御史台属官说：“何不共同弹劾他？”于是丰稷被调任工部尚书，曾布遂拜相。陈次升《谠论集·奉弹曾布第四疏》记载：曾布自从登上宰相之位，首先罢免了丰稷的御史中丞职务，引用自己的门生王觌代替丰稷。陛下所任命的人，在职几个月，忠言正论，屡次听闻上报，曾布却忌恨他。王觌是曾布所引用的人，在职十多天，未曾听闻有补益回报。现在因为别人的言论，就有内相的任命。陛下所任命的人，恩宠待遇薄；曾布所引用的人，恩宠待遇厚，如此颠倒，怎么能让人心信服！
1、十一月癸亥日，按：钱氏《朔闰考》记载：癸亥日，是这个月的初一。端明殿学士、新任永兴军知府蔡京改任江宁府知府。（《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又卷一百三十一。）
2、右正言陈祐上言：“查考林希担任中书舍人时，起草吕大防等人的责罚诏书，以司马光变法之初，指名道姓称其为老奸巨猾，毫无顾忌。苏辙参加贤良科考试，而林希说苏辙在对策时已有异心。至于文及甫制造刘挚甘心快意之事，也是林希有以启发的。陛下明察奸党，严明法纪，但罪大责轻，人心不服；况且秘殿清职，是近臣的优缺，维扬会府，不是安置有罪之人的地方。恳请圣明察知林希用心，最为违背道义，重行贬斥责罚，投闲置散，以伸张公法。”（《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按：《宋史·林希传》记载：当初罢黜元祐群臣，林希都秘密参与谋划。自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苏轼等数十人的制诏，都由林希起草，言辞极其诋毁，甚至用‘老奸擅国’的话暗中斥责宣仁太后，读者无不愤慨叹息。一天，林希起草制诏完毕，掷笔于地说：‘坏了名节了。’）
3、乙丑日，诏令林希免去端明殿学士，依旧任大中大夫、知扬州，（《纪事本末》一百二十。）孙谔由司勋郎中任右司谏。（《续长编》卷五百六十注。按：《宋史》本传记载：徽宗即位，孙谔复任右司谏，首先议论大臣邪正、政事可废置因革之事，皇帝称赞他刚直。议论者想把群臣的封事交给外廷详定，孙谏说：‘君主不机密就会失去臣子，这将加速忠臣的祸患，不宜泄露。’于是停止。升任左司谏，不久去世。孙谔与彭汝砺以气节相互推崇，彭汝砺去世，孙谔对亲近的人说：‘我担任言官，不惭愧于地下。’）
4、庚午日，赐已故赠太傅王安石妻子越国夫人吴氏江宁府官屋六十间，因为吴氏托付蔡卞安家，旧有赐第在京师已交纳朝廷，而蔡卞赴贬所，所以有此赐予。（《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
5、侍御史陈次升上言：“臣见新任端明殿学士、知江宁府蔡京，从前在翰苑，倚仗权势作奸犯科，自除边帅，即怀怨恨，臣僚屡次弹劾，未蒙显谪。今除知江宁府，仍兼领端明殿之职，采之众论，说蔡京辜负朝廷至深，朝廷对待蔡京何其厚！恳请重行贬斥责罚，以示至公。”（《纪事本末》一百二十。）
6、诏令：“端明殿学士、中大夫、知江宁府蔡免去端明殿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正仪大夫、提举洞霄宫蔡卞降为大中大夫，守少府少监，分司南京，依然居住在太平州。”蔡京既被贬，辅臣认为责罚蔡卞太轻，所以一并涉及他。（《纪事本末》一百二十，又一百三十一。按：陈次升《谠论集·奏弹蔡卞状》记载：蔡卞窃取赏罚大权，私报恩仇。有人赞誉其岳父之善者，极力主张，置于显要；有人议论其岳父之短者，指为诽谤宗庙，置于深罪。其所进用之人，若非妻党之小人，即是门下之奸吏，互相唱和，相引为重，制造事端，屡成冤狱。看详理诉，编纂章疏，洗垢索瑕，中伤士人，或轻或重，皆出己意。或流放远方，或陷于深辟，毒流天下，实不忍闻。其主事者，虽在章惇，蔡卞实启之。时人目为‘笑面夜叉’，天下之所共知也。近虽责降，未服人心。恳请圣慈重行窜责，以谢天下。）
7、辛未日
。（案：《续长编》卷五百二十载江、淮等路提点坑冶铸钱兼措置铜事。注云：十一月九日可考。今其文已佚。九日，辛未也。）
译（按：《续长编》卷五百二十记载了江、淮等路提点坑冶铸钱并兼理铜务一事。注解说：十一月九日可以考证。如今这段文字已经散佚。九日，是辛未日。）
８、侍御史陈次升言：“蔡卞之与章惇，俱盗权先朝，为天下害。卞以阴险谋之，惇以凶悍行之，二人同恶相济，罪当均一。臣谓惇之凶暴，其害物止於一时；卞则又败坏道术，使不得归正；疑乱风俗，使不得为善。其害又留於万世也，卞之为害，实不在惇下。惇既以散官安置潭州，而卞则止於近地分司，适遂所欲，何名为谪？人心未服，公议未厌。”（《纪事本末》卷百二十。）
９、壬申，诏降授太中大夫、守少府少监、分司南京蔡卞降中大夫，依前分司，移池州居住。（《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建中靖国元年二月丁巳，任伯雨疏有云：去年，臣僚上言：“蔡卞之恶，过於章惇，乃自太平州移池州，顺流三程，一日可到，愚弄朝廷，仅同儿戏。盖人人畏附惇、卞，至今未已，故宁负陛下，不负惇、卞。大奸元恶，未正典刑，人情愤叹。”）
１０、辛卯，侍御史陈次升言：“右仆射曾布，性禀奸邪，心怀凶险，顷居枢府，阿顺宰臣，进用匪人，大开边隙。又近自登宰府，独擅国权，轻视同僚，威福由己；进拔亲故，罗列宫局，以为耳目；任用门人，置之台谏，以为腹心。”又曰：“布在绍圣初实与蔡卞交结，遂申请乞用王安石《日录》修《神宗国史》，致史官观望，变乱事实，多誉王安石之善，掩蔽神宗之美。”又曰：“子弟招权，交通宾客，其门如市，伏望圣慈特正布之典刑，以谢天下。”（《纪事本末》卷百三十。案：《谠论集》次升奏弹曾布有九疏。《宋史范纯礼传》云：侍御史陈次升乞除罢言官并由内批，不由三省进拟，右相曾布力争不能得，乞降黜次升。范纯礼徐进曰：“次升何罪？不过防柄臣各引所亲，且去不附己者尔。”徽宗曰：“然。”乃寝布议。）
卷十七
徽宗
△建中靖国元年（辛巳，一一○一） （案：钱氏《朔闰考》：是年辛巳。）
１、春正月壬戌朔，改元。（依《续长编》通例补。案：李氏《长编》通例，每一帝立之元年，特书春正月某某朔改元，其中间复改元则不书。兹据其例，补之正月壬戌朔。见下任伯雨《疏》及《宋史·本纪》。）
２、丁丑，命尚书右仆射曾布为大行皇太后山陵使。（《纪事本末》卷百三十。）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正月朔，有流星光烛地，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气起东北方，亘西方，中出白气二；将散，复有黑气在傍。任伯雨言：“正岁之始，建寅之月，其卦为泰，年方改元，时方孟春，月居正首，日为壬戌。是陛下本命，而赤气起於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为阳，夜为阴。以四方言之，东南为阳，西北为阴。从五色推之，赤为阳，黑与白为阴。从事推之，朝廷为阳，宫禁为阴；中国为阳，夷狄为阴；君子为阳，小人为阴；德为阳，兵为阴。此宫禁阴谋，下干上之证也。渐訩正而西散为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窃发之证也。陛下以灭异为警戒，不可不深思远虑。”案：《九朝备要》录任伯雨疏，较此为详。《东都事略》本传云：时欲建火星观以禳之，伯雨不可曰：“圣人修德以弭灭，未有祈禳而消变。”李濂《汴京遗迹志》卷十四云：建中元年正月，任伯雨上疏云：“臣闻天人之交，不啻影响灭祥之来，必有象类，故格王先正厥事，而圣人惟能畏天。尝闻修德以弭灭，未有因祈禳而消变者也。《六经》所载，百世可知。臣风闻近日内臣打量太乙宫侧欲建火星观以禳赤气之异。臣始闻之，中心不信，亦既累日，传者益众。臣为谏官，当救其源，闻虽未详，敢不先事！犬马之心，诚不能已。窃惟陛下即位以来，灭异屡降，盖天之於人君，犹父之於其子，爱之深则教之，至数有灭异，或者欲陛下戒惧以谨厥初欤？陛下固宜小心修德，克己正事。谨按《洪范》以五事配五福，说者谓视之不明，是谓不哲时则有赤祥。陛下当益广聪明，判别贤佞，揽权纲以信赏罚，专威福以察功罪，使皇明赫赫，事至必断，则乖异
译8、侍御史陈次升上言：“蔡卞与章惇，都窃取了先朝的大权，成为天下的祸害。蔡卞用阴险的手段谋划，章惇用凶狠强悍的手段施行，两人同流合污、互相助长，罪责应当相同。我认为章惇的凶暴，其祸害只限于一时；而蔡卞则败坏了正道，使正道不能回归；混淆扰乱风俗，使人们不能向善。他的祸害将遗留万世，蔡卞造成的祸害，实在不在章惇之下。章惇已经被降职安置在潭州，而蔡卞却只被安排在近地分司，正好遂了他的心愿，这怎么能叫作贬谪？人心尚未信服，公众舆论尚未满足。”（《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
9、壬申日，下诏将降授为太中大夫、守少府少监、在南京分司的蔡卞降为中大夫，仍依前例分司，移居池州居住。（《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按：建中靖国元年二月丁巳日，任伯雨上疏中有言：去年，臣僚上言：“蔡卞的罪恶，超过章惇，却从太平州移到池州，顺流而下只需三程，一天即可到达，愚弄朝廷，简直如同儿戏。大概是因为人人都畏惧依附章惇、蔡卞，至今未止，所以宁愿辜负陛下，也不辜负章惇、蔡卞。大奸大恶之人，未受应有的刑罚，人们心中愤恨叹息。”）
10、辛卯日，侍御史陈次升上言：“右仆射曾布，天性奸邪，心怀凶险，先前在枢密院任职时，阿谀顺从宰相，进用非贤之人，大开边衅。又近来登上宰相之位，独揽国家大权，轻视同僚，威福由自己决定；提拔亲信故旧，罗列在宫廷机构中，作为耳目；任用门生故吏，安置在御史台和谏院，作为心腹。”又说：“曾布在绍圣初年确实与蔡卞勾结，于是申请乞求使用王安石的《日录》来修撰《神宗国史》，致使史官观望风向，变乱事实，多赞誉王安石的好处，掩盖神宗的美德。”又说：“子弟招揽权势，交往宾客，其门庭如市场般热闹，恳请圣上慈爱，特别正法曾布，以谢天下。”（《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按：《谠论集》中陈次升弹劾曾布的奏疏有九篇。《宋史·范纯礼传》记载：侍御史陈次升请求罢免言官均由内批决定，不由三省进拟，右相曾布极力争辩未能成功，请求贬黜陈次升。范纯礼缓缓进言说：“陈次升有什么罪？不过是防备权臣各自引荐亲信，并且除去不依附自己的人罢了。”徽宗说：“是的。”于是搁置了曾布的提议。）
卷十七
徽宗
△建中靖国元年（辛巳，一一〇一）（按：钱氏《朔闰考》：这一年是辛巳年。）
1、春正月壬戌日初一，改元。（依照《续长编》通例补入。按：李氏《长编》通例，每一位皇帝即位的第一年，特别记载春正月某某日初一改元，其中间再次改元则不记载。这里根据这个惯例，补入正月壬戌日初一。见下文任伯雨《疏》及《宋史·本纪）。）
2、丁丑日，任命尚书右仆射曾布为大行皇太后的山陵使。（《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正月初一，有流星光芒照耀地面，从西南进入尾宿，抵达距星。当天晚上，有红色云气从东北方升起，横跨西方，中间出现两道白色云气；将要散去时，旁边又有黑色云气。任伯雨上言：“新年伊始，建寅之月，其卦为泰卦，年分刚刚改元，时节正值孟春，月份居正首，日子是壬戌。这是陛下的本命日，而红色云气兴起于暮夜的幽暗之中。以一天来说，白天为阳，夜晚为阴。以四方来说，东南为阳，西北为阴。从五色来推演，红色为阳，黑色与白色为阴。从事物来推演，朝廷为阳，宫禁为阴；中原为阳，夷狄为阴；君子为阳，小人是阴；德行为阳，兵戈为阴。这是宫禁阴谋，下犯上位的证据。逐渐喧杂并向西散开变为白色，而白色主兵，这是夷狄暗中发动的证据。陛下应以消除异象为警戒，不可不深思远虑。”按：《九朝备要》收录任伯雨的奏疏，比这里更详细。《东都事略》本传记载：当时打算修建火星观来禳解灾异，任伯雨认为不可，说：“圣人修养德行来消除灾异，没有通过祈祷禳解而消除灾变的。”李濂《汴京遗迹志》卷十四记载：建中元年正月，任伯雨上疏说：“我听说天人的感应，不止是影随形应，灾异之气的到来，必定有相应的征兆，所以格王先正其事，而圣人只知敬畏上天。曾听说修养德行来消除灾异，没有因为祈祷禳解而消除灾变的。《六经》所载，百世可知。我风闻近日宦官丈量太乙宫侧，打算修建火星观来禳解红色云气的异象。我起初听到，心中不信，过了几天，传言的人越来越多。我作为谏官，应当救治根源，听闻虽然未详，怎敢不事先进言！犬马之心，确实不能停止。私下认为陛下即位以来，灾异屡次降下，大概上天对于人君，就像父亲对于儿子，爱之深则教之，屡次有灾异，或许是想要陛下戒惧以谨慎开端吗？陛下本来应当小心修养德行，克制自己，端正事务。谨按《洪范》以五事配合五福，解说者说视之不明，称为不哲，这时就有红色灾祥。陛下应当更加广开聪明，辨别贤佞，掌握权纲以信守赏罚，专断威福以察明功罪，使皇明赫赫，事至必断，那么乖异”